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钱永不眠：资本世界的暗流涌动和金融逻辑(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香帅无花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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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钱永不眠：资本世界的暗流涌动和金融逻辑试读：

我的案头摆放着一叠厚厚的书稿，是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年轻副教授唐涯博士寄来的新作。这本即将付诸出版的书稿，有一个意味深长的名字——《金钱永不眠：资本世界的暗流涌动和金融逻辑》。作者还有一个接地气的公众微信号——香帅的金融江湖，在金融圈颇有名气。这本书集结了一位年轻海归金融学者的犀利视角和深邃洞见。每每翻阅，总能让我从繁务中回归平静，在会心一笑的品味中，中国金融市场的精彩大戏也在眼前一幕幕掠过。

金融于现代经济的意义，相当于血脉系统之于人。金融渗透在市场经济的每一个细胞、每一个毛孔中，时时刻刻影响着经济社会的运行，经济金融化已成为大势所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金融是现代[1]经济的核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着经济健康发展”。随着金融的深化，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更加复杂开放、和我们日常生活更加息息相关的金融市场。我很庆幸，能够有这么一本专著，能从小处触及最真实的你我，从大处着墨最核心、最重要的宏观问题。“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常青。”德国诗人歌德在诗剧《浮士德》中的这句话道出了理论和现实的关系。确实，理论的深邃如果总是以晦涩的面目呈现，那就会待字深闺、无人相识，最终只能局限在小范围的学术圈内，让专家学者自我欣赏和自娱自乐。我常想，理论闪烁的光芒，应该和现实蕴藏的养分直接发生光合作用，这样，理论才会更加鲜活生动，而现实也将更加大放异彩，更加符合理性预期。

作为一名年轻的金融学者，唐涯博士似乎正在开凿一条连接理论殿堂和现实世界的通路。她正在尝试的，是将晦涩的金融理论以一种创新的方式打开，用妙趣横生的语言来诠释、解读复杂多样的现实世界。一篇篇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文章读下来，我似乎又重温了曾经亲历的经济事件、曾经见证的社会现象。似纪实文学，读来如临其境、引人入胜。书中没有深奥的公式、模型，但是在对现实经济世界的生动描述中，无不闪烁着理性的睿智和光芒，细细咀嚼，发现自己不知不觉之间，已经脑补了很多金融理论知识。

把深奥晦涩的理论诉诸直白的表达方式，离不开扎实的理论研究功底，也离不开扎根现实世界上下求索的泥土气息。这正是本书的魅力所在，也是我愿意向广大读者推荐的原因。我国经济发展历程千头万绪，唐涯博士通过剖析深圳土地制度变迁，为我们梳理出了一个看得到、摸得着的中国奇迹。又如中国经济从高速向中速换挡，遭遇经济增长持续困境之时，唐涯博士以韩国为鉴，让我们看到倒逼全面改革、产业升级的危机，也可以成为机会。还有令人痛心的泛亚悲剧、大起大落的A股市场、心惊肉跳的人民币汇率波动、节节攀升的房产市场，年轻的唐涯博士就像一名斗士，用犀利的笔触直捣事件本质，为我们拨云见日。

中国崛起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生动实践，使之成为金融理论升华的素材库和营养库。我们有幸置身于一个大时代，能够在宏大绚丽的背景板上绘出精彩的画卷。唐涯女士从北美顶尖名校完成金融博士学位后，毅然选择回到国内，来到北大，这当中既有心中强烈的中国情结，也有肩上厚重的中国使命，更有经济奇迹迸发的中国引力。读她的文章，那些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中国故事都有了栩栩如生的经济金融解读。中国故事，与国际金融市场几百年的风云际会有那么一点儿相似，又相去甚远。从房价、汇率到股市，从中国社会的痛点、焦点到兴奋点，字里行间无不透露着那颗与中国经济一起律动的丹心和一个严肃学者的独到见地。从市场微观机制、企业个人行为，到宏观监管框架，哪怕是针砭时弊的呼唤，都浸透着期盼中国金融明天会更好的良好愿望，让人怦然心动。

马克思指出，“理论一经掌握群众，就会变成物质力量”。当金融生活成为大众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种对大众金融知识的普及，将实实在在地转化为生产力，让整个金融体系，包括经济活动，运转得更有效率。我国正在大力发展的普惠金融，有很多种实现方式，唐涯博士做的，是意义特殊的一种。她所传播的力量，可能今天让一个年过七旬的老人规避了不应承受的风险，可能明天让一个初入社会的青年止步于不切实际的财富幻想，学会积跬步乃至千里。

中国很大，中国梦很精彩，中国奇迹很震撼，但中国的事也很困难很复杂。在中华民族迈向伟大复兴的征程中，需要有一批既有国际化视野又能接地气的专家学者深入到中国经济发展的生动实践大潮中去，躬耕不辍，源源不绝地贡献智慧成果。我很庆幸地看到，有年轻学者如唐涯博士，躬行践履，走在了前面。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2017年1月

[1]出自《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编者注序二人文气质与侠义精神——有温度的金融江湖

2012年，我第一次读到北大唐涯教授和哈佛金李教授撰写的哈佛案例《三一收购普茨迈斯特》。这些年写三一的企业案例不少，也不乏佳作，但是这篇案例给我印象特别深：对于三一崛起的宏观背景和团队文化分析透彻精准，数据翔实，文笔还特别流畅，充满历史的厚重感和画面感。

1989年，我们在湖南的一个偏远小城涟源开始创业的时候，从来没有想到过，那个小作坊式的“湖南涟源焊接材料厂”会变成中国最大的工程机械制造商“三一集团”，更没有想到自己会成长为一家千亿级的跨国集团。在唐涯的笔下，这一段风云际会的历史与鲜活的现实交错穿行：从涟源到长沙，从长沙到北京，从电焊条到工程机械，从加工组装到自主研发创新，三一筚路蓝缕的征途正折射出中国制造业的涅槃蜕变。历史扑面而来，现实如影随行，让我们这些过来人不禁抚今追昔，怀想中又充满期待。

2012年以后中国增长速度迅速下滑，两位数的超高增长年代逐渐成为历史。尽管城市化率尚未全部完成，基础设施建设也尚未达到完善的水平，但是粗放投资的年代已经过去，中国制造业和中国经济一样，面临着从体量到质量的转型升级。三一作为中国工程机械的龙头企业，恰逢这个网络信息经济时代，有一种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也有危机感和紧迫感。

当今世界是经济信息化、金融化的时代，产融结合日益紧密，各个产业、各个市场之间的相互依存度越来越高。我这几年一直在思考，在经济转型成为必须、科技创新成为引擎的当下，三一要怎么重新界定自己，重新界定“中国制造”？要怎么把产业和金融结合，攀登中国“智能制造”的新高峰？在这个过程中，我深深感到，理解现代社会政治经济事件的来龙去脉，理解产业和市场发展的历史渊源，是企业家大局观中重要的一点。

