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加）丹尼尔·亚伦·西尔（Daniel Aaron Silver）,（美）特里·尼科尔斯·克拉克（Terry Nichols Clark）,祁述裕,吴军,等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场景：空间品质如何塑造社会生活试读：
SCENESCAPES：How Qualities of Place Shape Social Life
By Daniel Aaron Silver and Terry Nichols Clark
© 2016 b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All rights reserved.
Licensed b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Chicago，Ililnois，U.S.A.中文版序言世界各地的城市和社区正在迅速变化。这些变化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消费的巨大转变。越来越多的城市中心是由它们所提供的消费机会的数量和范围来定义的。以前不怎么显眼的地方，现在已被各种各样的舒适物（Amenities）设施与活动所占据，比如，餐馆、酒吧、咖啡馆、画廊、书店、文身店、公园、学校、博物馆、俱乐部、沙龙，等等。这些舒适物并不是孤立的原子化存在，它们以组合的形式，共同创造独特场景，这些场景赋予了城市生活以意义、体验和情感共鸣。当一个社区变成一个场景时，它可以成为培养各类精神的地方，比如，自我表达、本土真实性、迷人、传统、越轨、睦邻或合作等。这些或其中的任一种精神，都单独或混合地取决于居住地的舒适物设施、活动和人群的组合。场景理论就是来诠释如何和为什么的。《场景：空间品质如何塑造社会生活》这本书用来理解和解释这种转变的本质及其影响。这种影响意义深远，它正在重新定义城市经济、居住生活、政治和政策等。虽然《场景：空间品质如何塑造社会生活》这本书中的许多实例和分析来自北美，但这些想法是通过与全球各地的国际合作者多年的对话而形成的。中国学者对于场景的研究也已经开始进行，他们已经注意到类似的问题和关切，因为越来越多的普通人开始关心周围环境的质量和适合他们的生活方式。约80位来自中国的学者与我们一起工作了数十年，他们致力于发展概念并将其与中国实际问题联系起来。他们已经进行了许多与场景相关的工作：个别城市和艺术中心的案例研究；北京、上海和武汉的社区与城市的比较研究；中国所有县区的比较研究；中国和韩国意象的建筑场景照片比较分析；研究文化政策、网站、环境运动、包括嘻哈和卡拉OK在内的音乐类型，以及与不同历史传统相关的地区文化活动；详细分析中国所有县区的博物馆、文化中心和图书馆。在中国，场景研究工作比较有活力的学者包括祁述裕和他的博士生们、吴军、吴志明、吴迪、刘柯瑾、理查德·格林、傅才武、陈波、李伊方、侯雪言、徐晓林、赵铁、查德·安德森、李钟佑、王静、胡慧琳、同雅琪。这些学者产生了大量关于场景研究的中国成果。特别感谢祁述裕和吴军在协调推动翻译这部著作方面所做的努力。这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团队，参与翻译的人员还包括叶响裙、陈波、马秀莲、吴志明、郭嘉、李鹭、陆筱璐、刘柯瑾、李伊方、姜苏桐、范为、刘上等。另外，2016年11月在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召开的北京场景学术会议，是中国第一次关于场景的规模较大的学术研讨，参会学者们围绕“建设文化场景，培育城市发展内生动力”展开研讨和激辩，并产生了多篇优秀论文，已公开发表（参见本书第453～454页中国有关“场景”研究的主要文献），在国内也产生了较大影响。我们希望《场景：空间品质如何塑造社会生活》这本书能够提供一些理论分析工具来思考中国及其他地区当前发展情况。我们非常高兴有机会向中国读者提供这种机会。我们希望这种翻译是一种真挚的对话和交流，推动中外在这方面研究的合作与发展。Daniel Aaron Silver 丹尼尔·西尔Terry Nichols Clark 特里·克拉克致谢本书的撰写与出版得益于芝加哥大学独特的学术氛围，它有利于促进广泛和开放的智力合作、友谊，以及各方面的探索。我们每周三晚上都会召开场景学术会议，对研究中遇到的问题进行讨论，坚持了近十年。参与者包括多位有才华的访问学者、博士后、研究生、本科生等，不能到现场的人员往往会通过视频软件进行远程对话。场景强调元素之间集合的产物。许多学者都给我们提供过关键的支持，拉里·罗斯菲尔德（Larry Rothfield）是该项目最开始制定的领导者，当时他还是文化政策中心的主任。克莱门特·纳瓦罗（Clemente Navarro）帮助完善理论并开发分析场景的方法。在场景分析方面，长期以来，他都和我们合作，他在西班牙的研究团队也朝着这个方向积极推动。我们想对所有人表示最真诚的感谢。然而，场景研究幕后做出贡献的学生、助理等人数众多，在篇幅有限的情况下我们也无法一一列出。近十年来，每年有10～15名助手帮助组合、检查、分析、完善场景数据库。一些助手具有杰出的领导才能。萨姆·布拉克斯顿（Sam Braxton）和埃里克·罗杰斯（Eric Rodgers）组织整合我们的研究文件并帮助完成主要研究假设。克里斯托弗·格拉齐尔（Christopher Graziul）提供分析方法和资源。梅根·卡拉曼（Meghan Kallman）和惠特尼·约翰逊（Whitney Johnson）协调了许多研究任务。杰西卡（Jessica Gover）在准备稿件上提供了重要支持。场景项目的国际合作者包括：加拿大的戴安娜·米勒（Diana Miller）和马特·帕特森（Matt Patterson），法国的史蒂芬·索耶（Stephen Sawyer），西班牙的克莱门特，韩国的查德·安德森（Chad Anderson）、卞美宜（Miree Byun）、张元浩（Wonho Jang）、金硕浩（Seokho Kim）和李钟佑（Jong Youl Lee），日本的嘉明（Yoshiaki Kobayashi）、千寻（Chihiro Shimizu）、金雅（Shinya Yasumoto），波兰的玛塔（Marta Klekotko）、马格达（Magda Kubecka），中国的吴迪（Di Wu）、吴志明（Cary Wu）、杰弗逊·毛（Jefferson Mao）、刘锐（Rui Liu）。