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经济带构建与发展研究(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张丽君

出版社：中国经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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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经济带构建与发展研究试读：

序言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得到了很大发展，但由于自然、地理、历史等多方面原因，民族地区的发展仍然相对滞后，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在刚刚闭幕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一针见血地指出，民族地区“同全国一道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难度较大，必须加快发展，实现跨越式发展”。实现跨越式发展，民族地区在经济基础、产业质量、自然资源承载能力、对外开放程度、劳动者素质以及政府综合管理水平等方面都与东部发达地区甚至与中部一些地区存在很大差距。

差距大意味着发展的空间大。新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伟大构想，尤其是习总主席提出要加强政策沟通、贸易畅通、道路联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等“五通”，为新丝路沿线省份和国家发展带来了重大机遇，为民族地区跨越式发展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必将加快民族地区的开放步伐，发挥民族地区的地缘优势，提高民族地区的资源利用效率。新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的推进，将架构起中国、中亚和欧洲基础设施建设、物流通道建设、人才交流往来、经贸往来等多环节、多维度上的桥梁，在这个桥梁上，国内的大部分区域是少数民族地区。战略的推进，有利于民族地区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充分发挥民族地区的资源禀赋，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同时，为民族地区市场经济的改革增加动力，不断提升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提高政府管理部门的效率，提高管理人员的素质，提高企业的管理能力和对外竞争力。

内因是根据，外因是条件。民族地区跨越式发展的内因是民族地区人民的总体素质的提高、观念意识的改变，没有这个内因，再好的条件也无法变成民族地区发展的内在动力。处理好内因与外因的关系，是民族地区跨越式发展的重要课题。为深化对“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认识，促进学术界相关领域的学术交流，为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献计献策，2014年12月6日，由国家民委国际交流司、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中国社科院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所《民族研究》杂志社共同主办的“丝绸之路经济带：构建与发展”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召开。有四十多位专家学者从经济学、管理学、政治学、民族学、地理学、历史学、文化学等多个视角，围绕“

新丝绸之路经济带总体构建与发展

会后，相关研究成果经过编辑，汇集成册，由中国经济出版社结集出版，希望能够为相关领域研究者以及政府管理人员提供参考。新丝绸之路经济带总体构建与发展

改变世界经济格局的战略构想

习近平主席“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构想一经提出，就引起了国际国内广泛关注和高度重视。如何定位和定性这一战略构想，是研究这一战略的首要问题。这里，我想就此提出自己的一些初步认识，参与研讨。“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是在美国霸权主义势力衰弱和中国经济力量不断增强，世界格局向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演变到一个新阶段的产物。冷战结束以来，一超多极的世界格局形成，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由于自身的内在矛盾，经济上在2008年爆发了金融危机；政治上在2011年爆发了占领华尔街运动，当前又爆发了全美黑人抗议浪潮；文化上新自由主义给美国和全球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日益为人们所认识。在国际战略上，美国的反恐事业力不从心、伊朗核问题、伊斯兰国的挑战、伊拉克危机、乌克兰危机、朝鲜核问题等，充分暴露了美国势力的衰落。美国鹰派人物罗伯特·卡根，在最近一期《新共和》杂志上发文坦承，美国目前的国家实力已经捉襟见肘，大不如前，但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还不能“退休”，疲惫不堪的美国还要继续维持“自由世界的秩序”。与此同时，中国经济获得长足增长，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过三十多年的对外开放，我国与世界各国建立了广泛的经贸关系，形成了我国的海外利益。正如习近平同志在2014年11月底召开的外事工作会议上指出的那样，“要切实维护我国海外利益，不断提高保障能力和水平，加强保护力度”。“丝绸之路经济带”是作为维护和增进我国海外利益和经济安全而出台的全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美国重返亚太、美日同盟加紧围堵中国的形势下，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在太平洋、印度洋海路之外疏通并进一步拓展中国通向中亚、欧洲的陆路通道，对于瓦解美日的战略围堵，巩固中国的战略安全与经济安全，具有重大战略价值。近年来，美国在亚太再平衡过程中，推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和“新丝绸之路计划”，都把中国排除在外，并且煽动一些国家反华，拉帮结伙，遏制中国发展的意图十分明显。针对美日企图封锁我国的战略部署，我们除了努力打破两条岛链的封锁外，必须积极落实习近平主席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构想，形成连接东亚、西亚、南亚的交通运输网络，使我国取道中亚直接面向中东、欧洲大市场，打造我国深度开放的陆上大通道，彻底打破美国在海路封锁我国的战略企图。“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是近代以来，中国首次出台的主动影响国际秩序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古代中国，无论是强汉盛唐，还是蒙元大清，在经济和政治上都曾独步世界，对世界经济政治产生了深远影响，古丝绸之路正是在这几个时期被开辟出来并获得繁荣。世界体系的杰出代表人物贡德·弗兰克，在他的《白银资本》一书中，将中国作为从航海大发现到18世纪工业革命前世界体系的中心国。进入近代，中国则在帝国主义侵略下被边缘化，在世界体系中的角色被赋予为半殖民地国家。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国民经济体系的完整建立，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形成，对世界经济格局的影响越来越大，越来越深。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指出的：“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在发生深刻变化，我国同国际社会的联动互动已变得空前紧密，我国对世界的依靠、对国际事务的参与在不断加深，世界对我国的依靠、对我国的影响也在不断加深。”中国初步具备了主动塑造自己在世界体系中地位和形象的能力。“丝绸之路经济带”是近代以来中国重新步入世界体系，按照自身利益需要，统筹考虑和综合运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国际国内两种资源、国际国内两类规则所制定的首个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是中国倡导的合作共赢新型国际关系在区域经济一体化上的具体化，体现了中国外交原则和国际秩序主张，具有浓厚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世界进入多极化时代，国际秩序冲突愈演愈烈，它既取决于不同极化国家实力的消长，也取决于不同国际秩序主张本身的性质。西方国家主导建立的国际关系本质上是剥削和压迫、分化和控制关系，这种关系造成了非洲1亿黑人的减少，东印度的毁灭，对亚洲、非洲和美洲的殖民和掠夺，危机的全球转嫁，两次世界大战，种族歧视，毒品泛滥，核威胁，全球环境恶化等人类灾难。迄至今日，这种秩序仍然主导着国际社会。中国倡导的“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所体现的是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秩序。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走和平发展道路，不干涉别国内政；坚持国际关系民主化；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是国际社会平等成员；坚持世界命运必须由各国人民共同掌握，维护国际公平正义，特别是要为发展中国家说话。这些原则所体现的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秩序，要求在“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构建中寻找各国利益的交汇点，而不是剥削和掠夺沿线各国。我们坚信，随着中国实力的不断增强，随着合作共赢新型国际秩序主张的公平性与合理性日益为各国所认知和接受，一个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必将从构想转变为现实。“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也是国内区域一体化发展的国家战略，作为世界上最长也最具活力的经济带，它为西部民族地区对外开放拓展了新的战略空间。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的重点在沿海地区，世纪之交则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战略，这都是我国经济发展不同时期推出的区域发展战略。“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则打破了东中西部之间的区隔，构建了区域一体化发展格局。不仅如此，“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还为民族地区对外开放搭建了新平台。2012年，西部地区进出口贸易总额2300多亿美元，仅相当于广东的1/4、江苏的1/2。过去，我国与中亚、西亚和欧洲的关系是外交，西部大开发则是内政，在这样一种发展思路下，西部民族地区不可能同中亚、西亚和欧洲建立起直接的经贸合作关系，对外开放只能借助东部地区中转，承接东部的产业转移，形成所谓梯度发展格局。“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则为民族地区拓展了对外开放战略的新空间，西部省区市能够统筹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与中亚、欧洲直接开展长程贸易，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继西部大开发战略后，迎来了新的更大的发展机遇，完全能够打造出西部大开发的升级版。

