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军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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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书系）试读：
导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步
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60多年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的建设，现在“中国已经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实现这个目标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一步”。在这个重要时期，立足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总结改革开放30多年的成就与经验，依据刚刚制定的“十三五”规划建议，探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本目标、主要任务、发展动力、政治保障等问题，展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美好前景，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步，是因为在这个时间节点上，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
近代以来，面对内忧外患、民族危亡的严峻考验，中华儿女为实现民族独立进行了艰辛探索，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实现国富民强进行了艰辛探索，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等失误和挫折，终于走上了一条符合本国国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建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也孕育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历史发展到今天，我们处于即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时期，这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步。
之所以被称为“关键一步”，是因为这一阶段性目标的实现，会进一步充分证明社会主义制度的合理性和优越性。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苏东发生剧变，一些人发出了“共产主义失败了”“社会主义不行了”等论调，成为继续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国家面临的一大理论困惑和现实挑战。回顾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我们可以看到，每一种新的社会制度代替旧的社会制度，都要经历这样那样的挫折、失败，但历史向前发展的总趋势却永远不会改变。人类社会的发展是进步性与曲折性的统一，既不能因为其进步性而否定其曲折性，丧失长期探索奋斗的准备；也不能因为其曲折性而否定其进步性，丧失新生事物必胜的信心。
承认了这样的历史规律，那么就可以合理解释，在苏东剧变后，为什么中国仍然旗帜鲜明地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探索走出了一条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是近代170多年来中华民族革命奋斗历史的必然结果，是亿万中华儿女艰辛探索后的理性选择，既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趋势，也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意愿，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得到不断发展和完善，我国经济总量从世界第十位左右跃升到第二位，社会生产力、经济实力、科技实力迈上一个大台阶，人民生活水平、居民收入水平、社会保障水平迈上一个大台阶，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国际影响力迈上一个大台阶，国家面貌发生新的历史性变化。这些伟大成就，充分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科学性和优越性，也更加坚定了我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强大信心。
要把这种强大的信心转化为实际行动，我们既应该回头看，总结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丰富经验以指导新的实践；又应该向前看，展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宏伟目标以谋划今天的发展；还应该在回顾历史与憧憬未来中，更全面深入地认识当前面临的形势与挑战，坚持正确的发展道路，坚守优越的社会制度，坚信科学的指导理论，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的实现。
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既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检验，也是对这条道路内涵的丰富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应该在这个新起点上坚定道路自信，继续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47页，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6。）鲁迅先生的这一名言，非常贴切地反映了近代以来中华儿女为寻求国富民强正确道路而奋斗不息的曲折历程。
回顾170余年的中国近代史，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有三条发展道路。一条是因循守旧的封建主义发展道路。面对封建统治，如火如荼的农民起义此起彼伏，这充分表明封建社会制度已经不能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封建主义道路已经无法适应新的时代发展趋势。另一条是貌似光明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但是，近代以来的历史实践表明，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面前，中国并没有真正走上一条独立自主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而是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上遭受外国资本掠夺，政治上丧失独立自主，文化上面临重重危机，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得不到基本保障，整个社会陷入战争和动荡之中。这说明，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是走不通的。要实现民族独立，谋求国家富强，必须寻找新的发展道路。
经过100多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和选择，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最终探索走上了一条正确的发展道路——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但是，社会主义道路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在寻求一条既适合我国实际国情又符合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具体发展道路中，我们几经挫折与磨难。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共产党在思想上冲破了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严重束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使各个工作领域获得了生气勃勃的创造力量；结束了长时期的社会动乱，实现了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我们果断地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到了经济建设上来，认真贯彻执行正确的方针政策，经济上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走上了稳步发展的健康轨道。在改革开放30余年的实践探索中，我们党领导人民取得了历史性的伟大成就，探索走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是历代中华儿女浴血奋斗的结果，是广大人民群众克服艰难险阻的选择，是中国共产党艰苦卓绝探索的收获，是中国人民走向繁荣富强的一条光明之路。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日益得到丰富和发展。