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毕尚, 风华
出版社：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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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位世界杰出的谋略家上试读：
前言
每当历史的巨人跨越一步时，人类就总会在向前暸望的同时，情不自禁地回首流逝的年代，缅怀远去的先人，感悟曾经的岁月。当我们带着崇敬与激情去追思那一位位闪烁着智慧光芒、给人类带来希望和光明的世界杰出人物时，胸中便会油然升腾出一股发自心底的感动，一股追求奋起的冲动。
斗转星移，物是人非。漫长的世界历史画卷上写满了兴盛与衰亡、辉煌与悲怆。多少风流人物，多少英雄豪杰，在历史的长河中悄然隐去。然而，仍有许许多多曾创造了不朽业绩的杰出人物名彪史册，业传千秋。拭去历史的风尘，人们依稀看见那些改写人类历史的政治家、军事家；人们仍旧忆起那些拯救人类危机的谋略家、外交家；人们还会记得那些推动人类文明进程的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人们至今难忘那些为人类生产精神盛宴的文学家、艺术家；人们深深感谢那些创造人类物质财富的企业家、经济学家。
我们所编著的这套《世界名人成功启示录》丛书，是一套简要介绍古今中外杰出人物的思想智慧与成功人生经验的系列传记故事文丛，从中我们可以领略到杰出政治家的王者风范，杰出军事家的雄韬伟略，杰出外交家的高超艺术，杰出思想家的深邃睿智，杰出经济学家的深沉凝眸，杰出科学家的智慧灵感，杰出发明家的传大贡献，杰出文学家的沧桑人生，杰出艺术家的独具匠心，等等。丛书对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数百位杰出人物的生平事迹、思想成果、重大贡献及其奇闻趣事，进行了客观，公正、准确、生动的描写与刻画以及后人的评述，以便让读者了解其真实的历史背景，探出其奇特的人生经历与奥秘。《世界名人成功启示录》丛书共22分册，内容健康、有益，史料丰富、新鲜，形式活泼、独特，把人类数千年来最具代表性的、在各式各样领域做出突出贡献和具有重大影响的杰出人物，介绍给广大的读者，集经典性、知识性、实用性、趣味性于一体，力图对每个历史人物以客观的介绍与透彻的分析，以完整地展示每个历史人物的风貌。
人类的未来充满了希望，明天的世界令我们无比期待。从历史中汲取知识，感悟人生，追求真理，是每个生活在21世纪的现代人的价值取向。在无比灿烂的历史星空中，众多世界杰出人物犹如明烁夺目的明星，让历史的时空如此地浩瀚，并给后人留下了一份极其珍贵的文化遗产与智慧结晶。期望本书能让广大读者，尤其是青少年朋友们，从世界杰出的人物身上，学习与借鉴人生的智慧，创造卓越的人生。
应当指出，由于时间所限，许多资料可能有所遗误，不妥之处盼读者予以商榷更正。吕尚：大智大勇的传奇人物
吕尚，又称吕尚、姜子牙、姜望、太公望、姜太公，是我国古代治国用兵的奇才良将。传说著名的兵书《六韬》即为吕尚所著。
吕尚的远祖曾帮助大禹治水，功绩显著。夏朝时期，姜氏部落在吕地（今河南南阳西）安居，即以封地吕为姓，后来分散。其中一支在东方沿海定居，吕尚即这支姜族后代。吕尚出身贫寒，生活在商末贵族荒淫残暴的时期。吕尚曾在商都朝歌（地名）当过屠夫，杀牛卖肉，又在黄河边的孟津开过酒店。目睹商末官员的贪暴和下层人民困苦悲惨的生活，吕尚的心中播下了匡济天下的种子。他暗下决心，勤奋好学，钻研兵法，经过一番艰苦努力，学到了一身治国用兵的本领。在政治腐败的商朝，出身微贱的吕尚虽有才学却无处发挥。此时，商朝西部的周国，从太公厉当政时代即开始搜罗人才，不论出身，惟贤是用。文王当政以后，更是遍访人才。吕尚闻知，认为施展自己本领的机会到了。于是，年已古稀（70岁）的他背起行囊，跋山涉水，历尽辛苦，从东部来到周国。
吕尚听说周文王经常到渭水边打猎，于是整日在附近的小溪旁钓鱼，盼望着有一天能在这里和周文王恳谈。一天，文王果真带着一行人马来到这里，他发现柳荫下的小溪旁有一位白胡子老头正在钓鱼，很是好奇，就上前和他攀谈起来。吕尚虽是喜在心头，脸上却平静如水，他认真地回答了文王提出的每一个问题。他们从钓鱼谈到打仗，从家事谈到国事，从政治谈到军事。两人越谈越投机，越谈越兴奋。文王满心喜悦地说：“我父亲太公在世时，就盼望着能有一个像你这样文武精通的人来辅佐周国，今天总算是让我盼到了！”于是，文王亲自扶吕尚上车，一同回到宫中。因他是太公盼望的贤人，人们尊称他为“太公望”或姜太公。文王封他为国师，负责全国的军政大事。吕尚尽心尽力地辅佐文王：帮助周国灭了许多小国和部落，与文王共商国家军政大计。文王的功绩浸透着吕尚辛劳的汗水。
文王去世，其子武王继位。武王仍重用吕尚，称他为“师尚父”。武王即位第四年，举行了一次八百诸侯会师孟津的演习，吕尚任总指挥。演习声势浩大，振奋人心，众人皆以为可一举灭商，独吕尚和武王认为时机尚未成熟。两年后，武王决定伐商，占卜结果不利。当时正值风雨交加之际，文臣武将认为此时出兵有违天意，吕尚却力劝武王出兵伐纣。武王遂定伐纣，果然一举获胜。战后，武王论功行赏，以吕尚功劳最大，封他到东方营邱（今山东淄博市临淄北）任齐国诸侯。
营邱临东海，荒芜，人少兽多，文化落后。营邱附近的莱人甚至出兵阻击吕尚，被吕尚一举击溃。吕尚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齐国逐渐强盛起来。到了周成王当政时，又授给齐国更多土地。于是，“东至海，西至河（古代，‘河’单指黄河），南至穆陵（淮河以南），北至无棣（辽宁西部）”，这片广大的土地，均属吕尚势力管辖。在吕尚的苦心经营下，齐国很快成为东方大国。吕尚此时已一百多岁，终因年迈体力不支，在营邱逝世。所罗门：希伯来王国的开创者
所罗门，希伯来统一王国的开创者——大卫王的幼子，希伯来国家鼎盛时代的国王。
在历史传说中，所罗门被看成是古代理想的英明君主。在一些文学作品中，所罗门往往是智慧的化身和和平的象征。其实这些描述在很大程度上是违背史实的。
在大卫当政的最后两年，所罗门与父亲共同执掌国政。大卫去世后，所罗门杀死了自己的哥哥及其支持者。圣经中把所罗门描述成正直的法官，实际上，他是一个贪图权势、爱慕虚荣的人，只要有谁阻碍他前进，即使是自己的亲人也毫不手软，更不用说其他的政敌了。
所罗门登上王位之后，在对外政策上，采取了与埃及、腓尼基诸城邦和一些邻国结好的政策。这就保证了对重要商路的控制，有利于商业的发展。他娶了一位埃及的公主为妻，因此得到一座城市作为陪嫁品。他还与其他阿拉伯南部的王国联姻，又得到许多宝石和金子等贵重物品。在与其他国家的友好交往中，所罗门得到了来自非洲和阿拉伯地区的黄金、白银、宝石、象牙、香料和木材等物品。这一切都促进了希伯来工商业的繁荣。
所罗门曾带兵向南部扩张，征服了红海沿岸的一些地区。在北方，他曾入侵过赫梯新王国，在那里建立了一个军粮城。
在内政方面，所罗门把国家按地域划分为12个行政区，每个行政区有一个总督负责收税。
大约公元前963年，所罗门大兴土木，征调了18万民工，耗费巨资在首都耶路撒冷的锡安山上，为犹太教徒崇拜的上帝耶和华建造圣殿。经过七年时间，这座圣殿终于建成。它面朝东，由门厅、主殿和圣堂三部分组成。主殿长约30米、宽10米、高15米，四壁和所有设施上都涂了一层厚厚的金粉，这使大殿光彩夺目、金碧辉煌。墙壁上还雕有长着三对翅膀的天使和奇花异草图案，这些图案雕刻得栩栩如生。装有犹太教的象征——圣经的柜子，被安放到幽暗而神秘的圣堂深处。每逢传统的宗教节日，各地的犹太教徒纷纷来到耶路撒冷的圣殿朝拜。圣殿的建成还轰动了周边各国，各邻国的朝拜者络绎不绝，这就扩大了希伯来神教的传播，同时也对希伯来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后来圣殿虽然两次遭焚毁，犹太人也被迫背井离乡，但是犹太教却成了维系民族生存的纽带。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耶路撒冷的圣殿遗址始终是漂泊四方的犹太人心中的圣地。
所罗门以其广泛的建筑活动著称。在他统治时期，除了修建圣殿之外，还为妃子们建筑了很多豪华的宫殿。外表的繁华，使所罗门的王国看起来繁荣昌盛，但是，这无论如何也掩盖不了内部的危机。从居民成分看，国家分为南北两部分。北部土地肥沃，经济发达，为以色列人所占据。南部经济落后，是犹太人聚集所在。由于所罗门的父亲大卫的王朝在南部，政治上处于优势地位，所以沉重的赋税大多落在北部以色列人身上，这自然引起以色列人的强烈不满。另外，邻国埃及也不愿自己身边有一个强大的国家存在，所以他们支持以色列人的分裂活动，这使国内的局势变得更加复杂。所罗门统治末期，北方出现了以耶波罗安为首的分裂活动。所罗门非常恐慌，他下令捉拿耶波罗安并企图处死他，但是没能成功。耶波罗安逃到了埃及被保护起来。等所罗门一死，他立即回国起兵，从此统一的希伯来国家一分为二：南方由大卫王朝继续统治，称犹太；北方则称以色列。
所罗门的政绩虽然不多，但是一提到耶路撒冷的圣殿，人们多数会想起所罗门的名字。文学作品和传说中的所罗门是神奇而伟大的。无论历史中的所罗门是什么样子，善良的人们都愿意相信传说中的所罗门是真实的。管仲：尊王攘夷的杰出政治家
管仲名夷吾，仲是他的字。颍上（今安徽西北部）人。春秋初年的大政治家。现存《管子》八十六篇，有些为后人假托。
管仲和鲍叔牙幼年时代就是好朋友。后来，管仲去辅佐公子纠，鲍叔牙则去辅佐齐国公子小白，即齐桓公。小白继承君位后，鲍叔牙立即向他举荐管仲执掌国政。齐桓公不仅不计私仇，还对管仲格外尊重。相传当管仲从鲁国来到齐国时，桓公沐浴三次，并三洒香水，亲自去城外迎接。管仲感慨万分，他说：“开初我仕途不得志时，曾和鲍叔牙合伙经商。每次分利时，我都多取一些，鲍叔牙并不认为我这是贪婪，因为他知道我家里贫困。我也曾为鲍叔牙出主意，但都失策了，可他并不认为我愚蠢，他知道那是时机不利。我也曾几次仕于君主，但都被主人摒弃了，可鲍叔牙不认为是我不贤，而是我没遇到明主。我几次上阵作战，都避死而逃，鲍叔牙并不认为我胆怯，他知道我家有老母需要奉养。我的主人公子纠被杀，公子的大臣都自杀了，可是我宁肯受囚被辱不肯死节，鲍叔牙并不认为我无耻辱之心，他知道我不耻于小节而耻于不能建功名于天下。真是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叔牙呀！”于是，真心诚意地担任了齐桓公授予的职务，尽心尽力，夙兴夜寐。
管仲认为：“仓廪（lǐn）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所以改革必须先着眼于经济方面，同时，也相应地注意到政治和军事。管仲对农业税制的改革实行“相地而衰征”的分配形式。从而废除了集体无偿耕种“公田”的劳役税制，改为所有土地一律按土质好坏、面积大小，征收不同等级的实物税。“相地而衰征”首先是分“公田”为“份地”，改集体耕作为个体生产。通过“均地分力”，农民就可知道产量的多少直接关系到自己家庭生活的好坏，才能不怕劳苦，自觉地劳动。管仲还提倡“本末并重”，即将工商与农业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因地制宜地实行多种经营，使得鱼盐、山林、川泽之利大兴。他也很重视工农技术的发展，实行各类人员专业化。管仲认为物质条件是一切社会生活的基础，人们努力去追求更好的物质生活是社会的普遍现象。“夫人之情，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其商人通贾，倍道兼行，夜以继日，远千里而不怨者，利在前也。渔人之入海，海深万仞，就波逆流，乘威百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故利之所在，虽千仞之山，无所不止；深渊之下，无所不如焉。”这些思想对后世也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在政治方面，管仲令士、农、工、商四种人分区居住。把全国分为二十一乡，其中工三乡、商三乡、士农合占十五乡。工商专心于本业，不服兵役。士农乡平时“食田”、耕田；一有战事，士则充当甲士或小军官，农则为兵卒。士农乡中以五家为一轨，十轨为一里，四里为一连，十连为一乡。各级行政机构都有负责人。战时，各级行政负责人又成为军官。每户出一壮丁，每五丁为一伍，每五十丁为一小戎。每二百丁称为一卒，每二千丁称为一旅。全国十五乡即为十五旅，每五旅合为一军，全国共有三个军。齐王与两大贵族各率一军。从上述情景不难看出，齐国的行政组织实际上是兵民合一的组织。无论是经济发展还是军事防卫，国家都拥有坚固的内部结构。