我们常说“一招不慎，全盘皆输”，这里的“一招”是战略上的一招，非战略上的一招不能造成全盘皆输的结果。“丝绸之路经济带”就是战略一招，因此必须从战略的全局性、长期性和根本性出发来提出问题和研究问题，这是“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研究的方法论要求。

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中国与中亚的共同选择

2013年9月7日，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访问期间，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并发出“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1]货币流通、民心相通”的呼吁。2014年9月12日，在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召开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度谈到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问题，明确提出：“在照顾各方利益和关切基础上，探讨在贸易投资领域开展更广泛和更高层次合作，相互提供最惠国待遇，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构筑本地区统一经贸、投[2]资、物流空间”。2013年年底，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被正式写入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成为党和政府今后实施的重大决策。由于国内外大量的文献都把丝绸之路经济带与中亚联系起来，从国际地缘经济背景下研究中亚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关系，成为理论界需要关注的重要课题。

一、丝绸之路经济带：丝绸之路新概念中的奇葩

20世纪末的世界发生的最大变化，是发生在实行集中计划体制的国家和国家联盟。随着苏联解体，俄罗斯与苏联的其他国家开始分立；东欧国家发生巨变，转向市场经济体制并导致欧盟扩大化；中国实行了市场化的改革开放，在国家稳定的基础上焕发了经济活力。人们曾经预期，后苏联时期也意味着后冷战时期，继承了美苏关系的美俄关系出现缓和趋势，美国在全球中的优势地位将更加突出。世界大战的阴影似乎已经远去，和平的光芒看似普照，全世界的精力都逐渐转向发展上来。“9·11”以后，西方在伊拉克、利比亚、阿富汗发动了多次战争，标志着冷战后针对西方的新生挑战力量得以成长；美国虽然与俄罗斯进行相互关系“重启”，但是北约并未消失，从格鲁吉亚到乌克兰危机等俄罗斯周边关系处置中美国处处插手来看，美俄之间的利益冲突有尖锐化的趋势。美国军事平衡的重点转向亚洲，显示中美之间虽然确定新型大国关系，但是美国并未放松对中国的外部约束，中美之间的利益冲突与相互合作并存已成不争事实。

冷战后的世界经济依然在发生深刻变化。进入2008年以后，西方陷入金融危机，拖累整个世界的经济增长，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增长速度也出现下降，全世界都迫切希望寻求新的经济热点。在世界经济发展放缓的背景下，全球化的进程也在放缓，西方发达国家甚至动员跨国公司回流，以便推进“再工业化”；与此同时，全球贸易的区域化发展也引起人们的关切，贸易区域化、区域集团化的趋势一直在持续。“东盟+6”、欧盟、北美、TPP、TTIP、欧亚经济联盟等跨国一体化概念迭次出现。在整个世界不平衡发展的背景下，“丝绸之路”一再引起人们的关注，各类国际组织和主要大国都十分重视发掘和运用“丝绸之路”概念。

从时序上看，联合国首先发掘了丝绸之路在当代的商业意义和价值。198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启动“综合研究丝绸之路——对话之路”，主要用于增进中亚与欧亚其他国家的交流。20年后的2008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起“丝绸之路复兴计划”，旨在改善古丝绸之路各国之间贸易往来的环境与条件，通过加强机场、铁路、公路、港口等设施投入，并拟建设包括中国至欧洲、俄罗斯至中亚等六条运输通道。

美国虽然处于北美大陆，远离欧亚地区，但美国十分重视丝绸之路概念的运用，而美国倡导的所谓“新丝绸之路”概念所指的连接是中亚与印度的经济联系。国内外一些学者认为，连接印度与中亚之间联系的设想最早来自于美国学者。但事实上，早在2002年6月5日，时任印度总理瓦杰帕伊就提出所谓新的“丝绸之路倡议”（Silk Route Initiative），寻求在印度和中亚之间建立基于友谊与合作的新丝绸之路（A New Silk Road of Friendship and Cooperation）。直到2005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亚高加索研究院院长斯塔尔描述他的大中亚计划时，才提出了美国式的“新丝绸之路”设想，就是以阿富汗为枢纽，建立一个连接南亚与中亚之间的交通运输与经济发展网络，促进包括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国家的发展，这一策略经时任美国国务卿的希拉里“接棒”阐述而广为人知。