本研究得到以下机构的慷慨资助：文化政策中心（the Cultural Policy Center）、城市工作网络（Urban Network）、芝加哥大学、加拿大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研究理事会（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Council of Canada）、多伦多大学等。此外，还有很多资金支持来自场景研究的国际合作者，不仅包括西班牙的国家研究项目、波兰科学部、中国科学院、中国民政部和中国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还包括巴黎和首尔的城市资助。我们受益于来自朋友和同事们的对话与反馈，在会议和研讨会上我们介绍各章节草稿，如国际社会学学会、美国社会学学会、美国政治科学学会、美国科学历史学会、欧洲城市研究协会、文化政策研究国际会议、芝加哥大学城市论坛等。我们尤其感谢那些最初阅读和评论各章节早期版本的学者，包括斯蒂芬·索耶、埃里克（Erik Schneiderhan）、戴安娜·米勒、帕特森、约翰·罗勒特（John Paul Rollert）、克莱门特、乔恩（Jon Baskin）、比尔·丹尼尔（Bill Daniels）、特里（Terry Nicholson）、埃琳（Elena Bird）、伊拉纳·文图拉（Ilana Ventura）、菲利普·席尔瓦（Filipe Silva）、格雷格（Forest Gregg）以及芝加哥大学出版社的三位匿名评审。安妮塔·西尔（Anita Silver）逐字逐句阅读稿件，并对书中的内容分析与观点进行严格的测试，这样的测试提升了本研究的可理解性和科学性。对她的付出我们深表感谢。本书的一些部分是从以前出版的作品中吸取或者改编，我们在这里一并列出：丹尼尔·西尔、特里·克拉克、克莱门特：《场景：应急时代的社会脉络》，《社会力》第88期，2010年，第2293～2324页。［Daniel Silver，Terry Nichols Clark，and Clemente Jesus Navarro Yanez，“Scenes：Social Context in an Age of Contingency”，Social Forces 88（2010）：2293-2324.］丹尼尔·西尔：《美国场景景观：舒适物、场景和当地生活质量》，《剑桥期刊：区域、经济和社会（2012）》，第97～114页。［Daniel Silver，“The American Scenescape：Amenities，Scenes and the Qualities of Local Life”，Cambridge Journal of Regions，Economy and Society （2012）：97-114.］丹尼尔·西尔、特里·克拉克：《场景的力量：舒适物数量和地方的质量》，《文化研究》2015年第3期，第425～449页。［Daniel Silver and Terry Nichols Clark，“The Power of Scenes：Quantities of Amenities and Qualities of Places”，Cultural Studies 3（2015）：425-449.］丹尼尔·西尔、特里·克拉克：《作为城市资源的热点》，《加拿大社会学研究》2013年第1期，第1～32页。［Daniel Silver and Terry Nichols Clark，“Buzz as an Urban Resource”，Canadi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2013）：1-32.］丹尼尔·西尔、戴安娜·米勒：《艺术红利的情境化》，《城市事务期刊》2013年第5期，第591～606页。［Daniel Silver and Diana Miller，“Contextualizing the Artistic Dividend”，Journal of Urban Affairs 5（2013）：591-606.］译者序纵观世界各地，城市已成为后工业经济增长的焦点。重工业的雇佣工人逐渐减少，而服务业则不断增长，知识经济异军突起。许多关于个人服务和消费的舒适物设施与活动开始越来越多地定义城市场景（Urban Scenes），如咖啡馆、画廊、美术馆、健身房、酒吧、瑜伽工作室、书店、果汁店、便利店以及各具特色的餐馆等。正如德国著名哲学家、社会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在分析咖啡馆时指出，咖啡馆不仅是提供咖啡和食物的地方，而且是创造丰富文化意义的公共空间，绅士们往往会为了参与新形式的批判性对话而在这里聚会。然而，场景不止于此。它是在此基础上，强调不同舒适物设施与活动的有机集合及其嵌入的文化意涵，而非单一的舒适物。正是这些文化意涵，改变了人们的态度与行为，影响着社会生活，重新定义了城市发展。我们认为，这些变化对于城市研究与文化研究均具有深远的意义。场景理论产生的经济和社会背景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现实“催生”了场景理论。20世纪90年代末，经济全球化和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第三产业蓬勃发展，知识经济开始崛起，后工业阶段特征日益明显。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率先进入了这一阶段。那么，摆在特里·克拉克等学者们面前的当今城市，该如何发展？这恐怕是全人类所共同面对的议题与现实。当时的美国城市发展面临着四个方面的时代背景。第一，城市总人口增长停滞，内城出现负增长并开始衰败。比如，芝加哥市人口数量曾经连续十年都在不断减少。第二，产业结构调整和生产组织方式变革导致就业机会大幅向第三产业倾斜，大量的劳动力向第三产业聚集。这就释放了一个强烈的信号，诸如创新创意人才与发展创意产业的重要性，以及文化对消费的拉动作用。第三，消费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中的比重逐渐增大。第四，信息技术极大地拓展了文化创意产业空间，它对个体、家庭、组织的生活与生产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这些变化，和中国当前城市的发展有着惊人的相似性，不同的是，中国当前城市发展还夹杂着更多工业时代的色彩。正是这种变化催生了一种新的关于城市发展的理论。场景理论也正是在这样的城市经济社会背景下产生的。