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秦方著
出版社：中华书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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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界”之兴起试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女界”之兴起：晚清天津女子教育与女性形象建构/秦方著.—北京：中华书局，2019.9
ISBN 978-7-101-14047-7
Ⅰ.女… Ⅱ.秦… Ⅲ.妇女教育-研究-天津-清后期 Ⅳ.G77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165868号
书 名 “女界”之兴起：晚清天津女子教育与女性形象建构
著 者 秦方
责任编辑 刘冬雪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9年9月北京第1版
2019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规 格 开本/920×1250毫米 1/32
印张9¼ 插页2 字数209千字
印 数 1-1500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14047-7
定 价 48.00元文前辅文本书受到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项目批准号：14CZS045）研究资助和北京高校高精尖学科建设经费出版资助导论
1898年5月31日，中国女学堂在上海开校招生。作为国人自办的第一所近代女校，中国女学堂首批学生仅招收了20余位来自士绅家庭的年轻女性。尽管人数很少，但这却标志着中国历史上闺秀们走出[1]家门、接受社会化学校教育的开端。此后几年，尤其是在1900年后，各地纷纷掀起兴办女学的高潮。包括封疆大吏在内的各级官员、地方士绅以及无数走出家门的闺阁女性，共同促成女学极大繁荣的局面。据清政府学部调查，至1907年，中国已有428所女学堂、1501名教习、[2]15496名学生以及622名职员。面对女学发展的迅猛势头，1907年3月8日，学部颁布《女子师范学堂章程》36条、《女子小学堂章程》[3]26条，最终将女学纳入官方教育体制中。此后，这一官方认可更是促进女学迅猛发展。至民元1912年，全国女学生猛增至141130名，[4]占全国学生总人数的4.81%。可以说，不管是从现实层面，还是从体制层面，在清朝最后十余年中，女教习和女学生已成为社会中不可忽视的新兴群体。
女学如此“不凡”之发展，不可避免地吸引了很多学者的关注。目前海内外有关近代女学的学术研究，大致可分为以下四类。必须要指出的是，因相关论著过多，在此仅列举主要的专著和论文，学位论文并不在其列。
第一，很多学者从通史的角度，对校园文化、学生构成、课程设置、教育思想等方面的内容进行了通论式研究。如1990年代黄新宪的《中国近现代女子教育》、雷良波等人的《中国女子教育史》、杜学元的《中国女子教育通史》以及阎广芬的《中国女子与女子教育》。2006年熊贤君编著的《中国女子教育史》一书，亦可视为此类论著。在这些通史类的专著中，作者们多按照历史发展的脉络，对女[5]子教育进行了详细的梳理和分析。乔素玲的《教育与女性——近代中国女子教育与知识女性觉醒（1840—1921）》则深入讨论了学校教育在启蒙女学生思想、传授现代知识和技能方面发挥的重要角色，并认为女子教育在近代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和心理素质的改善中起到[6]了关键性作用。谷忠玉《中国近代女性观的演变与女子学校教育》一书，则以近代女子学校教育为切入点，一方面探讨近代有关女性的观念发生怎样的变化，另一方面也分析这些观念的演变如何反过来推[7]动女子教育的发展。此外，台湾学者廖秀真详细而扎实地梳理了清末女学学制建立的过程以及女子小学教育的经费、分类和教科书等问
[8]题。卢燕珍则撰写《中国近代女子教育史》一书，详细梳理了近代[9]女子教育发展的各个阶段和不同类型学校的特色。而保罗·丁·贝利（Paul J.Bailey）的Gender and Education in China：Gender Discourses and Women’s Schooling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则[10]主要通过20世纪初期女子教育探讨了近代关于女性的话语演变。
第二，在通史研究之外，也有学者对不同城市和区域的近代女子教育进行探讨。其中对上海各女学的研究最为丰富。这包括杨洁一系[11]列论文《透视上海的近现代女子教育》、《女子教育的最初尝试[12]——从上海女学看中国女子教育的早期发展》及其专著《民国时[13]期上海女子教育口述研究》。尤其是后者，作者以口述为方法，搜集了相当珍贵的资料，探讨民国时期上海女子教育的发展。作者认为，近代上海女学的发展，与当时的政治、经济环境有着直接的联系，是上海城市多元文化的直接反映。另外，有关江浙地区女子教育的研究，近来也多有学者关注。吴民祥的《浙江近代女子教育史》一书，通过对晚清至民国时期浙江女子教育发展历史进行分析，揭示了女学发展与浙江社会变革的关系，认为浙江女子教育的发展体现了政府、地方和民众之间的互动影响。反过来，近代浙江政治、经济、社会变[14]迁，亦成为浙江女子教育发展的内在动力。徐宁的《江南女校与江南社会》一书，则从社会史和地域史的视角对江南地区的女学进行考察，认为这些女校从无到有之发展，不仅有助于近代女性观的转变，[15]而且亦可折射出江南地域特有的文化和社会风采。相较而言，目前学界对北方女学的发展关注较少，但也有一些成果，如黄湘金通过对晚清北京地方资料的详细梳理，勾勒了这一时期北京60多所女学的大致面貌，并指出晚清北京女学虽数量众多，但旋起旋落，很少有[16]长期维持下来的学校，可见当时女学发展阻力之大。而对中国西南地区，亦有颜绍梅《近代云南女子学校教育发展研究》一书。该书以近代云南女学为议题，探讨其发展既有符合、跟随中央政府政策的地方，亦有加强云南本地少数民族女子教育这一特点。作者最后指出，“云南的女子学校教育始终处于民族多元文化教育与儒家一元文化教育、传统教育与现代教育的矛盾与冲突、吸收与融合的运动中并不断[17]发展”。
