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陶东风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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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研究(第20辑/2014年·秋)试读：
主编的话
陶东风本辑《文化研究》的第一个专题是微文化研究。之所以要做这样一个专题，是因为无论是《文化研究》集刊，还是它依托的主办单位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一直都非常重视由新技术引发的新文化现象，微文化就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
今天，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微时代”。微博、微信、微贷、微电影、微小说、微媒体、微广告、微支付、微信用、微管理、微投资、微生活……所有这些以动态化、碎片化、零散化、即时化、赛博化，以及去中心化为特征的新兴的传播方式、文化形态乃至经济活动形态、日常生活形态，已经在潜移默化间重新定义了我们的时代。
微文化折射的其实是我们时代的大转型。在以福特主义为纲领的现代化大工业时期，“大”成为备受推崇的发展方式、文化诉求和美学理念。在唯“大”是求的发展模式下，我们创造了大城市、大工厂、大烟囱、大流水线、大托拉斯、大广场、大楼、大马路……可是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忍受大污染、大拥堵、大强度……“大”让我们感到紧张、压抑、沉闷、无个性和千篇一律，它甚至成为一种典型的“现代文明病”。
而后工业社会、后现代社会、信息社会的来临却让我们发现了“微”的魅力和“小”的美好。首先是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把我们带入了微交往、微传播和信息微循环时代，它为微文化插上了飞速发展的翅膀。随着这种技术向社会文化和日常生活其他领域的渗透，我们逐渐体会到，“微”其实是一种更亲切、随和、灵活，更个性化和人性化的生活样态和文化风格。微时代的来临带给我们会心的微笑，带给我们无微不至的关怀，让我们回归我们自身。
因此，“微”不仅是一种传播技术，也不仅是一种文化理想和审美理想，它还标志着由传播技术的发展带来的我们这个时代政治、经济、文化和生活形态的转型。
在政治层面上，微时代的政治不再是一统天下的宏观政治，而是更加世俗化和平民化的微观政治，它正在改写我们的政治话语，重新设置我们的政治议程，丰富我们的政治参与方式，与此同时，参与群体也随之更加草根化。
在经济层面上，微时代的经济是后福特主义的经济，是以更加个性化的产品和服务为导向的经济，是更加关注品质而不是一味追求规模的经济。微经济更加尊重每一个消费者的需求，它提供的服务更加无微不至。
在文化形式和生活心态层面上，“微文化”是不同于现代性大叙事的小叙事或微叙事，是一种祛魅时代的平民文化和去精英化时代的草根文化，微文化的低门槛和便捷带来了信息生产和传播的更高程度的自主性。它还打破了传统大众传播方式（如广播、电视等）信息单向流动的特点，打破了信息的传播者和接受者的界限，实现了信息的充分交流，建构了一个新型的对话交往空间。
当然，微时代并不是一个新的乌托邦，微文化也绝非完美无缺。微技术在方便信息发布的同时，也制造出大量的信息垃圾、瞬间信息，也使谣言传播更加容易。它在扩大信息交流、拒绝信息自上而下灌输的同时，也容易造成人际交往的部落化、江湖化和小圈子化。被消费主义裹挟的微生活则可能使我们过度迷恋私人生活中的“小物件”“小玩意儿”，从而丧失了现代公民所应该具备的责任、理想、视野和胸怀。
无论从哪个角度说，微文化都是文化研究的一个新增长点，同时也对政府的文化政策制定和文化治理提出了新的机遇与挑战。作为一个兼顾学术研究和政策咨询的智库，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没有理由不对之予以关注。2013年11月，由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与民进中央文化艺术委员会共同主办的“微时代微文化”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相关专家学者围绕微文化领域的热点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2014年5月，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又与文艺研究杂志社、首都师范大学科德学院联合召开“微时代的文化与艺术”学术研讨会，继续推进这个议题。此外，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还专门设立了2014年度重大招标项目“微文化与当下中国社会变迁研究”。
本刊组织的这个专题当然也是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微文化系列研究的成果之一。不同的作者从不同角度对微文化的基本特征、形态以及其中的某个类别进行了深入探讨，其理论的前沿性和学术的敏感性想必会给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
本刊的第二个专题是网络谣言研究。谣言自古就有，但是网络时代的谣言因为插上了高科技的翅膀而传播得更为广泛和快捷，其对社会秩序乃至大众日常生活的影响力也被放大了无数倍。在这样的语境之下，如何理解谣言，谣言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如何处理谣言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已经成为学术界和政府机构共同关心的重要而紧迫的议题。尽管主流意识形态对网络谣言的看法是负面的，而且还制定了整治网络谣言的法律法规，但对网络谣言的复杂性还没有得到充分的认知。对于严格的学术研究而言，不能简单化地把网络谣言一棍子打死，也不能对谣言的本质及其作用做简单化的理解。
何威的《网络谣言的概念、标准与成因》从八个问题展开，对网络谣言的概念、判断标准与成因等问题做了细致的分析。作者坦言，之所以提出这八个问题，是因为对运动式的网络谣言治理他有不同意见。现在的治理方式看似成效卓著，但被批评为“简单粗暴”。更大的隐忧则是，官方话语里常见的“别有用心”或“不明真相”的帽子，可能会遮蔽网络谣言滋长的复杂原因；封堵而非疏导的方案，难以长效而稳妥地解决这一社会问题。
