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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维为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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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中国：走向世界的中国力量试读：

2019年我们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70年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只是弹指一挥间，但中国大地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就在这一年，中国的科技领域，有一家叫作华为的公司引起了世界的瞩目，因为美国竟然倾一国之力来打压这家公司。这是中国带给世界的震撼。华为的崛起就是中国崛起的一个缩影。华为在世界竞争最激烈的5G领域，在核心技术方面，在确立中国标准方面，都已经赶上了美国，在不少方面甚至超越了美国，这使美国害怕了，采取了上不得台面的手段，对付中国一家民企。但这不仅不能阻止华为的崛起，更不可能阻止中国的崛起，而只会进一步加速中国全方位的崛起。

但这么一个坏事，在某种意义上也可能变成好事。回顾过去20多年，1993年“银河号事件”，1999年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被炸事件，2001年南海撞机事件，2008年北京奥运火炬传递事件，2018年“绑架”华为高管事件，唤醒了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成了中国人了解一个真实的西方和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最好教材。这么多年来，我们中很多人，特别是知识界的一些人表现得十分幼稚，总觉得还有一个无比美好的彼岸世界，也就是西方，特别是美国，结果发现这彼岸世界是虚构出来的。“孟晚舟事件”暴露出了美国的虚伪和霸道：说好的公正自由呢？说好的司法独立呢？说好的市场经济、公平竞争、自由贸易呢？说好的契约精神呢？说好的民主人权呢？统统泡汤了。对于国人来说，还有比这更好的思想启蒙吗？对于青年学子来说，还有比这更好的思政课吗？

有人说，是不是中国的宣传太高调，引来了美国的敌视。其实中国人一直只想做好自己的事，但树欲静而风不止。邓小平同志当年讲韬光养晦的时候，中国的经济规模还比不上俄罗斯，但今天俄罗斯的经济规模只与我们的广东省相当。换句话说，已经长了姚明的个子，还想躲在潘长江后面，那怎么可能呢？而且即使在30年前，在邓小平同志讲韬光养晦的时候，他也明确说韬光养晦只是手段，不是目的，目的是有所作为。中国的利益已经遍布全世界了，还不敢站出来捍卫自己的利益吗？不站出来，谁有能力来捍卫你呢？其实，当已经长成姚明的个子时，就发挥长处吧，把长处发挥到世界级的水平吧。西方是最承认实力的，无论是硬实力还是软实力。

我们相信合作共赢，我们本着这样的信念一路走来。但现在美国作为一个世界主要国家不信这个东西，只信“老子天下第一”，只信零和游戏。但我想这是历史大潮中的一股逆流，最终它也会清醒过来，认识到合作共赢是唯一的出路。中国人会下围棋，围棋讲究用实力来形成“势”，中国已经是130多个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这就是实力，这就是势，大势一旦形成，势不可挡。

这70年，中国人一路走来真是不容易。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美国人就打到了家门口，中国人不得不奋起反击，毛主席说，“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抗美援朝一仗定乾坤，换来了之后60多年的和平，否则哪有今天的中国崛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的落后，是现在的我们难以想象的。经历了长达百年的战乱，中国陷入了一穷二白的境地。毛泽东主席当时曾这样描述中国：“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

中国随之开始了以工业建设为特征的民族复兴，但这个过程并非一帆风顺。从1949年到1978年，中国确定了优先发展工业特别是重工业和社会事业的方针。这为后来中国的崛起奠定了比较全面的工业基础和社会基础，包括妇女解放、土地改革、普及教育和基本医疗等。我们完成了基本政治制度的建设，建成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国防体系和科技体系。在这个意义上，应该说，我们前30年，实现了“三十而立”，为后40年的国家崛起奠定了基础。但我们也付出了相当沉重的代价，我们在政治上走过弯路，我们的民生欠账很多，我们人民的生活水平还相当低。按照国际标准，绝大多数人的生活还处于贫困状况，中国的人均GDP甚至低于绝大多数非洲国家。上海当时是中国最发达的地方之一，但多数家庭的人均居住面积才四平方米左右。我1983年第一次去泰国曼谷，感觉领先上海20年，我80年代中期去非洲的津巴布韦和科特迪瓦，感觉他们的首都看上去比北京还发达。这就是改革开放历史巨变初期中国的大致状况。然而今天，这些国家怎么和中国比？

改革开放的40年，可以说是“四十不惑”，我们找到了自己的成功之路，所以我们迎来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这种飞跃通过国际比较可以看得更清楚。我们可以把世界上的国家分为三大类：一类是发展中国家，一类是转型经济国家，一类是西方国家。这样比较下来之后，我们也许可以更容易地看清中国崛起和中国道路的意义。

发展中国家，毫无疑问，最大的挑战都是如何解决贫困问题。中国在这方面做得最成功。按照我们自己的标准，在这40年间，中国有7.4亿人口脱贫；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中国有8.5亿人口脱贫。也就是说，世界上近80%的贫困是在中国消除的，如果没有中国扶贫的巨大贡献，世界上的贫困情况将有增无减。有人说我们的贫富差距还是很大，这个我承认。但我说一切还是要在国际比较中才能看得更清楚，我曾经多次提到一个观点，只要把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比较，就会对中国的成就由衷感叹。从北京或上海出发，开车20个小时，无论开到哪里，开到黑河，开到海南岛，开到广州，开到重庆，只要不开到海里去，把一路上看到的贫困全部记下来，会少于你在印度这样的典型发展中国家两个小时内看到的贫困。这是不能比的，我们的情况要好很多，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进行过土地改革，我们的农民有地、有房子，仅此一点就已经把其他很多发展中国家甩了一大截。而且我们贫困人口的生活水平比40年前也提高了很多。按照我们现在的贫困标准，今天还有3000多万贫困人口，到2020年，也就是两年之内，这些人口都将脱贫。中国彻底消除极端贫困的奇迹，将载入人类文明发展的史册。

我在70多个发展中国家实地考察过，他们的贫困和我们的贫困不一样。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来自印度尼西亚，是研究发展问题的。他说，中国的东道主老说你不要光看北京、上海，你应该到贵州去看看。于是他到贵州去看了，回来跟我说确实不一样，确实比我们发达很多。他说，你们的贫困家庭，有房子，有地，吃饭有菜。我们那的贫困人口，没有地，没有房子，吃得非常差，还吃不饱。

