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第19辑)(2014年·夏)(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周宪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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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研究(第19辑)(2014年·夏)试读：

主编的话

文化研究在这块土地上已经走过了许多年头。从引进这一方法或知识系统，到生根发芽，形成不同文化研究的问题意识，培育本土化的中国文化研究，国内同人做了不少值得钦佩的努力。也许是某种学术兴趣使然，文化研究一直在文学理论和社会学领域比较热闹，以至于出现了所谓的“文化社会学”。回顾这些年文化研究的历程，其实这个具有跨学科和跨界的研究领域，并没有很好地在更多领域得到推广。对本刊多年来的作者稍加统计会发现，他们的学术背景大多是文学或美学研究。针对这一情况，本期我们特别邀请了非文学领域的文化研究者加盟，专注于其他领域的文化问题，展现文化研究在中国语境中的丰富关联性和生产性。

杨燕迪先生所组织的专题着眼于现代音乐文化，内容涉及广泛，从对流行歌曲的争论到音乐家传记研究问题，再到19世纪欧洲音乐的文化生态，以及钢琴与中产阶级女性的关系等，且作者均是有专业音乐训练的青年学人。以音乐专业人士的眼光来审视音乐的文化研究问题，无疑拓宽了文化研究的视角，引入了一些新的观念和思考。管建华先生所组织的专题则偏重于中国传统语境中的传统音乐文化问题，作者来自不同高校或研究机构，重点讨论了传统音乐的传播、品评及礼乐、俗乐之纠缠。音乐研究本是一个极具技术性和专门性的领域，囿于专业性，一般的文化研究者很难深入其内。而音乐研究者又往往洋洋自得于其专业性甚至技术性，文化研究的问题意识常常被排斥。这两组音乐领域的文化研究专稿有助于打通音乐研究和文化研究的通道，推助音乐领域的文化研究。除了两组音乐文化研究的专题讨论外，另有一篇讨论中国茶文化的专稿也值得一提。作者是茶文化研究的专业人士，用文化研究的方法来考察茶文化自有一些给人启迪的发现。与已经广泛渗透我们日常生活的音乐相比，茶文化更是具有显而易见的日常性。作者由此入手直击茶艺的文化问题，再次体现了文化研究宗师雷蒙·威廉斯的断语：“文化是日常的。”不过，我们有必要对此加以补充：日常文化的问题能引发我们超越日常性的文化反思，这就是文化研究耐人寻味之处。

另一个专题是关于“微文化”的讨论。奉稿者均为今年上半年首都师范大学一次“微时代”研讨会的参加者。这些青年才俊身处“微时代”，亲历亲为了“微文化”，既有个人参与的切身体验，又有对这一新的文化形态的理论考量，论点之犀利、思考之丰富，颇有些冲击力。当然，“微文化”是一个新的文化形态，它尚处在发展变动之中，对它的分析和考察也还是一个过程中的产物，我们需要从某种长时段视角来看待“微文化”，将它置于一系列技术变革的历史脉络中来把脉，进而彰显“微文化”的独特文化意蕴。

最后一组专题是对空间景观的研讨。论及问题很是广阔，从购物空间到城市纪念性景观，从场所的空间记忆到中外电影。空间和景观是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域，是晚近文化研究最抢眼的话题之一。随着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城市空间经历巨大的变迁，历史遗迹一方面在萎缩，另一方面越来越博物馆化；而新的城市空间景观层出不穷，将越来越多的空间与景观问题摆在我们面前。其实本刊最近几期一直有这方面的来稿来进行讨论，这一话题的可持续性是显而易见的。

本期除了一些其他来稿外，在显著位置我们发表了美国学者海尔斯的一篇

特稿

本刊也许是中国大陆唯一的一个以文化研究为主题的专业集刊。作为该刊主编之一，我想说这个刊物的发展见证了中国社会和文化的深刻转变。虽然在中国官方的学科目录中尚没有“文化研究”这一学科，但是文化研究的知识生产和批判性思考从未间断。本刊从不定期出版到现在一年四期，就是一个明证。“众人拾柴火焰高”，中国文化研究的事业需要学界同人的参与，需要不断地拓展新的问题和新的领域。我相信它的跨学科和跨界性可云集各路学者及其研究成果，因此，作为主编，我期待着有更多学者参与到我们共同的文化研究事业中来。2014年7月9日特稿

编者按

过度注意力与深度注意力：认知模式的代沟

时至今日，可编程、网络化的媒介已成为迅猛发展的媒介景观的一部分，改变着发达国家中公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如商务交往、社会交流、人际沟通，或许最为重要的是，思维认知。本文探讨下面这个假设：我们正处于认识方式的一场跨代际变局之中，这场变局对各个层面的教育均提出挑战，高等教育自然也不例外。年龄组别排位越是靠后，变化越是明显。当今的大学生身上，变化已经显而易见。然而，若要见到变化的效应全力释放出来，恐怕要等到目前12岁的青少年到达接受高等教育的年龄之时。我们应当意识到这场变局，理解其成因，创造性地思考各种新教育策略，提出创新，以适应即将到来的新局面。唯此，方能做到未雨绸缪。

