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度阴山
出版社：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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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行合一王阳明2：四句话读懂阳明心学试读：
序篇 四句教——阳明心学的天机与纲要
一初春时节，到处郁郁葱葱，心学大师王阳明就在这生机盎然的天地间，为他的弟子们讲解心学。正津津有味时，一老农来求见。老农不是来听课的，而是想和他做一笔买卖。
老农说，最近家里财政状况堪忧，很多地方需要现金。可悲的是，他没有现金，所以决定将自己的一块田地卖给王阳明。王阳明当即拒绝。他说：“君子应成人之美，不可趁火打劫。你是农夫，田地是你的生存源泉，我若买了你的地，你是能解了近忧，可将来怎么办？”
王阳明决定，借给老农所需要的现金，还款日期不限。老农感激涕零，拿着钱千恩万谢地走了。
故事倘若到此为止，那就成了小故事大道理道德版，所以必有下文。下文就是：几日后，王阳明和弟子们到山水间游玩。在一处风景如画之地，王阳明看向山凹处一块田地，不禁赞叹道：“你们看，那里面山背水，远看如菩萨莲花宝座，实在是风水宝地啊。”
有弟子试探性地问道：“老师喜欢这块田地？”
王阳明眉飞色舞：“怎能不喜欢？良知能知善恶，它告诉我这就是‘善’的，我真是如喜欢美色（如好好色）一样喜欢这块田地。”随即，王阳明脸色呈现出遗憾的神情，“可惜它不是我的。”
该弟子笑道：“它理应是您的，只是您舍了。”
王阳明迷惑地看着该弟子。
该弟子解释道：“这块田地就是几日前那个来和您做买卖的老农的。他当初要卖给您的地就是这块地。”
王阳明“哎哟”了一声，人人都能听出他语气里的懊悔。
可语音未落，王阳明马上扼腕顿足，说道：“我怎么会有这种想法？！”
众弟子茫然。
王阳明找了个地方坐下来，紧闭双眼，静如枯木。许久，才睁开眼，看到弟子们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神态，他缓缓说道：“我刚才的那想法就是私欲啊，欣喜的是，总算被我克掉了。”
众弟子恍然大悟。
其实讲这个故事不是目的，这个故事是“形而下”的器，我们真正要讲述的是这个故事背后的、“形而上”的道。这个道就是王阳明的“四句教”：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
这里的“善”是中庸、中和、不偏不倚的意思；“恶”是过或不及的意思。“四句教”是阳明心学的精髓，同时也是简易明快了解阳明心学的工具，更是阳明心学的“天机”。那么，上面这个故事和四句教有什么关系呢？
王阳明的拥趸、明朝心学大师耿定向说，当然有关系。
当王阳明和弟子们在山水间游玩时，他的心坦坦荡荡、无牵无挂，是无善无恶的，这就是四句教第一句“无善无恶心之体”。可当他听到关于那片田地的所有信息并产生懊悔之心时，就说明他的意动了，这就是四句教第二句“有善有恶意之动”。那么，这个“意”是对是错呢？他扼腕顿足，就说明这个“意”是错的。错就错在，他不该有懊悔的想法，一懊悔就证明他想据为己有，据为己有的心是错心。那么，他是怎么知的呢？是与生俱来能知是非善恶的良知告诉他的！所以这是四句教第三句“知善知恶是良知”。他一知道错，马上就静坐，克掉这个错误的“意”，去掉恶，保持善。最后，他如释重负，这就是四句教最后一句“为善去恶是格物”。
无疑，耿定向的这种诠释是阳明心学“致良知”的过程，或者说是程式、法则。那么，王阳明是如何解释四句教的呢？二
1527年农历九月，王阳明被明政府起用，讨伐思恩（今广西武鸣县北）和田州（今广西田阳县北）。启程前，他的两位弟子钱德洪和王汝中举行了一场激烈的辩论，辩论的内容就是王阳明提出的“四句教”。
王汝中以为，这四句话前后矛盾。
钱德洪对王汝中的怀疑精神大为惊异，摆出一副热情的姿态向他讨教。
王汝中毫不客气地说：“第一句，无善无恶心之体，既然心的本体是无善无恶的，由心而发出的意也应是无善无恶的。意既然无善无恶，意所在的事也必是无善无恶，那良知还做什么裁判？何必还要去格物？所以后三句是废话。”
钱德洪不语，王汝中更来了劲：“如果意有善恶，良知要做裁判，在良知的指引下我们去格物，那就说明心体还是有善有恶的。这样的话，第一句话就是错话。”
钱德洪语重心长，拿出看透世事的长者对无知少年教诲的语气：“你呀，看歪了。心体是天命之性，原本是无善无恶的。可是，这颗心会被外物所沾染，外物一沾染，心发出的意自然就有了善恶。但心体仍知善恶，所以我们要为善去恶，为善去恶的目的就是恢复那心体。”
两人各执己词，辩得不可开交，只好请王阳明来裁夺。
王阳明听了二人的见解后，说道：“两位的见解恰好可以互为补充，不可偏执一方。我开导人的技巧有两种：资质高的人，让他直接从本源上体悟。人心原本是晶莹无滞的，原本是一个中和。资质特高的人，只要稍悟本体就是功夫了。他人和自我、内和外一切都透彻了。而另外一种人，资质较差，心不免受到沾染，本体遭蒙蔽，因此就教导他从意念上实实在在为善除恶，待功夫纯熟后，污秽彻底荡涤，本体也就明净了。王汝中的见解，是我用来开导资质高的人的方法；钱德洪的见解，是我用来教导资质较差的人的途径。两位若互为补充借用，那么，资质居中的人都可被导入坦途。若两位各执一词，在你们面前就会有人不能步入正轨，就不能悟透真理了。”
这段话可以如此理解，对那些资质高（良知光明）的人，你只需和他说第一句和第三句：无善无恶心之体、知善知恶是良知，他一听到这话就明白了是什么意思。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心体光明，始终在行良知，日用而不知罢了。
而对那些资质较差（良知被遮蔽）的人，你就要和他说第二句和第四句：有善有恶意之动、为善去恶是格物。他一听到这话就明白该在“念头”（意）上为善去恶，时刻警醒自己，我的“意”是有善有恶的，千万要谨慎，一定要正念头（格物）啊！
由于这次授业解惑发生在王阳明府邸的天泉桥上，所以这次讲学被称为“天泉证道”。“天泉证道”的最后，王阳明叮嘱二人道：“我的心学宗旨就是这四句话，你等千万不可抛弃。来，跟我念一遍：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
这就是王阳明本人对“四句教”的解释，王阳明最喜欢和最擅长的就是“二合一”，比如知行合一、心理合一，同样，四句教也是无善无恶和有善有恶的合一。
阳明心学四句教是让人既自信、又不可自傲的教法：人人都有能成为圣贤的良知，它无善无恶，近乎天神的境界，这是我们引以为傲的。
但良知会被遮蔽，发出的意却是有善有恶的，所以我们必须要诚意，为善去恶，以此来抵达清澈的良知，随时随地行这清澈的良知。当我们的良知无善无恶时，就是我们最有力量、最有智慧之时。天下既在我手，更在我心。三
是否还有别一角度来理解四句教？
答案是肯定的。众所周知，王阳明在“天泉证道”两年后就病逝江西，在人世间的最后两年中，他拖着病躯一直在广西境内剿匪，没有时间和精力继续深入阐述四句教。所以后人对四句教的阐释五花八门，让人眼花缭乱。
那么，为什么说四句教就是王阳明心学之纲？
因为“无善无恶心之体”是他的世界观，“有善有恶意之动”是他的人生观，“知善知恶是良知”则是他的价值观，而“为善去恶是格物”就是他的方法论。
王阳明主张心外无物，心是无善无恶的，作为万物的世界自然也是无善无恶的。在这个“无善无恶”、一团“和”气的世界上，我们要树立正确的人生观，这自然就需要心发出“意”。
而正如钱德洪所说，有些人的心体被沾染，正如世界观受外物影响一样，所以由此而形成的人生观必然有善有恶。令人欣喜的是，我们每个人都拥有知是非善恶的良知，人人心中都有完美的核心价值观。而我们所需要的就是用格物的方法论来为善去恶，自觉践行正确的价值观。
从四句教作为阳明学大纲的语境出发，我们可以这样说：如果每个人的世界观都如王阳明所说的那样把天地万物当作自己的一部分去爱，那他必会树立“内圣外王”的人生观，也会真诚恻怛地践行“致良知”“知行合一”等心学核心的价值观，因为阳明心学有一套无与伦比的方法论：静坐与事上练。
四句教是一个正循环，正确的世界观会让人拥有善的人生观与价值观，当人人都拥有善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后，会反过来自然而然地塑造善的世界观。如天地万物一样，生生不息，周游不止，一善百善，天下皆善；一和皆和，天下皆和！
对四句教理解的这第三点，即是本书的由来，也是本书的纲目。
第一章 无善无恶心之体——阳明心学的世界观
世界观，简单地讲，就是每个人对世界怎么看。其着眼点是物质和意识、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
那么，在王阳明看来，物质和意识、思维和存在是什么样的关系呢？或者说，王阳明的世界观是什么样的呢？
几万年前的黄昏，四个人类攀上参天大树欣赏落日。落日最后的余晖在人间消失时，整个世界融为一体，万籁无声。
第一个人类虔敬地说：“感谢神创造了这个美丽的世界。”
第二个人类不以为然，纠正他道：“世界是某种物质爆炸后诞生的，与神有何关系！”“你俩真蠢！”第三个人类指着自己的心脏说，“世界是我心的反映。我心在，世界就在；我死后，世界也就没了。”
三人各执己见，吵得不可开交。最后一个人类从冥思中悠悠醒转，说道：“你们呀，良知不明，所以把这世界看得支离。”
三人异口同声质问他：“你认为这世界是怎么回事？”
此人回答：“天地万物本一体，无善恶之分。如果你们觉得世界万物有善恶之分，只是你们的心为它们分出了善恶。倘若心无善无恶，万物就无善无恶。这样看来，世界是什么样，我心说了算。”
这显然是第三个人的论调。前两个人类鄙夷地一笑，第三个人扬扬得意，但第四个人又补充道：“但没有这世界，我的心也就不称之为心。试想，世界万物不存在了，你的心还有什么用？躯体不在了，你的心脏还有什么用？所以我说，世界和我心，是互相感应互相依存的。”
多年以后，我们知道了，第一个人类的世界观是唯神论，第二个人类的世界观是唯物论，第三个人类的世界观是唯心论，第四个人类的世界观就是王阳明的世界观——不唯神、不唯物，也不唯心，只唯良知！
一、心是万物的尺度
1527年农历八月，赋闲在家多年的王阳明被明政府重新起用，皇帝朱厚熜命他到广西剿匪。王阳明当时已五十五岁，身体状况堪忧，但他毫不犹豫地去了广西。临行前，弟子钱德洪希望王阳明允许将《大学问》刊刻。《大学问》是王阳明对四书之首《大学》的心学解析，据钱德洪说，它是阳明学的重要教科书。王阳明对每个来学习其学说的人，都会灌输其《大学问》。可以说，《大学问》是阳明心学的入门课和心学思想精髓。
很多弟子都希望王阳明能将《大学问》成之于文字，王阳明高深莫测地说：“这种意思必须诸位口耳相传，倘若用笔写下来，让人当作文章去读，就没有意义了。”
钱德洪拒绝认可王阳明的话，他说，口耳相传固好，但流传百世之后，恐有口误，失了《大学问》的宗旨。
王阳明沉思许久，终于点头允许《大学问》成为文字。
感谢王阳明，更感谢钱德洪，使我们在今日能看到《大学问》的文字，正是《大学问》开篇的一段文字，使我们知道了王阳明的世界观：“真君子，会把天地万物看成一个整体，把普天之下的人看成一家人，把全体中国人看作一个人。他们能把天地万物当作一个整体，并非有意为之，而是他们内心的良知使然。他们的良知和天地万物是一个整体的。”