温饱在中国早已不是问题。我可以再举一个例子。2018年我去过四川的一个贫困县，一位非洲学者也在那里，他跟我说，中国这个贫困县的县城甚至比我们国家的首都还要繁华和漂亮。我去过近十个中国贫困县的县城，基本都是比发展中国家的首都要繁华和漂亮。

还可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记得2010年的时候，在甘肃舟曲发生过泥石流，从电视新闻里可以看到，泥石流压倒的房子很大一部分都是有空调的，而那只是甘肃舟曲的县城。空调对多数发展中国家首都的居民往往都是奢侈，首先遇到的问题便是市政供电无法保障空调的使用。所以和发展中国家比较，应该说我们是全面胜出。当然，我们可以高标准、严要求，以把我们的工作做得更好。

第二，和转型经济国家比较。“转型经济国家”这个概念实际上我不是特别喜欢用，因为它不能准确地界定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但是因为暂时还没有找到更好的概念来概括社会主义国家和前社会主义国家，我就姑且用之。

现在回想起来，感慨万千。二十七八年前，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时候，西方一片叫好，伟大的西方民主模式降临到了“铁幕”国家。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他们所做的事情、所取得的业绩跟我们中国所取得的成就没法比，一个天，一个地。我刚才已经说过，苏联解体的时候，俄罗斯的经济规模比中国大，但今天大致仅相当于中国广东省的规模。我还可以举一个例子，中国今天光是外汇储备这一项—也就是三万多亿美元，几乎是从无到有建立起来的—就超过了前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总量的总和，这其中包括俄罗斯，包括中东欧16国。

还有就是和西方国家比较。我觉得我们国内一些人一切唯美国马首是瞻，那我们就把中国和美国比较一下。我经常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2011年我曾和德国《时代杂志》的总编，一位德国资深媒体人，在汉堡市进行过一场对话，他那时刚从上海回去，他说我觉得上海越来越像纽约了，是不是没有什么中国模式，其实就是美国模式？我说你看得可能不够仔细，实际上上海在许多方面已经超越纽约了。今天来看，上海的机场、地铁、商业设施这些硬件全面超过纽约，且不是一般的超过，而是领先15年、20年的水平。

再来看软件的关键指标，上海人均寿命比纽约高4岁，纽约是79岁，上海在2018年的统计数据是83岁，上海的婴儿死亡率也比纽约低，上海的社会治安更比纽约好10倍都不止，等等。我当时跟《时代杂志》的总编讲了一个观点，我说，我们是认真学习一切国家的长处，包括美国的长处，但我们也看到别国制度的问题，我们要避免错误。

我经常说中国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一个发达板块（包括整个沿海发达地区，特别是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山东半岛城市群，也包括一些内地城市），这个板块的人口已经超过美国，有四亿多人，这个板块在硬件方面，全面赶上乃至超过绝大多数西方国家，超过美国。软件的关键指标基本上是西方国家的水平，社会治安比美国要好很多。

此外，我觉得还要比较老百姓的家底到底有多厚。我用得比较多的指标是中位水平的家庭净资产。我拿2010年美联储发表的调查报告和同一年中国西南财经大学做的报告相对比，西南财经大学也是用美联储同样的标准做家庭净资产的评估，结果发现中国城镇家庭和美国的家庭相比，实际上只有一万美元的差距，中国中位水平的家庭净资产是66300美元，美国是77300美元，也就是大概50万人民币。美国中位水平的家庭净资产，拿到中国四亿多人的发达板块，就属于弱势群体了。对于中国来说，这是翻天覆地的变化，40年前谁能想到？

有人说你是不是把中国农村家庭给忽略了？我是故意删去的，为什么删去呢？因为我看了西南财经大学的研究报告，它没有把我们农民兄弟事实上拥有的土地算进去，这对我们农民兄弟是不公允的，因为现在土地很值钱。其实，我们哪怕先做个土地虚拟价格的比较，这样再来和美国比较就更加靠谱。但我国的城镇人口已经是美国人口的两倍多了，我国城镇人口有七个亿。这样一比较，差距已经不大，而且这还是2010年的水平，这之后，中国人的财富还在增长，而美国多数人的财富没有增长。

如果说这个指标可以说明中国经济的进步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那么一些大型的社会民调则能够揭示中国在政治和社会方面的进步。例如，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和法国益普索都在中国做民调，在回答你认为你的国家是否走在正确的道路上这一问题时，中国人认同自己国家道路的比例最高。以2017年的益普索民调为例，中国有90%的受访者认为中国走在正确的道路上，而在美国这个比例是34%，在法国是11%，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法国的“黄马甲”抗议运动持续这么久。2018年，我跟一位极度反对中国政治制度的法国哲学家贝尔纳—亨利·莱维（Bernard-Henri Lévy）辩论过，他推动了利比亚的战乱，他指责中国侵犯人权，我说：Mind your own business.（管好你自己国家的事。）我引用了这个民调，我说有超过80%的法国人认为自己的国家走在错误的道路上，你没有想一想这中间有多少人因为人权问题而感到不满吗？他拿中国的新疆说事，我说，你们把利比亚搞乱了，把叙利亚搞乱了，你们还想把新疆搞乱？No way!（这是绝对不允许的！）

顺便说一句，现在要了解“黄马甲”运动是否还会继续下去，可能不用问法国人了，问一下浙江义乌小商品市场，那里的大数据会告诉你。如果黄马甲继续卖得好，就说明这个运动可能还要继续下去。2020年的美国大选大概也可以在义乌通过大数据来预测了—看哪个美国总统候选人的太阳帽卖得好。这也说明全球化已经把中国与世界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了。

世界上总是有些人不看好中国，他们说你光是量的增长，没有质的增长。实际上中国质的增长也非常快，包括科研、创新，等等，恐怕中国进步的速度是世界上最快的国家之一。刚才提到的华为的崛起就是一个缩影。我还可以举出许多其他例子，如中国以高铁为代表的轨道交通装备、通信设备、智能手机、电网，中国有全球最好的特高压技术和智能电网技术，还有自主产权的5G技术。中国的水电、火电、第四代核电也都世界领先，世界上最大的工程项目几乎都在中国，包括“八纵八横”的高铁工程，包括珠港澳大桥，包括隐形战机、大型运输机、量子通信、高性能计算机、北斗卫星导航系统、页岩气开发，等等。此外，中国还形成了世界上最完整的产业链、最完整的产业集群、最全面的产业类型，这一切形成了一种任何国家都没有的集成效应和辐射效应，所以中国的进步不光是量的提高，也是质的飞跃。

