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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7-12 13:0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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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朱幼棣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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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望书(新华社高级记者回顾中国工业化所走过的曲折艰难的历程,反思诘问那些我们人为造成的历史断裂)

后望书(新华社高级记者回顾中国工业化所走过的曲折艰难的历程,反思诘问那些我们人为造成的历史断裂)试读:

版权信息COPYRIGHT INFORMATION书名:后望书(最终修订版)作者:朱幼棣排版:Clementine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时间:2016-09-01ISBN:9787550256415本书由后浪出版咨询(北京)有限责任公司授权北京当当科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制作与发行。—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朱幼棣(1950—2015)朱家四兄妹(后排右一为朱幼棣先生)朱幼棣先生是走上南极大陆的中国记者第一人。朱幼棣朱幼棣朱幼棣朱幼棣再版序书成之时墨未浓①

2011 年 8 月,我从郑州前往三门峡,一路瓢泼大雨。过义马、渑池后,高速公路上了浅山丘陵,沿着淆山的北麓延伸——这一带正是邙山,古代堪称帝都洛阳的龙脉。雨幕中,杂树梯田,山野云低,北望黄河而不见。——我知道大河正在北方召唤,在淆山、邙山与中条山、王屋山夹峙的峡谷里蜿蜒挣扎。现在,三门峡和小浪底两座高坝,早已把黄河切割。

高速公路三门峡市有两个出口,一标着“三门峡东”,而另一处是三门峡西。恍忽间,司机错过了东边的出口,只得从西边再折返。朋友在路边迎接。安排在一处庄户人家的窑洞餐馆吃饭。土墙外便是陇海线,隔几分钟便有火车隆隆驰过。

——不知为什么,我倒想起新安铁门镇的“千唐志斋”。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修陇海铁路时,邙山施工沿线大量文物和魏晋隋唐墓志出土、流落民间。旧军阀张钫先生——现在称为辛亥革命元老,倾其所有,收购收藏了 1 400 多块墓志和碑碣,砌嵌在自家窑洞的四壁。不仅是书法艺术,这些对研究隋唐历史也有极高的价值。我去参观那天断电,在幽暗的窑洞里逐一细细辨认,近处陇海路上的火车,不断驶过,大地和窑洞都在轰鸣中发颤。我想,现在重点工程的“抢救性”的发掘保护,未必能如张钫先生一人之力所成就。——“千唐志斋”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还有什么 AAA 级景区。

在民国政府中,张钫官不过河南省厅一级干部。——就在去三门峡前一天,河南省纪委一位领导告诉我,他上任半年来,有 14 个正厅级干部因受贿等腐败问题落马。闻之心震,又不禁感慨,“官格”何至于此。由是我想,“达亦不足贵,穷亦不足悲”,在浮躁的喧嚣和繁华的不安中,如果一个人不懂历史,不懂中国文化思想的价值和理念,不再守望坚守,那么滑落是很自然的。——秋雨衰草,寻常功业,同在洛阳的西北,今天来千唐志斋的参观者,还找得着晋代石崇筑的“金谷园”吗?

有的问题曾一再被尖锐地提出。我来到了三门峡大坝,这里正是《后望书》开篇的“枢纽”所在,是天下第一关潼关城被“无水淹没”的起因——这无疑也是解开当代工业化、标志性工程与文化遗产、生态环境之间关系的一把钥匙。“黄河第一坝”高 106 米,可是水库蓄水从来没有到过这个高度的一半,电站装机也很小,发电量只相当于一个小电厂。黄河中心的几座小岛修大坝时成了坝址,摩崖石刻、古栈道等古迹,黄河咆哮过三门的壮丽景观已不复存在。大坝上,还留着个锈迹斑斑的高大塔吊,据说是当时建坝时留下的,现在还能使用,主要用来打捞坝上的柴草等漂浮物。

风狂雨急,正是汛期,现在基本上是来多少水发多少电。俯视坝内,淤积的库区“草原”辽阔,不少地方种上了豆粟,一片迷濛的葱绿,一弯黄河夹在草原和庄稼地中。

这一次,又寻访了三门峡市西边的陕州古城遗址。与十多年前相比,由于淤积,在被称为三面环水的陕州古城里,几乎已经看不到黄河了。一块刻有黄河“母亲”的石块,孤零零地竖在田间地头。陕州是一座有 2 000 年历史的文化名城,虽从未被淹没过,但在建坝“误”作为淹区已悉数拆毁,只有一座唐代佛塔依然矗立,就像一个巨大的叹号。我想起唐太宗路过陕州时的诗句:“慨然抚长剑,济世岂邀名”。一个盛世明君,即使在千年以前,也必定有他的高远过人之处。——明代著名治河专家潘季训说,“治河之法,当观其全”,我们在整体性和综合性的考虑上,显然不如古人。对于三门峡大坝,历史已经有了结论,不管是否拆除,已经无所谓了。

新中国的建设史被冠以“火红”或“激情燃烧”等字眼。但路是一步步走过,理想与现实的把握,政治运动与经济建设运动的取舍,给后来者留下了无数经验和教训,可我们很少具体总结或分析。在新近的一些年里,“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口号响遍神州,各地重点工程、政绩工程“高歌猛进”,让人应接不暇,应当看到,并非所有的奇迹,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所付出的代价都值得。如果我们稍微留心,就会发现许多历史文化古迹,许多令人眷恋的风景消失了,我们的生态环境受到了极大的破坏。

2011 年秋天,北京也多雨,降水量比常年同期增加了一倍。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移民进入高潮。报纸上的题目《北京一杯水,移民几滴泪》,看了后,我心酸而沉重。在《后望书》的第八、第九章里,我写到了“大调水”和“世纪移民”,提出了“用什么来维系国家和民族的血脉”。一切诚如几年前本书所阐述的那样,南水北调东线工程治污进展缓慢,中线工程计划调水量一减再减,从原规划的年调水 190 亿立方米、2008 年最终调到北京,减少到了年调水 80 多亿立方米,其中往北京调水计划也减少到了不到 10 亿立方米。而且,动工近十年至今仍未实现。——其实,不必舍近求远,如果应急用水要调的话,黄河小浪底水库和周边的一些大型水库,应该没有问题,而且也实施过。

要用移民的眼泪,来换取北京的“一杯水”,实在有些“残酷”,不愿再提。要从千里之外的汉水丹江口调水工程的总投资是多少?每年究竟调多少水?调到北京的水成本是多少?自 2005 年起,沿线一些城市水价因附加“南水北调基金”而潮水般上涨,“调水工程”实际“捆绑”了与“长江水”无关的北方城市的全部用水包括地下水——如同高速公路未建就在所有公路上建站收费一样。如果没有约束机制,这种“附加”收费很可能年复一年地继续下去,推高居民生活和工业生产成本,直接影响物价上涨。

从长远看,如果不着手采取措施恢复北方河流哪怕最低限度生态流量的话,如果跨流域长距离调水成为一种不受约束的模式的话,希图以昂贵的“输液”“点滴”来维系中国的繁荣与发展,将“调”无宁日,汉水之后再从三峡调,三峡之后再从哪里调呢?这极有可能是“庸医”的下策。——其实,调水的成本和水价构成都应该“水落石出”。毕竟,已经进入政务信息公开的时代,调来的南水多少钱一吨,应该不难测算。人们可以比较选择,用不用价格昂贵的调来的水?抑或调整农业结构,用补贴“三农”的办法减少高耗水作物的种植?

