作者：薛东前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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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产业的时空集散：西安的案例试读：
前言
2009年开始，我们研究团队感兴趣于文化产业的研究，这得益于多年来对城市地理和城市产业的积累，也受惠于近年来在境外的学习研究经历，及由此产生的对产业发展的新认识。2011年我们成功申请到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产业集聚与扩散的时空相关性研究——以西安市文化产业为例（10XJL0015），基于此，使我们能够站在一个新的视角、学科交叉融合的层面，系统地对相关问题进行研究。
关于文化产业的研究，其视角、尺度、内容具有大量的研究空间，但我们仍然试图将侧重点聚焦于传统的领域，即集聚与扩散问题。因为我们力图在传统的研究领域进一步提炼出新的特点和规律。虽然如此，由于文化产业的本质属性、发展阶段、数量门类的纷繁复杂，其集聚与扩散的模式、规模、类型、时空特点等势必不同于传统产业。因此本书采用总篇和分篇的体例系统研究文化产业的类型与特征、集聚与扩散、时间与空间、机制与效应等方面，与此同时，对典型文化产业（新闻出版、文化娱乐、文化艺术、广告传媒等）进行了分门别类的探讨。
需要指出的是，在集聚与扩散研究领域，本身存在诸多彼此联系又相互区别的重大问题，是理论界和实践领域需要厘清的重要概念、理论和方法。但是，我们认为，集聚与扩散除了规模与效益、类型与区域、模式与方向等领域需要深入研究外，集聚与扩散的时间演化、空间演替，特别是时空相关性研究，应该引起研究者的关注，这也是本书书名命名的意义所在。
本书由薛东前、马蓓蓓总体设计、撰写和统稿，段志勇、康亚丽、郭晶、李玲、刘红、石宁、张毛毛、才超等参与了部分内容的撰写，庄元、张志杰、李淼、范晨辉等参与了校对和修订工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邓泳红女士、周映希女士及其团队为本书的出版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在此向他们表示深深的谢意。
文化产业的时空特征研究是一个较为庞大的系统工程，本书也只是这一领域的一项探索。由于文化产业，特别是在城市尺度下文化产业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在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和经济结构转型的背景下，集聚与扩散的时空研究也处于新的转折时期，特别是由于作者知识面和视野的限制，书中尚有许多缺点甚至错误，敬请各位读者不吝赐教。薛东前 马蓓蓓2014年11月于西安上篇第一章产业集聚与扩散的相关研究综述第一节 产业集聚与扩散的理论和实践研究一 产业集聚与扩散相关理论1.产业集聚相关理论［1］
产业集聚是经济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的一种空间组织现象。早在19世纪英国新古典经济学家马歇尔率先提出了“产业集聚”的概念，他认为区域内产业集聚是各企业在相互合作、依赖以及信任的基础上建立的相互关系，产业集聚利于提高专业化水平，并从外部经济与规模经济的角度分析了产业集聚的经济学原因，即产业集聚通过企业间信息、技术、思想的传播与共享，能够使企业从技术溢出中收［2］益。但是，当外部经济消失后，企业集群必然逐步解体。此后，区域经济学、经济地理学的众多学者提出了关于产业集聚的理论。区域经济学中的产业集聚理论主要有韦伯的区位集聚论、约瑟夫·A.熊彼特的创新产业集聚论、胡佛的产业集聚最佳规模理论、廖什的产业集聚理论。经济地理学的产业集聚理论有增长极理论、地域生产综合体理论。20世纪70～80年代以后，产业集聚理论有了新的发展，特别是“集群”理论提出以后，产业集聚理论研究达到新的高度。这个时期主要的理论有新产业区理论、波特的产业集群理论。（1）经济学中的产业布局比较优势理论
