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荣与梦想 互联网口述系列丛书 胡启恒篇(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方兴东

出版社：电子工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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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荣与梦想 互联网口述系列丛书 胡启恒篇试读：

出版说明

今天奉献给各位读者的互联网口述系列丛书第一期的内容来源于“互联网口述历史”项目，主要挖掘了影响中国互联网发展的8位关键人物的口述历史资料和研究成果，包括《光荣与梦想：互联网口述系列丛书钱华林篇》《光荣与梦想：互联网口述系列丛书刘韵洁篇》《光荣与梦想：互联网口述系列丛书许榕生篇》《光荣与梦想：互联网口述系列丛书张朝阳篇》《光荣与梦想：互联网口述系列丛书张树新篇》《光荣与梦想：互联网口述系列丛书陆首群篇》《光荣与梦想：互联网口述系列丛书胡启恒篇》《光荣与梦想：互联网口述系列丛书田溯宁篇》。“口述历史”，简单地说，就是通过笔录、录音、录影等现代技术手段，记录历史事件当事人或者目击者的回忆而保存的口述凭证。“口述”作为一种全新的学术研究方法，尚处在“探索”阶段，目前尚未发现可供借鉴和参考的案例或样本。在本系列丛书的策划过程中，我们也曾与行业内的专家和学者们进行了多次的探讨和交流，尽量规避“口述”这种全新的研究方式存在的不足。与此同时，针对“口述”内容存在的口语化的特点，在本系列丛书的出版过程中，我们严格按照出版规范的要求最大限度地进行了调整和完善。但由于“口述体”这种特殊的表达方式，书中难免还存在诸多不当之处，恳请各位专家、学者多多指正，共同探讨“口述”这种全新的研究方法，通过总结和传承互联网文化，为中国互联网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互联网口述系列丛书”编委会

“互联网口述系列丛书”工程执行团队

总序

2019年是互联网诞生50周年，也是中国互联网全功能接入25年。如何全景式总结这波澜壮阔的50年，如何更好地面向下一个50年，这是“互联网口述历史”的初衷。

通过打造记录全球互联网全程的口述历史项目，为历史立言，为当代立志，为未来立心，一直是我个人的理想。而今，这一计划逐渐从梦想变成现实，初具轮廓。作为有幸全程见证、参与和研究中国互联网浪潮的一个充满书生意气的弄潮儿，我不知不觉把整个青春都献给了互联网。于是，我开始琢磨，如何做点更有价值的工作，不辜负这个时代。于是，2005年，“互联网口述历史”（OHI）开始萦绕在我心头。

我自己与互联网还是挺有缘分的。互联网诞生于1969年，那一年我也一同来到这个世界。1987年，我开始上大学，那一年，互联网以电子邮件的方式进入中国。1994年，我来到北京，那一年互联网正式进入中国，我有幸第一时间与它亲密接触。随后，自己从一位高校诗社社长转型为互联网人，全身心投入到为中国互联网发展摇旗呐喊的事业中。20多年的精彩纷呈尽收眼底。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到今天以及下一个10年，是所谓的互联网浪潮或者互联网革命的风暴中心，是最剧烈、最关键和最精彩的阶段。

但是，由于部分媒体的肤浅和浮躁，商业的功利与喧嚣，迄今，我们对改变中国及整个人类的互联网革命并没有恰如其分地呈现和认识。因为这场革命还在进程当中，我们现在需要做的并不是仓促地盖棺论定，也不是简单地总结或预测。对于这段刚刚发生的历史中的人与事、真实与细节，进行勤勤恳恳、扎扎实实的记录和挖掘，以及收集和积累更加丰富、全面的第一手史料，可能是更具历史价值和更富有意义的工作。“互联网口述历史”仅仅局限在中国是不够的。不超越国界，没有全球视野，就无法理解互联网革命的真实面貌，就不符合人类共有的互联网精神。迄今整个人类互联网革命主要是由美国和中国联袂引领和推动完成的。到2017年底，全球网民达到40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50%。我们认为，互联网革命开始进入历史性的拐点：从以美国为中心的上半场（互联网全球化1.0），开始进入以中国为中心的下半场（互联网全球化2.0）。中美两国承前启后、前赴后继、各有所长、优势互补，将人类互联网新文明不断推向深入，惠及整个人类。无论存在何种摩擦和争端，在人类互联网革命的道路上，中美两国将别无选择地构建成为不可分割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所以，“互联网口述历史”将以中美两国为核心，先后推进、分步实施、相互促进、互为参照，绘就波澜壮阔的互联网浪潮的完整画卷。

在历史进程的重要关头，有一部分脱颖而出的人，他们没有错过时代赋予的关键时刻，依靠个人的特质和不懈的努力，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创造了伟大的奇迹。他们是推动历史进程的代表人物，是凝聚时代变革的典范。聚焦和深入透视他们，可以更好地还原历史的精彩，展现人类独特的创造力。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些人，就是推动中国从半农业半工业社会进入到信息社会的策动者和引领者，是推动整个人类从工业文明走向更高级的信息文明的功臣和英雄。他们的个人成就与时代所赋予的意义，将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得以彰显和认可。他们身上体现的价值观和独特的精神气质，正是引领人类走向未来的最宝贵财富！“互联网口述历史”自2007年开始尝试，经过十多年断断续续的摸索，总算雏形初现。整个计划的第一阶段成果分为两部分。一部分记录中国互联网发展全过程，参与口述总人数达到200人左右的规模。其中大致是：创业与商业层面约100人，他们是技术创新和商业创新的主力军，是绝对的主体，是互联网浪潮真正的缔造者；政府、安全与法律等相关层面约50人，他们是推动制度创新的主力军，是互联网浪潮最重要的支撑和基础；学术、社会、思想与文化等层面约50人，他们是推动社会各层面变革的出类拔萃者。另一部分是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互联网全记录，计划安排300人左右的规模。大致包括美国150人、欧洲50人、印度等其他国家100人。三类群体的分布也基本同上部分。第一阶段的目标是完成具有代表性的500人左右的口述历史。正是这个独特的群体，将人类从工业文明带入到了信息文明。可以说，他们是人类新文明的缔造者和引领者。

自2014年开始，我们开始频繁地去美国，在那里，得到了美国互联网企业家、院校和智库诸多专家学者的大力支持和广泛认可，全面启动全球“互联网口述历史”的访谈工作。目前，我们以每一个人4小时左右的口述为基础内容，未来我们希望能够不断更新和多次补充，使这项工程能够日积月累，描绘出整个人类向信息文明大迁移的全景图。