也许,解决北京用水有更经济的办法和途径。

北京位于海河五大支流永定河的冲积扇上,有永定河与潮白河两大河流,水资源条件十分优越。北京的年降雨量也堪比巴黎和柏林,还有大量的“客水”流过,原本北京并不缺水——仅永定河上游的集水面积就近 5 万平方公里,约为浙江省的一半。新中国修建的第一座大型水库北京官厅水库的库容多达 40 亿立方米便是证明。

此后,党和国家领导人用参加修建十三陵水库的榜样,“吹响”了以兴修水库和大炼钢铁为标志的“大跃进”,短短几年中,千军万马齐动员,永定河上游就修起了 250 多座水库。——当某项经济建设工程因领袖的带动被赋予政治意义,上升到革命、战斗的层次时,全民发动,人海战术,便有可能完全脱离科学发展与合理规划。无序的建坝、过度的开发,层层拦截之后,官厅水库自建成起便从未蓄满过水,现在更降到了原设计库容量的二十分之一,已经气息奄奄,库底朝天。——其实,短短几年里发生的这种生态灾难式的逆转,又岂止一条永定河呢?

海河断流了,永定河断流也已经三十多年了。洪水没有了,北京缺水严重了。可没有人对此负责。直至今天,也没有人考虑过永定河如何恢复生命、恢复生态流量的大计——报载,北京准备斥资 170 亿元沿着干涸的河床打造“景观河”,北方大河永定河的历史,也许要掀向它“人工湖”的最后一页了。是啊,人们早已忘记曾有过的滔滔流水,忘记了那一片照耀过千载的“卢沟晓月”。

我在努力追寻并不遥远的历史,还原一段段正在逝去的真实。也许前人无法超越时代的限制,但时至今日,我们需要有直面的勇气,需要科学、智慧和诚实。——仍沿袭旧有的工业化城镇化路径和思维,那么,转变经济增长的方式,实现可持续发展终究会流于口号。终有一天,我们的家园会成资源耗尽、生态环境恶劣的不适宜居住的地方。

新中国成立初,由于受工程技术和财力的限制,“人定胜天”“要高山低头河水让路”说到可能做不到,而现在,科技让“一切皆有可能”,只要想到就完全能够办到。气壮山河的“世界之最”在中国一再被创造出来——如最高的大坝(澜沧江小湾电站 292 米的高坝)、最大的水电站(三峡电站)、最快的高铁、最高的大楼、城市的连片改造,等等。不说家国情怀,不说前事今生,在这时,还有多少人愿意停下来后望一下,静下来听一听?想一想?——行将毁灭和消失的,有什么是值得珍视的美好风景和事物?

其实,中国曾对“文化大革命”,对思想政治路线进行过认真的反思,这就是 1978 年开展的“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以及“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等等。否则,就不会冲破“左”的思想的束缚,不会有改革开放。可是,几十年来,我们并未对经济建设中的重大失误和谬误进行过反思和总结,从未有人对此检讨,承担责任——对一些已被实践证明失败的决策和工程,都没有进行梳理、剖析和总结,以致变得含混洇漶,是非莫辨,以致最后成了湮灭消散的逝事——仿佛我们的城市从来就是高楼林立,千城一面;仿佛中国的河流,从来都是断流干涸,或污黑发臭。巨大利益的推动,没有觉悟的瞬间,缺少精神炎光的照耀,也许是经济建设类似的失误和问题一再重复出现的原因。

在调查、写作和探求答案之间,对未来的信仰成了最后的支柱。在和一些读者座谈时,多次被问及对长江三峡的看法。其实我在本书的最后一节“夜泊奉节”时已有所涉及。不是离别之际的“告别旅游”,1992 年春天,在三峡工程在人大通过后不久,我即率第一次“中华环保世纪行”采访团来到长江三峡,调查大坝在建成蓄水后库区可能加剧的生态环境问题,这多少有些不合时宜,需要独立思考和勇气。重庆长江航道分局为我们提供了航道船。满地飞花春已阑,江风山雨更生寒,当我踏上三峡坝址所在地中堡岛时,当地喜气洋洋,满地都是鞭炮后的红纸碎屑。我写了一份新华社内参,提出了三峡库区的生态和水污染治理,引起了国务院领导和国家环境局的重视。——深入思考或许并不是个好习惯,使心有重负,自己也不能轻松快乐地生活。写本书“夜泊奉节”这个章节时,已经是近十年后的冬天了,当时正参与起草政府工作报告,住在北京西边的一个宾馆里。报纸天天送来,满是三峡大坝开始蓄水和爆破清库,千年古城古镇行将湮没的消息,一派欢欣鼓舞。我们个人无足轻重,在重大决策上也无参与和投票表决的机会,但对关系到国家民族发展前途的大事,终究不能冷漠和袖手旁观。所以这个结尾更像是篇散文而不是分析研究文章。——后三峡时期长江中下游水系和生态环境正在发生某些重大变化,似乎无需更长的时间证明,但这同样需要深入科学的分析研究。好在我们已经进入崇尚科学发展观的时代,讨论这些问题不再成为禁忌。

这些年里,我应邀先后在中央党校、北大、上海浦东干部学院讲座,主题是城镇化与文化遗产保护、江河与生态文明等,学员都很有兴趣。感谢读者的厚爱,《后望书》出版后,得到了大家不少鼓励,我满怀感激。在“蓝狮子财经创意中心”和中信出版社诸编辑的支持下,本书有了再版的机会。本来,《后望书》续集的写作可完成,但由于中间插入了《大国医改》的创作,使它拖延了下来。

从 20 世纪 80 年代获“萌芽”首届创作荣誉奖之后,我与纯文学已渐行渐远,笔触探及很多领域,历史与现实,学术与文学,后望与前瞻,理想之光的照耀,引领着我艰难地思考和写作。“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进入新世纪后,科学发展观的真正落实,还有待于扫清思想认识路上的障碍和旧习,有待于对文化思想和系统科学的总体把握。自然科学、经济建设并不拒绝历史、地理和文化,并不拒绝社会科学。社会每前进一步,再回过头来看看历史,总会有新的遗憾、新的理解和新的发现。朱幼棣2011 年 8 月 26 日

① 此序原为 2011 年《后望书》再版而作。其中谈及《后望书》一书续集《怅望山河》已于 2012 年由后浪出版公司出版。序一为了前瞻的回顾

朱幼棣同志约我为他的新作写序,我没有多思索就答应了,因为我们认识已经多年,对他也是比较了解的。当年他是新华社采访中央新闻和环境保护的记者。他勤于思考,工作认真负责,具有很强的新闻敏感性和社会责任感,写出不少有影响的报道。我们常常就一些生态环境与社会发展问题交换意见。他调到国务院研究室工作后,关心的领域扩大,研究问题深入,视野也更加广阔。

这本书中,相当的篇幅谈到了水。水作为环境要求与生命之源,以其天然的联系,与人类生活乃至文化形成了不解之缘。人类的繁衍、国家的兴衰,都与水息息相关。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文明史,就是认识自然不断深化的过程,也是人与水和谐不断探索的过程。

