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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长之

出版社：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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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欧文学试读：

序言

李长之先生的《北欧文学》1944年7月在重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0月再版；转年1945年4月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中国人写中国文学史不易，写外国文学史更不易，如果写世界上某地域的文学史就更增加了难度，因为不但需要解决语言的障碍，更需要对于异国他乡的文学、文化乃至经济、历史、政治等多种要素有深湛的了解，对于排比综合的思辨乃至叙述能力的要求更高。

长之先生写作《北欧文学》时虽然才三十多岁，在重庆的中央大学中国文学系也只任讲师，却在文坛上早已声名鹊起。论学养，他毕业于清华大学哲学系，不仅对于中国文化有深入的研究，而且精通德文、英文、法文和日文。论著作，除去已经发表的几百万字的论文，已经出版了《鲁迅批判》《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德国的古典精神》《波兰兴亡鉴》《苦雾集》《梦雨集》《西洋哲学史》《批评精神》《中国画论体系及其批评》《韩愈》，以及译著《文艺史学与文艺科学》、诗集《夜宴》《星的颂歌》等。其阅读广而快，写作迅捷，学界闻名。尤其是，对于文学史，他不仅有理论，有研究，写有《论伟大的批评家和文学批评史》等作品，对于鲁迅、郑振铎的文学史著作也有精研。其打算自己写作文学史的夙愿也为朋友圈中所知晓。所以，当非常熟悉长之先生的商务印书馆的王云五先生拟编“复兴丛书”时，其中撰写《北欧文学》一书的人选，自然青眼相向于长之先生，亲自写信相邀。二

文学史是一门科学，它不仅要叙述文学现象，更要研究文学的演进和律则。《北欧文学》所要介绍的不是一个国家的文学，而是“包括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波罗的海，以及冰岛上的民族的文学”。一个国家的文学史所描述的只是这个国家的纵向的历史文学现象，而地域文学史则不仅要关注一个国家的纵向的历史文学现象，乃至整个地域的纵向的文学历史发展，更要关注不同国家的文学现象、相互的影响、共同的发展规律，因为“地域者并不是一个偶然的投掷的广场，却是一个全然一定的人类种族之营养所，之躯壳，之保姆”。《北欧文学》以时间为经，以国家和民族文学为纬，从古代欧洲北方语言和神话肇始，首叙冰岛文学，次叙丹麦文学，再叙挪威文学，接叙瑞典文学，最后以波罗的海四小国文学作结。条理分明，叙次井然。在叙述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文学时，长之先生关注文学演进的经络，顾及文学的不同表现形式，突出主要的作家和作品。其叙述丹麦文学，重点在安徒生和勃兰兑斯；讲挪威文学以易卜生为主；介绍瑞典文学则侧重斯特林堡。其重点处不惜泼墨重彩，酣畅淋漓；次要处则轻轻带过，惜墨如金，而又细大不捐，疏而不漏。由于长之先生博学多才，视野开阔，他对于晚近北欧所发生的文艺现象了如指掌，如数家珍，叙述起来特别让人感到亲切。比如他在叙述完瑞典新近的两位作家海耳玛·徐德勃格（Hjalmar Söderberg）和西格菲里德·西外尔慈（Sigfried Siwertz）之后，对于瑞典文学进行了总结，说：“在巴洛克时代，瑞典文学所贡献给世界的只是纯文艺一方面。在现代则不然，瑞典的造型艺术与学术著作，也有了她的地位。因此，我们在瑞典文学的结束时，不能忘了那画家兼诗人卡耳·拉尔逊（Karl Larsson），他生于1853年，卒于1921年；那政治家的新闻记者古斯塔夫·F．施泰芬（Gustav F．Steffen），他生于1864年；还有那到过中国来的西藏的探险家斯文·赫定（Sven Hedin），他生于1865年，不唯有学术著作，而且写过小说《藏布喇嘛之巡礼历程》（Tsangpo Lamas Wallfahrt）；最后，还有那个生于1889年，而为我们所更熟悉的汉文家高本汉。”长之先生对于北欧文学的叙述大处着手，又不失细腻，像戏剧中导演安排生旦净末丑角色一样，妥妥当当，各得其所，又好像一个好照相师，景物的远近比例，虚实焦距，恰如其真实而更显得清晰明朗。

尤为难能可贵的是，长之先生对于北欧文学不仅清楚地描述了现象，更探讨了其发展的普遍规律，有综合，有分析。他说：“北欧各国都经过一种国民文学的建立期，他们的取径往往是：先由于战争（如1864年普鲁士丹麦之战，如1809年俄罗斯瑞典之战）而刺激起民族意识的自觉，再由语言学家历史家发掘并清除了本国的语言、神话、民族史诗的真面目（如德国海尔德在1778年之提倡民歌，格林兄弟在1819到1822年之搜集童话，如丹麦阿斯边逊与茅氏在1841到1851年之步格林的后尘，如挪威奥森在1848年之整理文法及在1850年之编订字典，如芬兰伦洛特在1835到1849年之恢复芬兰的史诗《喀勒瓦拉》），然后由伟大的创作家出来，工具（民族语言）既有了，内容（民族情感的寄托）也有了。于是才能结出丰硕的果实。安徒生、易卜生、比昂松、斯特林堡这些煊赫的名字，没有一个是赤手空拳而来的！”他也深入探索了北欧作家成长的经历：“产生大作家之不易，不知有多少培养，有多少准备，有多少社会因素，再加上作家的本人之多少自爱而后可。例如易卜生，假若没有在他之前的阿斯边逊与茅氏的关于童话的收集，民族精神不会觉醒；假若没有奥森之整理挪威语言，民族情感的表现工具也不够运用；假若没有勃兰兑斯之强调文学中必须提倡切合人生的问题，新面目的戏剧也不会诞生。这还不够，假若没有卑尔根剧院的工作的逼迫，易卜生就不会有学习的机会，假若更重要的，易卜生本人没有那样强烈的个性和严峻的人格，没有在失败之后的坚毅的勇气，我们文学史上还会有易卜生这个名字么？用佛家的话，产生一个大作家，是一个大因缘，社会应该培养与爱护，作家也应该修养与自爱！”当然，长之先生对于这些规律性的探讨既不是望风捕影的想象，也不是张扬地训诫式的论述，而是由长之先生于娓娓地叙述文学现象和事实之中，让读者在不知不觉中与作者所共鸣的。在这些地方，充分体现了《北欧文学》的理论色彩。《北欧文学》虽然不过是大半个世纪前写的十万字左右的小册子，却简而不陋，具有一定的学术品格。

