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东方相辉
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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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爱——汶川地震对话录试读：
“中国经验对话系列”总序
哲学是思的事业，而思是我们目前的当务之急。之所以说它是当务之急，一则是因为思的事情似乎已长久地被疏远和搁置了，一则是因为我们民族的当下境遇却以其高度的紧迫性将思——切近于中国经验的思——指定为一项根本的任务。这种状况使我们回想起黑格尔1818年在柏林大学的开讲辞。在这个著名的演讲中，黑格尔说：精神上的深刻要求荒疏已久，“因为在短期前，一方面由于时代的艰苦，使人对于日常生活的琐事予以太大的重视，另一方面，现实上最高的兴趣，却在于努力奋斗首先去复兴并拯救国家民族生活上政治上的整个局势”。而当这种压力有所缓解之时，以往似乎很消沉的哲学便可以“重新提起它的呼声”。这种呼声的核心便是寻求和把握实体性内容的深刻要求。黑格尔声称，正是在这种实体性的内容里，我们看见了时代；而我们的任务和使命就是“在这青春化和强有力的实体性基础上培养起哲学的发展”。
在这个意义上，哲学和其他人文学术一样，与其时代有着本质的关联——它是被把握在思中的时代。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把哲学作为一项由我们的历史性实践所必然唤起的思的任务提示出来。如果说，在我们的历史性实践中根本不包含什么真正的实体性内容（即真理），在我们的未来筹划中根本不具备“青春化和强有力的实体性基础”，那么，哲学就是多余的，因为这里根本不存在真正思的任务，就像我们的精神领域如果已能够被现成安顿（无论安顿在何处）的话，那里也不存在真正思的任务一样。然而，在我们民族一百多年来的现代化实践中，难道不是始终贯彻着那种寻求真理的恒久热情吗？虽说这种热情时时居于对立和矛盾之中，并因而经常是高度紧张的和伴随着痛苦的，但这种紧张和痛苦难道不正意味着由时代的严肃性所不断激动起来的深刻要求，并因而往往是思之努力的确切标志吗？
只要中华民族的复兴事业不止于单纯自然必然性的领域，并且不止于那种似乎可以直接通达现代性的现成道路，它就必然要为真正的思所贯彻，亦即要为具有原则高度的、创造性的哲学所贯彻。因为这里牵涉到的正是所谓“道”之开展——创辟路径，构建居所，并且使之能够被道说出来。惟其如此，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方始有可能使其独特性表现为必然的东西，也就是说，表现为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实体性内容。
然而，哲学目前的状况却远非有利。作为一般的观念形态，它在很大程度上局限于主观思想，而主观思想的要害就在于把真正的现实遮蔽起来，使之停顿滞留于晦暗之中。主观思想的观点盛行于所谓“外部反思”的哲学中：作为忽此忽彼地活动着的推理能力，反思不会停留于、深入于特定的内容之中，但却知道如何把一般的抽象原则运用到任何内容之上。这种外部反思，在黑格尔看来，不过是诡辩论的现代形式；它从来不可能真正触到并揭示社会现实，相反却使之完全被掩盖起来。所以，伽达默尔认为，黑格尔对主观思想的尖锐批判，开辟出一条理解人类社会现实的道路，而20世纪的哲学从根本上来说则继续着对主观思想的批判任务。
