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建业精读世说新语(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戴建业

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戴建业精读世说新语试读：

三年前，我出过一套五卷本的作品系列，书肆上对这套书反响热烈，其中有些书很快便一印再印，连《澄明之境：陶渊明新论》这种学术专著也居于图书畅销榜前列。今年果麦文化联合上海文艺出版社，慨然为我推出九卷本的“戴建业作品集”，它比我所有已出的著作，选文更严，校对更精，装帧更美。

时下人们常常嘲笑说，教授们的专著只有两个读者——责编和作者。我的学术著作竟然能成为畅销书，已让我大感意外；即将出版的这套“戴建业作品集”，多家文化出版机构竞相争取版权，更让我喜出望外。

我的一生有点像坐过山车。

中学时期我最喜欢的是数学，在1973年那个特殊岁月，我高中母校夫子河中学竟然举办了一次数学竞赛，我在这场两千多名高中同学参与的竞赛中进入了前三名。一个荒唐机缘让我尝到了“当诗人”的“甜头”，于是立下宏志要当一名诗人。1977年考上大学并如愿读中文系后，我才发现“当诗人”的念头纯属头脑发昏，自己的志趣既不在当诗人，自己的才能也当不了诗人。转到数学系的希望落空后，只好硬着头皮读完了中文系，毕业前又因一时心血来潮，误打误撞考上了唐宋文学方向的研究生。何曾料到，一个中学时代的“理科男”，如今却成了教古代文学的老先生，一辈子与古代诗歌有割不断的缘分。

从小我就调皮顽劣，说话总是口无遮拦，因“说话没个正经”，没少挨父母打骂。先父尤其觉得男孩应当沉稳庄重，“正言厉色”是他长期给我和弟弟做的“示范”表情，一见我嘻嘻哈哈地开玩笑就骂我“轻佻”。何曾料到这种说话方式，后来被我的学生和网友热捧为“幽默机智”。

我长期为不会讲普通话而苦恼，读大学和研究生时，我的方音一直是室友们的笑料，走上大学讲坛后因不会讲普通话，差点被校方转岗去“搞行政”。何曾料到，如今“戴建业口音”上了热搜榜，网上还不断出现“戴建业口音”模仿秀。

1985年元月，研究生毕业回到母校华中师范大学后，为了弄懂罗素的数理逻辑，我还去自学高等数学《集合论》。这本书让我彻底清醒，不是所有专业都能“从头再来”，三十而后再去读数学已无可能。年龄越大就越是明白自己的本分，从此便不再想入非非，又重新回到读研究生时的那种生活状态：每天早晨不是背古诗文便是背英文，早餐后不是上课就是读书作文，有时也翻译一点英文小品，这二十多年时光我过得充实而又平静。近十几年来外面的风声雨声使我常怀愤愤，从2011年至2013年底，在三年时间里我写了四百多篇文化随笔和社会评论，因此获得网易“2012年度十大博客（文化历史类）”称号。澳门大学教授施议对先生、《文艺研究》总编方宁先生，先后热心为我联系境外和境内出版社。当年写这些杂文随笔，只想发一点牢骚，说几句真话，何曾料到，这些文章在海内外产生了相当广泛的影响，博得“十大博客”的美名，并在学术论文论著之外，出版了系列杂文随笔集。

或许是命运的善意捉弄，或许是命运对我一向偏心，我的短处常常能“转劣为优”，兴之所至又往往能“歪打正着”，陷入困境更屡屡能“遇难成祥”。大学毕业三十周年时，我没日没夜地写下两万多字的长篇纪念文章，标题就叫《碰巧——大学毕业三十周年随感》。的确，我的一生处处都像在“碰巧”。也许是由于缺少人生的定力，我一生都在命运之舟上沉浮，从来都没有掌握过自己的命运，因而从不去做什么人生规划，觉得“人生规划”就是“人生鬼话”。

说完了我这个人，再来说说我这套作品。

这套“戴建业作品集”由三部分组成：六本学术专著和论文集，两本文学史论，一本文化社会随笔。除海外出版的随笔集未能收录，有些随笔杂文暂不便选录，已出版的少数随笔集版权尚未到期，另有一本随笔集刚签给了他家出版社，部分文献学笔记和半成品来不及整理，有些论文和随笔不太满意，有些学术论文尚未发表，业已发表的文章和出版的专著，只要不涉及版权纠纷，自己又不觉得过于丢脸，大都收进了这套作品集中。

每本书的缘起、特点与缺憾，在各书前的自序或书后的后记都有所交代，这里只谈谈自己对学术著述与随笔写作的期许。

就兴趣而言，我最喜欢六朝文学和唐宋诗词，教学上主要讲六朝文学与唐代文学，学术上用力最多的是六朝文学，至于老子的专著与庄子的论文，都是当年为了弄懂魏晋玄学的副产品，写文献学论文则是我带博士生以后的事情。文学研究不仅应面对作品，最后还应该落实到作品，离开了作品便“口说无凭”，哪怕说得再天花乱坠，也只是瞎说一气或言不及义。我在《澄明之境：陶渊明新论》初版后记中说过：“古代文学研究的真正突破应当表现为：对伟大的作家、伟大的作品、重要的文学现象、著名的文学流派和社团，提供了比过去更全面的认识、更深刻的理解，并做出更周详的阐释、更缜密的论述。从伟大的作家身上不仅能见出我们民族文学艺术的承传，而且还可看到我们民族审美趣味的新变；他们不仅创造了永恒的艺术典范，而且表现了某一历史时期精神生活的主流，更体现了我们民族在那一历史时期对生命体验的深度。”虽心有所向，但力有未逮，研究伟大作家和伟大作品，既需要相应的才气，也需要相应的功力，可惜这两样我都不具备。

差可自慰的是，我能力不强但态度好，不管是一本论著还是一篇论文，我都希望能写出点新意，并尽力使新意言之成理，即使行文也切记柳子厚的告诫，决不出之以“怠心”和“昏气”，力求述学语言准确而又优美。

对于文化随笔和社会评论，我没有许多专家教授的那种“傲慢与偏见”。论文论著必须“一本正经”，而随笔杂文可以“不衫不履”；论文论著可以在官方那里“领到工分”，而随笔杂文却不算“科研成果”。因此，许多人从随笔杂文的“无用”，推断出随笔杂文“好写”。殊不知，写学术论文固然少不得才学识，写杂文随笔则除了才学识之外，“还”得有或“更”得有情与趣。仅仅从文章技巧来看，学术论文的章法几乎是“千篇一律”，随笔杂文的章法则要求篇篇出奇，只要有几篇章法上连续重复，读者马上就会掉头而去。

我试图把社会事件和文化事件视为一个文本，并从一个独特的文化视角进行审视，尽可能见人之所不曾见，言人之所未尝言。如几个月前北京大学校长林建华念错字引起网络风波，我连夜写下一万两千多字的长文《“鸿鹄之志”与网络狂欢——一个审视社会心理的窗口》，在见识的深度之外，还想追求点笔墨趣味。近几年我从没有中断过随笔杂文的写作，只是藏在抽屉里自娱自乐，倒不是因为胡说八道而害怕见人，恰是因文章水平偏低而羞于露脸，像上面这篇杂文仅给个别好友看过，没有收进任何一本随笔集里。

