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遭遇了什么(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张志勇

出版社：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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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遭遇了什么试读：

2012年年底，《旧制度与大革命》突然走红，该书由法国历史学家、思想家托克维尔著。其实在一年前著名经济学家华生先生曾推荐过，然而这次该书走红，不能不说是中纪委书记王岐山的推荐。这样一本学术性很强的著作，能引起多方关注，还有其很多内在的动因。

客观地说，在中共十八大没召开之前的一段时间里，社会各界有一些不同程度的担忧，这主要是人们对“中国向何处去”的疑惑。

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确认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可以说是对十八大前人们对“中国向何处去”、“中国改革向何处去”的疑问做出的最好回答。在这个关系中国前途和命运的选择中，中共十八大明确了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要求“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以便“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与此同时，要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政治的制度化”和“实现各项工作法治化”。

我们看到，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现在中国经济迫近一个新的历史转折点。过去三十年，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然而，以低成本、强势政府主导为核心特征的中国经济模式，也积累了巨大的社会风险。吴敬琏曾告诫说：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矛盾几乎到了临界点。

虽然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央政府作出诸多努力，但没有像人们预想的那么乐观。2012年，中国的实体经济仍然动力不足，整个经济复苏的迹象不鲜明，而4万亿元刺激政策所带来的负面效益在不断发酵。

面对国际和国内的复杂局面，人们更关注新一届领导者在十八大之后的几次重要亮相。从他们几次重要亮相所传递的信号来看，决策层对整个形势有判断，对改革思路有把握，尤其是2013年两会之后，其路线图更加清晰。

1．摒弃GDP至上，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彻底转变，但这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同时也是痛苦的过程。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梦的论述，以及在纪念“八二宪法”的讲话明确指出了改革方向。

2．改革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大的红利，这个共识已基本形成，可以说是主流的共识，那就要重启改革议程，而且要坚定不移。虽然改革已进入攻坚区、深水区，但唯有改革才是出路。推进市场化的经济改革和法治化、民主化的政治改革，经改、政改二者不可偏废，是多方都普遍认同的共识。

3．解决腐败问题，既不能指望思想教育，也不能单纯地依赖严刑峻法。习近平说，“物必先腐，而后虫生”。治理腐败不能靠捉虫，而要靠改变制度——“把权力关在‘笼子’里”。因此，政府最小化审批权和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并辅之以财政民主化等，才能从根本上遏制腐败的蔓延。

4．改革的突破口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当下，中国经济和社会转型面临无比复杂的局面，能否快刀斩乱麻，至关重要。李克强说：“改革走到今天，问题千头万绪。需要抓住牵一发动全身的改革突破口，这种突破口就是十八大报告所讲：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2013年4月，来自境外的一些权威数据，尤其是来自美国楼市和制造业的利好数据，让投资者对于美国经济复苏增添信心。“美国及世界经济正在复苏，这是美股创新高的主要原因。”纽约证券交易所交易员、艾伯特•弗里德公司常务董事本•威利斯表示。

经济数据确实显示出美国经济持续复苏的势头。3月28日，美国政府发布的2012年四季度GDP终值报告显示，美国经济的增长率上调至0.4%，超过一个月前发布的0.1%，这主要得益于出口的降幅缩减和商业投资超过预期。

作为本轮危机的发源地，美国经济能在短暂衰退之后很快恢复了增长，并从去年开始呈现出周期性领跑之势，是因为伯南克用可能有些“难以被理解、更容易被曲解”的出位方式，为货币政策理论增添了更具时代感的新内容，让美国经济避免了过多波折，为美国经济稳定复苏奠定了基础。

但中国的实体经济仍处于艰难转型的过程中，尤其是长时间对充足货币的依赖，使得很多企业都深感“钱紧”，民营企业也正处于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最艰难的时期。与此同时，据6月的数据显示，690万新增的大学毕业生，也给市场增加了新的压力。

更艰难的日子在等待着中国的企业家们。我们有一个梦想“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这是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的家国情怀。但那个“天下”是不属于每一个人的，是专制的、独裁的、封建的、锁国的“天下”。

可以说，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当中国人面对着坚船利炮，面对着屈辱和凌辱，面对着民族的磨难，在民族到了一个又一个危难的关头才深知，实现一个国家的富强之梦，才是一个民族真正的复兴之梦想。而这一“之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被“打”出来的，是在被压迫之下激发出来的，因为我们沉睡的时间太长了。

不知多少仁人志士在不断地努力、探寻和争取，历经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中国人的强国之梦从未磨灭。1902年，梁启超在《新中国未来记》中写出他对于中国未来的期望：“无端忽作太平梦，放眼昆仑绝顶来。”在他看来，这“梦”应该是民族复兴之梦，也是在这复兴的过程中每个个体自我实现之梦，是中华民族面对未来之梦。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最近所言：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团结带领人民前赴后继、顽强奋斗，把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变成日益走向繁荣富强的新中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

一百多年来，从最初要实现一个强国之梦，到新中国成立之后，要实现一个现代化的强国之梦。客观地说，这一“之梦”还完全是一个国家之梦。

当一个民族为摆脱屈辱而奋斗，实现独立、民主之梦时，显然国家梦就是民族之梦。但当一个革命党在实现向执政党转变的时候，执政党所要做的是“顺乎天理，应乎人情，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而为先知先觉者所决志行之，则断无不成者也”（孙中山先生所言）。毛泽东在1956年曾说过：“我们要写送穷文。中国要几十年才能将穷鬼送走。”如何把个人的梦想汇集成国家的梦想和民族的梦想，就更为重要了。

而个人之梦得到初步释放始于改革开放之后。改革开放，虽然是一个国家的选择，但对每一个中国人来说，改革开放其最伟大的贡献是对人的解放，把人从一种“桎梏”中解放出来，是思想的一次大解放，是对生产力的一次大解放。

从此，中国人开始有了完全属于自己的梦想。

从此，中国人有了奔向现代文明的梦想，要融于世界之中。“民富国强”，这是每一个中国人的共同梦想，而“中国梦”正是这样一个愿景和理想追求。

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显然，中华民族的梦想和每一个人的命运息息相关，而每一个人具体的梦想是“中国梦”真切的展开。

