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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6-15 19:5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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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莫罗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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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尔德传

服尔德传试读:

一、十八世纪的渊源与特征

路易十四的统治是一个聪明政治家的正当的独裁。而且是必不可少的独裁。迄十七世纪为止,法国贵族始终是桀骜好战的阶级,屡次作乱,致国家无法统治。个人之间的争执,其暴烈亦不下于党派之间的争执。一五八九至一六〇七年间死于决斗的直有七千人。所谓现代国家这种簇新的威力,那些文艺复兴期的巨子是不承认的。吕希李安曾把他们抑压过一时;但在路易十四尚未亲政的时期,他们重又抬起头来,吐出凶猛疯狂的火焰。即是女人亦是好勇斗狠之流,比男子更高傲更残暴。伽斯东·特·奥莱昂,有一封信是“致诸位伯爵夫人,反对玛查冷阵线中之司令夫人”的。那时的情势,只要浏览雷兹大主教或拉·洛希夫谷的《回忆录》,便可懂得非绝对专制的君主不足以驯服那般英武危险的魔王了。

吕希李安开创的事业,经过玛查冷与路易十四两人方告完成。那些强大的诸侯,轻视国家的个人,在十七世纪中崩溃了。文学与社交,同时也发生戏剧的转变。内乱中的强悍的战士学习周旋于客厅中的礼仪。路易十四的宫廷中,大家都受着群居精神的熏陶。“武士一变而为绅士……佩剑一变而为装饰品。”军人在年富力强的时节已经被命退休,谈情说爱的勾当把他们羁縻住了。女人威势大增。谈话与文字的唯一的题材,是分析女子感人的或感到的种种情操。为表白细腻入微的区别起计,语言磨练得准确,抽象,精炼起来。于是古典精神诞生了。

在古典精神的发展史中,至少应当分成两时期。第一时期是高乃伊,莫里哀,拉·洛希夫谷,赛维尼夫人的时期,古典精神是一种表现强烈情操时所必须采用的完善的形式。一个伟大的古典主义者决非麻木不仁的人。他有与浪漫主义者一样的情操。但“他在谈话写作思想诸方面,养成了以上流社会的听众为对象的习惯。”字汇是轻盈的。凡是专门的术语,迂腐的谈吐,粗俗的俚言,一切足以引起上流社会厌恶的字眼,作家都要避免。他们努力养成一种明白晓畅,直截了当的风格。他们表现个人的痛苦,也不用抒情的自白,而出之以一般格言的方式,因为剧烈的口吻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但在格言之下,始终于隐约之间露出热情,而伟大的古典主义者的美,便在这种含蓄上面。

四五十年之后,古典精神腐化了。表面上还是精致光泽,内里却一无所有。趣味变得褊狭了;怕用具体字眼的结果,使文字与现实完全脱离关系。承继拉西纳的是克莱皮翁与服尔德的悲剧。前此所表现的是就范于客厅生活的英武的贵族,此刻却是想望英雄情操而不得的客厅中的贵族。恋爱变成纵欲。“夫妇与男女社交之间满是混乱的现象。”可是寡廉丧耻在任何时代都足促成统治阶级的灭亡。贵族没落之后,出现了一般议论是非,专好讥讽的中产阶级,一部分被路易十四迫使退休的宫臣更去支持他们。青年的贵族梦想有一种新封建制度的运动,梦想有一种贵族的与平民的反响。

当时另一种深刻的思想运动是近代科学的形成。自哥白尼、伽利莱、笛卡儿诸人而后,星球的运行,物体的降落,光线的射程,似乎都可由推理来计算预测。人的精神为这种新的力量陶醉了。理智高于一切。情欲啊,政治啊,上帝啊,都等它来解释。学习应用抽象的字汇,把原素当作代数上的符号一般,使伦理学家与哲学家以为一切问题可用纯理智来解决。斯宾诺查在《伦理学》中已把形而上学归纳为定理与系论。十八世纪的英法哲学家势将把合乎逻辑的推理来代替本能与传统。

他们虽已窥见实验科学的前途,但与促成十九、二十两世纪物理化学突飞猛进的严格的方法,以及对于事实的绝对的服从,究竟还差得很远。可是一般最有思想的人对于世界的观念,已经受到科学的影响而转变了。他们不复视世界为全知全能的神明所导演的简单的戏剧,却发见了无数细小的原因的极复杂的游戏。人不复自以为万物的中心,而是迷失于宇宙的一隅的微渺的动物。这些思想减弱宗教的威信,正如爱好批评的中产阶级与愤懑不平的贵族阶级减弱专制政体的威信一样。十七世纪时支持法国的砥柱整个地倾倒了。