2015年开始，我们三一高管群中常常会有人转唐涯博士的微信公众号专栏文章，从A股市场股灾的成因，到万科宝能案例背后的企业治理问题、股权结构问题以及市场规则问题，到互联网金融的逻辑——她对微观世界的观察细致入微，分析鞭辟入里。她也写商业金融史，从商人的历史地位到现代金融市场的东西方制度渊源，再到改革开放历史中的“世俗理性”——她擅长透过现象看本质，从宏观经济环境和历史演进的角度去推演故事。更为难得的是，作为一位海归的金融教授，她并没有被严肃学术的象牙塔所拘泥，反而是用行云流水一般的文字，对各种经济金融现象做“有趣有料”的专业解读，使得非经济金融背景出身的读者也得以轻松理解这些故事中的经济金融要义。

唐涯博士笔下的金融市场和经济现象都是有温度的，其实商业世界就是如此，江湖熙熙攘攘，有金钱，有情感，有朋友，有古道热肠，也有陷阱。我得知她是湖南妹子后，倒是不诧异，人文气质和侠义精神，从来都是湖湘文化的精髓，而家国情怀，更是湖南人灵魂深处的追求。唐涯博士笔下，不管是什么样的故事，总是流露出深深的国士情怀。

在我的眼里，这位年轻的湘籍海归教授同我们三一一样，都怀着一份执着，长长久久地在各自的土地上勤恳耕耘。我们的土地是中国制造——二十多年前，我在涟源小城那间破旧的厂房前说要“心存感激，产业报国”，用二十载的时间，我们证明了那不是年少轻狂的妄言。而唐涯教授的土地是教育，年轻的她仍然在践行着教书以育人，写书以育世的理想，做最严肃的金融学研究，梳理最直白的金融学逻辑，也写下最武侠的金融学故事。我希望唐教授的这本书能为“金融”被普罗大众认识发挥作用，也衷心期待她的更多佳作。三一集团创始人、董事长2011年福布斯榜“中国首富”2017年1月自序江湖夜雨十年灯庙堂和江湖，是一个游戏的两个端口。做研究是身处悬崖面壁十年图破壁，高处不胜寒之余颇有一些自虐的快感；而写专栏是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放河山入我胸怀，资本市场观察、经济改革大势和金融史在笔下流转，人来人往好不热闹，人间烟火也别有趣味。金融江湖，原就是坐而论道好天地。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

这是个大时代的小人物，关于武侠、成长、读书和金融江湖的小故事。

十岁的时候，小学老师讨厌我，几乎每周末我都会因为上课讲话、睡觉、不做作业等罪名被关在教室里写检讨。在近乎悲愤的情绪中，我看完了厚厚五册《笑傲江湖》。

为不羁放旷的令狐冲倾倒之余，我也顿生豪气，决定将教室命名为“思过崖”，并开始在写检讨的时候试验不同文体，大段抄录改写各种小说中的句子。因这点儿捉弄老师的快感，留校检讨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心灵创伤，只是从此入了武侠江湖，至今未能金盆洗手。

一晃流年，期间喜好颇多变化，读的各种名著经典大多忘光了。随身带着的IPAD（平板电脑）里却总是留着古（龙）金（庸）的江湖和周星驰的电影精选。对我而言，星星的电影，是对金庸江湖观的彻底解构和回归。从雪山到丽春院，从大人物到小人物，从正气凛然到游刃有余。在改编的《鹿鼎记》中，韦小宝开始戴着虎头帽在丽春院说书，一直到最后弃官救师，浑不改其油滑世故，却在终极道路上皈依了侠义精神。

庙堂与江湖，其实是一个游戏的两个端口罢了。

10多年后，我去了北美读金融学的博士。快毕业的时候找工作，我到北大光华面试，按惯例最后要和院长面谈。和时任院长张维迎老师聊到山东钢铁和日照钢铁重组一案，说起对企业“国进民退”的忧虑。维迎老师沉吟片刻，看着墙上的钟说：“历史是个钟摆，你若要亲历历史，就回来。隔远了，总是雾里看花。”“亲历历史”这个词让我几乎没有抵抗的能力。2010年7月，我拎着行李，回了北大，从此以“误人子弟”为生。

从读博士开始，好些年在象牙塔中做学术研究。直到两年前重拾荒废多年的笔，在《第一财经周刊》写经济金融专栏。说起来，写专栏和平时的学术研究也多有相关，不过感受很不一样。纯学术研究（尤其是学术发表）有其范式和目标受众，是一个极度细分的市场，对于纵向的深度有近乎苛刻的要求。如果没有点变态的处女座情结，学术发表过程中的文献阅读、模型推理和数据分析会是枯燥的、孤独的，颇像雪山绝壁练功，清高自赏之余有点儿自虐式的快感。

而好的专栏需要全视野，在横向的广度上有延伸，同时要兼顾逻辑上的美感。专栏受众甚广，一定要用有趣、浅显的语言说清问题。如此一来，反而逼自己把做研究时的很多内容横着剖开再解读。这个过程颇似于下山历练，有人赞，有人骂，人间烟火，热闹非凡。

日子渐长，觉得写论文也罢，写专栏也罢，仍然脱不了坐而论道的框框。江湖那么大，一辈子那么短，能否更好玩？于是提起笔来，静观市场风云，回望漫漫历史，随心而作，遂有此册。

有时候想想，人的一生，最好的状态无非是几条：智慧、坚韧、好学，一点儿热情和一点点游戏人生的态度。这好比习练武功，前三项足可练成独孤九式的前八式，而后两点，便是第九式的另一个境界了。得从有招到无招，从有形到无形，信手拈来，是招非招，似有迹还无迹——这叫“才必兼乎趣而始化”。记得《笑傲江湖》中丹青生有一桶吐鲁番四蒸四酿葡萄酒。那酒似是百年又似十年，奇趣便在酒味陈中有新、新中有陈。如同做人一样，九清一浊，最是难得。“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闲暇时，何妨坐下来，聊聊金融，侃侃人生。卷一借历史的酒，浇我们自己的块垒历史的分岔路口：金融史漫谈在16世纪中叶前，东西方的“金融意识”分歧不大。转折点是万历到顺治这段时间——中国始终维持着“士农工商”的稳态社会结构，此时的荷兰人却已逐步开创现代金融体系。由此，中国与现代意义上的金融市场渐行渐远，终于在历史的河流中被风吹雨打，零落而去。