黄毅峰的《谣言的生成机理、传播机制与应对路径分析》指出，迄今为止，人们仍然没有发现控制谣言的神奇秘方，因为谣言的出现取决于大量偶然因素。但是，谣言的盛行同时也包含一些必然因素，比如，社会管制的放松、利益表达的堵塞、政府信任的缺失、社会环境的变迁等。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分析谣言的传播规律，采取措施尽可能地预防谣言的滋生，控制谣言的传播，防止谣言的泛滥。
在这些研究中，不同的作者一致表现对社会信任问题的关注。谣言不但是一个传播现象，而且是民意的晴雨表，最能体现大众对政府的信任度，甚至是大众政治参与的独特方式。谣言的流传有深刻的社会文化原因。加里·阿兰·费因在他的《谣言、信任与公民社会：集体记忆与判断的文化》中甚至认为，谣言是公民社会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的稳定。适当数量的谣言意味着社会参与、对集体秩序的投入和社会信任；要避免的是两种极端的情况：如果谣言成了人人相信的主导话语，那就意味着大众对政府的极度不信任；如果谣言几近消失，同样也不是好事，它意味着大众的政治冷漠或政府的恐怖统治。特别值得指出的是，谣言凸显了信任的重要性。“谣言既来自信任的社会组织，又为信任的社会组织做出了贡献。从某种意义上说，谣言表明人们对公共机构的信任已经破产。谣言的存在表明，那些散布谣言的人或隐晦或明确地认为，那些来自官方的信息是不完整的或不准确的，不管是哪种情况，它们都是不充分的或不道德的，确切的信息必须通过其他方式来获取”。加里·阿兰·费因的这段话虽然是针对美国政府说的，但对我们也不乏启示意义。
在《网络公共事件中的谣言与情感动员——“李刚门”事件的再分析》一文中，郭小安、严诗瑶分析了“李刚门”事件中的网络谣言与情感动员，以及其最后走向集体泄愤和社会抗争的过程。他们特别指出，在这个事件中，政府辟谣的作用微乎其微，它要么为网民既定的认知结构所同化或扭曲，要么进一步刺激了网民的情感诉求，反而延长了公共事件的兴奋周期。“在网络公共事件中，一旦涉及敏感区域如官、警、富，公众的集体记忆和刻板意见就很容易被激活，网络谣言将发挥强大的情感动员作用，把个体情绪迅速聚集为集体情绪，形成集体边界，达成集体共识”。对于此类网络谣言，关注公众情感比关注事实更重要，而且政府需要反思的是为什么网民如此不信任政府发布的消息（即使它是真实的）？“从中国的社会政治生态来看，谣言能够与公众的情感结构互动，在本质上与现实社会的挤压有关。从某种程度上说，谣言是一种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渠道，它表现为一种特殊的集体求知、政治表达、社会动员和社会抗议。所以，对于谣言的治理，应跳出谣言本身，深入社会结构和社会心理中，这才是谣言的治本之道”。作者的这个结论值得我们深思。
本辑《文化研究》的第三个专题聚焦于文化研究领域的大师级人物斯图亚特·霍尔身上。2014年2月，霍尔因病辞世，引起了国际（包括中国）知识社会的强烈关注。作为国内文化研究的重要专门刊物之一，《文化研究》应该表示纪念和哀悼。而对于一个以学术为志业的学者，对他表示纪念和哀悼的最好方式莫过于介绍和传播他的思想。正好我的好友黄卓越教授多年来潜心钻研英国文化研究，对霍尔也多有关注，于是请他担纲组织了这组文章。正如黄卓越教授所言，霍尔的撰述很少以个人专著方式出版，多为散见于杂志与书籍中的论文，以及各种整理后刊出的演讲文献。这对系统了解霍尔的思想造成了一定的困难。而国际学界对霍尔的评述虽然不少，但同样散见于各种书籍杂志中，搜寻起来相当不便。黄卓越先生具有远见卓识，他认为：“对霍尔的纪念最好还是先做一些有实在意义的补苴缝缀的工作，即以译事为先，然后再图其他。”于是精心选择了四篇译文，包括霍尔本人自撰的重要文章，均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正如黄卓越教授所言：通过对以上诸文的阅读，想必学者们会对霍尔所取的知识立场及组织在其文字中的思想条理等有一进阶性的认知。
本辑除了三个专题之外，其他文章也颇具看点。比如，王谦对于民初北京正阳门的改造与北京城市空间变迁的深入研究，程振翼对于景泰蓝的三重身份——“国礼”、公共遗产、商品——的精彩分析，以及李文钢关于归来诗人对历史创伤的独特呈现方式的独到见解，等等，限于篇幅，不一一介绍。2014年11月13日专题一微文化研究腐女“腐”男：跨国文化流动中的耽美、腐文化与男性气质的再造[1]徐艳蕊 杨玲
摘要：腐文化是围绕耽美文类发展出来的一种亚文化。本文从跨国文化流动的视角讨论了大陆腐文化的发展脉络、在线活动平台和活动方式，及其对男性气质的影响和重塑。文章认为，腐文化用攻/受关系取代了男/女关系，以更富于弹性的模式解读和建构性别角色，使得男性气质的多元化发展成为可能。腐女的活动不仅赋予被贬斥的柔和男性气质以新的内涵和正面评价，还让不符合传统性别规范的边缘人群和性别实践获得了更多的社会关注和认可。腐文化圈与LGBT社群的结盟，正在逐步改变当代中国的性别/权力秩序。
关键词：耽美 腐女 腐文化 跨国文化 男性气质 性别秩序
Abstract：Rotten culture（the fujoshi/fudanshi culture）is a subculture emerged from the genre of BL（Boys’ Love）literature.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development，activities，and impact of rotten culture in Mainland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ansnational cultural flows. The paper argues that rotten culture has invented a more flexible model of reading and constructing gender roles by employing the dyad of seme/uke to replace the male/female dichotomy，hence making possible the multiplication of masculinities. Rotten women（fujoshi）’s activities not only bestow new significance and positive value on the formerly degraded soft masculinity but bring more attention and social acceptance to marginalized groups and sexual practices that deviate from conventional gender norms. The alliance between the circle of rotten culture and the LGBT community hasgradually changed thegender and power hierarchy in contemporary China.