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充分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完全正确、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发展进步，关键在于我们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始终代表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历史昭示未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要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继续沿着亿万中华儿女走出来的这条道路，坚定道路自信，激发发展热情，克服前进中的问题和困难，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既是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结果，也是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与发展的过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应该在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基础上，继续发挥其制度优越性，激发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建设小康社会，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通俗表达。这一思想首先是由邓小平提出来的：“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到本世纪末，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即使达到了某种目标，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水平也还是很低的。要达到第三世界中比较富裕一点的国家的水平，比如国民生产总值人均一千美元，也还得付出很大的努力。就算达到那样的水平，同西方来比，也还是落后的。所以，我只能说，中国到那时也还是一个小康的状态。”此后，他又提出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进一步丰富了建设小康社会的科学内涵。邓小平讲的“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和“小康之家”，就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重要目标。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继承了邓小平的小康社会思想和“三步走”发展战略部署，进一步探索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实现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和发展。经过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党的十六大正式地向全党宣布“我们胜利实现了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的第一步、第二步目标，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并且强调根据党的十五大提出的到建党100年和新中国成立100年的发展目标，要在21世纪头20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经过这个阶段的建设，再继续奋斗几十年，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报告还明确提出如何将“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提升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部署、具体要求、历史机遇和实现途径，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的小康社会思想，也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党的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紧紧围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总目标，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等各方面作了全面部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一系列重大成就，开创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局面。2007年召开的党的十七大，根据国内外形势新变化，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出新的更高要求。
党的十八大报告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提出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就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出了一系列重大部署。2015年11月，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简称《建议》），进一步明确了我们面临的发展环境和问题，明确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指导思想、遵循原则、主要目标、五大发展理念和总体战略部署，指明了今后五年的发展规划。
简要回顾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伟大的建设成就，是全体人民共同努力的结果，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得到充分发挥的结果，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导社会实践的结果。事实胜于雄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符合我国实际国情的社会制度，也是保障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得以实现的社会制度。
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既需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导，也是这一理论体系产生、发展、丰富的实践源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应该继续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导，并在新的社会实践中推进这一科学理论体系的丰富和完善，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取得新进展
纵观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发现，与社会实践紧密结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质特征和内在要求。毛泽东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理论和实践密切结合，是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也是一种新的工作作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毛泽东形象地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关系，就是箭和靶的关系。有些同志却在那里‘无的放矢’，乱放一通，这样的人就容易把革命弄坏。有些同志则仅仅把箭拿在手里搓来搓去，连声赞曰：‘好箭！好箭！’却老是不愿意放出去。这样的人就是古董鉴赏家，几乎和革命不发生关系。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箭，必须用了去射中国革命之的。这个问题不讲明白，我们党的理论水平永远不会提高，中国革命也永远不会胜利。”我们党的伟大实践证明，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胜利，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密切结合起来，这是我们党的一贯的思想原则。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相结合的产物，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典范。中国革命实践证明，什么时候做到了理论与实践的真正结合，我们的事业就会顺利前进，不断取得胜利；什么时候没有做到理论与实践的真正结合，我们的事业就会出现这样那样的失误和挫折。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和政府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立足于小康社会建设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及时总结实践经验并加以理论提升，以指导今后的战略部署和实际工作。