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法)罗曼·罗兰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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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曼·罗兰音乐之旅试读：
作品简介
在罗曼·罗兰的作品中，音乐有着极为突出的地位，他具有出色的钢琴演奏技能，在音乐方面有深入的研究，撰写了一系列重要的音乐专著。在这本介绍十八世纪音乐的散文集中，罗曼·罗兰充分体现了他的音乐家气质和崇高的精神境界，用优美的笔调追溯了十八世纪古典音乐的起源，生动地描述了十八世纪意大利和德国的音乐风格，让亨德尔、泰勒曼、梅塔斯塔齐奥等伟大音乐家的形象跃然纸上，为读者呈现出黄金时代的欧洲音乐风貌。
作者简介
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法国思想家、文学家、批判现实主义作家、音乐评论家和社会活动家，1915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著作有《约翰·克利斯朵夫》、《贝多芬传》、《米开朗琪罗传》和《托尔斯泰传》。
译者
孟洁冰，外研社签约译者，福布斯中文网译者，获第23届韩素音青年翻译奖英译汉优秀奖、第三届ECO经济学人翻译大赛二等奖，译作《马克·吐温自传》、《仅仅是昨天：从大繁荣到大萧条》。
精彩段落
对德国人而言，时间已经悄然流逝；过去的岁月一去不返。回顾十九世纪末的德国艺术家表现出的火热激情和往昔岁月的沉稳平静，你会发现两者具有多么大的差别！辉煌的胜利耗尽了获胜者的精神；等到最初的陶醉感消失殆尽，他们已经消磨了意志，失去了创作的动力。洋洋得意的音乐天才瓦格纳断送了德国音乐未来的道路。平静安详的库瑙却拥有德国艺术未来的思想，预示了他伟大的继任者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的出现。
如果说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和亨德尔是两座高山，主宰并终结了一个时代。泰勒曼、哈塞、约梅利和曼海姆乐派则是一条条河流，为自己开辟了通向未来的道路。这些河流奔涌向前，汇入了浩瀚的江河——这就是莫扎特和贝多芬，我们已经忘记了这些河流，却依然仰望远方高耸的山峰。而我们必须对这些改革家心存感激。他们曾经充满活力，把艺术的生命力传到我们手里。
这本书会让我们明白，为什么英国音乐的黄金时代并不长久。那些受过高等教育、聪慧睿智的英国民众，对艺术怀有莫大的热情，他们只对那类饱受束缚的音乐怀有浓厚的兴趣，而这些音乐其实来源于诗歌：主要是单声部或双声部的室内声乐作品，由对白、民谣、舞蹈和诗歌组成。这就是英格兰音乐灵魂的精髓和风味。所有的英国音乐都尽力体现民族风格，在这方面寻找灵感；最出色的音乐作品正是诞生于此，保留了诗意柔情和优雅纯朴的芳香。
历史是一门偏见最深的学科，倘若为某人心醉神迷，绝不会再倾听别人的声音。巴赫成为音乐大师的那天起，所有与他同时代的伟人就变得无足轻重。世人几乎不能宽恕亨德尔的放肆无礼，他的天赋和巴赫同样出众，获得了比巴赫还要辉煌的成就。余下的人落入尘埃；却没有人像泰勒曼那样蒙尘积垢，黯然失色，他在世时从巴赫身上赢得的骄人胜利，身后如数奉还。从法兰西到俄罗斯，泰勒曼的音乐作品曾经风行欧洲各国，赢得多方赞誉，作曲家舒伯特把他称为“举世无双的大师”，向来严苛的马特松宣称，唯有泰勒曼这位音乐家非言辞所能赞扬，时至今日他却被人遗忘，遭人轻视。
小提琴艺术是意大利特有的艺术。意大利人天生具有和谐的乐感，喜爱优美的旋律轮廓，开创了抒情的单声部歌曲，自然在小提琴音乐方面出类拔萃。欧洲没有一个民族像意大利人那样，创作出明朗清新和富有表现力的小提琴音乐。科莱里和维瓦尔第是德国音乐大师的典范。1720年到1750年是意大利小提琴音乐的黄金时代，那是属于罗卡泰利、塔尔蒂尼、维瓦尔第和弗朗西斯科—玛利亚·韦拉奇尼的时代。作为伟大的作曲家和演奏家，这些音乐大师以严谨的艺术品位而著称。
序言
[1]这本散文集是我的作品《古代音乐家》的续篇。我要把这些描写伟大音乐家的篇章献给一个变革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人类的情感、审美标准和现代音乐的形式逐渐形成。他们并不是最伟大的艺术家，却是未来的先行者，通常来说，这是历史上普遍的现象。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Johann Sebastian Bachs）远远高于他们的时代，对历史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他们站在自己的时代以外，只能从远方洒下光芒。正是泰勒曼（Telemann）、哈塞（Hasses）和曼海姆乐派的作曲家拉开了新运动的序幕。我竭力使泰勒曼的形象跃然纸上，在书中倾述自己对哈塞的仰慕和崇敬。
这个世界对这些音乐大师极不公平。他们也许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声名显赫，却在离开人世后被人遗忘。那些创造新思想的人很少为此感到自豪，比如说，泰勒曼和曼海姆乐派的作曲家。他们的音乐随风飘扬，传播到四面八方；我们为自己今天拥有的成果对这些音乐家感激不尽。我们不要求他们描绘秋天的绚丽美景，因为他们表现了春天的蓬勃生机。他们终会获得应有的奖赏！在这些音乐家当中，有许多人是十八世纪上半叶的改革家，为莫扎特和贝多芬的辉煌成就铺平了道路。罗曼·罗兰1 本书的大部分文章曾经刊登在《巴黎月刊》上（分别为1900年7月1日、1905年8月13日、1906年2月13日和1910年4月15日）。《佩皮斯日记》收录在法国音乐理论家雨果·黎曼1909年出版的书中。关于泰勒曼的章节是首次出版。
第一章 十八世纪音乐家的幽默小说
两个世纪以前，德国人已经遍布那不勒斯、罗马和威尼斯，到处是德国的王公贵族、富商豪绅、朝圣者、艺术家和游客。然而，当时的意大利并没有像日后那样被动，离开意大利的民众是来访游客的四倍；来到德国的意大利人和远赴意大利的德国人一样多。三十年战争让神圣罗马帝国民生凋敝，意大利从中获益匪浅，意大利的艺术作品和艺术家遍及巴伐利亚、黑森、萨克森、图林根和奥地利，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音乐和歌剧院留下的足迹。在慕尼黑，有卡瓦利（Cavalli）、伯纳贝（Bernabei）、斯特凡尼（Steffani）；在德累斯顿，有邦滕皮（Bontempi）和帕拉维奇诺（Pallavicino）；在维也纳，有切斯蒂（Cesti）、德拉吉（Draghi）、齐亚尼（Ziani）、博农奇尼（Bononcini）、卡尔达拉（Caldara）；维瓦尔第（Vivaldi）是黑森—达姆施塔特的乐队指挥，托雷利（Torelli）任职于勃兰登堡—安斯波。成千上万的歌剧作家、布景画家、女高音歌唱家、女低音歌唱家和阉人歌手，众多的小提琴家和羽管键琴乐师，鲁特琴乐手、长笛手、吉他手和器乐演奏家，纷纷跟随这些音乐领袖来到德国。他们远赴德国的巨大动力就是歌剧，这是文艺复兴衰落时期的杰出作品；德累斯顿成为意大利艺术的宣传中心，此地的意大利剧院始建于1662年，整整一个世纪都在欧洲享有盛誉，直到音乐家哈塞离开这里为止。萨克森的古城莱比锡，也没有摆脱这波日渐蔓延的浪潮。1693年，歌剧院在这座城市德国艺术的中心城市落地生根；创始人毫不掩饰希望为德累斯顿歌剧院开辟领地的意愿，几年后，他们的愿望变成了现实。歌剧音乐不再满足于剧院的舞台，而是迈进神圣的教堂，最终成为了德国人思想的慰藉。光华灿烂的悲怆旋律取代了古典音乐大师庄重严肃的乐曲；人群为聆听这激动人心的吟诵争相涌入；圣托马斯大教堂的歌手和学生，纷纷摒弃自己的职责，涌向其他的乐派，让德意志民族传统最后的捍卫者陷入了空虚迷茫。
* * *
当时，担任莱比锡圣托马斯大教堂乐长的是德国作曲家约翰·库瑙（Johann Kuhnau）。库瑙富有魅力，多才多艺，代表了那个艺术界英雄辈出的时代，马特松（Mattheson）说道，“他精通神学、法律、修辞学、诗歌、数学、语言和音乐。”他是一名成功的辩护律师，通晓希腊语；他具有雄辩的口才，潜心研究希腊和希伯来的哲学思想，翻译法语和意大利语的作品，本人也有著作问世，在科学和文学领域均有涉猎。音乐理论家雅各布·阿德龙（Jacob Adlung）曾经评价，“他不知道库瑙究竟是对音乐的贡献大，还是对科学的贡献大。”身为音乐家，他无可辩驳地成为了德国古典艺术的支柱。席伯认为，库瑙和凯泽（Keiser）、泰勒曼、亨德尔（Handel）一样，是十八世纪最伟大的四位德国作曲家。的确，库瑙的音乐拥有深刻的情感，优美的形式，把雄浑有力和明朗轻快优雅地融合在一起，他的名字即使在今天依然家喻户晓——如果社会对艺术产生真挚的兴趣，就免不了追逐时尚潮流。库瑙是现代奏鸣曲的创始人；他谱写的键盘组曲依然是优雅活泼的典范，常常渲染出幻想曲的色彩。他创作过标题音乐《圣经奏鸣曲》，以及康塔塔、宗教音乐和世俗乐曲；他是巴赫在莱比锡圣托马斯大教堂的前任乐长，实际上，库瑙谱写的耶稣受难曲，不仅使他成为巴赫的先行者，而且在很多方面都是巴赫无可置疑的典范。
这就是他呈现给公众的主要音乐作品。人们会对他平静安详、温和优雅的风格和慷慨大方的个性有所了解。库瑙请求人们原谅，他在优美迷人的奏鸣曲里（《水果键盘奏鸣曲》）诠释了美妙的灵魂；他表示，自己运用了“大自然赋予的自由，等绿树枝头垂下硕果，自然赐予每棵树的果实相差无几…我谱写出这些乐章并没有花太久的时间：创作对我而言，就像在某些国家，天气热得不同寻常，万物生长的速度极快，洒下种子后一个月就能收割庄稼。我创作这七首奏鸣曲时，怀着急切的心情，并没有把每天谱写的其他作品抛到脑后，我在星期一开始写作这部奏鸣曲，等到下个星期一已经大功告成。我提到的这种情形，人们不会在其中发现非凡罕见的特质。实际上，我们不会总渴望精美绝伦的东西；我们平常吃到田野中普通的水果，高兴的心情和品尝到奇珍异果没有什么两样，尽管奇珍异果价格昂贵，来自千山万水的远方。我知道，音乐爱好者中有些美食家，只肯品尝来自法国和意大利的佳肴——最重要的是，他们身家豪富，能够呼吸这些国家的芬芳香气。而我的果实让人们随意采摘；那些口味不同的人只能去别处寻觅。至于那些评论家，他们不会白费力气；愚蠢无知的恶人对此无能为力，犹如冰冷的露水休想冻坏成熟的果实。”
就在同一年（1700年），库瑙创作了旋律优美、富有表现力的组曲《圣经故事》，同时出版了一本小说，我们将对这本书详加论述。他已到不惑之年，在意大利人和意大利化的音乐家当中显得形单影只，好友和学生纷纷离他而去。他见证了德国音乐的衰落，极力挽回德国音乐的颓势，却徒劳无益。他呼吁市议会保护公立教育，因为公立教育不仅受到外国艺术的蚕食，还受到廉价欢乐和眼前利益的危害，诱使莱比锡学校的年轻人堕落，吸引他们成群结队地涌向歌剧，而他的请求无济于事。市议会做出了不利于库瑙的决定，支持成功的一方。1722年库瑙去世的时候，意大利歌剧已经在德国取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由此可见，命运的裁决如此不公，必定让这位古典音乐大师的心中充满苦涩。然而，当时的艺术家并没有为此感到忧虑悲哀；面对讨厌的人或物，库瑙从不缺少温和的嘲讽戏谑。他通晓人情世故，对于江湖骗子胜过正人君子的事情丝毫不感到惊讶。“人们把城里初来乍到的艺术家看成新鲜的鲱鱼；人人都想品尝一番，因此舍得在他们身上破费，为此花的钱比平常餐桌上常见的精美佳肴还要破费。”不过他是个虔诚的信徒，不仅笃信宗教，而且相信艺术，他毫不担心自己的事业终将胜利；与此同时，他兴致勃勃地写了一本讽刺小说《音乐庸医》，借此报复那些愚蠢无知的糊涂虫。