认知方式的变化可见于两种注意力模式——深度注意力（deep attention）和过度注意力（hyper attention）的对比之中。深度注意力是传统的人文研究认知模式，特点是注意力长时间集中于单一目标之上（例如，狄更斯的某部小说），其间忽视外界刺激，偏好单一信息流动，在维持聚焦时间上表现高度耐力。过度注意力的特点是其焦点在多个任务间不停跳转，偏好多重信息流动，追求强刺激水平，对单调沉闷的忍耐性极低。从下面这幅图景中可以看出两种模式的区别：一位大学二年级女生坐在安乐椅上，双腿下垂，聚精会神地阅读《傲慢与偏见》，丝毫没有注意到10岁的弟弟正端坐在键盘前，手里猛摇游戏机操纵杆，玩着“飞车大冒险”电子游戏。两种认知模式各有短长：若要解决单一媒介中的复杂问题，深度注意力自然再合适不过，可为此牺牲了对外部环境的敏锐度和反应的灵活性；过度注意力擅长于应对迅速变化的环境和相互竞争的多焦点，弊端是面对非互动型目标时——例如，一部维多利亚时期的小说，或一道复杂的数学题——往往缺乏耐性，难以长时间维持某一焦点。

从人类进化的角度来看，首先出现的无疑是过度注意力，相对而言，深度注意力是一种奢侈，需要群体合作以创造出安全的环境，无须时刻提防外部风险。当然，高度发达的社会很久以前就有能力创造出有利于深度注意力的环境，教育机构尤其擅长如此，提供各种资源，将安静的环境和给定的任务结合起来。也唯有在安静的环境中，此类任务才有全面完成的可能。于是，深度注意力成为教育界的标准认知模式，实际上人们对此早已习以为常，而过度注意力则被视为行为缺陷，根本算不上一种认知模式。若是没有发生由深度注意力向过度注意力转变的跨代际变局，上述情况原本也没有什么问题。可变局既生，教育者的期望和年轻人所青睐的认知方式发生了严重冲突。当今的教育者接受的是深度注意力下的教育，这种模式内在的优越感在教育者心中早已根深蒂固。至于年轻人，只能削己之“足”，以适应长辈为他们定制的“履”，苦不堪言。危机已预伏于前方。因此，我们必须重新评价过度注意力相对于深度注意力的优点，严肃反思如何才能综合两种模式的长处，据此全面修订我们的教学方法。不过这是后话了。首先，让我们看看，有哪些证据表明，我们正处于一场由深度注意力向过度注意力转变的代际变局当中。一 向过度注意力转变：媒介一代

我曾与全国各地的一些教育者交谈，从他们那里收集到的信息表明，学生的注意力模式正在由深度注意力向过度注意力转化。2005年到2006年期间，我有幸成为美国优等生联谊会访问学者，多次外出访学，每次为期三天。这期间，我开讲座，与各校教员交流，也与学生开座谈会。我不断从教员那里听到这样的话：“怎么才能让学生读长篇？我真是没辙了，只好让学生读短篇。”向学生做问询时，认可深度注意力的学生和青睐过度注意力的学生大致旗鼓相当。不过，几乎所有的学生一致认为，他们年幼的弟妹们已完全偏向了过度注意力。

当然，此类总体印象并不可靠。于是那一年底，我正式开始了本课题研究。许多人都曾对这一现象加以解释，斯蒂文·约翰逊（Steven Johnson）认为，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归于在青年一代日常生活中媒介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到目前为止，关于青年一代媒介使用习惯的最权威调查有凯瑟家庭基金会（Kaiser Family Foundation）委托完成的调查报告《媒介一代：8～18岁青少年生活中的媒介》（Generation M：Media in the Lives of 8-18-Year-Olds）（以下简称《媒介一代》）。该调查集中了2032例具有统计代表性的样本，对其中694例做详细调查，要求接受调查者在7天时间内坚持记媒介使用日志。调查结果显示，青少年接触媒介的日平均时间达到惊人的6.5小时，一周7日，天天如此。考虑到有些时段里接受调查者同时接触多种媒介，总平均时间（包括各种媒介源）上升到8.5小时。其中，电视和DVD占3.51小时；MP3、CD和广播占1.44小时；互动型媒介，如网络冲浪，占1.02小时；电子游戏占0.49小时；阅读垫底，仅占0.43小时。咱们这些从事文学研究的人或许已对纸质图书阅读习以为常，可对于青年一代而言，书籍恰恰是他们闲暇里最少问津的媒介。

调查也问及青少年在何种环境中完成家庭作业。30%受调查者报告，做家庭作业时总是同时关注其他媒介，如网上即时聊天、电视、音乐；另有31%报告“有时”如此。青少年在完成教育者所布置任务时，有时或大多数时间同时完成多项任务，如完成家庭作业与关注其他媒介交替进行，“33%是音乐，33%是电脑，28%是阅读，另有24%是电视”。我使用“交替进行”一词，是因为心理学研究表明，所谓多项目同时推进其实是在多个项目间迅速交替跳转。一些学者（如Rubinstein，Meyer，Evans）的研究也表明，多项目同时推进时，效率急剧下降。因此，真正省时的做法是完成一项再开始下一项，而非多个项目齐头并进。由此得出结论：青少年之所以偏好多项目同时进行，而非理论中更省时的做法，一定有其他理由。其中一个可能的理由是：青少年青睐的是高强度的外部刺激。