改革开放30余年积累的丰富经验，归结到一点，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科学指导新的实践。这一宝贵经验，看似简单抽象，实际上含有极为丰富的科学内涵。在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我们党总结这30年的成功实践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30年的创造性实践中，我们经过艰辛探索，积累了宝贵经验。概括起来说，就是党的十七大阐明的‘十个结合’。”这“十个结合”的具体内容是：“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党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改革开放结合起来，把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同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结合起来，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把推动经济基础变革同推动上层建筑改革结合起来，把发展社会生产力同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结合起来，把提高效率同促进社会公平结合起来，把坚持独立自主同参与经济全球化结合起来，把促进改革发展同保持社会稳定结合起来，把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同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结合起来，取得了我们这样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摆脱贫困、加快实现现代化、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宝贵经验。”
这“十个结合”，集中展示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这一科学方法的精神实质，明确了马克思主义实现理论创新的正确途径。改革开放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这些宝贵经验的集中概括和理论升华，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持和发展。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体系，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系统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实际问题，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重大理论观点和战略思想，从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今天，我们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宏伟目标越来越近，需要更加坚定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以科学理论指导新的社会实践。
当前，“十三五”发展规划实施在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决胜阶段，在新的发展环境下要推动经济社会健康持续发展，应该坚持创新、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的思想理念，坚持在改革开放实践中形成的六个基本原则，即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科学发展、坚持深化发展、坚持依法治国、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坚持党的领导，保障各项工作目标能够如期完成，进一步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人们经常感叹，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丰满的理想，常常因其幸福和美好而激发人们不懈努力。骨感的现实，常常因其客观和冷酷而使人们感慨现实社会的无奈。行进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恰恰是我们每个人的生活现状，也是一个社会前行的现实轨迹。立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丰富实践，展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宏伟目标，我们继续坚持中国道路，大力弘扬中国精神，全面凝聚中国力量，把每个人的实际工作融入社会发展的滚滚洪流之中，为承担起时代重任和实现人生理想而奋力前行，为祖国繁荣和民族富强而奉献智慧与力量。第一章小康社会建设的艰难探索
小康社会是中华儿女对理想社会的追求。近代以来，我国无数志士仁人前赴后继、不懈探索，从不同的路径寻找各自的理想社会，提出了各具特色的小康社会建设方案。自给自足的小农社会、君主立宪、资产阶级共和制等种种社会方案都相继失败了。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的人民民主国家及其制定的新中国建设蓝图是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社会理想，符合社会发展潮流，顺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待。第一节 近代以来中华儿女关于小康社会的探索
中华民族，拥有五千多年绵延不绝的历史，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在跨入近代门槛之后，腐朽的封建王朝逐渐落后于世界快速发展的浪潮，近代中国日益沦为帝国主义列强竞相争夺的半殖民地。面对苦难深重的民族危机，近代社会各阶级、阶层怀抱着对小康社会的憧憬，对国家和民族出路展开了不懈探索。一、自给自足的小农社会方案
1842年以后，鸦片战争硝烟未尽，国内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在这种形势下，以洪秀全为代表的农民阶级领袖，通过创立和传布“拜上帝教”的教义，于1851年发动了太平天国起义，揭开了近代中华儿女探寻救国救民道路的序幕。
1853年，太平军定都南京后，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将千百年来农民对土地的渴望集中地表达出来。这个以解决土地问题为中心的社会改革方案，基本内容是否定封建土地所有制，按数量和质量平均分配土地。根据“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的原则，田地按产量分为上下九等，按人口平均分配，即包括男女老幼在内的16岁以上成人每人分得等额土地（15岁以下减半）。对于丰荒不等的土地，则实行以丰赈荒，“凡天下田，丰荒相通。此处荒，则移彼丰处，以赈此荒处。彼处荒，则移此丰处，以赈彼荒处”。为了实现“天下大家处处平均”，除了平均分配田地之外，《天朝田亩制度》还对社会产品的生产与分配作出了具体规定。在社会产品的生产方面，规定“凡天下，树墙下以桑，凡妇，蚕绩缝衣裳。凡天下，每家五母鸡，二母彘，无失其时”。在社会产品的分配方面，则依据“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的原则，将所生产出来的农副产品及社会财富，包括麦、豆、苎麻、布帛、鸡、犬各物及银钱等，“除足其二十五家每人所食可接新谷外，余则归国库”。百姓“所有婚娶弥月喜事，俱用国库”，“鳏寡孤独废疾免役，皆颁国库以养”。此外，农民军还对社会管理和文化教育进行了严格规定。社会管理方面，采用军队组织管理模式，使“每一万三千一百五十六家先设一军帅”，军帅下逐级设师帅、吕帅、卒长、两司马，两司马下辖25家，构成一个基层单位；将文化教育以政治、宗教理论灌输，规定凡童子俱至教堂由两司马教授天国文献，凡礼拜日男女皆至礼拜堂听讲道理。农民领袖们试图通过这样的方案实现“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
在这样一幅理想图画中，以平均分配土地为核心的改革愿景从根本上否定了封建土地所有制，但其描绘的没有商品交换、绝对平均、自给自足的理想化小农经济却无法推动社会生产力向前发展。因此，它指引太平天国农民运动动摇了清王朝封建统治的根基，但无法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重任。二、君主立宪的资产阶级方案
太平天国起义失败后，中外反动统治加紧勾结，面对腐朽清政府的步步退让，帝国主义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痛感“外患内讧”，上书光绪皇帝，阐明了“立国自强”的变法主张。
政治上，在“君主立宪”的框架下，“假日本为向导，以日本为图样”，实行以地主阶级为主，地主阶级与资产阶级联合专政的“君民合治”。具体而言，仿照日本实行内阁制，中央撤掉“军机处”和“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等中央机构，由维新派“选公卿诸侯大夫及草茅才士二十人，充总裁，议定参预之任，商榷新政，草定宪法”，以具有立法职能的制度局行使内阁职权；地方精简机构，裁撤冗员，准许开设学会报馆。在经济上，“特设通商院，派廉洁大臣长于理财者经管其事。令各直省设立商会、商学、比较厂，而以商务大臣统之”，上下通气，以振兴农工商业；同时，奖励创新，开矿筑路，举办邮政，废除厘金，裁撤漕运，进一步保护和促进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在科教文化方面，改革科举制度，废除八股，改试策论，各地改革书院，设立学校，“从此内讲中国文学，以研经义国闻掌故名物，则为有用之才；外求各国科学，以研工艺物理政教法律，则为通方之学”。废除淫祠，开办报馆，严禁缠足，废除发辫，改革服制。在军事上，裁撤旧军，演练新兵，整顿国防，创办军事学校，实行征兵制，加强边疆地区的防卫能力。总之，“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只要中国能够通过变法自强，则西方瓜分中国“其谋可立戢，而其祸可立弭”。