在《北欧文学》中，长之先生也展现了其一贯的学术风格。长之先生是被人称作传记文学批评家的，他主张理解一个作品需要“跳入作者的世界，批评技巧时亦然，就宛如自己也有那些思想和情绪，而要表达出来的，以体验作者的甘苦”。这一特点在长之先生的成名之作《鲁迅批判》中就有很好的运用，在《北欧文学》中也有充分体现。比如第三章介绍“挪威文学”一共九节，六节介绍易卜生和比昂松（Bjoumlrnst jerne Martinus Bjornson，1832—1910），除去“易卜生与比昂松以前的文学建设运动”“比昂松与挪威的民族主义”“易卜生与比昂松以后之挪威文坛”外，用了三节介绍易卜生的生平，即“易卜生的幼年及其浪漫时代”“中年以后的易卜生及其写实主义”“易卜生之晚年”。在易卜生重要的生活节点，长之先生有非常简明而精到的分析。在幼年，长之先生说：易卜生“生的日子是1828年3月28日，地方是斯基因（Skien）。他的性格有些特别，人和他难于相处，这在早年就已经看出来。普通的游戏，他觉得没有趣味，他所喜欢的乃是把玩偶加以分类，并做一点幼稚而简单的布景。他很想当画家。他的脾气是暴躁的，在某一个限度以外触怒了他，那时就别想什么人可以接近他了。他的体质并不好，他一方面意识到自己是弱者，但一方面却又抱有强烈的野心。要实现自我，要统治，要权力，要为艺术而不惜生命，这些倾向是早已流露着了。”在中年，长之先生说：“无论如何，易卜生在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的交替期间，是他的一个精神上转换的试验期。他经济上极为困窘，因为奥斯陆的挪威剧院在这时倒闭了。他又到了怀疑他的才能和使命的时期。1860年（他三十二岁了！），比昂松和温耶都得到了政府的资助，而易卜生却毫未被考虑！次年，他就病了，神经也衰弱，邻于疯狂。他有时想到会终于自杀。有一次，他的太太苏姗娜没有看顾好，他就中夜奔跑出去了，自己完全不曾知觉。他这在三十多岁的时候所经过的挣扎，把他内心的富源和他性格的明晰轮廓，以及精神上的强度，都开发出来了。凡此一切，都在他从出版《爱情的喜剧》（Love’s Comedy）起，那是1862年，到出版《罗斯麦绍耳姆》（Rosmersholm）止，那是1886年。中间所作的十二本戏剧中表现而出。这十二本戏剧，都是异常地精力弥漫之作，其中的大部分已成为世界上不朽的典籍。”在晚年，长之先生说：“……人类潜意识的力量渐渐抓住了他的注意力。和潜意识相连，他更注意到了遗传，自然环境，以及生活中其他不可触知的所在等。”“重要的乃是他最后一个剧本《当我们死人再醒时》（Wenn wir Toten erwachen）。这剧本作于1899年，易卜生七十一岁了！他写这本剧时，恐怕是意识到是在作着自己的挽歌了！在这本剧里，作者似乎在静观着自己的一生：一个真正艺术家太埋首于自己的工作了，于是让他常常忽略了生命本身的实在。同时易卜生有强烈的悲观色彩，——这和歌德很不同，那剧中的雕刻师鲁白克（Rubek）所说‘人类的愤怒和王冠，我都憎恶，我宁愿逃向黑暗的森林’，很可以代表他的心情。”“易卜生的死年是在1906年，差两年不到八十岁。在他七十岁的诞辰，铜像已立在国家剧院，死时是举行的国葬，他光荣的死了！以一个戏剧家论，他创作了二十六部巨著，站在挪威文学的顶点。即单以一个赤裸裸的人论，因为他把他的一丝一毫的力量都用之于创作，无一笔松懈，无一笔不为热情所灌注，这使任何只想努力一半的人都觉得惭愧，也使关怀人类前途的人将予以永永不绝的喝彩！”这些分析皆可谓知人论世，“益三毛如有神明”，同时将作品的分析系于生平的叙述之中。相对而言，《北欧文学》对于作品的分析并不是很多，但对于作家的出身经历、性格性情、思想倾向的描写分析却非常细致，细腻。由于对于作家的传记写得非常到位，关于作品的分析虽然仅三言两语，也能画龙点睛，并给读者的思考留下广阔的空间。《北欧文学》是写给中国人读的，为了让中国读者对于那个天涯海角的文学不至于太过疏离，长之先生在叙述的时候经常把它们与中国的文化、历史、文学等进行联系比照。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其一是年代上，比如说：“安徒生生于1805年，卒于1875年，差不多和中国曾国藩的时代相终始。”其二是文学形式上，比如说：“《埃达》诗歌的形式，都是用头韵（Stabreim），其中一部分是四长行，折而为八个半行，另一部分则缺少第二长行和第四长行。前者称之为Fornydislag，后者称之为Ljódaháttr。在诗歌与诗歌之间，往往插入一般较长的散文叙述，这样子很像中国所谓‘变文’。”其三是人物形象上，比如：“更新鲜，更令人兴奋，并带有一点粗俗的幽默的，是关于陶尔（Thor）一神的诗歌。陶尔是可怕又可爱，红胡须，帮助收获的一个农神。这是仅次于奥丁的一位大神。其实就是雷神，英文上星期四称为Thursday，德文上称为Donnerstag，都是由它得名。”“这个雷神陶尔真是神通广大的家伙，简直像中国的孙悟空了！”其四是关于作家的评说，比如：“在世界文学中像贝尔曼这样奇特的，恐怕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法国的强盗诗人维庸（Francois Villon），一个是中国的诗仙李太白。前者在十五世纪之前半，后者在八世纪，贝尔曼则在十八世纪。他们都同样是以艺术同醇酒永远结着不解缘的！”有时这种对照甚至连续排比使用着：“传说文艺，颇似中国演义小说中的讲史一类，由近及远，由现实而涉入神怪，途径也很仿佛。就是以所占的时间论，相去也差不多：一个在十三世纪到十八世纪，一个在南宋到清初。”

将北欧文学与中国文学相比照，取近比喻，将遥远的陌生的转化为贴近的熟稔的惯常的容易理解的，让读者感觉到作者所叙不是遥不可及，像是天方夜谭，而是讲比邻的家常，因而感到平易亲切。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并不简单，因为不仅需要恰如其分，需要把握分寸，更需要对于中外文化的异同了然于心，知其真谛，才能在比较中让读者产生共鸣，辗然会心。

长之先生是文学史家、批评家，同时也是诗人、散文家，他常说自己的批评是感情的批评主义。“感情就是智慧，在批评一种文艺时，没有感情，是绝不能够充实、详尽、捉住要害。”这使他的文笔既简约明晰，又带有浪漫的抒情色彩。他写作《北欧文学》的时候，由于正陷于热恋中，文笔更显得轻灵真挚，甚至透着愉悦之情。像他叙述安徒生的生平，便说：“安徒生不但写童话，他自己的一生也就像一篇童话。你想，一个病弱、贫困、受人嘲笑的孩子，忽然成了全世界的名人，到了他七十岁生辰时，得到的礼品之一就是包括十五种语言的他的故事的译本，这不是像一篇童话么？说到他的性格，他是一个梦幻的、简直有点迷信的人物，可是他又有出人意料的喜欢随顺。他那可惊的幻想力，使全宇宙里没有一件不是生命之物，任何东西也可以讲话，任何东西也有人格。所以在他的童话里，无论花呵、影子呵、补衣服的针呵、先令呵、月亮呵、枞树呵、鸭子呵、古老的街灯呵，统统像活人一般。”评论安徒生童话，则说：“安徒生的童话，卷数虽多，但决不单调雷同。其中有不同的心情和不同的创造。有的是夸大，有的是恐怖，有的是快乐，有的是被遗弃之感，也有的是说不出的温柔。他写寻常的物事，但置之于不寻常的安排之中。什么小妖的手，什么小锡兵，什么套鞋，什么引火匣，什么守夜人，说来都娓娓动听，让人一如神游于他读《天方夜谭》的童幻时代了！”