工业时代的学者们更多地把城市看作具有生产意义的地点，而后工业时代的学者们可能更多地把城市看作具有美学意义的地点，涉及消费、体验、符号、价值观与生活方式等文化意涵。与生产意义相对应的更多的是工业园区，与文化意义对应的更多是空间体验。如何将这种关于地点空间体验的文化意义系统地、合理地表述出来？社会科学界尽管有一些争论，但还没有一套科学的理论体系能够做到这一点。本书就是致力于这样的努力，通过大量的数据收集与分析，整合前人的研究成果，构建出国际上首个关于分析地方文化风格或美学特征及其对地方发展作用的理论工具，即什么样的文化风格及其如何影响着地方发展和社会生活。这里的“发展”意义比较宽泛，从经济增长到居住地选择，再到选举和新社会运动，涵盖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场景借助于客观的舒适物设施与活动，把嵌入其中的文化意涵具体化操作化，并与地方发展、社会生活产生了因果关联。这种发掘、分析和整合，从学术上讲更具科学意义，从国内外来看均具开创性。本书的主要内容本书主要致力于诠释：场景是什么，它在哪里及其为什么重要。第1章主题是“设置场景”，通过常见的例子引入场景这个概念，并向读者介绍了一个关于地点的美学视角，重点阐述场景的思考模式和相关分析类型，尤其是作者提出的“文化元素周期表”的设想，较为新颖。第2章主要是构建场景分析的三大维度和15个子维度。第3章介绍了场景的具体测量方法与数据来源，主要通过地区舒适物设施与活动的数量进行赋值加权处理，得出该地区场景指数。第4章介绍场景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主要从场景作为一种新的“生产要素”加入城市发展驱动力模型中来考察场景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第5章是讨论场景对人们择居行为的影响，不同场景吸引不同类型的社会阶层，重点关注美国当前主流文化对于人口流动迁移定居的影响。第6章讨论场景对选举和新社会运动的影响。第7章主要讨论如何把场景整合到公共政策里以服务于地方发展，结合多伦多的实践，从高层级政策和地方政策两个维度给出了建议。第8章是对整个研究的总结，从理论到数据，再到分析方法，作者试图告诉读者，场景研究是一项关于科学的探索，方法论上的主观与客观的融合、定性与定量的整合、宏观与微观的过渡。本书的学术价值关于影响地方发展和社会生活的学说有很多，涉及城市经济学、人文地理学、城市社会学、城市政治学、文化研究、文化人类学、美学以及哲学等，但概括起来大致有两种主要观点：一是传统的经济决定论，二是地理决定论。前者主要是指一个地方的经济状况，如土地、资本、劳动力与管理技术等，影响着人们的社会生活；后者是指该地方的地理位置是否便利、是不是交通要道、是不是港口等，影响了人们的生活，决定着这个地方的发展。这两种观点都堪称经典，在我们的现实中都能找到很多例子作为支撑。然而，这两种观点对于某一地方人们的社会生活和发展的诠释，并不能全部解释，或者只能解释其中的一部分。其针对一项科学的研究是不完整的，也是不全面的。这种不完整与不全面主要体现在地方文化风格或美学特征的诠释的缺失。也就是说，地方文化风格或美学特征对于人们态度与行为的影响，对于地方发展的影响……很少得到社会科学家们应有的重视和诠释。那么，以特里·克拉克和丹尼尔·西尔为首的新芝加哥学派提出的“场景理论”为这一问题提供了新的分析工具和视角。用场景来分析地方文化风格或美学特征，并找到了这种地方文化的特点与发展变化、与社会生活之间的紧密关联，而且有大量的数据佐证，这一点难能可贵。事实上，这项研究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克拉克主持的一项跨国研究“财政紧缩与城市创新项目”（The Fiscal Austerity and Urban Innovation Project）。他们以城市黄页和人口普查数据为主，对美国1200多个城市和世界38个国际性大都市成千上万种舒适物设施与活动进行了分类统计、整理与比较，形成了一系列的学术成果，比如，《新政治文化》（2006）、《作为娱乐机器的城市》（2004）、《托克维尔能唱卡拉OK吗？》（2014）等。“场景”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克拉克的《作为娱乐机器的城市》一书中，他在研究各大城市舒适物情况与经济发展时，把反映人们态度行为的价值观整合到舒适物设施与活动中，形成了场景的分析框架。场景理论的学术价值在于从消费和美学角度来解释后工业城市发展的经济社会现象，这一点区别于以生产为导向的工业理论。正如马克思对生产的研究一样，克拉克不仅把生产看作生产实物，而且把其当作生产方式的社会组织来考察。异曲同工，场景理论不仅把消费当作消费活动本身来研究，而且着重研究消费的社会组织形态，用场景把消费组织成有意义的社会形式，这种社会形式必须由专门的学术语法结构来表示。对中国城市发展的启示对于中国城市发展来说，场景理论带给我们的启示至少包括以下五个方面。第一，有助于培育城市发展内生动力。在知识经济时代下，创新是城市发展的根本动力，而创新是靠创新创意人才推动的。场景理论强调，不同舒适物设施与活动集合形成场景中蕴含的价值观与生活方式，对诸如创新创意人才等优秀人力资源有很强的吸引和聚集作用。从而，借助于场景这个中介变量，建立了创新创意阶层与城市发展的因果关联，勾勒出了知识经济时代下的城市发展内生动力来源。第二，有助于理解拉动城市文化消费机理。消费是一种人类行为，场景对于消费行为有着独特的刺激和引导作用。充满文化意义的消费空间本身就是一个场景，提供的不仅是作为工作与生活的空间，而且还包括个体自我与相互之间充满愉悦体验的空间。第三，有助于打造创意城市的环境氛围。创意环境是一个场所在“硬件”和“软件”方面的综合构建，是能够催生构思与发明的先觉条件。纽约的苏荷区、加利福尼亚的硅谷、芝加哥的柳条公园、北京的798艺术社区与中关村创业大街、上海的田子坊创意社区等，都提供了典型的“创意环境”，包括丰富的建筑空间、道路驿站、艺术机构、舒适物设施、文化设施等硬件，也吸引了创新创意人才、交流平台、运营者、游客等文化氛围。场景理论为分析与塑造这些创意环境提供了一种框架。第四，有助于引导城市公众行为。公众行为本身就是场景的一个重要构成元素，反过来，场景对公众行为也起着引导作用。无论你在哪里或如何打发时间或与人沟通，不同城市场所所具有的场景对于固化个体的是非观念、对真假的认同与归属感等都有着较强的影响。场景理论中的真实性、戏剧性和合法性均为构建特定的场景以引导适宜的个体行为提供了指引。第五，有助于做到舒适物与美好生活需求的精准匹配。