戊戌变法推行百日，以失败告终。资产阶级维新派所主张的社会理想，实质是用西方和日本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模式，取代中国传统的封建制度，为民族资产阶级的发展扫清障碍。这种资产阶级性质的社会理想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封建统治制度，但很快便遭到了拥有实权的封建顽固派的强烈抵制和疯狂扼杀。其通过学习西方以自强，依靠帝国主义得到国家独立和民族自由的幻想还未彻底实施，便已夭折。三、民主共和的资产阶级方案
戊戌变法失败，打碎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美梦，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毅然举起民主革命的旗帜，提出了三民主义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
在《〈民报〉发刊词》中，孙中山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十六字纲领归结为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民族主义，包括“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两项内容。首先，推翻清王朝的统治，就是要以革命的手段推翻封建统治。清政府对内施行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推翻清政府就是要改民族压迫为“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其次，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对外卖国求荣的清政府俨然成了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必须结束其专制统治及其媚外政策，建立民族独立国家。民权主义是三民主义的核心，主要内容是创立民国，即推翻君主专制，建立民主共和国。“中国数千年来都是君主专制政体，这种政体，不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所堪受的”，必须通过真正的政治革命，“建立民主立宪政体”。这一政治革命要按照革命程序方能实现主权在民，即从推翻君主专制制度到颁布宪法的革命过程，可分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而建立民主立宪政体，就是要实行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考试权和检察权五权分立，使得国家避免三权分立下权力腐败的流弊，实现“完全无缺的治理”。民生主义是三民主义的社会革命纲领，主要是用“平均地权”的办法，既使中国富强，又避免产生贫富分化，达到“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的目的。为了防“祸害于未萌”，必须“核定天下地价。其现有之地价，仍属原主所有；其革命后社会改良进步之增价，则归于国家，为国民所共享”。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学说初步描绘了一个民族平等、国家统一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反映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要求，表达了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民主权利的愿望，对推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产生了积极影响。但是，这样一份资产阶级方案同样存在着某些缺陷：革命者要求彻底推翻封建君主专制，但没有明确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主张；渴望解除劳苦大众受剥削受压迫的苦难枷锁，但缺乏彻底的土地革命纲领。这些决定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无法彻底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中国人需要进行新的探索谋求救国救民的出路。四、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社会理想
在俄国十月革命和我国五四运动的影响下，无产阶级及其先进政党——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吹响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号角，提出了建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社会理想，中国革命的面貌为之一新。
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论人民民主专政》等重要著作中，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集中阐述了关于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纲领。
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纲领是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关于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毛泽东明确指出，我们的国体“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团结起来，组成自己的国家，选举自己的政府”，其中工人阶级是领导力量，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居于主要地位，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一切愿意实行新民主主义的人们也是国家构成和政权构成的基本力量。关于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组织形式，毛泽东指出：“新民主主义的政权组织，应该采取民主集中制，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大政方针，选举政府。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就是说，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
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纲领，是没收官僚资本归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有，使之控制国家的经济命脉；没收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保护民族工商业，实行“节制资本”。没收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中心内容，由此也决定了实行土地改革，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是新民主主义的一项主要任务；没收官僚资本归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有，是消除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经济基础，同时还要建立居于领导地位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保护民族工商业，是指“即使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在一个长时期内，还是必须允许它们的存在；并且按照国民经济的分工，还需要它们中一切有益于国民经济的部分有一个发展”。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是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五种经济成分并存。