在官员管理上，管仲命令各人恪守职责，不准懈怠。若有违军令不尽责者，可一可二，再三必定严惩。还令各级官吏随时举荐贤才，否则就是“蔽明”、“蔽贤”，也要治罪。经过改革，几年之后，齐国成为了当时最富强的国家。
管仲为齐桓公制定的政治方针是以“尊王攘夷”为号召，征讨不服，平恤患难，以武力和德望称霸天下。一次，桓公因蔡姬之事欲出兵伐蔡。管仲见劝阻无效，便建议桓公先以楚已三年未向天子纳贡为由伐楚。获胜归来，再以蔡国不参加伐楚为由出兵。齐桓公听之，亲率诸侯联合伐楚，迫使楚与各诸侯签立盟约，诸侯皆服。从公元前685年到公元前645年，在管仲执政的40年间，他一直秉承谦恭的态度，并屡次约束桓公要不骄不躁，出师有名，亲贤者远小人，为齐国称霸立下了汗马功劳。孔丘：影响中国数千年的儒家的创始人
孔丘，字仲尼，生于周灵王二十一年（公元前551年），卒于周敬王四十一年（公元前479年），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
孔丘被尊称为孔子，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大思想家、大教育家和大政治家，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
孔子一生勤奋好学，年轻时就远近闻名，曾任过鲁国的中都宰、大司寇等职。他中年周游列国，晚年整理古代文化典籍和从事教育活动。他的教学实践，教学理论和教学方法，不仅对我国，也是对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重大贡献。
孔子从事教育活动几十年，“弟子三千人”，精通礼、乐、射、御、书、数六艺的就有七十二人。孔子弟子中大多数出身贵族，但也有一些出身于接近平民的“士”的阶层，个别的还有出身于“贼人”、“野人”或“鄙人”。而且各诸侯国的都有，这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学在官府”的贵族垄断，比较广泛地传播了古代文化知识。
孔子的教育思想十分丰富。他教育学生，只有通过艰苦的学习，才能得到知识。他以自己为例，说“我非生而知之者”，“多问，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又说“多学多识”，“三人行，必有我师”。孔子提倡在学习态度上，要老老实实，“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孔子还要求自己的学生，在学习中不猜测，不武断，不固执，不自以为是。这些都是孔子从几十年的教学实践中，加以总结归纳而得到的，反映了一定的客观规律性，是十分可贵的。
在教学方法上，孔子提出了“因材施教”的思想，也就是根据学生的不同水平，不同特点，用不同的方法进行教学。他提倡启发式的教学，让学生独立思考，“举一反三”。他提出了学习和思考相结合的论点，他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只学不思解决不了疑难问题，只思不学就会陷于空想。他还强调“多学而识”与“一以贯之”，即有一个统一的原则把所有的知识融会贯通起来，从而把知识积累升华到理论思维的层次，它包含了关于经验与理论的关系的见解。
孔子的许多见解，成为中国哲学史上的重要命题。他的政治主张和教育思想使他成为世界上最早、最有影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美国纽约出版的《人民年鉴表格手册》列出“世界十大思想家”，其中孔子列为榜首，书中说孔子的学说对中国和世界的文化思想影响极大。大流士一世：波斯的铁血大帝
在伊朗高原西部北西斯顿地区的一座悬崖峭壁上，有一处用3种不同的楔形文字镌刻的古代铭文，其上方的浮雕刻画着一位昂首挺立的国王，他左手按弓，右手指向空中的神灵，脚踏一人，身边还有一串被俘的俘虏。铭文后来被一个英国考古学家发现，并被解读成功。原来，铭文上说的全是关于古波斯帝王大流士一世的一些事情。考古学家为我们展现了一幅2400多年前波斯帝国的一番伟业。
大流士一世是继居鲁士的一个儿子冈比西斯二世和一个篡位者后以政变而掌权的又一个伟大的波斯统治者。他快速消除了由居鲁士儿子的残暴变态和篡权者的宗教阴谋所带来的种种恶果，带领500佣兵起家，大小1000多战，战无不胜，终于创建了空前强大的帝国，把版图和实力在居鲁士大帝的基础上继续扩充。他自称为“王中之王，诸国之王”，后人尊称为“铁血大帝”。
大流士一世在位期间是阿黑门尼德王朝的鼎盛时期。为巩固中央集权，他在政治、军事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设行省，置总督，强化国家管理体制；实行包税制，各项税金上缴宫廷；在军事上，他自任军队最高统帅，各行省军政分权，设置不受总督支配的军事长官。全国军队分别划分各大军区管辖；将军队编成万人团、千人团、百人团、十人队四级，以波斯人为核心组成步兵和骑兵，并在都城组建精锐的近卫军，军中高级长官均由波斯贵族充任。建立一支以腓尼基水手为骨干，拥有近千艘战船的舰队。为了便于调遣各行省军队、传递情报，不惜重金修筑“御道”，设驿站，备驿马。其中最主要的一条，是从首都苏萨至小亚细亚西部的以弗所。大流士一世还大力鼓励发展经济，采取和发布了一系列发展经济的措施和法令，从而使经济得到了很好的发展。这些措施为巩固波斯帝国的统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大流士一世统治波斯期间，对内镇压了米底、埃及、巴比伦和亚述等地的叛乱；对外，他向西侵占了色雷斯，控制了今天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当时称赫勒斯滂），成为第一个向欧洲扩张的东方君主。当时，波斯帝国的疆域西至埃及，东括印度，南达波斯湾和阿拉伯半岛，北到里海及黑海一带。
波斯的陆军所向无敌，装备精良。他们创造的步兵配合骑兵交替作战的战法，在当时的大陆上是最先进的。波斯的工匠更是名满天下，巧夺天工，其中以武器制造最为惊人，是世界上除了矮人族外最精巧的工艺大师。同时，波斯不但有强大的陆军，还有强大的舰队，拥有的舰只数量大约在600—1000艘之间。
在有了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后，大流士一世将目光瞄准了希腊。早在公元前492年，大流土一世借口雅典和埃雷特里亚曾援助米利都反波斯起义，派马多厄乌斯率陆海军远征希腊。但天不作美，海军在阿索斯海角遇到大风暴，300多艘战船撞毁，两万余人葬身鱼腹。陆军也遭到色雷斯人的袭击，出师不利，波斯军只好退回小亚细亚。
公元前490年，大流士一世又派老将达提斯和阿塔非尼斯率军二万余人横渡爱琴海，攻占并破坏埃雷特里亚城，继而南进，在距雅典城东北两千米的马拉松平原登陆。雅典将军米太亚得率雅典步兵1万和布拉底援军1000人，在马拉松一举击败兵力占优势的波斯军，增强了希腊人反抗波斯侵略的必胜信心。马拉松之战后，双方积极扩军备战。公元前486年，埃及爆发起义，大流士前往镇压，未及完成即死去。大流士一世死亡，其子薛西斯一世即位。他下令在圣山半岛底部开挖运河，在赫勒斯滂海峡（今达达尼尔海峡）架设浮桥，在色雷斯囤积粮草，从被征服地区征集兵员，又准备攻打希腊。薛西斯一世死后，后继的大流士三世接替他继续与希腊作战。公元前331年，大流士三世率领的军队在阿尔培拉附近的高加梅拉被亚历山大大帝打得大败，大流士三世本人虽然侥幸逃脱，但仍然在第二年被杀，阿黑门尼德家族统治的古代波斯帝国灭亡。
由大流士一世开启的希波战争旷日持久，持续了长达近半个世纪的时间，最后还是以波斯帝国的失败告终了。
大流士一世当时尽管气势汹汹，占领了大片阿拉伯人的土地，显得不可一世，但他的内心深处还是很虚弱的，除了祈求光明之神的庇护外，他还害怕四样东西。其中，仇恨被列为四害之首。大流士打了多年的仗，深知敌人的军队是可以打败的，谎言和干旱之害也是可以去除的，但仇恨这个东西很麻烦，一旦被唤起，就很难消除，仇恨可以世代相传。因此，仇恨可以造就越来越多的敌人。因而它比敌人、谎言和干旱之害更可怕。
大流士一世将古代东方的几个文明中心连成了一片，通过一系列的改革和比较开明的民族政策，维持了帝国的统一，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交流。他以卓越的政治见解，军事才干和组织才能，跻身于古代著名统治者的行列。范蠡：具有传奇色彩的谋臣与商圣
范蠡是一位具有浓厚传奇色彩的人物。他的一生大起大落，由布衣客到上将军，由流亡者到大富翁，以其坚韧不拔的毅力和深谋远虑的策略，辅佐勾践兴复濒于灭亡的越国，灭亡称霸诸侯的吴国，创造扶危定倾的奇迹，是春秋末期又一位杰出的谋略家。
范蠡，字少伯，又名鸱夷子皮、陶朱公。原为楚宛三户（今安徽宣城）人，先后移居越、齐二国。生卒年月不详，大约活动于楚平王、越王勾践、齐平公在位的年代（公元前五世纪后期至公元前四世纪前期）。青少年时代就失去父母，同兄嫂一起过着贫苦的生活。他曾经拜计然（又名辛文子）为师，研习治国治军的方策，博学多才，“有圣贤之明”，但是怀才不遇。因而“倜傥负俗”，行为怪异，被视为狂人。直到遇见具有识才之明的文种，范蠡的生活才发生突然转变。
文种当时是楚国宛陵的地方官，早就听说当地有贤者，但未能找到。范蠡的怪异行为引起了文种的注意。文种派手下官吏去见范蠡。官吏回报说，他患有疯癫病，是一个狂人。文种不以为然地一笑，说：“吾闻士有贤俊之姿，必有佯狂之讥；内怀独见之明，外有不智之毁。此固非二三子所知也。”就是说，“大智若愚”，具有独特才能的人才往往被人讥笑、诋毁为狂妄无知，一般人难以认识他的真实面目。于是决定亲自驱车拜访。范蠡避而不见。文种不因碰壁而灰心，再三前去拜访。范蠡看到文种确是一片诚心，料定文种必然再来，就对他的兄嫂说：“今天有客人来，请借给衣帽一用。”过了一会儿，文种果然来了。二人一见如故，“终日而语，疾陈霸王之道”，“志合意同”。此后交往日益加深。当时已出逃吴国的伍员（伍子胥）派人邀文种去吴国。文种与范蠡商量何去何从。范蠡分析楚、吴、越三国形势，认为当时正处于吴越争雄之时，吴越之间矛盾日益激化，楚越之间存在着联兵伐吴的关系，“霸业创立，非吴即越”。他还认为，“君子逢时，不入雠邦”，犯不着为伍子胥报杀父之仇而“失故国之亲”。因此，他建议去越国，并表示愿意和文种一起去。于是，二人先后离楚入越，受到越王允常重用，被任命为大夫。范蠡从此登上政治、军事舞台。
公元前496年，越王允常病亡，他的儿子勾践继位。范蠡和文种继续得到重用，主持越国军政。公元前494年，勾践得知吴国加紧练兵，准备伐越，决定先发制人，出兵攻吴。范蠡认为越国实力不充足，准备不充分，时机不成熟，劝勾践改变决定。勾践不听，坚持出兵，以舟师进攻吴国的震泽（今江苏太湖）。吴军迎战越军于夫椒（今太湖夫山、椒山）。结果，越军大败。勾践率残余越军退守会稽山，被吴军团团包围。这时，勾践方才悔悟，对范蠡说：“当初不听你的话，致遭如此失败。现在该怎么办？”范蠡认为，为了避免亡军亡国的结局，唯一的办法是求和图存，等待时机，另谋兴复。勾践采纳了范蠡的方策，派文种到吴国求和。经过多方努力，始得吴王夫差允许。自此以后，范蠡先是随勾践到吴国当人质，过了三年忍辱负重的奴仆生活。被遣返回国以后，又协助勾践“十年生聚，十年教训”，振兴越国，伺机灭吴。从公元前482年开始，范蠡以上将军之职，辅佐勾践组织和指挥灭吴之战。经过六年奋战，终于攻陷姑苏，灭亡吴国。然后乘胜北进，与中原诸侯会盟，取代吴国的霸主地位，横行江淮，称霸中原，国势达到鼎盛阶段。