1700年，这本古怪离奇的小说出版于德累斯顿，在十八世纪广为人知，迄今为止仍有两本书稿流传于世，一本收藏在柏林皇家图书馆，另一本存于莱比锡城市图书馆，德国诗人科特·本多夫（Kurt Benndorf）希望再版这本小说，收录在绍尔编写的《德国文学选集》里。
这本书用活泼通俗的德语写成，受到法语的影响，句子简短有力，混杂了法语和意大利语的词汇，时至今日依然让人们读得乐不可支。小说中充满幽默诙谐的描写，灵光四射、机智风趣。寥寥几笔就勾勒出迂腐学者的模样，暴露了那个时代的弊端，描绘出美丽风景中的细小瑕疵。本书展现了十七世纪萨克森地区多姿多彩的世态风情画卷，呈现了德国历史上那个妙趣横生的年代——那是三十年战争过后，这个国家迅速恢复元气的时期，也是伟大的古典音乐形成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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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小说的主人公是个滑稽可笑的士瓦本冒险家，来自德国南部城市乌尔姆附近，他为了从德国人对意大利的崇敬中获益，不惜假扮成意大利人的模样。他曾经在意大利居住了不到一年，在那里处境卑微，担任几位著名音乐家的随从，为他们抄写乐谱；他使出浑身解数，让人们相信自己拥有音乐大师的天赋。不过，他行事小心谨慎，知道自己的阴谋很难在罗马或威尼斯得逞，不敢在意大利装腔作势；他越过了阿尔卑斯山，利用德国同胞的天真纯朴和他们对外国的盲目崇拜来崭露头角。
他径直来到了德累斯顿，这里是意大利音乐的中心，拥有知名的歌剧院。他先是改名换姓；把他父亲起的诨名托伊尔—阿菲（意为宝贝猴子）改成了那不勒斯名门望族的姓氏卡拉法。这是那个时代的一种怪癖，德国人总爱取法语或拉丁语的名字。库瑙用莫里哀（Molière）的讽刺口吻，抨击了这种荒唐的行径：“我们可以原谅那些用外国姓氏的人，这要归咎于可笑的父母；他们保留这样的姓氏也是情有可原。但是，那些更名改姓的人，凭空给自己捏造出新的民族，应该得到命运的惩罚。有位绅士原本叫做里本纳，偏偏更名为哈帕留斯；等到他请求继承自己兄弟的财产时，法官驳回了他的请求，表示他在递交的申请书里承认自己‘荒淫无度’（哈帕留斯的含义），因此不能继承这份财产。许多势利鬼都改了法国名字。我从前认识一个人，他名叫汉斯·耶尔梅。他的衣着服饰和教养风度都合乎法国的流行时尚，他希望自己的名字也能配得上他的风度仪表。实际上，他只会说一句法国话：‘先生，我有幸自称您谦卑的仆人。’不过，他最要紧的事情就是取个法国名字。此外，他衷心希望自己成为上等人，以为改名换姓，加上修饰装点，就能不费吹灰之力地摆出绅士派头。他从此更名为让·德·热尔梅，不过万万没有想到，这个名字在德语中的发音是施恩德—舍尔姆（意思是声名狼藉的恶棍），因此遭到了大家的鄙视和嘲讽。我真希望，那些为自己的德国姓名感到羞愧，从此改头换面的人都是这这个下场；德国人真该为他们的行径感到害臊，把他们和那些招摇撞骗的家伙赶出德国去。”
库瑙的大声疾呼犹如旷野上无人回应的呼喊。托伊尔—阿菲给自己改名为卡拉法，再说上几句意大利语，就足以让德累斯顿的音乐界匆忙赶来欢迎他。“普利尼说，这些人真是荒唐透顶，他们居然认为，如果一位作曲家没去过意大利，他就是个傻瓜，异国气息的熏陶会让艺术家变得完美无缺，连卢西塔尼亚吹来的微风，都会让母马多生小马。”此外，卡拉法使出狡猾的伎俩，激起了人们的好奇心。他不断收到欧洲各地寄给他的信，上面的头衔非常响亮，有的信上用意大利语写着：尊敬的阁下，彼得罗·卡拉法先生，前所未有的音乐大师；有的信上用德语写着：才华横溢、天赋非凡的彼得罗·卡拉法先生，意大利著名音乐家，无与伦比的演奏家。似乎是出于疏漏，这些信封上几乎都忘记了写他的住址；邮差不得不挨家挨户地打听，有没有人认识“这个时代的奥菲斯”或是“无与伦比的演奏家”。就这样过了几天，人们在他露面之前，已经对他的名字耳熟能详，他也成了受人欢迎的人物。德累斯顿的音乐协会派了代表去拜访他，邀请他参加协会的会议，发表热情洋溢的欢迎演说，仿佛是迎接王子殿下驾到。人们为他举行音乐会，纷纷请求他参加自己举办的宴会。卡拉法欣然接受大家的盛情款待；虽然他会弹一点希尔伯琴和吉他，可是他的音乐才能乏善可陈。不过他小心谨慎，想方设法找到各种借口，来拖延在公众面前的表演。据他所说，自己的嗓音优美动听，可惜只会唱意大利歌曲；音乐协会却只有德国歌曲的乐谱。他原本是位才华出众的小提琴演奏家，不过有个心怀嫉恨的竞争对手打算暗害他，用匕首划破了他的手，落下了毛病；非得等上几个月，他的手才能灵活自如。不过，他同意用羽管键琴伴奏一首协奏曲，特意表明这是首简单的曲目。可是，人们出于对他的尊敬，非要请他弹奏一段高难度的乐曲。他立即对羽管键琴大加抱怨，声称这部音乐作品倾注了他全部的心血，简直无与伦比。如果说他偶尔会漫不经心地弹几下羽管键琴，那是因为他要为自己创作的歌曲来伴奏。可是这毕竟只是他自己的消遣娱乐。此外，意大利的羽管键琴乐曲非常简单，没有旋律优美、演奏复杂的段落，而这偏偏是德国音乐品味的喜好。经过这番喧闹纷扰，他终于坐在了羽管键琴前面，弹奏了几段平淡无味的和弦作为前奏，推辞说自己得了感冒，掏出了几个鼻烟盒。“每当他看到右手难以弹奏的乐章，就从容自如地拿起右边的鼻烟盒嗅一下；此后他如法炮制，竟然把这首曲子搪塞了过去！”
库瑙精心刻画了萨克森人的个性，他们既坦率直白，又狡猾精明，举止笨拙、风趣温和。这些可敬的人热情洋溢，怀着荒唐可笑的想法去听卡拉法的演奏，对这位出色的音乐家倍加尊敬、竭诚仰慕，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位羽管键琴演奏家毫无音乐天赋可言；但是，这些宽容大度的民众尽力为此寻找借口。他们的信心难以动摇；可是，只要这些可敬的人心生猜疑，什么都逃不过他们的眼睛。他们仔细把这位冒充的意大利人打量一番，卡拉法却对此一无所知；等人们终于弄清了真相，并没有对这个江湖骗子大发雷霆，把他从此地驱逐出去，而是导演了一出喜剧，把他耍得团团转。
人们怂恿卡拉法撒谎骗人、自吹自擂，让他自命不凡的愚蠢虚荣暴露无遗，一边佯装崇拜他的才华，一边暗自窃笑，等到惊慌失措的卡拉法明白过来，人们已经嘲笑了他好几个星期。尽管卡拉法谨小慎微，人们还是说服他拿出自己的几部作品，暴露了他浅薄的学识。为了确保卡拉法不能使用平常的作曲方法，其实就是厚颜无耻的剽窃，人们把他关进了化妆间，从外面盯着他的一举一动。“卡拉法使出了浑身解数。他小声哼哼，用手敲鼓点，拍打桌子，又是唱又是跳，摇头晃脑地打节拍。从来没有一个卖苦力的，像他那样费心劳力地连蹦带跳。过了一个半小时，他的脸上挂满了汗珠，背上大汗淋漓，可是还没写出一段旋律来。现在，他拿出纸和笔，蘸了墨水写起来，可总是写了又划，把纸揉成一团、撕得粉碎，然后从头再来。他尝试着谱写旋律，从座位上站起来，在屋里奔来走去，似乎准备破门而出、穿墙而过；就这样他足足磨蹭了十五分钟。最后，他求助于倒霉赌徒惯用的迷信习俗，赌徒们通常相信，换个位置会让他翻盘转运。于是他从桌子边站了起来，坐在了地板上。他耗尽了全身的力气，倾注了全部的精力，竟然没有注意到当时已近午夜，只有油灯在燃烧。终于，他的脑子里浮现了四首著名的歌曲：《晚上好，园丁》、《达蒙陷入沉思》，《这里有位美丽的小姐》，《她安然入睡》。刚刚忍受了才思枯竭的折磨，他如今又要面临文思泉涌的痛苦；他不知道哪一首优美的歌曲适合特定的情境，最重要的是，哪首歌最不为人所知。他差点要靠掷骰子来做出决定；然后他决定把几首歌混合在一起，要么就胡乱拼凑。我们可以想象得出，德累斯顿的音乐家看见这副荒唐可笑的场景会笑得乐不可支。卡拉法下一个要去的地方是莱比锡，那里的平民和学生用更残酷的方式戏弄了他。他们怂恿卡拉法和另一个可笑的音乐家争吵斗嘴，刺激两人大发脾气，最终提交稀奇古怪的法庭来裁决，这是一场意味深长、诙谐滑稽的假面舞会，两个蠢材被人连哄带骗，不禁让人想起歌剧《资产阶级绅士》中“庆典仪式”的那场戏。
卡拉法屡受挫折、备受嘲弄、遭人耻笑，却没有感到心烦意乱。任何人面临他岌岌可危、蒙羞受辱的处境，都会有千万个理由觉得痛苦不堪。卡拉法被迫从德累斯顿匆促逃离，在这个国家暴露了真面目的江湖骗子此时毫不担忧，他说道：“呸！世上还有别的国家；一个人要是在这儿栽了跟头，总能在别的地方爬起来！你得往前走，过不了多久，其他的城市就会发现其实你什么也不懂！人永远不能饿着肚子上床睡觉，身上总得有件外套。”于是他四处游荡，和小国的乐长、管风琴师和音乐家来往，在他们的家里随意品尝佳肴、畅饮美酒、安然入睡，靠自吹自擂得到他们的崇敬。他到处利用可笑的音乐爱好者、愚蠢无知的商人，这些人乐于招待艺术家，借此冒充音乐行家。他安然自得地住在地主的乡间大宅里，那些粗俗的乡绅过着单调乏味的生活，把他的音乐和玩笑话看得至高无上；他把钱包塞得鼓鼓囊囊，自己变得大腹便便，终于有一天，他开始对主人心生厌烦；于是他立刻不辞而别，连薪水也不要，不过偶尔带走几副银勺子和银刀叉。他哄骗贫困乡村教师的积蓄，答应帮他们在一年之内成为宫廷乐队的乐长；面对找他讨要钱财的受害者，他时而放声大笑，时而痛哭流涕，时而赌咒发誓。如果有人感到愤愤不平，提起诉讼，那就正合他意：卡拉法对德国法庭的耽搁拖延早已司空见惯。
最后，这个无赖找到了永远不会让他失望的精神支柱，安慰他遭受的屈辱：女人。女人不会总是充满魅力，却总是能诱惑别人。早在《克鲁采奏鸣曲》出版以前，库瑙就指出，音乐——尤其是演奏家给女性心灵带来的伤害；他举出了几个妙趣横生的例子。其中最可笑也最完整的，就是赫尼茨城堡女主人的故事，我想说的是，如果这个故事没有那么露骨，会更具有高卢情调，而不是日耳曼情调。此外，故事的主人公并不是卡拉法，而是一位鲁特琴乐师，从前在乐队里担任第二乐手。然而，卡拉法是个唐璜式的花花公子。他用自己谱写的奏鸣曲打动了罗马贵妇人的芳心。“她们对这首乐曲赞不绝口；接着是热烈的亲吻和意味深长的凝视。我的脸颊从来没有这么滚烫火热。”卡拉法刚到莱比锡，就看到了城里最美丽的姑娘，她年轻貌美、敏感多情、家境优越，而且擅长音乐；当卡拉法弹奏羽管键琴，用沙哑的嗓音放声歌唱时，她竟然丧失了判断力，失去了理智。姑娘的父亲是位财力雄厚的商人，名叫普鲁托，他了解到这段风流韵事后，不禁勃然大怒；他怒斥自己的女儿，把这个无赖赶出了自己的家门；尽管如此，这对恋人晚上依然在他的花园里幽会；卡拉法吟唱着《奥菲欧》里的段落，把自己比作歌剧的主人公；这位姑娘准备扮演尤丽狄茜的角色，依照剧情离家出走；不过事有凑巧，到了最后一刻，一个身体强健的少妇登场亮相，原来卡拉法被判欺诈罪后，在齐陶监狱关押过一段时间，他和狱卒的女儿勾搭成奸，生下了孩子，此时真相败露。这个妇人掐住骗子的喉咙，扯着嗓子大喊，他必须和她结婚。在纷乱喧嚣中，年轻的普鲁托小姐愤然离去，再也没有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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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滑稽夸张的描写都有真实的背景，经过作者准确细致的观察；这些场景来自法院和集市，市场上的江湖郎中，小酒馆里的农夫，乡间宅邸的地主乡绅，坐在桌旁的市民，做生意的商人；作者用幽默的笔调记录下了各个社会阶层的语言和礼节。最突出的是一群音乐家和大学生。在萨克森的每座城市里，他们都成立了音乐协会。城里有音乐家的社团，他们每周在特别的地方举行一两次聚会。大家修补乐器，有两个会员轮流向协会提供音乐作品：协奏曲、奏鸣曲、合唱曲和咏叹调。在聚会上，大家争相谈论音乐艺术。他们为音乐限定主题，沉浸于气氛友好的探讨。有时候，音乐协会举行宴会，演奏各种各样的作品，不论是严肃还是幽默的音乐。如果音乐家既不能演奏乐器，也不会唱歌，倒真是个例外。不过，他们都不是职业的演奏家，而是业余的音乐爱好者，大家还有其他的差事。音乐家们在德累斯顿的聚会地点就定在税务官的家里。
