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城厢:我的老家,我的新家(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发布时间:2020-06-30 19:3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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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黄玉捷,周小萍

出版社: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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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城厢:我的老家,我的新家

老城厢:我的老家,我的新家试读:

引言

对城市研究而言,人们更愿意把目光投向那些城市新开发地区,因为它们是城市新的经济增长点,有着更深远的未来。对社会学研究而言,人们也更愿意把目光投向那些崭新的居民社区,因为那里正在滋生着新的社区关系,新的社区关系和谐与否直接影响了这个社区及周边地区的社会稳定。同时,许多社会学研究也会关注那些正处于旧城改造中的老城市社区。由于拆迁和人口迁移,这些社区长期稳定的社区关系突然崩裂,引起人们一系列心理应激反应和社会负效应。对于那些保持社区建筑原状的老城市社区,我们则很少关注或是需要关注的社区太多而来不及关注。由于对它们的疏忽,它们在我们脑海里的印象也常常是历史的和模糊的。它们在我们脑海里的视觉印象往往定格在某个历史断面上,我们甚至天真地以为,它们现在还是原来那个样子。也许,它们未来也还将继续是原来那个样子。我们对上海老城厢地区的认识就是如此。20世纪20—30年代和70—80年代的两种老城厢经典生活方式已经深深地嵌入了我们脑海。因为这两种生活方式曾经是许多上海人经历过的真实生活,也是过去以及现在许多影视作品反复渲染的视觉影像。我们常常误以为,20—30年代老城厢生活就是老城厢的历史,70—80年代老城厢生活就是老城厢的现在。现实并非如此。老城厢地区是上海迄今为止地域风貌和建筑风格保持最完整的老城市社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除老城厢城隍庙地区经历了几次大的改造之外,老城厢大部分居民居住区域仍然保持了历史建筑原貌。但是,老城厢地区却是上海人口最密集和人口变动最大的老城市社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老城厢社区大量中青年人口陆续离开老城厢,而大量中青年流动人口则同时流入老城厢,几乎形成了人流对冲态势。目前,在老城厢仅有的2平方公里土地上,生活着20万常住人口,人口密度为上海城区之最,也为老城厢人口密度历史之最。8.5万来自全国各地的流动人口在老城厢地区工作、生活、居住。他们支撑了老城厢地区绝大部分经济和商贸活动,成为老城厢地区主要的经济主体和消费主体。在老城厢户籍人口(指常住人口,不包括户在人不在人口)严重老龄化情况下,流动人口逐步成为老城厢社区重建(社会学意义上的,而非行政意义上的)主要参与者和城区创新参与者。在历史的不经意当中,老城厢社区已经改变,老城厢社区关系已经重构。今天,老城厢社区是老城厢原住居民的老家、流动人口的新家。老城厢奇特的人口沉淀效应,使得流动人口来则沉淀,不再流出。流动人口的新家也正在变成流动人口的老家。20世纪80年代以来,老城厢流动人口家庭的孩子一拨拨在老城厢成长起来,老城厢也将继续是这些孩子们未来的家。老城厢社区是城市研究和社会学研究极好的研究案例。旅游和商贸等经济功能使得老城厢社区具有极大的社会影响,而它2平方公里承载着20万人的居住生活使得它更具有重大的民生效应。在上海634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它是一个很小却很独特的、不容忽视的社区代表。在过去30多年的社区人口变动中,它经历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社区社会生物学过程。原有的、长期稳定的社区关系由于中青年人口离去发生巨大的变更和动摇,流动人口作为社区的外来者,“侵入”和再次“扰动”了这个极不稳定的社区关系,使得它不得不发生了重建。这个社区嬗变和重建过程就是老城厢社区关系重构的过程。同时,这个过程还是流动人口城市社会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流动人口经历了学习、认知改变和角色创新等一系列社会化过程,完成了他们从农村到城市的城市化社会认知。更为令人惊奇的是,在制度和资源约束下,他们利用农村地区的地缘、亲缘和血缘关系在老城厢创造了一系列就业、租房和子女教育等自我服务的社会关系网络,保障了自己在老城厢就业和家庭在老城厢社区的生存。