我的结论很简单，通过我们70年的奋斗和探索，应该说我们已经找到了自己的成功之路，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可以说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根据购买力平价，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具有世界上最大的中产阶层，向世界输出最多的游客，具有世界最大的也是增长最快的消费市场。中国的住房自有率超过所有西方国家，包括美国。中国具有世界最大的外汇储备，还是世界最大的货物贸易国。中国还基本实现了全民覆盖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虽然水平参差不齐，但至少美国做不到。不管我们今天还存在多少问题，我们为我们已经取得的成就感到由衷的自豪。有了这样的成就，我们完全可以自信起来，我们有再多的困难，也能克服。我们已经找到了自己的成功之路和模式，虽然这个模式还在不断完善之中，但即使是现在这个水平也经得起国际比较，当然，我们还可以通过进一步的改革开放，把自己的事情做得更好。我相信，只要我们继续沿着自己探索出来的成功道路前行，我们的前景必将更加辉煌。中国的崛起是人民自己干出来的

2019年1月，美国国防部长詹姆斯·马蒂斯（James N. Mattis）辞去了部长职务。特朗普的内阁部长像走马灯一样地换人，已经离职的还有国务卿雷克斯·蒂勒森（Rex Tillerson）—特朗普一个推特让他下台了。被辞退的还有司法部长、退伍军人事务部部长、卫生和公众服务部部长、环保局局长，以及白宫办公厅主任约翰·凯利（John F. Kelly）、驻联合国代表尼基·黑莉（Nikki Haley）等高级官员。

美国主流媒体的一篇评论说，马蒂斯是特朗普政府中的最后一位“成年人”，他也辞职了，剩下的都是“孩子”了，美国怎么办？也就是说，美国很多人，其实也包括欧洲很多人，都认为马蒂斯是特朗普内阁中唯一心智还算比较成熟的、能够对特朗普的种种冲动型决策作出平衡的人。现在特朗普连他也容不下了，特朗普的内阁中就剩下一批任性的、心智不那么成熟的“孩子”了。某种意义上，我也同意这种看法。以美国副总统彭斯为例。他于2018年10月4日在纽约作了一个被称为“新冷战”的反华演讲。我当时在新加坡，通过电视看他演讲的直播，我看出两点：第一，这个人不自信，从他游移的眼神中可以看出他的不自信；第二，这个人的心智不很成熟，对中国和世界的认知和判断也不很成熟。他先是说，中国应该感谢美国，因为是美国一手造就了中国今天的成功，然后又话锋一转，说中国正在动员一切力量干涉美国内政，要换掉美国总统，简直匪夷所思。这么多年来，中国要卖出几亿件衬衫，才能进口一架大客机。一台在中国生产的iPhone 7，售价至少649美元，但属于中国的加工成本仅占不到1%。中国对美国出口一套售价450美元的西服，中国获得的利润是5%，美国获得的利润是84%。无疑，美国拿了中美经贸合作利润的大头，但美国占了便宜还卖乖，还要对中国打贸易战，想从中国拿走更大的利润。

其实是美国自己的政治制度出了问题，美国企业从中国赚的财富未能通过国家的二次分配，惠及多数老百姓，所以就产生了美国富人的财富还在增加，但中产阶级的规模却缩小了的现象。而中国正好相反，虽然我们在中美贸易中得到的好处没有美国多，但我们的制度还是保证了绝大多数中国人成为改革开放融入全球化的受益者。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有一段掷地有声的话，可以看作对彭斯那番言论的最好回应。习总书记是这样说的，中国“40年来取得的成就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更不是别人恩赐施舍的，而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用勤劳、智慧、勇气干出来的！我们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在中国人民手中，不可能成为了可能。我们为创造了人间奇迹的中国人民感到无比自豪、无比骄傲”。

中国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西方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过程，不仅如此，中国这种崛起最不寻常的地方还在于，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国崛起的最大特点就是和平，对外没有发动任何战争，没有侵略和掠夺别人，而是靠自己的勤劳、智慧、勇气，实现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一个超大规模国家的和平崛起，这不得不说是人类历史上一个非同寻常的奇迹。

回顾世界历史，西方崛起的过程几乎就是一部动荡与战争的历史。以欧美工业革命迅速发展的19世纪中后期为例，1840年英国对中国发动了鸦片战争。1848年，也就是马克思的年代，整个欧洲几乎都爆发了动乱和革命。到了19世纪下半叶，英国、法国等西方大国已经把非洲瓜分完毕，其间西方国家之间的冲突和战争几乎没有间断。

在非洲以外，1854年爆发了英国、法国、奥斯曼帝国与俄国之间的克里米亚战争。1858年法国侵占印度支那，并于1865年实现了对印度支那的控制。1860年英国与法国对中国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攻占了北京，掠夺和烧毁了圆明园。

我自己粗略估算，两场鸦片战争后，中国给英国的战争赔偿足以为英格兰建立养老全覆盖，尽管当时英国还没有养老金制度。现在我们都懂得什么叫现代化的第一桶金，西方大国崛起的第一桶金、第二桶金来自血与火，来自战争，来自殖民，而中国则来自自己人民的勤劳、智慧、勇气和牺牲。

我们继续讲一点历史。1860年，法国还进军叙利亚，并在拉美干预墨西哥内政，扶植起了一个亲法的皇帝（1861—1867）。这段时间意大利经历了血与火的国家统一（1858—1870）。差不多同一时期，1871年，法国爆发了巴黎公社运动，但惨遭镇压。同一时期，还有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这场战争宣告了法国拿破仑的第二帝国覆灭，宣告了德国在铁血宰相俾斯麦的领导下实现了统一。

在北美洲，1846—1848年爆发了美国与墨西哥战争，美国获胜，使美国获得了包括加利福尼亚州在内的大片土地和丰富的资源。今天特朗普总统要在美墨边界建墙，墨西哥人调侃，我们无非是想回到过去属于我们的那片土地。