这就是“万物一体”，或称为“万物一体之仁”，其实就用“仁”来贯通自己和万物。“仁”是儒家思想的重要概念，一般而言就是“爱”。中医把手脚麻痹的人称为“不仁”，由此我们可以知道，所谓“仁”就是具有痛痒的知觉，以生理的知觉，不断地觉悟道德性的东西，这就是仁！
在王阳明看来，这个世界应该是以我为中心，将天地作为躯干，把万物作为四肢百骸，然后用我的“仁”来对待我的躯干和四肢百骸，使躯干和四肢都得到我的仁，并最终成仁。
这岂止是理性的世界观，简直就是动人心魄的胸怀！
为何“万物一体”并非有意为之，而是我们内心的良知使然呢？王阳明举例说：“当我们看到一个小孩儿要掉进井里时，必会自然而然地生出害怕和同情之心，这就说明我们的良知跟孩子是一体的。或许有人说，小孩儿是人类，大家是同类，看到他面临危险，会有这种心态。但是，当我们看到飞禽和走兽发出悲哀的鸣叫或因恐惧而震颤不已时，也会产生不忍心听闻或观看的心情，这也说明我们的良知与飞禽走兽是一体的。同样的道理，当我们看到花草和树木被践踏和折断时，也会产生怜悯体恤的心情，当我们看到砖瓦石板被摔坏或砸碎时，也会产生惋惜的心情，这就是说我们的良知与花草树木、砖瓦石板是一体的。”
很容易想象，当每个人都把别人的冷暖悲喜当作自己的冷暖悲喜时，就会油然而生一种使命感，我要爱天地万物，因为它们是我的一部分，正如我爱我的四肢一样。而每个人也注定将如此，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良知。
王阳明提出万物一体，无非是希望每个人都发自良知地去爱人，爱世界，爱天地万物。这就是儒家苦口婆心教导世人的“仁”，在王阳明看来，“仁”就是致良知。那么，我们用良知去爱天地万物，是一股脑地铺天盖地去爱，还是有步骤、有层次、有轻重呢？
有人问王阳明：既然万物一体，那《大学》为何会说仁爱应有“厚薄”呢？
王阳明做了很详细的回答：这是天理如此，也是良知的答案。近处说，我们的头和手足就有轻重之别，如果非要舍弃一面，那肯定是舍弃手足而保留头。倘若刻板地主张万物一体，不分主次轻重，那当你的亲人和路人都快要饿死时，你的食物只能解救一个人，你解救谁？自然是你的亲人。因为天理如此，良知的答案如此。
我们要真切笃实地拥有一颗万物一体的仁心，就必须从眼前事做起，从你最亲近的人做起。然后循序渐进，真诚恻怛地致良知，最终就会迈入真正的“万物一体”之境。
但天下芸芸众生，能做到这一点的人凤毛麟角，原因就是我们的良知被私欲隔断，不能视天地万物和我为一体，而形成了间隔，无法贯通自己和万物。
在王阳明看来，我们之所以拥有这个世界，就是因为每个人要行这“万物一体”之仁。倘若没有这个，所谓的世界也就不存在了。阳明心学的一切理论、概念都建立在“万物一体”之上，它是阳明学的世界观，也是阳明学的基石。
有弟子问王阳明：“人固然有良知，草木瓦石也有良知吗？”
王阳明回答：“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个尺度就是良知。所以人的良知就是草木瓦石的良知。如果草木瓦石没有人的良知，不可以称之为草木瓦石。岂止草木瓦石，倘若天地没有人的良知，也不可以称之为天地。因为天地万物和人原本是一体的，其发生的最精微之处，就是人心的良知。风雨露雷，日月星辰，禽兽草木，山川土石，和人原本也是一体的。因此五谷禽兽之类，都可以养育人，药石之类，都可以治疗疾病。只因同此一气，所以相通。”
因为万物一体，所以王阳明极力主张“和”。“和”是中华文明的精髓，王阳明之前的儒家世界观认为，世界浓缩成一个字，就是“和”。
它符合宇宙法则（上应天理），符合伦理道德（下合人伦），符合一切事物的自然规律（贯穿于万事万物之中）。
实际上，万物一体就是“和”，如果你真能万物一体，把天地万物都当成自己的一部分，你就能做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四海一家、亲密无间的和睦和祥、和乐融融；你就能深刻领悟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和衷共济；你就能真诚恻怛地秉承“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的信条而与人和善。
你更能发自良知地明白一件事：宇宙浑然一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斗则俱损，和则两利。站在“和”的视角就是站在万物一体的视角，把天地万物当作是自己的一部分，也就是用一种全世界、全球的观念来思考问题。
它告诉我们，无论是人类社会，还是凡具生命之世界，甚至是瓦石世界，都是以共存为基础。人和天地万物都是平等的，小到细菌，大到海底神秘的庞然大物，都是生命世界的一分子。
谁都没有资格不分青红皂白地剥夺天地万物的生命，因为在圣贤看来，天地万物都是我身体的一部分，没有人不会爱自己的身体，正如每个人都会对自己身体的痛痒有感知一样。
李大钊先生有句名言，能为王阳明的世界观做一个恰如其分的眉批：（中华文明是）为与自然和解、与同类和解之文明。
清人马士琼清晰地看到这点，于是说出了下面这段话：“若能将阳明学施于一家，扩之四海，则大地皆红炉，而人心无歧路，谓为王氏（王阳明）之球图（国家）也，可谓为天下万世之振铎也。”
那么，在王阳明眼中，世界是如何来的呢？
这是个众说纷纭的问题。东方的盘古说：“起初，我住在一个大鸡蛋壳里，太憋屈。于是我挥出一斧，劈开鸡蛋，蛋清上升是为天，蛋黄下沉是为地。”这就叫开天辟地。天地有了，但死气沉沉。盘古咬咬牙，痛快地自戕，他的身体自动自发地变成万物。西方的上帝说：“创造个世界哪有这么难！我说，要有光，于是有了光；我说，要有万物，于是有了万物。”
朱熹对这两种创世论嗤之以鼻，他说世界生成的过程既不简单也不难。混沌时期，各处都充盈着“气”，这个气就如同煮饭锅里的气一样，是一种物质。气从下面滚到上面，又从上面滚到下面。这个气只做一件事就是：滚。
滚来滚去，万物形成了。
气永远处于由静止到运动再到静止的循环状态中，这就是所谓的“动静”。气处于“动”的状态时，我们称它为“阳”；处于“静”的状态时，我们称它为“阴”。“阳”气凝集而成为木、火两个元素，“阴”气凝集而成为金、水两个元素。而土元素很有个性，它先天地而生，并且就藏在木、火、金、水四个元素之中，没有了土，其他四个元素也就不存在。这就是阴阳五行，阴阳五行生万物。
到此，朱熹的世界观明朗得很：作为物质的气创造了世界，这是典型的唯物主义，至少是朴素的唯物主义。但他头脑一热，扭身奔岔路去了。
他说，“气”能创造天地万物，是因为它遵循着个“理”。“理”是理学的金字招牌，据说是程颐所创。朱熹说，它是宇宙、万物的根据，是使宇宙、万物自然而然那样存在的原理。譬如，做人要厚道，这是自然而然的原理。如果做人刻薄，那就是岂有此理？！
朱熹觉得，“理”在“气”先，有“理”才有“气”。
王阳明觉得朱熹在这个问题上跑偏了。他说：“理是气的条理；气是理的运用。没有理那就不是气，不存在没有理的气；没有气那就不会有理，没有无气而有理的。”
王阳明用这段话告诉我们，世界是由物质“气”构成的。无疑，这是货真价实的唯物论。
但他同时也认为，作为物质的“气”并非是随心所欲地创造了世界，它遵循着一定的原理——理。与此同时，原理不能凭空存在，必须依附于物质“气”。
比如在各个星体未形成前，万有引力是不存在的。万有引力的存在，必须要有各个星体的存在。
也就是说，“理”和“气”是共生共存的关系，可视作一体，谁都离不开谁，不可分割。
二、心即世界
1508年，王阳明因得罪太监刘瑾而被发配到贵州龙场（今贵阳市修文县）驿站担任站长。16世纪的贵州龙场等同于原始森林，有毒的瘴气和各种猛兽活跃其中。有一天夜里，一头熊晃晃悠悠走进王阳明居住的石洞，险些把王阳明做成夜宵。
除了残酷的大自然外，当地还有一言不合、拔刀就上的野蛮土著。更要命的是，王阳明缺少食物。他先是做采集者，大自然的馈赠毕竟有限，而且有的野生植物有毒，王阳明毕竟不是神农氏，中毒一次后就再也不敢胡乱吃了。于是他又变成耕种者，对于过惯了公子哥儿生活的王阳明而言，这简直就是地狱般的生活。
就是在这种挑战人类生存极限的场所，王阳明并未丧失信心，他每天都静坐思索。静坐在当时有两个好处，一是可以思索，二就是减少活动量，从而减少食量。
经过头脑中的风起云涌，王阳明终于问出了一个好问题：倘若孔子身处这样的境地，他会怎样？倘若尧、舜、周文王、周公被赶到这个鬼地方，他们会如何应对？
他这是想从心外的古圣先贤那里寻找智慧而突破困局。
后来他又想到朱熹。按朱熹的思路，此时此刻，应该去向心外寻求生存智慧。
如果朱熹是王阳明，那他肯定去找狗熊，问它你是怎么生存下来的？狗熊会告诉他，能吃到小动物时就吃小动物，能吃到人就吃人。朱熹还会去问土著，你们为什么过得如此快乐？但他和土著言语不通，所以问了也是白问。朱熹更会问龙场的一草一木，尔等如此生机勃勃，有什么生存之道吗？一草一木会告诉他，啊呀，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们能如此，自然而然的啊。
朱熹从狗熊、一草一木那里得到这些信息后，肯定会跑回山洞，得到“理”：自然而然地吃小动物和吃人。这就是朱熹的“格物致知”：去外在的万事万物（物）上探究（格），得到（致）知识、道理（知）。
可王阳明对此有极大的质疑：求索来的道理，真的适合自己吗？纵然格出“理”来，我心能接受吗？难道真要我去吃动物，甚至吃人，而且还自然而然？
王阳明摇头叹息，心力交瘁，几乎精神错乱。突然有一天，他在恍惚的睡梦中突然惊醒，如魔鬼附体一样尖叫起来：“啊，是了！是了！圣人之道，从我们自己的心中求取，完全满足。从前枝枝节节地去推求事物的原理，真是大误。实际上，‘格’就是‘正’的意思，正其不正，便归于正。心以外没有‘物’。浅近而言，人能‘为善去恶’就是‘格物功夫’。‘物格’而后‘知致’，‘知’是心的本体，心自然会‘知’。见父知孝；见兄知悌；见孺子入井，自然之恻隐。这便是‘良知’，不假外求。倘若‘良知’勃发，就没有了私意障碍，就可以充足他的恻隐之心，恻隐之心充足到极点，就是‘仁’了。常人不能够没有私意障碍，所以要用‘致知格物’一段功夫去胜私复理，使得我们的‘良知’没有被遮蔽，能够充塞流行便是‘致知’。‘致知’就‘意诚’了，把心这样推上去，可以直到‘治国’‘平天下’。”
说完这段话，王阳明顿时觉得胸中异常畅快，如浩瀚的宇宙，无一丝尘埃。这就是心学史的开篇“龙场悟道”，归纳为八个字则是：吾性自足，不假外求。
这八个字如同神秘咒语，道破天机！
实际上，阳明心学是对朱熹理学的拨乱反正，它掀翻理学这座大山的第一步也是最根本的一步就是对“格物致知”的重新诠释。“格物致知”是理学第一经典《大学》的“三纲”（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八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八目”的基石，是中华儒家哲学的起脚处，悟透它就等于找到了修齐治平的天梯。
王阳明觉得，朱熹对“格物致知”的理解大错特错。
他的理解是，“格”是“正”的意思，“物”就是事，就是意念所在处。
所谓“格物”，就是在事上正心之不正。比如我要吃饭，“要”是意念，“吃饭”就是一事。“格物”就是在吃饭这件事上矫正心之不正，其实就是要自己有个正确的吃饭念头！