这一点在城市规划中往往比较重要，舒适物设施与活动的布局与人们美好生活需求密切相关。对于这些设施与活动的规划与建设，现实中部分城市往往是比较凌乱的，在协调性和本地性上很难做到平衡，因为现有的研究中并没有给出不同类型舒适物之间的文化意涵和关联。场景刚好弥补了这方面的缺憾，它给了每一种舒适物在文化上的意义，为匹配人们的美好生活需求提供科学依据，这为建立城市舒适物系统提供了新的视角。尽管场景理论作为一种新的理论视角，在分析关于地点的文化意涵如何影响经济发展与社会生活的意义上，具有很强的解释力，但也存在着一些值得商榷的内容，特此提醒读者，一起来思考。比如，方法论上的主观与客观是否能够做到统一融合的问题。《场景：空间品质如何塑造社会生活》这本书跨越了主客观对立的二元方法论，把客观的舒适物设施与活动和主观的价值观整合到一起，恐怕习惯了主客观对立思维的人并不容易接受这种做法，甚至会面临很多思维上的挑战。再如，尽管克拉克一直追求场景理论应用的普遍性，但中西社会文化差异如此之大，本书给出的15个价值观维度是否能够适用于中国，这需要进一步研究。比如，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等对中国人态度与行为影响巨大，但现有的场景理论价值观维度中就没有这方面的内容，只是用传统主义来代替是否合适？中国城市发展的场景价值观开发是否有必要？还有，互联网技术快速发展对于城市与人们工作、生活的影响越来越深刻，场景研究是否应纳入更多的互联网思维。当然，这是我们发现的场景理论中需要进一步商榷的地方，可能读者还会提出更多问题。无论如何，正如克拉克和我们经常讨论的那样，场景理论是一个开放的框架，他们只是提出了一些主要维度，希望不同国别的学者一起来完成这项工作，这样做下去，就会离场景这门科学越来越近。吴军、祁述裕2018年6月25日1 设置场景Setting the Scene
一群人在商店的橱窗前挥舞着双手，运动传感装置则随着他们的动作播放音乐。在街上，几十名绘画狂热爱好者即兴展开了一场户外绘画比赛。在一个邻家酒吧的大厅里，电子乐在闪烁的灯光中播放，染着鲜艳头发和双臂文身的人吃着素食。这里不是拉丁区、格林威治村，也不是海特-艾许伯里区，这是多伦多（Hogtown）东部。其他许多城市也有类似的场景。
然而，这些独立艺术、咖啡馆和电子音乐的场景并不是唯一的类型。在佛罗里达的田园大街上，所有的道路都通向一个中央大教堂，而咖啡店的电视上也在播放弥撒曲。在加利福尼亚瓦勒霍附近的村庄，将托马斯·金卡德（Thomas Kinkade）的画作转变成一种城市美学：“平静，而不是混乱；和平，而不是压力。”佛罗里达的庆祝活动，展示了迪士尼乐园的安全与整洁。像这样的场景，以及许多其他场景，都是我们日常社会环境的一部分。这些场景影响着我们的决策，包括在哪里工作、在哪里做生意、在哪里找到某个政治活动组织、在哪里生活、支持哪种政治立场，以及更多类似的决策。如何，为什么，以及多少，本书提供了思考这些问题的理论工具以及一些相应的回答。“场景”作为地点（Place）的美学视角
这是一本关于场景（Scenes）的书。场景是什么？它在哪里？它为什么重要？“场景”有几重含义：一种用法强调了对特定活动的共同兴趣，如“爵士场景”、“登山场景”和“选美比赛场景”等；另一种用法强调的特定地点的特质，典型的社区或城市，如“海特-[1][2][3]阿什伯里场景”、“威克公园场景”和“纳什维尔场景”等。
我们对“场景”的诠释远不止于上文提到的两种含义，我们还在寻求一种更加普适的分析方式。作为这一分析阶段的第一步，可以像一位电影导演、画家或者诗人那样想象邻里社区。他们中很多人在忙着不同的事情：有的在咖啡馆里，有的走进一家杂货店旋即离开，有的在教堂做礼拜之后漫无目的地闲晃，有的在为主场队员喝彩。之后的第二步，我们来探求一下这些场景都表达出了何种生活风格、精神内涵、意义和情绪。这些场景是危险的还是异域的，是熟悉的还是前卫的？其他人是如何分享这些精神内涵以及生活经验的？又是如何能够同理心地接受或拒绝这些精神内涵的？换句话说，某个特定地点的特征与更广泛更普遍的社会主题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感知及参与场景的简单能力包含了不同寻常的复杂性“场景”的第三重含义是我们研究的焦点，主要是指某个地点的美学意义。这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一种我们都很熟悉的观察方式。不同地点给人们的感觉也不尽相同。当你穿行于大多数城市的大街小巷时，选择步行、骑行或开车（开得很缓慢并将车窗摇下来）等不同的方式，你所看到的景象也将不尽相同。这边，时尚人士正在顶尖的高档餐厅里为博物馆的庆典或电影的开幕式做着准备——一种充满迷人魅力的场景；那边，公园中身穿蓝色牛仔裤的一家人正在为烧烤准备着野餐桌——一种其乐融融的邻家场景。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在后面的章节中将还会有所介绍。
无论这些场景如何熟悉、如何轻易凭直觉就可以捕捉到，但是它们在许多方面还是存在着突出的问题，值得我们深思：（1）场景的打造是完全可以实现的，我们可以基于场景的打造来协调自身的行为；（2）我们可以识别和区分不同场景；（3）我们关注场景更多的意义，如为什么有些人及地点相较其他人或其他地点更容易取得经济上的成功。我们在接下来的章节中将逐步思考以上问题。嵌入的意义使场景成为可能
首先，要弄清楚到底该如何打造合适的场景，就要想想事情出错时都发生了什么。试想如下两个不同的场景。
其中一个场景是在爵士乐俱乐部里发生的。灯光昏暗，觥筹交错，空气中烟雾缭绕，人们在谈笑，乐队在演奏的同时与座位间的人群开着玩笑，鸡尾酒服务生巧妙地在桌子间穿梭，黑光绘画在墙上影影绰绰，观众比肩继踵地在酒吧外的街道上排队，大家三三两两地抽着烟或是吃着外卖。
另一个场景是古典音乐表演的现场。观众们正襟危坐，没有稀稀落落的咳嗽声，他们身穿西装、打着领带；管弦乐队成员身穿燕尾服，在指挥的提示下，全神贯注地坐着；摇摇欲坠的吊灯在礼堂上空悬挂着；四周环绕的是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新古典主义神殿般的建筑，它们的设计激起了人们的敬畏和崇敬之情。
现在想象这样一种错误：一位音乐家弹错了音符或是在该休止的时候演奏出声。如果在爵士乐俱乐部出现这样的状况会怎样？其他的音乐家很可能会若无其事地继续演奏。“错误的音符”虽然是无意的，但很可能会变成一种受欢迎的惊喜。它打破了通常演奏的习惯，而音乐家们则会在没有排练的情况下演奏一种新的音调、一种新的拍子记号。观众对此报以欢呼，随后这位“冒失”的音乐家向大家鞠躬致意，所有人都心照不宣地笑了，随即又斟上一杯酒开始狂欢。
