跋涉者的歌——陈梦熊传(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李娟娟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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跋涉者的歌——陈梦熊传试读：

1917年10月12日，中国农历8月27日，南京金陵神学院内一座两层的大洋房里喜气洋洋，陈金镛提调家里又迎来了一个刚刚诞生的男孩。那个年代，这个日子是中国孔圣人的生日，也是中国的“祭孔”日。“提调”是对当年南京金陵神学院中国人“头领”的称呼，其职位相当于院长。这一年，陈金镛提调48岁，夫人蔡灵恩38岁。他们为刚刚出生的男婴按照陈家男孩名字的排列取名陈梦熊，乳名传莱。

传莱是陈金镛提调的第10个孩子，也是他的夫人蔡灵恩在生下6个女儿后，又为陈家生下的第4个儿子。因此传莱虽然刚刚出世，却已经拥有了一个“庞大”的“姐姐哥哥团队”。几年后，传莱又有了妹妹陈智灯和弟弟陈梦罴，陈家的兄弟姐妹队伍就整整12个人了。只不过抑于当时的条件，后来五姐和六姐夭折于童年，陈家的子女成人者即为10人了。这就是大女儿陈秋光，二女儿陈调盐，三女儿陈郇磐，四女儿陈冕珠，大儿子陈梦杰，二儿子陈梦士，三儿子陈梦家。四儿子陈梦熊，五女儿陈智灯和五儿子陈梦罴。

陈家是个虔诚的基督徒家庭，虽然人口众多，但陈金镛夫妇为人善良，家庭也非常和睦。他们的孩子出生后，不仅都接受了基督教的洗礼，而且不论男孩女孩一律都受到了良好的教育。

陈金镛虽身为金陵神学院提调，但对于过生日却从不太讲究，即便是家中有个和孔圣人一个生日的孩子，也从不为他单独庆贺生日。这也使得传莱在逐渐长大之后，才在每年隆重的祭孔日活动中，想起这一天是自己的生日。

或许正是基督徒家庭的毫不在意，才使得陈家的第4个男孩子走出了一个不同寻常的人生。几十年后，这个曾经和中国孔圣人一个生日的男孩，早已成为中国著名的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学家。

而对于自己的生日，晚年的陈梦熊院士也曾有一段有趣的回忆：“在我的记忆中，家里是从不给孩子们庆祝生日的。那时候过生日都是大人的事，而且大人也都只过大生日，也就是每逢四十、五十、六十才过。而且我们家也不太讲究这些事，大人们也很少过生日。我小时候家里虽然没有庆祝过我的生日，但每年我的生日我都会记得。因为那时候一到孔子的诞辰日，全国各地就要搞祭孔活动，报纸上就会刊登有关消息。所以我一看报纸上的祭孔活动开始了，就知道我的生日也到了。解放以后我的生日改用阳历了，而且祭孔活动也停止了。改革开放以后恢复了祭孔活动，但规定孔子的生日是阳历9月8日，这样我的生日和孔子的生日就不是一天了……”1918年，幼时的陈梦熊与部分兄姐在南京家中的合影。后站立者为三姐，坐在四姐怀抱里的是陈梦熊，其余分别为二哥陈梦士、三哥陈梦家及两个早夭的姐姐。2.父亲陈金镛

刚刚来到人间的传莱不仅有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家庭，更有一个工作严肃认真又热心讲学的父亲。在南京金陵神学院，传莱的父亲陈金镛不仅是该院的创办人，而且和当年在中国赫赫有名的美国传教士司徒雷登分别成为金陵神学院中国和外方的领导成员。两个人共同为金陵神学院效力，还成了志趣相投的好朋友。因此亦可以说，这个时期的陈金镛是南京金陵神学院最有实力的中国教员。

事业发展可说是顺风顺水，陈金镛却从没有忘记自己的家乡和曾经走过的艰难曲折之路。48年前，陈金镛出生在浙江上虞一个仅靠一条木船运输为生的普通人家。在这以前，陈家在上虞已经生活了几代人，原本家道还不错，据说陈金镛的祖父还是个翰林。但是到了陈金镛的父亲陈玉兰这一代，陈家的财力就不行了。陈玉兰没有读过书，做生意时饱尝了不识字、受人欺的艰辛，这让他痛下决心，一定要让自己的儿子上学读书。1935年，陈梦熊与父亲陈金镛。

那个时期的中国鸦片战争刚刚结束，清朝的门户顿开。

宁波作为首批通商口岸，大批的外国传教士从此踏上了中国浙江的土地，并慢慢深入到内地。他们在中国传教，办教会，也办学校、医院。紧邻宁波的上虞，也在曹娥江边设立了教会学校。虽然当地的很多人家都不愿意让自家的孩子去教会学校读书，但由于教会学校不要钱，因此信奉基督教的陈玉兰夫妇在他们的大儿子陈金镛6岁时就把他送进了上虞县曹娥镇的教会小学——曹娥义塾。

懂事的陈金镛果然像父亲期望的那样，学习努力，成绩十分优秀，11岁即从曹娥义塾毕业。随即他又考入了杭州美国基督教长老会创办的育英书院继续读书。育英书院完全采用一套西方近代教育模式，因此陈金镛在这里不仅接受了新式教育，更学到了扎实的科学文化知识。这也使得他在育英书院毕业后，顺利当上了小学老师。

1893年，已经在杭州一带当了六年小学教员的陈金镛来到宁波做了一名私塾教师，生活贫困的陈金镛有时也会帮人代考乡试以贴补生计。虽然贫困，但陈金镛却一贯勤奋努力地教书，而且聪明好学、待人坦诚。

由于陈金镛在18岁毕业的那一年就接受了洗礼，正式皈依了基督教，所以他在教书期间结识了当地有名的蔡老牧师。德高望重的蔡老牧师十分看好陈金镛的人品和才华，决意将二女儿蔡灵恩许配给这个虽家境贫寒却品行端正又聪明能干的年轻人。

1894年，25岁的陈金镛与15岁的蔡灵恩完婚。从此，年轻的私塾教员陈金镛在宁波的生活逐渐安定下来。由于教书认真努力、积极肯干，他的事业也在一天天发展。在宁波教书的13年，先后在当地的崇信学校和崇德女校任教，由于工作出色，陈金镛从教员被一直提升至崇信学校和崇德女校的教务长。

工作直上的陈金镛生活上也很如意，他与妻子蔡灵恩感情真挚、家庭和睦。在宁波，他们先后生下6个女儿和长子梦杰。3.在金陵神学院的家中

1907年，自学三年神学的陈金镛校长同时接到了两份工作邀请，一份是来自南京圣道书院院长甘路得亲自邀请他去教授汉文的聘请书，还有一份来自商务印书馆，是陈金镛昔日的一些同窗好友的盛情邀约。

信奉基督教的陈校长权衡再三，还是决定赴南京圣道书院受命，因为那里有他的信仰。于是待一切都收拾停当后，在宁波工作、生活了整整13年的陈金镛校长携妻子与6个女儿、1个儿子来到了南京赴任。