我一生都对自己的期望值不高，“何曾料到”最后结局是如此之好，而我对自己的文章倒是悬的较高，可我的水平又往往“未曾做到”。因此，我的人生使我惊喜连连，而我的文章却留下无穷遗憾。

自从我讲课的视频在网上广为流传以来，无论在路上还是在车上，无论是在武汉还是在外地，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总有粉丝要求与我合影留念。过去许多读者喜欢看我的文章，现在是许多粉丝喜欢听我讲课。其实，相比于在课堂上授课，我更喜欢在书斋中写作，我写的也许比我讲的更为有趣。

我赶上了互联网的好时代，让我的文章和声音传遍了大江南北；我遇上了许多好师友好同事，遇上了许多好同学好学生，遇上了许多好粉丝好网友，还遇上了许多文化出版界的好朋友，让我有良好的成长、学习和工作环境。我报答他们唯一的办法，是加倍地努力，加倍地认真，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录下更多更好的课程，以不负师友，不负此生！戴建业2019年4月15日剑桥铭邸枫雅居回到经典——新版自序

记得在曹慕樊师门下读研究生时，曹老师给我和刘明华兄讲唐诗和文献学，都不是像现在这样讲“高屋建瓴”的概论，而是一首首地讲李白、杜甫和韩愈的诗，文献学讲向歆父子、汉志、隋志。他反复强调要熟读本专业的经典，用他形象的说法就是“屁股下要坐几本书”。他告诫我们说，学唐宋诗就要诵读李、杜、苏、黄，学唐宋文则要诵读韩、柳、欧阳、苏。他没有给我们上西方文论课，有一次闲谈时他对我说，只读教材恐怕不行，学西方理论先要熟读一家一派，进入这一家一派的理论框架才有所获——不管是诗歌、古文，还是文献学和理论，他老人家都强调我们必须面向原典，对几经转手的概论不太信任。

读研究生之前我虽酷爱读书，但大多是“随便翻翻”式的猎奇，读研究生后才从曹老师那儿学会了“开卷动笔”。曹老师曾多次对我们说，读文学作品第一印象非常重要。听说曹师是在教会学校上中小学，他两次告诫我要把阅读时的“the first impression”记下来，这样才能培养自己对作品的敏感。后来我才慢慢明白，读书要“读进去”才是好学生，教书要“讲进去”才算好先生。现在不少分析文学作品的论文，不是“结构紧凑”“情景交融”“意境优美”，便是“张力”“能指”“所指”，所用的术语虽有新旧之别，浮在作品的表面并无不同。

时下不少文学博士生，泛泛而谈时都天花乱坠，一面对作品便两眼茫然。几年前，一名牌大学博士来我们文学院求职，我和教研室同仁都对他印象很好，他的博士论文写的是明清杜甫接受史。面试时我随便问他主要读哪家的杜甫注本，开始他还支支吾吾顾左右而言他，几经老师们的追问，他只好诚实地对我们说：“任何一家杜诗注都没有通读过。”自己没有通读过杜甫诗歌，却写出了古人杜甫诗歌接受史！这种学术胆量固然叫人钦佩，但这种研究方法却不敢恭维。十九世纪新康德主义者曾呼吁“回到康德去”，今天我们更有必要“回到经典去”。假如甩开了经典或只浮于经典表面，我们阐释经典就是挦扯经典，不是用花哨的新词装点门面，就是辗转稗贩前人的陈言，对经典言说得越多，离经典就可能越远。

当年要是像现在研究生这样写论文，曹老师肯定不会让我们得学位。当然，过去是否“读进去”了，现在是否“讲进去”了，我自己并没有半点自信，但我和明华兄大体都算是听话的学生。明华兄后来在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杜诗修辞艺术》，就是他当年的硕士论文，是他熟读杜诗的结晶，这本薄册子至今还是杜诗语言研究方面极有分量的专著。反复细读经典已经成了我的读书习惯，眼前这本拙著就是我细读《世说新语》的产物。这本名著我读了二三十年，大概至少读了上十遍，余嘉锡先生《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1983年版），现在好几处已经开始脱线了。过去我买到了心仪的好书都要包上封面，舍不得在书上写字画线，每有偶触之思便记在本子上。十几年前长江文艺出版社邀我编一本《世说新语选注》，由于规定交稿的时间太急，我又请汤江浩教授合注。这本选注分析的部分很多就是我平时读该书的笔记。

传统诗文评点，敏锐精当是其所长，凌乱琐碎则为其所短；西方现代新批评派倒是系统深入，但完全撇开作者和时代又失之偏颇。拙著试图兼采二者的某些优点，所用的方法是文本细读，所用的体裁是随笔小品。共选一百二十多篇名文，约占原著的十分之一，尽可能以优美机智的语言，来细品原文的微言妙趣。随笔小品要有识有趣，有识而无趣便失之沉闷，有趣而无识则流于浮泛。有所求不一定有所得，拙著也可能既无识又无趣，像一锅又焦煳又生硬的夹生饭。

拙著2016年元月初版，在两年多的时间里连续重印了三次，出版不久《文艺评论》就发表了一万多字的长篇评论，而且还进入当当网畅销书榜。新版付梓之前我对全书又审读一遍，对初版文字做了订正和润色。戴建业2018年12月 定稿剑桥铭邸枫雅居导言

编于南朝宋的《世说新语》，一经成书便成了名著，流传不久便成了经典，南齐便有学者为之作注，后世几乎代代都有名家评点。它不仅是我国古今文人的“枕边秘宝”，甚至还是日本人千百年来的“最爱”，傅雷先生郑重告诫远在国外的儿子要精读《世说新语》（《傅雷家书》），朱光潜先生也称《世说新语》伴随自己一生。

不过，《世说新语》一向是文人的清供雅品，很少向社会大众“敞开大门”。今天，我有幸能和大家一起细读这部杰作，领略魏晋的文采风流，感受名士的高雅飘逸，品味语言的机智隽永。一、成书过程与体例特征《南史》本传称《世说新语》为刘义庆“所著”，要了解此书的成书过程还得从此书的编著者说起——

刘义庆（403—444）为宋武帝刘裕二弟长沙景王刘道怜的次子，奉敕过继给武帝少弟临川烈武王刘道规为嗣，袭封临川王，历任尚书仆射、平西将军、荆州刺史等职。据说他自幼就聪颖过人，刘裕曾当面夸他“此我家丰城也”，把他誉为产于丰城的干将、莫邪宝剑，可见刘裕对这个侄子是如何赏爱。刘裕称帝后他任皇帝近侍。宋文帝刘义隆即位，他同样为文帝所信任和器重，二十七岁就升任尚书左仆射，这是相当于副宰相的显职。不过，刘义庆并没有因此忘乎所以，他很早就体认到“世路艰难”。宋文帝为人一向猜忌残忍，又对宗室诸王和大臣深怀戒心，登基不久就大开杀戒，接连杀害了傅亮、徐羡之、谢晦等拥立功臣。刘义庆当然爱高官厚禄，但无疑更爱自己的脑袋，恰好元嘉八年“太白星犯右执法”，史称“义庆惧有灾祸”，以此为名“乞求外镇”。他所惧怕的“灾祸”是天灾更是人祸。他元嘉九年至十六年（30—37岁）出镇荆州，元嘉十六年调任江州刺史，第二年调任南兖州刺史，直至元嘉二十一年病逝于京邑（37—42岁）。

