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意）保罗·科涅蒂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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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山试读：
版权信息八山作者：（意）保罗·科涅蒂译者：沈萼梅品牌方：九久读书人我的父亲有他自己上山的方式。不太深思熟虑，非常执拗冒失。他爬山从不掂量一下力气，总像在跟什么人或什么东西较劲儿似的，而且若他觉得哪儿的山路太长，就抄近路走极为陡峭的路线。跟他一起爬山时不许停下歇脚，不许因为饿了、累了或冷了而抱怨，但可以唱一支美丽动听的歌曲，尤其在雷雨天或浓雾弥漫的日子里，而且可以一头扎进茫茫雪原中大声吼叫。
我的母亲儿时就认识父亲，她说他当时爬山从来就不等任何人，一个劲儿追随山上更高处的什么人，因而自己必须得有一副铁脚板才能得到他的青睐。她笑着让人明白自己就是这样征服了他的。比起爬山，后来她更喜欢坐在草坪上，或者把双脚浸泡在一股溪水中，抑或去辨识山上花草的名字。即使在山顶上，她也更喜欢注视远处的山峰，遥想着少女时代见过的那些山，回想着青春年华曾与谁共度。而我的父亲在那种时刻，却觉得有些扫兴，只想赶紧回家。
我想，这是对于同样的乡愁截然不同的反应。父母是三十年代中期进城的移民，当时他们离开了威尼托的农村——母亲出生在那里，父亲是战争的遗孤，也长在那里。他们最早见到的、初恋时的山脉是白云山——在他们的言谈中总不时提及白云山这个名字。当我尚十分年幼无法听懂他们的谈话时，就总是听到某些字眼，那么清晰，如雷贯耳般，意味深长。卡蒂纳乔、萨索伦戈、托法内、玛尔莫拉达——只要父亲提起这些山头中的某一个名字就足以令母亲两眼发光。
那是他们相恋的地方。过了一段时间，我又听说在他们还年幼时，是一位神父最早把他们带到那里去的，而且后来也是由那位神父给他们完了婚，在拉瓦雷多山脚下那座小教堂前，那是一个秋天的早晨。那山上的婚姻，是创建我们家庭的谜。姥姥和姥爷反对这门婚事，不知出于何种缘由。婚礼就只请了几位朋友，新婚夫妇穿着风雨衣，就在阿乌隆乔山中旅店的一张双人床上过了新婚之夜。格雷德峰壁上白雪皑皑。那是一九七二年十月的一个周六，那一年以及以后许多年，登山的季节就不再有了：第二天，他们把登山靴和朱阿夫式上宽下窄的裤子装上车，连同她怀着孕的身子，以及他受聘的合同，一起去了米兰。***
沉着镇静并非我父亲在乎的一种美德，但在大城市里，这种美德比呼吸更有用。上世纪七十年代时米兰的一派景象是：我们居住的那[1]座大厦朝向一条车水马龙的大街，据说柏油路下面流淌着奥罗纳河。的确，在下雨天，街道会被水淹没，我想象着在道路的下面，河水在黑暗处吼叫、上涨，直至从下水道的盖子溢出来。然而，还有另一条河流，那是由汽车、货车、摩托车、卡车、公共汽车、救护车汇合而成，来往不绝。我们在高处，住在第八层。街道被两排相对称的楼房挡住，放大了从街上传来的噪声。有几天夜里，父亲实在忍受不了，从床上起来，打开了窗户，像是想责骂城市一番，命令它安静下来，抑或想把滚烫的沥青泼在它身上；他在窗前待了一分钟，往下看，然后穿上外套走了出去。
透过窗玻璃，我们可以看到一大片天空。一年四季都能看到蓝天白云，飞翔的鸟儿不时划破天际。母亲执意在一个被烟熏黑的小阳台上种植花草，多年的雨淋得阳台上长满苔藓。她在阳台上照看着绿色植物，同时跟我讲起她生于斯长于斯的乡下八月份的葡萄园，讲起挂在烘干炉杆子上的烟叶，抑或那些芦笋——为了保持鲜嫩白净，得在其抽芽之前摘下来，因此须有一种不凡的眼力在尚未出土时就看到它们。
如今她的那种眼力却完全用在另一种地方了。她在威尼托大区当过护士，然后，在米兰的榆林区获得一个医务人员的职位，从事社会福利工作，那小区处在城市西郊的平民住宅中间。这所刚刚创立的机构，就如同她工作过的家庭诊所，帮助怀孕期间的妇女，随后关注新生婴儿长到一岁为止：这就是我母亲的工作，而且她喜欢这份工作。那里只是他们派遣她去干活的地方，对她却像是一种使命。那一带的榆树可真是太少了；住宅区的地名志上标出了胶凯木大街、云杉大街、落叶松大街、白桦大街，听起来十分好笑，因为那里只有一幢十二层高的简易楼房，充斥着各种糟糕的事情。母亲要做的工作中有一项是去检查婴孩成长的环境，几次巡查完毕后，她深感震惊，好几天都无法平静。在最严重的情况下，她不得不向未成年人法院告发。到这样的地步，除了遭受到相当重的责骂和恫吓威胁以外，她还得付出很多艰辛，而她却深信不疑地认为这样做是正确的。她并非是唯一坚信不疑的人：社会福利救济人员、教育工作者、小学教师与她有着一种深厚的协作精神；一种女性对孩子的集体责任感，把她们紧密联系在一起。
父亲却总是很孤僻。他在一家拥有一万名工人的工厂里当化工技师，那里经常不是闹罢工就是解雇员工，而无论厂子里发生什么，晚上他总是满腹怨愤地回家。晚餐时他老是默不作声地盯着电视新闻看，手里悬空拿着餐具，仿佛随时等着爆发另一次世界大战。而且如果听到消息说有某人被杀害致死，或者某个政府陷入危机，或石油价格上涨，或发生炸弹爆炸而指使人不确定，他都会自言自语地咒骂。与应邀来访的不多几位同事一起在家里时，讨论的议题几乎总是政治，结果还总是以吵架收场。跟共产主义者他搞反共，跟天主教徒他搞激进，跟所有力图把他归为教会或某个政党组织的人，他就搞自由思想家的把戏；不过，那时并非思想上能摆脱强制压抑的时代，而过了一阵子父亲的同事们就停止上门来访了。他却继续去工厂，仿佛每天早晨都得蹲入战壕里似的。看到他每天夜里无法安眠，过分用力抓紧每件事情，用耳塞堵住耳朵，吞服治头疼的药片，忍耐不住就火冒三丈，为了尽到妻子的责任，当时母亲就采取行动安抚他，缓和父亲与世界之间的冲突。***