到2018年年中，我们初步完成国内170多人、国际150多人的口述，累计形成1000多万字的文字内容和超过1000小时的视频。这个规模大致超过了我们计划的一半。所谓万事开头难，有了这一半，我的心里开始有了底气。2018年开始，将以专题研究、图书出版以及多媒体视频等形式，陆续推向社会。希望在2019年互联网诞生50年之际，能够让整个计划完成第一阶段性目标。而第二阶段，我们将通过搭建的网络平台，面向全球动员和参与，并将该网络平台扩展成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全球性平台。

通过各层面核心亲历者第一人称的口述，我们希望“互联网口述历史”工程能够成为全球互联网浪潮最全面、最丰富、最鲜活的第一手材料。为更好地记录互联网历史的全程提供多层次的素材，为后人更全面地研究互联网提供不可替代的参考。

启动口述历史项目，才明白这个工程的艰辛和浩大，需要无数人的支持和帮助，根本不是一个人所能够完成的。好在在此过程中，我们得到了各界一致的认可和支持，他们的肯定和赞赏是对我们最佳的激励。这是一项群体协作的集体工程，更是一项开放性的社会化工程。希望我们启动的这个项目，能汇聚更多的社会力量，最终能够越来越凸显价值与意义，能够成为中国对全球互联网所做的一点独特的贡献。[1]编者注：“互联网口述系列丛书”内容来源于“互联网口述历史”（OHI）项目。

访谈者评述

作为一个学者，从胡启恒所获得的声誉和大家的认可来说，她应该是比较幸运的。与大多数非商业领域的人士相比，她抓住了很多机会，得到国内外同行的认可。目前胡启恒是系列采访中被访人得到荣誉最多的，但我觉得还是很不够的，因为那仅仅是学界、同行对她的认可，整个社会知道她的人、关注她的人非常有限。胡启恒做出的贡献，应该被更多人知晓。

最可贵的是，胡启恒对“互联网精神”有很深刻的理解。在价值观层面，胡启恒对互联网精神的原教旨领悟得非常透彻，而且坚持得很好。也许这是现在的状态，起初她对互联网不一定会有这么清晰的认识，但她的角度和视野确实不一样。

当年的很多事情，包括互联网的接入，胡启恒都是最早的接触者。她做的几件事，在整个中国互联网发展过程中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第一个是CNNIC的组建，国家能够把运营服务器放在中科院，跟她的努力是密不可分的，这对中国互联网来说，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第二个是互联网协会的成立，她对推动互联网治理方面和中国互联网与国际接轨方面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在整个中国互联网的发展中，正是因为有胡启恒这样的人，学者才有了一定的话语权和主导权。这些学者对于中国互联网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值得我们所有人铭记。

业界评述

胡启恒院士在推动互联网进入中国、促进互联网在中国的创新发展方面做出了不懈努力。胡启恒院士是中国全功能接入国际互联网的领导者，也是中国参与国际化域名建设、全球互联网发展治理体系及管理政策制定等国际互联网事务的推动者，更是构建中国互联网谋发展、促自律、求平衡、共参与的生态环境体系的倡导者。她是中国互联网协会的创始人，是首位入选国际“互联网名人堂”的中国人，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骄傲。

胡启恒院士虽已年近八旬，但她有互联网时代年轻人的心态，能够以开放的胸怀接受新生事物，善于发现互联网行业的创新之处并给予热情鼓励和呵护。尽管胡启恒学识渊博，但她仍孜孜不倦地学习，平等待人，循循善诱，尽力去化解互联网业界的一些纷争。她为中国互联网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投身于中国的互联网事业也让她永葆青春。张朝阳（搜狐董事局主席兼CEO）

在互联网大会上，一个熟悉的场景让我至今难忘，胡院士总是认真地用笔在本子上做着记录，虽然她是专家，但那种一丝不苟、发自内心的学习精神，会让很多年轻人看了都觉得不好意思。

胡院士是把中国互联网“扶上马，又送一程”的人。她倡议和创建的中国互联网协会，对于网络的健康发展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她的精神也一直激励着我们这些互联网业中人。

这么多年来，在和胡院士接触的过程中，我深感她是一个坚持原则、正直而又单纯的人。如果有人不正当获利，侵犯网民的权益，她的态度会非常严厉。她洁身自好，恪守科学家的操守。此外，胡院士性格开朗，是一个乐观的老人，她笑起来非常可爱，像个孩子一样极富感染力。

口述者肖像

口述者简介

胡启恒，女，中国工程院院士。曾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计算机学会理事长，中国自动化学会理事长；中国模式识别与人工智能领域最早的探索者之一；曾领导中国科学院开放性实验室“模式识别实验室”的建设，为中国发展模式识别学科做出了贡献。

1934年6月

生于北京，籍贯陕西省榆林市。

1959年，25岁

毕业于苏联莫斯科化工机械学院工业自动化专业。

1963年，29岁

毕业于苏联莫斯科化工机械学院研究生部，获技术科学副博士学位。

1970年，36岁

负责并成功研制中国第一只电动假手。

1976年，42岁

组织研制成功中国第一台用于邮电部门信函自动分拣流水线的手写数字识别机。

1980年，46岁

应美国凯斯大学邀请，任电机与应用物理系访问教授，进行模式识别与人工智能决策规则和推断方法的研究。

1983—1989年，49～55岁

任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所长。

1984—1993年，50～59岁

任中国自动化学会理事长。

1985—1994年，51～60岁

任中国计算机学会理事长。

1986年，52岁

自动化所在胡启恒的领导下较早建立了我国的模式识别国家重点实验室。

1986—1996年，52～62岁

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

1994年，60岁

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1995年，61岁

当选为乌克兰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

1996年，62岁

担任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

2001年，67岁

再次被选为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同年5月25日，在中国互联网协会成立大会上当选为第一届理事会理事长。

2002年，68岁

被聘为国家信息化咨询专家。

2013年，79岁

入选国际“互联网名人堂”，成为首位入选国际“互联网名人堂”的中国人。胡启恒　篇信息时代的人就该有信息时代的精神

访谈：　　　方兴东　　　

口述：　　　胡启恒　　　

整理：　　薛芳、刘伟　　

时间：2013年12月26日（09:00—11:30）

　　　2016年6月18日（09:30—11:40）

地点：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知识产权大厦B座5层

文本修订：　　6次　　壹　什么是“互联网精神”12

您的经历令人非常羡慕，从计算机学会到CNNIC，再到互联网

3协会及互联网进入中国的早期，您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互联网最初有这么多部门在管，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它的管理机制是怎么形成的吗？*　*　*