然而在古典音乐表演中出现这样的错误会怎样呢？如果纽约爱乐乐团的小提琴手在贝多芬第五乐章duh-duh-duh-duh主题的停顿期间突然演奏出声的话，观众会倒吸一口凉气，冒失的演奏者会羞愧得满脸通红，即使表演没有就此打断，那么一旦演奏结束，他或她恐怕就要去寻找新的工作了。而评论家们也会毫不留情地描写关于这次经历的惨状。专栏1.1 古典音乐家正在尝试新的演出场地和新的音乐类型[4]在银泉音乐中心（Silver Spring），大提琴演奏家与电吉他手演奏着二重奏，他们的音乐通过舞台上的电脑处理器，将大提琴的沉静与电吉他的嘈杂混录在一起，实现某种和谐之音。在巴尔的摩，萨克斯管演奏者与低音单簧管演奏者一起吹奏着20世纪著名作曲家的音乐作品，与此同时在DJ的现场操控下，将年轻人的新电子音乐与其串联在一起。在华盛顿，一位作曲家想要组建新的乐团，他没有选择去音乐学院发布招聘信息，而是选择去克雷格[5]网站上广发英雄帖。古典音乐被认为是正式礼服、红色天鹅绒座椅和莫扎特协奏曲的世界。但是，很多地方的年轻古典音乐家们正在逐步探索自我表达的多元方式。以前，音乐学院的年轻乐师们希望长大后能成为与知名管弦乐队合作的独奏者。而如今，他们中的许多人正在尝试组建乐队。“他们”代表了一种打破传统音乐会形式的新尝试，传统音乐会看起来很生硬，而且对年轻的观众来说毫无吸引力。纽约的表演空间Le Poisson [6]Rouge是一个俱乐部风格的表演场所，主要以现代音乐和古典音乐表演为特色，正在全美范围内受到关注。在不同地区，许多音乐团体会满怀希望地期[7]待着可以在Busboy and Poets，或者是千禧公园的舞台（Millennium Stage）、哈曼中心（Harman Center）的地下室等场地演出。而声波电路节[8]作为一种不拘一格的电子乐庆典，举办时会选择在银泉音乐中心的金字塔里举行一系列活动。31岁的小提琴家尼克·肯德尔（Nick Kendall）说：“Busboys and Poets的观众如此混杂，所有的年轻人都沉浸在那种气氛里。”[9]——安妮·米德捷特（Anne Midgette，2009）
人们是如何知道在不同的场景中做出适当反应的？这有点神奇，因为几乎没有观众在观看演出之前相互见过面。尤其是在大城市，人们来自不同的地区，拥有不同的民族背景、不同的年龄，等等。可以肯定的是，音乐家更了解彼此，经过训练或许会让他们更期待在接下来的演奏中从彼此身上寻求到某些配合和衔接。但是，如果把同样的爵士乐手放在古典音乐演奏现场，或是放在婚礼演奏现场，会看到他们的“爵士风格”被更正式的演奏标准所取代。而把古典音乐家置于一个拥挤的酒吧中，我们则会看到相反的情况出现。
我们知道如何恰当地应对状况，部分原因是情势告诉我们应当如何去做。关于爵士乐俱乐部和贝多芬音乐会的案例，我们需要再次思考的不仅是场馆内部的情况，而且室外及其周围发生了什么都值得我们留意。这是一个完整的体系，从服务员的移动到建筑物的设计，从附近的餐厅到音乐家的姿势，都要用“说”来表达自己的行为：在爵士乐场景中会说“已经准备好迎接惊喜，表达自己”；在音乐厅周围会说“优雅地遵循既定形式，精致而迷人”。这些信息或咒语，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在街道和社区中被传递。它们使打造“场景”这样的现象变得可能。第2章更详细地探讨了这些场景的多重含义。美学直觉加上由欲望转化而来的活动和舒适物，使我们能够更清楚地分辨不同场景
这是场景的第二个显著特征：通常不需要太麻烦，我们就可以识别出不同场景微妙的美学差异。例如，在多伦多，具有标新立异及前卫感的场景（想想弹出式艺术画廊和独立摇滚俱乐部）常常出现在更迷人的、更暴露性的、更不受约束的华丽氛围（想想夜总会和天鹅绒
[10][11]绳索）附近。相距只有几百码的距离，两个场景的参与者往往有相似的人口统计特征和教育背景。然而，这两个场景又可以作为相互独立的世界来体验——当独立潮人将俱乐部成员称为“905ers”的时候，这一区别在语言学上就很明显了，这在某种程度上嘲讽性地将他们归入一种郊区的代码。
同样强烈的美学和文化差异在其他地方也在不断上演。我们一直都在打造场景，即便通常都没有任何明确的或官方的印记。一些城市确实试图正式地设定它们的场景。芝加哥在市长戴利二世（Daley Ⅱ）的领导下，为城市范围内的不同社区建造了独特的雕塑和图标，甚至为同性恋社区“男孩镇”（Boys-Town）打造了彩虹条纹的火箭形塔楼。许多城市都规划了像“娱乐区”（Entertainment District）或“唐人街”（Chinatown）这样的标识区域，以明确某种类型的场景是可以在那个区域被期待的。
总的来说，这些官方标识只是正式地承认了某些已知的场景。而“真正的”场景则往往超出了官方标识的范围。他们的“真实性”特点更为复杂，甚至有时更具争议性。
尽管场景存在差异，但我们是可以识别的。这一点是如何做到的呢？部分原因是我们不仅是有能力“认知”的生物，而且我们也会对独特的美学暗示做出反应。我们认为世界不仅是中立的事实和数据，而且也是充满价值的，我们可以据此作出判断，如美丽的夕阳、丑陋的烟囱、令人兴奋的天际线、俗气的商业街等。
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在他的《判断力批判》（Critique of Judgment）一书中率先指出了精神生活的美学成分。在心理学和社会科学领域，这是一个经常出现但很少被明确提及的主题。或许支撑这一主题的关键人物就是“格式塔学派”（Gestalt）的理论家们。
他们有两个理论对于理解场景至关重要。首先是他们提出了“可提供性”（Affordances）理论，即事物向我们“提供”（Afford）了某些反应，它们在“召唤我们”。比如，门把手“要求”被转动，一张桌子“邀请”我们坐下来享用美食。
其次是格式塔学派本身的理论思想。我们应从整体上看待和理解组成我们这个世界的元素，而不是计算这些组成部分的总和。例如，如果我们看到一棵树，我们并不是先看到分枝，然后看到树叶、树干，接着将所有这些元素一起添加到我们的脑海中来完成对一棵树的认知和想象。相反，我们是将树视为一个完整的实体来进行认知和理解的。