在欢庆胜利的时刻，范蠡采取了一个出人意料的行动。根据长期的观察体验，范蠡认识到，“大名之下，难以久居”，“且勾践为人，可与同患，难与处安”。如果继续留在越国，说不定哪一天就要灾难临头。于是决定辞官退隐。当越军凯旋到达五湖（今太湖）时，范蠡就婉言提出辞退的要求，说：“为人臣者，君忧臣劳，君辱臣死。昔者君王辱于会稽，臣所以不死者，为此事（指灭吴称霸）也。今事已济矣，蠡请从会稽之罚。”（《国语·越语》）勾践假意挽留，软硬兼施，说：“你听我的话，我就与你分国而治；不听我的话，就杀掉你和你的妻子儿女！”范蠡的态度也强硬起来，说：“我知道了。你实行你的命令，我照我的意志办事！”遂携带财宝和从人“乘舟浮海以行”。勾践乐得除去一个潜在威胁，并不追寻，同时又划会稽周围三百里为范蠡俸邑，用良金铸造范蠡塑像，装出怀念功臣的样子。范蠡写信给文种，劝他早日离开越国。信中说：“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其共患难，不可与共安乐。子何不去？”文种见信，称病不朝。有人诬告文种将要“作乱”。勾践借机“赐剑”文种，说：“子教寡人伐吴七术，寡人用其三而败吴，其四在子，子为我从先王试之！”文种遂被迫自尽。越国赖以兴复的两大功臣，就这样落了一走一死的下场。
范蠡从海上到达齐国，就定居在那里。为了表示对吴国忠臣伍子胥的敬慕和怀念，改名鸱夷子皮。（鸱夷是一种鸱鸟形状的革囊。伍子胥被迫自杀后，被吴王夫差装进革囊，投入江中。）他和儿子“耕于海畔”，没过多久就“致产数千万”。齐国君认为范蠡是不可多得的人才，要任命他为相。范蠡认为这并非好事，喟然兴叹：“居家则致千金，居官则致卿相，此布衣之极也。久受尊名不祥。”于是，把相印归还齐君，把财产散发给友邻，移居于中原地区的交通、贸易枢纽陶（今山东定陶），自称陶朱公。在这里度过了他一生的最后岁月。他一面从事农牧业生产，一面经营商业贸易，不久又“资累巨万”，成为闻名遐迩的大富翁。
范蠡从楚到越，由越到齐，无论是治国治军，还是经营农商，谋必中，战必胜，事必成，表现了非凡的毅力和才能，以“勇而善谋”、“能屈能伸”著称于世。所以，司马迁在《史记》中说：“范蠡三徙，成名于天下”。（以上引语，见《史记·越王勾践世家》）
灭吴兴越之战，是一场扶危定倾、转败为胜的战争，因而也是一场依靠坚强毅力和正确谋略取胜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作为主要决策者和指挥者之一的范蠡，“勇而善谋”，“苦身戮力，与勾践深谋二十余年”，对取得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决定性贡献。孙武：古代中国最伟大的军事理论家
孙武（生卒年月不详），字长卿，春秋末期齐国人。后在吴国任职将军，著有兵法十三篇，是我国古代军事史上最伟大的军事理论家。
孙武原是陈国公子完的后裔。陈宣公时国内发生内乱，陈完逃奔齐国，被齐桓公用为“工正（管理手工业生产之官）”，后改姓田氏。田完四世孙田桓子，任齐国大夫，他以新的封建剥削方式与齐公室争夺劳动力，据说民众“归之如流水”，成为齐国新兴封建势力的代表人物。田完五世孙田书，是孙武的祖父。因“伐莒有功，景公赐姓孙氏，食采于乐安（山东博兴）”，所以其后人改姓为孙。这样的家族，对孙武进步军事思想的形成，有一定影响；齐国又是政治、经济、文化都较发达和军事理论人才荟萃的国家，这对孙武研究军事，也提供了方便的条件。齐景公十六年（公元前532年），齐国发生“四姓之乱”，田、鲍两姓与栾、高两姓贵族，为争权而相互攻战，孙武出奔吴国。吴王阖闾即位后，吴行人（主宾礼大臣）伍子胥推荐孙武与阉闾，献兵法十三篇。“每陈一篇，王不知口之称善，其意大悦”。因而被任为将军，与伍子胥共同辅佐阖间，整军经武，备战图霸。
吴王阖闾三年（公元前512年），阖闾准备大举攻楚，孙武认为“民劳，未可，待之”。遂用伍子胥“三师肆楚”，俟其“既罢而后以三军继之”的方针，组织三支部队，轮流袭扰楚国。阖闾四年（公元前511年），孙武与伍子胥率军攻楚边邑，“拔六（安徽六安北）与潜（安徽霍山东北）二邑”。七年（公元前508年），楚军攻吴，孙武等率军反击，在豫章（大别山东、巢湖西、淮南江北一带）大破楚军，并攻占楚国巢邑（安徽桐城、安庆间），俘楚大夫公子繁。九年（公元前506年），楚攻蔡国（河南新蔡），蔡求救于吴。孙武认为这是攻楚良机，遂建议与蔡、唐（湖北随县西）联盟，尔后即佐阉闾率军大举攻楚。吴军沿淮水西进，至淮油（蔡国附近淮水湾曲处）弃舟登岸，深入至汉水地区，大破楚军于柏举（湖北麻城东，一说汉川北），又乘胜追击，连战连胜，攻占了楚都郢（湖北江陵西北），创造了春秋时期千里进军，攻占大国首都的战例。后至吴王夫差十二年（公元前484年），吴军大败齐军于艾陵时，孙武可能仍任将军，所以《史记》说吴国“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孙子与有力焉”。可见孙武不仅在军事理论上有辉煌的成就，而且有近三十年的军旅生活和战争实践，确实是我国历史上的伟大军事家。艾陵战后，孙武的好友伍子胥被夫差所杀，孙武的结局也不得而知。据《越绝书》记载，他的坟墓在今江苏吴县东门外。
孙武所著《孙子兵法》十三篇，是我国，也是世界现存最早、最完整的古代军事理论名著。它比色诺芬（公元前403年～前355年）的、被欧洲公认为是古希腊第一部军事理论专著的《远征记》，不仅成书早，而且学术性强。它的内容几乎涉及到军事理论中的各个分支学科；而且贯穿着朴素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它是孙武在总结商、周，特别是春秋以来数百决战争经验的基础上写出的，对我国军事理论的发展，产生过巨大影响。茅元仪曾评价说：“前孙子者，孙子不遗，后孙子者，不能遗孙子”，这虽有溢美之嫌，但它确实说出了《孙子兵法》在几千年封建社会军事史上的地位与作用。其实，它的一些带原则性的军事规律，不仅在封建社会，就是在现代，也仍然有一定的借鉴作用和指导意义；在中国，以至在世界军事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和享有崇高声誉。
早在唐朝武则天执政时期，日本留学人员吉备真备就将《孙子兵法》带回日本讲授。法国于1772年，由约瑟夫·阿米欧在巴黎翻译出版。以后英、德、俄等国也相继翻译，世界各大国均有译本流行。苏联军事家米里斯坦因评价说：“在这本著作中，孙子总结了当时中国奴隶主所进行的战争的丰富实践，奠定了古代中国军事科学的基础。”日本现代军事评论家小山内宏说：“《孙子》的确是一部东方产生的，可以夸耀于世界的有关战略的书。……就其内容来看，同现代西欧战略论相比，也毫不逊色。……《孙子》不仅是一部战略论，还是一部具有深刻涵义的战争哲学，甚至对现代战略战术也有极大的启示。”美国军事理论家、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约翰·柯林斯说：“孙子是古代第一个形成战略思想的伟大人物。……《孙子》十三篇可与历代名著、包括二千二百年后的克劳塞维茨的著作媲美。今天没有一个人对战略的相互关系，应考虑的问题和所受的限制比他有更深刻的认识。他的大部分观点在我们的当前环境中，仍然具有和当时同样重大的意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诺曼底登陆战中担任盟军集群司令的英国元帅蒙哥马利，在六十年代访问中国时，曾提出世界上所有军事学院，都应把《孙子兵法》列为必修课程的主张。美国国防大学，就已把《孙子兵法》中的主要内容，作为战略学的教材。由此可见其影响之深远。吴起：战国时期的杰出将领
吴起（约公元前440年～前381年），卫国左氏（山东定陶西）人。曾任鲁国将军、魏国西河郡守及楚国令尹。著有《吴起兵法》。他是我国战国时期著名的政治改革家、军事将领和军事理论家，与孙武齐名。史称“吴有孙武、齐有孙膑，魏有吴起，秦有商鞅，皆禽（擒）敌立胜，垂著篇籍”。郭沫若也誉他为“在中国历史上是永不会磨灭的人物”。
吴起出身于没有政治特权的“千金”之家，青年时即怀有在政治上飞黄腾达的强烈愿望，曾破家游仕，但未能达到目的。不仅家资耗尽，且遭乡邻耻笑。二十五岁时离家求学，并向母发誓，不为卿相，决不返家。先就学于曾申，攻读儒学。后因他敢于冲破儒家思想的束缚，不奔母丧，被曾申断绝了师生关系。当时各国之间战争频繁，极需军事人才。吴起遂适应形势要求，改学兵法。在齐国攻鲁时，鲁穆公姬显用吴起为将，命其率军抵御。他大破齐军，初露头角。但战功并未给他带来荣誉与地位，反而遭到贵族们的疑忌与排斥。他们散布流言，说任用吴起，对鲁不利。姬显听信谗言，将吴起辞退，吴起于是离鲁去魏。
魏国当时正进行变法革新运动。魏文侯魏斯（一说名都）曾向臣下了解吴起的为人。大夫李克说：“起贪而好色，然用兵，司马穰苴不能过也”。魏斯是新兴封建势力的代表人物，在人才思想上认为不应以“小恶掩其大美”。吴起既有杰出的军事才干，就可用其所长，遂以吴起为将，命其率军攻秦，经过大约两年的时间，陆续攻占了临晋（陕西大荔东南）、元里（陕西澄城南）、洛阴（陕西大荔西南）、邰阳（陕西合阳东南）等地。秦军退守洛水，黄河以西至洛水的大部地区，为魏所有。据说以后还曾参加了超越赵国攻灭中山的战争，建立了巨大的战功。
由于吴起善于用兵，战功显著，又深得士心，在相国翟璜推荐下，魏斯任命吴起为西河郡（吴起攻占的黄河以西地区）守（军政长官）。西河是与秦国接壤的军事要地，南北狭长而东西纵深甚小，易受秦攻而难于固守，背后又阻于黄河，一旦发生战争，很难及时得到支援，必须独立作战。所以魏斯才在此建郡，并任命吴起为军政长官。
吴起治军以身作则，“卧不设席，行不骑乘，亲裹赢粮，与士卒分劳苦”。野营时，他仅以树枝遮顶，稍避霜露，不搞特殊。据说卒有生疮者，他为其吮脓，卒母得知后大哭。人问其故，她说：“往年我丈夫生疮，吴公曾为其吸脓，不久即英勇战死，今吴公又为我儿吸脓，不知他将死何处！”这段故事，颇具传奇色彩，但不论细节是否属实，吴起带兵能“与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因而深得军心，则是可以肯定的。吴起“爱兵”，是他治军的一个侧面；另一侧面，则是严刑峻法。据说在一次对秦作战中，一卒未奉命令就奋勇进击，斩获敌首两级而还，吴起不仅不赏，反而命立即斩首。军法吏劝谏说：“此材士也，不可斩”。吴起说：材士不假，但不遵守我的命令，就必须处死。吴起的“爱兵”和“严法”，其目的都是要士卒“感恩”和“服威”，以为他卖命。
吴起在魏国创建了我国最早的、从应征人员选募常备军的兵役制度，为魏国建立了一支勇敢善战、体质强壮、行军速度及耐力都极好的“武卒”部队。成员全部经过严格的选拔考试，合格的标准是：全副甲胄，携带戈、剑、弩、矢和三日口粮，由拂晓至中午，必须行军百里。录取后按各人特长进行编组，将具有善使兵器、善于疾走、勇于冲锋等特点的人，各编一队。凡入选士卒，享受特殊待遇，不但免去全家赋税，而且另行分配土地房屋。这是我国军事史上，第一支具有职业化和专业化性质的军队。