老城厢社区还给予了流动人口城市社会化非常独特的背景。首先,老城厢社区土地资源非常紧张。在老城厢里没有任何自行搭建住房的可能性。其次,老城厢社区居住空间恒定。老城厢住房大多为石库门房子,房屋狭小、住户却非常多,人称“七十二家房客”,牵一发将动全身,流动人口没有任何改变居住空间的可能性。再次,老城厢里没有现成的就业岗位。在老城厢里没有第二产业,没有可以提供服务业就业岗位的写字楼、大商场。老城厢给予了流动人口独特的城市社会化参与方式。其一,居住“嵌入”。由于老城厢居住空间资源高度压缩性,老城厢流动人口不可能像城郊结合部和城市郊区的流动人口那样“导入”或“流入”,只能“嵌入”,如同“嵌入”到一个个狭小的蜂穴当中。而且,蜂巢中居住的人群是异质性的。既有流动人口,又有原住居民,一个家庭挨着一个家庭,甚至没有明确界限的公共居住空间。其二,就业“嵌入”。老城厢有豫园等现成的旅游产业空间以及近20万居民的生活空间,却没有现存的、充足的产业。流动人口自创就业岗位,把自己“嵌入”到老城厢产业经济当中。这两种“嵌入”,造就了流动人口在老城厢社区的生活态度:既遵从,又主动。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在老城厢社区关系重建中流动人口具有更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老城厢社区关系重构的社会结果非常值得关注。长期以来,城市研究和流动人口研究分属两个研究范畴。城市研究往往将流动人口作为城市补充劳动力资源,总是从城市经济总量上关注流动人口对城市的贡献性。并且,也常常从城市资源环境角度关注流动人口对城市资源环境的挤占甚至破坏。社会学范畴下的流动人口研究则更关注流动人口在城市的社会化过程,以及流动人口在城市获得的社会公平性。然而,对于流动人口在城市社会化过程中所形成的城市社会结果却很少有人关注。事实上,由于流动人口的进入,许多城市社区关系发生了变化。在城市中,出现了一系列非纯户籍人口社区类型。如,纯流动人口社区、流动人口与户籍人口混居但相互疏离的社区(如城中村社区、郊区社区)、流动人口与户籍人口共同重建的社区(如老城厢社区)等。这些社区中的社会关系体现出来的社会结果(如和谐社区、犯罪率非常高的社区、老乡社区等)是政府部门最关心的问题,也是城市发展最终结果。在这些新型城市社区关系中,老城厢社区具有较强的特殊性。首先,流动人口社区的“嵌入”方式决定了他们与社区关系的紧密性,也就决定了他们在社区重建过程中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其次,老城厢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为流动人口参与社区重建提供了基础。作为一个具有几百年商贸港口城镇历史的老城区,老城厢社区讲究利益均衡文化,这种文化优势是一般流动人口与原住居民混合社区所不具备的。流动人口因此可以凭借自己的资源优势作为社区利益博弈方参与社区非正式制度的博弈,并且在博弈过程中获得相应的利益。在其他社区,这种情况是很难想象的。现在的老城厢社区是一个流动人口与原住居民和谐共处,但又有各自生活圈子的社区。流动人口对老城厢社区非常认同,原住居民也对流动人口非常认同,同时社区行政权威——居委会对社区关系也具有一定的协调权威性。已有的研究为老城厢社区研究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撑。帕森斯结构功能主义理论依然可以作为老城厢社区研究的理论框架。尽管老城厢社区具有非常多的特殊性,但它的社区发展逻辑依然在社区理论基本范式之内。本书将以流动人口与原住居民在老城厢社区互动、社区团结和社区冲突为论述主线,以流动人口社会行为观察为微观视角,通过观察流动人口在老城厢社区的就业“嵌入”、居住“嵌入”、社区互动行为,以及流动人口在城市社会化过程中的个体动机、目的与需求,来解释老城厢社区重建过程及其结果。并且,通过对流动人口现有资源场域和关系网络的观察,了解流动人口通过自身仅有的资源场域与关系网络互锁来获得社区重建参与能力并影响社区重建的过程。并且,也试图为荷兰社会学家诺曼·龙的社会行动理论关于“特定社会形态是如何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生活世界中形成并运行”的论述提供一个上海城市社区案例。社区是城市的基础。关注城市,必然应当关注城市社区。在大规模的城市化过程中,城市社区发生了什么?社区中已经发生的现实会给未来社区发展,乃至城市未来带来哪些深刻影响?这些都是我们想知道也应当知道的东西。影像记录是一种感性的、直观的城市社区关注方法。某一时点的影像记录不仅可以提供我们这个时代城市社区最真实的、不加修饰的面貌,而且,还可以为未来城市及社区提供形象的、感性的对照材料。在读图时代,影像工具的运用是文字工作者的一种机遇,也是一种挑战。本书试图应对这种挑战,尽量用照片形式代替文字论述,也让图片充分享受作为论述工具的机遇。

