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严耕望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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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史三书(增订本)试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治史三书/严耕望著. —增订本.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ISBN 978-7-208-13717-2
Ⅰ.① 治… Ⅱ.① 严… Ⅲ.① 史学-研究方法 Ⅳ.① K06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67530号
书名：治史三书
作者：严耕望
排版：山东源齐数媒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ISBN：978-7-208-137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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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il：info@wenjingbook.cn《钱宾四先生与我》 Copyright © 1992, 1994 严耕望《治史答问》Copyright © 1985, 2005 严耕望《治史经验谈》Copyright © 1981, 2005 严耕望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台湾商务印书馆授权出版发行版权所有文前插图● 金针度人的治学入门书——《治史三书》导读● 治史经验谈● 序言● 一 原则性的基本方法■（ 一）要“专精”，也要相当“博通”■（ 二）断代研究，不要把时间限制得太短促■（ 三）集中心力与时间作“面”的研究，不要作孤立“点”的研究；建立自己的研究重心，不要跟风抢进■（ 四）要看书，不要只抱个题目去翻材料■（ 五）看人人所能看得到的书，说人人所未说过的话■（ 六）其他几点意见● 二 几条具体规律■（ 一）尽量少说否定话■（ 二）不要忽略反面证据■（ 三）引用史料要将上下文看清楚，不要断章取义■（ 四）尽可能引用原始或接近原始史料，少用后期改编过的史料■（ 五）后期史料有反比早期史料为正确者，但须得另一更早期史料作证■（ 六）转引史料必须检查原书■（ 七）不要轻易改字● 三 论题选择■（ 一）具体问题与抽象问题■（ 二）问题的实用性■（ 三）大问题与小问题■（ 四）自己能力与材料情况■（ 五）检查论著目录● 四 论著标准● 五 论文体式■（ 一）常行体■（ 二）纲目体■（ 三）纲目变体■（ 四）复合体● 六 引用材料与注释方式■（ 一）引用材料方式■（ 二）注释方式● 七 论文撰写与改订● 八 努力途径与工作要诀■（ 一）立志与计划■（ 二）工作要诀● 九 生活、修养与治学之关系■（ 一）健强身体、健康心理■（ 二）一心力、惜时光■（ 三）淡名利、避权位■（ 四）坚定力、戒浮躁■（ 五）开阔胸襟■（ 六）慎戒执著● 治史答问● 序言一● 序言二● 一 我研究历史的兴趣是怎样引发的● 二 我在中学大学读书时代的课外阅读● 三 我对于政治制度史的兴趣是怎样引发的● 四 我对于历史地理的兴趣是怎样引发的● 五 我的研究重心何以放在唐代● 六 我对于上古史与考古学的兴趣● 七 宋史是青年可大展拳脚的园地● 八 我对于唐诗史料的利用● 九 我今后的撰述计划● 十 研究历史不要从哲学入手● 十一 研究中国史不必要从中文入手● 十二 社会科学理论只是历史研究的辅助工具，不能以运用理论为主导方法● 十三 “无孔不入”、“有缝必弥”● 十四 目录学与校勘学● 十五 年龄与撰述● 十六 前进与落伍● 十七 史学二陈● 十八 通贯的断代史家——吕思勉● 十九 翻译工作的重要性● 二十 我购藏书刊的原则● 二十一 我对于中国通史讲授的几点意见● 附录一 严耕望先生访问记● 附录二 《唐代交通图考》序言● 钱穆宾四先生与我● 序言● 上篇 钱穆传● 下篇 从师问学六十年● 附录一 我与两位王校长● 附录二 我对傅斯年孟真先生的感念● 附录 中国史学界的朴实楷模金针度人的治学入门书——《治史三书》导读
一、严耕望：一个坚强纯净的学术人
严耕望（1916—1996），字归田，安徽桐城人，出生于累世务农之家，仰赖父兄勤勉，家境渐裕，才得以进学苦读。与一般男生相似，他对历史的兴趣也由《三国演义》激发，却进而借字典强读了《三国志》。史学家与人类学家李则刚是他的高中历史教师，严耕望受其引导而初知治史门径。1937年，他考入武汉大学历史系，抗战军兴，随迁四川乐山，其间广泛选读政治学、经济学与文字、音韵、训诂等课程，为日后治学奠定了基础。1941年，钱穆讲学武汉大学，他投入门下，从师问学长达半个世纪。受钱穆开示，他决定以中古制度与历史地理作为终生治学的两大方向。
大学毕业，严耕望进入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与钱穆和顾颉刚时相过从。两年后研究所停办，他改入重庆国立编译馆做编辑员。1945年初，转入金刚碚工艺班任教，苦于无暇读书研究，便致函傅斯年申请进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受到青睐与识拔，入所任助理研究员。其后，一直在史语所从事研究，1949年随迁台湾。1957年9月起，他赴哈佛大学做了两年访问学者。自1964年后，严耕望应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之聘，兼任新亚研究所导师直至逝世。1970年，当选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1980年，他应耶鲁大学历史系之邀，为中国史博士班讲授一学期“唐史”。