这个时期的圣道书院还是一个只有十几名学员的小规模书院，但自从勤奋能干的陈金镛来到后，圣道书院就一天天在变化。四年后，圣道书院改称为金陵圣经学校。七年后，学校创办了刊物《神学志》，一直教授汉文的陈金镛兼任主编。工作量虽然不断增加，陈金镛却始终积极筹备创办神学院。又过了三年，陈金镛的奔走和努力终于初见成果，一个由中国华南地区几个不同宗派的教会联合创办、专门培养宣传宗教牧师的南京金陵神学院终于成立了。这一年是1917年，是陈金镛从宁波来到南京的第十个年头，也是在这一年，陈金镛的第4个男孩传莱出生了。

在南京金陵神学院陈家一家人居住的那座两层楼洋房里，在《圣经》的诵读声和虔诚的祷告声中，一天天长大的传莱懂事了。

这天清晨，传莱老早就醒了，看见走到床前的大姐秋光，立刻说:“我听见‘咕噜噜’的响声了……”大姐笑着说:“走，我抱着你去看看那个‘咕噜噜’声在哪……”

说着，陈家的大女儿秋光就抱起了2岁的小弟弟传莱走出了房间。传莱只觉得那个“咕噜噜”的声音越来越近，终于，大姐指着一个“家伙”告诉他说:“看见了吗？就在这儿，这是爸爸在煮咖啡……”

从此，每天早晨不断的“咕噜噜”声音就走进了传莱的记忆中。再长大些，只要早晨听见“咕噜噜”的声音，他就知道，爸爸已经起床了。后来他也一直都记得，从很小的时候，就和哥哥姐姐去街上买咖啡，他们最喜欢的是DDS的咖啡。

每天爸爸早上喝剩下的咖啡，他们就加点水接着喝……金陵神学院占地很大，陈金镛一家居住的那座两层楼洋房就在校内离门口不远的地方。走进校门往上走一个斜坡，再走过一片绿色的大草坪，再走过一段高坡，就可以看到陈家居住的那座墙上爬满了藤萝的洋房了。

不过这些似乎都没有给传莱留下太多的印象，因为从出生到随全家搬走，他在金陵神学院家中度过的童年光阴还不到三年。留在他记忆中的是家中门前的大花园，走出屋门，穿过走廊，就是那座用石头垒成一圈漂亮围墙的大花园。花园里有花有草，最南边还有整整齐齐的并排冬青树。没事的时候，妈妈和大姐会坐在花园里，看着传莱和二哥梦士、三哥梦家一起玩耍，或者是传莱一个人在花园里尽情奔跑……金陵神学院家中还有一个情景最让传莱难忘，那就是每次吃饭前，父亲都要带着全家人做祷告……4.从南京到上海

1919年，北京爆发了“五四”学生爱国运动，震惊中国大地。平日教书认真、治学严谨的陈金镛这时虽身处南京，却也抑制不住满腔的爱国激情，他不顾神学院外方领导的阻拦，毅然带领一拨学生直奔北京去了。

当风尘仆仆的陈金镛北上归来时，金陵神学院再没有自己的立身之地了。外国人明显地表示出对他的不满，曾经在工作上领教过他严厉作风的一些人更是公开站出来形成一股强烈的反对力量。很快，昔日那个教学认真、又最有权势的中国“提调”失去了以往在金陵神学院的威严。

显然，一向忠于职守、工作优秀的陈金镛遭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他明白，为南京金陵神学院效力的日子该结束了。

于是，在递交了辞呈后，陈金镛就与夫人蔡灵恩一起，带着身边的儿女（这时陈家年长的子女有的已经成家，有的在苏州上学）离开南京去了上海。那一年，幼小的传莱还不满3岁。

辞职来到上海的陈金镛仍然没有离开他的宗教事业，虽然一开始只是在广学会书局办一份与教会活动有关的杂志，但他为宗教事业三十余年拼搏与奉献的光荣历程，早已使他在中国的宗教界声名显赫。来到上海不久，陈金镛就被选为中华基督教协进会会员，这也让一向勤奋工作的陈金镛更加忙碌。

只不过陈家在上海再没有住上像南京那样宽敞的两层楼洋房。在人口密集的大城市上海，陈金镛带着一家人先从闸北宝兴西里搬到衡业里，又相继搬到了北四川路、桃园新村和元昌里，后来虽然也住在离法国公园不远的华龙路元昌里的楼房，但毕竟院子里没有南京神学院那样美丽的大花园。

环境的改变从没有影响陈金镛的工作，他仍然整日在为他的信仰而辛勤努力。所以在传莱的记忆中，爸爸一天到晚总要伏在桌上写东西。写什么，他不懂，只知道爸爸总是写，从来不管家里的事，而妈妈和大姐管家里的事最多。

妈妈不但悉心照顾孩子，还会做饭，做得饭也特别好吃。

每天的午饭和晚饭时间，也是传莱最高兴的时候，因为这时哥哥姐姐还有爸爸妈妈全都围坐在大圆桌旁，不但有妈妈亲手做得好吃的饭菜，还有每顿饭必不可少的酒。

从记事起，传莱就知道爸爸特别爱喝酒，而且最爱喝绍兴黄酒。他还看到，妈妈也爱喝酒，还喜欢在坛子里放上一些青梅，再倒进白酒或是黄酒。等到再打开坛子时，一股酒香就飘出来了。

在爸爸妈妈的“带动”下，陈家的孩子也是个个都能喝酒。喜欢喝酒的传莱最忘不了的是陈家大圆桌的饭香和酒香，忘不了一家人围坐在桌旁的温馨，忘不了堆放在门厅或是过道里一个一个的酒坛……

儿女众多和睦相处的陈家没有什么讲究和太多的规矩，但每顿饭之前陈金镛带着一家人做祷告的规矩仍是必不可少的。不过这一规矩在陈家偶尔也会遭到“破坏”。

那是一天临近吃午饭的时候，传莱坐到大饭桌前，总觉得和每天吃饭时有些不一样，原来最靠里边对着门的座位还是空的，那是爸爸每天坐的地方。再一看妈妈的座位也是空的。他问旁边的三哥梦家:“爸爸妈妈怎么还没有来?”三哥没有说话，二哥梦士说话了:“爸爸妈妈今天出门了，要到晚上才回来。”

正说着，大姐秋光帮着把饭菜端了上来。饭菜摆得差不多了，按饭前的规矩该做祷告了，可是爸爸不在，只见二姐调盐一边拿起筷子一边说:“吃饭吧！”大姐秋光没说什么，也拿起了筷子，于是陈家的兄弟姐妹纷纷拿起筷子开始吃饭了。

从那以后，传莱知道，只要爸爸妈妈不在，陈家的兄弟姐妹在吃饭前是不做祷告的。5.来到三姐身边

一转眼，陈金镛一家来到上海已两年多，传莱也快6岁了。这时人丁兴旺的陈家又添了两个孩子，即传莱3岁的妹妹陈智灯和刚刚出生不久的弟弟陈梦罴。眼见着孩子们一天天长大，陈家的财政支出也日渐“囊中羞涩”。

好在陈家年长的几个女儿已经完成学业，而且能够贴补家用，给经济不算宽裕的陈家增添了不少“应急之需”。陈家的经济力量得到如此缓解，应该说得益于信奉基督教的陈金镛与妻子蔡灵恩一向的开明思想和陈家良好的家风。