尊重个人的梦想，从而才能汇集力量实现国家的梦想和民族的梦想，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的民族是伟大的民族”。“我们的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作为个体而言，可能属于他自己的梦想很简单——有个安稳的工作，有个满意的收入，有安全放心的食品，有更好的教育，有可靠的社会保障，有不用发愁的住房，等等；同时他们还渴望社会的公平、正义、阳光、平等、法治，等等。

我们希望生活在一个自由的社会里，我们期盼在一个民主的社会里生活，我们愿意生活在一个充满着友爱和人道的大家庭里，而这个社会是遵守法治原则的社会。

我们看到，在中共十八大报告关于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论述中，第一次给“自由”以科学的定位。其实关于人权，关于民主，关于法治，关于平等，关于公平等这些人类社会共同的普世价值和普世规律，共产党人始终就没有排斥过，而且正不断成为其核心价值的一部分。

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其实正是把一个又一个个体的梦想汇集成国家的梦想和民族的梦想，而中共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提出和实施的许多政策主张，尤其是要坚持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同步，不断地深化改革，建立法治社会等，都体现出一种超越原有意识形态的人类共有的普世价值规律。

改革开放正是实现“中国梦”的一个路径。“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现在正是需要我们行动起来的时候。虽然我们还将遇到各种问题和矛盾，也会有阻碍，但我们为之努力不懈，一个我们共同期盼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国家之梦，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我们每一个人梦想的“中国梦”就一定会变成现实。本文原载于2013年第一期《中国民商》创刊号让中国梦更清晰——访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周天勇“中国梦”再次清晰起来。

事实上，“中国梦”几度彷徨。

那些在遭受苦难时无比清晰和强烈的梦想，随着时间推进曾经一度模糊；甚至在商业社会环境异化的日子里，就连“梦想”本身也变得稀缺。

中共十八大闭幕，习近平参观《复兴之路》展览后阐述了他对“中国梦”的理解，人们意识到，无论是宏观叙事的“伟大梦想”，还是每个人心中的小小梦想，其实，二者之间有着无法割断的紧密联系。“中国梦”的话题再一次被重新拾起，而我们知道，“中国梦”一直未曾走远。

什么是“中国梦”？如何理解其内涵和外延？如何实现“中国梦”？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周天勇就他眼中的“中国梦”接受了《中国民商》记者专访。“中国梦”的三个层面

张志勇：梦想之于一个国家而言，是什么？

周天勇：作为一个国家的梦想，非常明显地提出来的有“俄国梦”、“英国梦”、“美国梦”。而从大量的文献看，“美国梦”提得最为鲜明，在全世界的影响也最大，成为这个国家的意识形态和普世价值，成为凝聚这个民族的精神内核，也是这个国家凝聚力、活力的来源。“美国梦”的由来，是始于很多年前一部分欧洲人坐着“五月花号船”渡过大西洋，寻找新大陆，并在此建造新的国度。这个梦想，本质上就是去追寻一种环境。在这种环境下，只要勤奋、有能力、想干事，便能干出自己的事业，没有等级制度，信仰民主自由。

实际上，“美国梦”不是一个国家的梦想，确切地说应该是一个民族的梦想。而“中国梦”，也是中华民族这个民族的一种理想，对未来的一种憧憬。而且这个梦能激发这个民族去奋斗，能激发这个民族的活力和凝聚力。

张志勇：“中国梦”，似乎也是一个宏大叙事的词汇，很抽象，也很笼统，那么，具体包含哪些内容？

周天勇：“中国梦”应该包括三个层面。

第一个方面，“中国梦”应该涵盖民族之梦、家庭之梦和个人之梦，而民族之梦和个人之梦两者之间是既有联系，又有差别。显然，个人之梦更具体。

民族之梦和个人之梦要分开。首先就是要避免用民族之梦代替个人之梦，用民族的理想代替个人和家庭的理想；其次要防止因为过度强调民族之梦而忽视家庭和个人之梦，忽略政府应该承担的义务。

两者又是联系的，个人之梦、家庭之梦汇集起来就是整个民族之梦。每一个家庭平日的油盐酱醋、衣食住行汇集起来，就会成为一个民族的经济社会。比如当食品安全成为多数家庭日常生活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时，吃到安全的食品就可能成为一个民族的梦想。

第二个方面，“中国梦”是相对于世界其他民族而言的，即作为中华民族，这13亿人口，我们是谁？我们的特征是什么？是谁的传人？在世界这个大家庭地位怎样？这个意义上的复兴，就是在世界民族之林中有地位，不挨打，不受列强欺负。

第三个方面，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又是相对于历史而言的。在农业文明时代，1820年以前的300年，中国的GDP占世界总量的1/3；但是进入工业文明之后，西方国家开始文艺复兴、科技进步，这个时候的中国却依然坚守陈旧僵化的体制，没有创新、没有活力，特别是缺失了商业经济的发展，缺失了工业文明，中国至此落后。复兴始于十一届三中全会

张志勇：“中国梦”就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复兴在一定层面上又是相对于历史而言的，那么，“中国梦”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又经历了怎样的变迁？

周天勇：新中国成立前，“中国梦”就是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状态，建立独立自主的国家，仁人志士采用了革命的方式实现。

建国梦与强国梦、富国梦是有区别的。不能用革命实现建国梦的办法去替代本来应当通过建设实现的强国梦和富国梦。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梦”发生改变，开始发展社会主义建设，让国家富强起来。但在最初的三十年里走了一些弯路，“中国梦”被遗忘，一段时间严重偏离了富民强国的路子。

1949年，中国人口占全球人口的四分之一，GDP只占世界总量的5%；1978年，中国人口占全球人口四分之一多，GDP占比更是降到了1%，人均180美元，排世界倒数第二。

这期间的三十年，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前十年为24%，中间十年是大概8%，“文化大革命”十年只有4%左右。

我认为，建国不能叫复兴，复兴首先就在于民族尊严和民族地位的提升。中国真正的现代化，中华民族开始复兴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就是其“三步走”的发展战略。这“三步走”，不是什么宏大的战略，而是小平同志实事求是，承认现状，脚踏实地，把实现现代化具体到20世纪末人均收入翻两番、21世纪中叶赶上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目标上。

张志勇：改革开放到现在，中国已经走过了三十多年的历程，那么，从邓小平时代到目前，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走到了哪个阶段？