朱幼棣先后采访过淮河、海河、辽河和太湖、白洋淀、滇池等重要河流湖泊的污染治理,也调查过黑河与居延绿洲的生态环境问题。记得那年长江三峡工程动工后不久,他带领 “中华环保世纪行”记者团去长江三峡地区,经过认真调查后认为,三峡修建水库后,长江的流速减缓,水净化功能减弱,水污染的反应会加剧,并提出了三峡库区的水污染治理问题。这份建议引起了国务院领导和国家环保总局的重视,为后来建设三峡库区水环境监测系统发挥了积极作用。对黑河与居延绿洲的生态问题调查也取得了积极成果;深入实地的认真调查,又使该问题上升到整个社会和历史发展的层面。对存在的问题与缺憾,进行科学的观照与文化的思考,是本书的重要特色。

当前,中国经济和社会正进入高速发展时期,工业化与城镇化正在全面推进,神州大地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面临的机遇与挑战都是前所未有的。人总是有时代局限的,经济发展也受到各种条件的制约。这时候,对半个世纪以来走过的发展与建设道路,做一些回顾是必要的。既要发扬成绩,又要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对于我们不入歧途,少走弯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还是很有好处的。时间的跨度会拉出真实与真理的坐标,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回顾是为了前瞻。因为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又将是明天的历史。解振华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副主任①

① 2015 年 2 月起为人口资源委员会副主任。序二绝种·绝迹·绝唱

朱幼棣是现代都市硕果仅存的士大夫式的传统知识分子。

他是我当年在新华社时的同事,20 世纪 90 年代初,我刚到新华社工作的时候,他在圈里就已经名重一时了。新华社多桀骜之辈,群人自全国各地啸聚北京,围炉阔论天下,每每面红耳赤,朱幼棣这时总是笑眯眯地躲在一旁,不动声色,到高潮将尽,突然有人提议,“听听老朱的。”他才开口。一开始还会脸红,说了两分钟就从容了,款款道来,自有别一份的见解。当年,他在经济、政治、文化科教及新闻研究所轮番任职,是公认的全才。他写出过很多轰动一时的新闻报道,还是第一个去南极的记者,比万科的王石早了十多年。有一段时间,他担任国内部中央新闻组组长,专跑中央常委这条线,在新华社的传统里,这是一个很崇高而敏感的职位,朱幼棣每天跟在中央领导人的后面东跑西颠,写他们的行踪和指示,当年《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老是“新华社记者朱幼棣报道”。

新华社记者从来游走在传媒与官场之间,更何况是中央新闻组组长。朱幼棣曾经出任北方某省省委办公厅副主任,后来因某种机缘,他被调进中南海,任职于国务院政策研究室,当上了一个高级幕僚。从此,“朱记者”不见,出现了一个天天搞调研、写报告的“朱司长”。

不过,这都不足以描述出一个完整的朱幼棣,或者说只是朱幼棣的小部分。他是我见过的最有学识和文化气质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好古敏思,谦谦君子,有名士风。在某种意义上,他生错了时代。

他是浙江黄岩人,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早年搞过地质和技术,背着笨重的测量仪表跑了不少地方,这让他成了一个历史地理痴迷者。在其后的 30 年里,朱幼棣的足迹几乎踏遍了中国所有稍有点名气的大河山脉,有一次我陪他去浙江省安吉县,他说我要去某某关,当年岳飞打金兵就是从这里北上的,当地官吏无人知晓,后来按他指的方向驱车前往,问当地老农民,果然有这么一个古地方存在,众人愕然。1992 年,他在新华社总部当班,西北记者发来一篇新闻稿,称沙尘暴突袭某地。朱幼棣一看,突然拍案惊呼:“莫非居延海已经干涸?”数月后,他坐着一辆老旧的白色伏尔加行遍河西走廊各个绿洲、城镇和河流,果然第一次证实了这个事实。朱幼棣算得上是当今中国顶尖级的历史地理学者,跟他谈论此类话题,就好像是在他家后花园里漫步,典故与现状随口道来,是一种难得的享受。他曾经很骄傲地对我说,他所有对中国地理的认识,一小半是从古书中得来的,一大半则是用脚跑出来的。他还是中国最好的环保和水利专家之一,1995 年还曾获得首届“地球奖”。前些年,有人提倡“南水北调工程”,朱幼棣对此颇不以为然。某次,在国家软科学选题会议上,朱幼棣一边算账一边论证,讲得一些专家无言以对。他在文章中写道:“多年以来,没有人对大型水库立项、建设施工,直至建成运行后的自然和生态环境影响进行评估和跟踪监测。即使对工程的投入与产出,也未进行科学的经济评价。当代水利工程,常常展露出一种难堪的窘迫和反科学的性质。为什么人和自然的关系,人与水资源、河流的关系,上游与下游的关系,不是走向和谐而是日趋紧张?”他进而评论说:“任何一项重大工程的决策,中间反反复复,曲曲折折,难以尽述,但在关键处、转折处,又常显仓促、紧迫与窘迫。因此,真正需要回顾、研究和分析的,是人们习以为常的决策的流程。”

对历史、地理及时政的了然于胸,使得朱幼棣的很多观察和笔触,显出绝无仅有的冷静与苍凉,他曾在已然消失的潼关古城楼前喟叹曰:“中国的政治中心曾长久在长安和洛阳之间游移摆动,在其之间,潼关就是肩挑两京、力压千钧的支点。在这里,大大小小发生过数百次战争,其中影响到整个中国命运的即达 60 多次,如三国马超大战曹操、唐代安禄山与哥舒翰之战、黄巢起义军攻占潼关、明代李自成与明军的决死之战——就是这个被康熙帝惊叹为‘天下第一城’、被《山海关志》许为‘畿内之险,惟潼关与山海关为首称’的地方,在 20 世纪 60 年代,因修建三门峡水库而拆掉了潼关古城,千年旧城迁毁殆尽。但是,事实上,当年专家所设计的蓄水水位从来没有到达和淹没过潼关城,也就是说,根本没有必要拆掉潼关旧城!一个恶作剧般的误判毁掉了‘中原第一关’。”读到这些文字,你仿佛嗅到了历史的硝烟与荒诞。

我说朱幼棣“生错时代”,是因为像他这样的文人实在已经罕见了。他讷言害羞,为人厚道,爱好及学识之广博宛若文艺复兴时期的“大百科全书”学派。他的文字之优雅,每每让人惊叹。他还写得一手潇洒的毛笔字。他甚至是一个珠宝鉴赏家,居然还专门写过一本关于宝石的书。这样的人,现在很少了,以后估计也将“绝种”。

回头再说这本《后望书》。

三年前,他将新写的几篇历史地理散文给我,读罢十分感慨。我便怂恿说,你为什么不把这些文字结集出书呢?老朱居然心动,日积月累,终成此集。书中照片大多都是他亲手拍得,传至我处,才知他原来还是一个准专业级的摄影家。书名多费心思,最终定为《后望书》,其意彷徨,一言难尽。