第三，有学者以某所学校为中心进行了丰富的个案研究。其中，对上海各所女学，如中国女学堂、中西女学、爱国女学、宗孟女学等较早成立的女学，关注尤其丰富。尤其是中国女学堂作为近代国人自办的第一所女学堂，更是为很多学者所青睐。如夏晓虹对中国女学堂进行的研究，可谓经典。作者通过对资料的细致爬梳以及对史实的仔细辨析，指出中国女学堂在教育思想和课程设置方面具有中西兼并的特色，而且近代大众媒体在推动学校创立的过程中，也起到了至关重[18]要的作用。万琼华《近代女子教育思潮与女性主体身份建构：以周南女校为中心的考察》一书，则以整合思想史、社会史和妇女史为目的，以周南女校为个案，分析在近代宏观女性教育思潮的影响下，女性如何进行自我主体身份建构。尤为难能可贵的是，在书中，作者还运用口述方法，抢救性地搜集到了一批颇为珍贵的口述史资料，更[19]为生动、真实地展现了近代女学生的日常生活和社会体验。而王翠艳则以女性文学为切入点，探讨了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历史、师资和课程，以及该校如何成为一个酝酿现代女性文学诞生的实践场
[20]域。
第四，以某一类女子教育为对象进行的研究。如孙石月《中国近代女子留学史》一书，考察了近代中国女性留日、留美、留欧和留苏的具体情况，并从政策、贡献和经验教训等方面评价近代女子留学之[21]得失。朱峰的《基督教与近代中国女子高等教育：金陵女大与华南女大比较研究》一书，主要探讨了近代以来在中国创办的教会女学，尤其是金陵女子大学和华南女子大学这两所知名的女子高等学府[22]对中国女性教育的推动和影响。张素玲则在《文化、性别与教育：1900-1930年代的女大学生》书中通过对近代女大学生日常生活的审视，展现了这一群体在不同教育文化环境中的生存境遇以及她们[23]的性别经验和社会角色。丛小平的《从母亲到国民教师——清末民族国家建设与公立女子师范教育》是目前为数不多的对女子师范教育的研究，在文中，作者展现了传统女学向近代女子教育的转变，以及在此过程中国家民族主义的兴起如何促进女子师范教育之发展。[24]另外，目前对留日、留美女学生群体的研究，也成为海外学者关注的热点之一，如季家珍（Joan Judge）对清末留日女学生的研究，以及叶伟丽（Weili Ye）对清末民初留美女学生的研究。两位学者关注的留学国家不一样，但却不约而同地分析了这两类女留学生群体如何灵活地通过与“贤妻良母”这一女性理想形象互动而建立起各自的[25]主体性。
可以说，经过几代学者的研究，目前学界对近代女子教育的研究，已经有了较为深入和完整的认识，尤其是在官方制度、学校规范、课堂教程、学生生活以及校内外活动等方面，这些均为后来学者展开相关研究奠定了相当深厚的基础。但是，在前人研究成果中，有两个值得我们继续深入思考的地方。
首先，学者们容易乐观地将女学视为近代妇女解放过程中里程碑式的成就，以一种赞誉式的论调来书写女学的出现和发展过程。学者们或多或少地表达出这样的观点，即女性接受学校教育，是社会进步、女性解放的必然结果，而中间所出现的各种挫折，从性质上来说是保守的，从时间上来说是暂时的，它们永远不会也不可能阻碍女学向前迈进的光明前途。这种思维方式，其实是戴着一副现代性的眼镜来看待和研究近代女子教育。而本书便是试图对这种宏大的现代性思维框架本身进行反思和解构：如果说女学遇到的一些挫折被定性为保守，那么这种保守态度不仅表现在官员和士绅身上，亦表现在参与其中的很多女性身上，即我们所说的文明女教习和女学生。因此，我们必须理解，为什么会有挫败和保守？这种保守是否有其内在逻辑？而这种内在逻辑是否有效？
这些问题与本书思考的第二个问题直接相关。受妇女解放这一现代性框架的影响，前人学者在对近代女子教育进行研究时，有时过于轻易地将“女权先锋”、“女性解放先驱者”这样的头衔赋予女教习和女学生，似乎她们天然具有一种主动追求女性解放的特质。但是，本书试图论证的一个观点是，这种先锋者的角色并不是一种不言自明的历史趋势，而恰恰是需要分析的问题。这一问题意识十分重要，因为它将我们导向这些女教习和女学生——甚至是在更大范围中参与女学的官员和士绅等群体——的阶层身份，即她们大都出身士绅家庭。这种阶层身份并不必然指物质层面，恰恰相反，我们会看到，很多早期积极参与女学的女性都来自物质条件一般的中下阶层，有些女教习甚至需要通过教书来维系家庭生存。但是，出身士绅家庭，无疑为这些女性在文化资源、社交网络和社会认同等方面提供了他人所不能及的优势甚至是特权。这些阶层优势，一方面促成了这些女性现代身份的转变，使得她们在这样一个剧烈变化的时代中，可以通过女学再次成为具有现代身份的新精英，但另一方面，亦使得这些女性会有意无意地维持甚至强化很多与阶层身份相关联的性别意识和社会规范，因为正是这样的意识和规范，才使得她们最初成为士绅阶层的象征。于是，在这群最先走向文明的女教习和女学生身上，我们反而能看到她们身上挥之不去甚至根深蒂固的传统性别规范。也就是说，这些女性所呈现出来的保守，自有其因。
因此，本书主要关注的问题不再是女学学什么，而是女学是什么，即参与女学的各类群体，不管是官员、士绅、女教习还是女学生，对女学有怎样的期待、想象、态度、认知和体验。尤其是对女学生这一新兴群体而言，教育“不只是一个单纯的获取知识、经验的问题，而[26]且也是一个她们在每天的生活中无时无刻不在体验的问题”。就此而言，女学这一议题其实展示了一个重新界定和规训女性形象和女性气质的过程——这一过程是当下性的，而非后设性的。在这其中，诸如国家政治、地方社会以及精英传统共同发挥作用，从而使得女学不再简单地是一个以校园为中心、在师生之间传递知识的教育过程，而是各类参与者在当下的历史环境中重新探索社会规范、确立社会地位、建立自我认同的过程。就此而言，女学“与其说是教育过程，[27]不如说是规训过程”。
有鉴于此，本书选择三个与晚清女学密切相关的话语实践（discursive practice）进行深入分析：身体和图像的游移、视觉建构和形象制造。具体而言，即女学师生的身体及其照片在实际的和想象的公共空间中的流动（第三章），画报在视觉层面上对女学生、女教习和女校的再现和建构（第四章），以及新女性典范形象借助大众媒体网络的制造与传播（第五章）。之所以选择这三个话语实践，是因为它们均指向晚清女学的公共性。季家珍曾言，近代女学的兴起和发展，使得整个社会都处于一种巨大的焦虑中，而人们最担心的，往往[28]是女学的公共性而非其教育面向。确实如其所言，不管是在意识形态、现实社会还是形象再现等层面上，这些女性与实际的或者想象的公共空间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程度之深，可以说她们在公共空间的举止和形象已成为自我衡量和社会审视的重要基准。