只要哲学的意识依然从属于主观思想及其外部反思，当今中国的社会现实就不可能真正绽露出来，当今中国所面临的根本问题就不可能被揭示着前来同我们照面，从而，在我们的历史性实践中正在生成的经验——“中国经验”——就会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其意义已然被主观思想的外部反思先行褫夺了。在这种情况下，就根本没有思也无需乎思，唯一的事情就是把现代性的一般原则运用到任何内容之上，也就是说，用现成的抽象原则来粉碎、割裂和强制一切生动的和独特的经验。海德格尔在谈到其哲学的出发点时曾说，重要的是做出关于物自身的基本经验；但如果从“我思”出发，就根本无法做出这种经验。同样，对于当今中国来说，重要的是做出关于我们自身的基本经验；但如果依循主观思想及其外部反思，也就根本无法做出这种经验。在这意义上可以说，只有当主观的外部反思被认作是思的最根本的敌人时，思的航船才能够重新扬帆启航。
总之，如果说在我们的历史性实践中果真包含着一个具有决定性的思的任务，以便使这一实践获得世界历史意义，那么，这个思的任务就必然要求切中当今中国的社会现实，以便使“中国经验”能够被切近地做出，使其意义能够积极地呈现出来。“中国经验对话系列”正是为此目的而被课题化的。其任务无非是：经由一些重大的主题而思入中国经验本身。这一任务具有双重的性质：它一方面要求着哲学之思使得中国经验的做出与开展成为可能，另一方面又要求着中国经验对于哲学之思来说成为本质重要的。
我们在此系列中之所以采取“对话”这样一种较为始原的哲学样式，不仅是因为上述任务的双重性质——它需要在对话的过程中使彼此生成的方面逐渐明确起来，而且是因为我们充分意识到这一任务本身还只是在初始的展开过程中，因而必然地具有探索的性质——它需要在对话的过程中使思不断深化。这里的核心之点恰恰在于：正像我们民族的再度被青春化的历史性实践还远未终结、完成一样，作为这一过程之真理的实体性内容也绝无可能被一劳永逸地装进我们的口袋中。因此之故，我们才坚决地提出思的任务，并把这一任务领会为一种考验，即能否真正思入中国经验本身；而这种考验的可能性根据则来自另外一种更为根本的考验，即：中华民族是否具有这样一种历史的承当——她把在其新的历史实践的展开过程中表现为必然性的东西，把握为并且铸造为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实体性内容。
无论如何，经历如此这般的考验乃是我们的命运。“这里是罗陀斯岛，
就在这里跳舞罢。”二〇〇八年八月八日
《生·死·爱》序
二〇〇八年五月十二日，汶川发生里氏八级地震，震动了整个中国。天崩地裂，手足顿时永隔阴阳；地动山摇，同胞瞬息命丧黄泉。大灾面前，国人挺身而起，地不分南北，位无论尊卑，义无反顾，抗震救灾。摇摇欲坠的废墟下，挖出了一条条危在旦夕的生命；余震隆隆的山巅上，救下了一群群走投无路的灾民。政府应对有方，民众慷慨解囊，举国上下众志成城，爆发出巨大的精神力量，惊天地，泣鬼神。
这股绝处逢生的力量源自何处？如何从概念上把捉住这种极限状态下喷涌而出的民族精神？怎样才能使之生生不息，彰显于国民之日常生活？尤其是，在西方话语盛行于世的今天，如何重务中华之本，光大其独特价值，而不至于拾人牙慧于前，遭人耻笑在后？同时，在讴歌救灾义举之际，如何防止遮蔽灾难与死亡本身？在追求技术进步之际，又怎样保持对大自然的敬畏之心？更为紧要的是，如何倾听这次灾难所透露的诸多消息，把天机适时转化为人文制度？
复旦哲学同仁问学未敢忘忧国，痛未定而忍痛思痛，于是便有《生·死·爱》，一则祭亡灵安息，一则祈生者自重。
具体言之，方晶刚先生首倡此议，并以“生死爱”三字相赠。吴晓明先生嘉许之余，亲笔题写本书书名。胡华忠先生对此亦支持甚力，保证了此项工作的顺利进行。参加讨论者凡八人：邓安庆、汪行福、王新生、邹诗鹏、郝兆宽、陈军、叶晓璐和王金林。最后由陈军与王金林统稿，并经上述诸位同仁过目定稿。
在思情激荡中解读汶川地震之消息，这是本书的一个出发点。其间观点，重要的不在于是否完全踩在真理的步点上，而在于能否就此开启一个共同话域，以培育吾中华民族之生动精神。惟此，东方之光辉才能照亮未来之世界。本书以“东方相辉”为作者名号，盖在于斯。不言而喻，这项工作目前仅仅是一个开端。
把中国经验形诸语言，吾辈任重而道远。二〇〇八年六月十二日识于复旦光华楼
