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故（之二）(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刘瑞琳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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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故（之二）试读：

编辑絮语

二十多年以前，关于读书应不应有“禁区”，曾有过疑惑，也有过一些讨论。李洪林先生后来刊登在《读书》上的那篇著名的“解惑”之文《读书无禁区》，算是为那些讨论作了一个总结。文章发表后，虽也招致某些方面的批评与指摘，但“读书不应有禁区”却从此成为社会的广泛共识，中国人的阅读乃至整个的精神生活，都因之发生了重大改观。

重提这段旧事，盖因“温故”与“读书”有着太多相似的地方。譬如，它们本质上都是一种学习。既然只有无禁忌的阅读，才便于我们在比较、鉴别中汲取丰富多元的知识与养分；那么同样的道理，我们在回望历史的时候也只有摈弃成见、放开视野，才有可能从繁复多变、声情并茂的历史活剧中，从人类以往的经验与教训里有所收获。

孔子说过“温故而知新”这样富有智慧的话，但同时，他老人家“成《春秋》，令乱臣贼子惧”，又是将“温故”服务于政治的始作俑者，开了根据现实政治需要编写历史的先河。就说一个“讳”字吧，几乎成了历代史官们的金科玉律，他们自觉地为“尊者”讳，为“贤者”讳，更要为“当朝者”讳，讳来讳去，把一部历史“讳”得支离破碎，面目全非，几成“断烂朝报”……

可见，真要做到“温故而知新”，就不能不从“讳”字当头的阴影里走出来，破除“温故”的种种禁忌，以开放的、从容的态度面对过去。说到这里，我想到了美国的小阿瑟·施莱辛格在《美国的分裂》里说过的一句话：“研究历史不是为了提高哪个群体的自尊，而是为了了解世界和明鉴过去……”

此种境界，亦《温故》心向往之矣。

特稿

热闹的月坛北街

1973年，老伴李普和我从广东调到北京。李普在新华社北京分社任社长。我本来也可到新华社工作的，新华社有一不成文的做法：调夫妇一方，另一方也要分配工作，何况我还是新华社的老人。但是李普认为夫妇在同一单位不好，所以我只得另找单位。

北京分社没有宿舍，有一阵，我只得在李普的办公室里搭一张床，和他一起住在办公室里。当然，这不是长久之计。几经周折，好友张铁夫为我们找到了月坛北街五号楼的宿舍。

月坛北街有一排新盖的五层楼楼房。按现在的标准，可说是简易房，而在当时就算不错的了。我们住在四层楼。五号楼正对月坛公园的大门，这对我们有很大的吸引力，出门过马路就可以在公园里散步。我们有两套房，一套是一间带一个厨房，另一套是两间带一个厨房。有这三间房，我们当时也就心满意足了。

我们在月坛北街住了大约三年。这三年真是天翻地覆、惊心动魄的三年。多少可歌可泣的事发生在这三年！而我们的邻居又非同一般，各色人等都有，使我们这小小的五号楼住处热闹非凡。打从到北京以后，最难忘、最热闹的可以说就是这月坛北街五号楼了。

我还是从头慢慢说起。有了房子，就可以和亲朋好友走动走动，叙叙旧，吃顿饭。那时还不兴上馆子，都在自己家里做几个菜。我印象最深的是当时朋友们见面，离不开的话题是如何把子女调回来。我们的朋友大都是戴过各种“帽子”、关过“牛棚”而后“解放”的，子女们都上山下乡去了。怎么把子女调回北京是父母最揪心的事。一代年轻人都被剥夺了学习的机会，作为父母怎能不揪心呢。我们的两个女儿都在广东。我们也四处奔走、八方打听调子女的办法。可谁都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后来，听说中央有一个政策：老同志可以调一个子女来京。这真是盼望已久的好消息，朋友们欣喜欲狂，奔走相告。可是谁也说不出怎么个调法。我们听到这个好消息后，首先考虑的是先调大女儿，还是先调小女儿。书信往返，商量再三，决定先调小的。因为大女儿在广州，还有朋友照应，小女儿远在韶关一个工厂里。接着发愁的是怎么个调法。小女儿在韶关一个工厂里当工人，先是开大吊车，后来说女孩子开大吊车太危险，就让她学会计。好不容易经朋友了解到北京市一轻局要会计，我们就和一轻局联系。一轻局人事部门的人说：“只要韶关方面肯放人，我们就下调令。”于是，我们马上和韶关联系，韶关工厂方面则说：“只要对方下调令，我们就放人。”来来回回联系多次，都是这两句，谁也不说第一句话。真不知道奥妙在哪里。事也凑巧，李普有一个学生在月坛区政府工作，她说可以把户口先调来，再谈工作。经她帮忙，调来了小女儿的户口，这样小女儿就进了一轻局。很久以后我才恍然大悟，户口之所以那么重要，是因为那时吃饭要粮票，穿衣要布票，买什么东西都要票证。没有户口就没有那些票。在首善之区的北京落户口更是难如上青天。所以，哪个单位都不愿找这个麻烦。

我女儿调来北京，大大鼓舞了我们的朋友们。新华社的老同事田林急急忙忙跑来我们家，打听我们的女儿是怎么调回来的。我告诉她先调户口。但是，我不能再找李普的那位学生了。因为她说过，她是破例帮了这个忙。田林知道了这个窍门，然而却不知道大门在哪里，还是急得团团转。我认识一个小朋友，在中央电视台当摄影记者。有一天他来我家玩。我把田林要调女儿来京的事告诉了他，因为田林的丈夫和这位记者在同一个单位，彼此都认识。这位朋友想了一下，说：他有认识的人，可以帮忙，但是千万不能让田林夫妇来找他。因为，台里一旦知道，他的饭碗就难保。我马上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田林，并且一再叮嘱她，千万不要去找那位记者，又把她女儿的姓名、地址告诉了记者。一切顺利，不久孩子也调回来了。谁知田林的丈夫是个十足的书呆子，太高兴了，竟跑到记者的办公室去感谢他。越感谢那位记者越着急，跑到我家来抱怨说怎么搞的，千叮嘱万叮嘱，他还是跑到我的办公室来了。可怜天下父母心，一高兴竟什么都忘了。这位记者后来到了美国，现在也不在乎泄漏这个秘密了。“泡病号”的日子

我没有进新华社，调到了北京市广播电台。那时还是“四人帮”的天下，工作了一阵，实在干不下去，就称病在家“泡病号”。像我那样“泡病号”的人当时还不在少数。我和李普每天一大早就到月坛公园去锻炼身体。