产业布局比较优势理论认为在商品生产过程中，生产要素禀赋差异起着重要作用。对于文化产业而言，各地区文化资源禀赋各具特色，所以产业发展也各有侧重。总体而言，各地区的侧重产业均是通过对具有优势的生产要素的投入得以选择。有些国家是根据历史文化传统的不同得以体现，如美国好莱坞的影视制作产业，而有些则是基于区域要素优势，如技术优势、创新方面等发展侧重行业，如日本的动漫产业、韩国的游戏产业等，都是在文化资源的基础上加以创意而形成［3］本地区具有优势的文化产业。同样，西安市新闻出版业的迅速发展也与本区的文化资源优势密不可分。
①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
绝对优势理论由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提出。他提出地域间的分工基于两个条件——先天的资源禀赋和后天的有利生产条件，即每个国家和地区都有绝对有利于发展某种产业或者生产某类产品的资源优势和生产条件，如果地区间按照这种有利的条件发展产业或者生产产品，然后彼此买卖交换，不仅使地区内的资源、劳动力、资本等生产条件得以最有效发挥，同时生产成本得以降到最低，从而实现利润最大化。亚当·斯密在该理论中还论证了地域分工促使劳动［4］生产率提高和社会总体财富增加。
②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
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是指导国家和地区产业布局的重要理论［4］。比较优势理论源于1817年大卫·李嘉图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一书。他认为在国家和地区间的贸易分工中，占主导地位的不是绝对利益而是相对利益。即国家和地区之间，只要其中一方的生产成本低于另一方，就说明其具有相对利益，两国间的贸易仍会进行。所以他指出如果各国都集中劳动力、资本生产相对有利的产品进行出口，针对相对不利的产品进行进口的话，即“择优避劣”，则各国各地区将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从而在贸易中实现利益最大化。
③赫克歇尔-俄林的生产要素禀赋理论
1919年，瑞典经济学家埃利·赫克歇尔针对绝对优势理论和比较优势理论中的问题，即只强调国家和地区间贸易的基础是绝对生产率，并没有解释两区间产生贸易的原因，提出了生产要素禀赋理论。他指出两国或是地区间产生贸易的条件是比较成本差异，需具备两个条件，即生产要素禀赋不同和产品生产过程中投入要素的比重不同。贝蒂尔·俄林认为生产要素禀赋的差异包括：矿产资源的差异、土地的差异、资本的差异、劳动力数量及质量的差异、技术和管理水平的差异等，并在此基础上将区域分工、贸易与生产要素等紧密联系，认［5］为资源要素禀赋的差异是产生区域分工和区域贸易的主要原因。（2）区域经济学中的产业集聚理论
韦伯区位论是从生产成本出发，考虑原料、燃料费、劳动成本、运费对工业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利用综合等费用线对工业区位选择进行形象的说明，并对企业区位选择时的集聚指向进行了深入研究。他提出集聚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由于企业规模扩大而产生的生产集聚，这种集聚是由大规模生产或经营利益所产生的；一种是由多种企业在空间上集中产生的集聚，由通过企业间的协作、分工和基础设施［6］的共同利用所带来的集聚效益所产生。廖什从企业区位理论出发，从最低级货物的门槛需求开始，向上建立中心地体系，将市场需求作［7］为产业区位的决定性因素。以霍特林为代表的相互依存区位论研究在不完全竞争条件下均衡状态的形成，发现寡头企业为了占有最大［8］市场，实现利润最大化，将集中在一个区位。
熊彼特（J.A.Schumpeter）1934年提出经济创新的思想，随后又分为技术创新论和制度创新论两条路线。属于制度创新范畴的区域创新理论，主要由“区域创新环境”、“区域创新网络”、“区域创新系［9］统”组成。胡佛（1948）在《经济活动的区位》中将运费作为企业区位选择的重要影响因素，提出在市场地域扩大的过程中存在一个最佳规模临界点。企业在某特定地域集聚会减少运费，实现规模经济，带来生产费的降低，从而使市场地域扩大，但生产过度集聚超过最佳［10］规模临界点就会产生规模不经济，生产费将再次上升。他认为产业集聚区域是一种规模经济区，与群体规模有关的外部性经济不仅与购买方面的因素有关，也包括成本与供应问题，这涉及群体经济内专业化经济的外部性及群体内每一产出总平均成本的下降。（3）经济地理学中的产业集聚理论