史称刘义庆“性简素，寡嗜欲，爱好文义，文词虽不多，然足为宗室之表”。所谓“宗室之表”，是指其才华学识为刘宋宗室的佼佼者。除《世说新语》外，《隋书·经籍志》和新旧《唐志》录其编著书目有二百六十多卷。他本人既高才饱学，又喜欢“招聚文学之士”。许多有“辞章之美”的文人学士如袁淑、陆展、何长瑜、鲍照等，或“请为卫军咨议参军”，或“引为佐史国臣”。

这些有欠完整的史料引出了两个疑案：一是《世说新语》编于何时？学术界对此至今还众说纷纭，有的说“可能撰于元嘉十年之前”，有的说当成书于刘义庆任江州刺史任之后。这两种说法都属推测之词，从二十多岁到四十一岁这段时间都有可能编成此书，一定要坐实在某年某月则未免武断。此书约编于元嘉九年出镇荆州之后，因为年纪太轻编此书尚嫌学养不足，身在京城他也不敢广招天下的文学名流。

二是《世说新语》编于一人还是成于众手？刘义庆文才既“足为宗室之表”，而兴趣又“爱好文义”，无论是才学、爱好还是精力，都能独自编撰而不必假手他人。《南史·刘义庆传》称“所著《世说》十卷”，并没有说是出自幕府文士；此后的史志目录和私家目录中，《世说新语》的撰者都是刘义庆，到明清之际才开始出现杂音。明陆师道在何良俊《何氏语林》序中说，刘义庆当时“幕府多贤”，编《世说新语》“虽曰笔削自己，而检寻赞润，夫岂无人”？他认为《世说》全书最后“笔削”由义庆执笔，而检寻材料和润色文字之功则属幕府文人。幕府诸贤只是做一些初级工作，全书义例与“笔削”是义庆完成，这丝毫不影响该书著作权归属义庆。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更进一步推测该书“成于众手”，“《世说》文字，间或与裴、郭二家书所记相同，殆亦犹《幽明录》《宣验记》然，乃纂辑旧文，非由自造。《宋书》言义庆才词不多，而招聚文学之士，远近必至，则诸书或成于众手，亦未可知。”后来，他在《集外集·选本》中也说，“《世说新语》并没有说明是选的，好像刘义庆或他的门客所搜集”，其实它“是一部抄撮故书之作”。“亦未可知”“好像”云云，鲁迅先生不过提出自己的怀疑，时下学界却有人试图将这种“或然之词”证成“实然判断”，从《世说新语》没有统一的语言风格，书中时有前后重复、称谓不一、相互矛盾等问题，书中偶有句式和用词见于袁淑、何长瑜、鲍照诸人作品等角度，来论述该书“成于众手”（参见范子烨《世说新语研究》）。有的则竭力维护刘义庆的著作权，从《世说新语》具有统一的风格，袁淑、何长瑜、鲍照等人在义庆幕府或就职时间太短或与该书文风差异太大等角度，阐述该书只能“编于一人”（参见王能宪《世说新语研究》）。其实，这两种论证用心良苦却不得要领，都不能得出各自所要证明的结论。首先，《世说新语》无论是否具有统一风格都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因为该书“乃纂辑旧文，非由自造”，没有统一风格十分正常；该书主要记述魏晋名士清谈，这容易形成某种统一的时代风格，具有某种主导风格也合情合理。其次，极少数文句或用词习惯相同，并不能证明该书可能出自某人之手，因为刘宋与魏晋时代相接，与东晋更地域相重，出现相同的词汇和相近的句式不是很自然的吗？再次，某位幕僚就职时间不长，难道不能由其他幕僚接着干吗？最后，以文风相差太大来排除某人不可能参与编写，这种论证方法同样也不靠谱，“诗赋欲丽，铭诔尚实”，文体风格既不相同，作家语言自然会因体而异。今天，许多官场显宦和学界名流喜欢当主编，好让自己看起来有权有名又有“学”，其实他们多半“主”而不“编”——“主”归自己，“编”属他人。以今揣古，我倒是比较倾向鲁迅先生的猜测，但没有找到确凿证据之前还应“维持原判”——《世说新语》为刘义庆编撰。

再来看看该书的体例。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称它为“志人小说”，如今这已经成了学界定论。古代史志目录和私家目录，也大都把它列入诸子“小说类”。不过，此“小说”非彼“小说”。《汉书·艺文志》这样界定“小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鲁迅先生的“小说”是指一种文体形式，汉志的“小说”标准是界定其材料来源和内容特点。《世说新语》“杂采群书”，一千二百多条大多“言必有据”，有的出于稗官野史，有的采自传闻逸事，有的来于人物杂记，从刘孝标注的引文可以看到，该书每则差不多“无一字无来历”。该书中的许多内容还被正史《晋书》采用。历代目录学家把它视为“诸子”，刘孝标等注家则把它当成史书，不时用大量史料证明它的“失实”。可见，《世说新语》是一部古代意义上的“小说”，并不是一部虚构的文学创作。事实上，它是一部优美的历史笔记，与其说它是一种小说文体，还不如说它是一本小品随笔，吕叔湘先生就曾将它选入《笔记文选读》。《隋书·经籍志》和新旧唐志都称“《世说》”而无“新语”，藏于日本的唐写本残卷题为《世说新书》。早在刘义庆之前，汉代刘向有《世说》一书，余嘉锡先生认为《世说新书》应为该著最早的书名，以示与向著《世说》的区别，《世说新语》这个书名见于唐初。

该书以类相从分为三十六门：德行、言语、政事、文学（以上为上卷）；方正、雅量、识鉴、赏誉、品藻、规箴、捷悟、夙惠、豪爽（以上为中卷）；容止、自新、企羡、伤逝、栖逸、贤媛、术解、巧艺、宠礼、任诞、简傲、排调、轻诋、假谲、黜免、俭啬、汰侈、忿狷、谗险、尤悔、纰漏、惑溺、仇隙（以上为下卷）。三十六门是按当时价值标准从高到低的顺序排列，上卷和中卷的十三门都是值得赞美的节操、品格、个性；下卷从“容止”到“巧艺”也具有肯定的伦理、社会、审美价值，从“宠礼”到“黜免”则偏于中性，编者有时似褒而实贬，有时似贬而实褒，有时只是好奇而无褒贬，从“俭啬”到“仇隙”虽多贬义，但少数地方仍难掩欣悦之情。总之，《世说新语》有是非而无说教，生动地描写了魏晋士人的品格、智慧、才情、个性乃至怪癖，是魏晋士人精神风貌的真实写照。

该书成书不久，宋末齐朝的敬胤就为之作注，梁代刘孝标注问世后，敬胤注就被取而代之。刘孝标《世说新语注》堪称“典赡精绝”，与裴松之《三国志注》、郦道元《水经注》、李善《文选注》并称“四大古注”。刘注引书约四百多家五百多种，或纠原文之谬，或申原文之意，或补原文之缺，或溯原文之源，使得注文与原文相互映衬，二者成了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