王阳明在龙场的绝境中生存下来就是一事，“格物”就是在绝境中生存这件事上矫正心之不正。因为心上有良知，良知是无善无恶的，所以良知不可能不正，我们真正要“正”的是那个“意”，也就是“念头”。
面对绝境，王阳明有两种念头：一是悲观绝望要死要活，二是乐观勇敢积极面对。良知能知是非善恶，所以它会告诉你，第一个念头是错的，第二个念头是正确的，你要把第一个念头矫正过来，保持第二个念头。
那么“致知”呢？王阳明说，“致”是实现的意思，“知”则是良知。
如此一来，“格物致知”就是，在事上正念头而实现良知。回到王阳明身上则是：他在龙场绝境中生存这件事上正了念头，从而实现了良知。
这是个正循环：靠良知的指引在绝境生存这件事上正了念头，正确的念头反过来又实现、呼应、光明了良知。由于它是正循环，所以“格物致知”又可以称作“致知格物”，即是：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致吾心之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也。所以，心即理。
由此可知，王阳明龙场悟道所悟出的道浓缩成三个字就是“心即理”，它同样也是王阳明的世界观之一。自龙场悟道后，王阳明走出低谷，意气风发，他所凭借的正是“心即理”这三个字。或许有人问，这三个字真有如此神奇功效，能让一个身处绝境、意志低迷的人瞬间就可脱胎换骨、旋乾转坤？！
按王阳明的解释，因为我心中有能知是非善恶的良知，所以天地万物之理都在我心中，不需外求。
当他在龙场驿站生不如死时，他没有到外界去请教土著如何生活，狗熊如何生活，他只是在心里求索：这种时候，我应该振奋精神，而非半死不活。
这是他和朱熹对世界的看法与思维的截然不同之处：朱熹认为，解决问题的方法在别人那里；王阳明则认为，搞定困难的关键在自己，在自己的心中。天下间所有的道理都在我们心中，只看你求还是不求。只要你求，心能满足你所有的要求。
心，在物（物者，事也）为理。有此心即有此理，无此心即无此理。你有真心对待父母的心，就有孝的理；有真心对待君王的心，就有忠的理；有真心对待百姓的心，就有仁的理。如果你没有真心对待父母的心，就不可能有“孝”的理；没有真心对待君王的心，就不可能有“忠”的理……
心（也即良知）是手电筒，理就是手电筒的光，心要按下开关，理就没有任何借口地必须出现，心是理的主人翁。心不但是理的主人翁，还是“天地万物”的主人翁，它统一着世界万物，主宰着世界万物。
下面这段问答明白无误地道破了这点。
有弟子问：“为何说人心与物同体？例如，我的身体原本血气畅通。所以称同体。如果我和别人，就为异体了，与禽兽草木就差得更远了。但是，为何又称为同体呢？”
王阳明回答：“你只要在感应的征兆上看，岂止禽兽草木，即便天地也是与我同体的，鬼神也是与我同体的。”
弟子不明白。
王阳明问：“你看看在这个天地的中间，什么东西是天地的心？”
回答：“曾听说人是天地的心。”
王阳明又问：“人又把什么东西称为心？”
回答：“唯一个灵明。”
王阳明总结说：“由此可知，充盈天地之间的，唯有这个灵明。人只是因为这个躯体，从而把自己与其他一切隔离开了。我的灵明就是天地鬼神的主宰。天若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仰它的高大？地若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俯视它的深厚？鬼神若没有我的灵明，谁去分辨它的吉凶福祸？天地鬼神万物，若离开了我的灵明，也就不存在天地鬼神万物了。我的灵明若离开了天地鬼神万物，也就不存在我的灵明了。如此这些，都是一气贯通的，岂能把它们隔离开来？”
弟子问：“天地鬼神万物是亘古不变的，为何认为没有我的灵明它们就不存在了？”
王阳明反问：“如今，看那些死去的人，他们的灵魂都游散了，他们的天地鬼神万物又在何处？”
王阳明的意思是这样的：由于万物一体，所以我们的心和世界万物是可以沟通的，正如你能沟通你的四肢百骸一样。人心对世界万物有所感，而世界万物就有所应。如果你的心不“感”，那世界万物就不“应”；只要你“感”，世界万物必须“应”。这就说明，心统一着世界万物，主宰着世界万物。
王阳明说，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个尺度就是良知，没有良知就不成为人心，人也就不是人了。
确切地说，良知是人存在的根本依据，自然也是万物存在的根本依据，所以“草木瓦石没有人的良知，就不能为草木瓦石；天地若没有人的良知，也就不能为天地”。
也就是说，是我们用良知为草木瓦石、为天地命名的，我们“发现”“创造”了草木瓦石、天地。如果没有我的主观介入，它们就不能成为草木瓦石、天地。
换句话说，“心”不但是宇宙万物的主人翁，能超越时间和空间，同时还是一种强大的意志，能创造出整个人文世界。王阳明承认，世界是客观存在的，但这个世界应该什么样子，是由我心来决定的。有的人的世界黑暗无边，有的人的世界光明灿烂，这都是拜我们那个宇宙万物的主人翁的心一手所赐。
王阳明说“心即理”，实际上是号召人们以积极的人生态度、生命意识去面对世界、创造世界。同时又告诉人们，既然真的世界就在我心中，所以那个所谓的物质世界就是虚幻的，我们千万不可被它所遮蔽、所改造，而忘却、沦丧了人之所以为人的真谛。
心既然如此神通广大，是宇宙万物的主人翁，所有的一切都在它控制之下，那心外还能有什么呢？你不是不能去心外求索，而是根本就没有心外这个地方！
他的弟子徐爱对“心即理”很迷惑，问王阳明：“一切道理、规则只从心中寻求，大概不能穷尽天下所有的事理。”王阳明斩钉截铁道：“心即理。天下难道有心外之理乎？”
徐爱举了个简单的例子：“比如侍父的孝、事君的忠、交友的信、治理百姓的仁爱，其间有许多道理存在，恐怕应该通过读书和向高手请问，才能知道‘孝’‘忠’‘信’‘仁’这些道理吧。”
王阳明解释道：“侍父，不是从父亲那里求得孝的道理；事君，不是从君主那里求得忠的道理；交友、治理百姓，不是从朋友和百姓那里求得信和仁的道理。孝、忠、信、仁只在你心中。心即理！没有被私欲迷惑的心，就是天理，不用到心外强加一点一滴。用这颗真诚的心，表现在侍父上就是孝，表现在事君上就是忠，表现在交友和治理百姓上就是信和仁。只在自己心中下功夫去私欲、存天理就行了。如果按你所说，这些道理在外面，那你的父亲去世了，你还明白‘孝’的道理吗？”
徐爱点头：“明白。”
王阳明笑了：“那就对了，你父亲不在了，你却还知道‘孝’的道理，说明这个道理不在外部你父亲身上，而在你心里。”
你如果没有孝的心，你的父亲对你而言是不存在的，所谓心外的父亲只是良知被遮蔽的人的看法。
当你良知光明时，根本就没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物，因为你和客观事物发生感应后，它就成了你心内的一部分。你必能以“理”相待！
三、善恶只是一物
有弟子向王阳明请教善恶。王阳明道：“善恶只是一物。”
弟子大惑不解，问王阳明：“善恶两端，如冰炭相反，如何谓只一物？”
王阳明回答：“至善者，心之本体。本体上才过当些子，便是恶了。不是有一个善，却又有一个恶来相对也。所以，善恶只是一物。”西方哲学家罗素也说，善恶如同一条路的上坡下坡，本质仍是那条路，其实是一回事。
为何善会有“过”或“不及”呢？或者说，恶是怎样产生的呢？
王阳明的回答是这样的：“凡应物起念处，皆谓之意。意则有是有非，能知得意之是与非者，则谓之良知。”良知无有不善，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发出的“意”却有是有非，所以“恶”是出现在“意”这个环节上。
问题是，正如我们前面所谈到的，意由“心”发，而心之本体是良知。“意”本身也是出自良知，这样一说，“意”应该也是有善而无恶的。
可为什么会有“恶意”呢？
王阳明说，问题就在“应物起念处”。“应物”是“心”感于物而动，动时，稍不留意就会“动了气”，这个气是习气，是在社会中耳濡目染来的不良习惯和作风。比如我的心感于饥饿，但习气会让我想吃大鱼大肉，这就是私欲，和“饥饿吃饭”这天理已背道而驰。
这样看来，“恶”的出现是在应物之际，是私欲萌动之结果。有人问王阳明：“意有善恶，诚之将何稽？”（“意念有善有恶，这样该如何考查呢？”）
王阳明用四句教回答他：“无善无恶者心也，有善有恶者意也，知善知恶者良知也，为善去恶者格物也。”
人再问：“意固有善恶乎？”
王阳明回答：“意者心之发，本自有善而无恶。惟动于私欲而后有恶也，惟良知自知之。故学问之要曰致良知。”
意思已很明了：恶既不在于良知之“心体”，亦不在于无善无恶的“物体”。恶没有本体，只是由“心”而发之“意”。在应物起念时，才表现出善念、恶念的区别。
而所谓的“私欲”指的就是那些好色、好利、好名之心，这是毋庸置疑的。但王阳明同时也指出，“闲思杂虑”也属于私欲。
弟子陆澄就很不理解：“好色、好利、好名等心，固是私欲。如闲思杂虑，如何亦谓之私欲？”
王阳明笑道：“毕竟从好色、好利、好名等根上起，自寻其根便见。如汝心中，决知是无有做劫盗的思虑，何也？以汝原无是心也。汝若于货色名利等心，一切皆如不做劫盗之心一般，都消灭了，光光只是心之本体，看有甚闲思虑？此便是寂然不动，便是未发之中，便是廓然大公！自然感而遂通，自然发而中节，自然物来顺应。”
也就是说，我们平时的“闲思杂虑”并非是闲的、杂的，而是有所指。人在胡思乱想时可能会想好的，也可能会想坏的。人人都会想自己发财，人人也会想自己会碰上倒霉事。这些胡思乱想的背后，其实都是我们对名利的奢望和对我们怕失去的担忧，它们都属于非分之想。如果你看淡名利，如果你真看透生死，就不可能在平时胡思乱想。
当然，王阳明之所以说闲思杂念中也属于私欲，还因为闲思杂虑只存在于我们脑海中，还没有被实现。所以我们思虑的善恶、是非，并非如白昼和黑夜那样容易分辨。我们以为正在对未来憧憬，实际上却是贪欲。我们以为正在勾勒当一个伟大的人，实际上却是好名的私欲。在这些真假难辨的闲思杂虑中，很容易会让良知无法判断，最终会遮蔽良知。
所以王阳明说，一定要根除闲思杂虑，唯一的办法就是把那些影响闲思杂虑的私欲给克掉。
因为善恶本是一物，所以有弟子问他“心无恶念时，这个心就空空荡荡，是不是再需要存养一个善念”时，王阳明笑道：“既然除掉了恶念，就是善念，也就恢复了心的本体。例如，阳光被乌云遮挡，当乌云散去后，阳光又会重现。若恶念已经除掉，而又去存养一个善念，这岂不是在阳光下又添了一盏明灯？”
在阳光下添一盏灯就是有念头要存善，王阳明说过这样的话：“在心体上不能遗留一个念头，有如眼中不能吹进一丁点灰尘。一丁点能有多少呢？它能使人满眼天昏地暗了。这个念头不仅是指私念，即便美好的念头也不能有一点。例如，眼中放入一些金玉屑，眼睛就不能睁开。”
我们于此可以知道，无善无恶就是本心最自然的状态，它是心的本体。
由于心即是理，心外无事、心外无物，心的本体是无善无恶，所以天地万物也应该无善无恶。这就是王阳明的世界观：天地万物无善无恶，我们对待天地万物的态度也应该是无善无恶。
下面这个故事极透彻地说明了这个观点。
王阳明的弟子薛侃有一天在花园中除草时，付出了许多汗水，所以哀叹道：“为什么天地之间，善难培养，恶难铲除？！”
王阳明当时就在花园赏花，听到薛侃的叹息，立即察觉到传播心学世界观的机会来了，于是接口道：“你就没培养善，也没有铲除恶。”
薛侃莫名其妙，因为他劳碌了大半天，铲除了很多杂草，而且他经常浇灌花朵，这怎么能说是没有培养善，没有铲除恶呢！