欧洲人很早就重视向东发展。丝绸之路的概念本身是德国学者李希霍芬发掘出来的。事实上，欧洲的学者十分重视整个欧亚大陆的发展，尤其是重视所谓心脏地带的东欧——中亚区域。不过，在如何连接欧洲与亚洲的问题上曾有多种方案。德国在20世纪初就提出建立从德国经奥地利、土耳其到伊拉克的铁路，以此把亚洲与欧洲联系在一起；1993年，欧洲提出建设欧洲—高加索—亚洲的交通运输走廊（Tpaceka），立足于通过基础设施串联欧洲、高加索与中亚地区，有促进一体化发展的意愿。

俄罗斯没有提出丝绸之路的相关概念，但是俄罗斯在开放发展中具有欧亚大陆的视角。中亚曾是苏联政治经济版图的一部分，俄罗斯建设欧亚经济联盟（EEU），促进中亚与俄罗斯一体化发展。在俄罗斯的发展日程上，首先是促进俄罗斯与原苏联其他加盟共和国的一体化发展；然后在此基础上，推动整个欧亚大陆的发展。

2004年，日本提出“丝绸之路外交”策略，把中亚五国及外高加索地区定位为“丝绸之路地区”，也重视加强与中亚与外高加索地区的经济与政治联系，2014年7月，“日本+中亚五国”外长会议在吉尔吉斯斯坦举行，日本外相宣布向吉尔吉斯斯坦提供120亿日元（相当于7.3亿元人民币）的贷款。

韩国虽然没有丝绸之路的发展理念，但是也十分重视向西开放，有自己独立的欧亚倡议，主要着力于推动韩国与中亚和高加索地区各国的发展。

可见，丝绸之路的建设已经呈现出“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状态，各国都希望在丝绸之路建设中发挥影响力。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参与整个丝绸之路的大合唱，也更加引人注目。

比较丝绸之路经济带与美国的新丝绸之路和俄罗斯的欧亚经济联盟，可以发现以下特点：第一，美俄的方案都不包括中国，中国被排除在美俄设置的方案之外，而中国设计的丝绸之路经济带以中国为发起国，并不排斥美国所指称的印度、阿富汗等国家，更期待俄罗斯的共同参与；第二，各大国的丝绸之路方案都包括中亚；第三，美俄的范围界定清晰，都以中亚为明确指向，而中国的建设范围涵盖中亚但超越中亚。习近平总书记在与海合会（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会员）国家领导人交谈和在欧洲访问时，多次提到希望各方参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可见，中国的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范围包括中亚但超越中亚，延伸到西亚、高加索、东欧乃至欧洲。

二、中亚是丝绸之路建设的关键区域

在所有关于丝绸之路的概念和定义中，中亚都是一个必然涉及的地域，为何中亚会有如此特殊魅力，引起各方参与者的广泛青睐，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其中，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一书中，详解了中亚地区在全球战略中的重要性。在笔者看来，中亚之所以引起世界主要大国或者大国集团的关注，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中亚地区蕴藏着十分丰富的自然资源。中亚是全世界矿产资源十分丰富的地区，里海更有“另一个波斯湾”之称。有关数据表明，哈萨克斯坦的石油储量位居世界第七位、独联体居第二位，哈萨克斯坦的陆上石油探明储量达48亿～59亿吨、天然气储量3.5万亿立方米，哈属里海地区石油探明储量80亿吨。哈萨克斯坦的铀储量也十分丰富，约占世界储量的19%，位居世界第二位；哈萨克斯坦的煤炭储量达1767多亿吨，居于世界第八位。此外，哈萨克斯坦还蕴藏着大量的黄金、铜、铝矾土、铅、锌、铁、钨等矿产资源。其中：钨的储量居世界第一，铬和磷矿石的储量居世界第二，铜、锌、钼的储量居亚洲第一。

除了哈萨克斯坦外，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也都是矿产资源相当丰富的国家。比如，乌兹别克斯坦天然气预测储量5.43万亿立方米，已探明储量超过2万亿立方米；石油预测储量53亿吨，已探明储量5.84亿吨，还蕴藏有大量的黄金、钾盐、天然铀等矿产。土库曼斯坦的天然气远景储量为24.6万亿立方米，居世界第四位；石油远景储量208亿吨。煤、芒硝、硫磺、盐等资源也都十分丰富。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资源储量虽然没有上述三国丰富，但是在煤炭资源、水利资源等方面也具有一定的优势。

问题在于，以往全世界更多地依赖于中东的石油资源，但是从一些产油国大国伊拉克和利比亚国内的不安定到石油航运通道一再遭遇海盗袭击来看，寻求石油主要消费地与更多生产地之间的交通连接，可以分散运输风险，保障正常的资源供给安全。

其次，中亚地区整体人口规模不大，发展负担较轻。整个中亚地区的总人口只有6000多万人，大约相当于中国一个中等偏上省份的人口数量，但中亚地区的国土面积相当于中国国土面积的40%以上，相对于幅员辽阔的面积而言，中亚的人口数量不大、负担不重。国土面积巨大、人口密度不高、资源相对丰富，经济成本低使得中亚地区的发展有较大的潜力。显然，在同等条件下，中亚国家在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支付会低于其他国家。中亚国家的耕地丰富，农业发展潜力巨大。比如，哈萨克斯坦的国土面积达到272万平方千米，人口只有1700多万，可耕地面积达到4.5亿亩左右，在这样的国家推行农业规模化、机械化的空间广阔，农产品供给比较容易达到小康生活水平的需求。