现当代该书的重要注本有：杨勇《世说新语校笺》、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龚斌《世说新语校释》。普及注本有中华书局和上海古籍出版社的《世说新语译注》。近一二十年来大陆和台湾地区，以及相邻的日本等地相继出版了多部相关的研究著作和教材。二、魏晋风流与士人群像《世说新语》主要记述东汉后期至东晋末年士人的言行逸闻，魏晋名士清谈的议题、清谈的形式、清谈的风习占了大量篇幅，以致陈寅恪先生称它为“一部清谈之全集”。当然这种说法未免夸张，名士清谈多见于《世说新语》，但《世说新语》并非全是名士清谈，它同时还刻画了魏晋士人俊美的容貌、优雅的举止、超旷的情怀、敏捷的才思，以及他们荒诞的行为、吝啬的个性、放纵的生活……真要感谢该书的编者刘义庆，要不是他招聚文士辅助搜集、整理、加工、润色这些片玉碎金零缣寸楮，我们今天就无缘一睹魏晋名士迷人的风采。他生活的那个年代，魏晋上流社会的精神生活不仅写在书中纸上，也流传于人们的口头，当时还健在的遗老宿臣或许还曾躬与其事，所以他搜集加工起来，既方便又可信。

魏晋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为什么会涌现出那么多特立独行的名士？

东汉末年，统治者以自己种种残忍卑劣的行径，践踏了他们自己所宣扬的那些悦耳动听的名教。因而，随着东汉帝国大厦的瓦解，对儒学的信仰也逐渐动摇，儒学教条的名教日益暴露出虚伪苍白的面目，不佞之徒借仁义以行不义，窃国大盗借君臣之节以逞不臣之奸。人们突然发现，除了人自身的生生死死以外，过去一直恪守的儒家道德、操守、气节通通都是骗人的把戏。这样，很多人不再膜拜外在于人的气节、忠义、道德，只有内在于人的气质、才情、个性、风度才为大家所仰慕。于是，魏晋士人开始追寻一种新的理想人格——由从前主要是伦理的存在变为精神的个体，由寻求群体的认同变为追求个性的卓异，由希望成为群体的现世楷模变为渴望个体的精神超越。这种理想人格即人们所说的“魏晋风流”，它具体展现为玄心、洞见、妙赏、深情（冯友兰《论风流》），《世说新语》正是“魏晋风流”最形象逼真的剪影。

书中的魏晋士人个个自我感觉良好，他们毫不掩饰地炫耀才华，爱才甚至远胜于敬德。曹操欣然领受“乱世英雄”之称，全不计较“治世奸贼”之诮。桓温与殷浩青年时齐名，二人彼此又互不买账，有一次桓问殷说：“卿何如我？”殷断然答道：“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每人在才名上当仁不让，为了决出才气的高低优劣，他们经常通过论辩来进行“智力比赛”：许掾年少时，人以比王苟子，许大不平。时诸人士及於

法师并在会稽西寺讲，王亦在焉。许意甚忿，便往西寺与王

论理，共决优劣。苦相折挫，王遂大屈。许复执王理，王执

许理，更相覆疏，王复屈……（《世说新语·文学》）

这一代人富于智也深于情。“嵇康与吕安善，每一相思，千里命驾”（《世说新语·简傲》），真是“情之所钟，正在我辈”。连一代枭雄桓温也生就一副温柔心肠。“桓公入蜀，至三峡中，部伍中有得猿子者，其母缘岸哀号，行百里不去，遂跳上船，至便即绝。破视其腹中，肠皆寸寸断。公闻之，怒，命黜其人。”（《世说新语·黜免》）任性不羁的阮籍，“当葬母，蒸一肥豚，饮酒二斗。然后临诀。直言‘穷矣’！都得一号，因吐血，废顿良久”（《世说新语·任诞》）。人们摆脱了礼法的束缚和矫饰，自然便坦露出人性中纯真深挚的情怀。王伯舆登上江苏茅山，悲痛欲绝地哭喊“琅邪王伯舆，终当为情死”“桓子野每闻清歌，辄唤‘奈何’”（《世说新语·任诞》）。魏晋名士们喜便开心地大笑，悲则痛苦地大哭。大家知道，情与智通常是水火不容——情浓则智弱，多智便寡情，可在魏晋名士的精神结构中，情与智达到了绝妙的平衡，他们可谓情智兼胜的人格标本。

名士们把僵硬古板的名教扔在脑后，追求人格的独立和精神的自由，追求一种任性称情的生活。“阮籍嫂尝还家，籍见与别。或讥之。籍曰：‘礼岂为我辈设也？’”（《世说新语·任诞》）决不为名利而扭曲自我，称心而言，循性而动，是他们所向往的生活方式，也是他们企慕的人生境界。“张季鹰纵任不拘，时人号为‘江东步兵’，或谓之曰：‘卿乃可纵适一时，独不为身后名邪？’答曰：‘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世说新语·任诞》）因为有这种淡于名利的生活态度，他们才能活得那样洒脱，那样轻松。

在爱智、重才、深情之外，士人们同样也非常爱美。荀粲就公开声称：“妇人德不足称，当以色为主。”（《世说新语·惑溺》）《世说新语》随处都可见到对飘逸风度的欣赏，对漂亮外表的赞叹：时人目“夏侯太初朗朗如日月之入怀，李安国颓唐如玉

山之将崩”。（《世说新语·容止》）潘岳妙有姿容，好神情。少时挟弹出洛阳道，妇人遇者，

莫不连手共萦之。左太冲绝丑，亦复效岳游遨，于是群妪齐

共乱唾之，委顿而返。（《世说新语·容止》）

士人们向内发现了自我，必然导致他们向外发现自然。品藻人物与留连山水相辅相成，有时二者直接融为一体，仙境似的山水与神仙般的人物相映生辉，在这之前，几乎没有人对自然美有如此细腻深刻的体验：王子敬云：“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

不暇。若秋冬之际，尤难为怀。”（《世说新语·言语》）顾长康从会稽还，人问山川之美，顾云：“千岩竞秀，

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世说新语·言

语》）王司州至吴兴印渚中看，叹曰：“非唯使人情开涤，亦

觉日月清朗。”（《世说新语·言语》）

只有优美高洁的心灵才可应接明丽澄净的山水，对自然的写实表现为对精神的写意，大自然中的林泉高致直接展现为名士们的潇洒出尘。“魏晋风流”要经由魏晋士人来体现，因此，假如说《世说新语》是“魏晋风流”的剪影，那么该书自然便是魏晋士人的群雕。《世说新语》及刘孝标记载的人物多达一千五百多个，魏晋豪门世家几乎无一遗漏，如以王导为代表的琅邪王氏——王衍、王敦、王羲之、王徽之、王献之等；以谢安为代表的陈郡谢氏——谢鲲、谢尚、谢玄、谢道韫等；还有太原王氏王湛、王述、王坦之等，龙亢桓氏桓温、桓玄；陈留阮氏阮籍、阮咸；高平郗氏郗鉴、郗愔、郗超，新野庾氏庾亮、庾冰、庾翼等等。另外，书中还有早慧的天才少年，有雄强刚烈的将军，有风姿绰约的名媛。明末作家王思任在《世说新语序》中说：“今古风流，惟有晋代。至读其正史，板质冗木，如工作瀛洲学士图，面面肥皙，虽略具老少，而神情意态，十八人不甚分别。前宋刘义庆撰《世说新语》，专罗晋事，而映带汉、魏间十数人，门户自开，科条另定……小摘短拈，冷提忙点，每奏一语，几欲起王、谢、桓、刘诸人之骨，一一呵活眼前，而毫无追憾者。”正是由于《世说新语》的形象描绘，许多魏晋人物至今还是人们的精神偶像，甚至还让日本文化精英为之神魂颠倒，近代日本作家大沼枕山曾说：“一种风流吾最爱，六朝人物晚唐诗。”诗中的“六朝人物”主要指魏晋名士。三、风趣与风韵《世说新语》具有历久弥新的艺术魅力，其风趣与风韵尤其使人回味无穷。这里的“风趣”是指它那幽默诙谐、机智俏皮的趣味，而“风韵”则是指其优雅脱俗的风采和含蓄隽永的韵致。