法国经济学家佩鲁首先提出增长极的概念，布代维尔在佩鲁的基础上把增长极定义为位于都市内的正在不断扩大的一组产业，通过自身对周边的影响而诱导区域经济活动进一步发展，主要观点是：主导部门和有创新能力的企业，在某些地区或大城市集聚发展形成恰似一个“磁场”的经济活动中心，能够产生较强的极化和扩散作用。“增长极”对周围区域经济发展可以产生正负影响结果。规模经济效应和聚集经济效应使增长极的极化作用不断加强，促使周围区域的生产要素不断向增长极集聚，剥夺了周围区域的发展机会，形成对周围区域的负效果。与极化作用同时存在的扩散作用又对周围区域产生正效果，扩散作用主要源于极化中心对周围区域的带动和促进作用，极化中心的经济外溢作用和政府的调节。苏联经济学家科洛索夫斯基认为经济地域综合体是在一个工业点或一个完整的地区内，根据地区的自然条件、运输和经济地理位置，恰当或有计划地安置各企业，从而获得特定的经济效果的企业间的经济结合。它是由不同功能的部门组成，包括经营类、关联类、依附类和基础设施，是一种典型的产业集聚。（4）新产业集聚理论
新产业概念是由意大利学者巴格纳斯科在1977年所提出的。新产业区理论的核心，一是强调产业区内部企业通过高度专业化分工或转包合同形成的一种基于相互之间的依赖和信任的长期稳定关系；二是本地结网，区内包括企业、辅助机构、科研机构、政府机构等行为主体，有选择地与其他行为主体进行长期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合作，从而形成的具有稳固性的关系网络；三是根植性，企业在区域内扎根，为了迎合当地的市场需求，会逐渐融入地方社会文化中，与区域环境融为一体，表现出根植性；四是行为主体的对称关系，产业区内各产业都是独立平等的，没有支配与依附关系。
克鲁格曼首先把产业集聚与国际贸易因素紧密联系起来，以他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理论中产业集聚现象的原因在于：自然优势集聚力，自然资源优势可以说明种植业、酿酒业、食品制造加工业、运输业、造船业、采掘业等原材料产业的集聚现象；外溢集聚力，即区位外溢，是指某一企业的建成将降低其他的成本或提高它们的竞争力的现象，包括物理外溢和智力外溢；人文集聚力，人文关系会产生信任和声誉，构成契约交易的补充。
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迈克尔·波特（1990）的《国家竞争优势》中首次出现产业集群，他围绕产业集群获取竞争优势展开研究，提出“钻石模型”。该模型由要素条件，需求条件，相关及支撑产业，企［11］业的战略、结构与竞争和两个附加要素——机会和政府组成。产业集群通过三种方式影响竞争力：一是通过提高立足该领域公司的生产力来施加影响；二是通过加快创新的步伐，为未来生产力的增长奠定基础；三是通过鼓励新企业的形成，扩大并增强产业群本身来影响竞争。2.产业扩散相关理论
产业扩散是产业集聚的反过程，产业的任何空间运动，都同时包含了集聚和扩散两种趋势。然而在经济增长的初始阶段，生产空间集聚的效益表现得比扩散的趋势明显得多，产业扩散现象通常会被忽略［12］掉。比如早期的区位理论难以解释产业扩散现象。集聚与扩散是两个不同的方向，集聚更为一般化，集聚与扩散是并存的，是经济要素流动的不同方向。集聚是绝对的，扩散是相对的，因为要素流动必然导致集聚，扩散则可视为新一轮的集聚。之所以存在集聚与扩散之分，是参照系不同，扩散相对于原要素流出地而言是扩散，但相对于将来新的集聚地而言，本身又是集聚。产业集聚与扩散与否，其内在机制是市场扩张效应与市场拥挤效应的相互作用，或是向心力和离［13］心力的相互作用。