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文化，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民族的文化是指在文化的形式和内容上“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同本民族的历史、环境、语言、心理、风俗、习惯相适应；科学的文化就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尊重历史的辩证发展，强调理论与实践相一致；大众的文化就是文化应为全民族的工农劳苦大众服务，实行文化民主化。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在思想文化上的反映，并为新民主主义政治和经济服务。总之，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对未来理想社会的全部构想，正如毛泽东所说：“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相结合，这就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就是名副其实的中华民国，这就是我们要造成的新中国。”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基本纲领，是立足于近代以来中国的基本国情，在吸收和总结百年来中国民主革命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反映了中国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百年夙愿和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历经28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最终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踏上了进一步探索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光明道路。第二节 新中国成立后经济社会建设的初步探索
新中国成立以后，面对满目疮痍的经济社会状况，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励精图治，开始探索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在前30年的探索历程中，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紧紧围绕“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共同理想，确立了建设“四个现代化”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明确了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建设途径，确立了“两步走”的发展战略，为建设“小康社会”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和思想基础。一、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经济社会发展
从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6年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迅速恢复了国民经济并开展了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基本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在这个历史阶段，党依据国内经济政治条件及国际形势的变化，先后提出了建设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共同纲领》和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阐明了通过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共同理想。
1.《共同纲领》的设计
新中国成立后的头三年，中国共产党按照《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简称《共同纲领》）的要求，继续完成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为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准备条件。《共同纲领》是在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各族人民代表共同协商的基础上，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制定通过的人民民主的建国纲领，它系统阐明了建设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一贯主张，向世界人民庄严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政治、经济、文教、民族、外交、军事等各个方面的制度安排。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制度，《共同纲领》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政权是由工人阶级、农民阶级、革命军人、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少数民族、国外华侨及其他爱国主义分子的代表共同组成的人民民主的政权，而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它的政治理想和奋斗目标是“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为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而奋斗”；是继续完成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准备充分条件向社会主义过渡，而不是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跑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在这个联合政府中，人民是国家政权的所有者，并通过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政权机关行使国家权力。其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为国家最高政权机关。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中央人民政府为行使国家政权的最高机关。各级政权机关依此设置。各级政权机关由普选产生，具体来说，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由人民用普选方法产生，各级人民政府由选举出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凡在军事行动已经完全结束、土地改革已经彻底实现、各界人民已有充分组织的地方，即应实行普选，召开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国家政权的设置及其产生办法充分体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原则。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政策，《共同纲领》明确规定了新中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和土改政策，并依据对五种经济成分性质的分析，提出了具体经济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国家应“调剂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特别地，对于国家资本与私人资本合作的经济，可在必要和可能的条件下，鼓励私人资本向国家资本主义方向发展。土地改革为发展生产力和国家工业化的必要条件。已实行土地改革的地区，必须保护农民已得土地的所有权；未实行土地改革的地区，必须采取步骤，实现耕者有其田。应该说，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立即完成土改等民主革命遗留任务，适时适当改造资本主义准备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经济政策是比较符合当时社会经济发展实际的。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具体来说，要有计划有步骤地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有计划有步骤地实行普及教育，提倡文学艺术为人民服务，注重出版有益于人民的通俗书籍报刊等。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族政策，主要是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提倡各民族一律平等，团结互助，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大民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禁止民族间的歧视、压迫和分裂各民族团结的行为。同时，对于少数民族的民俗习惯，《共同纲领》规定，“各少数民族均有发展其语言文字、保持或改革其风俗习惯及宗教信仰的自由”，并且，“人民政府应帮助各少数民族的人民大众发展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建设事业”。
这就是新中国成立头三年，中国共产党为完成党的最低纲领而制定的适合中国社会基本国情的大宪章。这些关于政治民主、经济发展、民族平等等方面的政策集中体现了20世纪30年代末到50年代初期中国共产党关于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一贯主张，也深刻表达了中国人民追求“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热切期盼。它再一次表明，自新民主主义革命以来，中国共产党已将“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理想纳入党的奋斗目标之中，并决定为实现这个目标不懈奋斗。
