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英） 查尔斯·麦基（Charles Mackay）
出版社：人民邮电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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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癫狂——非同寻常的大众幻想与群体性疯狂(专业解读版)试读：
内容提要
为什么股市中的泡沫与幻想总会引来众人的追逐？为什么一次次历史的教训摆在面前，而人们却依旧疯狂？是个人不够理性，还是群体过度癫狂？
查尔斯·麦基在这本《大癫狂》中，悉数数百年间引发群体非理性行为的种种荒唐事件，从密西西比狂热到郁金香狂潮，从炼金术士的谎言到末日预言家引起的恐慌。这些事件和身处其中的人们在事后看来都非常让人匪夷所思，但在几百年后的今天，类似的群体疯狂仍然在时时上演。阅读这一段段荒唐的历史，可以让我们在面对众人的疯狂时，多一些理性，少损失一些金钱。《大癫狂》出版170多年来，受到了无数金融家的推崇，被称为金融从业人员必读的第一本书。其实，对于每一个社会中的普通人，这都是一本理解人性、冷静看待群体心理与行为的经典之作。
译者序
1841年，查尔斯·麦基27岁，那时的他是一个稍有名气的记者，也是一个英俊潇洒的诗人，并且已经出版了一本《查尔斯·麦基诗歌选集》。
事实上，在麦基活着的时候，很多人知道他就是因为这本诗集，麦基确实也写了不少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诗歌。自然地，一直到去世，麦基都以为自己在历史上的地位无外乎是一个“流行诗歌作家”兼“二流记者”。
可是人的命运就是这么不可预料，1841年4月23日，查尔斯·麦基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我写这本书的目的很简单，我想通过研究历史上的这些狂热与泡沫，向读者说明一个朴素的道理：人在群体中是十分倾向于从众和跟随潮流的，即使这种潮流引向的是罪恶的深渊。”
而这段话，就出自你手里这本书第一版的序言。自1841年麦基写下这段话，出版了第一版《大癫狂》之后，这本书一版再版，一直到现在都被金融圈大佬们顶礼膜拜，奉为投资必读的经典。
高盛把这本书列入了投资者必读书单；伯纳德·巴鲁克认为这本书启发了他如何投资，还为这本书的1932年版写了序；迈克尔·路易斯（《说谎者的扑克牌》《大空头》等书的作者）甚至将查尔斯·麦基与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马尔萨斯、凯恩斯等相提并论。
于是，随着这本书越来越火，查尔斯·麦基也从一个18世纪的“流行诗歌作家”兼“二流记者”，变成了“那本泡沫书的作者”“群体性心理学研究者”“郁金香狂热的炒作者”以及“令学者们又爱又恨的人”。
是啊，如今你要是想在美国亚马逊网站上买一本麦基的著作，除了一本只有一两个评价的《美国游记》，你就只能买到这本有几百个评价的畅销书了。至于麦基引以为傲的那本诗集，估计你也只能在某某英国大学的图书馆古籍区的角落里才能勉强找到了。
至于为什么说麦基是“令学者们又爱又恨的人”，大概是因为麦基实在不是一个做学术的好料子。著名的泡沫学者、德银经济学家彼得·盖博（Peter Garber）就批评过麦基，说他关于郁金香狂热的描述完全是从伯克曼那抄的，而伯克曼关于郁金香狂热所有的资料都来自于荷兰政府的宣传，丝毫没什么事实依据。哈佛历史学博士、郁金香狂热研究者安·古德盖尔（Anne Goldgar）则无奈地说：“由于麦基不负责任地引述伯克曼的作品，我们现在了解到的所谓郁金香狂热的事实，完全可能只是毫无意义的政治宣传。”
谷歌图书有一个挺好玩的工具，叫作Ngram Viewer，这个工具统计了在1800年以来历史上的所有英文出版物中某个单词出现的次数，相当于是古代的Google Trends。图I 2500万本谷歌图书中“Extraordinary Popular Delusions”与“Tulip Mania”的出现次数（1800—2000年）
如图I所示，“异常流行的群体幻想”（Extraordinary Popular Delusions）一词与“郁金香狂热”（Tulip Mania）一词的出现次数在近200年来几乎总是同涨同跌，从这点来看，麦基这本书对于郁金香在一众华尔街电影中频频出镜的现象肯定有巨大贡献；而“郁金香狂热”事件也可能是因为被麦基极力夸大才被流传至今。从这点讲，彼得·盖博、安·古德盖尔等人对麦基的批评也并不是毫无依据。
除此之外，我们还能从图I中发现另外一个有意思的事实：历史上在每次金融危机（竖直线所示）过去几年后这本书都会火一阵，连带着“郁金香狂热”一词也会火一阵，之后热度下降，直到下次金融危机的出现。
读到这，你可能有点失望，毕竟从书名来看本以为此书是本严肃的经济史、群体心理史经典。好不容易买到了书，还没开始读呢，序言里就开始说这其实是本《格林童话》？
读者大可不必伤心。虽然这本书的细节可能并不是最完美的，但史实大致没有错，而且诗人麦基所追求的也从来不是尽善尽美。
他更想向我们展现的，是人性的智慧和愚蠢、理智和疯狂。他更想让我们体验的，是这种智慧和愚蠢、理智和疯狂所带来的群体性运动的宏大、华丽和波澜壮阔。
麦基更想做到的，是让他的读者免于读史之枯燥，并且随着他的笔触：
跟着浪荡子约翰·劳游历欧洲，一手构建起宏大又野心勃勃的货币体系，然后静静地看着它崩溃；
围观英国人成立一家“承载了巨额利益却没人能搞懂它”的公司，骗到2万英镑，之后逃之夭夭；
注视着那个傻乎乎的荷兰水手坐在缆绳上淡定地吃完一株价值3000个金币的名为“永远的奥古斯丁”的郁金香；
笑看约翰·迪围着水晶球花式跳大神，骗了一波波的皇帝、女王、公爵、子爵、富商，最后死于寒风凛冽的牛轭湖畔；
可怜对末日预言深信不疑，坚信泰晤士河即将暴涨、淹没伦敦城，因而像族鼠一样仓皇逃难，最终大梦初醒的伦敦市民。
当然，对于那些想深入了解这些现象背后原因的读者，在听麦基讲完这些精彩的故事之后，我们也会在后记里讨论一点群体心理学的内容，并探讨一下这本书带给三位译者的一点点启发。