王阳明发现了薛侃的疑惑，却没有继续深入这个话题，而是转到另外一个问题上去了：“你呀，如此看待善恶，因为从形体上着眼，错误在所难免。”
薛侃这回如堕云里雾里，更不知王老师的话是什么意思了。
王阳明马上解释说：“天生万物和花园里有花又有草一样。哪里有善恶之别？你想赏花，花就是善的，草就是恶的。可如有一天，你要在门前搞个草坪，草又是善的，草坪里的花就肯定被你当成恶的了。这种‘善恶’都是由你的私意产生，所以就是错误的。”
薛侃吃惊地问：“这不就是无善无恶了吗？”
王阳明正色道：“天下任何事物本来就没有善恶，它之所以有善恶，全是你强加给它的。我问你，黄金是善还是恶？”
薛侃搓着手兴奋地说：“黄金是大大的好东西，当然是善的。”
王阳明问：“这要看黄金在什么地方。它在你手上，肯定是善的，可如果它在你胃里呢？”
薛侃摇头道：“那这就是恶的了。”
王阳明又问：“粪便是善的还是恶的？”
薛侃肯定地回答：“那玩意儿肯定是恶的。”
王阳明笑了：“粪便可以让庄稼生长，在老农心中，它就是善的。所以说，天下的万事万物哪里有善恶之分？都是人强行加到它上面的。同样是一座大山，旅游的人就认为它是善的，有急事要翻越它的人就认为是恶的。同样一个人，在朋友心中是善的，而到了他的敌人心中，他就是十恶不赦的。”
王阳明说，很多人都认为这个世界太残酷，因为我们总感觉自己常受到束缚，精神也不能自主，我们受到了客观条件的种种限制。实际上，我们之所以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是因为我们和外物产生了对立。我们所以和外物产生对立，是因为我们总是以自己的标准来衡量外物，于是，就有了是非好恶之情。
当我们对外物有了是非好恶之情，就是给外物贴上是非善恶的标签，一旦你给它们贴上标签，它们就有了生命，反过来干扰你。也就是说，我们被客观条件所限制，全是我们自己搞出来的。
薛侃万分地迷茫。
王阳明就举例子说，比如你刚才对野草发出的感叹，你就是给它贴上了“恶”的标签，对于“恶”的东西，人人都会动气，一动气，心情就受到干扰，你心情不好，这个世界就不会好！不仅仅是被你评价为“恶”的事物会对你产生干扰，就是被你评价为“善”的事物也会对你产生干扰。比如被你评价为“善”的黄金，表面上看是你喜欢它，你拥有它，实际上，当你喜欢上它时，它已经控制了你，时刻干扰你。它在你手里，你就过度兴奋，可当它遗失时，你必然过度忧伤，你已经成了它的木偶和奴隶。
或许有人会问，如果我们对任何事物都没有善恶之分，那岂不成了不必奋斗就可衣食无忧的和尚？薛侃就问王阳明：“您说的无善无恶和佛家的无善无恶有什么区别吗？”
王阳明严肃地说道：“当然有区别。佛教把‘无善无恶’看得太重，总拿出来讲。而且他说完‘无善无恶’后就什么都不管了。比如他说粪便没有善恶，哪怕床边就有一堆，他也不扫除。而我们心学说‘无善无恶’，是不要刻意为善，更不可刻意为恶。”
薛侃好像有所领悟，点头说：“既然草不是恶的，那么，我就不拔除了。”
王阳明吸了口气，说：“我才说完这是和尚的意思，你怎么就来实践了？如果草有妨碍，你就应该把它除掉。”
薛侃被王阳明弄得晕头转向，说：“这样不就是在有意为善、有意为恶了吗？”
王阳明说：“我说不刻意为善去恶，并非说全无‘好恶’，如果全无好恶，没有是非之心，那连和尚都不如，你就会成为一个麻木不仁之人。所谓‘不刻意’，就是说‘好恶’全凭天理，再别无他意。就是不要刻意地和事物对立。你现在是为了保持花园，花园里有草，这就妨碍你了，它妨碍你，你就该把它拔除。如果没有拔除干净，你也不要放在心上。比如你今天拔了一天草，可还没有拔完，那你也不要晚上想着草，一想草，就会想到它是恶的，如此，你就和草对立起来，它主导了你的情绪。你不能控制情绪，自然会被情绪所控制。”
薛侃这次好像真的明白了，说：“看来，善恶全然与事物无关了。”
王阳明说：“当然。善恶在你心中，遵循天理即为善，为气所动即为恶。”
其实王阳明的意思只是想告诉我们，想有正确的世界观，就要取消我们和外物的对立。不以自己的好恶来评价外物，让外物按照它们自己的规律去发展。比如你被雨浇成了落汤鸡，不必恼火，因为雨就是要落到地上的，这是它的规律。比如你被别人诽谤，也不必愤怒，你不理它，它自然就按它的规律慢慢消亡。大风起的时候，要顺风走，不要逆风行，你要遵守风的规律，这就是顺应万物，不要和万物对立。
房子、车子、金钱各有它们的规律，它们也不过就是房子、车子、金钱，你不要给它们加上标签，让它们来指挥你，你不必把它们放在心上，只需要向前努力就是了。
当我们做到不以自己的私意来衡量外物时，我们就不会受到外物的限制和支配，我们就可以支配自己，使自己的心灵得以安放。由于心即是理，你的心灵安放了，这个世界也就好了。
第二章 有善有恶意之动——阳明学的人生观
所谓人生观，直白而言就是，你的人生应该是什么样的，你应该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有人问理学鼻祖张载，你的人生观是什么？张载当时正站在山坡上，清风吹来，白衣飘飘。他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请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有人问未发迹时的东汉开国皇帝刘秀，你的人生观是什么？刘秀垂涎欲滴道：“当官要当执金吾（京城卫戍司令），娶妻当娶阴丽华（当时以美貌著称）。”
有人问东晋权臣桓温，你的人生观是什么？桓温把长矛猛地插到地上，面向东方的红日，长啸一声：“大丈夫不能流芳百世，亦当遗臭万年！”
如果你去路边问个乞丐，你的人生观是什么？他会愣一下，然后拿出职业的微笑：“大爷，可怜可怜我吧。”
那么，在王阳明看来，我们每个人的人生观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一、人人皆可为尧舜
有一天，弟子王汝止外出归来。
王阳明问他：“一路上都见到了什么？”
王汝止平静地回答：“我看到满街的人都是圣人。”
王阳明笑笑，说：“你看满街人都是圣人，他们看你也是圣人。”
二人正在心照不宣地相视而笑，又一叫董萝石的弟子慌慌张张地从外面冲进来，神秘兮兮地对王阳明说：“我今天看到一件大奇事啊！”
王阳明问：“什么稀奇事？”
董萝石激动地直搓手：“我看到满街人都是圣人！”
王阳明笑笑，故作不屑：“这算什么稀奇事，再正常不过。”“满街都是圣人”之典来自于朱熹。朱熹当年在泉州看到当地浓郁的宗教文化氛围后，不禁大发感慨地说出“此地古称佛国，满街都是圣人”的赞语。“圣人”这种稀世珍品很难得，如果不了解王阳明的心学精髓，肯定会认为他和两位弟子都精神错乱而说胡话呢。满街都是圣人，意为人人都是圣人，这种话语，王阳明说得很多。
他曾在一次讲学间隙对弟子们说：“人人胸中都有个圣人，只是不自信，又不肯努力，所以埋没了这位圣人。”
弟子们唯唯。
王阳明看着一位弟子说：“你胸中有个圣人。”
这名弟子马上站起，慌张得很：“不敢。”
王阳明叫他坐下，笑着说：“众人皆有，你怎么就没有？天下万事都可谦虚，唯独这事不可谦虚。”
该弟子笑着接受。
王阳明扫视众弟子，先诵了自己的一首诗：“个个人心有仲尼，自将闻见苦遮迷。而今指与真头面，只是良知更莫疑。”
然后他又语重心长地注解道：“人皆有良知，圣人之学，就是致此良知。自然而致的是圣人，勉强而致的是贤人，不肯致的是愚人。虽是愚人，只要他肯致良知，就和圣人无异。此良知所以为圣愚之同具备，而皆可为尧舜者，以此也。”
这种论调是破天荒的。因为孔子和孟子都说，上智与下愚不移。意思是，上智就是上智，下愚就是下愚，大部分人无法成为圣人，所以大部分人是不平等的。但王阳明却说：下愚不是不可移，而是不肯移；只要他移了，肯致内心固有的良知，那就是圣贤。
既然大家都是圣贤，或是潜在的圣贤，那人人就是平等的。这就是王阳明的人生观之一：要自信，人人都是平等的；不可自傲，因为人人都是平等的。你不比别人差，也不比别人高明。
1526年，王阳明的几个弟子去京城参加科举，回来的路上，他们向遇到的人讲授王阳明心学。让这些弟子大感意外的是，很少人相信，绝大多数人都持怀疑态度。他们大惑不解，问王阳明：“老师的良知学，直指本心，一语道破，为何还有那么多人不相信？”
王阳明说：“你们是怎么讲的呢？”
弟子们纷纷说了自己的讲授方法，这些方法都有个特点：居高临下，给别人灌输知识。
王阳明说：“你们这是扛着个‘圣人’去给俗人讲学，俗人一见‘圣人’来了，都给吓跑了，还有谁能用心来听呢？”
众弟子大为惊骇。“你们如果把自己当成圣人，那人家也是圣人，不可居高临下。你们如果把人家当成是愚夫笨妇，自己也要成为愚夫笨妇。如此才是真讲学。”
即是说，人不能有凌驾于他人无论是品格、还是能力之上的傲慢，因为人人都是平等的。
有弟子吹捧王阳明：“先生如同泰山在眼前，若不知敬仰，就是没有眼珠的人。”
王阳明反问：“泰山不及平地广阔，你在平地上又能看到什么？”
人要做广阔的平地，勿做突兀的泰山！
二、意志独立方有自尊
心学是让人自信的学问，自信的基石就是自尊。成为一个拥有自尊的人，起脚处就是要拥有独立意识、独立精神，人只有在思想上独立，才有自尊可言：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也不敢以为是也；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也不敢以为非也。
这就是“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深层含义则是，每个人应该有独立意识，不可活在权威和传统中。而独立意识的产生源于我们的良知，良知说是，即是；说非，即非。只以我良知之是非为是非。
拥有独立意志是王阳明心学的灵魂，这在心学入门课《大学问》中的开篇即已点出。《大学》开篇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朱熹对这句话中的“亲”字有异议，他认为应该是“新”。
所以这句话用朱熹的口吻来解释就是，大学（相对于古代的小学）的宗旨就是弘扬光明正大的品德，让人弃旧图新，使人迈入完美无缺的人生境界。
王阳明则认为，就应该是“亲”：大学的宗旨就是弘扬光明正大的品德，爱天下人，让人迈入完美无缺的人生境界。
一个是让人弃旧图新，一个是爱天下人，这就是朱熹理学和王阳明心学的不同之处。“新民”和“亲民”到底有何不同，我们可以用下面的历史事实来说明。
西周初期，周公把姜太公封到齐地为王，把周公的儿子伯禽封到鲁地为王。
姜太公五个月后就来报告政情。周公问：“这么快？”
姜太公答：“我简化了政府的组织，礼节都随着当地的风俗。”
三年后，伯禽姗姗而来报告政情。周公问：“如此慢？”
伯禽回答：“我改变他们的风俗，革新他们的礼节，搞得我精疲力竭，总算完成了。”
周公说：“如此看来，后代各国必将臣服于齐啊！处理政事不简易，人民就不能亲近他；平易近人的执政者，人民一定归顺他。”
后来，齐国成为东方强国，一度称霸诸侯；而鲁国渐渐衰弱，龟缩在山东泰山脚下，渐渐被遗忘。
姜太公和伯禽的治国方略就是“亲民”和“新民”的区别。姜太公用的是“亲民”，也就是顺着百姓的心而用心，不仅关怀他们的生计，更关怀他们的心灵，不违背他们的意志，使他们有独立精神；而伯禽用的是“新民”，用权力按自己的意志来教化、启蒙，改造民众，使他们成为自己希望的那种人。
从这一点而言，“新民”就是统一思想，不管别人的意志和感受，强行使他们进入自己设置的轨道，使人的独立意志和独立精神彻底丧失。