整日忙于教育和宗教研究的陈金镛虽然一连得了6个女儿，却从来没有重男轻女之心，除去早夭的两个女儿，4个女儿不仅在他们夫妇的疼爱下幸福成长，并受到了很好的教育。她们长大后，又先后走进了苏州景海师范读书。

景海师范虽然是一所教会学校，但是学校里设有专门的钢琴班。即便是钢琴班需要单交学费，陈金镛仍然把4个女儿先后送进了景海师范钢琴班学习。这让陈家4个年长的女儿不仅个个弹得一手好钢琴，而且知书达理、聪明活泼，毕业后也都在学校里教书。大女儿陈秋光毕业后留在景海师范当老师，升任教务主任，工作一直很出色。后来为了照顾自己的孩子和帮助母亲蔡灵恩料理陈家琐碎的家务，放弃了担任景海师范校长的机会。二女儿陈调盐毕业后在上海和海外独立生活，三女儿陈郇磐毕业后成为国立东南大学（即中央大学）实验学校的音乐教员，四女儿陈冕珠毕业后留校担任钢琴班教师。后来陈家最小的女儿陈智灯也走进景海师范，并成为著名教育家陈鹤琴最得意的门生。

陈家4个年长女儿毕业后都在经济、生活上给了父母不少支持，而相比较之下，还是替父母带大了几个弟妹的三女儿陈郇磐对陈家的付出最多。毕业后刚刚参加工作的陈郇磐就对父母说:“让三弟和四弟到南京来吧，我现在工作了，有能力照顾他们了，就让他们跟着我在这里读书吧。我该为爸妈分担家务了……”

陈郇磐的提议，得到了父母的应允。于是离开了南京不到三年的传莱和三哥梦家从上海回到了南京三姐的身边。这个时候，三姐陈郇磐在中央大学实验学校既教小学音乐也教中学音乐，还担任中央大学体育系的音乐课。三姐不但工作优秀，待人也十分热情，生活上更是把两个年幼的弟弟照顾得细心周到。

来到南京的传莱和三哥梦家就和三姐住在中大实验学校靠东侧的一座小院里，那是实验学校女老师的宿舍。从此离开了父母的传莱就在南京三姐郇磐的身边生活、学习。这一年，传莱6岁，三哥梦家12岁。

传莱从幼稚园到小学，再到中学毕业，一直是三姐担当母亲的职责，抚养教育了小自己16岁的弟弟，这也使得他们姐弟之间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因此，晚年的陈梦熊院士曾回忆说:“在所有姊妹中，我三姐对陈家贡献最大，她总共帮助我父母抚养了四个弟弟妹妹。我就是由三姐带大的，所以也和她最亲……”第二章在南京度过的学生时代1.从幼稚园到小学

1923年夏天，来到南京的传莱在三姐的安排下走进了中大实验学校的幼稚园。从此一直到小学毕业，传莱就在三姐的照顾下，开始了以中大实验学校为家的学习和生活。

幼稚园就在中大实验学校内，离三姐的宿舍也不远。每天早上，三姐都要牵着传莱的手，先穿过一条长长的走廊，来到学校后院的操场和宽大的运动场，再走到操场的西侧，那里的一座两层小洋楼就是杜威楼，也就是幼稚园了。幼稚园秉承美国教育家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理论，有宽敞的大教室和小木桌椅，也有光滑的地板和高高的滑梯。传莱喜欢和小朋友们在大教室里尽情玩耍，也喜欢和老师小朋友一起玩“抢椅子”的游戏……

一年后，传莱走出幼稚园大门，成了中大实验学校一年级的小学生，短暂的幼稚园生活结束了，但无论是三姐每天领着他穿过长长走廊的情景，还是在幼稚园里快乐的玩耍，都留在了传莱的记忆中。

中大实验学校一向以严格管理学生著名，小学生陈梦熊虽然还是一个懵懂又顽皮淘气的小男孩，却也亲眼看到，当一个学生随便打别的同学时，学校就要罚他戴上“红袖子”，也就是红布箍。有了这样明显的标志走在秩序良好的实验学校校园里，可想而知打人者会是什么样的心境。当哪个学生骂人时，他就要接受肥皂水漱口的处罚，这对骂人的学生来说，想来也一定是十分不好受。

这样严格的几乎不近人情的管理，无疑对小学生陈梦熊有很大的影响。对此他也曾回忆说:“上小学的时候，学校管理比较严格，对于违反纪律的学生还要惩罚……这对我也有较大的影响，让我从小养成了不打人、不骂人的好习惯。”

除了对学生严格管理，中大实验学校也十分注重学生的学习和各类丰富多彩活动的开展，因此也让许多外地的学生慕名来到这所学校。而传莱的同学中更有来自遥远的东南亚华侨学生和爱踢足球的朝鲜学生。

对于贪玩的小学生陈梦熊来说，中大实验学校的校园生活留给他印象最深的还是学校里开展的各类活动。记得最清楚的，是学校里每个学期都要举行的学生成绩展览和歌舞演出，在当时被称为“恳亲会”。

对于成绩展览，传莱似乎印象不深，因为他一向认为，自己小学时的成绩平平。因此他只记住了中大实验学校“恳亲会”演出的儿童歌剧《葡萄仙子》和《月明之夜》等。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儿童歌剧很受同学们的欢迎，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儿童歌剧的成功演出，全都离不开中大实验学校的音乐老师、传莱的三姐陈郇磐。

传莱还记住了音乐课学习的《织布歌》、《神衣曲》、《锄头歌》、《神圣劳动》等歌曲，这自然也是因为这些歌曲都是在三姐的音乐课上学习的原因。

在南京上小学期间，传莱还有一个必不可少的“活动”，就是经常由三姐郇磐带着坐上火车去上海看望父母。到了节假日或是周末，陈家的三女儿就会带上她的三弟和四弟坐上开往上海的火车。3元一张票的三等车厢，对于中大实验学校的音乐教员陈郇磐来说，是既不铺张又不显得寒酸。

而对于小学生陈梦熊来说，这一切似乎都是不重要的。他最感兴趣的是在火车上吃饭。在往返于南京和上海的火车上，传莱最喜欢的就是吃火车上的盒饭或盖浇饭。每当三姐把咖喱炒饭或是蛋炒饭端过来时，即便只是在座位上吃，传莱仍是十分高兴，他只觉得，那香喷喷的炒饭真是好吃极了……

在南京，在三姐的身边，虽然贪玩好动，却不打人不骂人守规矩，这就是当年南京中大实验学校的小学生陈梦熊。因此陈梦熊院士称小学时的自己淘气、懵懂，学习成绩平平……1930年的全家福，前排左一为陈梦熊。2.感受严格的英语教学

1930年，小学生陈梦熊毕业了。虽然仍是懵懵懂懂、稚气未脱，但在三姐郇磐的教育下，传莱信心满满地准备报考中大实验中学。正在这时，父亲病倒了。

消息传来，三姐立刻带着两个弟弟乘上了开往上海的火车。这一次，陈金镛的病情十分严重，传莱虽然刚刚小学毕业，却已知晓，父亲是由于长期的超负荷工作和过度的操劳，得了重病。