又到周末了，下午坐在咖啡馆里备课。看着商场里熙熙攘攘的人群，忽然有个奇怪的想法。不知道有多少人明白，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我们，不管是主动或者被动，其实都被“金融”或者说“金融市场”紧紧地绑定，不可分割。从日常的微小支付，到大额的房贷、车贷，再到股票和各种理财产品投资决策……生活的每个场景都和“金融”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社会是一个由“金融资本”驱动运行的世界。

如果用非常通俗的语言来描述金融，大概就是所谓的“资金融通”吧。而资金融通借贷算得上人类最古老的活动之一。今天我们所认识的“金融”像是个舶来品，不过回头看历史，其实中国的“资金融通”业务历史之久远，可以直接回溯到公元前1000年。

有关中国最早借贷行为的记载始于西周（《周礼》），当时，一个叫“泉府”的机构（类似今天的财政部和央行的混合体）掌管着没利息的“赊”和有利息的“贷”。到了战国时期，民间借贷更是发达，当时最“仗义疏财”的孟尝君也常常借点高利贷来应付时不时的资金缺口。《史记·孟尝君列传》记载：“邑入不足以奉客，使人出钱于薛。”南北朝以后，“抵押借贷”又开始流行，典当（当时叫“质库”“解库”）正式进入三百六十行的行列。唐宋元时期，民间的、官府的，各种类型的资金融通行为，都屡屡见于史料。

而从莎翁名著《威尼斯商人》所折射出来的民间借贷活动来看，一直到16世纪中叶，也就是我国明朝中后期，东西方的“金融意识”还没有发生重大的分歧和变化。然而从万历走到顺治，中国与现代意义上的金融市场在这一甲子的时间中渐行渐远。

那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历史吊诡地发生了逆转呢？这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以我粗浅有限的历史知识来看，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曾给出模模糊糊的答案：1587年（万历十五年）……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个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

当大明帝国庞大的建筑体开始经受蚁蠹之困时，1588年（万历十六年），在遥远的欧洲，濒临北海的一片弹丸之地上，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以富裕商人阶层为主体的国家成立了，它的名字叫“荷兰”（荷兰联省共和国）。为了生存，这个只有150万人口的联邦制小国需要开拓远洋贸易航线，而开拓航线需要筹集大量资金，如何吸引资金、如何处理投资人和贸易船队的关系成为这个新生国家最迫切的命题。

1602年（万历三十年），明神宗停止上朝已经有15个年头，言官们照样词锋激烈地品评时政，弹劾帝相，时间在东方古老的殿堂里像凝滞的潭水，波澜不惊。而在这一年，欧洲一隅的荷兰却开始了一段奇幻之旅。一家名叫“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的公司发行了股票——人们为这个公司即将开始的远洋贸易投资，公司许诺以利润分红。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股份制公司，所有投资者都是这家公司的所有者，将以所持股份的比例分享这个公司成长的价值。一时间整个荷兰社会（包括政府和各个阶层的居民）都被卷入了这史无前例的“股份制公司”热浪之中。

最有意思的是，在成立之初的第一个十年，荷兰东印度公司从来没有发放过红利。所有的利润都被用于在远东地区马不停蹄的扩张。那么，要怎么样满足公司“投资人”时不时的流动性需求呢？聪明的荷兰人又创造了一种制造流动性的机制——所有东印度公司的股东可以随时将自己手里的股票变成现金，而任何人都可以以现金购买股票。

1609年（万历三十七年），世界上第一个证券交易所在阿姆斯特丹诞生。可交易证券（股票）的出现使得大规模的公众筹资成为可能，资本运营也因此逐渐从资产运营中分离和独立出来，成为新的财富引擎。大规模的资金流动又促进了银行业的发展。当大明朝的广大疆域上还只有零散的钱庄、典当行这样原始的类金融机构时，荷兰人已经将现代意义上的“信用”引入了他们的阿姆斯特丹银行，银行“信用”凌驾于一切政治甚至国家机器之上。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西班牙在海上与荷兰舰队酣战不休时，西班牙王室和贵族的资金仍然在阿姆斯特丹银行自由安全出入。

信用、可交易证券，以及股份制有限责任公司——这几乎囊括了现代金融市场的全部基石。金融资本迅速地打通了商业贸易的奇经八脉。当时间的指针指向1648年的时候，荷兰人的船队已经游弋于各大洋上，垄断着全球的商路和贸易。

1648年——让我们稍微在这个年份停顿一下。历史上，我们把这一年叫“顺治五年”。

这一年，距离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1644年）已有4年，清军入关大局已定，多尔衮自封为“皇父摄政王”。这一年，为了方便征税，也为了控制民间的反清力量，清廷重点“编审人丁之制”，加强对人口户籍的管理，社会人口的流动性随之急速降低。这一年，为了避免民间资金流向抗清武装力量（购买军械马匹等），朝廷对于商贾贸易的限制和管束日益收紧。尚在襁褓中的清王朝有着“万代基业”的梦想，一切民生、增长和经济的考量都在“秩序”面前沦为了傀儡和点缀。

也就在这一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已经有15000多个分支机构，占据了全球贸易额的一半左右。在大洋洲，他们用自己一个省的名字命名了一个国家——新西兰。更重要的是，在北美大陆的哈德逊河口，荷兰人又建立了一个叫“新阿姆斯特丹”的城市。在100多年以后，这个城市里形形色色的荷兰后裔，打铁的、开小商铺的、做皮毛生意的……纷纷加入了“承销”新生的美利坚合众国国债的行列中，创造了世界上最初的债券市场。这个城市的另外一个名字叫“纽约”，而那一片荷兰移民开始他们金融“掮客”业务的狭长地带，后来被称为“华尔街”。

从万历走到顺治，中国与现代意义上的金融市场在这一甲子的时间中渐行渐远。“士农工商”的稳态社会结构维系着庞大帝国的运转，缓慢，却倨傲。而荷兰人开创的现代金融体系，却成了真正开启“新世界”的钥匙。

每次想到这个历史的分岔路口，我总是忍不住要问自己一个类似[1]“李约瑟之谜”的问题——为什么我们会和现代金融告别？为什么是在那么稚嫩脆弱的滨海小国（荷兰）产生了现代金融的萌芽？顺着金融的本质特征，我尝试着去理解和回答自己的问题。

现代金融与传统借贷的一个区别在于以流动性为核心的信用创造。通过（金融）证券的发行和交易，线状的借贷关系被发展成网状（或者更复杂）的“金融关系”，从而创造出巨大的流动性，进而推动信用的再生和传递。一切金融交易和创新都是基于这个网络。而这个网络的稳定生态所依赖的基本元素有二：一是清晰的产权和产权保护；二是产权保护的法律能得以顺畅执行。

