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鲍晓东
出版社：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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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廉臣医著大成试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何廉臣医著大成/鲍晓东主编.—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9.7（近代名医医著大成）
ISBN 978-7-5132-5174-7
Ⅰ.①何… Ⅱ.①鲍… Ⅲ.①中医临床-经验-中国-民国 Ⅳ.①R249.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97143号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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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7月第1版 2019年7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32-51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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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思源 胡 森 叶秀珠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连胜利 佟晓洁 黄 芸
麻海波 景红军 鲍 玺前 言
从1840年6月第一次鸦片战争到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近代百余年是中国社会政治、思想、文化、科技发生巨大变革的时代。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中华民族，面临数千年未遇之变局。国家的内忧外患以及思想文化领域的各种论争，诸如学校与科举之争、新学与旧学之争、西学与中学之争、立宪与革命之争、传统文化与新文化之争等，成为近代中医学生存发展的大背景。在这样浓墨重彩的大背景下，作为中国科技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医学，发生了影响深远的重大变革，研究方法的出新与理论体系的嬗变，使近代中医学呈现出与传统中医学不同的面貌。“近代”在当代中国历史的语境下通常是指从1840～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这一历史阶段，但为了较为完整地呈现中医学术的近代嬗变，本文的相关表述下延至1949年。
西学东渐与存亡续绝——近代中医面临的社会文化科技环境
19世纪中叶后，西学东渐日趋迅速。尤其是甲午战争、庚子事变等一系列事件之后，有识之士在悲愤之余，开始反思传统与西学的孰优孰劣。从一开始引进军工科技等实用技术，到后来逐步借鉴和采纳西方的政治、经济体制，西学慢慢渗入中国的传统政治、经济、文化体系核心。两种文明与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因之愈显突出，成为近代中国社会发展无可回避的问题。
西医学早在明末清初便由西方传教士传入中国，但影响不大，少数接触到这些早期西医学著作的传统医家也多持抗拒态度。鸦片战争后，西医学之传入除固有之目的与途径外，也常因强健国人体质以抵御外辱之需要而被政府广泛提倡。简言之，西医学在中国的传播，经历了从猜疑到肯定，从被动抗拒到主动吸收的过程。而随着国人对西医学的了解，中西医比较逐渐成为热门话题。
另一点不容忽视的是，西方近代科学哲学思想对中国人思维方式的影响。机械唯物论的严密推理，实验科学的雄辩事实，细胞、器官、血液循环等生理病理的崭新概念，伴随着西方科学的时代潮流日益深入人心，并在中国学术界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中国医学领域内中西两种医学并存的格局，成为世界医学史上极为独特的一幕。
近代中医的历史命运一直与中西医碰撞紧密连接在一起，对中医学术的走向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受当时洋务派和“改良主义”思想的影响，中医产生了“中西汇通派”。中西汇通派的工作在于力图用西说印证中医，证明中西医学原理相通；同时深入研究比较中西医学的理论形态、诊治方式、研究方法上的异同，通其可通，存其互异；在临床治疗上主张采用中药为主加少量西药的方式。代表人物有朱沛文、恽铁樵、张锡纯等。中西汇通派的研究目的，主要在于缓和两种医学体系的冲突，站稳中医的脚跟，虽然成效不大，但启两种医学交流之端，功不可没。
进入20世纪后，中医的发展面临更加艰难的局面。1912年，北洋政府以中西医“致难兼采”为由，在新颁布的学制及学校条例中，只提倡专门的西医学校，而把中医挡在门外，此即近代史上著名的“教育系统漏列中医案”。消息一经传出，顿起轩然大波，中西医第一次论争的序幕就此拉开。1913年，北洋政府教育总长汪大燮再次提出废除中医中药。随后，教育部公布的教育规程均置中医于教育体系之外。中医界对此进行了不懈抗争，中医学校大量创办。1929年2月，南京国民政府卫生部召开了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提出“废止旧医案”。政府在教育制度和行政立法层面对中医施行的干预，使围绕中西医比较问题的论争逐渐脱离了学术轨道，而转化成了中医存废问题，中医面临着“张皇学术，存亡续绝”的重大抉择，并因此引发了一系列抗争。3月17日，全国281名代表在上海召开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成立了“全国医药团体总联合会”，组成请愿团，要求政府立即取消此案。社会舆论也支持中医界，提出“取缔中医就是致病民于死命”等口号。奋起抗争、求存图兴成为中医界的共同目标。在政治上进行抗争的同时，医界同仁自强不息，兴学校，办杂志，精研基础理论，证诸临床实效，涌现出一批承前启后的中医大家。借助他山与援儒入墨——近代医家对中医学出路的探索