自从来到上海后，陈金镛的工作一直十分忙碌，他一方面致力于孔孟之道与基督教、伊斯兰教的对比研究，一方面为当时遭受非难的中国教会努力探索出路，同时还写出了很多反映当时教育工作问题和中国教会自立运动的文章。

几年后，陈金镛的作品编辑成《讲范上编》出版了，接着他又被邀请来到杭州之江大学发表演讲，事业上的成就终使陈金镛付出了健康的代价。为了挽救奄奄一息的陈金镛，家人把他送进了上海一家最好的，由德国人开设的医院。

这一次，所有人都觉得陈金镛没有痊愈的希望了。他的妻子蔡灵恩带着儿女们为他虔诚地祈祷。也许上帝知道基督徒陈金镛还没有完成他在人间的任务，所以还不想召回他。终于，与死神“博弈”了一番的陈金镛奇迹般地转危为安了。

父亲的病好了，一家人都很高兴，只是一心要考中大实验中学的传莱已错过了考试时间。于是，在三姐的安排下，传莱进了南京金陵中学读书。

南京金陵中学虽然是一所教会学校，但师资力量雄厚，校长是一个留美归来的博士，教员也大都是金陵大学的毕业生，最突出的是学校的英语教学十分严格。因此，成为中学生的陈梦熊在走进校门的第一天，就开始了系统严格、比一般中学高深许多的英语学习。

金陵中学良好严格的英语教学，不仅为中学生陈梦熊打下了扎实的英文基础，也对陈梦熊后来的学习、工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此，晚年的陈梦熊院士在接受张九辰博士的口述访谈中曾有过一段深情的回忆:“金陵中学的英语教学远比一般中学要求严格。由于它是教会学校，采用的英语课本比较深，我们刚入学就开始读《泰西五十轶事》，以后又读过《天方夜谭》、《林肯传》、《维克多牧师》等课本，以及纳氏文法。有时还把社会上发行很广的英文《密勒氏评论周报》作为教材。我从初一起直到高中毕业，年年都有英文课，每周至少学5个小时以上。

而且有些数理课的教科书，如《范氏大代数》也是英文本，所以我们学校毕业的学生英文水平比一般中学高。

在读过的英文课本中，《林肯传》对我的影响最大。不仅仅是因为这本英文传记写得好，更重要的是林肯解放黑奴的伟大事业也感人至深。读了《林肯传》，也使我对美国的历史、地理、宗教和政治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特别是美国的黑奴制度、美国南北的差异与南北战争、两党政治与总统选举等，这些知识长期以来都对我非常有用。

我进入大学以后，许多专业课程或是用英文教学，或是用英文教材，由于中学打下了比较好的英文基础，我在大学期间学习上遇到的困难就比较少。改革开放以后，国际间的学术交流日益频繁，我在许多次国际学术会议上做了不少英文报告，也发表了不少英文论文，为宣扬我国的科学成就、提高我国在国际学术界的学术地位做出了一点贡献。

这一切也是与我中学时代的外语学习分不开。”3.校园里的知名足球门将

英语教学出众的金陵中学在体育运动方面也是拔得头筹。当年的金陵中学建有两个足球场和一座设施很好的体育馆，因此学校的体育活动开展得非常好，其中最突出的，还是足球运动。

每天下午放学后，金陵中学那两个宽大的足球场就聚满了一个个爱踢球的学生。他们或是一个班级组成一支球队，或是打破班级、年级界线组成球队，或者干脆就在足球场，几个同学当场临时组成一支球队。总之，各式的足球队全都有，而且很快就开始比赛。这样热闹的足球比赛场面，几乎天天都出现在金陵中学课后的足球场上。

如此令人心动的足球世界，置身在其中的中学生陈梦熊又岂能视而不见？于是，金陵中学的足球场上，又多了一个活跃的、不断奔跑的小球员。

随着球艺的一天天提高，中学生陈梦熊很快就成为班级足球队的主力。而他们班的足球队水平也是十分了得。因为常常在校园比赛中拿到冠军，他们几乎成了金陵中学足球比赛场上的“常胜将军”。当然，陈梦熊为校足球队“效力”的经历，才是他参加足球运动的“鼎盛时代”。

金陵中学足球队曾为学校有名的体育运动增添了无上荣光，在他们参加得连他们自己都数不清的赛事中，频频获胜、屡屡夺冠，可说是打败江南无敌手。而他们的踢球水平更是敢与一般的大学校队一较高低。

金陵中学足球队的佳绩战果也让身为足球队门将的陈梦熊成了校园里的知名人物。在这段令他感到自豪的“足球生涯”中，最闻名于当年的，则是金陵中学的队员们经常与当年南京下关外国军舰上的水兵进行的足球比赛。

下关是当年南京长江码头和火车站的所在地，由于那时经常有美国和英国的军舰停泊在下关码头，所以那些多日漂泊在海上的水兵们就会利用这难得的闲暇走上陆地休闲娱乐。与金陵中学交锋的足球赛，无疑也是他们尽情投入的活动之一。

只不过美国或是英国的水兵们没有想到，尽管他们高大魁梧、体力充沛，却常常败在一群乳臭未干的东方中学生的脚下。倘若我们能够亲临金陵中学的足球比赛场，或许就可以体会到为何当年与外国水兵的比赛让几十年后的陈梦熊院士念念不忘了。

那是一次与美国军舰水兵的比赛。陈梦熊记得，那一天是星期六，由于下午没有课，又都知道足球场上会有不同于以往比赛的“毛子兵”（这是同学们对那些外国水兵的戏称）出场，所以比赛之前，老早就有一大部分同学把足球场围得严严实实。球场的一端更是站满了一支精神头儿十足、整整齐齐的拉拉队。只等比赛开始，啦啦队员们就会全力以赴地摇旗呐喊，为金陵中学足球队站脚助威。

比赛开始了，金发碧眼、人高马大的美国水兵开始全力在足球场上奔跑，和他们相比，身材矮小许多的金陵中学的足球队员显得越发稚嫩。虽然如此，年少的队员们却丝毫没有怯阵，只见他们如鱼儿般灵活地穿梭在高大的美国水兵中间。伴随着场外一阵高过一阵“金陵队加油！金陵队必胜！”

的拉拉队喊声和歌声，奔跑的东方少年们精神焕发。此时的足球比赛场，真是场内场外一片热火朝天。

身强体壮的美国水兵使出了浑身解数，无奈精神抖擞的金陵中学队员更技高一筹。不论是他们准确的传球，还是自如的过人，都把个子高大的“毛子兵”弄得无计可施，眼睁睁地看着足球一次次跑到了东方少年的脚下……终于，足球场上沸腾了，喊声、歌声、掌声连成了一片……金陵中学队员的临门一脚，定下乾坤。美国水兵又一次败在了金陵中学的脚下。每当想起战胜“毛子兵”的那一刻，当年金陵中学知名的足球门将陈梦熊都会止不住的激动……除了足球，中学生陈梦熊也十分喜爱篮球和排球，并经常代表学校参加比赛。这也使得原本身体瘦弱的陈梦熊日渐强壮，为他日后长期野外考察的工作打下了很好的身体基础。后来，陈梦熊院士回忆说:“中学时代我是足、篮、排的健将，六年的体育锻炼，使我变得强壮起来。以后进入大学，一直到参加工作，我仍然经常参加体育活动，因此能保持身体健康，很少生病。我离开大学以后，长期在辽阔的大西北从事野外地质矿产调查，经常在崇山峻岭中攀山涉水，或是在渺无人烟的戈壁沙漠，日行数十公里，如果没有健康的体魄，那是绝对办不到的……”4.体育健将的文学情缘