万历十六年成立的荷兰联省共和国，由于种种历史的因缘际会，恰好满足了这两个条件。恶劣的地理环境（三分之二以上的国土在海平面以下）迫使最早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居民转向以海上贸易为生，商人传统根深蒂固。从国家建立伊始，商人阶层就占据主要地位，对于产权保护的要求一直是立法和政权最基本的诉求。另一方面，联省共和国的各个小城市之间的关系非常独立和平等，一直处于极度松散的政治体系之下，也因此就容易达成一种制衡的国家立法体系，不会像欧洲其他国家那样时不时有贵族特权势力将均衡打破。地理、历史、人文，或者还有一些偶然的因素，造就了荷兰和现代金融的这段渊源。

而同期的中国，却是另一番因缘际会，中央集权与王权的趋势正在走向巅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没有产权，更无从谈及产权保护，没有了产权保护，交易和信用都是奢侈品，即使当时的经济发展程度和人口密度足以支持一个庞大的金融市场。

我们不是没有过和历史再聚的机会，清朝中后期钱庄也曾兴盛一时，然而，由于缺乏金融生长的土壤和基因，钱庄最终没能脱胎成真正的现代金融机构，而在历史的河流中被风吹雨打，零落而去。

历史太复杂，无法一言以蔽之。历史太偶然，只有一个样本点，无法重复和试验。然而，在回望历史的时候，也许我们能从中找到一些必然的蛛丝马迹吧。

[1]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是研究中国科技史的权威，在其编著的15卷《中国科学技术史》中，他提出一个被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称为“李约瑟之谜”的著名问题：“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客途秋恨：极简香港经济史对于我们来说，“香港”是一段集体的青春记忆。而对于本港人来说，香港却是历史、现实和未来。追溯香港经济史，今日香港，何去何从？香江日夜奔腾，仍旧无言。“一个人，一个城市，一个时代，都终究是过客。客途秋恨，也许恰恰是香港的旅程和宿命。”

对于我们这一代的人来说，香港几乎是带着“乡愁”的一个词语。发哥、星爷、Beyond、劲歌金曲、庙街、古惑仔、永远的古（龙）金（庸）江湖，还有义顺的冻奶、尚兴的螺片、陆羽茶室的南北杏猪肺汤，至今仍是最爱。虽然这两年发生的很多事情难免伤了些感情，但其实我们心里还是惦记“我们的周星星”，也还是爱着曾陪伴我们整个童年和青少年时期的那些人物故事。平民的香港

说起来，香港也是个奇异的存在。一个仅有约1104平方公里土地、700余万常住人口的狭长半岛，却是世界第三大金融中心，也是亚洲的贸易、航运、服务业中心。从我个人的感受来说，香港是个平民作风浓厚的城市，有很强的商人文化传统。从中环大楼里走出的衣冠楚楚的金融才俊们，转个弯，出现在破旧狭小拥挤的茶餐厅里，却有种奇怪的和谐感。我一直以为，这种“平民精神”和商人传统，是一个地区和国家发展贸易金融所需要的基因。

回头想，世界历史上几个大的金融中心，莫不具备这种平民主义的传统。荷兰最早出现现代金融业，纽约成为世界金融中心，皆多少受益于此。即使是印象中最讲究血统的英国伦敦，其实也是14世纪欧洲自由主义起源的中心之地。

早在公元前214年，秦平百越之地，香港被纳入大秦版图，属南海郡。此后辗转历代，始终在我国辖区之内。1662年（康熙元年，应该还是鳌拜当权期间），清兵入驻新界，乡民从此蓄发留辫，成了大清子民。一直到1842年中英鸦片战争之前，香港还只是一个荒岛，零散地住着一些渔民和村夫。鸦片战争以清廷溃败告终，1842—1898年间，香港全境（港岛、九龙、新界三个部分）陆续被英国租借，从此开始了长达百年的英殖民地时期。

19世纪是大不列颠帝国的黄金岁月。在“日不落帝国”的全球梦想中，香港是远东地区的枢纽——四季不冻、港阔水深的维多利亚港，是发展其远东贸易的最佳选择。在租借港岛的第三年（1845年），英国就在香港开设了第一家银行（金宝银行）；1853年，英国渣打银行取得香港的货币发行权，随即在1859年开设了分行（代行了部分央行的职责权力）；1865年，英美德等国家在香港合创了汇丰[1]银行。与此同时，贸易洋行也逐渐在香港站稳脚跟，英资的怡和、宝顺，美资的旗昌都盛极一时——金融和贸易，这一对天生的好基友在香港开埠之初，就在这个小岛上埋下了种子。

经济的发展促进了人口的繁荣和流动。和绝大部分王土王臣不太一样，“香港人”这个概念是开埠以后才形成的。开始时，涌入的多是流落的渔夫乡民，难得有几个识字的。“士农工商”的礼教传统观念本来就不浓厚，大家都是为果腹食而来，进洋行那是最高理想，从事与洋行相关的服务业（餐饮、休闲娱乐之类）也算得上体面。所以说，香港的市民气质是有深刻的历史和经济根源的。香港和上海——历史的翻云覆雨手

说到香港，难免想到上海。沪港两城之间，一直有相爱相杀的暗流涌动。1891年，香港历史上第一个证券交易所（香港会）成立，[2]不过发展一直非常缓慢，远远落后于同期的上海。这一时期的上海，既借助洋务运动的开展，又得益于处于长江三角洲腹地的天然优势，到19世纪中后期时已经形成颇具规模、辐射全国的金融市场。在香港会成立的同年，西商上海股份公所（1904年更名为上海众业公所）也成立了，并很快成为远东最大的金融交易所。辛亥革命以后，上海远东金融中心的地位被当时的国民政府再度加强——中央银行定址上海，同时（最大的两家银行）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总部从北平迁往上海。

一直到1949年之前，香港的经济发展水平和金融业的发展，无论规模、实力，还是影响力，都无法望上海之项背。然而1937年上海沦陷，大批银行家和商人纷纷南下，香港的民间财富陡增，海派文化也一并南下，糅合在香港根深蒂固的市民文化和潮汕传统中，开始形成一种似雅又俗、亦谐亦痞的港派文化。沪港两地之相通相生，大抵在这个年代开始变得日渐频繁。

20世纪40年代后期，随着南京国民政府的溃败，沪上资本开始大规模地涌入香港。据不完全统计，从1948年开始到50年代初期，上海（包括长三角地区）移民带来的财富占当时香港社会总财富的一半以上，包玉刚、董建华都是当初这些上海移民的后代。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急速涌入的人流和财富改变了香港的社会结构——华资迅速崛起，在经济上渐渐形成能与外资分庭抗礼的力量，华人群体的文化程度大幅提高，从而保证了华人社会文化传统的完整，也抚平了不少殖民地式的割裂。