人类的发展史告诉我们，你爱一个人，就该给他自由，身体上的自由和思想上的自由。你不喜欢被人强迫自己的意志，就不要去强迫别人的意志。
当人有了自尊后，确切地说是确信了良知后，王阳明说，你就成了狂者。“狂”不是丧心病狂、精神错乱或者是目空一切的人，孔子把人分为四等，中行、狂、狷、乡愿。“中行”是符合中庸的人，这种人生境界很难达到。而“狂”呢，古典儒家解释说，处于这种人生境界的人是果敢扬言，一心一意立志于古圣人的理想主义者，但却被世俗认为言行不一而招致诽谤。
如果你连这种人生境界都不敢追求，那只好求其次，不屑于不洁之事，这就是狷者。至于乡愿，孔子爆粗口道：“它是道德的贼！”孟子注解道：“同流俗一个步调、与浊世同呼吸，态度似忠信，行为似廉洁，人人都喜爱他，是个老好人，尤其要命的是，他也认为自己的方式是对的。”
对于“狂”者，王阳明深有体会。他在江西平定朱宸濠之乱后，不知什么原因，谩骂责难他的声音越来越多。王阳明问他的弟子们：“你们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
有弟子说，因为先生立下不世奇功，所以很多人都嫉妒先生，因妒生恨。还有弟子说，这是因为自先生的学说影响力已如泛滥的黄河一发不可收拾，而那些朱熹门徒自然要站出来反抗让他们耳目一新的学说。更有人说，先生建立了如此功勋，尊崇先生的人会越来越多，根据辩证法，那些排挤阻扰先生的人就越来越卖力。
王阳明摇头笑道：“诸位的话都有道理，但并不是根本。最根本的原因是，未发现良知妙用之前，我对人对事还有点乡愿的意思，可我确信良知的真是真非后，就发现只要我按照良知的指引去为人处世，心情非常愉快，头脑格外清晰，不装体面，不在乎别人怎么看，由此就养成了‘狂者’的胸襟。即便全天下人都讲我言行不符也毫无关系。古圣人说，狂者是一心一意立志于做圣人的理想主义者，我看应该是立志于我们固有的良知吧。”
这就是王阳明的人生观之一，狂者看上去实行起来难，但只要你不虚饰、不藏隐，照本心（良知）率直地行动就算成功。若犯了错误，只要改正即可，这是入圣的真大道！
这是自尊，那么无畏呢？
如果你信良知的真是真非，自然就有大无畏的精神气充盈你的心间，让你成为一个拥有独立意志、顶天立地的人。倘若有人强迫你的意志时，你该无所畏惧奋起反抗。王阳明说：“只因世上的人把性命看得太重，也不问是不是该死还是不该死，一定要委屈地保全性命，就是这种保全才丧失了天理。一个人可以伤害天理，还有什么事干不出来？如果违背了天理，那和禽兽就没有分别了。假使在世上苟且偷生成百上千年，也不过是做了成百上千年的禽兽。我们为学之人，必须在这些地方看清楚、弄明白。”
儒家开山鼻祖孔子说：“真可以称之为人的（志士仁人），向来是杀身以成仁，从来不求生以害仁。”这段话的意思是告诉我们，一个真正的人“不能为求生而损害人必须具备的要素——仁，应以牺牲自己来成全仁”。
王阳明的人生观之一即是如此：心即理，违背良知指引而不奋起抗争，就是违背了天理。所以做人，应该在良知的指引下无所畏惧。遇到良知所认为的不公时要敢于抗争、善于抗争。因为万物一体，所以你为自己抗争时，就是在为别人抗争；为别人抗争，就是在为自己抗争。
波士顿犹太人屠杀纪念碑上有一段话，很能说明这点：他们接着来抓犹太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他们又来抓工会会员，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会员；他们再来抓天主教徒，我没有说话，因为我是新教教徒；他们最后来抓我，这时已经没有人替我说话了。
三、内圣外王
王阳明认为，每个人的人生态度应该是自尊无畏，而人生目的则是内圣外王。“内圣外王”是儒家门徒千年的理想，意为内有圣人之德，外施王者之政，即人格理想与政治理想的结合。连瞎子都看得出来，这不可能。所以最早提出“内圣外王”的不是拥有超强进取心的儒家，而是举着高调理想主义大旗的庄子。
所谓政治，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政治家就是处理这个关系的人。政治先天性的带有阴谋和血腥气质，它恰好和道德品质水火不容。儒家门徒千年以来，始终想把二者强扭到一起，可千年的历史证明：“内圣”的人肯定无法“外王”，比如孔子，他的功业就乏善可陈；而“外王”的人肯定不是“内圣”，比如诸多的开国皇帝，哪个不是靠阴谋阳谋取了天下？
儒家面对“内圣”和“外王”的割裂，只能做一件事：干瞪眼。
王阳明以为，每个人都可以轻而易举地做到“内圣外王”，只要你明白“内圣外王”是怎么回事。他说，所谓内圣的“圣”不是外在的道德准则，而是你内心的良知。你内心的良知告诉你的是非对错就是你的道德准则，这个道德准则是按你良知的指引随时变化的：良知即是《易》，其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
良知就是《易》，易之道就是变化，根据不同时期、不同地点和条件，表现为不同的形式和作用。如果你把道看成是固定不变的，那就大错特错了。同样，你把道德规则看成是固定不变的，那就更大错特错了。
打人违背道德，但当有人正准备把孺子扔到井中时，为了解救孺子，你只能打他。这个时候，打人就是道德的。欺骗是不道德的，但当你在无恶不作的敌人身边卧底，你对敌人倘若真诚不欺，非但不道德，而且极不明智。“内圣”是我们不被遮蔽的良知，“外王”并非是可用外在标准衡量的“功业”，而是行我们那不被遮蔽的良知：立志用功，如树使然。方其根芽，犹未有干；及其有干，尚未有枝。枝而后叶，叶而后花、实。初种根时，只管栽培灌溉，勿作枝想，勿作花想，勿作实想，悬想何益？但不忘栽培之功，怕没有枝叶花实？
说得已很明显：只要你能用心栽培树芽，就必有枝叶花实；只要你能行那不被遮蔽的良知，就必能产生外在标准衡量的功业！
良知“变动不居”“刚柔相易”，我们行它时自然也要“变动不居”“刚柔相易”。也就是，不要拘泥执著，凡事以适宜为唯一准则：适宜义（）即是良知。如受人馈送，也有今日当受的，他日不当受的，也有今日不当受的，他日当受的。你若执著了今日当受的，便一切受去；执著了今日不当受的，便一切不受去，便不是良知的本体。
听命于君主是忠，忠是一种道德品质。但在1519年，江西南昌的宁王朱宸濠造反，王阳明正奉旨去福建的路上，得知这一消息后，他立即抗旨不遵，返回江西和朱宸濠开战。这只是因为王阳明的良知告诉他，如果不能迅速平定朱宸濠，那江南百姓将大遭涂炭。他只不过在行良知而已。而其平定朱宸濠后来也成了他的“外王”标志之一。
由此可知，“内圣外王”就是致良知。只要你能致良知，那在任何领域都能创建功业。有人问王阳明：如果在声色货利上行良知，算不算？
声色货利始终是被儒家排斥的，认为它们全是人欲，没有天理。而王阳明却回答：“当然算！只要你能真切笃实地行良知，偶尔碰到声色货利，就不会成为负担，自然会去依循良知并对它作出反应。良知仅在声色货利上用功，若能致得良知精精明明，毫无一丝蒙蔽，那么，即便与声色货利交往，也全符合天理。”
心即理，符合天理，即符合吾心，“内圣外王”后的功业自然而然产生，简直就是水到渠成。君王能“内圣外王”，就能成为真正的圣君；读书人只要能“内圣外王”，就能成为真正的圣人；生意人只要能“内圣外王”，就会成为富可敌国的王者。甚至是环卫工人，只要能“内圣外王”，也能成为该领域的翘楚。
在王阳明看来，这就是我们每个人应该具有的人生观，也是人生的终极目标！
四、不过度，不执著
王阳明的弟子陆澄有一天忽然接到家信，信上说，他儿子病危。凡是个爹，听到亲儿子有危险，就不可能无动于衷。于是他的脸马上呈现了忧苦状，心里更是万分忧愁，不能自已。
王阳明听他说了这件事后，居然有点小欣喜：“啊呀，这正是大好时机啊！”
陆澄有点生气：我儿子可能要病死了，你居然说这是大好时机，你为何不说苍天有眼呢？
如你所知，陆澄误会了王阳明。王阳明说的“大好时机”其实是这样的：“你现在正是用功时，如果错过这个机会，平时讲学又有什么用处？人就是要在这时候练心。”
原来，这是练心的最好时机，怎么练呢？
王阳明说：“父亲爱儿子，感情至深，但天理有个‘中和’处，过分了就是私心。此时，人们往往认为按天理应该烦恼，就去一味忧苦而不能自拔，正是‘有所忧患不得其正’。一般说来，七情的表露，过分的多，不够的少。但稍有过分，就不是心的本体，必然要调停适中才算可以。譬如，父母双亲去世，做儿女的哪有不想一下子哭死心里才痛快呢？然而，《孝经》中说：‘毁不灭性。’并非圣人要求世人抑制情感，天理本身自有界限，不可超越。人只要认识了心体，自然分毫都不能增减。”
这个故事在《传习录》中相当有名气，它是阳明学方法论“事上练”最经典的案例解读。要通透了解这段话，首先应普及理学的基本概念。朱熹认为，人的心分为性和情两部分。性是天理，比如人心所固有的仁、义、礼、智、信。情则是欲，比如七情。朱熹说存天理去人欲，就是保存仁义礼智信，祛除七情。既然把人心所固有的七情祛除了，人心就不圆满，所以朱熹让人去万事万物上求索“理”来填补七情六欲的阵地。
这就是朱熹所谓的“性即理”，而王阳明则说“心即理”，就是性和情都是天理。
王阳明说：“喜怒哀惧爱恶欲，人称七情，七情都是人心固有的，从良知生发出来，需要良知去控制。七情好比浮云，良知好比太阳。太阳不会总停留在一处，但无论何处，只要有一线光明，就全是阳光所在处。天空即便布满云雾，只要太虚中还能分辨颜色和形式，便为阳光不灭处。“不能仅因为云能遮日，就要求天不产生云。七情顺其自然地流露，也是良知在起作用。但是又不能太执著。执著、七情都称为欲，都是遮蔽良知的。当然，稍有执著，良知就会发觉。发觉了就会克除遮蔽，恢复本体了。”
把这段议论和陆澄的故事联系起来，我们就可知王阳明的人生观：每个人都有七情，但不能过度。陆澄半死不活的样子就是过度了，过度就是执著，死盯一点钻牛角尖。这就不是“和”，不是中庸。
不过度、不执著，不逆情、不立异，始终处于良知所指引的平衡状态，这就是贵和尚中。
怎样理解不立异、不逆情呢？
仅以陆澄的故事来说，陆澄在“哀”这个情感上过度了，所以是逆情，违背了良知所教导的人的情感。假设陆澄得知儿子病危的消息后，哭天抢地，绝食绝饮，奔走呼号，这就抵达了逆情的高境界：立异。
在王阳明看来，七情是人固有的情感，中和时是天理，过了就不是，太过就是立异，那简直就是丧良知的表现了。
什么是在人固有的情感上立异呢？
比如“守孝”，儒家认为，父母去世后，儿子应该守孝三年。王阳明也认可这种礼，因为这是良知的指引，它是我们对待父母情感的一种仪式和表露。但有人为了证明自己是世间独一无二的大孝子，竟然守孝六年，更有人守孝九年。还有人本来守孝三年，过了几年后，突然发神经又跑去守孝三年。这就是立异，因为它已不是中和，太过了。
用王阳明的说法，你做得这么过，安的是什么心？
当然，这种“立异”害不了别人，几乎成不了榜样。还有一种立异，可就是在良知上插刀了。
公元632年，是千古一帝李世民执掌大唐帝国的第六个年头。春节前夕，李世民突然颁布一道动人心魂的圣旨：明年秋季斩首的三百余名重犯释放回家过节，可在明年秋天回来受死。
要知道，这些死刑犯可都是杀人越货的主儿，释放他们回家等于是放虎归山。令人万分惊愕的是，第二年秋天，三百余名重犯全都回到刑部大牢，无一人缺席！
李世民心花怒放，说：“看看这些人，如此守信，这说明还有良心。”
众大臣说：“是啊，应该好好奖赏他们的良心。”
李世民大手一挥：“无罪释放！”
这就是史册上白纸黑字的“李世民纵囚”事件，当时的大臣们纷纷赞颂李世民的英明和仁德。他们认为，是李世民让他们回家过节的“仁爱”行为感动了囚徒们被遮蔽的良知，使他们纷纷致了良知，信守诺言，心甘情愿地回到大牢里等着被砍脑袋。