中国近代史堪称一部文化碰撞史，一方面是学习借鉴西方文化，另一方面是从各个角度批判中国传统文化。一百多年来，一批思想家“以冲破网罗”的精神向传统文化发起攻击，一再在价值观念领域宣判中国传统文化的死刑。这是一个“事事以翻脸不认古人为标准的时代”（闻一多），也是“科学”这一名词“几乎坐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的时代（胡适）。在这种情势之下，中国社会和教育的现代化不得不从移植西方文化开始。随着模仿西方的教育制度的建立，从西方传入的近代科学知识逐渐变成教育的核心内容，形成了对中国近代思想影响巨大的“唯科学主义”。中医学作为中国传统学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然也不能摆脱这种命运。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改良主义思潮和“变法维新”的思想影响下，中医界的一些开明人士试图“损益乎古今”，“参酌乎中外”，“不存疆域异同之见，但求折衷归于一是”（唐容川），力求以“通其可通，而并存其互异”（朱沛文）的方式获得社会认同，由此开始了以近代科学解释中医，用近代研究手段研究中医，力求“中西汇通”以发展中医的艰难探索。
经历了“衷中参西”“中西汇通”“中医科学化”等近代以来种种思潮的冲击，传统的中医理论体系被重新审视。近代纵有清醒如恽铁樵者，指出：“天下之真是，原只有一个，但究此真是之方法，则殊途同归……故西方科学，不是学术唯一之途，东方医术自有立脚点。”并强调只能借助西医学理补助中医，“可以借助他山，不能援儒入墨”，但终究未能脱离“居今日而言医学改革，苟非与西洋医学相周旋，更无第二途径”的学术藩篱。近人研究中医学术的基本思路大体上是“整理固有医学之精华，列为明显之系统，运用合乎现代之论，制为完善之学”。这个过程的核心，是以“科学”的方法，以“衷中参西”或“中西汇通”为主导思想对中医传统理论体系进行整理，并通过仿西制办学校、设学会、创杂志等方式试图达到中医内部结构“科学化”、外部形式“现代化”的目标，新的学科范式按照西学模式逐步建立起来，中医学术体系发生了巨大的嬗变，我们称之为“近代模式”。这种“范式”，实际上规定了近代中医研究者共同的基本观点、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提供了共同的理论模型和解决问题的框架，影响至今不衰。发皇古义与融会新知——近代中医各科的重要成就
在近代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中医学界涌现出一批著名医家和颇具特色的著作。据《中国中医古籍总目》统计，从1840—1949年，现存的中医各科著述数目为：温病类133种，伤寒类149种，金匮类56种，内科综合类368种，骨伤科177种，外科221种，妇科135种，儿科197种，针灸101种，喉科127种，中药类241种，方剂类460种。这些著作只是近代中医发展的缩影，整个社会医学的进步更有其自身的风采。众多活跃在城乡各地的医家，虽诊务繁忙，无暇著述，却积累了丰富的临床诊疗经验，在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形成别具一格的地域性学术流派或医学世家。如江苏孟河医派、近代北平四大名医、上海青浦陈氏十九世医学、浙江萧山竹林寺女科、岭南医学流派等，成为中医近代史上的重要代表。一些医家历经晚清、民国，阅历丰富，戮力图存，造诣深湛。虽学术主张不同，思想立场各异，但均以中医学术发展为根本追求，各张其说，独领风骚。其中既有继承清代乾嘉学派传统，重视经典研究，考证、校勘、辑复、诠释、传播中医学术的理论家，也有立足临床，以卓越的临证疗效固守中医阵地的临床家，更有致力于中西医学汇通和融合，办学校，编教材，探索中医发展新路的先驱者。
近代中医学术最尖锐的论争，是中西医之间的论争，而历史上长期遗留的一些论争，如伤寒与温病之争、经方与时方之争等，则渐趋和缓，有些已达统一融合。由于西医的传入，中医在生理病理、诊断治疗等方面，常常掺杂或借鉴一些西医理论，甚至有医家试图完全用西医的理论解释中医，也有医家主张西医辨病与中医辨证相结合。医经的诠释，除了传统的考证、注释等研究外，出现了用哲学及西理诠释经典的新视角。在伤寒与温病方面，随着伤寒学说与温病学说的融汇，许多医家在辨治方法上，将伤寒六经辨证与温病卫气营血辨证结合在一起，特别是将伤寒阳明病辨证与温病辨证相结合。时疫、烂喉痧的辨治，有了很大的突破。内科出现了一批专病著作，涌现了许多擅治专病的大家。外科及骨伤科有了较大发展，多取内外兼治，以传统手法与个人经验相结合。妇科、儿科、眼科、喉科等，亦各有千秋。随着各地诸多中医院校的成立，许多著名的中医教育家兼临床家组织编写了中医院校的课本。一些致力于中西汇通的医家，编撰中西汇通方面的著作，并翻译了一系列西医典籍。总之，在特殊的社会、政治、文化背景下，近代中医学各科的发展，呈现了与以往不同的新格局。
医经的研究，视角新颖，诸法并存。陆懋修运用考据学，进行《内经》难字的音义研究，著《内经难字音义》（1866年），又运用运气学说解释《内经》，著《内经运气病释》（1866年）、《内经运气表》（1866年），其著作汇编为《世补斋医书》（1886年）。杨则民著《内经之哲学的检讨》（1933年），从哲学高度诠释《内经》。秦伯未对《内经》研习颇深，素有“秦内经”之美誉，著有《内经类证》（1929年）、《内经学讲义》（1932年）、《秦氏内经学》（1934年）。杨百城以西理结合中医理论阐释《内经》，著《灵素生理新论》（1923年）、《灵素气化新论》（1927年）。蔡陆仙《内经生理学》（1936年）、叶瀚《灵素解剖学》（1949年），则借鉴了解剖学的知识。