在摧毁砥柱的破坏工作中最有力的一分子,是一个中产者,书吏阿鲁哀(Arouet)的儿子,祖上亦是贵族出身,与圣·西蒙家亦有戚谊。

二、童年与教育

一六九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一个娇弱的孩子在巴黎受洗礼,名字叫做法朗梭阿·玛丽·阿鲁哀(Frangois-Marie Arouet)。后来他自己命名为服尔德(Voltaire)。这个名字有人说是阿鲁哀家某处产业的名字,又有人说是阿鲁哀三字的化名,穿凿附会,莫可究诘。

服尔德的娇弱是与生俱来的;他却把这种弱点作为武器。他从小就身心活跃,三岁的时候,他的教父夏多纽夫神甫(L'abbe de Chateauneuf)教他背诵拉·风丹纳的《寓言》,与一首不可知论派(agnostique)攻击一切宗教的诗,题目叫做《莫伊撒特》(Moisade):

基督徒,暹罗人,大家都研究推敲,

有人说白,有人说黑,总是不一致。

无聊与盲信之徒,

会轻易接受最荒诞的神话。

夏多纽夫对他的老友尼侬·特·朗格罗得意地说:“他只有三岁,已能背诵《莫伊撒特》全诗。”服尔德跟他学会了做诗,也学了他的样厌恶盲目的热狂者。阿鲁哀书吏的长子是冉逊派的信徒,狭隘的宗教的崇拜者。服尔德在宗教问题上所表现的激烈的情操,一部分定是由于厌恶这个不堪忍受的长兄之故。

他十岁时进耶稣会教士主办的路易中学(CollègeLouis le Grand)。他们用着他们的模型来教育他。所授的科目有拉丁文,有修辞学,养成学生尊崇古典文学的心理,如史诗,悲剧,语录之类。他们也很重视仪式,教学生娴习上流社会的节度。法朗梭阿·玛丽·阿鲁哀和他们倒是非常相得。

象他那样幼小而思想广博的学生,耶稣会教士还是第一次遇见。“鲠直温厚的”卜莱神甫曾经感动地说:“他欢喜把欧洲重大的问题放在他的小秤上称过。”但这位中学生究竟还是孩子,难免有时要作弄他的老师。路易中学的惯例:要待小礼拜堂圣水缸里的水结了冰方才生火。怕冷的小阿鲁哀便把院子里的冰块偷偷地放入圣水缸里,这种玩意可说是他的运命的先兆。

他十二岁时已能毫不费力地写出华丽平易的诗句,醉心学问的神甫们对于这个神童的怜爱自然可想而知。他们把他的诗作传布出去。其中有一首被夏多纽夫拿给尼侬·特·朗格罗看了,那位美貌的八十老妇人就要求把作者领来见她。神甫便依言领了他去。她问他对于冉逊派论战的意见,觉得他颇有胆量,心思巧妙;后来她临死的时候遗命送他一笔小款子作为书籍费。

一个博学的名姬,一个思想自由的教士,一般耶稣会的神甫,服尔德所受的这种教育很可说明为何他是当时完满的代表了。人家说十七世纪是路易十四的世纪,十八世纪是服尔德的世纪。这是不错的。在一个中产阶级议论是非的时代,他便是一个议论是非的中产者;在一个宗教论争最剧烈的时代,他便是最熟悉论争,关心宗教而反宗教的人;在一个古典主义的时代,他便是一个古典主义者,一个前代规律的承继人;在一个科学萌芽的时代,他虽非专门学者而确是博闻强记的爱好者与宣传家。走出校门时他对于自己的才力已有充分的把握。父亲叫他选择一种职业,他答道;“除开文人以外,什么职业我都不要。”

书吏阿鲁哀(他在儿子读书的时节已经买了一个司法的缺份)原希望儿子成为一个法律家。但一个轻视一切的青年,怎能叫他在法科学校中留得住呢?人家向他解释法律家可有如何崇高的地位,他却置若罔闻的答道:“告诉我的父亲,说我不要买得来的尊崇,我会不费一文的自己挣取尊崇。”

先是由于夏多纽夫的提携,不久靠着他引人入胜的思想,他从二十岁起已经为王公贵胄的座上客,老诗人旭利曷周围尽是一派奢华放逸的空气,服尔德就是耽溺在这种环境中。他见到龚底亲王与王陶姆公爵,他替时髦女子修改诗文,在一个威武不足聪慧有余的男子,这倒是取悦女人的一种方法。他写了一出题作《奥第伯》的悲剧,自以为新奇可喜,因为如古希腊人的作品一样,其中亦有合唱。少数旁人对他的赞美使他欣喜欲狂。他开始运用讽刺、短诗、妙语,来养成树立敌人的巧妙的艺术。贵族们与他结为朋友,他亦居然和他们分庭抗礼。在用餐时他对众人说:“我们在此都是亲王呢还是诗人?”贵人的薄情与傲慢的滋味,他还不曾尝到呢。