有一天，不记得在什么情况下遇见了原电影局副局长司徒慧敏。他住在统战部他夫人的宿舍里，每天到文化部上班要经过月坛北街。当他知道我们在月坛公园锻炼身体，就自告奋勇每天来教我们打太极拳。有一阵我们每天一大早就在月坛公园跟司徒慧敏学太极拳，打完拳回家和司徒共进早餐，海阔天空地聊一阵。司徒的到来，使我们“泡病号”的日子中，多少增加了一点色彩。司徒在上个世纪30年代江青当电影演员时，曾当过江青的导演。上海电影界的人，凡是和江青有点关系的，都在劫难逃，廖沫沙和江青有过某种特殊的关系，沫沙在“文革”一开始就提心吊胆，很快他就在全国大张旗鼓讨伐“三家村”的事件中给逮住了，他是“三家村”的一家。司徒和江青接触更多，而他竟能幸免，我不知道他有个什么窍门。他为人和善，健谈，见多识广，说一口流利的英语，懂一点俄文、法文，人们戏称他懂“八国英文”。在共进早餐时，他常常说一些笑话，引得我们哈哈大笑。有一次，他讲他曾陪茅盾去苏联，茅盾要司徒陪他去逛公园。到了公园，游客听说茅盾是中国的一位大作家，围住了他。茅盾即席发表演说。司徒只好给他当翻译。司徒说：“我懂得的俄文有限，一般日常用语可以对付，而茅盾大讲特讲文学，我没办法，只好茅盾说茅盾的，我说我的，翻来覆去讲中苏友谊，因为我只会说这两句话。”虽然我们一天不落地去公园跟司徒学拳，不记得学了多久，但是始终没有学会。

我们的好朋友中有三位解放初曾在汉口《长江日报》用“马铁丁”这个笔名发表了一系列杂文，这些杂文名噪一时，后来结集出版，洛阳纸贵。这三位朋友是诗人郭小川、后来当北京市委宣传部部长的张铁夫和《人民日报》副刊主编陈笑雨。我们到北京时，郭小川听从友人的劝告到河南躲了起来。陈笑雨在“文革”开始不久自杀了。他是副刊主编，理所当然属于文艺黑线人物。批斗文艺黑线人物，他被拉去陪斗了一场，他就自杀了。听说他陪斗以后回到家里又挨家人批斗。红卫兵批斗，那是“造反有理，革命有功”，当然不问是非，不分青红皂白；如果自己的亲人也和红卫兵一样，那真是无路可走了。无独有偶，郭小川的妻子也在揭发郭小川，所以，有人叫郭小川赶快躲起来。有一天下午，郭小川的小女儿梅梅来我们家，她说，她在外面听到一些说法，回家说了说，她妈妈马上记下来。梅梅吓坏了，不敢再回家，在我们家吃了晚饭，马上乘火车到河南她爸爸那里去了。这一场革命真是史无前例，妻子出卖丈夫，妈妈出卖女儿，难道人们真是疯了？郭小川死得很奇特，刚粉碎“四人帮”，他十分兴奋，那时他还在河南。晚上，他吃了安眠药，躺在床上抽烟，烟头点着了床褥，他竟没有发觉，就这样走了。“马铁丁”中仅剩的一位张铁夫，住在月坛南街，离我家很近，我们经常往来。我们经常在他家吃饭，有时还住在他家。张铁夫刀功极好，他可以把黄瓜、胡萝卜等蔬菜切得很细，拌成凉菜，真是一绝。后来，我们搬了几次家，铁夫也搬到万寿路，相距远了，见面的机会也就少了。去年，我们特地买了一盆杜鹃花去看望他。他正在吸氧气，哮喘很厉害。谈到“马铁丁”那本杂文时，他叹了一口气说：“‘马铁丁’分家了。”这真具有讽刺意味，他说：最早是陈笑雨的妻子把“马铁丁”杂文集中陈笑雨的文章抽走了，要另外出书；接着，郭小川的妻子也把郭小川的文章抽走了。他说：“剩下的就是我的了。”对门的“叶师傅”

我们住的四层楼，还有一套房子，是三间一套，他们的房门对着我们两间一套的房门。我们这位邻居叫叶子龙，是大大有名的跟随毛泽东多年的秘书。我们两家的房门常常是敞开的，互相常来常往。叶子龙带着一个女儿和一个小外孙住在那里。叶子龙那时还没有“解放”。他身强力壮，精力旺盛，很会生活，又健谈。在生活方面，他是我们的顾问。那会儿时兴称呼“师傅”。我们都叫他“叶师傅”。因为，像我们这一号人，称什么“长”不合适，称“同志”既生分，而又不知道对方有没有什么问题，称“师傅”还带点工人阶级的味道。现在想来，称“师傅”充满了“时代感”，妙极了。他的小女儿小名叫二娃子，是陕北人的叫法。小外孙才四五岁，有时候他们出门，就把他放在我们家。叶师傅做的豆腐乳赛过任何店里买的。他教给我做：先把买来的豆腐蒸一下，然后切成小方块让它发霉，用小茴香、盐、辣椒末按一定的比例和匀，等豆腐霉到一定程度，把每一块豆腐先在酒里蘸一蘸，再和上那些末末，放在瓶里。大概一星期以后，打开瓶盖，香气扑鼻，味道鲜美。叶师傅还会腌雪里红，他用小鱼干放点辣椒炒雪里红，又是一道美味佳肴。叶师傅做了什么好菜，总要给我们一点尝尝。我们家做了什么好菜也要送一点过去。

我曾想，叶师傅当了那么多年毛泽东的秘书，一定饱读诗书，满肚子逸闻秘事。可是，我不知道他愿意不愿意和我谈这些，所以不好贸然问他。有一天，他问我愿不愿意帮他一个忙。我说，只要我能干的一定帮忙。我原以为是什么生活上的事，大大出乎我意料的是，他要我帮他写一份检讨。检讨什么呢？他说，很简单，就是检讨安窃听器的事。我完全不知道安窃听器是怎么一回事。叶师傅告诉我，完全不是什么窃听器。那时，中央开会，或毛泽东找人谈话，毛的讲话都要记录下来，有时听不清、记不下，中办的人商量安一个小小的麦克风，把老人家的讲话录下来，然后按录音整理记录。过了一阵，被毛发现了，这就成为私自安窃听器的大事。这事涉及的人很多，我问叶师傅，该怎么检讨。他说，不牵扯别人，只说自己不对就行了。我按他的要求，字斟句酌地写了一份检讨，叶师傅居然还相当满意。打这以后我们的话题就逐渐转移到他当秘书时的情况来。话匣子一打开，可以看得出来，他虽然被撤了职，但对他的老上级还怀有深深的感情，对他的秘书工作更是津津乐道。他说，他长期是毛的生活秘书，毛生活上一切事务他都管。毛泽东要做衣服，不用到裁缝店里去，也不用叫裁缝来量尺寸。叶师傅记得住他的身长、肩宽、袖长、腰围等等尺码，他只要到红都服装店，选好衣料，让店里照他说的尺码做，做出来的衣服，保管合身。他做的豆腐乳也是毛泽东爱吃的。叶师傅很怀念贺子珍，经常讲当年在延安他妻子怎样和贺子珍躺在一个炕上聊天。贺子珍的女儿李敏也到月坛北街来看望他，他也领她到我们家来，介绍给我们。在讲到毛泽东身边的一些人时，他说得最多的是一位姓陈的女孩子。他称她小陈。这位小陈长得非常漂亮，能歌善舞，又很聪明。要她跳什么舞，就能跳什么舞。有一次，她看毛闷闷不乐，就要毛猜一个谜语。这谜语是“毛泽东打喷嚏”。老人家猜不出来。她说：“很简单么，‘毛病’。”引得老人家哈哈大笑。她曾要求毛批准她入党，要求给她一份职务。这两个要求都没能达到，为此，她离毛而去……这些故事对我来说，真是闻所未闻，我怎么也想不到在中南海还有那么多离奇的故事。很久以后，听说这位小姐去了香港。楼上的新邻居