在意识形态方面，早在1878年便有人在《万国公报》上刊文指出：“女子居万民之半，男女各半，皆应受学”，以两性人口均等这[29]一理由来强调女学之合理性。此后，时人从国族、女权、母教、生计、婚姻、种族、道德等各种角度论证女性与教育的关系，而由此促生的诸如二万万、生利分利、贤妻良母、国民之母和女国民等词汇和话语更是在社会中广为流行。这些角度和话语铺陈之广泛、罗列之[30]丰富，早已超越了女性或女子教育本身的范围。正如学者王晓慧所言，对近代女学的各种讨论，究其本质，并非是单纯的女性教育问[31]题，而是一个更深层次的、时代性的政治议题。
在现实层面，女学“为女性提供了一个离开闺阁、进入公共领域[32]的途径”。在晚清最后十余年，成千上万名长于深闺的女性离开家庭、走进学校。她们在街道上行走、在城市间来回，有些甚至迈出国门，寻求教育机会。像学校、书店、考工厂、教育品陈列馆、劝学所、照相馆、公园、茶馆、火车站、码头这样的公共空间，随处可见其身影。有时，为彰显其文明身份，这些女教习和女学生们还积极参与晚清各种政治运动和社会运动，“以深闺之弱女，侵入社会活动之[33]中心，耸立于万众瞩目之焦点”。
女教习和女学生在城市空间中的频繁游走，使得她们不可避免地成为各种媒体再现的对象，她们在报刊、画报、小说、照片和戏剧中[34]被阅读、被观看、被表演，甚至被复制、被模仿、被戏谑。尤其是在晚清这样一个小说盛行的时代，据学者黄湘金研究，此时大约有78本非连载小说以及27种连载小说，均或多或少地涉及到女学这一[35]议题。他因此将这些小说归类于“女学小说”名下。可以说，晚清女教习和女学生就像一个被置于放大镜之下的群体，被整个社会全面地、透彻地审视着和观察着。这使得现实和再现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甚至交错。
对于参与女学的各类群体而言，不管是持支持还是反对态度，如何应对女学及其公共性，都是一个全新的议题，是一个在晦暗不明中不断摸索、以确立其规范和边界的过程。各级政府官员，有很多在1907年之前就开始公开支持女学，这使得其政治职权范围开始扩大。他们要批准女学立案、补助女学资金、举荐教习、视察女学，或参加各种学校活动，有时还要处理一些校务纠纷。而有些官员则采取截然相反的态度，他们打压女学支持者，甚至关闭一些刚刚成立的女校。对此，亚卢的《哀女界》一文评论道：“裴景福、丁仁长之禁广东女学，德某之禁常州女学，近则湖北已成之女学校，且为张之洞所解散，彼固以二千年惨酷野蛮待女子之手段为神圣不可侵犯，而不使[36]女子有冲决罗网之一日也。”
与之类似，男性精英亦是在开明与保守两个极端之间摇摆。一方面，很多人认为女学是挽救国族颓势的利器之一，“上可相夫，下可[37]教子，近可宜家，远可善种”，因此，极力支持、推动女学的发展，这自然反过来又促进了女教习和女学生在公共空间的出现和活动。但另一方面，即使是最开明的男性精英也对这些原本深居闺阁的女性在公共空间的抛头露面感到焦虑。梁启超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梁启超当之无愧是中国自办女学之发起者，他不仅在报上频繁撰文、制造舆论，更是在1898年中国女学堂的成立中扮演了关键性角色。但是，当梁启超在为中国女学堂草拟校规时，他本人却对女学空间如何开放、开放到何种程度此类问题尤为谨慎。他在章程中多次强调该校在空间意义和社交意义上的男女大防，如规定女学所设提调、内董事等职位，因与学生有日常接触，因此，均须是妇人，以“严别内外”。不仅如此，而且“自堂门以内，永远不准男子闯入。其司事人所居，在门外别辟一院，不得与堂内毗连。其外董事等或有商榷，亦[38]只得在外院集议”。图1：《女学传习所开学》，《星期画报》，1906年第2期。
当女学传习所开学时，两江总督端方（1861-1911）为学生演讲。
自然，有关女学公共性最大的压力还是在女教习和女学生身上。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女教习和女学生与很多她们所涉足的公共空间一样，在近代都处于一个从无到有、从模糊到清晰的形成过程中，因此，这些女性在公共空间中的行为规范并无前例可循。比如说，当她们坐在教室中聆听男教习授课或官员演说时，在报刊上发表激昂澎湃之文字时，在劝学所、阅报社、教育馆或慈善会进行演说时，或是到照相馆照相时，她们必须考虑，在这些以前从未接触过的实际的或想象的公共空间中，要怎样做才能举止得宜？听课时要如何应对？演讲时要说些什么？发表文字用什么文体？照相时穿什么衣服、摆什么姿势？所有这些问题都没有现成的规范，这些女性必须根据不同的情境，重新探索并确立“得体”之边界。
二是在晚清的历史情境中，如很多学者所言，像国族主义、女权主义这样深具影响力的现代性话语，对推动女学发展和动员女性确实[39]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杜赞奇（Prasenjit Duara）甚至认为，近代中国国族主义与传统父权制相结合，形成了一种国族父权制（nationalist patriarchy），它要求置身其中的女性“为了国家而被解放，被国家解放；她们具化国家，而不是作为主动的行为者去塑造它”[40]。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在晚清最后十年，不管是国族主义还是女权主义，这些话语本身也多是刚刚兴起，因此，也正处于一个边界和意义逐渐形成并不断产生争议的过程中，它们无法为女教习或女学生的日常生活提供一套可以遵循、实践的规范。而行为规范对这些女性十分重要，因为只有通过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实践，规范才能[41]被内化为一种看似毋庸置疑的心理认同和行为准则。比如说，当很多女性离开闺阁、乘坐汽船往来于不同城市甚至不同国家任教或就学时，国族话语或女权话语并没有告诉她们该如何应对与同船的异性或娼妓混杂一处的尴尬局面。或者当女学生们远离家庭、住在学校里时，该如何在学校这一空间中与其他女性建立起血缘或者婚姻关系之外的友谊，从而形成一个以学校、年级和班级为核心的“校园人际交[42]往圈”。
如何能在这些复杂且充满挑战的情境中建立起有关女学的规范边界呢？“别”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是男女之别和良贱之别这两个在传统社会中涉及女性和家外空间及社会关系最深的范畴。不管是女教习或女学生本身，还是参与女学的官绅群体，或是再现她们的社会媒介，一般都会通过区分这些女性与他者的差异，建立起一种行之有效的思维模式和实践方式。这种方式可能是传统儒家性别规范的惯性使然，也有可能是针对某个具体情境做出的应景选择，但是经过与新的现代性空间（如学校、报刊、社团、公共交通等）慢慢融合，便逐渐形成了一种比较稳定、可具操作性的行为规范。就此而言，“别”之有效性，恰恰反映了边界的模糊性以及必须澄清模糊边界的紧迫感。