汶川地震对话录（一）
时间：2008年5月27日星期二下午
地点：复旦大学光华楼西座2409室
事 件
最初的日日夜夜，我们天天守在电视机前，似乎在等待着什么，希望发生些什么……
当下中国的经验亟待言说
金林：事情起头我先讲一下。5月19日那天，我们几个人在教授餐厅吃饭，谈到要对汶川大地震作一些理论探讨，从概念上把握这样一场地震，尤其是抗震救灾中所激发出来的精神。这个讨论，不求其逻辑上的严密性，关键是要对当下正在发生的中国经验有所言说。我们要把这次大地震中呈现出来的方方面面，那些真的东西、美的东西、善的东西，让我们感动的东西，都把握在思想中。最初的日日夜夜，我们天天守在电视机前，似乎在等待着什么，希望发生些什么，因为我们知道废墟下还掩埋着许多生命，救援人员正在争分夺秒地救人。现在我们要把我们的情绪也好、感情也好、认识也好、体会也好，统统表现出来。如果能够引起国人的共鸣反响，那就善莫大焉。温家宝总理讲：“我就一句话，是人民养着你们，你们自己看着办。”我们现在就是自己看着办。
生、死、爱是哲学永恒的主题
安庆：这次大地震对我们所有中国人而言是一场巨大的灾难。但我们中国人面对这场灾难时的反应，所显现出来的空前的团结、友爱，对生的执著，对死者的悲哀、悲痛，在死神面前所呈现出来的坚忍与镇静，蕴含着一种非常深沉而又平常的生命哲学。生、死、爱，这是哲学永恒的主题，我们应该把它提炼出来；而且在汶川大地震这一整个事件中涌现出这么多的感人事例，我们也有责任把这些铭记下来。
行福：这次地震，从它的结果而言，当然是一个悲剧。那么多人丧生，那么多人家园被毁，那么多人的爱也好、恨也好、情也好，随着这次大地震戛然而止。但是这个悲剧本身反过来也给活着的人，不管是在汶川、四川，还是在全国各地，乃至在世界各地的人，一个反思的机会，反思物欲掩盖下的价值。这些价值，平常也许大家并不知道，正因为有了这个大地震，很多人被推到了生和死的面前，面临着生死抉择。在这面生死之镜前，很多人一下子就清醒了许多。我们从报道中也能看到人的本性当中那些最善良的一面被激发了出来。那么，是否能有一种机制或一种文化、一种理论，把这些最善良的人性维系住，这恐怕是大家都要思考的。
诗鹏：汶川大地震显然是一次重大事件，不仅使灾区群众遭受莫大苦难，也对所有中国人造成了痛苦和震荡，但是，遭受到苦难和震荡的中国人却愈加坚强。一个人一生总会碰到很多事件，但并非每一次事件都是重大的。事件是物与时间的高度集聚，其意义在于抛弃日常的琐碎与浮泛，通过生命的当下集聚方式将人与世界连接起来。汶川地震将生与死、人与自然、亲情伦理、社会关爱等一切可能的关系呈现出来，并使得精神的东西从物质层面跃起，由此激发人们的思索与行动。无疑，对这些关系的思索与集体性的自觉，也激起了大家的社会责任感。
事件使人成熟。而一个人的成长经历里，一定要亲历若干重大事件，从而不仅在智性方面，也在心性方面全面走向成熟。无疑，在这次大地震中，整个青年一代的精神面貌与表现，让人深深地感到：这一代人正在成熟起来。地震是天灾，但使得整整一代人走向成熟，并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其实，何止青年一代，大地震实际上使整个中华民族一下子成熟和坚强起来，使得人们有理由从平庸琐碎乃至于浑浑噩噩的日子中醒悟过来。
最近这些年，社会上盛行享乐主义。享乐主义是精神生活沉沦于物化生活的表现，它虽然也表现出各种狂欢的场面，但毕竟缺乏重大事件的历史深度与存在感，因而无法让人踏实。我们知道，形式化及表浅化的生活，浑浑噩噩乃至于蝇营狗苟的生活，无法与事件关联起来，而搞搞乐子，弄点明星加粉丝式的热闹，多造几个“超女”之类，就更是谈不上什么事件性。可是，我们这个物化的世界，好像就剩下了造星效应的“事件”能力了。而一个不可能生发事件的时代，不管它表现上有多热闹，其实都已经滑入了虚无和荒诞。实际说来，自上世纪90年代中国全方位走向市场经济以来，中国人在精神生活方面就生活在这种很不踏实的境况中。但是，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突然让人们意识到，琐碎庸常的日常生活中，一定还存在着沉重的生命精神。当然我不是说，这就一劳永逸地解决了中国人转型中的所有问题，对此我们不能过于乐观，但是这个事件的确刺激了中国人，促使国人好好地想一想。这样的事件对中国的影响相当大。