其实,要是夏多纽夫不当荷兰大使不把他带去充随员的话,他二十岁时早就尝到这种滋味了。年轻的阿鲁哀当随员么?因了人家的宠爱,因了自己漂亮的抒情天才,因为能写情诗,他居然当起随员来了。但这个随员是情绪丰富的,在癫狂的外貌下面却是正经得可怕。谈恋爱稍嫌脆弱,做工作倒够结实了。随员么?其实更象一个教会里的学习修士,他的宗教在本身没有变得热狂的以前是专门攻击热狂的信仰的。

三、喜剧

随员在外国所过的生活正如希吕朋一样他谈起恋爱来了。在海牙城里有一位杜诺阿依哀夫人(Mme Dunoyer),是一个带有危险性的法国新教徒,离开丈夫带着女儿逃到荷兰,靠着写些诽谤文字度日。服尔德很瞧不起她,但在她家里发见一个非常年青的女郎奥令波(Olympe),他称之为彭班德(Pimpette)。“是啊,亲爱的彭班德,我将永远爱你。虽然最不忠实的爱人也会这样说,但他们的爱情决非象我的那样基于完满的敬爱之上的。我非但爱你的人。且亦爱你的德性。”

杜诺阿依哀夫人对于这位随员流连忘返的态度很气恼,去告诉夏多纽夫,夏多纽夫便不准服尔德外出。他呢,白天固然守着禁令,夜里却又逃出去和情人私会。“亲爱的彭班德,我可以为你冒无论何种的危险,为你这样的人物,即是赴汤蹈火都值得呢。”后来服尔德绝对不能出门了,他把自己的衣服送给奥令波叫她扮了男装来看他,她居然这样做了。

我终于见到你了,亲爱的可人儿,

你扮了男装,我以为见到了,

乔妆爱神的维纳斯(Vénus)。

大使生气了,又惧怕那无赖的,当新闻记者的母亲,把服尔德送回巴黎。

这一次书吏阿鲁哀对他很不好了,这位父亲也没有运气。大儿子愈来愈迷信冉逊教,虔诚苦修,简直不近人情。小儿子放浪形骸,简直太近人情。“我的两个儿子都是疯子,”他说,“一个是散文式的疯子,一个是诗歌式的疯子。”那时代做父亲的可以请求政府授以禁锢或驱逐儿子之权。阿鲁哀得到了这样的一道家庭敕令。服尔德躲起来,运用他惯有的手段,以种种计策去平复父亲的气并赚取他的情妇。

他的妙计是叫耶稣会教士出来干涉,由法国的主教们去把彭班德提到法国来。“杜诺阿依哀小姐的确是一个新教徒,”他说。“她被一个残酷的母亲羁留在海牙,困在异端邪说的空气里。她只希望改信了旧教而嫁给我,要是能够把她提得来,她定会弃绝邪道。”路易中学的一位教授多纳米纳神甫(Père Tournemine),是一向宠信服尔德的,把这件事情告诉勒德利哀神甫(Père Letellier),亦是耶稣会教士兼王上的忏悔师。这件荒唐的案子几乎罗织成功了,幸亏夏多纽夫大使说此举会得罪荷兰政府而把它打消了。于是服尔德唯有与父亲讲和的一法。他答应重新研究法律并跟一个检察官去学习。但不久他又跑掉了。

一七一五年,路易十四薨逝了。他的统治的结局很悲惨。最后的几次战争对法国不利。国库空虚。似乎已经平复的冉逊教纠纷又因葛斯奈神甫的一部著作而死灰复燃,最初罗马方面认为是一部好书,后来人家发见是冉逊派作品而请求教皇禁止。法国重新分裂为两个教派,反对教皇敕令的人都一概下狱。大家为此怨恨王上和王上的忏悔师勒德利哀。总而言之是一场大混乱。

因了这种种缘故,没有一个人对于老皇的薨逝表示哀悼。幼君则如圣西蒙所说的,还不到懂得哀毁的年纪。新的摄政奥莱昂大公也不是惋惜前王的人。曼德侬夫人“被前王磨折够了;不知道如何应付亦不知道如何替他消遣。”曼纳公爵与王室其他的私生子凯觑大位,高兴得发狂似的。宫臣卿相觉得好似除去了沉重的枷锁一般。“巴黎人在热望自由的空气中舒一舒气,眼见多少人滥用的威权居然倾倒,真是何等欣喜的事。”人民久苦于繁重的赋税,至此不禁感谢上帝,如任何时代一样的痴望有一种新的政体来拯救他们。老王奉安的那天,在到圣特尼的路上,摆满着乡间小酒店。服尔德去看热闹,看见群众不是酒醉了就是快乐得醉倒了。这种景象引起他深长的思索。