这就是说，各种要素以某种总体的形式出现在我们面前，就像绘画的每一笔一样，每个部分都是合适的。这意味着，当事物“提供”某些特定的反应时，它们所“表达”（Say）的内涵会因情况而异。“同样的”（Same）手势在不同的语境中也有不一样的含义。在某种情境下，举手代表着友好的问候；而在另一种情境下，则代表着一种侵略行为。专栏1.2人类是一种消费和运动的动物，同时也是一种政治动物。——约翰·杜威（John Dewey），《公众及其问题》（The Public and Its Problems，［1927］1954，139）帝国大厦人尽皆知。但当它被以图片形式呈现时，会被认知为是组合成整体的一个相关部分。它的价值与被体察的特质会被整个场景的其他部分所修饰，而这些特质又会反过来修饰场景中其他部分被感知的价值。这就是艺术意义上建立起来的形式。——约翰·杜威，《艺术即经验》（Art as Experience，［1934］2005，141）世界上的事物并非都是简单地保持着中立态度，它们在我们的面前，引发我们的思考。每一个事物都是对某种特定行为方式的象征和回忆，激发起我们或得体或不得体的反应。这就是为什么人们的品位、性格以及对待世界和特定事物的态度，是可以从他们选择置身于周围的事物中分辨出来，比方说对某些颜色的偏好或是喜欢步行的地方。——莫里斯·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感知世界》（The World of Perception，2004，63）
虽然，把握场景整体意义的能力以及对嵌入事物中的行为暗示进行恰当反应的能力，在某种意义上与我们的精神架构紧密相连。但是，这些能力也明显受制于历史及社会的变化和完善。人类学家格兰特·麦克拉肯（Grant McCracken）列出了“1990年北美青少年追逐的15种标榜自我的方式：摇滚、冲浪板、酒吧女郎（B-Girls）、哥特、朋克、嬉皮士、学生政府、运动员，等等”。经济历史学家迪尔德丽·麦克洛斯基（Deirdre McCloskey）将这一代与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人相提并论：“你可以成为主流，也可以成为詹姆斯·迪恩（James [12]Dean）。就是这样。”（麦克洛斯基，2006，26）。这种逐步扩大的多样性类型，即使在某种意义上可能是遗传而来的，但是在本质上并非与生俱来的。
21世纪的历史和社会变迁（在图1-1中进行了部分总结）使得更多的人对微妙的美学差异更加敏感，这些差异在日常生活中变得越来越清晰。伟大的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概述了一种普遍的逻辑，他称之为将“想要”转变成“行动”的逻辑。马歇尔提到的“欲望”基本上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偏好”。可以说，在你的脑海中（或内心中，或身体内部的某处），都在渴望着舒适和安全感。具体来说，“想要”也可以包括希望有一个不拥挤并会不断改善的住房条件，或者希望住在能激励你、给你亲密感和温暖感的朋友身边。图1-1
在人类历史长河的大部分时间里，大多数人很难意识到许多东西并不是他们想要的，或者很难清楚地分辨他们的欲望。物质资源的逐渐丰富，对安全、健康、教育和人口流动产生了巨大的改变，这些因素会同步下降或至少是自主性的缺失，这些改变影响着大家庭、公司职员、传统宗教等方方面面。与此共生共荣的是各种文化、科学、精神世界的崛起，从毕加索（Picasso）到爱因斯坦（Einstein），再到埃斯兰（Esalen）均受此影响，无一例外。专栏1.3 富有表现力的改革将多伦多和芝加哥带到世界面前历史上的维多利亚时代，多伦多和芝加哥等蓝领城市正在发生着变化。欧内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为《多伦多每日星报》（Toronto Daily Star）写了一篇专栏文章。他曾抱怨说：“上帝，我讨厌离开巴黎去多伦多这个所谓的教堂之城。”［勒蒙（Lemon），1985］如今的多伦多有更完整的场景，比如健康中心、针灸师、瑜伽馆和武术学校等，而不仅仅是教堂和宗教组织。1975年，索尔·贝娄（Saul Bellow）写道：“芝加哥拥有美丽动人的东西，但文化并不是其中之一。”1976年，米尔顿·拉科夫（Milton Rakove）将芝加哥形容为“迪克·戴利（Dick Daley）的城镇。与雅典不同，与罗马、伦敦、巴黎亦不相同，芝加哥是没有文化的和狭隘的……”（拉科夫，1975）。2003年，市长戴利二世建造了街道巴士站，并重新设计了效仿巴黎的铁路进站口。2009年，国家艺术基金会主任说：“对于这个国家每一位关心艺术发展的人来说，戴利市长应该成为他们心中的第一英雄。”［琼斯（Jones），2009］——笔者
从必要的生活经历到偶发的生活经历，这种转变是相当普遍的。转变的标志之一是工作场所，河流和湖泊等物理环境的决定因素所占比重是很少的，更多的是由与人群和技术的接近程度决定的。转变的标志之二是典型的职业路径，常见的变化是越发频繁地更换多种不同的工作，而不是终身效力于一家公司。转变的标志之三是宗教，正如罗伯特·普特南（Robert Putnam）和大卫·坎贝尔（David Campbell）所展示的那样，宗教有更多的“阈限”（liminals），人们可以在不同信仰中来回穿梭。哲学家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主张：对于那些从祖先开始就信奉某种宗教的人来说，宗教必须不断承认和定义自身，以对抗其他精神选择的可得性对自身带来的威胁，而这种可以作为人们精神依托的选择是非常多的。风格、个人意义和美学都相应地增加了个人和社会的显著性。
更多的欲望变成更多实际的需求。当欲望进行转变时，不同的组织和设施就会涌现满足欲望的需求，于是人们的欲望便成了舒适物。人们对于一幢使人开心的住宅的模糊渴望，被实际变成家庭装饰商店和室内设计公司。对亲密温暖关系的传播渴望，可以实际变成露台用品店、家庭友好型餐厅以及微笑的调酒师。
这样的舒适物成为生活实践的平台。如今，有一些人为创造优秀的室内设计或者保持良好的餐厅氛围，而日复一日地奉献自己。你也可以将你的生命奉献给独立摇滚或人体艺术。所有社会类型的人群都获得了更清晰的存在形式。比如，潮人（Hipsters）和布波族[13]（BoBos）、天井男（Patio Men）和书呆子（Nerd）、都市型男[14]（Metrosexuals）和足球妈妈（Soccer Moms）等。我们对《世界价值观调查》（在第6章和其他地方有所提及）的分析表明，在几十个国家中，文化组织的成员数量急剧增加，价值的多样性也在发生变化。
由于模糊的偏好变成了实践活动和舒适物，所以它们可以从我们的头脑中过渡到现实世界中。脑海中的偏好可以在现实生活中被实实在在看到，在真实的组织和职业中被具体化，如文身店、20世纪的艺术画廊、咖啡馆或钓鱼小屋。它们被列入黄页（Yellow Page，YP），需要合法纳税，遵守公约规范，有时甚至计入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你可以在Google地图上查看它们，以了解某个地点活动特征的类型。