Keywords：Boys’ Love Rotten Women Rotten Culture Transnational Culture Masculinities Gender Order
腐文化是当代流行的一种亚文化。其中坚力量是数量庞大的腐女，即热衷男男同性情爱的女性。“腐女”源自日语中的“腐女子”（fujoshi）。2000年初，日本最大的网络论坛2channel上有人开始使用fujoshi一词来指称喜欢将万事万物都解读、联想为男男同性关系的女性。2005年以后，日本媒体开始关注腐女现象，并将腐女视为宅男（男性御宅族）的对应人群。经过十余年的传播，“腐女”一词现已进入日本大众的日常语汇，尤其在年轻人中获得了广泛使用。[2]2004年以后，腐女也进入了汉语词汇系统并占据了一定的使用空间。[3]在中文恶搞百科全书“伪基百科”里，腐女被戏谑地定义为感染了来自“扶桑皇国”（指日本）的“腐病毒”的女性。她们能够用自带[4]的“腐女雷达”“找出所有雄性间的暧昧”，不仅会“不自觉”地幻想男男恋情，还会自觉地从事相关创作活动、传播相关知识。[5]2009年，百度“腐女”吧创立，让腐女在大型网络社区获得了较高的能见度。2014年1月，新加坡的英汉双语报纸《我报》（My Paper）发表了一篇名为《中国粉丝迷上福尔摩斯基情》的报道，描述了中国腐女对BBC电视连续剧《神探夏洛克》的狂热喜爱。报道中同时使用[6]了“腐女”一词的汉语拼音及其英译“rotten women”。随后，新浪、网易、光明网、新华网、人民网等门户网站纷纷以“中国腐女名扬世界”为主题转载了该新闻，掀起了一波媒体关注的热潮。
腐文化的核心是耽美作品的生产与消费。和腐女一样，耽美也是一个来自日语的汉字词语。在日语中，“耽美”（tanbi）与“唯美”是同义词。日本19世纪后半期兴起的唯美主义文艺思潮也称为“耽[7]美主义”。这类新浪漫主义文学作品往往将对美的崇拜置于道德和[8]现实之上，并包含着潜在的同性欲望。1970年代，日本的职业漫画圈中和业余漫画圈中出现了由女性创作的描绘男男恋情的作品。1978年，第一本以年轻女性读者为对象、以男男同性之爱为主题的漫画刊物June诞生。该杂志发表的作品多讲述年长的男子与美少年之间的耽美情爱。June的创刊，标志着日本耽美商业化的开始。[9]1980年代，以漫画《足球小将》为对象的同人作品大量涌现，让[10][11]yaoi同人圈势力大增。“yaoi”一词至今仍然被全世界的日本动漫迷广泛使用。1990年代以后，随着商业出版的男男恋作品的繁荣，文辞华美的耽美逐渐被更加通俗易懂、面向大众的“BL”（英文[12]“Boys’ Love”的缩写）所取代。尽管日语中的tanbi已经不再流行，华语圈的腐女仍然钟爱耽美这个名称，因为耽美在汉语中的字面含义是“耽溺于美”，非常契合腐女对于男男恋情的唯美幻想。不过，在华语腐文化圈中，“BL”一词也很常见，往往可以和耽美换用。
近年来，随着日本耽美漫画在东亚、北美、欧洲和澳大利亚的扩散，耽美和腐女现象已经引起海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仅以英语学界为例，相关学术活动和研究成果都已颇具规模。2008年7月，澳大利亚卧龙岗大学举办了名为“日本跨国粉都与女性消费者”（Japanese Transnational Fandoms and Female Consumers）的工作坊，部分参会者提交了耽美和腐女方面的论文。2011年1月，日本大分大学举办了全球首个以BL为主题的学术会议“BL的球土性论争：生产、流通和审查”［Glocal Polemics of BL（Boys’ Love）：Production，Circulation，and Censorship］。2010年，美国学者Antonia Levi等人编辑、出版了第一部探讨BL的英文论文集《BL漫画：论BL的性暧昧和跨文化粉都》（Boys’ Love Manga：Essays on the Sexual Ambiguity and Cross-Cultural Fandom of the Genre）。2013年，《图像小说和漫画杂志》（Journal of Graphic Novels and Comics）和粉丝研究杂志《变革性的作品与文化》（Transformative Works and Cultures）分别出版了BL专刊。前者侧重BL漫画，后者侧重BL的跨国粉丝社群。两个专刊共发表了12篇文章和两篇编者按。自2006年中国人民大学本科生杨雅在《中国青年研究》上发表了大陆首篇耽美论文之后，不少年轻学子也对耽美研究倾注了大量热情。相关的期刊论文和硕士论文不断涌现。2012年，权威学术期刊《文学评论》还刊出了复旦大学博士研究生张冰的论文《论“耽美”小说的几个主题》。不过，由于期刊发表的限制，大陆的耽美和腐文化研究依然处于起步阶段，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亟待拓展。
本文根据作者多年来对腐文化圈的亲身观察和参与，从跨国文化交流、在线文化实践和男性气质的再造三个方面探讨了腐文化的发展历程、活动方式和社会影响。无论在日语还是汉语中，“腐”字都有“腐坏、不可救药”的意思，而且是“妇女”中“妇”字的谐音。以“腐女”自称的女性耽美粉丝不仅颠覆了温柔恭顺的良家妇女角色，[13]还以水滴石穿的力量腐蚀、瓦解了东亚社会中的霸权男性气质，让不符合传统性别规范的边缘人群和性别实践获得了更多的社会关注和认可。一 跨国文化流动中的腐文化
作为日益加速的文化全球化进程的一部分，腐文化在中国具有海外输入、草根传播、本土原创、跨境交流和东西混杂的特点。1990年代初，日本动漫大量涌入中国市场，其中裹挟着耽美动漫和一些包含耽美元素的经典漫画。最初，动漫迷们对这些“混进来的奇怪东西”感到非常惊诧，但她们很快就接受和喜欢上了这种不一样的爱情故事。1990年代中后期，网络逐渐普及，开始有论坛（如桑桑学院）设立耽美专区，集中上传耽美资源供粉丝下载。这些资源一部分来自日本，更多的来自中国台湾，而且都没有获得创作者本人的许可。台湾的耽美作者发现作品“被盗”之后，便结伴来到大陆的耽美论坛投诉。这一事件对大陆耽美社群造成了两大影响。首先是普及了版权意识，让耽美粉丝认识到必须有作者的授权，方能发布、转载其作品。其次是激发了粉丝的创作热情，出现了第一代本土耽美作者、耽美画手和耽美广播剧制作者。2005年视频网站出现之后，随即出现了耽美MV的创作者。规范的建立和创作者的活跃，使腐文化在2000年左右进入了一个飞速发展的时期，粉丝和创作者人数不断扩大，耽美网站和论坛四处开花，并形成了原创为主，同人为辅的创作格局。