音乐在大学和辩论社里受到了同样的重视。在莱比锡，我们在器乐音乐会结束时听到了关于音乐的激烈辩论。有两个学生发表了演说，一个人称赞音乐，另一个谴责音乐。听到音乐受到一位伟大音乐家的赞扬，并不令人惊讶，不过他指责音乐造成危害，渗透到这个时代的思想，这一点实在不同寻常。他说道，“音乐让我们抛开严肃的研究，音乐剥夺了人们的思想，许多人原本会忙于正事。政治家们喜爱音乐并非没有缘由；国家对音乐的推崇也不无道理。音乐转移了人们的思绪，阻止了他们检验政府的成效。意大利就是个例子：意大利的王公贵族听任这个国家受到江湖郎中和音乐家的影响，这样他们可以就不受干扰地处理自己的事务。”实际上，意大利是个恰如其分的例子：这个国家借助音乐而光耀夺目，扩大了意大利在欧洲的影响力，最终摧毁了本国的道德准则和政治才能。至于十八世纪的意大利，我们可以对古罗马历史学家阿米亚诺斯·马切利努斯（Ammienus Marcellinus）在大入侵时代说过的话稍加改动，他在很久以前说过：“意大利是游乐胜地。人们在这里只能听到音乐，清脆悦耳的弦乐声从四面八方传来。人们见到的不是思想家，而是歌唱家，美德良知让位给了演奏大师。”
在1700年左右，意大利的演奏大师多半精神空虚，卡拉法就是个突出的例子，尽管对他的描写有些夸张。卡拉法最感兴趣的就是音乐，在音乐中最感兴趣的就是精湛的技艺。他与当时著名的作曲家素不相识，把德国作曲家罗森缪勒（Rosenmuller）当成意大利人。他在和声方面一窍不通，对于单纯欢快的旋律一无所知。他口里谈论的只有他的鲁特琴、小提琴和吉他，说到自己就滔滔不绝。不管人们讨论什么样的话题，无论是战争贸易、讲经布道还是头痛感冒，他都能主宰谈话的主题，总是喜欢用第三人称提到自己：“我的卡拉法在做什么呢？”“可怜的卡拉法！”除了他的音乐会，世上一切都空虚无聊。“他压根不知道，伦敦和斯德哥尔摩究竟是在荷兰还是在法国，北方的统治者是不是土耳其人，奥斯曼帝国是不是西班牙人的国度。他的脑子就像个小柜橱，一个抽屉里放着几篇文章，其他的抽屉里空空如也。”音乐把他变成了一个怪物。这些演奏大师遍布十八世纪的意大利。甚至时至今日他们并非无名之辈，没有哪个国家看不到他们的身影。
在那个时代的德国，音乐并没有这样的缺点。德国人在哲学和文学的研究中取得了平衡，时常把音乐作为补充。音乐并没有成为人们空虚无聊的娱乐。十八世纪伟大的德国作曲家，比如舒尔茨、库瑙、亨德尔，都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他们对法律知识有深入的研究，值得一提的是，他们在成为职业音乐家以前都犹豫再三。十八世纪的意大利演奏大师，仅仅是叮当作响的铜钹。在德国音乐家身上，依然保留着理性的特质，甚至远远超过音乐的魅力。不过，意大利音乐的诱惑力渐渐削弱了这种充满活力的智慧。
在德累斯顿和莱比锡，就像佛罗伦萨和罗马一样，库瑙亲眼看到王公贵族成为艺术的资助人，这种注重美感、颓废萎靡的艺术简直是专制独裁的天然盟友。他的小说向我们证明，意大利演奏家对各个社会阶层都产生了不可抗拒的吸引力。当卡拉法走进乡村客栈时，他确信自己像在富有的城市商人家中一样，会受到热情的欢迎。公众的音乐品味简直令人腻烦。
但是，库瑙过于看重人性的力量，并没有提出严重的警告。他看到世间的罪恶，只是一笑置之，相信罪恶会自生自灭。他抱有温和的乐观主义，甚至相信恶人会改邪归正。在小说的结尾，卡拉法听从了一位可敬神父的规劝，决定痛改前非；尽管这样一个角色都不大可能悔过自新，但无论如何，作者在小说中以宏伟的篇章，描写了真正的演奏大师和快乐的音乐家。
他对自己有更多的要求。提到音乐，他认为要成为训练有素的作曲家，必须精通各种乐器，与歌唱家和演奏家（最重要的是羽管键琴乐师）关系密切。不过拥有这些专业训练还远远不够。库瑙认为，作曲家应该懂得一些科学常识，最重要的是数学和物理知识，这些是音乐的基础，他要求音乐家对自己的艺术进行思考，熟悉音乐理论家，不仅是当代的音乐理论家，还有过去——尤其是古代的音乐理论家；他不希望人们步卡拉法的后尘，对历史、政治和自己所处时代的生活都毫无兴趣，不过，没有道德品质的支撑，文化特质将毫无优势。音乐大师只有以自己生活的美德来衬托艺术的道德，才真正配得上音乐大师的称号。正如圣奥古斯丁所说：“以你的声音来歌唱、以你的生活来歌唱、以你的行为来歌唱。”不要把作品奉献给自己的成就，而是敬献给上帝的荣耀。音乐家不能只想到公众，考虑公众的音乐品味和鼓掌喝彩。“如果你唱歌是为了讨得人的欢心，而不是取悦上帝，如果你追求别人的赞扬，而不是上帝的赞许，那么你就在卖弄你的歌声，你的灵魂不再属于自己，而是属于别人。”让艺术家在上帝面前保持谦虚；让他意识到自己的价值所在。训练有素的音乐家知道自己拥有精湛的技艺，就不会过于谦卑恭顺，也不会黯然失色。如果音乐家有话要对世人倾诉，就不会让自己默默无闻，也不会退隐幕后。才华横溢的人掩饰自己的才能，证明这个可怜人不相信上帝会赐予他强健有力的翅膀，让他飞上云霄。这是懦夫的行为，害怕努力的心理；这也许是罪恶的情感，不可告人的妒忌，不愿与别人分享自己的珍宝，就像普利尼说的那样，“犹如垂死的牡鹿，掩埋好自己的鹿角，不肯献给人类成为良药。”音乐家们往往有这样的心态。有些人创作了优美动听的作品，宁愿卖掉身上的衬衫，也不肯泄漏一个音符。让那些经济拮据的艺术家意识到他的品质、他的思想、他的能力！让他慷慨地传播思想，不要因他的作品二爱慕虚荣，把所有的荣耀献给神圣的源泉。让他尽其所能，多行善事。如果他没有受到人们的感谢（这是世间的准则），清白的良心就是他最好的报酬；让他预见到身后等待他的天堂极乐，当他受到召唤，来到全能上帝的城堡教堂，会见到“那里有天使在演奏甜美婉转的音乐。”
* * *
这些思想和整本小说一样，充满了均衡的判断、充足的自信，隐藏的力量，解释了十八世纪的德国古典音乐大师平静安宁的特质——比如舒尔茨、约翰·克里斯蒂安·巴赫（Johann Christian Bach）、约翰·米夏埃尔·巴赫（Johann Michael Bach）、帕赫贝尔（Pachelbel）、布克斯特胡德（Buxtehude）对未来的看法。他们衡量了世间万物，权衡了自己的力量。他们等到了属于自己的时代。
对德国人而言，时间已经悄然流逝；过去的岁月一去不返。回顾十九世纪末的德国艺术家表现出的火热激情和往昔岁月的沉稳平静，你会发现两者具有多么大的差别！辉煌的胜利耗尽了获胜者的精神；等到最初的陶醉感消失殆尽，他们已经消磨了意志，失去了创作的动力。洋洋得意的音乐天才瓦格纳断送了德国音乐未来的道路。平静安详的库瑙却拥有德国艺术未来的思想，预示了他伟大的继任者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的出现。
第二章 佩皮斯日记
要想了解复辟时代英国社会的音乐生活，最有趣的素材莫过于《佩皮斯日记》。在这本日记中，我们能看出音乐在伦敦上流人士家里占据的地位。
塞缪尔·佩皮斯（Samuel Pepys）是举世闻名的人物：我在此只讲述他人生中的几件大事。1633年，塞缪尔·佩皮斯生于伦敦，出身[1]于裁缝家庭，和蒙塔古爵士（Lord Montagu）的命运休戚与共。他身为自由派，在克伦威尔（Cromwell）死后的王朝复辟时代与共和党[2]有所接触，先是在财政部任职，此后担任海军部合同文书专员。他在海军部任职到1673年，为英国海军鞠躬尽瘁；他本人清正廉洁，在大瘟疫、伦敦大火和英荷战争期间振兴经济，重建秩序。一直深得海军大臣约克公爵（后来的詹姆斯二世）的器重。不过，佩皮斯受到当时教皇派阴谋的诽谤，污蔑他是天主教徒，被关入伦敦塔。他成功洗刷罪名，在海军部官复原职。直到1688年，他一直担任海军部长的职位，受到詹姆斯二世的恩宠。斯图亚特王朝倒台后，他从英国政府退休，不过在1703年去世前，他的精力一直很旺盛。他从没有停止过对文学、艺术和科学的关注。1684年，佩皮斯被任命为英国皇家学会会长。他收藏了各种各样的学术著作。剑桥的莫德林学院保存了他的大量书稿：回忆录、木版画、海军资料，以及他本人收集的5卷古老的英国民谣；最后，他用自己发明的速记符号写的日记，日复一日记录了他从1659年（1660年）1月到1669年5月的生活。这本日记和他的朋友约翰·伊夫林（John Evelyn）的日记，生动地反映了英国当时的世态风情。我将从这本日记中节选出与音乐有关的篇章。
* * *
身为海军部长的塞缪尔·佩皮斯，既是尽忠职守的政治家，也是热情四射的音乐爱好者；他把不少时间奉献给了音乐。他会演奏鲁特[3]琴、六弦琴、希尔伯琴、六孔竖笛和八孔竖笛，还会弹一点古钢琴。当时的上流人士，有在家中收藏乐器的习惯，有人为了召开音乐会，收藏了六把六弦琴。佩皮斯也有各种乐器的藏品；他自称拥有英格兰最出色的乐器；他几乎能演奏每样乐器。他最大的乐趣就是唱歌和吹奏六孔竖笛。不论是漫游散步还是到餐馆吃饭，他都随身携带着竖笛。我和斯旺（Swan）到伦敦法学会旁边的酒馆吃饭，他埋头写作，我吹奏六孔竖笛，直到我们要的水煮蛋端上来。（1660年9月2日）我一边沿着河岸往回走，一边吹笛子。（1660年1月30日）暮色四合，银色月光洒在花园里，我吹着六孔竖笛，独坐良久。（1661年4月3日）
他甚至大胆地开始作曲：我一整天都待在房间里，写下了几段旋律，上帝宽恕我吧！（1962年2月9日）尽管作曲家拥有崇高的地位，享有巨大的社会荣誉，但是佩皮斯依然没有为作曲感到“丝毫的骄傲”。（1966年8月22日）
最终，他认为自己谱写的音乐精彩绝伦：唐宁上尉（Captain Downing）对音乐充满热爱，理解力非凡，他不遗余力地夸奖我写的歌曲《优雅隐退》，科尼普（Knipp）已经把这首歌传唱开来，他称赞此曲比他听到的所有乐曲都迷人；没有这番恭维，我也深知其旋律美妙。（1966年11月9日）
他会一本正经地劝说女演员唱他写的歌曲：晚饭后，我教科尼普演唱我新作的咏叹调《此乃天意》，她已经学了一大段歌曲，我非常满意，相信她全部学完时更加高兴，这必然会是件令人惬意的事情。（1666年11月14日）
至于其他事情，身为位高权重的人物，他没有劳心费力地亲自谱写伴奏：后来在法院遇见了我的老朋友管风琴师金斯顿先生（Mr.Kingston），我带他到道格酒馆，请他用低音提琴演奏我的咏叹调《此乃天意》，深得我意。尽管不知道歌词的含义，他依然称赞这首歌曲调优美，认为歌词平实易懂。（1666年12月19日）不久查尔德医生（Dr.Childe）如约前来，整晚与我对坐，用低音提琴弹奏了我有意倾听的几首歌，甚为欢喜。（1667年4月15日）
他对音乐理论也颇感兴趣：房间里生起熊熊炉火，我用一个小时翻阅了莫里（Morley）的《音乐入门》，此书颇为精彩，却毫无章法。（1966年3月10日）我漫步到伍尔维奇，一路都在读普雷福特（Playford）的《音乐入门》，其中有些内容十分有趣。（1666年3月22日）去迪克巷寻找法国人马尔萨那（Marsanne）的书，此人的音乐作品极为精妙，但是遍寻不获，不得不订购此书，我在这里买到了笛卡尔（Des Cartes）的音乐著作。（1968年4月3日）吩咐仆人为我读笛卡尔的音乐著作，尽管此人学识渊博，但我认为他不善此道，尽管我也是。（1968年12月25日）