中国知识分子的人生,大多操之人手而不能自主。所谓“无事袖手谈性情,有难一死报君王”,家国天下的济世情怀,从来激越而无奈地荡漾在每一代的庙堂江湖之中。朱幼棣自然也逃不出他那一代人的宿命,与众不同的是,他别开洞天,为自己构筑了另外一个叙述和瞭望的空间。现在印出来的这本《后望书》,便是一份很独特的纪念。

一个行将“绝种”的文人,记下数段行将绝迹的风景,留下行将绝唱的浩叹,这大抵就是《后望书》了。吴晓波蓝狮子出版人、著名财经作家

我们个人无足轻重,在重大决策上也无参与和投票表决的机会,但对关系到国家民族发展前途的大事,终究不能冷漠和袖手旁观。一 三门峡:无水的淹没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三门峡大坝是现代水利乃至新中国的标志性工程。

这个工程的得失成败不仅引起了长达几十年的争议,更事关千万人的命运——至今,它仍然是个敏感而沉重的话题。有的说它保证了黄河中下游平原的岁岁平安,有的说它造成了渭河与关中平原的灾难。这是一个时代复杂而多解的命题。

能不能换一个视角?找出一个没有异议的题目?

三门峡水库的正常高水位被定为 360 米,按照这个水位,附近的陕州古城、潼关老城、蒲州以及方圆百里的村庄均要沉没于水库之下。数十万百姓被迫迁出世代居住的家园。可后来,实际蓄水还未达到原来规划的水位,就威胁到关中平原的安全,被迫降低,大量良田并未被淹没,上述古城也没有沉入水库。但居民已迁,弃城荒凉,竟造成了“无水的淹没和毁灭”。

——这 20 世纪含泪的荒诞,遗留至今的满目废墟和无数悲剧,应该写进教科书里的无知与愚昧,难道就没有重提的必要?潼关城内古巷01 潼关:天下第一关的毁灭

踏在古潼关城内,心陡然起了波澜。

潼关不仅仅是中国西部的大门,更是过去通向今天和未来的必经之路。寻找本身便是一种信仰。今天,在西部开发、水电开发一再升温的时候,寂寞的潼关,黄河边上一座荒凉的城,能告诉我们什么呢?

千百年来,黄河滔天的巨浪未曾撼动这“天下第一关”。但现在,潼关已经被抹去,成了一片废墟。

多少回,我们错过了这个地方,好像它从未存在过一般。

今天的潼关县城绝对是个没有特色的大镇——50 年前它是一个叫做吴村的地方,与雄关险隘毫不相关。陇海线上的普客列车,在这里仅停靠几分钟。空空的街边上有一些店铺。烈日暴晒着,行人也很寥落。偶尔有一辆汽车高声鸣着喇叭驰过,卷起飞扬的尘土。还有毛驴不紧不慢地拉车,晃荡晃荡,赶车人的帽檐压得低低的,手中的鞭无精打采地晃动。

不,这不是我想象中的巍巍潼关!不是历史深处金戈铁马的潼关!

毛驴车走远了,街两边晒蔫了的梧桐叶子低垂着。“你想去老潼关?”“是的。还有风陵渡。”“那儿可没有什么了。”年轻的副县长白白净净,不解地摇头。“有没有遗址,古城的遗址?”渭河、泾河在泮关附近汇入黄河“有还是有一些,只是很少有旅游的人去,也没什么好风景。”

我说,我不是来观光旅游的。“县委有个副书记,他对老潼关有研究,能讲清楚情况,请他陪你去吧。好在路不太远。”副县长说。

就这样,我走上了向北面急剧倾斜的路。一个转弯接一个转弯,我们渐渐从秦岭与黄河间比较平坦的塬上进入了谷地。最先映入眼帘的是耸立在山冈上的烽火台。山上长着一些稀疏的灌木,烽火台没有在西北大漠中看到的那样壮观,但在斜阳的辉映中,蓝天上烽火台的剪影仍有抹不去的沧桑感。历史,开始活起来了。

车停住了。终于,我们来到了破败的老潼关,从南门走入荒草凄迷的城内。潼关南街清代建筑

这是中国北方大风景的结点。

黄河和渭河、洛河在这里合流。华山、中条山和黄土高原,最壮丽的地貌在这里汇聚。北方蜿蜒而来的大河,怒吼着冲出秦晋大峡谷,以 90 度大拐弯的雄姿,蓦然东去。

我仿佛听见了咆哮的水声,还有自己擂鼓一般的心跳。

不同于山海关、八达岭、居庸关和嘉峪关等如今被辟为旅游景区的地方,不管是搭飞机,还是乘火车和长途汽车,潼关都是非常容易被忽略的。

然而,从 1983 年深秋,我第一次到西北采访时起,潼关就始终是我牵挂的地方。

潼关之名源于穿城而过的河流。《水经注》载:“河在关内南流潼激关山,因谓之潼关。”潼关的水关残址还留有三孔石拱,我下到河谷察看,正是雨后,河深水急。

潼关始建于东汉,经过历代大规模的扩建修葺,20 世纪 50 年代留存的是典型的明城。潼关城南据连山,北限大河,选址巧妙,奇险无比。古城墙东南在群山上蜿蜒起伏,有八达岭长城的风貌,北段则在滔滔黄河边巍然屹立,雄伟壮观。

雄才大略的唐太宗李世民,多次称赞潼关“襟带壮两京”。

1703 年 10 月,康熙皇帝视察“大河上下”,从山西乘船过黄河至风陵渡进入潼关,仰望巍然的古城墙,惊叹不已。在行宫住下后,即作《渡黄河潼关驻跸》诗一首,称潼关为“天下第一城”。

古潼关门户金陡关横额上,有清乾隆帝手书“第一关”三个大字。我翻阅过《山海关志》,其中有:“畿内之险,惟潼关与山海关为首称。”

因此可见,中国的“天下第一关”不是一座,而是双峰并峙,即潼关与山海关两座。在中国的历史上,潼关更加久远,位置也更加重要。

可能我们已经淡忘,高峻的秦岭和滔滔的黄河,曾一再把中国历史逼到了这狭窄的通道上。

赶考的书生、被放逐的官吏、逃难的百姓,磕磕绊绊,不绝如缕地从潼关道上迤逦走过。当然,还有士兵和将军、帝王与后妃,以及反叛者与造反者——中国的政治和统治中心曾长久地在中原与关中,在长安与洛阳、开封间游移摆动。如同天平,潼关城是肩挑两京、力压千钧的支点。

围绕古潼关的争夺,大大小小发生过数百次战争,像安禄山与哥舒翰之战、黄巢起义军攻占潼关等。抗日战争中,中国军队也在潼关风陵渡隔黄河与日本侵略军相峙。潼关南街土埋了一半的骑楼。2004 年我再去时已被拆除。

危墙耸青山,塞垣限大河,菰蒲零乱秋声咽,人间兴亡有几度。

潼关内外,文物古迹遍地。

副书记指着一个大树桩说,三国时马超率西凉兵大战曹操,《三国演义》中曹操割须弃袍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马超策马追杀曹操,曹操绕着槐树转,马超一枪刺到树上拔不出来,曹操得以逃脱。老槐树在“文革”时被砍掉了,可惜啊。唐代安史之乱,安禄山一路势如破竹,直逼潼关城下。哥舒翰是西北名将,只是手下的兵士多为从长安临时征召来的市井之徒,没有战斗力。潼关险要,本来可以固守待援,而奸相杨国忠非要哥舒翰打开城门主动出击,结果大败。潼关陷落,关中也无险可守。消息传来,唐明皇闻之色变,立即带着杨贵妃匆匆逃离长安。那边是李自成与洪承畴大战过的潼关南原,战败后,闯王几乎全军覆没,只有十余骑逃进南山。