该书中的人物多为魏晋名士，所记的内容又多为名士清谈，它的语言自然也深受清谈影响。首先，它常以简约的语言曲传玄远幽深的旨意，让名士们“披襟解带”称叹不已；其次，清谈常使用当时流行的口语和俗语，但谈出来的话语又须清雅脱俗，这使得名士们要讲究声调的抑扬和修辞的技巧，他们清谈时的“精微名理”，必须出之以语言的“奇藻辞气”；最后，清谈是一种或明或暗的才智较量，名士们为了在论辩中驳倒对手，不得不苦心磨炼自己的机锋，以敏捷的才思和机巧的语言取胜。因而，《世说新语》的语言，不管是含蓄隽永，还是简约清丽，抑或机智俏皮，无一不是谈言微中，妙语解颐。

清谈辩论当然应讲究思理的缜密，可到了后来人们似乎更看重语言的机趣，因而关键不是要以理服人，倒更在乎因言而“厌心”：支道林、许掾诸人共在会稽王斋头。支为法师，许为都

讲。支通一义，四坐莫不厌心。许送一难，众人莫不抃舞。

但共嗟咏二家之美，不辩其理之所在。（《世说新语·文学》）王逸少作会稽，初至，支道林在焉。孙兴公谓王曰：“支道林拔新领异，胸怀所及，乃自佳，卿欲见不？”王本

自有一往隽气，殊自轻之。后孙与支共载往王许，王都领域，

不与交言。须臾支退，后正值王当行，车已在门。支语王曰：“君未可去，贫道与君小语。”因论庄子《逍遥游》。支作数

千言，才藻新奇，花烂映发。王遂披襟解带，留连不能已。（《世说新语·文学》）

这两则小品表明，时至东晋，清谈已经从一种哲学运思，变成了一种语言游戏，谈吐机敏比思维严谨更能赢得满堂喝彩。“许送一难”“支通一义”，让在场“众人莫不抃舞”，表面上看，是在为许与支的思辨手舞足蹈，可实际上他们虽“但共嗟咏二家之美”，却并“不辩其理之所在”——“莫不厌心”和“莫不抃舞”的“众人”，其实只是“观众”而非“听众”。后一则小品中，使王逸少“留连不能已”的，与其说是支道林思致的“拔新领异”，还不如说是“支作数千言”的“才藻新奇”。

这种取向容易使清谈从求真导向讨巧，“晋武帝始登阼，探策得一。王者世数，系此多少。帝既不说，群臣失色，莫能有言者。侍中裴楷进曰：‘臣闻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帝说，群臣叹服。”（《世说新语·言语》）“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这三句来于《老子》第三十九章。可《老子》中的“得一”是指得道，晋武帝“探策得一”只是个数量词，裴楷何曾不明白此“一”非彼“一”，但他更明白只有通过概念的混淆与挪移，才能让“不说”的皇帝回嗔作喜。武帝“探策得一”让“群臣失色”，将武帝的“得一”偷换成《老子》的“得一”便让“群臣叹服”。再看《世说新语·言语》篇另一则小品：“陶公疾笃，都无献替之言，朝士以为恨。仁祖闻之曰：‘时无竖刁，故不贻陶公话言。’时贤以为德音。”陶侃病笃时没有留下一句献可替否之言，可能是“病笃”后头脑已不清醒，可能是早就知道“说了等于没说”，也可能是对朝政的极度失望。其中任何一种原因都不能拿上台面——或者有污死者，或者有损朝廷，因而只可意会不可明言。还是以“辩悟绝伦”著称的谢尚乖巧，他把陶公没留下政治遗言解释成“时无竖刁”——陶侃深知朝中没有奸臣，自然用不着“献替之言”。那时连三岁小儿也学会了这种机敏：晋明帝数岁，坐元帝膝上。有人从长安来，元帝问洛下

消息，潸然流涕。明帝问何以致泣？具以东渡意告之。因问

明帝：“汝意谓长安何如日远？”答曰：“日远。不闻人从日

边来，居然可知。”元帝异之。明日集群臣宴会，告以此意，

更重问之。乃答曰：“日近。”元帝失色，曰：“尔何故异昨

日之言邪？”答曰：“举目见日，不见长安。”（《世说新语·

夙惠》）

既能把“远”说“近”，又能把“近”说“远”，人们全不追问言说是否荒谬，只是在意诡辩是否聪明。只要能把遗憾说成圆满，把凶兆变成了吉祥，把噩耗转成了佳音，你就会使别人“叹服”——无所谓对错，只在乎机巧。这样，清谈很多时候成了戏谑调侃，名士们借此相互斗机锋、斗才学、斗敏捷、斗思辨，以此表现自己的才华、学识与幽默：“王、刘每不重蔡公。二人尝诣蔡语，良久，乃问蔡曰：‘公自言何如夷甫？’答曰：‘身不如夷甫。’王刘相目而笑曰：‘公何处不如？’答曰：‘夷甫无君辈客。’”（《世说新语·排调》）这篇小品中两问两答的对话，酷似一段让人捧腹的相声，机锋峻峭而又回味无穷。

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可能成为他们的笑料，有时他们拿别人的外貌开玩笑，“康僧渊目深而鼻高，王丞相每调之。僧渊曰：‘鼻者面之山，目者面之渊。山不高则不灵，渊不深则不清。’”（《世说新语·排调》）有时拿各人的姓氏开玩笑，“诸葛令、王丞相共争姓族先后，王曰：‘何不言葛、王，而云王、葛？’令曰：‘譬言驴马，不言马驴，驴宁胜马邪？’”（《世说新语·排调》）有时拿各人的籍贯开玩笑，“习凿齿、孙兴公未相识，同在桓公坐。桓语孙‘可与习参军共语。’孙云：‘“蠢尔蛮荆”，敢与大邦为雠？’习云：‘“薄伐猃狁”，至于太原。’”（《世说新语·排调》）习凿齿是楚人，所以孙兴公用《诗经·采芑》原话嘲弄他是“蠢尔蛮荆”；孙兴公是太原人，所以习凿齿同样引用《诗经·六月》中的典故，回敬他当年周朝攻打猃狁至于太原。他们有时嘲讽别人，如本书中那篇《出则为小草》；有时则是自嘲，“郝隆七月七日出日中仰卧。人问其故？答曰：‘我晒书。’”（《世说新语·排调》）只知嘲人而不敢自嘲，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幽默。幽默的最高形态恰恰就在于自嘲，自嘲又恰恰需要自省和自信，我们偏偏又缺乏深刻的自省，骨子里更缺乏真正的自信，因而，我们今天只有油滑贫嘴而没有机智幽默。《世说新语》的幽默风趣让人惬心快意，它那含蓄隽永的韵味同样让人留恋不已。《世说新语》表现魏晋士人的精神风貌，不是通过理论的概括，也不是通过整体的描述，而是通过具体历史人物的一言一行一颦一笑来描绘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再通过众多的形象来凸显一代名士的风神。作者只是“实录”主人公的三言两语，便使所写的人物神情毕肖。“顾悦与简文同年，而发早白。简文曰：‘卿何以先白？’对曰：‘蒲柳之姿，望秋而落；松柏之质，经霜弥茂。’”（《世说新语·言语》）简文帝的矜持虚伪，顾悦的乖巧逢迎，经这一问一答就跃然纸上。作者从不站出来发表议论，常用“皮里春秋”的手法来月旦人物，表面上对各方都无所臧否，骨子里对每人都有所褒贬，如《管宁割席》《庾公不卖凶马》《谢安与诸人泛海》等，作者于不偏不倚的叙述中，不露声色地表达了抑扬臧否的态度，笔调含蓄隽永。