译者团队自2016年5月底开始翻译本书，其中本书前四章由译者曹留翻译、后九章由译者邵旖旎、陈卓异翻译。由于三位译者均是在工作学习之余抽时间进行翻译，时间紧迫，如有疏漏之处，还请读者谅解。曹留 邵旖旎 陈卓异于北京
1932年版序
如果追根溯源的话，所有的经济波动都可以说是身处其中的人们的喜怒哀乐。当然，理性和感性同样重要，我们也同样需要统计数字和图表。这两样东西多多少少能让我们在探索这个未知的世界时有那么一点点的心理安慰。
不过，经济学的理性和数学的理性完全不是一个概念，我从来没见过有任何经济学家可以像数学家那样完美地解释经济波动。经济体作为个体的集合，往往是不能用理性解释的。正如席勒说的那样：“单个看任何人，他们都多多少少有点理智，但如果你把这人放入一群人之中，他就立刻成了傻瓜。”拿破仑也说过：“军队的战斗力，75%靠士气，25%才靠体力。”
所以，如果不仔细分析群体心理（经常表现为群体癫狂），我们的经济学理论就不可能是完整的。虽然群体的力量看不到、摸不着，也往往分析不出什么确切的结果，但如果想要理解过往的经济历史，群体心理学是我们绕不开的门槛。
有人曾经这样描述群体运动：“如果你在清晨去树林里散步，迎着清晨的阳光，你会看到无数小虫在乱飞。但如果你仔细观察，你会发现有时候这些小虫子会突然一起往一个方向飞舞，同时彼此间会保持刚刚好的间距。你会不会想，它们是怎么做到的？是通过感知身边的微风吗？在晴朗的日子里可能是这样。但有时候你又会发现它们还会同时往相反的方向运动，那又是怎么做到的？我认为，人类的群体运动可能慢一点，但是却和这些小虫子一样，甚至比他们更高效。”
我不知道虫子是如何能整齐划一地运动的，或许昆虫学家可以回答吧。
不过，自然界中的其他群体运动（如大雁的迁徙、鳝鱼的游弋、人类部落从中亚的迁徙、中世纪的疯狂）和很多经济现象（如密西西比骗局、南海泡沫、郁金香狂热、佛罗里达泡沫、1929年大危机）都是群体运动的结果，都是一股股个体的力量汇聚起的合力。而对于它们的形成原因，我们目前还一无所知。
所以说，群体的力量非常强大，能极大地改变现状，群体性力量也是近年来经济学家研究的重点之一。
很多年前，有个朋友送了这本书给我，我模模糊糊地觉得，书中所讲的那些事件我都似曾相识，大家可能也多多少少听过这些故事。可是，在读这本书之前，我从未有这种感觉：我从未觉得这些故事如此迷人，互相之间又有如此紧密的联系。
查尔斯·麦基一直在讲故事，却没怎么下结论。事实上，在我知道的群体心理学的研究者中，很少有下结论的。那些研究著作的价值其实在于它们对于群体力量的描述，群体性力量在很多时候甚至能够决定一个国家、一个种族的命运。
对于群体的这种合力，我们可能真的没什么办法可以避免甚至预防它们发生。不过，如果人们都能对群体的这种特质有所认识，我们或许可以在群体性事件之初就识别出这种现象，并设法避免严重的后果发生。
现在看，这个世界上没什么良药，也没什么神奇的咒语可以让我们避免群体的毁灭性力量。不过我一直在想，如果1929年以来的“新经济”能够遵守一是一、二是二的规矩，不去异想天开，那么我们现在可能也不会陷入如此绝望的境地。
在现在这个绝望的年头，很多人会在心中默问：“坏日子什么时候能过去呢？”虽然无用却毋庸置疑的答案是：“坏日子总会过去的。”
写了这么多，我想说的大概就是，这本“泡沫启示录”对现在的我们有很大意义。读完这本书之后，我们可能会发现，埋藏在人类行为深处的人性几千年来其实一点没变，而从这点讲，我确信，我们现在的糟糕日子早晚会过去的。伯纳德·巴鲁克写于1932年，纽约▶▶第一章密西西比骗局
秘密成立公司，疯狂交易股票。
花哨伎俩骗出满城风雨，盆满钵满管你百姓死活。
一马当先募钱，峰回路转下跌。
流言蜚语满城跑，空气变珍宝。——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第一节 青史留名的约翰·劳
作为法国国王路易十五的财政部长、法国第一任央行行长，约翰·劳（John Law）不是没想过自己会青史留名，但他真没想到，自己在历史书上的名字会和一场发生在1719年至1720年的骗局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事实上，这个在后来把法国搞破产的男人的性格和职业生涯的戏剧性都在这场大骗局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历史学家们曾经认真讨论过，约翰·劳到底是一个骗子还是一个疯子。其实就约翰·劳的一生来讲，他也没少被人骂成骗子或者疯子。尽管他宏伟的密西西比计划带来的影响一直延续到了19世纪，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事实可能会证明约翰·劳既不是骗子也不是疯子。或者说，他的骗术如此地超越他所在的时代，在当今社会已经不能被定义成骗术了。
约翰·劳对信用货币体系的理解远远超过了他那个时代的任何人，而他所构建的货币系统之所以会轰然崩溃，与其说是约翰·劳的错，倒不如说是处于这个货币系统之中的人们的错，不如说这场崩溃是他们的群体性人格导致的必然后果。约翰·劳唯一的失误，就是没有预料到整个法国都会如此疯狂，没有预料到人们对于他所构建的货币系统的信心会无限地增加，没有预料到这种信心几乎和后来该货币系统崩溃时人们的恐惧一样地深不见底。
约翰·劳是人不是神，他也想不到寓言里的故事真的会发生在他的身上，想不到疯狂的法国人会不甘心每天拿一个金蛋，而去杀掉产金蛋的鹅。约翰·劳的命运就像在激流中划船的船夫，刚开始的时候河水潺潺、天朗日清、心情愉快，河水载着他无拘无束地向前，但当他看到前方的瀑布已经近在咫尺、倾泻而下时，一切都晚了，河水变得无比湍急，约翰·劳已经无力改变自己的航向。就这样，他全然不觉地一桨一桨地划着船，划向了自己职业生涯的终点。约翰·劳无力地大声叫喊，但一切已经无济于事。他不得不顺流而下，经过怪石嶙峋的河道，最终被咆哮的瀑布和深邃的湖水吞噬。那湖面上泛起一点浪花，但很快就归于平静，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是的，在密西西比大骗局中，法国人民正是那水流，约翰·劳这个船夫被水流裹挟着往前去，最终造成了法国国家的破产。法国人民咒骂他，但又很快将他忘记，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正如那平静又深邃的湖水。第二节 数学天才堕为赌徒