在金陵中学六年的学习中，热衷于体育运动的足、篮、排球健将陈梦熊，既有一段难忘的足球生涯，更有他始终无法割舍的文学情缘。这除了得益于金陵中学活跃的课外环境，更多的还是源自中学生陈梦熊身体血液里的文学天赋。

当年以体育活动著称的金陵中学，更有着丰富、活跃的艺术、文学等活动。校园里的足球运动开展得风风火火，爱好音乐、表演的同学自然要紧跟而上，他们纷纷组织起了歌咏队、弦乐队以及话剧社等。一心学习钻研的同学也分别组织了化学研究会、无线电研究会以及文学研究会等，更为金陵中学丰富的课外活动锦上添花。

歌咏队、弦乐队和话剧社的同学积极排练，多次在校内演出，在校外参加汇演，他们的演出颇受欢迎，名声更是远播校外。其“知名度”似乎不亚于金陵中学足球队。

怀着一份对文学的热爱，已经成为高中生的体育健将陈梦熊参加了班上组织的文学研究会活动。或许是欲与校园里的足球队、歌咏队和话剧社一比高低，文学研究会的同学“研究”了没有多长时间，就决定要在校内办一份刊物了。

当时著名的文学家林语堂创办了一部名为《西风》的杂志，在社会上颇有一些名气。受《西风》的影响，陈梦熊和几个同学也踌躇满志地为他们即将“诞生”的校内刊物取名为《金陵风》，并决定《金陵风》也要像林语堂的《西风》一样，专门发表文风幽默的短小文章和诗歌。

在雄心勃勃的“壮士们”的积极努力下，一个4开版面的《金陵风》铅印刊终于在南京金陵中学校园里问世了。为体现《金陵风》以校园学生为读者的宗旨，创办者们每份刊物只收1分钱。因此《金陵风》不仅每次都要印制几百份，而且“热销”本校园，甚至“外销”到对门的汇文女中。

作为《金陵风》的创办者之一，陈梦熊自然也是不时为《金陵风》撰写文章，他的大作主要是散文之类。其实这个时候的陈梦熊也写过不少诗歌，只不过他一直自谦地称自己的诗作不过是写着玩的，不能登大雅之堂。

在同一时期，陈梦熊也为金陵中学的《金中校刊》提笔撰文，作品仍是以散文居多，后来也有短篇小说发表。其中有一篇叫《回农村去》的小说，中学生陈梦熊描写了一个来自安徽的保姆因不堪在南京受到欺压，最后离开南京，回到了安徽农村的故事。小说虽不过出自一名中学生之笔，却也为《金中校刊》增色不少。

这些文学活动，不仅显现出中学生陈梦熊的文学天赋，也养成了他爱好写作的习惯，更对他以后的学习、工作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后来，金陵中学还曾经创办了一个以校友通讯方式为主的刊物。于是，已经来到北京准备考大学的陈梦熊又“忙里偷闲”地写下了《西山游记》等以游览北京天坛、故宫等名胜为内容的游记在母校的刊物上发表，足见昔日金陵中学的体育健将的“文学情缘”了。

当然，若是再提起后来陈梦熊院士在抗日战争时期写出得大量宣传抗战的文章、在大学时代主编学生自治会墙报、工作以后在国内外先后发表的百余篇学术论文以及为不少刊物编委会担任编委等诸多的文学经历，则可说是陈院士“源远流长”的文学情缘了。第三章穿过硝烟的大学生1.战火中的流亡

不管是足球场上的辉煌战果，还是《金陵风》的文学创作，都给陈梦熊带来了朝气和快乐。只不过这些都随着高中毕业而结束了。更让他没有想到的是，中国大地爆发了抗日战争，中学刚刚毕业的陈梦熊陷入了在战火中漂泊流亡的生活。

高中毕业后，陈梦熊没有留在南京考大学，而是直接来到了北京，因为北京有中国最著名的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而陈梦熊的理想就是能够考取清华或者北大。1937年，陈梦熊赴北京高考复习时，在天坛留影。

那个时候，正在燕京大学教书的陈家三儿子陈梦家已经结婚成家。陈梦熊来到北京后，即投宿到三哥家复习功课，积极准备投考北京的大学。

陈梦家不但支持弟弟来北京报考大学，而且积极为弟弟的学习提出建议。他对陈梦熊说:“我支持你报考北京大学，而且我建议你选择北大地质系。因为地质学离不开矿业的开发，而矿业的开发又直接反映出国家建设的兴衰……三哥的话不由让陈梦熊心中一动。因为那个时期的中国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地质学已经伴随着现代矿业在中国的建立而兴起，随着中国地质学会和中央地质调查所等地质机构的建立以及自洋务运动以来开办的路矿学堂矿冶系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认识到地质学的发展在国家建设中的重要地位，用现在的话说，那时的地质学正在逐渐成为“热门”。于是，原来准备报考物理学专业的陈梦熊决定改报地质学专业。

然而战争的爆发，却改变了这一切。1937年7月7日清晨，正在北京一心准备考大学的陈梦熊突然被一阵隆隆的大炮声惊醒。天亮后他走出家门，看到街上人们手拿报纸号外，奔走相告，才知道，日本侵略者的铁蹄已经踏上了宛平城的卢沟桥。

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卢沟桥“七七”事变，从此大片的国土沦丧，中国大地开始了抗日战争。刚刚高中毕业的陈梦熊也开始了为躲避战乱而逃亡的生活。

三哥一家很快去了杭州，紧接着陈梦熊也离开北京回到南京三姐身边。但日本军队不久即向国民党驻上海守军发动全线进攻，8月13日，中日淞沪会战爆发，从此南京也不时遭到日军飞机的轰炸。

南京也不安全了，这时三姐的丈夫正在西北农学院工作。陈梦熊决定陪同三姐和她的4个孩子先到三姐夫的老家无为去躲避战乱。

草草收拾整理后，陈梦熊与三姐和她的孩子们出发了。

由于日本飞机的轰炸，交通早已遭到破坏。战乱中，他只帮助三姐雇到了一辆独轮车。于是，三姐抱着两个小的孩子坐在了装着行李的独轮车上，陈梦熊领着两个大一点的孩子跟在独轮车的后面。从此，陈家姐弟的流亡逃难生活开始了……走出南京，他们先走过马鞍山，又走过当涂、芜湖，最后坐上小船，终于到了三姐夫的老家无为。一路上无论是徒步前行的艰难，还是到处逃离家园的难民，都让陈梦熊深深体会到战火之下老百姓遭受的苦难。岂不知，无为仅仅是他们姐弟流亡逃难、饱受战乱之苦的第一站。