周天勇：改革开放这三十年，中国确实走对了路子，从全世界最穷最落后的基础开始迈向复兴，创造了奇迹。有两个衡量指标：

一是，2011年达到人均收入5414美元，从世界排名倒数第二上升到了第89位；二是，世界经济总量、占比从1%上升到了11%，十几亿人的烂摊子发展成为世界经济总量第二的国家。三十年前曾经认为中国无法解决10多亿人的吃饭问题，而现在却出现了“中国威胁论”，的确是天翻地覆的奇迹。

然而，发展中也出现了很多新的问题，比如这三十年在实现强国富民之梦的时候，更注重强国的一面，而富民少一些；尽管设想共同富裕，但最后收入差距变得越来越大。

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发展水平相比，中国的发展程度也还是发展中国家。从收入水平来看，2011年世界人均GDP是将近1万美元，中国人均收入5414美元，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中国人还不富裕，中国人均收入如果达到世界平均水平，那么经济总量应该占到世界经济总量的20%。

从城乡结构来看，目前中国还有49%的农村人口，即便来到城市的常住人口也很多都没有自己的房子；另外，和发达国家，包括中等发达国家相比，在生活方式、富裕程度等方面，中国还差得很远。“中国梦”的路径

张志勇：如果可以以三十年为一个周期的话，未来三十年，或者更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梦”将面临怎样的内外环境？

周天勇：首先实现“中国梦”的国际环境发生了改变。从经济上讲，过去三十年来，内地效仿台湾、香港地区，实行了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战略，但随着欧美经济的下行，以及再工业化和振兴制造业战略的实施，中国的出口在持续减速，原来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模式遇到了环境的变化，因而贸易摩擦事件不断。

对于头号强国美国而言，对待中国一直是有心结的：一是，美国要在21世纪继续保持自身的世界领导地位，担心以中国目前的经济总量和发展速度，在21世纪可能会影响到其国际地位；二是，受意识形态影响，美国延续了冷战思维，对不同社会制度的中国甚至不同文明的伊斯兰国家抱有敌意。

另外，美国很多学者都持有这样的观点：苏联倒台之后，美国没有了对手，变成了一个世界移民国家，失去了竞争的动力，从凝聚美国斗志来说，必须找个对手，他们定格中国与美国是文明的冲突，基督文明对儒家文明。另外，除了美国以外，中国的周边局势也变得复杂，比如日本、越南、菲律宾、印度、俄罗斯都处在比较紧张的格局中。

其次，未来实现“中国梦”的内部环境也发生了变化。一方面，中国经济的基数变得越来越大，而且处在产业需要向孟加拉国、越南等国家转移的阶段；另一方面，资源、土地、环境都遇到了瓶颈，同时不得不面临劳动力成本上升、人民币升值等困局。

张志勇：在国内外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的情况下，未来的中国需要什么样的“中国梦”？

周天勇：我认为，三个方面最重要，而这三者是一体的，和意识形态无关，是实实在在地如何走到强国富民的路上去。

第一，“中国梦”首先要解决希望和失望的问题，一个社会最大的失败就是大多数人对这个社会、国家、体制失望，“中国梦”要给人们一种希望，一种对未来的憧憬和理想。

一个民族只有有希望，人民每天对美好的未来有一股劲，才有精气神干事，才不致落入一个失败的民族。

第二，有了希望之后，要解决道路问题，即达到这个希望要走什么样的道路。改革开放三十年的道路基本走对了，但有些路要调整，比如要转变发展方式，要调整出口导向型的工业化道路；比如外部关系，原来的外交、安全格局发生变化；比如内部公平怎么获得，是有效率的公平，还是希腊那种国家破产的公平；比如人口，是让人口比重21世纪末至少占到全球的15%或者13%，还是占到5%～7%。

更关键的是，要走什么路，不是一时的路，是长远的路，10年、50年、100年，关系到中华民族下个世纪在世界上是什么地位。以人口政策为例，2010年世界人口组织的预测调整了三个数据，中国如果按照现在计划生育的政策走下去，到本世纪末中国人口最少将在5亿人左右，最多9亿人。而大量的人口学家预测，本世纪末中国人口将在7亿到9亿之间。

如果按照预测，2100年中国人口变成了5亿，而美国随着人口的迁移也变成了5亿，那中国将永远难以赶超美国。按照预测，彼时的印度将达到16亿~17亿的人口，那可能中华民族在世界上的地位将不得不降到第三或者第四。

人口下降，必然带来经济的萎缩，前车之鉴，日本目前的人口老龄化造成了诸多的社会问题，经济持续疲软，而中国人口这种急剧的下降必然会带来更多的问题，债务增多，人口结构老龄化，失去活力。

第三，道路设计是正确的，接下来必须改革。通过改革建立一种体制，这种体制下底层人可以向上流动，任何个人只要做的是不危害社会的事，都可以致富。一切皆在改革

张志勇：“中国梦”的实现，下一步从哪里着手推进最为理想呢？

周天勇：创业、投资是经济增长最大的来源，这应该是改革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改革行政审批、年检、准入、罚款等制度，充分调动人民创业、劳动的积极性，让每一个老百姓踏实干事。

现在做事成本太高，去年银行盈利11000亿元，今年上市公司一半的利润都交给了银行，而向银行贷款国企只需要付5%的利率，中小企业很难从银行贷到资金，即便贷到年利率也已经高达百分之十几。

二是要推进城市化。所有的发达国家，城市化都在75%以上，中国要变成现代化国家，必须先在人口结构上变成现代化国家。目前中国的城市化仅49%，并且来到城市的2.5亿农民居无定所。需要通过改革户籍制度、教育制度、医疗制度、养老制度、低收入人群的救助制度等，把农民变成市民，这些人会带来强劲的经济增长。

三是改革土地制度。中国目前是18亿亩耕地，2.6亿左右的人口从事农业，即36%的劳动力创造了10%的国民生产力，而49%的农村人口分享10%的国民财富。这本身就是收入差距，财政补贴不可能填平这个鸿沟，唯一的办法就是减少农村人口。

在美国，仅有1%的人口从事农业。原因在于土地可以进行交易，由此实现了集中化生产，农业得以高度现代化，300万的农民种了比中国产出还要多的第一产业。

目前台湾地区的城市化水平达到了90%，这同样得益于土地可以进行出售。在台湾，土地交易得来的资金成为进城农民的原始资本，人人都有办企业的梦想；而在1980年，城市化水平为60%的时候，台湾人城市的住房自有率就达到了85%，基本上进城农民只要想买房都能买得起，土地和宅基地的交易资金让农民具有了相当的支付能力。