一般的文学史著作，由于拘谨于学术的缘故往往显得沉闷晦涩。《北欧文学》不是这样，它在严谨的叙述中挥洒自如，轻松，抒情，甚至带点幽默感，大概这是《北欧文学》历经大半个世纪依然拥有广大读者的原因之一吧。三

由于历史的原因，长之先生后来没有再从事北欧文学的研究。但是撰写《北欧文学》的经历对于长之先生的思想和学术一直保有着影响。《北欧文学》可以说是一直渴望编写中国文学史的长之先生的牛刀小试，虽然这一尝试是以外国文学发轫的。通过《北欧文学》的撰写，长之先生深感“一部文学史的作用就像一个分配角色的导演工作。角色的大小轻重应该恰如其分。又像一个好照相师，景物的远近比例，应该恰如其真实。这样一来，文学史无所谓长短，只要大小远近不失就是最重要的”。这个观点，五年之后，长之先生在其《中国文学史导论》中再次重述，并在十年之后他撰写的《中国文学史略稿》再次予以实践。

文学史是历史科学的一个部门。文学史既然研究的对象是文学的演进，它当然要在文学演进的历史中获取教训。长之先生是一个爱国的文学史家和批评家，撰写《北欧文学》虽然正值中国抗日战争最困难之时，但他深信中国必将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胜利后的中国的文艺也必将获得复兴。以史为鉴，可以观兴替；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他在撰写并总结北欧诸国文学史时深深为他们崛起的经历所感动，所激励，觉得“我们是深可有所反省而且应当急起直追了”。

长之先生不仅在《北欧文学》的

自序

1944年新年伊始，《时与潮副刊》编辑部组织重庆的文化界人士撰写新年随笔稿，统以《新年的感想》为标题，共收录有柳无忌、潘菽等二十四人的新年随感。长之先生的文字是：“我很希望中国的新文学运动在两大切实的基础上切实而且发扬起来：一是中国古代神话之科学整理；二是应该有一部好的中国语言史，那语言史最好是特别重在以语言哲学为根据，看几个大段落里与文化形态相当的文法构造。”作为新年贺词，长之先生的话粗看起来十分突兀，但是假如我们把这段话与《北欧文学》自序的感想联系在一起，那么长之先生的新年贺词就有思绪可寻了，那是他蕴蓄于心的期待，——期待中国的文艺复兴，而中国的文艺复兴他认为必须从这两个切实的基础上做起。

长之先生对于北欧文学发展演进历史经验的总结当然具有主观色彩，他所深深感慨的北欧国家文学崛起的经验有的值得深思借鉴，有的具有特殊性，有的可以商榷。历史是不能简单复制的，置之北欧国家行之可通的经验，移到中国未必成功，中国文学的崛起和复兴之路当自有其特色和路径。但长之先生的感喟不仅反映了他对于国家民族兴亡的拳拳赤子之心，其中像民族意识的觉醒，古代神话之科学整理，好的中国语言史的梳理，大学的积极作用，政府和社会对于作家之培养，自由批评环境的建立等教训的借鉴，也确是任何国家民族文化崛起复兴的必要条件，是不易之理。回望大半个世纪我们所做的文化工作，检讨起来，虽然毕竟是做了一些，不至于一地鸡毛，但盘点成绩，实在令人惭愧。自序

在今年的五月，接到王云五先生的信，嘱写一部十万字的北欧文学，限九月底交卷，当时鲁莽地答应了，因为我对北欧的东西也还的确有些爱好。可是因为校课的忙碌，重庆夏天的苦热蒸闷，再加上琐屑的人事浪费，我到了九月初才着手写，到了十一月半才写完。在写的时候，也未尝没有像走崎岖小路的情形，累得浑身是汗，而所得无几，只是在写完以后，却也像我写其他东西一样，颇似爬完了一个山峰，见到一些辽阔而轮廓清晰的新鲜景物，自己也有点松快了。

在松快之中，我的所得是这样的：

我深感到在北欧各国都经过一种国民文学的建立期，他们的取径往往是：先由于战争（如1864年普鲁士丹麦之战，如1809年俄罗斯瑞典之战）而刺激起民族意识的自觉，再由语言学家历史家发掘并清除了本国的语言、神话、民族史诗的真面目（如德国海尔德在1778年之提倡民歌，格林兄弟在1819到1822年之搜集童话，如丹麦阿斯边逊与茅氏在1841到1851年之步格林的后尘，如挪威奥森在1848年之整理文法及在1850年之编订字典，如芬兰伦洛特在1835到1849年之恢复芬兰的史诗《喀勒瓦拉》），然后由伟大的创作家出来，工具（民族语言）既有了，内容（民族情感的寄托）也有了。于是才能结出丰硕的果实。安徒生、易卜生、比昂松、斯特林堡这些煊赫的名字，没有一个是赤手空拳而来的！在北欧各国的文学里，瑞典稍微落后而寂寞一些，最大的原因也便在当初经过一个时候的语言的混乱（那是由于国外战士之归来，异国教士之广布，及以外邦学者在朝中之充斥），而且没有人对古代民间文艺有着重视，民族史诗也阙如（《埃达》乃挪威民族的产物）。看到这里，我们是深可有所反省而且应当急起直追了！看到这里我们对于像赵元任、黎锦熙诸先生对于语言的工作，像程憬教授对于中国古代神话的系统研究，是不能不寄以很大的期待了！

我深感到各国的国民文学的建立，基督教颇有一些功劳。他们往往是先有《圣经》的译文，如高特语的文学之先有乌耳菲拉（311—383）的《圣经》译文，丹麦语的文学之先有克里斯提恩·培德逊（1480—1554）的《圣经》译文，芬兰语的文学之先有阿格里科拉在1542年的《圣经》译文，其他如瑞典在1526到1541年，爱沙尼亚在1739年，都是有《圣经》译文的年代，也便是他们国民文学建立的奠基的纪元。基督教在文化的关系本是太大了，至于它和文学的关系当然在使用通俗语言的这一点上。中国近代的语文运动也并非例外（黎锦熙《国语运动史纲》里，说到初期的改革家，也便都多半是教士或接近教会的人）。将来写中国近代文化史的人，恐怕一定把基督教对中国的影响的各方面，详为阐说的吧。

