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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明池

出版社：山东友谊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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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风鲁韵话运河试读：

中国大运河史话

概述

中国大运河以它的历史悠久和航道漫长而感奋着炎黄子孙，它是中华民族智慧与毅力的象征，是一部改造祖国河山的伟岸史诗。

大运河始建于前486年，包括京杭大运河、隋唐大运河和浙东运河三部分，地跨现在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浙江、河南、安徽8省、直辖市，是世界上开凿最早、规模最大、线路最长、延续时间最久且仍在使用的人工运河，至今已有2500年的历史。

中国大运河跨越地球十个纬度，纵贯在祖国最富饶的东南沿海地区和华北平原上。中国大运河是世界最长的人工河（1794千米），它比举世闻名、沟通太平洋和大西洋的巴拿马运河长21倍，比连接地中海和红海的苏伊士运河长10倍，即使被称为世界“运河之王”的苏联土库曼大运河也比我国大运河短700多千米。我国第一条古运河的开凿比巴拿马运河早2245年，比苏伊士运河早2364年，比“运河之王”也早2443年。如果说巴拿马运河、苏伊士运河、土库曼运河是世界近代地理学、近代水利工程学高度发展作用于地球的杰作的话，那么，中国大运河应是人类创立古代地理学、古代水利工程学并以此改造大自然的第一个超前蓝本。

大运河源远流长

在幅员辽阔的祖国大地上，流入海洋的重要大河，除额尔齐斯河和澜沧江外，全是由西往东横向流动，没有一条南北向的大河，这是亚洲东部西高东低的基本地势决定的。亘古以来，我国横向水上交通开发很早，横向的经济文化交往相当频繁，但纵向的水运活动却长期处于阻隔状态，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纵向经济文化的交往受到很大影响。尽管黄河以南的东南沿海地区具有十分优越的自然条件，黄河以北的海河流域也不乏富饶之区，却长期得不到应有的开发，那里久居着被叫作“东夷”“北狄”的落后部族，这是我国地理上的重要缺陷。这个缺陷早在四千年前的夏禹治水时就被他和我们有识的祖先所察觉。“造物主”的失职，没有使我们祖先陷于怨天尤人的泥潭不拔，而是以勤劳的双手、聪颖的智慧、顽强的毅力，从前5—前6世纪开始，就拉开了改造祖国东部河山的序幕。一代接一代，由短到长，由局部到整体地开凿，不惜持续上千年，完成一条由南向北纵贯祖国东部沿海的人工大运河。这是中国人民一项举世无匹的壮举。俯瞰大运河　惠怀杰　摄影中国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标志石　徐洪铎　摄影

运河的开凿，总是表现为当政者便于巩固和发展自己的政权而展开的，而军事行动和经济开拓又往往是最直接的目的。从夏商到殷周，从春秋战国到秦代统一，从两汉到隋唐，直到北宋，这四千多年的时间里，黄河中下游始终居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地位，也是这期间历代君王、诸侯们觊觎和争夺的最重要的区域。任何一个政权只要占领或掌握了这块地方，就可以凭借这里优越的经济条件、居于中心的地理位置，控制全局，驾驭各国。于是，千百年来，群雄们在此大兴逐鹿中原的战争。

开凿于前506年的胥河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人工河，也是我国有记载的最早的运河，源出现在南京高淳固城湖，上连长江安徽芜湖的水阳江，下连太湖水系荆溪。扬州高邮古邗沟与明清运河故道、今运河　陆开蒂　摄影

我国第一条纵向运河邗沟是在前486年开凿的。春秋时期，处于长江下游和太湖地区的吴国君主夫差为打败齐国，争霸中原，兴办了这项工程。他从扬州南引长江水北上末口（今淮安），注入淮河，第一次沟通长江、淮河两大水系，供他强大的水军北进。事隔120年，前4世纪，战国时期魏国君主罃为增强国力，发展经济，开凿了我国第二条纵向人工河鸿沟，沟通了黄河、淮河两大水系。魏国地处中原，是当时新崛起的强国，建都大梁（今开封）。这条运河不仅对魏的强盛起了重要作用，直到秦汉时代，也是中原地区南北水上交通的干线，两岸是中原地区经济最发达的区域。

接通黄河和北方海河两大水系的是3世纪三国时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魏王曹操所开的一系列曹魏运河，最主要的是华北平原上的白沟、平虏渠和利漕渠。而连接长江和钱塘江两大水系的是三国时东吴国王孙权所开的破岗渎。

这样，黄、淮、江、钱、海五大水系已初步由人工开凿的运河沟通，这些运河为一千多年后的隋代大运河的设计与开凿创造了条件。

此外，还有一条意义很大的人工运河灵渠，这条运河是前3世纪秦始皇所开，它接通了长江与珠江两大水系，使我国的南北水上运输可以由华北平原北端的北京、天津到达南方珠江三角洲上的广州和广西的桂林。后来，只是由于江南富甲全国，是农业、手工业、商业最发达的区域，才使未来的大运河把起点设在钱塘江畔的杭州。但灵渠一直是以后历代王朝通往南方的重要水上干道。

大运河的统一

秦汉以后，中国陷于三国、两晋、南北朝的争胜纷乱的局面。北方由于连年征战，局势动荡，旱涝灾害又较多，使关中平原和黄河中下游的经济处于停滞或下降状态，而江南由于政局较为稳定，自然条件又好，经济发展迅速，成为全国粮食、手工业的新兴基地，这使后来历代王朝的注意力逐步转向江南。

隋王朝是在结束300多年纷争后而创建的一统全国的中央集权帝国，鉴于进一步巩固空前庞大帝国的统治，加强对新征服的东南沿海地区的控制，增强东北边防力量的需要，凭借分散的地区性的运河从江淮开展漕运已经不能适应变化了的形势，必须建设一条统一制度的全国性的大运河。隋炀帝杨广征集几百万民夫，先后在南北几千里工地上开河引水，再与经过改造的历代运河连成一气，形成一条以京都洛阳为中心，呈“y”形的隋朝大运河。按段落为序：北有永济渠，中有通济渠、南有江南运河。由洛阳出发，北可抵达河北涿郡（今北京市通州区附近），南可下到浙江杭州，全长2700多千米，成为贯穿祖国沿海北部和东南地区的人工长河。这条大运河是人类第一次按照工程应有的程序——先勘测设计后全面施工的对新河道的开凿、旧河道的改造利用。水源的引导事先做出规划，对所有河道的宽度深度定有统一规格，河上有航运设施，航运有严格管理制度，河岸上栽植树木，河侧有宽阔的“御道”，以兼具水陆联运之功。这条气壮河山的南北水上大动脉是第一次集东方古国水利工程之大成，纵贯五大河系的水上运道，迎来了由北而南径直通航的新纪元，使祖先们千百年来的夙愿变为告慰子孙万代的现实。这条南北长河，成为中华民族又一条母亲河，从中世纪以来，促进了全国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发展，为华夏造就了一个上千年的大运河文明。