吴起在西河期间，为了令出必行，曾采用了故意示信给赏的手段。据史载：秦军在与魏接壤处建一哨所（亭），吴起欲将其拔掉，但又恐强攻不下反对附近农民耕种造成危害，而小小哨所，又不便征集军队，遂派人置一车辕于北门外，下令说：“有能徙此南门之外者，赏之上田上宅”。有人照办，吴起立即按令给赏。又置一石柱于东门外，下令“有能徙此于西门之外者赏如初（如上次）”。群众争先搬取。吴起认为士心已可用，遂下令“明日且攻亭，有能先登者，仕之国大夫，赐上田宅”。至进攻时，人人争先，“于是攻亭一朝而拔之”。据《吴子兵法》说，吴起在魏，“与诸侯大战七十六，全胜六十四，余则钧解（胜负不分），辟土四面，拓地千里”。这可能有所夸大。但《史记》所记，“守西河而秦兵不敢东向”，则为事实。总之，吴起镇守西河郡时，确曾出色地完成了魏斯所赋予他的战守任务，建立了辉煌的战绩，证明他是一位非常卓越的军事将领。他的军事理论，也主要是在魏国的长期战争实践中总结出来的。
魏文侯五十年（公元前396年），魏斯病死，武侯魏击继位。一次吴起随魏击乘船沿黄河视察，魏击说：有如此险要的河山，国家焉得不强。大夫王错随口附和，说这是国家强盛的原因，“若善修之，则霸王之业具矣”。吴起斥责王错不应阿谀奉承，说“河山之险，信不足保也，是霸王之业，不从此也”。接着又用三苗、夏桀和商纣虽有河山之险，但因“为政不善”，终于为大禹、商汤和周武王所灭的事例，说明他们“城非不高也，人民非不众也，然而可得并者，政恶故也”。强调国家强弱“在德（好的政治）不在险，若君不修德则舟中之人皆敌国也”。吴起这段话，反映了他对战争的基本看法。他认为战争是“禁暴救乱”的手段，用以消灭桀纣那样的暴君乱政，并认为战争的胜败，在于为政的善恶（即战争的正义性与政治条件）。这比孙武“兵者国之大事”，“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的战争观，又前进了一步。
正当吴起在西河力图向外发展时，又遭到朝中贵族们的忌恨与反对。以王错为代表的一些大臣，终日在魏王面前诽谤吴起，终于使魏王产生怀疑，下令召吴起返朝，免去西河守职。吴起回魏都后，魏相公叔与王错等设谋陷害，吴起在为魏的强大尽心竭力地工作了二十多年后，为避祸，不得不逃至楚国。此时大约五十七岁。
楚悼王熊类久闻吴起才名，又正值谋求改革图强之际，遂任命吴起为北部边防要地苑（河南南阳）守。一年后，又升为楚国最高军政长官的令尹，辅佐熊类进行政治、军事改革。吴起改革的中心，是从政治、经济上打击、限制旧贵族势力，加强军队建设，“砥砺甲兵，时争利于天下”。其具体措施，主要有四：其一，针对“大臣太重，封君太众”，“上佰（逼）主而下虐民”，以致“贫国弱兵”的弊病，“使封君之子孙三世而收爵禄”。其二，针对楚国地广人稀的特点，变相收回旧贵族现有土地，强迫他们率其所属“往实广虚之地（迁至未垦地区）”。其三，“绝灭百官之禄秩，捐不急之枝官，以奉选练之士”，即裁减官吏，减少俸禄开支，用以建设军队。其四，取缔贵族招引、畜养食客，结党营私，制造反对改革的舆论，使全国思想、舆论统一于改革。在熊类支持下，吴起“罢无能，废无用，捐不急之官，塞私门之请，一楚国之俗”，将节约的大量财力、物力，用于建立一支“战斗之士”、“选练之士”的精锐常备军队。经过吴起的变法革新，楚国很快强盛起来，“南收扬越，北并陈蔡……兵震天下，威服诸侯”，不但击退了魏、赵、韩的进攻，而且于楚悼王二十一年（公元前381年），救赵攻魏，“战于州（河南温县东北）西，出于梁门，军舍林中（河南尉氏西），马饮于大河”，深入到黄河以北的地区。
正当吴起意气风发地为楚国的强大而积极经略之际，全力支持他的楚悼王熊类突然病死。因丧失特权和损害了既得利益的旧贵族们，乘机作乱，向进宫治丧的吴起发动袭击。吴起仓促遇变，自知不免，遂一面大呼“群臣乱王”，一面伏身王尸。贵族们箭射吴起，也射中了王尸。楚国法律有“丽兵于王尸者，尽加重罪，逮三族”的规定。楚肃王熊臧即位后，依法“尽诛射吴起而并中王尸者”，结果“夷宗死者七十余家”。战国末期人称赞说：“吴起之智，可谓捷矣”。但吴起的尸体，也终被车裂肢解，吴起死时约六十岁，在楚共约四年。
吴起一生为鲁、魏、楚三国建立了巨大的功勋，但由于他是一个站在变法前列的改革者，所以在三国都遭到旧贵族的强烈反对和迫害，并终于为此而丧生。这正是社会大变革的战国前期，新旧两种势力相互斗争的反映。吴起虽然“身败”而死，但并未因此“名裂”。他在政治、军事上的业绩，一直为后人所景仰。例如他离开魏国后，公孙痤为魏将，统率吴起训练的部队击败韩、赵联军。魏击欲“赏田百万禄之”，公孙痤推辞说：“夫使士卒不崩，直而不倚，挠拣而不辟者，此吴起余教也，臣不能为也”。后人称赞吴起统率和训练的军队团结巩固、纪律严明，说：“食人炊骨，士无反北之心，是孙膑、吴起之兵也”。称赞他指挥艺术卓越，说：“有提七万之众，而天下莫当者谁？曰吴起也”。此外，他的军事理论名著《吴起兵法》，也和《孙子兵法》一样为历代军事家们所推崇。早在战国末期，就已是“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西汉前期，也是“吴起兵法世多有”；汉武帝刘彻对霍去病就“尝欲教之孙、吴兵法”；东汉尚书仆射大将军鲍永，也曾“观孙、吴之策”；南北朝时前汉第一、二代皇帝刘渊和刘聪，都是自幼即诵孙、吴兵法；至宋代，更被编入《武经七书》，定为国家武学（军官学校）必读教材。在国外也有广泛的影响。日本奈良时代（约公元前750年前后）太宰大贰（官职）吉备真备，曾开课讲解《孙子》和《吴子》兵法，并运用书中原则，指挥军队，迅速消灭了惠美押胜的叛军，因而升为中卫大将。在近代，英、法、俄、德等国，都有《吴子兵法》的译本。亚历山大：庞大帝国的缔造者
亚历山大（公元前356～公元前323），是古希腊罗马时期的马其顿军事统帅、国王、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他自幼受到严格的宫廷教育，思想敏锐，才智出众。他酷爱兵法，很小就跟随父亲四处征战。公元前336年，其父腓力二世遇刺身亡，他年仅20岁便继承王位。继位后，他以严厉手段平定宫廷内乱，从事军事改革，发展了古希腊的方阵战术，创建了既能乘马又能徒步作战的“龙骑兵”；对外，他继续其父的扩张行动，大规模地对亚洲、北非进行侵略性远征，史称“亚历山大东征”。以马其顿军队为核心，他于公元前334年率领着庞大的海陆军发动东征，对实力强大的波斯军队实行一次又一次的沉重打击，先后取得伊苏斯战役、高加米拉战役的胜利，攻占了埃及、巴比伦、波斯、米底等国的大片土地，创建了一个横跨欧亚非的庞大帝国。公元前330年，他又马不停蹄地沿着里海南岸继续东进中亚，途经安息、大夏和粟特，直到印度河上游的旁遮普地区才班师。公元前324年春，这位征战多年的大军统帅终于回到巴比伦。但这时他的病情已相当严重，于次年6月病死。他死后，他用武力建立起来的横跨欧亚非三洲的大帝国很快分裂瓦解。
公元前336年，腓力二世遇刺身亡，亚历山大继位，时年20岁。因腓力二世猝死，宫廷骚乱，北方部落起义，希腊反马其顿派领袖乘机重新组织反马其顿同盟，意欲将年轻的亚历山大政权扼杀在摇篮中。马其顿王国内忧外患，形势十分严峻。亚历山大果断地采取行动，迅速予以还击。在希腊同盟还未组织起来时，他已兵临希腊，犹如从天而降。他效仿腓力二世当年的做法，在科林斯召开全希腊大会，名正言顺地成为马其顿、希腊联军的最高统帅。
对希腊的制服，是亚历山大所采取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措施，也是他东征能够取得胜利的可靠保证。公元前334年春，他以马其顿、希腊联军最高统帅的身份，巧妙地利用希腊人的力量，组织起强大的东征军，以波斯人曾蹂躏过希腊圣地，参与谋杀腓力二世为借口，向波斯帝国宣战，大规模的对亚洲、北非的侵略性远征由此拉开战幕。亚历山大率军渡过赫勒斯滂海峡，进入亚洲，在马尔马拉海南岸的格拉尼科斯河附近与波斯军队首次交锋。波斯大军在河流的右岸高地上严阵以待，以逸待劳，占地利之势，而马其顿军长途跋涉，疲惫不堪。亚历山大为鼓舞士气，亲自率领一支骁勇善战的骑兵，强行渡河，迅猛进攻。波斯军队死伤累累，很快败北。亚历山大首战告捷，打开了向小亚细亚进军的道路。此后，在小亚细亚他没有遇到大规模的抵抗。
公元前333年秋，亚历山大在叙利亚的伊苏斯附近与波斯军队发生了第一次激战。亚历山大以重装方阵和重装骑兵迅猛异常地向波斯中军发起进攻。双方激战正酣，大流士三世首先动摇，弃阵而逃。波斯大军随即崩溃。
公元前332年春，亚历山大继续向南推进。许多腓尼基城市不战自降。对被征服地区，亚历山大采用恩威并施、宽猛相济的政策。攻下腓尼基各地不久，他就率军进入埃及。他利用波斯统治下人民的不满情绪，以解放者自居，同时，审时度势，随机应变。他特别注意拉拢埃及的祭祀阶级，因为他深知，埃及的阿蒙祭祀集团在埃及政治上居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经济实力雄厚，在民众中影响较大。因而慷慨馈赠，甚至在沙漠中艰难跋涉，饱受煎熬，亲自去西瓦绿洲祭祀阿蒙神庙。因而，亚历山大得到了埃及祭祀集团的支持，被宣布为阿蒙神之子，从而成为埃及法老的合法继承人。
公元前331年春，亚历山大由埃及出发，经巴勒斯坦、叙利亚，侵入美索不达米亚。在尼尼微附近的高加美拉村外与波斯军队进行了一场具有历史意义的、决定命运的大战。
高加美拉一役，亚历山大消灭了波斯的有生力量。之后，亚历山大几乎未遇抵抗占领了波斯行都巴比伦、波斯首都苏撒和波斯古都波斯波利斯，进行了惊人的掳掠和洗劫。不久，亚历山大追踪大流士到帕提亚和巴克特里亚，大流士三世已被杀。亚历山大追擒大流士三世的当地总督比索斯，以其背叛君主罪处以死刑。波斯的阿黑门尼德王朝遂亡，亚历山大取代了波斯帝国的统治。
其后，亚历山大进军中亚，虽遭中亚人民抵抗，但仍占领了中亚的一些地方。公元前327年，亚历山大又进军印度，利用印度诸国的矛盾，占领了印度河流域的一些国家。他还企图征服恒河流域，但因士兵厌战和畏怯印度摩羯陀国的强大，被迫退兵，公元前325年回到巴比伦城。历时10年的东征就此结束。经过大规模的军事征服，亚历山大建立起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帝国。它的版图西起希腊、马其顿，东到印度河流域，南临尼罗河第一瀑布，北至药杀水，首都巴比伦。
亚历山大是著名的军事统帅，可以说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他发动的侵略战争虽给欧、亚、非人民带来了很大的不幸，但在客观上，东征为东西方文化、政治和经济交流创造了条件。在帝国广阔的领域中，西亚、中亚、埃及甚至印度等地的各民族与希腊各城邦间的经济、贸易、文化的联系普遍加强，其规模之大，内容之丰富都是前无古人的。鬼谷子：神秘的纵横鼻祖
鬼谷子是个很神秘的人物，战国中期的纵横家鼻祖，有说是齐国人，也有说是楚国人，也有说根本无此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传统说法姓王，名之利，也有说姓刘名务滋。隐居于颍川（今河南禹县）阳城（今河南省登封县东南告成镇）的鬼谷，因自号“鬼谷子”。
最早记述鬼谷子的是司马迁。据《史记·苏秦列传》和《史记·张仪列传》载：苏秦者，东周雒阳人也，东事师于齐，而习之于鬼谷先生。张仪者，魏人也。始尝与苏秦俱事鬼谷先生。《太平御览·礼仪部》载，“周有豪士，居鬼谷，号为鬼谷先生。”苏秦、张仪去见他，他说：“我将为你们两个讲述最精深的道法。”于是，二位沐浴更衣，不食荤酒，整洁口身，斋戒已毕，去见鬼谷子，鬼谷子向他们讲述了《捭阖》、《符言》等篇。王嘉《拾遗记》载，苏秦、张仪未发迹前，穷困潦倒，但却勤学不辍。他们在途中看到圣人之文，便将文章抄在手掌中及大腿上，晚上回到家再折竹为笔，将掌股中之文录于帛上。搜罗好书，无物可盛，便剥下树皮制成书囊。一天，一位先生出现在苏秦与张仪面前，询问他们为什么如此勤苦学习，苏秦、张仪反问：“你是何人？”这位先生回答：“我居住在山谷中，人们称我为鬼谷子。”后来，苏秦、张仪游说四方，再次遇到鬼谷子，并向他求教，鬼谷子从怀中掏出三卷书，教他们权诈之术，苏秦、张仪自此持鬼谷子之学终身。这位鬼谷子就是司马迁笔下的鬼谷先生。东汉王充《论衡》载，苏秦、张仪跟鬼谷子先生学了一段后，有一天，鬼谷子在地下挖了一个坑，说：“下到里边去，什么时候道理说得我涕泣沾襟，你们到各国去游说国君，就能成就功名。”苏秦、张仪果然下到坑中，充满感情地向鬼谷子讲述纵横捭阖、争霸天下的道理，说得鬼谷子涕泣沾襟。苏秦、张仪得鬼谷子真言，果然成为战国著名的纵横家，成就了功名。