我深感到各国的文学运动，大学是一个重要策源地。丹麦的哥本哈根大学建立于1479年，是北欧文学的重心所在，大批评家勃兰兑斯就在这里发出了指导北欧文学的号音，这不必说；就是成立于1477年的瑞典乌普萨拉大学，是磷光派的发祥地，给瑞典的浪漫运动揭了幕，给瑞典的民族文学作了先锋，因而引出高特派之重视民族神话；而挪威奥斯陆大学之成立于十九世纪初，因而有25岁的历史派的学者凯塞尔之讲学，促进挪威民族意识的形成，让挪威的作家的力量若万马奔腾似的活泼而富有生气，大学的功用有多么大！这就不禁让我们想，大学的真正意义在什么地方，我们应该如何善为爱护并运用了！

我深感到外国作家之解放，之方面多，之受政府的援助，之在国内的重要。古代的宫廷诗人不必说，他们时而为座上客，时而为阶下囚；就是后来的瑞典的伯格曼，在死时召集了朋友，为他们各自歌唱特殊的友情，表现自己最后的并不衰竭的才华；温耶之当水手，经营实业，从政，做律师；斯特林堡之做记者，做演员，做医生，做电报员，做图书馆员，做舞台监督，他们何等奔放！生活何等丰富！至如斯诺里又是军人，又是外交家，又是学者；阿耳姆吉斯特则广及于哲学、语言、新闻、民间读物、经济、数学。他们方面又如何？但是我们呢？“不离名教可颠狂”，是传统的遗训，现在一有一个人是多面多一点，则所涉及的一行便都群起而忌之，唾之，我们如何能望我们的作家的生活之丰富，对人生了解之深透，并他们那天才之发扬呢？社会上应该宽一点！外国政府，特别如挪威，对于作家的资助，也大可为法。许多作家都是由政府资助，才可以出外旅行，收集材料，获得灵感；易卜生、比昂松，固然天赋高，这种培养也是要的。说到作家在国内的地位，如比昂松之代表国民而拍着国王的肩膀，欢迎他就位，这也令人感喟无穷，不重视作家的国家和国民，不唯难以有好作家出现，就是出现了，也难以得他们的泽惠的！

我深感到产生大作家之不易，不知有多少培养，有多少准备，有多少社会因素，再加上作家的本人之多少自爱而后可。例如易卜生，假若没有在他之前的阿斯边逊与茅氏的关于童话的收集，民族精神不会觉醒；假若没有奥森之整理挪威语言，民族情感的表现工具也不够运用；假若没有勃兰兑斯之强调文学中必须提倡切合人生的问题，新面目的戏剧也不会诞生。这还不够，假若没有卑尔根剧院的工作的逼迫，易卜生就不会有勉强制作的学习的机会，假若更重要的，易卜生本人没有那样强烈的个性和严峻的人格，没有在失败之后的坚毅的勇气，我们文学史上还会有易卜生这个名字么？用佛家的话，产生一个大作家，是一个大因缘，社会应该培养与爱护，作家也应该修养与自爱！

我深感到大作品有它的共同点，也有它共同的最后的一点，这就是抒情。再说易卜生吧，毕竟《海上夫人》和《大匠》才是他的创作的顶点。其中意义自然丰富，技巧自然卓绝，可是最核心的一点，还是抒情。也只有在抒情上，是使他永恒的，也是使一切伟大的作品永恒的！

我深感到大批评家之地位和作用太重要了！勃兰兑斯太令人神往！他不唯有科学的训练，有天生的深入的识力，还有关怀人类社会的深情！批评家是创作的产婆，这话对，然而还不够，批评家乃是人类的火把！

我深感到一部文学史的作用就像一个分配角色的导演工作。角色的大小轻重应该恰如其分。又像一个好照相师，景物的远近比例，应该恰如其真实。这样一来，文学史无所谓长短，只要大小远近不失就是最重要的。

说到这里，我就不能再多说了。因为“能薄而材谫”像我，如何能写文学史呢——纵是只限于一个片断？但附带的，我却要说两句话，一是书中的术语如“巴洛克”“罗珂珂”“高特”，人名如较不习见的德奥作家，可以查看我译的《文艺史学与文艺科学》所附加的注；二是人名的音译大半以德国音为主，这是因为德国音本与北欧接近，而我在写作时也多半参考了德文著作之故吧。三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晨于重庆中央大学第一章古代欧洲北方语言及冰岛文学第一节引子：和古代北方语关系最切的高特语的文学

无论在北方住过或没住过的人，对于北国的气候和风光，有谁不爱恋的么？凛冽的风是特别能令人振发的，爽朗的高空是特别能令人的精神明澈的，无怪乎就是在这种地方往往产生气魄雄健的民族史诗，以及个性坚强的天才作家了。那么，我们要以如何的心情来准备接待这北国文艺的盛大阵容呢？

可是我们首先要说的，乃是我们并不能讲一切的北方文学，如我的书名所示，却只是限于北方欧洲。就是北方欧洲，也不是整个北方的欧洲，因为俄国、英国和德国，已经分别在专书里去叙述了，我们这里所说的只是除去这三国之外的北欧的文学而已。具体地说，就是包括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波罗的海，以及冰岛上的民族的文学而已。然而很巧的是，无论打开地图或者翻出历史，这些地方也确成为一个单位，仿佛一个家庭一样，而且他们彼此之间互婚很多，古时的地主也往往兼有各地方的田产，叙述在一块，毫无勉强。比较地说，他们也确实是居于最北方的地方，所以，正是极有资格作为北欧文学的主人翁，用一本小小的专书去介绍呢。

不讲政治而讲文化，不唯各个人都是平等的，各个民族也是平等的。任何民族都有他们的天才，任何民族也都有权去崇拜，并且同样有权邀得别个民族的崇拜。我说这话也许是多余的，因为读者诸君也许早已带着平等的眼光来看我们要讲的北欧了。

讲文学要先讲语言，讲北欧文学要先讲北欧语言，讲北欧语言便要先讲和古代北方语关系最切的高特语言。所谓高特语言（Gotische Sprache）是东方日耳曼语系的一支，在公元纪元后四世纪，才有正式的文学作品。高特语的文学也可以算是最古的日耳曼文学了；她的性质是基督教的，可是因为古代德语的，古代英语的，古代北方语的诸种日耳曼文学之渐渐兴起，也就有一部分披上了异教的色彩。

高特文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是阿利安种的西部哥德人乌耳菲拉（Wulsla）主教。他的一生，大概是在公元311到383年之间，相当于中国东晋之际。乌耳菲拉主教的确是一个杰出的人物，他可以用拉丁文和希腊文写文章。现在我们只谈他的高特语的遗著，这就是他的《圣经》翻译。但我们现在所有的，却并不是全文，只是些不同的手稿的片断而已。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所谓银字手卷（Codex Argenteus），现在藏在瑞典乌普萨拉（Upsala）的大学图书馆里，所包括的是《四福音》。另外的一部手稿，则包括《保罗书札》（Paulus briefe）。究竟乌耳菲拉主教是否把《圣经》译全，现在仍是个谜。传说他故意把《列王纪》（Königbücher）略过了，怕的是唤起他的民族之战斗精神。