1861年美国爆发了南北战争，阵亡的军人达62万，占交战双方军人总数的30%—40%。但大家不一定了解，美国南北战争也有英国的影子，因为美国南方实行的是奴隶制，以奴隶制为基础的美国南方的农业，特别是棉花，是英国纺织业和其他工业原料的最大供应地。从这个角度看，美国南北战争很大程度上也是英国为了维持其工业原料基地与美国力求摆脱对英国依赖的一场战争。

南北战争结束后不久，确切地说是1867年，美国开始了对印第安人的大规模杀戮。那一年美国国会通过了法案，驱赶印第安人，建立所谓印第安人定居点，美国人开始移居到密西西比河以西的草原。到1883年，也就是这个法案通过后的16年，上千万人口的印第安人减少至20万，美国无偿获得了大量的土地和资源。当时，中国和美国都以农业经济为主，但美国通过殖民和杀戮的手段无偿获得了农业社会最重要的资产：土地。

美国华人的命运也非常凄凉。1870年时，华人曾一度占到爱达荷州人口的三分之一，他们帮助美国修建了东西铁路，但和黑人一样，他们没有土地和自由。所谓西部牛仔的自由，只属于欧洲白人男性移民，其中多数是欧洲来的穷人。

回顾这段历史，是要看看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崛起是如何之不易。在西方国家崛起的时候，侵略掠夺之血腥，贫富差距之大，社会公正之少，贪污腐败之严重，令人发指。但是与今天的中国相比，这些国家可以相对容易地“化解”各种社会矛盾，如英国可以把罪犯“出口”到澳大利亚，把失业者“出口”到非洲，把异教徒“出口”到美洲，还能自己制定世界政治和经济的所有“游戏规则”，其贫富差距大于今天的中国几十倍也没什么问题，因为上千万黑人奴隶和华人“苦力”都是合法的。而中国今天则要在自己的国土上，化解所有工业化、现代化进程所带来的各种矛盾和难题。

英国18世纪工业革命时，其本土人口只有一千多万人，少于今天中国任何一个大城市。法国19世纪工业革命时，本土人口也只有两千多万，而中国现在已经是一个接近14亿人口的大国，在这样的条件下，中国进行了这样一场大规模的工业革命和社会革命，在自己境内消化所有的问题，没有发动战争，没有对外进行掠夺，而是给大部分国人和全球百姓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并使中国成了带动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

正是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已经实现的和平崛起意义非同寻常。有一次，我在北京一所大学做了一个关于中国崛起的讲座，一位同学问我，中国崛起主要体现在中国经济总量的提升，但1840年鸦片战争的时候，中国的GDP总量比英国还大，中国不还是输掉了鸦片战争？如何解释这个问题？

我是这样回答的，确实，1840年中国GDP是世界第一，但中国还是挨打，为什么？因为当时的中国还是一个一盘散沙的传统大国，还不是一个“现代国家”，或者用西方的话语来说，还不是一个“现代民族国家”。“中华民族”的意识还没有在百姓心中形成，而英国已具备“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态，所以相比当时一盘散沙的中国，英国已经具有了当时中国所不具备的许多能力，如民族凝聚力、战争动员力、现代工业能力、现代贸易能力。我们甚至可以假设在1840年的时候，若中国哪怕有一个省能够接近当时的“现代国家”的水平，比方说，广东省先发展起来了，并接近了英国当时的工业和贸易水平，那么整个战争可能就不会发生，因为这意味着至少这个省已经具备了相当程度的现代政府能力、工业能力、外贸能力、防御能力、涉外交涉能力等，这一切足以阻遏当时的英国。今天中国的情况已经完全不同了。若论国防实力，早在20世纪50年代的朝鲜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就一举全歼了“皇家苏格兰团”等英国最精锐的部队。

那次讲座上还有一个年轻人问：中国物质财富方面成就巨大，但你看我们的市民素质还相当差，特别是和日本比，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我说，谈中国的事情，一定要有一点历史感。我承认我们的市民文化和素质有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但千万不要忘记两个事实。第一，中国刚刚经历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城镇化，中国大多数人都是第一次做城里人，他们昨天还在田头种地，今天已经开车上高速公路了，这首先是了不起的成就。但我们也要看到，市民文化是城市文明的一部分。在城市里生活，节奏快了，人口密度大了，就要有一些新规矩，做事要排队，上地铁要先下后上，讲话的声音要轻一点，等等。其实，我们的大哲学家、大经济学家管子，早在公元前600多年就说过，“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我们市民的素质一定会逐步提高，但要有一个过程。实际上，回头看，我们在这方面的进步还不算慢，而且越年轻的中国人，这方面的素质越好。

另外我还说，如果你要比较中国和日本，一定要了解日本现代化的原始积累是怎么完成的，否则就很难理解今天中国和平崛起的意义。当年中国在现代化的起点上落后了一步，便丧失了现代化的先发优势，最后落到了处处被动挨打的地步。日本19世纪下半叶的明治维新成功后，立刻加入了弱肉强食的西方列强行列，对中国发动了甲午战争。击败中国后，日本勒索赔款达2.3亿两白银。2.3亿两白银是个什么概念？它相当于当时中国政府三年的财政收入。日本用中国的巨额赔偿投资教育、开办工厂、建设城市、扩军备战，日本的整体经济和军事实力迅速地上了一个很高的台阶。到1900年，日本已经基本扫除了文盲，而中国是到2000年才基本实现这一点，比日本晚了整整一个世纪。

日本在现代化原始积累和后来发展的过程中，榨取了中国人多少血汗、资金、资源？伤害了多少中国人的生命？相比之下，随着外敌入侵，白银外流，国库空空，中国走向了衰败。到了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中国又被迫支付战争赔款4.5亿两白银，中国从此成了任人宰割的“东亚病夫”。综观中国近代史，甲午战争之前和“九一八事变”之前，都是中国经济发展较快，国力呈上升态势的两个时期，但日本发动的两次战争使中国现代化事业突然夭折，经济倒退数十年，无数生灵涂炭。中国最后是从一贫如洗、一穷二白的起点出发，经过数十年的不懈努力，走和平崛起之路，一步一步地赶了上来，并终于在现代经济和现代国防的基础上，实现了在经济规模上对日本的真正超越。根据官方汇率计算，中国经济规模是在2010年超过日本的，现在接近日本的三倍。