再次，中亚地区经济处于转轨阶段。从传统计划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从传统增长模式转向新型增长模式，不仅是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也是曾经实行集中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面临的共同问题。但是，中亚地区的市场化改革起步晚于中国，市场化的发展基础和环境都处在培育阶段，各类市场发育的程度低于中国，这既意味着改革的某种滞后，也意味着深化改革可能发掘的巨大潜力。以中国作为参照系进行改革，在更大范围、更深程度推进市场化，将会大大提升中亚国家的发展潜力。

还有，中亚国家存在着开放的巨大空间。众所周知，中亚国家曾在苏联体系下是国家一体化的分工协作关系，这种分工协作并非建立在市场化的基础之上，因而这种行政性分工带来的低效率与资源损失十分巨大。在中亚各国独立以后，迫切希望通过开放寻求建立更加广泛的经济联系，以便改变过去不合理的分工格局。中亚大多数国家在独立以后，就奉行了积极吸收国外投资的政策，并加强立法以保护投资者的相关权益。比如，1997年以来，哈萨克斯坦先后颁布了《哈萨克斯坦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的有限经济领域的清单》《与投资者签订合同时的优惠政策》《投资法》《国家支持直接投资法》等政策法律法规，以促进对外开放、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方式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并使国家从封闭式发展走向更加开放的新格局。

在不断地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背景下，中亚各国的经济取得了相对较快的增长。与世界其他区域相比，在国际金融危机后中亚五国大部分国家经济增长速度较快。2010—2012年，哈萨克斯坦的经济增长速度分别为7%、7.5%和5%，乌兹别克斯坦同一时期的增长速度分别为8.5%、8.3%、8.2%，土库曼斯坦的增长速度为9.2%、14.7%、11.1%，塔吉克斯坦的增长速度为6.5%、7.4%、7.5%，仅吉尔吉斯斯坦的增长速度不稳定，甚至2012年同比下降。到2012年，中亚地区的生产总值接近3000亿美元，人均GDP达到4500多美元，经济发展的活力已经充分显现（见表1），尤其是，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等国家的发展速度更是惊人。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

因而，从整体上看，中亚地区的资源开发潜力、体制转轨潜力、进一步扩大开放的潜力，让世界各国的主要战略家看好，推动中亚地区的发展并将中亚的发展与大国的发展结合在一起形成互补关系，是各类丝绸之路概念出台的重要动因。中国提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倡导向西开放，首站必经中亚国家，同样是看好与中亚国家合作的巨大潜力。

三、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实现中亚与中国的共赢

在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概念提出以后，国际媒体反应强烈。《世界先驱论坛报》评论说，习近平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构想有“一石数鸟”（Kill Several Birds with One Stone）之效，但该评论认为中国有[3]把美国与俄罗斯排除在外的说法并不正确。印度前总理辛格在会见杨洁篪国务委员后，印度《经济时报》曾发表署名文章指出，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海上丝绸之路可以把东亚、中亚、东南亚、南亚和西亚串[4]起来，发展和改善亚洲的供应链、产业链和价值链。美国国务院发言人Emily Horne曾经指出，美国的战略的确给这一区域带来好处，但中国的合作却大受欢迎。德国新闻电视台甚至指出，如果实施顺利，丝绸之路经济带可以成为世界经济中心。但也有一些研究把中俄在中亚地区的发展对立起来，认为中国的影响扩大挤压了俄罗斯的空间。而美国的一些学者认为，俄罗斯影响力的相对下滑和美国从阿富汗的撤军，使中国得以强化在中亚的经济影响。而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5]也被认为是丝绸之路经济带提出的重要动因。

但客观地说，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中亚国家最欢迎。在各类有关会议、论坛、博览会上，只要有中亚官员和学者参与，都对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思路赞不绝口，而且也表示出共同建设的强烈愿望。为何中国提出的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构想在中亚国家引起如此强烈的共鸣？笔者认为原因如下：

第一，中国是有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需求的实力强大的经济体。中国经济实力已经居于世界第二位，但周边发展环境并不是很好，而中国西部尤其是西北的经济发展还落后于全国水平较多，以开放促西部发展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重要动因。当然，平衡沿海开放与西部开放的关系，通过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激发外部需求，创造有利于国内发展的周边环境等诸多因素，都显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是带有多目标实现意图的。问题在于，中国是一个有能力、有意愿、有思路、有措施、有执行力的发展中大国，能够把发展蓝图变成现实，这在过去三十余年的改革开放经历中彰显。环顾周边国家，能够不断提出宏伟目标并尽力实现的国家并不多见。

第二，中国是转型经济的成功范本。中国与中亚国家发展经历相近，都在实现经济转型之中，但是中国的转型基本上取得了成功。新一届中国领导人已经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蓝图，并且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精神推进改革。中国过去的成功依赖于体制改革，全面深化改革将进一步带来经济社会的巨大变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将不仅再次证明中国转型的成功，也会对中亚国家产生正向激励作用。在开放中与中国携手合作，将有助于分享中国经验与中国智慧，推动中亚各国的经济转型。

第三，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立足于互利共赢。在西方国家的发展历史上，存在以大欺小、以强凌弱的挤压式、支配式、殖民式发展，以零和博弈为特征，带有很大的不平等性，经济弱势的一方利益严重受损，许多发展中国家深受其害。中国曾经遭受过西方殖民压迫的发展历史，也一直对发展中国家遭受到的境遇抱有同情，中国与各个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都是建立在自由平等、互利共赢的基础上，也对不少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党的十八大以后，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强调创造更加有利的周边环境，奉行亲、诚、惠、容的发展理念，重视睦邻、友邻、富邻的周边外交政策。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是上述发展理念的自然延伸，也充分显示中国发展成就的外溢和波及效应。中亚诸国对此有充分认识，也从与中国不断深化的平等合作中获得巨大利益。