明王世贞称《世说新语》“或造微于单词，或征巧于只行”（《世说新语补》序）。该书中的小品大多不过数行，有时甚至只有一句，但读来如食橄榄回味无穷。“庾公尝入佛图，见卧佛，曰：‘此子疲于津梁。’于时以为名言。”（《世说新语·言语》）“庾子嵩作《意赋》成，从子文康见，问曰：‘若有意邪？非赋之所尽；若无意邪？复何所赋？’答曰：‘正在有意无意之间。’”（《世说新语·文学》）“王长史道江道群：‘人可应有，乃不必有；人可应无，己必无。’”（《世说新语·赏誉》）这三则小品谈佛、论文、品人，无一不语简而义丰，片言以居胜。

魏晋名士都有极高的文化修养，差不多个个都长于辞令，庾亮所谓“太真终日无鄙言”虽为调侃，但道出了这个群体的实情。余嘉锡先生在《世说新语笺疏》中说：“晋、宋人清谈，不惟善言名理，其音响轻重疾徐，皆自有一种风韵。”哪怕是突然之间的仓促应对，名士们同样一张口便咳唾成珠：王武子、孙子荆各言其土地人物之美。王云：“其地坦

而平，其水淡而清，其人廉且贞。”孙云：“其山嶵巍以嵯

峨，其水㳌渫而扬波，其人磊砢而英多。”（《世说新语·言

语》）李弘度常叹不被遇。殷扬州知其家贫，问：“君能屈志

百里不？”李答曰：“《北门》之叹，久已上闻；穷猿奔

林，岂暇择木！”遂授剡县。（《世说新语·言语》）道壹道人好整饰音辞，从都下还东山，经吴中。已而会

雪下，未甚寒。诸道人问在道所经。壹公曰：“风霜固所不

论，乃先集其惨澹；郊邑正自飘瞥，林岫便已皓然。” （《世说新语·言语》）

句型或排比或对偶，音调或悠扬或铿锵，这是清谈也是诗语，是小品文也是散文诗。“好整饰音辞”的岂只一个道壹道人，整个魏晋名士都注重谈吐的风雅。晚明小品文作家王思任称道《世说新语》说：“本一俗语，经之即文；本一浅语，经之即蓄；本一嫩语，经之即辣。盖其牙室利灵，笔颠老秀，得晋人之意于言前，而因得晋人之言于舌外，此小史中之徐夫人也。”（《世说新语序》）

由于生活中常常囊中羞涩，捞钱成了我们大家梦寐以求的目的，柴米油盐耗尽人们的大部分精力。如今我们的精神越来越荒芜、浅薄，只一味地渴望那种俗气的幸福，只去寻求那种粗野的刺激，多亏了刘义庆留下一本《世说新语》，让我们能见识什么叫超然脱俗，什么叫高洁优雅，什么叫潇洒飘逸……第一章高贵

魏晋是一个门阀制度社会，政治经济代表的是贵族利益，文化艺术表现的是贵族的审美情趣。

半个多世纪以来，“贵族”在大陆汉语辞典中是个绝对的贬义词，它与腐朽、没落、奢侈、剥削、自私甚至弱智连在一起，以致我们一听到贵族就满脸鄙夷。神州大地上彻底消灭了贵族，自然也完全丢掉了贵族精神，因而，只有贪婪的权贵，只有地位的显贵，却没有品格的高尚，没有灵魂的高贵。

这里选的六篇小品从不同层面诠释了贵族精神：首先，作为贵族必须具有高度的主人意识——既然自己是国家的主人，就要以国家的兴亡为己任，所以他们处处以“国士”自期，也希望别人以“国士”相许。侍中孔坦临终之前，司空庾冰看望他时“为之流涕”，可孔坦不仅毫不领情，反而大为不满。他认为“大丈夫将终”时，庾冰应该向他询问“安国守家之术”，“乃作儿女子相问”是没有把他看作“大丈夫”，没有把他视为“国士”。《晋书·卞壸传》载，苏峻之难时朝廷军队一泻千里，卞壸带领大军护卫京城，自己及两个儿子身先士卒，朝臣都劝他要备好良马准备逃生，他回答说如果国家亡了要“良马何用”，最后自己及儿子全部战死沙场。孔坦和卞壸用自己的生命演绎了“贵族精神”：生命将终之时，国难当头之际，与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共存亡。如今我们这里少数贪官，只有特权而无担当，只有贪婪却无责任，于是便出现了“领导先飞”“领导先走”“领导先用”“领导先拿”……其次，贵族必须具有深厚的悲悯情怀，无私地爱自己的同胞，甚至爱身边的动物，如庾亮不卖凶马、支遁放鹤。再次，贵族必须具有宽容的精神和博大的胸怀，如下面《两得其中》中的裴楷不强人同己。最后，作为贵族当然必须具有高度的文化修养，具有敏锐的艺术感受，具有高雅的气质风度，如最后一篇《主客不交一言》中，子野与子猷的高贵，主要不是由于出身于官宦世家，出身于书香门第，而是由于他们的精神修养，由于他们的文化品位。1.两得其中阮步兵丧母，裴令公往吊之。阮方醉，散发坐床，箕踞

不哭。裴至，下席于地。哭，吊喭毕便去。或问裴：“凡吊，

主人哭，客乃为礼。阮既不哭，君何为哭？”裴曰：“阮方

外之人，故不崇礼制；我辈俗中人，故以仪轨自居。”时人

叹为两得其中。——《世说新语·任诞》

由于事事不守礼法，又由于常常白眼看人，有人把阮籍当作“麻烦制造者”，他自然成了礼法之士的眼中钉。因居母丧期间照旧饮酒食肉，“以礼自持”的何曾要求司马昭将他“流之海外，以正风教”。可正是这个“至孝”的何曾，为人“外宽内忌”，附权奸而害忠良，“正衣冠”而极“豪奢”，他死后博士秦秀上表请谥“缪丑”。秦秀还引经据典地阐述谥“缪丑”的“法理依据”：“谨按《谥法》，‘名与实爽曰缪，怙乱肆行曰丑’，宜谥‘缪丑公’。”读《晋书·何曾传》时，我不知不觉就想到了死去的军中大贪徐才厚，徐才厚称“自己最大的‘缺点’就是清廉”，他把自己的政治对手都整成了“贪官”。说句实话，我觉得徐才厚比何曾更有幽默感。