使我感到骄傲的一件事就是，中国互联网的发展与互联网蔓延到全球的过程，基本上是一致的，主要驱动力是自下而上的科技界自发形成的首创精神，而且形成了多方治理结构。到后来2003年、20054年召开WSIS的时候，整个世界就非常强调互联网的治理要靠一个“多利益相关方”。我们在早期建立CNNIC工作委员会的时候，就体现了多利益相关方的治理理念，而那个工作委员会的建立，主要是我倡议的。

中国互联网最初的管理雏形是一种制度创新，虽然没有达到理想状态，但这对中国互联网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上次科学院科学伦理委员会让我谈“互联网精神”，我觉得很好。过去总是讲互联网故事，故事讲得太多了，我觉得我们现在更应该关注互联网的精神。因为互联网物质上的强大，已经是人人都认可的了，这个行业太大了，而且它在经济方面的能量，是无可比拟的，但是互联网精神目前关注的人还太少。

什么是互联网精神？它有它的基因，这是互联网与生俱来的。我感到高兴的是互联网到了中国，在跟它的原始基因的发展环境差距这么大的一个环境里，居然还保留了它的原始气质。我真是因此感到骄傲。5

我觉得互联网精神在“互联网名人堂”上有所体现。26岁的美6国人亚伦·斯沃茨是上吊自杀的。2013年6月，亚伦·斯沃茨被追授进7入“互联网名人堂”。

亚伦·斯沃茨当初是违犯了《知识产权法》的，当他从律师那儿得知他有可能被判100万美元的罚款、35年的监禁后，他就上吊自杀了。这个26岁的年轻人才华横溢，对互联网有很多贡献，可是就这样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互联网名人堂”追认了他，这是互联网精神的一种体现。这并不是认可他的全部作为，他的确违法了，但是他那种追求未来、面向未来和造福全人类的精神属于互联网的精神，互联网是属于未来的。我认为这种精神应该倡导，有不少中国人现在已经忘记什么是高尚的精神了，总是金钱至上，但是我觉得互联网可以独树一帜，应该把精神的问题提到一个相当的高度。上次我在科学院做报告，就讲了亚伦·斯沃茨的故事，虽然这个年轻人死得很可惜，但是他的精神流传了下来。

他死后不久，谷歌就胜诉了。谷歌和美国作家协会（Authors Guild）的官司打了8年，最终联邦法院判谷歌胜诉。因为谷歌想要扫8描图书，不是为了销售，而是为了实现早先的理想。互联网是为每个人服务的，亚伦·斯沃茨认为应该把所有的书都扫描下来放到一个数字图书馆里，让全世界的人不花钱就可以看。当然，这里的“看”不是说看书中的每个字，而是作为一个索引，用户能知道这本书在哪儿可以找到、在哪儿可以买到。亚伦·斯沃茨就是想让每个人都可以通过互联网数字图书馆找到书，但是他未经许可扫描有版权的图书的行为，违犯了当时美国的知识产权法。

他就是做这件事做得太早了，有点儿乌托邦了，但是这种精神我认为是要倡导的。后来美国联邦法院判谷歌胜诉这件事值得大家思考。我们不要惯性地站在发展的对立面，而是要给为了未来努力的人开辟一条路。9

我觉得与互联网有关的组织，包括互联网协会、互联网实验室，都应该大力地宣传互联网精神。

互联网的创新和其他的创新不一样，其他创新往往是一个技术，而互联网的创新开创了一个时代，跟精神是有关系的，信息时代的人就应该有信息时代的精神。比如，你在网上侵犯别人的隐私，暴露别人的照片，这就不符合信息时代的精神与道德标准。因为信息时代每个人都有了强大的力量，可以把一件事立刻告诉全世界的人。如果不遵守这个道德规范，那他人可能会受到严重的伤害，这样不但侵犯了个人的权利，而且威胁到了国家的安全。所以这个“道德”和“精神”一定要随着技术的发展提升。贰　“0.7分”的故事

虽说时势造英雄，但个人在其中的作用也不能忽视，您能谈谈您个人的经历吗？*　*　*

我不是第一届计算机学会的成员，计算机学会很早就建立了。当时让我做计算机学会的理事长，多少有一些行政管理的烙印。因为那10个时候所有学会都要有挂靠单位，计算机学会挂靠在计算所，计算11所的上级领导机构是科学院。我当时是主管计算机领域的，但我不愿意去计算机学会，因为我不是学计算机的，也没做过计算机，我感觉自己无法胜任理事长一职。但当时科学院的老院长跟我说，这个学会很重要，又挂靠在科学院，我只好勉为其难地接受了。12

组建中国互联网协会的时候，我还是科协的副主席。

如果一开始是别的部门来负责引进互联网，那结果可能完全不一样。您怎么看待这种偶然性？*　*　*

如果把互联网引进来这件事交给某一个政府部门，我相信他们和我的做法可能会不一样。

这个偶然性，我最近倒是回忆了一下。说起当时我们做这个事情13的起因，当然离不开NCFC，当时发改委已经定下来这个项目，让科学院和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三家来投标，我的任务就是组织队伍去投标。当时我组织了几个非常有能力的人，专门找了一个地方，研究怎么样能把标书写好。我们写完了这个标书就投标了，不过，投标过程我没有参加。

招标、评标的时候，我们的分数只比清华和北大多了0.7分。当时我很紧张，觉得现在中国很讲究关系，我们要是比人家多一点还好，可是就只多0.7分，这0.7分很容易就被抹掉了。我就赶紧去找计委的14副主任张寿，我说：“张寿同志，我们这个招标可是在你计委主持下进行的，这个招标分数算不算？我认为应该是分数面前人人平等，有人要是来找你说情你可不能动摇。”张寿让我放心，他说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听到他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后来NCFC的建设是由科学院来主导的。15