第四，丝绸之路经济带以能源合作为重要纽带。伴随着中国经济规模的扩大，中国也成为世界上能源消费巨大的国家之一，而发展重化学工业、向城镇居民提供更加清洁的能源，除了发展太阳能发电、风电、水电等清洁能源外，也需要进一步加大石油、天然气的进口。根据国际能源署IEA的相关报告，到2017年，中国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国。中国以往的石油进口主要来自中东和非洲等地，通过中亚进口石油与天然气，不仅分散进口风险，而且保障程度更高。对于中亚国家来说，通过稳定中国市场，改变以往相对单一的石油、天然气出口通道，开辟多样化的巨大市场增量，能够实现稳定和可持续的经济收益。对于中亚的能源大国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来说，通过深化与中国的能源合作，也会带来长期稳定的出口红利。

第五，丝绸之路经济带强调共同建设。传统的丝绸之路以在中国的考古发掘为标志，古代的丝绸之路也主要以中国与中亚、西亚和南亚的贸易关系为对象，所谓的“丝绸之路”带有以中国为标志的原始基因，没有中国参与的所谓丝绸之路难以成立，带有误用、误导的成分，而中国提出的建设构想本身没有排他性质，不排斥其他参与方。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倡导众人拾柴火焰高，并在2014年杜尚别上合组织领导人峰会上强调，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欢迎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观察员国、对话伙伴积极参与，共商大计、共建项目、共享收益”。尤其是，丝绸之路途经的中亚等国家基础设施薄弱，运输道路数量较少，地形相对复杂，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过程中需要大量的前期投资，通过共建的形式吸引各方共同参与，可以在较短时间内突破瓶颈制约，更早地获得建设收益。当然，共建也要求中亚国家自己在参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时形成合力而不互相掣肘，为共享建设收益必先承担建设责任，明确具体的参与建设方式而不是流于简单表态和口头形式。

第六，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以共同发展为目标。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目标起步于中亚，延伸到西亚、南亚、欧洲等区域，除了欧洲以外，其余地区多处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状态，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在一定程度上带有南南合作的性质，这就决定了，共同发展是各个国家执政党的普遍命题，也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目标。包括中亚在内的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对此心领神会，把与中国的合作看作开放的机遇、发展的机遇和成功的机遇。

四、创造中国与中亚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良好环境

创造有利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良好环境，涉及诸多方面，笔者在这里仅谈国际与国内两个方面的环境建设问题，希望引起各方关注。

从国际环境建设方面看，需要重视协调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与欧亚经济联盟之间的关系。上海合作组织俄籍秘书长曾经指出，欧亚经济联盟存在一体化机制，而丝绸之路经济带不是，对于这种观点，笔[6]者在相关文章中已经加以反驳。习近平总书记在杜尚别上合组织峰会上的讲话，旗帜鲜明地阐述了中国政府的立场，提出可以采取互相赋予最惠国待遇的方式，推进国家之间经济一体化。当然，俄罗斯一些官员和学者或许不完全赞同在上合组织推进经济一体化，认为这可能与欧亚经济联盟存在冲突。但是，在杜尚别上合组织元首峰会上普京总统讲话英文稿中，也提出在本区域层面上建立更紧密的国际联系（Strong International Tie），支持上合组织成员国之间加强双边经济联系。上合组织元首杜尚别宣言中，也提出了“要求上合组织成员国在经济合作领域共同高效行动”。事实上，2013年4月，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就提出，欧亚经济联盟不是封闭型组织，只要接受俄白哈三国建立的各类规则，各国都可以参与。2014年10月3日，在普京总统签署批准《欧亚经济联盟条约》的相关法律后，俄罗斯外交部表示，欧亚经济联盟对所有认同该组织原则和目标的国家开放。西方一些国家的学者曾经指出，俄罗斯对苏联国家持有“主权有限论”，会对中国的介入保持警惕。但是从世界整体发展格局看，中俄经济合作只会更加紧密，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兼容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在笔者看来，中国可以与中亚和俄罗斯建立最惠国待遇之间的贸易关系，推进一体化发展。同时，我国还可以深入一步，成为欧亚经济联盟观察员国。通过与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之间的相互合作，推进贸易与投资的一体化。由于诸多原因，欧亚经济联盟由于各国利益的巨大差别和俄罗斯以外国家对政治独立的坚守，很难走到推进货币一体化的程度。目前的各个成员国都与中国有很好的合作关系，成为可进可退的观察员国，有利于深化与各国之间的贸易与投资合作。

从国内环境建设方面看，要更好地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也需要统一学术界的认识。目前在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上，国内一些学者提出两种令人诧异的意见：一是怀疑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正确性。有学者提出，向西开放会与俄罗斯展开竞争，可以不提。这种意见显然不对。只要是全球大国，都必然遭遇到相互竞争，“大国何处不相逢”。两个相邻大国的近距离经济竞争更是不可避免，这是地理位置决定的，又是市场规律决定的。中国过去改革开放长期一直在沿海开放，向西开放是开拓新的增量开放空间，与俄罗斯在中亚的相遇不可避免。不过因为中俄两国产业结构不同，两国的经济竞争更多表现为差异化竞争，并不是那种迎头相撞的战略性竞争。第二种意见认为，上合组织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是两个概念，在上合组织谈论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或者说在一个跨国政治组织中谈论一体化不大合适。笔者认为，上海合作组织是讨论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最好的场合。因为中国、中亚国家和俄罗斯是上海合作组织的成员国，中亚国家、俄罗斯都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必经国家。谈到丝绸之路经济带，必然与中亚国家和俄罗斯相联系，而目前中国与中亚国家和俄罗斯共同联系的唯一平台就是上海合作组织。从动力机制看，上海合作组织在政治组织基础上向兼具政治和经济合作的方向发展是大势所趋，也是许多成员国的要求。在TPP、TTIP等新型跨国一体化组织出现的背景下，进一步改造上合组织，赋予上合组织一体化发展的含义，已经成为不可避免的时代潮流。

笔者认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是中国参与新世界经济体系构建的扛鼎之作。丝绸之路经济带展示了中国在新发展阶段对于亚欧大陆一体化发展，包括深化与周边国家合作的深刻思考，体现了中国经济实力增强后建立跨国利益共同体和进一步扩大开放的企图，揭示了把中国的国内协调发展与跨国一体化结合起来的意愿，无疑会成为21世纪前期中国全方位开放的重要引擎。参考文献

[1]习近平.弘扬人民友谊，共创友好未来[N].人民日报，2013-09-08.