我们住的五号楼的五层楼上那时还有两套房子没人住。有一天，有人来看五楼的房子。叶师傅最清楚，他说，来看房的人是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吴德的秘书，可能吴德的秘书要搬来了。然而，搬来的不是吴德的秘书，而是一对老年夫妇。老太太够胖的，戴了一副金耳环。金耳环在那时是很显眼的，因为“破四旧”时，这些东西早就破掉了。老大爷比较瘦，但很结实。老大爷不久就到五号楼附近的副食店打工去了，开头完全尽义务，老大爷闲不住；后来拿“补差”。我们不知道搬来的是什么人，但是有点怪。更使我们纳闷的是：究竟是什么人，居然要北京市市长的秘书来号房子。

还是叶师傅消息灵通，他告诉我们：新来的邻居是现任毛泽东的秘书张玉凤的双亲以及她丈夫的弟弟。叶师傅说，张玉凤的父亲原是铁路上的搬运工人，呆在家里不舒服，所以到副食店里去帮忙搬运蔬菜。张玉凤的妈妈则在家操持家务，小叔子在一家工厂当工人。新的邻居搬来以后，五号楼就显得更热闹了一些。最忙的是叶师傅。他时不时以各种借口，如水表、电表等等跑上五楼去视察一番；然后来告诉我们，五楼又添了什么家具，什么颜色，放在什么地方等等。有一次，他从五楼下来，对我们说：“毛主席现在湖南。”我问他是怎么知道的，他说，张玉凤给家里捎来一条羊腿，包羊腿的报纸是《湖南日报》。他很善于和人交往，也很能赢得对方的好感。他在和新邻居的交往中常常给我们带来各种信息。

贺龙的女儿贺捷生也住在月坛北街，她夫妇两人和叶师傅熟识，因此也经常到我们家来。贺捷生忙的是另外一件事。影片《创业》给“四人帮”枪毙了，贺捷生动员编剧给邓小平写信，要求邓小平重审。这事显然是针对“四人帮”的，非同小可。信如何写法，自然要反复推敲，各方征求意见。贺捷生告诉我，她曾对编剧说，这事搞不好有可能坐牢。她问编剧敢不敢冒这个危险，编剧甘愿冒险呈书。编剧的妻子也支持写信。贺捷生告诉我，她曾对编剧说，万一编剧要坐牢，她一定去牢房送饭。经过这一番努力，《创业》终于上演了。“我这里不是公用电话！”

有一阵，张玉凤经常来我家打电话。她很有礼貌，来我家时，总忘不了说一句：对不起，借打一个电话；打完，也总要说一句谢谢之类的话。有一次，她还把她的两个小孩带来，叫小孩叫我们爷爷奶奶，很“热络”。作为邻居，来打个电话，是人之常情，何况她还彬彬有礼。她的电话大体总是两个内容：一是问老人家看电影看完没有，一是要车来接她。不久，另一位女士也来打电话了。她来我家，与张玉凤完全不同，仰首阔步进来，打完电话就走，那真叫傲气。碍于情面，我们也就让她打了，大家都是邻居么。后来打来找她的电话特多，我们要拉开嗓门叫她接电话。她的电话一多，又加上她那不可一世的态度，李普不耐烦了。有一次，又是她的电话，李普抓起电话，厉声说：“我这里不是公用电话！”啪地把电话挂断了。

我们有一位广东朋友的女儿叫晓平，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学习，每星期假日都到我家来。她说他们学校来了一个“红旗学生”。所谓“红旗学生”是指来上学的学生是乘红旗轿车来的。那时，红旗轿车只有高级领导才有资格乘坐，居然有学生乘红旗轿车上学，当然全校轰动。晓平说，这位“红旗学生”不和大家一起上课。她要把老师叫去，单独给她讲课。学校叫她填表，她说：“填什么表，你们叫汪东兴去填。”这位如此特殊的学生就是来我家打电话的那位女士。还是叶师傅最了解底细。他告诉我们：那位女士原来是江青看中去当她的护士的，后来，江青把她推荐给毛泽东，用意据说是企图在毛泽东身边安插一个自己的人。她虽然长得还算漂亮，但是她的那种做派叫毛泽东受不了。终于使毛大发脾气，拍桌子叫她滚蛋。真叫她滚蛋了，那江青的面子往哪儿搁。还是周恩来想出了一个办法，把她送到北京外国语学院去学习。这样，她也住到月坛北街这里来了。

在毛泽东病重的时候，那位女士匆匆要出嫁了。据说是嫁给一位老将军的儿子。那天，我在楼梯口，看到一位身穿军装、老迈龙钟的军人吃力地爬上高楼，又从高楼扛着一个铺盖卷吃力地往楼下走。我看着，心里很不是味儿。让司机和警卫员在楼下等着，老将军自己来干这种重活，对自己的儿媳妇这么着，是不是太那个了一点？不平凡的一年

转眼到了1976年，这是不平凡的一年，天翻地覆的一年，有悲，有喜，有惊，有乐，有哭，有笑。先是周恩来、朱德、毛泽东去世，其间还有唐山大地震，更有出乎人们意料的是“四人帮”的覆灭。我们的月坛北街五号楼也是热闹非凡。这要从头说起。

周恩来在这年的1月8日去世。9日清晨，收音机里传出了哀乐，宣读了周恩来去世的消息。我当时还没起床，眼泪止不住流下。接着，听到四邻的哭声。大家都知道周恩来在生病，但是不知详细病情。就在前一年的国庆招待会上，周恩来还出席讲话。老伴李普参加了那次大会，他告诉我：当周恩来到达会场时，与会者长时间地鼓掌，坐在后面的人，竟站在椅子上，要看一眼周恩来。大家都想到这大概是最后一次看到周恩来了，但是都没想到他竟走得这样快！“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横行霸道使人们把扭转局势的希望寄托在周恩来身上，周恩来的去世，人们的悲痛可想而知。“四人帮”竭力阻止对周恩来的追悼。他们对周恩来遗体告别的时间、人数有严格的限制，不准人们戴黑纱，不准机关自行追悼等等。然而，在周恩来灵柩送往八宝山时，首都民众自发地扶老携幼在刺骨的寒风中挥泪相送。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未有的。