1986年，自史语所退休，转任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严耕望一生研究，聚焦在政治制度史与历史人文地理两方面。前期为主的政治制度史研究集中在秦汉至隋唐的中古长时段。对中央政治制度研究，有专著《唐仆尚丞郎表》与专论《秦汉郎吏制度考》、《北魏尚书制度考》等；对地方政治制度研究，有专著《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包括《秦汉地方行政制度》、《两汉太守刺史表》与《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晚年讲义《中国政治制度史纲》体现了他对中国政治制度的总体把握。后期为主的历史人文地理研究，有专著《魏晋南北朝佛教地理稿》、《唐代交通图考》与待刊的《隋唐通济渠考》等。他的著作除台湾版外，2007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汇为《严耕望史学著作集》6种13册刊行，2009年出版的《严耕望史学论文集》收录其专书以外论文58篇，分为政治制度编、历史地理编与综合编，其著作至此堪称大备。
严耕望的研究规模恢弘，笼罩全面，尤以《唐代交通图考》为“生平功力最深、论辩最繁之述作”，他自评其书道：“详征史料，悉心比勘，精辨细析，指证详明，俾后之读史治史，凡涉政令之推行，军事之进退，物资之流通，宗教文化之传播，民族社会之融和，若欲寻其径途与夫国疆之盈亏者，莫不可取证斯编。”
严耕望自认是一个坚强纯净的“学术人”，余英时推崇他是“将全副生命献给学问的人”。有两件轶闻最能印证他这种宗教性的奉献精神。其一，某年盛夏周日，蒋介石以“总统”之尊未告而莅临“中央研究院”，不见有人迎接，找到史语所，严耕望天热未穿上衣正在工作，出来一看随即进去继续其研究。其二，余英时受托宴请钱钟书访美，以同门之谊邀他出席，他坚守“避开任何不必要的活动”的原则，婉言谢绝。关于严耕望的治学精神与史学取向，本书附录余英时的《中国史学界的朴实楷模》有真挚的追忆与到位的评价。
二、《治史三书》的成书与影响
1960年代初，严耕望起念写一篇《治史方法之我见》，还草拟了提纲大意，已具《治史经验谈》雏形，但事务丛脞终未成稿。1974年，他赴香港大学讲治史经验，后将论“原则性的基本方法”部分草成《治史经验谈》上篇刊布，颇受青年欢迎，希望他多写这类文章。1979年起，他修改讲演旧稿，续撰论学新作，屡经增订，数易其稿。1981年，《治史经验谈》由台湾商务印书馆收入《岫庐文库》，甫一行世，大得好评。
次年，严耕望接待台湾杂志编辑与史语所后学来访，由黄宽重整理成《严耕望先生访问记》发表。有感于“仓促应对，未能畅达”，事后，他据来访者所列问题，并新增若干，陆续成文，个别篇什曾先期刊出。1985年，他将这些文章结集，后附上述《访问记》与《唐代交通图考》序言，题为《治史答问》，仍交《岫庐文库》刊行，内容都是《治史经验谈》尚未涉及或虽有涉及却未遑详述的，自称可“视为《治史经验谈》之续编”。
1990年，钱穆逝世，严耕望受托撰成《钱穆宾四先生行谊述略》以为追思；还续作《从师问学六十年》，以追随钱穆的问学经历为主，兼忆小学与中学两位老师。1992年，这两篇回忆结集，附录此前发表的《我与两位王校长》与《我对傅孟真先生的感念》，总题《钱穆宾四先生与我》，仍由《岫庐文库》印行。《治史三书》至此告成。但其生前，台湾始终将三书独立印行。
在学术大成的晚年岁月里，严耕望之所以“欲把金针度与人”，将一生治学经验作全面总结，既有师友敦促，也有个人考虑。好友杨联陞敦请他对后学负起更大责任：“如此现身说法，读者得此鼓励，必有闻风而起者”。钱穆也劝勉他应“给青年们一些影响，否则他们都不懂学问究该如何做了！”而他发现，包括钱穆在内的前辈大师述作尽管繁富，“但教人治学的文字并不多见”，而“薪火相传，成功不必在己”，故发心撰述治史三书。综观此书，《治史经验谈》允当内篇，《治史答问》视作续篇，都从问题入手；《钱穆宾四先生与我》作为补篇，改以经历说法，主辅互证，横纵结合，构成归田史学的枕中秘籍。
杨联陞以“尤为切实”评价《治史经验谈》；余英时也推许《治史三书》是“为后学现身说法”。三书出版后，在台湾大受文史学子欢迎，成为他们的入门必读书，影响波及海外与大陆。1980年代，有韩国学生抱怨，留学台湾原想掌握中国传统治学方法，岂料听到的不是美国式方法，就是日本式方法，台湾学者黄宽重向他们推荐了《治史经验谈》与《治史答问》。1987年，大陆学者黄永年收到严耕望转赠的《治史经验谈》与《治史答问》，次年撰文时称誉这两本小书是“对后学作‘金针度与’之书”。其后十年，两书复印本在大陆研究生圈内广为流传。前人评俞樾一生拼命著书，后学最受用的还推《古书疑义举例》；严耕望也著作等身，但对初涉史海的学子来说，比起其皇皇巨著来，《治史三书》也许最有启发之功。
直至1998年，大陆才首次由辽宁教育出版社将《治史经验谈》、《治史答问》与《钱穆宾四先生与我》合编为《治史三书》，列入《新世纪万有文库》的《近世文化书系》。2006年，该社将其改版为《怎样学历史——严耕望的治史三书》，纳入《花生文库》的《大师谈学习系列》。2008年，世纪出版集团文景公司获得授权，在大陆出版《治史三书》的中文简体字版。今年恰逢严耕望百年诞辰，特推出纪念版。
三、最佳治史入门书《治史三书》所论几乎涉及史学研究的所有方面。大匠不遗细节，对史学论著的撰述体制、写作改订、引文格式、注释安排，对作为治史必备知识技能的目录学与校勘学应掌握到何等程度，对外语阅读与史著翻译如何有助于治史，严耕望都不厌其详地娓娓道来。这里仅对荦荦大者略作导读。
1.史家的志业与修养
历史学家以史学研究为终生事业，如何确立志业，修养身性，规划目标，关乎其能否最终取得重大成就。严耕望认为，历史学不像文学与科学，少有年轻的大史家；其创获也主要不仰赖于天才。为此，他提撕三条：一有抱负，二能自信，三立计划。
关于抱负。严耕望认为，史家应该“不专为己，兼要为群，对于社会人群有一份责任感”。在社会责任感上，他首先强调“从事文史学科的研究，本不应谈实用问题”，史学应以无用之用作为价值标准；但也肯定，“国家大计、社会动态、人民生活、思想潮流是最为大家所关注的问题”，应予首要的关注。然而，在史学研究与现实关怀的关系上，严耕望与“前辈学人晚年著述往往寄寓心曲”持有异趣，更无导师钱穆“学术领导政治，学统超越政统”的价值取向，他明确表示，自己著述“只为读史治史者提供一砖一瓦之用，‘今之学者为人’，不别寓任何心声意识”。对《唐代交通图考》，他认为：别人“对于我的结论与图绘定能放心的利用。这也许就是我对中国史学界的点滴贡献”。