1671年，约翰·劳出生在爱丁堡，古老的劳氏家族祖祖辈辈都是金匠和银行家。约翰·劳的父亲做生意积累了可观的财富，他用这笔钱实现了自己的梦想——买了一块地并冠以自己的名字。约翰·劳的父亲拥有位于福斯湾洛锡安郡中西部边界的两个庄园（劳里斯顿庄园和兰德斯顿庄园），劳的父亲也因此被称为“劳里斯顿之劳”。
故事的主人公约翰·劳是家中的长子。他从小就一直对数学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在他当时的年纪，以他对数学的了解程度，几乎可以被称为数学天才。因为有着出色的数学天赋，约翰·劳14岁时就去了父亲银行的财务处帮忙。经过三年的努力，约翰·劳对苏格兰地区的银行运作方式已经了如指掌。
三年后，17岁的约翰·劳身材魁梧强壮，尽管脸上因出过天花而有些瘢痕，但他却有着自己独特、充满智慧的魅力。也正是此时，约翰·劳失去了对家族生意的兴趣，他变得虚荣，沉迷于华服。约翰·劳非常受女人们欢迎，他被叫作“美丽的劳”，而男人们却对他纨绔的作风颇为鄙夷，把他叫作“浪荡子约翰”。
1688年，约翰·劳的父亲去世了，约翰·劳也终于可以脱离他早已厌烦的家族银行的工作，于是他揣着劳里斯顿庄园每年的地租，去了伦敦闯荡。
当时的约翰·劳年轻气盛、英俊多金还桀骜不驯，他一到英国就成了赌场的常客，开始了奢靡的生活。在赌场上，约翰·劳充分发挥了自己在数学上的天赋，他能够精确地计算每一场赌局的概率。这种天赋让他输少胜多，很快就获得了一笔可观的收入。
赌徒们都嫉妒约翰·劳的好运气，不过嫉妒归嫉妒，谁也不会和钱过不去，他们常常压钱在约翰·劳一边，期望自己也能常胜不败。那时的约翰·劳不仅赌场顺风顺水，情场也春风得意：上流社会的夫人小姐们对这位英俊多金的苏格兰青年常常青睐有加。
然而，无论是赌场的顺风顺水还是情场的春风得意，都只为约翰·劳之后的不幸铺平了道路。沉迷于赌博九年之后，约翰·劳成了一个无可救药的赌徒。在一场场的赌局中，约翰·劳渐渐失去了理性，变得痴狂。
失去理性的约翰·劳在赌局中屡战屡败，最终他输光了家产，还不得不把祖传的土地也抵押了出去。在情场上约翰·劳同样遇到了重大挫折。他为了维莉尔斯小姐与威尔逊先生争风吃醋，他俩最终决定用决斗来决一胜负。
约翰·劳取得了决斗的胜利，却没有赢得维莉尔斯小姐的青睐。在决斗中，约翰·劳一枪打死了自己的情敌威尔逊，随后被当局逮捕并被以谋杀罪起诉，鉴于他只是过失杀人，当局最终只判了他罚款。死者的哥哥不服判决上诉，在此过程中，约翰·劳被暂时拘留在英国高等法院，但不知为何，他居然成功地从英国高等法院逃走了。
发现约翰·劳逃跑后，英国当局在各大报刊上发出了通缉令，通缉令上是这样写的：“约翰·劳上尉，苏格兰人，26岁；身材精壮、肤色黝黑；身高约有1.82米，脸上布满痘疮，有个大鼻子，说话声音洪亮。”现在看来，这个通缉令明显有丑化白脸小生约翰·劳的倾向，但这个夸张的描绘反而为他的逃亡之路减少了许多障碍。
成功逃跑的约翰·劳在欧洲大陆上流浪了三年，每到一个国家，他都会仔细观察当地的货币金融体系。在阿姆斯特丹的几个月里，他甚至做了几笔金融投机买卖。他在早上研习金融、贸易规律，晚上则流连于赌场。
大约在1700年，约翰·劳回到了爱丁堡，并在爱丁堡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书——《为什么我们需要组建一个贸易委员会》（The Proposals and Reasons for Constituting a Council of Trade），这本小册子在当时并没有激起多大水花。
一段时间之后，约翰·劳又发表了他对土地银行的设想：土地银行发行的土地券价值不超过整个国家的土地价值；土地券正常付息；土地券的面值等于其所代表的土地的价值，并且可以随时兑换成其所代表的土地的所有权（译者注：这个超前的设想其实类似于以土地为本位发行的货币，可见约翰·劳对货币体系的执念）。土地银行的设想成功地引起了苏格兰议会的兴趣，并引发了激烈的讨论，甚至有一个名为Quadrone的中立党派正式就此提出议案，提议按约翰·劳的设想设立土地银行。不过苏格兰议会否决了这项提案，他们认为任何形式的纸币信用都不利于苏格兰的长期发展。
土地银行计划的失败，加上约翰·劳杀死威尔逊先生的罪行并没有得到赦免，约翰·劳不得不重回欧洲大陆，继续沉溺于自己的老爱好——赌博。
约翰·劳在欧洲大陆游荡了整整14年，荷兰、德国、匈牙利、意大利、法国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四处游历、见多识广的约翰·劳很快就对欧洲的金融和贸易体系了如指掌。他越来越确信，在商品经济时代，任何没有信用货币系统的国家都很难发展好自己的经济。
在长达14年的游历中，约翰·劳一直靠赌博获得的收入维持生计，活得还挺不错。他在欧洲大陆所有知名的赌场都小有名气。约翰·劳对复杂的概率问题轻车熟路，几乎超越了那个时代的所有人。经过时光洗礼的他，也没有年轻时那么容易头脑发热了。种种因素加起来，约翰·劳几乎成了赌场上的常胜将军。
赌场上的好运气给约翰·劳带来了不少的麻烦。约翰·劳曾先后被威尼斯、热那亚等城市驱逐，不得不在欧洲大陆四处奔波。第三节 在动荡的法国找到改革契机
约翰·劳最终来到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站——巴黎，他在那里结束了长达14年的游荡。在巴黎时，约翰·劳也惹恼了警队中尉阿根森并惨遭驱逐，因为前者之前和法国的温德姆公爵、孔蒂亲王和奥尔良公爵混得挺熟才没有被迫离开法国。
遇到奥尔良公爵（后来的摄政王）是约翰·劳人生重要的转折点，奥尔良公爵很喜欢这个苏格兰冒险者的活力和聪颖。刚开始时，约翰·劳对奥尔良公爵并不是特别感兴趣，他倒是很喜欢温和、智慧的孔蒂亲王。孔蒂亲王也喜欢约翰·劳，并答应做约翰·劳的庇护人。与这些名流贵族闲聊时，约翰·劳抓住一切机会向他们灌输他的金融经济思想。在不远的将来，也正是这些离法国权力中心最近的一批人改变了约翰·劳的命运。
约翰·劳在法国自然不只是和名流贵族聊聊天，他向法国审计长戴斯·马瑞斯提出了一个完整的金融改革方案。戴斯·马瑞斯拿着方案征求了路易十四的意见，据说路易十四只问了戴斯·马瑞斯一个问题：提案者是不是天主教徒（路易十四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天主教徒）。当他了解到约翰·劳并不是天主教徒后，也就失去了所有的兴趣。