在遗体告别时，各单位的名额有严格的限制。我可以去，但我的女儿抗美哭着，死乞白赖也要去。当时有一条规定，凡是在周恩来身边工作过的人，可以优先。我利用这一条，把抗美带去了。我说，我最后一次见周恩来时，他曾问到过我女儿，所以我要带她去。这是真的。1964年秋，我带着中南五省的小戏到北京演出，请总理看戏。休息时，在休息室里，陈锡联拉着我到总理跟前，向总理介绍说：“总理，我给你介绍一位不会骑马的女兵。”总理见我，笑了，说：“不用你介绍，我早认识她了。”我曾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外事组工作过，周恩来直接领导外事组的工作。接着他问到李普以及我女儿的情况。抗美就这样跟着我挤进了遗体告别的行列。

总理的遗体存放在北京医院的一间很小的房子里。这和他国家领导人的身份极不相称，来向遗体告别的人川流不息，拥挤不堪。

种种限制，使悲痛的群众很不满。张玉凤的小叔子经常来我家串门。这时，他来我家给张玉凤打电话，他说，他们工厂的工人要求在工厂设灵堂悼念周恩来；要求延长遗体告别的时间，增加遗体告别的人数。张玉凤说，让她请示一下。我们都紧张地等着她请示的结果。不一会，张玉凤的回话使大家都很失望，她说：请示过了，只能照报纸上规定的办法办。

1月15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追悼大会，邓小平致悼词。这是邓小平第一次复出后最后一次露面。接着，报上或明或暗地、由暗到明地点名批判小平了。这更激发了人们对“四人帮”的愤恨。这一愤恨终于爆发了。从3月下旬到4月5日，全国各大城市的群众借清明节悼念周恩来，其实是声讨“四人帮”。人们从四面八方抬着各式各样的花圈、花篮来到天安门。有的花圈硕大无比，要用大卡车运送。花圈上以及广场两边的柏树上挂着无数诗词，拥挤的人群忙碌地抄写诗词。我们附近的年轻人都到天安门去抄写，然后来我们家互相交换，我也忙碌地抄写诗词。4月5日深夜，“四人帮”调动一万民兵、三千公安人员、五营人民解放军殴打和驱散天安门广场上的人群，捣毁了所有的花圈。4月7日，中央通过了《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定》，人们又陷入无奈的悲痛和愤怒中。

悲哀一个接一个，7月6日，朱德去世。

不到一个月，7月28日又发生了唐山大地震。我们都还在睡梦中，李普首先发现房子、家具晃动。他说，地震了，我们慌忙起床。天下着蒙蒙细雨，我们打着伞赶紧往月坛公园跑。这时，公园里已挤满了人。等到天亮，我们上楼去吃点东西。从收音机里才知道这是唐山发生了地震，而且余震还在继续。我们急急忙忙跑下楼。这时，在月坛公园旁边的球场上，张玉凤父母家已由部队给他们搭起了一个很大的帐篷。我们走进去一看，真够气派。床褥、桌椅板凳都搬下来了，连煤气罐、炉子、橱柜都不缺。张玉凤的妈妈很客气地邀请我们搬进去，我们谢绝了，仍回到月坛公园。不久，新华社北京分社的人到公园里找到了我们，把我们接到了分社搭的防震篷里。分社所有的工作人员连同家属都挤在一个防震篷里，只能像沙丁鱼那样一个挨着一个。我们觉得依靠组织，心里比较踏实。到分社，我们才知道地震在7.8级以上，把整个唐山毁了。天津、北京也有一些房屋倒塌。

这一阵儿，各单位和居委会都在忙着发放防震器材。人们已经无心工作，用各种器材在每一块空地上搭起各式各样的防震蓬。群众忙防震，“四人帮”在报纸上忙批邓。天灾人祸一起来了。地震刚过去不久，9月9日，毛泽东去世。9月18日，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盛大的追悼会。这之后，各种小道消息不胫而走。月坛北街我们家，亲朋好友川流不息。有人说王洪文照了标准像，有人说江青到大寨又如何如何。不记得谁从哪里弄来一本一个外国记者为江青写的《红都女皇》，悄悄地大家在传阅。国家的命运将会如何？人们愁眉苦脸，惶惶不可终日。一个奇怪的电话