关于自信。严耕望首先提醒，“自信心的基础不是也不能建筑在天才上”；而后指出：“必须要下定决心，奋发努力百折不回的去达成目标，纵然明明没有成功的希望，也要坚定自信，以‘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去做，企求愈能接近目标愈好”。
关于计划。张之洞早指出，“史学须渐次为之，亦须穷年累月”（《輶轩语·语学》），钱穆昔年也提示：“要眼光远大，要有整个三十年五十年的大计划，不可只作三年五年的打算。”严耕望秉承师说告诫后学：“若求取较大成就，决非事先有个大体固定切实可行的计划不可，否则纵能有成，也将大打折扣”，因为史学研究是艰巨长期的大规模工作。即如他的唐代交通研究，“耗时四十年，文繁两百万”，就计划三步走，首先《唐代交通图考》，其次《唐代人文地理》，最后《国史人文地理》，三者有其一贯性。虽天不假年，仅基本完成前者，计划中后两部著述只成若干专论，但如他坦承，若事先“无长远的计划，相信一部都不能完成”。如何将三大原则落实到研究工作，严耕望总结出身体力行的八字要诀：“勤”、“恒”、“毅”、“勇”、“谨”、“和”、“缓”、“定”，并逐一申述了大义。
严耕望认为，作为优秀史家的最基本条件，在生活准则与人格修养上，首先必须“成为一个健康纯净的‘学术人’”。说得具体点，应有“强毅缜思之敬业精神与任运适性不假外求之生活情怀”；说得警策点，即他提炼的座右铭：“工作随时努力，生活随遇而安。”而要真正进入这一境界，“基本功夫不全在用功读书，尤要从人生修养做起”。为此，他给出两条建议。一是锻炼体魄，在他看来，“史学有较大成就，总得在五十以后，至少近五十岁，最好能活七十八十”，故务须“健强身体、健康心理”。二是修养人格，他结合自身与时贤的正反经历，总结并缕析了“一心力、惜时光”，“淡名利、避权位”，“坚定力、戒浮躁”，“开阔胸襟”，“慎戒执著”五条原则。前三条与八字诀中“定”都有密切关联，严耕望再三致意后学：对内心的见异思迁，外在的压力诱惑，都要“达到老僧入定，不为名利权位等任何冲击所动摇”，将心力时光都投身于史学研究。
2.治史的方法
严耕望谦称“不太讲究方法论”，自认为《治史三书》“说不上史学方法论，充其量只能说是我个人的体验，个人方法”。然而，这本书毕竟是专讲史学方法的著作。讲史学方法可有两种形式。一类是史学概论类的高头讲章。这类方法理论，在严耕望看来，“不妨让一些专家去讲，成为一项专门之学，但实际从事历史事实探讨的人只能取其大意，不能太过拘守”。他以为，这类史学方法，难免呆板僵化，流于纸上谈兵，并无多大用处。另一类便是学有成就的史家结合自身经验，向后学传授的方法，往往亲切而实用。据说，萧启庆曾棒喝后辈：方法论只有成学的大家，才有资格谈论。作《治史三书》时，严耕望已卓然成家，当然有足够的资格来谈史学方法论。
严耕望承认“方法论对于我的治史不无相当影响”，也“赞同运用各种社会科学方法与理论作为治史工作的辅助”；他甚至接受唯物论，认为“物质生活是人类历史演进的基本因素，政治与意识形态是上层建筑”。人类的历史包罗万象，史家面对的课题纷然杂陈，倘拥有越多的方法与手段，处理起来就越得心应手，这是不言自明的。
惟其如此，严耕望在方法论上持开放态度：史学方法“应该是多样化的，也该是无止境的进步，愈后愈臻精密”。然而，史家应对的课题各不相同，处理的方法也不可能千篇一律，即便同一课题，不同史家的应对方法也未必千人一面。史家也如兵家，兵家有“兵无常势”之说，史家也有“史无定法”之论。正鉴于方法只是达到目标的手段，严耕望结合几十年治史经验，同样主张“治史不能机械的拘守某一类固定的方法”，因为“各种社会科学理论在史学上的运用也各有局限，不能恃为万应灵丹”。各种社会科学对治史都会有帮助，但也各有局限性，倘若执一驭万，无异刻舟求剑。以量化史学为例，严耕望说自己最喜用统计法，但接着反问：“历史材料不是都能量化的，难道不能量化，我们就不做？”
在治史的根本方法上，严耕望尤其强调：研究者“要空荡荡的毫无一点预先构想，完全凭些散沙般毫无定向的零碎材料，自己搭起一个架子，自成一个体系。更明白的说，要从史料搜罗、史事研究中，建立自己的一套看法，也可说一番理论”。他说自己“固守一定原则，不依傍，不斥拒，能容众说（包括各种理论与个别意见），随宜适应”。这与清代戴震的“空所依傍”和西方韦伯的“价值中立”大抵殊途同归。惟其如此，他坚决反对历史研究为任何预设的理论观点所奴役，无论大陆史学有过的“学术为政治服务”，还是海峡两岸滥用西方史学那种模式先行的做法。
在治史方法的观摩体悟上，严耕望主张：“要多多的仔细阅读有高度成就的学者的好著作，体会作者探讨问题的线索”。在中国通史的入门导读上，他就建议以钱穆《国史大纲》为主，以吕思勉几部断代史为辅，前者是近乎“圆而神”之作，后者是近乎“方以智”之作，“在如此一经一纬的准备下”，跨入史学之门，开启史海之航，将会四处通达，无往不可。
3.专精与博通
自章学诚在《文史通义·浙东学术》里说“浙东贵专家，浙西尚博雅，各因其习而习也”，文史学界对专博的议论层出不穷。严耕望则以专精与博通的对应概念展开这一议题。他首先区分了“专”与“精”、“博”与“通”之间的具体差别：“专不一定能精，能精则一定有相当的专；博不一定能通，能通就一定有相当的博。”然后申述己见：“治史既要专精，也要博通。只能博通，固必流于肤浅；过于专注精深，实亦难以精深，且易出大毛病，而不自知。”近代学术分科细密化已成大势，最易导致治学偏走专精一路，史学也不例外。但专精仍应以博通为前提，史学尤其如此。严耕望认为，这是因为“历史牵涉人类生活的各方面，非有相当博通，就不可能专而能精”。
博通涉及两个层面。一是史学本身的博通，如果研究断代史，必须对研究断代的前后时代有深入的把握；倘若研究专题史，必须对其他专题史也应有充分的了解。二是史学以外的博通，史家应该旁通各种社会科学。严耕望指出：“社会科学的科别也极多，每一种学科都日新月异，一个历史学者要想精通各种社会科学自然是不可能的事，不过我们总要打开大门，尽可能地吸收一点！尽可能予以运用！”这与当下倡导的跨学科视野与多学科方法若合符契。博通之重要，从消极层面说，“可使你做专精工作时不出大错，不闹笑话”；从积极层面说，“可以帮助我们为史事作解释”。