在此初获自由的时期,大家以为什么话都可以说了。攻击前代政制的文字多至不可胜计。服尔德也写这种东西,不是他写的,人家亦以为是他写的。新的摄政,斐列伯·特·奥莱昂公爵(Philippe d'Orléans)并非凶狠的人。圣西蒙说“他酷爱自由,对于人家的自由和他自己的一样尊重。他有一天对我称赞英国是一个既无流刑亦无监禁的国家。”虽然如此,他可并未因此而不把服尔德送入巴斯蒂狱,他让他在那边住了一年多。因为写了几首恶意的诗就关到监里,可说是很重的刑罚了。而且一个那么活泼的青年一旦禁锢在四壁之中的时候,精神上更可激起许多关于正义公道的感想和愤慨。我们不难想象他整天踱来踱去,一方面冷嘲热讽的辞句变得更尖刻了,一方面幻想着英国的宪法或保障个人自由的法律。

服尔德在巴斯蒂狱中埋头工作。他要成为法国伟大的史诗作家。他的歌咏亨利第四的长诗,开首的一些歌辞与借题发挥指摘苛政的几段,便是在狱中写的:

我歌颂这位英雄,

他是以武功与出身统治法国的。

禁锢了十八个月以后,服尔德终于从古炮台中释放出来了。过了几天,摄政王笑容可掬的接见他,对于这个为了一首歌辞而幽禁了十八个月的青年,并不记下什么仇恨。“殿下,”服尔德和他说,“承蒙王上供给我食粮确是非常舒服,但我恳求殿下不必再供给我住处。”

依当时的习惯,在巴斯蒂狱释出之后,必须继以短期的流戍。贝多纳公爵(Duc de Béthune)邀请服尔德到他的舒里(Sully)宫堡中度此隐遁时期。狱中生活损害了服尔德的健康,正需要乡间清净的空气,他答应了。他在舒里很快乐,做了一个年青的李佛莱(Mlle de Livry)小姐的情人,她立志献身戏剧,要求他为她写几部剧本。

四、悲剧

法国这时代是一个疯狂的时代。老王的巨大的阴影消灭了,一切的约束也随之消灭了。大家所大吵大闹的不过为了一些极小的事情。文人为了荷马问题而争吵,教会中人为了教皇的敕令而翻脸。不信宗教的风气在前代已经很盛,此时愈加明目张胆。伤风败俗的事情遍及各阶级。即是摄政,也有人说他与女儿裴利公爵夫人乱伦犯奸。大家为之哄笑。罪恶不过给人家编些歌谣来唱唱罢了。戏院常常满座。“什么事情都变成寻欢作乐与说说笑笑;这与弗龙特乱事时期有些相仿,去内乱不远了。”

在此狂歌醉舞人心携贰的巴黎,服尔德把《奥第伯》公演了。这出恶劣的悲剧居然轰动一时。大家知道作者是反对政府的,在巴斯蒂坐过牢,放出来还没有多久。大家说他的剧本是攻击教士,甚至也是抨击宗教的,说他描写奥第伯乱伦的用意,只是为暗射摄政的乱伦。民众成群结队的来,竟没有失望。实在《奥第伯》是一出平庸的悲剧,只能算卜莱神甫得意门生的作文,拉西纳的巧妙的但非故意的仿制品,然而一七一八年代巴黎人所探究的,并非丹勃的国王而是法兰西的摄政,并非故事里的大祭师而是法国的时事。剧本中平板无聊的地方,他们倒觉得是大胆的表现。

我们只要信赖自己;用我们的眼睛瞩视。

这才是我们的祭杯,我们的启示,我们的上帝。

两句恶劣的诗,它的意思无疑是说实验的科学胜于圣书的启示。

我们的神甫绝非一个庸俗的人民所想象的那种人物。

我们的轻信造成了他全部的法术。

庸俗的民众,因为给王上的忏悔师、教皇的敕令、亵渎宗教的判罪等等麻烦够了,便不禁齐声喝彩。青年诗人的脆弱的根据,他的“啊!上帝!”他的“哦什么?”他的“公正的老天!”他的“我听到些什么啊?”民众都不觉其可厌。因为《奥第伯》在一个内乱时期确是一件叛乱的作品,所以大获成功。

思想开通的摄政,也来看一看这出风行一时的悲剧;他的女儿亦来了,服尔德竟有这种厚颜,把剧本题赠奥莱昂公爵夫人。他觉得任何大胆的事都做得出。女人们追求他;男人们恭维他;作家们妒羡他。他呢,恋爱,工作,攻击或反攻别人,忙个不了。反对他的人团结起来了,有一首抨击摄政的匿名诗,叫做《斐列伯式》,写得非常恶毒,人家说是服尔德的手笔。这是谣言,但如何证明呢?他的敌人们劝摄政把他重新关到巴斯蒂去,但奥莱昂公爵对于这青年已经发生兴趣,所以格外开恩只把他放逐出去。服尔德在大雷雨中离开巴黎。他望着乌云,闪电,和一切天上混乱的局面,说:“天国也应让摄政来整顿一下才好。”