美国发展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1984），较早地对产业扩散或转移现象进行了研究。在其《国际经济秩序的演变》一书中，他从劳动力成本的角度分析了产业转移或扩散的经济动因。认为劳动力成本上升，导致了产业生产成本上升，产品不再具有竞争优势，只有进行产业转移。简言之，当集聚导致的生产力成本的比较优势失去时，产［14］业扩散就会出现。然而刘易斯在考察产业“转移”过程时，并没有联系到“集聚”。受阿瑟·刘易斯的影响，相当一批经济学家提出了各自不同的产业“转移”理论。产业梯度转移学说认为，每个国家与地区都处于一定的经济发展梯度上，世界上每出现一种新行业、新产品、新技术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由高梯度上的地区向低梯度上的地区传递下去。日本经济学家小岛清于1987年提出“边际部门转移［15］理论”，从对外投资的角度解释产业转移。日本学者关满博从产业分工角度论述产业转移，认为技术差异导致了产业分工，产业分工导致了产业转移。另外，埃特维尔和托兰惕诺的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威尔斯的小规模技术理论、拉奥的技术地方化理论也对产业转移［12］现象进行了解释。然而上述理论没有真正地将“集聚”与“扩散”联系起来。
法国经济学家佩鲁的增长极理论，是将“集聚”与“扩散”真正联系起来的理论。佩鲁指出：“增长极”具有吸引作用和扩散作用，表现在“增长极”中具有创新能力的企业不断进行技术创新，推出新技术、新产品、新组织与新生产方法，既能从其他地区或部门吸引来最新技术或人才，又能将自己的新技术推广或扩散出去，对其他地区［16］产生影响。瑞典发展经济学家缪尔达尔受佩鲁的影响，提出了地理上的二元结构理论，明确提出了产业在地理上的空间扩散及其效应。他认为，产业或生产要素在地理上的扩散效应要远小于产业或生产要素在地理上的集聚效应，这种集聚效应大于扩散效应的结果是导［17］致“循环累积”，即外围与中心之间差距越来越大。自缪尔达尔之后，新经济地理学的代表人物克鲁格曼发表了具有影响力的《规模报酬递增与经济地理》一文，通过构建精巧的数学模型，深入地解释了产业集聚的经济学机制。但由于文中有些假设过于简单，导致结论无法更好地说明产业扩散现象。而后在克鲁格曼、藤田、维纳布尔斯等人的共同努力下，对原有的核心模型进行了改进，从而更好地解释［12］了产业扩散现象。二 产业集聚与扩散的实证研究1.国外研究
当前国外关于产业集聚的研究多集中在制造业，例如Yukichi ［18］Mano等以日本制造业为例，探讨了战后聚集经济和地理集中产［19］业的关系；Edward J.Feser选取了美国的两种制造业，采用逆输入需求函数的框架来测试这两种制造业不同经济强度的经济产业和城市的大小，结果表明这个效率和通用性的逆输入需求的方法尤其适合微观层面的研究，聚集经济和之前设想的同质性不合适；Joshua ［20］Drucker通过对三种制造业的生产力进行分析，探讨了区域产业结构和集聚经济的关系，发现集聚经济对其的影响只是充当中介；［21］Nakamura探讨了日本城市制造业的集聚经济，发现不同的行业经济体数据相差很大，轻工行业与重工行业也是不一样的；［22］Rosenthal探讨了美国制造业集聚的机制，从区、县、州不同尺度分析了产业集聚的影响因素，发现不同区域尺度的产业集聚机制是不同的。2.国内研究
相较于国外的产业集聚与扩散研究，国内相关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很多都是在国外理论的基础上进行的实证研究。随着产业集聚越来越成为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该问题也就成了我国学术界［23］研究的热点。曾忠禄（1997）分析了有关产业集群的普遍性、［24］困惑以及外部经济效益等一系列特征；石培哲（1999）对于产［25］业集聚形成的原因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张元智（2001）对高科技产业开发区的集聚效应、区域竞争优势进行了探讨，他认为一个地区的竞争优势，不是取决于集聚区的数量，而是规模；张威（2002）［26］依据相关统计数据，构建衡量指标，对装备制造业的产业集聚［27］进行了探讨，分析了现状、特点等；李国平等（2003）通过问卷调查、企业访谈等搜集的相关资料，对北京高科技产业集聚过程及［28］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梁琦（2004）对集聚与扩散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