第一章 老城厢里的他们

我们都是被城市化的一员,我们回不去故乡,也离不开城市。——[加]道格·桑德斯(《落脚城市》作者)

第一节 梦花街的伍师傅

冬日下午的阳光静静地洒在梦花街上。

梦花街紧挨着老城厢的西门。从地铁8号线老西门站7号出口处出来,沿着复兴东路向北200米就到了老西门仪凤弄;穿过短短的仪凤弄,梦花街就到了。

梦花街不太长。早年上海官学就设在梦花街的文庙内,每年有大量来自江浙的举子到此应试。据称,在梦花街客栈住上一夜,第二天考试必定“梦笔生花”。这也是梦花街名的由来。经过上百年历史荡涤,如今的梦花街早已褪去了与科举制度并存的繁华与喧嚣,平实为老城厢里一条普通的居民小街。

伍师傅的理发店在梦花街东头。店里没有小工。太太负责技术活,伍师傅负责辅助活,外加买菜做饭,以及其他一切对外的活儿。

理发店早上8点开门,晚上10点关门,每天营业14小时。

伍师傅是湖北黄田人,20世纪80年代初来到老城厢,算是改革开放后老城厢流入的第一批流动人口。伍师傅说,他来的时候,除了几个做生意的江苏南通人之外,老城厢几乎没有其他流动人口。

伍师傅的舅舅是1954年来上海老城厢做木匠的,后来就把家安在了老城厢的蓬莱路。16岁时伍师傅母亲去世了,舅舅让19岁的小伍到上海来投奔自己,算是对故去的妹妹一点安慰。

年青的小伍跟着舅舅在老城厢走街串户做家具。白天用做家具的木板一搭就是一个木匠摊,晚上找两块稍微完整一点的木板,放上被子就是一个睡觉的铺。冬天了,南方的晚上湿冷湿冷的,就用油布把木板铺围一围,小伍一觉睡到天亮。

那时,老城厢居民普遍看不起外地人,动不动就是“外地人,乡下人”。小伍师傅年青,有的是力气,又正在学技术的当头,对这些也不太在乎,随便别人说什么,一门心思只想着把活干好。

惟有一件事是必须在乎的,那就是换粮票。小伍师傅没有上海户口,也就没有上海粮票。没有粮票就买不到米,他需要想尽各种办法跟人换粮票,解决吃饭问题。

学了几年手艺后,时光转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这时,沿海地区家具工业流水线大规模上线了。流水线上生产出来的时尚板材家具立即占领了全国家具市场。小伍师傅舅舅的木匠摊遇上大工业,不得不收摊关张了。小伍也就失业了。

舅妈一直在老城厢的生产组工作。改革开放后,生产组关闭了,舅妈在老城厢菜市场摆地摊,卖一点从董家渡布料市场批发来的布料小百货。舅妈让失业的小伍跟着她摆地摊。下午四点,店里客人渐渐稀少。伍师傅出了店门,点燃一支烟。