正是从博通出发，严耕望认为：“历史的演进是不断的，前后有联贯性的”，断代研究便不能画地为牢，不应将研究时段限制得过于短促。在这点上，他的主张与现代西方“年鉴学派”倒是所见略同的。他告诫学子：“断代研究也只是求其方便，注意的时限愈长，愈能得到史事的来龙去脉。我们不得已研究一个时代，或说研究一个朝代，要对于上一个朝代有极深刻的认识，对于下一个朝代也要有相当的认识。所以研究一个时代或朝代，最少要懂三个时代或朝代，研究两个相连贯的朝代，就要懂得四个朝代，如此类推。”他尽管没有写过宋史论著，为对研究唐代有所帮助，却把《宋史》从头到尾认真读了一遍。
从博通出发，严耕望提醒后学，应该“集中心力与时间作‘面’的研究，不要作孤立‘点’的研究”。在他看来，所谓“面”的研究，就是“目标要大些，范围要广些，也就是大题目，里面包括许多小的问题”。这种研究的好处，一是“似慢实快，能产生大而且精的成绩”，即今所谓可持续发展；二是“容易发现材料彼此冲突，就可以即时纠正错误；材料彼此勾联，就可以相互补充”；三是“在一个大范围内同时注意相关联的问题群，则看书时到处发现材料，兴趣自然浓厚，乐此不疲”。而孤立“点”的研究，由于对整个时代缺乏全盘认识，每次看书只是翻查材料，还“美其名曰仄而深的研究”。这样，一来“仄则仄矣，不一定能精，而出了错误自己还不知道”；二来“如此东一点西一点的研究，势必心力时间都费得很多，而实际成果甚少”，事半功倍，欲速不达。
如何才能夯实博通的基础，严耕望劝勉史学入门者，应“对中国几部大的旧书能彻底的看，基础一稳固，将来往任何方向发展，皆能得心应手，毫无窒碍”。严耕望所谓“几部大的旧书”，《治史三书》未见明示，他另有《中国中古史入门书目》（收入《严耕望史学论文集》），曾列出10种书目；当然，由于治史断代与方向不同，后学不妨作适当的选择与调整。但有志于传统文史之学者，《史记》、《汉书》与《通鉴》似乎都应列入。而他所谓“彻底的看”，就是从头至尾地细读精读，倘有注疏考证都不轻易放过。这一做法，也是诸多前辈史家与当下学者指导研究生最行之有效的方法。
青年学子入门之初，应该彻底看几部大史书，在专业知识与基础史料上，尽可能打下博通的根底；起步之后，严耕望提醒，因“一个人的研究重心范围不能太多，多则精力分散，工作不会能精”，而在自己熟悉的少数大范围内，无论选择课题，抑或撰写论著，“不但较少出错，而且能深入探讨，能创获新的成果”。在他看来，最可行的进境是“由小到大，由专而通”，从专精逐步走向博通。他研究唐代交通即遵循这一轨辙，从每一道着手，从点及面，由小到大，最后汇为全国性的交通图考；他研究历史人文地理倚赖的也是同一路径，先是作专精的《唐代交通图考》，而后是唐代人文地理，最终是国史人文地理。
对应专精与博通之论，严耕望还阐述了考据之作与通识之作的关系，对章学诚的独断之学与考索之功高下论，作出了回应：
考据之作，重在实证，必须一字一句明其来历，如无明显具体证据，必当详为辩解，为之证明；但不当议于通识著作。通识之作，尤其通史，重在综合，重视章节布局，提出整体意见。就一个时代言，须综观全局，作扼要说明。就前后时代言，须原始要终，通变今古。不在一事一物之点滴考证。核实论之，一部通识性大著作，固然也要以考证功夫为基础，缺乏考证功夫与经验，即很难提出真正中肯之通识性论点。但不能要求其叙事论说之尽合乎考证标准。
议论透辟，毋须词费。严耕望一生研究也始终在追求考索之功与独断之学的一身二任。他的《唐代交通图考》固然偏于考索，国史人文地理虽仅成十余篇论文，但已与传统沿革地理大相异趣，从政治地理“推展到经济、社会、宗教、文化各方面，欲从人文地理角度窥探全史”，自有其独断与通识。
4.史料与史学
傅斯年有“史学即史料学”口号，本意乃强调史学是对史料进行研究的学问，由其掌门的史语所自是史料考证学派的巍然重镇。严耕望毕生供职于此，史料观当然深受其浸染。在史料问题上，他首先注重基本材料书的价值，“所谓基本材料书，最主要的是指专题研究所属时代的正史，不管它写得好不好，它总是比较包罗万象，什么东西都有，这是正史体裁的好处”；而后强调“就基本材料书从头到尾的看，尤其在初入门阶段”。他以身说法：“看某一正史时，固然不妨先有个研究题目放在心中，但第一次看某部正史时则要从头到尾、从第一个字看到最后一个字，一方面寻觅研究题目的材料，随时摘录，一方面广泛注意题目以外的各种问题。”只有这种阅读，才能使自己建立起对这一时代的概括性认识。
自陈寅恪首倡“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新史学以新材料研究新问题得预新潮流，蔚然成风；但对新材料理解也出现了偏颇，往往局限于新发现的稀见史料上。在稀见的新史料与普通的旧史料关系上，严耕望却认为，“新史料固然要尽量利用，但基本功夫仍然要放在研究旧的普通史料上”，真正高明的史家，应该“看人人所能看得到的书，说人人所未说过的话”。他的治史取径，“也是从一般普通史料入手”，“真正基础仍然建筑在正史上”。
在史料用为证据时，严耕望指出，既要处理好概括叙述性证据的较高价值与例证性证据的较低价值之间复杂而辩证的关系，也要甄别史料证据在时间性与空间性上的差异与限制，还要把握好史料反映的普通现象与特殊现象的区别，只有“普通现象才是社会的群像，历史的主流”。在建立己说或否证他说时，他还总结出“无孔不入”、“有缝必弥”的攻防原则。
在史料观上，严耕望指出：“过去发生的事，只有少数记录下来。有记录的，又未必传世，一直传到现在。而现在保存的记录，自己也未必都已看到。”所以他主张对历史真相要尽量少下否定的断语，这与赵元任所主“说有易，道无难”两相契合。正鉴于此，在史料搜集上，严耕望贯彻陈垣的“竭泽而渔”原则，先将史料一网打尽，再做“地毯式的全面考证”。他自述为研究唐代交通，“诸凡正史、《通鉴》、政书、地书、类书、杂著、诗文、碑刻、佛藏、科技诸书所见及考古资料，凡涉中古交通，不论片纸巨篇，搜录详密”，身体力行了傅斯年力倡的“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精神。
基于“竭泽而渔”原则，在史料处理上，严耕望强调：“不能只留意有利于自己意见的史料”，“更须注意与自己意见相反的证据”，“一旦看到反面的材料，就当自己推翻自己的看法，在所不惜”。这与清代朴学一脉相承：“遇有力之反证则弃之，隐匿证据或曲解证据，皆认为不德”（《清代学术概论·十三》）。他明确反对史料处理上的抽样作证，用于服务政治的特别目的，固然要不得；“喜欢提概括性新见解、下概括性结论的学人”，同样值得警惕。他还批评对史料的断章取义：“利用史学为政治服务的人们，故意断章取义，以成其曲说，自不必论；就是一般学人也常犯此病，尤其主观强而学力不深的学人更易犯此毛病”。