2.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
随着民主革命遗留任务的完成和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业化的任务被突出地提上了党和国家的议事日程。1953年，中国共产党适时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采取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方针，集中力量开展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这个总路线经过毛泽东的审阅和修改，最后完整表述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顾名思义，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就是“一化三改”、一体两翼的总路线，这个总路线充分体现了发展生产力和变革生产关系的有机统一。
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是主体，它是“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必要条件。工业落后，是近代中国国弱民穷、落后挨打的重要原因。“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如无巩固的经济做它的基础，如无进步的比较现时发达得多的农业，如无大规模的在全国经济比重上占极大优势的工业以及与此相适应的交通、贸易、金融等事业做它的基础，是不能巩固的。”新中国成立以后，经过三年的努力，国民经济迅速恢复，人民生产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但从总体来看，我国仍然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工业发展水平很低，并且分布极不合理，发展很不平衡。只有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才能实现国家的工业化，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才能稳步提高。因此，党和国家将发展先进的生产力放在优先地位，强调通过发展生产力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是主体，也是目的。
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两翼，它为实现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创造了重要条件。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了利用、限制的政策，即利用其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限制其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消极作用。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展，私人资本主义不利于国计民生的一面日益突出，社会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的矛盾愈发尖锐，严重影响着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进程。“只有完成了由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到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过渡，才利于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向前发展，才利于在技术上起一个革命，把在我国绝大部分社会经济中使用简单的落后的工具农具去工作的情况，改变为使用各类机器直至最先进的机器去工作的情况，借以达到大规模地生产各种工业和农业产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着的需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更重要的是，只有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实现国家的工业化，才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实现共同富裕。事实上，土地改革后建立的个体农民经济仍然是一种分散、落后的小农经济，这种生产力水平极低的小农经济既不利于扩大再生产，也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两极分化，使富裕农民收入稳步增长，部分农民日益贫困化。而在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中，两极分化的趋势更加严重。必须使得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相互促进，才能更大限度地避免两极分化。一方面，利用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去吸引、改造和替代资本主义工业，支持社会主义商业，并用技术来改造个体农业和手工业，积累资金，为社会主义在中国的胜利准备经济、政治、文化等前提条件；另一方面，开展社会主义改造，改变私有制，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促进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实现。“一化三改”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指明了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发展社会主义的新思路，这就是建设与改造并举，发展与变革同行，把国家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紧密结合起来，在变革生产关系中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如果说，新中国成立的头三年，中国共产党人关于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社会理想表达了中国人民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共同愿望，那么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则进一步明确了中国人民实现这个共同夙愿的必要准备和重要途径，即通过国家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既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又避免贫富分化。这条总路线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蕴含了建设“小康社会”丰富的思想因子。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小康社会理想
1956年以后，党和人民集中力量开展了十年社会主义建设。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以社会主义建设分“两步走”的战略分析为基础，作出了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重要决策，初步规划了建设小康社会的时间表和发展方针。
随着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党和人民逐渐把注意力转到经济建设上来。对于如何建设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毛泽东明确提出，最重要的是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的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在这个基本原则的指导下，从1955年底开始，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艰苦的探索，并取得了积极的成果。
为了准备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和迎接大规模经济建设，毛泽东、刘少奇等领导人开展了一系列的调查研究。1955年12月，刘少奇在准备八大政治报告期间，分别邀请了工业交通部门和国家经济委员会等30多个部门的负责人听取汇报与座谈；1956年2月至4月，毛泽东就工业生产和国民经济建设问题连续听取了工业、运输业、农业、商业、财政等中央和国务院34个部门的汇报；4月下旬至5月2日，毛泽东还邀请湖北、广东两省和武汉、广州两市的党委负责人，召开了四次座谈会，边听汇报边讨论。这些调查研究逐渐形成了一些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指导方针，毛泽东将其汇总为十个问题，写进了他在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随后5月2日最高国务会议所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