尽管过去了很多年,聊起这段摆地摊的经历,伍师傅至今嘘唏不已。

为了多赚一点钱,年青的伍师傅坚持到上海小百货比较匮乏的城区摆摊。每天早上3点,天还没亮,小伍师傅肩搭着两个大布袋就出门了。布袋里装着老城厢董家渡布料市场批发来的台布、枕套和床围等各种缝制好的家庭用品。每件售价10元以内,每件赚5角钱。

在那些年里,小伍师傅跑遍了上海大多数城区。哪里东西好卖就去哪里。东边最远的到了宝山区的吴淞、大场等镇,西边最远的到了青浦区的北新泾,南边最远到了浦东的高桥。20世纪80年代后期,上海公共交通发达,但很拥挤。年青的伍师傅背着两个大布袋上车,特别讨人嫌,总是招来一阵阵“外地人,乡下人”的咒骂声。为此,小伍师傅每天早晨3点就出门,能不坐车就不坐车,一路步行。到了目的地,先找菜市场。布袋往地下一铺就开卖。下午2点,不管卖完没卖完,都往回赶,为的是避开公交下班高峰。回到老城厢,回家再补一些货,赶到老城厢某个菜场或是城隍庙继续卖。

小伍师傅就这样每天15、16个小时地工作着,赚了钱就寄回老家存着。几年后,家里给小伍师傅找了个媳妇。媳妇长相好,勤快能干,小俩口感情很好,媳妇很快也从湖北老家来到老城厢,跟着在老城厢蓬莱路开理发店的伍师傅舅公学理发。

学艺两年,媳妇手艺很不错了。1993年,小伍师傅和媳妇在蓬莱路上离舅公的理发店不远的地方开了自己的理发店。

理发店生意很好,店里开始缺小工。小伍师傅就到老家找一些年青的老乡帮忙。这些年青老乡学到手艺之后,也像小伍师傅媳妇一样开了自己的店。然后,伍师傅再继续从家乡找人。周而复始,日子就像滚雪球般过去了。曾经的小伍变成了伍师傅,媳妇变成了伍太太。店里出去的老乡们陆续变成了张师傅、李师傅……他们现在在闸北、虹口、杨浦和浦东等地开理发店。大家关系都很好,经常聚一聚,交流交流时尚发型信息,叙一叙乡情。

2000年伍师傅在浦东杨思买了一套商品房,装修好了却一直没去住。因为买房并不是为了离开老城厢,而是通过买房为儿子拿一个蓝印户口,方便儿子在上海上学。按照当时的政策,伍师傅可以拿两个蓝印户口,但伍师傅和太太只要了一个,另一个放弃了。他们说,我们是夫妻俩,是连在一起的,都没有上海户口,就永远一样了,永远连在一起了。

第二节 乔家路的裘师傅

乔家路是老城厢里很著名的一条路。在这条路上,有徐光启故居、梓园、宜稼堂和万有全等历史遗迹。更重要的是,乔家路西连凝和路,中连光启南路,东连巡道街,是进出老城厢的重要通道。在老城厢里,无论如何兜兜转转,最后都会转到乔家路上来。同时,乔家路与凝和路菜场是近百年来老城厢人买菜卖菜的重要场所。这里蔬菜品种齐全,菜价便宜,而这正是老城厢人最为看重的东西。

白天,乔家路人声鼎沸,车水马龙。晚上,这里仍然是灯火通明,生意兴隆。

裘师傅是20世纪90年代末落脚老城厢的流动人口,算起来应该是改革开放以来老城厢第二代流动人口。

老城厢住房狭小,缺少卫浴设施,公共浴室是老城厢人的必需品。1998年,经商多年的裘师傅花40多万元买下乔家路两层旧楼改装成乔启浴室。整个浴室大约有200平方米,一层做男浴室,二层做女浴室。浴室内分有更衣间和洗浴间。

来自江苏泰州的裘师傅为什么会找到这样的商机呢?