在史料选用上，严耕望遵循陈垣史源学主张，强调“尽可能引用原始或接近原始史料”，因史料每经一次改编，其信息真实性就可能多一次流失或改塑。后出胜于早出的史料特例也非绝对没有，但引用时“须得另一更早期史料作证”，这与朴学强调“孤证不为定说”如出一辙。
5.论题选择与论著写作
严耕望将治史方向与论著选题分为具体性与抽象性两大型。前者如政治史、经济史、民族史、社会史诸领域，客观实证成分较多；后者如学术史、思想史、文学史、艺术史诸领域，主观判断成分较多。他以自身经验建议学子：“为把稳起见，最好多做具体问题，少讲抽象问题。”当然，治史者才分天性人各其面，自不必强求一律。但他的建议，实含良苦用心，入门者不妨先从具体问题入手，经过必要的训练，再转向抽象性研究，由实起步，能够根底不浮，由虚入手，难免游谈无根。
在论及大问题与小问题的辩证关系时，严耕望认为，史家当然应重视历史上“关乎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但也要用做小问题的方法去做”，此即大处着眼，小处入手。而做小问题时，却应“注意到这个小问题是否对于某一重大问题极有关系，或是其一部分”，此即以小见大，小题大做。他的《唐代交通图考》，便采取这种聚小成大、集腋成裘的做法，终成不朽巨著。他还建议学者，“青年时代，应做小问题，但要小题大做；中年时代，要做大问题，并且要大题大做；老年时代，应做大问题，但不得已可大题小做”，这是他积一生经验的金玉良言。在选择具体论题上，研究者的知识结构与能力范围能否胜任，存世材料能否全面到手与足以敷用，从学术史检查判断选题可行性，严耕望对此也都有所开说。
历史学家是以论著为成果贡献给学界与后人的。作为史学成果，无论著作还是论文，严耕望认为评判标准只有两条：是否正确与有无价值。前者是低层级的评判，标准在于“证据是否可信，证据是否充分，结论是否合乎事实，或近乎事实”；后者是高层级的评判，标准在于你的研究“是否比过去他人更进了一步”。史学论著最终应该达到何种境界，严耕望借用《孟子》论断而高悬鹄的：“充实而有光辉”。所谓“充实”，指“材料丰富，论断平允，踏踏实实，不发空论”，这是有价值的史学成果的基本条件。所谓“光辉”，一是有识力，有魄力，“能见人所不能见，言人所不能言，或言人所不敢言”；二是“规模恢宏、组织严密，且有创获”。他进而将史学成果分为发掘史实真相与解释历史问题两种类型，认定前者考证复原，“永远有其价值”，而后者见仁见智，“或许有时间性”。严耕望自己毕生追求的成果，便是“真实，充实，平实，密实，无空言，少皇论，但期人人可以信赖，有一砖一瓦之用”。他的代表作《唐代交通图考》，器局之大鲜见其匹，功力之深难望其背，堪称这一境界的典范之作。
四、《治史三书》的其他价值
除作为最佳史学入门书，《治史三书》的其他价值也值得重视。
第一，作为严耕望学术自传的价值。
在20世纪中国中古史领域，继吕思勉、陈垣、陈寅恪一代大师后，大陆可举唐长孺与周一良为代表，台湾无疑应以严耕望为领军。严耕望既已进入中国现代学术谱系，对他的研究自然是中国现代学术史，尤其是20世纪中国史学史的课题之一。胡适曾劝学界朋友“写他们的自传”，以期“保存这许多难得的第一手史料”。严耕望没有留下自传，虽提及记有日记或生活日录，据闻也未保存下来。但《治史三书》里，既有《钱穆宾四先生与我》的专书，也有自道学史历程的专篇，在漫谈治史经验时，严耕望随时回顾自己的学术生涯，研究者不妨将这些鲜活的叙述视为他的学术自传。林磊编著《严耕望先生编年事辑》（中华书局，2015年）时，就充分取资了这些素材，较详赡地勾画出这位史学大家的学术轨迹。
不仅如此，在《治史三书》里，严耕望对个人学术也自有定位。他与余英时同为钱穆的两大弟子，却自认为“在学术上，不能算是先生的最主要的传人”，因钱穆之学“从子学出发，研究重心是学术思想史，从而贯通全史”，但学术思想恰是他“最弱的一环”，而门人之中“余英时显最杰出”；而自己“只是先生学术的一个旁支”。这种与钱穆学术旨趣异同自我论定，还是客观而中肯的。再如，他比较自己对唐诗的利用与陈寅恪的“诗史互证”，自以为“注意面较广，可能较陈先生所获为犹多，但就学术境界言，自不如陈先生之深邃”，诚是既不过谦也不自诩的平实之论。勾稽联缀这些自述其学的片言只语，也足以为归田学案所取用。
第二，作为现代学术史料的价值。
从初涉史学起，严耕望的学术生涯长达一甲子，而且基本处于学术主流圈内，《治史三书》的诸多回忆也就颇具史料价值。例如，他回忆内迁之初武汉大学历史系与文学院的课程设置，历史系教师有吴其昌、方壮猷、陈登恪、郭斌佳等著名学者，还算“阵容不很强”的，文学院开课的还有文字学家刘赜、文学家苏雪林与美学家朱光潜等名家。严耕望对李庄时期与迁台初期史语所的回忆，有助于了解傅斯年如何营筑这座学术重镇，以及史语所独有的学风是如何形成的；而对钱穆“院士风波”的回顾，也凸显出史语所作为史学主流的门户之见。严耕望与海内外诸多名家有过疏密不等的学术交往，包括亲炙问学的师长李则刚、钱穆与顾颉刚，求学供职校所的掌门人王世杰、王星拱与傅斯年，史语所先后同事李济、姚从吾、劳幹、全汉昇等，其他台湾学人梁实秋、邢慕寰等，美籍华裔史家萧公权、杨联陞、何炳棣、余英时等，香港学者唐君毅、牟润孙等，大陆学者傅振伦、夏鼐、张政烺等。他在自道治学经历时，对这些人物或详或略都有叙及，即便吉光片羽，也足为研究现代学术文化史所取资。例如，《从师问学六十年》述及杨联陞推挹其《唐代交通图考》的打油诗，就为杨氏《哈佛遗墨》“诗稿”所未录。
除亲历的人事，严耕望对20世纪中国史家颇有月旦臧否，既有专书《钱穆宾四先生与我》，也有关于南北二陈与吕思勉的专论。诚如所言，这些评骘虽仅基于其“个人治史之意趣”，却不啻是对现代学术文化史的一家言。作为弟子，严耕望对钱穆堪称实事求是。他逐一列举其师不朽之作，指出都完成在50岁前，而其后述作“多讲录散论之类，视前期诸书远有逊色”。即便对列为不朽的《国史大纲》，一方面推崇其创获与识见，足以追步司马迁而超迈司马光，另一方面也批评“行文尚欠修饰，或且节段不相连属，仍不脱讲义体裁”。对陈寅恪与陈垣，严耕望也非一味肯定。他对《柳如是别传》的著述体裁与论题价值独持保留意见；对陈垣晚年缺乏史家定力，学术生命“即此而斩”，也有扼腕之叹。但他提示后学，陈垣治史方法“易于追摩仿学”，而浅学之士刻意追摩陈寅恪之学可能走火入魔，却是不刊之论。严耕望推崇吕思勉“拆拼正史资料，建立新史规模，通贯各时代，周赡各领域”，在他尊奉的四大家中，成就不在二陈、钱穆之下，确是慧眼独到的公允之论。至于对其他史家与学人的片断评点，全书也随处可见。他论顾颉刚为盛名所累，与傅斯年一样，“对于近代史学倡导之功甚伟。惟精力瘁于领导，本人述作不免相应较弱”。严耕望评价现代学术史的人与事，其观点只是独得之见，妥当与否另作别论，却无疑值得玩味而不宜轻忽。