这一次他又躲到舒里去。李佛莱小姐在那里等他。他为她写一部悲剧《阿德米士》(Arténiise),以消遣他逃亡中的岁月。后来这出戏上演的时候,“不幸的王后”竟被人家喝倒彩。服尔德突然中止了逃亡生活,跃上剧坛辩护他的戏及其主角,但反对他的人顽强得厉害。虽然很年轻,他已树立强有力的敌人:如教士台风丹纳,在帮助他的时候成了他的敌人,约翰·巴底斯德·罗梭因为在恭维他的说话中有所保留而成了他的敌人。每逢他的剧本初次公演,总不免大闹一场。有一次,在主献节前日上演他的《玛丽安纳》,当玛丽安纳举杯的时候,池子里一个恶作剧的人大喊道:“王后仰药了!”这样之后,戏的结局再也无法听到。但对于服尔德又有什么关系呢?他自以为背后有贵人撑腰。每次失败之后,他总跑到舒里贝多纳公爵那边去,或是靠近奥莱昂的苏斯(Source)地方他第一个英国朋友鲍林勃洛克爵士(Milord Bolingbroke)府中,再不然投奔伏城(Vaux)维拉元帅夫人(Maréchale de Villars),她还允许他爱她呢,此外还有梅重地方的梅重院长(Maison)。他到处吟诗,跳舞,朗诵,打诨说笑,逗引大家开心。他觉得很幸福。

这场美梦惊醒的情景是非常突兀的。有一天,在舒里公爵府中,这位青年中产者志得意满的神气,恼怒了一个世家的浪子,骑士洛昂·夏鲍,他问道:“这个和我高声争论的青年是什么人?”——“骑士先生,”服尔德答道,“他是一个没有煊赫的姓氏可是使他的姓氏煊赫的人。”骑士站起来走了,舒里公爵接着说道:“要是你能把我们的姓氏除去倒是很高兴的。”

过了几天,服尔德在舒里公爵府里,忽然仆人通报说有人要在门外与他相见。他出去看见停着一辆马车,车中有两个人招呼他请他走到大门口去。他毫不介意的去了,等到将近的时候,他们突然把他抓住,用棍子把他痛打一顿。坐在车前的骑士,一面监视着一面嚷道:“不要打他的头,其中会制造些好东西出来的。”围观的群众齐声喊道:“好善心的老爷!”服尔德衣冠凌乱狼狈不堪的回进屋内,要求他的贵族朋友陪他到警察署去,公爵及其朋友们哄笑一阵,拒绝了。归根结底,不过是一个洛昂棒打一个诗人罢了。事情虽是遗憾,但还合乎体统。

服尔德往常总是精神比肉体更勇敢,但他这一次被羞辱的太厉害了,渴想报复一番。他跟着一个武术教师学技,到处扬言要和洛昂·夏鲍挑战,临了洛昂一家害怕起来,去干求莫勒柏把这个易受惊吓的平民重新下入巴斯蒂狱。所以服尔德是输定了,他的冤枉没有申雪,关入牢狱里的倒是他。实在说来,摄政时代的法国是一个快乐可爱的国家,但一个爱自由的人不容易住下。这一回,服尔德在巴斯蒂狱只耽搁了几天功夫。莫勒柏大臣也许为了内疚之故,把他放出来命他出境。

这件事故很重要,因为服尔德的永远反对政府是这件事情决定的。当然,他的天才也使他不得不往这方面走。现在他有热情了。奥第伯的乱伦,玛丽安纳的爱情,亨利第四的功业,甚至彭班德的女扮男装,都是没有热情的题材,只能使他写出没有热情的诗。社会的疯狂与偏枉,人类的恶毒,神明的无灵,这才能引起剧烈的情操,才能有产生杰作的一天。

五、服尔德在英国

从巴斯蒂狱出来,他决意到英国去。这个有民选议会而不知有监禁诏令的国家,当时颇得一般哲学家的信仰。服尔德在致友人书中写道:“在这个国家里面,各种艺术都受尊重与酬报,社会阶级的差别固然也有,但人与人间的等级是依了才德而定的。大家可有自由高尚的思想,绝对不用忌讳顾虑。”他只懂得几句英语,但英国的驻法大使瓦波尔(H.Walpole)替他写了好些介绍信。而且他在伦敦有一个有势力的朋友,鲍林勃洛克爵士。爵士曾经爱上一个法国女子维兰德夫人(Mme de Villette),后来娶了她,在奥莱昂附近买了一所宫堡。服尔德即在那时认识他的,他们夫妇也听过服尔德朗诵他诗剧《亨利亚特》的手写稿而加以赞美。服尔德满想靠着他们来结交英国的文人,在伦敦重新过着他爱好的社交生活。他尤其渴望安逸与思想自由,希望在不列颠的宽宏大度之下实现他的梦。