中国经济在2010年超过日本，当时国内很少有人意识到这意味着什么，不少人把注意力放在人均上，忽略了综合实力超越的意义。经济总量的超越、综合实力的超越也意味着投入科技等各项事业的资金会大幅超越日本。比方说，中国2016年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R&D）费用为1.54万亿元，占全世界的20%，仅次于美国，超过欧盟28国总和，日本则排在美国、中国、欧盟之后列世界第四，总R&D投入只有中国的一半左右。

有人问过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日本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比中国多很多，而中国除了屠呦呦，却没有获奖的呢？其实道理也不复杂，因为诺贝尔奖得奖一般都是奖励二三十年前的成就，具有滞后性，日本在2008—2016年诺贝尔得奖人数比较多，并非因为最近几年日本发生了科技革命，而主要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日本鼎盛时期，他们GDP和研发投入冲到了世界第二的结果。但如果我们看2006—2016这十年，全世界被引用次数排在前1%的顶尖论文，中国的论文被引次数已经占12.8%，排在美国之后，位列世界第二，英国排第三，德国排第四，日本排第五。

我不是说，中国在所有方面都超越日本了，日本还有不少方面比中国做得好，但有了今天这样的成绩，我们可以自信起来了。40年前，邓小平同志访问日本，曾指示随行的央视记者，多拍一下普通日本人的生活。那时电视画面上出现了日本普通工人的家庭里有电冰箱，在当时的中国这绝对是奢侈品，邓小平同志当时也是希望通过了解一个真实的日本，激发中国人民奋斗和追赶的斗志。40年过去，弹指一挥间，中国崛起了，物质生活和生活条件全面赶上来了，中国百姓的住房条件已经超过日本。中国在新工业革命方面，可能也领先日本了。而这一切都是通过和平发展实现的，是中国人民靠自己的双手干出来的，这非常了不起，我们应该引以为豪。震撼世界的中国工业革命

我们经常听到这个说法，在中国，一个地方你隔了半年再去，就发现它发生了很多变化，而且总体上是越变越好。这种精彩，在世界其他地方很少看到。我们也经常听到另一个说法，中国人一生可能体验过老外几辈子的生活。我自己也在想这个问题，如何从世界历史的比较中解释这种精彩。我们现在都在谈论第四次工业革命，这是从英国爆发的第一次工业革命算起的，那是从18世纪下半叶至今约250年之间发生的，而我思考中国精彩后得出的结论是，中国人在一代人多一点的时间内，也就是40年内，可以说几乎完整地经历了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工业革命，现在又开始经历第四次工业革命。我把中国的崛起称为“集四次工业革命为一体”的崛起，所以今天中国30岁以上的人，可以说都经历过这种“集四次工业革命为一体”的生命体验，这种经历对于多数国人来说，只能用“精彩”两个字来概括，而且“精彩”还在继续，我们国人，包括“90后”“00后”也会不断体验这种精彩。这使我想起了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在1973年的时候，被问到：如果你的生命还能再来一次的话，你愿意生活在哪个国家？84岁的汤因比毫不犹豫地说—中国。他预感到中国未来的崛起将改变这个世界。

众所周知，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错过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第二次工业革命。改革开放前的30年，我们艰苦奋斗、筚路蓝缕，为中国崛起奠定了基础，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开始腾飞，我们几乎是以每十来年完成一场工业革命的速度，一路追赶过来。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的十多年，我们通过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完成了以纺织业等轻工业为主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从90年代初到21世纪初的十多年，我们大致完成了以电力、内燃机、家用电器、石化工业和中高端基础设施等为主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并与西方几乎同步地进入了以信息化和通信产业为代表的第三次工业革命，起初是追赶，然后是逆袭，现在已经成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佼佼者。今天世界正处于从第三次工业革命转入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转折期，以大数据、人工智能、量子通信等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将极大地改变人类生活和运作的方式。应该说，中国已经进入这场新工业革命的“第一方阵”。

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观察这种中国奇迹。我们这种“集四次工业革命为一体”的崛起是一次完全和平的崛起，这是非同寻常的奇迹。我们可以比较一下欧洲近代发生的工业革命。如果以英国人瓦特在1776年发明蒸汽机为标志，那么也就是从18世纪下半叶到19世纪上半叶，英国爆发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现在西方和中国都有不少学者认为，民主、自由、法治等条件引爆了工业革命，这显然是不符合历史史实的。工业革命始于18世纪下半叶，但英国当时已经通过自己的军事力量击败了它的主要对手西班牙。英国在1588年就打败了西班牙无敌舰队，成为新的世界海上霸主。早在1600年，英国就成立了自己向外扩张的“国企”东印度公司，极力拓展自己在印度和美洲的殖民活动。英国的奴隶贸易始于16世纪下半叶，到18世纪中叶，也就是工业革命前夕，奴隶贸易达到鼎盛期。从1689年到1763年，也就是工业革命的前夜，英国和法国发生过四次战争，特别是第四次战争，英国大胜，英国从法国人手中获得了今天的加拿大，获得了今天美国密西西比河以东的全部领土。也就是说，在工业革命发生之前，英国已经通过一个半世纪的殖民掠夺，拥有超过自己国土面积数十倍的殖民地。英国早已通过蔗糖贸易、奴隶贸易、烟草贸易等成为当时世界综合实力绝对领先的国家。英国已经通过国家力量，为自己打造了一个包括商品、劳力、资本、原材料市场在内的统一国际市场。中国学者文一认为，正是这种巨大的跨国的市场需求，而不是其他原因，引爆了英国的工业革命。换言之，所谓工业革命，它一般有几个特点：革命性的新技术、超大规模的生产能力、世界范围内的要素流动和产品销售等。下面我把中国工业革命的历程大致梳理一下。

中国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大约从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到1995年前后基本完成。它有两个标志：一是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其产品很快就占了中国普通消费品的半壁江山；二是1988年开始的沿海开放战略，“两头在外，大进大出”，使世界的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业转移到中国，使中国生产的普通消费品走向世界。

中国的农村改革是从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的，这场改革解放了生产力，也很快解决了多数农民的温饱问题，使剩余劳动力转向了乡镇企业。乡镇企业主要靠市场调节；员工亦工亦农，分布点多面广，更能适应市场需求的无穷变化。乡镇企业大都集中于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特别是纺织业、农副产品加工业和其他轻工业。