大运河的东移

大运河的开凿有着追随京都的属性。在中国封建社会，京都一般是王朝的政治中心，大运河是实现政权巩固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京都居住着至高无上的统治者，聚集着皇族、皇亲国戚、重臣显贵、大商贾，还有朝廷的各级官吏、庞大的军队、外国使节、商旅，还有大量的商贩、手工业者、服务者和居民。京都是全国最大最有影响的城市，这样的城市必然人口多、消费要求高、消费量大，主要物资供应如粮食、盐、布帛、手工业品、各地土特产、高档消费品等不是就近地区能够解决的。必须在全国征收、购置，尤其是到富庶的、经济发达的地区去征收、购置，再通过运价最低廉、运量最大的水上运输送到京都。历史上把向京都进行的水上运输称为“漕运”。我国的漕运早在商、周就已开始，秦汉已形成制度，但真正通过大运河开展南粮北调是从隋朝开始的。

隋朝是一个有着鲜明色彩的王朝。隋文帝是个创业积聚的英主，而隋炀帝则是个急功好利、大兴建设又追求个人享乐的急性天子。隋文帝效尤秦汉，要创立所谓的万世基业，所以仍建都长安。隋炀帝长期坐镇扬州，并统军灭陈，深知东南沿海经济迅速发展的重要意义，切身体会到北方的经济必然会逐步依靠江南，他认为洛阳正处在全国新形势格局的居中位置，更有利于控制全局。西安过于偏西，虽具山河之险，但与江淮开展漕运的里程要比洛阳多1/3，并且渭河浅涩，又缺水源，更要经黄河三门险道，这对未来的漕运是相当不利的。所以，他决心迁都洛阳，后来情况的发展证明杨广对形势的分析是符合历史潮流的。但是，隋炀帝在花天酒地中忘却了江山的稳固，更愿意逗留在两淮和离江南邻近的扬州，以便于攫取江淮丰饶的物资，满足他骄奢淫逸的生活。这种超出百姓负荷的享乐，使隋王朝只存在了短短的37年，还没有来得及发挥大运河应有的漕运作用就覆灭了，使他倾全力开出的人工长河，只有授益于唐王朝和北宋王朝。唐王朝统一天下后，借助于这条水上大动脉，建起空前繁荣和强大的大唐帝国，文治武功盛极一时。唐王朝虽坐享运河之利，在开河工程上没有重大建树，但出了几位卓越的管理漕运的能臣，为以后历代南粮北调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只是唐王朝建都长安，漕运的线路过长，重重困难。高宗、玄宗时期，每年不得不带领众多的臣子到位置居中的东都洛阳来“就食”，以解除漕运维艰的燃眉之急。唐朝中叶，“安史之乱”后，漫长的漕运程途给朝廷带来极大的负担，漕运控制与反控制的争夺战往往沿着各段运河展开。在漕运被叛臣切断时，王朝常面临风雨飘摇的窘境。

所以，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结束五代十国的纷乱，建立宋王朝后，力排建都长安的众议，选在比洛阳更靠东的汴梁（今开封附近）建都。宋太祖此举取得了一箭双雕的功效，一方面京都更接近两淮和江南，创下了历史上运程最短、运量七百万石的漕运最高纪录；一方面有利于防御东北日益强大的契丹、女真族，与之对峙160年之久。山东大运河行船如梭　薛尧　摄影

12世纪，北宋王朝十传之后，灭于女真族的金朝。康王赵构渡过长江，京城直接选在大运河南头的起讫点临安（今杭州），是为南宋。南宋是一个偏安王朝，为维系这半壁江山，不惜全力开拓浙东运河，整治江南运河，在两条运河的中间，兴建以临安为轴心的巨大水运总枢纽。这时，黄河中下游被金朝侵占，出现了历史上少有的中原百姓向江南的大迁徙。他们中的能工巧匠、士大夫把黄河流域先进的生产技术、昌明的科学文化转移到江南，使江南经济文化进入一个速度超前、规模空前的发展时期，很快成为全国经济最发达、商业最繁荣、人口最集中、财税收入最多的区域。这里属江南水乡，沟渠纵横，以大运河为骨干的水运网是有效地促成这次大发展的重要因素。当时，浙东运河不仅通达安徽、江西转至两湖、广西，还与海运相接，沟通福建、广东，曾从这里开辟出了中国第二条海上丝绸之路，远涉东南亚、安南、暹罗、高丽、日本，运输数量之大，涉及国家之多，都是陆路丝绸之路难以比拟的。

13世纪中叶，蒙古族的忽必烈建起版图辽阔的大帝国，把元朝首都东移到近海的北京。在此，他可以北靠根据地内蒙古，南控东南沿海地区，还可以开展海外的往来。由于政治中心的东移，隋唐、两宋开凿和沿用的大运河自然无法适应元王朝的需要。元初，江南的漕粮北运十分困难，从江南运河装载启航，要越过长江、淮河，从黄河绕道到河南，付诸陆运，再利用隋朝的北方永济渠运至涿州，然后再用车马陆运至大都。这是一条费时费工、运价比历代王朝高出二三倍的运输线。开辟海运，每年船、粮的损失太大。忽必烈意识到，要巩固元王朝的统治，必须开凿一条能为他所用的大运河。他高瞻远瞩地看到：北京和杭州同样坐落在祖国的东部沿海地区，只要开出一条南北垂直的河道，就是历史上最便捷、最经济、最有效益的人工长河，南方的粮食、布帛、盐糖、手工业品等百物就可以直接运到京都。于是，这位自信满满的大汗下令兴建纵贯南北的京杭大运河。他的魄力是惊人的，不惜动用一切力量，规定宰相在内的大臣都要参加开河劳动，仅开掘山东北段的会通河就使用250多万个工日。他去世后，元成宗铁穆耳、武宗海山、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皇帝一代接一代坚持凿通，历经前后36年胜利竣工。京杭大运河是以当时人类最高水平的水工知识、最先进的施工技能，在十分复杂的地形、缺乏水源的区域开出的河道。这是又一次集中国水利工程大成的第三代大运河，它纵跨地球10个纬度，贯穿五大河系，只用1794千米，比第一代大运河——隋朝大运河缩短了近800公里。这条纵向的河道线路为沿岸许多城市的人民造福无穷。运河为沿岸许多城市的人民造福无穷　薛尧　摄影

京杭大运河建成后，江南运粮船可以从杭州直抵大都的积水潭。水面上出现了“桅墙林立，舳舻蔽水”的盛况，“燕山三月风和柔，海子（什刹海）酒船如画楼”的诗句正是描绘的当时大运河终点的图景。但是元王朝开通京杭大运河后只存在了51年，并且在元朝后期，黄河泛滥，大运河已被泥沙淤塞。和隋朝一样，元朝并不是大运河的受惠者，但却为明、清两朝提供了最便益的纵向水上运输条件，开创了五百年的兴旺漕运。大运河两岸一大批新兴的城镇，成为全国工商业最发达的带状区。当时江南农业经济高度发展，戴上了“江浙熟，天下足”的桂冠，仅一个五千多平方千米的杭（州）、嘉（兴）、湖（州）金三角地区，提供给朝廷的漕粮就等于北方晋、察、冀、热、辽、吉、绥七个省提供的漕粮总和。大运河沿岸成了封建体制下最重要、最活跃的流通领域，经济的快速发展，在全国占举足轻重的地位。