后来，二人又去见他，他正席地而坐，表情严肃地说：“我告诉你们两个保全启身的道法。”苏秦说六国合纵，最后被反间致死。苏秦、张仪同师鬼谷子，但苏秦自己说本事不如张仪。张仪自己也说过自己的权谋不及苏秦。张仪在游说各国时，力陈苏秦合纵谋略的短处，以证明自己的连横谋略的正确，战国历史证明，最终是连横谋略取得了成功。在中国民间，也有传说鬼谷子是大军事家孙膑的老师。《尚友录》载，孙膑和庞涓同学兵法于鬼谷。正因鬼谷更赏识孙膑，把一部天书传给了孙膑，引起庞涓忌恨，才发生了一系列动人心魄的历史故事。
有一个人叫来鹄（不知何时人）说：“鬼谷子教给人诡秘欺诈，言语便捷，富于鼓动性，发人阴私，奸邪刁滑，六国时期真正掌握此术的，只有张仪、苏秦而已。”例如《捭阖》、《飞箝》，捭阖是分化或拉拢之术，飞箝是揣摩人之好恶，待其竭情无隐，加以箝持之术。现实社会中的一些现象，是鬼谷子之术潜移默化，自然流传而形成的。
鬼谷子说：“人之不善而能矫之者，难矣。说之不行，言之不从者，其辩不明也。既明而不行者，持之不固也。既固而不行者，未中其心之所善也。辩之明之，持之固之，又中其人之所善，其言神而珍，自而分，能入乎人之心，如此而说之不行者，天下未尝闻也。”刘向说，这是善于说辩的具体方法。《鬼谷子》一书，虽然在《史记》、《说苑》等书中被引用，但直到《隋书·经籍志》，才把《鬼谷子》录于目录。因而，有的学者认为它是苏秦假鬼谷之名而作，也有学者认为是后人伪书，但也有坚信《鬼谷子》绝非伪托的学者，千百年来，莫衷一说。虽然如此，《鬼谷子》一书自魏晋以来广为流传却是谁也不否认的事实。
而《鬼谷子》之所以能够流传至今，是与鬼谷子的“奇变诡伟”的谋略分不开的。不管鬼谷子是传说人物；还是实有其人，他都是一个古代谋略家。
立身御世，远害就利。从一定意义上讲，人类的行为都是为了远害就利，因而，远害就利是人类谋略的基本特征。《鬼谷子》告诉人们如何运用谋略，在政治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如何进行政治统治，以远害就利。《鬼谷子》认为，一种小小的缝隙，它会发展形成较大的漏洞，再进一步发展，就可形成为大缝隙。鬼谷子以此引申为政治斗争中的防患于未然。这是他关于在变幻不定的政治风云中，进行有效统治的重要思想。他说，始有征兆，可抵而塞，可抵而隙，可抵而息，可抵而匿，可抵而得。就是说，在缝隙刚要出现的时候，一定会有某种迹象，缝隙一出现，就要严严实实地把它堵塞，这刚出现的缝隙被阻住，使其发展蔓延的势头减弱并最终让它销声匿迹，经过这一番努力，缝隙被堵，隐患消除。这是堵塞缝隙的道理。他认为，政治统治的道理也是如此，能否有效防止社会动乱是关乎国家存亡的大事，必须给予极大的关注。“事之危也，圣人知之，独保其用。因化说事，通大计谋，以识细微。经起秋毫之末，挥之于泰山之本。其施外兆萌牙孽之谋。意思是，当事态出现不稳定的迹象时，智慧过人者往往能先觉察。”这些“圣人”能洞察事理，并能发挥他们独特的作用，根据事物发展变化的趋势，细致入微地阐明事理，施计用谋，采取有效的措施。任何事物，都有一个由小到大的发展过程，最鼎盛的时候恰恰是从不起眼的细小萌芽开始的。微不足道的力量可以发展到不可估量，甚至可以使巍峨的泰山发生动摇。“圣人”们教给人们防患于未然的谋略，正是从这种事理中悟出来的。这是治国理政，为君为臣必须牢牢把握的。人类社会分化离合，纷乱安定，都是常事，作为统治者，应该时时警惕，留心观察，那些深谙此道，并能审时度势，熟练运用这一谋略的人，可以称为上智贤明的圣人，是最优秀的统治者。面对复杂的局势，他们冷静观察，韬光养晦，不惊不乱，适时抓住遏制混乱局势的时机，筹谋划策。或者因势利导制止混乱，或者快刀斩乱麻，迅速收拾残局，以顺利实行自己的统治。《鬼谷子》毫不掩饰谋略的功利性和权谋术势的实用性，把政治谋略发展到相当的高度，当然，他关于政治谋略的论述，含有投机和诡密，这是不能苛求的。《鬼谷子》为纵横家提供了谋略理论和方法。苏秦、张仪正是在把握这些谋略的基础上，才长于权变，游说诸侯以成就功业的。
辩论的奇变诡谲是鬼谷子谋略艺术的另一大特征。他以独具风格的诡辩术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古代论辩理论，也为战国时期的“游士”、“策士”、“谋士”等游说权谋者提供了一套诡辩理论。苏秦、张仪是成功运用这种辩论术的典型。《鬼谷子》第一篇就是《捭阖》，“捭阖”，指开合，指战国时纵横家分化、拉拢的游说之术。鬼谷子把“捭阖”看作权谋之本，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大谋略，大智慧，即计谋的最高法则。“纵横、反出、反复、反忤，必由此矣。”（《鬼谷子·捭阖第一》）《鬼谷子》中的《捭阖》、《反应》、《权篇》等等，都很深刻地论述了诡辩制胜的方法、原则。捭阖篇中说，“捭之者，开也、言也、阳也；阖之者，闭也、默也、阴也。”要想取得成功，就必须作周密的思考，其中最要紧的，是不可忽略哪怕是最微小的事情。用“捭”之术，要把对方的实际情况了解深透，用“阖”之计，就要使对方感到你与他同心同志，这样才能使计谋成功。因此，要注意观察对方，权衡轻重利弊，弄清对方采取什么计谋。“或捭而出之，或捭而纳之”；“或阖而取之，或阖而去之”，要灵活多变，不可生搬硬套。捭阖之术要求对事物变化作出正确的判断和预测。长生、安乐、富贵、尊荣、显名、嗜好、财货、得意、情欲等，都是可以公开向别人说的，为阳；而死亡、忧患、贫贱、屈辱、弃损、失利、失意、刑戮、诛罚等，是属于隐秘的，是阴，所有这些，都可以用来试探测知对方的志向与意志，欢乐与欲求，思虑与智谋，这就是运用“捭阖”之术的基本法则，是游说他人的谋略。由此可以看出，在磊落光明的人前，只能谈论崇高；与阴险狡诈的人，只能谈卑小。以下求小，以高求大。这样就可无所不出，无所不入，无所不克，可以游说于人，可以游说于家，也可以游说于国，游说于天下。
对于神秘人物鬼谷子的真伪，对于《鬼谷子》一书的真伪，是历史家研究的课题。千百年来，对《鬼谷子》一书所反映的谋略思想和方法，褒贬各执一辞。从谋略研究的角度看，《鬼谷子》及鬼谷先生的各种传说，含有不可忽视的、丰富的谋略智慧，鬼谷先生将作为一个神秘的谋略家而受到谋略研究者重视。孙膑：身残志坚的武圣后人
孙膑，齐国人，生于阿（山东阳谷东北）鄄（山东鄄城北）之间，是孙武的后裔。原名不详，因曾受膑刑（去掉膝盖骨），故世人称之为孙膑。生卒年月史无记载，主要活动于齐威王、齐宣王在位期间（公元前356～前301年）。著有《孙膑兵法》，是我国战国中期杰出的军事理论家和军事谋略家。
孙膑青年时曾与庞涓同学兵法，后庞涓任魏国将军，嫉妒孙膑才能，设法把孙膑骗至魏国，借故处以膑刑。孙膑身残志坚，受辱不屈，暗自准备逃走。当齐国使臣来魏时，孙膑往见使臣，诉说自己的遭遇与见解，深为齐使所赏识，就秘密将他带回齐国，在齐将田忌家作门客。当时齐威王常和贵族大臣们一起举行马车赛跑。用重金赌输赢。孙膑见他们驾车战马的速度相差无几，而又分为上、中、下三等进行比赛。他就向田忌建议，用上等马对中等马；用中等马对下等马；用下等马对上等马的方法，谋取两胜一负的胜利。他这种符合运筹学博弈原理的方法，后人称之为“三驷之法”，田忌因此而看出孙膑的足智多谋，就把他推荐给齐威王。威王通过与孙膑谈论兵法，很赏识他的军事才能，就任命他为军师，参与战略决策，成为齐统治集团中的重要智囊人物。孙膑一生的战绩主要是辅佐田忌，在桂陵、马陵两次大战中，大败魏军，创造了“围魏救赵”与“减灶诱敌”两种战法的范例。
齐威王三年（公元前354年），魏将庞涓率军八万包围了赵都邯郸。次年，齐威王派将军田忌率军八万救赵。田忌本欲直趋赵国，孙膑劝阻他说：“解乱麻不能生拉硬扯，劝斗殴岂能自己卷入。魏军主力精兵尽在赵国，国内多是老弱之军，在此情况下，应避实击虚，攻其必救，向魏都进军，以调动在赵魏军回师自救，而于其归途中与以截击，既可解赵之围，又可诱歼魏军，一举两得。”并建议“南攻平陵（河南睢县西）”。平陵是魏国东部平原地区的军事重镇，较难攻取，且有受魏军夹击被切断后方联络的危险。孙膑对此本来也很了解。他之所以决定向平陵进攻，就是为了使庞涓产生齐将指挥无能的错觉。田忌采纳了他的建议，挥军南进。当齐军接进平陵时，孙膑又建议只派一部兵力佯攻平陵，并指示他们，如果遭到魏军的夹击，就假装败退下来，进一步使庞涓产生齐军战斗力很差的错觉。此外，还另派一部轻车部队及少量步兵“西驰梁郊”，佯示袭击大梁（河南开封），以激怒庞涓，诱其急速回救，而将主力埋伏在判定魏军必经的桂陵（河南长垣北）附近。庞涓果然中计，尽撤邯郸之围，昼夜兼程南下，在桂陵遭到齐军主力攻击。经过在邯郸与赵军的长期对峙，魏军实力已大为削弱，加以长途跋涉，已成疲惫之师，突然遭到以逸待劳的齐生力军的截击，仓皇应战，终于惨败，遭到歼灭性的打击。
齐威王十四年（公元前343年），魏军攻韩，战于南梁（河南汝州南）。韩向齐求救。次年，齐派田与孙膑率军救韩，直趋大梁（魏国都，河南开封）。“魏将庞涓闻之，却韩而归。”魏惠王命太子申、庞涓率军十万，经宋国边邑外黄（河南民权西北）北进迎击。孙膑对田忌说：“魏军素悍勇而轻齐，”正应利用其轻敌心理，“因其势而利导之”。于是采用了示弱诱敌、设伏聚歼的方针，由齐西境廪丘（山东郓城西北）地区进入魏境后，第一天做十万人饭灶，第二天做五万人饭灶，第三天只做三万人饭灶。进至煮枣（山东荷泽西南）一带时，知魏军已东进至外黄，即伪示不敢与魏军决战而退走。庞涓进至济阳（河南兰考东北），得知齐军撤退和逐日减灶的情报，向太子申说：“吾固知齐军怯，入吾地三日，士卒即亡过半矣。”遂率轻锐，以一日走两日路程的急行军追击齐军。齐军退至齐边境之马陵（山东范县西南）时，孙膑据魏军行军速度预计当晚追至马陵。马陵道狭地险，两旁树木茂密，便于设伏。孙膑把主力隐蔽于预定伏击地域两侧，并在伏击地域的前方，用战车、大盾、蒺藜等构成野战壁垒以截断敌之进路；又派出万名弩兵，隐蔽于道路两侧森林中，按规定信号发起攻击。不出所料，魏军于孙膑预计时间进入设伏地域，陷入重围。齐军万弩齐发，魏军大乱，庞涓愤愧自杀，主帅太子申被俘，从此魏国一蹶不振，“诸侯东面朝齐”，孙膑也因之名扬天下。马陵之战后，齐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激化，始终支持孙膑的田忌，在内部斗争中失败，被迫逃去楚国，孙膑从此也不知所终，仅有所著《孙膑兵法》传世。《孙膑兵法》是继《孙子兵法》之后，我国古代的一部重要军事理论著作。它是孙膑及其后学所著。《汉书·艺文志》称之为《齐孙子》。据说原书共八十九篇，附图四卷。大约在东汉以后散失。直到1972年，才在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墓葬中重新出土。一部竹书可惜仅存三十篇，而且残缺不全。《孙膑兵法》不仅继承了《孙子兵法》光辉的军事思想，而且结合战国时期的战争特点，有所发展，有所创新，是先秦时期战争实践的总结，是我国古代军事理论的珍贵遗产。通过《孙膑兵法》，可以看出孙膑的军事思想。田单：广施奇谋的战国名将
田单，战国时代齐国人，是田齐王室的一个支系亲族，生卒年不详，主要活动于齐滑王、齐襄王在位期间（公元前300年—前265年）早年在齐国都城临淄（今山东省淄博东北）当“市掾（管理市场的一般官员）；在燕将乐毅率五国联军破齐之后，退到即墨，被推举为守城将军，率领军民坚守孤城5年，后以‘火牛阵’战法大破燕军，并乘胜收复齐国失地，被齐襄王封为安平君，并任为相；齐孝成王二年（公元前264年）离开齐国，到赵国任相；此后情况史无记载。”
田单最光辉的业绩是其广施谋略，以弱胜强，收复齐国失地。特别是他创造的以“火牛阵”出奇制胜的战例，为历代兵家所称道，成了谋略制胜的战例。