在家里他们还是讲威尼托方言。在我听来，这是他们俩之间的一种秘密语言，一种先前的神秘生命的回音，一种昔日的残痕，就如同我母亲摆放在家门口小桌子上的三张照片。我经常驻足观看那几张照片。第一张是她父母亲在威尼斯拍摄的，那是他们唯一一次旅行，是姥爷送给姥姥的银婚礼物。第二张是全家福，葡萄收获季里照下来的：姥爷、姥姥居中而坐，三个姑娘和一个少年蹲在他们脚旁，背景是打谷场上装满葡萄的篮筐。第三张照片中是唯一的儿子也就是我的舅舅，他微笑着跟我父亲一起站在山顶的十字架旁，肩上盘卷着一根绳子，穿着登山服。舅舅英年早逝，为此，我取了他的名字，尽管我是彼得罗（Pietro），而他在我们的家庭语汇中叫皮耶罗（Piero）。可是照片中所有那些人没有一个是我认识的。从来没有人带我去找过他们，而他们也从未来过米兰。母亲每年有几次乘火车周六早晨去，星期天晚上回来，回来时神情比出发时还要忧伤，然后她尽力排遣忧郁的心情，继续生活。有太多的事情要做，有太多的人须关怀，没有精力多愁善感。
然而，昔日的一幕幕总是出其不意地冒出来。有几个早晨，母亲驾车送我到学校的途中，上诊所途中，或送我父亲上工厂的途中，她会哼唱起一首旧时的歌曲。有时她在途中唱起歌曲的第一段，过一会儿父亲就跟着她唱下去。那些歌曲都是大战期间以高山为背景创作的：[2]《军用列车》《苏加纳》《上尉的遗嘱》等。这些故事如今我也都很熟悉了：出发上前线时二十七个人，仅有五个人得以返回家园，在皮[3]阿维河流那里，为一位母亲留着一个十字架，她也许迟早会去寻找它；一位远方的恋人等待着、叹息着，然后不再等待，嫁给了另一个男人；献给死者一个吻，为自己企求一朵鲜花。这些歌曲的歌词中，有当地的方言，这样，我就懂得，它们是父母亲以往的生活中带来的，不过，我也直觉到其中某些不同的、非同寻常的东西，也就是说，那些歌曲是在述说他们两个人，谁知是以怎样的方式。我只是明白，是述说他们俩自己的事情，否则难以解释他们的歌声中如此清晰地透露出来的那种感动。
还有，在秋天或春天，少有的刮风日子里，在米兰街道的尽头，隐约现出远处的山脉。拐过一个弯，在一座立交桥上，突然，父母亲的目光很快会聚向那里，无需相互指点。山峰白茫茫一片，天空异常湛蓝，一种出现了奇迹似的感觉。在城市里，工厂一片纷乱扰动，民间住宅拥挤不堪，广场上的冲突，受虐的儿童，未婚妈妈；山上却是皑皑白雪。于是母亲问那是什么山，而父亲却环顾四周，像是在城市地图上给指南针定方向。这里是什么，蒙扎大街，扎拉大街？那么，[4]就是格里纳山了，他考虑了片刻后说道。我明白正是她。我对那个故事记得很清楚：格里纳是一个姑娘的名字，她十分美丽而又残忍，用箭射死了爬上山向她求爱的骑士，于是上帝把她变为山头惩罚了她。而如今她落在车子的挡风玻璃中，供我们三人欣赏，每个人都沉浸在一种不同的、无声的思绪之中。然后，红绿灯一闪，一个行人跑着穿过马路，有人在他身后按喇叭，我父亲骂了一句，然后仓促挂挡，加速离开了那美好的一刻。***
到了七十年代末，当时的米兰烽火连天，父母亲他们穿上了登山鞋。他们不是朝向当初来的东面，而是朝西，像是继续逃跑，朝向更高更峻峭的山头：朝奥索拉、瓦尔塞西亚、瓦尔达奥斯塔而去。后来母亲对我讲，她当时第一次感到有一种意料不到的压迫感。相比威尼托和特兰提诺的温馨的大山轮廓，她觉得西边的那些山谷似乎像山峡口那样，是那么狭小、阴暗和闭塞；崖石是湿润的，黑乎乎的，到处流泻着水涧和瀑布。怎么有那么多的水呢，她想。这儿应该下过很多雨。她没意识到所有那些水都发源于一处非凡的源头，她与我父亲正是朝那个源头而去。他们重新爬上山谷，直到登上相当的高度重又见到阳光：大山的风光一览无余，突然，眼前出现了玫瑰山头。一个北部世界，一种永恒的冬天，笼罩在夏季的牧场上。母亲被这景象吓住了。父亲却说，这就像是发现了另一种层次的伟大，抵达了人类的大山，重新投入巨人大山的怀抱之中。他显然是对它一见钟情了。
我不认识那天抵达的确切的地方。谁知道是不是马斯库涅亚加、阿拉涅亚、格雷索内依或阿亚斯。当初我们每年都转移迁徙，跟随父亲不安定的流浪生活，围绕着他征服的大山转悠。除了山谷，我记得我们还有家，如果可以把它称为家的话：在野营地上租一所平房，或是在某个村子的膳宿公寓租一个房间，逗留上两个星期。从来就没有足够的空间让那些地方变得舒适，也没有足够的时间让人喜欢上什么，而父亲对这些事情毫无兴趣，都察觉不到。一到那里他就马上换上衣服：从包里取出格子衬衫、绒裤、厚毛衣，重新按照原来的打扮变成另一个人。他辗转在山间小路上度过自己短暂的假期，一清早就出门，晚上或者第二天才回家，风尘仆仆，脸被太阳晒黑了，疲惫不堪却喜形于色。晚餐时跟我们聊小羚羊、羱羊，描述露天宿营的夜晚、布满繁星的天空，八月份也会降下的白雪，当他说到真正高兴处时，最后一句总会说：我多么愿意你们当时能与我在一起呀。
事实上母亲一直拒绝登上冰山。她对冰冻的山川有着一种固执的非理性的惧怕心理。她说，对她来说，山脉达到三千米高就该终止了，那是她所钟爱的白云山的高度。她更钟情两千米高的大山而不是三千米——那里有牧场、山涧和树林，而且她也十分钟爱一千米的高原，以及那里依仗树木和岩石为生的山村生活。当父亲外出时，她总喜欢带着我出去溜达，在广场上喝杯咖啡，坐在草坪上给我读一本书，或跟过往的人聊天。对我们不断的移居生活她相当痛苦。她真希望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和一个可以回归的家乡，经常向我父亲提这个要求，而他总是说，除了交米兰的房租，没有钱交付另外的租金了。她提出一个可以考虑的租房价格；最后他答应着手去寻找。
晚上，收拾好残羹剩饭之后，有一次，父亲把一张地形图铺展在桌子上，开始研究次日上山的路。他身边放着一本意大利登山俱乐部的灰色小册子，以及半杯不时吮啜一口的烈酒。母亲享受着自由自在的角色，坐在沙发椅或床上，沉浸在某部小说之中：她在小说中消融了，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似乎已身处异乡。于是我爬到父亲的膝盖上看他在做什么。我发觉他那么快乐，那么富有表情，与我所习惯的城市里的父亲形象完全相反。他很高兴地给我看地图，并且教我如何看。他一一指点，这是一条小溪，这是一面小湖，这是一片高山放牧者居住的棚屋。这里你可以从颜色分辨出树林、阿尔卑斯高山草原、石砾堆、冰川。这些曲线标志着高度：曲线越密，山脉就越陡峭，直到无法攀登；这儿曲线较稀疏的地方，坡度就较为缓和，有小路通过，你看到了吗？这些标出高度的点，就是山的顶峰，我们要去攀登的就是顶峰，只有当我们抵达了无法再攀登的地方，我们才下山。你明白吗？