京杭大运河有效地支持和巩固了元以来历代封建王朝京都的东移。北京成了13世纪以来最理想的建都所在，是这条强有力的水运纽带，把北方的政治中心和南方的经济中心构成了完善的统一体。

在明王朝巩固发展占有重要地位的永乐皇帝，当他把京城由金陵迁往北京时，除大建皇宫外，也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投入京杭大运河的重开工程，仅会通河土方工程即动员民工30万，挖出的泥沙在山东省的临清、聊城、济宁一带堆成绵延百里的冈垅，至今人们仍称之为“龙山”。这位皇帝宣布迁都十年后，直到京杭大运河开通才起御驾顺河北上。明王朝专用于漕运的官方大漕船即有1万多艘，管理运输和修护河道堤岸的漕卒民夫年年不下百万之众。临清龙山，由明清时挖运河积土而成　袁陶光　摄影

清代，康熙、乾隆等皇帝亲自南下巡视，还直接谕示工程的建设，大运河成为人人向往的所在。乾隆时，连贵为天子母亲的皇太后，游乐在大运河上竟也乐而忘返，回宫后，想起大运河交通的便益，物资的丰富，优裕的生活，惊人的享受以及迷人的风光，她竟情不自禁地亲自上朝向乾隆提出“大运河归我”的要求，可见当时大运河的巨大魅力。

大运河的盛衰

隋朝以后，大运河的南粮北调规模是惊人的，唐朝最高一年达400多万石，宋朝一年至700万石，明朝达400万石，清朝最高也保持这个水平。除皇粮外，南方北方的物资越来越多地汇集于这条水运线，真称得上“半天下之财赋，悉由此路而进”，宋、元、明、清等朝吃、穿、用要依赖江南，历朝营建宫殿的主要栋梁和高档建筑材料需取自南方，连庭园装饰品、精美的工艺品、著名的水果土特产也多取自南方，元朝90%的赋税取自江淮。

从14世纪到19世纪中叶以来，为维护漕运的畅通，庞大的漕督衙门，众多的官员、衙役、护押漕运的漕卒和管理整治航运的役夫加起来有几百万人，为之开支的粮食、工钱折合银子何止亿两。

在号称1800千米（实为1794千米）的河道上，海拔不等，水位高低差距很大，开河的水利专家们设置大批闸、坝、堰、堤防、水柜等，来引水、堰水、蓄水、排水，以保证航行需要的水位，甚至远距离调来客水，达到通航的目的。这些工程设计调配之科学，结构施工之精妙至今仍让人叹服。其中复式船闸、提级送水设施几乎接近现代新式的水利枢纽，难怪世界著名的荷兰水利专家方维因在考察、观摩名传运河上下的南旺水脊分水工程——“引汶济运”工程后感动地说：“此种工程，当14、15世纪欧洲处于胚胎时代，必视为绝大之事业，彼古人之综其事，主其谋而如许善之结果者，令我后人见之焉得不敬而且崇耶。”美国著名的地理、水利工程专家罗伯特·坦普尔在他写的《世界第一条等高线运河》中说：“进入现代社会前，中国人一直是最伟大的民用水利专家。”

清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在河南铜瓦厢决口，腰斩山东境内的大运河，会通河百里河道淤塞，淮河、海河也水浸运河航道，式微的清廷无力重修。到19世纪末海运有了新的发展，许多物资开始从海上北运，更重要的是20世纪初，清廷又借款修筑起与大运河平行的津浦铁路，采用当时最先进的陆上运输，替代了这条水上大动脉，使这条繁荣千年的人工长河终于全线断航，失去了往昔的光泽。

秦朝运河

郑国渠

这条运河与秦国统一中国有很大关系。秦孝公起用商鞅，实行商鞅变法后，秦国日益强大，到战国后期，秦已势倾六国，与秦毗邻的韩国日夜担心秦国发兵东进，派出当时著名的水利专家郑国去秦国，劝说即位不久的秦王政兴修一条横贯关中平原的运河，想借此把秦国人力物力集中到开河工程上去，使秦王顾不上对外扩张，以保障韩国的安全。郑国衔命西来，向秦王陈述兴修这条运河的重大意义。原来，秦国的关中地区雨量稀少，土质带盐碱性，无法发展农业经济，如果在渭河平原上开凿一条大型运河，可以西引泾河注入洛水。泾河河水浑浊，挟带的泥沙中含有丰富的有机质，既能够增加土壤的肥力，更可以改造盐碱地。这位年轻的君王对能把不毛的卤性土地改为旱涝保收的粮仓动了心，竟然把数十万青壮年调集到工地，投入大量物资与资金，并请郑国主持这项工程。但不久，秦王嬴政即发现这是韩国的阴谋，盛怒之下想把郑国“加以诛戮”。郑国申辩道：“韩国确有是图，但开凿运河，秦确有万世之利。”秦王嬴政感到郑国已吐露真情，讲得有道理，既然工程已全面动工，杀了郑国，半途而废，会造成更大的损失。于是，让郑国戴罪立功，负责继续施工。郑国自此也真心实意地为秦国开河。经过一年多施工，约于前238年开凿成这条运河，并且是工程质量很高的运河。

这条运河由中山两瓠口（今陕西泾阳县西北，也称蕉获泽，又一说是在今陕西礼泉县东北）引泾水东流，至今三原北汇合浊水，利用浊水及石川河的水道，再东经富平、蒲城之南，注入洛水，全长300余里。泾河从陕西北部的永寿、淳化山区流来，居高临下进入关中平原。郑国渠首建在礼泉县东北的瓠口，这个峡口东西两面全是山，在这里修筑石堰拦泾河入渠，正好切中关中平原西北略高东南较低的地形特点，形成渠道的全部自流化。这条运河也是关中平原上一条重要的水上通道，它有力地促进了关中平原农业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一直是泾水流域的主要通道和灌溉源流，以后汉、魏、晋、南北朝也多依此为立国之本。到唐代，郑国渠与白渠逐渐混合，并纳入白渠，这条郑国运河才趋于湮没。

灵渠

秦始皇兼并六国，建立中央集权统治后，为南定百越（今广东、广西），派大将屠雎分兵五路南下。秦始皇于秦二十八年（前219年）亲临湖南，指挥这次战役。百越有五岭阻隔，瘴气弥漫，野兽成群，行军作战困难重重，尤其粮食给养难以供应。为保证顺利南下进军，秦始皇传旨建设一条沟通长江和珠江两大水系的湘桂运河，也是开创世界上第一条跨越山岭的人工河。

灵渠的建成，使秦始皇得以南下百越，完成统一全国的大业，也使始皇帝把两广等地置为闽中、南海、桂林、象郡等诸郡。这条知名度很高的山岭人工河使北来的船舶能从长江，经过湘江，由北渠进入南渠；从漓江、桂江进入珠江流域的西江，抵达广州，把两广和中原腹地连成一气。以后的两千多年之间，灵渠一直是中国南部南北水上运输的主要干线，对岭南的经济文化的发展，保持政治上的统一起着重要的作用。汉高祖刘邦曾派陆贾为通粤使，劝说当时的南越王赵佗归顺汉室，陆贾就是坐船从长江经过灵渠到达广州的。汉武帝发展南海的远洋运输时，其中的一条航线即是由长江取道灵渠，由番禺（今广州）出海，远航印度。灵渠一直使用到民国时期湘桂铁路建成通车为止。