……

听着这些“故事”,历史的黄卷哗哗地翻得飞快。一切都如在眼前,过去了几百年上千年,我又觉得实在没有走出去多远。有些直接连接巨大的命题,而潼关,也许是开启的钥匙。

我说,去看看旧城的老街吧。

到处弥漫着黄土飞尘。浮土把过街的门楼埋了一半,道上污水横流。

我来到了城南的水坡巷。水坡巷位于印台山和麒麟山之间,地势稍高。当初一些居民不肯迁出,所以较多地保存了古城建筑的风貌。这里现存一些明代建筑,水坡巷中居民当年多为官宦人家,院落清幽古朴,宅第高敞,水磨青砖的影壁保存完好。住在这些古老民宅里的,也多是老人。

我踏进一个院子。主人说,他们在此居住已经有 7 代了,祖上来自江苏,曾任潼关卫指挥,后来就定居在此地。我一抬头,看见在老屋高高的雕花梁上,有一个小小的燕窝。那里传来呢喃的燕语。想起“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诗句,不禁感慨良久。

东大街和西大街是当年最繁华的地方,如今毁坏得也最严重。断壁残垣,耸立在夕照之中。只有为数不多的老房子,依然可以看出往日市街风情。又走进一户人家,有三个年逾古稀的老人坐在小竹椅上。我问,家里还有哪些人?老人感叹,搬走了,旧城已如同村野,青年人谁还愿待在这里呢?走了几户人家,大抵相似,不禁怅然。

变化最大的要数潼关的西门外了。

20 世纪 50 年代初,这里有一条通向黄河渡口的长街。佛塔高耸,店铺林立,商贾如云,行人摩肩接踵,是晋、陕、豫三省边界最繁华的地方。西门外还有座子城,即清代驻兵的满城。

我在毫无准备中,踏入了这片让人心惊的残破与荒凉。

潼关西门完全被拆毁了,只有城垣还断断续续地起伏着,马道的石间长着稀疏的茅草。西门城楼十几年前坍塌。昔日市街,成了青葱的麦田。只有阡陌之间,时时可见一堆堆残砖碎瓦。

我拨开没膝的荒草,登上高高城墙。

北眺黄河,怅望四野,宁静、苍凉而优美。

黄河虽有九十九弯之说,唯有此弯水流最急、水量最大。

古人有大的智慧。历代潼关的知县、总兵,不管文官、武将,都懂水文水利,是治水的专家。潼关紧挨黄河,关城与黄河没有多少高差,千百年来城墙竟从未垮塌,潼关从未被淹过。北城墙的基础是用巨大条石砌成的。雨季,黄河水涨,波涛汹涌,城墙就成了大堤。高速公路分割了潼关古城墙遗址

潼关城的选址,正是基于对自然规律、黄河水文和河水流量变化的深刻认识。潼关河谷狭窄,黄河河床主槽汛期冲刷下降,流量加大,枯水季节回淤升高。人、古城和大河,在这里奇迹般保持了协调和动态的平衡。

风景在奔涌狂放的大河与山峦的影像中复活。

现在社会上的人,在墙上胡乱涂抹的大多是小广告或者下作的语言。古人题诗可是真的在粉壁上挥毫,是很有文化的。唐代诗人崔颢的《题黄鹤楼》是千古流传的名篇。逆旅潼关时,崔颢夜晚曾到驿馆南边繁华的西街上游逛,听听各地商贾乃至胡商的话语,买点小吃喝盅茶,南腔北调,使他感到无比亲切。崔颢回到驿馆后,挥笔写下《题潼关楼》,其诗灵动而神采飞扬:

山势雄三辅,关门扼九州;

川从陕路去,河绕华阴流。

唐诗故事中,诸诗人皆在黄鹤楼上题诗,有一点同题小说或作文大赛的味道。——当年李白云游到黄鹤楼,欲要题诗,喟然长叹:“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像李白这样的大家,也只好摇头搁笔。

潼关是一座诗城。不比黄鹤楼,潼关是一座城,还有雄关古道,高山大河,可写的题材丰富,古往今来,留下的名篇十分可观,如果一一整理出来,可以出一本诗集。

黄鹤楼毁了可以再建。

可是,潼关呢,是谁毁灭的?又为了什么?能不能重建?

在唐代繁华至极的新疆交河,如今仅存依稀可辨的断墙颓垣。趁潼关这座当代交河尚有残迹可考的时候,我写下了一些研究笔记。

姚雪垠自述写作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时,曾经过周密的考证。他的小说开篇就是“潼关大战”。他说,“小而险要的潼关城”,“没有北门,只有东门、西门、南门和上南门”。我去潼关前,又翻了翻这部书。如果没有北门,从风陵渡上岸后如何进城?到实地一看,出入太大——这不能不使我对他“周密考证”的真实性产生怀疑。

古潼关其实有九大关楼。形状和朝向奇特的瓮城、城门、箭楼,成了潼关古城的一大特色。

东门朝东北,东门外的大路从黄河边和高崖下通过。西门向南,南门向东南,都是依据独特地势特别设计的。潼关是有北门的,只是潼关的北门向西北,在北水关附近。我出了北门,便看到了黄河最古老的渡口风陵渡。那里有一间小店,我和小店老板聊了一会儿。生意很清淡,渡口空旷无人。

我不能不惊讶于古代建筑师的智慧。潼关北门依据地势的独特设计,增大了对攻城军队的射杀范围,同时又使敌人无法在狭小的门前三角地带大量集结——如果北门尚存,在这里眺望黄河,该是多好的风景啊!

潼关城北靠黄河天险,环城东南三面皆依山高筑,使敌军无法形成合围。潼关不同于其他古城,城内不仅有繁荣的市街和店铺,还有田园景致。穿城而过的潼河提供了充足的水源,有成片肥沃的军田生产小麦、谷子,城市即使被围困,也不会陷入弹尽粮绝的境地。

最为奇特的恐怕要数乾隆题写“第一关”的金陡关了。

金陡关不在潼关城,而在潼关城东三里处,是一座砖筑的高大孤立的城堡。它的北面是滔滔黄河,南面是高耸的牛头塬,进潼关的大路就从这里通过,为潼关的门户。入“第一关”后始见潼关东门。进潼关的大路被挤在高塬与黄河之间,而且地形极险,道路狭窄,“仅容单车”——这也是出于军事上的需要。这条险路长达五里,被称为“五里暗门”,易于伏兵。唐代诗人杜甫曾在《潼关吏》中这样描述潼关东门外的险要:“丈人视要处,窄狭容单车。艰难奋长戟,万古用一夫。”——潼关古城确实是我国古代的建筑和军事艺术的结晶。