不，我不明白。我得见到它——那个给他带来那么多快乐的世界。几年之后，当我们开始一起去登山时，父亲总说他清楚地记得我曾表露出来的天赋。一天早晨，当母亲还在熟睡时，父亲正准备出门，他就在我跟前系登山鞋带，我则已经整装待发，要跟随他而去。我在床上时就准备好了。黑暗中我吓了他一跳，好像我比他还大六七岁似的。在他的叙述当中，我已经成了以后会变成的那个样子——一个成熟孩子的预兆，一个未来的幽灵。
他当时问我，你不想再睡一会儿？声音很低，不想惊醒我母亲。“我想跟你一起去。”这是我的回答，或者是他认为这样，但也可能仅仅是他愿意回忆起来的话语。第一部分 童年的大山1
格拉纳山村坐落在那些河谷的一个旁支中，途经那里的人都不知晓，好像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去处。在它的高处是铁灰色的山峰，下面是挡着入口通道的一道悬崖峭壁，悬崖上一座塔的残垣俯视着已荒芜的田野。一条挖好的土路从这地区的公路分岔出来，绕着弯儿陡直地伸向高塔脚下。然后，越过高塔，向前缓伸，在山侧转弯，进入半山腰的峡谷，一直延伸至高山草原。我们进入那条山路是在一九八四年，七月份，正值人们在草原上收割干草。峡谷比从下面看上去时显得更为宽阔，在背阴面全是树林，朝阳那面则是梯田。山下的灌木丛中流淌着一条山溪，我时不时地瞥见溪水在闪烁，那是格拉纳小山村最令我喜爱的东西。当时我正在读探险小说，是马克·吐温引导我爱上了河流。我想过在河里可以钓鱼、下水游泳，砍断几棵小树建个木筏——我沉醉在这些幻想之中，竟没有发觉转过一个弯后出现在眼前的山村。“就是这儿，”母亲说道，“你开慢点儿。”
父亲放慢了车速。打从我们出发以来，他一直乖乖地遵循母亲的指示。车辆在掀起的尘土中左右颠簸，我长时间地望着牲口圈、鸡舍、树干架起的草料房、焚烧过或倒塌的废墟、路旁的拖拉机还有打包机。颈上系着响铃的两只黑狗从一家院子里突然蹿了出来。除了几间比较新的房屋，整座山村像是用清一色的灰色山石建造起来的，如同因古时候的一次塌方而露出地面的一大块岩石，依傍在山崖上。稍稍往上看，母山羊在那儿安详地吃着草。
父亲什么也没说。是母亲自个儿发现了那个地方的，她让父亲把车停靠在一片空地上，就从车上下来，去寻找房子的女主人，同时我们卸下了行李。一只狗狂吠着向我们迎来，父亲做了个我从未见他做过的动作：他伸出一只手由着狗嗅完，跟他说了一个亲切的词语，并且亲抚了它的耳朵。比起与人打交道，也许他与狗更有缘分。“怎么样？”他解开行李袋的松紧带时问我道，“你觉得如何？”
我本来想回答说：“美极了。”而在我刚下车，满怀着种种期待时，一股干草牛棚味、木料的煳味，夹杂着呛人的烟味，抑或还有别的什么气味，一起冲我袭来。不过，我不知我这么说是不是正确的回答：“我觉得不坏，您觉得呢？”
父亲耸了耸肩膀，抬眼望向行李箱上方，看了一眼我们面前的木屋。屋子朝一边倾斜着，若是没有两根支撑着它的桩子，肯定会倒塌。屋子里面堆着几大包干草，干草包上有一件牛仔衬衣，看来是某个人脱下来忘在那里了。“我是在这样一个地方成长起来的。”他说道，我不明白那是种美好还是痛苦的回忆。
他抓住了行李箱的把手，打算把箱子取下来，不过，随后他脑海里浮现出另外一件事。他看了看我，冒出一个十分令他开心的念头。“在你看来，往事可以重现吗？”“很困难。”谨慎起见，我说道。他总是让我猜这一类难以捉摸的事。他看到我身上具有他同样的聪慧，既有逻辑又精确，总觉得自己有义务考验我一下。“你看那条溪流，看见了吗？”他说道，“我们权当那溪水就是流逝的时光。如果我们所在的这里是现在，那么，你想想，将来在什么地方呢？”
我考虑了一番。这似乎很简单。我做了最自然的回答：“将来就是水流去的地方，就在下面那儿。”“错了，”我父亲判断说，“幸好是这样。”然后他如释重负似的说：“哟！”——他把我举起来的时候也总这样说，这时两个行李箱中的第一个掉落在地上了，发出一种沉闷的响声。
母亲租下来的房子坐落在村镇的高处，在一个被牲口饮用的水槽围绕的院子里。房子带有两种不同渊源的标志：首先是墙垣，发黑的落叶松的阳台，覆盖着苔藓的屋顶，煤烟熏黑的粗大烟囱，这是一种古老的渊源；其次仅仅是老旧的渊源。那是一个屋子里的地板上铺着亚麻油毡布的时代，墙壁上挂着各种花卉贴画。固定在墙上悬空挂着的小柜，洗碗池的厨房，所有的物件上都已长了毛，褪色了。唯有一件东西挺抢人眼球，那是一只生铁制的黑色炉子，威严又厚实，带有黄铜把手，有四个煮饭生火的灶眼。应该是从另外一个地方收来的，而且还是另一个年代的产物。不过，我想，母亲更喜欢当时尚未曾有过的东西，因为她找到的其实是一个几近空荡荡的屋子。她问房子的女主人，我们是否可以整理一下屋子，女主人只回答说：“你们随便怎么整理都行。”那房子已多年不出租了，当然，她没料想到那年夏天能租出去。她有些粗鲁，但并不失礼。我想她当时是有些尴尬，因为她正在田里干活，没来得及更衣。她交给我母亲一把硕大的铁钥匙，最后向她解释如何使用热水，在稍稍婉拒了一番之后，她接受了母亲事先准备好的信封。
父亲早就不待在屋子里了。对他来说，哪儿的房子都一样，而且第二天他就得上班。他到阳台上去抽烟了，双手搭在粗木制成的栏杆上，双目望着山顶。他仿佛在琢磨得从何处着手。女主人走后，他回到屋子里，这样他就避开了寒暄，同时，他的神情骤然凝重起来。他说要出去买午餐吃的东西；他想在日落之前驾车离开。***
父亲一走开，母亲就在那个房子里重又按照她原先的生活起居行事了，那是我从来不知道的。早晨一起床，她就把柴火堆在炉子里，把一张报纸搓成团儿，拿一根火柴在铁炉子的毛糙部位蹭擦。她对弥漫在厨房里的烟毫不在意，既不管熏热了屋子里我们的被子，也不管壶里溢出来的牛奶在炽热的炉面上烧煳了。早饭给我吃涂了果酱的烤面包。她在自来水管底下给我洗澡，冲洗我的脸、脖子和耳朵，然后，用一条抹布替我擦干，并把我打发到屋外：她是让我出去吹吹风、晒晒太阳，使我最终能丢掉一些在城市里娇生惯养的习气。