张志勇：时下有一种解读，即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使贫富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那么，未来“中国梦”的实现过程中，如何解决贫富差距的问题呢？

周天勇：其实，最大的两级分化就是从2000年开始实施的土地出让金制度。这一制度是行政分配指标，行政寡头垄断招拍挂，千家竞价，价高者得，70年租金一次付清，这是导致房价越来越高的罪魁祸首。

这一政策使得城市中形成了两个阶层。一个是城市里拥有多套住房的阶层，这些人早年买房，当时没有出让金，财富增值极快，现在靠房子出租为生，坐食其利，政府还不收税；另一个阶层是两亿多进城农民工，这些人不得不长期成为房客，将辛勤劳动收入的30%~60%交给房东阶层。

而大学毕业后进城的农民后代，包括很多城镇工薪阶层的后代，被迫为土地出让金制度埋单，沦为房奴。这一人群没有从父辈那里继承到房子，同时农村土地产出收益低，并且没有享受到土地作为财产的收益，父母一辈也无法资助其在城里购房，不得不贷款购房，贷款中的60%~70%是一次性交给政府70年的地税。

土地出让金制度不改，就相当于是敛穷人的财补贴给富人。一个人在城市里拥有10套住房，每月40000元租金，一年收入48万；在农村即使有100亩地，一亩地纯收益300元，一年仅收入3万元，不如城里一套房的租金。

城乡分割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失误。如果新中国成立后就放开，就不会有现在这么多的农村人口，四五十岁的农民有劳力也无法走出农村，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然而，直到现在城市化的政策还是不彻底。“中国梦”的关键是富民

张志勇：实现“中国梦”的关键在哪里？政府应该怎样施政？

周天勇：实现“中国梦”，更主要的是老百姓的梦，关键是要给老百姓更多的民生。

老百姓富裕起来，日子好过，国家自然就会强盛；反之，国家强盛老百姓不富裕，这样的强国只会是昙花一现。

实现老百姓的梦想，政府最主要是提供两方面的制度保证：一是给这个国家所有人在其进入社会时同等能力的制度，即用公平的教育制度，提高整个民族的素质，更重要的是不让低收入在代际之间继承。日本在明治维新后，曾签署几个法令，规定不上学是违法，此后即便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片瓦砾，日本这个民族也在读书。

目前，由于大学毕业生就业形势严峻，农民后代上大学的比例也逐年锐减，这种趋势比现在的收入差距更可怕，将使穷人永远变成穷人。国家应该延长义务教育的时间，从9年延长到12年，高中以前全部实施义务教育；大学中的军校、农校等对农村孩子实行免费；普通大学中，对穷人的孩子给予适当的减免和助学资助，帮助他们完成学业。

二是提供一个能让底层人向上流动的制度，即通过公平的教育制度掌握了能力之后，底层人想干事，能干成。其实，改革最关键的就是让人们都去干事。

中国台湾地区和韩国的经济系数都很低，共同的特点就是所有人都想办企业，大企业少、小企业多。韩国在20世纪70年代也曾是大企业占主导，但就业出现了问题，于是紧急颁布了中小企业促进法，极大地改变了经济系数。

创业多、中小企业多，带动的就业就多，贫困人口就少，中等收入人群就多。

实践证明，发展大企业，收了税再补贴低收入群体，不如放开制度让低收入群体去创富，台湾地区没有保障房，但住房问题解决了。

政府包办拿钱盖房子、低保的办法，产生不了一个有效率的、有竞争力的、有创造力的、勤奋的民族。把底层人向上流动的路建立起来，政府的负担也就轻了，医疗、保险、养老等制度只需要承担极少数人，社会就实现了安定和谐。

张志勇：在百姓致富过程中，政府除了在政策上走富民之路外，法律要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周天勇：现在的法律有几个特点：

一是现下有一大批的法律已经不适应现在社会进步的程度。这碍于当时立法时市场经济的框架还不完善，囿于当时社会环境、人们知识背景的影响对法律考虑还没到现在这种地步。

二是很多法律是部门法，是管理者立法，规定了个体、企业的规范行为，然而，被管理者的意识体现得极少。

三是管理者的权力体现得很大，但约束管理者的法律却很少。

四是法律中交叉、重复的地方太多，实践中出现了部门之间交叉利益，互相推脱责任，程序法与实体法不衔接等问题，法规等更多地体现部门的利益。本文原载于2013年第一期《中国民商》创刊号，张立栋、李仁平参与采访调收入唯有破垄断——访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刘小玄教授

八年前，收入分配改革成为政府承诺在任期内要办好的两件事情之一，这一承诺曾给了中低收入阶层无限的政策遐想。然而，八年中，关于方案的细节，始终在猜测，从未有正解。“难产”八年后，尽管公众的期待中增添了几分怀疑，但方案能否尘埃落定却真是走到了事关政府公信力的地步。

不过，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刘小玄教授在接受采访时直言：“收入分配方案迟迟拿不出来，是必然的，即使现在拿出来，也恐怕解决不了什么大问题，不要对此抱很大希望。”现行体制政策治标不治本

刘小玄进一步解释说，政府调整收入的路径中，民营企业是没办法列入政府调整范围的，这隶属市场调节范围。在可行的操作中，政府只能着手调整国企收入和事业单位的公务员工资收入，然而，由于公务员工资刚性的特点，这并不那么好动。对于国企高管的高薪收入，政府若直接干预，也存在种种顾忌，毕竟市场经济需要激励，激励不足导致企业效益下降，弄不好人才还会外流，这些都可能带来负面效果。何况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刚性，阻力极大也是必然。因此，方案一拖再拖，很难出台。

即便政府有魄力分割这块蛋糕，强制对国企的高收入作出调整，可能的结局是，第一年收得上来钱，第二年就无法持续。因为这些企业很可能会把收益做亏，然后通过灰色消费等方式变成隐性收入。除非政府把企业全部收支再度管死，回到计划经济去。企业内部的运作黑箱，外人是很难看透的，如果管死，显然会使企业改革倒退。所以，政府是进退两难。