寻求刺激也关系到注意力缺陷障碍（attention deficit disorder）[2]和注意力不足过动症（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注意力缺陷/不足过动症通常服用利他林，许多人注意到，利他林实际上是一种大脑皮层兴奋剂。早期也曾给上述患儿服用镇静剂，结果发现症状反而加剧。这个结果与人们的直觉恰恰相反。纽约市贝思·依斯利尔健康中心注意力缺陷/不足过动症专科门诊部的儿科心理医生贝思·林奈（Bes Linet）对此有详尽的解释。根据林奈医师的解释，青少年若是患上注意力缺陷/不足过动症，其神经系统就会形成一层“屏蔽罩”，正常刺激被感受为枯燥。若要让患儿集中精神，产生兴趣，必须提高刺激水平。或许，把注意力缺陷/不足过动症称为“寻求刺激性紊乱”更合适些。《精神紊乱性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四版列出了注意力缺陷/不足过动症的具体症状，包括：无法注意细节，游戏和完成任务过程中注意力集中困难，逃避需要高度精神投入的任务，对学校之类的社会组织表现出厌恶。林奈医师指出，所有这些并非行为缺陷，而是在寻求超出给定任务刺激水平的更强烈刺激。向窗外观望，躁动不安，和同学讲话，打破课堂纪律，这些行为都可以提供额外的刺激。

注意力缺陷/不足过动症这个名称首次出现于《精神紊乱性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三版（1980）。患注意力缺陷/不足过动症的青少年在总人口中有确定百分比，根据全国心理健康研究院的资料，在3%～5%之间。1980年的《精神紊乱性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三版中，注意力不足型缺陷列出14条行为症状，而过动型缺陷列出11条行为症状。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两类行为症状中至少各有6条存在严重缺陷，不可避免地令注意力缺陷/不足过动症的诊断掺入很大的主观成分。有些儿童表现出4～5项行为症状，但并未列入患儿之列，尽管他们已表现很强的疾病倾向。因此，注意力缺陷/不足过动症实际上是一个涵盖正常行为的宽阔谱带，医学诊断意义上的注意力缺陷/不足过动症仅仅是谱带靠近极端的部分。此外，也有人提出，有些被诊断为患有注意力缺陷/不足过动症的儿童是误诊，不应列入患儿之列（LeFever，Arcona，Antonuccio；Angold，Egger，Costell；Marshall）。这也使得争论更加复杂。注意力缺陷/不足过动症究竟应不应当视为一种精神疾病？人们一度以为注意力缺陷/不足过动症界限分明，有着明确的边界。可现在，边界正变得越来越模糊（Rafalovich；Hallahan and Kauffman）。

现在终于可以提出我的假设了，而我的假设同上面关于注意力缺陷/不足过动症的探讨有着密切联系。下一代人的注意力正在向过度注意力转变，也就是说，正在向靠近注意力缺陷/不足过动症的区域移动。通常说法是：总人口中注意力缺陷/不足过动症确诊数所占比例基本保持不变。然而，这种说法与平均趋势的变化并非水火不容，至于是否相容，最终取决于曲线的线型。在大多数工业国家中，注意力缺陷/不足过动症确诊数逐年上升，这是确定无疑的事实。当然，上升的原因可能是人们对这种疾病的认识在提升。然而，当前的数据究竟有多准确？能否支持稳定百分比的论断？至少应当说，目前还是有争论的。有证据表明，注意力缺陷/不足过动症是一种遗传疾病，与大脑中多巴胺传输有关。或许，患者的大脑皮层缺乏产生多巴胺的能力（Swanson等）。然而，先天遗传倾向的后天表现强度往往大不相同，而表现强度高低取决于患者与外部环境的互动。因此，逐渐提高的环境刺激究竟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目前尚无定论。无论如何，过度注意力尚处于上升之中，这是确定无疑的，由此导致对应于所有刺激，尤其是媒介刺激的曝光度逐渐提升，相应也导致追逐刺激的意愿逐步提升。

正如《媒介一代》所指出的，逐渐提升的媒介消费并非仅仅指投入特定媒介的时间在增加。实际上，5年前，也就是1999年，青少年投入媒介的时间和5年后的今天大致相当。所谓媒介消费的提高更多指媒介种类的扩大，也体现于一个日常事实，即越来越多的媒介进入青少年的卧室，青少年可以在没有家长参与和监督的情况下大量使用媒介（Kaiser Family Foundation）。约翰逊提出的观点很有说服力：媒介内容发生了变化，视觉刺激的节奏越来越快，情节越来越复杂。与之相关（约翰逊并没有提到），观众对形象的反应时间越来越短。20世纪60年代，观众需要大约20秒来辨识形象，这在电影业界是尽[3]人皆知的常识。时至今日，在诸如《记忆碎片》（Memento）、《穆赫兰大道》（Mulholland Drive）、《时间代码》（Time Code）之类的电影中，观众的反应时间仅有两三秒。有人指出，对视觉刺激的胃口越来越大，追求水平越来越高的视觉刺激，这一趋势并非仅仅发生于青少年身上。媒介代际所表现的这种趋势被完整记录下来，但并不意味着成年人就没有受到这种趋势的影响，最多也就是程度相对低一些。更进一步说，8岁以下的儿童没有进入《媒介一代》的调查范围，但毫无疑问他们也受到了上述趋势的影响，程度尤甚。