在这个小小的挫折之后，约翰·劳造访了意大利，但他仍旧满脑子都是他的金融改革方案。约翰·劳在意大利向萨维公爵维克多·阿玛迪斯提出了他的土地银行设想。萨维公爵礼貌地拒绝了约翰·劳，他说自己的领土支离破碎，如果这个计划失败，他承担不起后果。萨维公爵建议约翰·劳再试试向法国国王提议。萨维公爵自信满满地说，法国人本性如此，他们喜欢新颖、貌似很有道理的东西，如果路易十四认真听，肯定会喜欢约翰·劳的想法。
不过路易十四可能永远也没机会认真听约翰·劳讲这些方案了，因为他在1715年去世了。王位继承者仅仅只有七岁。因为小国王尚年幼，奥尔良公爵作为摄政王执掌了政权。约翰·劳的机会终于来了，历史的大潮开始包裹着他向前，带着他奔向财富之路。摄政王不仅仅是他的好友，并且对他的金融理论既熟悉又认可。更重要的是，摄政王十分愿意帮助他实现他的计划，以恢复法国国威。毕竟，在路易十四长达72年的骄奢淫逸的统治之后，当时的法国可以说已经跌落至谷底了。
很多人都把法国一团糟的状况归罪于路易十四，不过躺在坟墓里的路易十四是体会不到法国人民对他刻骨铭心的仇恨了。路易十四真的没想到法国人民会如此憎恨他，他被无数的马屁精环绕了72年，也很难对自己有清醒的认知。路易十四死后，马屁精瞬间作鸟兽散，路易十四也就从一个圣君变成了大家眼里的暴君、自大狂、抢劫犯。他的塑像被拉倒毁掉，画像被扯了下来，他本人也遭受了最恶毒的辱骂。路易十四的名字成了自私、暴躁的同义词。连法国皇家军队的荣耀都被人们遗忘了，大家只记得那个倒行逆施、骄奢淫逸、残暴无度的路易十四。
法国的财政体系自然也陷入了极度混乱之中，正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路易十四骄奢淫逸的作风腐化了整个法国自上而下的政府体系。此时的法国财政已经处在了破产的边缘：法国国债达到了30亿里弗，而法国当时每年的税收总共才1.45亿里弗。政府支出花去1.42亿里弗之后，每年就只有300万里弗结余可以用来支付高达30亿里弗的国债的利息了。
摄政王掌权后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寻找补救方案，以弥补路易十四留下的大窟窿。摄政王对经济金融摸不着头脑，他组织了一个委员会专门处理这个问题：委员圣西蒙公爵认为，只有大胆、冒险的方案才能拯救这个国家，圣西蒙建议摄政王召开国家会议，宣布政府破产。而委员诺阿勒公爵是个见风使舵的人，也曾是路易十四最大的马屁精，诺阿勒公爵一辈子都尽可能地远离任何麻烦，政府破产对怕麻烦的他自然没什么好处。于是诺阿勒公爵使了所有手段，反对圣西蒙公爵让国家破产的计划。很多和诺阿勒公爵一样、同是路易十四马屁精的前朝遗老也都反对圣西蒙公爵的计划。同样怕麻烦的摄政王同意了他们的观点，于是这个法国政府破产的计划也就不了了之了。
法国最终采用的这个摄政王口口声声说是保证公平公正的方法，本质上反而让路易十四留下的烂摊子变得更糟了：政府首先采取措施重新铸造金属货币，并直接贬值20%，借此增加财政收入。这一措施后来重重受挫，事实证明这是杀鸡取卵的昏招。这个计划施行之后，财政部只多了7200万里弗的收入，但是全国的商业活动都乱了。法国政府见情况不妙，又出台了一项减税政策安抚民心。群体果然是愚蠢的，人们拿到这点小恩小惠之后，很快就没人关心货币贬值对经济带来的影响了。
贬值带来的7200万里弗显然不足以弥补法国的大窟窿，法国政府思考了几个月，又出了个昏招：政府组成了一个正义委员会，开始下大力气调查放贷者和税务员的贪污受贿行为。专为反腐成立的正义委员会位高权重，它由议会议长、法院法官组成，受财政部长领导。
正义委员会拿出被罚没财产的20%作为赏金来鼓励人们站出来，举报那些贪污腐败分子，并且承诺将拿出被判罪之人所藏匿财产的10%，用于奖励提供线索追回这些财产的人。虽然贪腐的官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怎么受欢迎，但在那段时间，法国的税务员真是名副其实的恶魔，所以当广泛而深入的反腐运动席卷法国时，真的是大快人心。
特别法院和特别法令在政府官员中造成了相当的恐慌，不过这些人侵吞的财产数额巨大，特别法院毫不留情地把他们送进了监狱，巴士底监狱很快就人满为患了。全法国的其他监狱很快也都塞满了罪犯和犯罪嫌疑人。政府还禁止旅店和驿站向逃跑的人提供马匹和交通工具。任何包庇罪犯的人都会被处以重罚。重犯们带上了镣铐，轻犯们被罚以劳役，犯罪最轻的人也被处以罚款和拘禁。不过只有一个人被处以死刑——萨缪尔·伯纳德，他是一个富有的银行家，还是一个边陲省份的税收总管。萨缪尔贪污的钱太多了，他甚至愿意支付600万里弗来逃脱刑罚。
萨缪尔的600万里弗自然没花出去，他也不得不面对死刑的惩罚。萨缪尔固然罪大恶极，但有的人可能贪得更多，却幸运地逃过死刑，只是他们把赃款藏匿得更好，最终被政府没收的财产微乎其微。法国政府还以税收的名义向所有犯人征收了一笔不小的罚款，这笔罚款让政府严峻的财政状况舒缓了不少。但是当时的法国政府已经烂到骨子里了，这块蛋糕的大半都被官员们拿走了。据说有一个放贷者被罚款1200万里弗。一个伯爵找到他，告诉他只要愿意出10万克朗，就能保证他的罪名消失。这个放贷者遗憾地说：“您来晚了，您的夫人只向我征收了5万克朗。”
经此一役，法国政府大约征收上来1.8亿里弗的税费和罚没款，不过只有8000万里弗被用来偿还国债，剩下的1亿里弗都被官员和贵族们贪污了。麦特丹夫人说：“每天我们都能听到摄政王又给谁赏赐了多少钱，摄政王这么挥霍罚没的赃款，难免让法国人民嚼舌头。”法国人民最开始那痛快的心情很快消失了，他们发现法国政府大张旗鼓、闹得满城风雨，最终也并没有让老百姓得到什么好处；这次反腐行动，本质上只是瘦了东家肥了西家，实质上和老百姓没什么关系。
几个月后，罪大恶极的贪官们都被正法了，但显然正义委员会的罚款还没收够，于是委员会开始将矛头对准了那些没那么罪大恶极的小官们。正义委员会以重奖鼓励人们互相举报，还以欺诈勒索的罪名起诉了不少品格正直的商人。委员会要求这些商人在审判前就坦白从宽，把自己的罪名说清楚。正义委员会的倒行逆施瞬时惹得怨声四起。一年之后，法国政府也终于觉得这样迟早要惹出起义来，于是政府解散了正义委员会，大赦了所有未被起诉的人。第四节 建立劳氏银行