废 墟
行福：此次汶川大地震，温总理一开始就把它定性为特大自然灾害。一开始我听到这个词，没有多少感性认识，绝没有想到地震的破坏性如此之大，给人民的财产和生命造成如此大的损失。汶川大地震与其他灾难性事件相比，给人最直观的感受是废墟。地震瞬间摧毁了无数的道路、桥梁，摧毁了一个个美丽的小城，给我们留下的是一片片惨不忍睹的废墟。更恐怖的是在废墟底下埋着无数已经死亡和等待拯救的生灵。废墟不仅是地震破坏力的见证，甚至不妨把它看作整个地震的象征符号。因此，我想从废墟开始反思这次大地震。
谈到废墟，让我想起德国思想家本雅明的《历史哲学提纲》，其中有一段话专门讨论废墟。本雅明借用超现实主义画家克利的一幅名曰《新天使》的画作，表达他对历史的理解。《新天使》描述了一个凝神沉思废墟后转身而去的天使，本雅明称她为历史天使。历史天使与常人不一样，在常人看来只是一连串事件的地方，她看到的是一场场灾难，在常人看来，我们应当面向未来，可她却告诉我们要面向过去。本雅明说，在废墟面前，历史天使本想留下来，唤醒死者，把碎片重新弥合。但一阵大风从天堂吹来，使她无法收拢翅膀，停在废墟上，并且大风想要活生生地把她吹走，让她飞向她背朝着的未来。这个大风是什么，本雅明说就是人们相信的进步力量。不难想象，这里面有两种力的博弈，天使钟情于废墟，想停下来，在这里沉思，但来自天堂的风，挟持着进步的力量阻止她这样做。本雅明所说的历史天使面临的窘境，难道与我们当前的处境不是有几分相像吗？在抗灾尚未结束，死难者尸骨未寒之时，许多人就急于表功或为抗灾高唱赞歌了。这种心态是很危险的。
遗忘有时是美德，有时也是罪过。对灾难的记忆是一个民族成熟的标志。
遗忘有时是美德，有时也是罪过。遗忘有时会使人心变得很大，有时也会使人心变得很小。我觉得对灾难的记忆是一个民族成熟的标志。每个人都是如期来到这个世界的，他不仅与自己的先辈有隐秘的联系，而且与我们有一个隐秘的契约。他们的死亡不仅是他自己和家庭的悲剧，也是我们所有人共同的悲剧。虽然死者不能复生，但死者应该在我们的铭记里得到公正的对待，必须使灾难原原本本呈现出它的意义。灾难不仅归于死者，同样也归于生者，只有当灾难真正作为灾难被人们缅怀和记忆时，人类才能真正地成熟。
我们生活在快速生产和消费的时代。我们快速地生产和消费物质产品，也同样快速地生产和消费符号和意义。这个时代太容易把记忆当作负担，把遗忘当作美德。在反思汶川大地震时，我们应该有勇气做本雅明所说的历史天使，不仅唱颂歌，更要唱哀歌，不仅颂扬在废墟下抗争的生命意志，颂扬不顾个人安危拯救幸存者的伟大壮举，也要记住在大自然暴力面前人的无助和渺小，记住无数已逝的亡灵，记住废墟给我们带来的刻骨铭心的伤痛，记住希望的翅膀被折断后留下的无法弥合的创伤。废墟是不堪回首的悲惨瞬间的无声见证，是自然暴力的见证，是生命的有限性和脆弱性的见证。
金林：这个问题非常要紧。一方面，该唱赞歌，还得猛唱，这次抗震救灾确实有许多该唱赞歌的地方。通过这样一个赞歌，我们可以凝聚一些东西。但是同时，非常重要的是，不能遗忘灾难本身。必须同时注意这两个层面，一个是灾难本身的意义，另一个是抗震救灾的意义。不能因救灾而遮蔽灾难本身的意义。如果我们仅仅留下颂歌的话，那么对于那些罹难者来讲，就大不敬了。所以我们要同时阐发两个维度，一个是灾难本身的意义，另一个是救灾中彰显出来的精神力量。
陈军：就我们这个讨论本身而言，我觉得有两点很重要：第一，我们对这场灾难以及救灾的解读一定要有穿透力；第二，这一解读要保持温度，保持它的可触摸性，这样才能带来震撼力，才能让我们刻骨铭心。
新生：青年人在这场大地震中的表现，让人尤其振奋。他们在真正需要他们做什么的时候，做出了他们应该做的，甚至做出了超乎我们想象的牺牲或贡献。这让人对中华民族的未来重起信心。