灵渠悠悠，它还以自己特有的风姿而名传中外。当北国大地冰封雪覆、朔风肆虐之际，这条处于亚热带的人工河却别有一番景色。这里碧水盈盈，两岸绿树成荫，缓缓暖流从河上一座座古朴不凡的拱桥下淌去；典雅的亭台楼阁，掩映在红花苍翠丛中，满眼春色，分外迷人。现在，在古渠岸边，已修建4条110千米的灌溉渠道，修起“支灵渠”“上桂峡”等60多处山塘水库，使库、塘、渠、坝连成一气，形成以灵渠为骨干的四通八达的灌溉网，古渠所经之处已变为旱涝保收的商品粮生产基地。

丹徒水道

前210年，秦始皇遣3000人自今江苏镇江至丹徒，顺应丘陵地势开凿一条弯曲河道，南通吴王夫差所开之古江南河而至会稽郡，又自浙江崇德向西南开新水道抵钱塘，奠定了隋江南运河的基本走向。

都江堰

都江堰、万里长城、灵渠被称为秦代三大工程。都江堰是建于四川省成都平原、岷江中游的水利工程。

岷江上游经过川北山区，坡度陡，比降大，流速高，挟带着大量的泥沙，进入灌县后，再入成都平原。成都平原由岷江冲积而成，是一个西北高东南低的地形，其西南部水多，容易涝，东北部又缺水，经常旱，为解决水资源的均衡，全面发展这里的经济，必须开凿一条运河。把岷江的水分为两股，一股仍往西南，一股往东北。都江堰就是为解决这个问题而兴建的。

都江堰的“渠首”工程是在灌县西北方建起一条百丈的分水堤坝，把河水分为两部分，靠西边的旧河道称为外江，建的新河道叫内江。同时，筑起拦水坝一道，迫使江水流向右岸的正流，准备分水。离百丈崖不远的岷江中心，用大竹笼装上大鹅卵石，堆成鱼嘴形状的水堤，叫作“都江鱼嘴”，这就是都江堰最主要的工程。都江鱼嘴延伸到岷江中心，把浩渺的江水清晰地分隔为二，使岷江水流左右分开，流进外江和内江。都江鱼嘴以下修筑金刚堤，金刚堤分“外金刚堤”和“内金刚堤”。外江由外金刚堤出，内江由内金刚堤出。沿内金刚堤又修筑一道飞沙堰。飞沙堰平时起拦水作用，如果内江水水位超过需要，可能引起外溢泛滥时，飞沙堰又起滚水坝作用，水流可以越过堰顶流入外江。这条飞沙堰起到保证内江水流控制在安全系数水位之内。内江流至县城离堆的地方，凿开山隘成为一个“金瓶口”，内江顺金瓶口往西南，分出大小干支渠道，进入成都平原，组成大小河渠构成的灌溉运输体系。外江新开河渠具有灌溉和排洪作用，内江也开辟许多河道和渠道，可以通航，又可以浇地。都江堰共有分支河流520多条，分堰有2200多道，渠道总长达1100多千米，能灌溉300万亩农田。在都江堰的江水中，屹立着一位石人，它是用来标明水位的。据《华阳国志》介绍，这位石人“水竭不至足，盛不没肩”，就是表示枯水时水位不能低过脚面，水涨时水位不能没过肩膀。都江堰的河渠和灌溉系统都设有斗门，用它来调节水位。水位到石人脚时开斗门，没至肩时关斗门，由此形成了一套管理水流和治水的科学方法。史书上说，都江堰的水位做到了“水旱从人”，这样的科学设备和科学管理方法在当时为世界第一家。都江堰　薛尧　摄影

两汉运河

漕运，原本是指水上的粮食运输，到秦朝时成为为完成皇帝指令而从水上运送粮食。从汉王朝建立后，开始由全国往京师运送粮食，才使漕运变成专门指历代王朝的地方政府把征购的粮食解送京师的专用词汇。西汉建都长安，正式向长安开展漕运，正所谓“河渭輓漕天下，而给京师”。

西汉漕渠

由于春秋战国近千年（前770—前221年）间黄河中下游更番战乱，这一带的生产技术人员已开始随着人口南迁而流入江淮平原，到汉王朝建立时，两淮（淮北、淮南）已开发为全国较重要的农业经济区。汉王朝对粮食、物资的需求，除取自关中和关东外，开始从淮河取道鸿沟，再溯黄河西上，经渭河运往长安。这时，关中、关东、两淮的粮食都要依靠渭河运到长安，渭河成了运输最繁忙、运量最大的河道。但是，渭河蜿蜒曲折八九百里，并且水浅沙多，远不能保证全年通航，以至危及京畿的供应，这个问题已成为众矢之的。当时负责漕运的有关官员汲黯、郑当时两人首当其冲。郑当时是当朝的大司农，掌管粮粟、盐铁、财税，他经过调查研究，终于找出解决办法，他向汉武帝刘彻启奏，据《史记·卷十二·河渠书》记载：“异时关东漕粟从渭中上，度六月而罢，而漕水运九百余里，时有难处。引渭穿渠起长安，并南山下，至河三百余里，经易漕，度三月而罢。而渠下民田万余顷，又可得以溉田，此损漕省卒，而益肥关中之地，得谷。天子以为然，令齐人水工徐伯表，悉发卒数万人穿漕渠，三岁而通。通以漕，大便利。其后，漕稍多，而渠下之民，颇得以溉矣。”从这段记载可以看到这郑大司农在陈述当时的漕运困难后，紧接着就建议从长安开一条新渠道，把渭河的水引过来，越过终南山，更引灞、浐等水，经过临潼、渭南、华县、华阴等地，直接接通黄河。这条水路的河道基本上呈直线，全长只三百多里，漕粮三个月即可运到。更加吸引汉武帝的是，这条漕渠正穿过京畿腹地关中平原，其中一万多顷盐碱地经过渠水洗碱可变为良田，增加关中平原粮食。这个建议既缩短了水运距离、节省时间，而且有益于农业增产，皇上听了当然满意，当即令山东的水利工程专家徐伯表来主持这项工程。徐伯表在开渠的地段踏勘时，事先相当准确地选定了开河的具体线路和航行水位的高程，并树立起具体的表记，这种先勘测设计再行施工，类似近代水利工程的施工程序，在二千年前就能做到，实在难得。这段开运河的史实在《汉书·卷六·武帝本纪》中也得佐证：“元光六年（前129年）春，穿漕渠，通渭。”