第三，作为古今学术名著评点的价值。
在六十余年治史过程中，严耕望研读与查阅过的古代典籍与今人史著难计其数，《治史三书》提及的就数以百计，随文或有评断，读者不妨以严氏书评视之。
在古籍方面，严耕望不仅重视历代正史、十通政书、总集类书、地志图经，而且强调佛传道藏、农书本草与金石考古类文献对历史研究的史料价值，对相关典籍的瑕瑜得失时有要言不烦的评判。他论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与钦定《嘉庆一统志》：“发现顾氏虽很有才气，但其书内容甚粗疏，错误很多；《一统志》虽是官修的书，成于众之人，但实甚精，往往转胜顾书”，完全是在历史人文地理研究中长期考较两书后的心得体会。
对所涉略的其他近现代中外名著，《治史三书》也偶有独到评价。严耕望认为，李则纲的《始祖的诞生与图腾》“大约是中国学者运用图腾学说讲中国古史最早的一本书”，陶希圣的《秦汉政治制度》乃“运用近代方法写中国政治制度的第一部书”，肯定它们在学术史上的地位。而他指出，柳诒徵的《中国文化史》乃应用纲目体“颇见成功者”，桑原骘藏的《蒲寿庚事迹》“可视为纲目变体，亦有以简驭繁的好处”，尽管片言只语，却有真知灼见。即便受其批评的著作，后来使用者由此也能知其优劣，用其长而避其短。
五、《治史三书》的读法
严耕望所谈尽管“多属个人治学经历”，但像他这样大家的学术历程，对后学不仅带来有益的启迪，还能产生示范的功用。他虽以史学为论旨，但广义说来，中国传统之学都可归入史学范畴，对初涉这些领域的学子来说，《治史三书》总结的原则与方法自有相通与借鉴之处。
当然，正如严耕望一再强调，对任何理论经验都不能过于拘执，机械照搬。这一态度也适用于《治史三书》的阅读。
严耕望将史学成果分为考史与释史两大类，主张“治史仍当以发掘史实真相为主流，以解释、论史为辅助”。这一论断，既有其终生服膺的实证学风的熏染，另一方面也如余英时所说，有其“自审一己的才性近于追求确实而稳定的历史知识”的考量。毫无疑问，发掘真相的钩沉考索确有永久性价值，然而，历史学兼有叙述学与解释学的双重功能，不仅追求最大限度复原实相，同时要求史家对历史真相进行论析与阐释。因而，历史研究不能仅止步于复原史实，而且应该进一步诠释历史。我们并不否认，每个时代的史家对前代历史的解释不会恒久不变，但惟其如此，历史之树才能长青。
在史料问题上，严耕望躬行“竭泽而渔”原则，主张研究中古史“更要尽可能的把所有关涉这个时期的史料书，全部从头到尾的看一遍”，现存中古书籍有限，这确是行之有效的经验谈。但印刷术普及后，传世史料急速增长，及至明清，要想将存世断代史料从头到尾全看一遍，终一生光阴也绝无可能，研究者自宜调整战略，而不必胶柱鼓瑟。但他强调先研读该断代正史与基本大书的方法，仍是必须力行的不二法门。而他指出：“五代以前的材料较少，要考证的地方多；宋以后的材料多，需要考证的地方也许较少，但在组织及解释上要多下工夫”，也是针对断代史料数量多寡作出的提示。
最后对《治史三书》的读法提两点建议。
其一，不应忽略具体例证的分析。严耕望谈治史方法，不是徒托空言，泛泛而论，而是结合实例，有血有肉。他充分利用了三类个例，一是自己治史实践的实例，二是利用前人成果的案例，三是传道解惑中学生的实例。无论成功的个例，还是失误的个例，对初学者来说，都是难得的观摩，就像高手在比武功，有严耕望这样大家在旁为你接招拆招，解说点评，自能给人莫大的启悟。
其二，《钱穆宾四先生与我》不妨与钱穆《师友杂忆》互读。严耕望有感于自己粗有成就，多赖导师耳提面命，而一般后学阅读钱穆著作，不可能像自己“当面聆教来得真切”，故“参以个人对于先生治学之认识”，撰写了专书。读者倘能对照，不啻同时向两位大师问学请益，再加上自家的揣摩领悟，所得必能更多。
严耕望虽非陈寅恪式的天才史家，但在中古史学界却是璀璨的巨星。在《治史三书》里，他却一再自谦“才极平庸，尤弱记忆”，良苦用心无非“为中人以下说法”，期在苦心孤诣开导来者：“能入大学受教育的青年，论天分必大半在我之上，举我小成之经验与生活修养之蕲向以相告，或能有一点鼓励作用”，在确立志业，规划目标后，“运用自己的心灵智慧，各出心裁，推陈出新，自成一套”，持之以恒，必能有成！虞云国治史经验谈序言
我对于历史发生兴趣，当追溯到高中读书时代听李师则纲的一次讲演，题目大意是“历史演进的因素”，同时又读到梁任公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后来也读了些西方学者史学方法论之类的编译本，所以方法论对于我的治史不无相当影响。不过当我在中国历史方面工作了几十年之后，总觉得文科方面的研究，固然也要讲方法，但绝不应遵循一项固定的方法与技术。只要对于逻辑学有一些基本观念，如能对于数学有较好的训练尤佳，因为数学是训练思考推理的最佳方法，而任何学问总不外是个“理”字。此外就是要多多的仔细阅读有高度成就的学者的好著作，体会作者探讨问题的线索，然后运用自己的心灵智慧，各出心裁，推陈出新，自成一套，彼此不必相同。至于方法理论，不妨让一些专家去讲，成为一项专门之学，但实际从事历史事实探讨的人只能取其大意，不能太过拘守。太过拘守，就太呆板，容易走上僵化的死路上去；或者只是纸上谈兵，并无多大用处。
大约是1974年冬，香港大学校外课程部邀我作一次讲演，内容希能与史学方法有关。我既不太讲究方法论，对于此项邀约自然不很感兴趣；但辞不获已，只得就自己治史经验作简略报告。为欲使诸生能实有受益，所以先写纲要，油印为讲义。纲要分上下两节，上节谈几条原则性的基本方法，下节谈几条具体规律。后来又就此类问题在我所任教的香港中文大学研究生班上谈过一两次。1976年7月应《中国学人》编者之约，就讲义上节，草成《治史经验谈》上篇，在该刊第六期发表。明年续成下篇，以该刊久未出版，而半篇论文未便改投他处，所以迄未刊行。
自上篇发表以来，颇受一些青年读者的重视，促能多写一些此类文字；乃想就平日与诸生闲谈中涉及有关治史经验诸问题而为前两篇所未论及者，续为写出，对于青年史学工作者或有一点用处。今年7月初，自美国游罢归来，趁未开始研究工作之前，一口气写成《论题选择》以下七篇，并就旧稿续作改订，分别为篇，与新作合编为一小册，仍题曰《治史经验谈》。回忆杨联陞兄一次来港，闲谈中谓我对于后辈青年当有较大责任。此语对于这本小册的写作，可能也有催生作用。朋友相勉，特以识之。