看来，把当下的青少年称为注意力缺陷/不足过动症一代并非毫无根据。有一个传言充斥着校园：许多高中生和大学生参加重要考试前，如学业趋向测试（SWAT）和毕业成就测试（GRE），都要服用利他林、右旋安非他命，或其他类似药物，在大脑皮层兴奋剂的作用下才能集中精神。两个不同的健康调查组织分别在北加州和弗吉尼亚州的公立学校做调查，结果表明，利他林以处方药开给许多并不符合注意力缺陷/不足过动症诊断标准的青少年，其中5%～7%是明显处方失误（Angold，Egger，Costell；LeFever，Arcona，Antonuccio）。维特埃罗（B.Vitiello）认为，导致利他林滥用的一个原因是家长给予的压力，他们觉得这种药物可以帮助孩子在学校表现更好。这些调查结果表明，在注意力由深度注意力向过度注意力转变的平均趋势中，人们采取补救性策略，借助化学药物来人工干预大脑皮层工作，希望凭此守住深度注意力的益处。

媒介刺激如何影响大脑运行？众所周知，人类大脑先天具有灵活多变的生物特征，人类的神经系统与生俱来具有高适应性，可在环境刺激下重新设定。人的一生中，大脑神经元数量基本保持不变，然而神经突触（也就是把神经元连接起来的部分）的数量处于变化之中，新生儿大脑中神经突触数量最多。通过一种叫作“突触发育”的过程，新生儿经历一个复杂的过程，使用中的神经突触得到强化、增长，未使用的神经突触枯萎、消失（Bear，Bear，Connors，Paradiso，175～196）。从生物进化的角度来看，这一过程的优点明显，它赋予人类很大的灵活性，可适应不同环境。突触发育过程在新生儿身上最明显，大脑的灵活性可一直保持到幼儿期和青春期，直到成年期依旧有一定程度的保留。当代发达社会中，大脑的灵活性意味着对应于媒介消费成为主要因素的外部环境，大脑的神经突触连接也同步发生了变化。对于成长于富媒介环境中的青少年而言，其大脑结构不同于没有经历过富媒介环境就进入成年期的人。

上述变化对教学有什么影响？对此做出评估要谨慎分析，同时兼顾到不同学科开展研究的不同方式。詹姆斯·麦克唐纳基金会主席约翰·布鲁尔（John Bruer）提醒教育者，要注意区分两类研究：一类是心理学领域的行为和认知研究，另一类是神经科学领域的大脑研究。行为研究关注可观测的行为，神经科学则关注大脑的内部神经结构和过程。约翰·布鲁尔认为，确实有可能搭起一座桥梁，连接神经科学和认知科学，或认知科学和教育实践。然而，要想直接从大脑基础研究成果中推演出具体教学策略，多少有些勉为其难。这意味着要在大脑的微观结构和学生们的宏观行为（例如，在座位上坐立不安）之间建立起对等关系（“Education”）。不过，布鲁尔在后来的文章中表示，随着脑成像技术的出现，上述情况正在得到改善，脑成像研究可以同可观测行为建立对应关系。对大脑活动成像时，一方面可以观察到接受成像者的行为，另一方面可观测到其大脑代谢过程（“In Search”）。

据我所知，对电子游戏，或其他互动型活动的大脑过程成像研究屈指可数。在为数不多的研究中，康纳尔大学魏尔医学院的迈克尔·波斯勒（Michael Posner）和他的同事检测了电子游戏对心理学所说“执行注意力”的影响。所谓“执行注意力”，就是排除干扰，全神贯注于相关信息的能力。或者，用本文的术语来说，就是发展深度注意力的能力。研究者以训练猴子做太空旅行的电脑程序为蓝本，将其改写为电脑程序，以测试4～6岁区间的儿童（Rudeda，Roghbart，Saccamanno，Posner）。五天时间里，接受测试的儿童由赶猫出草地玩起，逐渐向难度更高的任务过渡。其中一项要求孩子挑出最大的数字，与此同时向孩子提供与任务无关的信息，以分散其注意力。整个测试过程中，儿童的大脑活动由脑波扫描仪加以记录。此外，还有专门测试，以确定儿童的注意力和智力水平，有些儿童还接受了基因测试。研究者把6岁儿童分为两组，一组玩电脑游戏，另一组只观看视频。测试结果表明，游戏组的脑活动与视频组的有着很大的不同（4岁区别很小，或许是因为4～6岁间的儿童才获得同时处理多重信息的能力）。研究结果表明，从一定年龄阶段开始，电脑游戏确实可以改变大脑内部结构。此外，研究也表明，如果结构合理，媒介刺激有助于深度注意力和过度注意力的融合。这最后一点包含着教学意义。