裘师傅今年刚好满60岁。他的父亲是乡村教师,但同时也是老右派。从小历经人生坎坷的裘师傅20世纪80年代初就随着民工潮从农村来到城市。最初,裘师傅跟着泰州老乡在建筑工地做泥水工。聪明大气的他1984年当上了建筑包工头,成了万元户,挖到了当时绝大多数城市人都不敢想的第一桶金。有了本钱之后,他与家乡几个好兄弟到浙江义乌做小商品批发生意,卖头饰和发夹,在义乌经商十多年。裘师傅的太太也一直跟着自己的兄弟姐妹在外做小生意,后来到了上海普陀区的桃浦镇。1997年,太太生病了,裘师傅把义乌的生意交给了兄弟,来到了太太身边。乔家路菜场旁,乔启浴室的主人裘师傅刚吃完了晚饭。他站在乔启浴室门前,脸上充满了平和的微笑。

不久,桃浦镇开始大规模的城市建设,裘师傅租住的房子要拆迁了。不得已,他只能重新寻找生存之地。

裘师傅的表妹住在徐家汇。裘师傅找到表妹家,在徐家汇买了一辆破自行车,以徐家汇为“据点”,开始了他一生中第三次创业过程。

裘师傅觉得这一次创业与前两次有明显不同。这一次他觉得自己不仅在创业,而且还同时在寻找未来的“家”。他说,在外漂泊太久了,家很重要。

裘师傅在上海大街小巷里转悠,当地许多上海人都误把他当成收破烂的。因为他骑着破自行车,总是往弄堂深处钻。在虹口区的公平路和丹徒路,他觉得自己终于找到“家”的感觉了。他赶紧与看中的房子主人谈房子价钱,他要买一个房子,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但是,与房主一交流,人家的房子只租不卖,裘师傅立即就离开了。他沿着中山东一路继续寻找,自然而然地来到了老城厢的小东门。进入小东门,感觉渐渐好起来。到了西唐家弄,他觉得自己感觉对了。他又试着再往东一点,到了乔家路,他的感觉告诉他:家,就是这儿了。

久经商场的裘师傅把他看中的房子先租下来,然后再买下来,再改装。二层楼房改装并非易事,但从设计到施工,包括所有的水电、泥瓦活,裘师傅自己一人全部搞掂,没有请一个工人。

乔启浴室开张营业了。浴资定价9元,比别的浴室低1元,且十多年都不曾调价,永远的9元。

裘师傅有三个儿子。这么多年来,三个儿子都一直留在老家上学,自己照顾自己。儿子们都很懂事,两个儿子大学毕业。现在大儿子在老家独自成家创业,做汽车座垫生意。小儿子继续在家乡读书。去年,大学毕业的二儿子来了,帮着裘师傅夫妇打理浴室生意。尽管长期与父母不在一起,但二儿子很体贴父母,裘师傅和太太都很开心。

第三节 静修路的张师傅

静修路是梦花街旁边的一条小街。老城厢街弄交错,却个性迥异。梦花街上商业喧闹,转身走上静修路,却是一排排整齐、大气的新式里弄,全然一派安静的居家氛围。

金牌空调修理师张师傅的家就在静修路上一座新式里弄房子里。这种新式里弄是20世纪初建造的,呈排状结构。每排房子分三四个门头,每个门头进去,楼下一间正房,楼上两个亭子间。尽管空间逼仄,私密性却非常好。

张师傅家的门头里,一户上海人家住楼下正房,张师傅和另一家外地人住楼上亭子间。亭子间,是石库门房子里最差的房间。它位于灶披间之上、晒台之下的空间,面积大约6、7平方米,朝北。石库门房子建成初期,亭子间大多用作堆放杂物,或者居住佣人。现在老城厢的亭子间大多都是流动人口居住。

张师傅在20世纪90年代来到上海,算是老城厢第二代流动人口。

张师傅是安徽合肥郊区人,制冷专业大专毕业后在合肥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老乡介绍他来上海。一到上海,他就按老乡的安排住到了老城厢,并且很顺利地进入了普陀区一个空调维修部,专业正好对口。