我后来向周光召院长汇报，说我们组织了很多人，关起门来干了很长的时间，很辛苦，最后我们胜出了，但是胜得不多，只有0.7分。

这个项目如果是由清华大学或者其他学校主导的话，我想我也会来做这件事，因为当时科技界对互联网的需求确实非常迫切，这个需求是从科学家的层面来说的。比如我们科学院的高能物理所跟西欧核电子研究中心（CERN）有高能物理方面的合作。正负电子对撞机北1617京谱仪记录下来的数据是海量的，但是这些数据要通过X.25交换到西欧核电子研究中心，相当于一种打长途电话的费用。费用很高，几乎所有的科研经费都用在交换数据上了。所以，科技界非常迫切地想实现计算机直接联网。18

1993年我们完成了世界银行贷款项目，三个校园网，清华、北大、科学院校园网都完成了，主干网也连上了，就等候验收了。这个时候，我们就提出了要联网的需求。我当时是NCFC项目管委会主持人，管委会是由国家计委和科学院合力促成的。

回想起来，我还要感谢教委的领导，因为当时科学院就多0.7分。我们牵头，清华、北大必定是非常不服气的，在这种情况下，我的想法是一定要把大家团结在一起，千万不能产生冲突。作为科学院，我们一定得承认清华、北大的强大，承认他们的优秀，所以我对他们非常尊敬，一个一个地拜访。在成立NCFC管委会之前，我去拜访过19教委主任朱开轩。他让我放心，虽然清华、北大没有中标，心情确实不好，但他们会顾全大局，一定会尊重牵头单位。科学院的责任很大，要对国家计委负责，要对世界银行这笔贷款负责，所以让我放手干，管委会决定了就干，不必事事来教委汇报。这对我真是一个及时雨般的支持了。因为这个项目本来是跨部门的项目，是科学院和教委两个正部级单位之间的事情，要讨论NCFC的工作怎么做、钱怎么用等，如果要在两个部门之间周旋，合作就会很困难，效率很低。所以，朱开轩主任授权NCFC管委会跟进这个项目有关的事情，是对我们牵头单位最大的支持。这个项目当时有经费420万美元、500万元人民币，加在一块是5000万元人民币。这在当时是很大的一笔钱，虽然现在看起来微不足道。

然后，我又去拜访了两个大学的副校长。清华大学参加管委会的20是梁尤能副校长，他让我不要有顾虑，他们一定会在管委会里团结合作，和大家一起把这任务搞好。清华的校长给我这样的表态，我就21放心了。北大计算机中心的主任当时是张兴华，他的态度也是如此。所以后来NCFC进展得一直非常顺利，大家团结合作，非常愉快，没有任何矛盾、冲突、摩擦。虽然很多事情有不同的意见，但是我们都能够摆在桌面上来公开讨论。我们的财务是完全公开的，每次开管委会，我都会把财务报表拿出来先念，钱怎么用都向大家报告。因为项目经费后来就依托在科学院，由科学院监管的。事情都是大家商量一起办，因为这个项目不仅牵涉三个单位——科学院、清华、北大，还牵涉发改委、科技部、教育部，以及自然科学基金会。这么多的单位，每个单位都有一位代表，一开会至少有七八个人到场。我们这个管委会虽然级别不高，但是很民主、很公开，这是合作的基础。叁　需求催生的联网

当时经费主要是世界银行拨的贷款吗？*　*　*

世界银行拨款420万美元，这420万美元相当于计委借了世界银行的钱，然后由计委去还，用于几个高校超级计算机的资源共享。因为当时计委接到很多报告，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很多学校都提出了买计算机的要求，所以计委干脆拨一部分钱，再向世界银行借一部分钱，买一个大机器，然后各个学校都可以联网，共用这个机器。这想法是对的，所以这个方法非常好。

但是计委想的就是要买一个大机器，而不是让我们把这网连出去。所以，当时主要的任务书中，根本没有涉及国际联网，只是说连到一个计算中心。可是当时我们买这个大机器受阻，因为“巴黎统筹会”不肯卖给我们高性能的计算机，但是技术队伍不能停下来等着做工程。那怎么办呢？我们就想到让大家都同意国际联网。国家计委、国家科委、自然科学基金会、科学院都派代表，另外还有高技术局里22的一个代表宁玉田，一共是十个人，大家一讨论，没有任何异议，都认为应该国际联网。这些人也都是基层的领导，他们都同意。

可是任务书上没有指示，也没有钱，原本的5000万要用来做原来任务书上的任务，不能用于国际联网。任务书上没有这任务，那就23得自己出钱。科委非常慷慨，当时的司长是冀复生，他率先提出他24们大概可以出300万元。自然科学基金会当时第一任代表是师昌绪25先生，中途又换成了陈佳洱先生，他们表示自然科学基金会可以出资大约200万元。后来我说，剩下不够的都由科学院兜底。

相当于这笔钱是自筹的，不是原来的项目经费。后来我就去跟邮电部商量，跟他们说不能要双倍的钱，他们说，要是两个学校跟科学院共用这条线，等于科学院转租了自己的信道，那就应该收双倍。我说，我们不营利啊。他说，那也不行，按照他们的规定就是这样。我26去找邮电部朱高峰副部长，大约找了两次，朱高峰副部长还是很开明的，后来他还是破例为我们开放了。

也就是说，邮电部给这个计算机网络用的信道，跟它原来规定的不一致。这就反映了，我们政府底层的官员，从底层提出问题，然后自下而上解决问题的行事作风。

互联网就这么连通了吗？当时如果需要政府部门同意的话，是哪里，计委吗？邮电部就根据项目的这个名义参与到互联网的建设中了，是吧？*　*　*

假如美国没有设置障碍的话，可能就不需要哪个部门批准了。如果美国对我们很开放，让我们直接进了，那我可能哪个部门都不会报。但是那个时候因为美国设置了障碍，所以当时我们求助了很多专家，其中就有美国科学院的院长。我现在还能找到他当时给我写的信，那是用纸写的信，当时还没有电子邮件。他是美国科学院的副院长，又是美国很活跃的一个社会活动家。我问他能否帮我们说点话，我们现在要进主干网，美国政府不同意。他说他们已经做了很大的努力，还在继续努力。当时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负责网络国际合作的斯蒂芬·27戈德斯坦来的信，也是这样说。他说他们已经做了很多的努力，但确实存在一些技术以外的障碍，所以他们还在努力。28

我们这边的技术带头人和团队的领军人就是钱华林，是科学院网络信息中心的教授。钱华林告诉我，现在技术上需要解决的问题都解决了，就是美国的政策不开放。后来我一想，这个问题可能真的就卡在技术以外的障碍上了。怎么打破这障碍呢？要是我去找美国官方沟通，没有自己的政府做后盾，我觉得不太好。于是我就跟周光召院长说，咱们科学院可能得打一个报告，总得有国家在背后支持才可以。院长同意了，我们就赶紧起草了一个给国务院的报告。那是在3月底，29我们要求加入世界的互联网。当时是写给主管科技的国务委员宋健。