她认为产业在一定区域集聚与扩散具有辩证统一的规律，集聚发展到一定水平，一些要素或产业便产生扩散，同时新的集聚会进［29］一步形成；厉无畏等（2005）通过对中国和欧洲城市创意产业发展的比较，剖析了不同国家和地区对创意产业的内容和范围给予的不同理解和划分，详细论述了中国创意产业的发展路径；王子龙等［30］（2006）利用产业空间集聚指数和CRn指标对我国1994～2003年［31］制造产业的集聚水平进行了测度；贺灿飞等（2007）对产业集［32］聚的测量和识别方法进行了综述；薛艳（2009）利用产业空间集聚指数和行业集中度，对2002～2006年中国部分制造产业集聚水平进行了测度；清华大学黄涛博士根据前人的研究，并结合自身的观［33］点提出集群四段法，分别是：集和、集中、集聚和衰退。
综合上述研究，目前关于产业空间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基于商业供给的角度。以中心地理论为基础，对西方国家的若干大城市的商业业态区位分布进行验证，通过商业设施功能数目的多寡、设施规模的大小及服务人口数量、地租等方面的差异，提出不同商业空间分类的方式，重点从零售业的区位、零售结构、零售活动与政策等方面进行系统的探讨。在休闲消费空间研究方面，提出RBD的定义，即季节性涌入城市游客的需求，认为城市的各种设施与吸引物，应该布局于最能满足游客和当地居民需要的区位上。杨吾杨（1990）系统地从城市地域结构和商业中心地理结构方面对城市商业网点进行了研究，论证了北京市商业服务业的形成机制，并对商业中心做出了预测。宁越敏（2005）用中心性指数和聚类分析方法对上海市商业中心的等级体系进行了划分，指出上海市区的商业中心在空间上呈现集聚与扩散、衰落与兴起并存的状态。吴必虎（2001）等研究了大尺度城市休闲空间的核心边缘结构、点轴结构、同心圆结构、带状结构和网络结构。史萍提出中央娱乐区的概念，认为城市的娱乐不仅服务于旅游者，还应满足本地居民的需要，这也是城市自身功能的完善。
二是基于消费行为角度，贝里（1958）提出第三产业活动的理论后，西方学者开始注重商业业态需求的研究，如消费者偏好、消费行为、出行方式和消费能力等对城市商业空间结构的影响。进入新世纪，国内关于消费者行为对产业空间影响的实证研究日益增多。崔功豪、柴彦威（2004）等通过购物行为与居民属性的相关关系的分析，研究深圳市居民消费空间结构；唐卉（2005）从消费者的角度探讨了以广州酒吧为代表的休闲消费空间的发展及其影响因素等。三 产业集聚与扩散的研究方法
关于产业集聚与扩散水平的测算方法有很多，借鉴已有学者的研究成果，可将其分为两大类：基于区域的产业集聚水平测度（Herfindahl指数、区位基尼系数、空间集中度、行业集中度、EG指数、MS指数、HK指数、区位熵、洛伦茨曲线、赫希曼-赫芬达尔指数、信息熵、锡尔系数等）和基于距离的产业集聚测度（K函数、L函数等）。
从早期的赫芬达尔指数到后来的K函数、L函数，产业集聚与扩散水平的测度方法都有了很大的进步，但其实每一种方法都不是完美无缺的，都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例如空间集中度、空间基尼系数、赫芬达尔指数这几种方法，它们的数据相对而言比较容易获得，但是缺乏对产业集聚度的全面分析；而EG、MS指数以及基于距离的多空间尺度方法等，它们的数据很难获得，并且实际可操作性较差。大多数方法都并不能从空间上反映出某一产业的集聚与扩散状况，而只是通过数据，从数量的级别上判断的。为了能比较全面地对产业集聚与扩散进行研究，既能从数理分析的角度，又能从地理学空间分布的角度展开研究，在实际研究中应按照研究目的需要和数据采集的情况运用多种不同的方法，将几种方法有效结合起来进行综合分析。第二节 产业集聚与扩散的时空相关性研究
时空相关性作为一种新的研究视角和新的研究理论，目前还没有形成完善的理论体系，国内外的相关研究还处在探索阶段。现有的研究多重视对事物空间相关性的研究，从时空相关性视角对地理问题的研究相对较少。一 国外研究