10月7日，中午，突然来了一个电话。这个电话真是石破天惊，大大出乎我们意料。我曾写过一篇文章，记录了当时的情景，题目是“一个奇怪的电话”，抄录如下：1976年10月7日，我们正在吃午饭。忽然电话铃声响了。是我接的。一个陌生的声音说：“是李普同志家吗？”我说：“是的，你是哪位？”“这里是39局。中组部×部长请李普同志说话。”对方说。39局是中共中央机关总机，具有很大的权威性。我马上把电话递给李普。对方与他说什么我不知道。只听他“哦哦”地听对方说了一阵后说；“我正在请病假。”对方又说了些什么。李普问道：“在哪里开？紫光阁？怎么进门？……好，好……我准时到。”电话到此结束。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电话。因为那时李普在新华社北京分社工作，和中组部没有直接关系。李普说，这位副部长，态度很客气，请他下午去中南海紫光阁开会。究竟开什么会？真叫人纳闷。要是有关新闻的事，那也应该是新华总社或中宣部找他，若是别的事，也会由北京市委找。中组部找，干什么？又不肯说开什么会，只说你来就知道了。我们想了又想，猜了又猜，猜不出！那时“四人帮”猖獗，我们无法工作，天天在家“泡病号”，终日提心吊胆，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什么事，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大祸临头。这个奇怪的电话无疑加重了我们的疑虑、惶恐和不安。在那暗无天日的时代，随时可能祸从天降。李普说他正请病假，实在是想躲开。但是对方说知道他请了病假。这就躲不开了。就李普的情况而言，“四人帮”似乎还抓不到他什么辫子，但是，在那个年月，什么事都可能发生。是祸是福，只好听天由命了！我们草草扒了几口饭，猜来猜去不得要领。最后，我对李普说，你先睡睡午觉，我给你看着时间。李普是两点半钟走的。我在家里，像热锅上的蚂蚁，魂不守舍。大约4点来钟，司机老郑回来了，说李普要一点胃药。我问他李普在哪里，他说在分社。我明明知道李普刚去紫光阁，怎么会在分社呢？究竟搞什么名堂？我又问：他回不回来吃饭？老郑说，你们吃吧，不用等他。他显然没有说真话，但是又不像出了什么坏事。拿了药，他匆匆走了。看老郑那样子，我意识到出了什么大事，否则不会对我也要保密。究竟是什么事呢？在那惶惶不可终日的日子里，出现这样的电话和老郑那样神秘兮兮的样子，更加叫人心神不定。刚吃过晚饭，家里来了两位亲戚还有一两位朋友。那时很多人“泡病号”彼此串串门，打听打听消息发发牢骚。我们家里发生了那么怪的事，可是我不敢说。什么39局、紫光阁开会，对我们这些“泡病号”的人来说，都是了不得的大事。要是稀里糊涂捅出去，说不定会给李普惹来大祸。况且，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也一无所知。正在心里七上八下的时候，李普回来了。他似乎完全变了一个人。神采奕奕，兴高采烈，顾不上家里来了什么人，只对我说：“快，快给我准备一些换洗衣服、牙具、香烟，我马上就要走。”然后，他才同客人们打招呼，一个一个握手。大家七嘴八舌地问他干什么，他只说开一个会。我在隔壁屋里帮他清东西，故意拉开嗓门叫道：“你来看看，这件衣服要不要？”李普一进房，我马上问他怎么回事？他说“不能说，严格保密。”我不甘心：“是好事还是坏事？”他说：“是好事。”我又追问一句：“好到什么程度？”他说：“彻底好，不能再说了。”怪不得他这样兴高采烈。但是，究竟怎么个好法，我还是不清楚，也不好再问了。李普在隔壁房里和客人们周旋一番之后，匆匆走了。我意识到这事非同小可，为什么那么神秘兮兮，匆匆忙忙，而又纪律森严？第二天一早，我就出门打听情况。我找到过去在二野的同志，果然不出所料，部队传达得早，当然，部队也要保密。但是，一经传达，就无密可保了。我这才知道，在我们接到那个神秘电话的前一个晚上，中国的历史已经翻开了新的一页！把“四人帮”一网打尽了！我那高兴劲儿就甭提了。部队的同志对我说，部队先传达了，但是还要保密。我曾在二野当过前线记者，还算半个部队的人，所以没对我保密。他们一再叮嘱我不要再对别人说了。我回家以后，尽管高兴得又想唱，又想叫，又想哭，更想和别人分享这种天大的快乐。但是，我必须守纪律，闭口不言。串门的朋友照样来，可我什么也没说。有一位文艺界的朋友来了。他愁眉苦脸，唉声叹气，原来他就要去工厂蹲点了，否则又可能挨批斗。可是他身体很不好。我很同情他，以肯定的语气对他说：“你可以不去了。”他当然听不出我的意思，我于心不忍，顾不上纪律了，留他晚点走。等别人走了以后，我马上告诉他“四人帮”全部被抓起来了！他一下愣住了：“真的？”“真的，部队已经传达了。”他“啊”地叫了一声，眼泪唰唰唰往下流。地方单位是什么时候传达的记不清了。反正接下来的几天，人们串门更加频繁了，你来我往。大家又哭，又笑，又叫，长期闷在心里的怨气，不知要怎样发泄才好。这时流传着一个笑话，有个人买螃蟹，要一个母的三个公的。所以有的人见面就问：你买螃蟹了吗？人们好像还在梦中，这样天大的喜讯怎么忽然之间来到了！在这期间，李普回来了一次，我才知道7号那天，他奉命进驻新华通讯社总社，进驻总社的共有五人，他是五人之一。同一天，另一个五人小组进驻了《人民日报》。至于广播电台，在6号晚上抓“四人帮”的同时，由耿飙带队进驻了。人们由又哭又笑逐渐转入对细节的打听。怎么抓“四人帮”的，这是大家特别感兴趣的事，而且有很多“版本”。有人说：抓江青的时候，江青怎么又哭又闹，服务员怎么啐她；又有人说，抓王洪文的时候，王洪文还动手打起来了。有一位年轻朋友，一天跑来好几趟，一会儿是“最新消息”，一会儿是“权威人士透露”。这种小道消息，哪怕大同小异，哪怕十分离奇，哪怕不止一次听过，说的人还是津津乐道，听的人也听得有滋有味。似乎多谈论一次，就多解一点恨。接着，大家就感叹起来，一下子就把这帮豺狼搞掉了，真是普天同庆，如此迅雷不及掩耳，我们这些人做梦也想不到。我这里写的是历史转变关头中极小极小的一个侧面，沧海一粟。但从这一粟，也可以窥见“四人帮”之不得人心到了何等地步！

以上这篇短文，是粉碎“四人帮”以后不久写的。事隔二十多年，重温旧事，我又想到，我们那时也许高兴得太早了，要使全国人民真正高兴起来，恐怕还要走很长很长的路！2004年2月21日改

文本

胡适日记中的“一二·九”运动

1932年以后，在民族救亡的激情一天比一天高涨的情况下，连北大的学生也和他（胡适，编者注）越来越疏离了。青年学生愈是在国家危难的时候便愈应冷静，也愈应把握时机追求知识，“把自己铸造成器”，以为将来救国的凭借，这是他一生所持的坚强信念。早在康乃尔大学读书时期，他已坚决地宣传这样的主张，并因此招来一片毒恶的咒骂（见《留学日记》卷九，二四“《致留学界公函》”及三三“《致留学界公函》发表后之反响”两条）。在抗战前几年的北平，他仍然用同样的话告诫青年。这一主张的是非，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这里不必涉及。我想指出的是，他此时此地重弹旧调，确是本诸他自己的信念，并不是因为他是北大文学院长，必须维持“秩序”的缘故。这里让我略引他在1935年“一二·九”学生运动中的日记来说明他和青年的关系。1935年12月9日：上午十点上课。班上人还是满的。外间各学校学生今天有请愿之举，北大学生都没有加入。十二点下课时，何淬廉来谈，始知因清华、燕大学生要进城请愿，西直门也关了。一点聚餐，大家都谈学生请愿事。我们费了二十多日的力量，只是要青年人安心求学。今天学生此举，虽出于爱国热心的居多，但已有几张传单出现，其中语言多是有作用的，容易被人利用作口实。“一二·九”是刘少奇主持中共北方局的一大杰作。当时中共为了解脱在陕北的困境，决定发动全国舆论以促成中日战争的及早爆发，学生们沸腾的爱国热忱，自然首先成为这一新策略的突破点。因此潜伏在清华、燕大和北大的地下党员及其组织便在北方局的直接领导下发动了“一二·九”运动。关于这一点，当年的参与者已公开站出来，作了极其坦率的交代，可看高文华《1935年前后北方局的情况》，收入《中共党史资料》（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页184-188）、陆璀《晨星集》（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95年版，页7、19）。《胡适日记》所说传单中“语言多是有作用的”，大概不外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之类的话。这一有组织的暗中运作不是胡适等少数人“安心求学”的口头劝告所能抵抗得住的，他的《为学生运动进一言》（《独立评论》第182期，1935年12月）和《再论学生运动》（同上，第183期）两篇文字，尽管苦口婆心，都是完全白写的。萧公权先生回忆当时清华的情况，恰可与北大相印证。他说：“赤色阴谋家”事先已指使党徒和同路人渗入清华。教职员和学生当中究竟有多少人有心或无意地参与阴谋，为外人无从知道。我想为数不会很多，用有组织的少数去控制无组织的多数，只需要屈指可数的几个“活动分子”便行了（萧公权《问学谏往录》，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2年版，页107）。萧先生虽不知内情，推理则十分精确。所以12月9日以后，北大的学生终于被卷入了运动之中。同一天的《日记》接着记下午三点以后的情形，说：从长安（饭店）出来，过王府井大街，见有学生一队，似是游行到此。车过东安门大街，见最后一部分打着北京大学旗子，约有三四十人。他们见我的车子，都纷纷私语。我赶到第二院，见着郑秘书长（天挺），始知游行队到第一院门口站了十五分钟，高喊“欢迎北大同学参加”的口号。有几十个学生忍不住了，出去加入游行。我回到家中，得郑秘书长电话，知游行队已散了。晚上居仁堂打电话来，邀各校校长开会商议学生游行事。（中略）秦德纯市长报告，今天高桥武官去市府抗议，说今天学生游行，是有背景，主谋人是蒋梦麟与胡适。