进入冷战年代后，内地的新生政权在内外双重的压力下关上了国门，从此与正在急速变化的“外面的世界”隔绝。“大上海”顿时沉寂。这一沉默就是半个世纪。

而这次，历史的翻云覆雨手，恰恰成了香港繁荣的起点。

战争的灰烬给香港带来了资金、设备、专业人才和大量人口（1949年之前香港人口大约50万，1949年后涌入的难民达到100万左右，1949—1978年间“非法”移民又达到100万左右）。50年代后期，香港开始步入快速发展的轨道。电影《雷洛传》描述的大体就是那个年代香港的“野蛮生长”——糅合着“黄赌毒”的中小商业繁荣，人口膨胀推动着楼市启动，充满赌性和投机欺诈的证券市场，洋资和华资的明争暗斗——整个城市充满了赤裸裸的欲望和张力，既生机勃勃，又沉沦叹息。

繁荣时期（旧）上海的支柱工业、纺织业，成了香港的第一桶金。1953年，美国允许港制品输入，并成为港制品最大的出口市场。香港纺织业从业人员达到60多万（占当时香港人口的20%以上），纺织品和成衣占本港出口产值的50%以上。中小型的成衣厂和商贸行遍布[3]全港。这种盛景一直持续到70年代末内地改革开放。在亦舒的好多部作品中，这种场景都一再出现——无论是独立上进的新都市女性（《流金岁月》蒋南孙），还是艳光四射的淘金女郎（《叹息桥》李平），都成长和浮沉于香港“大堆乱糟糟的布板、面料、样品”之间。（忽然想起一个有趣的细节，这些书中的女孩子，籍贯都是上海。而作者亦舒也是生于上海，5岁才随家人南迁来港。她的哥哥倪匡，也是香港有名的才子——《卫斯理》科幻系列的作者。）

整个60年代，香港的经济增长速度为12.7%。到1969年年底，香港的人均GDP（国内生产总值）从1961年的412美元上涨到829美元，和内地1992年（417美元）到1999年（865美元）的水平相当。与所有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史一样，对财富的渴望化成港人源源不断的动力。港人的勤奋搏命和敬业精神，在这个时期已经成为城市的标杆。

经济的繁荣推动了香港文娱业的发展。海派文人文化和潮汕市民文化的影响尤其深远，南方式的精致与讥诮，文人的敏感与细腻，以及时局动荡中底层生活之艰辛，殖民商业都市的冷漠与金钱至上，再加上一些“客途秋恨”的寻根宿命感——这些毫不协调的元素在急速变化的时代中，以一种奇怪的方式被解构和重组，构造了一套非常独特的香港文化和语言体系。“小人物”的自我奋斗、自我调侃和自我救赎始终是香港文学影视作品（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的灵魂。这种上进、挣扎和困惑的状态，正是东南亚以及内地自20世纪60年代到21世纪初陆续走过的心路历程。

细想起来，香港的文人更像商人——文字是商品，是要用来养家糊口的产品。港人实际，连文学作品也要求“量大价平味美”。所以金庸的作品是报纸副刊的连载，以“好看”和“受读者欢迎”为第一要务。亦舒、倪匡、黄霑、林夕……无一不是“接地气”的营销高手。香港为什么那么香？

20世纪60年代末期，香港已经从转口港成功转型为出口加工制造加贸易航运中心。但是，金融（服务）业还不是主业，证券市场也处于蛮荒纪元——整个市场上交易的股票只有数十只（主要是英资的汇丰、置地、九仓、太古船坞等），经纪几十人，流动性极度匮乏。1961年，香港股市交易额曾一度突破10亿元大关（约合14.14亿港元）。这一历史新高主要是怡和洋行（香港历史最悠久的英资洋行）上市所致。怡和控股发行90万股，每股16元，超额认购达到56倍，开市价即达31.25元。然而第二年，交易额又回落到8亿以下。随着越南战争、中东战争的爆发，英镑贬值，本地的银行发生挤提事件，股市交易额一路下滑到4亿港元。

市场之缺乏深度，可从一个小事上看出端倪：当时的“经纪”是一门垄断性的职业，佣金大约在0.75%~1%。客户要参与到证券市场的交易中，需要向“经纪”的“跑腿”下单，这些“跑腿”用自己的资产担保其客户，然后才可透过经纪进行买卖。

然而，曙光已经隐约出现。

60年代香港混乱的社会秩序，尤其是1967年的市民暴动，使得港英政府决定调整政策，一是零容忍地打击腐败，整肃警队（后来香港TVB剧集里神通广大的廉政公署就正式成立于1974年。当年廉署招募大学毕业生，提供的薪资达到6000港元一月，相当于一个普通白领的10~20倍）。“廉政风暴”过后，香港政府逐渐转轨为现代化、透明化的高效政府典范，法治社会雏形渐现，为后来进一步的金融贸易自由化打下了坚实的制度基础。二是开始重视民生建设，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强化华人参政。这一系列政策的效果极其显著——香港经济增速进一步加快，华资迅速崛起，开始在房地产和金融业初显峥嵘。

1969年12月17日是香港金融史上值得铭记的一天。由华商李福兆牵头筹备的“远东交易所”（远东会）正式开幕。这是香港第一个专门以华人为服务对象的证券交易所，打破了外资在证券市场一统天下的格局。以此为起点，香港的证券市场进入了群雄逐鹿的“四会时代”：1969年成立的“远东交易所”（远东会），1971年成立的“金银证券交易有限公司”（金银会），1972年成立的“九龙证券交易所”（九龙会），最早的“香港证券交易所”（香港会）。四会争相放宽上市条件，争取上市企业，同时经纪行业的竞争性大增，下调佣金，提供保证金（香港称“孖展”，英文为Margin）业务。

与此同时，香港开始实施“十年建屋计划”（1972年）和“居者有其屋计划”（1976年），土地价格开始上涨，房屋产成了新兴的商业活动。除了银行信贷业务外，按揭服务又成为新的金融业成长点——不断攀升的房屋价格反过来再刺激投资的需求。金融业和房地产业之间形成正向的螺旋，这股强大的力量，推动着香港从制造业迅速向金融服务业转型。

70年代开始，全球兴起了一股放松金融管制的“自由化”浪潮，资本市场的全球化和一体化成为不可逆的趋势。1973年，香港解除外汇管制；1974年开放黄金市场（黄金进出口自由）；1977年建立商品期货市场；1978年放开外国银行在港设分行条件，开放银行牌照；1978—1982年间彻底实现资本进出自由——香港成为名副其实的“自由港”。政策上的壁垒完全被清除，辅以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以及前20年打下的工业贸易基础，此刻的香港，已经和世界站在同一个水平线上。