周赧王元年（公元前314年）齐宣王乘燕国内乱，一举攻占了燕都蓟（今北京西），杀了燕王哙，并大肆进行抢掠，引起燕国的仇恨和其他诸侯国的不满。齐军立燕太子平为燕昭王后撤退。此后，齐、燕关系犹如水火。28年之后（即公元前284年），燕国决定报齐破国之仇，派上将军乐毅率燕军并赵、韩、魏、秦联军攻齐，在济水以西（今山东聊城以南地区）一战而击溃齐军。乐毅遣回秦、韩之师，分魏师以略宋地，让赵军北收河间，亲率燕军向齐都临淄方向继续发展进攻，连下70余城，攻占临淄。
临淄失陷后，齐王及贵族、官吏等纷纷出逃。田单率领的族人与其他贵族、官吏迅即逃至临淄东北的安平。田单估计燕军将会进攻安平，因此他让族人将车轴伸出部分锯掉，并在轴头上包上铁皮。当燕军逼近安平时，齐大、小贵族及官吏争相逃命，车辆拥挤于道，互相撞挤使车轴折断、车轮脱落，被燕军俘虏。但田单的族人因车轴短且包以铁皮比较牢固，得以逃至即墨（今山东即墨北）。
燕军攻克安平后，直指齐沼王逃亡地——莒（今山东莒县）。此时齐滑王已被楚将淖齿所杀。后来，齐臣王孙贾又杀了淖齿，拥立滑王之子田法章为王（齐襄王）。田法章号召军民守莒抗燕。燕军久攻莒城不下。乐毅决定：以右军、前军继续围莒，亲率左军、后军攻即墨。即墨是齐国较大的城邑，“三里之城，五里之廓”，城池坚固，储备充足，防守条件较好。即墨守城大夫率领军民抗击燕军，不幸殉职。即墨军民遂共推田单为将，以抗击燕军。他们说：“安平之战，田单宗人以铁笼（以铁笼车轴头）得全，是多智习兵（富于智慧，熟习军事）。”安平得脱确实显示了田单有超人的聪明才智。
田单受命时面临的是敌强己弱的严峻形势。为扭转这种被动局面，田单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团结即墨军民，鼓舞士气，壮大自己的力量；二是分化瓦解敌人，迷惑敌人，削弱敌人。他为此采用了一系列的谋略手段：
身先士卒，激励军民斗志。田单首先整顿扩编了守城部队，将自己的妻妾编入部队，同时调整了防御部署。他以身作则，与军民同甘共苦。城中富人、商人送给他的物品，他全部分给士卒；士卒生病，他去慰问并请医生治疗；他不分昼夜巡视城防，和士卒一起修补被攻破的城墙；燕军攻城，他站在最关键和危险的地方指挥战斗。他的行动赢得了军民的信赖，鼓舞了军民的战斗热情。
乐毅是个有勇有谋的将军。这次率军攻齐，他约束部队，禁止掳掠，并笼络齐国权贵人物，所以攻齐连连告捷。他指挥燕军久攻即墨不下，便改用攻心战法，围城而不打，还后撤9里，筑垒相持，对出即墨城的居民，不但不抓捕，还对困难者给予赈济。田单对此深为忧虑，担心长此以往，必会动摇人心。因而决心逼走乐毅。齐襄王五年（公元前279年），燕昭王死后惠王继位。田单了解到惠王过去与乐毅有矛盾，认为有隙可乘，遂派反间到燕国散布谣言说：“齐湣王早已死了，而乐毅还没有攻下齐国的莒和即墨两城。这不是他无力攻取，而是故意留而不攻。因为他与燕惠王有矛盾，害怕被杀掉，不敢归燕，所以他以伐齐为名，暗中与诸侯联系，企图在齐国称王。齐国人不怕乐毅称王，就怕燕国换将。如果燕国派别人来接替乐毅，那么即墨就会被燕军攻破了。”燕惠王本来对乐毅好几年都没有攻下莒和即墨两城就有怀疑，听到乐毅要在齐称王的谣言便深信不疑了。于是，他派骑劫接替乐毅统率燕军。乐毅怕回燕会遭到不测，便回到故乡赵国去了。乐毅一走，燕军少了一个深受将士爱戴的统帅，又对骑劫的无能心怀不满，因而军心涣散，战斗力大大削弱。而田单却达到了战略目的。
为了麻痹敌人，隐蔽自己的企图，田单将军队隐蔽起来，让老人妇女登城守卫，同时把城里的黄金收集起来，派城里的富豪送给燕军，并佯称：“即墨守军马上就要投降。请你们受降时不要伤害我们的家室妻妾。”骑劫见即墨守城的都是老弱妇幼，以为城中齐军确实已无战斗力，因而对齐军准备投降的说法深信不疑。燕军也“皆呼万岁”，只等着受降，完全放松了警惕。
田单运用的谋略手段，全部达到了预期目的。即墨军民团结一致、士气高涨，战斗力大大增强；燕军统帅昏庸，军心涣散，骄傲麻痹，战斗力大大削弱。田单见敌我力量对比已发生根本性变化，认为反攻的条件和时机已经成熟。他征集了近千头牛，给牛披上绘有五彩龙纹的红布，在牛角上绑上打磨锋利的兵刃，在牛尾上绑上涂有油脂的苇束，并挑选了5000名精壮士卒，集中于面向燕军大本营的城墙内侧，在城墙底部挖了几十个通向城外的大洞。有天深夜，田单先派部分士卒潜出城外，填平城壕，开辟好通道，同时将牛赶到各出城洞口，然后在统一号令下点燃牛尾的苇束，将牛由通道驱出。牛因尾巴被火燃烧，疼痛难忍，疯狂地奔向燕军营阵，形成一个有正面、有纵深的“火牛阵”，凶猛冲击燕军；由5000人组成的突击部队，紧跟“火牛阵”后迅速出击；城墙上男女老幼敲锣打鼓、呐喊助威。毫无戒备的燕军，夜里正在休息。火牛冲到跟前，他们以为来了神兵天将，遂大惊失色，完全丧失了战斗能力，立即全军崩溃，被火牛和齐军突击部队杀得落花流水，横尸遍地。主帅骑劫也被齐军杀死。部分燕国残军仓皇逃走。田单乘胜挥师追击，迅速全部夺回了齐国的所有失地，并从莒城将齐襄王迎回临淄听政。齐襄王因田单光复齐国劳苦功高，封他为安平君，并任命他为齐相。
田单为相以后处处谨慎小心，在政治上、军事上均无大建树。这是由于田单复国功大，在百姓中威信高，而齐襄王心胸狭窄，总是怀疑田单可能篡位，田单不得不采取明哲保身的态度，不敢有所作为。田单任齐相14年，值得称道的只有率齐军破狄这件事。狄族活动于今山东高青东南一带，独自为政。齐襄王命令田单率军前往征伐。行前，田单拜会智谋之士鲁仲连。鲁说：“将军攻狄，不能下也。”田单一听很生气，说：“我在即墨一战而破燕军万乘。现在征讨小小的狄族，怎么能攻不下呢！”遂转身就走。结果，田单攻狄“三月不克”，不得不回来请教鲁仲连。鲁仲连说：“将军你在即墨的时候，坐下来则编织盛土的草袋，站起来则拿着筑城的工具修补城墙，与士卒同患难，共甘苦。将军有誓死打败燕军的决心，士卒有一往无前、视死如归的气概。这是大破燕军的根本原因。而现在，将军你拥有采邑万户，有游乐的场所，用黄金作腰带，荣耀国内，有贪图享乐之心，无为国捐躯之意，所以打仗就不会取得胜利。”鲁仲连一针见血指出实质问题。田单猛然醒悟过来，立即回到征狄前线，进行思想动员，鼓舞士气，并拿出在即墨之战时的战斗精神，冒着矢石箭雨，亲自擂鼓指挥攻城，终于攻破狄城，降服狄族。韩非子：中国先秦法家学说的集大成者
韩非，生于公元前280年至公元前233年。原是韩国的贵族，自幼敏而好思，他与著名的政治家李斯同拜荀况为师。在“战国七雄”争强之际，韩国势力最弱，经常受到魏、楚、秦等强国的欺凌，韩非为此不胜感慨。他曾多次上书韩王，倡仪变法富国、积财强兵。但韩桓惠王韩安昏庸无能，不辨良莠，不采纳韩非的主张。
韩非不善辞令，常常因不能在口头上把道理说清而急躁红面。但他才学渊博，文思神俊。他见韩王不采用他的主张，便发愤著书立说，阐明变法图强的道理。
他纵观天下“争于气力”的利害形势，针对韩国法不彻底的弊端，又全面总结了战国时期变法改革的经验和教训，提出了“以法为主”，“法”’、“术”、“势”相结合的政治理论。他认为当今世界已处于动荡时期，礼崩乐坏，想用昔日宽厚的政治来治理民众，就像不用绳索、马鞭去制服野马一样，是不切实际的妄想。指出只有严峻的刑罚才符合历史发展的趋势。
韩非写了许多卓有见识的文章，俱收集在《韩非子》一书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是《五蠹》、《说难》、《孤愤》、《显学》、《定法》、《有度》、《用人》、《内外储》等，这些文章大多数是讲治国治世的道理，思想深刻，文辞犀利。其中《五蠹》篇中把儒家、墨家、纵横家、逃避兵役者及工商之民，指为社会上的五种蠹虫，即五种有害之民。说“儒家学者称颂先王的政治主张，借助仁义进行政治说教，讲究仪容礼服，修饰游说言辞，以乱当今法度，动摇君主实行法治的决心。那些高谈阔论的纵横家，假托旧说，妄举古事，借助外国的力量来谋求个人的利益，而抛弃国家利益。那些游侠刺客，聚集党徒，标榜气节来沽用钱财行贿，请托权贵，沈避汗马之劳。那些商工之民，制造粗劣器物，囤积居奇，等待时机，从农民身上牟取暴利。这五种人，都是国家的蛀虫。”他认为，只有农民和兵士才是国家有用之民。此种言论，反映了思想打上了极深的时代烙印。
韩非很善于运用简明寓言说明复杂的道理，如“守株待兔”就是对用老法治世者的一种嘲笑。韩非的其他寓言，如“自相矛盾”、“滥竽充数”、“唇亡齿寒”、“和氏璧”等，都是脍炙人口的警世良寓。
韩非的思想核心是以法治国，他认为治国不能离开法律，这是因为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没有刑律制服不了民众。但君主制订出法律后，还要有一套权术驾驭臣下，有一定的权势推行法令。否则法令不能贯彻，君主的地位不会巩固。法、术、势三者必须并重，才能巩固君主的统治。
另外，韩非非常重视奖励耕战，认为这是富国强兵之道，只有通过奖励耕战，才能发展经济，才能加强军事力量，然后通过兼并战争统一天下，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政权。
秦王嬴政对韩非的主张大加赞赏；他也认为文章的作者定是个杰出之人，因而对作者特别敬佩。他对大臣说：“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谈话），死不恨矣！”
公元前234年，秦国发兵攻打韩国，并指名要韩非到秦国来。韩王安为政昏庸，不知韩非有杰出之才，便答应秦国的要求，让韩非出使秦国，名义上是韩非被邀访秦。果然韩非奉命使秦，秦王见到韩非十分高兴、谈话投机，想法一致，就把他留在秦国，准备给他安排一个位置。但韩非到秦国后，给秦王写了一篇上书，说明秦韩为近邻，不能略韩国。书中又揭发了秦王的特使姚贾是个“梁父大盗”，说他“以王之权，国之宝，外自交于诸侯。”这使姚贾与廷尉李斯十分害怕，他们自知才华不及韩非，心中十分嫉妒，便趁机向秦王诽谤韩非，说“韩非是韩国的贵族之子，是为韩国谋利益的。今大王要并吞诸侯统一全国，韩非是韩国派来的奸细，万不可重用他。时间久了，再放他回韩，无疑是自留后患，不如借此杀掉他。”李斯是秦王的得力宠臣，秦王对李斯等人的诬陷自然是信赖无疑，尽管韩非与秦王相见如故，接待如宾，但秦王还是把他投入监狱，以观动静。
李斯、姚贾唯恐秦王改变主意，将韩非重新起用，公元前233年偷偷地派人用毒药把韩非毒死了。李斯：秦始皇身边的第一谋士
李斯，生年不详，死于公元前208年，战国末年楚国上蔡（今河南上蔡西南）人。他为秦始皇统一六国出谋献策，为秦帝国的建立和中国的大统一立下了功劳。但他为人品德不正，追名逐利，见利忘义，秦始皇死后，为赵高所收买，助秦二世胡亥为非作歹，最后祸及自身，被赵高陷害而死。不管李斯一生的功过如何，他都称得上中国历史上一位著名的政治谋略家。
李斯年轻时曾在楚国做过郡掌管文书的小吏。但他雄心勃勃，很不满足于自己的处境和地位。据司马迁《史记·李斯列传》）记载，他曾借老鼠在不同场合偷食时的表现作比喻，发出感慨说：“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他的寓意是，做人就要做个像在仓库里偷食粮食的老鼠，为所欲为，尽情享受。为了达到飞黄腾达的目的，他弃掉小官不做，离开楚国，跑到当时学术气氛最浓的齐国，投拜荀卿为师。荀卿即荀子，他是当时名闻遐迩的儒学大师。但他的儒学和孔、孟的儒学是很不同的，他的基本思想很接近法家的主张，是研究如何治理国家的学说，被称为“帝王之术”。所以很适合战国末期的形势和新兴地主阶级的需要。李斯就是看中了“帝王之术”才投师荀子的。他曾说：“诟莫大于卑贱，而悲莫甚于穷困。”可见他是一个不甘寂寞，有着强烈求仕欲望的人。由于他有明确的学习目的，因此读书认真，钻研精神很强，学业优良，成绩突出，很得老师荀子的赏识，日后亦成为荀子有作为的门生之一。
李斯学成之后，反复思考了自己的去向和用武之地，以实现梦寐以求的高官厚禄和荣华富贵。他经过审时度势，认为当时互相抗争的七国中，其他六国不是弱小，就是国王无所作为，唯独秦国最强，秦王政又很能干，将来天下必归于秦。因此，他断然决定投奔秦国去施展自己的才华。当他向老师荀子辞行时，荀子问他为何要去秦国，他毫不隐讳自己的思想观点，回答说：“要想干一番事业，都有一个机遇问题，现在各国都在争雄，这正是立功成名的大好机会。秦国实力最强，雄心勃勃，正在奋力争夺统一天下，那里有用武之地，可以大干一场。一个人活在世界上，卑贱是最大的耻辱，贫困是莫大的悲哀。处于贫困卑贱的地位，就要为世人讥笑。不爱名利，无所作为，不是读书人的目的。所以我决定到秦国去。”荀子含首，送别了这个志向深远、雄心勃勃的弟子。