收入分配方案是涉及全局的问题，如果没有厘清其中关系，急于拿出方案，反而会成为应景之笔，成为一张老百姓吃不到的大饼。“如果收入分配只理解在工资上，那最终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刘小玄说，不久前，退休人员工资上涨10%，相对于频频上涨的物价，工资的涨幅力度似乎是杯水车薪。另一种收入不均等是财产性收入带来的，“4万亿元”政策之后，土地价格急剧变化又导致了新的更大的贫富差距。总之，种种问题都是不断积累的结果，需要从长远考虑，从根本上来解决。如果只看短期目标，仅靠一个方案或一纸政策的解决，弄不好就会出现以错纠错，造成一系列更多的错误。

从国外的经验来看，缩小收入差距，就是要逐步扩大社会中产阶级，“使社会阶层财富分布呈现中间大、两头小的纺锤状的格局，而眼下中国还是典型的金字塔形状，少数权贵控制了绝大部分的财富，中间力量弱小，大量低收入群体存在于底层”。房价的飙升已经将一代中产阶层消灭，倘若税负进一步加重，还将再次稀释这一阶层的创富成果，社会阶层构成将更趋不合理。

刘小玄强调说，对于收入分配改革，现有政策修修补补仅能治标，政府只有拿出魄力进行根本性的改革，释放改革红利，才是既解决公平，又促进效率的治本之道。起点和过程公平才是关键“现在大家都在关注基尼系数的变化，感觉统计局的数字与实际感觉不一致。实际上，由于统计口径的差异，不同的统计样本来源和选择偏差，以及进入基尼系数统计中的具体变量的不同，都可能导致很大的基尼系数差异。因此，老百姓没必要过度关注这些结果。”刘小玄认为，“收入分配改革的关键，不是单单关注结果的公平，而是要关注公平的起点和公平竞争的过程，这才是走向公平的最佳路径。实际上，引起公众最不满的是这些起点与过程的不公平，大量的权钱交易的过程，直接剥夺了人们参与公平竞争的机会。”“如果前提是公平的、竞争过程是公平的，那结果通常也是相对公平的。在这个相对合理的基础上，政府进行二次分配就会容易得多。与此同时，市场可以通过竞争解决效率，政府则需要致力于解决公平起点与公平过程的规则制定，使之透明化和可操作化，然后让社会公众来监督，而不是对于结果采取强制性的抽肥补瘦，实行平均化政策。”

市场经济天生就是鼓励要素充分流动、公平竞争、优胜劣汰，收入差距是市场竞争的必然结果。如果差距产生的原因是因为能力和勤劳，合理的激励，那产生的差距就是合理的，也是一般人能够接受的。客观上，也只有允许合理差距的存在，经济才能有效率地良性发展，如果“用强调平均主义的结果来否定合理的市场竞争，那经济将会处于停滞不前，其结果可能更糟。这些都是我们曾经经历过的，既不公平也无效率的计划经济时代”。“眼下，不合理的收入差距，严重的贫富不均，是不公平的起点和不公平竞争过程造成的，板子应该打在滋生贪污腐败、允许资源掠夺的垄断机制上。这是应该彻底革除掉的。”其实，刘小玄早在2006年就曾撰文对此做过深刻批评：“过去遗留下来的计划制度和新生的市场经济相结合而形成的不公平交易机制，是最大的不公平来源。”“当政府控制和垄断了国民经济中的大量资源时，起点就是不公平的。因为政府的各权力机构和依附于政府的部门和企业，都会借助这种力量获得强势的市场地位。作为既得利益者，不仅从其强势市场地位中获取了高额收益，而且在不断强化，并扩充成为某种垄断地位，使得各种各样的市场壁垒难以消除，形成某种制度化和长期固化的不公平竞争的全部起始过程，相应的不公平结果则是其必然产物。”

随着市场化的不断扩大，政府权力也不断地卷入其中。在计划经济时代，权力控制的资源也不少，但是由于没有市场化，权力无法变现。然而，市场化的出现，使得权力资源也逐步卷入市场交易，由于交易市场的货币化、期权化、国际化、金融资本化等，使得权钱交易的空间得到大量释放和扩张，因而导致不合理的收入差距也大量增长。这使原有的不公平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

在这一过程中获利的包括三个群体：一个是来自政府部门，手中掌握实权的官员，通过权钱交易，获得大量不法收入，滋生腐败阶层；另一个是来自国企垄断部门，通过市场垄断获得大量高额垄断收益；还有少部分民企，也通过依附于权力和贿赂权力得到其利益。总的根源都是依附于权力，才可获得并分享垄断暴利。

刘小玄说，在共同富裕的模式中，世界上的其他国家提供了很多可供借鉴的经验，中国应当学习和借鉴那些积极有效的成功经验。但如果闭关自守，同守偏见，允许目前的问题存在下去，这是不可持续的，也是人民所深恶痛绝的。打破垄断，是公平治本之道

刘小玄说，当下出现的一种更危险的苗头，是既得利益者甚至政府部门试图回避垄断，否定垄断的存在，甚至有强化垄断的趋势，“这显然是一种倒退”。“政府面临的进退两难境地如何解决？关键不是直接‘压高就低’，这样无济于事，治本的解决办法是打破垄断，才能堵住那些依附于垄断权力的不合理高收入的源头，同时能够提供更多的公平竞争机会，让更多的具有活力的企业进入原有的垄断领域，激发并创造出新的财富源泉。这样的解决方式既提高了效率，也会带来更多的公平。”

在电信、能源、重化等产业，自称目前的格局是市场充分竞争的结果，然而，“其中的各大国企集团形成了各自为政、划地而治的垄断势力范围。尽管不乏有一些交叉边缘地带的少量竞争，但很显然，在垄断者设立的重重壁垒之内，消费者仍然难以选择，垄断仍然难以打破，局部垄断处处存在”。

刘小玄的研究表明，在土地市场、资本市场、金融市场、能源市场、通信服务市场、上游自然资源市场，甚至许多竞争产业，目前普遍都存在这种非经济的行政垄断，形成了依附于权力的、不对称放开的市场竞争机制。

土地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市场化使土地资源变得寸土寸金，然而，土地权集中在政府手里，政府统一控制，实行专营。这种方式形成了政府独家经营的垄断格局。然而，政府在买入土地时，采用行政化标准，实际上就是采取了大量的行政拆迁和强行征地的方式来获取土地。但是，政府在卖出土地时，又采取了垄断专营的市场拍卖的交易方式，大量中低收入阶层通过裹挟几代人的财富成果，才能实现拥有住房的梦想。政府就是通过两种完全不同标准的执行，以最小的代价获得了最大的收益。