就男女之别而言，当晚清女学开始兴起后，学校逐渐发展起来，成为家庭之外女性活动的重要空间之一，如张鹓瑛所言：“自女学振兴以来，一般青年女子如出地狱而登天堂，亟亟然出外求学，闺闼几[43]为之一空，学校亦日形拥挤。”因此，原本在传统性别规范中得以维系的男女界限此时难以为继。比如说，很多学校创办者、支持者甚至部分教师都是男性；而且一些士绅和官员也经常被邀请来参加学校各类活动。不仅如此，当女教习和女学生走出校门后，她们也很容易成为男性观看甚至窥探的对象。很多无聊男性经常站在女学门口，等待着对放学的女学生评头论足；一些女学生在上学、放学的路上会被当地的流氓土棍骚扰。甚至据《顺天时报》记载：“昨日丞相胡同北口有一女学生手持一信，投入道旁邮筒内，旁观之人有叹为文明者，[44]有叱为放肆者，更有谓其暗投私信者，议论纷纷，各说不一。”可见，连北京一位女学生寄信这一举动，也可成为时人观看、议论的中心。女学生寄信之所以能够成为新闻，恰恰表现出男性对这些进入公共空间的女性的新奇感。
面对男性对女学的关注甚至凝视，政府官员和各女学大都会采取一种保守的应对姿态，以求“女德与女智兼进，无损各女界之名誉[45]矣”。像当时工部主事刘挦在其呈学部的奏折中称，女学应“以男女有别为主义。教习、监学、供役人等，悉用女子。如必须男人任事，[46]应划定茅蕝，内外秩然”。在现实中，一些学校管理者为避免社会非议，亦制定严格的校规，以减少或避免女学生和外界的接触。如1904年，当天津淑范女学成立时，学校创办者便规定“女学风气初开，务期慎重，所有送接学生，责成各生之父兄亲任或遣忠诚婢仆妥[47]为照料，免致有悮。”像湖南的周南女校则是以一扇帘幕将男女隔离。“本校呱呱坠地开始授课时，仿古法学生隔帏听课之设置，其郑[48]重如此者，避社会阻力也。”这样严格的规章制度，有时反而会让人感觉“女学生在入学之初并未获得比家中更多的行动自由。她们的一举一动受到女校规章制度的重重约束，如同进入了另一个封闭的闺
[49]阁”。
如果确有外人来校，不管是出于参观的目的，还是为探访女学生，很多女校都是有限地开放学校空间。像上海爱国女校，则规定不管身[50]份为何，“男子不得至寄宿舍，虽校长及教习，亦不得破此例”。而像北京译艺女学堂这样的学校，则完全不允许男性进入校园。“男客则只准在大门内客屋等候，由门吏报知女佣传话，不得擅行入内观[51]瞻，并不得相对晤言，以分内外而严出入，各宜谨遵。”
不仅如此，一些学校还对女学生走出校园、参加社会活动多有限制甚至是制止。像上海爱国女学校，是一所以培养激进革命女性为主的学校，“初办时，在满清季年，含有革命性质。盖当时一般志士，鉴于满清政治之不良，国势日蹙，有如人之罹重病，恐其淹久而至于不可救药，必觅良方以治之，故群起而谋革命。上海之革命团，名中国教育会，革命精神所在，无论其为男为女，均应提倡，而以教育为[52]根本。故女校有爱国女学，男校有爱国学社”。但就是这样一所学校，也规定女学生“不得常骛游观，即集会演说之场，非监督率领，[53]亦不参与”。
在这些规范制度的影响下，女校成为一个公私界限相当模糊的空间。相对于家庭而言，女校是一个现代的公共空间；但是因其竖起的高墙和紧闭的校门，女校又成为一个相对于社会而言较为封闭的空间；而当学校打开大门、准许男宾进入时，像宿舍这样的地方又成为学校中女性空间的最后壁垒。总而言之，在很多方面，女学就好像是一个现代闺阁，尽管外在表现出现代的一面，但是其内在似乎更为严格地复制了传统性别规范中的内外之隔。
除了男女之别，良贱之别则是另外一个重要的确立女学边界的方式。自清初以来，闺阁女性在良贱之别中多是掌握主动权的一方，她们主要通过士绅阶层的文化资本、道德优势和社交网络将妓女排斥在外。但是，时至清末，随着“公”意识的兴起、公共空间的扩大，以及女性与公共空间关系之日趋紧密，原本以“内”为界定准则的闺阁女性失去了之前的优势。如当时名妓在晚清社会和各类媒介中扮演着[54]相当活跃的角色，甚至成为时尚的引领者；坤伶这一群体自18世纪中期因政府禁令而被迫退出行业后，在晚清也重登舞台进行表演。[55]可以说，女教习和女学生这些自闺阁女性演变而来的新女性反而成为公共空间的迟来者。于是，在晚清，我们可以看到，至少这三类女性群体都在运用同样的话语和策略来将其在公共空间的活动合理化，为寻求新的社会认同和社会资源而展开竞争。比如说，她们都强调自己是国民一分子，因此都积极地活跃在晚清各类政治和社会运动中。而且，在政治和社会参与中，这些女性还运用相似的策略，如组织团体、发表声明、号召集会、捐款募资等，以此在社会中发声。像1907年江北水灾赈济活动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当时，在上海，先是女学生在味莼园登台表演，大力募捐，后有名妓不甘落后，在英租[56]界议事厅粉墨登场，唱戏筹款。而在天津，一方面是女教习和女学生参加慈善会，以义卖字画和手工的方式筹款；另一方面是坤伶们[57]亦通过慈善会、以唱戏的方式贡献己力。可以说，这几类女性群体其实是在借助重叠甚至相同的社会资源和社交网络，通过趋同的社会政治实践，强化其作为国民一分子的政治认同和社会身份，以此来竞争在国家民族这样一个新兴权力体系中的发言权和话语权。
除此之外，公共空间本身的不确定性也容易引发良贱界限的模糊。例如，很多娼妓经常在女学方面越界，她们要么扮成女学生吸引恩客、活跃在公共空间，要么隐藏真实身份去上学，有些名妓甚至自己建立学校、收娼妓为学生。但是，这些越界活动往往以失败而告终，女学界人士总是最先站出来，最为积极地表达抗议，并与越界的娼妓划清界限，将她们逐出女学界。反过来，在都市化的进程中，一些女教习和女学生也经常与娼妓混淆难辨。她们穿着奢华的衣服，在街上与男子并肩行走、招摇过市，甚至还经常光顾戏园或夜花园这样严重[58]危及女性道德的娱乐空间，让时人感慨女学之堕落。可想而知，这几类女性群体在公共空间中的博弈，使得良贱之别的界限时而模糊、时而清晰。但是，对于女教习或女学生而言，她们必须“自峻其藩篱”、与其他活跃于公共空间的女性群体“别其泾渭”，这已成为[59]不争之现实。图2：《冒充女学生之荒诞》，《图画日报》，1909年第27号。图3：《有伤风化》，《醒俗画报》第69期，大约1908年初。