1987—1988年，中央提出了“沿海发展战略”。当时的国际大背景是，一波新的全球化浪潮袭来。随着劳动成本的提高，许多发达经济体正在调整产业结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正在向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地方转移。中央认为中国沿海地区对发达经济体具有巨大的吸引力。中国人力资源相对便宜，教育水平较高，也有初步的基础设施，科技开发能力也比较强。换言之，中华人民共和国前30年所奠定的基础为这个战略的实施，为对外开放吸引外资提供了较好的初始条件。中国沿海地区，当时人口近两亿，与美国人口相当。中央当时大胆地提出，沿海加工业要开始“两头在外，大进大出”。所谓“两头在外”，就是把生产经营过程的两头（原材料是一头，销售市场是另一头）放到国际市场上去。这个名为《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战略问题》的报告于1988年初被呈交给邓小平，他写了个批示：“完全赞成。特别是放胆地干，加速步伐，千万不要贻误战机。”邓小平是军人的风格，他的语汇也是军事语汇。“千万不要贻误战机”是他一贯的风格。这个战略的实施，使世界许多地方的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业开始向中国转移，有力推动了中国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也为后来的第二次工业革命铺平了道路。

对于普通中国人来说，第一次工业革命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整个中国动起来了”。中国人要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梦给唤醒了，社会每个细胞都调动起来了。当时有个调侃的说法，叫作“十亿人民九亿商，还有一亿跑单帮”。这显然夸张得厉害，但我们今天熟知的中国企业家像任正非、马云，确实在“跑单帮”。华为的任正非，手拉肩扛在三四线城市为香港的公司做代理，推销程控电话设备；马云开了个翻译社，请退休老师帮忙做翻译，赚点小钱，还卖鲜花、礼品、药品等杂货。他曾经就在离上海东方卫视不远的地方到处揽活，人家看着他还有点儿犹豫：翻译这活儿能交给他干吗？所以上海人今天还在后悔，还在讨论为什么上海当年没有留住马云。所以千万不要小看勇往直前的初生牛犊，不要小看自我创业的年轻人，他们中可能就有未来的任正非、未来的马云。

中国第一次工业革命大致是什么时候完成的？我把时间节点放在1995年左右，主要是这一年前后有几个标志性的事件：一是从国家宏观目标来看，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为中国确定了到200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翻两番，也就是我们讲的“小康”目标，这个目标于1995年提前完成了；二是1995年，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纺织品生产国和出口国，纺织业作为第一次工业革命的代表，至少在量的方面，做到了世界第一。同样在1995年前后，中国在全国范围内正式告别了票证制度，这说明中国“短缺经济”的历史结束了，人民生活水平总体达到了小康水平。顺便补充一句，在这段时间内，中国的初级基础设施，特别是普通公路、铁路、民航等也得到了较快的发展。我们现在推动“一带一路”时常说，“要致富，先修路”，也是对这个时期中国经验的总结。

中国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大致从90年代初开始，我个人认为，大约在2010年基本完成。我倾向于把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作为中国第二次工业革命的起点，因为这个谈话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是中国继1978年第一次思想解放后的第二次思想解放。如果说第一次思想解放在某种意义上预示了中国的第一次工业革命，那么邓小平的“九二谈话”就像是中国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发号令。1992年前后，随着第一次工业革命即将完成，中国在电力工业、家电工业、能源工业、重化工业、制造业、城镇化、中高端基础设施等方面出现了全面的需求。这一年，中国正式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广东省提出了20年赶上亚洲“四小龙”，浦东开发开放计划迈出了实质性步伐。同一年，中国还出台了《有限责任公司规范意见》和《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等文件，所以1992年经常被称为中国公司的元年，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企业家群体开始崛起。

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一个主要标志是2001年中国加入WTO及其给中国和世界带来的巨变。大家知道，中国加入这个全球最大的多边贸易体制，促进了各种生产要素和产品在世界范围内的流通和配置，为中国产品开辟了有史以来最广阔的市场。出于全球化带来的竞争压力，西方制造业也开始大规模地转移到中国。这一切大大加快了中国第二次工业革命的进程。我之所以把中国第二次工业革命基本完成的时间定在2010年左右，主要是几个指标：一是到2009年，中国的钢消费已占据世界总消费的50%，铜消费占36%，铝消费占41%；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指标，2010年中国超越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制造业国家。大家不要忘记，1990年的时候，中国制造业占世界的比重仅为2.7%，但到了2010年，这个比例就成了19.8%。换言之，中国在2010年成了世界制造之都，成为世界最大的工业国，中国内部形成了世界最大的全面配套的产业链。之后不久，中国在2013年就成为世界最大的货物贸易国，并基本形成了世界最大的中产阶层。

对于普通中国人来说，第二次工业革命给人印象最深的大概就是“整个中国亮起来了”。1978年中国人的用电量只有2500亿千瓦时，农村大部分地区没有通电，城市电网不稳定。到2010年的时候，中国人的用电量已经是4万亿千瓦时，2011年中国发电量超过美国。过去到国外，特别是大中城市，感觉就是人家亮，我们暗，现在反过来，我们亮，人家暗。在个人层面，我又想到了任正非和马云。当时任正非的华为公司已经开始投入独立研发，从模拟通信设备开始，进入数字通信设备，直接从第二次工业革命转入第三次工业革命。马云还在做翻译，如果我没有记错，他当时以翻译的身份，参与一个高速公路项目的投资谈判，这算是马云有限地参与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结果项目没有谈成，他倒是发现了美国的互联网，这个人悟性了得，回来就搞“中国黄页”。他很自信，尽管没有几个人相信他，所以马云也是很快从第二次工业革命直接进入第三次工业革命。

中国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几乎与第二次工业革命同时爆发。如果我们以中国首次获准接入互联网的1994年为起点来算的话，到现在还没有结束。以信息化和通信产业为代表的这场工业革命在中国进展神速，中国起初是追跑，然后是并跑，最后在部分领域中开始领跑，到今天应该说已经成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佼佼者。我们每一个人可以说都是这场革命的见证者，大家可以回忆一下自己使用的手机品牌的变化，从爱立信、诺基亚，到三星、苹果，再到今天的华为等许多中国品牌，这背后反映的是中国人在这场工业革命中，从2G到5G，一路从追赶到超越的见证。大家知道，20世纪90年代初，世界数字通信进入了2G时代，欧洲是GSM标准而美国是CDMA标准，欧美之间PK，中国只能旁观，设备是爱立信的。从3G开始，中国人参与了标准制定，提出了TD—SCDMA，后来与欧洲主导的WCDMA、美国主导的CDMA2000并列为三大3G国际标准。当时中国人做中国标准很有争议，产业链也不成熟，多数国内外厂家也不愿意用。最后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是中国移动拿了牌照，带头使用。当时很多人还不理解，说用欧美标准挺好的，为什么要把钱浪费在制定自己的标准上。现在中国人都懂了，标准竞争才是最重要的竞争。对于中国话语同样如此，中国话语就是在确定中国的政治标准，西方一直以为它可以垄断政治标准，我们在这里坚定地说NO。