随着战火的逼近，姐弟俩看到，一天天处于危难之中的无为已不是久留之地。而这时，通往大西北三姐夫那里的铁路已被炸毁，西北是不能去了，他们决定先到广州去躲一躲，因为这时陈家的二儿子陈梦士在广东省农林厅工作。

于是，在无为住了一段时间后，陈梦熊又与三姐带着她的孩子们开始了第二次的逃难。比起从南京到无为的第一次逃难，这一次的逃难历程显然要艰苦很多。

从无为出发，他们乘坐小船到了庐江，接下来大部分是徒步行走了。他们先走到桐城，接着继续沿着大别山往南走。当他们走过潜山、太湖、宿松后，终于绕过当年抗日战争时期位于安徽、江西交界长江防区的主要军事要塞马当封锁线，进入湖北黄梅。

此时虽已是人困马乏，但陈家姐弟仍不敢松懈怠慢，他们还必须从黄梅走到九江，才能登上开往武汉的客轮，才能告别连日来徒步行走的艰难。好在比起自南京逃出后的漫长流亡道路，此时位于长江岸边的九江城已是“近在咫尺”了。

当陈家姐弟一行人终于从九江坐上客轮到了汉口，又从武汉挤上火车到达广州时，他们艰苦的逃难路程已经历时3个多月。2.亲历抗日宣传

历经跋山涉水的艰苦，饱受风餐露宿的磨难，陈梦熊陪着三姐和她的孩子们终于结束了3个多月梦魇般的流亡逃难生活。然而当他们好不容易到达广州，一心要投奔陈家的二儿子陈梦士时，陈梦士一家人已经搬到香港居住了。

经历了几个月颠沛流离之苦的陈梦熊与三姐及孩子们这时已是疲惫不堪，他们只能先在广州住下。想不到没过多久，日本鬼子的飞机又开始轰炸广州了。无奈之下，陈梦熊又和三姐决定去香港了。

当他们匆匆忙忙来到香港时，已经是1938年了。在香港没有居住多久，对香港的风土人情都不适应的三姐还是想回到上海。于是，原本可以在香港报馆找一份工作的陈梦熊，又护送三姐和她的4个孩子搭乘轮船，一番辗转，一行人终于从香港返回上海法租界的父母家中。

这时已是1938年的夏天，回过头来，陈家姐弟漂泊的日子已经将近一年了。刚刚高中毕业的陈梦熊似乎一下成长了许多，他同情遭受亡国耻辱的百姓，更痛恶侵略者和战争，唯有值得欣慰的，是在躲避战乱的途中自己亲身参加了抗日宣传活动。

第一次参加抗日宣传活动，是在他们来到无为不久。那时，以郭沫若为主要领导的各类抗日文艺演出队伍正日益壮大。这些以敌抗宣传队、孩子剧团、战地文化服务团等命名的队伍，以宣传救亡抗战为宗旨，深入到前线或是农村、城市演出，为抗日救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看到一支宣传抗日的队伍来到无为，陈梦熊只觉得一股激情在心中升起，他立刻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了。巧的是，这支宣传队的队长就是与他在南京同窗数载的中学同学方普德。他乡邂逅，两个爱国的热血青年自然异常兴奋。在陈梦熊的要求下，抗日宣传队长同意他加入抗日宣传的队伍。

很快，陈梦熊成为话剧《电线杆子》里的主要角色之一，虽然是第一次演出话剧，但怀着满腔的爱国激情，陈梦熊的演出竟没有丝毫怯阵。这也让有着文学天赋的金陵中学著名的运动健将，得以在抗日宣传的演出舞台上“一展风采”。

只可惜，由于要照顾三姐和她的孩子们，陈梦熊没能够随抗日宣传队走出无为继续他的“表演生涯”。但这期间，无论是在香港，还是在回到上海后，一腔热血的陈梦熊始终没有停止他的抗日宣传活动。

来到香港后，陈梦熊恰巧遇到了曾在金陵中学与他共同创办《金陵风》的同学刘邦琛。这时的刘邦琛正在《星岛日报》当记者。在他的鼓励下，陈梦熊虽因要护送三姐而没能当成记者，却为报社写出了不少抗日宣传的文章。这些文章中，他最满意的是发表在香港《华侨日报》上的一篇。在这篇名为《绕过马当封锁线》的文章里，陈梦熊以自己护送三姐和她的孩子们从南京、安徽、江西等地绕过马当封锁线逃离战乱的亲身经历，讲述了一个“在炮火硝烟中，人民饱受战争摧残的真实故事”。文章不仅生动真实，更有力地宣传了抗日精神。

回到上海后，陈梦熊仍然杰作频发，其中最具影响的当属《中国军队的进步》。这篇文章是陈梦熊与三姐在回上海的途中看到军纪严明的李宗仁部队有感而发完成的。由于文章讲述了李宗仁部队军纪好、装备好，因此在当时起到了既鼓舞士气又宣传抗日的积极作用。因此《中国军队的进步》先是被胡愈之主编的《华美周刊》登载，后又被上海一家有名的画报转载并配了专门照片，可说是反响颇佳。3.穿越战争走进大学

不久，西南联大开始在上海招生，历经逃离战乱艰苦磨难的陈梦熊回到上海后终于看到了命运的新曙光。带给他“福音”的是一张报纸，那一天，陈梦熊忽然被家中一张报纸上的醒目大字吸引住了，那是远在昆明的西南联大欲在上海招生的广告。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最有名的清华、北大、南开三所大学辗转搬离，先到了湖南长沙，组成临时大学，后又到了几千里之外的昆明，终于在动乱的战争年代组成西南联合大学，并坚持开展向全国招收新生的工作。

得知西南联大将在上海招生的消息后，陈梦熊一时激动得难以平静。虽然西南联大远在云南昆明，但这不正是自己梦寐以求要报考的大学吗？欣喜异常的陈梦熊立即报了名，在填报专业的那一刻，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地质专业。紧接着，陈梦熊就开始为考入西南联大做积极准备了。

应试不久，陈梦熊终于如愿以偿考入西南联大地质地理气象学系。更让他高兴的是，此时三哥陈梦家也已来到西南联大担任文学系讲师。想到以后又可以和三哥在一起，陈梦熊更兴奋了，恨不得插上一双翅膀立刻飞到昆明与三哥团聚。

但此时内地交通早已无法正常通行。由于日本飞机的狂轰滥炸，铁路已遭到破坏，公路更是不安全。要从上海出发去遥远的西南边陲，路上行程可说是难上加难。

陈梦熊唯一的选择，也是去西南联大唯一的途径，就是从上海搭乘轮船先去香港，再从香港乘轮船到越南海防，从海防再到河内，最后从河内搭乘滇越铁路到达昆明。可见当时要去西南联大读书确实不容易。所以当时西南联大虽然从上海招收了60多名新生，但开学报到时，很多新生都因难以成行的交通而没有报到。