可以说，晚清因女学的兴起，原本可以自足地界定女性身份的男女之别和良贱之别等界限开始坍塌，由此产生了种种模糊、含混甚至矛盾之处，女学成为礼教与文明的交锋之地。一方面是时人大力宣传女学在国族危机和两性平权中的重要性以及推崇女教习和女学生的文明形象，但另一方面，他们又担心女教习和女学生与异性或娼妓等混杂同处。这正是贝利所言的“现代性保守主义”，即既推崇女学作为[60]中国现代性的象征，又对其可能产生的失控后果感到焦虑。面对这两方面所产生的张力，包括女教习和女学生在内的女学参与者，更为努力地维系甚至强化男女之别和良贱之别，并试图在这种张力中建立起新的性别规范，由此将女学之存在合理化。有些努力表现为高声喧哗地公之于众，而有些努力则是呓语低吟地潜移默化。
吊诡的是，在推进女学发展的过程中，这些视自己为现代性之践行者的女学参与者们，却都或多或少地借助传统性别意识、规范以及文化惯例来确立女学的边界，将这一新兴事物去陌生化，使其真正在认知层面和日常层面沉淀下来，成为实际的社会存在。而这正是本书论证的重点所在。如书中第三章《何处是归处：晚清天津女学师生的游移经验》所示，当女教习和女学生为爱国故、为自立故乘船往来于家庭和学校之间时，她们发现自己不得不与异性或娼妓混杂相处。于是，这些文明女性往往结伴出行、制造出一个移动的闺阁，以策身体与道德的安全。同样地，当女教习和女学生照相时，她们也多强调一种延续着闺阁文化的审美，用服饰、姿态、道具甚至背景等来区别那些同样使用摄影术来进行自我形象宣扬的名妓。
这种依托传统建立现代规范的方法，不仅为女教习和女学生所用，参与女学的男性精英也在使用。本书第四章《暧昧的凝视：晚清天津画报中的女学呈现》便描述一群通过画报来开智的男性精英。他们在画报这样的大众媒体上热情赞颂反缠足、兴女学、改良婚姻和家庭这样的现代议题。但是，同样是这群男性，当他们在画报中勾勒女学生时，要么弱化女学生的女性气质，使之男女莫辨，要么让女学生背对读者，只留给读者一个背影，有时甚至干脆让女学生完全缺席，这反而凸显了那种自传统延续而来的士绅阶层对女性在公共空间抛头露面的焦虑感。
而本书第五章《制造吕碧城：晚清女性公共形象的生成与传播》则通过吕碧城这一个案的分析，更进一步看到男女两性精英在塑造现代新女性形象时所表现出的徘徊和矛盾。一方面，像吕碧城这样一个通过家学培养起来的传统才女，在报纸等公共媒体中被塑造成一个批判传统、拥抱现代的新女性。她将新词、新意融入传统诗词，表达自己倡女权、忧国事的立场，并尝试打破文体垄断，开始写作以前才女鲜少涉足的论说文，因此受到士绅和官员的追捧；但另一方面，在收录吕碧城诗词、文章的小众传媒文集中，象征才女传统的闺阁主题诗词却又被完整地保留下来，甚至其数量大大超过了那些富有新词、新意的诗词作品，由此反而夯实了吕碧城对才女传统的接续。可以说，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这些女学参与者都通过对传统的坚持和实践来推动女学之发展和现代女性形象之塑造，就此而言，女学在某种程度[61]上反而成为“复制传统女性道德的现代手段”。
为何传统在现代女学的发展中有如此重要之作用？我认为，这与晚清“女性问题”的出现以及精英阶层的整体危机有着直接的关系。晚清女学出现时，正是整个精英传统遭遇危机之时。而“女性问题”的出现，恰好成为一个粘合剂，使得男女两性精英再次掌握话语权、恢复自己受挫的权威。
自19世纪后半叶起，在主流论述中，中国女性逐渐被描述成一个有问题的社会群体。正如贺萧（Gail Hershatter）和王政所指出，“女性问题”这种论述方式与其说是事实，不如说是为话语制造者提供了语言、符号、动力或想象，来确定一种迈向现代的自我定位。[62]西方传教士率先将中国女性问题化。他们站在外来者的立场，出于传教和宣扬文明话语的目的，批评中国女性的缠足、无知和幽闭等问题。此后，中国男性精英接续这些问题化的论述，但他们更将自己视为中国文化传统的传承者和主导者，因此，主要从工具性的角度强调改革妇女的迫切性和必要性，以达救亡图存之目的。其中最为典型的一种论述便是对才女传统的批评。才女形象大约是精英传统中最为典型的女性形象之一。但是时至清末，这一形象却因无益于国家、民族的救亡图存而饱受诟病，并逐渐失去了影响力。如梁启超批判道：“古之号称才女者，则批风抹月，拈花弄草，能为伤春惜别之语，成[63]诗词集数卷，斯为至矣，若此等事，本不能目之为学。”
男性精英们对女性问题的关注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弥补他们在现代社会中逐渐被边缘化的地位。士绅这一群体作为精英阶层的核心在晚清逐渐瓦解。他们或因科举废除而各奔东西，或因社会中新兴群体（如商人或军人）的崛起而受到挑战，或因列强对中国政治的实际干预而被边缘化。可以说，很多士绅对自己的身份认同产生了一种巨大的危机感。作为对这一现实的回应，这些男性精英开始推动各种政治、社会和文化改革，试图重新确立自己的主导权。尤其是在1900年庚子事变后，男性精英更是全面地推动开智运动。作为一场社会性的启蒙运动，晚清开智运动可谓在新的时代危机中，将社会重新分类，并[64]以此决定新的智识导向和资源分配。在晚清报刊媒体中，像开民智、开女智、开商智、开官智这样的议题俯拾皆是。因此，对男性精英而言，开女智仅仅是其整个启蒙救亡图景中的一部分，这从对其他群体（商人、官员、民、军人、学生）相似的“问题-改良”动员模式便可看出（其套路是某某群体有何种问题，亟待改良）。受此影响，大部分晚清的报纸和期刊，都是综合性内容居多，包含对各类群体和各种问题的讨论。可以说，在这种开智话语中，男性所展现出来的是作为士绅阶层长久以来的阶层自觉，而并不必然凸显其性别身份。
相较而言，“女性问题”的论述给女性精英带来了更大的挑战。长久以来，这些来自士绅家庭的女性将自己视为儒家性别规范的实践者和捍卫者。这种自信毫无疑问与她们所处的阶层有直接关系。但是，时至晚清，她们却发现那些原本可以自足的身份标签被一一否定：缠足成为野蛮的象征，家内生活被视为不事生产、只知分利之病根，为女、为妻、为母则被批评为只顾小家、无视国家，才女之角色更是因与国族危机不洽而饱受批评。