报告送到宋健手上，宋健就批了。我们在报告中表明互联网是科技进步必不可少的，我们要参与国际合作，就一定要接通互联网。宋健批得很简单，就是拟同意科学院意见，请邹家华同志阅视。邹家华批得比较详细，他表示，科学院的意见看起来是对的，但是，这样做了以后，安全上会带来一些问题，希望科学院要跟有关部门认真地研究解决这个问题。

他们当时批得非常快，3月下旬就批下来了。恰好我那年4月103031日要启程去美国参加中美科技合作联委会，关于中美双方的合作里很多的内容都涉及重大的科学工程，与科学院有密切关系。跟美国之间的合作，每两年要开一次联委会，双方有关的行政机构在一块儿碰头、协调，中国和美国轮流举行。两国与会的人员大多来自科技部、环境保护部等，中国科学院也参加，还有一些美国的政府官员。那一年是在美国，当时科学院院长有别的事，他要我代表他去参加，我一想这个会就在华盛顿开，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

1994年4月中旬，中美科技合作的例会在华盛顿召开。我利用开32会以外的时间，先找了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主任尼尔·莱恩，因为尼尔·莱恩来过中国访问，我们都认识。我跟他打了招呼，他说这个33事要找斯蒂芬·沃夫，斯蒂芬·沃夫是国家科学基金会负责国际合作的。当时好像斯蒂芬·沃夫没有在华盛顿，后来我们就找了斯蒂芬·戈德斯坦，他是管网络国际合作的，尼尔·莱恩主任也在场。然后我就跟他介绍了NCFC，说明我们需要互联网。然后，尼尔·莱恩说可以啊，我们可以达成一个共识，同意NCFC接入他们的主干网。我问需不需要跟他签署一个文件，他说不需要。

这个过程很简单，没有签署任何文件，就是口头达成了共识。后来很快，钱华林给我打电话告诉我：通了！

听到这个消息，我很高兴。我们当时的想法是只要通了就好，没想过要庆祝，也没有任何的仪式。我觉得这是很务实的一件事，这个事儿办好了，我就放心了。

后来这件事情被某个媒体报道，说在1994年4月，胡启恒将互联网连接问题带到中美科技合作例会上讨论并通过，其实完全不是这么回事。这两件事是没关系的，只是正好发生在同一时间。

1987年中国发出了“跨越长城，走向世界”的电子邮件，这封34邮件的发出得到了德国的维纳·措恩教授的帮助。措恩教授在2007年举办了一个会，专门纪念1987年的这封邮件。会上他邀请了美国的斯蒂芬·沃夫，还有最早把欧洲的网连到美国的那些人，还请了我。这个会是德国人举办的，不是中国举办的，你说怪不怪？

当时，我们在一起谈这件事，欧洲的一些元老都觉得挺有意思的，我就跟他们讲当时尼尔·莱恩是如何支持我的。斯蒂芬·沃夫说，当时他就是主管这件事的，他当时的态度是，如果政府说不能连，那他们就不连；只要政府没说不许连，他就假装没看见，就让我都连上。后来可能尼尔·莱恩给他一个消息，说这个可以连，他就连了。

尼尔·莱恩当时为什么会允许连网呢？这个没有人告诉我，我自己认为，可能跟当时美国互联网正处于商业化的前夜有关系。美国互联网分三段：第一段，在最起步的时候，是国防部主管；当它发展到35一定阶段了，就交由管科技的NSF来管；然后等到发展得更强大了，要商业化了，就交给商务部来管。1994年，我虽然不知道，但是尼尔·莱恩一定知道，他的国家科学基金会管互联网已经管不了多久了，马上要移交给商务部了，何不让中国科学院进来呢？等到商业化以后，科学院通过公司的关系也总会进来的，还不如现在就让我们进来，所以他就同意了。这是一个背景，就是说，我们当时去的正是时候。

中美科技合作例会挺有意思的，这件事让大家都很开心，之前互联网都是一些科学家自己用来通信、搞科研的科学家内部网，现在变的全世界都在用，而且这么重要，大家都特别开心。2007年9月，波茨坦、胡启恒与欧洲和美国一些曾推动互联网早期发展的专家们合影（自左至右：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互联网国际合作部主任斯蒂芬·沃夫，他是1994年支持中国接入互联网的美方负责人；CSNET共同奠基人Landweber；胡启恒；德国的维纳·措恩教授，曾帮助中国发出1987年“跨越长城，走向世界”的电子邮件）。（供图：胡启恒）肆　联网的潘多拉魔盒

4月20日那天还有没有发生其他有趣的故事？*　*　*

开通互联网过程中最生动的故事，是关于科学院网络信息中心的36一个小工程师李俊的，他当时是个博士生，很年轻。

李俊19日晚上在机房里值班。值班的时候不能睡觉，他就在这机器上玩，玩着玩着忽然发现跟美国的服务器接通了。这个地方是他们很多次想要接通却始终接通不了的，一直呼叫那个服务器，但就是没回应。但是他19日晚上发现成功了，于是就赶快进主干网看看，先不打电话报告上司，先玩会儿再说。这是他自己说的。

那是19日晚上，李俊进入美国的主干网了，跟美国的服务器接通了，所以他高兴极了。第二天也就是20日，钱华林才知道，然后钱华林告诉了我。听到这个消息我也很高兴，不过当时应该是没有障碍了，因为技术问题钱华林早就解决了。

科学院曾经拍了一个片子叫《网络中国》，分为上、中、下三集，其中就有李俊的这个故事的镜头，很生动。

所以当时接入互联网的目的也比较纯粹，就是搞科研，但接入进来以后就发生了一些变化，是吧？*　*　*

这个互联网是个“妖精”，它进来就变形了，开始进来的时候是用来搞科研的，后来就变得无所不在了。这就像瓶子里面那妖精已经出来了，你再让它回去，它不回去了。

当时我们找邮电部，需要它提供国际联网这条线。邮电部在沙河有一个天线，通过邮电部的卫星通信线，我们的信息才可以传送。那时中美之间没有海底缆，所以要租用邮电部在沙河的天线，然后传送。卫星传输这条线我们要租用，而且要得到邮电部的许可，因为它是国家授权管理的，没有授权的话，就是给钱也不能用。