在法国前所未有的动荡时期，约翰·劳终于有了登上舞台的机会。收拾烂摊子本是摄政王的工作，而摄政王却没有单枪独马拯救法国的雄心壮志。但对岌岌可危的法国政局有着切身感受的摄政王，也不愿意把自己的未来交给命运随波逐流。这个男人有着典型的鸵鸟性格：他不喜欢多事的商人、在签署法律法规时连看也不看，甚至把一些不该旁落的权力交给其他人，只为图一时清静。摄政王的责任是他沉重的负担，他知道很多事势在必行，却又兴趣索然，不愿意牺牲自己的安逸去为法国做贡献。以他这种性格，也难怪他会喜欢约翰·劳这个来自苏格兰的冒险家。他不仅欣赏约翰·劳的能力，也向往着约翰·劳口中的光明前途。
于是，当约翰·劳提出要帮忙时，摄政王毫不犹豫地答应了。约翰·劳呈上了自己的两本笔记，他在笔记中详细地论证了法国之所以陷入危机，正是因为金属本位的货币制度。在这种货币制度下，因为货币数量和经济需求不总是匹配，所以经常会出现通货膨胀或者紧缩。约翰·劳认为，如果没有信用货币做辅助，单单是金属货币本身，永远满足不了一个商业大国的需求。约翰·劳尤其详细地阐述了英国和荷兰的例子，以论证纸币的优势。他信誓旦旦地说，信用作为商业的血液，对于法国的复兴绝对是必不可少的。约翰·劳提议，由他主持设立一个银行，管理皇家的黄金储备，并且以该储备和法国的土地做本位发行信用货币。他还提议这个银行应当由国王来做名誉管理者，并且受法国中央政府指定的官员节制。
在这个提案被议会热烈讨论的同时，约翰·劳把他曾经写的关于货币和贸易的文章翻译成了法文，并且用尽办法宣扬自己的银行家身份。通过这些努力，约翰·劳很快就变得炙手可热，连摄政王的亲信们都传颂着他的光辉事迹。法国上下都期待着这位救世主能带领法国走出深渊。
接下来的事就顺理成章了，1716年5月5日，一部皇家法案诞生了。这部法案授权约翰·劳和他的弟弟成立劳氏银行、发行货币券，并且规定劳氏银行发行的货币券可以用来交税。劳氏银行的股本为固定的600万里弗，共发行1.2万股，每股面值5里弗。那时摄政王觉得，马上就对约翰·劳委以重任可能有些冒失，他决定等约翰·劳真正证明了自己之后再对他授以权力。
至此，约翰·劳终于踏上了财富高速公路。他在前30年里积攒的金融、经济知识让他在管理劳氏银行时如鱼得水。约翰·劳首先做的，就是尽全力保障劳氏银行发行的货币券可以随时被以发行比率兑换成金银币。这是因为那时法国政府昏招频出，政府铸造的金银币其实一直都在贬值，但他要保证劳氏银行的货币券永远都保值。这在当时真是神来之笔，劳氏银行发行的货币券居然成了比金银币还要流行的支付手段。约翰·劳还公开声称，一个银行家如果不能保证自己发行的每张信用货币都可以足额兑换、有充足的储备保证其流动性，那么这个银行家就该被处死。
劳氏银行的货币券取得了重大的成功，这种货币券被接受的程度很快就超过了人们的想象。在日常买卖中，使用货币券支付甚至经常可以打9.9折。不久之后，法国经济就感受到了使用货币券的好处，之前逐渐衰落的商业开始回暖，政府收税阻力也小了很多。法国人民逐渐对劳氏银行的货币券建立了信心。一年之后，劳氏银行的货币券对金银币的溢价已经达到了15%，也就是说，使用货币券购买商品可以打8.5折。路易十四之前发行的法国国债却被以75%甚至50%的折价售卖。两相对比之下，劳氏银行吸引了全法国的注意，约翰·劳的信誉也日益高涨。劳氏银行同时在里昂、罗谢尔、图尔、亚眠和奥尔良开设了分行。
摄政王被约翰·劳的巨大成功震惊了。他渐渐觉得，既然纸币可以作为金属货币的辅助，那么完全替换掉金属货币也未尝不可，这为他后来的巨大失误埋下了伏笔。第五节 密西西比计划初现端倪
在劳氏银行上证明了自己的能力之后，约翰·劳开始了他那项著名的密西西比计划。他向摄政王提议设立一家公司，并且请求政府授予这家公司在北美洲密西西比河流域以及它的西岸——路易斯安那州的贸易专属权。当时的人们认为密西西比河流域和路易斯安那州满地是金银，而这家公司将会是路易斯安那州唯一的收税者和铸钱者。1717年8月，密西西比公司正式成立了，共发行股份20万股，每股面值5里弗。
投机风潮在此时开始蔓延到了法国全国。劳氏银行太成功了，以至于无论约翰·劳承诺些什么，大家都觉得很有道理。摄政王每天都会授予约翰·劳新的特权。劳氏银行垄断了法国的烟草贸易，获得了重铸金银币的垄断权，最终成为了法国皇家银行。在成功的光环下，约翰·劳和摄政王似乎都忘记了一个中央银行的底线，那个约翰·劳曾经大声疾呼的底线——如果银行家不能足额兑付自己发行的货币，那么他就该被处死。得意忘形的摄政王和约翰·劳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在劳氏银行从一个私人银行变成了法国的中央银行之后，劳氏银行不顾经济的需要，肆意印刷了大量的货币券，使得货币券的总额达到了10亿里弗之多。这是约翰·劳第一次偏离他了如指掌的金融学定理，也正是这个错误在后来埋葬了约翰·劳。但这可能并不完全是他的错：在约翰·劳执掌劳氏银行时，劳氏银行可是只发行了约6000万里弗的货币券。虽然我们无从知晓约翰·劳对于之后劳氏银行货币券发行量的暴增是否负主要责任，但是货币券的发行量是在劳氏银行成为法国皇家银行、法国政府接管了权力之后才暴增的，从这点上讲，摄政王难辞其咎。
约翰·劳也清楚当时的法国是个专制国家，有些事情会很难收场。但是他真的没有预料到这样一个专制国家加上一个脆弱的金融体系所带来的后果会如此惨重。他违背了自己的原则，对摄政王言听计从，做了不少不该做的事，而其中最让他后悔的事就是帮助政府超发大量的信用货币。当时的法国没有强壮的实体经济支撑，精明的约翰·劳很清楚这个体系迟早都要崩溃，不过当下的巨大财富晃花了他的眼睛，他看不到这把悬在自己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此时，约翰·劳的危机已经若隐若现了。对于这样一个在法国拥有巨大影响力的外国人，法国议会刚开始就看他不顺眼，又对他的经济金融改革计划心存忧虑，于是难免将他看作眼中钉、肉中刺。更让议会愤怒的是，摄政王仅仅因为阿格索法官对他滥发货币的政策稍有微词，就把阿格索解职了，换上来一个对摄政王百依百顺的阿根森。摄政王还让阿根森兼任了法国财政部长。自此之后，法国政府更加疯狂了，阿根森新官上任的第一把火就是宣布法国人民去银行兑换新版金银币时，可以用路易十四那一文不值的国债抵去1/5的价款，也就是说4000旧里弗的金银币加上面值1000里弗的国债就能换走5000里弗的新金银币。这使得新金银币瞬间贬值了20%。阿根森太无知了，他完全不了解贸易原理和金融原理，也根本没意识到自己给法国经济带来的巨大伤害。