除上述研究外，亦有大量研究间接涉及本文探讨的主题，其中最多的是阅读过程中媒介消费与大脑成像结构研究。所有此类研究无一例外地表明，入门级读者、中级读者和成熟读者的脑活动结构有着显著区别。乔治敦大学医学中心曾进行一次功能性磁共振成像研究，希望更深入了解过度阅读症（hyperlexia）。所谓“过度阅读症”指患者过度关注字母形状，对字母所传达的内容未必了解。研究表明，入门级读者的脑活动集中于大脑颞上回，该区域的功能是把发音和字母联系起来（Turkeltaub，Flower，Verbalis，Miranda，Gareau，Eden；Turkeltaub，Gareau，Flowers，Zeffiro，Eden）。有经验读者的脑活动主要集中于大脑左前区，该区域的功能与累积的拼写知识有关。本文并不关心具体技术细节，所关心的是上述研究的总体意义：阅读是重建脑活动结构的强大技术。所有发达社会中，培养儿童早期阅读能力都是习惯做法。学习阅读的过程中，也就是说，由入门级向成熟的发展过程中，学习过程本身对神经突触发育起到了重要作用。富媒介环境中，阅读同其他媒介消费形式相比，其作用已大不如前。因此可以预期，富媒介环境中的儿童与有限媒介环境中的儿童相比，其神经突触发育过程有了很大的变化。

与过度注意力相关的神经突触重构和与深度注意力相关的神经突触重构，二者孰优孰劣？这个问题无法笼统回答。反驳观点显而易见：哪方面更优？一种观点是，在当今发达社会的许多环境中，过度注意力的适应性要高于深度注意力。想象一下空中交通管制员的工作场面：必须同时盯住许多屏幕，必须在多项任务间迅速跳转，又不能跟丢任何一项。毫无疑问，对于此类性质的工作而言，过度注意力是一项重要资产。也可以说，当今世界中，上述性质工作的需求增长远远超出了深度注意力的工作，从麦当劳手忙脚乱的收银员到国际金融精英世界中的货币交易员。布鲁斯·斯特林（Bruce Sterling）的小说《分神》（Distraction）聚焦于当代社会中过度注意力的高度适应性，语言人类进化的下一步就是引发大脑的化学反应，最终允许大脑的两个半球互不干扰地独立工作。如此一来，大脑就成了一部高度平行的器官，真正可以做到同时处理多项任务了。当然，目前上述想法仅限于科幻小说。可如果我们说，注意力日渐趋于过度注意力，这种趋势是大脑与文化的同步进化，以适应高速度、高信息度、迅速变化的社会环境，恐怕并非牵强附会吧。这种社会环境要求多项任务间转换灵活，多重信息处理迅速，对单调沉闷的容忍度低。相对于排除外界刺激，集中注意力于单一目标之上的深度注意力，过度注意力的社会适应性明显更高。

有些青少年的注意力完全属于过度注意力型，却可以长时间一门心思打电子游戏，一心掌握游戏中所有的诀窍，直到打通关。这又该做何解释呢？要解决这个看似矛盾的现象，关键是要理解电子游戏的互动特征，尤其是游戏在维持强刺激水平的同时提供奖励的能力。约翰逊在这方面的观点很有说服力。他认为，电子游戏的结构可以吸引游戏者在竞争中升级，从而不断获得成就感。电子游戏可以在大脑中启动多巴胺循环，在这方面与其他成瘾活动，如赌博，颇有相似之处。罗切斯特大学的理查德·瑞恩（Richard Ryan）和同事与一家游戏咨询公司合作进行了一项研究，询问了一千名游戏者，问他们究竟是什么驱使他们持续玩游戏（Ryan，Rigby，Przybylski）。调查结果表明，游戏提供了机会，令游戏者感到自由，有成就感。也有一些游戏者觉得，与游戏伙伴紧密相连的感觉比游戏乐趣本身更棒。换而言之，当刺激与自主感、竞争感、伙伴感紧密相连时，其效果最佳。这个研究成果对于教学有着深刻意义。除此之外，詹姆斯·保罗·吉（James Paul Gee）的观点也很有说服力。吉认为，电脑游戏可以激励主动学习，其设计结构要求游戏者必须学习，这样才能进入下一关。还记得美国科学联盟曾委托一个项目组调查教育方面的游戏，该项目组在调查结果中指出，富信息社会中，电脑游戏可以教会一些具有生产意义的技能。与此类似，近年来对所谓“严肃游戏”的兴趣与日俱增（Shaffer，Squire，Halverson，Gee）。此类游戏可操纵奖励结构，使之有利于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的学习。本文下一部分将提出：这种做法也可以用于人文学习。

随着时间推移，更多人口进入媒介一代之列，人们注意力向过度注意力转移的速度几乎可以肯定会加快。学生的注意力会越来越偏向过度注意力，教育也面临抉择：是改变学生，以适应现行教育环境，还是改变现行教育环境，以适应学生。在注意力缺陷/不足过动症的极端情况下，或许应当改变学生，不过可以肯定的是，现行的教育环境同样需要改变。可以采取哪些行之有效的策略，以应对当前的挑战呢？这一代人喜欢强刺激，在对单调沉闷低容忍的学生身上，可以做些什么才能保住深度注意力的许多益处呢？该如何重新安排教育环境的物理空间布局？当前，高校学生身上过度注意力已经相当明显，上述一系列问题也日益迫切起来。电子媒介为我们应对挑战提供了重要资源。一方面，电子媒介允许我们对教室空间做重新分配；另一方面，电子媒介也可以架起一座桥梁，弥合深度注意力和过度注意力之间的鸿沟。二 过度注意力和高等教育面临的挑战