那时法国人以为英国不是一个信教的国家。孟德斯鸠曾言“英国绝对没有宗教……要是有人谈起,一定会受大家嗤笑。”其实只有在少数的作家与贵族集团中是如此。但英国教会比较巴黎冉逊派议会宽大确是实情。英国的教会中人“注重基督教义中合理的成分,《圣经》中所载的奇迹,被认为只是一种历史的证据,用以证明任何时代在常识上可以接受的那种制度的。”总之,大家按照英国的传统观念而接受一种折衷办法;一个人可以信仰宗教而不至于热狂,或可以做哲学家而不至遇事抨击。即是不信英国国教的人也并不如何激烈。“朋友会取着镇静的态度,按步就班的发展开去。”直到后来韦斯莱时代,宗教才重新成为一种感情的力量,以后受到法国大革命影响时,宗教更变成英国政治上的保守势力。

服尔德到伦敦时,没有遇到鲍林勃洛克爵士。在他居英国时,爵士一直认为“他的废话”有些可疑,并且疑心他是法国宫廷的奸细。可是这位诗人被一个姓法格奈(Falke-ner)的商人招待到离伦敦十里的梵兹华斯地方,他在那边住下,一七三三年时把他的悲剧《查伊》(Zaire)题赠给他:“献给英国商人法格奈先生——亲爱的朋友,你是英国人,我是法国人,但爱好艺术的人都是同胞……所以我把这部悲剧题赠给你,有如我题赠给同国的文人或知己的友人一样……同时我能够很高兴的告诉我的国人,你们用何种目光看待商人,在英国,对于光耀国家的职业,大家知道尊重。”把一部悲剧题赠商人还是破天荒第一遭,确是非常大胆的举动。

服尔德旅居伦敦的情况,我们不大详细。只知道他的通信处是鲍林勃洛克家,他在乡间彼得鲍罗爵士家住得很久,据说是和史维夫脱一起住了三个月。因法格奈的关系,他见到了商人的社会;他们的声势,在国会中的权力,教服尔德叹羡不置,这种情形很满足中产者的自尊心。和他们作伴的结果使他对于商业大感兴趣,且也颇有成就。他第一次的经营是在英国发售《亨利亚特》四开精装本的预约。他写信给史维夫脱说:“我能不能请求你,运用你在爱尔兰的信誉替我介绍几个《亨利亚特》的预约者,它完成已久,只因乏人赞助而迄未出版。预约只须先付一奇奈。”这次的买卖大获成功,预约全数售完。

服尔德在鲍林勃洛克那里结识了一般倾向共和的保守派,他们组织一个“民主保守党”,即后来狄斯拉哀利所复兴的。他又遇到当时英国最大的作家。史维夫脱与服尔德天生是互相谅解互相钦佩的。《哥利佛游记》(Voyages deGulliver)刚刚出版(一七二六年),服尔德自告奋勇要把它译成法文:“这是英国的拉勃莱,但他没有拉勃莱的暖晦;以奇特的想象而论,以作风的轻灵而论,即算它不是讽刺人类的作品,这部书的本身也已饶有趣味了。”

服尔德亦见到蒲柏、康葛利佛与甘,康葛利佛是十足道地的英国文人,不愿服尔德称他诗人,自言只是一个简单的绅士(gentleman),于是服尔德答道:“假使你只是一个简单的绅士,我也不来拜访你了。”甘把《乞丐的歌剧》在上演之前给他看。他常到“虹”酒店去,尤其常去观剧,所以他比当时大多数的法国人更熟悉莎士比亚的作品。朋友会和非教徒的集会他也欢喜参加。相传他有一天在街上,因为群众讨厌他的外国服装而叱逐他,他站在凳上和他们说:“英国的好汉们,我不生为英国人不是已够可怜了吗?”这样一说,叱骂他的人齐声叫好,把他抬在肩上送回住处。

他自然利用留英的时期遍读英国哲学家的书,尤其是陆克的著作。一七二七年,他目睹牛顿的葬礼,国家对于科学天才所表示的隆重的敬礼使他非常惊异。遗骸在火炬通明的寝床上抬到威斯敏士特大寺,后面是大队送丧的行列,首相和大臣都在内。这种典礼和巴斯蒂狱及贵人的棍棒比较起来,确是很强烈的对照呢。

过后,他的热情稍稍低减了:“我年轻时以为牛顿的幸运是他崇高的功业造成的。我以为朝廷与伦敦城是为表彰他起计才授予他大勋位。哪知全然不对。牛顿有一个可爱的侄女,叫做康特伊脱夫人(Mrs Conduit)。财政大臣哈利法克斯(Halifax)很疼她。没有一个美貌的侄女时,什么微积分什么地心吸力,都是不值一文的……”