中国腐文化从一开始就深受日本BL小说和动漫的影响。木原音濑、吉原理惠子、秋月透、松冈夏树、山蓝紫姬子等日本耽美小说作者，都在中国拥有广泛的读者。其中以木原音濑的影响力最大。她因细腻的文风和深刻的情感描写而被中国腐女尊称为“木原大神”。由于部分中国耽美写手在创作中有意模仿日本作者的情节、句式和笔触，还出现了所谓的“日系文”。比如，以写现代文见长的耽美作者蓝淋，刚出道时风格恰似木原音濑，后来才逐渐发展出自己的特色。日本的BL漫画和动画在大陆腐文化圈也很受欢迎。由于审查限制，国产耽美动画没有生存的空间，国内粉丝只能通过网络下载日本BL动画或购买相关的盗版光碟。近年来，中日腐文化圈开始出现互动的迹象，不再是从日本到中国的单向输入。2011年，中国著名耽美作者风弄的长篇小说《凤于九天》被改编成漫画，由日本最大的BL出版社LIBRE出版。从网友收集的读者评论可以看出，日本读者对这部来自[14]中国的耽美作品相当欣赏，并期待续集。
与台湾腐文化圈的双向交流，也是大陆腐文化繁荣的重要助力。由于在台湾，耽美小说可以通过正规渠道出版，因此出现了一批创作状态稳定的本土作者。绪慈、凌豹姿、月读、阿彻，是2000年到2010年间最受读者欢迎的台湾耽美作者。这些作者大多是业余写手，另有专职，有些作者的职业生涯还比较成功，如做牙医的阿彻。2010年之后，这一批台湾作者的活跃程度逐渐降低，新生代写手崭露头角，但尚未出现重量级的代表人物。在大陆读者涉猎台湾耽美作品的同时，大陆耽美作者也将无法在大陆正式出版的作品投给鲜欢、威向、龙马等青睐BL的台湾出版社，从而将自己的读者群扩展到台湾。笔者曾参访了台北的“yaoi会社”，一个由台湾腐女创办的BL漫画小说专门店。在该店收藏的万余册BL图书中，有不少出自大陆作者之手。使用同一种语言的便利，让两岸的耽美爱好者之间互动频繁。比如，大陆腐女可以登陆台湾的鲜网，与台湾读者一起追文、评论。台湾腐女也会访问大陆的耽美论坛，参与讨论和“灌水”。尽管围绕耽美展开的讨论具有较强的幻想性，但它依然让两岸的腐女对彼此的社会处境和文化观念有了更多的了解。
中韩腐文化圈的交流主要集中于明星粉丝社群。自1990年代末，“韩流”（以韩剧和流行音乐为主的韩国流行文化）席卷中国大陆之后，身材高大、长相俊美的韩国男星一直是许多国内腐女YY（意淫）的对象。韩国娱乐公司在包装音乐组合时，也常以组合成员之间的同性暧昧为卖点。由于韩国男子组合通常成员较多，单个组合中还会出现多个配对。如亚洲天团东方神起里就至少有两对“官配”：“豆花”（郑允浩和金在中的配对简称）和“米秀”（朴有天和金俊秀的配对简称）。这些配对无论在韩国，还是中国，都受到粉丝的普遍喜爱。韩国经典的豆花文（即以“豆花”这一配对为主人公的明星耽美同人文）《刺莲》就曾被翻译成中文，并在中国粉丝中广为流传。中国耽美作者中也不乏铁杆“韩饭”。比如，蓝淋就是忠实的[15][16]“HOT饭”，因写“佑猴”同人文而入行。另一个受欢迎的耽美作者苏特，最早也是写“佑猴”同人文的。同样，一些中国明星也成为韩国腐文化圈关注的对象，比如，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期间，韩国腐女就将中国游泳选手孙杨和韩国游泳选手朴泰桓视为绝妙的一
[17]对。
尽管耽美在香港的生存环境比内地更为宽松，但香港腐文化的影[18]响力远较内地薄弱。在香港，腐文化主要作为青少年ACG文化的[19]一个分支而存在，缺乏独立的社群交流平台。香港目前尚未出现有影响力的耽美作者，耽美书刊的出版和租赁也较为少见，导致香港腐女经常在内地耽美网站活动。另外，由于文化上的亲缘关系和华文教育的普及，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等东南亚国家也有一些喜欢阅读中国原创耽美小说的腐女，她们会在中国耽美论坛留下活动的痕迹。比如，在晋江文学城作者冰魅的专栏下，曾有一位越南的耽美粉丝留言，恳请冰魅授权她将一篇小说翻译成越南语。
1970年代，欧美粉丝社群中出现了一种和耽美小说极为类似的[20]斜线文（Slash）。不过，与日本BL作品相比，斜线文对中文腐圈的影响力相对较小。虽然也有一些英文翻译小说非常流行，如“美系耽美小说”《一条名叫Krycek的鱼》和美剧《X档案》的耽美同人文《24/7》，但都没有形成持续的影响。21世纪以来，随着欧美图书、影视作品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它们的英文同人作品也引起了中国消费者的关注。比如，部分具备英文阅读能力的中国《哈利·波特》粉丝会直接到全球最大的粉丝小说网站www.fanfiction.net上寻找《哈利·波特》的同人作品，并认为英文的同人小说更接近原著的风格。和东亚的情形一样，欧美的同人作品也都是以男男配对为主。不过，不同地区流行的配对会因文化差异而有所不同。仍以《哈利·波特》为例，在英语斜线同人文中，最受欢迎的配对是DM/HP（德拉科·马尔福与哈利·波特）HP和/SS（哈利·波特与西弗勒斯·斯内普），但日本的哈迷对JP/SS（詹姆士·波特与西弗勒斯·斯内普）这一配对情有独钟。[21]2010年，BBC制作的电视连续剧《神探夏洛克》，对大侦探福尔摩斯这一经典形象进行了全新的现代诠释。福尔摩斯和他的搭档华生医生，也随之成为中西方腐女心目中的绝配。在百度“神探夏洛克”吧，中国粉丝自己创作的同人文与授权翻译的国外斜线文并置一处，共同构成了粉丝社群的文化资源。由于腐女的力挺，《神探夏洛克》成为近两年中国互联网上知名度最高的英剧之一。
由于美国文化产品在全球大多数地区的风靡，全球化曾被等同为[22]“将美国文化强加给世界的过程”。然而，中国腐文化的发展轨迹却说明，全球化进程并非只是大众文化的美国化，它同时也促进了华[23]语文化和东亚文化的交流。好莱坞电影等美国文化产品在全球传播的过程中，通常依靠文化工业强大的商业资本和行销能力，甚至会[24]动用政府力量来开拓市场。而腐文化的传播则几乎完全仰赖粉丝社群的需求和互联网技术。这种草根自发、女性主导、没有完全商业化甚至挑战主流社会规范的亚文化的兴盛，表明全球化并非只有自上而下的文化输入这一条路径。中国腐文化的在地实践或许可以成为全球化的另类缩影和风向标。二 腐文化社群的线上活动