那位县委副书记说,他有多次机会升迁,但实在不愿离开古潼关,他一生的心愿就是想修复潼关古城。破坏一座古城只要几年,修复可能要十几年、几十年,也可能根本没人重视,修不起来。而有的,可能已经永远失去了。像马超刺曹槐,砍伐后只留下一个树桩,像一个历史的句号。

根据《中国历史军事地理要览》记载:“古潼关关城历经宋、元、明、清乃至民国的修葺,基本保留完好。新中国成立后因修建三门峡水库拆掉潼关城楼,现在还留有土垣,关左有新建的黄河铁桥。”

古潼关的废弃与毁灭,是三门峡大坝控制水位工程决策和设计失误直接造成的。

三门峡水库是黄河干流上修建的第一座大型水利枢纽。潼关距三门峡大坝 113.5 公里。我想,为了“黄河安澜,国泰民安”,毁古城真的是修三门峡必须付出的代价,那也罢了。可事实是,三门峡蓄水后的水位,从来没有到达和淹没过潼关城!——这完全是一个误判,一个杞人忧天式的大败笔。历史上有名的风陵渡

1954 年 1 月,苏联电站部派出以列宁格勒水电设计分院专家为主的苏联专家组,帮助中国制定治理和开发黄河规划。

同年 4 月,水利部成立了黄河规划委员会,10 月完成了《黄河综合利用规划技术经济报告》,确定三门峡水库正常高水位 350 米。

1956 年,苏联列宁格勒水电设计分院提交了《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初步设计要点报告》,将水位在 350 米的基础上提高到 360 米,库区淹没农田面积由 200 万亩增加到 325 万亩,移民由 58.4 万人增加到 87 万人,陕西省的损失不能不说惨重。

1957 年至 1962 年大坝施工完成。第一台 15 万千瓦发电机组投入运行。施工完成当年,当库水位为 332.5 米时,黄河流量为 2000 秒立方。黄河水受到拦截后,在水库底部造成回水顶托,流速减缓,泥沙沉降,在渭河口形成“拦门沙”。渭河入黄河的堑口抬高,河底淤积的渭河成了悬河,一场大雨后,渭河淹没农田 25 万亩。水库水位还未达到 340 米时,就出现了严重问题,三门峡不得不开闸泄洪,降低水位,同时大坝开始改建。

1969 年,三门峡开始第二次改建工程。国务院批准的《三门峡工程改建方案的意见》,当时定的标准是,“非汛期水位 310 米”。潼关水关遗址外景

从最初设计 350 米,抬高到 360 米,以后又降到 310 米——尽管这个标准后来也未被认真执行,据说现在非汛期是 318 米。三门峡电站从计划的高水头改为低水头发电。

——芸芸专家搞的 360 米的“虚高水位”,是留在历史和科学发展长河上的虚假刻度。它造成的水文,可能还有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损失和灾难,不应该在今天水落石出吗?潼关水关

出潼关北城门便是风陵渡,黄河浩浩荡荡。

两只破船斜斜地搁在空旷的河滩上。

再往西走不多远,是黄河急转弯处,滚滚黄水,在这里兼纳渭河与洛河,形成了黄河上独有的三河交汇的奇景,令人叹为观止。这位副书记称这里是万里黄河游览的最佳地点是有道理的。不到潼关,确实感受不到黄河的雄伟与壮丽。

落日如轮,脚下是火焰一般跃动的草滩。

对岸是黄土高原和暮色里隐现铁青色的中条山。

黄河冲出晋陕大峡谷,从北方迎面而来,直奔脚下,在城下蓦然掉头东去,形成小于 90 度的锐角。涌浪迸裂,涛声如雷,使人倍感大河一泻千里的博大气势。西边天际的洛河与渭水,弦丝一般闪着柔光。黄河与渭河的滩地上,有鸟群飞鸣翔集,风老莺雏,深绿浅绿中常见白羽一片。这里已成为鸟类自然保护区。

我们无法读尽每一条相关的史料,也无法穷究和抚平每一道历史的伤痕。一再寻访,也只是表达对这片土地、这座当代“庞贝”古城的情感。

时隔十多年后的 2004 年夏天,我带着在北航上学的女儿,经蒲州遗址,再次来到潼关故城。我们攀缘下到了冲沟,考察仅存的水关遗址。这里已经完全成了一条“原生态”的河流了,阳光在草叶上跳跃,关门在蓝天下勾出了美丽的弧线。女儿敏捷,爬得比我快,走得比我远。我对她说,从这个角度望望古城水关,完全不同于以往“向前看”的习惯定式,会对我们自身多一分理解和认识。潼关古城马道遗址

原先明清风貌尚存的潼关南街,刚刚“旧城改造”完毕,已经人似物非。十多年前我见到的一座过街骑楼,刚刚拆毁,那时拍下的照片是仅存的记忆了。我们沿着古城墙上的马道,登上了潼关西门遗址。北边是滔滔黄河,西望是巍巍华山。而眼前,新修建的高速公路,从潼关故城北部劈过。更令人扼腕痛惜的是,在古城墙保留较完整的西关内,竟建起了高速公路的蝶形立交桥——残破的更加残破,恢复潼关古城已经完全不可能了。我没有再去找上次陪我的县委副书记,他或许已经从岗位上退下来了。

现在山海关成了国内外旅游的热点,一年四季游人如织,而潼关同是“天下第一关”已鲜有人知。如果潼关不曾毁城,如果潼关和西安、秦兵马俑、西岳华山连成了一条旅游热线,该是一幅怎样的景象!

黄河依然,水势浩浩。我在黄河边伫立,狂风扑面,胸中升起一种苍凉无奈的情绪。

长河落日,古城变迁,人世沧桑,只有大自然永存。

一首杜甫的诗,潼关便永远活着。三门峡水库内已经淤成了草原,河还是那条河。02 寻找峡谷与陕州

因修建三门峡水库拆毁的县城有五座,其中多数是因虚高的水位线,是被现世的建设热情、大干快上的河“干淹”的。

人们都知道陕西。

陕西省名的由来是什么?

古代“陕”字通“狭”,通“峡”。黄河在中条山和邙山、华山间形成的大峡谷中蜿蜒流过,这里自古以来为中国东部与西部的要隘驿道。陕西即地处黄河峡谷以西。

你可以不爱这穷山恶水,但对这片土地你不能不怀有敬意,你不能有任何轻慢。这里是中华民族的发源地之一。从三门峡到禹门口,有多少自然和人文景观,有多少文物古迹。

公元前五六千年前,人类祖先的居住与生活就与河相伴。公元前两千多年,这里就是夏商王朝统治的中心区域。公元前 390 年,秦国在这里置陕县,即后来的陕州。

陕州古城始建于西汉景帝年间,至今已有两千多年。其城址在现在三门峡市区西端三公里处。这座濒临黄河的城池,地势险要,规模很大,景致极佳。古代就有“四面环山三面水,半城烟树半城田”之说。据说周文王之弟召公曾受封此邑,教民于甘棠树下,民感其德,建祠纪念,所以陕州又称“甘棠旧治”。这可是一幅格调高逸的油画——黄河、甘棠古树与一座城市,真是和谐的组合。“甘棠旧治”,不再是水利或者文化的概念,而是组成民族基因的一部分。通过对这些基因的研究,可以追溯我们来自何处。