不过法国议会立即意识到了阿根森政策的巨大风险，他们反复劝说摄政王不要施行这个疯狂的政策。但是摄政王对他们的请求视而不见。法国议会不得不大胆地通过了一项法案——禁止新金银币的流通。摄政王怒不可遏，召集了皇家法庭，废除了议会的法案。议会见此情况，一不做二不休，又通过了新的法案——继续禁止新金银币的流通。摄政王就又废止了新法案。如此往复几次，议会忍无可忍，于1718年8月12日通过了一项法案——禁止劳氏银行管理法国的税收，并禁止任何外国人管理法国国家财政，违者处以重罚。法国议会认为约翰·劳应当为这个烂摊子负责。有些议员对约翰·劳恨之入骨，他们提议起诉约翰·劳，如果约翰·劳被判有罪，就把他吊死在巴黎大法院的大门上。
约翰·劳听到这个消息吓坏了，赶紧逃进了巴黎皇宫，寻求摄政王的庇护。他希望摄政王能采取措施降服法国议会。当时摄政王也没有太多办法制裁议会，其他事绑住了他的手脚。不过最终摄政王还是逮捕了议会议长和两个议员，迫使法国议会屈服了。
在摄政王的荫蔽下，约翰·劳的第一个劫难有惊无险地过去了。暂时没有了后顾之忧的他，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密西西比计划之中。在约翰·劳和法国议会斗争的时候，密西西比公司的股票却一直在稳步上涨。1719年初，法国政府又授予了密西西比公司在东印度、中国等地的专属贸易权，还把法属东印度公司所有的财产都划拨给了密西西比公司，法属东印度公司在此之后干脆把名字直接改成了东印度公司。密西西比公司为此增发了5万股股票。约翰·劳的未来看起来无可限量。为了吸引投资，约翰·劳承诺每100股（面值500里弗）每年分红200里弗，由于密西西比公司的股票是用路易十四的垃圾国债支付的，实际上500里弗的国债也就值100里弗，约翰·劳相当于承诺了翻倍的收益。第六节 法国人民陷入投机狂潮
法国人民本来就高涨的热情瞬间被点燃了，这也难怪，谁能抵挡住每年资产翻倍的诱惑呢？密西西比增发的5万股股票获得了6倍的认购，热情的法国人民甚至包围了约翰·劳在甘康普瓦大街的家，他们挥舞着大把的钞票，要求认购密西西比公司的股票。连皇亲国戚、高官贵族都每天徘徊在约翰·劳的家门口，只为了第一时间知道自己有没有买到密西西比公司的股票，而民众们只能堵在门口的马路上、在周边租下公寓住下，希望自己能够离约翰·劳这个财神爷近一点。密西西比公司的老股价钱更是涨到天上去了，人们沉醉于密西西比公司的宏伟蓝图，甚至认为约翰·劳应该发行30万股股票，一股卖5000里弗。如果真的这么办，摄政王可以还掉法国的大半债务，其实以法国人民在当时的狂热程度，就算发行100万股也卖得出去。
约翰·劳没有意识到，如果说他的人生是一首协奏曲，当时的他已经处于鼓乐震天的高潮了。贫贱贵富的法国人都沉浸在了无尽的财富幻想之中，他们当然意识不到，自己和身边的人有多么愚蠢。贵族中有且只有两个人：圣西蒙公爵和维乐斯将军没有参与到密西西比公司的股票买卖之中。其他法国人民，无论年龄、性别、境况，都在下注赌密西西比公司的未来。
约翰·劳的家所在的甘康普瓦大街成了股票经纪人的聚集地。由于这条街又窄又小，加上有无数求财的法国人挤在这里，每天都有无数的冲突发生。由于人实在太多了，甘康普瓦大街的房租大涨，之前每年只能租5000里弗的房子，现在能租到12000里弗到16000里弗。连路口的鞋匠也把自己的摊子租给股票经纪人进行交易，每天居然能赚200里弗。更夸张的传言说一个驼背的老人把自己的背出租给股票经纪人用来进行交易，也发了大财。甘康普瓦大街引来了大量的投机者，连巴黎的小偷、混子们也闻风而至，那里每天都充斥着骚乱。到了晚上，巴黎政府甚至需要出动军队才能让这条小街恢复平静。
约翰·劳自己也觉得继续住在甘康普瓦大街实在太不方便了，于是就搬到了旺当姆广场。不用说，各色人等自然也就跟着他去了旺当姆广场。空旷的广场很快就和甘康普瓦大街一样热闹了。广场上立起了无数的摊子和帐篷，从早上到深夜都如同庙会一般。庄家们也在广场中央设起赌局，收割着广场上乌乌泱泱的、被金钱冲昏了头脑的法国人的财富。那时候法国大法官的法庭设立在旺当姆广场，他不停地向摄政王和市政府抱怨，广场上实在是太吵了，他都没法工作了。
约翰·劳没有办法，只能再搬家。他向加里格南亲王买下了苏瓦松官邸作为自己的新办公室。不过加里格南亲王自留了苏瓦松官邸后面的数公顷花园，因为他预料到无数的股票经纪人会跟着约翰·劳来到了苏瓦松官邸，果然，他们在花草树木间搭起五六百个小帐篷，每个帐篷每个月都要向加里格南亲王缴纳500里弗的租金，加里格南亲王仅此一项每月就入账25万里弗。在约翰·劳安顿好之后，法国政府宣布了一项法案，规定除了在苏瓦松官邸的花园进行的股票交易之外，其他地方的股票交易通通无效。这样，法国的第一个证券交易所就在约翰·劳不经意的引导下，在苏瓦松官邸的郁郁葱葱的花园里，伴着鸟叫虫鸣，正式展现了它的雏形：这个自然形成的交易所到处都是明亮的彩带和股票经纪人的牌子；繁忙的人群进进出出，吵闹声、讨价还价声、音乐声混杂在了一起；此情此景加上人们脸上的喜悦，让这个地方充满了生机和活力——巴黎人喜欢的那种生机和活力。
但也有人对此保持冷静，维乐斯将军就是其中之一。看到自己的同胞们也都投入到了约翰·劳一手引起的股票狂热中整天萎靡不堪，他非常窝火。他曾在坐车经过旺当姆广场时，看着广场上的人们傻乎乎地买卖着事实上一文不值的股票，怒从心来。他勒令车夫停车，然后探出车窗破口大骂，说人们的贪心令他感到恶心。他骂了整整半个小时，但自然没有讨到多少好处。四面八方都传来了嘘声、怒骂声和大笑声，人们甚至开始拿东西砸向他。维乐斯将军见情况不对，赶紧命令车夫驾车逃跑，之后就再也不敢去旺当姆广场逞英雄了。
在这场大狂热下，没有人能保持理性。曾经有两位学者保持着理智——拉·莫特先生和提·哈松神父，他们前不久才聚在一起吃饭，高兴地发现彼此都保持着理性，感叹着众人皆醉我独醒；不久之后，当提·哈松神父从苏瓦松官邸买完密西西比股票出来时，居然碰到了也正准备去买股票的拉·莫特先生，场面一下子变得无比尴尬。提·哈松神父强笑着说：“拉·莫特，怎么是你。”拉·莫特先生快步走进了苏瓦松官邸，小声说：“是我，可你怎么也……”之后这两位大学者又见面时，他们畅谈哲学、科学、宗教，但都不敢提哪怕关于密西西比股票的一个字。睿智如这两人也不得不承认，什么话都不能说太早了。有时候诱惑在前，再明智的人也挡不住。