他写下了自己对音乐的看法。如果说我们信赖他的眼光，那么其中的一些想法确实非比寻常，他自认为掌握了音乐奥妙的关键所在：巴尼斯特（Banister）在演奏六孔竖笛，我就音乐问题和他进行了一番探讨，越发确定了我的音乐新观念，我决心深入研究，制定计划，构思出世上从未有过的音乐理论。（1668年3月29日）嘱咐汤姆（Tom）记下我在音乐方面的灵感和构思，这极大地鼓励我为音乐花更多的心思；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自己掌握了解开音乐奥秘的正确方法，我比任何时候都更正确。（1663年2月17日）
不要把这个人当做无知的自我主义者。他那份热爱音乐的赤诚之心和天真热情多么叫人欣慰。他对音乐过于痴迷，对此颇有些担忧之情：我们派人去他姐姐家里拿六弦提琴…我也演奏了乐曲，我已经好长时间没有摆弄乐器了，终于结束了。我来到办公室待了片刻，感到惶惶不安，害怕自己对音乐过于投入，担心自己重蹈覆辙，像从前那样荒废了我的公务。（1669年1月11日）
不过音乐的魅力更大，他还是情不自禁地受到吸引：上帝宽恕我吧！我看得出来，自己的本性难以抑制，依然把快乐看得最重要，虽然沉浸在快乐中，我并不愿意承认为了追逐快乐，忽视了我的公务。然而，我不得不放弃音乐和女色，无论我的公务如何。（1666年3月9日）
他对音乐的感受如此强烈，有时不免让他感到失魂落魄：[4]
携夫人和黛比（Deb）前往王宫，观看歌剧《殉教士》。当天使降临人间时，演奏的管乐曲让我心旷神怡，超越世间万物，乐曲如此甜美动人，令我深感震撼，总之，我的灵魂随音乐而去，不禁感到怅然若失，从前我和太太坠入爱河时才有这种感受；无论是晚间回家的路上，还是回到家中，我都心不在焉，整个晚上坐立不安，我无法相信，对我这样的人而言，世间竟然还有音乐能够真正主宰我的灵魂。
当他灰心失望时，音乐成了他的慰藉：晚上在家里吹六孔竖笛。我乐于演奏乐曲，但是心情低落，只有想到如何取悦上帝，应以坦诚快乐的心情为国效力，我才略微感到高兴，尽管没有多少荣耀可言。吃晚饭，睡觉。（1667年6月15日）想起我去世的弟弟，不禁心情沉重，不过我还是按下心中的不快，去倾听西奥菲拉·特纳太太（Mrs.T.M.）演奏羽管键琴。（1664年3月16日）
我们必须要承认，佩皮斯并不是经常用音乐来慰藉自己的心灵，因为他并非整日满怀愁思；他把音乐当做纯粹的快乐，生活中最完美的一面：我把音乐看做我在世界上赖以生存的快乐源泉，生活中最期盼的美好事物。（1667年2月12日）
* * *
他身边所有的人必然会分享他对音乐的狂热；尤其是他的妻子。
大约在1655年，佩皮斯娶了太太，当时她年仅15岁，而佩皮斯已经23岁了。他心血来潮地要教太太唱歌，而且对太太情深意浓，[5]佩皮斯发现自己的聪明才智“超乎想象”。他们的第一堂课极为成功；老师和学生都激情四射。按照顺序整理文件，盘算账目，给太太上音乐课，忙到深夜，满心欢喜。（1660年9月9日）回到家听音乐，我和太太在卧室里唱了好一会歌，然后睡觉。（1661年5月17日）
迄今为止，夫妻两人只唱过朴实无华的歌曲。但是佩皮斯太太看到她的丈夫请了歌唱家来教授意大利音乐，感到自尊心受到了伤害，希望和他学习同样的东西：今天早上，我和太太在床上躺了很久，从别的事情谈到了音乐，她希望我让她学习唱歌，我考虑了一番，答应了她的请求。我起床以前，仆人来禀报，教唱歌的老师古德格鲁姆先生（Mr.Goodgroome）来了；她起床了，今天早上也开始学习唱歌。（1661年10月1日）
然后，我们知道她学习了难度很高的法语和意大利语咏叹调！这种做法真是鲁莽轻率!佩皮斯想着法子骗自己，可是白费力气；他不得不承认，自己的太太没有一丁点儿音乐天赋。[6]我和太太放声歌唱，她最近才开始学习唱歌，我认为她会有所进步，虽然她的乐感不够敏锐，不过我得承认，自己没有足够的耐心来教她，偶尔也会听到她唱歌跑调，我没有宽容地对待她，理应为此受到责备，我本来应该把她当做初学者看待，对她多加鼓励。正是我让她灰心气馁，不敢在我面前张口唱歌，让我感到困窘不安。（1666年10月30日）
佩皮斯更有理由发现，他的太太五音不全、唱歌跑调，他只能在自己家里进行比较，寻找合适的人选。而当时的习俗是让仆人们伴奏助兴；在佩皮斯的亲朋好友家里，我们发现那些富有乐感的仆人才是真正的艺术家。埃文斯（Evans）是莱特夫人（Lady Wright）的管家，精通笛子，曾经向佩皮斯授课。巴顿（Button）是佩皮斯朋友家男仆的妻子，有一幅动人的歌喉。为了维护自己的体面，佩皮斯雇佣的仆人都是技艺精妙的演奏家，身为称职的丈夫，他并非完全没有私心，坚持要妻子用容貌姣好、嗓音甜美的女仆。首先是容貌俏丽的女仆安斯威尔（Ashwell），她擅长演奏羽管键琴。佩皮斯曾经为她买过乐谱，教给她艺术原理：起床，教安斯威尔弹奏维吉诺古键琴，吩咐她练习赞美诗，她的演奏美妙动听，乐感敏锐，手指灵活。（1663年5月3日）
他还教这个小女仆跳舞：吃过晚饭后，整个下午我都在拉小提琴（已经有好多天没有演奏乐器了），安斯威尔在楼上的客厅里跳舞，这间客厅非常适合演奏音乐，实在罕见。（1663年4月24日）
不过他对安斯威尔还是不够满意。我们看到了他率直坦白的想法：我一直竭尽全力找到符合我理想的女性，最重要的是要懂得音乐，尤其是擅长唱歌。（1664年7月28日）他终于找到了这位世间少有的女子，她的名字叫做梅塞尔（Mercer）。与此同时，他雇用了一个小听差，是他的朋友库克上尉（Captain Cooke）差遣来的，这个孩子曾经师从皇家教堂的乐师，受过四年的音乐训练。佩皮斯感到心满意足。回到家里，我和太太、梅塞尔、汤姆呆在一起，一直到晚上十一点钟，我们一边唱歌，一边演奏小提琴，我心里高兴极了，能够在自己家中得到这么多乐趣，让我感到快乐舒心，这样美妙的情景将会一直存在。梅塞尔熟练地弹奏羽管键琴，虽然曲调平常，不过手法娴熟；她唱的歌曲不多，声音动听、充满乐感。我的仆人是个大胆的小伙子，歌声优美，是我见过的最讨人喜欢的听差，净使些蠢孩子的伎俩，以为我没见识过。（1664年9月9日）
他很快就厌烦了这个听差，不过梅塞尔变得越来越可爱动人：待在家里，发现梅塞尔在演奏六弦提琴，这种乐器非常雅致，我和着乐曲唱起歌来，一直唱到很晚，才去睡觉。（1664年9月28日）到了晚上十一点钟，月光清雅，我的太太和梅塞尔来到花园里，我处理完了公务，我们一直唱到十二点钟，自得其乐，邻居们纷纷打开窗户，听得不亦乐乎，回家吃晚饭，睡觉。（1666年5月5日）吃过晚饭后，我和梅塞尔一起唱歌，她唱起《求主怜悯》来取悦我，一直唱到午夜时分。（1666年7月12日）
可怜的佩皮斯太太不免心生妒忌：我进屋后，发现太太对我非常不满，抱怨我和梅塞尔一起消磨了太多的时间，总是教女仆唱歌，从来不为她尽心尽力。我承认这一点，不过是因为这个女孩子能够轻松地掌握音乐，而她却做不到，音乐正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喜爱的东西。（1666年7月30日）
后来，梅塞尔看起来被打发走了一段时间，不过佩皮斯太太也没有什么进步。
佩皮斯变得郁郁寡欢，他觉得自己太太的歌声实在刺耳难听。梅塞尔又回来了，他们再次开始齐声歌唱，佩皮斯太太一如既往地心怀嫉妒。散步回家，月光朦胧，天气晴朗，和梅塞尔步入花园，低吟轻唱，直到太太来提醒我今天是斋戒日，我为此表示抱歉，悄声屏息。（1667月1月30日）
佩皮斯太太竭尽全力地要成为一名音乐家；在颤音的演唱方面，她似乎取得了进步。她的丈夫给了她真诚的赞扬：[7]吃过晚饭后，太太和巴克尔（Barker）开始唱歌，让我感到非常高兴，我的太太即将练习颤音的技巧，她为此煞费苦心，颇感骄傲，我认为事实上的确如此。（1667年2月7日）
不幸的是，世上的事情不一定付出努力就有回报；佩皮斯写道，这“可怜的人儿”根本没学会和著调子唱歌：回家吃饭，饭前请太太唱歌。可怜的人儿！她的乐感糟透了，真让我恼火，这可怜的人哭哭啼啼，瞧着我对她发脾气，我想自己不应该再让她灰心丧气，因为她那么想学唱歌，只不过是为了让我高兴，我让她这么为难真是不公平。（1667年3月1日）
有一段时间，佩皮斯极力表现得耐心大度。我认为她一定会唱得非常动听，准确地把握颤音的技巧。（1667年3月12日）听了她的歌声，让我感到略微欣喜，比我期望的要好得多。（1667年3月19日和5月6日）睡觉前听我太太唱歌，显而易见，她现在更富有音乐感，超过我的想象，我从心底里感到欢喜。（1667年5月7日）
不过，这些溢美之词更好地证明了佩皮斯的善良仁厚，而不能证明他太太的音乐才华。有一天，他听到了一首糟糕的歌曲（“天知道她怎么唱歌的，没有一个音符不跑调”），不经意间吐露了心声：她的歌比我太太唱得还要难听一千倍，一点也不能叫我平心静气。（1668年1月22日）
这位大胆无畏的女士苦恼万分，竭尽全力想获得成功，最终回过头来练习六孔竖笛。
佩皮斯在这方面对她大加鼓励。也许她在演奏这种乐器时会少按错几个音符。他安排了一位音乐教师格里汀（Greeting）来给太太上[8]课，对她多加鼓励。回到家中，和太太一起练习演奏六孔竖笛，看到她轻快地奏出音符，让我心花怒放。（1667年5月7日）我和太太在花园漫步了一个钟头，她在音乐方面的进步开始让我喜出望外。（1667年5月18日）我兴高采烈地听太太演奏六孔竖笛，乍听上去，她几乎没有跑调，如果能坚持练习，我一定会感到惊喜。（1667年9月12日）上床睡觉，为太太演奏六孔竖笛的精湛技艺感到不胜欣喜，我打定主意，她应该学习一些乐器，尽管她的乐感很糟糕，但是我看得出来，她的演奏手法还有可取之处。（1667年9月11日）
从此，佩皮斯的家里其乐融融。他写道：八月的一天晚上，我让太太演奏六孔竖笛，直到我满怀欣喜地去睡觉。（1668年8月13日）
不过，可别以为他已经把亲爱的梅塞尔忘到了九霄云外！当他的妻子不在场的时候，他继续和梅塞尔一起唱歌谈笑：没多久，就到了晚上九点钟，我听到了梅塞尔的歌声，我的仆人汤姆也在花园里吟唱，真让我高兴，我一直盼着见到这姑娘，自从太太走了以后我就没见过她；我走到花园里和她对唱，然后回家吃饭，有她陪在身边谈笑唱歌真是惬意，睡觉。（1668年4月29日）坐上马车，吩咐梅塞尔过来，我和她一起到约克公爵剧院去，看《暴风雨》这出戏。戏散场后，我带着梅塞尔沿着河岸漫步，走到春天花园，我高高兴兴地散步，品尝佳肴，开怀畅饮，放声歌唱，人们围拢过来，听我们唱歌。（1668年5月11日）沿着河岸走到沃克斯豪尔，我们在那儿徜徉良久，暮色渐浓，我们走过街角开始唱歌，街上的行人转过头来聆听我们的歌声。（1668年5月14日）我和梅塞尔待在花园里唱歌，一直唱到晚上十点钟。（1668年5月15日）他的弟弟豪（W.Howe）到家里来和我吃饭，梅塞尔也来了，吃完饭后，大家一起唱赞美诗，皆大欢喜。（1668年5月17日）
我对另一位女仆巴克尔只字未提，佩皮斯曾经说过：“我清楚地[9]发现，在歌唱方法上，她的表现要好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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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来这个音乐之家拜访的人都是技艺精湛的演奏家：佩皮斯的[10]亲戚，包括他的弟弟和弟媳，都能熟练地演奏低音提琴；他的朋友无论天赋优劣，全都是音乐家。小姐太太们擅长吹笛子，拉小提琴，弹羽管键琴；有时候她们的表演实在无休无止，让听见的人不禁心生厌烦。我们去看特纳太太（Mrs.Turner）的女儿表演，她演奏了羽管键琴；我的天啊！不管什么人听了她的琴声都要觉得腻烦；我还不得不对她大加赞扬。（1663年5月1日）谭波尔先生（Mr.Temple）的太太开始弹奏羽管键琴，弹个没完没了，让大家感到厌倦，我没有告辞就离开了，至于她的琴声，世上怕是没有人能听下去。（1666年10月10日）