历史上有名的夏商征战、周召分陕、假虞灭虢、秦晋之战等,无不见证于陕州古城。这里历代兵事频繁,城池多次被毁,又多次重建,一直是州郡和县治的所在地。由于地处进出中原的咽喉地带,为兵家必争之地,各个朝代都派能员干将治理。城西是太阳渡,城北是万锦滩。城内有羊角山,还有钟鼓楼、宝轮寺、文庙、禹庙、召公祠、石牌坊,以及大量明清时期的古民居。

兀然耸立在黄河之滨的宝轮寺三圣舍利宝塔,是陕州老城东南隅仅存的“标志”。陕州古城遗址上的明代牌坊

宝轮寺始建于唐代,塔为金大定十七年(公元 1177 年)造,距今已有八百多年。此塔平面方形,共 13 层,高 26.7 米,外形仿照唐制,内部结构则承袭宋塔的建造方法,是融合唐宋密檐式塔和楼阁式塔的艺术特点和结构方法,而创造出的一种新的塔式。塔内有塔心室和砖砌梯道可以登临眺望。宝轮寺塔与蒲州的莺莺塔,同是我国四大回音建筑,有极高的研究价值。

与长江三峡中被三峡工程淹没的古城奉节相仿,陕州也是一座诗城,可以说,是“唐诗之路”的一个起点。

中国古代官员多作家诗人,其文化素质之高、人文精神之盛在世界各国无出其右。当他们踏上通往京城帝都之路时,一扫旅途劳顿,诗情如潮涌流。无论春花还是秋月,无论骑驴还是摆渡,无论愁苦还是喜悦,都能入画赋诗。

唐太宗李世民春日游历陕州,迥望原野河川烟霞村树,即信笔写下了《陕州咏》。后来韩愈、杜甫、柳公权、白居易、李商隐、刘禹锡、杜牧,以及宋代的司马光、王安石等都先后游三门峡,走栈道,过陕州。唐西台侍郎上官仪、昭容上官婉儿的故居在城东北隅的上官巷。杜甫的名篇《石壕吏》即写于潼关至陕州间的石壕村。

1960 年,三门峡水库大坝蓄水,陕州倾城居民搬迁,古城属于“清库”之列,房屋全面被毁,繁华的市井顿时变成了一片空旷无人之地,唯有狐兔出没。三门峡母亲石本立在水边,现已经在耕地中央。

近年,想起要搞旅游,记起陕州城其实从未沉入过水底,遗址尚在,于是重新被辟为风景区,修复古塔、石牌坊。依稀可辨的古城轮廓和残址,展示着一种鲜烈的美,默默地诉说着苦难沧桑。目睹此情此景,不禁使人感极而悲。现代中外水利“大师”们,就没有一点自责与愧悔吗?

人们已习惯于沉默。

眼瞳已习惯高楼与大坝的“雄姿”。 我想告诉你黄河峡谷中曾有另一种自然地貌和人文景观——

从西奔来的黄河,至三门峡突然收窄,两岸石壁夹峙,河中石岛屹立,岛上有大禹跃马的清晰蹄印。两石岛把大河水流劈成三支,形成人门、神门和鬼门三个峡谷,相传这是大禹治水时用神斧劈出的。黄水奔腾咆哮,冲出峡谷。

迥望四周,还有古栈道、庙宇、碑刻等。黄河南岸为高庙乡,可见过去曾有宏大的古建筑群。

1952 年,中国从苏联请来专家组,帮助规划黄河治理。遗憾的是苏联专家为水工专家,主要是搞水利工程的,他们擅长修建坚固的水坝,但对整个河流的治理并不擅长。当时,苏联专家随手一指,对随同的中国同行说:“三门峡是个难得的好坝址!”中国水利专家也频频点头认同。

没有人说三门峡是黄河上最壮观的奇景,是最好的旅游景区。除了云集的水利专家,对如此重大的工程考察和论证时,其他学科专家竟无一席之地。“老大哥”不懂中国的历史,不懂中国的文化,不能苛求。难道那些学富五车的中国专家学者也不懂吗?

在三门下游 400 米处,又有石岛三座,其中一名砥柱石,河水至此,激起巨浪——“中流砥柱”由此而来。是谁,彻底毁灭了我们民族母亲河中的“中流砥柱”?

三门峡景观完全可以列入世界自然遗产。

这是又一本大账和小账。陕州古城遗址上唐代宝轮寺塔

三门峡水利枢纽管理局的一位领导算了这样一笔账:“我是站在国家的利益看这件事的。三门峡从 1973 年开始发电,已发了 300 亿度的电量、20 多亿元的产值,当然国家投入的 6 亿元多早已收回。从对下游的防洪、防凌、供水、灌溉的功能看,它的价值超过 300 亿元。”

其实账并不难算。不用计算机,有一个算盘即可。

如果三门峡景观与中流砥柱还在,其旅游经济效益,就会超过今天的三门峡工程的经济收益。如三门峡景区一年游客按 100 万人计算,人均门票 100 元,一年就是 1 亿的收入,而且还可以永续利用。

因此,即使建三门峡工程的理由充分,意义重大,决策没有任何失误,水库非建不可,但是为什么对三门峡奇观的本身价值视而不见?为何不能把坝址西移?甚至大坝设计时只要挪开几公里——几公里又能增加多少造价——就能使黄水咆哮过三门的奇景得以保存!

因此,我又不免想起,一些声称“算大账”的人,有战略眼光、向前看的人,无须遮掩,其实还是目光如豆啊。

即使大的项目,伟大的工程,也往往细节决定成败。三门高坝,塔吊是用来清理漂浮物的。03 永远消失的唐中都

三门峡水库的败笔远不止于此。

让我们溯黄河而上,走得更远一些,去寻找和潼关、陕州同遭浩劫的蒲州古城吧。

这几乎是无人不晓的王之焕的诗:“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历史上的鹳雀楼建在蒲州城边。一首诗,成就了一个著名诗人。一首诗,定格了一座名楼——这就是蒲州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坐标。

在上中学时,便知道横贯山西的“同蒲铁路”。同是大同,晋北的煤都;蒲就是黄河边上的蒲州。但后来,出版的地图上再也找不到蒲州了。

蒲州城是怎样被抹去的?

让我们先来看一看两位日本学者写的《山西古迹志》上的一段文字:“蒲州是山西省西南隅的黄河大转弯处发展起来的城市,县名永济。所谓蒲州,是清代以前以此县为中心统辖着邻近五县的府名。这里南距黄河大转弯处约二十公里。在中条山脉北侧,位于中条山脉所构成的盆地的西端。”“进入汾水流域,可以由此窥视平阳和太原。如果想要从北方进据中原,这里也是必须首先要占据的要地。”“黄河和渭水文化是首先进入这里再渐渐北上的。这里被视为中国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也是有其道理的。传说帝舜以前在这里建都,尧也在这一带活动过。帝舜烧造陶器的所谓‘陶器’和他从事耕作的历山,也从很早以来被认为是在此地。”

1940 年,水野清一和日比野丈夫还是年轻的学者,随侵华日军穿过连天的风雪与战火,在日军刺刀的保护下窜至山西考察。1941 年元旦那天,抵达蒲州,在枯草丛中隔河窥望了风陵渡与潼关城。滚滚的黄浪永远令这两个日本人畏惧。这片焦黄、广阔土地上的村镇、城市和人民是永远不能征服的。

这两个日本人当年肯定还有其他目的,就是为侵略战争服务。这从他们对蒲州的战略军事定位就可以看出。

但值得尊敬的是,战败后,他们一直没有中断对带回的大量资料的研究。考察山西 17 年后,即 1956 年,《山西古迹志》在日本文部省的资助下在日本出版。

他们为什么能“脱胎”成为名副其实的学者?是执著于中国河东这片土地上的历史古迹和文化,以及对它的反省与回望?