在高特语言里，此外所遗留给我们的，除了一些小品（如日历及石刻）不算，还有所谓Skeireins，这是《约翰福音》的一些释文片断，大概是五世纪中叶之物。

在乌耳菲拉以后，西部高特人建国于西班牙，东部高特人就入于意大利。二者终于在时代的漩涡中作了牺牲，我们再看不见他们有什么著名文献，以代表他们过去的光荣了。然而也有一小部分高特人，在新世纪之初，尚在南俄克里米亚（Krim）半岛上存留着，他们的文字曾由荷兰人奥吉尔·格瑟林·德·布斯贝克（Ogier Ghiselin de Busbecq）整理出一点头绪来。布斯贝克是在十六世纪到过克里米亚半岛的。第二节古代北方文学之历史背景

古代北方语言（die altnordische sprache）是后来的冰岛语、丹麦语、瑞典语所从出。这是日耳曼语系中最重要的一支。现代冰岛上使用的语言和古代北方语还十分相似，这由一事可以证明，这就是，他们的儿童可以不必很吃力，便能够读古代北方语的诗歌了。

在古代北方语文学里，我们还保留不少纯粹异教思想的纪念品，其完成的时代也许相当迟，大概比古代基督教的作品，如乌耳菲拉（Wulsla）用高特语译的《圣经》等，还要迟几个世纪。这样，我们就可以不至犯前世纪的初期日耳曼语学者的错，把古代北方文学的思想及其背景统统认为是可由基督教之前的古代日耳曼文学来概括了。反之，古代北方文化，一直到纪元后八世纪，还有它的独立面目，和同时的中欧基督教文化，拜占庭文化，仍是平行的现象；她虽受后二者的影响而成，但我们还不能充分找出那依存关系之所在呢。说真的，九世纪和十世纪时挪威与冰岛的神话，同古代德意志的农民宗教仍有着根本的不同，虽然有一二个神是共有的。

精明的挪威人在874年占据了四面都是海的冰岛，而建了一个自由邦，他们在这里可以脱离王室的羁绊以及其他压造者的威凌。因此，这个地方遂成了产生古代日耳曼异教文学的一个处所了，在北极圈的季候之下，过了一个时期的冬眠，但到了十世纪之末，基督教侵入，在1261年，这个自由遂又入于挪威的王权之手了。第三节作为北国精神之根源的古代神话与英雄传说总集：《旧埃达》

古代北方语的文学，主要的是史诗。只是它的形式并不像荷马的曼歌长吟，而是紧凑，短促，和佶屈聱牙的。其中的幻想力也和北国的气质相应，是阴沉，暗淡，而单调，但在那无限的谐和与凝固的闲静之中，自有一种壮美，它的力量是震撼的，它的人物是庄严的。这种史诗的内容，也和一切原始的文艺一样，是神话和英雄故事。这些神话和英雄诗歌就是包括在有名的所谓《旧埃达》（die ältere Edda）的总集里。《旧埃达》是在1643年为布吕恩约弗·斯汶森（Brynjolf Sveindson）主教所发现，才开始重又唤起人们的记忆。《旧埃达》之名，由《新埃达》（die jüngere Edda）而起。《新埃达》原是古代北方语的诗学中的一本散文手册。本来人们都以为智者塞蒙恩德（Saemund der Weise）是《新埃达》的著者的，可是自从斯诺里（Snorri）被发现是真正《新埃达》的著者以后，人们便把塞蒙恩德作为发现的《旧埃达》的著者了，所以《旧埃达》也称为《智者塞蒙恩德埃达》（Edda Saemundar hins frôda），正如《新埃达》也称为《斯诺里埃达》一样。

然而充其量，塞蒙恩德也不过是古代北方语的文学之搜集者与保存者而已，而且就连这一点，也还在疑问中。这是因为，那些单个的诗歌都是产生在不同的世纪里的，一部分大概还是作于挪威与北极的格陵兰（Grönland）。

究竟《埃达》是什么意思呢？这很费了一些人的猜想。有人说《埃达》的意义就是老祖母，意思是说这些诗歌乃是像一个老祖母所讲出的故事似的。其实《埃达》也许只是《奥地之书》（Buch des Oddi）之意，奥地是这个岛的西南部的一个农场，斯诺里就是在那里生长的。斯诺里是1178到1241年的人物，约当中国南宋的时候。如果《旧埃达》真是塞蒙恩德的手笔，塞蒙恩德比斯诺里早一世纪多（1056—1133），则《新埃达》与《旧埃达》相距也有百年以上了。不过《旧埃达》的发现（1643）却在斯诺里四世纪之后，那已是中国的明末清初了。

布吕恩约弗·斯汶森所发现的这《旧埃达》歌集，现在是保存在丹麦的首都哥本哈根（Kopenhagen），称为《王者之书》（Codex regius）。这—个抄本大概是十三世纪中叶之物。它并不全，只是在这冰岛上所一度发现的神话与英雄传说的诗歌集的一部分而已。由斯诺里的《埃达》所引用的看来，还可以考出十四首遗诗的篇目。

就诗歌的样式看，纯粹是挪威产物，瑞典人决没有份儿。它的真正作者，谁也不能确说。不过时代决不能在八世纪之前，因为在874年挪威人才占领此岛。十世纪末时冰岛已为基督教侵入，而这些诗歌却纯然是异教精神，所以它至晚也不会超过十世纪。因此，它的成立期间应该是800年到1000年这两世纪中间吧。《埃达》诗歌的形式，都是用头韵（Stabreim），其中一部分是四长行，折而为八个半行，另一部分则缺少第二长行和第四长行。前者称之为Fornydislag，后者称之为Ljódaháttr。在诗歌与诗歌之间，往往插入一段较长的散文叙述，这样子很像中国所谓“变文”；但也有的只是由散文叙述而构成一个片断的。

这歌集可分为两大部分，一是属于神话的，一是属于英雄传说的。在神话的一部分中最古的，也是最富有意义的，是《女占卜者的预言》（Voluspó），这是一个序曲。瓦拉（Wala）是巨人族的一个女预言家，她由于奥丁（Odin）大神之问，而说出宇宙创始的整个神话以及世界的末日等。奥丁是所有日耳曼民族所崇拜的最高的神，英文中的Wednesday（星期三）即由此得名。Odin在德文称为Wodan，英文称为Woden，相当于罗马神中之水星（Merkür），所以中国人翻译这一天又叫水曜日呢。女预言家瓦拉不但告诉了大神奥丁过去的一切，还预示着一个更好的世界的到来，那世界是在神光熹微中而渐渐筑起的。有人说这种思想也许是受了基督教复活说的影响吧。

在另外的一些诗里，就是大神奥丁自己所告诉的一些神话或自己的故事了。例如《格利姆尼斯穆耳》（Grimnismól）便是说奥丁为盖洛特王（Geirrōd）所囚，遭着苦难的故事，《巴耳德斯·德劳玛尔》（Baldrs draumar），《瓦夫特洛特尼斯穆耳》（Vafthruthnismól）诸篇，也是这类性质的。纯粹说教意味的则是《赫瓦穆耳》（Hóvamól）。或称奥丁之训言，乃是一个格言的结集，托之于奥丁者。