荥阳漕渠

西汉还重修了荥阳漕渠。据《汉书·卷一·班固·西都赋》《汉书·卷二十九·沟洫志》中介绍，在汉哀帝刘欣建平年间，开黄河堤，经荥阳漕渠通淮河。这是西汉时沟通黄、淮两大水系的重要运河，从荥阳引黄河水，下游一分为二：一由鸿沟而南，经狼汤渠，东南至陈入颖，至寿春（今安徽寿县）入淮河；一由陈留而东南，经鲁渠水，东至阳夏入涡水，也入淮河。

东汉阳渠

汉光武帝恢复刘家天下，建都于雒阳（即后来的洛阳，是三国时魏国改的），因雒阳在长安之东，所以称之东汉。建武二十四年（48年），汉武帝开出一条叫阳渠的运河，为解决雒阳供水及连系黄河、洛水的水域。《后汉书·卷三十五·张纯传》有“建武二十四年上穿阳渠，引洛水为漕，百姓得其利。”阳渠在雒阳城南，从京都西引来雒水（今洛河），建起围绕都城的水运网，然后东下偃师入伊水。这条运河使东来的漕船可以直接开到京城下，对当时促进水上交通的发展、推动工商业的繁荣起过良好作用，并为以后王朝开拓京都水运创造了条件。

王景修汴渠

东汉最重要的运河工程当推明帝永平十二年（69年）令王景修的汴渠，王景是我国历史上有名的治水能臣，原籍为琅玡不其（今山东省即墨）人。是他彻底整治好黄河决口、运河泛滥60多年的水患。这个水患发生在西汉平帝元始年间（1—5年），经过四代皇帝，到东汉明帝永平十二年（69年），才令王景彻底治理。由于水患已绵延60多年，并且黄河与汴渠的洪水已连成一气，如何着手，困难重重，好在明帝决心很大，召集群臣商讨办法，正好有人推荐了王景。王景把治水的道理讲得很透彻，“应对敏捷，帝甚善之”，就把水利方面的重要著作《山海经》《河渠志》《禹贡图》和银两绸缎赐赏给王景。

据《后汉书·王景传》载：“夏，发卒数十万，遣景与王吴修渠筑堤，自荥阳东至千乘海口千余里。景乃商度地势，凿山阜，破砥碛，直截沟涧，防遏冲要，疏决壅积，十里立一水门，令更相回注，无复溃漏之患”。王景的成功不是偶然的，从历史记载中，他能相度地势，高瞻远瞩地选择有利的地形，作为开河治水的线路，在荥阳至千乘开辟新河是当时最低的天然洼地，不仅线路短，比降加大，并有利于排洪排沙；他在治水中创造性地开展宽河行洪的办法，有利于调洪削峰，可以调整泥沙的淤积部位，起了滞洪落淤、洗滩刷槽的作用，所以使黄河能长时间安流。他又能建造一系列的疏导和防范洪水的闸坝、堤防，更建起一批效益卓著的水门，以节制水流，保证汴渠的航运水位。从河南中部千乘（今济南市历城、潍坊青州一带）直至入海口的千余里的黄河下游，开出一条理想的河道，真是古今少有的治水乐章，要开山凿河建设防洪泄洪的斗门和堤防，是多么撼人心魄的工程，虽说王景“节省役费，然犹以百亿计。”这是必要的，史称经王景整治之后，黄河“千年无恙”，汴渠也长期漕运通畅，出现了一个长期相对安流时期，这是继大禹后又一次治河范例。黄河不干扰漕运，京师供给有加，这对汉室的再次中兴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这可称为中外治水史上的一则佳话。

汴渠从黄河南岸的荥阳至开封，又从开封重新利用鸿沟直达江苏徐州，然后由泗水进入淮河，成为中原通向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的水运干道，是以后隋炀帝开通济渠的主河道。三国　两晋　南北朝运河

从3世纪初叶至6世纪末叶的360多年是三国、两晋、南北朝战乱迭起、纷争不已的年代。除三国时期外，运河的建设长时间处于缺乏审时度势、纵观全局的气度，常常着眼于一时一事的需要，可以说这是一个历史上人工河建设的低潮。三国时期运河

三国从220—265年，只不过短短的45年时间，却在北方、南方开出重要的运河，这些很有价值的人工河在大运河开凿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首先是魏王曹操在黄河以北开出睢阳渠、白沟、平虏渠、泉州渠、新河和利漕渠等一系列的运河，沟通了黄河与海河两大水系，为以后隋炀帝开凿永济渠和通济渠奠定了部分河段的基础。其次是东吴国君王孙权在江南兴建破岗渎运河，沟通长江、钱塘江两大水系，使海、黄、淮、长、钱五大江河由纵向运河贯通，打开由北而南通航的新局面。两晋　南北朝运河

西晋时只有杜预给晋武帝上书请开水渠，南北朝时南齐开的丹徒水道有较显著的效益。其他运河多属军事行动急需，仓促动工，缺乏深谋远虑。

南北朝南齐兴修的丹徒水道是东吴的破岗渎向东面的伸展，是隋朝江南运河的前身。《南齐书·卷十四·地理志》载：“南徐州镇京口。吴置幽州牧，屯兵在焉。丹徒水道，入通吴（苏州）、会（绍兴）。”

东晋废帝时，大司马南郡古桓温派督护高武和辅国将军戴施，率领水师进攻许昌、洛阳的前夕奏符坚，开通旧时的汴渠。要求徐州和豫东的部队沿淮河、泗水西进合击，又从巨野往西开通汴渠三百多里进入黄河。

据《宋书·卷二·武帝纪》介绍：南朝开国皇帝刘裕在416—418年北伐时就是利用的汴渠故道。在两晋和南北朝南北或东西对峙时，沟通黄河、淮河的汴渠已时通时断，所以刘裕在伐前秦班师凯旋京师时只有重开汴渠才能回来。隋朝大运河

贯穿中国南北的隋朝大运河的凿成，第一次兑现了中华民族千年来改造祖国重要水系的宏愿，这在中外开河史上旷世无有，它是集中国人开河智慧、技术以及魄力、决心的大成，是人类作用于大自然罕有的伟业。直到今天，还有人把我国大运河称为“隋朝运河”，甚至也有不少人误认为当今的运河为隋炀帝所开。

隋，在中国悠长的历史上虽然只存在37年，然而它功业显赫，线条鲜明，是一个留下深远历史影响的王朝。隋炀帝给炎黄子孙留下了辉煌的大运河，后人应当实事求是地来认识和追述当年这桩重大的史实。

经三国、西晋、南北朝，从3世纪到6世纪末的360多年，70多位君王的分裂战乱，杨坚终于在北周的基础上建起隋代王朝，使全国出现了新的统一局面，建起了空前巨大的封建帝国，使它历史性地肩负起了统一中国运河的大业。

隋朝开国皇帝杨坚是一个比较开明而又注意爱惜民力的统治者。他在久乱初安之时，革除北周宇文赞、静帝宇文衍等的一系列暴政，用法厚宽，崇尚勤俭节约，精砺图治，废除酷刑，制定有进步意义的《开皇律》，颁布均田新令，健全户口、兵役制，兴科举，轻赋税徭役，创造了一个国泰民安的社会环境，赢得了生产发展、工商业繁荣、人口增加的大好局面，史称“开皇之治”。