法国的新财神爷约翰·劳已经成为全法国最有权势的人之一，连摄政王府都门前冷落车马稀，官员、法官、主教们纷纷涌向苏瓦松官邸。军队的军官、有名爵的贵族，每个对法国政坛有点影响力的人都争先恐后地跑向约翰·劳家的前厅，祈求能够申购到密西西比公司的股票。约翰·劳整天为此烦心不已，因为他连十分之一的申购请求都满足不了，于是他干脆闭门谢客。这丝毫没有影响到人们的热情，法国人使尽了一切招数，只为能够见到约翰·劳一面。之前的那些曾因为摄政王让他们等了半小时就怒不可遏的高傲的贵族们，现在却甘愿苦苦等待六个小时，只为见到财神爷一面。他们甚至给约翰·劳的仆人塞了大把的钞票，为了让他们在约翰·劳面前提及自己的名字。法国的名媛小姐们更是殷勤，她们在见到约翰·劳时总是一拥而上，争先恐后地报上自己的名字，请求约翰·劳把自己的名字加到申购名单上。约翰·劳本是个风流成性的人，但这时却不得不粗鲁地扒开姑娘们的环绕才能突围。有人甚至使出了荒谬的伎俩只为了见约翰·劳一面。
有一个姑娘，连续很多天都没能等到约翰·劳的接见，于是想出了一个荒谬的主意。她命令自己的车夫驾车时盯紧点，如果看到约翰·劳就撞向路灯，最好能翻车。车夫不情愿地答应了，他拉着这姑娘在城里晃荡了三天，祈祷着能遇到约翰·劳。有一天终于看到了约翰·劳，姑娘大声吆喝车夫：“快！快把车撞翻！老天爷啊，快把车撞翻！”说时迟那时快，车夫立即撞向了一个路灯。这姑娘大叫一声，果然人仰马翻，一地狼藉。约翰·劳“恰巧”看到了这个“意外”，急忙刹车去帮忙。于是这个狡猾的姑娘成功地被带到了苏瓦松官邸。她向约翰·劳坦白了一切，约翰·劳忍不住笑了，便真的把这姑娘的名字加到了申购名单上。
还有一个叫作波查的女子，她偶然得知约翰·劳正在一个餐馆吃饭，于是急忙搭上马车去了那个餐馆，并拉响了火灾报警器。餐馆里的人都开始急急忙忙地往外跑，约翰·劳也在其中。不过约翰·劳看到波查正在逆着人流向他跑过来，瞬间识破了波查的伎俩，便朝着另一个方向跑开了。
还有很多奇奇怪怪的夸张传说，虽然不值得一一道来，但我们多多少少也能通过这些传说，对于那个疯狂的时代有一点模糊的认识。
据传有一次摄政王想找个公爵夫人陪他的女儿去摩德纳玩，他问大臣们：“我该去哪找到合适的人呢？”大臣们都笑了，他们说：“全法国的贵妇们都在约翰·劳家的门庭等着买股票呢，您去那儿找准没错。”
还有个传说，说是有一个挺有名的医生叫作希拉克，他不幸在高点买了股票，一直在犹豫要不要卖掉。更不幸的是，这只股票之后又继续跌了两三天。希拉克满脑子都是股票，却被叫去给一个不舒服的贵妇看病。希拉克魂不守舍地到了贵妇家里给她把脉。因为一直想着自己的股票，希拉克不禁一直小声碎碎念着：“又跌了……又跌了……”贵妇紧张地看着希拉克，看到他一脸焦虑的样子，贵妇以为自己的身体完全垮掉了，她从床上跳起来，一边使劲地拉着床边的铃一边喊着：“啊！我要死了！我要死了！又跌了！又跌了!”希拉克回过神来，一脸震惊地看着贵妇说：“什么又跌了？”贵妇惊魂未定地说：“我的脉搏啊！我是不是要死了！”希拉克笑了：“抱歉，我亲爱的夫人，请您安心，我在说我的股票呢。这两天我的股票一直在下跌，我都快神经了。”
股票的价格波动很大，有时候几个小时就能涨10%甚至20%，很多人早上还是家徒四壁，到了晚上就荷包鼓鼓了。一次一个股票大亨生病了，他让自己的仆人代自己去以每股8000里弗的价格卖股票，当仆人赶到苏瓦松官邸的花园时股票已经涨到10000里弗一股了，股票大亨的250股股票多卖了50万里弗，于是仆人私藏了这50万里弗，连夜逃出了法国。类似的事情甚至发生在了约翰·劳自己身上：约翰·劳的车夫在很短的时间就赚到了足够的钱，买了一辆马车，想离开约翰·劳单干。约翰·劳很喜欢这个车夫，于是请求这个车夫推荐一个和他一样能干的人来替代他。车夫同意了，并带来了两个好伙伴让约翰·劳挑选，之后自己才离开。
很多底层人民也幸运地一夜暴富了，但他们的礼节素质显然还没跟上财富增长的步伐，因此闹了不少笑话，遭到了不少有同情心的人的同情和没同情心的人的嘲笑。不过相较而言，还是贵族们的小肚鸡肠更让人恶心。圣西蒙公爵写下的一个故事就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当时社会的浮躁和贪婪。
有一个叫作安德鲁的男人，他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只是因为炒股票成功而一夜暴富，用圣西蒙公爵的话说就是“这个男人简直挖到了金山。”安德鲁暴富之后，越发觉得自己的家世丢人，也就异常希望能和贵族扯上关系。安德鲁有个三岁的女儿，他和一个落魄的贵族家族——杜瓦斯家族商量，想把女儿嫁进杜瓦斯家族。当时已经33岁的杜瓦斯侯爵同意了安德鲁的请求，答应当安德鲁的女儿长到12岁时就娶她为妻，但条件是安德鲁在婚礼之前每年付给他10万克朗、20万里弗。这个罪恶的交易被签成了协议并妥善保存，除此之外，安德鲁还答应在结婚时送上数百万里弗作为陪嫁。杜瓦斯家族的族长布朗卡公爵也全程参与了谈判，还拿了不少钱。圣西蒙公爵打趣地写道：“这桩滑稽的婚姻还没有活到被法国人批判的那一天，就被约翰·劳不经意间摧毁了，一起被摧毁的，还有雄心勃勃的安德鲁先生的财富。不过，尊贵的杜瓦斯家族可没想过把10万克朗还给安德鲁。”第七节 一桩贵族凶杀血案
类似的荒谬事件数不胜数，而当时还有些事不仅仅是荒谬，更是血淋淋的邪恶。因为法国人在密西西比狂热期间经常携带大量的纸币，抢劫案时有发生，谋杀案也不在少数。有一个案子更是引起了全法国的瞩目，不仅因为罪犯罪大恶极，还因为罪犯和法国最高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道赫纳伯爵是道赫纳亲王的弟弟，并且和很多贵族家庭都有亲戚关系。他是个挥霍无度的年轻人，傲慢无礼到了一定的程度。道赫纳伯爵和其他同样无法无天的贵族子弟们一起设计了一个抢劫计划，他们打算抢劫一个非常富有的股票经纪人。道赫纳伯爵假装想买密西西比公司的股票，约了这个股票经纪人在餐馆里见面。毫无防备的股票经纪人准时到达了约会地点，在那里，道赫纳伯爵把另外两个年轻人介绍给了他认识。道赫纳伯爵在有一搭没一搭的闲聊之后，突然抽出匕首，照着股票经纪人的胸口连捅三刀，股票经纪人捂着胸口跌倒在地。道赫纳伯爵趁机拿走了他的密西西比公司的股票和路易斯安那计划的股票，总价值10万克朗。另一个年轻人则对着这个可怜的经纪人连捅数刀，直到将他捅死才停止。经纪人的喊声引起了整个餐馆的注意，放风的年轻人见情况不对立即逃跑了，其他两人则被现场抓获。