社会科学家能够记录和分析这些被具象化的偏好。例如，如图1-2所示，1999～2008年，加拿大的音乐团体、舞蹈公司、独立艺术家和表演艺术机构的数量翻了一番，大大超过了所有企业20%的平均增长率。体育和保健设施以及俱乐部的数量也急剧上升；动物园、唱片店、保龄球馆和游乐中心都包含在统计之列。基于信息的类型，我们可以识别当地不同种类的舒适物，将它们分为不同类型的场景，并研究它们变化的原因及后果。
本书的大部分内容恰恰是针对以上这些类型的分析工作。目前，关键是要从更直观、更经验主义的场景基础上进行分析；你可以感受到它们，有些是神圣的，有些是带有娱乐性质的，有些可能是腐败的。我们能在场景中认识到这些差异，不仅是因为我们有天生的美学直觉，也不仅是因为我们是具有很多愿望和希望的欲望生物，还因为场景已经融入我们独特的社会环境的组织中。场景被描述得越明确，其影响力越强大
如果场景是作为不同欲望和偏好的影响因素出现的话，那么当欲望和偏好被固化成舒适物和活动时，场景就变成了它们产生强有力影响的原因。这是因为当我们周围的场景变得更加明确的时候，欲望和偏好就更容易嵌入各种日常决策的中心——比如，决定在哪里生活、在哪里工作、在哪里为公司选址、支持哪个政党、是什么原因导致航班延误，等等。这指明了社会普遍范围内场景的重要性。图1-2 1999～2008年加拿大各种设施的百分比变化注：该图显示了1999～2008年加拿大各地艺术、文化和休闲场所的总数变化的百分比情况。例如，舞蹈公司和音乐团体在这一时期几乎翻了一番。黑色条形图显示了总体业务的变化，这是一个基准：黑色条形图以上的部分都比所有商业发展的平均速度快；在黑色条形图以下的所有场所，在这段时间要么增长放缓，要么有所收缩。这些是六位数的北美产业分类系统（NAICS）类别，在加拿大统计局网站上可以看到详细描述。资料来源：加拿大统计局，加拿大商业模式（1999～2008）。
首先考虑的是场景对住宅的影响。在20世纪初，大多数美国人对住宅的需求并没有那么显著。在典型的美国小镇上可能会有一两家酒吧；典型的当地居民，比如农民，则需要好几个小时的路程才能到达镇上的酒吧，因而闲暇时间也就变得很少。毫无疑问，教堂里经常回荡着音乐以及家人之间互相倾诉故事的声音。不过，如果你有机会搬家，甚至有机会思考一下为什么你愿意留在你定居的城市（主观地思考你的住所），诸如工作、农业和林业、种族和宗教传统以及家人等因素可能比酒吧、餐厅、运动场所或画廊等因素呈现更大的影响力，在后者被纳入直接决策的过程中，民众在身体和经验等方面没有得到足够的享受。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福格尔（Robert Fogel）已经证明，自那时起，事情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个世纪以前，”他写道，“经合组织（OECD）国家的典型家庭把80%的收入花在了食物、衣服和住房上。如今，这些商品的消费额还不到消费总额的三分之一。”（2000，160）。此外，据他估计，美国人的休闲消费占比从1875年的18%上升到1995年的68%（2000，191）。
2008年的经济大衰退收窄了公民的选择权。许多刚毕业的大学生选择回到父母身边，而不是自己居住，这只是一个不那么痛苦的结果。不过，长期趋势似乎仍在明显继续。如图1-3所示，美国酒店和休闲娱乐业是第一个恢复到衰退前就业水平的行业之一，并且从20世纪40年代以来占劳动力总数的比例一直处于稳步上升的趋势。
艺术、娱乐和休闲领域也呈现稳步增长趋势（在20世纪90年代势头尤其强劲），并在2013年初恢复到衰退前的水平。21世纪初，私人教练的数量迅速增长。在分析了2000年以来文化经济的发展趋势后，卡尔·格罗达奇（Carl Grodach）和迈克尔·西曼（Michael Seman）总结道：“在国家层面，文化经济在大萧条期间没有经历重大的衰退或重组。事实上，从2006年到2009年，文化部门就业人数仅在全国范围内稍微有所下降（0.35%），而我们研究的（30个地区）则略有增长（1.2%）。同样，文化经济的基本地理区位也不受影响。”他们对艺术家的研究也揭示了一个类似的模式：“从2006年到2009年，全国范围内的艺术家们似乎没有受到经济衰退的影响，从业人员的绝对值始终保持缓慢而稳定的增长。”（2013，24）图1-3 美国艺术、娱乐休闲产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比重注：这一组数字显示了1939～2015年，美国劳动力在酒店和休闲行业中所占的比重，以及1990～2015年艺术、娱乐和休闲部门的统计数据（后者的数据在1990年之前是不可用的）。尽管2008年总体经济衰退，但在整体劳动力市场中，酒店和休闲娱乐业的增长并没有明显放缓。资料来源：美国劳工统计局（2015）。
这些趋势证实了像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和爱德华·格莱泽（Edward Glaeser）等后工业社会学家们长期以来所持的观点，即后工业时代的转变，逐渐将教育、人际关系和舒适物置于生活的中心，这一转变对于生产者和消费者同样适用。贝尔在（1973）令人印象深刻的表述中提及，提供更多的工作，并不意味着“与自然或机器的对抗”，而是“与他人的博弈”。对他人喜欢和珍惜的东西变得敏感成为一件越来越值得表扬的事情；对许多人来说，工作本身开始成为一个关乎生活方式的决定，即如何有意义地度过一天而不是必须一天到晚辛苦地工作。更多的消费涉及产品和服务的选择，这些产品和服务因风格、设计、个性和美学意义的不同而有所区别，从时装到iPod，到咖啡，再到电影，都包括在内。正如格莱泽所说，更多城市的命运逐渐由消费方式（如餐厅和夜总会），而非生产方式（如工厂和仓库）的集中程度来决定。消费的集中程度与个性化服务一样，很难实现国外外包或通过标准化及自动化等节省劳力的措施实现成本的降低。事实上，健康和个人护理商店等零售贸易几乎没有受到大萧条的影响。
这种生活方式向特定消费关系的转变，意味着当你考虑迁居到什么地方，或者为什么要定居在一个较以往有更高人口老龄化比重的地方时，一个城市或社区中舒适物的特点和风格就变成很重要的考量因素。为了测试这一点，我们调查了最近毕业或即将成为大学毕业生的一群人，他们中有多少人会选择皮奥里亚（Peoria）年薪8万美元的工作，又有多少人会选择芝加哥年薪5万美元的工作。其中许多人会选择前往芝加哥工作，这表明芝加哥场景中可接触到的“舒适物价值”在经过经济方面的衡量之后高达3万美元。