就像我之前提到的一样，我后来跟邮电部谈了好几次，最后朱高峰副部长帮了忙。现在我每次想到这件事，还是非常感谢他。

您亲身参与互联网的建设并一直关注中国互联网的发展，除了最37初那些曲折的故事，还有哪些记忆比较深刻的事情？*　*　*

我对互联网最早的印象，与一个农民的女儿杨晓霞得的一种怪病有关。这个女孩的手指头、脚指头都烂了，发黑，然后慢慢烂，在农村没有人知道这是什么病，送到北京也还是不知道。那时我们没有全面接入互联网，后来北大有个学生就把这件事通过电子邮件一站一站地发到了德国的一所大学，那所大学有一个外国朋友帮忙把这个消息广播至整个互联网，公开在互联网上说“中国求救”，很短的时间就有几千条消息过来。后来根据互联网提供的线索，有关人员确定这个女孩是农药的金属铊中毒，这个孩子的命就保住了。我这才知道互联网有这么大的威力，可以让全世界的普通人都能够在一起沟通。所以这真是个好东西，我们一定要为它摇旗呐喊，于是我开始为互联网“站台”、为互联网摇旗呐喊。2002年，我们在上海举办了全世界的互联网大会，那次我们非常高兴，我在大会的晚宴上讲了这个故事。我说中国人最早知道互联网就是因为这个农民的孩子，有了互联网这个孩子才得救，我们从那个时候就爱上了互联网。宴会过程中有一些外国朋友跑过来跟我聊天说：“你说的那个故事我们国家也发生过，一个人遇到灾难求助的时候最好的办法就是互联网，专家都会聚拢来帮助。”我觉得这是印象最深刻的，互联网能够给人们带来那么大的好处。38

我不止一次被互联网发明人之一的温特·瑟夫所感动。我们第一次见面时，他就问我：“胡女士，请你告诉我互联网对中国的普通老百姓有什么用吗？”他诚恳得像个孩子，我给他讲了一些故事，比如农民怎么通过互联网卖菜、卖茶叶等。他听了之后，脸上展现出的那39种欣慰的笑容让我终生难忘。一位志愿者小楷抄写《啊，互联网，你这个精灵》，这是胡启恒在互联网进入中国20年时所写的一篇散文。（供图：胡启恒）2009年8月，互联网缔造者之一温特·瑟夫来北京参加未来互联网论坛时，胡启恒与他交谈、合影。（供图：胡启恒）伍　互联网进入中国的见证人

您觉得应该如何评价中科院这些人，包括钱华林，在中国互联网的发展中所起到的作用？*　*　*

我觉得我们是一个团队，各人干好各人的事，我负责上层的关系协调，例如保证NCFC几个单位和平共处、必要时去和美国相关机构沟通接洽。所以，后来当有人夸奖我做得真不错的时候，我说我也不过就是“在其位、谋其政”，该我做的事我都好好做了，没有因为我的糊涂而丧失时机。他们呢，也是各司其职，因为钱华林是我们NCFC的，在技术团队里，他是一个带头的，所以这也是他该做的。我们是互联网进入中国的第一批见证人，亲自参与了将互联网引入中国的过程，我觉得这样说是比较客观的，而且不张扬。钱华林教授在2014年也入选了国际“互联网名人堂”。4041

王运丰那个事情，和我们后来做这些事没有一点关联，实际上是两件事情。当时王运丰是另外一头，科学院这些人其实并不知道王运丰这个人。王运丰是当时兵器部计算所的人，他们想连网，同样是出于自己的需要。42

然后他们找了一个合作者是德国卡尔斯鲁厄大学的措恩教授，他当时为我们中国早期的互联网建设做了很多的工作，我认为不能因为他们这个团队与我们没有关联而忽视了他们的贡献。所以，我现在正在为这位德国教授以科学院名义申请一个奖项，叫“国际合作奖”。我认为这位教授体现了一个科学家、一个工程师的良心，就是他要帮助中国。他的确做了很多工作，特别是在后来叫北方计算中心、王运丰老先生工作的那个地方。2007年9月，波茨坦，胡启恒代表中国互联网界向德国维纳·措恩教授赠送奖牌，感谢他为促进中国互联网早期发展所做的贡献。（供图：胡启恒）

措恩教授派人来给我看了一个视频。视频中他带队伍到中国来，43半夜跟计算所的人一块儿开夜车，而且中国的PC不能跟德国的服务器沟通，这位德国教授就从德国把他的计算机拿到中国来用，然后想了各种办法，克服技术上的障碍，最后连通了。之后，他们就发了“跨越长城，走向世界”那封邮件。邮件署名是以王运丰为首的七个人。这件事情发生在1987年，可是科学院的高能所在1986年已经发过第一封电子邮件。44

当时科学院这个电子邮件是谁发的呢？是吴为民。他发的电子45邮件，只是跟CERN讨论怎么交换数据，没有想到来一个什么“跨越长城，走向世界”。所以，后来互联网协会征求网民的意见，说“我们中国网民文化节放在哪一天”的时候，网民们就不约而同地说9月14日，就是“跨越长城，走向世界”这封邮件发送的时间，而不是1986年。1986年那封邮件没有什么社会影响，它只是讨论科学的事。

我第一次见措恩教授是在2003年。那年我也参加了WSIS，开会的时候，其中有一个专题会，就是有一个小会场。我一看这个会议日程上有德国措恩教授的报告，他做报告的题目就是“互联网在中国的早期发展”，我就去听了，但他讲的事我一点儿都不知道。后来等到会后我就去找他，我说我是从中国来的，我听到你讲的故事，我非常感兴趣，但是说实话，你讲的这事我一点都不知道，我说我得回去找有关的人再了解一下，然后跟你联系。我们就交换了通信方式。我回来以后，把这事交给CNNIC的一个人，让这个人去了解这件事。他了解清楚以后，告诉我是怎么回事，但是那时候王运丰已经故世了。46