路途虽艰难遥远，但一心要读书求学的陈梦熊很快就告别了父母和自幼抚育他长大的三姐，踏上了绕道而行的路程。

登上轮船不久，一个和自己年龄相仿的小伙子立刻吸引了陈梦熊的目光。小伙子活泼开朗，嘴里还不时地哼唱歌曲。仔细一听，竟是很“前卫”的苏联歌曲。两个年轻人相识后聊起来，彼此更加一见如故了。原来这个叫莫加鼎的小伙子是西南联大哲学系的新生，也是一名地下党员。因此他不仅是陈梦熊认识的第一个西南联大同学，也是后来积极鼓动陈梦熊参加左翼活动的组织者。

两个同路而行的年轻人经过从上海到香港、再到海防的海上航行，又穿越了河内到昆明的铁路，当他们历经长途跋涉终于在1938年9月到达昆明的时候，已经是一个多月以后了。

怀着一颗激动的心，陈梦熊走进了位于昆明西北郊大西门外的西南联合大学。由于战争的原因，西南联大的校舍很简陋。校园里没有高大的楼房，只有一排接着一排的泥坯墙茅草屋顶的黑色平房，像军队的营房一样，一排排立在校园里。

学生宿舍也是一排排简陋的平房，每间宿舍里都是二三十人，睡的是上下铺的木头床。一座可以容纳100多人的图书馆，就是西南联大最豪华的建筑了。校园的北面是一大片荒山，山上最显眼的是一座座坟头。老师告诉学生说，当学校遭到日本飞机轰炸的时候，师生们常常到山上去躲避。

简陋的校舍，日本飞机不时的轰炸，这就是战争年代的西南联大。历经战乱和远道行程的陈梦熊从此开始了西南联大的学习和生活。4.浓厚的学术氛围

西南联大虽然组成创建于艰苦的战争年代，却有着来自中国知名的一流大学清华、北大和南开最强的师资力量和经过严格考试招收的优秀学生，校园里更是充满了浓厚的学术氛围。那些汇聚一堂的教授学者们不仅学养深厚、教学认真，而且水平高超、各具专长，教学风格更是丰富多彩、独具特色。在这样的教学环境中，学生更加努力刻苦，可谓教与学的质量和效率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因此，即便是在困难的战争时期，建校时间也仅仅是从抗战爆发至抗战胜利，西南联大却以独特、出色的教学培养出一大批为国家做出卓越贡献的优秀人才。

陈梦熊攻读的地质地理气象学系分别由北大地质系、清华地学系以及南开的部分教师组成，可谓名师荟萃。晚年的陈梦熊院士对此也有一段难忘的回忆:“……集中了三个学校师资力量的精华，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强大的教师阵容，是当时地学界著名学者、教授的一次大联合。我能在那里学习，真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三校之间不分彼此，形成一个统一的集体，不存在任何界限。在如此多的名师教诲下，我不仅巩固了基础理论知识，而且也受到了他们道德风尚的熏陶，所谓‘名师出高徒’是言之有理的。解放以后，西南联合大学时期的地质系毕业生中，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的多达10余人，看来绝非偶然。”

和西南联大校园氛围一样，地质地理气象学系最大的特点就是继承了北大、清华、南开的学术气息浓厚的校风。地质专业的学生不仅学习地质科学领域的知识，也学习社会学知识。陈梦熊在入学后即开始学习基础课程，如物理学等自然科学，经济学、中国通史等社会科学和语文、外文等课程，为他们授课的都是当时第一流的教授。

在西南联大学习期间，陈梦熊还积极完成了一件十分有意义也是对地质地理气象学系最有贡献的事，就是亲自参与成立了西南联大地质学会。

在西南联大成立之前，北大地质系就有一个地质学会的组织，清华的地学系也有一个，但是迁到昆明后，两个组织都没有再开展活动。陈梦熊就和几个同学一起商议，决定成立一个统一的联大地质学会。

在系主任孙云铸教授的大力支持下，同学们经过充分的酝酿，在各项筹备工作完成后，于1940年9月成立了9人组成干事会的西南联大地质学会。陈梦熊担任了第一届干事会主席。

西南联大地质学会成立后，最突出的活动就是经常举办学术报告会。他们邀请专家、学者为同学们作报告。由于战争，专门请国内学者来校有些困难。但只要国内著名地质学家到了昆明，地质学会就一定会把他们请到联大来做学术报告。地质学家们的报告内容很丰富，有关中国锡矿床的报告，有关中国西南盐矿、中国钨锑矿以及周口店洞穴层与北京猿人的报告等。

地质地理气象学系的教授做得学术报告就更丰富了，有“中国地层”、“中外地质文献”、“欧美各大学地质系概况”、“滇西大理及丽江地质”以及“喜马拉雅山探险”等。

陈梦熊印象较深的是地质地理气象系的米士教授做得报告。米士教授是一名德籍犹太人，他为学生们讲述了自己在1934年参加德国组织的喜马拉雅山探险队的亲身经历。

那一年，米士教授与考察队总共8名队员攀登到海拔7000多米时突然遭遇风暴，致使队长和两名队员不幸遇难，结果探险队最后没能够登上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除了学术报告，联大地质学会还举办过全系的联欢会，此外他们也出壁报，组织各类球赛等体育活动。这也让联大地质学会成为西南联大校园里最引人注目和最活跃的学生团体之一，说起来，自然离不开为联大地质学会打下“江山”的陈梦熊和他的几个同学。5.难忘的野外实习

陈梦熊上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就开始野外实习了。这自然得益于西南联大注重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教学。虽然处在艰苦的战争年代，但是西南联大地质地理气象学系仍然十分重视学生的野外实习。他们克服经费上的困难，尽量争取给学生安排更多的野外实习活动。1941年，西南联大地质地理气象系同学在妙高山野外实习考察。

此外，有着天然地质博物馆之称的昆明无论是地况地貌，还是地质构造，都很适合学地质的大学生们进行野外实习。再加上遍布云南省的锡矿、铁矿、铜矿、煤矿以及洱海旁的点苍山、滇西的横断山，同学们野外实习的内容就更丰富了。

陈梦熊的第一次野外实习是在昆明郊外的一处名胜古迹筇竹寺。山清水秀的筇竹寺周围山坡上到处都有露出的寒武纪地层。同学们在老师的带领下，兴奋地在寒武纪的黑色页岩内采集到了三叶虫化石。

暑假期间，他们还进行了一次较大规模的环滇池地质旅行。地学系的教授们亲自带领同学们攀登高山、采集化石，也耐心地为他们讲解各种地质现象。之后就是认真检查同学们画得剖面图，看到错误的地方就随时纠正。

到了晚上，是热烈的学术讨论。有时，教授们也会为学生们组织一些文娱活动，风趣的德国教授米士先生的表演最精彩，得到的掌声也最多。丰富的活动内容也让同学们把野外实习一天的疲劳抛到了一边。

野外实习让同学们难忘，也让他们得到了收获。因此陈梦熊院士回忆说:“野外实习不仅使我们学会了野外工作方法，练好了基本功，认识了各种岩石、地层与构造特征，更重要的是培养了我们对地质工作的兴趣，树立了我们为地质事业献身的信心。”

在诸多的野外实习活动中，最难忘也是最有趣的一次，是当年米士教授带领同学们观察岩石“露头”的野外实习。“露头”是同学们经常用的地质学术语，指的是露出地表的岩石。

米士教授虽然来自德国，却对我国滇西变质岩系有很深入的研究，并发表过不少这方面的论文。他也和许多中国教授一样，曾多次带领当年西南联大地质地理气象学系的学生去野外实习。而那次有名的观察岩石“露头”的野外实习，则是在抚仙湖畔的澄江县。