对于香港来说，70—80年代似乎是为她量身定做的时代，每一次的浪潮，香港都稳稳地立于浪头之上。1978年中国内地正式实行经济改革并逐步开放全球贸易。超过10亿人口的庞大市场，近乎封闭的经济环境，对任何掘金者来说都是巨大的诱惑。然而，意识形态的分歧使得两边都小心翼翼——城外面的不敢冒进，城里面的也不愿造次。香港和香港人充当了最好的试验田和润滑剂——天然的血缘地缘关系使得港人对内地的政治语言体系并不陌生，内地对香港的资金也少了几分戒备。

改革开放早期，在对中国的海外直接投资（FDI）中，港资一直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这是一个绝对的帕累托改进：内地快速复制了香港模式，出口加工业从珠江三角洲向广袤的内地拓展，最终创造了一个“中国制造”的时代——在中国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之前，如此巨大的产量和市场，使得香港的地位变得格外特殊。借此东风，香港顺利完成了产业的升级换代，同时顺理成章地成为国际资本进入中国内地的桥梁——各大国际企业和金融集团纷纷在香港设立亚太总部。香港毫无疑义地成为亚太地区的金融贸易航运中心，风头一时无二。

1986年，香港证券市场的交易额已经从1969年的25.46亿港元攀升至1231.28亿港元。四大交易所的春秋战国时代也终于走向了尾声。1986年4月2日，香港证券市场结束了“四会时代”，合并后的香港联合交易所（联交所）成为香港唯一的证券交易所。联交所全部采用电脑辅助交易系统进行买卖，极大地提高了市场交易的透明度，降低了监管的难度。交易秩序的公开化，进一步推动了香港金融体系的国际化。同年9月22日，联交所获接纳成为国际证券交易所联合会的正式成员。至此，“纽伦港”（纽约、伦敦和香港）的雏形浮出水面。金融业和相关服务行业成为香港的支柱行业。

从1970年到1994年，香港的人均GDP从925美元上升到21421美元，期间始终保持着两位数以上的增长率（1985年除外），其中1979、1980、1981、1984各年的名义增长率更分别高达31.3%、27.4%、20.6%、20.5%。那是一个遍地是黄金的岁月，香港人跑马、跳舞、喝下午茶、说牛津腔英语、出国旅游……样样透着矜贵和纸醉金迷。

难怪在1992年的时候，有一首叫《我的1997》的歌曲风靡了大江南北，歌里唱：“香港，香港，怎样那么香？让我去花花世界吧，给我盖上大红章！”时钟停摆

香港的时钟在1996年以后慢了下来。

数据不会说谎，从1997年到2010年的14年间，香港人均GDP从27170美元缓慢上升到31758美元，14年的名义增长率为21.4%。这14年期间有过几次不可控的外生冲击，比如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后，香港1998年、1999年连续两年负增长（–5.3%，–2%），人均GDP下降到24716美元。2003年再遭“非典”一劫，当年负增长3.3%。但是对比一下同在“亚洲四小龙”中的新加坡，就难免让人有唏嘘之感。

作为典型的港口经济体，香港和新加坡具有很高的可比性。截至2014年，香港土地面积为1104平方公里，人口近700万，新加坡领土面积大约707平方公里，人口500多万。两者的发展路径非常相似，从简单加工贸易转型为金融服务业。1997年，新加坡人均GDP为26158美元，略低于香港的27170美元。然而到了2014年年底，这两个数字分别是54776美元和37777美元——新加坡的人均GDP比香港整整高出83%！这个差距中有很大部分可能来自汇率（从2004年到2014年新币对美元大约升值30%左右，而香港实行与美元的联系汇率制度，美元兑港元被锁定在7.8，因此新加坡的美元GDP显得更高）。不过，即使扣除汇率“溢价”的部分，新加坡这些年经济增速超过香港也确实是不争的事实。

再看上海。自从1992年浦东开放以来，良好的历史沉淀，长江三角洲的快速发展，以及国家的政策支持，使得上海的“满血复活”比所有人预料的都要快得多。20年间，世界500强企业纷纷落户上海（浦东），2010年，上海GDP总量超过香港，之后总量上的差距逐渐拉大，而人均差距逐渐缩小。同时，人民币对美元的走强使得人民币对港元的相对购买力上升。此消彼长，一直保持着优越姿态的香港逐渐迷茫，终于感到了不知所措。

资料显示，从2001年到2014年，香港家庭收入（中位数）从25.2万港元上升到27.48万港元，增幅为9%左右。2001年本港大学毕业生（入职）月薪为10000元港元左右；2014年，这个数字几乎没有变化。而同期港岛50平方米的公寓售价从195万上涨到650万港元左右（九龙同等面积的公寓售价从大约140万港元上涨到540万港元），增幅均超过200%。此外，同期港元兑人民币的汇率从1.06左右下降到0.8，也就是相对购买力下降了25%左右。

很多新世代的香港居民只能在电影小说和父母的回忆中回想那轻歌曼舞的年代。每一个九龙大角咀的麦兜们，出生在港式黄金岁月的余晖中，上学、工作、希望、失望……和绝大多数草根阶层的命运一样，他们长大后发现被生活的空间和“鸽子笼”压得喘不过气，日日奔忙，承受压力，却终于成为“负资产”的“失败者”。纵向比是本港的黄金时代，横向比是中国内地和新加坡令人目眩的增长，而自己极目四望，发现高昂的房价、多年如一日的薪资和乏力的经济增长已经像低垂的天幕，纵然如何努力，也压垮了上升的通道——苦闷和绝望像瘟疫一样，蔓延在香港社会的底层和中层。

这种情绪在文化上也表露无遗。颓废、怀旧式的自嘲取代了自我奋斗和救赎式的调侃。尤其近10多年来，与内地文化上的疏离、制度上的隔阂、语言体系上的分歧，随着双方关系与地位的微妙变化和“话语权”的转移，一点一点累积成了巨大的张力。本港人从《狮子山下》唱到了《喜帖街》，从“无畏更无惧，理想一起去追”终于走向了“忘掉种过的花，放弃理想吧”。香港，怎么没了那么香？

这个话题说起来如此复杂和沉重，我不敢妄言。不过，仔细想想，世界所有大都市的兴衰其实都有一些历史的因缘际会。香港也不例外。回看历史，香港第一次起飞在20世纪40—60年代，靠的是出口加工业，一来和内地的政权更迭不无关系，二来赶上了战后西方经济复苏、欧美市场大开的历史机遇。第二次飞跃，也就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点石成金的岁月，更是几个大的历史机缘的结果。

一个是深层次的内因，也就是我们一开始讲到的，香港和内地所有的城市有根本性的差别，她地处半岛，地形崎岖，资源匮缺，入不了“达官贵人”的法眼，却因此“边缘生长”，长出了一种极具韧性的“平民精神”和商人文化，这种传统恰好和现代法治社会的契约精神不谋而合，为现代金融业提供了良好的土壤。而英属殖民地文化的影响，也使得香港在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毫无困难，基本没有遇到制度和文化上的阻力。