也正是这样不对称的市场机制，才产生了一系列的不公平交易，垄断部门倚仗其唯一性、特许权和产品不可替代性，导致大量的竞争部门创造的价值、大量的个人所得，都通过这些不公平交易途径，流入了垄断者及其依附部门的口袋。“消除不公平的结果，首先需要消除不公平的交易机制和交易过程，这是最重要的治本之道。”“不对称放开的市场化机制，是为我所用的市场化，是畸形扭曲的。”刘小玄说，未来中国经济新的增长源泉就在于通过改革打破垄断，释放改革红利，让千千万万的老百姓能够通过公平竞争来勤劳致富，这就会产生最大的创造财富的源泉。本文原载于2013年第二期《中国民商》，张立东、李仁平参与采访保育钧：要给民企打气

从十二大到十八大，每开一次党代会，民营经济就上一次大台阶，这个进步要理直气壮地讲。中共十八大之后，民营经济究竟迎来了什么？在国务院参事室特邀研究员、中华民营企业联合会会长保育钧眼里，可以用三个词概括：启示、机遇和挑战。

这绝非老生常谈。

在北京西郊的一间办公室里，保育钧用他标志性的大嗓门向记者表达出他对民营经济未来的乐观态度。用他的话来说，“现在就是要给民营企业打气。因为有足够事实告诉大家，应该有这个信心”。启示，来自道路自信

说到“启示”，保育钧首先细数了这些年来党的理论突破与民营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他说，从十二大到十八大，每开一次党代会，民营经济就上一次大台阶，这个进步要理直气壮地讲，这个事实得承认。

1982年开十二大的时候，只有个体户而没有私营企业。后来，十三大提出初级阶段理论，解决了私营企业合法的问题。十四大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数字上来说，1992年只有十几万户私营企业，而到十五大时，民营企业发展到97万户。此外，十五大提出基本经济制度，基本经济制度提出之后，当年私营企业增加到97万户。2002年十六大的时候，私营企业达到200多万户。此后，党的理论又有了新的一系列突破，比如“两个毫不动摇”、“一个统一”等，保护私有财产按劳分配、按要素分配相结合。

2002年开始，私营企业主可以评劳模当党代表，那年有7个党代表。到2007年十七大，民营企业发展到800多万户。到现在民营企业是1085万户。

十七大的时候是7个党代表，十八大是34个党代表。

保育钧说，纵观过去十多年的历史，可以说我们党每开一次会，私营企业就发展一次。从这个过程可以看出来，民营企业的命运是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完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党对中国道路认识到什么程度，民营企业就发展到什么程度，这个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讲，民营企业要有信心，什么叫道路自信？这就是道路自信。

保育钧表示，一定要大力发展民营企业。走社会主义道路，就要发展民营经济。民营经济也要看到这个方向，自觉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他同样列举了几个数据。

1982年的时候，私营企业是不合法的。到了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的时候全国也不到14万户私营经济，此后则是飞速发展：1997年94万户，2002年243万户，2007年的时候是603万户，2012年是1085万户。

保育钧认为，党的民营体制理论基础有三个，第一是初级阶段，第二是市场经济理论，第三是科学发展观。只要共产党坚守这几条，民营企业就不要怕变天。

民营经济的发展是随着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认识的深化而发展的。十二大到十八大的题目，都离不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几个字。这是邓小平十二大开幕词上讲的，这就是民营企业的信心。为什么党承认民营经济？因为通过实践检验了民营经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重要部分，中国经济离不开民营经济。机遇，来自目标

此外，为什么说民营经济在十八大之后迎来了机遇？

保育钧认为提供的机遇很多。

他认为要从目标来看机遇。十八大提出的目标是“两个全面”，一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二是全面深化改革。这两个目标给民营经济提供了机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经济上翻两番。试问，两个目标翻一番，投资主体是谁？当然是民间资本，而且，这个投资主体今后会越来越明显。

中国共有1085万户私营企业，注册资本就是36万亿元，这已超过国企注册资本。这些民企的实有资本则至少可以翻番。

因此，投资主要还是要靠民间资本，这是将来投资主体的变化趋势。2011年社会总投资中，民间资本超过50%，2012年超过60%，为62%，可以预见将来70%、80%都是靠民间资本。“所以，不要总是埋怨，埋怨就说明你资本金不够，实力不够。”保育钧说。民间资本无法大规模发挥作用，就会逼着你进行资源整合，单个资本是进不去的，就必须联合，组成联合舰队。

说到另一个“全面”，即全面深化改革，这必然会给民营企业提供各种可能。要拉动消费必须发展民营经济，因为创业的人多了，人们才能有收入去消费。

此外，从投资角度而言，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主要是靠投资，2012年投资36万亿元，如果2013年投资增18%，那就是40万亿元。今后8年如果累计毎年至少保证40万亿元，那么加起来是320万亿元的天文数字。

钱从哪里来？每年财政收入就十万亿元多一点，十一二万亿元，就是什么事都不做全放进去也不够。所以政府投资是不可能的。剩下的就是企业投资，国有企业投资。但是国有企业赚一两万亿元，哪来的钱？所以主要还是靠民间投资。

保育钧举例说，到2012年年底为机遇创造市场公平竞争的环境。

这次政府明确承认，经济体制改革的首要核心问题，就是明确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就是政府管宏观，而且要按照市场的规则来引导市场，市场发挥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如果将来投资主体是民间资本，那么政府审批自然就会发生变化——我花自己的钱投资，为什么老是要报批呢？这就涉及政府改革，政府改革突破点就是减少审批。

说到政府审批，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就是权力对资源控制加大的趋势。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许多人认为“国进民退”现象有所凸显。保育钧对此表示，不能简单划分“国”进了还是“民”退了。用市场经济的眼光来分析，这其实是政府权力如何处理好与市场边界的问题。现实情况确实存在行政权力对资源控制力有所加大的问题，包括一些大型国有企业进一步扩张，这自然会对市场形成挤压效应。

虽不能简单说是“国进民退”，但这种现象是值得警惕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市场化的倒退。

另外，他认为要探索公有制的多种实现形式，不能仅仅是国有独资的形式。他说，现在一些人还是传统思路，似乎拿在手里，这才是国有企业，其他的好像不是国有企业。其实都是国有，只不过用多种实现形式罢了。