他离开英国的日期与动机无从查考,只知他于一七二九年初已经在法国了。最初他躲在圣·日耳曼地方一个假发匠家里,他写信给莫勒柏大臣,要求回到巴黎。

六、成功与虐害

服尔德回来时所见的巴黎,和他走的时候一样党派分歧。“大家谈论的无非是罗马啊,开除教籍啊,冉逊教派啊,耶稣会派啊,教皇的敕令啊,驱逐出境或监禁啊等等。主教们在安勃仑开会,签出了二万道监禁状。”凡在教义上与大臣们见解不同的人,似乎天然应当下之于狱,即是圣西蒙也劝摄政把耶稣会派的拉勒芒,杜生,多纳米纳监禁起来,“把后者关在横山纳,笔墨纸张一概不许给他,也不准他和任何人交谈,可是应当让他好吃好睡,因为他是世家出身;其余两人则关入别的监狱中的地牢里,用地牢的待遇,不给外人知道他们幽禁何处,让他们死去就是。”

文人们也互相排挤,“因为一个有思想的人认为韵文并不即是悲剧的特质。”服尔德回国后的第一次动静是印行一本小册子,题作《双方的愚蠢》。他在书中说明这些争辩的无谓,述及久已遗忘的中世纪的论战,预言冉逊派和耶稣会派将来也一样的被人遗忘。“一个老神学博士和我说:‘先生,在我年轻的时候,我写过文章反对教皇与教廷法令;我因此下狱而我自以为是殉道者。此刻我一切不预闻了,我觉得自己安分守理。’——‘那么你现在做些什么呢?’我间他。——‘先生,’他答道,‘我很爱金钱。’原来人类老年时会如此嗤笑青年时的热情;行为也会和人一起老的。”

服尔德自己呢,虽然还年轻,已经爱金钱了。他在英国时懂得财富可以保障个人的独立自由。他回到法国的辰光结识了两个大金融家,巴里斯(Paris)兄弟。他们劝他把书吏阿鲁哀的遗产做些投资事业。他便投资一部分于供应军队食粮的生意,据他的书记说他赚到六十余万;又投资另一部分于加第克斯的商业和对美通商的船只方面。他运气很好,那些船只居然从没被军舰查抄。他又中了奖券,不久他的财富竟增加到一个诗人从未有过的地步。“他的皮包中装满着合同、汇票、期票、国家的债券。要在一个文人的皮包中寻到这么多的这类文件当然是不容易的。”

殴辱与逃亡并未打断他交接贵人的兴趣。他那样的爱人生,要遍尝人生种种方式的乐趣。不久之后,他在一首题作《浮华》的诗中描写生的幸福与肉欲的嗜好,两者是他当时主要的情操:

一切的味道同时进入我的心坎。

一切艺术得我崇拜,一切享乐把我煽惑。

科学,历史,歌剧,晚宴,诗歌,明智,他什么都爱,什么都渴望。戏剧尤其使他如醉如狂。他从英国获到这种艺术的新观念,很想在法国舞台上应用一次。并非说他投降了莎士比亚;他是十八世纪式的典型的法国人,不能全部接受莎士比亚的。但“在那么多的重大的缺点”中间,他也窥见妙处。在不损害三一律的范围之内,能不能在法国创造行动较为泼辣的悲剧?能不能把叙述文体中的这些行动搬上舞台(好大胆)?他回来之后,立刻于一七三〇年用政治题材试作一部悲剧《勃罗多斯》,排演的时候他照常很热心,对着扮演勃罗多斯的主角嚷道:“喂!先生,你当记得你是勃罗多斯,是一切罗马执政中意志最强的一个,对战神说话也不该象说‘啊,我的好圣母,赏我在奖券上得一百法郎的奖罢’那种话的样子。”《勃罗多斯》出演的成绩很好。两年之后,《查伊》又大获成功。象服尔德一切的剧作一样,这是少许的大胆与多量的谨慎的混合物。他在结构剧情的转纽时,曾想起莎士比亚的奥丹罗(Othello),只是换了一个背景,变成法国的武士与耶路撒冷的帝王罢了。在服尔德导演之下的演员的剧烈的动作,在当时是前所未见的,剧本的成功,一半也因此故。无疑的,我们看来觉得很冷静的东西,那时的群众已感到浪漫主义的遥远的最初的音响了。

同时代,服尔德印行一部《查理十二史》,大受读者的欢迎。群众因为他没有被选入学土院而愤慨。但如果王室与大臣们让他安安静静的不去麻烦他,也许他终生只是一个时髦的戏剧作家罢了。

七、哲学书信

一七三一年时,他又要逃亡了。亚特里安·勒哥佛鸾(Adrienne Lecouvreur 1692-1730)死了,这是服尔德赏识的一个名女优。然而教会是不准优伶葬在教徒墓上的。人们只能把勒哥佛鸾小姐埋在塞纳河边的一片荒地上。服尔德愤慨之余,在送丧过后出来抗议了:

啊,难道我的国家永远没有确定的志愿,

永远要贬辱她所钦佩的人?