在那些日子里，山溪成了我探险的领域。那里有两道界线是我不能逾越的：上方有一座小木桥，过了桥，岸就变得更加陡峭，而且收缩成一条峡谷，下面崖石脚下有矮树丛，溪水从那里流至谷底。母亲从房子的阳台上可以监控到那段溪流，而且整条溪流都可以看到。溪水刚开始是湍流而下，溅起一连串的泡沫，我从巨大的岩石间探头望见水底泛出的银色反光；随着溪水流至下方，流速放缓了，像是从青年变为了成年人，而且分了岔，分割成一些小岛，由白桦树拓植而成，我可以跳跃着穿过那些小岛抵达对岸。再往前又是一片纵横交叉的树木，构成了一道屏障。在那里有一道悬崖上的裂缝，在冬天泥石流把树干和枝杈冲下来，如今它们腐烂在水里了，但对于那时发生过的事情，我一无所知。在我看来，那是山溪生命中所遇到过的一个困难时期，它曾经在此停留，变得晦暗。每次，我最后都坐在这里，望着荡漾在水面下的水藻。
沿着溪岸有一个小男孩在草地上放牧母牛。据我母亲说，他是房东太太的外甥。他手里总拿着一根黄色的棍棒，是塑料做的，带有弯柄，用来从一侧赶母牛朝青草茂盛的下游走。那是七头奶牛，身上有栗色斑纹，年轻又不安分。当它们径自乱走一气时，小男孩就叱责它们，时常在一头奶牛后面追赶着，一边咒骂着。放完牛要回来时，他又爬上山坡，转身用这样的吆喝声招呼它们：“噢，噢，噢”，或者是“哎，哎，哎”，直到母牛很不情愿地跟着他回到牛棚。他常常在牧场上席地而坐，从高处监视着它们，用一把折叠小刀子削一块小木头。“你不能待在那儿。”他说道，那是他唯一一次跟我说话。“为什么？”我问道。“你踩了草。”“那我能待在哪里呢？”“那边。”
他指着溪水的另一岸。从我所在的地方，看不到怎么才能走到对岸，但我不想问他，也不想与他商量从他的草地上通过。我就这样踩进溪水里，连鞋子也没脱，竭力想在水流中站直身子，并且想表现出没有任何迟疑，仿佛涉水过河对我来说是家常便饭。过了河，我坐在一块岩石上，裤子全湿透了，鞋子滴着水，可是，当我转过身子时，那男孩不再理会我了。
我们就这样过了好几天，他在溪水的一边，我在另一边，相互都不屑看上一眼。“为什么你不去结交个朋友呢？”一天晚上，母亲在炉子跟前问我道。屋子里充斥着多少个冬天积攒下来的寒气，我们点燃了炉火吃晚餐，之后，又围坐在炉子旁取暖，直到上床睡觉的时刻。我们俩各自读自己的书，翻过一页又一页，不时地拨旺炉火，活跃我们之间的谈话。黑色的炉子倾听着我们。“可我该怎么做呢？”我回答说，“我不知道说些什么。”“你可以问候他。问他叫什么名字。问他那些母牛叫什么。”“好的，晚安。”我说道，假装正沉浸在阅读之中。
在与他人相处这方面，母亲比我有一套。由于村子里没有商店，当我在探察小溪时，母亲却发现了可以买到牛奶和奶酪的牛舍、出售某些蔬菜的菜园子，以及能搞到废木料的锯木厂。她还跟牛奶制品厂的小伙子协商好，让他给她捎面包和购置的物品，那小伙子早上和晚上都驾驶货车回收牛奶桶。不知怎么回事，一星期之后，她在阳台上挂起了花盆架，在上面种满了天竺葵。如今，我们的房子从老远处就能辨认出来，我已经听到过格拉纳镇上不多的居民喊她的名字向她问候了。“反正没有关系。”片刻之后，我说道。“什么没有关系？”“交朋友。我也喜欢自己独处。”“是吗？”母亲说道。她抬起双眼，脸上没带微笑，仿佛这是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她又问道：“当真是这样吗？”
于是，她决定帮助我。不是所有的人都有相同的想法，但是母亲却坚定地认为有必要介入他人的生活。几天之后，就在那间厨房里，我发现那个放牛的小男孩正坐在我的位子上吃早餐。说实话，我在见到他之前，就闻到了他的气息，因为他身上带有牛棚的味道，干草、凝乳、湿润的泥土、燃烧的木头的味道，对于我来说，从那时起这些就是大山的味道，是我在世界上任何一座山里都找得到的。他叫布鲁诺·古列尔米纳。格拉纳小镇上人人都姓古列尔米纳，这得说明一下，但名字布鲁诺只属于他。他比我大几个月，因为他生于一九七二年，但是在十一月份。他吞食着母亲给他的饼干，好像长这么大从未吃过似的。最近的一次发现是，在山下牧场的时候，不仅我在研究他，他也在研究我，尽管我们俩都假装无视对方。“你喜欢激流，真的吗？”他问。“是的。”“你会游泳吗？”“会一点。”“会钓鱼吗？”“我觉得不会。”“你来，我给你看一样东西。”
他这样说道，从椅子上蹦了下来，我向母亲使了个眼色，然后，不假思索地跟在他后面跑。
布鲁诺带我去了一个我认识的地方，那里的溪水从小桥底下流过。当我们到了岸上，他低声命令我尽可能不要出声，隐藏起来。然后，他从崖石后稍稍探出头来，那样足以窥视溪流那边的动静。他向我做手势叫我等着。我等在那里时，望了望他：亚麻黄的头发，被阳光晒黑的脖子。穿着尺寸大小不合体的裤子，裤腿卷到脚踝骨上，耷拉着裤裆，像是一幅成年人的漫画像。他的行为方式也像个成年人，声音和手势透着一种庄重。他示意我赶上他，而我服从了他的命令。我从崖石探出头去，望着他注视的地方。我不知道该看什么：在水溪那边形成了一挂小瀑布，绿荫丛中有一口小水塘，也许水深至膝盖处。水在洼坑表面流动，倾泻而下的溪水激起层层涟漪。水塘边缘漂浮着一点泡沫，一根粗树枝横在水面，挡着腐烂的青草和树叶。这种景象微不足道，唯有溪水沿着山势往下流淌，每次都令我陶醉着迷，而我也不知为什么。
我仔细察看着洼坑，不一会儿，看到水面稍稍荡开了，而且发现里面有活的东西。一条、两条、三条、四条细长的影子张着嘴逆流而上，唯有尾巴微微沿水平方向摆动着。时不时有一条黑影骤然移开，停留在另一个点，时而又露出背部，并从水底下游回，但始终是朝着瀑布的方向。我们位于它们的下游，因此它们看不见我们。“是鳟鱼吗？”我低声问道。“是鳟鱼。”布鲁诺说道。“它们总是在那里吗？”“不总是。有时候它们会换洼坑。”“它们要干什么呢？”“觅食。”他回答说，在他看来，事情似乎再自然不过了。而我此时却正在学习。原先我总是想，一条往水里游的鱼儿，更容易顺流而下，而不是费力气逆水而上。鳟鱼为了坚持在水中不动，就用足力气摆动尾巴。我想知道它们寻觅什么吃。也许是那些在水面上飞舞的小虫子，它们像是落入罗网一样待在那儿不动了。我观察片刻，想了解得更多些，可布鲁诺突然按捺不住了：他腾地站了起来，挥动着双臂，瞬间鳟鱼就飞速游走了。我走过去看，只见鱼儿正从水塘中心向各个方向逃窜。再往水里看，见到的全是白色的卵石和湛蓝的水底。然后，我不得不离开那里去追布鲁诺，他正跑步登上山溪的对岸。