言归正传。也不是所有“行止有节”的人都想置阮籍于死地，“非礼”与“崇礼”不一定要“你死我活”，这两种人也可能“各得其所”。这篇小品不仅给我们许多做人的启示，也间接地揭示了此后社会思潮的变化。

文中的“裴令公”就是大名鼎鼎的裴楷，他曾官至中书令。裴楷与阮籍私交的深浅不得而知，但他不仅与王戎齐名，物论以为“裴楷清通，王戎简要”，还与王戎相互欣赏。他称“王安丰（戎）眼烂烂如岩下电”，王戎说“见裴令公精明朗然，笼盖人上，非凡识也。若死而可作，当与之同归”。他们显然是在相互抬轿，而不是在相互拆台。山涛也对裴楷赞不绝口，估计裴楷对山涛也评价很高。王戎和山涛都是竹林七贤中人，想必裴楷与阮籍也过从甚密。阮籍丧母后裴楷连忙前去吊唁，碰上阮籍刚喝醉酒，正披头散发在坐榻上伸足而坐，也没有哭，“箕踞”就是他坐的样子像簸箕，是一种随意傲慢的坐姿。见裴楷来，他从坐榻上下到地上来。裴楷倒是一进门就哭，吊唁礼毕就转身离去。有人不解地问裴楷说：“吊丧通行的礼节是，凡去吊丧要等主人哭后，客人才回礼而哭。阮籍既然没有哭，您干吗要先哭呢？”裴楷十分通达地说：“阮籍是世俗之外的人，所以不必尊崇礼制；我们是世俗中人，所以应该依礼节行事。”当时的人非常赞赏裴楷这种态度，认为裴楷和阮籍“两得其中”。所谓“两得其中”是指两个人都不过激，两个人都表现得很得体。

翻翻嵇康和阮籍等人的诗文，你就不难知道，魏晋之际名教与自然的冲突异常激烈，其中既有思想观念的差异，更有政治立场的分歧。何曾请求晋文王将阮籍流放海外，其实是企图借礼法之名来进行政治清洗。而崇尚自然任性放纵者，对礼法之士的虚伪卑劣也极其鄙夷，如《大人先生传》中，阮籍对礼法之士“服有常色，貌有常则，言有常度，行有常式”的嘲笑；《酒德颂》中，刘伶对缙绅先生“怒目切齿，陈说礼法”的戏弄，无一不辛辣而又尖刻。嵇康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命题，更公开声称“非汤武而薄周孔”，《与山巨源绝交书》简直就是嬉笑怒骂，间接声明与司马氏集团势不两立。

随着司马氏集团篡位尘埃落定，“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政治隐义涣然冰释，名教与自然的对立逐渐变成名教与自然的合一。裴楷以方内与方外来区分崇礼与非礼，“时人叹为两得其中”，开始泯灭二者政治态度的不同取向。稍后王澄、胡毋辅之等人裸体放纵，已经不同于嵇康任达以对抗，也有别于阮籍借酒以逃避，不过是以放纵为“通达”，所以乐广当时就曾讥笑他们：“名教中自有乐地，何为乃尔也？”言下之意是说，你们不就是要追求快乐吗？在名教中也能找到你们这些快乐呵，何必要做得这么夸张呢？东晋名士更是儒道兼综，孔庄并重，名教与自然在社会上不再形成冲突，在他们内心深处也不再构成紧张，如东晋名臣庾亮一方面“性好《庄》《老》”，另一方面又“动由礼节”。

这篇小品还教给我们如何为人处世。《世说新语》中多次说到“裴楷清通”，《晋书》本传又称“楷性宽厚”，“清通”是指他为人清明通达，“宽厚”是说他待人宽容厚道。“清明通达”使他能换位思考，禀性“宽厚”又使他能包容异己。阮籍居丧醉酒他不以为非，客来后不哭他不以为侮，他依旧谨守吊丧礼仪——自己“哭”后“便去”。还在别人面前为阮籍缓颊：阮为方外之人可以“不崇礼制”，我们这些世俗中人应“以仪轨自居”。既不屈己从人，也不强人同己；既坚守自己的行为准则，又尊重别人的生活方式——裴楷这样的人谁不愿和他交朋友呢？难怪王戎说假如裴楷能死而复生，我一定要与他为伍了。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个性特征，不同的价值取向，不同的为人方式，哪怕情人或夫妻之间，也可能志不同或道不合。那些总想“改造”对方的夫妻，结局往往不再是夫妻；那些总想使人从己的朋友，最后往往都成了路人或仇人。假如我们能有起码的宽容厚道，尊重别人不同的思想和行为方式，社会、单位和家庭就将减少许多矛盾；假如我们能以新奇的眼光，来欣赏别人异样的思想行为方式，我们就将获得许多新的快乐，赢得许多新的朋友。想想看，一对夫妻要是出门都“齐步走”，那模样该是多么滑稽！2.客主不交一言王子猷出都，尚在渚下。旧闻桓子野善吹笛，而不相识。

遇桓于岸上过，王在船中，客有识之者云：“是桓子野。”

王便令人与相闻云：“闻君善吹笛，试为我一奏。”桓时已

贵显，素闻王名，即便回下车，踞胡床，为作三调。弄毕，

便上车去。客主不交一言。——《世说新语·任诞》

这篇小品中的两位主人翁，既是雅士，也是奇士。

先说他们“雅”在何方。王子猷（徽之）是王羲之公子，他本人也是著名书法家、鉴赏家、清谈家和大名士。他自幼跟随父亲学书有成，黄伯思在《东观余论》中说：“王氏凝、操、徽、涣之四子书，与子敬书俱传，皆得家范，而体各不同。凝之得其韵，操之得其体，徽之得其势，焕之得其貌，献之得其源。”可见，他的书法成就后世早有定评。他对人物、山水和植物都有妙赏，随意评点无不咳唾成珠，虽无成篇评论文章传世，但《世说新语》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屑玉碎金。他和那个时代大多数贵游子弟一样谈锋很健，出语机智而又尖刻。至于“名士”之目，他那种家世，他那份才气，不想做大名士都很困难。文中那位吹笛者桓子野（桓伊小字子野），是东晋著名军事家、音乐家和大名士。据说，他有一支蔡邕传下来的柯亭笛，常常一个人独自吹奏，是我国音乐史上的“笛圣”。

再说他们“奇”在何处。桓子野每闻清歌辄唤“奈何”，一肚皮温柔心肠，满脑子感伤情调，然而却是一位军事天才，在“淝水之战”等历次大战中，以辉煌的战绩拜将封侯。王子猷则是才气、傲气、豪气、雅气、痞气兼而有之，他的行藏出处和接人待物都异于常人，如做桓冲的骑兵参军，竟然不知自己任职“何署”；如吊胞弟子敬之丧，琴不成调而喊“人琴俱亡”；如雪夜访戴，“造门不前而返”；又如本文中他请桓子野为自己演奏完毕，最后“客主不交一言”——