李斯为求功名，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千里迢迢，跋山涉水，不辞艰苦，到达秦国。他先投在相国吕不韦的门下作舍人，很得吕的赏识，任命他为郎官。但李斯岂能满足这样的地位，他只是把吕不韦为自己能够接近秦王政的跳板而已。果然，机遇不负有心人，秦王政终于认识了他。李斯便主动向秦王献计说：“如果想要干成一番事业，必须要抓住时机。秦穆公时，虽然很强大，但未完成统一大业，原因是当时时机不成熟。经过秦孝公以来的努力，现在秦国的国力已很强大，各国都不如，加上大王你又贤德，因此打败六国有如扫除灶上的灰尘那样容易。现在是下决心完成帝业，统一天下的最好时机，千万不要错过呀！”秦王非常欣赏李斯的见解，器重他的才华，很快提拔他为长史。接着，李斯又为秦王出点子，让秦王派人持金玉珍宝出使各国，游说、收买、贿赂、离间六国的君臣，采取各个击破的办法，逐个加以消灭吞并。秦王采纳了李斯的策略，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于是重用李斯，提拔他为客卿。
但是，正当李斯在仕途上一帆风顺，积极为秦消灭六国，统一天下，出谋献策，施展才华之际，六国中的一些有识之士也并不示弱，他们纷纷给自己的国王献计献策，或以武力对抗，或派出间谍到秦国，采取各种方法削弱秦的力量。其中最著名的是韩国派出水利专家郑国到秦国游说，鼓动秦国耗巨资修建水渠，想以此削弱秦国的人力物力，牵制秦国东进侵韩。但在修渠的过程中韩国的意图暴露。秦国为之震惊，朝廷内外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并演化成了秦宗室贵族与外来客卿之间的争权夺利斗争。贵族们对秦王政重用吕不韦、李斯等客卿早已怀恨在心，只是慑于秦王未敢发作。这次终于得到了机会，因而群起而攻之，要秦王赶走一切外来之客。秦王被迫无奈，下了一道逐客令。李斯自然亦在被逐之列。
眼看自己的追求和苦心转瞬之间要化为泡影，李斯岂能甘心！他有抱负，有智慧，也敢作敢为。他不怕犯颜获罪，直接给秦王写了一封信，劝秦王不要逐客，这就是著名的《谏逐客书》。《谏逐客书》不仅是一份情词恳切的求职书，而且还充分反映出李斯的才华和谋略智慧，它实际上是李斯贡献给秦王的一份广收贤才强国，进而消灭六国统一天下的政见谋略书。
秦王政是个有雄才大略的人，他看了李斯的《谏逐客书》后，明辨是非，果断地采纳了李斯的建议，立即取消了逐客令，再次重用李斯，提拔他为廷尉。
取消逐客令对秦国的作用很大，影响深远。秦始皇坚持接纳、任用客卿的政策，招揽了一大批贤将良才。如史书上著名的王齿奇、茅焦、尉缭、王翦、王贲、李信、王离、蒙恬等都是来自别国的客卿，他们都对秦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秦统一中国的事业中起过重大的作用。
李斯不仅为秦始皇消灭六国、统一中国出谋献策，而且对统一后的秦帝国，如何巩固和加强中央集权统治，也为秦始皇出了许多点子。
其一，实行郡县制。秦王政二十六年（前221年），秦国经过连年征战，消灭了六国，在中国的土地上建立起一个幅员空前广大，人口骤然增多的第一个大一统国家。此时，秦王政虽然改王称帝，自称为秦始皇，但对如何巩固和加强这个统一了的封建帝国的统治，秦王朝内部却发生了意见分歧。秦始皇在召集大臣讨论时，以丞相王绾为首的一大批大臣都主张承袭周代的分封制，封秦始皇诸子为王。只有李斯提出了不同意见。他以周代后期诸侯互相倾轧，不听周王朝的君令为例，说明分封制不可取，提出实行郡县制，由中央集权，加强统一，这样才能天下安宁。秦始皇也不主张把统一的国家，再立许多国，增加不安宁的因素，所以支持和同意李斯的意见。于是，发布诏令，把全国分为三十六郡，郡下设县。郡县制的确立，加强了统一的封建国家的中央集权，推进了历史的发展。
其二，焚书坑儒。事情发生在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年）。在一次宫廷朝贺上，有个叫淳于越的儒学博士，对秦始皇没有按周制分封子弟发表批评意见，他借古谕今，要秦始皇赶快改行分封制，不然的话，天下不会长久。淳于越站在儒家的立场看待秦王朝的政治，因此同秦始皇坚持的法家思想和政策是格格不入的。秦始皇很不满意淳于越的批评，把他交给当时执掌相权的李斯处理。李斯虽从学于荀子，但他一向推行法家思想，主张严刑苛法。他认为朝野内外的儒家思想和主张，是对秦的统一和中央集权制的威胁；而儒生们的思想又源于读书。所以他借题发挥，建议秦始皇下令焚书。秦始皇赞同李斯的意见，并由李斯制定出残苛的焚书法令。法令规定，凡秦以外的史书和非博士（掌管文史典籍的官）所藏的诗、书、百家语等，除属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外，统统烧毁。而且规定了对违背和抗拒禁书令的人处以各种刑罚，轻则“黥刑”劳改（修筑长城），重则处死“弃市”，直至株连九族。
焚书后的第二年，秦始皇又下令将咸阳京城里的四百多名儒生活埋。这就是史书上所说“坑儒”事件。
李斯才华横溢，智多谋深，但他的品行不好，是个利禄名位熏心的人。他曾为了自己不失宠，向秦始皇进谗言，杀害了智慧才华比他强的老同学韩非。为了立足进身，高官厚禄，他向秦始皇献了许多好谋略，为秦统一天下、巩固政权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李斯利禄之心太重，以至晚节不保。秦始皇死后，他在大奸佞宦官赵高的压力下，助纣为虐，为赵高、胡亥出了不少坏主意。结果不仅加速了秦的灭亡，连自己的身家性命也全搭了进去。
秦王政三十七年（前210年），秦始皇带着他宠爱的第二个儿子胡亥、大宦官赵高和丞相李斯，第五次出巡，这次的路线是南方各郡。他登上了会稽山（今浙江绍兴市南），祭祀大禹，刻石留念。秦始皇为求长生，曾派徐福带三千童男童女到蓬莱去寻找长生不老的仙丹妙药。因为世上根本没有长生不老之药，徐福等人不仅没有取回仙药，而且一去不返，下落不明。秦始皇更没有想到自己会死在巡视的路上，所以对身后的帝位承袭未作认真安排，只是在临死前才有意想让有才干的大儿子扶苏继位，并嘱托写了遗诏。但为时太晚了。秦始皇死在回归的路上（今河北钜鹿境内）之后，宦官赵高立即密谋篡权。他要让秦始皇的第二个儿子胡亥继位。因为胡亥无能，只会享乐游玩，而赵又是胡亥的老师，一旦胡亥登基，大权自然就由赵高把持。可是按照惯例和秦始皇的遗嘱，胡亥不能继位。赵高是个野心勃勃、诡计多端的人，他为了办成这件事，就设法拉拢李斯。赵高知道，李斯身为宰相，计多谋深，又深得先帝秦始皇的宠信，在继位问题上举足轻重，而且赵高也深知李斯是一个不惜一切代价追求功名利禄的人，只要以此向李斯施加压力，李斯肯定屈服。果不出赵高所谋，李斯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和利禄，竟然与赵高、胡亥勾通，一起采取偷梁换柱的手段，篡改秦始皇的遗诏，逼迫应继帝位的扶苏自杀而死。同时还将支持扶苏的镇北名将蒙恬囚禁害死。于是秦二世在赵高、李斯的扶持下加冕登基了。
应当说，李斯与赵高的结合是被迫的。他对胡亥的昏庸无能也是看得很清楚的。但他为了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却违心地投胡亥所好，为其出坏点子，起到了加速秦代灭亡的作用。“督责之术”就是李斯为胡亥设计的一套严刑酷法和君王专断的治国计策。所谓“督责之术”，正如李斯所说：“彼唯明主为能深督轻罪，夫罪轻而督深，而况有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其中心意思是，君主对臣下和老百姓要实行“轻罪重罚”，使人人害怕刑罚而不敢轻举妄动。李斯还主张君主对臣下要实行独断专行，要驾驭群臣，不能受臣下的影响。他认为只有这样，君主才能随心所欲，为所欲为，群臣不敢违抗，百姓不敢造反，君王的地位才能稳固长久。
李斯的“督责之术”的理论根据是他的法家思想。但是在当时秦二世对老百姓实行残酷统治的情况下，李斯抛出“督责之术”却起到了火上加油的作用。不过，李斯向胡亥进“督责之术”，不仅仅为了讨好胡亥，恐怕还隐藏着深一层的意思，那就是他与赵高两人，始终貌合神离，同床异梦，争权夺利，明争暗斗，都想把对方整掉。李斯想以此促胡亥摆脱赵高，削弱赵高的独宠专权。可惜李斯这一次未能如愿以偿。胡亥只接受了他的“严刑酷法”政策，大行苛捐杂役，奢侈腐败，滥杀无辜，无所不为；而对赵高则一如既往，偏信不疑，恩宠更甚。李斯非但没有削弱赵高，到头来还被赵高借故整死。李斯为了平息人民的忿怒和造反，规劝胡亥停建阿房宫，惹胡亥生气，下令将其捕押入狱。李斯在狱中上书胡亥申辩，都被赵高扣留。赵高还借机向胡亥进谗言谄害，编造罪状，说李斯与其子李由谋反。并用李斯所制定的“严刑酷法”，对李斯重刑拷打，逼迫其供认谋反。李斯经不起严刑，只得屈招。乃于秦二世二年（前208年）七月被杀死。汉尼拔：迦太基的恐怖大将军
汉尼拔生于约公元前247年，迦太基军事家。在他生活的那个年代，他的名字成为恐怖的代名词，一提“汉尼拔来了”，对罗马人来说，就像说狼来了一样吓人。
汉尼拔的父亲哈米尔卡·巴卡是迦太基著名的军事将领，汉尼拔的童年是在战乱中度过的，他5岁时，迦太基船队在西西里岛附近的海域遭到惨败，罗马的骄横，迦太基的屈辱，深深刺伤了汉尼拔幼小的心灵。他曾不止一次地祈求神灵保佑迦太基强盛，有朝一日，重振国威，击败罗马，以雪前耻。
公元前228年，汉尼拔的父亲在征服伊比利亚的作战中阵亡，汉尼拔的姐夫哈司德鲁巴尔接任了统帅。不久，汉尼拔在新统帅的召唤下，任骑兵统帅，他的军事指挥天才逐渐显露出来。公元前221年，哈司德鲁巴尔遇刺身亡，全军推举汉尼拔为继承人。那一年，汉尼拔28岁。
公元前218年春天，汉尼拔率领7.5万步兵和1万多骑兵，选择了一条连鸟儿也难飞越的道路，翻越阿尔卑斯山，从侧后袭击罗马。这是古代最伟大、最艰难的行军，战象、战马大多冻死，寒冷、饥饿使残酷的军纪也难以保证将士听从指挥，有人宁愿死在山中，也不愿再走一步。汉尼拔凭着个人的感召力来鼓舞斗志，他与士卒同吃同住，一起披着斗篷放哨。经过半年行军，同年10月，突然出现在意大利北部平原，罗马人做梦也想不到汉尼拔就在身边。
两军在特雷比亚河首次相遇。汉尼拔诱使敌人渡河作战，趁罗马军队半渡之时，指挥埋伏在河道的迦太基人突然发起进攻。浑身湿透，寒冷异常的罗马人勉强应战，结果大败，6万罗马士兵大部被杀，只有不到2万人逃了出去。汉尼拔占领了高卢。
接着，汉尼拔的军队势如破竹，边走边为罗马军队设下圈套，使罗马军队一次又一次地上当、失败，损失战斗力。汉尼拔喜欢走偏僻和出人意料之外的路线，采取埋伏、狙击和其他突然行动，忽左忽右；使罗马军队无所适从。他还组成了出色谍报系统——甚至在罗马城内，他也建立了情报网络。他本人也常常化装或戴着假发，亲自搜集情报。对汉尼拔出神人化的指挥才能，罗马人惊呼：“在这个时代的历史书中，几乎每一页都可以证明他的军事和政治天才。”
公元前203年，罗马大将西庇阿率领军队渡海在非洲登陆，直接攻打迦太基本土。迦太基本地危机，只好命令汉尼拔回国。那一年的秋天，他不得不撤出意大利返回非洲，结束了他在意大利长达十六年的征战。
公元前202年，汉尼拔按照迦太基元老院的命令，被迫同西庇阿在扎马决战。西庇阿正是采用了汉尼拔的两翼包抄战术打败了汉尼拔。公元前201年，迦太基战败后接受了罗马人要求的屈辱条件，成为罗马的附属国。第二次布匿战争以迦太基的最后失败而告终。
最早称汉尼拔为“战略之父”的正是罗马人，他们这样评价汉尼拔：“他从进入意大利一连十六年的时间，不断地苦战。他从来没有一天离开过战场，他具有一种超人的能力，能使他的行动适应千变万化的环境，他一个与整个罗马为敌。”罗马人从汉尼拔身上学到了许多宝贵军事才能，并以汉尼拔的战术击败了汉尼拔。