外因则比较复杂。首先是始于20世纪70年代、盛于80年代的全球金融自由化浪潮和发展中国家（地区）的崛起。港英政府在这一波浪潮中的表现可圈可点：迅速清除所有的政策壁垒，利用香港的区位优势，打造金融贸易自由港。然而，金融贸易的自由化需要一个庞大的市场吸收，单靠香港这样的经济体量很难独擎一片天。正在此时，内地适逢其会的改革开放为香港自由港在亚太地区中心地位的确立提供了巨大契机。同时，自1978年以来内地经济的高速增长又为香港的资本提供了绝佳的回报率——而这样的历史机遇，比如像十几亿人口的市场从封闭到开放的进程，几乎是不可复制的。

某种意义上说，维多利亚港湾孕育出这颗东方之珠，是多种内生和外生因素碰撞的结果。有必然，也不乏偶然。

然而，时代的变迁如同自然界的法则，不随人们的意志转移。1997年，内地的GDP总量为2659.26亿美元，香港是1773.53亿美元——香港和内地的经济体量在一个数量级。1998年开始，内地进入长达15年的“两位数”增长时代，到2014年年底，内地GDP总量为10.36万亿美元，是香港经济体量（2736.67亿美元）的38倍左右。即使只从城市角度比较，上海、北京的经济总量也相继超过香港——香港的人均富裕程度当然仍然远超内地，但从体量和影响力的角度来说，两个经济体之间的“共生”关系已经不复存在。

以市民最关心的证券市场为例。作为亚太地区的金融中心，香港金融市场的全球化、专业化程度是毋庸置疑的。而金融市场的起伏也直接关系着香港的经济状况和港人的就业水平。即使在这个充分国际化的市场上，“内地资本”的影响也举足轻重。截至2015年2月，中

[4]资股在香港主板的数目为347，市值占比为43.24%，交易量更占到55.15%，上证指数和恒生指数的相关系数（2003年至2015年2月）高达0.78。而仅仅20年前，对于香港来说，这些数字都微小得几乎可以忽略——1993年，中资占香港股市的份额大约为6%。“港股A股化”这么标签化的词语也许是言过其实了，但从中长期来看，尤其在内地放松资本管制后（如2015年证监会开始“允许公募资金投资港股”，保监会“允许保险资金投资香港创业板”），如果没有强大的外因干扰中断，香港资本市场的“中资化”将是不可避免的趋势。

这就是历史造就的现实。1996年以后，随着内地对“进出口权”的放宽和调整“出口配额制度”，香港的增速开始进入下行通道。2003年更是历史转折点——中国加入WTO，与世界不再保持着“一臂间隔”，这意味着香港特殊地位就此结束，转口贸易的下滑不可逆转，金融机构和国际资金直接进入中国内地的趋势也不可逆转。除此之外，金融、航运、贸易等几乎所有的传统优势产业，从对“内”来说，香港都面临着来自上海、天津等港口城市的竞争——这些城市，除了有巨大的人口红利之外，都背靠一个广阔的经济区域（长江三角洲、华北经济带）。而香港所在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来自深圳和广州的竞争（尤其是深圳）也日趋激烈。对“外”而言，新加坡除了地理位置外，在“软实力”——比如良好的法治环境，高效透明的监管体系，成熟的投资者构成等——方面也完全不逊于香港。

香港仍然是香港，而世界已经不是昨日的世界。

历史卷轴已经翻过。2015年冬天我在香港，和往常一样在街头闲逛，累了，到置地广场一楼的咖啡厅歇歇。一抬眼，隔壁桌是吴君如，修着短发，妆容精致时尚。我隔着桌子看了她半天，眼前却浮现出的是“韦春花”（电影《鹿鼎记》），夸张的满头玉翠，摇头晃脑而来，却扑腾一跤，恰恰摔在我们嬉笑怒骂的顽劣岁月里。那一刹那我忽然意识到，对于我们来说，“香港”是一段集体的青春记忆。而对于本港人来说，香港却是历史、现实和未来。

历史发展是个路径相依的过程——香港的地理位置（三面环海）和历史渊源决定了它和内地经济之间的依存关系。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房地产曾刺激了香港金融服务业的发展转型，但也在一个仅有700万人口的港口城市经济体中埋下大地产商垄断的导火索。尤其在经济下行的时期，垄断式的畸高房价逐渐成了一辈子悬在普通港人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根据英国《经济学人》2015年的统计，香港已经成为全球“裙带资本主义”最严重的地区，财富集中度逐年上升，已经超过80%，社会阶层流动性急速下降。中下层的生存压力越来越大，从而引发了与内地之间的对立和裂痕。而这种裂痕被政治命题包装加工，又反过来阻碍香港继续以其柔软的身段和灵活的机制充当内地与世界的润滑剂——而这恰恰是香港成为“东方明珠”的最大优势所在。“如果对于明天没有要求，牵牵手就像旅游”，那么挥挥手我可以轻易告别这个城市。而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本港青年来说，这仅仅700万人口，1000多平方公里的小岛，却是他们无法逃离的原乡。

香港该何去，该何从？香江日夜奔腾，仍然没有答案。尾声

我第一次听到《客途秋恨》是张国荣唱的南音，说的是一个书生谬仙与妓女麦秋娟的爱情。哥哥一句“凉风有信，秋月无边……况且客途抱恨对谁言”，唱得荡气回肠，我却怎么听也像是一个关于“追寻”和“惘然”的独白。1990年，许鞍华借用了《客途秋恨》的题目，讲述了一个“本是客途，终成归地；遥望国家，又添秋恨”的故[5]事。1999年，施淑青在她的《香港三部曲》中，又让主人公用这首地水南音来叙述自己的生平，也叙述着香港的生平。也许“客途秋恨”，恰是香港的旅程和宿命。

写到这里，窗外暮色渐起，西山隐约可见。忽然觉得，一个人，一个城市，一个时代，都终究是过客。耳畔隐隐传来罗大佑苍凉沉郁的声音：小河弯弯向南流，流到香江去看一看，东方之珠，我的爱人……每一滴泪珠仿佛都说出你的尊严。让海潮伴我来保佑你，请别忘记我永远不变黄色的脸……

[1]1865年年底汇丰银行上海分行创立。汇丰上海分行借助雄厚资本、外资特权和先进的银行的制度，很快垄断上海华洋金融市场同业拆借业务和上海外汇市场业务，其规模和实力远远超过总行。