更新鲜，更令人兴奋，并带有一点粗俗的幽默的，是关于陶尔（Thor）一神的诗歌。陶尔是可怕又可爱，红胡须，帮助收获的一个农神。这是仅次于奥丁的一位大神。其实就是雷神，英文上星期四称为Thursday，德文上称为Donnerstag，都是由它得名。在《哈巴特耳约特》（Harbarthljoth）里，奥丁大神和雷神陶尔彼此辱骂起来了；在《特里穆之歌》（Thrymskvitha）里，巨人特里穆偷了雷神的锤，并要求把女神靿莱亚（Freyia）嫁给他，可是雷神陶尔就摇身一变，变成女神靿莱亚，把巨人杀死，又把锤取回来了；在《希米之歌》（Hymiskvitha）里，他从巨人国里拿了酿啤酒所必需的壶；在《劳喀逊纳》（Lokasenna）里，他把那个厚颜的、好寻衅的火神劳乞（Loki）弄得默默不语；在《阿耳维斯穆耳》（Alvissmòl）里，他以狡计取胜了小人阿耳维斯（Alwis）。这个雷神陶尔真是神通广大的家伙，简直像中国的孙悟空了！

关系其他诸神的诗歌，是比较不重要的，例如《里格的赞歌》（Rigsthula），这就是叙述那个在天上守卫毕弗瑞斯特桥（Bifröst）的神海姆达尔（Heimdall）如何产生了那些各种各族的贵族、奴隶和自由民的。

接着是关于英雄传说的诗歌，这可以分三个集团。一是盎格鲁萨克逊人的《魏兰传说》集团（Wielandsage），二是丹麦人的《赫耳吉传说》集团（Helgisage），三是南方日耳曼人关于《尼伯龙根》（Nibelungen）及其相似传说的集团。《魏兰传说》只有一首诗歌，就是Vólundarkvitha，其实其中是由两个传说交织而成。魏兰和他的兄弟们竞争着要娶战争女神瓦耳车勒（Walküre）为妻，后来他胜利了。但是结婚八年之后，瓦耳车勒抛弃她丈夫而去。魏兰的兄弟们就去追赶。在魏兰等他们回来的时候，因为魏兰是一个优秀的金匠，便惹起了国王尼德霍德（Nidhod）的嫉妒，国王把魏兰囚禁起来了，而且割断了他的膝筋，这样好使魏兰永远为他奴役。为报复起见，魏兰便把国王的儿子杀了，把国王的女儿保得味耳德（Bodwild）也奸污了，于是驾着自己制成的翅子而飞走了。

以下是关于赫耳吉传说的三首歌。英雄赫耳吉娶到战争女神瓦耳车勒。但是他们夫妇之中有一个死去，就只得离异。于是两人便交替着再生——这就是诗人所歌唱的主题。最有趣的是在Helgakvitha Hundingsbana Ⅱ里，那个战争女神瓦耳车勒一族，有一个名叫西格鲁恩（Sigrun）的，寻她的丈夫赫耳吉寻到坟里去了。关于辛夫约特里（Sinfjotli）之死，是构成了《赫耳吉传说》集团与《尼伯龙根》集团的桥梁。《尼伯龙根》是德国最著名的传说，这传说如何侵入了斯堪的纳维亚，又如何和其他的传说联合或化装，这是极令人感到兴味的事。我们在其中还时时看到那莱茵河的地理背景，可是却无端添上了些冰岛上的冰川和瀑布了。诗中的英雄已不是西格弗里（Siegfried）了，而是西古尔德（Sigurd）。在第一组诗歌里，这个英雄由于矮人吕金（Regin）的挑唆，而杀了矮人的哥哥，并且斩了龙怪法夫诺（Fafner），因而得到龙怪的藏金，但以后因为一个山雀的劝告，又把矮人吕金也杀了，并把一度为大神奥丁所催眠的战争女神瓦耳车勒·西格尔得果法（Walküre Sigrdrifa）在火城里唤醒了。在另一些诗歌里，是说西古尔德如何抛弃了好杀的战争女神似的妻子布伦希耳德（Brynhild），而娶了古德鲁恩（Gudrun），布伦希耳德由于西古尔德的撮合，嫁了古德鲁恩的哥哥古恩纳尔（Gunnar），但是由于嫉妒，她仍把负恩的西古尔德杀了，并且自杀，以便与西古尔德在地下重圆。

到此为止，这个传说无疑地很和德国《尼伯龙根》中叙到西格弗里之死相似，但接着所叙的和《尼伯龙根》中克里穆希耳德（Kriemhild）之可怕的复仇，就很不同了。这里说布伦希耳德之兄阿特里（Atli）强娶了古德鲁恩，而且要求西古尔德的财产。阿特里把古德鲁恩的哥哥古恩纳尔和许格尼（Högni）都诱来，也杀了。于是古德鲁恩为复仇起见，她把阿特里父子都在客厅里烧死，自己也投海自尽。

和这种结束相关，还有一些新鲜奇异的诗歌纠缠着。古德鲁恩投海并没有死，她找到国王约纳柯（Jonakr），于是有第三次的出嫁。同时她那和西古尔德第一次结婚所生的女儿名叫石万希耳德（Schwanhild）的，也和约尔萌勒柯（Jormunrekr）——这就是历史上高特王厄尔玛纳里希（Ermanarich）——结了婚。新的恐怖来了，石万希耳德为丈夫所杀，又由古德鲁恩的儿子复了仇。

北欧的神话和传说，表现在《埃达》里的，就是这样地充满凶残与复仇，那情调是多么阴沉和富有秋杀之气！第四节宫廷诗人一　宫廷诗歌之盛衰

在时间的进展中，古代斯堪的纳维亚的叙事诗渐渐采取了历史的方向，神话与传说不过居于次要的地位，变成了装饰品。在这种叙事诗里，英雄诗歌遂转而入于宫廷诗人之手。在北欧这种宫廷诗人称为Skalden，正如在古英国称为Mistrels。他们为抬高自己的身价，常常是些王子的随从者。他们的艺术也以挪威为发祥地。第一个信而有征的北方宫廷诗人是布拉吉（Bragi der Alte Boddason）。他的出现约在800年左右，在他死后，几乎被人奉若神明。他就是挪威人。宫廷诗人的数目一共有二百以上，可是流传的却并不多。

宫廷诗人的取材大半是历史的现实；至于他们的成品则可分为两类，一是叙述一个人在战场上的故事的，所谓战歌（drápa），一是献给当时活着的挪威王子的，所谓赞歌（flokkr）。另外一些简单的情歌或讽刺诗，则称为visur。宫廷诗之最显著的特点是矫揉造作。那些诗人本不为大众而写作，却只是为娱悦宫廷上许多博学的人而已。因此，他们表现一个概念的时候，决不用普通的字眼，而往往用所谓典故（kenningar），这是必须有历史的、神话的、自然科学的知识，还加上一种很快的悟性，才可以理解。例如称眼不叫眼，而叫“额上的太阳”，称金子不叫金子，而叫“西福的头发”（Sifs haar）。西福是什么呢？西福是雷神陶尔的妻子之名。不了解他们的神话，不是悟性快，谁又能懂得？