好在最终在这场移动通信的标准之争中，中国坚持下来了，到4G时代，我们信息产业部发4G牌照的时候，中国三大运营商拿到的都是中国的TD—LTE牌照，这是国家对中国占有话语权的TD标准的重要支持，这背后反映的是中国技术和标准走向成熟，是中国拥有世界最大的移动通信市场。到了5G时代，中国的华为公司就开始领跑了。

现在，以大数据、人工智能、量子通信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正在发生，正在改变整个人类社会的运转方式。应该说，中国已经超越欧洲，进入了第四次工业革命的“第一方阵”。中国现在在智能手机、移动支付、微信革命、网购、外卖平台等方面在世界上都处于领跑的地位，这些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产品，实际上已经越来越多地融入了许多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元素，特别是大数据和人工智能，这场革命正在改变中国和世界。对于普通中国人来说，这场革命给人最深的印象就是“整个中国连起来了，整个中国快起来了，整个世界连起来了”，还有就是“一部手机，全部搞定”，世界上只有中国一个国家率先做到了。

那么为什么中国能够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实现“集四次工业革命为一体”的崛起呢？这是一个大题目，这里简单地讲三点。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前30年打下的基础，包括土地改革、普及教育、妇女解放等，包括独立的国防体系、初步的工业体系和科技体系等。第二，民本主义导向的改革开放，学习别人的一切长处，只要有利于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我们就去试验，就去做，但绝不盲从。第三，我们的历任最高领导人都高度重视科技，重视科技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引领作用，中国领导人的战略眼光和前瞻意识使中国抓住了一次又一次跨越式发展的机遇，下面要讲的“一带一路”也是如此。“一带一路”：机遇和未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于2019年4月在北京举行。2019年两会期间，王毅外长举行了记者会，有一段很精彩的话。他说，美国有一些人想和中国脱钩。而想和中国脱钩，就是和机遇脱钩，就是和未来脱钩，就是从某种意义上和世界脱钩。我认为这段话说出了中国自信。实际上，现在世界上公开怀疑甚至诋毁“一带一路”的主要是一些西方国家和受他们影响的媒体，我想王毅外长的这段话也可以引申一下，西方大国如果继续排斥“一带一路”，那也是与机遇脱钩，与未来脱钩，如果与机遇和未来都脱钩了，那么也就与世界未来脱钩了。反过来也一样，任何国家，包括中国，抓住了“一带一路”，就抓住了机遇、抓住了未来，这也就赢得了世界。“一带一路”倡议是习近平总书记于2013年提出的，“一带”指的是“丝绸之路经济带”，“一路”指的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习总书记把“一带一路”比喻成中国这只大鹏插上了两只翅膀，建设好了，大鹏就可以飞得更高、更远。这是中国进入新时代后对中国整个开放空间布局的一个长远的统筹考虑。中国模式的特点是，一旦认定，马上就行动起来，所以在不到六年的时间内，“一带一路”已经成为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合作平台，也是最受欢迎的公共产品。截至2019年3月，已经有123个国家、29个国际组织，同中方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也就是说，世界上多数国家对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表示了信任和支持。这么多国家的认同，就意味着发展的机遇。我记得那天王毅外长一口气举了八个例子来说明“一带一路”给参加国带来的合作共赢的机遇。我们可以再看一下这些案例。

第一个案例，通过“一带一路”合作，非洲东部有了第一条高速公路，这条高速公路建在埃塞俄比亚，是完全采用中国技术和标准建成的。第二个案例，马尔代夫有了第一座跨海大桥，这是由大型国企中国交通建设集团建设的，技术难度很大，因为那块海域被称为“恶魔之海”，但中国人硬是把桥建成了。第三个案例，白俄罗斯第一次有了自己的轿车制造业，那是由中国民营企业吉利集团和白俄罗斯合资建设的，生产吉利的博越SUV。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说：“感谢中国帮我们实现了轿车梦。”谁也没有想到，“泥腿子”出身的农民企业家李书福，现在已经是德国奔驰公司的最大股东，对他来说，这个在白俄罗斯的项目可能也只是小菜一碟。第四个案例，哈萨克斯坦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出海通道，现在哈萨克斯坦生产的小麦可以直接通过连云港发往东南亚，这是打通“路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成功案例。第五个案例，东南亚正在施工建设高速铁路，这包括印度尼西亚、泰国等国家的高铁建设。第六个案例，在肯尼亚的蒙内铁路建成通车，这为当地创造了将近五万个工作岗位，拉动经济增长1.5个百分点。第七个案例，在乌兹别克斯坦，建成了一条施工难度很高的隧道，使当地的百姓仅用十来分钟就可以坐火车穿越崇山峻岭。这是中铁隧道集团做的项目，也是世界上难度最大的隧道项目之一，几十公里的隧道要经过七个不同的地质断层，欧美公司望而生畏，但中铁集团硬是把它“啃”了下来，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工程力量的品质。第八个案例，中欧班列成为亚欧大陆上距离最长的合作纽带，短短几年间，现在已经累积开行了一万列。中欧班列主要有三条大通道：一条是西部通道，主要连接中国中西部，包括重庆、成都等大城市，经霍尔果斯出境；一条是中部通道，连接我国华北地区，经二连浩特出境；另外一条是东部通道，连接东南部沿海地区，包括从世界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经满洲里开往欧洲。