隋文帝为进一步发展和巩固他的统治，在长安建起庞大的中央集权机构，集中起数量很大的官吏和管理人员，驻扎大批军队。过去王朝京师的供应主要依靠关中平原和关东地区，这时已远不能满足需要，他要进一步加强北方和南方疆域的控制，必须开凿一条全国性的大运河，把主要的经济区与政治中心联系起来，把边疆和京师联系起来。运河序曲重开漕渠

隋文帝重开漕渠是开凿全国性大运河音律美好的序曲，此时运河称为漕渠或漕河。繁忙的运河　倪峥嵘　摄影

隋文帝建都长安，从地理上看有河山关隘之险，但从全国南北经济发展的变化，从南方和关东开展漕运来要求，必须重开漕渠。这条开于西汉的运河，虽经历代疏浚，但因长时间战乱，淤塞相当严重，隋文帝要首先开通这条运道，接通关东，进而通往南方。他在动工前十分慎重，特先发诏书，讲清开此渠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以调动臣民的开河积极性。

这条渠从大兴城（今西安）开始，一直开到潼关，全长200千米，并改名为广通渠。开航之后，官家和私人的大船可以日夜通航，比陆上运输一年可节约上亿两运费。从此，物资从潼关源源运来，安定了人民的生活，促进了工商发展。东汉以后，这里曾出现“斗粮斗金”的高昂粮价，这时只需几分银子即可买到一斗粮食，广大百姓、官员都感到这条渠开得好，称之“富民渠”。此事《隋书·卷六十一·郭衍传》中有记载：“开皇四年，征（衍）为开漕渠大监，部率水工，凿渠引渭水，经大兴城北，东至潼关，漕运四百余里，关内赖之，名之曰‘富民渠’”。为进军江南开山阳渎

隋文帝开第二条运河——山阳渎的时间是在开皇七年（587年）。隋文帝建立隋王朝之初，江南还残存着南北朝时最后的一个政权：南朝陈叔宝的后陈。山阳渎即是为589年大举伐陈、实现全国完全统一、进军江南、提供运兵运粮而开的河道。山阳渎南到江郡（今扬州）北起山阳（今淮安），它越过淮河，接通长江，大体上就是春秋末期吴王夫差所开的第一条古运河——邗沟的故道。这条运河的重开，不仅保证伐陈的全获大胜，也为以后南下江淮开展漕运准备了水上通道。隋炀帝集开凿大运河之大成

隋炀帝在604年7月登上皇位，隋文帝为他留下的是“承平日久，士马全盛”“赤仄之泉（钱币），流溢于都内，红腐之众（粮粟），委积于塞下”的富足基础。“天下储积可供五十年”“东都洛阳布帛堆积如山”“太原储粮可支十年”。长安的库存，直到唐朝建立后20年尚未用竭。真金白银的充沛使隋炀帝有实现远大理想的可能，于是他决心迁都洛阳，借隋文帝的遗诏，全面开展大运河建设并营建洛阳皇宫。为漕运迁都洛阳

在洛阳建都既有利于巩固和发展隋王朝的统治，又便于开凿以洛阳为中心的大运河。

首先，从当时的全局着眼，洛阳地理位置比较适中，它在防御上具有“四塞之固”，北有太行，西有崤函，东有嵩山，南有伏牛。南可下江南，北可上幽蓟，具有驾驭和控制全局的之势。

其次，从政治形势看，这时已不再是中原各王朝围绕中原的争斗，也不是南北对峙，而是要着重巩固东北方和东南方地区的统治，绥靖反叛和消弭前朝留下的势力，迁都洛阳可解决长安鞭长莫及之苦。

再次，地理上狭小的关中平原已不足以担负对京都的供应，从全国政治、经济形势发展趋势来看，京都东移更有利于稳定大局。正如《隋书·卷三·炀帝记》中指出的：洛阳具有“水陆通，贡赋”的优点，而不存在长安“关河悬远，兵不趋急”的缺点。

还有，黄河经东汉时著名的水利专家王景“十里立一水门，令更相洄注”治理后，已数百年安全行水，中原无水患之害，就像《宋史·河渠志》上分析的那样：“开汴时，大河旷岁不决”，这更促使隋炀帝下决心迁都，并以洛阳为中心建设大运河。另一把开河的利刃

如果说隋文帝为接位的杨广大规模开凿大运河准备了财力、物资和人力条件，纵观整个历史发展，还有它的必然性。从前5—前6世纪开凿运河以来，到隋朝已经积累了一千多年的开河经验。如《汉书·沟洫志》中讲到汉武帝开漕渠时，齐人延年在奏章中提到：“可案图书、观地形、令水工准高下”来统一河道等高线高程；西晋的裴秀创造出《禹贡地域图》和《制图六体》、北魏郦道元著的《水经注》中全面总结性地阐述水利工程建设；南北朝时数学家祖冲之已求得圆周率后八位，对水工建筑施工计算用的“勾股定理”作了精辟的验证。是他们为大运河开凿工程的设计、规划、施工提供了人类当时最高水平的技术，准备了最丰厚的资料，隋炀帝有了这把利刃才能集我国开凿运河之大成。

隋朝大运河主要由通济渠（包括山阳渎）、永济渠和江南运河构成。通济渠

隋炀帝征发百万民众开凿的通济渠以洛阳西苑为起点，引谷、洛二水顺着东汉张纯主持开凿的阳渠渠道连接黄河，再由氾水县东北，由黄河南岸荥阳的板渚引黄河水，利用汴水向东南入淮河，再过淮河转山阳渎至江都接通长江，长达千里。这是一条担负南上北下中枢部位的干渠，河道宽阔，水源丰足，航道深邃，河岸上有水陆并行的御道，长堤上栽有排排杨树，是一条非常壮观的运河。河边杨柳　薛尧　摄影

大业年间，隋炀帝游幸江都时曾路过破釜塘，风雨大作，水势急而浩，他当即传旨改名“洪泽浦”。后北宋时黄河夺淮泛滥，才汇集成大湖，洪泽之名，由隋炀帝而起。

这一带在河边湖塘畔，盛行种植杨柳树，据说也与这位风流天子杨广的提倡和赐赏有关。据说隋炀帝游幸扬州前要求以柳树绿化堤岸，种一棵即赏钱百枚。他南下时见柳树成行，美化渠道，遮荫有功，就参照秦始皇封“五大夫松”的故事，赐予柳树姓杨，柳树自此称为“杨柳”。

山阳渎是隋文帝587年所开，18年后，它的宽度、深度因达不到追求高标准的隋炀帝的要求，遂加以重新开凿。

隋炀帝重视航运，开河要求的标准也比较高。据《资治通鉴》载：“大业元年三月辛亥，命尚书右丞相皇甫议……又发淮南民十余万开邗沟（即山阳渎），自山阳至扬子江。渠广四十步，渠旁皆筑御道，树以柳。”在《扬州水道记》中则进一步讲：“志载宜陵之山阳河……隋文帝始由此道入樊汊，以通来往，炀帝又开广之。”《天下郡国利病书》中记有：“古邗沟多迂曲，隋大业中（605—616）开邗沟，为后世运道直径之始”，这说明隋炀帝进行过裁弯取直的重开工程；此书又说：“漕堤一名河塘，自（山阳）郡城南角至黄浦六十里，永乐中，陈瑄（明初漕运总管）因隋山阳漕御堤而修之者。”又表明隋炀帝河道工程外，还开展过御道和河堤工程。《禹贡锥指》指出：“其后隋炀帝开广山阳渎亦由此道。”武同举在他的《扬州水道记》中据《禹贡锥指》的说法进一步指出：“据此似炀帝开邗沟，即为建安所改之西道，与文帝所开山阳渎之东道有别。”