如果说耽美的概念主要指的是以男男恋为中心的文化制成品，“腐文化”这一概念则更侧重腐女的文化实践活动。除了网络耽美小说的写作和阅读这一核心活动外，腐文化圈的文化实践还包括耽美动漫、广播剧、同人MV的生产和消费。腐文化是一种高度依赖网络的亚文化，绝大部分腐女都是重度网络使用者。为了传播腐文化产品和构建腐文化社群，腐女们利用了网站、论坛、贴吧、QQ群、YY语音、微博等各种新媒介工具。腐文化圈虽然以网络为主要活动平台，但其文化实践并不局限于线上活动。动漫展、Cosplay等线下活动通常都[25]会设立耽美专区。版聚、粉丝之间的私人交往，也是增强社群凝聚力的重要形式。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仅论述线上活动平台和活动方式。
写作网站是腐文化圈的动力之源。目前人气最高的写作网站是晋江文学城（简称“晋江”）和鲜网。这两个网站囊括了绝大多数有影响力的耽美作者。为了鼓励读者参与，晋江建立了一套作品积分制度。[26]读者可以在作者的文下写评论兼打分。作者的积分如果足够高的话，就能够登上网站首页的各种积分榜，比如“VIP金榜”“新晋榜”“月榜”“季榜”“半年榜”等。作者一旦登榜，就能获得更多读者的关注，从而大幅提高作品的点击率和VIP章节的订购量。鲜网也有类似的读者给作者投票积分的制度，但是每位读者每天只有两张积分票，能投出去的积分有限，而且积分和评论并不挂钩。读者给作者的留言也不在文下，而是在专门的会客室里。因此，鲜网读者和作者之间的互动频率要比晋江低很多。
耽美作者大多非常重视和读者的交流。一方面，和读者的互动能够吸引更多的评论，带来更高的积分；另一方面，读者的喜爱和支持也会给作者提供创作动力。虽然一部分VIP作者能够从写作中获利，但大多数作者的报酬都非常微薄，还须要从事其他职业以维持生计，只能把写作当作兴趣来经营。不过，耽美写作已经部分商业化，同好分享的气氛还是非常浓厚的。在VIP作者之外，还有基数庞大的、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爱好写作的群体。对这部分作者来说，读者的关注和支持更是至关重要。读者作者之间的交流通常围绕作品的内容或耽美相关话题展开。比如，晋江上曾经得到过编辑推荐的作者戎葵，就曾在创作悲剧故事《暮云深》的过程中，和读者讨论创作耽美的缘由。戎葵称，如果写言情的话，女主角只能参与感情，却不能参与历史；而在耽美小说里，主人公可以同时经历情感和参与历史。戎葵的解释表明许多腐女之所以选择耽美，是因为耽美给女性读者提供了更灵活的可供代入的角色。这种角色的眼界和活动空间都明显大于言情小说的女主人公。
写作网站的附属论坛，也为读/作者提供了一个便利的讨论平台。晋江的“耽美闲情”是当下最为活跃的耽美论坛。其常见话题包括作品评论和推荐、写作心得、明星CP（配对）、热门动漫、对同志圈的探究和腐文化圈的各种“八卦”。比如，中央电视台蛇年“春晚”中，刘谦公开调侃李云迪“找力宏”。当晚“耽美闲情”就出现了许多热帖，讨论李云迪和王力宏交往的可能性，以及刘谦是否会暗恋李云迪，挖王力宏的墙脚等。2011年新版《水浒传》开播时，电视剧里那些喜欢簪花的英雄们之间的“基情”，也在“耽美闲情”引发热议。[27]
与论坛有相似活动机制的是百度贴吧。百度的腐女吧、腐男吧和BL吧，都是极为活跃的腐文化阵地。截至2014年2月5日，腐女吧共有注册用户84万人，腐男吧有3.8万人，BL吧有42万人。百度贴吧的特点是：用户年龄一般比较小，大多是大学在校生或高中，甚至是小学生；用户身份也比“耽美闲情”中的更加多样化。除了真正的腐女和腐男之外，还有一些“直男”（异性恋男性）在贴吧发布“搔首弄姿”的自拍照，或是和好友合拍的“基友照”。由于知道此类贴吧是年轻女孩聚集的地方，这些“直男”期望通过“卖腐”赢得女孩们的好感，最终达成异性恋交往的目的。在某种程度上，贴吧承担了社交网站的功能。大量身份各异的年轻人借由腐文化的平台走到一起，或讨论小说，或给明星配对，或分享图片、漫画、广播剧、视频等资源，甚至开启一段网络恋情。
写作网站作者的专栏下面，常常会给出作者的粉丝QQ群号码和微博地址。“耽美闲情”也不断有成员发布QQ群号码，邀请同好加入。腐女吧、腐男吧、BL吧，都有自己的官方QQ群。另外还有成员组织的各种主题群。QQ群的活动与论坛有相似之处，但因QQ空间的私密性更强，有时会涉及在论坛上无法公开讨论的话题，并发布一些禁忌性更强的信息。比如，有腐女拍摄了同志会所里场面火爆的钢管舞，因为有模拟SM的场面，不能上传到论坛，就通过各种腐群、同志群流传。除了QQ，YY语音也是腐文化的重要活动平台之一。因为YY语音功能强大，为耽美广播剧的发布提供了便利。另外，耽美作者也会利用YY聊天室和粉丝建立联系。2008年左右，风弄每周都会有一两次在YY语音室和粉丝聊天，她的“萝莉音”给粉丝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新浪微博的出现，为腐文化圈提供了一个新的交流、分享平台。2010年之后，不少耽美作者和画手都开通了自己的新浪微博。风弄的新浪微博现有粉丝25万，知名耽美画手兼作者黑色禁药的微博粉丝达到45万。这些作者经常通过微博发布作品信息和生活花絮。自称是宅男腐女组织的微博“宅腐集中营”现有粉丝220万，经常发布的主题有：同志维权、短篇腐小说、腐段子、明星卖腐“八卦”等。拥有145万粉丝的“小野妹子学吐槽”也是一个经常发布腐向内容的热门微博。2014年除夕之夜，该微博发布了一个调侃中央电视台马[28]年“春晚”为“CCGV”的段子，被转发了1.4万余次。2010年10月，新浪微博举办了中国首届微小说大赛，结果耽美微小说是参赛作品中数量最多、点击率最高的一个文类。这些耽美小说随后被整理打包，在各种耽美、同志论坛中流传。其中一篇由少年仔风小餮创作的作品幽默地再现了耽美微小说的泛滥：
微小说大赛创办之初，组委会并没有给小说进行分类处理。
活动展开一周之后……