张师傅说自己是个念旧的人。20多年过去了,曾经的空调维修部成了永乐家电维修部,张师傅仍然在这个维修部上班,并成了金牌空调维修师。同时,他也仍然住在老城厢。尽管每天上班要从黄浦区骑车到普陀区,路途10多公里,但他一直没想过要改变。只是由于拆迁,他从住了好几年的方斜路搬到了静修路,在静修路一住就是13年。金牌空调维修师张师傅

然而,生活还是有许多改变的。曾经的单身小伙子,变成了张爸爸。曾经的一个人的家,变成了三个人的家。现在又变成了两个人的家(去年,儿子读初二,张师傅把他送回合肥,全托给了学校老师。)

张师傅的太太在杨浦区通北路上的上海卷烟厂食堂做切菜工。平时下班很晚,但张师傅很放心。他说,静修路出去就是复兴东路,直通外滩和杨浦区,路上很顺畅、很安全。

第四节 光启南路的小何师傅

光启路是一条有历史的路。古时上海县署就设在光启路。光启路靠近豫园,曾经是老城厢的政治中心,现在是上海的旅游中心。光启南路在光启路的南面,古时叫阜民路,1980年为避免与静安区的富民路发音重复,改名为光启南路。光启南路是老城厢里最没有特色的一条路。它的建筑风格各异,搭建建筑杂乱,马路摊贩繁多。同时,由于它贯通老城厢南北,街上行人和车辆混杂。

腊月里的老城厢天气阴沉沉的,很冷。平时热闹非凡的光启南路上行人很少。但是,光启南路的小何扦脚店里却温暖如春。

30岁出头的小何师傅是本世纪初来上海的,算是老城厢第三代流动人口。

这位湖北农村小伙跟老乡来到上海后什么活都干过,干得最多的是餐馆帮工。后来,有老乡在老城厢开扦脚店,小何就去学艺。学好艺后,他自己也试着开一家扦脚店。这样一试就是4、5年,小何扦脚店也成了光启南路上路人皆知的扦脚店了。

扦脚,实际上就是修脚,包括修脚趾甲、刮脚、捏脚和浴脚。人们常说,“富人吃补药,穷人泡泡脚”。扦脚,一直是老城厢居民传统的身体保健手段。

老城厢扦脚店非常多,市场竞争激烈。小何店里只有他和太太两个人。他做技术活,太太做辅助活。小何干活认真,技术到位,而且价格适中。干活时就是干活,也不会与客人逗笑。小何的客人大多是住在光启南路周边的老顾客。常有一些离开了老城厢的老顾客不怕麻烦乘一个小时的公交车,从浦东赶来继续享受小何的服务。有这样的忠诚老客户,小何和太太都很开心。

小何和太太已经有了两个女儿。为了照顾店里生意,两个年幼的女儿被送到了小何的岳母家。

小何太太说,每天晚上都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做,就是与两个孩子视频,看一看孩子们今天乖不乖?

小何说,再等等,等到店里再好一些,再稳定一些,就把女儿们接来。

第二章 老城厢社区

第一节 老城厢的由来

老城厢位于上海东北角,靠近黄浦江外滩十六铺码头,行政区划隶属于黄浦区。

老城厢由人民路和中华路围合而成,北面为人民路,南面为中华路。

复兴东路和河南南路纵横贯穿老城厢中心,将老城厢地区划为“田”字格局。

老城厢围合面积2平方公里,现今实际居住人口20万人。其中,流动人口8.5万人,老城厢户籍人口10万人,上海其他区户籍人口1.5万人。

老城厢是一个传奇。

它是上海城市发展的起点。

南北朝之前,老城厢地区还是海岸线边上的“斥卤之地”,不能停泊船只,不能耕种庄稼,更不能集聚和安顿人口。南北朝之后,随着海岸线继续东移,老城厢这块土地逐渐形成陆地。从北宋初起,老城厢土地逐渐厚实,可以停泊船只,从此开始有了人口集聚和过往海运贸易。当时的朝廷将其划归华亭县(即今松江)管理。