稍往岸的上方，一座房子孤零零地俯瞰着溪岸，看上去像是牧羊人住的小屋。它耸立在被阳光晒干的荨麻、荆棘和黄蜂窝中间，快要倒塌了。像那样的废墟，村子里比比皆是。布鲁诺把手放在石墙上，残破的墙垣连成一面满是裂缝的墙角，他抽身向上一跃，就到了屋子二层的窗口。“上来呀！”他从上面探身说道。不过，随后就忘了等我，也许因为他觉得一点儿都不难，或者因为他压根没想到我需要帮助，或者只因为他已习惯如此，不管困难与否，每个人都得自己应付。我尽力模仿他。我感到手底下的石头粗糙又干硬，微微温热。我双手抓住窗台，往里面望去，见到布鲁诺正从阁楼的地板活门爬下去，有一架木梯子可通到楼下。我觉得自己已决意跟着他去到任何地方。
那里在半明半暗中，下面有一个被矮墙分隔成四间的屋子，空间大小都一样，像是槽池。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子霉味和木头腐烂的味道。当双眼逐渐习惯黑暗后，我看到地板上散落着铁皮罐、瓶子、旧报纸、撕成条的破衬衣、脱了底的鞋子、部分生了锈的工具。布鲁诺俯身趴在一块磨光的白色大石块上，石块呈轮子形，搁置在房间的一个角落。“那是什么东西？”我问道。“石磨。”他说道。然后又补充说：“水磨子的石头。”
我挨着他俯身察看。我知道什么是磨石，但我从未亲眼见过。我伸出一只手。这另样的石块冷冰冰、滑溜溜的，磨子中心长出了苔藓，留在手指肚上就像是绿色的泥土。胳膊因刚才攀缘留下了抓痕，有些灼痛。“我们得把磨石竖起来。”布鲁诺说道。“干吗？”“这样它就能滚动了。”“往哪儿滚？”“什么往哪儿？往下面呀，不是吗？”
我摇了摇头，因为我不明白。布鲁诺耐心地向我解释道：“我们把磨石竖起来，把它推到外面，然后扔到下面的山溪里。这样，鳟鱼就会从水里跳出来，我们就可以吃到鱼了。”
我觉得这个主意很宏大，却又难以实现。这块大磨石对于我们两个来说太重了。不过，一想到磨石滚动起来该是多美的事，而且想到我们自己居然如此能干，心里就美滋滋的，于是我决意不表示反对。该是有人已经这样尝试过了，因为在磨石下面，在石头和地板之间插嵌着伐木工人用的楔子。楔子插入的深度足以把磨石从地面上抬起来。布鲁诺捡了一根结实的木棒，一把铁锹柄，像敲一根钉子似的用一块石头开始往那条裂缝里敲击。当尖端嵌入缝隙里，就把下面的石头推挤到铁锹柄底下，并用一只脚顶住。“现在你帮我。”他说。“我该怎么做？”
我走过去站在他一旁。我们两个人得用身体的重量抬起磨石，把它往下面推。这样，我们就挂在铁锹柄上，当我的双脚离开地面时，就感到石磨动了。布鲁诺想出的办法是正确的，倘若用一种更好的杠杆，也许能奏效，但那旧铁锹木柄在我们的重压下，吱吱嘎嘎作响，最后突然断裂了，我们摔倒在地。布鲁诺的一只手受了伤。他嘴里骂骂咧咧地朝天挥动着那只手。“你被弄疼了吗？”我问道。“该死的石头，”他吮着自己的伤口，“我迟早会把你从这儿挪开的。”他沿着小梯子上去，怒气冲冲地从屋子上面消失了。过了不久，我听见他从窗口跳下去，跑掉了。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睡。激动的心情令我无法合眼：我有过孤寂的童年，不习惯两个人共处。在这方面，我想我与父亲一样。不过，那天我却感受到了某种东西，一种突如其来的亲昵感，令我着迷，同时又令我害怕，如同在一片未名的领土上出现了一个突破口。为了平静下来，我在自己的头脑里寻找到一些形象。我想到了山溪，想到水塘、小瀑布，想到了为保持静止不动而摆动尾巴的鳟鱼，想到了被冲刷到别处的树叶和枝杈。然后，又想到跳起来跃向猎物的鳟鱼。我开始明白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对于河里的一条鱼来说，所有东西，都来自山，昆虫，树枝，树叶，任何东西。因此，它总是往上看，等待着应该来到的东西。我想，假如你浸入水中的那个点是现在，那么过去就是越过你流去的河水，那朝低处流去的溪水，以及不再有任何属于你的东西的地方，而将来就是从高处流下来的水，带着凶险和惊喜意外。过去是在下游，将来是在上游。这就是我本该回答父亲的话。无论命运是什么东西，它就居住在我们脑袋上方的群山之中。
随后，这些思绪也慢慢地消失了，而我静坐聆听着。如今我已习惯了夜间的响声，能够一一辨别出它们。我想，那是泉水声，牲口饮水池里发出来的；这是一条狗身上的响铃声，它夜间在外面溜达；这是格拉纳山村里唯一的街灯发出的嗡嗡声。我自问道，布鲁诺躺在他的床上是否也听得到同样的响声呢？
母亲在翻阅书本，炉子发出的噼啪声催我进入梦乡。***
七月份剩下的日子里，我们没有一天不见面的。不是我到牧场去，就是布鲁诺用根绳子把母牛绑在一辆车的电瓶上，自己来到我们的厨房。他除了喜欢饼干之外，还喜欢我母亲。他喜欢母亲对他的关注。她不绕弯子，坦诚地询问他，如同她习以为常的本职工作，而他就自豪地回答着，因为他的故事竟然令一位热忱的城里的太太如此感兴趣。他讲述道，他是格拉纳小镇上最年轻的小伙子，也是当地最后一个牧童，因为再也没有别人来这里了。他父亲一年中多半的时间不在家，很少露面，只有在冬天回来，而一闻到春天的气息，他就立刻出发去法国或瑞士，或者去任何一个招聘工人的工地。幸亏他母亲从来不离开家乡：她在房屋上方的梯田上有一个菜园子、一个鸡舍、两头母山羊和一个养蜂的蜂箱；照看好这小小的王国就是她唯一的兴趣所在。当他描绘起他的母亲时，我就明白她是什么样的人。一个我曾经见过的推着小车、拿着一柄锄头或一把铁耙子在我面前走过的女人，她低着头走到了我前面去，都不曾察觉我的存在。布鲁诺和她住在他一个舅舅家里，他舅舅就是我们房屋女主人的丈夫，经营着几片牧场，养着奶牛。现在这位舅舅与几个更年长的表兄待在山里。布鲁诺指着窗户，在那一刻我只能看到一些树林子和石子堆。他补充说，到八月份他就将带着他们给他留下的奶牛上山去找他们。“去山上？”我问道。“就是去放牧。你知道如何去高山牧场上放牧吗？”
我摇了摇头。“舅舅们跟你相处得好吗？”我母亲打断他。“是的，”布鲁诺说道，“有很多事情要做呢。”“不过，你也上学吗？”“是的，是的。”“你喜欢上学吗？”
布鲁诺耸了耸肩膀。他无法说喜欢，也就无法让我母亲满意。“你爸爸和妈妈相亲相爱吗？”