组委会默默分类出“耽美”系列单独评选。
一时间，新浪上下的腐女欢欣鼓舞——这是对耽美文学的重视！微小说组委会默默泪流，不把耽美类分出来，我们怎么找得到其[29]他主题的微小说？
张冰在其论文中将腐女描绘为一群有彼得潘情结、拒绝长大、沉溺于耽美的虚幻世界，“把真正令人窒息的现实拒之门外”的颓废青
[30]年。在中国数以百万计的腐女中，不排除有部分人将耽美当作逃[31]避现实或“填补情感空缺的玩具”，但同时也有腐女经由耽美而参与现实中的抗争活动。根据笔者在腐文化圈的多年经验和对部分耽美粉丝的访谈可知，“腐”到一定程度的耽美爱好者大多会主动了解现实中的同志群体的生存状态，并乐意帮助他们反抗社会歧视，维护个人尊严。比如百度BL吧就是一个混合了同志与腐女的网络社群，BL吧首页的签名和头像就构成了一个有趣的酷儿文本，既反映对于耽美纯爱传统的继承，也展示了对当代LGBT运动的关注。签名中的文字是：“爱情和性别没有关系，我们只是爱上了而已！”这句爱情宣言让人联想起尾崎南的经典耽美作品《绝爱》中的著名台词：“如果是我，是我的话，不管他是男的或女的，是猫狗也好，植物也好，机器[32]也好，我一定都会把他找出来，然后绝对会……爱上他。”但这种不分对象的爱情至上主义，曾在日本遭到同志社群的批评，认为耽美虽然描绘的是男男同性恋情，但对同志现实（gay reality）漠不关心。腐女只是在用男男恋的幻想来逃避现实中困扰女性的性别问题。[33]不过，BL吧的同志和腐女们把对耽美的喜好与对同志运动的支持结合了起来。该吧的头像是一个由两手围起来的心形图案，其中一只手的手背上涂满了象征同性恋解放运动的彩虹。这两只相互触碰的手，恰好昭示了以异性恋者为主的腐女群体与同志社群的沟通与团结。
笔者之一的徐艳蕊曾亲自参与了一次由腐女组织的同志维权活动。2005年，湖南理工大学的一位同志学生在本校的贴吧里征集同志学生准备一起“考研”，结果遭到吧主的公开嘲弄和驱逐。这位男[34]生随后在百度BL小说吧发帖讲述了自己受辱的经历，激起该吧成员的普遍愤慨。BL小说吧的吧主亲自发帖召集人员到湖南理工大学吧申诉，并建立了专门的QQ群讨论维权事宜。湖南理工大学的吧主一开始不仅没有给予理智的回应，而且继续嘲弄同志、腐女和腐男。但在腐女、腐男们的持续压力下，该吧主最后不得不向遭到驱逐的那位同志学生道歉。这次事件平息之后，维权用的QQ群变成了耽美小[35]说讨论群。包括腐女、腐男、男同、女同和直同志在内的腐圈人士，继续聚集在群里，交流耽美小说的阅读和写作心得。
腐文化圈的在线活动多以娱乐、休闲为主，但这些自娱自乐的活动都已然渗透了强烈的社会政治意涵。正如一位腐龄10年的年轻同志腐男所言，耽美的流行就是对主流暴力的抵抗：
耽美像是一股逆流，在大多数人接受这种红、专、赞歌系列的语文教育成长的［环境下］，但是却有很多人喜欢上这种可以说被我们的体制所不齿的文艺样式。这种行为本身就是一种抗主流的行为。我相信我们争取发声、争取平权的希望在于那些内心已经有了民主自由安排却披着主流、体制给予他的编号，工作在体制每一个角落的普通[36]人们，他们一面做好组织安排的工作，一面下了班打开天籁纸鸢[37]读自己喜欢的，区别于大众，自己内心偏好的［东西］。当代主流社会关于男性气质的强制性规约，就是耽美所要反抗和消解的对象之一。三 中西文化交汇中的男性气质
澳大利亚社会学家康奈尔（R. W. Connell）指出，男性气质是一个以“早期现代欧洲的个体性概念”为基础，并“伴随殖民帝国和资本主义经济关系”而发展出来的概念。它是一个与女性气质相对照的关系性概念，男性气质会随着阶级、种族和性向等权力轴线分化，产生不同类型的男性气质。在这些多元的男性气质中，存在着霸权（hegemony）、从属（subordination）、共谋（complicity）和边缘（marginalization）四种关系。任一给定的历史时期，总有一种男性气质是最被称颂的，在文化中占据霸权地位。它为父权制的合法性提供了可接受的答案，保证了男性的主宰地位和女性的从属地位。只有异性恋男子才能拥有霸权性男性气质，同性恋男子则因处于男性等级秩序的底层，而成为从属性男性气质的化身。社会通过一系列的实践，迫使同性恋男子从属于异性恋男子。这些实践包括政治上和文化上的排除、合法的暴力、经济上的歧视和私人的抵制。同性恋男性气质成了一个储物柜，专门收纳一切与霸权性男性气质不相容的特质。因此，从霸权性男性气质的视角观之，同性恋男子很容易被女性气质同化。[38]
美国社会学家基默尔（Michael S.Kimmel）也认为，男性气质与恐同症（homophobia）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关联。在一篇名为《作为恐同症的男性气质》的文章中，基默尔指出，我们是通过与一系列他者的对立来界定何为男人的。这些他者包括“少数族裔、性少数人群，以及最重要的，女人”。由于男性身份是依靠对女性气质的弃绝，而非对男性气质的直接肯定确立起来的，导致男性性别身份的稀薄和脆弱。男性必须不断“考验自己、做出英勇的行为，冒巨大的风险”，以便在其他男人面前证明自己的男性身份，获得其他男性的认可。恐同症不仅仅是对男同性恋者的非理性惧怕，或是担心被他人当作男同性恋者，而且是“对其他男性可能暴露我们的真面目，阉割我们，向我们自己和世界揭示我们不合格、不是真正的男人的恐惧”。正是在恐同症（担心被当作男同性恋者，不是真男人）的驱使下，“男性不断夸大男性气质的所有传统规则，包括对女性的性掠夺，恐同症总是和性别歧视结伴同行”。基默尔还特别强调，男性身份的核心是权力，是某些男人主宰其他男人的权力，以及男人主宰女人的权力。典范性的男性必须是“强壮的、成功的、有能力的、可靠的和有控制力的”。[39]