读此记，可知北大学生头一天还能保持安静，只有几十个人忍不住参加了游行。胡适等人“费了二十多日的力量”，所得不过如此。最可笑的是日本军方，反而疑心学生游行的主谋人是蒋梦麟和胡适，共产党地下组织的严密可见一斑。但紧接着北大的学生也动了起来。12月10日：今天到学校，知道学生要罢课，真是幼稚之至。我与梦麟、枚荪（按：法学院长周炳琳）忙了一天，不知能挽救否。

但这一天有一个北大学生给他写了下面这封信：适之先生：《塘沽协定》签字以后，你曾替它辩护过！现在丧心病狂的军人又把整个的华北出卖了，你还替它辩护吗？……唉！我的胡适之老师！！在这样危急的环境之下，凡属热血的青年学生，谁心中不比丧了父母还难过！激于爱国的热情放出一声惨痛的呼喊，以求鼓起同学们的猛醒，这你能说是不正当的吗？！这你能说是轨外行动吗？倘若你以为这是不当，那你真是丧心病狂了！该杀的教育界的蠢贼！今天一院的通告，你亲自撕下去了！在你撕的时候，你的耳朵还红了一红！我们看见你那样的心情，真哭笑不得！胡先生我们深切的明白了你的人格！你的人格连一个无知的工友都不如！只有用粗野的手段对付你才合适！你妈的！难道华北卖给日本以后，你还能当北大的文学院长吗？你把我这热心的青年学生残杀几个，陷害几个，你心还很通（按：“痛”字之误）快吗？即使你阻止住了我们爱国心的沸腾，于你有什么好处？！于你的良心也过意得去吗？20世纪30年代，胡适与友人在一起。现在警告你：向后你若再撕毁关于爱国的通告，准打断了（按：“了”字当删）你的腿，叫你成个拐狗！勿谓言之不豫也！将来杀你的人启十二月十日

这确是一个热血沸腾的爱国学生所写的抗议信，他满腔激愤，所以句句都加上惊叹号和问号。这应该是一位全无背景的青年，但他的正义怒火已被挑拨得熊熊燃烧起来了。胡适再雄辩，他的每个字此时都变成火上加油。这封信的史料价值很高，使我们真切而具体地领会到当时青年学生的一般心理状态。

此后北大学生便从酝酿到实行罢课，《日记》中天天都有记载。胡适虽试着上堂讲课，效果也微弱得可怜。试看12月13日（星期五）《日记》：我上下午的两班都有学生来，上午约有三十人，下午约有十五人。我告诉他们，他们的独立精神是可爱的。

再看12月20日（星期五）：下午重到大学，只有周祖谟一人来上课！谈到四点。

这样的课当然讲不下去了。但长远地看，胡适服膺的易卜生主义——“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毕竟也自有其颠扑不破的真理在。周祖谟后来在南北朝音韵学与史学方面都有极高的造诣，学术上的贡献很大。至于那些“将来杀你的人”，恐怕大多数是被自己义愤的火焰吞没了。这真是20世纪中国最大的悲剧。胡适在12月12日的《日记》中写道：孟真说我近日脾气不好！其实我这几天的失望比前二十天更大。青年人没有知识，没有领袖，单靠捏造谣言来维持一种浮动的局面，是可痛心的。今天城内各校传说日本兵到清华，打伤了几个学生，死了一个。城外各校则传说师大前天死了一个女生，并说死在协和医院！城里造城外的谣言，城外造城里的谣言！可怜！

城里城外互造谣言以“维持一种浮动的局面”，因《胡适日记》而保存了下来，但胡适的理解则完全错误。他限于五四学生运动的经验，以为学运的领袖都是公开站出来领导，如傅斯年、罗家伦、段锡朋、罗隆基等皆是明证。“一二·九”没有五四型的学生领袖，是因为它的“领袖”是“真人不露相”的地下组织。“一二·九”在北大的最后高潮发生在12月31日下午蒋梦麟校长所召开的全体学生大会。据胡适贴存的剪报，这次到会的学生有六百人，空气十分紧张。下面是《胡适日记》关于这次大会的简单记述：十点梦麟电话邀去谈话。各校长都到。昨天北大学生代表会议决二事：①南下请愿，②反对提前放假。我们今天议决，由北大校长下午召开学生会，看结果如何，再定政策。（中略）三点赶到北大三院，刚开会。梦麟先生先报告，次请我说话。我刚起立，即有几个学生江之源等大声“嘘”我，我从容把大衣脱下，上台说话。说了半点钟，我提议请校长测验公意，以二事付表决：①一月四日提前放假，②如不放假，一月四日复课。江之源等又大呼噪，说这是谈话会，不是学生会。我告诉他们：这是最大的全体学生会，我们要问问全体学生的意见。如果多数学生不赞成昨天的代表会决议，代表应该反省，应该复议他们的决议。如果少数人把持不许同学多数有个表示的机会，这种把持是不会持久的，将来必要被打倒的。我请梦麟把问题写在黑板上，先表决：①四日提前放假，无人举手。②不赞成提前（放）假，约有七八十人举手。次表决四日复课：举手者，一〇一人。次反表决不复课：举手者七八人。有人喊，“不要表决！”那几只手又放下了。结果是零。次有学生王毓铨演说，又有一人演说。次由周枚荪演说，梦麟即宣告散会。

这是北大校史上相当重要的一页，当时报纸虽有报道，但从胡适个人的观点记述，并且把“嘘”之类的细节也如实写出，毕竟生动有趣得多。《日记》中关于“一二·九”运动记载，从第一天只有二三十人参加游行，到最后开全体学生大会，完全是实录。怎么可以如此断定呢？五十多年后，胡适的一位中文系女学生回忆老师，特别有一节专记这一段经过，其中大端以至细节无不若合符节，不过由于年代过远，不免有些模糊而已（见曹美英：《回忆胡适老师》，收在李又宁主编《回忆胡适之先生文集》，第二集；纽约：天外出版社，1997年版，页119-121）。

从“一二·九”运动看，北大学生的表现究竟和清华、燕京还是有些不同，他们最初不肯盲从游行的群众，正是因为“北大一向标榜个人自由，当时连学生会都没有”（同上，页119）。这不能不说与胡适的影响有一定程度的联系。上面我引了一封“将来杀你的人”的信，但是我也要报告，北大学生中也不乏同情和支持胡适的人。在12月31日开大会的当晚，一个学生写了下面的短信：胡先生尊鉴：今天在北河沿本校三院大礼堂恭聆先生的高明的言论，我万分钦佩，并恳切地请求先生鼎力使年假后复课的事实现。此外我要乞求先生原谅那些所谓代表们的无耻的（听说他们家里破了产，所以受某方津贴，甘心为其利用，其实也很可怜的）卤莽的可笑的举动。敬爱你的一个学生谨上