呈现方式
中华民族的精神是怎样呈现出来的？
安庆：我考虑的问题，与大家谈的有一点不同。我主要想探讨，面对这么一个灾难事件我们所表现出来的精神，作为一种民族精神，它究竟是怎么呈现出来的。主要关注它的呈现方式。
从8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一般都是喜剧性的精神占主导地位，悲剧精神已经消失了。我们在各种场合都试图给人以轻松、欢笑的那样一些东西。所以，80年代一开始，相声很火，每年的春节晚会，好的相声特别受欢迎。后来相声不行了，我们在饭桌上普遍流行讲段子。在这样一个物欲横流的生活中，似乎只能靠这些轻松的东西给人们一点精神安慰，悲剧性的东西已经远离了人们的生活。
但是这次大地震却让一个天崩地裂的巨大悲剧顷刻展现在我们面前，一片片废墟，一个个无辜的百姓无奈地死去，确实给我们一种非常强烈的刺激！在这种刺激面前，我们每个人都撕心裂肺地悲痛，为我们无力、无能用自己的双手把在废墟下呻吟的亲人拯救出来而悲痛。在这一刻，我们每个人实际上都已经遗忘了我们在所谓的公民社会中的角色、身份、地位，退回到我们作为人本身这个原点上。我是一个人，我就该为他们做点什么，这是一般人此刻的意识。所以我觉得我们在这次大地震中所表现出来的精神，正是我们返回到人性本身这个原点上被激发出来、呈现出来的，而不是由于意识到我是一个公民，才觉得应该如何。
昨晚，我在网上看到了几个非常典型的事例，能说明这个问题。一个是那个乞丐，他在社会上无职无权，连起码的尊严也没有，但他却把乞讨来的一百零五块钱全部捐献给灾区了。在他身上难道有什么公民意识吗？他完全是作 为一个人所自然流露出来的情感，去帮助那些更加无助的人，因此，在此时，他赢得了人的尊严，一个中国人的尊严！还有那个自称是北大毕业的中学老师范跑跑。他在博客上发表文章，说他不管自己学生的死活，自己跑出来逃命，这只是一个选择问题，不存在什么高尚不高尚的问题。并宣称他相信自由与正义，宣称他没有必要冒着牺牲自己性命的危险去救别人的命。还说，他除了会去救他的女儿外，连他自己的母亲也不会去救。在这里，我不想简单地对他的行为进行道德评价，我想说的是，即使在这个自称信奉西方价值观念的人身上，他也没有什么“公民意识”。因为一个有公民意识的人，无疑应该想到他作为一名“教师”，在他和他的学生处在生死关头时，他应尽的“职责”是什么。保护学生的生命安全，这是教师的基本职责，他连这些都不知道，还要标榜自己思想的独立性、自由性，还要为自己出于“自保”本能的逃命作辩护，这既不能用我们传统的亲情伦理来解释，同样也无法用西方的公民意识来解释。这可能是一个典型的不中不西、不土不洋的“文化怪物”。让我们惊讶的是，包括我们在内的许多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基本不了解，而对西方文化也只能抓住其表面的一点皮毛，无法体认其内在的意蕴，成为四不像的“文化怪物”还浑然不觉。
还有一个群体——退休老人，他们在这次赈灾中的表现让我非常惊讶，他们的养老金本来就非常少，但是许许多多的人竭尽全力，把他们后半辈子的“养命钱”几乎全部捐献了出来。可以说，在这一群体身上，他们的爱心、他们的情感，几乎完全是中国式的，体现了我们民族的情感和爱的方式。
在这样一种爱和情感的巨大感召力之下，我们的民族空前地有了一种凝聚力，一种团结的力量，真正体现了万众一心。多少年来，政府主观上总想表现出爱民这一面，但民似乎并不怎么领情，但这一次，政府和老百姓可以说真正实现了同心同德，意识形态性的东西退到了幕后，政府最高领导人，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顶着余震的危险，在第一线深一脚、浅一脚地劳累奔波，确实赢得了百姓的敬重！