以《论十大关系》为基本指导思想，中共中央开始起草八大政治报告。毛泽东参加了起草政治报告、修改党章和起草修改党章的报告。这些文件草稿形成以后，中央组织地方政府和军队党的负责人反复讨论，并将形成的定稿部分交由八大代表讨论修改。在凝聚了各方面智慧的基础上，中共中央于1956年8月22日召开了党的七届七中全会。会议通过了关于八大的各项文件，并提出八大议程应该将重点放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此后，中央先后召开八大预备会议和预备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分别就中央委员会准备提交大会的各项报告和文件及重要委员会的选举工作进行了详细讨论。毛泽东指出，大会的目的和宗旨是：“总结七大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而奋斗。”他特别强调，在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不要像民主革命时期犯那么多和那么长时间的错误，避免栽那么多筋斗。在选举中央委员会方面，要坚持七大团结的方针，包括对待犯错误的同志。1956年9月，各项工作准备就绪，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致开幕词，刘少奇作政治报告，邓小平作修改党章的报告，朱德、陈云、董必武等作了重要报告。
八大和《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始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重要标志，它为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经济方针，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创造了良好开端，也为建设小康社会提出了正确的基本遵循。
第一，确立了“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和社会主义建设分“两步走”的步骤方法。党的八大在正确分析国内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的基础上，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目标是实现“四个现代化”。要“尽可能迅速地实现国家工业化，有系统、有步骤地进行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使中国具有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事实上，早在1954年6月，毛泽东就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和步骤进行了长远规划。“我们的总目标，是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同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进一步提出，要实现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国防的四个现代化任务。实现这个总目标和总任务“究竟需要多少时间？现在不讲死，大概是三个五年计划，即十五年左右，可以打下一个基础”。而“我们要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大概经过五十年即十个五年计划”。也就是说，毛泽东将完成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整体规划为50年，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是建设社会主义，完成这个任务大概需要15年的时间；第二阶段是建成社会主义，是在建设社会主义之后再经过35年的时间。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阶段，《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明确规定：“为了把我国由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社会主义工业国，我们必须在三个五年计划或者再多一点的时间内，建成一个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使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获得必要的物质基础。”关于建成社会主义的阶段，八大没有涉及，但是毛泽东在八大闭幕后的次月进行了补充，再过45年，“也就是进到二十一世纪的时候，中国的面目更要大变。中国将变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用15年时间建成一个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建设社会主义），在此基础上再用几十年或者更长的时间建成社会主义工业国（建成社会主义），这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的社会主义建设分两步走的战略构想。这个总设想被完整地写入了1964年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并得到了发展。它反映了当时党中央认为建成社会主义工业国，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将是半个世纪以上的长期奋斗过程的思想，为建设小康社会提供了一份初步的时间表。
第二，规定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适当控制经济发展速度，是一个国家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指标。在社会主义改造中，党中央曾经十分重视经济建设速度问题，明确规定我国经济建设的方针是有计划按比例，积极而又稳步地发展前进。周恩来等领导人曾多次指出，“中国工业化，是十年、二十年的问题。欲速则不达，必须稳步前进”。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贪多求快急躁冒进的倾向仍然反复出现。1953年，在建设中曾经发生过盲目冒进的偏向，1956年初，又一次发生了这样的偏向，“有些部门和有些地方，急于求成，企图把在七年或者十二年内才能够做完的事情，在三年、五年甚至一年、二年内做完。这些偏向，都被党中央及时地发现和纠正了”。“党的任务，就是要随时注意防止和纠正右倾保守的或‘左’倾冒险的倾向，积极地而又稳妥可靠地推进国民经济的发展。”所谓右倾保守主义，就是说对高速度地发展我国的生产力的可能性认识不足，或者不努力把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没有估计到当前经济上、财政上和技术力量上的客观限制，没有估计到保持后备力量的必要而规定一种过高的速度，结果反而妨碍经济的发展和计划的完成，即是“左”倾冒险主义。在合理规定国民经济发展速度的同时，八大还明确了处理好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关系等经济发展方针，认为需要探索一条不同于苏联的工业化道路，保持国民经济比较均衡地发展。这些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的正确认识表达了党和人民对建设小康社会经济发展途径的进一步思考。
第三，明确了扩大人民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法制的政治策略。在民主方面，八大明确规定要进一步扩大国家的民主生活，开展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要依照“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加强共产党同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合作共事。刘少奇在政治报告中明确提出，要认真地、有系统地改善国家机关，精简机构，明确职责，改进作风；加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对政府工作的检查、批判和讨论，鼓励和支持人民群众对国家机关人员的批评和监督；要坚持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善于从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监督和批判中得到帮助。在法制方面，八大明确指出，“目前在国家工作中的迫切任务之一，是着手系统地制定比较完备的法律”。董必武在发言中进一步强调，当前进一步加强人民民主法制的中心环节，就是要“依法办事”。为此，必须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一方面，要赶紧把国家尚不完备的重要法制规定进行处理；另一方面，凡属于已有法律规定的，必须遵照执行。对于那些故意违反法制的人，不管他现在地位多高，过去功劳多大，必须一律追究法律责任。此外，还要适当加强司法机关和检察机关的组织，加速推行律师制度和公证制度，逐步建立公断制度。
第四，制定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方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确认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为繁荣科学和文化艺术工作的指导方针。这一方针是由毛泽东逐步提出的。1951年，为庆祝中国戏曲研究院的成立，毛泽东写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题词。1953年，陈伯达向毛泽东请示办刊物的方针，毛泽东回答“百家争鸣”。此后，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进一步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问题。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陆定一对“双百方针”作了阐述，并强调：“我们所主张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提倡在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保留自己的意见的自由。”“我们主张政治上必须分清敌我，我们又主张人民内部一定要有自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人民内部的自由在文艺工作和科学工作领域中的表现。”八大提出，“党对于学术性质和艺术性质的问题，不应当依靠行政命令来实现自己的领导，而要提倡自由讨论和自由竞赛来推动科学和艺术的发展。”“用行政的方法对于科学和艺术实行强制和专断，是错误的。”八大还提出，文化教育事业在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中占有重要地位，必须大力发展文化教育和卫生事业。