王子猷奉命赴京都，泊舟于建康东南的青溪渚码头。他先前就听说桓子野吹笛妙绝一世，可惜他们两人从未相识，自然无缘品味子野美妙的笛声。这天碰巧桓子野驾车从江岸边经过，客人中又刚好有认识子野的人，对子猷说此人就是子野。子猷马上派人到岸上向子野传话：“久闻您善于吹奏笛子，可否为我吹奏一曲？”桓子野此时已经身居要津地位显贵，他同样也久闻王子猷的大名，听说是王子猷邀请，随即转身下车，坐在江边的交椅上，为子猷一连吹奏了三支曲子。一演奏完毕便上车离去。自始至终，他们二人不曾说一句话。

这是一篇古今描写音乐演奏的奇文，看起来似乎是写音乐演奏，但只交代邀者与奏者，没有半句写演奏效果，也没有一字谈听者感受，因而读来没有“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的美感，没有“女娲炼石补天处，石破天惊逗秋雨”的想象，也没有“曲终人不见， 江上数峰青”的回味。更奇的还在于此文未入该书《巧艺》篇，编者却将它放在书中《任诞》篇。吹笛子算什么“任诞”呢？原来作者并不关注吹奏技巧和水平，而聚焦于邀者和奏者的态度，文章以“客主不交一言”点题，更以“客主不交一言”出彩。

王子猷和桓子野都为一时显贵，也都为一时名士。子猷既“旧闻子野”，子野也“素闻王名”，可在桓应邀为王吹完笛子之后，王没有一言感谢客套，桓没有一言敷衍寒暄。奏者完事后立马走人，邀者听完后也毫无留意。从世俗礼节上看，因他们二人都有点任性不羁，以致吹笛这种雅事也变得“荒诞不经”。

王子猷“旧闻桓子野善吹笛”，偶遇桓子野很想听他吹奏，王自己又不愿亲自出面，而只是“令人与相闻”，这一做法的潜台词是：只在乎子野吹出的笛声，但不在意子野这个吹笛人。邀请别人还要讲贵公子的派头，对于另一个同样已致身通显的要人来说，的确显得十分简傲和轻慢。想听“笛圣”吹笛是人之常情，如此傲慢的邀请则属“不情之请”。桓子野“素闻王名”，王子猷托人邀请吹笛，一个喜欢吹笛，一个愿意听笛，所以子野当即为他吹奏三支曲子。天才如子野当然十分识趣，人家只想听笛就只是吹笛，人家不想结交我便走人。我们有幸见识了这两个东晋显贵，一个如何摆架子，一个如何讲身份。

不过，从世俗的人情礼节上讲，他们似乎都有点无礼和寡情，但从更高的精神层面来看，他们未尝不是真正的知音。前人说“人之相知，贵相知心”。子猷妙在赏音，子野长于吹笛，所以当子猷邀其吹奏，子野便为他连吹三曲。这样，子野可谓尽心，子猷肯定尽兴，他们相互的默契和欣赏全在悠扬的笛声中。当子野三曲“弄毕”之际，子猷还陶醉在婉转的笛声之中，他不及一言而子野已经远去，待子猷回过神来的时候，唯有笛声还在耳边回响，还在江面回荡……此时此刻，子猷来不及说声赞美，子野也用不着听到赞美。对于像他们这样感情丰富且感受细腻的名士来说，语言纯属多余，而且“一说便俗”。

为了进行比较，我们不妨再来看看子猷另一次赏竹的遭遇——王子猷尝行过吴中，见一士大夫家，极有好竹。主已知

子猷当往，乃洒扫施设，在听事坐相待。王肩舆径造竹下，

讽啸良久。主已失望，犹冀还当通，遂直欲出门。主人大不

堪，便令左右闭门不听出……（《世说新语·简傲》）

大家知道子猷向有竹癖，自称生活中“不可一日无此君”，经行吴中见士大夫园子里竹子极好，子猷岂能不一睹为快？主人也料其必定“当往”，所以特地洒扫庭除置备酒宴，在大厅中恭候贵客的光临。可子猷并不先上门拜望主人，而是乘轿子径直来到竹林下“讽啸良久”，主人对此已经有点失望，但仍希望他稍后会来通问，哪知他赏竹后又径直出门，这时主人觉得大为不堪，觉得自尊心受到了羞辱，于是让手下紧闭大门不让子猷出去。吴中这位士大夫的门第和境界，与子猷都不在同一层面，子猷到家赏竹让他脸上有光，到家赏竹却不通问主人又让他颜面尽失，所以最后才会愤而挡驾。子猷意在竹下讽咏，主人则只在意脸面，前者极富高情雅韵，后者则有点附庸风雅，他们即使把臂言欢也难心心相印。

再看看子猷与子野，子猷希望赏音而子野倾情吹笛；子猷无须一言而子野不以为侮，他们在理智和精神的层面上算是棋逢对手，对他们而言真可谓“礼岂为我辈设哉也”？难怪他们的关系不着痕迹，难怪他们的交往不沾不滞，难怪千百年后杜牧还在念叨“月明更想桓伊在”，苏轼还在寻问“谁作桓伊三弄”……3.高僧养马支道林常养数匹马。或言“道人畜马不韵”。支曰：“贫道重其神骏。”——《世说新语·言语》

世上人与物各种各样的联系中，最本质的联系不外乎两种——或实用，或审美。所以，人对事物的态度也相应一分为二——或从实用的角度进行衡量盘算，或从审美角度来鉴赏批评。譬如名犬和肥猪，实用主义者可能更爱猪，崇尚美的人可能更爱犬。即使对同一对象，这两种人也可能各有侧重，将军和战士爱马，是爱马能在战时驰骋疆场，使部队发挥更大的战斗力，看重它“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的效用，而本文中的和尚支道林喜欢养马，则完全是“重其神骏”——喜欢它那骏逸超凡的神采。这里还得补充交代一下，文中的支道林即支遁，字道林（约314—366），东晋高僧，般若学派“即色宗”的主要代表。道人是僧人的旧称，魏晋间佛学初兴的时候，和尚尚无僧称而称为道人。

一个和尚养马很容易招致别人的不解甚至误解，觉得僧人养马终不是一件雅事，这是由于我们通常都将马当作实用的动物，不是用它来拉车就是用它来作战，很少对它进行审美观赏。到唐代才出现许多画马名家和咏马诗人，如画家曹霸笔下的马“一洗万古凡马空”（杜甫《丹青引赠曹将军霸》），其弟子韩幹画的马或“骧首奋鬣，顿足长鸣”，或“隅目耸耳，丰臆细尾”（苏轼《韩幹画马赞》），又如诗圣杜甫有几十首咏马诗，从早年歌颂马“骁腾有如此，万里可横行”的雄健，到晚年《病马》中同情马“尘中老尽力，岁晚病伤心”的驯良，这表明此时人们不只是使用马也懂得欣赏马。

不过，支道林可能是较早——即使不是最早——喜欢并欣赏马的人士。魏晋士人由于鄙弃世俗的功利目的，他们的为人处世往往显得超尘脱俗，常以审美的态度来应世观物，不仅美化了平凡的事物，也诗化了琐屑的人生。比起支道林来，我们势利得可怕，俗气得可恶。试想，谁愿意为了欣赏马的“神骏”而养马数匹呢，又有谁能欣赏并品味出马的“神骏”呢？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下载完整电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