[2]习近平.凝心聚力、精诚合作、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再上新台阶[N].人民日报，2014-09-13.

[3]周民良.丝绸之路经济带：从构想到实现[J].中国经济报告，20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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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周民良.丝绸之路经济带：从构想到实现[J].中国经济报告，2014（9）.

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需要新思路

改革开放以来，受美国等西方国家主导的技术主义以及遗留的苏联教条主义影响，加之国内新生各种势力的利益诉求以及认识论等方面的原因，在改革的政策与思维方式中存在很多局限，产生了很多问题。当前的国内外社会矛盾已经和改革初期相比发生了变化，中国的改革开放也进入了新阶段。“新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就是在这个背景下的产物。为了将“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得更加顺畅，更加有效，更加持续，必须摒弃旧的逻辑和方法，用新的思路来统领“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具体来说，包括思维上从经济至上转变为总体思考；态度上从被动交往转变为主动交往；实施上从行政推进转变为以点成线。

一、思维上从经济至上到总体思考

近年来，技术主义的思维在中国大行其道，受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科学主义哲学的影响，将社会分割成互不相干的若干领域。各门学科划分自己的势力范围，分类越来越细，只分不合。但学科分化并不意味着研究对象的分化，片面地把经济、政治和文化分开，所产生的局限性越来越明显。其中，最大的表现形式就是忽略了人的发展，只关注经济发展，把经济增长等同于经济发展，视GDP的增长为最大成就。在国内的各种经济战略中，如西部大开发等，只注重统计指标的增减，忽视政治和文化建设。这种思维也反映在对外交往上，对外经济交往政策片面强调经济数据的增加，忽视文化、政治在对外经济交往中的作用。

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是一个系统工程，按照官方的说法，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使欧亚各国经济联系更加紧密、相互合作更加深入、发展空间更加广阔，其手段是“五通”，即加强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这“五通”，包括了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各个方面。“新丝绸之路经济带”首先是经济上的战略，这从字面上可以体现出来。一方面，“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通过基础设施建设、能源通道等的建设，促进中国与中亚国家甚至是欧洲国家的经济往来。“从国际视角看，丝绸之路两端是当今国际经济最活跃的两个主引擎：欧洲联盟与环太平洋经济带。丝绸之路沿线大部分国家处在两个引擎之间的‘塌陷地带’，经济发展水平与两端的经济圈落差巨大，交通基础设施供给严重不足。然而，此地有横跨亚欧和与中国接壤的地理优势，有丰富的矿产资源、能源资源、土地资源和人力资源。[1]发展经济与追求美好生活是该地区国家与民众的普遍诉求。”这个战略的提出，是中国发展进入新阶段的内在要求。当前的中国，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工业化，虽然没能在世界经济结构中占据领先地位，但在制造业等行业已经积累了一定的实力，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占有一定的地位，形成了较为齐全的工业体系，对外开拓市场，密切交换，加强与周边国家的经济交往非常必要。“新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所要涉及的中亚等地区及相关国家，很多还没有实现工业化，在经济结构、资源禀赋等方面与中国具有一定的互补性，需要外力的推动，也有利于彼此的发展。另一方面，当今的世界经济体系依然是美国主导世界[2]体系，目前，“美国正引领世界上最重要的‘新能源革命’、‘新工业革命’和‘新军事革命’，并已走在了世界的前沿。乌克兰危机并没有延缓美国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步伐，奥巴马明确表示，‘俄罗斯只是一个地区强国’，美国构成全球性挑战，而真正能对其构[3]成挑战的正是中国”。美国在经济层面倡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就是试图在战略上制约中国，压缩中国在亚太发展的空间，中国提出“一路一带”战略，就是在寻求更大的发展空间，提高中国在世界经济政治体系中的地位。

但这一战略在实施中必然会受到各方面的挑战。首先，经济战略推进遇到的挑战可能来自于政治格局的冲突。目前，中俄关系处于稳定期，尤其是在美国、北约围攻俄罗斯的情况下，俄罗斯需要中国在外交上的支持，必然寻求与中国和谐的外交关系，在此背景下，俄罗斯在中国的“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战略方针上给予了较大支持和理解。但是，中亚国家很多时候，是俄罗斯的传统势力所在，周边的经济社会发展必将是俄罗斯关注的主要问题之一，当俄罗斯与美国、北约以及欧洲的关系缓解之时，对周边利益的诉求就会不断上升，所以未来依然充满了不确定性。另外，丝绸之路是一个多边外交的舞台，既涉及本地区的国家，又涉及在本地区具备影响力的国家（如美国、日本）甚至国际组织（如国际道路联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家多、组织多，利益格局较为复杂，不确定性因素会不断给“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带来压力。其次是来自于文化上的挑战。一方面，“新丝绸之路经济带”涉及的区域较大，文化差异明显。“丝绸之路”横跨亚欧大陆，绵延10000多千米，途经近40个国家，辐射人口近30亿。不同民族国家的文化不同，存在着一定的隔阂。长期以来，中国和这些地区的文化交流幅度较小，文化情感交流还比较薄弱，人民之间、政府之间需要更多的了解。另一方面，中亚地区是一个多民族混居的地区，加之自然环境的恶劣，很多宗教极端组织长期驻扎于此，形成了较为稳定的势力范围，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不免要受到这些势力的阻挠。同时，由于文化的多元化，使得不同地区、不同民族和种族对中国提出的“新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的理解更多会从本地区和本民族立场出发，由于立场不同、文化不同，经济利益呈现出的长短期利益分配也存在差异，必然产生诸多矛盾。比如，有人会认为中国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是为了输出中国的廉价商品和获取矿产资源，把中亚等国家看作是商品倾销市场和原材料供应基地。这些想法虽然是文化层面的，但必然在政治、经济、安全以及外交等环节反映出来，结果是在战略实施时产生各种阻力，制约战略实施的效率。