面对这些危机，女性精英们采取很多不同的策略加以应对。像薛绍徽等人，试图接续魏晋贤媛之风，重新书写女学传统，肯定女性才[65]德在国族建设中的积极作用。而像何震这样的无政府主义者，则采取全盘推翻的方式，试图建立起一个无国、无家的乌托邦世界。[66]但是，大部分士绅阶层的女性，则是接续男性精英对女性问题的论述，甚至主动参与到对才女传统的批判中，强调女性开智对国族之现代意义，她们由此转变为更具原型意义的新女性。像何香凝在1904年的言论：“我同胞，至今日犹墨守无才是德之谬说，有目而盲，有耳而聋，有脑而窒，有心而蓬。其上者则沉溺于词赋，研心于笔札，叹老嗟悲之声，充斥乎闺房，春花秋月之词，缤纷于楮墨，不知国家为何物，兴亡为何事，土地日削，置若罔闻，其必待肌肤之辱死亡之[67]惨及身而后觉乎？”不管是在观点还是在用词上，都体现了当时社会中对才女传统批判的一种典型论述方式。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女性精英只是主流启蒙话语的被动接受者，而全无自己的能动性和主体性。恰恰相反，我在第一章《话语背景：“女界”与晚清女性形象分析》中将会论述，对女性问题的接续，成为这些女性精英建构一个新的女性世界的重要前提。这个女性世界一方面以性别为基础，试图建立起一个平等的、充满着姊妹情谊的大同世界，因为女性问题是所有女性所共有的。但另一方面，在这个看似平等的女子世界中，这些掌握话语权的女性精英又依据放足、学校教育、公共道德、国家、民族这些现代标签，建立起新的“尊卑价值[68]阶序”，从而确保自己仍然站在这个新的等级社会的最上层。于是，依据这些新的界定标准，那些选择放足、接受学校教育、活跃在公共空间、关注国家政治和两性平权等现代议题的女性，与那些仍然缠足、困守家中、接受家学教育或者完全不识字、只关注家长里短的女性，一经对比，高下立分。而前者便可自然而然地确立对后者的启蒙权。如陈撷芬所言：“与其使彼受明达男子之教，毋宁得明达女子[69]自教之矣。”后来学者将这些女性精英冠以“先觉者”、“女权先驱”等头衔，但是，“对妇女能动性的强调和对这种能动性本质上积极的评价，却不考虑这种能动性的特征是和妇女在社会中的地位相[70]关”，这种思路是不完整的。女性精英这种自我赋权的、认为自己理应引领女性变革的心态，与她们来自士绅阶层根深蒂固的精英意识有着直接的关系。由是，以这些现代标签为准则，一种新的权力政治在传统社会分层的基础上建立起来。这些女性精英要在新兴的女性文化、性别机制和社会等级中保持优势和主导。
本书之所以强调男女两性精英对传统意识、规范和惯例的坚持，在很大程度上与近年来的学术发展和范式转变有直接关系。以往对晚清女性研究大致有以下两个脉络：一是将其置于整个明清妇女史研究领域中。晚清从时间上来论是皇权统治的延续，但却又在社会现实和意识形态等诸多层面上发生了极为深刻的变化。因此，虽然学者们经常使用“明清”二字，但却下意识地在晚清处断开。其结果是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女性形象。一种是从晚明到清中前期的女性，她们自觉实践甚至捍卫儒家思想和传统道德，另一种则是晚清置身于现代嬗变社会中的女性，她们抨击儒家传统，宣扬救亡图存、自立平等的新[71]议题。
第二个脉络则是自近代以来形成的妇女解放论述。在这一论述脉络中，很多学者一方面强调前近代时期中国女性所受到的压迫和困顿，继而用一种乐观的笔调凸显晚清女性所经历的现代性变革，如放足、接受学校教育、经济独立、婚姻自由等，但同时学者们也会指出她们的解放是不彻底的、有历史局限性的，从而建立起一种线性的女性解放史观，越向后，女性解放的程度越全面、越彻底。
在过去的十多年中，一些学者对这两个传统研究范式进行了深刻[72]的反思，从而产生了很多颇具启发性的论著。尽管侧重各有不同，但大致来说，这些学者一方面试图粘合在晚清所产生的断裂，将晚清视为历史上“一个具有多种可能性、很大流动性以及强烈焦虑感[73]的时刻”，由此强调一种渐变、延续和糅合的历史叙事。同时，他们也开始对妇女解放这一看似无需质疑的历史前提进行历史化的思[74]考，并指出这种论述其实遮蔽了多样性的历史书写。学者们提出，要真正回到晚清的历史情境，以这些女性为中心，关注意识形态和社会现实之间的张力，从而塑造出一种丰富的、动态的、开放的晚清女性形象，她们在中国和西方、传统和现代、意识形态和社会现实中主动选择各类所需资源，以形成自我身份认同并适应当下时代需要。
就此而言，本书以这些反思性的前人论著为基础，将研究领域扩展到晚清女学，分析诸如女教习、女学生、士绅、官员等群体如何参与到女学当中，并最终使女学这样一个新兴事物成为一种日常化的存在。具体来讲，本书强调这些群体对传统意识、规范和惯例的坚持和实践，这些坚持和实践隐而不显，甚至因为与现代性不洽而被公开批评，但是它们却成为延续、强化男女两性精英性别和阶层身份的重要方式。只有通过审视这些沉默但却发挥实际作用的话语实践，我们才能看到这些女学参与者们如何通过与时代的互动，最终形成复杂多面的主体性。
为更加深入地展开对晚清女学的研究，本书将这一议题置于天津这个具体的地方社会中。晚清女学不仅是国族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同样也是一种地方化的现象和结果。女学“数量上东多西少，女子学校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区，教育水平也呈东高西低，沿海高于内陆”[75]，尤其是在1907年之前，中央政府仍将女学定位为家庭教育，还并未正式将其纳入官方教育体系。此时，各地女学能有怎样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方社会的态度取向和资源支持，比如资金、校址、职员、官方决策和社会舆论等方面有多少投入。就此而言，女学就好像是一个场域，它折射出在时代话语的影响下，一个抽象的女学概念如何经由地方社会各界力量的投入，形成一个实际的存在，并在此过程中反过来塑造和强化一种地方性的身份认同。而这正是笔者选择天津地区开展研究的意义所在。
本书的第二章《历史背景：晚清天津女学图景》指出，就历史而言，晚清天津是一个兼具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城市。作为1860年才开埠的通商口岸，天津和北方很多城市一起，面临着来自闽粤、上海、江浙等更早开埠地区在思想、观念、生活方式和时尚潮流等方面的冲击。如果将这些思想、观念、方式或潮流视为中国这个社会网络中的经纬，那么天津无疑是次一层的接收点，经常以上海乃至更广义上的[76]“南方”为参考对象。这并非是降低天津在近代史上的地位，反而恰能作为现代性如何更进一步日常化和普遍化的例证。
同时，天津亦有其特殊之处，这便是1900年庚子破城之痛。未能逃出城的天津人家，大都经历了程度不一的战火、掠夺、杀戮、瘟疫、家破、人亡等伤痛。所谓败也庚子、成也庚子，正是这样的创伤经历，激发了以袁世凯为首的直隶官界和天津本地各类士绅众志成城、重建“天津”的决心，从天津新政和地方自治之繁盛中可窥一斑。[77]就此而言，女学并非仅关乎女性教育，亦是整个天津重建蓝图中的组成部分。在晚清最后十年，由于各级官员和地方士绅的大力投入，天津共建成大约36所各类女学，至少1000多名来自本地或外地的闺阁女性投身其中，成为监督、教习和学生。一些省份即使集全省之力，亦不敌天津一座城市。可以说，天津女学之所以能够在晚清最后十年间傲视全国，因其背后是全城乃至直隶全省倾心投注的政治、社会和文化资源。