王运丰手下有一个工程师叫钱天白，当时是王运丰老教授领导的团队里面比较年轻的一个。钱天白当时是兵器部的，负责辅助王运丰。王运丰老先生是从德国留学回来的，所以他们跟德国人有合作。47在国际互联网注册.CN的时候，王运丰就派钱天白代表中国去参加，而这些事我们都不知道，他去登记可能是在1994年之前吧。1994年我们开始做CNNIC的工作后，我们认识了钱天白，后来又知道了王运丰，知道了他有这么大一个团队。但那个时候，这个研究所出于各种原因，是不太活跃的一个单位。所以，后来我就跟钱天白合作了，因为钱天白这个人也很好。钱华林、钱天白就是“二钱”，一个是行政联络员，一个是技术联络员。我把钱天白请来跟我们一起合作，钱天白当时表示他愿意来，愿意跟我们合作。大家合作都很愉快，一起邀请有关专家共同讨论建立中国的域名体系，只是可惜后来不久钱天白就去世了。

您跟钱天白见过几次面？可以大概讲讲，钱天白是怎样一个人吗？*　*　*

见过很多次，我还跟钱天白一起出国一次。

钱天白在兵器部，兵器部对外交往不太方便，他跟着王运丰，是中国在国际互联网的联络员。钱天白接触的美国机构是有接口的，所以我问他愿不愿意参加我们这边的工作，他说他愿意。

后来我们制定中国的域名体系，都是钱华林、钱天白领导的。钱天白对我们的帮助就是他在美国有接口，我们对他的帮助就是我们得到了政府的认可，所以他在我们这儿可以很自然地把他的资源提供给全国。钱天白跟我们科学院的一些科技人员差不多，是一个网络工程师，那个时候他大概是40多岁。我们合作得很愉快。

1994年我们把服务器从德国移回来，这是在钱天白的帮助下实现的。因为那个服务器在德国，我们有了钱天白的帮助，去找这个德国的教授就很方便，然后就把这个服务器挪回中国了。2005年2月18日，日内瓦，联合国互联网管理工作组（Working Group on Internet Governance，WGIG）第二次会议（前排居中的是WGIG 执行协调员Markus Kummer，他的右后方是原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的特别助理和WGIG组长 Nitin Desai，胡启恒在前排左二）。（供图：胡启恒）陆　面临的问题是.CN设在哪儿

您的作用很重要，上下都要协调好，您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些经验吗？*　*　*

做事情最怕互相争斗，如果互相争斗，什么事也干不成。我特别感谢当时NCFC管委会的那些人，我觉得他们真是太好了，都非常支持我，一起合作、共事，都是想做事的人，非常好。

做这些事，没有什么特殊的原因，我就是“在其位、谋其政”，是我该做的。但是怎么做，那就跟我本人的认识有关系了。我的观念就是主张团结合作，不想压别人一头，也不想控制所有的人。

我是比较容易跟人合作的，因为我这个人不太计较自己的地位，我也不太计较是不是大家都得听我的。我觉得如果大家都听我的，那太可怕了，万一我没想出什么好主意，怎么办？最好是大家都说话，大家都出主意，那事情就好办了。2013年8月3日，柏林，胡启恒与1994年中国进入互联网直接有关的两位美国人合影。图片中左为斯蒂芬·戈德斯坦，右为斯蒂芬·沃夫。（供图：胡启恒）2013年8月3日，照片自左至右：Lynn Amour，世界互联网协会ISOC的CEO；斯蒂芬·戈德斯坦，1994年主管互联网国际合作，他是完成中国接入的美方的直接执行者；胡启恒。（供图：胡启恒）

那次去“互联网名人堂”，我也很高兴。我见了斯蒂芬·戈德斯坦和斯蒂芬·沃夫，不过没看见他们当时的主任，就看见当时具体管网络的这两个人，还有温特·瑟夫，他来华好多次了。我不知道参加那48个会的具体人数，可能有不少吧。2013年被新录入的是35个，以前被录入的也有来参加的，2013年被录入的也有没来的，有个别是因为去世了，派了代表，也有的是有事没来。反正人不少，很热闹，大家见了面，挺亲切的，因为互联网把我们联系在一起，大家都很有默契，心意相通，见面都非常高兴。2013年8月3日，柏林，在国际互联网协会ISOC“互联网名人堂”颁奖大会上，胡启恒发表感言。（供图：胡启恒）2013年8月3日，柏林，国际互联网协会ISOC“互联网名人堂”入选者合影。（供图：胡启恒）

他们这些科学家，在当时也都非常希望中国能进来；中国毕竟是那么大一个国家，而且我们在科技界的形象还不错，人家认为我们中国科学院有一帮认真做学问的人，所以国际上的好朋友很多。我一方面联络这些学校，我们团结共事；另一方面，我也在考虑将互联网引进来以后，把.CN设在什么地方的问题。2013年，ISOC颁发给胡启恒的纪念章。（供图：胡启恒）

这个问题应该由大家讨论决定，不是理所当然就放在科学院，所以我跟科学院那些人说，我们一定要好好争取，要做好工作。他们就认真地去研究这个域名怎么管，做了很多技术上的准备。这个时候钱华林做了很多外交方面的工作，因为他对国际上的这些组织比较熟49悉。APNIC是负责分配亚太区IP地址的，钱华林就出主意，把APNIC管理IP地址的人请到中国来。因为我知道，.CN服务器到底设在哪儿，比如设在邮电部，还是设在清华，还是设在科学院，最后要报告APNIC，然后APNIC才能把根服务器上面中国.CN的服务器地址、IP地址确定下来，这个物理位置、地理位置在哪里也就确定了。

当时APNIC负责这事的那个年轻人叫戴维。我问，如果我要向他报告，什么样的情况他才能认可。他说：“很简单，你报告给我，我可以承认，前提是必须在中国范围内没有人提出异议。如果有人提出异议跟你抢，那我就不能承认你了；如果没人跟你抢，那就是确定的了。”互联网的管理当时就是这样，非常民主，不一定非得有政府的批文。APNIC不看政府批文，也不管你是谁，你说有条件，APNIC首先看你是不是有这个条件，技术上是不是做得到，如果你技术上有条件，然后确实没有人挑战你，你提了申请以后，APNIC认为你行，中国也没有人认为你不行，那就可以了。

后来我一想，我那个时候要想说服别人，说这个东西就要放在科学院，也是很难的。但是我觉得科学院的队伍确实不错。科学院当时有很大一块地方，主要是搞计算机，叫计算中心。从1994年到1997年，我做的另一件事，就是把科学院的一个计算中心重组了，变成了以网络服务为核心的所。计算中心是上一个时代的产物，就是科学院买个大机器，各个所共用，要算题的时候大家都跑到科学院计算中心来。在我们引进互联网后，我们已经意识到，之前的计算中心过时了，以后的共享机器就会通过网络来共享了。但是没有网络的话，怎么能共用？所以，后来我们科学院党组就同意了我的意见，说应该调整。这个意见也不是我一个人的，是下面，包括局一级的，大家一起商量，都同意把这个计算中心改组，建立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50（CNIC）。这个改组的工作，在1994年到1997年就完成了。这个调整是很复杂的：一个旧单位里面有很多老人，他们的退休工资问题，房子与人员怎么分配的问题……总而言之，人事方面的事项很复杂。51