这本小册，只是我就所想得到的若干问题，随意漫谈，说不上史学方法论，充其量只能说是我个人的体验，个人方法而已。综合这九篇文字，扼要言之，不外下列几点。原则上：从大处着眼，从小处入手，以具体问题为先着，从基本处下功夫；固守一定原则，不依傍，不斥拒，能容众说（包括各种理论与个别意见），随宜适应，只求实际合理，不拘成规。方法是：坚定意志，集中心力，以拙为巧，以慢为快，聚小为大，以深锲精细为基础，而致意于组织系统化。目标在：真实，充实，平实，密实，无空言，少皇论，但期人人可以信赖，有一砖一瓦之用；若云文采，非所敢望，光辉则心向往之而已。最后一篇特措意于日常生活与人生修养，要锻炼自己成为一个健康纯净的“学术人”，此实为学术成就的最基本条件。至于探索问题的技术，则本编甚少涉及。因为技术细节，很难具体言之。大约论题若能以述证方式，排比材料，即可达成结论者，较易为功；若是无直接有力证据，必须深一层辩论证实者，即要委蛇曲折，剖析入微，无孔不入（此谓攻，谓建立一项论点，非必攻击别人论点），有缝必弥（此谓守），务期自己论点能站得稳，无懈可击。这就要随宜运用匠心，解决问题；但很难归纳出几条方式，具体扼要言之，所以也很难以笔墨相传授，目今讲坛一般教学方式也很难传授。只有古人学徒方式，学生即在身边，遇有使用细致技巧处，随时指授，较易见功。但此种学徒式之教育方式已成过去，今日青年好学者若想学习前人研究技术之精微处，只有取名家精品，仔细阅读，用心揣摩，庶能体会；若都只匆匆翻阅，一目十行，只能认识作者论点，至于研究技巧，曲折入微处，恐将毫无所获！我在中文大学研究院“中古史研究”课堂上，常提出研作较精之论著，就其探讨入微处，为诸生讲解，立意即在帮助青年揣摩他人精品的研作技巧，以为他们工作之一助；但亦惟程度较高，好学深思者，能欣赏，有受益，一般青年似仍少领会！好在一般论题只用述证方式已可解决，必须深入曲折辩论者究占少数；而且现今写论文，能深入曲折辩论者已较少，能欣赏的人也不多，盖学风日下，率就浅易，此如歌唱，时代曲流行，京剧演员吃力不讨好，因此我也不想花太多功夫在此等处多费笔墨！
近五六十年来，中国史学界，人才辈出，朗若月星；爝火之光，何足自道！但念近代史学巨子多半天分极高，或且家学渊源，不是一般人所能企及；后来学子可能自叹不如，不免自弃。我的成就虽极有限，但天赋亦极微薄，一切迟钝不敏，记忆力尤坏，幼年读书，三两百字短文亦难熟诵。老妻曰，无聪明，有智慧；这话适可解嘲！相信当今能入大学受教育的青年，论天分必大半在我之上，举我小成之经验与生活修养之蕲向以相告，或能有一点鼓励作用！所以毅然违背我一向做人原则，不揣浅陋，不避自伐之嫌，将自己的工作经验献给青年史学工作者，是否有当，实际有用，在所不计！1979年9月24日序于香港沙田吐露港西山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10月20日增订再稿于九龙塘狮子山下霞明阁寓所；1980年4月15日三稿毕功一 原则性的基本方法
我在序言中已说过，治史不能机械的拘守某一类固定的方法，但也不能不注意一些大原则大方向。我觉得治史学有几条应注意的原则性的基本方法问题，也有一些应注意的较具体的规律。兹先就原则性的基本方法问题提供一点意见。（一）要“专精”，也要相当“博通”
专精与博通两个概念当为一般人所知，不必说；但尤着重“精”与“通”两字。专不一定能精，能精则一定有相当的专；博不一定能通，能通就一定有相当的博。治学要能专精，才能有成绩表现，这是尽人皆知的事，所以近代治学愈来愈走上专精之路，要成为一个专家；虽然最近已注意到科际的研究，但过分重视专精的观念仍然未改。其实，为要专精，就必须有相当博通。各种学问都当如此，尤其治史；因为历史牵涉人类生活的各方面，非有相当博通，就不可能专而能精，甚至于出笑话。所以治史最为吃力，很难有一个真正的青年史学家！
治史的博通可分从两方面谈。第一，史学本身的博通。即对于上下古今都要有相当的了解，尤其对于自己研究的时代的前后时代，要有很深入的认识，而前一个时代更为重要。若治专史，例如政治史、政制史、经济史、社会史、学术史等等，治某一种专史，同时对于其他的专史也要有很好的了解，至少要有相当的了解。第二，史学以外的博通，也可说是旁通，主要的是指各种社会科学。
先讲旁通，要想真正旁通各种社会科学，虽然断然做不到，但至少要对各方面有一点皮毛知识，有一点总比毫无所知的好。现在时髦的看法，要以社会科学的观点研究历史，于是各种社会科学家都强调自己的立场，以为研究历史非用我的方法理论不可。记得前年台湾有些史学家与一些社会科学家开过一次联席会议，社会学者、人类学者、经济学者、统计学者、心理学者等等，就各人强调自己的方法理论，作为研究历史的法宝。当时有一位历史学者说，这样讲来，我们历史学者就无用武之余地了！其实各方面的意见都有问题。治史有考史、论史与撰史的不同，而相辅为用。考史要把历史事实的现象找出来，论史要把事实现象加以评论解释，然后才能作综合的撰述工作。社会科学的方法对于论史最有用，对于考史撰史的用处比较少，社会科学家要越俎代庖，也只能做部分的论史工作，考史撰史还是非全部由史学家做不可！至于各种社会科学对研究历史都有帮助，那是绝对正确的，但也各有局限性，不是随时都可用得上。几年前有一位颇有名的史学界朋友，告诉我：“要用统计法治史。”这话本不错，但史学问题哪都是统计法所能解决的！其实我最喜欢用统计法。三十多年前，我研究汉代地方官吏的升迁，就是用的统计法，根据统计数字，作成[1]升迁图，在那时可谓是极新的方法了。但历史材料不是都能量化的，难道不能量化，我们就不做？现在我写《国史人文地理稿》，也喜欢用统计法，还特别搜购了一部《地理统计学》来看。那里面所讲的方法非常好，但历史已过去了，很少如意的资料让我统计！所以方法虽好，但材料不允许，用不上，奈何！用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的方法理论治史学，也同样都有局限性。有些人从政治学的观点批评政治史学家的成绩，从经济学的观点批评经济史学家的成绩，从社会学的观点批评社会史学家的成绩，总觉得不好，那都是不切实际的苛责。他们忽略了历史已成过去，人家那种成就也许已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哪有社会科学家研究目前的人类社会可以按照自己的理想与方法去作调查，材料可以取之不尽用之不竭那样方便！