现在布鲁诺移开了目光。他噘着嘴唇做了个鬼脸，这可以意味着否定，或者是还可以，又或者表示现在不是探讨这类话题的时候。对于我母亲，这样作为回答就足够了，她不再坚持问下去。然而，我当时便知道，在这种谈话中，有某些东西令她不悦。她不弄明白是不会罢休的。
我和布鲁诺出去时，彼此不谈论自己的家庭。我们去小镇上溜达，从来不离他放牧的母牛太远。我们偶然地进入荒弃的房屋。在格拉纳小镇里，废弃的房子要多少就有多少：旧牛棚，旧贮草仓和旧谷仓，一家堆满灰尘扑扑的空货架的大商铺，一座被烟熏黑的旧面包房。到处是我曾在磨坊里见到过的废物，仿佛长时间以来，在那些建筑物被遗弃之后，有人粗暴地占领过，随后再次抛弃了它们。有些厨房里，还找得到桌椅板凳，以及挂在壁炉上的长柄平锅。食柜里还有几只盘子和杯子。一九八四年，在格拉纳仅住着十四个人，而在以往的年代里，曾达到过上百个。
有一座较为现代化的宏伟建筑屹立在小镇中心，在它四周是民房。大楼有四层，砌白色灰泥墙，一部室外的楼梯，一个院子，一道部分塌落的围墙。我们从那儿进去，跨过院子里遍地丛生的荆棘，进到那座楼房。底层的大门只是虚掩着，布鲁诺推开了那道门，我们就进入了一个阴暗的前厅，那里有木头长凳和挂衣架。我立刻明白了自己是在什么地方，也许是因为所有的学校都相似的缘故。可是，格拉纳山村的学校里如今只培养肥大的灰兔，它们从一排笼子里惊恐地窥视着我们。教室里散发着一股混合着稻草、饲料、尿臭的味儿，以及发酸的葡萄酒味。在一个木头脚板上——那儿以往应该放讲台的，现在只有几只空玻璃坛子扔在那儿，然而，没有人敢把耶稣受难像从墙上取下来，也没人敢把堆放在教室后面的课桌用来当柴火。
那些课桌比兔子更吸引我。我走近细看：狭长的课桌；四个放墨水瓶的孔洞；被放在上面的双手磨蹭得滑溜溜的木头。课桌内侧的边缘上是学生刻下的字母，用小刀子也或许是用一颗钉子的尖头刻的。词首的字母，姓氏古列尔米纳开头的字母G常常出现。“你知道他们是谁吗？”“我知道几个，”布鲁诺说道，“有些我不认识，不过，我听人说起过。”“那是什么时候的事情？”“我不知道。这所学校一直关着门。”
我没来得及问别的，就听见布鲁诺的舅妈在喊他。我们的历险就这样结束了。那不容置辩的断然呼喊，一次、两次、三次，无论我们在哪里，都听得到。布鲁诺叹了口气，随后与我告别，就跑掉了。一切都半途而废了，一场游戏，一席谈话：那天，我知道自己再也见不到他了。
然而我却在那所旧学校里又停留了许久：我察看了所有的课桌，读了所有的词首字母，试着想象那些孩子的名字。然后，正当我好奇地探索时，发现了一个新近才精心刻上去的字母。用小刀子刻下的痕迹在灰色的木头上很显眼。我用手指抚摸着字母G和字母B，对于刻下字母的作者的身份，确实没有什么可怀疑的了。在这所布鲁诺带我来的废墟里，我所看到而又无法明白的其他事情都联系了起来，开始领悟到这座幽灵般的山村昔日有过怎样神秘的生活。***
七月飞快地过去了。我们到达时，割过的青草重又长出来一拃高，牛群沿着山间小路向高山牧场迁移而去。我看着它们消失在幽谷里，牛蹄声夹杂着牛铃声萦绕在群山间，它们进入了山林之中，随后重又出现在远处，像是一群群鸟儿飞越过茂密的树林，停落在山腰上。每星期两个晚上，我和母亲走相反的路程去另一个山村，那里仅有几所房子，寥落地坐落在深谷里。我们花半个时辰步行到达那里，而到了山路的尽头，仿佛突然进入了现代化的地方。一家酒吧的灯光照亮了河上的大桥，来往的车辆行驶在大区的公路上，音乐声夹杂着坐在酒吧外面的度假者的说话声。山下比较热，夏天令人欢悦又慵懒，如同在海边消夏。一帮男孩子聚集在那些小桌子旁，抽着烟说笑，有时候被路过的朋友接走，驱车去山谷里的酒吧。我和母亲却在公用电话亭前排着队。我们等着轮到我们，随后一起走进繁忙通话的电话亭里打电话。父母亲急匆匆地说完话了事；即便在家里他们也不花太多时间聊天。听着他们的谈话，仿佛是两位老友，话说半句就能彼此明白。当母亲让我通电话时，父亲跟我说话的时间倒更长些。“嗨，山里人，”他说，“过得怎么样？你登上几座山顶啦？”“还没有呢。不过，我在训练。”“好样儿的。你的朋友怎么样？”“他挺好。只是他不久就得去高山牧场了，我就见不到他了。得花一个小时到那里。”“好的，不过，一个小时可不算太长时间。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一起去那儿，你说呢？”“我会很高兴的。你什么时候来？”“八月份，”父亲说，在跟我道别之前，又补充说，“替我吻你妈妈。你照顾好她，哎？别让她感到孤单。”
我答应他，不过心里却暗自思量着，感到孤单的应该是他才对。我想象得到他待在米兰的公寓里，开着窗的屋子空荡荡的，听到的是机器的轰鸣声。我母亲的身体好极了。我们沿着树林里同一条小路走回格拉纳小山村，这时天色已经暗下来了。于是她点燃了一个火把，并把它插在脚上。她丝毫不害怕黑夜。她如此的安详平静，也令我十分安心：我跟着她那双登山鞋子朝那微弱的灯光走去，走了一阵后，我听到她低声哼起歌曲，像是在唱给自己听。倘若我会唱那首歌，当时我也会小声跟着她唱起来。来往车辆的噪声、收音机的音乐声、孩子们的欢笑声，在我们的身后消逝了。随着我们向上攀登，空气逐渐变得清新。在发现亮着灯的窗之前不久，我就知道几乎快到家了——风儿把壁炉的气息传送给我了。2
我不知道父亲那年从我身上看到了哪些变化，但他早已决定把我带在自己身边。一个周六，他从米兰来到山上，驾着他那辆破损的阿尔法小汽车闯入了我们习常的生活，决意不浪费他短暂假期的每一分钟。他事先买了一张地图，用图钉钉在墙上，还买了一支细笔用来标出已行过的山路——像是将军们征服的地盘。他的全部行装就是一只旧军用背包、膝盖衬着绒布的裤子和白云山登山运动员的红色厚毛衣。母亲更喜欢躲在家里与天竺葵和书本为伍，不掺和其中。布鲁诺已经在高山牧场，我只能独自回到我们以往待过的地方，感受对他的思念之情，所以我很乐意接受新鲜的方式：我开始学习父亲的登山方式，这更类似于从他那里接受一种教育。