Tobler（1970）提出的地理学第一定律说明了地理空间中任何事物之间是相关的，距离越远，相关程度就越弱，距离越近，相关程度［34］就越强。Clifford（1973）对空间自相关的概念进行了阐释，地理空间的相关性主要表现在地理空间的自相关性，以及特征之间在区［35］域或时间上的相关性。还有一些研究者从统计学上评估数据的空间依赖程度，根据研究角度的不同，提出了全局空间自相关和局部空间自相关的自回归统计量，从而描述空间自相关性。然而，从时间和空间相结合的角度探讨时空相关性的研究相对不够成熟，并且学科差异明显。从现有文献来看，关于时空相关性的研究，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在自然科学领域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多，而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Ulli Finke（1999）对雷电分布的时空相关性进行研究，引入雷电事件的距离和时间间隔，从而对其时空相关性进行分析，这种方法的目的在于为分析气候灾害提供有力工具［36］。Bryan K.Epperson（2000）将时空相关性用于生态系统模型的研究上，通过种群遗传案例分析发现，时空相关性能够连接数据的理论过程，并用于估计迁移率、模型拟合进行未来的预测，同时时空相［37］关性也能反映在不同空间距离上空间相关性的关系。L.De Cesarea（2001）从地统计学角度对时空相关结构模型进行估计，建［38］立了不同的时空结构关联模型，并进行了对比研究。Ali Osman Oncel等（2002）对地震构造变量参数的时空相关性进行分析，从而［39］对地震危险性进行分析和评价。Patrizia Tosi等（2008）对地震的时空相关性进行了分析，研究中发现地震活动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将中强地震活动作为一个点过程进行分析，发现地震活动具有时空相关性，大中型规模的地震时间集中在特定的时空区域内，并且在短距［40］离内具有相对较高的空间相关性。Sandra De Iaco（2010）对时空相关分析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时空相关模型较传统的结构分析有一定的进步，主要在于时空模型可以实现预测的目的，并进一步通过［41］实证分析进行了比较研究。Edgardo Bucciarelli等（2011）对美国人力资本累积过程进行研究，通过对人力资本的时空特征的实证分析发现，不同的州呈现出不同的发展情况，反映了在国家背景和在特［42］定的区域背景下的人力资本的转移过程。二 国内研究
国内基于时空相关性视角的相关研究成果也相对较少。周国法等（1998）对生物种群的时空变化进行研究，认为从形式上讲，时空相关和空间相关没有大的区别，时空相关好像只是在空间相关的基础上加入了时间分量。但由于时间是单方向的，因此时间分量和空间分量是不同的，可以说时间和空间分量存在质的区别。时空相关可以考虑［43］方向性问题，不同方向的时空相关性可以是不同的。裴韬等（2002）借助时空距离概念，对华北地区公元1500年以来的强震进行了时空相关性分析，为华北地区强震迁移规律的总结以及趋势预测提［44］供了重要参考。李波等（2002）通过对洪泽湖水质的时空相关性分析发现，洪泽湖水质存在着时空相关性，这种时空相关性已受到人类活动的强烈干扰，建议洪泽湖湿地自然保护区应该选择在时空间［45］相关性小、具有一定离群性的岛屿区域。薛东前等（2003）采用时空相关性方法揭示了无锡城市用地扩展的城市、开发区、土地扩［46］展参数的时空变化规律性。李一平等（2005）对太湖水质时空相关性进行分析，将地统计学方法与传统方法相结合，以相关性代替变异函数，分析了不同方向上水质的空间异质性，结果表明太湖水质［47］存在很强的时空相关性。王劲峰等（2006）在《空间分析》一书中谈到，时空相关性统计量跟空间相关性类似，也可以分为全局时［48］空相关性统计量和局部时空相关性统计量。宋马林等（2010）从时间和空间多维的视角，通过分析全局Moran’s I相关系数与局部Moran’s I相关系数的特点，提出一种新的考虑时空的相关系数分析方法，并通过实证分析验证，为社会经济时空变化的空间计量分析提［49］供了新的工具。