八大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步骤以及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重要决策是基本正确的，它为新时期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小康社会建设指明了方向。但是，实际情况的发展，却由于我们缺乏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思想准备，加之对后来我国的阶级斗争形势及党和国家的政治状况作出了错误的判断，以致发生“左”的偏差，过早地抛弃了八大制定的正确的路线和方针，打乱了中国建设小康社会的步伐，使得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蓝图未能付诸实施，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了严重灾难。
总体来说，新中国成立的头30年，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探索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为小康社会的探索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和思想基础。但由于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还“没有完全搞清楚”，对于建设小康社会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估计不足，对于“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目标，特别是现代化和人民生活究竟可能达到一个什么水平的问题未能涉及，因此在探索小康社会的道路上未能一帆风顺。“过去的成功是我们的财富，过去的错误也是我们的财富”，科学地总结这些经验教训，成为后来人推动小康社会发展的宝贵历史资源。第三节 “三步走”战略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提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人立足我国基本国情，深刻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在这一时期，先进的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深刻阐释了“小康社会”的科学内涵，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的“三步走”战略构想，并依据我国实际不断细化现代化建设的具体目标，形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思想。一、“三步走”的发展战略
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2002年党的十六大，中国共产党小康社会的思想历经了小康社会经济发展目标——“三步走”经济发展战略——“新三步走”经济发展战略的历程。“三步走”经济发展战略的提出，以及对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步骤的规定，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小康社会的思想基本形成。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全面认真地纠正了社会主义建设存在的“左”倾错误，并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伟大决策，掀开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篇章。面对新的社会经济状况，中国共产党人开始进一步思考如何从当前具体实际出发研究“四个现代化”的问题。按照党的八大和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规定，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应该分两步走：从“三五”计划开始，第一步，用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进到二十一世纪的时候”，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前列。也就是说，在20世纪末中国将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彼时的中国距此目标只剩下20余年的时间。邓小平很清楚，依据当时已有经济水平和生产力发展速度，用20余年的时间，要想超越甚至达到西方发达国家花了三四百年时间的现代化水平并不具备现实可能性。那么，20世纪剩余的最后20年，中国能够实现什么样的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水平能够达到何种程度，这就涉及中国现代化的阶段性目标问题。
1979年3月，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明确提出：“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这意味着他将符合中国实际的现代化水平称作“中国式的现代化”。为什么要这么改呢？以前“我们开了大口，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后来改了口，叫中国式的现代化，就是把标准放低一点。特别是国民生产总值，按人口平均来说不会很高”。“中国式的现代化”是邓小平对原来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目标的阶段化和具体化，它确立了一个更符合当前中国实际的社会经济发展目标，而衡量这个目标的标准就是能否达到小康水平。同年12月，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第一次使用“小康”概念来描述“中国式的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到本世纪末，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即使达到了某种目标，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水平也还是很低的……中国到那时也还是一个小康的状态。”此后，邓小平还进一步指出，“到本世纪末在中国建立一个小康社会。这个小康社会，叫做中国式的现代化”。为了实现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1980年1月，邓小平初步提出，20世纪末的20年应该分为两个10年，分两步走达到小康水平。这一思想后经五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和党的十二大报告确认：20世纪末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实现小康社会的经济发展战略。“所谓小康社会，就是虽不富裕，但日子好过。”自此，小康社会作为20世纪末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被确定下来。
小康社会的经济发展目标为新时期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指明了方向。但是，小康规划的时间点是到20世纪末，是一个社会经济发展短期的阶段性规划，而对于20世纪之后的中国长远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接近发达国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何时实现，理论上需要作出进一步的回答。实际上，早在党的十二大召开前夕，邓小平就曾指出，如果能实现小康社会的目标，我们就取得了一个新的起点，再花30年到50年时间，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我们不是说赶上，更不是说超过，而是接近。1987年2月，邓小平进一步明确了接近发达国家水平就是指到21世纪中叶我们建成中等发达水平的社会主义国家。同年4月，他在会见西班牙客人时，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三步走”战略。党的十三大把这个战略部署完整表述为：我国经济发展战略部署大体分三步走：第一步，从1981年到199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从1991年到20世纪末，使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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