当时的达官显贵都能吹拉弹唱。佩皮斯的恩主桑威奇伯爵和他共[11][12]同举办过室内音乐会，还谱写过三个声部的颂歌。人们无论走到哪里，都能听到悠扬的音乐。
比如说，在餐馆里就有音乐：我带着太太和皮尔斯小姐（Miss Pierce）去克洛斯沃克厅吃饭…我们受到了盛情款待，大厅富丽堂皇，同伴风趣幽默，音乐悠扬动听…还有一件事我很高兴，我竟然能从声音中辨别出一个我从未见过的人，那个在帘幕后面唱歌的人，曾经在威廉·戴夫南特爵士（Sir W.Davenant）的歌剧里演唱过。（1660年6月28日）
在户外田园也能听到悠扬的乐曲：一路走到春天花园……天气晴朗宜人，园中风光旖旎……我听到夜莺婉转低唱，鸟儿叽叽喳喳，四处传来小提琴和竖琴的悠扬声音……（1667年5月29日）
在这个国家，四处都传来音乐：离那里很远的地方，一群人围坐在公园的绿树下，一起放声歌唱。我原本是到维提斯去的，其他人都在四分之一英里外的地方，所以我骑马赶了过去，从歌声中认出了他们，其中有几位碰巧见过我，曾经唱过四五段动听的歌曲。看到此情此景，我以为一生中再也没有更让我喜爱的音乐了。（1663年7月27日）
他去小城巴斯度假的时候，音乐已经成为了招待宴会的一部分：我坐在椅子里，身上搭着床单，为音乐而心醉神迷；远处传来一段又一段旋律，我在水边逗留了两个钟头，回家睡觉；不久后，我又听到了动听的乐声，几乎和我在伦敦听到的乐曲一样优美异常。（1668年6月13日）
查理二世渡过英吉利海峡，返回英格兰，佩皮斯也在舰队的一艘船上：罗杰·库腾斯上尉在船上的随从拿起竖琴，为我们弹奏了这段音乐，我再也没有听过这样动人的乐曲。（1660年4月30日）
在伦敦的人群里，在佩皮斯的家中也有乐声飘扬：
这个可怜的小家伙唱起优美的低音歌曲，他是个勤勉的金匠，手上连手套都没戴。
佩皮斯和他的朋友们沉浸在声乐四重唱中，他的演唱无可挑剔。[13]
当然，剧院在这些音乐迷的生活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实际上，佩皮斯有一段时间约束自己，每个月只去一次剧院，这样不会让他分心，荒废公务，也是为了节省开销。不过，他每个月绝对不肯等到第二天！我立刻带着太太去国王剧院，新的一个月到来了，我每个月可只能去一次剧院。（1669年2月1日）
如果我们细细查看他的日记，就会发现这条规矩很快就形同虚设。
此外，即使他赌咒发誓每个月只去一次剧院，也没有妨碍他请剧院的演员到自己家里来表演，尤其是那些年轻貌美、歌声动人的演员，比如国王剧院（King's Theatre）的科尼普小姐：这个女人…科尼普，她的容貌妩媚迷人；不过更令人激动的是，她的歌声极为动人，我平生从来没有听到那么高贵优雅的声音。（1665年12月6日）
佩皮斯让科尼普演唱他谱写的咏叹调，对她赞叹不已，以此消磨[14]晚间的时光。科尼普时常在他面前排演剧中的段落，在剧院演出时会走到大厅和他讲话：…科尼普在云朵中唱完歌谣后，向我走了过来。（1668年4月17日）
他带着科尼普乘坐马车去肯辛顿宫，她在一旁轻吟低唱：穿戴入时考究的贵族小姐听着我们唱歌；我感到高兴非凡，自得其乐；我心里快活极了，一路唱着歌回到了伦敦城里，月光如洗，我们度过了一个最美妙的夜晚，我把他们送回考文特花园的家里，然后回家睡觉。（1668年4月17日）
在这些充满魅力的音乐家身边；佩皮斯度过了这个美妙的夜晚，他的太太，太太的好友、仆人，还有美貌动人的女演员！有时候，科尼普会让他们换上舞台装束，扮成头戴草帽的乡下人。我的家里宾朋满座，他们演奏着四把小提琴…我把朋友们从办公室里请了出去，然后下楼去跳舞…人们一会儿唱歌，一会儿跳舞，唱了几段三声部的合唱，哈里斯（Harris）唱起他那首顶古怪的爱尔兰民歌，他的声音美妙动听，我从前听过这首歌。我们的梅塞尔出人意料地唱了一首意大利歌曲，我可从来没听过，她的歌声让我如痴如醉，比任何时候更为她神魂颠倒。（1667年1月24日）这是我一生中见过最出色的乐队，但愿我能为音乐而生，为音乐而死，为了音乐，为了皮尔斯夫人、我的太太和科尼普的面容。（1665年12月6日）
佩皮斯仔细咂摸着他的幸福；等到晚上，他靠在枕头上，独自回味着这些夜晚的美妙场景：我觉得，这就是我在世界上追寻的幸福快乐。（1667年1月24日）
他的幸福生活中只有一件事美中不足，那就是音乐的高昂花费。描述了那些美好的夜晚后，他转而写道：只有音乐并不能让我感到高兴，他们并不满意低于三十先令的报酬。（1667年1月24日）
佩皮斯并不喜欢破费；在这方面，他和当时乃至今天富有的音乐爱好者没有什么两样。再没有什么比向音乐家付钱更让他烦恼的了，他坦白直率地写出了自己的想法：早上和博肯肖先生（Mr.Berkenshaw）花了很长时间来练习音乐，我学完了《不要凝视天鹅》这首歌曲的两个段落，我为此感到高兴。四五个星期以来，他一直在教我唱歌，我为此付了他5英镑，这是一大笔钱，肯定会让我手头拮据一阵。（1662年2月24日）
只要佩皮斯从老师身上学到了自己想学的东西，他就会想方设法和老师争吵起来（这样看来，似乎都是别人的错）。最终博肯肖先生掉进了圈套，和佩皮斯断绝了来往，佩皮斯此时兴高采烈地演唱这些咏叹调，而这些歌曲正是博肯肖先生上课的时候教给他的：我发现他谱写的歌曲简直无与伦比，我为此感到非常得意，我敢肯定，除了我世上没有一个人会唱这些歌曲，哪怕是作曲者本人也不例外。（1662年3月14日）
为了在艺术家面前捂紧自己的钱包，佩皮斯使出了狡猾的伎俩。有位小提琴演奏家来到他的家里，为他表演了“几段自己谱写的美妙乐曲”。佩皮斯小心谨慎，不想对他多加称赞：我担心他会把乐谱写下来给我，这样我就不得不借给他或者送给他一些钱。（1664年1月23日）
处在这样的环境中，佩皮斯认为音乐是代价昂贵的享受，这一点[15]并不令人惊讶。尽管英国人宣称自己对音乐怀有强烈的热情，英格兰的音乐家最终困苦潦倒而死，也不足为奇。音乐家们不过是四处流浪的艺人，在人们面前表演献艺。等到表演结束，四周围观的乡下人会放声大笑，转头走开。我的老朋友管风琴师金斯顿先生提到，很多音乐家都在忍饥挨饿，他们的薪水被拖欠了五年之久；就连著名的竖琴演奏家埃文斯也没有得到应有的报酬，有一天因饥寒交迫而黯然离世，靠着教区的施舍才能举办葬礼，他是夜里十二点钟下葬的，连一个举火把开路的都没有，金斯顿先生偶然碰见这种情形，花了12个便士雇了两三个举火把的孩子。（1666年12月19日）
* * *
这足以让我们看清，英国人对音乐的热情是多么肤浅。如果我们竭尽全力来理解佩皮斯对音乐的判断，看清他音乐品味的局限性，就会受到进一步的启发。这个人的见识有多么狭隘！
佩皮斯并不眷恋古典风格的歌曲，也不喜爱多声部的演唱：我越来越确信，多声部演唱不能算作歌曲，而是某种器乐曲，听众听不清楚歌词，无法理解其中的含义，尤其是歌词配上赋格曲，在不同声部中轮流出现，更加难以理解。我认为，合适的歌曲最多只能有一两个声部。（1667年9月15日）
他不喜欢意大利的音乐大师：他们整个晚上都在唱一首乐曲的精彩段落，出自意大利作曲家贾科莫·卡里西米（Giacomo Carissimi）的笔下，他是罗马最富盛名的音乐大师，这种音乐在世上多得数不清。听起来的确很优美，不过对我的判断力而言过于细腻婉转。（1664年7月22日）我完全不能体会这种音乐的妙处，作曲部分非常出色，节拍把握得准确，比我从前听到的都要美妙。我从心底里相信，自己如果为这首歌配上英语的歌词，会把乐曲改得更优美，胜过意大利音乐的旋律。（1667年2月16日）
他对意大利歌唱家也没什么好感；他尤其讨厌阉人歌手尖细的声音。他承认这些艺术家对时间的把握非常出色，具有完美的表现力；不过在音乐品味方面，他似乎不能接受这些人的风格，也不打算了解他们的艺术。
他对于当时英国的音乐流派也毫不在意，即亨利·库克乐派，日后培养了佩勒姆·汉弗莱（Pelham Humphrey）、怀斯（Wise）、约翰·布勒（John Blow）和亨利·珀塞尔（Henry Purcell）等作曲家：我昨天晚上听到的音乐，无论是表现力还是作曲都显得笨拙低劣，我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1667年2月13日）
他也不喜爱法国音乐：我仔细倾听了让—巴蒂斯塔·吕利（Jean-Baptiste Lully）和英国作曲家的几首乐曲，这些乐曲都是出自同一位演奏家之手，公平地来说，我在他们的歌曲中没有发现任何比英国音乐突出的地方（尽管旋律非常动听）。（1666年6月18日）
他讨厌查理二世的御前作曲家，法国音乐家路易斯·格拉布（Louis Grabu）谱写的音乐：上帝宽恕我吧！我这一生也没有听过这么沉闷无趣的音乐会。（1667年10月1日）
通常来说，他对所有的器乐曲都不胜其烦：我必须承认，虽然我听过器乐曲，不过次数很少，旋律的确很美妙，不过我没有从中体会到快乐，我认为一首二重唱抵得上二十首器乐曲。（1664年8月10日）
他的日记丢掉了多少音乐特色！他究竟还能留下什么！他告诉我们的只是这些：单声部或者双声部的歌曲，有没有鲁特琴、希尔伯琴和小提琴的伴奏。那么当时他演唱的是什么样的歌曲呢？
佩皮斯对旋律简单的歌曲倍加推崇：比如说英国作曲家亨利·劳斯（Henry Lawes）的作品，他是那个时代的时尚偶像，也是《佩皮斯日记》中经常提及的作曲家。至于戏剧方面，佩皮斯显然对英国音乐家马修·洛克（Matthew Locke）的音乐情有独钟，并且和他有深厚的交情，在1668年，这位作曲家为英国剧作家马辛杰的剧本《圣女贞德》谱写了乐曲，佩皮斯为歌剧中的音乐如痴如醉。在宗教音乐方[16]面，他依然是洛克的崇拜者，他很欣赏托马斯·雷文斯克罗夫特[17]（Thomas Ravenscroft）的四声部圣歌，虽然觉得旋律单调乏味。
不过，他在本质上依然偏爱英国古典风格的优美旋律：曼纽尔太太（Mrs.Manuel）的歌声甜美动人，颇有意大利风情，不如科尼普小姐英国色彩浓郁的歌声那么打动我。（1667年8月12日）我听了曼纽尔太太和其他意大利歌手的演唱，他们唱得不错。不过我得承认，我对这些歌曲谈不上喜爱，更别说赞赏了，要是听科尼普唱上两三首英国小调，我会感到更高兴，尽管其他人的作曲和表演也非常精巧美妙。（1667年12月30日）
不过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他喜爱的这些歌曲都是纯正的英格兰风格。他甚至不认同苏格兰的民谣。吃晚饭的时候，他们的仆人用小提琴演奏了几段苏格兰民谣；其中有几首歌曲是苏格兰最优美的旋律，人们对此大加赞美，深表钦佩，似乎很看重这些曲目；我的天啊！这真是我平生听到的最古怪的曲子，全都是一个样儿。（1666年7月28日）
我们看得出来，在佩皮斯的眼中，音乐的概念局限在一个狭窄的范围内。他音乐的热爱之情夹杂着贫乏的见识，真是奇妙无比！他很有音乐品味，看法坦诚率直。佩皮斯的个性温和谦逊，从不爱出风头；他所说的都是心里的真实感受；他具有英国人普遍的常识，不相信失魂落魄的迷恋。读者从日记中就能看出，他对于意大利音乐有本能的反感，当时意大利音乐刚开始在英格兰盛行。布龙克尔子爵（Lord Brouncker）成为了意大利音乐家在伦敦的恩主，佩皮斯在子爵的宅邸里听音乐时察觉到了这种趋势：那个女郎唱得甜美婉转，不过这就是区别所在，听众必须理解演唱的方法，揣摩歌词的含义，知道他们选曲填词的方式，熟悉和了解这个国家常见的口音，否则永远不会善于鉴赏其他国家的声乐艺术，我完全不能体会这种音乐的妙处，既不理解歌词，也不愿意费心劳神，他们的动作手势，声音的高低起伏，对于理解这种语言的意大利人来说喜悦欢快，对我而言却并非如此…（1667年2月16日）我越发相信，因为每一个国家的语言都有独特的声调和口吻，一国语言的音调对另一国的人而言，说不上赞同或喜欢，演唱的歌词也不能做到这一点，歌词写得越优美，就越符合唱歌所用语言的音调，英国作曲家谱写的歌曲，在英国人听来，必然比外国人更受用，也比外国人用外语写的歌词更动听。（1667年4月7日）