在斯科特·费舍尔（Scott Fisher）的指导下，南加州大学建立了一间互动教室，以此为实验室探索新教学模式。相较于普通教师，互动教室提供更高的刺激水平，包括为参与者提供更大的参与可能。教师在墙上悬挂着14面大屏幕，为放在大会议桌上的许多笔记本电脑提供显示空间，屏幕与电脑间实现无线连接。一种互动活动叫“谷歌赛跑”：一名发言者做口头陈述，其他参与者在互联网上搜索相关内容，在屏幕上显示。例如，包含例证、定义、图像、反对观点的网站。另一种活动叫“回溯”，即发言者发言的同时，其他参与者立即键入评论，对陈述材料做出即时和不间断的评论（Hall and Fisher）。

费舍尔将实验的时序档案上传到自己的网站，提供实验内容的视频。视频中，可以看到参与者努力寻找适当的结构，以强化教育任务，而非减弱。一位参与者事后如此评价：在“回溯”项目中，“发言者的功能更接近于播撒观念，为讨论打开一道门”。这番评论显示，在上述环境中，演讲或报告并非单向信息传输，而是提供了人人都可以参与，都可以为之做出贡献的平台。另一些参与者在评价中表示，之所以参与者能做出有见地的评论，与大家的集中参与是分不开的。一位参与者如此评价道，互动环境“挑战听众，要大家集中注意力；也挑战发言者，要求他抓住大家的注意力。或许，这种环境……推动所有人参与到互动之中，向共同的目标迈进”。或许，档案中的视频给人一种感觉，实验的结构虽然尚未尽善尽美，但所有参与者都很活跃，也表现了重新审视教育活动的愿望。实验取得了成功，参加实验的所有人，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都为此做出了贡献。

其他一些实验以过度注意力开头，再逐步过渡到传统教学目标，试图以此提高学生保持深度注意力的能力。举例而言，我喜欢在课堂上使用一个颇为艰深的文本《亨利·亚当斯的教育》（The Education of Henry Adams）。这部作品中浓缩深奥的话语比比皆是，更有着丰富的历史细节，属于要求深度注意力的典型文本。想象一下，上课如此开头：在当下流行疯了的“脸书”网站上搜索一下自我陈述的各种手段：扮嫩、欺诈、反讽混合、竞争、合作、出卖，以及引人入胜的叙事。这番准备工作提供了丰富的背景知识，然后就可以分析作品既狡猾又颠覆自我的风格了。最后布置作业，要学生们为作品中具有反讽性的人物创立词条。

与之类似，可以把当前流行的电脑游戏“瑞雯”和福克纳令人生畏的小说《押沙龙，押沙龙！》结合起来。和福克纳的小说一样，“瑞雯”也在一片特殊地理区域上展开：五座小岛，兄弟间为统治权而明争暗斗。在“瑞雯”中，要想进入叙事，必须解开游戏所提供的一个接一个的谜语；在福克纳的小说中，进入叙事依靠的是翻动书页这个不起眼的小动作。然而，要想读懂福克纳的故事，也要解开一个个谜团，包括人物的身份、动机、欲望。福克纳的小说中，混合并置的手法同使用过度注意力的互动游戏颇有相似之处，重点都在于探索和记忆线索，在奖励结构中拿到钥匙，打开通向下一关的大门。在福克纳的小说中，复杂的修辞格、断续的时间线索，以及分散的焦点透视都需要过度注意力。与之同时，要建立起小说的整体框架，以容纳上述种种手法，构建结构本身就可以带来精妙的认知奖励。

如果我们把艾米丽·肖特（Emily Short）的互动电子小说《伽拉忒亚》（Galatea）和理查德·鲍阿斯（Richard Powers）的传统纸质小说《伽拉忒亚2.2》放到一起，就会得到另一种不同的结构。两部作品中都出现了一个有性人工智能体，分别于互动电子小说的游戏者和传统纸质小说的主人公之间展开互动。肖特的互动电子小说中，挑战在于同人工智能体展开真实的对话，以挖掘她不为人知的遭遇、动机，以及心理。在鲍阿斯的传统纸质小说中，则要利用小说中名叫里克·鲍阿斯的男主角与人工智能体海伦的互动，挖掘男主角不为人知的遭遇、动机和心理。

在肖特的互动电子小说中，伽拉忒亚呈现为一尊能动的塑像，游戏者能与之交谈、互动。如果游戏者说的话过于唐突，或与之前的谈话毫无关联，塑像就会转过身去，拒绝交谈。想要了解伽拉忒亚的内心世界，就要想出各种各样现实的法子来推进交谈，但不能推开伽拉忒亚。在鲍阿斯的纸质传统小说中，人工智能体有着迥异于人类的形态，却陷入人类的世界不能自拔。小说最高潮一刻，男主角给了海伦一则信息，将她从人类世界推开。在肖特的电子互动小说中，主要兴趣在于探索伽拉忒亚的反应，每次游戏伽拉忒亚的反应都有所不同，这归功于游戏复杂的编码系统。在鲍阿斯的纸质传统小说中，世界不变，但其意义在变化中，而这取决于对角色行为的阐释方式。放下这些区别不说，两部作品也包含着共同的挑战，即通过叙事理解人物。由此可以看到，深度注意力和过度注意力也可以有交会地带。