本草研究，除多种对《神农本草经》进行辑佚、注释的著作外，近代医家更注重单味药的研究，于药物炮炙、产地、鉴定等专题有较多发挥。近代制药学的发展，为本草学注入了新的生机。吴其濬根据文献记载，结合实地考察，编撰《植物名实图考》《植物名实图考长编》（1848年），图文并茂，对于植物形态的描绘十分精细，可作为药物形态鉴定的图鉴。郑奋扬《伪药条辨》（1901年）及曹炳章《增订伪药条辨》（1927年），对伪药的鉴别有重要意义。1930年中央卫生部编《中华药典》，系政府编撰的药典。方书方面，除了编辑整理前代著作外，在方义、功效等方面进行发挥者亦不少，经验方、救急方、成药药方的编撰，是此期的一大特色，如胡光墉编《胡庆余堂丸散膏丹全集》（1877年）、丁甘仁编《沐树德堂丸散集》（1907年）、北京同济堂编《同济堂药目》（1923年）等。以“方剂学”命名的医书开始出现，如杨则民《方剂学》（1925年）、王润民《方剂学讲义》（1934年）、盛心如《方剂学》（1937年）等，“讲义”类书多为各种中医学校教材。
中医理论研究方面，除了传统的理论研究外，常借鉴西医知识诠释中医。朱沛文《中西脏腑图象合纂》（1892年），刘廷桢《中西骨格辨证》《中西骨格图说》（1897年），张山雷《英医合信全体新论疏证》（1927年），皆带有中西汇通的性质。此期间出现了许多以“生理”命名的书籍，如陈汝来《生理学讲义》（1927年）、秦伯未《生理学》（1939年）等。陈登铠《中西生理论略》（1912年），将中医生理与西医生理进行对比研究，带有明显的中西汇通的特点。中医基础类书的编撰亦较多，如叶劲秋、姜春华、董德懋，分别编撰过《中医基础学》。病理研究的著作，除传统的中医病因病机理论探讨外，亦出现中西病理相对比的研究。石寿棠《医原》（1861年），强调致病因素中的燥湿之气。陆廷珍《六因条辨》（1906年），以“六因”为纲，对外感热病及温病的病因理论条分缕析。以“病理”命名的书开始出现，如汪洋、顾鸣盛合编《中西病理学讲义》（1926年），恽铁樵《病理概论》《病理各论》（1928年）等，其中包含了部分西医病理的内容。
中医四诊研究，既体现了传统中医学的特色，也借助了西医的方法与手段。周学海《形色外诊简摩》，在望诊方面有重要意义。周氏在脉学方面造诣亦深，著《脉义简摩》（1886年）、《脉简补义》（1891年）、《诊家直诀》（1891年）、《辨脉平脉章句》（1891年），合称《脉学四种》。曹炳章《彩图辨舌指南》（1920年），对舌的生理解剖、舌苔生成原理、辨舌要领及证治进行论述，附舌苔彩图119幅。时逸人《时氏诊断学》（1919年），在当时影响较大。秦伯未《诊断学讲义》（1930年），为中医院校教材。
对《伤寒论》的注释、发微，仍是传统经典研究中的重彩之笔，论著颇多。如黄竹斋《伤寒论集注》（1924年）、吴考槃《百大名家合注伤寒论》（1926年）。包识生概括伤寒辨证八字纲领，即“阴阳表里寒热虚实”，著《伤寒论章节》（1902年）、《伤寒论讲义》（1912年）。注重从临证角度阐释仲景学说，陈伯坛不落旧注窠臼，发明新意，著《读过伤寒论》《读过金匮卷十九》（1929年）。曹颖甫《经方实验录》（1937年），更具临床实用性。中西汇通的伤寒研究著作也成为一时风尚，恽铁樵著《伤寒论研究》（1923年），以传统研究“兼及西国医学”。陆渊雷少习训诂，长于治经，同时主张中医科学化，借助西医有关知识，以“科学”方法研究伤寒，著《伤寒论今释》（1930年）。伤寒方的研究，有姜国伊《伤寒方经解》（1861年）、陆懋修《金鉴伤寒方论》（1866年）。
伤寒与温病的辨治，出现了融合的趋势。陆懋修认为“阳明为成温之薮”，以伤寒阳明病阐释温病，著《伤寒论阳明病释》（1866年）。丁甘仁主张融合二家之说，将温病卫气营血辨证与伤寒六经辨证相结合。祝味菊重视人体阳气，治病偏用温热重剂，因擅用附子，人称“祝附子”，伤寒方面独有卓见，在伤寒传变的理论上，创“五段”之说代替六经传变之说，著《伤寒新义》（1931年）、《伤寒方解》（1931年）、《伤寒质难》（1935年）等。
温病时病的论著较多。对时病的辨治，较为突出的是雷丰，主张“时医必识时令，因时令而治时病，治时病而用时方”，对“四时六气”时病及新感与伏邪等理论进行论述，撰写《时病论》（1882年），论病列方，并附病案。时逸人擅长治疗温疫时病，著《中国时令病学》（1931年），指出时令病是因四时气候变化、春夏秋冬时令变迁导致的疾病，虽有一定的传染性，但与传染性疾病不同，包括感冒病及伤寒、温病，融合了寒温思想。又著《中国急性传染病学》（1932年），专门讨论急性传染性疾病的辨治。冉雪峰擅长治疗时疫温病，对伤寒亦有深研，认为“伤寒原理可用于温病，温病治疗可通于伤寒”，后人整理出版其未竟著作《冉注伤寒论》（1982年）。叶霖《伏气解》（1937年），对伏气致病理论进行阐述。此外，在鼠疫、霍乱、梅毒等方面，也都有相关论著问世。
内科诊治，出现较多专病治疗论著。王旭高长于温病的治疗，尤其重视肝病的辨证，提出治疗肝病三十法，著《西溪书屋夜话录》（1843年）、《退思集类方歌注》（1897年）等，后人汇编为《王旭高医书六种》（1897年）。唐宗海擅长治疗内科各种出血病证，阐发气血水火之间的关系，治疗上提出止血、消瘀、宁血、补血四法，著《血证论》（1884年）。施今墨力图将西医辨病与中医辨证结合，将西医病名引入中医诊疗，主张中医标准化、规范化，曾拟订《整理国医学术标准大纲》（1933年）。徐右丞擅治肿瘤及杂病，治疗肿瘤辨其虚实，施以攻补。关月波精于内科及妇科，提倡气血辨证，对肝硬化腹水的治疗有独特之处，在治疗时疫病如天花、麻疹、猩红热方面亦有专长。内科专病性的著作，有赵树屏《肝病论》（1931年）、朱振声《肾病研究》（1934年）、蔡陆仙《肠胃病问答》（1935年）等。
外科伤科的诊治，继承了传统手法，并有所发明。吴尚先擅长用外治法，用薄贴（膏药）结合其他手法治疗内外科病，撰有著名外科专著《理瀹骈文》（1864年）。马培之秉承家学，内外兼长，特别强调外科治病要整体辨证，内外兼施，同时善用传统的刀针治法，主要著作《马评外科证治全生集》（1884年）、《外科传薪集》（1892年）、《马培之外科医案》（1892年）、《医略存真》（1896年）等，后孟河名医丁甘仁尽得其长。石筱山擅长伤科，总结骨伤科整骨手法“十二字诀”，同时擅用内治法，强调气血兼顾，以气为主，晚年有《正骨疗法》（1959年）、《伤科石筱山医案》（1965年）。
妇科有较大的发展，著述较多。包岩《妇科一百十七症发明》（1903年），列述辨析经、带、胎、产117症，其理论承自竹林寺女科并有所发展，通过妇女生理病理特点，指出妇女缠足的危害。陈莲舫《女科秘诀大全》（又名《女科实验秘本》）（1909年），引述诸贤并有所发挥。张山雷《沈氏女科辑要笺正》（1917年），系清人沈尧封《女科辑要》，先经王孟英评按，再经张氏笺正，学理致深，成为浙江兰溪中医专门学校妇科读本，影响较大。顾鸣盛《中西合纂妇科大全》（1917年），用中西医对比的方法，论述妇科病的病因、治法、方药。其他如恽铁樵《妇科大略》（1924年），秦伯未《妇科学讲义》（1930年），时逸人《中国妇科病学》（1931年），各有发挥。