这场光天化日在公共场合发生的惨案震惊了整个巴黎。第二天，这两个年轻人被以故意杀人罪起诉，因为罪证确凿，当场就被判了车裂而死。道赫纳伯爵的皇族亲戚们当然都哭天抢地地向摄政王求情，说道赫纳得了精神病，希望摄政王能同情这个迷途少年。摄政王躲躲闪闪，不肯见他们，打定主意要惩罚这恶劣的罪行。皇亲国戚们自然不肯轻易放弃，最终他们还是见到了摄政王，请求最少保留一下皇家颜面，不要公开行刑，他们说如果皇族被一个平民刽子手杀掉，摄政王脸上也不光彩。摄政王拒绝了他们所有的请求，他引用了法国著名戏剧家高乃伊的名言：“行刑不可耻，犯罪才可耻。”于是道赫纳伯爵的皇亲们又去争取圣西蒙公爵的同情，毕竟摄政王最尊敬的就是他。圣西蒙公爵也觉得皇族和普通人一样被平民刽子手处死有点不光彩，并劝摄政王不要在皇族内树敌太多，建议把车裂改成砍头。就在摄政王快被打动时，约翰·劳又帮他重拾了决心，他提醒摄政王不要为了道赫纳伯爵的利益影响了司法公正，于是摄政王保持了最初的想法：还是依照法国法律公平判决。
道赫纳伯爵的亲戚走投无路，只剩最后一招了。道赫纳伯爵的父亲，蒙莫杭西亲王千方百计地潜入了地牢，给了道赫纳伯爵一杯毒药，请求他给家族留最后的一点颜面，但道赫纳伯爵却拒绝了。蒙莫杭西亲王又祈求了他一次，还是被拒绝了。蒙莫杭西亲王最终没了耐心，站起来冷冷地说：“那你就去死吧，卑鄙自私的家伙，你只配被刽子手杀死。”然后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在道赫纳伯爵犯下罪行的六天后，他和自己的同伙在格莱弗广场被处以了车裂之刑，而另外那个放风的同伙最终也没被抓到。
重罪得以重惩，巴黎群众对这个结果相当满意。约翰·劳专程去祝贺了摄政王，恭喜他没有动摇，对一个皇室成员坚决地施以了重刑。但此时法国社会还是一样浮躁和贪婪，街头的抢劫和凶杀没有因此消失，大家对那些被抢劫的富有的股票经纪人也没有任何同情。虽然法国社会公德的败坏早已尽人皆知，但是中产阶级堕落的速度还是超乎大家的想象。随着赌博之风吹遍了整个法国、淹没了所有公德私德，相对正直纯洁的中产阶级和虱子多了不怕痒的底层之间的界限也日益模糊了起来。第八节 风雨来临前的盛世繁华
在大家对货币券的信心最终崩溃之前，法国的经济可以称得上是蒸蒸日上，在巴黎尤其明显。全国各地的人都纷纷涌向巴黎，虽然他们是为了淘金，但也不可避免地在巴黎花了不少钱。摄政王的母亲曾统计过，在这段时间内，有30.5万人从全世界各地涌向巴黎。巴黎人不得不在阁楼、厨房甚至马厩里搭起床铺，为房客们提供住宿。大街上挤满了马车，大家不得不以步行的速度驾车，以防发生危险。而法国的纺织业则昼夜开工，为巴黎提供蕾丝、绸缎、天鹅绒，以满足暴富的人们的需求。那时候，每个人都有着大把的纸币，以至于这些绫罗绸缎上涨了四倍的价钱。面包、肉、蔬菜也都疯狂地涨价，工人工资也随之上涨。巴黎各处都盖起了新房子。大家都被眼前的繁荣晃花了双眼，可谁也没有意识到黑压压的乌云背后的风暴即将来临。
约翰·劳，这一切繁荣的缔造者，更是从中获益不少。他的妻子和女儿被授予了最尊贵的称号，法国的名流贵族争先恐后地与之结交。约翰·劳在法国的不同地方买了两处豪华的地产，并已经开始和萨利公爵谈判，想要买下其在罗诗尼的庄园。约翰·劳在官场上也是顺风顺水，摄政王承诺只要他公开皈依天主教，就让他做法国的财政部长。作为一个专业投机者，约翰·劳从心底里根本不信仰任何宗教。换句话说，他也愿意随时皈依任何宗教。于是他立即同意了皈依天主教。名流贵族、平民百姓们挤满了默伦教堂，在他们的见证下，约翰·劳正式皈依了天主教。在皈依后的第二天，约翰·劳就被选为圣洛奇教区的荣誉教会长，他也向教会捐赠了50万里弗。约翰·劳的慈善事业做得一向慷慨，平时别人向他求助，他都会施以援手。
此时的约翰·劳已经成了全法国最有影响力的人了，摄政王对他信心满满，几乎大事小事都要问他的意见。不过，约翰·劳其实并没有因此而心高气傲，他还是之前那个通情达理、简单平和的约翰·劳。虽然他的风流韵事依然很多，但是他的绅士风度使得他的每个情人都如沐春风，没有任何怨言。约翰·劳有时也会表现出自己傲慢的一面，不过那也仅仅是在贵族们拍他的马屁把他拍烦了的时候。他常常冷眼看着身边的人对他的吹捧，好奇他们为了一点利益究竟愿意做到什么地步。但当他的老乡们来巴黎求他帮忙时，他却非常地谦逊有礼，有求必应。比如一次伊斯莱的阿奇博尔德·康贝尔伯爵，也就是后来的阿盖勒公爵来探望约翰·劳，他在劳的会客厅见到了一群想求着约翰·劳要股票申购名额的名门贵族们，而当他来到书房时，却看到约翰·劳静静地坐在图书馆里给老家的园丁写信，讨论要不要在院子里种点白菜。康贝尔伯爵自在地和劳玩了会纸牌，劳的教养和耐心令他心生敬佩。
很多王公贵族都在那个泡沫年代赚了不少钱，包括波旁公爵、古奇公爵、拉佛斯公爵、绍讷公爵、安汀公爵、埃斯特雷元帅、罗昂亲王、普瓦亲王、里昂亲王等。路易十四的儿子波旁公爵尤其在密西西比泡沫中赚了大钱，他重建了皇室在香地利的居所，建得富丽堂皇。波旁公爵也很喜欢赛马，他盖了一列全欧知名的马厩，并从英国引进了150匹最好的赛马。波旁公爵还在皮卡第、瓦兹省和索姆省购入了大量的土地。
在王公贵族们都赚得盆满钵满时，也就不难想象约翰·劳在这群贵族们中的地位了。这些贵族们对约翰·劳的崇拜程度甚至超过了对法国历史上的任何一位国王。所有的文人骚客也大肆地对约翰·劳歌功颂德，称其为法国的救世主、保护神，称其字字珠玑、慈眉善目、足智多谋。约翰·劳每次出行都有大量的民众围着他大呼救世主，以至于摄政王不得不派遣一队骑兵专门跟着他为他清场。
泡沫时代的巴黎到处都是古玩珍奇。全欧洲的雕像、油画、毛毯都大量进口到了巴黎。珍奇古玩不再仅是王公贵族们的专属玩物，很多股票交易员、中产阶级也都能轻松买下名贵的油画和雕像作为家里的装饰。最名贵的金银珠宝从全欧洲被带到了巴黎这个最活跃的珠宝市场，摄政王甚至花了200万里弗（相当于2016年的1.58亿元人民币）买下了当时最有名的钻石（140克拉），将其命名为“摄政王之钻”，并镶嵌在国王的王冠上。其实刚开始的时候，摄政王并不想买这块钻石，他觉得自己作为法国的大管家，花一大笔公款去买一块石头太说不过去了。可是几天之后他就后悔了，他不忍心看着这样一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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