综上所述，从时空相关性视角研究问题的成果相对较少，且集中在自然科学领域，但这些研究成果为本书的研究奠定了一定的基础。本书将在以上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西安市文化产业发展的时空相关性规律进行研究，既是从时空相关性视角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补充，也是对文化产业实证研究视角的开拓。时空数据具有尺度特征，时空数据在不同的时间尺度和不同的空间尺度上所遵循的规律及体现出的特征不尽相同，利用该性质可以研究时空信息在概化和细化［50］过程中所反映出的特征渐变规律。基于上述理论，本书认为对具有时空属性的数据变量求取相关系数能够反映其是否具有时空相关性，本书对文化产业的研究采用的数据实际上也是一种时空属性数据，在时间序列上包含了1997年、1999年、2002年、2005年、2007年、2009年、2012年等七个年份的西安市文化产业的空间点属性数据，并且随时间变化，文化产业的空间点属性在空间上发生一定程度的变化，这些都能够反映时空数据的特征，即文化产业空间点属性数据的变化反映了其具有时空属性。在讨论西安市文化产业发展的时空相关性时，可采用变量间的相关系数作为衡量时空相关性的标准。在时间尺度上，以每两个年份之间不同区域的文化产业企业数量作为相关性分析的变量，这种变量既包含时间属性又包含空间属性，实际上相当于把各个年份当成了变量，计算每两个年份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可以称之为时间尺度上的时空相关性，能够正确反映在时间尺度上文化产业发展的时空相关性变化；同样道理，在空间尺度上，以每两个区域之间不同年份的文化产业企业数量作为变量，这种变量同样也包含时间和空间属性，实际上将各个区域当成了变量，计算每两个区域之间的相关系数可以称之为空间尺度上的时空相关性，能够正确反映在空间尺度上文化产业发展的时空相关性变化。根据以上分析得到的不同时间、空间尺度上的变量间的相关系数可以进一步采用平均值的方法探讨时空相关性随时间尺度和空间尺度的变化所呈现出的规律性。第三节 产业集聚与扩散效应研究一 国内外产业集聚效应研究1.国外研究
产业集聚经济效应表现为集聚经济，洛希（Loesch，1954）最早提出将集聚经济细分为地方化经济和城市化经济。地方化经济对企业来讲是一种外部经济，不过对某一地区的产业来讲是内部的。城市化经济是与城市规模密度联系在一起的规模经济效应。集聚经济的每一表现形式的实证研究都是通过它们对知识溢出和创新的不同影响而［51］表现出来的。关于地方化经济的实证性证据并不充分。亨特森（Henderson，1986）发现美国和巴西的产业地方化都提升了要素生［52］产率，但格莱泽等人与费尔德曼和奥德陲（Feldman and Audretsch，1996）均认为产业地方化集聚既没有提高产业增长率也［53］没有增加创新性活动。黑德等人（Head et al.，1995）按照国际贸易的研究传统提出了一个要素驱动地方化的研究假设，在这一假设下，产业的地方集聚是地方不同要素禀赋条件所决定的。通过对日本在美国投资区位选择的研究，日本在美国的投资是后来者依据先行者的区位选择来布局，企业的相互接近布局是为了利用信息的外部性而不是取决于要素禀赋，这说明在解释日本在美国的投资选址方面采用知识溢出理论才合适。城市化经济根源于规模效应，这种规模效应对产业来讲是一种外部效应，而对一定的地理单元比如城市来讲又是内
［54］部的。卢卡斯（Lucas，1993）确认城市存在的有力原因在于规［55］模收益递增，是规模递增效应才使城市更具生产力。亨特森（Henderson，1986）发现是城市不经济性或拥挤性对城市生产率增长产生了负面影响。纳卡穆拉（Nakamura，1985）、穆茂（Moomaw，1988）发现城市化经济对于一些特殊产业如服装、食品和印刷等的发展显得十分重要，但对重工业和耐用产品工业的影响就［56，57］不那么重要。杰克布斯（Jacobs，1969）指出城市化经济是在一定地理区域范围内的不同企业和中介组织之间互补性知识的交流［58］中完成的。Beaudry 和Swann研究了产业集聚的强度影响产业集聚区域内企业绩效的途径，结果表明在不同的产业存在着产业集聚正效应和负效应，在计算机、汽车、航空和通信设备制造业存在非常强的集聚正效应。2.国内研究