儿科著述亦多，其中综合性论著有顾鸣盛《中西合纂幼科大全》（1917年）、施光致《幼科概论》（1936年）、钱今阳《中国儿科学》（1942年）等，总体论述了儿科生理、病理、诊断、治疗方面的内容。而专病性的论著，则对小儿常见的麻、痘、惊、疳进行论述，突出了儿科特色。如王惇甫《牛痘新书济世》（1865年），在清人邱浩川《引痘略》基础上进行发挥，对牛痘的人工接种法进行详细记述，戴昌祚《重刊引种牛痘新书》（1865年）翻刻王氏书。以上牛痘专著，反映了此时期人工预防接种的水平。叶霖《痧疹辑要》（1886年），对小儿麻疹病进行辨析；恽铁樵《保赤新书》（1924年），主要论述麻疹与惊风的辨治；秦伯未《幼科学讲义》（1930年），论述痘疮（天花）的分期以及治疗。小儿推拿方面的专著，如张振鋆《厘正按摩要术》（1888年），对小儿推拿按摩的理论、手法进行了详细论述。
眼科在前代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借助西医解剖知识对眼科医理进行发挥。如徐遮遥《中医眼科学》（1924年），糅合了部分西医学知识，而陈滋《中西医眼科汇通》（1936年）最具代表性，运用西医眼部解剖知识进行论述，每病皆冠以中西医病名。其他眼科著作，如刘耀先《眼科金镜》（1911年）、康维恂《眼科菁华录》（1935年），对眼科理论及治疗，都有不同程度的发挥。
喉科辨治，较为突出的是白喉与烂喉痧。许多医家从病因、治疗方面辨识二者之不同，有“喉痧应表，有汗则生，白喉忌表，误表则危”的普遍说法。白喉著作，有张绍修《时疫白喉捷要》（1864年）。烂喉痧第一部专著，为陈耕道《疫痧草》（1801年）。丁甘仁《喉痧症治概要》（1927年），对烂喉痧论述较为系统，辨析白喉与烂喉痧的不同，颇具实用性，自述“诊治烂喉痧麻之症，不下万余人”。
针灸治疗方面也有一定进步，重要代表人物如承澹盦，他参考西医解剖、生理方面的内容，结合临床经验，对针灸理论及手法进行发挥，著《中国针灸治疗学》（1931年），此书连续出版增订，成为当时影响极大的一部针灸著作。其他如姚寅生《增图编纂针灸医案》（1911年）、焦会元《古法新解会元针灸学》（1937年）、曾天治《科学针灸治疗学》（1942年），从不同角度对针灸理论、手法进行发挥，其中结合了西医理论。
气功方面的著作，如蒋维乔《因是子静坐法》（1914年）、《因是子静坐法续编》（1922年），较具代表性。
中西医汇通方面的著作较多，唐宗海《中西汇通医书五种》（1884年），张锡纯《医学衷中参西录》（1909年），吴锡璜《中西温热串解》（1920年）、《中西脉学讲义》（1920年），都是这方面的重要代表。丁福保曾留学日本，致力于中西汇通，翻译及编撰医书多达160种，其中翻译多部日文西医著作，如《化学实验新本草》（1909年）、《中外医通》（1910年）、《汉方实验谈》（1914年）、《汉法医典》（1916年）等。又与弟子共同编撰《四部总录·医药编》（1955年）。本次整理的原则要求
名家名著：丛书所收，并非诸位名医的全部著作，而是从学术价值、社会影响、流传情况等各方面综合考虑，选择该医家具有代表性、影响力和独到创见的著作。
底本选择：择其善本、精本为底本，主校本亦择善而从。
校注原则：尊重历史，忠实原著，校注简洁明了，精确可靠，尽量做到“一文必求其确、一义必析其微”，但不做繁琐考证。
本丛书因为工程量较大，参与整理者较多，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望各位专家及读者多多指教。《近代名医医著大成》编委会校注说明
何炳元（1861—1929），字廉臣，号印岩，晚号越中老朽，浙江绍兴县平乐乡人。何氏出身于医学世家，其祖父为绍兴名医何秀山。何氏一生精研医术，阐扬医理，汇通中西，学验俱丰，勤于笔耕，著作等身，一生最主要的贡献集中体现在绍派伤寒和伏气温病两大方面，是清末至民国年间的著名医家。其编撰、增订的医著计三十余部，主要分为四类，其中著作类以《新医宗必读》为代表，编纂医书有《当代全国名医验案类编》《湿温时疫治疗法》《叶天士医案按》《续古今医案按》等；重订古籍有《增订通俗伤寒论》《重订广温热论》《感症宝筏》《吴鞠通医案按》《增订时病论》《新订温病条辨》等；编写教材有《实验药物学》《实验汉药学》《新纂儿科诊断学》《绍兴医学会课艺》《绍兴县同善局医方汇选》等。本丛书选取较能反映其学术思想的九部医著，《新医宗必读》是其接纳新知和中西汇通思想的具体阐述，也是其一生为之奋斗的思想总纲；《增订通俗伤寒论》是其绍派伤寒思想的集中展现；《重订广温热论》《湿温时疫治疗法》《当代全国名医验案类编》分别从理论和临床的角度，较为全面地展示其伏气温病的学术思想；《实验药物学》《新纂儿科诊断学》《绍兴县同善局医方汇选》《绍兴医学会课艺》则是其编写中医教材的代表作。
由于何廉臣生活在清末民国初年，其许多著作初刻后并未再刊，可选版本较少。本次整理所据版本如下：《新医宗必读》以清光绪三十三年丁未（1907）抄本为底本，此为孤本，现藏苏州市图书馆。《增订通俗伤寒论》以1932年上海六也堂书药局铅印本为底本，现藏浙江省中医药研究院图书馆；以1916年绍兴医药学报社铅印本（简称学报本）为校本，现藏浙江省中医药研究院图书馆。《重订广温热论》以1913年铅印本为底本，此为孤本，现藏中国中医科学院图书馆；以1914年绍兴浙东印书局铅印本（简称书局本）为校本，现藏浙江中医药大学图书馆。《湿温时疫治疗法》以1913年绍兴医学书报社铅印本为底本，现藏上海中医药大学图书馆。《珍本医书集成》及《中国医学大成》皆据此本。《实验药物学》以1924年浙江中医专门学校铅印本为底本，现藏上海中医药大学图书馆，此书未见重刻本。《新纂儿科诊断学》以1918年上海大东书局铅印本为底本，现藏浙江中医药大学图书馆，此书未见重刻本。《当代全国名医验案类编》，以1929年上海大东书局铅印本为底本，现藏浙江中医药大学图书馆，此书未见重刻本。《绍兴县同善局医方汇选》以1921年张钟沅铅印本为底本，现藏上海中医药大学图书馆，此书未见重刻本。《绍兴医学会课艺》以1910年浙东印书局铅印本为底本，现藏上海中医药大学图书馆，此书未见重刻本。
具体校注原则如下：
1.改繁体竖排为简体横排，并加标点。
2.原书中以“右”“左”代表上下文者，径改为“上”“下”。
3.底本中的异体字、俗字及药名中的不规范用字径改，不出校，与文中训释有关者保留原貌。
4.底本中的古字多径改，涉及篇名、人名、地名等不改。
5.通假字保留，不常见者出注说明。
6.底本中因写刻致误的明显错别字径改，不出校。