那是一个阳光普照、天空晴朗的日子，一大早，陈梦熊和同学们就跟着米士教授向抚仙湖出发了。在米士教授的带领下，同学们很快爬上了湖边一座石灰岩形成的小山。实习作业完成后，大家全都坐在清澈碧水的抚仙湖畔休息。

可是米士教授显然并不想休息，只见他凝视着前方的湖水，似乎在思考着什么。果然不一会他就说话了:“请同学们往那边靠近岸边的湖水看，大家注意，那里是不是有一块灰色的‘露头’？”

同学们抬眼望去，湖岸边果然有一块“露头”。紧接着，米士教授又说话了:“现在我要提一个问题，请大家思考一下，你们看那块灰色‘露头’是什么岩石呢？”“limestone（石灰岩）！”一个同学马上用英文告诉老师是石灰岩。然而米士教授却不同意他的学生下得结论:“你是不是再仔细观察一下，我看它不像石灰岩，你会不会看错了呢？”

但那位同学却十分肯定地坚持自己的看法:“肯定是石灰岩，我相信绝不会看错！”

看到那位同学那样坚定的口气，有几个同学也跟着他一起说:“是石灰岩，没错。”

米士教授只是微笑着说:“看来最好的办法还是你亲自到那块‘露头’岩石前，然后自己动手打一块岩石标本，拿回来给大家看一看，这样大家才会相信，到底是不是石灰岩……”

那位同学立刻点了点头，说着就拿起地质锤，信心满满地向湖岸边那块“石灰岩露头”走去。想不到眼看就要走到“露头”跟前时，那块“石灰岩”竟忽然自己摆动起来。他再往近前走过去一看，原来是一条大水牛卧在湖岸边的水里！同学们也全都跑过去了，结果大家全都忍不住哈哈大笑了。

米士教授也笑了，不过他还是不忘及时给同学们总结了几句:“所以希望你们能够知道，做地质工作光靠眼睛在远处看是不够的，必须到跟前，亲自动手用铁锤打下岩石标本，再仔细进行观察后，才能最后做出正确的结论。”

米士教授的话并不多，却让同学们心服口服。陈梦熊更是牢牢记住了米士教授的话，在后来的野外调查中，只要看到“露头”岩石，他就会想起那位同学被水牛“戏弄”的情景。他也从此养成了对每一个“露头”都先打标本，再仔细观察的好习惯。6.恩师的教诲

西南联大4年的学习，令陈梦熊十分难忘的是曾得到了当时国内最著名的教授学者们的亲身教诲。在这方面，他一直觉得自己很幸运，因为教授们不仅给了自己高深的知识，更对自己日后从事地质工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系主任孙云铸教授来自北京大学，他同时也是一名享有国际声誉的古生物学家，因此孙云铸教授不仅到过许多国家参加国际会议，也在古生物学和下古生界地层研究方面写就了许多论著。他的讲课也让陈梦熊十分难忘:“……他讲课挥洒自如，富有幽默感，虽看似松散，有点杂乱无章，但却能抓住重点，疏而不漏。他写的字体自成一格，非常潦草，恐怕除了他的学生，别人很难辨认清楚。他讲授古生物学，列举的许多标准化石，我至今印象深刻、牢记不忘……孙老师上课对我们要求很严格，但考试时却以鼓励为主，他的课我都能考到80分以上……”

孙云铸教授培养出的许多学生都成为国内有名的地质学家，因此陈梦熊也很幸运地在完成毕业论文时得到了孙云铸教授的指导。以研究三叶虫、下古生代闻名的孙云铸教授建议陈梦熊以在中国最具代表性的云南宜良下古生代地层为内容撰写毕业论文。在他的悉心指导下，陈梦熊终于出色完成了《云南宜良下古生代地层》的毕业论文。

孙云铸教授对学生毕业后的选择也给予了很多指导和帮助，他耐心地一个一个找学生谈话。在与陈梦熊谈话时，老师建议他的学生去中央地质调查所。陈梦熊正是听从了老师的建议，从此走进地质学研究领域，成长为新中国一代地质学大家。

对袁复礼教授，陈梦熊也有一段深情的回忆:“袁复礼教授原来在清华大学地学系任教，是当时中国地学界很有名的地貌学家，由于对考古、地质以及古脊椎动物的研究也造诣颇深，因此，他也是有名的构造地质、考古、地理、古脊椎动物和第四纪地质学家。

平日里袁复礼教授总是戴着一副宽边眼镜，虽然身为西南联大有名的教授学者，却从不以学者自居。在学生面前，永远是一副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的慈祥面孔。他负责教授文学和地质测量学，他的讲课认真、条理清晰，内容更是丰富多彩、极具吸引力，经常博得满堂喝彩。

袁复礼教授还不断钻研，例如米士教授来西南联大授课，他也经常去旁听。他在地文学课中介绍美国戴维斯的侵蚀旋回理论，也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后来我在甘肃研究黄河阶地与古夷平面，就是受到他的影响……

他还曾在1932年参加当时有名的西北科学考察团，因此他那一段传奇般的考察经历，更带给我们一个个新奇的，永远也讲不完的动人故事。

袁复礼教授还曾带领我们到昆明以北二村开展过一次野外实习。那次野外实习，我们找到了古生界大部分地层，还采集到了三叶虫、笔石、蚌壳类化石及鱼化石。还有一个最大的收获就是袁教授带领大家学会了怎样用罗盘测路线图。这个方法，是袁教授以前在新疆考察时用来绘制路线地质图的。同学们在这次野外实习时，跟在袁教授身边，袁教授一边走一边教，我们一边走一边测，终于学会了测图的方法……”

后来陈梦熊毕业后来到甘肃担任区域地质测量工作，虽然那时没有准确的地形图，但是由于在学校里已经跟着袁教授学会了用罗盘测路线图，所以凭着测路线绘制地形图，陈梦熊很好地完成了地质图的测量调查工作。这一切，无疑离不开那一次袁教授带领他们的野外实习。

那次野外实习结束前的一天晚上，同学们热烈地讨论完野外实习见到的地层和构造后，一致要求袁教授给大家讲他在蒙古、新疆的考察经历。

于是，袁教授开始讲他在蒙古大草原怎样发现了古生物，怎样在准格尔地区发掘出大恐龙，又怎样找到了汉唐时代留下的残破古墙垣……新奇的故事一个接着一个……那一晚，同学们兴奋地听着袁教授讲述他的传奇经历，一直到深夜，一连几天野外奔波的疲劳一扫而光。始终在认真倾听的陈梦熊更是早已沉醉其中……从那以后，袁教授穿越祖国大西北的经历一直深深吸引着陈梦熊，年轻的大学生也时刻憧憬着有一天自己能够亲身踏上那块神奇的土地……

两年后，西南联大毕业的陈梦熊终于一头扎在大西北，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半个多世纪的岁月里，祖国大西北的土地上，到处都留下了一代地质学家的脚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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