这段话充满哲理，让我们想起大约五十年后英国作家约瑟夫·阿狄生（Joseph Addison）写下的文章。这种满心猜疑的审慎态度，原本会让英国的音乐爱好者和音乐家对外国风格充满警惕，尤其是意大利艺术，已经对英国音乐造成了致命的打击。然而，意大利音乐的生命力如此旺盛，我们也看到，英国艺术的品位限制在极狭小的范围内，面对外国艺术拱手让出了大片领土，躲进小屋子里不肯出来，这种做法多么轻率。外国音乐立刻在英国取得了一席之地，希望彻底征服这个国度。佩皮斯日记里的几段话显示出，他也开始妥协让步：到詹姆斯宫的女王礼拜堂去，在那里听意大利人唱歌；意大利歌曲的确值得赞扬，胜过本国的歌谣。（1668年3月21日）
这分明是承认英国音乐几乎败在了意大利人手下，放弃了自己至高无上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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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佩皮斯日记》的段落加以诠释，呈现了查理二世宫廷中音乐爱好者的生活。我这么做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娱乐读者，重现这个令人喜爱的人物，他的个性在几个世纪中并没有太多的变化：位高权重的英国绅士、政治人物和艺术家，他明智清醒、通达事理、冷静沉着、心境平和，他幽默诙谐，满怀天真的乐观精神；他具有音乐家[18]的出众天赋，但是见识浅薄，正如弥尔顿所言，他在音乐中所追求的是身心的快乐，而不是难以抑制的热情。他周围的人物都是我们熟悉的面孔：佩皮斯太太这位执意要当上音乐家的英国贵妇，坚持不懈地弹奏羽管键琴，从来不会灰心丧气，也不曾掌握熟练的手法。还有其他形形色色的人…
不过，这并不是我看重《佩皮斯日记》的原因。这本著作具有真实的历史价值，反映了1660年左右英国的音乐品味；那个时期正是英国音乐黄金时代的开端。
这本书也会让我们明白，为什么英国音乐的黄金时代并不长久。无论珀塞尔那个时代的音乐天才多么光华夺目，也没有落地生根；最重要的是，没有合适的土壤让他们扎下根来。那些受过高等教育、聪慧睿智的英国民众，对艺术怀有莫大的热情，他们只对那类饱受束缚的音乐怀有浓厚的兴趣，而这些音乐其实来源于诗歌：主要是单声部或双声部的室内声乐作品，由对白、民谣、舞蹈和诗歌组成。这就是[19]英格兰音乐灵魂的精髓和风味。所有的英国音乐都尽力体现民族风格，在这方面寻找灵感；最出色的音乐作品正是诞生于此，比如说珀塞尔轻快活泼的乐章，保留了诗意柔情和优雅纯朴的芳香。但是对艺术而言，这些都是浅薄的地基、贫瘠的土壤；这些音乐形式很难出现巨大的进步；尽管英国的音乐文化氛围相当广泛，却依然非常肤浅，不会取得这样的进步。
抛开英国歌曲和民谣的狭小领域不说，因为这些歌谣时至今日几乎保持原样，我们在《佩皮斯日记》里看到了意大利音乐胜利的曙光，辉煌耀眼的光芒就在前方。1 爱德华·蒙塔古爵士即日后的桑威奇伯爵（Earl of Sandwich）。他的母亲嫁给了佩皮斯的祖父。2 任职于军费办公室，乔治·唐宁爵士（Sir George Downing）当时是他的上司。3 佩皮斯在1668年4月2日的日记中写道，“他们说到笛子，谈得很起劲，我买了一把八孔竖笛，想学会吹笛子，这种乐器的声音比世上其他的音乐都要悦耳。”4 英国剧作家菲利普·马辛杰（Philip Massinger）的作品。5 参见1660年8月28日的日记。6 心地善良的佩皮斯真是宽容；他的妻子已经学了五年唱歌了！7 巴克尔是另一位女佣，也擅长音乐。8 参见1667年5月8日的日记。9 参见1667年4月12日的日记。10 参见1667年12月18日和1667年2月2日的日记。11 参见1660年4月23日的日记。12 参见1663年12月14日的日记。13 参见1667年9月15日的日记。14 参见1666年2月23日的日记。15 参见1663年1月8日的日记。16 参见1660年2月21日的日记。17 参见1664年11月和12月的日记。18 弥尔顿在著名的小册子《论教育》中谈到了学术教育和体育锻炼，他提议，“学生们应在吃饭前稍作休息，既是为了身体健康，也是为了放松心情，然后听神圣庄重的交响乐，便于修养身心，振作疲惫的精神。”他认为在饭后听音乐更为合适，“有助于品味音乐的本质，让他们集中精神，轻松快乐地学习。”19 本文没有提及复辟时代的英国宗教音乐和合唱曲，当时产生了许多题材广泛的作品，保留了庄重优雅的音乐风格，但不具有真正的民族特色。
第三章 亨德尔的生平
人们习惯把亨德尔称为“大熊”，他身材魁梧、肩膀宽大、粗手大脚；他的手臂和双腿壮健有力。亨德尔双手肥胖、肉不露骨，手背[1]上满是小坑。他走路时两腿张开，步伐沉重，左右摇摆，上身挺直，头向后仰，顶着大号的白色假发，浓密的发卷沉甸甸地垂在肩上。他脸长如马，随着年龄渐长变成牛脸；他面孔臃肿、双颊下垂，下巴有三层厚，鼻子粗厚笔直，大耳朵红通通的。亨德尔的目光直率；炯炯有神的眼睛里闪烁着好奇的光芒，有棱有角的嘴唇旁浮现出一丝笑纹[2]。他的神态活泼，令人难以忘怀。伯尼（Burney）这样说道，当他微笑时，“严厉坚毅的面容流露出聪明机智的神情，犹如云中升起的太阳。”
亨德尔富有幽默感。他有一派“貌似天真的狡黠神态”，自己一本正经地板着面孔，却能把严肃持重的人逗得哈哈大笑。没有人比得上他讲故事的本领。“他能把平凡无奇的琐事讲得与众不同，让别人[3]听得津津有味。倘若亨德尔的英语说得和斯威夫特（Swift）一样好，那么他的连珠妙语肯定和斯威夫特一样多。你要想欣赏他讲的故事，差不多要懂得四种语言：英语、法语、意大利语和德语，他总是把这[4]些语言混杂在一起讲。”
多种语言的混杂要归结于他年轻时的境遇，当时他四处游荡，足迹遍布西欧各国，也是由于他冲动狂热的天性；他急于接腔反驳的时候，想到什么语言就说什么。他像柏辽兹（Berlioz）一样，觉得常用的记谱法太慢，需要一种速记方法来跟上自己的思路；他在谱写大型合唱曲的时候，一开始就写出所有声部的主题；他一边写，一边抛开一个声部，接着写下一个声部；最后只保留一个声部，甚至会单独以低音部结束；他开始作曲的时候，会一口气写到尾声，然后推迟一段时间把整部作品写完，一首曲子刚完成，他就紧接着写下一首，有时[5]候还同时写两三首曲子。
他从来没有格鲁克（Gluck）那样的耐心，格鲁克对科朗斯（Corancez）说，他在动笔之前，“对每一幕都仔细斟酌，然后再把全剧衔接起来；这通常要花上一年的光景，多半还得害他生一场大病。”亨德尔常常是写出了一幕歌剧后，还不知道下面的情节如何发[6]展，有时写完了一幕，下一幕的歌词还没有着落。
他的创作欲望非常强烈，以至于他最终与世隔绝。霍金斯（Hawkins）说道：“他从来不允许自己受到无聊来访的打扰，为了记录下脑海中不断涌现的构思，他几乎闭门不出。”他的思想从不懈怠；不论在做什么事情，他都不会意识到身边的环境。他习惯于大声喊叫，所以人们都知道他在想什么。他创作的时候，时而欣喜若狂，时而痛哭流涕！他在谱写咏叹调《他受人鄙视》的时候，竟然会嚎啕大哭。希尔德（Shield）讲述道，“我听说仆人早上给他送热可可的时候，时常惊讶地发现亨德尔感动得泪流满面，泪水打湿了他的手稿。”谈到《弥赛亚》的《哈利路亚》大合唱，亨德尔引用圣保罗的话说道，“或在身内，或在身外，我都不知道。只有神知道。”
亨德尔大发雷霆时，庞大的身躯会气得瑟瑟发抖，嘴里不停地赌咒骂人。在管弦乐队里，“每当看到他那副大号的白色假发晃来荡去，乐手们就会浑身哆嗦。”每当合唱团员们稍有疏忽，亨德尔就会朝着他们大喊一声“合唱团！”，咆哮如雷的喊声会把人们吓得跳起来。甚至在卡尔顿宫排演清唱剧时，当着威尔士亲王的面，如果亲王公主不准时驾到，他也毫不掩饰自己的怒气；倘若宫廷贵妇敢在演出过程中说长道短，他不但会赌咒发誓，还会怒不可遏地指名道姓。遇上这种时候，王妃总会宽宏大量地说，“嘘，别做声！亨德尔记仇了！”
亨德尔并没有怀恨在心。伯尼说：“他的个性尽管粗鲁专横，却完全没有恶意。就算暴跳如雷，他也会别出心裁，再加上他那口蹩脚的英语，总让人们觉得滑稽可笑。像吕利和格鲁克那样，他拥有发号施令的天赋；和他们相似的是，亨德尔身上融合着两种特质，既有压倒一切反对意见的暴躁脾气，又有温和聪敏的本性，尽管会刺伤别人的自尊心，他也有力量抚平这种创伤。”在排练中，他一贯独断专行；但是他的批评和斥责却充满幽默感，让人觉得滑稽好笑。有一段时间，伦敦的歌剧院成了歌唱家弗斯蒂娜（Faustina）和库佐尼（Cuzzoni）的支持者的战场，甚至在威尔士王妃资助的演出中，两位歌剧红伶竟然揪住对方的头发大打出手，引得满场观众鼓掌喝彩，科里·吉波（Colley Gibber）特意写了剧本，来描述这场历史上出名的打架斗殴，他认为在这场喧嚣的闹剧里，亨德尔是唯一冷静的人。他说道，“照我看来，就该由着她们平心静气地打个你死我活。你要是劝她们罢手，简直是火上浇油。等到她们打累了，火气自然就消了。”为了让这场打闹速战速决，亨德尔指挥乐手把定音鼓敲得隆隆[7]作响。”
就连亨德尔大发雷霆时，也让人觉得他在暗自窃笑。性情暴躁的库佐尼不肯演唱他的一首歌曲，他就掐住库佐尼的腰，一把推到窗口，扬言要把她扔到大街上去，他带着开玩笑的神气说道：“你瞧，夫人，你向来就是个女妖怪，我知道得一清二楚；可我得让你明白，我就是[8]魔王别西卜，妖魔鬼怪的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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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这一生都喜爱自由自在，讨厌一切束缚限制，对所有的官职避之不及；我们说不出他给公主王妃担任教师的掌故；即使在入籍成为英国公民后，他也从未获得重要的宫廷乐职和丰厚的薪水；这些美差[9]都落到了无足轻重的作曲家头上。亨德尔毫不费力地拿这些事情打趣；他提起自己的英国同行，免不了连讥带讽地挖苦一番。除了音乐[10]以外，他所受的教育有限，对学院派和学者风范的音乐家不屑一顾。他没有上过牛津大学，却被授予牛津的博士学位。据说他满口抱怨：“真是活见鬼！难不成我得自己掏钱好跟这些蠢货一个样儿？这辈子休想！”
后来在都柏林，演出的布告上称他为“亨德尔博士”，这个错误把他气得火冒三丈，立即让人在节目单做了改正，改为“亨德尔先生”。
尽管亨德尔并非对名利嗤之以鼻——比如说，他在遗嘱中花了很长篇幅提及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举行的葬礼，仔细规定了葬礼的开销，希望限制自己所用墓碑的花费——却对评论家的各种意见不屑一顾。马特松无论如何也没能从亨德尔那里获得写作他本人传记的材料。他那卢梭式的坦荡态度让奉承吹捧的人满心愤恨。有些上流人士总爱缠着艺术家不放，让人觉得不耐烦，却不能流露不满，亨德尔生性心高气傲、不爱交际，把这些人拒于千里之外，使他们怀恨在心。1719年，陆军元帅弗莱明伯爵（Count Flemming）在寄给亨德尔的学生德舒伦堡小姐的信中写道：小姐!—我本来希望能和亨德尔先生交谈，代表您向他略表敬意，可是至今也没有机会见面；我借用了您的芳名，想劝他光临我的府邸，可每次他不是不在家，就是身体欠佳；在我看来，他真是怪得离谱，就我个人而言，考虑到同为音乐家的身份，本不该受到这样的怠慢…小姐，我十分荣幸，能自称为您最忠实谦卑的仆人，您正是他最喜爱的学生；我应该对您直言不讳地说，您也许该给您的老师上几课。（1719年10月6日，德累斯顿）