7.《重订广温热论》卷之二下原列有温热验方总目，并附总按、又按各一段，皆为对此温热验方总目的校勘性文字，今为免繁乱，据此将总目核改后移前并入该书目录。
8.《增订通俗伤寒论》各卷卷首原题有“浙绍陶里村俞根初先生遗著山阴长乐乡何秀山选按 孙何廉臣校勘曾孙幼廉筱廉同校鄞县曹赤电炳章参订”；《重订广温热论》卷一原题有“上元戴天章麟郊原著 元和陆懋修九芝删定 山阴何炳元廉臣重订 徒严绍岐男拯华光华手录参校”；《新纂儿科诊断学》卷首原题有“越中老医何廉臣印岩撰述 男筱廉幼廉参校”；《绍兴医学会课艺》卷首原题有“会董翁幼鲁广文鉴定 会长何廉臣明经评阅”，今删。新医宗必读内容提要《新医宗必读》，不分卷，抄本，何廉臣著。本书为何氏于1907年求学日本前刊行，充分阐述了他振兴中医，共克时艰的人生理想和崇实黜华，中西汇通的医学主张，可谓其一生践行的医学观的集中体现。
全书分十二个标题来阐述观点，分别是医学与国家关系论、医非小道论、医必先明十要论、医宜开化病家论、中国医学源流论、泰西医学源流论、中西医学折衷论、中西医异同论、医学改良论、中医急宜讲全体学论、人身一机器论、越医传派论。其中心思想为“中西医理，各有所长”，希望学者“择善而从，不善而改，精益求精，不存疆域异同之见”。本书对于研究何廉臣的医学思想，探究20世纪初中医所面临的西学冲击的严峻现实，指导我们现今的中西医结合都有着深远的意义。序
于戏！今之世界，一大竞争之世界也。国与国竞，与一国竞，且与万国竞；与人竞，且与天竞。竞学术，竞工艺，无一不大相竞争。而我医界亦大受影响，几有不维新、不改良，不能自立之势。于是众说纷腾，有谓以中医学为体，以西医学为用者；有谓中西医学冰炭相反，不必并参，且决不能汇通者；有谓中西并参后可以超过于西医者。问题愈多，解决愈难。
窃以平心论之，我国医学无不道源于《内经》，其次《伤寒》《金[1]匮》。然《内经》经秦火后存真无几，掺伪良多。其所谓脏腑经络，诚有如西医所指斥者，此不必为古人讳，且不必为古人辩护，有志改良[2]者直取泰西全体学，日本解剖、生理学等书，细心研究可也。至《伤寒论》多错简，《金匮要略》多残缺，我国医学界恒言之。然则欲研究病理学，且不得不借助于泰西医学矣。而我国医界所最缺点者，一炎证，一霉菌，此两大病源最操人生死之权，而我国医书缺而不讲，则医者之有负病人多矣，清夜自思能无愧乎？
仆今老矣，鬓苍苍者，视茫茫，齿牙动摇，不克为国医正其误，补其缺，不得不为国民痛其伤，惜其死。希望慎重医务者，鉴国家之衰弱，慨种族之式微，急急为社会公益奉献，不独为一人竞名利己也。近何君廉臣以《新医宗必读》问序于余。余事忙迫，不暇细阅，浏览一过，见其一片苦心，唤醒中医，情词悲恻，委婉动人，诚过渡时代刻不容缓之著作也。不揣浅陋，勉缀数言，小寓希望之意，热心社会其鉴诸。光绪丁未孟夏青浦陈莲舫序[1]秦火：秦始皇焚书。[2]全体学：解剖学。新医宗必读目录
医学与国家关系论………………………6
医非小道论………………………………7
医必先明十要论…………………………8
医宜开化病家论………………………10
中国医学源流论………………………12
泰西医学源流论………………………15
中西医学折衷论………………………16
中西医异同论（参王立才说）………17
医学改良论（参曾科进说）…………19
中医急宜讲全体学论（生理壹）……20
人身一机器论…………………………21
越医传派论……………………………22医学与国家关系论
国家为无形之虚名，而国民实国家之元质，不有民何有国？国之讲体育，欲讲体育必先知生理卫生，欲知生理卫生，不得不先明普通[1]医理，医之关系于国家如此。此赵文子所以有“医及国家”之问题，而秦医和答以“上医医国，其次救人”之说也。他如张长沙云：留神医药，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危，中以保生养身。范文正云：不为良相，必为良医。徐洄溪云：人之所系，莫大乎生死，虽王公大人、圣贤豪杰，可以经国利民，而不能保无疾病之患。一有疾病不得不听之医者，而生杀唯命矣。下而至于一群一家所系之人更无论矣。其责任不甚重乎？
虽然以形式上论，今日之中医仅为个人谋生计，似属方技之事。而就精神上观之，中医学果能发达，则与国家之关系较他学尤为重要。如卫生之当否，人种之强弱，凡可为社会增幸福，为国家培元气者，皆于医有密切之关系。今仅就其最重要者言之：
一 与国权之关系也。国权之张弛，何以亦关于医家？必有斥余为夸大其词者。试述悲恻动人之伍说以证明之。伍彩矶云：仆少从先君子学医。己亥冬，束装游美，悬壶于旧金山之三藩市，幸为各人所见许。逾年春，西人狠医，发其毒计，欲尽置我同胞于死地。遂诬华埠有疫，以重兵围困之，天昏地暗，灯火无光，日短夜长，鸡犬息影。噫！危矣！惨矣！又见金山港口，西医生藉卫生之绝大问题，勒我华人验眼，辄指为有可传染之眼疾，任意为难，肆情勒索，每船之受其荼毒者，耳不忍闻，目不忍见。我政府苟有公认之医生有权可与辩驳，何至任人作践、任人鱼肉若斯哉！国体之辱，仆目击而心伤者，久之则甚矣，中国医学不可不亟倡也。
一 与国力之关系也。凡国运之盛衰，国步之进退，无一不由于国力。国力之富强关系于国民生计之充裕，国民生计之充裕尤系于国民心力之操劳。夫致富之道万端，要非劳其心力不可，而我国贫弱之源，
[2]正坐不能劳心力。所以不能劳心力者，由国鲜良医也。无病则已，一旦有病，则经年累月，费时伤财，幸获病痊，每不能耐繁剧，国人之生[3]活力为病所消耗者，若汇而计之，奚啻恒河沙数乎？由此推之，为士者心神力衰，则思想为难，学问上大有关系矣；为农者筋骨力弱，则耨耕必怠，生产上极有关系矣；为工商者病人多，则职业者必少，生计上更有关系矣。至于行一事焉，或气馁而中止；习一技焉，或力惫于半途，更数见不鲜矣。人人如此，国家随之奈何？欲讲群学以救国者，犹谓医学非急务也哉？悲夫！
一 与国家教育之关系也。学校者，教育之公地，而国民之制造所也。欲求德慧术智之国民乎，则必自求刚毅义勇之国民；始欲求刚毅义勇之国民乎，则必自学校卫生始。校舍之备设，校具之构造，体操之方法，功课之久暂，以至饮食、衣服、起居、息作皆有一定之准率，以与身体相宜。有一不合，即有害于身，而孱弱之兆兴矣，久之必有成畸[4]形者焉，成病体者焉。一人如是，侵假而一校焉？一校如是，侵假而全国焉？夫至全国受病，则其国势可想矣。现在如是，则将来可想矣。东西各国之所以汲汲于学校卫生者，盖为此也。苟不明医学，又无从而知之，而防之，而治之哉？