然而，在中国古代的性别秩序中，男性身份却并不完全是依靠否定阴柔气质来界定的。异性恋也不是男性身份的必要条件。传统中国对于男子之间的同性性行为显示了相当的宽容。如法律学者郭晓飞所言，中国历史上缺乏将同性性行为视为“罪孽”的意识形态。尽管清代的法典中出现了“鸡奸”一词，但只要不造成人身伤害或涉及未成年人，法律并没有对成年人之间两愿的同性性行为给予太多的关注。[40]不仅法律上很少惩罚同性性关系，儒道释等主要宗教和信仰也“没有对同性间的性欲横加干涉，不管是男人之间还是女人之间[41]的”。美国历史学者白露（Tania Barlow）认为，在西方，异性恋（heterosexuality）是生产性别的主要场域，女性只有成为男性的异性恋欲望对象，才算是女性。但在1920年代之前的中国，家是性别生产的首要场域。婚姻和性（sexuality）的目的是生产下一代家族成员，为血统服务。也就是说，只要男性之间的同性性行为没有威胁到家庭[42]的稳定和传宗接代的任务，他们的男性身份就不会遭到质疑。香港学者赵文宗（Chiu Man-Chung）也认为，儒家文化“不是以性行为本身的好或者坏为基础来考虑的”，而是在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这五种伦理关系中来评价性行为的。“只要在这个背景下，什么样的性行为都可以被接受，除非它对这个人际关系有负面效果”。[43]国内学者张在舟则指出，由于理学特别看重异性恋伦理，“通过限制男女之间的交往以求道德的洁净”，同性恋问题反而被忽略了，有[44]时还会作为男性的另一种宣泄渠道加以鼓励。
中国文化传统对理想的男性气质的定义也与西方有所不同。澳大利亚华裔学者雷金庆（Kam Louie）将中国传统社会中理想的男性气质分为两种：文和武。武代表了具有男子气概的英雄传统，而文则强调一种温和的理性与智慧。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两种气质的地位各有升落，尤其在明清之后，文弱温和的男性在才子佳人小说中更受欢迎。但在总体上，人们强调两种风格之间的平衡，以期更好地实现修身、[45]齐家、治国的理想。国内性学研究者方刚对文武的二元组合提出了不同看法。在他看来，“将中国男性气质以文武分类，难以明确彰显其特点，还是‘刚/柔’更能准确地与中国古代哲学中的思想及男性气质的建构相契合”。刚性和柔性是“个人在男性气质实践中体现出来的行事风格、外表气质、个性特点”，大多数男性气质实践都会[46]在这两个理性类型之间移动。无论是以文武还是以刚柔作为中国男性气质的阐释框架，儒家传统中最受推崇的男性气质都是文武双全，或刚柔并济。
宋耕（Geng Song）对这一男性气质的“中庸之道”做出了一些解释。他认为，中国文化传统中缺乏西方文化传统中的男/女、男性气质/女性气质，以及异性恋/同性恋的二元对立。他援引白露的观点指出，在传统中国社会，根本没有一个一般性范畴的“女性”概念。对女性的指称只有“女”（女儿）、“妇”（妻子）和“母”。“妇女”和“女性”这两个名词都是五四运动中才出现的。儒家经典和官方正史里的人物大多是无性别（ungendered）的，通俗小说和戏曲里的勇猛男子在一定程度上也都是去性化（desexualized）的。也就是说，这些人物总是被再现为道德高尚之士，而不是物质性的、性别化的男人。由于女性被彻底逐出了指意系统，男性反而可以自由地追求融合[47]了多种行为特质的、带有雌雄同体意味的完美人格。
尽管中国古代理想的男性气质所看重的要素，与西方社会的霸权性男性气质存在一定的差异，但它们包含同样的机制：对权力的掌控和对等级秩序的重视。比如，明清才子佳人小说中，男主角的文弱并不意味着他们对女性控制力的减弱，相反，他们往往是一夫一妻多妾制的实际获益者。他们的“文弱”不是来源于对女性视角的迎合，而[48]是源于中国的科举取仕和文官制度对文人气质的推重。即便是在男男同性关系中，也存在着明确的等级秩序。清代李渔的《男孟母教合三迁》的故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小说讲述儒雅秀才许葳在逛庙会时看上了出身贫寒的俊俏少年尤瑞郎，花费巨资百计谋求归家为妻，并许诺为其父养老。为了报答许的付出，尤瑞郎自宫以表明心志。后小人谗妒陷害许葳致死，尤瑞郎守节抚孤，终使许葳与前妻之子科[49]举成名，自己也受到朝廷旌表。王德威对这篇小说甚感兴趣，称：“李渔的想像力是如此的大胆不羁，他乃能无情地嘲弄传统文学的成规，揭发孔孟道德的矛盾。他虚构的‘男孟母’将现实世界中的[50]性行为及伦理准则，变成巴赫汀所谓的‘嘉年华’杂碎。”这种男性的妇德典范，并不止在小说中存在。史传乾隆二十五年的状元毕沅，青年时家贫落魄，却得到当时名动一时的男伶李桂官的青眼，重金资助他游学科考，终于使毕沅金榜题名，而功成名就的毕沅也一直对李桂官不离不弃，对他的宠爱超过了家里的妻子和数位美妾。当时的著名文人袁枚和赵翼都曾经写长歌记述此事，赵翼还在《檐曝杂记·竹[51]叶亭杂记》中称李桂官为状元夫人。
在这些表彰男性“妇德”的故事里，甘愿雌伏的男子都来源于较低的社会阶层，在权势的威压下，他们的服从和付出被视为理所应当。而处于较高阶层的那一方都有过异性恋经历，他们有妻有妾，有儿有女，他们的妻妾对他的同性恋行为没有任何过问的余地。中国传统社会对同性恋情的建构是依附异性恋秩序或阶级秩序而存在的，尽管与西方的异性恋强制秩序在具体运作方面存在差异，但是同样也存在着强大的压制性力量和权力分配不均衡的现象。中国古代的男男恋故事非但没有拆解男性知识分子的权威感，反而维护了前者的支配地位。
进入20世纪之后，伴随现代化（西方化）的进程，中国社会对于男性气质的理解更加复杂。一方面，传统的理性智慧型的文人形象仍然有相当大的市场；另一方面，西方文化带来的强大压力，又使得中国知识分子丧失文化自信，感受到强烈的身份危机。不论是带有民族主义情结的“东亚病夫”，还是暗示恐同症的“娘娘腔”，都表明柔和、文弱的男性气质已经开始遭到社会的贬斥。1980年代，随着西方思潮的重新涌入，西方文化带来的有关阳刚男子气概的想象也获得了广泛传播，整个中国社会都在为“阴盛阳衰”而焦虑，文学、影视和大众媒体都加入了“寻找男子汉”的风潮。海外男星史泰龙和高[52]仓健依靠其硬汉形象成了男性气质的典范。这种对阳刚男性气质的推崇一直延续至今，以至于举止女性化的男子往往遭到社会和同辈[53]的嘲笑，被辱骂为“变态”“人妖”“娘娘腔”。比如，韩寒就曾在媒体采访中公开嘲讽身材瘦小、爱用护肤品的郭敬明，“我和他［郭[54]敬明］男女有别，没有什么可比性”，用赤裸裸的性别歧视来强化、[55]彰显自身的男性气质。