这件事真有如此简单？
如果你用阳明心学的角度来看待这件事，只需如王阳明那样问一个问题就可得到真相：李世民你释放囚徒，安的是什么心？
李世民明知那些囚犯都是死刑犯，却释放他们，这是视国家法度为儿戏。傻子都知道这是不对的，可李世民却故意犯错，他安的心肯定不是公心，必是私心。这个私心就是：粉饰太平，向天下人宣扬自己的教化。这就失去了“中和”，就不是良知的本体了。
另外，那些囚犯居然都回来受死。趋利避害是人之常情，尤其是这些死刑犯的心理。他们竟然不趁此逃避山林，反而回来引颈就戮，他们安的是什么心？
固然，他们安的也是私心。这个私心就是：既然你要门面，我就给你门面，你好了，我也肯定好，我按你的程序去表演，你们的虚荣心得到满足，免除刑罚是肯定的！
北宋大学者欧阳修针对李世民的纵囚，写过一篇文章就叫《纵囚论》，他把李世民和囚徒们的非“中和”之心揭露得淋漓尽致：“李世民知道释放囚犯回去，他们一定会回来以希望被赦免，所以才释放他们！被释放的囚犯预料自动回来一定能获赦免，所以才会回来！料想囚犯一定会回来才释放他们，这是上面揣摩下面的心思；料想上面一定会赦免他们才自动回来，这是下面揣摩上面的心思。是上下互相揣摩造成这种声誉，哪里有什么教化作用！如果不是这样，那么李世民即位已经六年，天下却有这么多罪大恶极的死囚；然而释放一次就能使他们视死如归，保存信义，这哪里讲得通啊！”
他讽刺挖苦道：“释放了回来的就按国法杀掉，然后再释放一批，囚犯又回来了才证明是教化的作用，但他们一定不会回来了！如果屡次赦免，那么死刑犯就都不会死了，这能够作为天下的法度么？”
这就是立异，违背了良知的“中和”。在王阳明看来，人生在世，不可逆情和立异，因为他们都不是良知的本意。“贵和尚中”的另一要求就是“不器”。
很多年以前，孔子和他几个著名弟子坐在郊外闲聊。当时草长莺飞，碧空湛蓝如洗，好不快活。孔子对几个弟子说：“不要认为我比你们年纪大，就不敢在我面前随便说话，你们平时总在说：‘没有人了解我呀！’如果有人了解你们，那么你们打算怎么办呢？现在，你们就畅所欲言，说说你们的人生志向。”
子路抢先说道：“一个拥有一千辆兵车的国家，夹在大国之间，常受外国军队的侵犯，加上内部又有饥荒，如果让我去治理，三年工夫，就可以使人人勇敢善战，而且还懂得做人的道理。”
孔子微微一笑。
又问冉求：“你呢？”
冉求思索一会儿，慢慢回答：“一个纵横六七十里、或者五六十里的国家，如果让我去治理，等到三年，就可以使老百姓富足起来。至于修明礼乐，那就只得另请高明了。”
孔子又转向公西赤，问：“你呢？”
公西赤很惶恐，说：“我不敢夸口说能够做到怎样怎样，只是愿意学习。在宗庙祭祀的工作中，或者在同别国的会盟中，我愿意穿着礼服，戴着礼帽，做一个小小的赞礼人。”
最后，孔子问一直在摆弄瑟的曾皙：“你小子说说吧。”
曾皙清了清嗓子，说：“我和他们三位的才能不一样呀！”
孔子说：“没说才能，只说人生志向。”
曾皙脸上呈现出腼腆的红光来：“我呀，我的志向有点不着调。我盼望的是，暮春时节，春天的衣服已经上身。我和五六位成年人，六七个青少年，到沂河里洗洗澡，在舞雩台上吹吹风，一路唱着歌儿回来。”
子路、冉求和公西赤都嗤之以鼻：“这哪里是志向，简直是游戏人生！”
想不到孔子高兴得大叫一声，道：“我是赞成曾皙呀！”
子路、冉有、公西赤三人脸色微变。
聚会散后，曾皙单独留下，问孔子：“他们三位的话怎么样？”
孔子回答：“也不过是各自谈谈自己的志向罢了。”
曾皙又问：“您为什么笑仲由（子路）呢？”
孔子回答：“治理国家要讲礼让，可是他说话一点也不谦让，所以我笑他。难道冉求所讲的就不是国家大事吗？哪里见得纵横六七十里或五六十里就不是国家呢？公西赤所讲的不是国家大事吗？有自己的宗庙，有同别国的盟会，不是诸侯国家又是什么呢？如果公西赤只能做个小小赞礼的人，那谁能去做大的赞礼人呢？”
针对这个故事，弟子问王阳明：“孔门弟子共聚一堂，畅谈志向。子路、冉求想主持政事，公西赤想主管礼乐，多多少少还有点实际用处。而曾皙所说的，似乎是玩耍之类的事，却得到孔圣人的称许，这是怎么回事？”
王阳明回答：“子路、冉求、公西赤有凭空臆想和绝对肯定的意思，有了这两种倾向，就会向一边偏斜，顾此一定失彼。曾皙的志向比较实际，正合《中庸》中所谓的‘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前三个人是‘汝器也’的有用之才，而曾皙是‘君子不器’的仁德通达之人。但是前三个人各有独特才干，不似世上空谈不实的人，所以孔子也赞扬了他们。”
人生是不断变化的，是条不规则的波浪线，我们无法掌控这条波浪线。子路、冉求、公西赤就是想掌控这条波浪线，要在这条波浪线上定下一个点，向那个点前进。而曾皙则是随着波浪线前进，到哪里就做适合在那里做的事。
前三人先把自己确定为器皿，子路是大水缸、冉求是饭盆、公西赤是瓦罐，曾皙却没有，它把自己当成了水，流到什么样的地方就会成为什么样的器！
孔夫子教导人要“不器”。不要做器皿那样的人，比如你认为自己是个饭盆，突然遇到只有水缸能盛的东西，你就只能干瞪眼。
王阳明也教导人要“不器”，有弟子问他：“孟子说，持中庸态度而不变通，还是执著在一点上（执中无权犹执一），您怎么看？”
王阳明回答：“‘中’就是天理，就是‘易’，随时变易，怎么能‘执’呢？必须因时制宜，很难预先定一个规矩。有些人一定要将道理一一说得没有漏洞，要立一个固定的格式，这正是所谓的‘执一’。”
王阳明不是说，我们不能有人生理想，而是应该因地制宜，不可把自己先限制死。
五、有善有恶是习气所染
人人皆有良知，为何有人会流芳千古，有人则遗臭万年？为何有人出类拔萃，有人却碌碌无为？为何有人是善人，而有人就成了恶人？
这些问题的答案很简单：他们的人生观出了问题。用王阳明的话讲就是：他们的心，失去了本体。所谓失去本体，其实就是良知被遮蔽，不能正常工作了。所以王阳明说，有善有恶意之动。良知一旦被遮蔽，所发出的意（念头）就有了善恶，而有了善恶之后，又不肯为善去恶，所以人生观就有了善恶。
良知是如何被遮蔽的呢？
王阳明的结论是：习气所染。
习气就是我们身处的社会，王阳明不无遗憾地说，由于不是每个人都自动自发地去致良知，所以由众人组成的这个社会不是真诚恻怛的，而是充满了客套和虚伪。
很多人为了生存下去，只能客套和虚伪。诸多客套和虚伪的道理与闻见渐渐进入我们的心，久而久之，日日增多，不能真诚恻怛，良知于是被遮蔽。
心学巨子李贽发挥道：“良知既然被遮蔽，则若发而成为言语，其言语就不是出自衷心的东西；见而成为政事，政事就无根袛；著而成为文辞，文辞则不能达，欲求一句有德之言，终于不能得。缘由何在？因为童心（见后文）已经被障蔽，我们把由外而入的闻见、道理当成了我们的心。”
已经以世俗的闻见、道理为心，那么，所言者皆社会中的闻见、道理之言，不是出自良知之言；言虽巧，同真我（良知光明的我）有什么关系呢？这不恰恰是以假人说假话，而事是假事、文是假文吗？其人已经假，则实行起来则无不假。
于是，“以假言与假人言，则假人喜；以假事与假人道，则假人喜；以假文与假人谈，则假人喜”。因为无所不假，所以整个社会是大假一片。
王阳明说，在整个一片假的社会中：卑者昏于嗜欲；高者蔽于见闻。
卑者诸如桓温，名利熏心（嗜欲），只要出名就可以；高者譬如刘秀，由于他当时所处的社会观点可能就是“做大官，娶美女”（见闻），所以他被见闻所蔽，才树立了这样不争气的人生观。十几年后，随着他的成就不断增强，他的人生观也就成为成就帝业，匡济百姓了。
还有一种高者，就是自视学识渊博，见多识广的人。王阳明曾对人说：“当初在龙场驿站时，听我讲心学的人都是蛮夷，和我聊天的人都是中土亡命之人，和他们聊良知，他们一听就懂，手舞足蹈。后来和一些知识分子聊，总是处处碰壁。这就是闻见越多，良知被遮蔽得越重。”
那么，是不是我们不进入社会，我们的良知就不会被遮蔽，而我们很容易就可成为圣人了呢？
王阳明大摇其头说：良知不由见闻而有，而见闻莫非良知之用。故良知不滞于见闻，而亦不离于见闻。
如果我们的良知被习气所染而遮蔽了，那我们心发出的意就有了“善恶”，有了善恶，却不为善去恶，你的人生观也就有了善恶。解决它的方式很简单：就是光明我们的良知。
你的世界观正确了，才有正确的人生观。如果每个人的人生观都是正确的，那这个世界就很容易进入大同世界。
第三章 知善知恶是良知——阳明学的价值观
中国儒家说，和为贵。有条件，就贡献才能给社会；没条件，就保全自己和家庭，等待和忍耐，这就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
王阳明心学的价值观也是建立在儒家之上的，只是他发挥得更精炼。他说：“我的价值观只是三个字：致良知。如果一个人能致良知，他必然成为一个诚信、干净、敬业的圣人；如果国家能致良知，必然富强、和谐；如果社会能致良知，整个天地间必然充盈着平等、公正的空气！”
有人问王阳明：“你除了良知外还有别的吗？”
王阳明回答他：“除了良知外还有别的吗？！”
一个高尚的人，一个伟大的国家，一个健康向上的社会，除了良知外还能有什么？！
一、良知是道德与智慧的直觉
“良知”的源泉在孟子。孟子说，人类不虑而知的东西叫良知，比如恻隐之心、羞恶之心。王阳明提出良知的过程是怎样的呢？龙场悟道时，他就已经悟得良知，但并未正式点出。此后的十余年里，他始终在“静坐”“存天理去人欲”和“知行合一”的理论上打转。
1521年，王阳明在老家浙江闲居讲学，在经历了其人生路中最泥泞的“忠泰”之难（朱厚照身边的红人张忠、许泰对王阳明极尽所能地陷害）后，他对弟子们说：“最近心上总是有个词汇欲蹦跳而出，但又不出，可它就在口边，我捉不出来它。”有一天，王阳明在静坐中慢慢醒来，微微而笑对弟子们说：“终于让我捉出它了。”
众弟子急忙询问。王阳明道：“良知！”见到弟子们先是茫然，后是毫无反应，最后喜上眉梢，王阳明明白，他的“良知”提对了。
他对弟子们说：“‘良知’之学是我从百死千难中得来，尔等万不可当作两个字轻易对待。”自此后，王阳明专以“良知”教人。1524年，王阳明又在“良知”二字前加了“致”字，阳明心学就此定型。
孟子谈“良知”只是把它当成人与生俱来的一种道德力，其实只是“仁”的一部分。而王阳明把“良知”抬高到无与伦比的地位，它认为良知是心的本体，简单而言就是，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唯一支柱，自然也是人之为人的唯一尺度。
王阳明说，良知就是我们与生俱来的能知是非善恶的一个东西，人人皆有。
有弟子持保留意见：“恶人也有良知吗？”“当然！”王阳明斩钉截铁。
弟子再问：“朱宸濠呢？”
朱宸濠造反，不忠不义，这显然是没有良知的表现。
王阳明却说：“他也有良知。”
弟子想笑：“且不说他造反使生灵涂炭的后果吧，只说他被捉后，竟然还恬不知耻地跟您说：‘这是我朱家的事，你姓王的如此忙碌做甚？’不知悔改，这是有良知的表现吗？”
王阳明笑笑：“这是因为他的良知被遮蔽了，正如乌云遮蔽太阳，你怎能说太阳不在了？”
弟子哑然。
王阳明继续说道：“朱宸濠这句问话的确是没有良知的痕迹，可他还有句话却是良知在作用了。他被捉后，曾对我说，‘娄妃是好人，请替我好好安葬她。’我问他原因。他说，‘当初造反前，娄妃就苦苦相劝我不要造反。我那时利欲熏心，根本听不进她的忠言，如今想来，她是这个世界上对我最好的人。’”
弟子们略有所悟。王阳明说出答案：“他能知娄妃是好人，这就是能分清善恶；他能知娄妃劝他的话是正确的，这就是能分清是非。你们说，他这样的大恶人是不是也有良知在？”“是非”属于智慧、“善恶”属于道德，人能分清是非善恶，就能生存下去，同时也能证明，他是个人！