一 与国家政法之关系也。近今泰西各国医学大明，又创为法医学，日本亦效法泰西创为裁判医学，往往助司法者而决隐秘之疑案焉。盖诉讼者多似谋毙而解剖则关系病死，又或多似病死而解剖则关系谋毙，征验既得，再从而裁判之，则曲直自易明晰，是皆法医学之功也。[5]而吾观中国之判断命案也，其验尸体奚委诸无学之仵作。夫仵作既不知医，则死之原因自难分辨，于是不得不附会武断，或因循少决其[6]病死及谋死与否，恒视两造贿赂之多寡定真伪焉。呜呼！诬民枉法孰有过于是者，法医学不明之害亦至此哉。
一 与国家军事之关系也。泰西各强国能长保其优胜者，在养成军国民而已。而所以养成军国民者，又不徒在形质上之势力，而恃精神上之脑力。如英初变政即讲卫生，德日维新首重医学，体操则练及妇人，卫生则列为通科。其编军国民也，必经医师之察，验选强壮，而汰其孱弱；其既编为军也，则又时时诊察，疫则防之，病则除之；其行军也，于军医之外又有看护兵、卫生队，必使保其健康而后已。故其国民躯干壮健，志气猷烈，勇往直前，赴国事若私难，国之强盛岂不在此？
以上所列五者，皆举其最重要者言之，固各有直接之关系，至间接上殆无一事一业之无关系也。关系之广大如此，重要如此，此而不欲振兴医学则已，苟欲振兴医学，必也其多设医学堂可乎？虽然学堂非能刻即毕业也，则先召现时之自命行医者投考，由太医院简员主试，并选省府州县中之学识兼优、名望素著者为之阅卷，其确有把握、学问优长者给以医照，大加奖励，余则屏之，不以累人。此场经费可取于投考者之册金，得名得利，各人当争先赴考也。随即开医学堂，倘以经费不能猝办，可向肄业各生每年缴脩金若干，聘中西医生为教习，仿照东西各国医学堂之课程，期满则认真考试。学有心得，术可应世者给予文凭。如是则新而优者起，旧而劣者仆，将见中西医术并精，攸往咸宜，各国乌能不公认哉？内则为人命、人种之栽培，外则为国体、国[7]权之竞争，当轴诸君，望勿视为缓图也。[1]赵文子：赵武（？—前541），春秋时晋国卿大夫，政治家、外交家，为国鞠躬尽瘁。[2]坐：因为。[3]恒河沙数：佛教语。言数量多得无法计数。见《金刚经·无为福胜分》。[4]侵假：逐渐。一作浸假。[5]仵（wǔ五）作：旧时官府检验命案死尸的人，工作性质如现代的法医。[6]两造：相对两方面的人，法院里指诉讼的两方，即原告和被告。[7]当轴：喻官居要职，掌握大权。医非小道论
医，大学也，精艺也，重任也，实业也，与国家社会有密切之关系者也。所以德日维新首重医学，英初变政先讲卫生。诚以医之为道，大则穷天地运行之实理，而知众物诞生之源；中则以格物致知之学，而明众物之表里精粗；小则如地土风俗习惯，遗传与夫饮食起居。一切均系医学中所研究者。苟理非精奥，用非广大，则欧美日各国何为特设医科大学也哉？
试将东西医学大略备陈之：东西医最精处为生理学。生理学者，研究人身生活之理者也。如食物之后化为何物，又因何故须食物，皆最费研究，此一端也。小儿自胎中始，至二三十岁如何长成，长成至何时，因何故而停止，又因何故而老死，亦最费研究，此又一端也。凡此[1][2]皆谓之生理，其理烦赜，难更仆数。明于生理，乃可进而察病情，故生理学之后继以病理学。盖生理学者，言其常；病理学者，言其变也。然病理云者，犹兵家之运筹帷幄，犹未亲临敌地也；继之以诊断学，犹兵家临阵之经划也。然病理繁多，莫可究诘，非经之纬之、区之划之、专心研究之，不足以穷病之真相，于是分为内科、外科、妇科、产科、儿科及耳目口齿各科，与夫卫生学、法医学各门，此与中国医学分科颇有异同，然皆由数大国诸名家开大会酌议而后定为今日之科目，非徒德与日一国一人之私计，或亦非诬妄矣。
虽然使未学生理之前毫无预备，则虽欲知生理，其道未由。故先须习解剖学、组织学。解剖学者，将人身详细测量，犹兵家之以地图为宝也。兵家不知地理，无以行兵；医家不知解剖，无以知生理也。组织学者，将人身各质用显微镜细察，虽微尘不遗，不知组织学而谬谓知血之运行，气之出入，亦欺妄之徒而已。然犹未已也，又须先习物理学、化学。物理学者，穷究声热光雷诸理者也。不知物理，则耳何以开声，目何以见色，均属茫然。化学者，将天壤间原质分析至无可分析。不知化学，则不知人体用何质造成，更不知人体每日变化之真相。且更不知生物，无生物之何为质原、何为杂质、何为合质。故不习物理、化学，亦无由知生理，更无由知药性。虽然，物理、化学均须以几何、代数、三角算术测算，若不学算，亦无以知物理、化学也。
然则医之为道详细如此，各国推为精密之科学，当非无故。古人所谓小道云者，恐非确论。抑又有近者西人足迹所至，每藉传教行医以行其买人心、探国情之计处，今之世既不能闭关谢客，绝不与之往来，又漫无布置，任其深入内地，后患胡可设想计？惟有自设医院，研究世界通用之学，与之角逐，以为潜相抵制之计，此又深谋远虑者所为，而非可谓为小道者矣。目不见五色，奚能慕锦绣？耳不听五声，奚[3]能嗜箫韶？故顽固者流，非性与人殊也，苦于不知耳！是篇于医林各学，如市肆然，一一陈列，是引人入胜之不二法门。[1]烦赜（zé则）：繁复深奥。[2]难更仆数：言人或事物很多，数也数不过来。语出西汉·戴圣《礼记·儒行》。[3]箫韶：舜乐名。后泛指美妙的仙乐。医必先明十要论
精通医理，卓然成家者，谓之医家。欲为医家必先尽医家之责任，而后收医家权利。试举其要约有十焉：一要讲公德，以先正心术也。医为仁术，首重有道德心。若心术不正，则无论学术若何精确，器械若何精良，手法若何精能，适足以增长自私自利之心，而诈伪万端，或立奇方以欺世，或用僻药以惑众，或抉择价昂之品以媚富贵之人，或假托仙佛之方以欺愚鲁之辈，或撰高谈奇论惊世盗名，或托西术东艺欺人图利，种种现形，殊堪深耻。
余故曰：欲兴医学，必先医医。医医之法无他，与之讲群学，明公德，先正其心术焉耳矣。
二要输新学以改良旧学也。医为专科大学，必有宗传，且有阶级，岂容浅尝辄试？故泰西教授医学，先讲明人身部位体用，次论病证，次究药性，次习处方，次授手术，分别专科，次第讲习，终必考验其能否，品第其高下，所以西国医术精于中国。如中国真欲改良医学，必先从全体学始，欲研究全体学，必先从西医学开始。俟西医学研之既久，胸有成竹，然后以中国四千余年之旧医学互相比较，或取或弃，或调和或并行，别创一新医术，而中医学乃愈发明且愈完备。即用中药亦须以化学法验其质性，一俟质性确定，必须多用中药，参用西药，此则保守利权外溢之深意耳。
三要通世务以改良风俗之习惯也。中国之风俗习惯当改良者不胜枚举，今姑言其最要者，如弄神弄鬼之敛钱，佞佛斋僧之耗费，缠足冶容之诲淫，嫖赌烟酒之害身，均与病家有密切之关系。医者当觑破世情，劝人改革，相与讲社会卫生、家庭卫生、个人卫生，以强种而保国。此所谓上工治未病也。
四要达人情以曲体社会之性质也。从来内伤之源，因身体失养者[1]居少数而易疗，因心境不佳者居多数而难治。孤臣泣血，孽子坠心，远客有异地之悲，闺妇有征人之怨，或富贵而骄淫滋甚，或贫贱而窘[2][3]迫难堪，损人精神，伤人气血，莫此为甚，医者当罕譬而喻。荡泆者，惕之以危言；怨郁者，导之以药趣；执拗者，引之以脱俗；困苦者，喻之以谋生；多忧者，达之以快情；钟情者，正之以伤德；惊恐者，持之以镇定；愤怒者，动之以和平。此所谓心病还须心药医也。彼日本之《心理催眠术》、美国之《治心免病法》，其皆欲以心力免心病欤。