在1741年，《伦敦每日邮报》收到了一封匿名信，信里提到“许多位高权重的绅士表示，对亨德尔对待他们的态度相当不满”。
除了把歌剧《拉达米斯托》题献给英王乔治一世——他这么做也不失尊严——他强烈反对在富豪权贵的资助下作曲，这种习俗有利可图，却让人丢脸蒙羞；他只有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深陷贫病交加的困境，才决心举办一场慈善音乐会，还把这叫做“乞讨要饭的手段”。
从1720年到1759年他去世为止，他一直投入与公众永无休止的争斗。和吕利一样，他经营了一家歌剧院，掌管着音乐学院，力图改革或者说创立一个国家的音乐风格。但是他从来没有吕利那种控制局面的能力；因为吕利是法国音乐的绝对领袖；即使亨德尔依靠英国国王的恩典，但这份恩典对他来说，远远不及对吕利的影响那么重要。亨德尔所在的这个国家，人民不肯听从身居高位的人士发号施令；国民不愿意受到国家的奴役；这是个充满批评、难以驾驭的自由国度；这个国家除了少数人以外，对一切外国人都怀有敌意。而亨德尔恰恰是个外国人，看重他的英王乔治一世曾是汉诺威选帝侯，国王的庇护与其说让他受益，不如说让他受害。
他身边围绕着一群呲牙咧嘴的斗牛狗和狂嗥乱叫的文人雅士，他们同样出口伤人，还有心怀嫉妒的同行，目中无人的演奏家，自相残害的剧团，上流社会的小圈子，太太小姐的阴谋伎俩和爱国主义的团体。他备受经济窘境的折磨，生活日益拮据；他时常被迫谱写新作品，来满足公众的好奇心，这些人贪得无厌，对一切都不感兴趣，他还要面对滑稽表演和狗熊拳击的竞争；他不停地作曲，作曲，再作曲；不像吕利那样安逸悠闲地每年只写一部歌剧，他常常在一个冬天就写出两三部歌剧，还不算上被迫指挥和排练其他作曲家的作品。还有哪位天才能连续20年这样拼命创作呢？
在这场永无休止的争斗中，他从来没有做出让步妥协，也没有出于慎重采取权宜之计；他对人们一视同仁，不论是手下的歌剧红伶及其保护人，还是王公贵族、文人墨客，以及那些决定剧院财源和艺术家名利成败的社会圈子。他面对伦敦的权贵人士坚持自己的观点。这场斗争艰难激烈、残酷无情，而他的敌人使出了不光彩的手段；为了让亨德尔倾家荡产，他们简直无所不用其极。
在1733年，伦敦的新闻界和上流社会经过长期不懈的战斗，亨德尔的敌人设法策划了阴谋，让演出亨德尔首批清唱剧的音乐会遭遇冷场；他们成功地扼杀了这些作品，人们得意洋洋地争相转告，这个垂头丧气的德国佬不久就会回到自己的国家。在1741年，上流社会的阴谋集团甚至雇佣了一帮街头流浪儿，去撕毁大街上张贴的亨德尔[11]音乐会的广告，“用尽了各种卑劣的手段，让他受到伤害”。亨德尔原本很有可能就此离开英国，不料在爱尔兰获得了民众的同情，于是他在那里度过了一年的时光。1745年，他的所有传世佳作，包括《弥赛亚》、《参孙》》、《伯沙撒》和《赫拉克勒斯》都已问世，这个阴谋集团卷土重来，比以前更加猖獗。博林布鲁克（Bolingbroke）和斯摩莱特（Smollet）提到过，有些贵妇名媛偏偏选在在亨德尔举行音乐会的时候，举办茶会、招待宴会和戏剧演出，而这些活动在四旬斋期间通常是禁止的，她们就是为了抢走亨德尔的观众。英国作家霍勒斯·沃波尔（Horace Walpole）曾经津津乐道地说，当亨德尔演出清唱剧的时候，人们流行去看意大利歌剧。
总之，亨德尔垮了；尽管他最终获得了胜利，但他的胜利已经和艺术毫无关联。他在1746年的处境和贝多芬在1813年的境遇一样，贝多芬当时谱写了《维托里亚战役》，为反抗拿破仑的德国创作了爱国主义歌曲后声名鹊起，亨德尔在写了《卡洛登战役》和两部爱国主义清唱剧《应时清唱剧》和《马加布斯的犹大》后，迅速成为了国民诗人。从那时起，他的事业大获成功，阴谋集团变得静默无声；他成了英格兰的国宝，和英国雄狮相提并论。从此之后，即使英格兰不再对他的名声心怀嫉恨，也使他为名誉付出了昂贵的代价；亨德尔在职业生涯中没有死于穷困潦倒、屈辱愤恨，丝毫也不是伦敦公众的过错。他曾经两次破产（分别在1735年和1745年），在剧团倒闭后中风偏瘫（1737年）。然而他却再次站了起来，从来不肯屈服。“他只要做出一点让步，就能重新获得财富；但是他的本性和这种事格格不入。他憎恨一切束缚他自由的东西，对影响他艺术荣誉的事情毫不通融。他不[12]愿意把自己的成功归功于他人，只肯指望自己。”有位英国漫画家考克斯（Coxe）为他画了幅漫画，上面的题目是《魔力四射的猛兽》，画中的亨德尔脚下踩着一面旗帜，上面写着“年金、特权、尊[13]贵、恩宠”的字样；面对灾难厄运，他像庞大固埃那样放声大笑。有天傍晚在音乐会上，他面对空荡荡的大厅毅然说道：“这样我的音乐会更美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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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音乐大师虽然暴躁易怒，才华横溢，却能用超强的自制力约束自己的性情。晚婚夫妻养育的孩子有些会显得安静稳重，在亨德尔[14]身上就体现了这一点。他毕生都在音乐作品中保留了这份深沉的宁静。在他敬爱的母亲弥留之际，他写下了轻松欢快、自由奔放的歌剧[15]《波罗》。在可怕的1737年，当他处于生死关头，深陷灾难的深渊时，先后写下了两部轻快欢乐、活力四射的清唱剧：《亚历山大的盛宴》（1736年）和《扫罗》（1738年），还有两部妙趣横生的歌剧，散发着田园气息的《朱斯蒂诺》和充满喜剧色彩的《瑟西》。
在宁静清新的《朱斯蒂诺》结尾，有这样一段歌词，“平静的歌声，平和的内心，安宁的灵魂”，而此时亨德尔饱受忧虑的折磨，已经到了精神崩溃的边缘！
那些反对心理学的人找到了庆贺的理由，宣称了解艺术家的生活对理解他的作品毫无价值，不过他们最好不要匆忙下结论；因为亨德尔的音乐独立于他的生活之外，这一点对理解他的音乐至关重要。内心痛苦、热情四射的贝多芬能从表现苦难和激情的作品中找到灵魂的慰藉，人们对此很容易理解。然而，身患疾病、满怀忧虑的亨德尔，能以体现欢快和宁静的作品排遣苦闷，表明他拥有超出常人的心理平衡能力。贝多芬在创造《第九交响曲》的过程中，很自然地为亨德尔感到心醉神迷！他肯定用羡慕的眼光看待亨德尔对世间万物和自我命运的掌控，这是他满怀抱负，通过热情洋溢的英雄主义而实现的目标。我们对贝多芬的努力感到钦佩：这的确是崇高的情怀。然而，亨德尔超凡脱俗的宁静难道不高尚吗？人们习惯把他的平静看做英国人固有的无动于衷、不露声色：人们吞咽下鲜红的牛肉，亨德尔写出充满活力的圣歌。——莫里斯·布歇（Maurice Boucher）
没有人会怀疑，他必须以紧张的精神和过人的毅力，来保持内心的这种平静。有时候，他的精神也会出现问题，他那无比健康的身体和意志从根本上受到动摇。在1737年，亨德尔的朋友曾经认为他永远丧失了理智。但是这次危机在他的人生中并不是空前绝后的。1745年，伦敦社会对他恨之入骨，变本加厉地攻击他的清唱剧《伯沙撒王》和《赫拉克勒斯》，导致他再度破产，使他到了精神崩溃的[16]边缘。最近出版的亨德尔书信恰巧让我们了解到这段往事。沙夫茨伯里伯爵夫人（Countess of Shaftesbury）在1745年3月13日的信中写道：我怀着喜忧参半的心情去看了《亚历山大的盛宴》。当我见到伟大而不幸的亨德尔时，不禁流下了痛苦的泪水，他垂头丧气，神情忧郁，两颊下垂，黯然坐在无力弹奏的古钢琴边；看到这幅景象，我心里真是难过，他为了献身音乐，穷尽了毕生精力。
在同年8月29日，威廉·哈里斯牧师（William Harris）在寄给妻子的信中写道：我在街上遇见了亨德尔。我叫住他，提醒他我是谁，我敢说，你要是看见他这幅怪样子，肯定觉得好笑。他滔滔不绝地提到自己糟糕的身体状况。
这种情形持续了七八个月。同年10月24日，沙夫茨伯里伯爵夫人写信给哈里斯：
可怜的亨德尔看起来有些好转。尽管他已经完全精神错乱，我还是希望他能彻底康复。
他果然彻底康复了，当年11月创作了《应时清唱剧》，不久后写下了清唱剧《马加布斯的犹大》。然而我们知道，痛苦的深渊随时会把他吞噬。这位头脑清醒的天才只有咬紧牙关才能勉强支撑，此时他已经差不多精神失常，这些书信恰好透露了他出现的器官病变。必然还有许多情形，是我们不得而知的。让我们铭记这一点，亨德尔的平静外表下掩盖着情绪的剧烈波动，无动于衷和不露声色不过是他的面具。
那些设想他无动于衷的人永远不会理解他，永远不会洞察他内心变幻的热情、骄傲、喜怒哀乐；有时，他的内心几乎到了痴狂恍惚的地步。但是对他来说，音乐是一片安静平和的净土，不容许纷乱无序的生活来侵扰；每当他臣服在音乐的脚下，就会全身心地投入其中，有时进入如醉如痴的幻境，犹如摩西和先知的上帝出现在他的赞美诗和清唱剧中，有时因为悲天悯人而流露出他内心的情感，却没有丝毫[17]的多愁善感。
在艺术上，他和歌德（Goethe）是同一种人，站在伟大的高度，从很远的地方审视自己的人生。我们现代人的多愁善感不免流露出自得意满的轻率，和他们高傲的含蓄相比，显得窘迫不安。这座艺术的王国，让变幻无常的人生难以接近，在我们看来，艺术主流有时过于单调呆板。这里是极乐世界；这里的人们远离尘世；有人会为此感到遗憾。在这位音乐大师平静的外表下，在他经历的磨难，紧缩的眉头和无忧无虑的内心中，难道没有什么东西影响他的辉煌成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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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德尔这样完全为艺术而活的人，并不打算讨女人的欢心；他也很少为女性费心劳神。然而，女性依然是他最热情的支持者和最恶毒的反对者。英国的小册子作家总拿他的一位崇拜者打趣，此人化名为“奥菲莉娅”，在他的歌剧《朱里乌斯·凯撒》上演时，送给他一顶月桂花冠和一首热情洋溢的诗，称赞他为最伟大的音乐家和当时英国最伟大的诗人。我在前面提到过，有些上流社会的贵妇名媛心怀嫉恨，企图把他打垮。亨德尔依然我行我素，对崇拜和仇恨都一概不理不睬。
他二十岁时在意大利有过几段短暂的恋情，这在他写的几首意大利语康塔塔中有迹可循。有传闻说，他在汉堡歌剧院担任第二小提琴手的时候，曾经坠入爱河。他爱上了自己的一个学生，这是位门第高贵的小姐，亨德尔打算和她结婚；但是这位小姐的母亲宣称，绝不会让自己的女儿嫁给一个拉小提琴的乐手。后来这位母亲黯然离世，亨德尔声名鹊起，有人提醒他婚姻的障碍已经不复存在；他却回答说，时光一去永不复返；他的朋友施密特（Schmidt）是个生性浪漫的德国人，乐于渲染历史，据此人回忆，“那位年轻小姐身体日渐衰弱，最终郁郁而终。”此后在伦敦，他又和一位上流社会的大家闺秀谈婚论嫁；这位贵族小姐也是他的学生，但是她希望亨德尔放弃自己的音乐事业。亨德尔一怒之下，“和这个禁锢他才能的女人断绝了来往。”[18]霍金斯告诉我们：“他的社交天赋并不突出；毫无疑问，他因此终身未婚；可以断定他从未和女人有任何来往。”施密特比霍金斯更了解亨德尔的个性，他反驳了亨德尔不善交际的说法，认为他只是不顾一切地渴望独立，“害怕自己受到轻视，担心自己陷入不能解脱的关系”。
因为缺少爱情，他对友谊深信不疑。比如，他和施密特拥有一段真诚感人的友情，施密特在1726年去国离家，追随他左右，对他不离不弃，直到去世。他的朋友当中有当时的知识分子精英：比如说，机智诙谐的阿巴斯诺特医生（Dr.Arbuthnot），就在享乐主义的外表下掩藏着对人性的冷静批判，他在最后给斯威夫特的信中写下了这句至理名言：“为了世俗的缘故，远离道德和荣誉的道路，这个世界不值得这样去做。”亨德尔对家人怀有深厚虔诚的感情，这种情感永难磨灭，在他塑造的感人角色身上有所体现，比如歌剧《所罗门》中的约瑟夫和慈爱的母亲。