那时候，宁玉田给我推荐毛伟。我还问宁玉田，我说这个人这么年轻，行吗？他说行。毛伟担任CNIC的主任时只有30多岁，他是钱华林的学生。我当时一点儿都不了解毛伟，完全是宁玉田给我推荐的，后来觉着毛伟还真行。他虽然年轻，但很稳重，做事情一步一个脚印，最后就带领一帮年轻人，把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这条路走通了，而且在几年之内使得CNNIC赶上了别的国家。我们CNNIC的管理水平，硬件、软件管理制度和开发的一些新的服务项目，水平都非常高。

CNIC是科学院建立的一个所，在这个所的基础上，我们把CNNIC的功能放在这儿，我说这个任务就交给他们了，让他们想办法建一个班子，负责CNNIC。毛伟就领头组建了一个非常年轻的班子，很多年轻人都是新招的，他们主管CNNIC，CNNIC等于依托在科学院CNIC的平台上。

我们就这样组建了一个很年轻的队伍，然后我专门把他们集中起来，跟他们讲的最主要的一条，就是他们不是科学院的一个随便的研究所，不是以研究为核心，而是以服务为核心的，而服务的对象就是网络，这个网络就是互联网；他们需要研究的问题，也主要是围绕服52务的。所以他们值班都是要365×24小时的，他们的电源不能掉，值班需要三班倒，一定要保证365×24小时的服务，因为用户要用这个网络，他们需为全球的用户提供.CN的服务。

这个队伍已经建好，为.CN的管理做了很多准备。我当时一想，这个事还必须得到我们中国官方的认可，于是我就把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的准备情况、它的人员队伍、它为.CN这个服务器所做的技术上的准备等做了报告。柒　垃圾堆旁的网络管理中心

当时电子部的部长是谁？*　*　*53

当时电子部部长是胡启立。54

当时我们要申请管理.CN这个事，报告给了吕新奎，他当时是在国务院设立的一个叫中国国民经济信息化领导小组任职。我们就向他报告，说我们要申请管理国家的顶级域名.CN服务器，吕新奎副部长亲自走访了我们科学院这个网络信息中心。我带他去参观了我们的机房，因为当时我们把服务器等设备都买了，机房也都准备好了。我还向他介绍，我们这儿还有很多的报告资料，证明我们有这个能力、有这个力量。

我们当时做的工作，一方面是面向中国政府的，另一方面在国外是面向APNIC的。此外，我们也把那些外国人请到中国来参观，告诉他们我们这儿有力量，我们已经开始做了。

我们这个网络信息中心成立时的周边环境是非常差的，它在一个小胡同里面，周围都是垃圾堆，我现在还记得。当时我每次走过，心里都难受，因为它是一个网络信息中心，有很多外国朋友都会来，有些合作伙伴也会过来。

它在北四环的南面，翠宫饭店北面，过了知春路再往北的一个小街小胡同里。我当时跟我的司机说，这个地方太重要了，它是要连接全世界的。可是我请了那么多外国人来，一来先看见这垃圾堆。那时我是副院长，我就找来我的秘书，问他能不能想想办法。后来他们就跟科学院的机关去说了。科学院机关也没有办法处理那垃圾堆，因为那是归市政管的，只好让中关村的一个管后勤的局临时出动一些人，把垃圾临时运走。

吕新奎副部长亲自来看了，又加上对科学院的信任，他就批复同意了。

吕新奎批了同意，一方面是看重科学院的信誉，另一方面是相信科学院的能力，这.CN就让科学院管了，我们的CNNIC就落地了。1997年获得政府认可后，发文宣布CNNIC正式成立。虽然1997年才获得“官宣”认可，但其实真正的工作1994年就已经做了。当时为什么我愿意让科学院来做？也不完全是我的本位，因为我觉得互联网在世界上标榜的就是一种民主的精神，自下而上的积极性。我现在还是觉得，互联网由科学院来管，而不是一个政府部门采管，对国家比较好，我们在国际上的形象好。我们这种做法跟国际上通常的做法是一致的。

我当时就想，如果只是由这几个年轻人来管这个域名，领导机关、部委都不了解他们在干什么，那是不行的。因为我们可能需要各有关部门及时提供帮助和支持，CNNIC要替全国管好这个.CN，一定会有很多行政方面的事情。如果没有有关的部门参与，这些年轻人到时候遇到问题就无法解决。所以我就出主意说我们还要建立一个工作委员会。这个工作委员会是1997年才正式开始运作的，建立委员会确实是我的提议。因为我觉得CNNIC是一个新的东西，互联网在中国也是一个新的东西，连邮电部都不是太清楚互联网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CNNIC要开始开展工作，要给大家登记域名，一定会碰到很多的障碍。我想，要让它工作得比较顺利，需要各方面的支持，所以我当时提出了成立工作委员会的具体想法。

因为当时在中国没有这个体制，CNNIC是体制外的，没人管，邮电部也不会管。科学院自己可以管，但是科学院必须借助其他单位，也必须让各个有关单位和部门都知道这个CNNIC是干什么的，这样当CNNIC遇到困难时他们才能够支持和帮助它。这个工作委员会邀请了一些企业，当时主要是电信企业，那时还没有什么互联网企业，还邀请了政府主管部门，请邮电部来当我们的工作委员会的副主任。主任当时是由我来做的。我当时的想法就是要有企业，有政府，也要有科55技界，还有就是要有一些学者。当时我们邀请了何德全，还有曲成5657义、王行刚等加入。工作委员会的作用主要是沟通情况，让大家了解什么是互联网、域名；再就是协调关系，共同支持这个新产生的机构CNNIC，让它为全国互联网管好中国国家顶级域名.CN。

我们这些事情都做得比较顺利，但都不是我亲自做的，我只是为这些事创造了一些条件，把该合作的人请来了，请来的这些人对我们帮助很大，然后这个环境也就营造起来了。每次开会我们就报告CNNIC怎么样了、又登记了多少域名、发生了什么问题、主管部门有什么要求等。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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