但是，场景不仅仅关乎年轻人和富人。一些重要的社会学研究表明，许多低收入的非裔美国人社区拥有相当集中的本土舒适物，这使得社区的价值无法单靠收入来衡量。同样地，退休人员为了实现他们所能负担的特定生活方式，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居住在市中心的公寓中：他们可以很容易地到达歌剧院、餐馆、迷人的滨水区等。后面的章节详细介绍了这种模式。
此外，无意间舒适物的重要性开始围绕着这些由场景驱动的择居决策而不断累加。这是因为各种各样的舒适物特征可能与人们对不同场景的喜好紧密相关。例如，如果人们拥有某个种族背景，或具有某些政治态度，喜欢某些特定类型的场景，他们就会倾向于将自己置身于具有种族或政治特征的居住区中。他们并没有直接的意图，比方说只是有意识地把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靠近社区的场景，那里有有趣的泰国餐馆和瑜伽工作室，或者附近有高尔夫球场、纳斯卡（NASCAR）赛道或足球场。选择的结果就是记者比尔·毕肖普（Bill Bishop，2008）所称的“大归类”（the Big Sort）。志趣相投的人聚集在一起，开始日益丰富的生活，这与他们的偏见和倾向形成了呼应。如果没有个人互动或共同活动作为基础，“其他场景”——政治的、宗教的、种族的，就会沦为讽刺漫画和刻板印象。
但是这种类型的回音室效应（Echo-chamber Effect）并不是唯一的可能性。某些类型的场景会跨越教育、年龄、政治或种族的界限，并在这个过程中重新调整居住区相互隔离的历史模式。这些场景往往是由社会活动组织所主导的，鼓励参与者跨越看似艰难但是会快速跨越的分裂。正如我们后来探讨的那样，亚洲风格的武术俱乐部像一些教堂和艺术组织一样，作为典型的组织案例，成为跨越种族和教育差异的“桥梁”（Bridge）。而流行文化在很多方面都是当代的通用语言。核心观点是，不论我们是否正在谈论着要加强或是要重组传统社会边界的议题，场景已成为定义我们居住社区构成的强有力因素。本书第5章的主题就是场景对择居行为的影响。专栏1.4 向新的城市居民教授都市主义俄亥俄州哥伦布市的城市规划师凯尔·埃泽尔（Kyle Ezell）……为郊区空巢老人和退休人员开设了一门课程，不仅教他们如何选择一个城市作为退休目的地，而且还为城市中的生活需求提供了很多细节……比如针对如何在城市周边开摩托车……他还写了一份指南，“在市中心过退休生活，是活跃的退休人员和空巢老人生活方式的终极目标”。为了让市中心更适合居住，他将与市民和开发商进行协商。他还将在全国各地举办一系列派对，以宣扬“Ruppie”的生活方式。“Ruppie”是埃泽尔为称呼“已退休的都市人”而新造的词。“Ruppies与雅皮士不同，因为它们不是仅仅依赖物质，”他说，“他们乐于帮助他人，想要成为社区的一员，为提升社区创造力及保持活力不断努力。”无论他们被称为什么，他们的人数很可能是庞大的，因为这个国家的婴儿潮一代正大规模地面临着退休生活，显然他们渴望有一个新的住所，并拥有足够的钱。“我认为所有的企业，所有的文化机构，每个人都在试图弄清楚这个新兴的人口结构是什么样的。”芝加哥中央商务区联盟的执行董事泰·塔布林（Ty Tabing）如是说。公民组织正在赞助埃泽尔的“Ruppie派对”……“曾经害怕会因城市环境而死亡的人可以和已经在城市生活的人交谈，”他说，“Ruppies将在派对上讲述他们的故事，以及他们的生活是如何发生改变的。”保罗·德拉维拉斯（Paul Dravillas）喜欢这个环节并说出自己的想法。两年前，他和妻子帕特丽夏（Patricia）实施曲线救国策略，在卖掉自己位于奥尔兰公园（Orland Park）的公寓后，买下了一套南环公寓。值得一提的是，在拥有两辆车的人生中，乘坐CTA公共汽车出行完全是出于好奇。“摆脱汽车是很困难的决定，”69岁的德拉维拉斯说，他的童年是在南方度过的。但他说他和妻子不会想念第二辆车；他很高兴能够乘坐高级公民巴士，在3号公交车上几乎可以实现每天的出行需求。“我曾听到朋友们对我说：‘你疯了吗？’”，他笑着说，“不，当我们宣布要搬到这个城市的时候，必然要做出很多努力。但我们喜欢回到市区居住，现在我们可以做更多事情——到访千禧公园和文化中心、从伯纳姆港（Burnham Harbor）出港等，假如我们从郊区开车过来的话，我们将没办法做到诸如此类的事情了。”——玛丽·翁伯格（Mary Umberger）（《帮助城市吸引更多的“Ruppies”》，2006）
场景对经济的影响效果同样意义深远。至少其中一部分场景，可以作为消费实验室进行比较分析。巅峰时期伟大的IBM或贝尔研究实验室都属于生产实验室，致力于纯粹的实验，着眼于电脑或晶体管等新型产品的研发。而许多生产实验室并没有直接的商业回报，它们中的一些实验室也是后来才涉足这一领域的，而且并不是直接服务于IBM或贝尔研究实验室。但其带来的结果却是革命性的，在数据搜索算法、激光眼科手术、条形码、无线互联网等方面产生了众多的业界发明。
场景，尤其是那些有更多选择的、自我表达的、越轨的、迷人维度的场景，也为经济创新提供了关键的刺激作用。伊丽莎白·柯瑞德（Elizabeth Currid）所撰的有关纽约餐馆、酒吧和夜总会的民族志展示了时装设计师、流行音乐家和前卫艺术家的时尚场景细节。该民族志主要描写了他们是如何跳舞、喝酒、混在一起的，他们会在舞池里观察彼此最新的美学尝试，有时还会把获取的新想法和新灵感带回家。理查德·劳埃德（Richard Lloyd）所撰的关于芝加哥非常时尚的柳条公园（Wicker Park）的民族志记录了社区场景如何融入更广泛的文化产品链的过程，社区场景提供了一种可以让软件设计师或餐厅企业家为自己的喜好埋单的、或冷漠或兴奋的持续意愿。简言之，像Apple或Facebook这样的公司，关键是使用其产品后体验到的音调、情绪、配色方案和声音等因素，对其经济成功的决定性作用不亚于其背后的程序代码所起到的作用。这些美学品质并非无中生有，它们可以通过舞台、走秀、长廊、赛道、音乐厅、画廊开幕等生活场景实现精致化和打磨推敲，这反过来又给设计师提供了使产品不断合理化、包装不断精致化的艺术风格素材。
甚至财经记者也学会了在评估新产品和新公司的时候明确地讨论设计相关事宜。这标志着那些受教于沉闷的经济学理论和陈旧学习方[15]法的人所产生的一次巨变。加里·贝克尔在Buzz上发表了相关文章，与我们一样关注到设计议题；舍温·罗森（Sherwin Rosen）在《超级巨星经济》（The Economics of Super Stars）一文中对像披头士（Beatles）或奥普拉·温弗瑞（Oprah Winfrey）这样超级巨星的话题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