基于这些原因和背景，“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必须掌握总体性方法，实现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协调推进。“在‘五通’之中，政策沟通和民心相通都超出了经济范畴而进入了政治领域。这表明‘丝绸之路经济带’所追求的不仅仅是经济利益。它有综合性的目标，意[4]在形成区域内经济、政治和人文的密切联系。”实现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协调推进，促成区域经济逐步一体化，首先就是确立对外交往的基本原则，要把交真朋友作为交往的基础。在这方面，毛泽东同志当年关于国际合作的一些基本原则依然可为我们今天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提供经验和启示。他曾经指出，国与国之间的交往，一是要讲平等。“大国高一级，小国低一级，这是帝国主义的理论。一个国家无论多么小，即使它的人口只有几十万或者甚至几万，它同另外[5]一个有几万万人口的国家，也应该是完全平等的。”国与国之间的交往，二是不能干涉别国内政。1956年毛泽东在同老挝王国首相谈话时说：“我们很多方针都是一致的。我们不会干涉你们的内政，不会在你们那儿宣传共产主义，也不会去推翻你们的政府，我们是讲友好的。你们采取什么制度、政策和宗教，那是你们自己的事，我们不[6]会也不应去干涉。”国与国之间的交往，三是要互利，不能损害对方的利益。毛泽东曾说，“无论人与人之间、政党与政党之间、国与国之间的合作，都必须是互利的，而不能使任何一方受到损害。如果[7]任何一方受到损害，合作就不能维持下去”。“合作不能对任何一[8]方有害，否则就不能持久，一定会破裂”。毛泽东同志所讲的国际交往的平等、不干涉、互利的原则，涉及了国际政治、经济和文化交往的多个维度，至今也应该是我们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主导原则。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演讲中提到的“团结互信、平等互利、包容互鉴、合作共赢”合作原则包含了毛泽东关于国际合作的基本原则，是当代丝绸之路精神的内核。只有坚持这个原则，才能架构起长期、友好、稳固的国际经济政治关系，实现真正的共同发展，这是战略实施的基础。其次，实现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协调推进，要密切文化交流。文化的交流是经济交往的重要条件，只有文化的认同和理解，经济合作和交往才有内在纽带。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唯利润至上的国际交往原则，要通过加强文化交流与合作，使沿线各国都可以吸收、融汇外来文化的合理内容，促进不同文明的共同发展。最后，实现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协调推进，还要加强对政治格局的把握。世界政治格局瞬息万变，要在变化中掌握主要矛盾，抓住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提高我们处理矛盾的能力和速度，加强与周边国家的合作，制定合作规划和措施，实现我们的战略意图。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注重经济发展、安全合作以及外交的相互配合、相互推进、相互支持。

二、态度上从被动交往转变为主动交往

自亚当·斯密奠定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以来，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就以“经济人”为出发点，论证“自由贸易、自由竞争”的合理性，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全球的拓展，这一理论被推广到全世界。这些理论给落后国家一个出路：只要开放国门，落后国家就可以逐步发展，赶上或超过发达国家。但几百年的历史却显现了相反的趋势，那些淡化或放弃主权的国家，只能被动地适应发达国家垄断的“自由贸易”，不可能与之展开自由竞争，它们的经济命脉操控在外国垄断资本财团手里。结果是这些国家的财富掌握在少数人手里，没有形成独立的、合理的经济结构。

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也出现类似情况。“近二十多年来，在‘参加国际经济大循环’思路之下，中国一些GDP主义经济学家提出了许多为适应对外经济交往而调整经济结构和运行机制的主张。所谓‘外向型经济’、‘与国际接轨’、‘经济转型’等，其要点就是放弃对外经济交往的主动性，被动地服从对外经济交往的需要，致使经济结构严重失衡，特别是产业结构中低端的‘劳动力密集型’行业产能严重过剩，在浪费了大量资源、极度破坏环境、残酷剥削农民工的情况下，[9]为外国资本提供了超额利润。”由于失去了对外经济交往的主动性，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更为严重的是，这种被动性的对外交往思维，在很多领域都普遍存在。以近年来较为流行的“低碳发展”话题为例，在政策导向上，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逻辑：世界气候变暖→其他各国努力减排→各国联合成立组织促进减排→中国是世界上主要的碳排放国家之一→受国际压力也要减排→中央制定政策→从中央到地方下方指标→逐步实现目标→受到国际社会理解。可以说，同样一个问题，也可以换一种思考的逻辑方式：中国人民要发展→蓝天绿水也是发展内容之一→生态文明和低碳发展是中国人民生活的重要内容→减少碳排放→制定产业政策→要高科技不要污染→减排效果明显→受到国际社会理解→人民满意。两种思路做比较，做的事情类似，但是由于在思维方式上有主动性和被动性的区别，执行起来效果自然会有不同。“新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作为国际交往的重要战略，具有全局性、漫长性和综合性等特征，为了提高战略实施效果，在态度上要从被动性交往转为主动性交往。主动性体现在以下做法上：

第一，明确新丝绸之路与传统丝绸之路的区别和联系。传统丝绸之路是中国农业文明时期连接我们西部与中亚地区的经贸之路，经过近千年的演变，变成了文化之路，被看作是东西方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桥梁。今天，中国已经是工业化国家，“新丝绸之路经济带”是在工业文明背景下提出的发展战略，已经不仅仅是经济和文化的道路，而是一条综合之路。农业文明是以交换相互补充的产品为基本特征，丝绸之路的提法就是此意。但“新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将构架起工业化高度发展的国家、工业化初步实现的国家以及部分还处于工业化初期的国家之间的交流桥梁，必将加强产业链条的衔接、联通运输通道、深化人才和文化交流往来、创新货币流通管理，其中每一项工作都具有创新性和探索性，需要我们主动地预先设计，估计所遇到的困难，科学提出预案。