二十四年岁末这个“敬爱你的一个学生”和“将来杀你的人”真是相映成趣。另外一封信署名“学生友仁”，自称是“学数理的青年”。他因为那次大会中“所受刺激太深，晚上回来总睡不好”，所以在一星期之后（1936年1月7日）写了一封长信给胡适。原信太长，这里只能摘引最有关的一段。他是这样说的：“近因时局转变，我们有第一次的议决案——罢课三天表示点真正民意——我当然极端赞成。第二次的无限期罢课议案发表出来，我们有几位同学负责向学生会建议，告诉他们对于这样大的难题，应当召开全体大会，让大家有充分讨论的机会，然后举行全体总投票（因大会总有不到者）。不料我们所得着的答复：‘不识时务，胆大妄为。’闷了二十多天……那天召开谈话会，我当然是赞成复课的一员。不过看到少数藏在群众中……用极卑鄙的手段威吓别人，而有些同学也就被吓唬住了，不敢举手。正在气愤时，刚好听到胡先生的‘懦夫’二字，使我猛然想起在中学里的一段故事：有一次我们的英文先生（她是一位英国传教师）要一个学生念一段文章，等了五六分钟之久，她亲自下去问他的结果。‘我念不好，怕别人冷笑。’她于是上去写了一个大字‘coward’。以后每次上堂头一句要大家一起念‘I am not a coward’。那时我在班中最小（约十三岁），没有想到这几个字是做人一个根本原则。现在北平各大学的情形，关键全在这些coward的身上。我不懂受了十年以上（小学六年中学六年）的教育的青年，对于‘应做什么？’‘能做什么？’这两句话还不能肯定答复自己。”在全信的结尾，他虔敬地说：“胡先生，你的几十年来的特立独行的精神，我很愿意尽力取得！”（《日记》1936年1月7日条之后）这是一个奉胡适为楷模的学生。也和胡适一样，他爱国而不陷于激情，愤慨而仍能大致保持清醒和平静。根据这些第一手的证词，我们现在可以心安理得地说：即使在1930年代中国民族激情最高昂之际，胡适对于青年学生的影响力也没有完全丧失。然而这一点点个人的力量最后终于敌不过那些有组织、有计划的暗中活动。关于这一段经历，胡适在晚年追忆起来犹有余痛。1960年12月11日他在复张佛泉的信中说：谢谢你十二月九日的信。你记得“一二·九”的学潮吗？……那年（1935）傅孟真兄与我从十一月十九日起努力鼓励宋哲元诸人抗拒日本和汉奸的华北自治运动。我们作了整二十天的努力，还是为了想避免青年学生的牺牲。“一二·九”以后，我们的努力大受打击，加上在君（按：丁文江）病危也还是十二月九日！一切电报——长沙、南京、上海——都打到我家。（回想那几天的情形，真不好过。）（引见《年谱长编》，第九册，页3397）

最后，我还要引一段他的话，说明他对青年人的态度的概括。1936年1月7日周作人有信给他，安慰他在“一二·九”学潮中所受的打击，他第二天回信说：你说：“我们平常以为青年是在我们这一边。”我要抗议：我从来不作此想。我在这十年中，明白承认青年人多数不站在我这一边，因为我不肯学时髦，不能说假话，又不能供给他们“低级趣味”，当然不能抓住他们。但我始终不肯放弃他们，我仍然要对他们说我的话，听不听由他们，我终不忍不说。（附在《日记》1936年1月8日条后）（摘自《重寻胡适历程——胡适生平与思想再认识》，余英时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标题为编者所加，摘引时有删节）