清晨，我们一大早就出发，驾车一直行驶到玫瑰山脚下的村镇。那是比我们那里更时尚的接待旅游者的场所，我昏昏欲睡中瞥见成排的小别墅、二十世纪初高山风格的旅馆、六十年代建造的丑陋的公寓房子以及沿河停靠着的房车营地，它们都一一在我眼前掠过。整个山谷还沉浸在黑暗之中，披着湿漉漉的露水。父亲在头一家营业的酒吧喝了杯咖啡，然后，俨然一名登山队员，挎上了背包。过一座小木桥之后，山路从一座教堂后面盘旋而上，伸入树林中，从这里我们就开始攀登了。在上山之前，我最后一次抬眼望着天空。我们头顶上方的冰川在阳光下闪耀着，清晨寒冷的天气下，赤裸着双腿冻得我直打寒战。
在上山的路上，父亲让我走在前头。他离我一步远跟在后面，这样，我可以在必要时听见他说话，也听得到他在我身后的呼吸。我要遵守的规则不多，也很清楚：一是掌握好登山的节奏不要停下来；二是不说话；三是在交叉路口，永远选择往上延伸的山路。他一路上气喘吁吁的，远不如我轻松。平时他终日蹲办公室，又抽烟。不过，至少有一个小时他没有停下脚步，也没有喘口气，没喝一口水，也没观赏任何景色。观赏山林对他没有什么诱惑力。我们在格拉纳村镇闲逛期间，是母亲指点我观赏各类植物和树木，并且教会我它们的名字，像是人名似的，每种植物都有自己的个性，而对我父亲来说，树林只是登上高山的入口而已。我们低着头再度攀登，集中注意力在双腿的节奏以及肺部和心脏的节奏上，与体力保持一种私密的默契。我们踏在几百年来动物和人经过的卵石上。有时候越过一个木头十字架或刻有名字的青铜牌子，或是一个带有圣母小像和鲜花的神龛，它们赋予树林里那些角落一种墓地般的凝重气息。当时我们的沉默无言蕴含着另外一种意义，仿佛只有以这种方式从那里经过，才能表示对它的尊重。
到了树林的尽头，我们才抬头仰望。冰冻的山脊上山路逐渐平缓，我迎着阳光，见到了高山上最后的一些村落。那是些几近被废弃的地方，比格拉纳村镇更糟，幸亏还有一旁的牛棚、淌着涧水的山泉以及一座像样的小教堂。房屋的上方和下方，土地被平整过，石块是堆砌好的，挖成的沟渠用来灌溉和施肥，河岸上整成了梯田和种菜的园子：父亲向我指点这些工程，并且以欣赏昔时山里人的口吻跟我说话。那些中世纪从阿尔卑斯山北部来的人，能够在高地上种植作物，没有人驱使他们。他们具有特别的技能，且有一种特别的毅力，能忍受寒冷和艰辛。他对我说，如今已没有人冬天里能在高山峻岭上生活，能像古人那样在几百年中以自给自足的方式生活。
我看着坍塌的房子，尽力想象当初住在那里的居民。无法理解昔日怎么会有人选择这么艰苦的生活。当我这样问父亲时，他以其谜一样的方式回答我，似乎他总是无法给我解开谜底，只能稍稍给一点儿线索，而我总是不得不自己去求得真相。“并非是他们选择的。倘若某人去高山上求生，那是因为在山下，他们不让他安宁。”他说道。“在山下，有什么事情让他们不得安生？”“统治者。军队。神父。工头。得看情况而论。”
他回答的语气并不是十分严肃。现在他在泉水旁清洗后背，比清晨时心情愉悦多了。他摇晃着脑袋把水甩干，捋着胡子，朝泉水上方望去。在等着我们前往的幽谷里，没有任何景物挡住我们的视线，这样他迟早都能注意到山路上任何一个走在我们前面的人。他有猎人般敏锐的目光，总能寻找到那些红色或黄色的小斑点，辨认出背包或风衣外套的颜色。他们越处在远处，我父亲的声音就越洪亮，他指着他们问我道：“彼得罗，我们要不要赶上他们呢？”“当然，”我总是回答说，“不管他们在哪儿。”
于是，我们的登山就演变成了一场追踪。我们的肌肉相当发达，尚有使不完的力气。我们重又登攀八月份的牧场，沿途经过偏僻的高山牧场、漠然的奶牛群、扑在脚踝上狂吠的狗和刺扎着我的光腿的大片荨麻。“抄近路吧，”觉得标志小路的路线不够清晰时父亲说道，“一直走。从这里往上爬。”
坡度重又增加了。最后在那儿，在那些险峻陡峭的斜坡上，我们赶上了我们的目标。通常是三两个人，跟我父亲的年龄相仿，衣着也与他相似。他们使我心里更确定了这种想法：进山攀登就是过去那些年代里的一种时尚，遵循着一些古老的习俗。他们相信跋涉是一种礼仪：他们靠一边行走；站在山路旁，停下脚步让旁人先上。他们肯定从上面已经看见了我们；他们曾试着坚持攀登，不乐意被别人赶上。“你们好，”其中的一位说道，“小伙子爬得好快啊，嗯？”“他爬得快，”父亲回答说，“我紧跟着他。”“小伙子腿脚有劲儿。”“可不是嘛。不过，当初我们也是那样的。”“唉，也许是一个世纪之前了。你们想一直爬到山顶上去吗？”“试试看吧。”“祝你们成功。”另一位最后说道，客套话就此结束。我们默默地离去，如同我们默默地来到。在登山途中遇上驴友那是意想不到的欣喜。过了不久，当我们离开相当远时，感到有一只手搭在肩上。这是唯一能感觉到的：一只搭在肩上且用力握紧的手，仅此而已。“我们每个人在山上都有一个自己偏爱的高度，一道与自己相似的风景，在那里会感到自在舒适。”母亲曾这样确信，也许这是真的。她钟情的无疑就是一千五百米高处的树林，云杉和落叶松树林，树荫下生长着橘子、刺柏和杜鹃花，在那里躲藏着狍子。比大山更吸引我的是伴随大山出现的：高山牧场、山涧、泥炭、高山的青草、牧场的牲畜，再往高处，植物就消失了，大雪覆盖了万物，直到夏季开始。一眼望去，是一片灰色的崖岩，带着石英的纹理，镶嵌着黄色的地衣。父亲的天地从那里开始。跋涉了三个小时之后，草坪和树林让位给满是石子的土地、隐藏在冰冻凹地里的小湖泊、留下泥石流痕迹的沟壑以及冰凉水流的山泉。山川演变成一种甚为苦涩的荒凉纯净之地。他在山上变得很快乐。回到往日的大山之中，回到往昔的时光里，也许，他重又变得年轻了。他的步伐似乎更轻盈，重新找回了失去的活力。
我反而觉得筋疲力竭。疲惫不堪加上缺氧，胃里堵得慌，感到恶心想吐。身体的不适令每一米的攀登都很艰巨。父亲未能发现我的状况。山路在三千米的高度变得模糊了，满石子山地里只留有卵石和油漆的痕迹，他终于走在探险路的前头了，没转过身来察看我的身体状况。若他转过身也是为了叫喊一声：“你瞧！”同时指着高处的一排山峰，它们像那个矿物世界的卫士般俯瞰着羱羊角。我抬眼向高处望去，山顶似乎还离我们很远很远。我鼻子里有一股冰冻的雪和打火石的味儿。
折磨意想不到地终结了。我越过了最后一段间距，转过岩石凸角，突然见到眼前一堆石子，或是一个被电击倒的铁十字架，我父亲的背包扔在地上。与其说那是一种欣喜，不如说更是一种欣慰，山上没有任何我们的奖品：除了我们无法再登高之外，山峰顶上确实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还不如找到一汪山涧溪水或一个村落，那样我会更高兴些。