第二，要明确我国经济制度的本质以及经济体制的核心特征，同时明确“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延边国家的经济制度与经济体制特征，在制定战略时，要研究社会主义的制度因素和体制因素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带来的优势和可能的挑战，研究周边国家对我们制度和体制的认识以及可能带来的相应的正面因素和负面因素，充分扬长避短。同时，“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所涉及国家以及区域组织较多，要不断研究政治格局变化，在变化中改变策略，抓住机会，提高主动性。

第三，明确中国经济发展的总体水平和阶段，尤其是对我国总体产业结构、区域产业结构的特征一定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以此掌握我国在世界经济链条中的地位，对照“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周边国家的产业结构特征，制定较为合理的产业交往策略，战略上明确目标和任务。

第四，要明确新丝绸之路经济带所涉及的我国省份的自然禀赋、产业特征、综合功能，从提升中国经济总体竞争力角度出发，站在国际视野，安排各省市在“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角色与功能，实现中央整体统筹与地方行为相统一，避免各自为政，避免一哄而上，要从产业、企业到环境等角度清楚认识机遇与挑战，发挥不同地区、不同产业、不同企业在这条经济带中的优势，做到科学统筹，在做出较为科学的规划的同时，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

第五，以自身的改革促进对外合作效率的提高。首先，中国的开放度目前并不算很高，尽管中国已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多年，但在金融服务市场以及投资等领域的掌控能力还不够，需要在政策、管理等方面适应对外交往的需要；其次，政府在很多领域的管制水平还很低，国内区域的合作也存在很大的阻力，包括国内产业衔接、物流等统筹还需要体制的进一步改革，以适应逐步实施的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最后，新丝绸之路将跨越多国边界，跨境物流需要充分考虑体制、官僚与腐败等因素的消极影响，这是与海运相比的一个突出劣势。目前，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对跨境贸易征收的高额关税，各国边界管理机关低效率、不作为甚至是贪污腐败的行为，都严重威胁着丝绸之路的复兴。这些因素要求我们首先要提高自身效率，以制度创新和体制改革作为助动力，只有这样，才能使对外交往的主动性落实为实际的战略手段。

三、实施上从行政推进转变为以点成线

当前，中国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2014年10月23日，中国央行公布了最新外汇储备余额（截至三季度末）为3.89万亿美元。这些外汇储备的重要部分投资于低回报率的美国国债，美元贬值的趋势更增加了这部分资产的风险。因此，中国政府在压力之下不得不寻找其他投资机会，包括境外投资。同时，在中国不断推进经济国际化进程的背景下，中国政府必须保护本国的战略利益，包括控制重要的境外资源，帮助欠发达国家发展经济等。这些情况使得中国外资利用格局发生了变化，根据商务部的数据，2014年中国对外投资规模（ODI）将首次超过外商直接投资（FDI）。当前的资本输出，对于增加我国能源供给，降低企业经营成本，加大国内商品输出和劳务输出，提高我国国际竞争力，都有积极意义。在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过程中，资本输出必然是常态，但如何实现输出，输出的主体是谁，输出的方式是什么，都需要明确。

资本输出到国外所面临的国际环境，与国内加大固定资本投资所遇到的情况迥异。这几年，GDP主义给中国带来的问题已经被深刻认识到，中央政府也确实在逐步扭转这种增长模式，但传统的经济体制以及政绩观很难在短时间内出现质的变化。依赖行政权力推动的发展模式依然是中国经济体制的核心特征，行政权力对经济的干预力量很大，加之目前政府拥有的巨大财政能力，使得国内各种项目建设和开发都能够通过行政权力进行推进，大刀阔斧，立竿见影，包括西部大开发、2008年的4万亿的扩大内需项目以及近年来迅速崛起的高铁、高速公路和机场等都能够体现出体制特征。

这种体制在国内能发挥其集中行政力量的优势，但在国外却不能实现。中国的企业和投资要在国外进行经营，要受到所在国政策的制约和影响。所以，在战略实施中，受复杂政治环境、恶劣自然环境等因素制约，会遇到很多不可预见的困难，注定是一个长期的、缓慢的推进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冒进会给我们带来很大困难。

在此境况局限下，应该在措施上，实现从行政推进到点面结合方式的转变。具体来说，应充分发挥国有企业的点的作用，通过做示范项目，逐步架起沟通的桥梁，形成较为稳定的基础设施通道、物流通道、文化通道、机制创新通道，从点到线，逐步推进，最终实现“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目标。

以国有企业作为资本输出的主要承载者，原因如下：第一，“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是一个综合经济、政治、外交、文化的综合战略，具有多种功能。该战略不能单纯地以利润作为目的，国有企业不同于私有企业，不是以利润最大化为唯一目标，具有其他社会责任功能。在建设基础设施、项目投资过程中，要与所在地政府和企业打交道，确立中国形象，促进文化交流，只有国有企业才能承担。第二，“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成本较高，很多私有企业难以承受较长经营周期的压力，国有企业有着资金丰富、人才聚集和规模经济等优势，可以凭借这些优势开展历时较长、消耗较多的产业研发，这是私有企业不能替代的。第三，在“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过程中，必然在很多国家和区域与国际垄断资本在相关领域展开竞争，私有企业总体上还没有这样的能力。中国国有企业经过多年的发展，有相当的技术、资本和人才的积累，在管理上也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在很多方面还具有优势，在与垄断资本短兵相接的背景下，凝聚更多的资本、人力和物力，集中力量参与国际竞争。第四，通过国有企业这些点的经营，在“新丝绸之路经济带”上构建起产业、设施、文化的线条和框架，为私有企业在这些地带的投资和发展奠定基础。“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覆盖面广，同时大规模、全面铺开一时难以实现。各国地理位置不同，经济结构不一样，与中国的关系存在很大差异，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的作用也不会一样。根据这些情况，“新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必须选择重点国家重点投入，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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