这条壮观工整、规模空前的人工河，长650千米左右、宽40步、深4米多的河道，只用171天就完工了，确是古代水利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大事，这条人工河不仅在漕运方面起过卓越的作用，而且还具有引水、蓄水、分洪、灌溉、绿化和水陆联运和改良土壤等种效用，称得上是人类古代超大型水利工程的创新篇。

作为我国第一条人工长河，通济渠的建成是值得大庆的，但是，隋炀帝主持的开航式——南下江都未免过分铺张浪费。这个仪式的筹备和程式在《大业拾遗记》中写得很具体。

炀帝的龙舟长有二十丈，阔有三丈，高四丈五尺，有四层宫殿，一百二十个房间。正当中造三间大殿，殿上起楼，楼外造阁，殿后又造一层后宫，四围都是画栏曲槛，窗户玲珑，壁间尽以金玉装饰，五彩图绘，锦幕高涨，珠帘掩映，真个是金碧辉煌，精光璀璨。

这时候的大船已有三帆、五帆、七帆的，拉纤已从人力发展到用牛、马、绞索，有的把畜力和风力同时使用，运输更方便，这无疑也是古代船舶航行技术上的重要发展和进步。

隋代运河上，不仅开河、航行方面有很高的水平，在维修、疏浚河道方面也不平凡。由于炀帝的龙舟太重太大，行至稍浅的河道就会受阻，要在千里河道蓄满水的情况下清查水下浅阻点实属难事，如不及时排除，必然要影响开航仪式按时进行。那时虽没有电子探测仪，但人们及时赶制出一批“木鹅”，这些木鹅肚子下边装有一副一丈五尺的铁脚，从上流往下放，木浮铁沉，到浅处，木鹅就停下，人们只消坐在木鹅上，逐个记下具体地点来就可以一一清浚了。所以，这条漫长的人工运河没有耽误了这位风骚皇帝的行期，影响他过人的游兴。这位皇帝从八月启程，直到十月份才踌躇满志地到达江都。

如此铺张浪费，隋炀帝在扬州只住了半载，便于第二年三月又由江都到洛阳。这次，他却不愿再从水路回去，他要从陆路起驾，要沿着运河两岸的“御道”，了解水陆联运之功效。当然，隋炀帝水陆出行，每到一地，州县均备足“赏顿献食”，山珍海味，美食佳肴多不胜数。炀帝对献贡的州县官员分别加官晋爵。

以后，隋炀帝又在大业六年（610年）、大业十二年（616年）两次下江都。中国大运河山东枣庄段　薛尧　摄影

当通济渠建成后的第二年，为储存来自淮南和东南沿海的漕粮，隋炀帝又传旨在洛阳以东的巩县建起洛口仓并筑起粮城进行管理和保护。又修起3000个地窖，每个地窖可以储藏8000石粮食。在洛阳西北，又建起了回洛仓，仓城方圆10里，修地窖300个。这两个仓可存粮300万石，为东都洛阳的粮食供应做出了保障。这些储粮，直到大业十三年翟让领导的瓦岗军打开了兴洛仓才把它散放给农民。永济渠

在隋大业四年（608年），为开辟北方水上运输，进一步巩固边陲和向北方高丽用兵，隋炀帝又征集河北一带百万民夫，建设南起黄河、北接海河，直抵北方军事重镇涿郡（今北京），全长2000里的永济渠。

最北的运河《隋书·卷三·炀帝记》载：“大业四年（608年），春正月乙巳，诏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永济渠，引沁水南达于河，北通涿县。”其实，沁水是黄河北岸的一条支流，这条天然河在河南武陟县流入黄河，它是永济渠南段重要的河道。隋炀帝对这条河进行了大规模的疏浚、拓宽、加深，使沁水下游接通通济渠，在沁水上游的豫东北接通孟姜女河而到汲县，自汲县到天津段，主要利用了三国时曹操开的白沟、清河、武城、德州（城西十里）、吴桥、东光、过县西南的白桥、沧县、青县等地，沿着今日南运河的河道，过静海到独流口，至天津。当时，隋炀帝开拓内黄至武城这段河道时，渠道略偏于卫河西边，而自武城至德州这段河道，又略偏于卫河之东边，这两段河道有些是曹操开的平虏渠的故河道。

自天津至涿郡一段，只有利用沽水西接桑干水，即今日武清以下的白河，武清再往西则接上北京西南郊的永定河（当时叫卢沟）。这一段可利用的天然河道较短，开的新河道较多，这段永济渠在唐明皇时已湮没，直至元代在开凿京杭大运河才重开通，并分为惠通河、北运河、南运河和会通河北段。

劳动力问题

隋炀帝兴起的四大工程——开大运河、营建东都、修补长城、拓阔驰道，几乎是齐头并进，虽说隋文帝时代全国人口增长一倍，但动辄征调百万之众，劳动力十分紧张，他不得不在这个问题上“横征暴敛”。原来，隋炀帝在仁寿四年（604年）十月接帝位时，曾下诏书免除妇人和奴婢部曲之课役，并规定男子成丁年龄由20岁提高到22岁，用缩短男丁服役时间来表示爱惜民力。谁知只过六个多月，这爱民诏书的字迹还在人们眼前晃动，他已在开运河中征用妇女，并征用15岁的男丁。千百年来，他征用童工虽受谴责，但受责更多的是集中在征用妇女充当劳动力问题上。

从604—607年施工的工程中，民工超体力的劳动，不仅伤亡惨重，男劳力还大批逃亡，有些青壮年为了逃避征集，不惜自戕手足，当时，人们称为“福手”“福足”。所以，在开永济渠时，必然产生“丁男不供”的局面。挖河工地　薛尧　摄影

大业元年开通济渠时，“发河南诸郡男女百余万”和大业四年“发河北诸郡百余万众……自是以丁男不供，始以妇人从役”的两次征调中，妇女参加的劳动是不同的。据《炀帝拾遗记》中介绍开通济渠时，“开河都使麻叔谋和令狐达二人细细查点开河丁夫……选出少年骁勇五万余人为节级队长……其余或老、幼或妇人皆令供送饮食”，可见此时妇女仅作为辅助劳力使用。在开永济渠时妇女已直接参加施工了。

在封建社会公开征用妇女劳力是绝无仅有的，与儒家礼教大相径庭，此遂成为隋炀帝的一项罪恶载之于史册。今天，如果从妇女走出家庭狭隘的小圈子，出来参加社会活动，参加劳动这点来看，是否有移风易俗的进步意义？秦始皇建长城时也有妇女去送衣送饭的，凡是从事一项空前规模的工程，总会蒙受一些牺牲的。为什么两项最值得中华儿女在全世界自豪的工程，都是出自两位“暴君”之手？难道对他们的暴虐不存在夸大、渲染的成分吗？江南运河