九世纪里著名的挪威宫廷诗人，除了布拉吉外，还有提奥道耳夫·封·何汶（Thiodolf von Hwin），陶尔布越恩·霍恩克劳菲（Thorbjörn Hornklos），艾温特·斯喀耳达斯皮里尔（Eivind Skaldaspillir），陶尔莱弗尔·亚尔斯斯喀耳特（Thorleifr Jorlsskald）等。

慢慢这些宫廷艺术由挪威而移到冰岛上来了。最可注意的是，这些诗人中颇有凯尔特人（Keltisch）的血统。他们的遭遇比他们的作品远为有趣，因此在传说上添了不少好材料。正像他们的嘴是随时准备舌战一样，他们身上也佩带着刀，由于那时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的小杀伐无时或已，因而诗人也变成了备战的英雄，他们在今天还是挪威宫廷上的座上客，和敌手言归于好，但在明天也许就成了北极地带海边上的亡命徒了。这种离奇的遭遇，例如布越恩·阿斯布兰兹逊（Björn Asbrandsson）就是一个，他因为对于屠里达（Thurida）之爱，必须离开冰岛流亡它去，然而他在北美却成了印第安人的首领。

专以梦境为题材，创造一种很别致的梦境文艺（draumavisur）的，是吉斯里·苏尔斯逊（Gisli Sursson）。在宫廷诗人中，最可以作为代表人物的，是艾吉耳·斯喀耳拉格里姆斯逊（Egil Skalla-grimsson），他整个家族都是宫廷诗人，他本人就像把当时斯堪的纳维亚人的所有优长都聚集为一个焦点上似的出现着。当他为国王艾里希（Erich）所接待时，因为一首赞歌（höfudlausn）措词不当，而身首异处。

在性格上没有艾吉耳·斯喀耳拉格里姆斯逊那么可爱的，却还有一个诗人叫古恩劳哥·奥尔姆斯童古（Gunnlaug Ormstungu），他生于983年，卒于1009年，是中国北宋的时候了。他本人已是传说中的人物，他为了一个美丽的女子海耳蛤（Helga）而和他的朋友也是邻居的何拉奋（Hrafn）决斗，因而早夭。死时才二十六岁！此外可以提到的诗人，有格勒提尔·阿穆恩达尔逊（Grettir Amundarson），他生于996年，卒于1031年；有维特尔里底（Vetrlidi），——他曾因为一首讽刺基督教的诗而为冰岛上的圣徒唐布兰德（Thangbrandr）所杀；有哈耳弗勒德·万勒达斯喀耳德·奥塔斯逊（Hallfredr Vanraedaskald Ottarsson），生年不详，卒于1010年，他虽由挪威王奥拉夫·特里格瓦逊（Olaf Tryggvason）给受的基督教的洗礼，但他决不愿否认他对于古代异教神鬼的敬畏。在宫廷诗人的盛期，也有女诗人，例如女王古恩希耳德（Gunhild），就是其一。

宫廷诗的盛期是十世纪。在十一世纪里，虽然王室对于这种诗的兴趣有增无减，而且有些帝王自身即从事于此，然而宫廷诗在这时已经成了强弩之末了。尤其是当奥拉夫·特里格瓦逊在位的时候，异教思想既经迫害，根本把宫廷诗的基础动摇了；加之那些供给宫廷诗以材料的诸事如侯王间的彼此小战争，海上英雄维京（Wiking）式的生活等已告终止，而挪威西南部商业都市卑尔根之突然兴起，更都叫宫廷诗失却意义了。宫廷诗渐渐转而为宗教诗了，1000年以来已经开始歌赞玛利亚圣母和那些圣徒了。晚期的一个伟大的宫廷诗人是西格法特·陶达逊（Sighvatr Thordarson），他曾在奥拉夫的圣朝中居要津。宫廷诗的花样本极繁多，有人统计过是136种，但原始的形式大多是保持北方语的诗的特点，用头韵；自从诗人艾纳尔·吉耳斯逊（Einar Gilsson）才在他的《奥拉夫斯里穆尔》（Olafsrimur）里开始用脚韵，这是大约在1150年的事，中国已经是南宋了。用脚韵的诗体已很近于拉丁文的赞美诗。二　宫廷诗歌之复兴：伟大的人物斯诺里

宫廷诗在后来有一个复兴期，这差不多是和德国的宫廷诗所谓艳歌（Minnesang）者之起来同时，即约在1170年顷。不过不同的是，它并不偏于原始的情感，而宁是出之于玄学的一类，而且它之复兴，也宁是一种历史的复古兴趣所使然。这一方面的领导人物就是多年以来被认为《埃达》的著者的智者塞蒙恩德（Saemund der Weise）。他生于1056年，卒于1133年，曾游学于巴黎，后来在冰岛上当牧师。不久，就又有一个超越他的人物出现了，这就是斯诺里·施吐尔鲁逊（Snorri Sturluson）。他曾为塞蒙恩德的孙儿所抚育长大。

斯诺里生于1178年，卒于1241年，是在任何时代也要算杰出的人物。他充分感觉到现代文化的气息，他具有文艺复兴时代的人物之共同特征，大约在一世纪之后，欧洲其他各地也就同有这种人物出现了。但因为他的政治地位之故，他在历史上的毁誉时有出入。他是准备把他的自由祖国冰岛奉献给挪威王权的统治的。不过以当时的情势论，在侯王间的争伐频仍之下，已产生了一些大地主，那些大地主未尝不希望如此解决。斯诺里在当时乃是一个极有势力的人物，又是军人，又是外交家，又是学者；以他拥有的地产论，就俨然是一个小朝廷。后来他在1241年的一次党争中被杀了，他的政治目的并没有达到。又过了二十年，挪威的王权才真正统驭了冰岛。

复兴了以后的宫廷诗没有初期那样单纯，它开始吸取外来的材料，例如宫廷诗人哈鲁尔·约格穆恩特斯逊（Hallur Oegmundsson）和自1484到1550年的约恩·阿拉逊（Jón Arason），就都倾向宗教诗。这时动物童话的诗歌也有了。然而冰岛上的诗人对于叙事的爱好依然还在，史诗是他们的主干，抒情诗的气息只是外套而已。第五节冰岛上的散文文一　冰岛文学中之骄傲的遗产：传说文艺

冰岛上的韵文作品虽已经式微，但她的文学中散文的一支却没有其他任何民族可以比肩，这就是冰岛的传说文艺（Saga-Dichtung）。这种艺术是纯然冰岛的，它的基础完全建筑在冰岛的家喻户晓的传统上。传说文艺的初意，只是指采自冰岛历史上的真事的叙述或者认为是真事的叙述，它的性质或者是像史家编年似的，或者是像说部传奇似的。塞蒙恩德很可能就是这种文学的开山。它的创始是在半晦半显之中，因为它原是口述的，一直到十三世纪（中国南宋）时才被写出来。因此每一种传说文艺的形式，都是执笔的人的精神产物，为执笔的人的个性所浸灌着。