北宋天圣元年(1023年),老城厢地区设立了掌管茶盐酒税的上海务,从此老城厢区域拥有了“上海”的称谓。

南宋咸淳(1265~1273年),老城厢地区升级为上海镇,并设立了市舶分司、商税局、千户所、太平仓和酒务、商务、巡检司、水驿、急递铺等官方机构,为老城厢区域配备了与其繁华程度相匹配的港口城镇管理体制。

元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老城厢地区再次升级,定为上海县。行政管理规格的提升推动了区域人口集聚和商品经济发展,到19世纪中期,老城厢地区已经成为繁荣发达的商品经济集散地。

老城厢是一座围城。

自元朝建县以来,老城厢地区一直保持开放的港口城镇发展模式。城外面朝大海,城内是名副其实的江南水镇。老城厢城内水路、陆路直通十六铺码头,货物运输非常方便。

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老城厢地区连续五次遭受东海倭寇(海盗)的侵袭,人员财产损失惨重。为防止倭寇再次侵袭,老城厢地区官民用3个月时间筑起了一道环城城墙,将老城厢地区建成了一座围城。当时,为了保障老城厢地区未来有足够的发展空间,构筑城墙时还把老城厢周边大片没有开垦的荒地也纳入城墙范围之内。全城占地约2平方公里,这个土地面积规模保持至今。宋—元时期的上海县

老城厢全城设有6个陆地城门,4个水上城门。“城厢”就是指沿城墙周边一带区域,包括城墙内外周边的区域。我们现今所指的老城厢则是指城墙内的区域。嘉庆年间上海县城图(1796~1820年)

19世纪末,上海经济社会发展迅速,人口和产业规模剧增,老城厢难以迅速适应人口和经济总量的变化。围城内生态环境逐渐恶化,河道淤积,公共卫生条件很差。与此同时,紧邻老城厢的外国租界发展迅速,公共设施健全,交通便利,市场经济环境优越。在租界的比较优势作用下,上海地区人口和经济流量迅速流向租界,老城厢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出现滞后现象,引发国人担忧。为此,“拆除城墙、与外部世界共同发展”成为当时轰动一时的重要社会话题。1911年,辛亥革命结束,老城厢城墙作为阻碍老城厢发展的标志物被拆除,护城河被填埋。1914年,在原城墙位置修筑民国路(1949年改为人民路)和中华路。迄今为止,人民路和中华路依然是老城厢区域边界的标志线。现今老城厢地图及原有城门大致位置。

第二节 老城厢的地理位置

经过将近一个世纪的城市发展,老城厢依然处于上海城市的核心地带。

老城厢的西北方向是人民广场。在人民广场,上海市政府、上海博物馆、上海歌剧院和上海城市规划馆等上海政治经济文化地标式建筑都集聚于此。著名的商业街南京路和淮海路分别位于老城厢的北面和西面不远处。沿着老城厢旁的十六铺码头溯江而上是著名的外滩——万国建筑博览地。沿着横穿老城厢的复兴东路及过江隧道就到达了浦东,再往北就是浦东陆家嘴金融区。

老城厢地区公共交通便利。

地铁4号线、9号线和10号线分别穿过或经过老城厢地区。老城厢旁有多条公交线路直通人民广场和徐家汇等商业繁华地区。

老城厢地区是上海历史风貌保护得非常好的地区。但是,现代性对老城厢地区的植入也是不可避免的。

在老城厢“田”字格局的上半部分,大量现代建筑被植入。“田”字右上角是以城隍庙为中心的老城厢文化展示地和旅游中心;“田”字左上角是写字楼和小商品经济集聚地。注:图中白线粗线条围合区域是现代建筑。

惟有“田”字格的下半部分及上半部分东西两个角落还保持着老城厢原有的建筑风貌和生活气息。在“田”字格的下半部分也有现代建筑植入。但是,它们是零星的,边缘化的,对老城厢整个社区并不产生“嵌入性”影响。