十八大对民营经济讲了“三个公平”，过去是两个公平，现在增加了平等使用各种生产要素，这就是一个重大的历史机遇。此外，还有财税金融体制的改革，也对民营企业释放了很多利好，比如结构性减税，财政体制的公开透明等。以后财政收支全口径，将对民营企业形成重大利好。

此外，从城镇化角度而言，新的增长空间就是城镇化。现在很多民间资本到乡下投资各种项目，地方政府也表示十分欢迎。

从经济结构调整来说，也要求必须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因为民营经济的效率高、创新能力强、鼓励创新，要真正的增长，只能发展民营经济；此外，创新驱动也是靠民营经济。挑战，更多来自自身

说到“挑战”时，保育钧认为民营企业最大的挑战就是转变发展方式和创新驱动。

他认为，转变发展方式是难，也是倒逼机制，按老办法不行了，得倒逼。要创新，不仅是科技创新，战略上的创新、组织上的创新、体制制度上的创新和商业模式的创新，这几个要紧密结合，基础创新也是靠民营企业。这一关是很难过的，特别是体制制度的创新。民营企业产权封闭惯了，跟人家联合起来搞股份制，就难免产生冲突，比如此前的雷士照明事件、创维事件等。创业者不能有帝王思想，民营企业家要学会怎么当企业家。这才是最大的挑战！保育钧说，做企业家的，要为社会创造价值，不能只当老板，光顾发财。从这个角度来说，又回到“两个健康”上面来了。能不能利用好这个机遇，把握好这个机遇，这还得靠民营企业自身。这是对民营企业自身的挑战，有赖于素质的提升。

值得深思的是十七大、十八大民营企业代表曾有人被列为中央候补委员候选人，但都在预选的过程中被淘汰了。为什么呢？我们知道，预选的时候被淘汰从程序上讲是符合党的民主选举程序，但是往深了看，就会发现还有不少的缺憾。保育钧认为这是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多数代表对民营企业当中央委员有看法，有保留意见；二是民营企业代表的自身素质还有待提高，还有一些不足，至少没有被更多的代表认同。这就提示我们，中国的改革开放处于初级阶段，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今后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还要加强自身修炼。◎延伸阅读2002～2012年民营经济概况

从市场主体角度讲，民营企业如今已是“三分天下超过二”。据国家工商总局最新数据，截至2012年6月底，我国实有企业1308.57万户，实有注册资本77.2万亿元。其中，内资企业实有1264.89万户，实有注册资本65.9万亿元，其中私营企业1025.93万户，注册资本28.48万亿元。个体工商户实有3896.07万户，资金数额 1.78万亿元。农民专业合作社实有60.01万户，出资总额0.91万亿元。

外商投资企业43.68万户，注册资本11.3万亿元。尤其从数量规模看，民营经济已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当之无愧的市场主体，纯粹的私营企业占到实有企业的78.4%，占到内资企业的81.11%。

从各方面贡献讲，民营经济也令人刮目相看。统计显示，当前，我国民营经济对GDP的贡献已超过50%，出口贡献超过30%，投资贡献已超过60%，创新贡献已超过70%，就业贡献已超过80%，其中对新增就业的贡献更超过90%。本文原载2013年《中国民商》第二期，张立栋参与釆访城镇化是最大的发展红利与增长引擎——访全国人大常委、民建中央副主席、经济学家辜胜阻教授

2012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也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要围绕提高城镇化质量，因势利导、趋利避害，积极引导城镇化健康发展。要构建科学合理的城市格局，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城市群要科学布局。要把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作为重要任务抓实抓好。

城镇化已经成为今年政府工作的热点。记者针对当前社会普遍关注的众多热点问题采访了长期从事城镇化研究的全国人大常委、民建中央副主席、经济学家辜胜阻教授。

张志勇：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城镇化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关于城镇化的话题再次引起多方关注，这无疑也将成为今年经济工作的重点，您如何解读？

辜胜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也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

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曾经预言：影响当今世界的两件大事一是中国的城镇化，二是美国的高科技。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中国最需要的资源是市场需求。应对严重的产能过剩必须把扩大内需作为头号战略选择。如果说工业化在某种意义上主要是创造供给，那么城镇化则主要是创造需求。有研究表明，城镇化每提高1%，可替代出口10万亿元。推进城镇化建设，有利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内需拉动的经济转型，促进经济可持续增长。城镇化建设对扩大内需、推动经济发展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城镇化有利于引发消费需求，增加居民对基础设施、住宅、耐用消耗品、汽车等的消费。据测算，按照现有城镇化速度，未来5年消费需求规模将从2011年的16万元亿提升到2016年的30万亿元左右。其次，城镇化建设的过程也是带动投资增长、完善基础设施建设的过程。高速发展的城镇化使大量农村人口进入城市，这对基础设施、房地产等行业的投资和建设提出了相应要求。研究显示，未来10年新增城镇人口将达到4亿左右，以人均10万元的固定资产投资标准计算，能够增加40万亿元的投资需求。

张志勇：中国城镇化进程中存在“半城镇化”的特点，城镇化新政也提出要把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作为重要任务抓实抓好。转移人口的市民化任重而道远，您如何解读？

辜胜阻：我国城镇化率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改革开放以来，在创造经济增长“中国奇迹”的同时，我国的城镇化速度明显加快，“九五”、“十五”、“十一五”这三个时期的年均城镇化率分别达到了1.43%、1.35%和1.39%，但从世界范围内看，中国的城镇化水平仍然较为滞后。城镇化率刚刚接近世界的平均水平（52%），和高收入国家（80%）的城镇化水平相差甚远。

虽然我国城镇化率已超过52%，但是城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却只有35%~38%。2亿人生活在城镇却没有城镇户口，也无法享有城镇居民待遇。很多农民工出现“就业在城市，户籍在农村；劳力在城市，家属在农村；收入在城市，积累在农村；生活在城市，根基在农村”的“半城镇化”的现象，农民工实现了地域转移和职业转换，却没有实现身份的转变。大规模农民工周期性“钟摆式”和“候鸟型”流动，造成了巨大的社会代价。为此，有序推进农民工的市民化成为今后政府工作的重要任务。