五要识天时以辨空气也。大抵久雨则空气湿而寒，久晴则空气燥而热，乍晴乍雨则空气湿而热，即风亦由空气动荡而成。所以四时之风，其性质亦有寒、热、燥、湿之分。是故善治时病者，必按四时分六气（风、寒、暑、湿、燥为时气病，而火则从时气所转化也），尤必察天时之晴雨寒暄，辨空气之燥湿冷热，以诊断受病者之或为新感，或为伏气，对症发药而已。若夫春温、夏热、秋凉、冬寒，特四时之常态耳。
六要明地气以察人体也。以全球言，寒带地方（南北纬度六十六度半以上之地方）之住民，气寒多坚，体必刚强；热带地方（南北纬度二十三度之地方）之住民，气热常泄，体多柔弱；温带地方（南北纬度二十三度半至六十六度半之地方）之人类，寒热适中，成长最良，体多壮健。以中国言，东西狭、南北长。东南离日球较近，地气常热而水多，水既多则湿必重；西北离日球较远，地气常寒而土厚，土既厚则寒自凝。且地气寒则生物必少，人之享用亦少，故其质性多戆直；地气热则生物必多，人之享用亦多，故其质性多精巧。以城乡言，居省会府县者俗尚奢华，而体多文弱；居山林乡僻者俗尚勤俭，而体必野蛮。是皆地气使然欤。
七要破迷信以实事求是也。孔圣云：敬鬼神而远之。此语乃过渡时代破迷信之方针矣！医果能实际讲求，精研科学，举凡道家之雷忏雷经，术士之鬼符神咒，病家之问卜安坟、求神拜佛，地师之阴宅不吉、阳宅有凶，种种入迷俱可一扫而空，逢人开导相与，讲看护预防之要点，实心为病家竭智尽谋，寄生死而托性命，此韩子所谓医师之良也。虽然今日之中医决不肯破除迷信，以鬼神为医家之护符，且为医[4]家卸肩之退步，而谓甘心蠲私利以讲求公德，恐尚无斯人斯事焉。宜乎世俗以医与巫卜并称，而目为小道贱业者欤。
八要备仪器以广求疗法也。许叔微云：病家之患，患病多；医家之患，患道少。诚哉是言！今除理学的疗外法，而专讲明器械的疗法、化学的疗法，改良之道有三事焉。一多为器械陈列所，凡东西医所有器械奚陈列其中，即中医所有之针砭石亦须完备。二为器械传习所，凡一切器械之性质、功用，以次讲习。三为理化传所，将已有之西药、现有之中药以次考求其原理，化分其原质，证明其治病之理，而制之为药精，勒之为新书，此当今刻不容缓之事也。
九要立医会以交换智识也。泰西医学之发达，稍读新书，略明时事者已所共知。其设医学科也，有基础医学、国家医学、裁判医学；其立医学校也，有专门学校、大学学校。其出医学报也，或阐新理，或明新法，朝登报纸，暮达通衢，且犹不自满足，各国创医学大会，联合全球各国之医家以共相研究，力求进化。故今日中医欲除乡僻之陋见，而问现今医界，则必先纵横中外以采补我所本无，次则上下古今以淬厉我所固有。如此则取精用宏，出而与东西医互较优劣，互相竞争，保权利而免天演淘汰之危。此我国有志之士所以提倡医务总会也。
十要设学堂以教育英材也。世界医术，德国为上，英美次之，日本亦佳，方今中国在过渡时代，泰西医学之内容迥非中医所能知，故欲医学思想之发达，而求医界学术之改良，非各省府州县创设学堂以教授之不可。幸而近今政府已知医学一科之重要，遣太医院医生出洋留学矣。南北洋及晋省已各设医学堂矣，余则皆欧、美、日人建设之医院，以夺我利权，促我生计。故今日中医如欲保存权利，不可不先尽义务。义务维何？富者效其财，能者效其力，广与学堂以请求医术、维持医界而已。
此皆中医之纲要也。吾愿有志斯道者共振兴之，学非术不行，术非学不立。学者，体也；术者，用也。有学而无术，犹舟之无帆楫也。是篇皆论术语，所以行其学于今之世者，愿医林同志俱猛省之。[1]坠心：言令人痛心。南朝梁江淹《恨赋》：“或有孤臣危涕，孽子坠心。”[2]罕譬而喻：言说话用不着多比方，都能听懂。语出《礼记·学记》。[3]荡泆（yì义）：谓动荡奔突而出。言行为放荡不羁。[4]卸肩：比喻卸掉责任。医宜开化病家论
华人之病误于医家无学问者固多，误于病家不开化者尤多。医家而误，易良医可也；病家而误，其弊不可胜穷。有不问医之高下，即延以治病，其误一也；有以耳为目，闻人誉某医即信为真，不考其实，其误二也；有平日相熟之人务取其便，又虑别延他人觉情面有亏，而其人又直任不辞，希图酬谢，古人所谓以性命当人情，其误三也；有远方邪人假称名医，高谈阔论，欺骗愚人，遂不复详察，信其欺妄，其误四也；有因至亲密友或势位之人荐引一人，情分难却，勉强延请，其误五也；更有病家戚友偶阅医书，自以为医理颇通，每见立方必妄生议论，私改药味，善则归己，过则归人，其误六也；或各荐一医，互相毁谤，遂成党援，甚者各立其门户，如不从己，反幸灾乐祸，以期必胜，不顾病者之死生，其误七也；又或病势方转，未收全功，病者正疑见效太迟，忽而病家之旁人谗言蜂起，中途变更，另易他医，而后医大反前法，遂至病笃，反咎前医，其误八也；又有病变不常，朝当桂、附，暮当芩、连，又有纯虚之体其症反宜用硝、黄，大实之人其症反宜用参、术，病家不知，以为怪僻，不从其说，反信庸医，其误九也；又有吝惜钱财，惟贱是取，况名医皆自作主张，不肯从我，反不若某人等和易近人，柔顺受商，酬谢可略，扁鹊云轻身重财不治，其误十也。
此犹其大端耳。其中更有用补剂则喜，用攻剂则惧，服温补而死则委之命，服攻伐而死则咎在医，使医者不敢对症用药。更有制药不如法，煎药不合度，服药非其时。更或饮食起居、寒暖劳逸、喜怒语言，不时不节，难以枚举。小病无害，若大病，则有一不合皆足以伤生。
然则为病家者当何如？盖有应尽之道焉，举其要则有六：
一曰卫生宜知也。夫卫生之精理，上之可以强社会，下之可以强个人，至病时而明效大验，几驾乎医药而有上之之势。一、所居之室必求其光明而通气也；二、所居之地必求其洁净而高燥也；三、所饮所食不宜过量，必求其清洁而忌黏腻腥浓也；四、所衣所被必适其寒暖之节而不可使更受新邪也。必侍病之人能明乎以上之理，夫而后药乃可以效。
二曰择医宜精也。先择其人品端方，心术纯正，又复询其学有渊源，历考所治，果能十全八九，而后延请施治。然医各有所长，或今所患非其所长，则又有误，必细听其所论，切中病情。又必详询其立方之时，先论定此方所以然之故，及服药之后如何效验，或云必得几剂而后有效，其言无一不验，然后托之。若其人本无足取，而其说又怪僻不经，或游移恍惚，用药之后与其所言全不应相，则即当另觅名家，不得以性命轻试，此则择医之良法也。