所以，我们民族的精神，团结的力量，爱的力量，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力量，是通过非常民族性的“情感”呈现出来的，而且是我们每个人从自己的社会角色退回到人性本身这一生命原点上爆发出来的。这让我想到了康德伦理学对情感的拒斥。他把道德法则严格地建立在实践理性的自律基础上，认为从主观的情感出发只能形成他律性的准则，不能形成真正普遍有效的道德法则，但在这次事情面前，许许多多鲜活的事例让我们明显地感受到有一种情感，有一种大爱，确实可以超越个人的主观性，超越个人的准则，而成为普遍有效的法则。因为这种情感、这种爱不是出于我们在一个狭隘的父子关系、君臣关系、兄弟关系、上下级关系这样一种社会政治层面上表现出来的，而是在人性的层面上爆发出来的。
这种情感和爱也与基督教的情感和爱的表现方式不一样，基督教的情感和爱，爱上帝是绝对首要的，在首先认同这么一个唯一的救世主“圣父”的基础上，普天之下的信徒才作为“兄弟”，呈现出“博爱”。
因此，我们对这次大地震的反思，要铭记我们民族精神力量呈现方式的独特性。同时我们也要考虑到这种民族精神不单是某种狭隘的民族情绪，而是与西方现代的所谓“普世精神”同样具有普世性的东西。我们应该提炼出这样的精神来。
新生：我们这次抗震救灾所表现出来的，当然我们可以说是民族的精神，但客观上而言很多都是人性的东西，而人性的东西是有普遍性的。也就是说在同样一个情况下，倘若你抛去语言、地理环境和文化差别的话，在很多地域或国度，都大致上会有这样一个反应。所以人之所以是人，有他根本的东西。这些东西，在文化的区别或者是概念化的、理性化的区分背后，它们的根上还是有一些共同的价值。我们中国人这次恰恰是表现出了这些东西。这不是说我们中国人和其他的人不一样，而是我们的这种表现更加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在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这次抗震救灾或者我们民族在这次灾难面前，体现出来的人性本性的东西，恐怕它的价值更加大一点。因为客观上存在着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最近这些年在人权方面受到质疑，国际上有一些人是置疑我们的。奥运火炬海外传递中所发生的风波，就是这样。这次地震让我们在吸取经验和教训的同时，有一个角度可以证明给他们看，我们这样做完全和整个人类的本性是一样的。同时我们也应当承认，在相同情况下，他们也会有同样的反应。
同胞意识
同胞意识是中国人对文化共同体的独特理解
金林：我觉得这里应当作一个区分，就是说我们在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一方面要把我们民族的独特精神呈现出来，另一方面又要把普世的意义揭示出来，这样才不至于陷入狭隘的民族主义。抗震救灾中一方面有民族的东西，另一方面有普世的东西，这两面我们不能偏废任何一面。在面对灾难的情况下，不是说其他的民族，就不去救灾。而是说同样的救灾，大家的行为习惯与出发点，可能有一些差异。比如说，中国人有一种独特的同胞意识，我觉得在这次抗震救灾中特别地体现了出来。香港人这次捐款的时候，包括九八年水灾捐款的时候，反复用的一个词就是“血浓于水”。什么是血？说白了，我们大家都是兄弟手足，就是说，在香港人心目当中，同样在整个中国人心目当中，遇难者乃是我的骨肉同胞。我的手足遭到这样的灾难，使我们每一个个体，作为文化共同体的一员，产生一种受到威胁的感觉，这就是感同身受。作为一个生存共同体而言，我们中国人的同胞意识，在全世界来讲都是非常独特的。这种血浓于水的深刻意蕴，在关键时刻就会呈现出来。所以这里面，一方面是民族的，一方面是普世的。因此，我们这一次来思考这个东西，很重要的一点，首先就是要建构中华精神，重新振兴中华文化。奥运火炬的传递问题就是一个提醒。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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