上述例子表明，批判性阐释并非高于认知模式的代际转变，或与之无关，而是包含在这种转变之中。随着越来越复杂的作品在审美策略中触及认知转变，批判性阐释的核心作用也会越来越显著。无论是趋于深度注意力，还是趋于过度注意力，也无论是趋于这场代际变局的传统纸质文化一端，还是趋于电子文化一端，我们都不能忽视两种认知模式既迷人又迷惑人的互动。这是我们作为教育者的责任之所在，更别说作为文学艺术实践者的使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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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凯瑟琳·海尔斯（N. Katherine Hayles），原为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教授，现为美国杜克大学教授；杨建国，文学博士，广东五邑大学教师。

[2] “注意力缺陷障碍”是个旧术语，目前已为“注意力不足过动症”所取代。注意力不足过动症分三类：注意力无法集中、过于好动，以及前两者的联合症状。如今，正式的医学诊断已不用“注意力缺陷障碍”。然而，这个术语在专业人士中依旧在使用，因此本文使用“注意力缺陷/不足过动症”这个术语，以涵盖新旧两个术语。

[3] 这个数据出自好莱坞著名导演亚历山大·辛杰（Alexander Singer）。里塔·拉雷（Rita Raley）也曾在课堂上放映过1974年的电影《视差》，尤其是其中道德灌输那一段，以向学生们展示，按照当今之标准，该电影的节奏是何等之缓慢。专题一现代音乐文化研究主持人语杨燕迪

将音乐作为文化现象来进行观察和研究，本来应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所有音乐均产生于具体的社会文化，它的产生、发展、接受及效用自然具有丰富而复杂的文化功能。然而，由于音乐自身的某些秉性，人们往往忽略音乐的文化维度，甚至在很多时候忘记对音乐进行严肃文化思考的可能性。君不见，在专业音乐院校的办学中，音乐的技术性训练往往消耗了师生的大部分精力和时间——因为音乐是一门技术门槛很高并具有自身独特语言系统的艺术门类，如要掌握相关技能并愉快胜任，确乎需要艰苦的磨炼和持久的投入。然而，也正是在这种严格、苛刻的技术训练过程中，音乐中更深广的文化意味却在不经意间被忽略。

但音乐又是所有传统艺术门类中感官冲击力最为强大的艺术品种。感受文学，必须经过头脑中语言符号认辨的理智过程，而音乐的声波却可以绕过大脑，直刺我们的神经。美术中色彩、线条对视网膜的冲击，显然无法与音乐挟声浪之势对耳膜的刺激相提并论。古希腊的柏拉图和基督教早期的诸多著名教父，都曾警告过音乐腐蚀人心的“危险”。而中国先秦时期的“郑声淫”乐论和后来所谓的“声色犬马”，也在提醒我们，音乐的感官性之强大以及由此带来的问题。看来，音乐的娱乐性是无可回避的美学事实，而如何恰当地看待音乐（乃至作为整体的艺术）的娱乐性，以及如何在并不抹杀音乐娱乐性的同时弘扬音乐中更深邃的文化精神，这仍是摆在我们当前的急迫命题——当前社会文化中因价值混乱和偏离而导致的“娱乐至死”现象，实际上已经引发了很多有识之士的关注和忧虑。

重视音乐的文化内涵及其延伸，正是纠正、对抗音乐的技术化倾向和音乐的娱乐化偏差的途径之一。出现在本辑“现代音乐文化研究”中的几篇论文，从某种意义上看代表了学院派中一些年轻的音乐学人在这方面的努力。上海音乐学院的音乐学学科建设，也一贯鼓励音乐文化类的研究课题和项目。我们将这四篇论文纳入上海音乐学院国家特色学科（音乐学方向）的建设范围，是希望通过此类课题的推进，增加音乐学学科与姊妹艺术学科和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界的交流和交往。同时应感谢《文化研究》，特别是周宪主编为音乐学界和音乐学人提供了这样一个与其他学界互动交流的机会。

四篇论文作者虽立足不同的立场，运用不同的方法，研究不同的对象，但都对某些有趣的音乐文化现象或音乐社会实践进行了独特的意义诠释。钱丽娟的《精英还是大众？——中国1980年代流行歌曲中的民间文化及其精英阐释》实际上是一篇对意识形态解读和批判的文论，作者针对中国1980年代的流行歌曲进行歌词解读和音乐分析，揭示了潜藏在这些歌曲形式建构背后的社会普遍心理和心态，从而让我们以全新的角度来认识和理解这些歌曲的文化意味。孙红杰的《音乐家传记在中国当下的文化气候与学术生态——音乐家社会身份及音乐家传记写作在中国历史上的演变脉络考》，通过传记这一特殊的撰述体裁，深入中国自身的文化传统中，试图观察音乐家在中国古代社会的生存状况和进入现代以来音乐家社会身份转变这一重要的文化课题，并呼吁通过中国音乐家的传记写作来继承和发扬中国优良的纪传文脉传统。