弟子们连连点头，是啊，连朱宸濠这样的恶人都有良知，何况其他！
王阳明又接着说：“良知能知是非善恶，是自然而然的。没有人告诉朱宸濠，娄妃是好人、娄妃的话是对的，而是他自己感悟到的。在他被擒、面临生死之时，被遮蔽的良知终于冲破迷雾浓云，完全展现。良知作为一种本能、直觉告诉了他终极的答案。”
如果我们用现代心理学来描述“良知”，就是这样的：当我们面对一个情境时，它不会导致我们的直接反应，而会不由自主地产生一个快速评价思维，这个评价思维不是深思熟虑或理性推理的结果，而是自动闪现，迅如闪电，如你所知，这个评价思维就是良知。
比如得到一笔确凿的不义之财，我们最先出现的是对这份不义之财的是非评价，而不是行为、情绪和生理上的反应，这个是非评价就是良知。它先天而来，自动自发，不受你控制。
通俗而言就是，良知，是人与生俱来的道德与智慧的直觉（直观）力，或是直觉（直观）的道德力和智慧力。见父自然知孝是道德，何尝又不是智慧？见强凌弱所以义愤填膺，因为我们判断这是错的，这是智慧，何尝又不是道德？
王阳明对“良知”的推崇几乎无以复加，他说：“乾坤由我在，安用他求为？千圣皆过影，良知乃吾师。”他又说，“良知是造化的精灵。这些精灵，生天生地，成鬼成帝，皆从此出。”他还说，“良知学是千古圣贤相传的一点真骨血，譬之如行舟得舵，平澜浅滩无不如意，虽遇巅风逆浪，舵柄在手，可免没溺之患。”
这些对良知的赞美之词大有“良知在手，天下我有”的意味，良知真的无所不能吗？
王阳明的答案是，良知的确无所不能，但关键有一点就是：你能致它。天下万事万物皆不出是非善恶之外，良知轻而易举就可给你答案，你只需按良知的答案去行就可以了。
坚信你的直觉、本能、第一感，就是良知。致良知，就是行良知。如何行良知？王阳明给出的答案是：尔那一点良知，是尔自家底准则。尔意念着处，他是便知是，非便知非，更瞒他一些不得。尔只要不欺它，实实落落依着他做去，善便存，恶便去，他这里何等稳当快乐。
只要让你的直觉、本能、第一感付诸实践就是致良知。你见到父母，良知所发出的“意”（念头）就会告诉你“孝”是“是”，那你就去行孝；你对待领导，良知所发出的“意”就会告诉你“忠”是“是”，那你就去行忠诚；你路见不平事，良知所发出的“意”就会告诉你“拔刀相助”是“是”，那就立即去拔刀相助。
延展地说，如果你是一家之长，良知所发出的“意”就会告诉你“家和万事兴”，你就应该用“和”来治家；如果你是工作者，良知所发出的“意”就会告诉你“爱岗敬业”，你就应该用“敬”来工作；如果你是一国之君，良知所发出的“意”就会告诉你“以德治国”，你就应该用“仁”来治国。
倘若人人都能致良知，就会如王阳明所说的那样：致吾良知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天理。
我的良知是光明的，行我的良知于事事物物上，事事物物就得了我的良知。由于心即理，所以事事物物就得了天理，所谓得了天理，就是说，事事物物都是正的，是善的，是对的。你的良知对你说，为天下人谋福利，这就是对的，就是天理，将这一纯粹的动机行之于万事万物上，万事万物必是正的，是善的，是对的。如果整个世界的事事物物都是正的、善的、对的，那这个世界自然就是“和”的。所以说，致良知的效果并不仅限于个人修身，它还可以齐家、治国、平天下！
有弟子问王阳明，天下事物之理无穷，真的只要致吾良知就能万事大吉？
王阳明回答：是理也，发之于亲则为孝，发之于君则为忠，发之于朋友则为信。千变万化，至不可穷竭，而莫非发于吾之一心。
良知就如同魔法棒，能按你面临的所有问题变幻出解决问题的钥匙来。它就是阿基米德说的那个支点，能撬动天下万物，能四两拨千斤。那个支点人人都有，从理论上而言，人人都能四两拨千斤，遗憾的是，很多人不用支点、不拨千斤，也就是不能致良知。
王阳明说，这种人的良知实际上被遮蔽了，他们的显著特点就是：明知善恶是非而不为善去恶，甚至反其道而行之。虽然如此，但正如朱宸濠那种人一样，他们的良知还在，时机一到，自会显现。
不能致良知，有两种表现。第一种是懒得致，谁都知道言行不一是错的，但很多人却仍然我行我素，而且也并不认为这有多恶。这也是良知被“习俗”遮蔽得太久，认为社会上流行的就是这个，大家都这样，我自然也这样。第二种是没有能力致，谁都知道发动战争必将生灵涂炭，是恶的，但朱宸濠偏偏违背良知造反，要命的是，他还认为这是正确的。这就是良知被“皇帝欲”遮蔽得严严实实，他已没了“致”的能力。
社会上不致良知的人绝大多数属于第一种，但这种不能致良知发展下去，就会顺势成为第二种。到那时，恐怕悔之晚矣。我们用王阳明下面这段恰如其分的比喻来结束：良知犹主人翁，私欲犹豪奴悍婢。主人翁沉疴在床，奴婢便敢擅作威福，家不可以言齐矣。若主人翁服药治病，渐渐痊可，略知检束，奴婢亦自渐听指挥。及沉疴脱体，起来摆布，谁敢有不受约束者哉？良知昏迷，众欲乱行；良知精明，众欲消化，亦犹是也。
二、知行合一是提高效率的法宝
1509年，也就是王阳明龙场悟道的第二年，其名气已大震于贵州。省会贵阳主管教育的行政长官席书慕名前来拜会王阳明，听了几句后，就问他：“请问朱熹和陆九渊有什么不同？”
朱熹创建理学、陆九渊奠基心学，两个截然不同的人物。王阳明却戳了戳自己胸口说：“都是一样的心。”
显然，席书问的不是这个，王阳明也没给他机会继续问别的，急转直下大谈特谈自己体悟的“格物致知”。席书渐渐听得入了港，热情邀请王阳明到贵阳讲学。
王阳明欣然同意。席书临行前问道：“您讲课的主题是什么？”“知行合一！”
席书一愣：“知行本是两件事，怎么能合一？”
王阳明摆出一副惊骇的样子：“知行就是一回事，我说‘合’都欠妥了。”
席书更是大惑，王阳明马上和他讲起“知行合一”的真谛来，这个真谛就记载于《传习录·卷上》中。
徐爱和席书一样，也不能理解“知行合一”，于是向王阳明请教。
王阳明说：“空谈理论，你理解起来很麻烦，你举个例子吧。”
徐爱说：“例子很多，比如大家明知对父母应该孝顺，对兄长应该尊敬，但往往不能孝、不能敬，可见知与行分明是两码事。”
王阳明道：“这种人是被私欲遮蔽了，所以知行分为两截。《大学》中有两句话叫‘如好好色’‘如恶恶臭’，说的就是知行合一的问题。”
徐爱眉头紧皱，表示不明白。
王阳明解释道：“见好色是知，喜好色是行。在见到好色时马上就喜好它了，不是在见了好色之后才起一个念头去喜好。闻到恶臭是知，讨厌恶臭是行。闻到恶臭时就开始讨厌了，不是在闻到恶臭之后才起一个念头去讨厌。”
见到美色是“知”，喜欢上美色是“行”；闻到恶臭是“知”，厌恶恶臭是“行”。一见到美色就马上喜欢了，没有人见到美色后，还要思考一下“我是喜欢呢还是不喜欢呢”；一闻到恶臭就马上厌恶了，没有人闻到恶臭后，还要思考一下“我是厌恶它呢还是喜欢它呢”。
见到美色和喜欢上美色之间没有停顿，没有缓冲，它是一种本能、一种条件反射。正如水向下流，水知道向下流是“知”，向下流是“行”。一个人遭雷劈会立即倒地，遭雷劈是“知”，倒地是“行”。没有人遭雷劈后还会思考“我是倒地呢还是转个圈”，这就是知行合一。
由此可知，“知行合一”的“知”不是知道、知识，而是良知。也就是说，良知光明的人面对任何情境或是受到外界刺激时，在做出是非善恶判断后必能行。我们再以“如好好色”“如恶恶臭”来证明这个论断：喜欢美色是人的本能，因为是良知告诉我们的“是”，所以我们自然而然地就“行”了——喜欢上美色；厌恶恶臭也是人的本能，因为是良知告诉我们的“非”，所以我们也自然而然地就“行”了——厌恶恶臭。
王阳明龙场悟道后第一次出山的讲学居然是知行合一，按事后追溯的思维来说，其中必有深意。果然是有深意的，有人问王阳明，为何提“知行合一”？
王阳明回答：“如今的人都把知行当两回事看，所以当产生了一个恶念后，虽未去做，也就不去禁止。我主张知行合一，正是要人明白，一有念头萌发就是行了。若产生了不善的念头，就把这不善的念头克去，并且需要完完全全地把它从胸中剔除。这就是我提‘知行合一’的主旨。”“一念发动即是行”，发动念头的是良知，所以这句话就是：良知即是行，于是知行合一。善念发动时，我们要保持它；恶念发动时，我们就要祛除它。王阳明提“知行合一”的终极目的还是让我们去人欲、存天理，不能有一丝恶念存留心中。
王阳明还说：“世上的人都外衣冠而内禽兽，心理不一、言行不一、我太恐惧这样的事，所以揭‘知行合一’之教。”
言行不一、表里不一、知行不一，正是王阳明深深忧虑的。知行不一不仅是种态度、行为，它还是种人格缺陷。我们不听从良知的命令去行，知和行由此分裂，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心里一套行为一套，这是典型的双面人，人格分裂。
倘若知和行是统一的、合一的，那就是知和行一样，两条直线为一条；倘若知行不统一、不合一，那就是并不重合的两条直线，其中一条直线是你的良知，但另外一条直线就是非良知。你需要你良知的那条线去照顾非良知的那条线，这岂不是特别浪费时间和精力的事？！
为何不知行合一，把两条线合二为一？
良知感应神速，无需等待，本心之明即知，不欺本心之明即行，也就是说，我们面对任何一件事时都能快如闪电地得出正确答案，得到答案，知的同时毫不犹豫马上去行，就是知行合一。
从这点而言，“知行合一”是提高效率的法宝。在修心上，它能迅速提高为善去恶的效率；在社会中，它更能提高你的生活和工作效率。
这就是王阳明的核心价值观，它最应该成为人类的普世价值。
三、王阳明的普世价值观
很多人都认为阳明心学仅仅是伦理哲学，只能针对个人方面的修心，这是对王阳明最大的不敬和亵渎。阳明心学是用来治国平天下的，它在政治、经济、社会的一切问题上都有自己的判断和解决方法，这些判断和解决方法就是王阳明的普世价值观。
在王阳明看来，人人虽都有良知，但良知却有大小的分别：“有如金的分量有轻重一样。尧、舜如同万金之镒，文王、孔子如同九千之镒，禹、汤、武王如同七八千之镒，伯夷、伊尹如同四五千之镒。虽才力各异，但纯为天理相同，都可称为圣人。仿佛金的分量不同，而只要在成色上相同，都可称为精金。”
也就是说，每个人的良知大小决定着你外在才能的不同：有的擅长礼乐，有的擅长政教，有的擅长治理水土和种植……有的擅长做皇帝，有的擅长做大臣子，有的擅长做百姓……
所以，每个人都应按良知的大小来确定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
良知小的人，就安守从事农工商的本分，工作勤奋，彼此提供生活必需品，没有好高骛远的念头。良知大的人就出仕当官，以发挥自己的才能。有的经营衣食，有的互通有无，有的制造器物，大家团结合作、齐心协力，纷纷献计献策，为家庭和社会乃至天下做出自己的贡献。
整个社会都应该树立这种观念：不可凭地位的贵贱来分重轻，不凭职业种类来分优劣。所以那些从事繁重工作的人，也丝毫不感到辛苦，从事低贱琐碎工作的人也不认为卑下。倘若真能达到这种效果，那么就像王阳明所说的：“稷（xiè，商代的祖先，传说是舜的臣）勤勉地种庄稼，不因为不明教化而感到羞耻，把契（五帝之一帝喾之子，尧称帝时做为司徒）的擅长教化，看成自己的擅长教化；夔（上古时的音乐家）主掌音乐，不因为不懂礼而感到羞耻，把伯夷通晓礼，看成自己能通晓礼。”
也就是说，每个人在社会上的价值都是宝贵的，由于万物是我的一部分，所以别人做的工作其实也就是我做的。别人做出了成就，我不但不会嫉妒，反而会非常兴奋。