不过，他身上最高尚、最纯洁的情感还是他的仁慈慷慨、热情无[19]私。在十八世纪，这个国度里见证了人类团结的繁盛浪潮，许多人真诚地投入了这项扶助贫弱的事业，亨德尔正是其中之一。他的慷慨不仅限于他熟悉的人士，比如说他的老师拉霍夫（Lachow）的遗孀；他还为了各种慈善事业的利益不断慷慨解囊，尤其是两个让他倍感兴趣的慈善组织：音乐家协会和育婴堂。
音乐家协会始建于1738年，由伦敦一群主要的艺术家创办，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旨在帮助贫困的音乐家及其家人。上了年纪的乐师每周能收到10先令的补贴；乐师的遗孀每周能收到7先令。音乐家协会还负责给乐师举办体面的葬礼。亨德尔尽管经济窘迫，却表现得比其他同行更慷慨大方。在1739年3月20日，他为了筹集音乐家协会的资金，承担了演出《亚历山大的盛宴》的全部花费，同时加演了一首特意为此次活动谱写的管风琴协奏曲。在1740年3月28日，他身处人生低潮之际，排演了《阿喀斯与伽拉忒亚》和《圣塞西莉亚节日颂歌》。在1741年3月18日，他举行了《文坛盛会》的盛大公演，对他来说这是个艰巨的任务，这部清唱剧布景辉煌、服装华丽，还有五首知名演奏家表演的独奏协奏曲。他把收到的大部分捐款留给了音乐家协会。
育婴堂是老水手托马斯·克拉姆（Thomas Coram）在1739年创办的，“旨在救助和教育弃儿”，作家梅因沃林写道，“可以说，育婴堂的建立和繁荣要归功于亨德尔。”在1749年，亨德尔写下了旋律优美[20]的《育婴堂赞美诗》。在1750年，亨德尔被育婴堂推选为负责人，后来他送了一架管风琴给育婴堂。我们知道，他的清唱剧《弥赛亚》就是为了慈善事业筹款而首演，从此成为了保留曲目。1742年4月12日，《弥赛亚》在都柏林举行了首演，目的就是给穷人募捐。这[21]次音乐会的收益全部捐给了坐牢债务人救济会、济贫医院和布商公会医院。1750年，《弥赛亚》历经周折在伦敦成功上演，亨德尔决定每年为育婴堂举办一次《弥赛亚》的演出。即使在他眼睛失明后，还依然坚持指导演出。从1750年到1759年亨德尔逝世前，《弥赛亚》为育婴堂筹集了6955英镑的资金。亨德尔曾经禁止自己的出版商沃尔什出版这部作品的章节，《弥赛亚》的首版乐谱直到1763年才面世；他把一份总谱捐赠给了育婴堂。他还把另一份乐谱赠给了都柏林的坐牢债务人救济会，允许这家机构用这份乐谱筹集善款。
对穷人的同情激发了亨德尔的灵感，谱写了几部独具特色的作品，比如说《育婴堂赞美诗》的某些乐章充满了悲天悯人的仁慈，《葬礼赞美诗》无伴奏的胜利合唱中，孤儿们用纯净响亮的歌声表达悲伤的呼唤，体现了过世女王的仁慈慷慨。
就在亨德尔去世的前一年，差不多是同一天，育婴堂的花名册上出现了一个小女孩的名字，她叫做玛利亚·奥古斯塔·亨德尔，出生于1758年4月15日。是亨德尔把自己的姓氏给了这个可怜的弃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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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他来说，行善才是真正的宗教。他热爱穷人信仰的上帝。
除此以外，他谈不上严格意义上的虔诚，除了在他的晚年，双眼完全失明使他中断了和朋友的联系，几乎与世隔绝，才笃信上帝。在他生命的最后三年里，霍金斯经常看到他积极参加本教区教堂——汉诺威广场的圣乔治大教堂——的礼拜仪式，他双膝跪地，“以庄重虔诚的姿态，流露出最强烈的宗教热情”。他在弥留之际说道，“但愿我能在耶稣受难日（复活节前的星期五）离世，希望我能在耶稣复[22]活的那天，追随上帝的脚步，与亲爱的上帝和救世主同行。”
但是在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当他精力充沛的时候，几乎从不去教堂。他出生在路德派教徒的家庭中，他在罗马学习的时候，人们试图改变他的宗教信仰，他带着讽刺的口吻回答道，“决定到死也不背叛把他养大的宗教，无论这种宗教是真是假，”虽说如此，他还是毫不费力地成为了英国圣公会教徒，还被人看做不大虔诚的信徒。
无论他的信仰如何，他在内心里都是虔诚的教徒。他对艺术的道德责任有着崇高的理念。《弥赛亚》在伦敦首演成功后，他对一位出身贵族的音乐爱好者说，“阁下，如果说我的音乐给人们带来了快乐，我感到十分遗憾，我本来打算让他们变得心地善良。”
在他的一生中，用贝多芬自豪的自我评价来说，“他的道德情操得到了公众的认可”。即使在他备受争议的时期，眼光敏锐的仰慕者也能从他的艺术作品中发现道德和社会价值。1745年，英国报纸上刊登了诗歌，赞扬他的清唱剧《扫罗》拥有颂扬受难从而抚平创伤的神奇力量。1739年4月13日，《伦敦每日邮报》发表的一封信中写道，“能够欣赏《以色列人在埃及》音乐的民族，无论在什么时候都[23]不会感到恐惧，哪怕面临外敌入侵也会奋起反抗。”
世上再没有别的音乐会产生如此强大的信仰。这种信仰像摩西的手杖那样，能够排山倒海，开凿坚固的岩石，流出永恒的泉水。亨德尔清唱剧中的某些章节，比如耶稣复活的呐喊，如同拉撒路从坟墓中重生一样，简直是活生生的奇迹。在《狄奥多拉》的第二幕，上帝雷鸣般的召唤打破了死亡悲哀的沉睡：
他大声喊道，“起来吧”，年轻人站起来了。
在《葬礼赞美诗》中，再次出现了如痴如醉的呼喊，快乐中掺杂[24]着痛苦，这呼声出自不朽的灵魂，抛去肉身，向上帝伸出双臂。
最有道德气魄的段落，莫过于《耶夫塔》第二幕结束时的合唱。再没有什么比这部歌剧的创作更能让我们洞察亨德尔英勇的信念。
1751年1月21日，他开始创作这部歌剧，尽管他当时已经66岁，但是身体非常健康。他用了12天就写完了第一幕，期间创作从未间断。作品中完全没有令人忧虑的迹象。他的思想从来没有这么自由奔[25]放，完全不在乎创作的主题。就在谱写第二幕的过程中，他的视力突然变得微弱模糊。开头清晰可见的笔迹，此时已经混乱无序，横倒[26]竖歪。后面的旋律也变得悲伤起来。此时他开始谱写第二幕结尾的大合唱：“上帝，你指引我的道路多么神秘！”。他刚刚写下起始乐章，就不得不停下笔，这是一段抑扬顿挫的悲伤慢板。他在这一页乐谱的下面写道：“2月13日，星期三，到此为止。因为左眼看不清，我写不下去了。”
他中断了十天。到了第十一天，他在手稿上写道：“2月23日，略有好转，恢复创作。”
他为这句歌词谱了曲，其中的悲剧意味暗示了他的不幸命运：我们的欢乐化为悲伤，如同白昼变成了黑夜。
他非常吃力地用了五天时间——通常他在五天内可以写完一幕歌剧——勉强写完了这首悲伤忧郁的合唱，音乐的光辉照亮了围绕他的黑暗，证明了他深受病痛折磨时坚定的信念。在低沉舒缓的旋律结束后，几个声部（男高音和男低音）轻柔低回地唱道：毕竟一切…
歌声迟疑了片刻，似乎是在调整气息，接着各个声部加入进来，坚定了不可动摇的信念，毕竟一切——…都是美好的。
亨德尔的英雄主义和他无所畏惧的音乐，充满勇气和信念的旋律，就这样在垂死的赫拉克勒斯般的呼喊中画上了句号。1 伯尼说道，当亨德尔演奏古钢琴的时候，他的手指弯曲并拢，看不出有什么动作，别人也很难分得清他的手指。2 参见W·布罗姆利（W.Bromley）为亨德尔画的肖像。画中亨德尔正襟危坐，两腿分开，一手握拳放在腿上，另一只手握着乐谱，昂首挺胸，双眼炯炯有神，眉毛浓黑，头顶白色假发，身穿紧身外套，散发着健康、自豪和热情的气质。3 斯威夫特是18世纪英国著名文学家、讽刺作家、政治家，代表作品有寓言小说《格列佛游记》。4 这段描写参考了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的纪念碑，以及同时代人马特松、伯尼、霍金斯和考克斯的记述。在舍尔歇（Schoelcher）和克里桑德（Chrysander）为亨德尔写的传记中也有提及。5 以1736年到1738年为例，此次亨德尔身患重病，生命垂危，以下是他在此期间的创作年表：在1736年1月，他写下了《亚历山大的盛宴》。从2月到3月，他指挥了清唱剧演出季。在4月份，他谱写了歌剧《阿塔兰塔》和《婚礼赞美诗》。从4月到5月，他指挥了歌剧季的表演。在8月14日和9月7日间，他谱写了《朱斯蒂诺》，从9月15日到10月14日，他创作了《阿米尼奥》。在11月，他指挥了歌剧季的演出。从11月18日到1737年1月18日，他创作了《贝蕾妮丝》。在1737年2月和3月，他在这个季节中指挥了歌剧和清唱剧演出。1737年4月，亨德尔中风偏瘫；整个夏天他都在死亡的边缘徘徊。经过亚琛的温泉治疗才得以康复，他在1737年11月初返回伦敦。11月5日，他开始创作《法拉蒙度》；12月17日，他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演出了《葬礼赞美诗》；到了24日，他就完成了《法拉蒙度》；在25日，他开始谱写《瑟西》，在1738年2月14日完成了这部作品。在2月23日，他举办了新集成歌剧《亚历山大·塞维鲁》的首演。几个月后，他开始创作《扫罗》，从1738年7月23日到9月27日完成，在10月1日开始谱写《以色列人在埃及》，并于当月28日完成。在10月份，他出版了第一版的《管风琴协奏曲》，同时向出版商交付了《七首三重唱和奏鸣曲并两声部伴奏》的乐谱集。6 诗人罗西（Rossi）在歌剧《里纳尔多》的序言中写道，亨德尔几乎没有给他时间来写作歌词，包括歌词和音乐在内的所有创作是在两周内完成的（1711年）。7 歌剧《时光倒流》于1727年7月27日在勒雷巷剧院上演。8 这段话引自作家梅因沃林（Mainwaring）的记述。亨德尔喜好说法语，运用起来驾轻就熟，甚至法语成为他在写信时唯一使用的语言，就算与家人通信也不例外。9 克里桑德指出，他曾担任过皇家千金的音乐教师，只有200英镑的薪水，比舞蹈教师安东尼·拉贝（Anthony l’Abbé）的报酬还低，此人的薪水有240英镑，名字位居前列。在1735年兼任威斯敏斯特大教堂风琴演奏家和音乐督导的莫里斯·格林（Morice Green）——同时还是宫廷乐队和皇家教堂的指挥，直至后来交给约翰·埃克尔斯和柯夫顿博士——薪水有400英镑。10 据霍金斯说，他是个勤勉用功的学生。他的父亲想让他学习法律，1703年，亨德尔依然在哈雷大学法学院学习，他的老师是声名显赫的托马修斯（Thomasius）。他在度过十八岁生日后才最终投身于音乐事业。11 出自《伦敦每日邮报》1741年4月9日收到的来信12 引自1760年伦敦的《绅士杂志》13 法国作家拉伯雷所著小说《巨人传》的人物。14 亨德尔出生时，他的父亲已经63岁了。15 亨德尔的母亲于1730年12月27日逝世，在1731年1月2日举行了葬礼。亨德尔在《波罗》的手稿上记下了这些日期：《波罗》的第一幕完成于1730年12月23日，第二幕完成于1730年12月30日，第三幕完成于1731年1月16日。16 指文章《1745年的亨德尔》，选自1909年在莱比锡出版的《黎曼文集》。17 在《葬礼赞美诗》和《育婴堂赞美诗》，以及他晚年作品《狄奥多拉》和《耶夫塔》的一些章节都有体现。18 他深爱的姐姐于1718年去世，他的母亲于1730年逝世。后来，他非常疼爱姐姐的女儿乔安娜·弗雷德里克（原姓米凯尔森），把自己的全部财产留给了她。19 这一点体现在医院和慈善组织的建立上。这场运动大约在十八世纪中叶，大大小小的慈善机构遍及英国，爱尔兰对慈善事业的热情尤为高涨。20 1902年5月1日的《音乐时代》披露了许多和育婴堂有关的材料，表明亨德尔参与了这家机构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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