贺灿飞（2001）和魏后凯（2002）采用中国地级以上的207个城市的外商投资资料，探讨了信息成本和集聚经济对中国外商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认为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取决于信息成本和集［59，60］聚经济变量。朱英明（2002）分析了产业集聚的区域效应，以长江三角洲为例，定量分析了发达地区外商投资企业空间集聚与地［61］区增长的关系；张华（2007）对产业空间集聚及其效应的研究进展进行了综述分析，总结了产业集聚效应的研究包括产业集聚与产［62］业区位、产业集聚与产业增长、产业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陈迅（2006）对西部地区集聚效应进行了计量研究，分别测度了区域［63］集聚效应和城域集聚效应；何静（2010）以浙江省为例对产业［64］集聚对城市空间结构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二 文化产业集聚效应研究1.国外研究
Comedia（2004）认为文化是使全社会居民共享社会和人类资［65］源，提高生活水平的方式；Connor（2006）指出文化产业发展已经逐渐成为从福特经济到后福特经济转变时期就业和经济增长的重［66］要来源；除了有对城市文化和创意产业集聚产生的经济效应进行研究外，还有学者对文化产业产生的提升城市形象、居民生活水平等社会文化效应进行研究。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列出文化产业的功能有增加就业和收入、树立城市品牌形象、增强竞争力、增强个人和区域的社会凝聚力等。文化和创意产业集群通过提供传导性的文化环境［67］创造更大的经济效益（Evans，2001），Mommaas（2004）解释文化集聚战略给文化生产提供了文化环境或创意氛围，还指出文化和创意产业集聚促进文化多样性、民主性，刺激创意、创新和多样开［68］放的生活方式；Flew（2002）利用波特的钻石模型提出文化创意产业集聚的三个竞争优势：通过吸引劳动力、知识、技能增加生产力，通过信息交流提升创新能力，提供新的商业结构；城市规划和发展政策促进文化产业集聚，而文化产业集群促进文化生产和消费［69］（Roodhouse，2006）；文化产业集聚为城市重构提供了一种方式，文化涉及从古建筑遗存、文化景区到可视的表演艺术、节庆、文化活动、娱乐休闲活动，同时也是一种生活方式，文化可以作为复兴［70］或美化城市衰落空间的工具（Smith，2007）。2.国内研究
郑洁构建了企业家群落，重新整合城市资源，成为房地产业的一种新形式，试图提供有吸引力的工作环境来吸引投资和资本。创意产业集聚区为白领阶层提供了一种新的、舒适的生活方式。重新利用旧工业区或建筑，促使一种新的设计风格出现，文化成为历史空间再造［71］的策略；Zhou Sibei以深圳大芬村为例研究了文化产业对城市重构的影响，首先对文化产业作为经济发展的工具、社会策略手段以及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现状进行了文献综述，然后重点分析了文化产业对城市重构的影响，具体从历史空间重构、经济重构、社会重构几方面中研究深圳文化产业集聚区对城市发展的作用。总结出文化策略对城市发展的作用表现在：城市文化是当地制定经济政策的一个标准；文化政策促进市场吸收全球资本，促进经济增长；文化产业集聚有助于社会和谐。Zheng jie（2009）提出上海创意产业集面进行分析［72］，相当于是对城市文化产业集聚的历史文化效应、经济效应、社会效应的分析；黄斌认为北京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对城市空间的影响体现在呼应城市总体规划空间结构，强化高端产业功能地位，支撑［73］旧城改造、新城建设和南城开发等方面；褚劲风在对上海创意产业集聚空间组织研究中提出上海创意产业集聚的示范效应、旁侧效［74］应、溢出效应；汪毅等人对南京创意产业集聚区分布特征及空间效应研究中，认为南京创意产业集聚区的空间效应有城市空间结构优化、城市空间景观塑造、城市历史环境重生、传统产业空间置换等［75］；还有大量学者对文化和创意产业集聚经济效应进行了计量研［76，77］究。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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