在高山顶上父亲变得沉思不语。他脱去衬衣和背心，晾在十字架上。我很少见到他光着上身，他的身体在那种状态下透着某种脆弱：晒红的前臂，白皙强壮的肩背，从来不摘除的金项链，重又晒红的粘着尘土的颈脖。我们坐下来吃面包和奶酪，凝望着崇山峻岭。展现在眼前的是玫瑰山头，挨得这样近，掩隐在山中的高山旅馆、登山缆车、人工湖泊，还有从玛格丽塔深山隐蔽的棚屋回去的长长的队列，都一览无余。于是，父亲掀开盛葡萄酒的行军水壶，点燃了早晨唯一的一支香烟。“并非它是玫瑰就叫玫瑰山头，”他说，“它源自一个古老的名字，意思是冰、冰山。”
然后，他给我列举从东到西是九千米跨度，每次都从头数起，因为在攀登上山顶之前，须识别它们。登上这些山，我们已经期待很久。不起眼的乔尔达尼尖峰，维钦特金字塔在它上方；巴尔门霍尔山峰上竖立着宏伟的基督像尖顶；帕罗特山的侧面轮廓如此模糊几近看不见；然后是高贵的山峰涅菲蒂、祖姆斯坦因、杜孚尔，三座堆在一起的姐妹峰，两个利斯卡姆山旧山冠把它们连成一体，被称为“吃人的山峰”。最后是优雅的卡尔多雷山峦、起伏不平的波鲁切山、锋利的黑岩山和神情温良的勃雷托尔群山。西边最后的山峰是切维诺峰，锋利苍劲而又孤寂，我父亲称它是“伟大的贝卡”，仿佛是他的一位老姨妈。他不太想转向南边，朝平地走去：下面笼罩着八月的雾霭，而在那灰色的大钢罩底下的某个地方是灼热的米兰城。“好像很小，是不是？”他说道，而我没弄明白。我不明白在他看来那宏伟的群山景色为何竟显得那么小。抑或是别的什么东西在他看来是那么小，那些我登上高峰时脑袋里回想起来的东西。然而，伤感之情瞬间即逝。抽完了烟，他从思绪的泥淖里抽身出来，重又捡拾起行装，说：“我们走。”
我们匆匆下了山，沿着随便什么山坡飞跑着冲下来，嘴里高呼着战斗的口号，发出印第安人式的吼叫，不到两个时辰，我们就在村子里的某个山泉旁泡脚了。***
母亲在格拉纳的调查有进展。我经常看到她在山上布鲁诺母亲忙活的梯田里。你抬眼望去，可以看到她总是在那里，一个瘦骨嶙峋的女人，戴着一顶黄色小便帽，弓着腰照料洋葱和土豆。她从来不跟人交谈，也没有什么人去找她，直到我母亲去与她攀谈：一个在菜园里，另一个坐在一旁的一根树桩上，从远处看去，似乎她们已经聊了好几个小时了。“看来她是能说话的。”我父亲说道，我们曾跟他说过那个奇怪的女人。“她当然能说话。我可从来没结识过聋子。”母亲回答说。“可惜了。”他评论道，但是她没有心情说俏皮话。她发现布鲁诺那年没有考上初中一年级，十分恼火。从四月份起他们就不再送他去上学。如果没有人加以干预，他所受的教育就到此为止了，而这类事情是十分令我母亲愤慨的；在米兰是这样，在一个小山村里也是这样。“你救不了所有的人。”我父亲说道。“可有人曾经救过你，我没搞错吧？”“怎么没搞错。不过，后来是我从他们那里自救出来的。”“可是你上了学。他们可没有在你十一岁时让你去放牛。十一岁的孩子应该上学。”“我只是说这里不一样。这里幸好有他父母在。”“是的，一种好运气。”母亲下结论说，而父亲避免反驳她。他们几乎从来不谈及父亲的童年，很少几次提起时，父亲总摇摇头，中断了谈话。
我和父亲就这样被差遣去侦察，与古列尔米纳家的人结交。他们夏天居住的高山牧场，由三所小房子组成，离开格拉纳沿着峡谷的小路攀登到那里有一个多小时的路程。我们从远处就看见了那三座小屋子，右边一半隐掩在山腰间，山崖在那里趋向缓和，然后重又陡峭而下，一直伸向流向山村的那同一条山涧。我已经喜欢上了那条激流。在高山牧场上重又能见到它，心里特别高兴。幽谷在那里封堵上了，仿佛巨大的山崩在上面把它给封住了，延伸至一片沼泽地里，一条条水沟流经那里，蕨类植物、大黄、荨麻遍地丛生。从沼泽湿地中间经过，小路变得泥泞。穿过了湿地，越过了山溪，登上了阳光普照的干燥山地，我们朝山顶小屋走去。从山溪到山上全是保存得很好的牧场。“哎呀，”布鲁诺说道，“来得是时候。”“很抱歉，我得陪着父亲来。”“那是你父亲吗？他怎么样？”“我不知道，”我说道，“好样的。”
我开始像他那样说话。两个星期没见面了，而我们觉得像老朋友了。父亲也像老朋友似的跟他打了招呼，布鲁诺的舅舅也很看重我们，显得很好客。他走进其中一间小屋子，出来时带着一块鲜奶酪和一小瓶葡萄酒，不过，他的面相与欢迎我们的举动显得不太协调。他满脸横肉，像个心术不正的男人。他唇下的胡子又乱又硬，几乎全白了；嘴唇上的胡子更为浓密，是灰色的。天蓝色的眼睛，弯弯的浓眉永远显出怀疑。我父亲伸给他的手，令他感到惊讶，他把手抽回来时显得困惑、不自然。然后，他打开葡萄酒瓶盖，斟满酒杯，回到了他的天地。
布鲁诺有东西要让我看，于是我们让他们在那里喝酒，自己去溜达一圈。我专心地游览了他曾对我说起过的高山牧场。牧场具有一种古老的高贵气质，在无水泥砌成的墙垣中还能窥见它，在四角巨大的石块中间，在用手凿成正方形的屋顶的栋梁中，一片苍凉荒芜之中，每样东西都犹如被一层油污和尘土覆盖了似的。最长的一间屋子用作牛棚，一进门口就能听到苍蝇的嗡嗡声，见到结成硬壳的粪便。第二间屋子残破的窗户用破布堵塞遮挡着，屋顶用铁皮修补过，住着路易吉·古列尔米纳和他的后代。第三间屋子是地窖：布鲁诺带我去看这间屋子，而不是他睡觉的房间。在格拉纳山村时，他也从未邀请我到他家去。“我正在学习当个奶制品工人。”他说道。“你的意思是？”“学做鲜奶酪。你来。”
地窖令我感到意外。里面爽洁又阴凉，的确是整个高山牧场里唯一干净的地方。厚厚的落叶松做成的搁板刚刚清洗过，鲜奶酪存放在那里，上面是盐水腌制的湿润的乳痂。奶酪如此光亮、圆润，整整齐齐地摆放在那里，像是要参加某项比赛。“是你做的奶酪吗？”我问道。“不，不。我现在只是把它们翻过来，就这样而已。奶酪挺好看的，是吧？”“什么叫把它们翻过来？”“每星期一次，我把奶酪翻个面儿，在上面搁上盐，然后再清洗干净，把它们整齐地放在这屋子里。”“挺好看的。”我说。
外面则摆放着塑料桶、一堆大多腐烂的木柴、一只用煤油桶做的炉子、一只当牲口饮水槽用的浴缸，地上还有一些土豆皮和被狗啃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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