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尽管城市史是史学研究的重要分支，但是目前对天津的研究仍十分薄弱。目前在国内，对天津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天津城市发展的研究，或者对这座城市中特定社会群体（如商人、工人、混混儿）的关注。此外，日本学者吉泽诚一郎通过对晚清天津各种社团和重要事件的分析，亦探讨了晚清天津的政治文化。而美国学者罗芙芸（Ruth Rogaski）则是以天津为个案，深入探讨近代[78]中国卫生现代性这一议题。考虑到天津的城市地位和历史角色，这些论著就像冰山一角，还有太多的领域尚未被论及。
在这种情况下，可想而知，学界对天津女学的研究更是付诸阙如。尽管天津女学在晚清发展势头强劲，甚至在全国都名列前茅，但是，至今仍没有一本专著对这一议题加以探讨。而少数涉及天津女学的文[79]章和博士论文，亦大都聚焦北洋女子师范学堂。这是有原因的。该校是天津唯一一所高等女子师范学堂，由政府支持，相对其他女学而言，这所学校在资金、师资和生源方面都颇有保障。而且，该校一些学生如刘清扬、张若名、郭隆真、邓颖超等，日后成为天津乃至全国五四运动的领袖和骨干。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邓颖超又成为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因此，该校能够留下较多的史料和档案，甚至还有一些口述资料，这些都保障了日后学术研究的顺利进行。本书不可避免地也会谈及这所学校，但是，一所学校永远无法为所有的学校代言，一群在政治意义上杰出的女学生亦无法代表所有的女学生。因此，本书会更多地关注那些相对无名的学校、教师或学生，将其身上覆盖的历史尘埃轻轻掸去。不管是天津还是女学，它们都并非是静态的、沉默的，而是相互成就了彼此。天津因其女学发展而傲视全国，天津的女学则因为地方社会的大力投入而繁荣锦簇。
基于上述论旨，本书在导论和结论之外，又分五个章节，前两章为话语背景和历史背景的铺陈，后三章为主题性分析，分别涉及晚清三种不同的话语，即游移、视觉和形象塑造对女学和女性形象的影响。因此，和其他论著相比，本书更侧重主题性结构而非时间性结构的阐释。而且，有些论述和史料，会因历史赓续之故而延至民国初期。
因本书五章内容在前文各处已有详述，所以在此不再重复。但是，有必要在这里强调的是，游移、视觉和形象塑造这三种实践背后所反映出的其实是晚清社会一些更为时代性的话语转变。这些变化不一定是因女性而产生或者只与女性有关，但是它们却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整个社会有关女性气质和性别规范的界定。以下便对各章中所涉及的话语转变进行一个粗略的勾勒。
第三章《何处是归处：晚清天津女学师生的游移经验》探讨晚清因女学发展而引发的一股颇具规模的女教习和女学生的身体及形象游移。这两种游移模式背后，其实反映了晚清时人开始将游移视为现代性的象征并加以推崇。原本儒家性别规范所推崇的幽、静、贤、淑的女性气质，到了晚清则被污名化为对女性的幽闭和困囿。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以释放为取向的新的女性气质，即女性不仅要获取身体与智识上的双重解放，而且要形成一种打破边界的、向外进取的、活泼动态的风格。女教习和女学生正是这种话语转变的实际践行者。
第四章《暧昧的凝视：晚清天津画报中的女学呈现》以晚清天津几份重要的画报为史料，探讨近代女学的视觉再现。这种视觉再现不独与天津画报有关，而是在更普遍意义上与近代兴起的“图像转向”有直接关系，即近代画报通过使用新的石印技术，引进直线、透视、阴影等构图技巧和现实主义的美学意识，开始为观者展现一个以视觉感观为中心的现代世界。正是在这样的“图像转向”中，这些女教习和女学生被凝固在画面中，成为被观看、被摆置的视觉客体。这种呈现方式反映出男性精英无法用文字言说的有关性别规范和女性气质的思维意识。
第五章《制造吕碧城：晚清女性公共形象的生成与传播》以吕碧城从无名闺秀到社交宠儿的转变为个案，分析这一时期女性形象塑造与传统才女文化之间的融合与冲突。吕碧城之成名，与晚清大众媒体塑造和典范人物宣传有直接关系。晚清是一个信仰、推崇典范的历史时期，而大众媒体在制造典范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它不仅以一种快捷的方式大量生产典范形象，甚至到了泛滥化和庸俗化的地步，而且还促使读者通过阅读和模仿等方式将这些形象传播出去，从而在更大的范围内形成影响。就此而言，吕碧城从无名到知名的过程，具体体现了晚清这种在大众媒体中制造典范形象的机制。
1906年，天津女学界连续遭受重创。是年8月，天津公立女学教[80]习、京津著名的女教育家吕美荪被电车撞伤，几近丧命。两个月后，北洋高等女学堂监督陆荇洲女士因病去世。天津女学界本就面临着师资不足的问题，这两位女教习的一伤一死无疑更是雪上加霜。当时，为了哀悼陆荇洲的去世，整个天津为其举行了盛大的追悼会。[81]在追悼会上，吕碧城发表演讲：“今之充女教习者，多南北奔驰，[82]辞家就聘，意外之虞，在所难免……苟深藏绣阁，乌有此事？”对于这些参与女学的女教习和女学生而言，女学承载了她们的成就，但也见证了她们的失去。可以说，经由女学，这些女性和那些支持、参与女学的男性一起，不仅投射了对将来的期待，而且也寄托着对过去的反思。或许，这正是女学意义之所在。[1] 有关中国女学堂，参见夏晓虹：《上海“中国女学堂”考实》，《中国文化》，2010年第1期。[2] 《光绪三十三年（1907）全国女子学堂统计表》，朱有瓛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二册下，第649-650页。[3] 此两个章程，收入朱有瓛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册下，第657-674页。[4] 中华教育改进社编：《中国教育统计概览》，上海：商务印书馆，1924年，第5页。