江南运河起自长江南岸的京口（今江苏镇江），经云阳（今江苏丹阳）、毗陵（今江苏常州），绕过太湖东岸的吴郡（今江苏苏州），过杭嘉湖地区的嘉禾（今浙江嘉兴），到达余杭（今浙江杭州），全长340千米，是富庶的江南地区与北方相通的水运干道。运河水上运输自隋代起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王征　摄影

隋炀帝重开江南运河应当是一件大事，历史上延续到近代的南粮北运、江南物资北输就是从这时正式开始的。对江南的加速开发，这条运河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唐朝大运河

隋朝开河，唐宋受益，连唐宪宗的宰相李吉甫在他的《元和郡县志》中也认为：“隋氏作之虽劳，后代实受其利。”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隋朝短祚，隋炀帝超极限地投入人力、物力、财力开出全国统一的大运河，又大兴其他工程，加上几次对外战争失败，引得群雄并起，狼烟滚滚，未及发挥大运河应有的作用，王朝已趋覆灭，却为新起的唐王朝创造了良好的漕运条件。大运河把全国富庶的经济区与全国的政治中心有机地联结起来，使唐王朝迸发出锦灿夺目的光彩，在不到90年的时间里，连续出现了中国历史上少有的“贞观之治”和“开元之治”。全国迳直的水上运输，编织起前所未能的物资流通网，有力地促进了农业、手工业突破性地发展。长安不只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还是亚洲各国经济文化交往的中心。疆域空前辽阔，东抵大海，南及海南岛，西越巴尔喀什湖，东北至黑龙江以北的外兴安岭一带，成为当时世界上武功文成盛极一时的东方大帝国，以致后人用唐来代表中国，以唐人来代表中国人。运河工程续修唐朝漕渠

长安到黄河的漕运渠道从汉朝开凿以来共开过三次，其中两次是唐朝，可见漕渠对唐王朝的重要性。漕渠始开于汉武帝元光六年（前129年），在大司农郑当时主持下，发卒数万人，由水工徐伯督率开凿，渠傍南山（秦岭）下，长300余里，三年而成。第一次重开是隋文帝开皇四年（584年）开凿为广通渠，又叫富民渠；第二次重开是唐明皇天宝三载（744年），由当时长安令兼水陆运使韦坚所开。《新唐书·卷五十三·食货志》有记载。第三次是唐文宗大和年间（827—835），又清淤重开，改名为兴成渠。以后又整修它的支渠，《新唐书·卷三十七·地理志》说：华州（西安市）华阴县：“有敷水渠，（唐文宗）开成二年，姜师度凿以泄水害。五年（840年），刺史樊忱复凿之，使通渭漕。”

隋、唐三次开凿，线路和尾闾变化很小，只渠首和终点有些变动。汉代的渠首在长安西北，隋、唐因渭河河道北徙，必须把渠首往西移到咸阳县西南18里处，若不西移，就无法从渭河中引水。它与汉代渠首比，从地理形势上看，具有更大的优势，既能够避免渭河水流对渠首的径直冲击，又能够接纳更多清水入渠，以减少渠道淤积的程度。

隋文帝开凿的广通渠到达长安的三河口就终止了，唐代又把它延伸到宝鸡，名叫瀚泉渠，以提高关中地区西南部的水运效益。这条漕渠是唐朝关中地区的水上运输主动脉，对稳固王朝的政治局面、发展关中经济起了重要的作用，甚至说它是长安从建都到极盛阶段的重要前提。对汴河、山阳渎的整修

唐朝把隋朝的通济渠称作汴河。这时，淮南一带开始成为全国农业经济的中心，两淮和江南的漕米大量接济关中。汴河和山阳渎处于承上启下的位置，是唐王朝开展东南漕运主要的河段，唐王朝为了提高和改进漕运条件，曾进行过不少工程。

唐朝汴河的渠首除利用黄河南岸荥阳的板渚渠口外，还继续使用古汴渠的渠首石门汴口。历史记载表明，在唐朝的时候石门汴口和板渚汴口是交替使用的，因为这样更适应河水泥沙多、易淤积的状况，经过整修，这两个汴口都设置了斗门，以有效地控制水量。

开元二十七年（739年）采访使齐澣开凿广济新渠，从陈留西北上游处，利用睢水，在它东南的下游，从宋州（今商丘）以东，再利用靳水，经过宿州的虹县（今安徽泗县）至楚州（今淮安）阴淮（今清江市）北进入淮河，这是唐朝开凿的最长的一段运河。但由于选择河道不理想，对地理形势掌握得不好，上下游比降过大，水流过急，河道中又存在许多大石头，漕船航行比旧汴河下游尾闾危险更大，尤其大船简直难以通过，所以仍走汴河，这条新河在漕航上没有能发挥多大作用。

当然，唐朝的小型工程的开展对促进漕运还是起明显作用的，如汴河和山阳渎的终点扬州，疏浚太子港、陈登塘和三十四陂塘，方便了漕运，这些工程在水利上属于“补缀工程”，但开一些短的河道可以形成运河更完善的运输网。还有从扬州瘦西湖到观音山穿过蜀岗，开了一条新河，叫蜀岗新河，现在人们寻访我国第一条古运河邗沟时还能够清楚地看到这条新河。在《唐会要·卷八十七·漕运》中还记有一条起很好作用的短运河：“宝历二年（826年）正月，盐铁使王播奏扬州城内旧漕水浅，舟船涩滞，转输不及期程，今从闾门外古七里港开河，向东屈曲，至禅智寺桥通旧官，长十九里。”这条河虽不长，但渠开得较深，大漕船来往自如，造福于后人，为当地人所传颂。永济渠、灵渠的重修

隋朝南北大运河开凿以来，对均衡南北经济的发展、开发东南沿海地区的资源、提高江南一带的生产技术和文化水准起到了积极作用。大运河首先推动了淮南地区经济的迅速发展，运河这条交通枢纽，使在运河岸边的楚州（今淮安）、江都（今扬州）的商业繁荣兴旺起来，商业又对手工业和农业提出了各种新的要求。唐朝以来，淮南率先发展成为全国重要的粮仓。不久，江南的京口（今镇江）、毗陵（今常州）、吴郡（今苏州）、余杭（今杭州）在物资集散中也成为重要的商业城市，江南经济也加快发展，这里的漕米开始大量向西北运送，这些郡县又全处在大运河的两岸，它们全是工商最发达的城市。这就不能不归功于这条水上大动脉。

永济渠在唐朝也作过一些修补，开出一些支渠。永济渠在唐朝的作用虽不能与汴河比，但它可从江、淮运粮食和各种物资，治疗北方战争创伤，向北方输送军用器械和粮草，对促进南北物资的进一步交流，促使工商业、农业的繁荣和发展起了很好的作用。史上第一个物资展览会

唐朝漕运最兴盛的时期是唐朝中叶，转运到长安的粮食一年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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