我们的风俗永远和我们的法律抵触。

难道意志不定的法国人长此耽于迷信?

什么?难道人们只有在英国才敢自由思想?

噢伦敦!你这可以媲美雅典的名城,你这尘世的乐园,

你会扫除引起纠纷的偏见,好似驱逐专制的魔王一般。

在此大家才无话不谈,无功不赏;

没有一种艺术会受轻蔑,没有一项成功不获光荣,

崇高的特列邓(按系英国诗人),明哲的阿狄生,

还有那不朽的牛顿,纪念堂中都有他们的分,

要是勒哥佛鸾生在伦敦:一定也会,

在哲人贤士英雄明主之旁有她的墓坟。“这篇追悼女演员的颂诗,被认为大不敬。”服尔德逃了,躲在诺尔曼地,不久他在罗昂又秘密刊印论列英国人的《哲学书信》。这是一部奇特的书,风格虽很轻巧,影响却极重大。我们不能说它写得如何深刻,材料如何丰富。但作者确达到了预定的目的,即是教法国人知道一些素来隔膜的英国情形,让他们想一想自己的缺点与制度,改变一下宗教与政治思想。

先是五封叙述教派的信:朋友会,长老会,唯一会,英国教会,阿利安会。这是服尔德最得意的题材,原因是很易明白的。指出宗教信仰的分歧,即是证明每种信仰都有缺陷。而且,凡是他自己说来易有危险的主张,可以借书中的人物来辩护。“亲爱的先生,他和朋友会派的人说,你有没有受过洗礼?——不,他答道,我的同道们也绝对不受洗礼。——什么,该死的!难道你不是基督徒?——朋友,他柔声答道,不要发誓,我们确是基督徒,但我们不信基督教义在于洒些盐和水在头上。——嗳!上帝,我被他这种不敬的态度气坏了,你难道忘记耶稣基督亦是由圣·约翰给他行洗礼的么?——朋友,再说一遍不要发誓。基督受着约翰的洗礼,但他从未为别人行洗礼;我们是基督的信徒,可不是约翰的信徒啊——啊!我喊道,你真该被异教裁判所的火活活焚死!”

宗教问题之后是政治问题:有两封信是关于英国议会与政府的。下议院的势力与若干特权的废止使中产者的阿鲁哀很高兴。“这些情形使一个英国商人敢于自傲,也敢与罗马公民相比。所以即是贵族的子弟也不看轻经商的……”

接着是可称为通俗化的书信,一封是叙述陆克哲学的,服尔德借此机会第一次发表他自己的主义。他信上帝,但不信除了上帝的存在和创造世界以外我们还能知道关于上帝的别的事情。他相信灵魂不死,因为为社会的福利是必需的,但他在自然中找不到灵魂不死的痕迹,所以他赞美陆克那种谦虚的说法:“一件纯粹物质的本体到底有没有思想,也许我们永远不能知道。”

以后几封信是关于牛顿、地心吸力、光学等等的。一切都表露作者的好奇心及其广博的学识。最后一部分是几封论列悲剧与喜剧的信。他对法国人提起莎士比亚时说:“他在英国人心目中无异苏福格勒复生……天才横溢,元气充盈,无矫揉造作之态,极崇高壮丽之至,至于典雅的风趣,严正的规律,则彼一无所知。”服尔德一方面尽管批评莎士比亚不知规律,一方面亦指责人家不该单把莎翁的缺点介绍给法国人,故他想自己动手把莎翁最精采的篇幅译成法文诗。他选了哈姆雷德“To be or not to be”那段独白。

他的译文虽不忠实,他的诠释倒颇有深意:“迄今为止,英国的诗歌天才有如一株大自然所种植的丛树,它随便长出千千万万纵横的枝干,尽力生长,可决不是平均的发展。要是你逆了它的本性,强把它修剪成花园中的树木一般,那它定会枯死的。”

书一出版,警察当局立刻加以追究。书商下了巴斯蒂狱,服尔德一直逃到洛兰纳,《哲学书信》被法院列为禁书,“堆在王宫前面大石梯下焚毁,因为它违反宗教,妨害善良风俗,不敬权威。”这条禁令于一七三四年六月十日执行。

这正如解释因斯坦的理论或苏维埃的宪法或比朗台罗的戏剧的书,在美洲要被刽子手焚毁一样。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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