然而我们不能否认有些社会科学的知识对于研究历史实有极大用处。就以我的经验言：我在高中读书时代写了一篇《尧舜禅让问题研究》，我认为尧舜禅让只是部落酋长的选举制，这就是从人类学家莫尔甘（L. H. Morgan，1818—1881）所写的《古代社会》（Ancient Society）悟出来的。儒家不了解当时实情，比照后代传子制看来，尧舜之事自是公天下的禅让，这是美化了尧舜故事。等到曹丕篡夺汉献帝的君位，但表面上仍要汉献帝写一张最后诏书，说是把天下让给姓曹的，所以曹丕就想到“尧舜之事吾知之矣”，意思是说舜之代尧，禹之代舜，也只是和他自己一样的篡位而已；这又把尧舜故事丑化了。但我若没有一点人类学知识，就极可能不能悟到这一点。又例如我撰《论唐代尚[2]书省之职权与地位》，说明尚书六部与九寺诸监职权地位之不同，以及两类机关的关系。按唐代六部与九寺诸监的职权似乎很混乱，一千多年来都搞不清楚而有误解。我详征史料作一番新解释，说六部是政务机关，六部尚书是政务官，九寺诸监是事务机关，他的长官是事务官，这两类机关有下行上承的关系。如此一来，各方面看来很不合理的现象都变成合理了，这也是从近代行政学的观念入手的。举此两例，可见社会科学对于历史研究有多少重要。但社会科学的科别也极多，每一种学科都日新月异，一个历史学者要想精通各种社会科学自然是不可能的事，不过我们总要打开大门，尽可能地吸收一点！尽可能予以运用！纵不能运用，也有利于自己态度的趋向开明！
至于历史本身的博通，更为重要。但这是本身问题，要博通比较容易。本身博通的重要性可从两方面讲。第一是消极的，可使你做专精工作时不出大错，不闹笑话。我举两个例如下：
其一，法国藏敦煌文书第3016号纸背云：
天兴（？）七年十一月，于阗回礼使、内亲从都头、前高昌令、御史大夫、检校银青光禄大夫、上柱国索全状文。
日本有一位敦煌学专家屡次提到此条，以为北魏道武帝天兴（他释为天兴）七年（西元404），当为敦煌文书之最古者。其实大误。我们只看索全的官衔，马上就可知道这一文件不可能早过晚唐，可能是五代时期的。何以见得？上柱国的勋名创自北周，朝廷中几个功勋最高的大功臣，始能蒙赐，知此文件绝不能早在北周之前。以一个县令拥有“御史大夫、校检银青光禄大夫、上柱国”的头衔，那就不会早过安史之乱；又有“回礼使、内亲从都头”的衔名，那就不会早过晚唐，所以至少“天兴”二字当有一个模糊不清，他误释为“天兴”了。其实这些官衔，在两《唐书》、《五代史》中常常见到，都在安史乱后，尤其晚唐以后，安史乱前是绝不一见的，所以不必是讲制度史的人始能知道。那位先生研究敦煌文书，就该对于南北朝隋唐五代的历史各方面都有相当了解，然而他事实上只在敦煌文书那一小点上去钻，所以出此大错！
其二，《通鉴》一九九永徽二年纪有一条：
发秦、成、岐、雍府兵三万人。
有一位研究府兵制度的专家，引此条作解云，“府兵是指这几个都督府的兵”，又云“此时诸州多置都督府，府兵即指州都督府的兵”。按至少“这几个都督府的兵”绝误。因为《旧唐书·地理志》记载各州置都督府的经过极详，秦州此时置都督府，成岐雍三州根本不是都督府。解释此句，“的”字应放在“府”字之前，不应放在“府”字之后，也就是说发这四州的府兵，不是发这四州都督府的兵。他是位讲府兵制度的专家，这条史料中的“府兵”正是他所要讲的，但却未读懂！其原因就出在只求专精，讲府兵制度，而忽略了其他制度！又不肯勤于查书。一个谨慎的史学家写专门论著时要勤于检书，凡说一句话，没有把握，就得去查，不可信口开河！
能博通不但可避免不应有的错误，而且在积极方面可以帮助我们为史事作解释。也举两个例子如下：
其一，秦国之能统一天下，过去学人的解释，总不外秦国政治改革成功，外交运用成功，加以地势优良，进可攻退可守。四五十年前又从时代思想方面作解，以为当时大一统观念已形成，一般人民已无宗国之见，为秦国统一排除了心理上的障碍。例如钱宾四师的《国史大纲》可为代表。这些讲法，都不错。但另外还有好多原因。例如若从当时各国地方经济社会民风的角度去看，秦国民杂西戎，民风强悍，关东三晋民风较秦为弱，对于秦人极为畏惧，最东齐国民风又较三晋为怯弱。而就各国民间经济状况而言，秦国最贫穷，齐民最富庶，三晋也介乎两者之间。所以当时的情形是地方愈东愈富庶，愈西愈贫穷；但民风则愈东愈怯弱，愈西愈强悍。以富家怯弱子弟去当贫穷勇悍的士卒，自然无法致胜。所以秦国士卒虽赤膊上阵，但勇气百倍，东方士卒虽被精甲执利兵，但一遇上秦卒，内心就生怯意。况且秦国领有中国最佳的战马产区，所以骑兵特强。以悍卒乘壮马，如虎添翼，绝不是东方的怯弱步兵所能抵拒！只有赵国北境也产马，训练骑兵，所以战国后期能与秦国一抗的只有赵国，当秦赵长平一战，赵国失败，丧师四十多万之后，东方各国就已精神崩溃了。这也是秦国能统一天下的一个极重要的原因。但过去的人讲历史仅注意政治外交，根本忽略社会民风与战马的作用，自然就不能全盘了解这段历史背景了。讲到骑兵，我在此附带说一句，通观历代，凡是能控有今陕西中北部及甘肃地带的朝代，总能居于强势，凡是不能控有这一地区的，总是居于弱势；其故就在骑兵。因为骑兵在古代战争上犹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坦克机械化部队，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原子武器核子武器，以步兵对抗骑兵，总是失败的。
其二，南北朝时代，禅家很多，何以达摩一派独能发展成一大宗呢？又禅宗五祖弘忍以后，北宗先极盛于北方，后来何以北宗衰微，而慧能南宗能特盛呢？现在姑且只讲南北两宗盛衰之故！前人讲佛教史认为神秀北宗后来衰微，是因为他的大弟子义福、普寂之后继无人。胡适之先生说，这是由于神会发动宗教革命把北宗打倒，并非因为北[3]宗自己衰微；北宗被打倒了，南宗才代之而起。这两种说法并非没有道理。但试问北宗一时无高僧领导就立见衰运，神会在北方把北宗打倒了，何以神会自己荷泽宗一派的南宗也走上衰微的命运？而兴盛的南宗反而是远在江南本无很高地位的南岳怀让与青原行思两派的后代呢？我最先的解释是以地区经济的盛衰作背景。因为南北两宗盛衰的转捩点正在安史之乱时代。安史乱后，北方经济残破，南方经济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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