[5] 黄新宪：《中国近现代女子教育》，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2年；雷良波等著：《中国女子教育史》，武汉：武汉出版社，1993年；杜学元：《中国女子教育通史》，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1995年；阎广芬：《中国女子与女子教育》，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熊贤君：《中国女子教育史》，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6年。[6] 乔素玲：《教育与女性——近代中国女子教育与知识女性觉醒（1840-1921）》，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5页。[7] 谷忠玉：《中国近代女性观的演变与女子学校教育》，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8] 廖秀真：《清末女学在学制上的演进及女子小学教育的发展（1897-1911）》，《成功大学历史学报》，1983年第10期。[9] 卢燕珍：《中国近代女子教育史》，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9年。[10] Paul J.Bailey，Gender and Education in China：Gender Discourses and Women’s Schooling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Abingdon：Routledge，2007.[11] 杨洁：《透视上海的近现代女子教育》，《妇女研究论丛》，2001年第5期。[12] 杨洁：《女子教育的最初尝试——从上海女学看中国女子教育的早期发展》，《浙江学刊》，2001年第6期。[13] 杨洁：《民国时期上海女子教育口述研究》，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14] 吴民祥：《浙江近代女子教育史》，杭州：杭州出版社，2010年。[15] 徐宁：《江南女校与江南社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16] 黄湘金：《晚清北京女子教育揽要》，《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2015年第25期。[17] 颜绍梅：《近代云南女子学校教育发展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年，第215页。[18] 夏晓虹：《中西合璧的教育理想——上海“中国女学堂”考述》，《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37页。[19] 万琼华：《近代女子教育思潮与女性主体身份建构：以周南女校为中心的考察》，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20] 王翠艳：《女子高等教育与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的发生：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为中心》，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年。[21] 孙石月：《中国近代女子留学史》，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995年。[22] 朱峰：《基督教与近代中国女子高等教育：金陵女大与华南女大比较研究》，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23] 张素玲：《文化、性别与教育：1900-1930年代的女大学生》，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7年。[24] 丛小平：《从母亲到国民教师——清末民族国家建设与公立女子师范教育》，《清史研究》，2003年第1期。[25] Joan Judge，“Between Nei and Wai：Chinese Female Students in Japan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in Gender in Motion：Divisions of Labor and Cultural Change in Late Imperial and Modern China，eds.，Bryna Goodman et al.，Lanham：Rowman and Littlefield，2005，pp.121-143；Weili Ye，“‘Nu Liuxuesheng：’The Story of American-Educated Chinese Women，1880s-1920s，”Modern China 20：3（1994）：315-346.[26] 张素玲：《文化、性别与教育》，第12页。[27] 徐宁：《江南女校与江南社会》，第113页。[28] Joan Judge，The Precious Raft of History：The Past，the West，and the Woman Question in China，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p.4.[29] 《中国女学》，《万国公报》，1878年第500期，第688页。[30] 罗苏文在其论著《女性与近代中国社会》中，曾探讨晚清各种思潮对女学不同的态度，罗苏文：《女性与近代中国社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66-74页；李长莉则更多借助《申报》，来分析这一新媒体对女学的讨论，李长莉：《晚清上海社会的变迁——生活与伦理的近代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63-481页。如果在更大范围上思考女性这一议题，季家珍在其2008年论著中，为我们提供了一幅晚清士人思考女性问题的全景图。她列举了四种不同的态度，包括永恒主义者、改良主义者、古典现代主义者和当下主义者。Joan Judge，The Precious Raft of History.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