这些未被现代建筑植入的老城厢地区基本没有外界因素干扰,保持着独特的老城厢式生活形态。

第三节 老城厢人口

老城厢有三大奇迹。

第一大奇迹是老城厢从无到有,由海平面嬗变为陆地。这是大自然创造的奇迹。

第二大奇迹是老城厢人口集聚奇迹。

第三大奇迹是老城厢经济集聚奇迹。

后两者是人类创造的奇迹。

老城厢地区始终保持着高密集的人口密度。不同的历史时期,人口集聚原因是不同的。历史上的老城厢人口集聚是港口经济拉动的结果。20世纪以来的老城厢人口集聚是经济、社会和政策综合作用的结果。

20世纪以来,老城厢地区发生了六次人口集聚和流动潮。

第一次人口流动潮(流入潮)发生在20世纪20—30年代。

这一时期是上海人口增长的最快时期。1929—1936年,上海人口年均迁移增长率达到31%,而在1910—1927年间它仅为2.2—2.6%。在短短的十多年时间内,上海人口总量达到300多万,上海因此成为中国第一大城市。当时的上海人口增长与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的世界城市化和工业化浪潮有关。上海租界及上海民族工业兴起吸引了大量产业工人和第三产业服务人群,大量农村劳动力来到上海成为中国新一代产业工人,推动了上海人口快速增长。

这一时期,也是老城厢快速发展时期。受外界社会发展影响,在地方士绅的倡导组织下,老城厢地区引进上海租界管理模式,成立商办商管的自治机构——上海城厢总工程局董事会。按照现代城市管理规则,建立了中国第一套警察制度、税收机构和城市规划测绘机构。在上海城厢内开始了大规模市政建设。修建道路桥梁码头,接通电灯自来水,提高老城厢地区综合管理能力,缩短华界与租界的差距,改善老城厢内部的市场环境与居住环境,吸引大批资金在老城厢地区投资建房。老城厢地区由此得到了重新规划和布局,新式里弄和石库门住房拔地而起,吸引了大批商人和在租界上班的第三产业服务人员到老城厢里居住。同时,由于老城厢经营环境改善,城隍庙小商品市场发展迅速,吸引了大量商人、小商贩、货物搬运工人等人群在老城厢集聚。

第二次人口流动潮(流出潮)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初。

20世纪60年代初,由于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左”倾错误及自然灾害等原因导致国民经济比例失调,1960年冬天我国开始调整国民经济,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动员大量城镇人口重新返回农村。这一时期,老城厢中一大批人口被劝返原籍,离开了老城厢。

第三次人口流动潮(流出潮)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

这一时期,全国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老城厢里一大批66—69届初、高中毕业生奔向了江西、贵州、云南和黑龙江等地农村务农。

第四次人口流动潮(流入潮)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末。“文革”结束后,大量知识青年从农村返回城市。老城厢里60年代后期下乡的相当一部分知识青年回到了老城厢。

第五次人口流动潮(流入潮)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并持续至今。

改革开放解除了人口自由流动的制度约束,大量农村剩余人口流入城市,在我国形成了规模巨大的人口城市化浪潮。在这次浪潮中,老城厢陆续流入了8.5万流动人口。

第六次人口流动潮(流出潮)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并持续到本世纪初。

随着住房制度改革,老城厢里大量中青年家庭获得了改善住房的机会,他们陆续搬离了老城厢(但这些人大多并未将户口迁出老城厢。到目前为止,老城厢人户分离达到45%左右。)。

目前除去户在人不在人口,老城厢实有人口20万人。其中,流动人口8.5万人,上海其他区县在老城厢居住人口1.5万人,老城厢户籍人口10万人。

老城厢人口稠密。其人口密度达到10万人/平方公里,是上海市人口最密集的区域,也是上海中心城区流动人口最密集的区域。

老城厢户籍人口严重老化。户籍人口中空巢老人家庭、独居老人家庭比例非常高。而且,80岁以上高龄老人比例也非常高。在老城厢的里弄里,随处可见步履蹒跚的老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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