当中国进入现代社会，男性内部的等级秩序，以及男性与女性的等级秩序都经历了比较大的动荡和改写，对同性恋的定位也与传统社会有很大不同。1949年以后，“官方性话语中的生物实在论导致了一种对二元性差别的特别严格的观点，它认为自然决定了一套无法改变的性别特征和可能性”。同性恋因此被视为正统的异性恋秩序的破坏[56]者，长期遭到默杀，“成为一个游荡在现代中国社会的‘幽灵’”。直到1990年代，国家对同性恋行为的控制才放松。“1997年，流氓罪从中国刑法中删除；2001年，同性恋从第三版中国精神病分类目录（CCMD-3）中删除。这两个标志性事件被视为中国大陆同性恋的合[57]法化和去病理化（depathologization）”。在同志社群的努力下，同志身份开始赢得更多的社会理解和宽容。
中国腐文化圈的活动，就是在这样的大文化背景下展开的。它所面对的性别压抑机制和等级秩序，其实是东方与西方的混合体。但是去考究哪些压抑机制属于本土因素，哪些来自西方社会，对于本文来说并不是一项必需的工作。因为虽然存在文化因素的差异，但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父权制都会通过不断建构男性权威的理想形象来保持对权力的掌控。虽然这个理想男性的具体风格会随着历史、地域的因素产生变化，但它与权力的关系是相对稳定的。因此宋耕才会认为男[58]性气质是无形可具而又处处皆在的。由于男性气质并不是一个先验的本质性存在，而是一系列社会实践的模式，男子凭借这种实践而在性别化的社会结构中获得自己的位置，那么，改变男性气质建构活动中的权力分配方式，消解男性气质的霸权，就并不是一件不可能的事。四 攻/受区分与性别秩序的重组
腐文化的多元性别实践活动，对男性气质与权力的稳定关系进行了有效的拆解。它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一个根本的技术性原因就是用攻/受取代了男/女的分界。攻/受的区分尽管带有男女二分模式的影子，但又不完全是男/女的翻版。攻/受角色的划分其实很简单，在性行为中，被插入的一方是受，而插入的一方是攻。耽美作品对同志性行为的描写较为含混，一方面带有显而易见的异性恋模式的影响，并[59]不完全等同于同志的身体实践；另一方面，攻/受的身体结合，又不同于异性恋模式将性行为理解为女性对男性的郑重交付。攻和受的关系是相对平等的，因为二者说到底仍然是具有同样的社会身份和生理结构的个体，他们的关系是一种高度情境化的选择，而不是一种固定的模式。比如，一个配对中的受，完全可能在另一种关系中变成攻。尽管在耽美作品中，攻/受的身份选择往往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但是做出其他选择的可能性一直都存在。
这与男/女的刻板角色模式有很大差异。在异性恋模式中，男性、女性各有一整套行为规范，不仅体现在性关系中，也体现在生活中的其他领域。比如，男性在两性关系中表现的主动性和支配性，以及在社会生活中表现出的权力欲和进攻性，就被认为具有同构的性质，是男性的天性使然。而女性在两性关系中的被动、脆弱，易受伤害，需要有所依赖和保护，也是女性天性的一部分。但在攻/受关系中，并不存在这样一种同构关系。在耽美作品中，攻击性强、对心仪的对象主动展开追求的一方，很有可能是受；受也可能比攻能力更强、权力更大、更有智慧。相反，攻可能会温和脆弱，或者天真单纯、美貌无双。攻受面目和行为方式的多样化，导致了攻/受组合方式的多变：强攻弱受、强攻强受、弱攻强受、弱攻弱受、美攻丑受、女王攻忠犬受、忠犬攻女王受、一受多攻、一攻多受……可以说，腐文化拆解性别等级秩序的策略不是取消性别，而是使其变得无穷多。这样，男性气质就可以在一个扁平的维度上向多元化的方向发展，而不是如传统社会那样，在一个层级化结构中将不同的男性气质与不同的权力份额捆绑在一起。
由于耽美聚焦的是男男同性之爱，耽美作品的主人公都是男性，女性要么被忽视，要么只能扮演次要角色。这种“重男轻女”的创作模式引起不少研究者的不安。比如，国内资深腐女吴迪就认为：耽美揭示了女性的“性别认同危机”。耽美借用“男性的身体来表达女性的期望和欲望的行为本身就是女性处境的反映，是女性理想的分裂：[60]女人不知道自己希望成为什么样的人，于是干脆将本身取消”。这样的批评思路其实暗含了一种性别本质主义，假设存在着某种固定不变的女性身份，在女性的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之间须要保持某种一致性。这样的批评同时也忽视了耽美主题的多元性和复杂性，以及它的跨性别维度。女性角色不是耽美小说叙事的中心，并不意味着女性气质在耽美小说中的边缘化。由于耽美小说中的人物没有按照传统的性别模式划分，女性气质可能在受身上出现，也可能在攻身上出现，或者攻受都是男女气质混融的人物。与其说耽美小说忽视女性，不如说耽美小说以一种更多元的视角解读、建构性别角色，而将自己带入男男恋，通过披上所谓“男性”外衣来想象世界的腐女；与其说她们在嫉妒和向往男性的特权，不如说她们希望通过攻和受这种和以往的性别角色不同的想象性构成（攻受虽然存在插入和被插入的关系，但这种关系可由个体选择，并随时可以转换），来获得一种不同的介入世界的方式。这种新的想象性构成，更富于弹性和灵活性，不受传统叙事模式和性别等级秩序的制约。
同时，即便耽美小说中的生理女性并不是罗曼史的主角，她们身上同样也包含了鲜明的性政治意涵。耽美小说常常批评那些依靠谄媚父权制而获利的女性，但是高调赞美富于智慧和行动能力的女性。比如，非天夜翔的小说《破罐子破摔》，里面的女性角色都十分出彩。历史传说中著名的丑女、诸葛亮的妻子黄月英，被塑造成了一个成熟、智慧且深具个人魅力的女子，其他女性人物如貂蝉、孙尚香，也都不再有历史上以色侍人的命运，而是以自己的力量积极参与历史建构。
因此，可以说，耽美对于男男恋的偏好，并不是以男性来替代和抹杀女性，而是借用男男恋这种异常模式，重构男性和女性，重构激情与亲密关系，尤其是重构性别秩序。康奈尔曾指出：“同志社群不是激进性别政治的同质性源泉，也不会自动生成一种对抗性的关于男性气质的政治”，但由于其面临的生存境况，它会对性别秩序提出持[61]续的理论和实践上的挑战。在主流性别秩序中，男性身份与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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