传说文艺的最高点约在1230年，这也就是斯诺里的时代。中心地带是在冰岛的西北部，因为这也是一般的文化最发达的地方。传说文艺中最优秀的当推《斯喀耳拉格里姆斯逊的艾吉耳传说》（Egilssaga Skallagrimsonar），这传说把冰岛上最初移民的故事说得生动极了。《瓦慈地拉传说》（Vatzdoelasaga）则叙说的全是经过四世纪的编年历史，而《曷拉芬凯耳传说》（Hrafnkelsaga）却是彻头彻尾带了传奇的意味。在美学上并在伦理上给人以最大的满意的，则是《诺亚耳斯传说》（Njalssaga），这是南部产物。

传说文艺的最大好处是其中插有许多宫廷诗歌，要不是由它保存，我们将见不到这些东西呢。作为历史资料看，这些传说本来也还十分客观，只是因为后来润饰之故，不免加了些成见而已。传说文艺中，除了关于冰岛上的事件外，也还有一种王室传说（Konungasögur），专写挪威皇家的生活，例如斯诺里的《王室历史》（Noregs Konungr Sögur）就是这一类的名著。《王室历史》开端的字是世界危机（Heimskringla），所以我们也常以《世界危机》称这一部传说。在这一部传说里，斯诺里表现了出人意料的现代历史家、心理学家和批评家所能够达到的水准。

传说文艺的圈子，更越来越大了，从叙述挪威的事情，又叙述到丹麦和丹麦所属的法吕尔（Färöer）群岛的事情上去。再到后来，传说文学就童话化，正式传说与神话乃交糅为一了，却因此我们得了不少关于日耳曼传说如何演化的有价值的材料。《弗里德提奥夫传说》（Fridthiofssaga）和《曷鲁耳夫·克拉吉的历史》（Geschichte von Hrolf Kraki），其中就是把古代传说与现代传奇很稀罕地混合着的。《卧耳宋蛤传说》（Volsungasaga）及其有关的《拉格纳尔传说》（Ragnarsaga）都是把《尼伯龙根》的材料又处理了一次，而《提德瑞克传说》（Thidrekssaga）就是把德国关于传说中的地特里希·封·勃恩（Dietrich von Bern）的诗歌很表面地又组织起来了的。最后，中古时代的一般欧洲的材料也吸入了冰岛的传说文艺：巫士默尔林（Merlin）的故事，《特里斯坦》（Tristan）的故事，亚历山大的故事，沙里曼大帝的故事，《福劳尔与布兰希弗牢尔》（Flor und Blancheflor），《巴尔拉穆与约撒法特》（Baarlam und Josaphat），以及世界史纪年等，统统采用了。传说文艺的最后作者，一直进入了十八世纪。传说文艺，颇似中国演义小说中的讲史一类，由近及远，由现实而涉入神怪，途径也很仿佛。就是以所占的时间论，相去也差不多：一个在十三世纪到十八世纪，一个在南宋到清初。二　民族文化的独立运动之萌芽：《新埃达》

冰岛散文文学中关于学术的，这就是包括法律的来源，数学与天文的著作等等的，我们就要举出斯诺里·施吐尔鲁逊的《新埃达》，也就是《斯诺里的埃达》（Snorra Edda）了。这个集子一共分为五部分，第一部分是序言，叙述亚当夏娃以来的世界历史，大体上与基督教的传说相近。第二部分叫作《吉耳法近宁》（Gylfaginning），叙的是吉耳夫王的故事，又杂以奥丁大神的灵异等。这一部分在散文的描述中，有时插入简明的诗句。第三部分叫作《布拉蛤吕尔》（Brgaraeour），或《布拉吉（Bragi）的语录》，是说诗神布拉吉的故事，以及其他神明的传说的，据说布拉吉是奥丁大神的儿子。这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都和《旧埃达》十分相符，几乎是《旧埃达》中的古代北方传说之又复述一遍似的。第四部分叫作《斯喀耳特斯喀帕穆耳》（Skaldskaparmól），是《宫廷诗的诗学》之意，包含布拉吉所告诉的古诗做法与原则，常引冰岛上的古诗人的作品为证。其中不但有许多截取的诗句，而且有长诗的全文。它的价值，在《新埃达》中为最高。第五部分叫作《哈塔塔耳》（Hattatal），是讨论斯诺里为挪威王哈康（Haakon）所作的两首诗的技术的。整个书的风格颇为一贯，很像为说明宫廷诗之神话的、英雄传说的、韵律的与修辞的基础而作的。

在我们对于冰岛的文学作了一个鸟瞰以后，我们就可以隐约看出在冰岛上实在有一个要建设一种独立的民族文化的企图。这同一趋势的萌芽也表现在大陆上的斯堪的纳维亚的国家中。这首先是丹麦。丹麦先是被从南方而来的基督教的教养所席卷着，由基督教的传教事业兴盛之故，拉丁文进来了，于是表现文学的机关也就建立了。就在斯诺里用他自己的国语写《世界危机》（Heimslringla）之时稍前，一个罗马基督教的学徒丹麦牧师名叫萨克薮·格拉玛提库斯（Saxo Grammaticus），译言语学大师的，生年不详，死时是1204年，也想从祖国的诗歌里，用流利高贵的拉丁散文，创一部历史著作。后来他这愿望实现了，他写的是《十六卷的丹麦史》（Historiae Danicae libri XVI）。他的写法，完全和斯诺里无殊。第六节民间文学：蓄存的民族精神

斯堪的纳维亚民族之文艺倾向，根底上是十分带有民族性的，不过在教堂的世界观的压制剥夺之下，表面上好像蛰眠而已。不错，宫廷诗已奏出英雄主义的最后丧钟，传说文学的发展也曾为教会所笼罩的历史叙述所阻止，然而在民族的心性之中，对于古老的英雄时代的缅怀，却仍无时或已；也就是在那民族的心性之中，那真正的北方精神历数世纪而仍无衰歇地潜在地活跃着。因此在十四世纪、十五世纪、十六世纪里都有充满这种民族精神的民间文学流行，于是构成一种丰富的诗料宝库。到了十七世纪，遂以不断的学校教育之传递，而成为一般的民族遗产了。在十八世纪里，这种文学曾为虔诚的宗教精神所反对，认为无用之物。但是这种反对，能有什么效果？说起这种民族诗歌的宝库来，有三分之二是一般地属于丹麦、瑞典和挪威的；特别是挪威的这方面的作品，乃是最有力，并最深刻，将永远成为世界文学中的瑰宝。在形式上，它和宫廷诗之差异，就是用脚韵。内容则更丰富些。这些民间文学有时是发挥古代英雄传说的某一枝节，而加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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