公元前196年，汉尼拔当选为迦太基的最高行政官员。他在任职期间，实行许多重大改革，力图振兴国家，然而引起了贵族和罗马当局的不安。当危险来临时，汉尼拔被迫逃亡叙利亚，开始了他长达十三年的逃亡生活。在逃亡期间，他先后到过叙利亚、克里特岛和小亚细亚的比提尼亚活动，游说这些国家建立反对罗马帝国的军事同盟。
公元前183年，罗马为了消除隐患，派兵追捕并包围了汉尼拔在比提尼亚的住所。汉尼拔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服毒自杀。临死时他说：“既然罗马人连等待一位老者咽气也觉得度日如年，急不可耐，那么，就让我来帮他们除去这块多年的心病吧。”
汉尼拔死时66岁。萧何：忠心多谋的汉代名相
萧何，汉初三杰之一，著名丞相。沛县丰邑（今属江苏丰县）人。他不论在战争期间，还是在汉初恢复时期，都表现出了中国古代杰出政治家的风度和治国才能，几千年来都被人们所称颂。
公元前202年2月，刘邦即帝位，接着就论功行赏。5月，刘邦在洛阳南宫摆酒大宴群臣。刘邦问群臣：“你们都说实话，我为什么能够夺取天下？项羽又为什么会失掉天下？”群臣所说不一。最后刘邦说：“你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我不如子房（张良）；镇国家、抚百姓、供军需、给粮饷，我不如萧何；指挥百万大军，战必胜，攻必克，我不如韩信。这三个人都是人中豪杰，我能有他们，所以我能够得天下。项羽只有一个范增还不能重用，因此最后败在我手中。”从上面的这段对话中可以看出，刘邦认为张良、萧何、韩信是他最得力的功臣，这三人被称为“汉初三杰”。
后来，刘邦论功封赏时，由于群臣争功，所以一年多也定不下来。刘邦最后定萧何为首功，封他的食邑也最多。很多功臣因此愤愤不平，说他们都身经百战，而萧何只不过发发议论，做做文字工作而已，毫无战功，为什么他的食邑反而比我们多？
刘邦问大臣们：“你们知道猎狗吗？打猎的时候，追杀野兽的是猎狗，用来指示行踪，放狗追兽的是人。如今诸位只是能猎获野兽，相当于猎狗的功劳。至于萧何，他能放出猎狗，指示追逐目标，那相当于猎人的功劳。况且你们只是一个人追随我，多的也不过带两三个家里人，而萧何却是全族好几十人跟随我，这些功劳怎么能抹杀呢？”大家都无言可答。
诸侯分封完毕，接着是排位次。群臣都说：“平阳侯曹参身受七十余处战伤，攻城掠地，功劳最多，应排第一。”
刘邦已经压过大家一次，重封了萧何，对排位次的事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不过他心里仍然认为萧何应该排在第一位。这时，关内侯鄂君说：“在楚汉相争的五年中，陛下有好几次都是全军溃败，只身逃脱，全靠萧何从关中派出军队来补充。有时，就是没有陛下的命令，萧何一次也派遣几万人，正好补充了陛下的急需。不仅是士兵，就是军粮也全靠萧何由关中供应，才保证了军队的粮食。陛下有好几次败退把山东都丢了，幸亏有萧何坐镇关中，陛下才能重新振作。这些都是创立汉家天下流传后世的大功劳，怎么能把像曹参等人只是一时的战功列在万世之功的前面呢！我认为，萧何应排第一，曹参第二。”
这番议论，正中刘邦下怀，于是把萧何排为第一，准许他穿鞋带剑上殿，并封了萧何的父子兄弟十多人。
刘邦即位后，便下诏罢兵归农，让士兵都回家种田、开荒，减免百姓赋税。这时，定都的问题日益紧迫。刘邦暂居栎阳，命令萧何营建长安（今陕西西安西北）为都城。公元前199年，刘邦来到长安。萧何正在建未央宫，建好了东阙、北阙（高大的宫门），又建前殿、武库、太仓等，刘邦嫌宫室过于壮丽豪华，责备萧何说：“连年战争，刚刚安定，战争的结局还不知怎么样，你为什么修建这么豪华的官室？”
萧何回答说：“正因为天下刚刚安定，才好借机会多征发些人和物来营建富室，况且天子以四海为家，宫室壮丽才能显出威严，也免得子孙后代再来重建。”刘邦这才转怒为喜。西汉建都长安，历时二百余年，最早规划设计的就是萧何。
汉帝刘邦为巩固政权，寻找借口陆续消灭异姓王。他见韩信功高望重，且握有兵权，就几次借故削去韩信的兵权，最后降为只有虚名的淮阴侯。
公元前197年，阳夏侯陈谋反，自立为王。刘邦亲率大军前去征讨。当时韩信推说自己有病，没有随同前往。于是，韩信的一个门客求见吕后，告发韩信本是陈的知交，这次陈谋反，韩信是内应。准备在一天夜里，假传圣旨。把奴隶和犯人释放出来，袭击吕后和太子刘盈。
吕后一听，认为事关重大，便秘密召见丞相萧何。他们两人商量出计策，由萧何参加执行。第二天，萧何就让人去请韩信到相府赴宴。韩信自称有病，婉言谢绝了。萧何就亲自到韩信府上，以探病为由，直接进入韩信的内室。韩信再也无法推辞，只得与萧何寒暄一下。萧何说：“我和你是好朋友，请你去赴宴，是有话对你说。”
韩信忙问有什么话。萧何说：“这几天皇上从赵地发来捷报，说征讨军大获全胜；陈已经逃往匈奴。现在朝中的王侯，都亲自进宫去向吕后祝贺。你自称有病不上朝，已经引起人们的怀疑了。所以我来劝你同我一起进宫，向吕后道贺，消除人们的怀疑。”
萧何说的话，让韩信不得不信。所以就跟着萧何来到长乐殿向吕后道贺。哪里知道宫中早就埋伏好了武士，吕后一见韩信中计，喝令刀斧手将韩信绑翻在地。韩信见事情不妙，急忙呼叫：“萧丞相快来救我！”哪知萧何早就避开了。吕后不容韩信申辩，命令武士：把他拖到殿旁边的钟室中杀死。随后，又将韩信的父、母、妻三族一古脑地捕杀。萧何辅助吕后，谋杀韩信，很符合刘邦巩固政权的需要，为刘邦除去了一块心病。
刘邦晚年，宫廷内部发生了一场废立太子的斗争。刘邦要废掉太子刘盈，改立赵王刘如意为太子。只是由于萧何等大臣的多次诤谏，刘邦才一直未作决定。公元前195年，刘邦病死，萧何辅佐太子刘盈登上帝位，这就是汉惠帝。萧何继任丞相。萧何为相期间，在制订汉朝的典章制度方面还办了一件大事，即作汉律九章。在约法三章的基础上，参照秦法，摘取其中合乎当时情况的内容，制成律法共九章。这是汉朝制作律令的开端。萧何制定的汉律九章，删除了秦法的苛烦、严酷，使法令明简。公元前193年，年迈的相国萧何，由于长期为汉室操劳，终于卧病不起。病危之际，汉惠帝亲自去探望他，并趁机询问：“您百年之后，有谁可以代替您来做丞相？”接着惠帝又问：“曹参怎么样？”萧何听了，竟挣扎起病体，向惠帝叩头，说：“皇上能得到曹参为相。我萧何即使死了，也没有什么遗恨了！”萧何与曹参本有些私怨，这番话表明，萧何为国家为百姓着想，不记宿怨的大度胸怀。
萧何一生勤俭节约。不论是在战争期间，还是在汉朝建立初期，他都表现出中国古代杰出的政治家和治世能臣的眼光和才干。他一生忠心为国，不谋私利，千方百计让百姓安居乐业。所以在他死后，仍然受到老百姓的敬仰和长久的怀念。张良：运筹帷幄的一代奇才
张良，字子房。城府（今安徽亳州东南）人。刘邦曾赞其有“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的才能。
张良为韩国贵族出身。秦国灭韩后，张良用全部家财结交刺客，希冀有朝一日，为韩国复仇。在博浪沙（今河南原阳）狙击秦始皇失败后，他就更名改姓，流落到了下邳（今江苏睢宁西北）。张良闲时，喜欢到城外的一座桥上散步，常遇到一位举止奇特的老人。一日，老人坐在桥头，一不小心将鞋掉到桥下去了，张良将老人的鞋捡上来，并帮他穿上，于是老人交给他一部《太公兵法》，并对他说：“13年后，见我济北谷城山下，黄石即我。”13年后，张良跟随刘邦路过济北，果然在谷城山下得黄石。后世称黄石公为“圯（少，桥）上老人”，并流传有兵书《黄石公三略》，共三卷。
公元前206年，秦朝灭亡，刘邦率兵早于西楚霸王项羽进入咸阳，欲“止宫修舍”。刘邦的妻妹之夫樊哙谏曰：“沛公（刘邦）欲有天下耶，将为富家翁耶？凡此奢侈之物，皆秦所以亡也，沛公何用焉！愿急还灞上，勿留宫中。”张良也力劝刘邦接受樊哙的劝告。刘邦听之，封闭秦朝宝库，还军灞上，并与江中父老约法三章。十二月中旬，项羽来到戏（今陕西临潼东北）水，屯军鸿门（今陕西临潼东北），与刘邦对峙。当时项羽有兵40万，号称百万；刘邦只有兵10万，号称20万，两军相距40里。翌日，项羽即出兵灭刘邦。
项羽的叔父项伯曾因杀人逃至下邳，投奔张良，张良与之交为好友。闻听此讯，项伯约张良随之远逃以免此难。张良说：“臣为韩王送沛公，沛公今事有急，亡去（逃走），不义。”于是，他据实告知刘邦，又约项伯来见刘邦。刘邦与项伯约为婚姻，尽述心声。项伯回营劝项羽说：“沛公不先破关中，公岂敢入乎？……不如因善遇之。”翌日晨，刘邦偕张良率百骑，来到项羽军中谢罪。项羽疑虑解除后，即在军营设宴招待刘邦一行人。席间，项羽的谋士范增三次举起玉佩，暗示项羽杀掉刘邦。项羽不予理睬；于是范增起身外出，令项羽堂弟项庄去席间舞剑祝寿，借机刺杀刘邦。项伯见状也上前与项庄对舞，并时时护着刘邦。张良见势不妙，赶忙离席告知樊哙。樊哙持剑盾闯到宴上，怒发冲冠，指责项羽不义。项羽赞其勇士，赐座。一会儿，刘邦出恭（上厕所），招樊哙一同离席。在樊哙等人陪侍下，刘邦从小路回到灞上军营，留张良在鸿门宴辞谢。
张良估计刘邦将至军营，便回席上，借口沛公不胜酒力，向项羽奉上白璧一双，向范增赠上玉斗一对。项羽忙问：“沛公安在？”张良答道：“闻大王有意督过之（责备他），脱身独去，已至军矣。”范增得知刘邦逃脱，将玉斗当场击碎，怒言：“竖子不足与谋！夺项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属今为之虏矣。”项伯与张良对视微笑，徐徐引退。
鸿门宴后，项羽分封诸侯，将巴蜀和汉中封与刘邦。刘邦部下多以为不平，而张良却劝刘邦隐忍以成大事：利用巴蜀物富民丰之利，暂避混乱局面，静观其变。刘邦听从张良之计，入蜀后烧掉栈道以示自己并无野心，迷惑项羽；并依靠韩信，争取英布，联络彭越，以图一统天下的大业。为使刘邦完成统一大业，张良可谓是鞠躬尽力了。
公元前204年，刘邦于荥阳阻击项羽。谋士郦食其让他分封六国后裔，以解燃眉之急。张良赶到，劝阻道：如果现在分封六国旧王，将士们就会离您而去，各归旧主，如此等于自取灭亡。刘邦急忙追回印绶，避免了一场灾难。
第二年，韩信破齐，在酒席间要求刘邦封他为假王。刘邦怒欲斥之，多亏张良脚下暗示。刘邦会意，转开话题说：大丈夫要做就做真王，做什么假王啊！遂命张良将齐王印绶给韩信，并劝他出兵夹攻项羽，果收奇效。后来，项羽无力再战，提出与刘邦划江为界，中分天下。张良建议他撕毁协议，趁楚兵疲乏追杀到底，终于迫使西楚霸王乌江自刎。
西汉王朝建立后，张良深知刘邦为人，只要了一个贫瘠地区做食邑，并称病，专心地整理注释春秋战国以来的一百八十二家兵书，将其删定编册，不再出面过问政事。韩信：百战百胜的常胜将军
韩信（？～公元前196年），淮阴人，汉初著名的军事将领。他熟谙兵法，常能创造性地运用战略战术，为后世兵家所推崇。在楚汉战争中，他战功最大。刘邦称赞他“战必胜，攻必取”，列为兴汉三杰之一。先被封为齐王、楚王，后贬淮阴侯，最后为吕后所杀。韩信善于治军，善于指挥大兵团作战，统兵“多多而益善”，曾参与整理汉前兵家著作；并著有兵书三篇，及收集、补订军中律法，可惜都已失传。
韩信未从军前，家贫，既无善行可以推荐为吏，又不能经商务农，常寄食他人，为人所厌恶。
一日，韩信在城外淮水钓鱼，一年长洗衣妇女见他饿得可怜，连续供养他数十日，韩信非常感激，说以后一定要重重报答。老妇听后非常生气，对他说：“大丈夫不能自食其力，我见你可怜才给你饭吃，难道是望你报答？”这一出于恳切期望的指责，给了韩信以极大的激励和鞭策。
有一次，一个青年屠户成心侮辱韩信，指着他说：你虽然个子高大，常佩刀剑，但心里是胆怯的。你如不怕死，就拔剑刺我；如果怕死，就从我胯下钻过去。韩信注视了好一会儿，还是忍气吞声地从青年胯下爬了过去。后来韩信当了楚王，回到淮阳时，把这个屠户年找了来，授予他中尉官职，并对诸将说：“这人是个壮士，当年他侮辱我时，难道我就不能杀他吗？只是杀之无名，所以忍受。”由此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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