三曰任医宜专也。病者之安危，即为医家之荣辱。苟始终信任之医家之于病人，自有密切之关系，若朝暮易医，则各骋意见，各施治[1]法，势必温凉杂投，筑室道谋，无一人任其咎而后已。而最为偾事者，则病家之略知医药者也，愈病不足，掣肘有余，最为良医之阻力。凡夫猛力之药，如石膏、黄连、硝、黄、附、桂、麻黄、葶苈等，不问其于症之合否，而先以为不可用，不敢服即收效捷且伟者，亦必讥为霸道焉。至于模棱、平淡、庸劣之方，则大都信之不疑，以为虽不能速效，亦可无流弊，即病至不死不活，缠绵床褥，历久而仅愈者，且谥之以王道焉。无惑乎！医之有阅历者，相率以流于浮滑一途也。
四曰说症宜详也。凡医者诊脉，不过验其血气之盛衰，寒热及邪气之流在何经何脏，与所视之症参观互考而已。若欲泥脉以治病，必至全无把握。所以读书泥古之士，但知持脉论症，其治效往往出市医单方下者，职是故耳，惟审问可究病情。乃医之自以为是者，往往厌人琐语，而病家亦不能详述，此两误也。故凡求医诊治，必细述病源，勿惮其烦达哉！苏东坡之言曰：吾有病尽以告医，吾求愈病耳。岂以困医为事哉？
五曰察药宜慎也。药之伪者不必论，即寻常药品，肆中人粗心，往往以他物搀混，必亲自检视，方免舛误。试引《冷庐医话》两说以证明之：一归安陈龙光业外科，偶因齿痛，命媳煎石膏汤服之，误用白砒，下咽腹即痛，俄而大剧，询知其误，急饮粪清吐之，委顿数日始安。一桐乡陈李氏子夏月霍乱，延医定方，有制半夏二钱，适药肆人少而购药者众，误以附子与之，服药后腹即大痛，发狂，口中流血而卒。李归咎于医。医谓药不误，必有他故，索视药渣，则附子在焉。遂控药肆于官，馈以金乃已。此皆不辨药品而致误也。
六曰看护宜周也。近今治病，一病之安危，惟责之医家一人，一医之良否，专系乎煎方一剂。其药宜多煎、宜少煎，宜先入、宜后入，宜多水、宜少水，非所知也；药品之道地与否，制炼之合法与否，亦非所辨也。此外，寝处不合法，寒暖不适宜，饮食不知节，病情不知察，更无论矣。似此则医家之功一，而病家之过十，纵有卢扁，能愈病乎？况重大危险之病机，早晚不同，昼夜不同，而惟恃一日一至之医，一日一服之方，治变幻不测之病，庸有幸乎！余故曰：病家必当知看护法。嗟乎！以中国今日之情形，而医家病家两相比较，医家误病家者固多，而病家自误者亦不少。故良医之能愈病，必先在开化病家，使病家诸人有助医之力，不掣医之肘，夫而后病之不治也，始可以归罪于医。
病家有病欲得良医而愈之，此公理也。但病人有定识者少，则种种不可思议之事于以生焉。于方药之有力量者必不敢服，曰恐其误治也；于方药之能速效者又不敢服，曰嫌其霸道也；及得至平易之方则安然服之，病而不效，则又归其咎于医，曰今固无良医也。有如是之病家而后投其所好，乃有今日之所谓名医。故医师之良者不但不沾染病家之习气，尤贵开通病家之知识。此篇之语皆先得我心。[1]筑室道谋：言做事没有主见，缺乏计划，终于一事无成。筑，建造。室，房屋。道谋，与过路的人商量。语出《诗经·小雅·小旻》。中国医学源流论
神农尝药，黄帝论医，此吾国医学之正宗，亦吾国医林之代表。虽《本经》（注家惟邹润安《本经疏证》最精，缪仲淳《本经疏》次之，张路玉《本经逢原》又次之，徐灵胎《本草经百种录》亦简要）《灵》《素》（注家惟王冰《内经次注》最精，丹波元简《素问识》亦佳，唐容川《医经精义》最新）由历代口诀相传，或多掺伪，或有传讹（《本经》[1][2]如豫章、朱崖、赵国、常山、奉高、真定、临淄、冯翊诸郡县及久服轻身、益寿延年等语皆后人掺伪之说，《内经》如忽言天文，忽言地理，忽言五行，忽言乐律，及以十二经配十二水名之类，皆术士传讹之言），而其中药性之精确，学理之精微，取穴用针之精妙，实震古而烁今，然则中医学发达之早可谓冠绝五洲矣。
继其后者，商伊尹作汤液，始有经方之名，然亦得之传闻，无成书可考。周、秦以降，代有传人，和、缓、卢扁（秦越人扁鹊作《难经》八十一篇）医名最著。迄后汉华元化、张仲景崛兴，一以解剖著名，一以方技传世，惜华氏之书付之一炬，而张氏之《伤寒杂病论》（古时《伤寒杂病论》合名其书曰《金匮玉函经》，至宋林亿等奉诏校正医书始分《伤寒论》《金匮要略》为二书。《伤寒论》注家以金成无己《伤寒明理论》为最早，注语明通，丹波元简《伤寒论辑注》尤为详博，唐容川《伤寒论浅注补正》亦清新，他如朱南阳《伤寒活人书》、尤在泾《伤寒贯珠集》、方中行《伤寒论条辨》、舒驰远《伤寒论集注》、徐灵胎《伤寒类方》皆别出心裁，多所发明，而吴坤载《伤寒指掌》为诸家之长，参酌古今，更切时用。《金匮要略》注以赵以德《金匮》二注为最先，余则丹波元简《金匮要略集注》、唐容川之《金匮要略浅注补正》、徐忠可《金匮要略论注》、尤在泾《金匮心典》，皆称善本）实为千古用方之祖，且其阐明医理，尤足为中国至精之本，惜《伤寒论》多错简，《金匮要略》多残缺耳！[3]
迨隋巢元方等奉敕撰《诸病源候论》，广收医说，详究病源，自轩岐以逮仲景，除晋王叔和之《脉经》、皇甫谧之《甲乙经》、葛洪之《肘后备急方》及南齐《褚氏遗书》外，以此书为最古，其言繁博精邃，迥非浅学所能知。
至唐而仲景之学一变矣。如孙思邈之《千金方》、王焘之《外台秘要》，皆纂集自汉以来诸方，杂采成书，故有一病而列数方，亦有一方而治数病，其药品有多至数十味者，较诸仲景之经方药仅五六味而功用无不周者，大相悬殊矣。然其用意之奇，用药之巧，亦卓然自成一家。且唐以前之良方实赖此二书以存，其功亦不可泯厥。
后五代扰乱不亚六朝，中原鼎沸，各学浸衰，而医学界亦无杰出之徒为之振兴。北周虽有徐之才创立十剂，亦但明立方之理，而于医学之大体、医风之颓败仍无补助，终不能革故鼎新。
此宋神宗所以有考医之命令也。其设科也，建立内外医学，置教授及诸生，皆分科考察陛补，亦如《周礼》医师之有等。上取则赐官受禄，或编医书，或教学生；中取则给牌行道；次取则留学读书；不取则[4]饬使改业。其命题也有六：一曰墨义，试以记问之博；二曰脉义，试以察脉之精；三曰大义，试以天地之奥与脏腑之源；四曰论方，试以古人制方之法；五曰假令，试以症候治法六宜；六曰运气，试以一岁之天时地气与人身感应之理。其教授医学则分设三科：一曰方脉科，凡内科、妇科、儿科皆统属焉；一曰针灸科，凡针砭、推拿、导引、祝由诸科皆统属焉；一曰疡科，凡外科、伤科、眼科、口齿咽喉科皆统属焉。方脉科以《内经》《难经》《脉经》为大经，以《伤寒》《金匮》《巢氏病源》《千金翼方》为小经。针灸、疡科则去《脉经》而增《三部针灸经》。常以春试学生定其等级，悬为程式。其试题之体有三：一曰论题，出《灵》《素》，发明躯壳、经络、脏腑之体用及内外诸证，寒热虚实之病理，汗、吐、下利、补泻、逆从之疗法；二曰解题，出《神农本经》《伤寒论》《金匮要略》，考订药性方义及诸病传变之法；三曰案，自述平时治病之验否，及其所以用此方治此病之意。其太医局程文皆通贯三经及三部针灸之法，金石草木之性，辨别精微，足资阐发，故学者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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