我们现在谈“一带一路”讲我们给别人的帮助讲得比较多，实际上我们也应该适当讲讲“一带一路”给我们的企业带来的利益。“一带一路”之所以广受欢迎，是因为我们奉行的原则是“共商、共建、共享”，而且中国模式的做法是政府搭台，企业唱戏，主要驱动力是市场。只要坚持这一条，不用担心中国当冤大头，企业家会根据市场经济做出自己的判断。中国现在已经建立起80多个不同类型的工业园区，这是一个比较成熟的方法，许多都采用中国企业熟悉的“园区+物流+企业+住区”的方法，园区提供法律、物流等平台服务，吸引了很多中国企业，也吸引了很多其他国家的企业。中国很多项目都具有强烈的示范效应和良好的口碑，有了这些，中国企业的合同就不断，西方之所以对中国“一带一路”耿耿于怀，很大程度上就是妒忌。西方指责中国有几个说法，一个是中国给别国贷款，造成了所谓的“债务陷阱”，但中国贷款和西方贷款最大的不同在于，中国贷款大部分是建设性贷款，产生了许多优质资产。还有一个指责是中国在搞“新殖民主义”，这个在非洲多数国家没有人相信。中国每两年举行一次中非合作论坛，参加这个论坛的非洲国家元首和政府领导人，比参加非洲联盟自己高峰会的人还要多。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被西方看作是对“一带一路”持一定疑虑的领导人，最近《南华早报》记者采访他，他说：“我们同中国做邻居有2000年了，但他们从未试图征服我们。欧洲人1509年来到东南亚，两年就占领了马来西亚。”至于西方声称的“债务陷阱”问题，马哈蒂尔认为“中国人本质上是非常友好的商人”，而那些国家是否从中国借入资金，是他们自己的决定。马来西亚也会自己做自己的决定。记者又问他，如果只能在美国和中国之间做一个选择，他会如何选，马哈蒂尔说：“目前我认为，美国做事情非常反复无常。这时候，我们得接受，中国与我们很近，是一个巨大的市场。我们想从中国增长的财富中获益。”

今天美国还在拼命阻拦“一带一路”倡议，但西方的人心已经散了，队伍不好带了。意大利不顾美国的反对，不久前与中国签署了关于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谅解备忘录，意大利是西方七国中率先和中国签署这个协议的国家。此外，中国倡议成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美国叫它的盟友都不要加入，结果英国带头加入，几乎所有的欧洲国家都加入了，没有加入的是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少数几个国家，但现在这些国家中也有人在探索是否能够加入。

下面我来谈谈未来。为什么我们对“一带一路”的未来比较自信？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是一个“文明型国家”，中国崛起是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2019年3月，英国《金融时报》的主笔拉赫曼（Gideon Rachman）写了一篇评论文章，标题就是“文明型国家正在崛起”（China, India and the Rise of the “Civilisation State”），他读过我的《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这本书的英文版（China Wave: The Rise of A Civilizational State），我们有过多次长时间的交谈。我老说，中国人要自信；中国学者要自信，要用中国概念和中国话语影响这个世界，影响西方。当然，他把我们的“文明型国家”概念泛化了。他是这样说的，西方过去一直宣传“普世价值”，但现在中国说自己是一个文明型国家，印度也说自己是一个文明型国家，俄罗斯说自己是一个独特的文明，土耳其也说自己是一个独特的文明，甚至连支持特朗普的美国保守主义学者也说美国是一个独特的文明。应该说，拉赫曼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个现象，也注意到了世界文化多样化的事实。这对我们进行“文明型国家”的研究也很有启发。我归纳过“文明型国家”的“四超”特征，即超大型的人口规模、超广阔的疆域国土、超悠久的历史传统、超深厚的文化积淀（详见后文），现在简单剖析一下“四超”与“一带一路”未来的关系。

首先，超大型的人口规模。中国的人口大约是100个欧洲中等国家之和，中国每年培养的工程师数量超过美国、日本、德国的总和，随着中国“一带一路”的迅速扩展，每天都有至少上千名中国的工程师在飞往世界各地。高素质的工程师队伍和高素质的劳动力大军使中国得以形成全球最齐全的产业品种和最完整的产业链。短短40年，中国已经形成了世界最大的中产阶层，向世界输出最多的游客，消费能力远远高于西方的游客。但中国人热爱储蓄的文化还没有完全改变，这使中国仍然保持了全球最大的人民币储蓄和外汇储备，中国也迅速成为最大的对外投资国之一。中国2018年的国内消费规模已接近6万亿美元，这还是按照美元官方汇率计算的。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消费市场更大。换言之，中国已经是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这一切为“一带一路”提供了最重要的、超级规模的人才、商品、资金和市场条件，而且这些条件随着“一带一路”的深入发展，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只会越来越好。

其次，超广阔的疆域国土，意味着中国具有超强的地缘文明的辐射力。中国既是大陆国家，又是海洋国家。自15—16世纪欧洲所谓的“地理大发现”以来，西方力量上升，海洋文明和海权的重要性压倒了大陆文明和陆权。以大陆文明为特征的古代丝绸之路走衰直至消失。迄今为止，全球产业链几乎都是沿着海岸线配置，导致了内陆国家和地区的普遍衰落。现在以“一带一路”创举为载体，推动互联互通和各项要素流动，中国内陆地区和许多内陆国家从商贸开放的后方一跃成为前沿。例如，欧亚班列使中国的新疆、四川、重庆和河南郑州乃至整个中亚地区和中东欧板块都成了世界商贸开放的前沿。在这个意义上，“一带一路”正在纠正过去四五百年所形成的海洋文明对大陆文明的主导。

如果说从“地理大发现”开始的海上文明影响了世界四五百年，带来了整个西方世界的崛起，那么“一带一路”创举正开启一个海、陆文明再平衡的进程，它可能为很多国家和地区带来大量的发展机遇和长远的增长期。在一个更广的意义上，“一带一路”可能推动建构一种新的地缘文明，即超越传统西方地缘政治的零和逻辑，不是以邻为壑，而是合作共赢。当然，这需要一个长期互利合作的过程才能完成。

超悠久的历史传统意味着中国有极为丰富的传统资源来塑造新型的全球化。比方说，与西方历史上近千年的宗教战争和冲突不同，中国历史上鲜有宗教战争，儒、释、道形成了兼容并蓄的关系。中国宗教有非政治化的伟大传承，这些都为今天的全球治理，处理不同文明关系，处理宗教极端主义提供了宝贵的传统资源。这也意味着中国人对于其他传统和民族更为尊重，中国也因此而可能为世界提供更为中性的公共产品，在国际事务中也更能主持公道。

这在中国与非洲的关系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过去中国与非洲国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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