江松洁和刘丹霓的论文侧重西方音乐的文化研究，但之所以选择这样的研究课题实际上依然有强烈的“中国关怀”隐含其中。江松洁的《钢琴与19世纪中叶欧洲中产阶级女性的关系解读》，瞄准钢琴这件西方音乐的代表性乐器，观察并分析它在19世纪中叶西欧的社会发展过程中如何与女性社会心理和意识建构产生明确关联，这一课题当然对如何理解和解读当前我国正方兴未艾的“钢琴热”具有明显的参考价值。刘丹霓的《19世纪德意志音乐之文化生态探析——从卡尔·达尔豪斯的19世纪音乐建制研究看社会功能与文化意涵在音乐史研究中的重要性》，则通过对德国现代最重要的音乐学者卡尔·达尔豪斯的研究实践，评述和分析社会史和社会学的研究视角对于音乐史研究的重要性和可行性，以期对我们习惯的音乐史研究中仅仅关注作曲家作品的风格而忽略音乐的其他社会文化维度的视角做有益的补充。

音乐文化研究的课题和范围当然无限广阔。当前，随着国外新音乐学学科新范式的建立以及民族音乐学尤其关注音乐社会文化内涵的影响，我们相信，音乐学中的文化研究必将越来越受人瞩目。希望有关音乐的文化研究引发来自其他学科的专家学人的兴趣并得到批评指正，对此我们报以乐观的期待。精英还是大众？—— 中国1980年代流行歌曲中的民间文化及其精英阐释[1]钱丽娟

摘要：中国的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互融的传统由来已久。这种传统为1980年代那些具有精英意识的流行音乐家提供了一个坚实的采用草根音乐风格进行创作的基础，旨在表现日常百姓的真实生活及其关注的话题。本文试图探讨1980年代流行歌曲中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辩证对话。将涉及两个中心议题：（1）对乡村民间文化的采用。（2）1980年代盛行的精英意识形态及其对文化的影响。笔者运用田野考察和采访的第一手资料，采用在西方流行音乐研究领域常用的文化研究和文本分析相结合的方式，结论是：1980年代流行音乐家对他们的社会责任和历史角色的新的阐释显示了中国传统精英意识形态在后革命时期的盛行。

关键词：1980年代 流行歌曲 草根文化 精英文化 精英意识

Abstract：In Chinese history，there is a long tradition of combining elite and popular culture in cultural productions. This same foundation enabled the pop musicians of the 1980s to adopt a grass-roots musical style，aiming to address the real lives and concerns of ordinary people.Mainly two issues will be discussed：the adoption of rural folk culture，and the impact of elite ideology and culture on popular culture at this time. Based on material from fieldwork and interviews conducted in Shanghai and Beijing in 2008 and 2009，and using approaches from cultural studies and the musical and textual analysis of pop songs，the author reaches the conclusion that song writing in the post Cultural Revolution Era crystallized a Chinese elite ideology comprising the idea of homage to the home nation，a strong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involvement in contemporaneous social and political issues，and collaboration with popular culture.

Keywords：1980s Pop Song Grass-roots Culture Elite Culture Elite Ideology

从“文革”到改革开放的转换将1980年代的知识分子推到了社[2]会转型的前沿。他们受到中国传统精英意识的影响，积极参与社会[3]改革，致力于文化启蒙和大众文化传播。而对于当时的普通民众来说，精英文化的趣味也是一个极有意义的方面，贴近他们自身的日常生活。这种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交织使得1980年代的文化产品区别于其他时期那些纯粹大众或者精英的创作。在音乐上，1980年代的流行歌曲显示了对大众文化的精英式阐述。知识分子试图使用精英意识和视角来解释流行歌曲，用以批判社会现实，描述普通民众的精神和物质状态；通过探索一些共同关注的问题和借鉴他们熟悉的传统风格来使他们分享精英意识和审美。

在本文中，笔者将会讨论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互动及其对流行歌曲写作的影响。问题包括：在1980年代的中国，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定义是什么？音乐家如何从精英文化的视角来阐释流行歌曲？经由精英文化阐述和改造的流行歌曲具有什么特征？其背后的文化和政治隐喻又是什么？一 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在1980年代的聚拢

在西方社会学领域，对精英阶层和大众阶层的分类是以所占的财富、教育、权利以及社会地位为标准的。例如，迪格比·波茨尔（E.Digby Baltzell）将精英人群定义为那些占据功能性阶级分类中最[4]顶端的群体。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则把这术语与高雅文化艺术相联系，也与那些占主导地位的和受良好教育的阶层相联系，特指那些只在小众的上流社会阶层中流传并为他们欣赏的文化。[5]根据这些描述，精英的分类标准是由文化接受者的文化和社会身份决定的。同样，“大众文化”这一术语也可根据相应的分类来定义，其与那些流行文化、商业文化、工业文化，以及处于社会底层的阶层和民众相联系。

但是，这些西方的传统标准并不完全适合中国1980年代的社会背景。就财富来说，当时绝大多数的中国人都非常贫穷。就教育来说，很多年轻人在“文革”中被下放到农村，他们的高等教育被迫中断。并且，受良好教育本身在当时并不是一件值得炫耀的事情。总体来说，受到长期政治政策的影响，1980年代的社会阶层分类是一个非常模糊的概念。例如，与西方国家及当下的中国不同，工人和农民在1980年代并不能成为界定社会身份的一个标准。当时很多知识分子在“文革”期间和1980年代早期有长期做工人或农民的经历。很多人并没有受过正规高等教育，自学是其获得知识的主要途径。

另外，1980年代占主导地位的经济现代化和文化热也是导致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含糊不清甚至相互融合的原因。当时，高层政治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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