南口杂咏

说来也怪，那时却是我最有诗思的时期，每当躺在硬板床上，一些零碎的诗句便会闯入大脑。为了使他人看到也认不得，便用极潦草的字写在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笔记之间，到头来，有些诗连我自己也认不得了，以致那期间存下来的诗很少。不必临川叹若斯，人生万感速耶迟？如何旧雨飘零日，犹忆秋风分袂时。野鹤闲云原是梦，种桃斫地半成诗。至今懒草送穷赋，五鬼公行似故知。【1964年8月被划为“反动学生”，这个月同学们都毕业分配了。内定的“反动学生”虽然没有给处分，但大多也下放到农场劳动，称劳动实习。下放劳动的大约分两类：一是有问题的，下放劳动当然是要他们改造思想；一是思想进步、将要提拔的，下放劳动属于锻炼性质的。而我想“劳动实习”而不可得。1964年9月开学以后，在学校水暖组劳动。主要是打通下水，修整锅炉，为冬天供暖做准备。这段劳动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给一个热水茶炉除水碱。茶炉或刚刚熄灭，把炉子的一个椭圆开口打了开来，立面热气尚未消尽，我就钻了进去。我个子大，开口小，里面氧气少，水蒸气多，进去容易出来难，差点没憋死。1965年元月3号，北京市高教局组织到南口农场二分场高校大队劳动改造。有同学送行。到南口后，做此诗。南口位置在北京西北，原是一片河滩沙地，1958年大跃进时，把河滩地开辟成为果园。主要做法是挖树坑时，把石子筛掉，留下土，用以栽树。我们所在的二分场主要栽苹果、桃子、葡萄、少量核桃和大庄稼。还有一个奶牛场、一个猪场、一个粉房。】虎头燕颔向如玉，风致绰然徐绍怀。咫尺传书求“后退”，艰难万里寻夫来。【向如玉、徐绍怀都是与我一组的“反动学生”。所谓“一组”指住在一个屋子里，一起劳动。向如玉毕业于邮电学院，徐绍怀毕业中国科技大学无线电系。如玉是江苏宜兴人，名字与写字皆极秀气，但外观虎背熊腰，不类江南秀士。他非常能干农活，而且喜欢干，他最看不上眼的是不能干农活和不喜欢干农活的。组内有位家庭生活较为优越、学外语而又比较洋气的同学，劳动稍差一些，如玉看他干活不在行的样子就有气，在小组会上声色俱厉地大加批判。他是学通讯的，为南口农场二分场广播站（这是“文革”中必不可少的）修理和谐调广播器材。一位女职工在广播站播音，似乎对他有好感。如玉给她写了一封信：自己现在的任务是思想改造，不能考虑生活问题。“请悬崖勒马，请后退”，这是他给那位女职工最后的一句话。这封信竟惹怒了她，她领了一帮职工和据说是她男朋友的青年到“反动学生”宿舍斗争向（实际上那时所说的“斗争”就是“打”）。向操宜兴口音的普通话与他们争辩，根本没有人听，也听不懂，一时棍棒交加，向立时委顿，有性命之虞。管理组怕出事，才制止了事态的发展。绍怀为四川自贡人。科技大1965届毕业生，毕业时被划为“反动学生”，由于说不清楚自己到底犯的什么罪，被称为“反改造”，受罪尤多。徐瘦长个，穿一身洗得已经成为灰白色的“蓝中山服”，上面补了几块深色的补丁，远远看去，仿佛身上有几个窟窿。他走路有些不稳，常一摇一摆，不能成一条直线。说他“风致绰然”，一点也不过分。徐爱笑，批判时也好像在笑，有时批判他的“反动学生”要表示愤怒，他还那样，仿佛他长得就是一副笑脸。“反动学生”改造的第一关就是要交代自己的罪行，问绍怀：“你犯的什么罪？”他说：“我说就几匹马儿在那儿跑一跑。”谁也弄不明白为什么“几匹马儿在那儿跑一跑”就是犯罪？他说本来也就不是罪，1964年他要结婚，系里领导不同意，他坚决要结，于是在毕业时就整他。后来只要一提到“罪行”就会扯到领导不让他结婚这个话题。所谓“几匹马儿在那儿跑一跑”，原来是当时反修斗争中，苏联在1965年召开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参加的莫斯科“三月会议”。中共抵制，中国留苏学生拉了一些亚非拉留学生，在红场游行，与维持秩序的苏联骑警发生冲突。国内报纸说苏修镇压革命青年，科技大组织学生去看这段纪录电影画面。徐回到宿舍说：“不就几匹马儿在那儿跑一跑吗？”于是科技大领导就说他反对党的反修斗争，把他定为反动学生。就因为这“几匹马儿”，我们这个小组为他开了无数次“帮助会”，“帮”他认识自己的“罪行”。徐为人很拧，很少认错。有位也是科技大的同学替他挖犯罪根源时问他：“你爸爸解放前是干什么的？”绍怀回答：“挑水的。”（自贡许多地方吃江水，要从江里往地势较高的住地挑水。挑水夫如现在的“棒棒军”，是四川最苦的一个行业）再问：“给谁挑水？”徐回答：“给国民党区分部。”“你爸爸是为国民党服务！要不你这样反动、顽固，不肯认罪，这是有阶级根源的！”许多人心里不能认同这种理论，但也不好说什么。一次，快过年了，又开他的批判会，在重庆万盛教小学的妻子来看绍怀，最初管理组不让见，后来让见了，大约只呆了一天，便含悲而去。妻子走后，管理组还让他写检查，交代问题，在小组里批判他，不让他睡觉。晚上，他在纸上乱画，第二天同学开他的会时，检查他在纸上写了什么，从纸上许多字的拼凑中竟发现“孟姜女哭长城”六个字。于是，批斗会又升级了。】白字先生马牛风，赤工莫忘还赤农。醉心惟有楼钱贵，一曲“名花”万虑空。工休去买黄交歪，“整日价”中见异才。南口昌平游兴尽，油条撑腹方归来。【两首咏小尤。小尤短小精悍，精力过人，有正义感，临危不乱。毕业于北京师范专科学校物理科，自称是该校业余读书队员之一，即平常不念书，待玩乐时间有余，才看看书。小尤思路清晰，物理基本概念掌握极熟。冬春两季，南口多风，直至春天，风仍然很冷。有一天我问他，我们上高中学物理时讲，空气越震动，温度越高，为什么这里风越大，天反而越冷呢？小尤回答说，一个是微观的，一个是宏观的。这个简单明确的解释，让我历三十五年而不忘。小尤上师专时最爱听西洋歌剧，崇拜美声歌唱家楼钱贵，崇拜之热情不亚于当今之追星族。小尤也能唱，只因当时对外国文艺作品基本否定，在南口劳改时不敢唱。我辈怂恿他唱，小尤有时情不自禁，悄悄唱《叶甫盖尼·奥涅金》歌剧中达吉亚娜生日宴会上法国行吟诗人的献词《玫瑰花》一段。此为楼钱贵所唱，极优美。小尤得其神似，每唱至此，如醉如痴，宠辱皆忘，“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往往非有人怒喝，则不能停止。小尤写字如火柴棍儿叠搭，纵横交错，但无曲笔，得甲骨文遗意。小尤所写文章，包括交代、检查、自我辱骂，皆白字连篇，读之几不成句。如学习毛主席“五七指示”，毛提倡把一切单位都办成具有“工农兵学商”的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小尤写“保证书”，保证自己不但“赤工”也要做到“赤农”。大家读不懂如此深奥文字，请教小尤。他有些不屑地笑大家，连这个也不知道！就是又要当工人，又要当农民嘛，不是有句成语吗？“赤工赤农”！有人突然领悟：那是“亦工亦农”啊！全室无不捧腹。某工休日，他写请假条说要到南口买“黄交歪”。管理组也费疑猜，把他叫去，问所购为何物？我们怎么没有听说过？小尤答，干活不注意，鞋子破了，去买一双“黄胶鞋”。又问：“黄胶鞋怎么是黄交歪？”小尤答：不正，不就是“鞋”吗？小尤经常唱的歌是张寒晖所做的《松花江上》：“九一八，九一八，在那个悲惨的时候，我离开了我的家乡，整日价在关内流浪，流浪！”小尤唱得如泣如诉。有一天承他不耻下问：那时是不是关内对从松花江上来的人们好一些呢，不管干多少活都拿整日工价呢？在日本占领的关外就不成了，要不怎么唱“整日价”呢？逗得我喘不过气来。小尤个子小，食量大，西红柿、桃子、葡萄，每食以塑料水桶（可装二十公升水）、脸盆为计量单位。西红柿、桃子，食必半塑料桶；葡萄食必一脸盆。休假到到南口、昌平两地借口买东西，也是以吃为主，每次必过饱，然后，施施然而归。小尤食虽求饱，但是不讲质量。水果必买处理的，五分钱一脸盆，果腹也是烧饼、油条而已。】更名改姓竞时尚，“宝昌号”有旧家风。油盐店与绒线铺，怎及“卫东”趋大同。粉墨登台最擅长，拉开功架也仓皇。有人八亿能无斗？冤气消磨日月光。【两首咏宝昌。宝昌本应是64届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生，但毛主席1963年“两个对文艺界阶级斗争状况的批示”后不久，即被揪出。1965年春发往南口农场二分场改造，后与我在一组，我住上铺，他在下铺，近四年。1966年“文革”初起，“立四新，破四旧”，许多革命群众认为自己的姓名也属于“四旧”，纷纷改作革命的名字。当时“卫青”、“卫东”、“向东”、“卫彪”之类的名字俯拾皆是，大畅其道。宝昌与我谈起：“宝昌，宝昌，跟小铺的名字一样，让人想起‘宝昌号’。得改一改吧？”我说：“你倒挺时髦啊？”后来他又对我说：“‘宝昌号’就‘宝昌号’吧！我也别装孙子了！”其名遂未改。宝昌学导演，擅长表演，每有批斗会必积极发言，发言必表现出极愤怒的样子，双目圆瞪，语速疾徐亦有讲究。成林与我窃笑之，认为他缺少底气。当时倡导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后来更有“八亿人口不斗行吗”之说。在那个环境中不是斗人，就是被斗。根据马斯洛提出的人的自存功能之说，与其被斗，不如斗人；但也有宁肯被吃，也不吃人，那是凤毛麟角的。孔子仅许之为“狷者”，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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