所以王阳明说：“例如人的身体，眼看、耳听、手拿、脚行，都是满足自身的需要，服务于自身的。眼睛不因没有耳朵的灵敏而感到可耻，但在耳朵听时，眼睛一定会辅助耳朵。脚不因没有手持的功能而感到可耻，但在手拿东西时，脚也必定向前进。由于人身元气周流充沛，血液畅通，即使小病和呼吸，感官也能感觉到，并有神奇的反应，其中有不可言喻之妙。”
这就是王阳明的普世价值，以万物一体的世界观为基座，以致良知为灵魂。它告诉我们每个人都该在良知的指引下各安其位，如此一来，那全天下的人就会高兴快乐，和睦相处，亲如一家！
可问题是，很少有人能心甘情愿地“安其位”，我是个农民，凭什么让我受苦受累为你们种庄稼？所以我要做读书人。我是读书人，凭什么让我寒窗苦读十年？所以我要一读书就做大官。做小官的想做大官、做小地主的想做大富豪，做诸侯的想做皇帝，人人都在拼命向上爬，追名逐利，整个社会都沉浸在欲望的惊涛骇浪中。
怀抱远大理想，向上奋进自然是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但要先自问：你有这样的能力吗？用心学语境来问就是：你良知的大小和你想要的成就匹配吗？
如果你的良知只有米粒那么大，却去追求良知如金山那样大的事业，这就是不自量力。王阳明说：凡谋其力之所不及而强其知之所不能者，皆不得为致良知。
那么，你如何确定自己的良知大小呢？王阳明给出的答案是，当你做一件事时，你持续不断地感觉到心累，就说明这件事不是你能做得了的，要么是你的良知不明了，要么则是你的追求超出了你良知的大小范围。所以，王阳明说：心所安处，就是良知。
做任何一件事时，只要心安，就说明这件事在你良知大小范围内，反之亦然。
世界上绝大多数人的心都是被物所奴役，而非奴役物。所以常常感觉物为大而心为小，于是常有不安之心。我们总是被外物所牵引主导，心就常常不安。不能反省不安的缘由，非做那些力所不能及的事，这就是良知常常被困，而能力枯竭的原因。
我们要笃志这样一件事：顺天地万物之理则心安，不顺天地万物之理则心有不安，安与不安之际，其名曰“知”。心即理，顺天地万物之理就是顺应自己的良知。中国有句成语叫“心安理得”，它可以用阳明心学这样解释：你做事时心安，那件事的理自然会得出，一件事只要有了“理”，它肯定就是好事，这件事也就肯定能成！
第四章 为善去恶是格物——阳明心学的方法论
孔子说：“这个世界应该是‘仁’的世界，所以我的方法论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理学大师程颐临死前，弟子们跪在床边哀鸣：“我们一定把老师的学说用到正地方。”程颐突地回光返照，睁圆眼睛说：“你们居然说‘用’？！一说‘用’就是错的。我的学说不是拿来用的，学我的学说就是目的。所以我的方法论就是‘学理学’。”
王阳明说：“这个世界应该是万物一体的世界，所以我的方法论就是‘为善去恶’。”
实际上，方法论只是一种理论，它只是一种理想，譬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不喜欢的就别强加给别人。但有些东西，你不喜欢不代表别人不喜欢，比如骨头，你不喜欢，狗就喜欢。这其中有很多学问在，所以孔子又提出很多方法。和他一样，王阳明也提出了很多方法。这些方法既是为善去恶的理论，也是我们学习心学的工具，既是知也是行，既是良知，也是致良知。
一、四事规：阳明心学的四诫
四事规原名为《教条示龙场诸生》，是王阳明初创心学后在贵州龙场为弟子们立下的训诫，它包括四方面：立志、勤学、改过、责善。
立志，就是意之所向，它是王阳明心学的一大主题，也是王阳明人生初始的主题。据说，王阳明12岁时在北京长安街漫步。一大仙模样的人拽住他说：“我为你看相，不收钱。记住我下面的话，你的胡子到领口时，进入圣境；胡子到胸口窝，结圣胎；胡子到小腹，圣果圆。”
这段话翻译成现在的话是这样的：你30岁时能在学问上登堂入室，四十岁时可建立完善的思想体系，50岁左右，就能将思想体系运用到实践，由此人生圆满。
王阳明自从听了这段话后，就常常在课堂上走神，因为他在凝思。后来的某天，他一本正经地问老师：“何谓第一等事？”这话的意思其实是问，人生的终极目标到底是什么？
他的老师吃了一惊，从未有学生问过他这样的问题，他看了看王阳明，笑笑，又思考了一会儿，才做出他自认为最完美的回答：“当然是读书做大官啊。”这在当时的确是标准答案，正如今天大多数中国人发家致富的“第一等事”一样，明帝国的知识分子们当然是以读朱熹理学通过八股考试进而做官为毕生理想。
王阳明显然对这个答案不满意，他看着老师说：“我认为不是这样。”
老师不自然地“哦”了一声：“怎么？你还有不同的看法？”
王阳明夸张地点头，说：“我以为第一等事应是读书做圣贤。”
老师目瞪口呆，突然狂笑，然后对着王阳明摇头：“孩子，你这第一等事可是太高了，哈哈。”
学做圣贤，这就是王阳明在12岁那年立下的志向，从此，他的志向从未改变过。创建心学后，他对立志异常重视。《传习录》和《文录》中谈立志的地方不胜枚举。不过，正如你所知，阳明心学的立志和我们今天所熟知的立志有很大不同。王阳明在《教条示龙场诸生》中说：“志向不能立定，天下便没有可做得成功的事情。虽然各种工匠有技能才艺的人，没有不以立志为根本的。现在的读书人，旷废学业，堕落懒散，贪玩而荒费时日，因此百事无成，这都是由于志向未能立定罢了。”
志向未立定，就如同无舵的船，没有衔环的马，随水漂流，任意奔逃，连鬼都不知道你最后能到哪里！
谈到这里，我们可看出王阳明所谓的“立志”就是立下志愿、树定志向。它可以是具体的，诸如我想当个科学家、我想当个土豪、我想当个政治家等。
但他话锋一转，马上进入他对立志的看法：“所以立志做圣人，就可以成为圣人了；立志做贤人，就可成为贤人了。古人所说，‘假使做好事可是父母厌恶他，兄弟怨恨他，族人乡亲轻视厌恶他，如像这样就不去做好事，是可以的；做好事就使父母疼爱他，兄弟喜欢他，族人乡亲尊敬信服他，何苦却不做好事、不做君子呢？假使做坏事，可是父母疼爱他，兄弟喜欢他，族人乡亲尊敬信服他，如像这样就做坏事，是可以的；做坏事就使父母愤怒他，兄弟怨恨也，族人乡亲轻视轻视厌恶他，何苦却一定要做坏事、做小人呢？”
最后他巧妙地来了句经典的结语：各位同学想到这点，也可以知道为君子应立定志向和什么样的志向了。
由此可知，王阳明所谓的“立志”其实是学做圣贤常行善事，“念念存此天理即是立志”，也就是致良知的志向。
或许有人问，这只是道德志向，和事功不搭边。可按王阳明的说法，只要你能存天理去欲望、良知光明，用这光明的良知去行走天下，何事不可成？
在王阳明看来，立志并非是易如反掌的事，它很有难度。所以他要求正人君子立下志向后，要眼里耳里只有自己的志向，内心永远只专注于自己的志向：正目而视之，无他见也；倾耳而听之，无他闻也。如猫捕鼠，如鸡覆卵，精神心思凝聚融结，而不知有其他，然后此志常立，神气精明，义理昭著。
具体方法是：一毫私欲之萌，只责此志不立，即私欲便退；听一毫客气之动，只责此志不立，即客气便消除。或怠心生，责此志，即不怠；忽心生，责此志，即不忽；燥心生，责此志，即不燥；妒心生，责此志，即不妒；忿心生，责此志，即不忿；贪心生，责此志，即不贪；傲心生，责此志，即不傲；吝心生，责此志，即不吝。盖无一息而非立志责志之时，无一事而非立志责志之地。故责志之功，其于去人欲，有如烈火之燎毛，太阳一出，而魍魉潜消也。
在一次讲课间隙，王阳明对弟子们说：“诸公在此，务必要立个必为圣人之心，时时刻刻，须是一棒一条痕，一掴一掌血，方能听吾说话，句句得力。若茫茫荡荡度日，譬如一块死肉，打也不知痛痒，恐终不济事。”
这就是王阳明所谓的立志！
既然立下志向，接踵而来的事自然是勤学，勤学和立志息息相关：“凡是学得不够勤快的人，一定是因为它所立的志还不够深切。跟着我求学的人，我不会把天资聪明当作能力，我反而是把勤劳、谦虚当作难得的素质。”
按理，下一段应该是说如何勤学，勤学个什么。但王阳明说的却是人对学的态度：“各位试着观察同学之中：如果有‘肚子里明明空空的，却假装很充盈；明明是没学问，却假装很有学问’，隐藏自己的短处、妒忌别人的长处，以自我为中心、自以为是，说大话来欺骗别人这样的人，就算那种人天资很高超，同学们不会讨厌他吗？不会轻视他吗？他就算用那种方式来欺骗别人，别人就真的会被他欺骗吗？会有人不在背后偷偷地嘲笑他吗？“如果有人以谦虚缄默自我要求，以没有能力的态度自处；深切地立志又努力实践，勤奋向学又喜好提问；称赞他人的优点，责怪自己的缺点；跟从他人的长处，揭明自己的短处；忠诚信实、和乐平易，外在跟内在完全相同。就算那种人自居无能，而不求超越别人，别人就真的会以为他无能吗？会有人不敬重他吗？”
由此可知，王阳明所说的勤学，不仅是知识，还是一种为人处世的态度，一种光明良知的过程。为何要勤学？因为我们被习气所染，心灵上产生了诸多毒瘤，这些毒瘤就是过错。要全心全意地祛除这毒瘤，那就需要改过。
在王阳明看来，那些大圣大贤也难免有过，之所以还是圣贤，就因为他们能改过。所以做人不怕有过失，就怕不能改。那么，要改哪些过呢？“各位同学自己想想，日常也有缺少廉耻忠信的行为吗？也有轻视于孝顺友爱的道理，陷入狡猾奸诈苟且刻薄的习气吗？各位同学恐怕不至于这样。万一有近似这样的行为，固然不可以不极力悔过，但是也不应当因此自卑，以至于没有了充分改过就善的心了。只要能有一天完全除掉旧有的恶习，即使从前做过强盗贼寇，今天仍不妨碍他成为一个君子啊。如果说我从前已经这样坏，今天虽能改过而向善，别人也将不会相信我，而且也无法补救以前的过失，反而怀抱着羞愧、疑惑、沮丧的心理，而甘愿在污秽中沉迷到死的话，那我也就绝望了。”
王阳明说，改过有两种境界，一种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一种是被逼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所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就是自己的良知认识到了过错，然后自动自发地改正，它是发自内心的省悟；所谓被逼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就是自己的良知被遮蔽而没有认识到过错，是在外力的作用下使他认识到了错误进而改正，这种例子不胜枚举。
改过之后就是“责善”，立志、勤学和改过是针对自己，责善则是针对别人。所谓责善，就是要别人向善。别人有错，要尽心地劝告并且好好开导他，尽自己的忠诚爱护的心意，尽量用委婉曲折的态度，使对方听到它就能够接受，深思出道理后就能够改过，对我只有感激却没有恼怒，才是最好的方法啊。
最不好的方法，就是超越了限度的责善：“如果首先揭发他的过失罪恶，极力地毁谤斥责，使他无地容身，他将产生惭愧羞耻或愤怒怨恨的心；虽然想要委屈自己来听从，可是在情势上已经不可能。这等于是激怒他使他做坏事了。“凡是当面揭发他人的短处，攻击揭发他的隐私，用来换取正直的名声的人，都不能和他谈论要求规劝为善的道理。“但即使这样，如果我遇到这种人，也是不可以恼羞成怒啊，凡是攻击我的过失的人，都是我的老师，怎么可以不乐意接受而且内心感激他呢？！”
四事规是一脉相承的，王阳明说：“吾辈今日用功，只要有真切为善的心，就必能勤学，必见善即迁、有过即改，见到不善，会不自觉地去劝其善。”倘若如此，便能“如种树然，自然日夜滋长，生气日完，枝叶日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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