今天,读着这两个日本人写下的文字,我还是深深地、沉重地感慨。《山西古迹志》在日本出版的时候,当时正值三门峡水库进入决策阶段,红笔圈入了潼关、蒲州、朝邑、陕州等沿黄古城。次年 4 月,三门峡水库正式动工。现在,我寻找与千年古城相关的资料时,还不得不买来这本书。

写到这里,真是百感交集。

盛夏,汽车在河东的原野上疾驰。永济县是因普救寺、《西厢记》、张生、崔莺莺与红娘闻名的地方。普救寺在导游的小册子中被称为“爱情圣地”。此外,还有近年来重建的鹳雀楼。

普救寺、鹳雀楼、蒲津渡和蒲州古城的地理方位,在我的心中早已记得娴熟。当公路边掠过几个大土墩和一大片水湾时,我的眼前顿时一亮,连喊:“停!停!”

我下车大步奔去,果然是蒲州古城址。那一大片水洼即护城河。照相、观察和记录城墙的夯土、高度与宽度。我找到了立在此处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蒲州故城”的石碑。唐中都东门瓮城遗址:蒲州城门,仍在远处注视着世人。

我总觉得一个人的兴趣、关注、知识和执著,与职业和所学的专业无关。今天的我是一个政府官员,不再是技术员和记者,奔波数千里,就是为了求证一段今人毫不感兴趣的真实吗?

但我觉得还是应该写出来。

蒲州城始建于元魏时期。春秋时属魏,其城濒临黄河,“控据束水,山川会要”,西卫京师,东保三晋,历代为兵家必争。唐代与古都西安、洛阳齐名。唐朝的行政建制中,府是一个特别的概念,即中央直辖政区。唐开元元年,升首都雍州(即今天的西安)为京兆府、东都洛阳为河南府。唐开元九年(公元 721 年)升蒲州置河中府。两年后,即开元十一年(公元 723 年),升并州置太原府。至此,唐代形成了西京(长安)、东京(洛阳)、北京(太原)和中都(蒲州)的格局,直至安史之乱以后。蒲州的地位极其重要,首任府尹姜师度由皇上直接任命。著名政治家和书法家颜真卿安史之乱后也曾任蒲州太守。

我在古城废墟边青葱的麦田中走着,对照着《山西古迹志》中的照片,研究蒲州城的形制与规模。据记载,蒲州原有大城和子城,大城周围 20 里。我认定这个大土城的遗址,应该是位于蒲州城东的子城遗存。

纵目眺望,天地一片寥廓。

宋代在此设河中府河东郡护国军节度。金末,元军进攻中原,大军压境下,金主完颜迁都蒲州死守。蒙古骑兵攻占了山西的平阳、绛州和陕西渭南后,多次攻打蒲州,展开惨烈的反复争夺。1231 年,元太宗亲自率军来攻,金守将因兵力不足,退守城内子城,而元人则建起 200 尺高的松楼,并挖地道百条,全力进攻。无限辉煌的鹳雀楼就在此时毁于战火。明代,蒲州城重建,但规模小得多,周围约 8 里。但城内已经恢复了往日的繁华,“有七庙、二府、二署、二治、二楼”,有文庙、玄武庙等著名建筑。

古代,位于河东要津蒲州的文化和商业一样昌盛繁荣,千年不绝。捡一两残碑断片便可证明。

名重天下的《张黑女墓志》是我临写过多遍的魏碑。此碑为北魏普泰元年(公元 531 年)刻,原石已不知所在,传世仅一原拓孤本。从志文看,出土地点就在蒲坂。北朝的刻石书法,以奇肆雄强、古拙质朴的风格为主调,《张黑女墓志》却是难得的清丽秀美,艺术上融灵秀与古朴为一体。清道光年间,著名书法家何绍基得《张黑女墓志》于山东济南,爱不释手。清末著名收藏家和书法家为这一拓本一跋再跋,推崇备至。此外,蒲州还出土过唐代大书法家李邕的《李元靖碑》。这些都是书法史上的名篇。

蒲州城西紧临黄河,与陕西的朝邑古城隔黄河相望。

黄河出禹门口后,河床展宽。水流经常摆动。“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即指这里。隔河的朝邑,也有 1400 多年的历史。历史上曾名河西县,也有众多的文物古迹,如隋长喜宫遗址、唐代金龙高塔,等等。

国际排洪委员会荣誉主席巴特·舒尔茨(Bart Schuitz)说:“洪水管理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浇水管理的理念,要依据与洪水和谐相处的原则,采取综合的洪水管理措施,包括工程措施与非工程措施,要恢复河道,给洪水让路,增加河道蓄洪能力。”——与洪水和谐相处,经历千载,先人们对黄河性格的认识,对黄河水文的了解,可以说远胜于今人。河床保持一定的宽度,两岸又有大片的沼泽湿地调节洪水流量,无须高坝堤防,蒲州与朝邑两城即可安然无恙。

1942 年初,两个日本专家在战乱中到达蒲州时,黄河主河道东移,直逼城下,蒲州的古城墙基本完整,只是西北角受到黄河浊流冲刷,城墙失修,已经坍塌。城内部分地面积水,西城有一些沼泽,但城内还住着数千居民。

20 世纪 50 年代,黄河又改道河西岸。蒲州城不再受河水侵蚀,开始复苏、兴盛。

1959 年,因修建三门峡水库,一声令下,政府机关及百姓全部迁出蒲州城。当时亦动用了民兵,强行搬迁移民,进行毁城,即所谓的清库,就是不在水库淹没区留下建筑物。离开世代居住、万劫不复的家园,多少百姓流下了辛酸泪。此后,蒲州与隔河朝邑古城彻底废弃。像沿用千年的蒲州名弃之不用一样,与古城永诀的永济县城,是迁至蒲州以东大约 15 公里处新建的。“古往今来,蒲州孕育了众多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史学家和科学家。5000 年里,这里一直涵养着华夏文化的血脉之根,演绎着不朽的历史故事……”当我在蒲州残缺古城墙下徘徊的时候,突然想起了这段文字。我真的难以相信,柳宗元、王维、王之涣、聂夷中、卢伦、司空图、柳中庸、吕温等都是从这长满衰草的城门下走出来的。

大唐之盛今已远矣,而明清繁华,人烟稠密,甲宅连云,楼台崔巍,货列队分,百贾骈臻的景象亦荡然无存!

繁华了千年的蒲州已无处追寻,更真实更丰满的古城已无从抵达。

走进空空荡荡的荒城,只有百米的一截小街,如同一个小村。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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