当前推进城镇转移人口市民化需要注意三个特点：一是转移人口量大面广有长期性。二是市民化成本很高。市民化是一项高成本的改革，农民工要穿上市民的就业、教育、医疗、住房、养老这“五件衣服”，需要大量公共投入。三是难点在于稳定的就业机会。

张志勇：中国的城镇化发展如何因势利导、趋利避害，避免哪些误区？需如何实现可持续健康发展？

辜胜阻：推进城镇化要避免五个误区：一要防有城无市的过度城镇化，城镇化缺乏产业支撑；避免使新市民变游民、新城变空城的“拉美化陷阱”。城镇化要重点解决的是“人往哪儿去”的问题。现在有人主张把大城市做得特别大，北京这样的2000万人的大城市还要做到5000万人。这种思路不可取。我认为城镇化不是做大，而是应把小城市做多，把城市群做多。二要防有速度无质量的城镇化，避免地方一哄而起搞大跃进，一味追求城镇化的高速度和规模扩张，陷入速度至上陷阱。三要防城镇化的“房地产化”，过度依赖土地财政，避免过高地价推高房价、陷入卖地财政陷阱。四要防地方政府以地生财，消灭村庄，大量农民“被上楼”，避免陷入掠夺式发展陷阱。五要防特大都市“大城市病”，避免重物的城镇化而轻人的城镇化，避免陷入高楼林立而居民幸福感下降、环境恶化、特大城市人口过度膨胀、资源粗放开发的陷阱。

如何推进城镇化可持续健康发展非常关键。我认为应该坚持“两条腿”走路，一是依托大城市发展城市群，采取组团式的城市结构，实现城市集聚效应和规模效应。发展城市群推进城市化要科学规划城市群规模和布局，加强城市群内交通、通信和网络等基础设施建设，通过发展“智慧城市”推动内涵型城市化发展。要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把生态文明理念和原则全面融入城市发展全过程。二是大力发展中小城市，特别是做大县城，发展县城经济，以外延的据点式发展为特征，建设有吸引力的中小城镇，尤其是在中西部地区重点依托县城发展县域城市，引导流动人口向中小城市分流。改变城市体系“头重脚轻”态势，减缓特大城市人口膨胀压力和四面“霾”伏这类“大城市病”。三要创造更多稳定的就业，没有产业基础的城镇化只是唱“空城计”。“拉美陷阱”的教训告诉我们，城镇化的可持续发展必须要有产业和就业支撑，新市民在城市必须要有稳定的工作和收入。

张志勇：像您所说，城镇化并非简单的“造城”运动，要让农民进城后能够真正地自食其力，激发民间资本的创富活力，解决新市民安居和创业“钱从哪里来”的问题至关重要，对此您有什么政策建议？

辜胜阻：新城镇化是一项高成本的系统工程，不论农民工是进城置业或是返乡自主创业，还是解决新城镇化过程中的基础设施投资和公共服务支出，均需要大量资金支持。解决“钱从哪里来”的问题至关重要。

一方面是要推进金融改革特别是农地金融的改革，以土地使用权为抵押进行融资贷款，使农民“沉睡的土地”变成其创业、置业的资本，利用好土地资本化红利，盘活土地的同时，为进城从事二、三产业的农民提供创业资金。另一方面，要发展以小贷公司和村镇银行为主的草根金融，开发适合城镇化建设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支持农民工的草根创业和草根经济。

张志勇：推动城镇化和农民工市民化必须涉及多项改革，您觉得应该如何将城镇化与改革结合起来？难点在哪？又该如何解决？

辜胜阻：在城镇化的过程中，我们要通过农民市民化，实现农民的市民梦、创业梦、住房梦，让农村转移人口进得来、住得下、留得住、融得进、可创业、能就业，成为城镇建设者和发展成果分享者，成为城镇活力、创造力和竞争力的重要来源。

推动城镇化和农民工市民化涉及土地制度改革、户籍改革、财政金融改革、公共服务改革等，但是最难的是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改革。一要深化土地制度的改革，改变土地城镇化大大快于人口城镇化的局面，在城镇化过程中要集约用地，降低地耗，要在保护农民土地财产权的前提下，推动土地的自愿流转，使人口向城镇集中过程中，土地向种田能手集中、产业向城镇工业区集聚。二要推动户籍制度改革。三要推动财税金融体制改革。四要推动公共服务体制改革。五要改革县市管理体制。扩权强县，做大县城。本文原载于《中华工商时报》（2013-02-20）改革是中国经济发展永远的红利——访著名经济学家李义平

2013年的两会召开在即，如何贯彻中共十八大精神，将是今年两会的主导思想。在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重启改革的普遍共识下，人们对今年的两会报以极大的关注热情。

人们清楚地记得，1993年3月，全国人大八届一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把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以立法形式确定下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写入宪法20年之际，本报记者就改革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相关问题采访了著名经济学家李义平。再次到了改革关键时刻

张志勇：可以说，中共十八大闭幕以来，社会上的改革热情再度高涨。十八大确认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是对十八大前人们对“中国改革向何处去”的疑问做出的最好回答。你最近一再提到，现在又一次到了改革的关键时刻。你怎么看这段改革的发展过程。

李义平：对历史的观察表明，改革通常发生于各种社会矛盾相对集中，甚至比较尖锐的时期。改革需要压力，没有各种矛盾的压力，人们不会认识到既有的体制存在什么问题。只有有了各种矛盾的压力，才会认识到既有的体制存在什么问题，因而不能不改、不得不改。从这个意义上讲，改革往往是被逼迫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迅速到来的改革，直接的原因是十年“文化大革命”使中国经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邓小平深刻地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才是硬道理。市场经济资本主义能搞，社会主义也能搞。从1993年开始，我们确定

了旨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正是有了这20年旨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才有了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我们才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当前中国的经济、社会又进入了一个关键时期，具体表现在：

第一，现有的拼资源、拼环境，附加值低的速度型模式难以为继，我们迫切需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对于经济发展是比宏观调控、城市化还要重要的重中之重。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难以做到由大到强，就难以创新驱动，就难以稳定、持续、健康地发展，就难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然而经济发展方式与经济体制存在着一一对应的关系。不转变和完善经济体制，就不可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速度型模式与速度、效益、质量相统一的模式各自有着对应的体制。

第二，是防不胜防的腐败丛生。腐败的发生与腐败者手中掌握的资源成正比例关系，与对其监督的力度成反比例的关系。现行体制使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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