[2]上海于1843年开埠。由于有长江三角洲强大的经济实力做后盾，上海的发展一日千里。到19世纪60年代的时候，上海已经出现了轮船招商局、电报局和江南制造局等著名洋务企业，将长江流域经济与海外贸易连成一片。1865年在香港成立的汇丰银行，同年底在上海创立分行。19世纪中后期，大清与列强屡屡战败，巨额的战争赔款催生了巨额的外债，尽管没有正规交易所，大量的资金流动仍然刺激着上海金融市场的迅速发展。

[3]原名倪亦舒，香港著名的都市小说家，也是当代最有影响力的华人女作家之一。——编者注

[4]目前活跃在香港市场的中资股票主要是两种：“红筹股”和“H股”。“红筹股”以香港为注册地，注入内地业务为核心的资本；而“H股”是以内地为注册地的国有企业在香港上市。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市场分割严重，为了绕开监管，投行和中资企业一起设计了以香港为注册地、将内地资产注入后上市的方法。随着中信泰富成功运作在港收购的系列案例，越来越多的中资窗口企业以“红筹股”的形式在港上市。而后，1992年，青岛啤酒第一次以“H股”的方式在港上市。到2000年以后，国有企业赴港上市成为一时之风气。

[5]出自其中《她名叫蝴蝶》一篇。百姓日用即道：中国改革中的世俗理性38年前，“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拉开了中国历史波澜壮阔的一幕。30多年来，中国历史之所以伟大，不是哪些会议策划和设计的结果。相反地，正是历史的伟大成就了这些会议。回顾历史“改革”是个充满了历史趣味的词语。早在公元前307年，赵武灵王为了加强国力，下令让百姓从传统的汉服长裙改穿胡人的短衣长裤，学习骑马射箭，这就是著名的“胡服骑射”。由于胡人服饰多为皮毛皮革，从此“改革”一词就入了大雅之堂，成为“变革”“革新”的代名词。

从1978年开始，中国进入了一个水流湍急、惊涛拍岸的时代——数十年高达两位数的高增长率；从1.8%到12%的全球GDP占比；从阡陌纵横的村镇小城到高楼鳞次的摩登城市——在30多年的历史风云中，“改革”毋庸置疑成了最激荡人心的话题。

而历史也不负众望地显示，在“改革”和“开放”的大背景下，整个社会迸发出巨大的创造力和热情，令人惊奇地实现了社会主义框架内相当程度的市场化转型，使得一个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大国从贫穷萧条转变成为最富活力的市场经济体之一。

小岗村、莫干山、巴山轮、深圳特区、1992年南方视察……对这些历史名词的缅怀难免让人血脉偾张。1978年开始“拨乱反正，改革开放”；1984年正式提出“经济体制改革方针”；1993年确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2013年强调“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每一次都表明，领导层力图以务实的态度来实现他们带领这个国家的人民走向繁荣富裕的承诺。

这样的历史体验，自然让人们不免对每一次大会、每一次决议满怀期待。尤其在当下，不均衡的经济发展伴生着的贫富差距拉大、庞大既得利益的固化，以及权力滋生的腐败，更让人们产生了回到历史源头“重启改革”的憧憬。然而人类有时很容易被似是而非的逻辑误导：30多年的中国历史之所以伟大，不是哪些会议策划和设计的结果。相反，是历史的伟大成就了这些会议。因此，我们要追问的命题应该是：究竟是什么成就了这段历史的伟大？改革中的世俗理性

以史为鉴，就必须溯源而上，追究湮没在历史细节中的关键。如果能暂时抛开人类自身对历史和精英的天生迷恋，认真地审视刚发生过的一切，我们会发现：从1978年开始的这一段历程，其实并不是一个宏大雄伟的叙事篇章，而是一个自下而上、再自上而下的渐进学习的过程。这个过程中有一个被坚持却没有得到明白阐述的原则，即整个国家在经济生活中重新努力向“世俗理性”靠拢。

所谓世俗理性，简单地说就是从生活经验的“俗”出发，以“士”的方式加以诠释固化而成“礼”。根本上就是基于现世社会的实用主义。由于文明的早熟，中国从来是世俗文化的原乡，被称为“精英”的士大夫阶层，也从来都是实用理性的贯彻实施者。对此，最坦率和最精辟的表述就是明清理学家们提出的“百姓日用即道”。这种实用主义的态度，一直贯穿着这个民族几千年的历史，直到近现代被一连串的激进主义的革命所中断。

要注意的一点是，中国共产党在早期阶段，尤其是延安时期的施政方针，是最具世俗理性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打土豪，分田地”都是实用主义的精彩表达。这一传统一直延续到建国初期，直到50年代末期为“大跃进”所中断。及至60年代，由于急切要摆脱积贫积弱的旧时代，中国社会彻底切断了自己的文化传统，替而代之以更为激进的理想主义和意识形态。从农业合作社到“大跃进”，到砸碎一切的政治暴力，暴风骤雨式的革命理想取代了务实和理性的世俗理想。当时极具代表性的语言“人定胜天”，和传统中的“百姓日用即道”恰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而始于70年代末期的改革，恰恰是世俗理性的回归。这一点，从1978年年初“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便初见端倪。当“实事求是”这四个字被定义为重新解读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时，很明显，“实际”“实用”已经取代了狂热的极端理想主义，成为衡量“事实”的价值判断标准。这一价值取向，在接下来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中体现得更加淋漓尽致。和大多数人想象的不一样，这份被视为中国历史转折点的纲领性文件其实并没有给出关于改革的路径设计和宏观战略，它只指出要“多方面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

执政党领导层明白自己面临着一个前所未有的未知数，因此不轻易划定界限，而愿意将一切放在实践的检验中。这分寸把握间透露的政治智慧，的确是中国世俗理性传统的一次生动诠释。而重回中国政治舞台中心的邓小平，更是中国世俗智慧的大师级人物，他的许多言[1]论至今广为流传，比如“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摸着石头过河”，都充分体现了实用主义的精髓。

在改革的前20年，不管是领导层在执政实践中体现的灵活性和适应性，还是普通百姓在相对宽松环境下的行为实践中发挥出来的创造性，实际上都在对世俗理性做最好的诠释。

土地制度的变化就是其中的典型表现。1980年，城市土地仍然被明确规定是全民所有，不允许流通转让。当外商开始成规模地进来投资设厂时，问题出现了，建厂房要地，但地找谁要？又怎么要？领导层没有关门搞头脑风暴，而是观望四周，于是深圳特区的经验便进入视野，把土地的产权和使用权从概念上做切割，以使用权的名义将地租赁给开发商。这一举措，由于可操作性强，迅速在各地流传开来，直接导致中国引进外资的一个高潮。而土地使用权租赁的相关立法，一直到1987年才被通过。

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企业股份制改革也是这样一个路径。当政府和经济学家们还在为产权问题争执不休时，山东一个不起眼的小城——诸城，已经将其288个国企中的272个完成了股份合作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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