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于英红 著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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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对华政策与美国国内政治(1941～1950)试读：
打造精品 勇攀“一流”
《中国地方社会科学院学术精品文库·浙江系列》序光阴荏苒，浙江省社会科学院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合力打造的《中国地方社会科学院学术精品文库·浙江系列》（以下简称《浙江系列》）已经迈上了新的台阶，可谓洋洋大观。从全省范围看，单一科研机构资助本单位科研人员出版学术专著，持续时间之长、出版体量之大，都是首屈一指的。这既凝聚了我院科研人员的心血智慧，也闪烁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同志们的汗水结晶。回首十年，《浙江系列》为我院形成立足浙江、研究浙江的学科建设特色打造了高端的传播平台，为我院走出一条贴近实际、贴近决策的智库建设之路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成为我院多出成果、快出成果的主要载体。
立足浙江、研究浙江是最大的亮点
浙江是文献之邦，名家辈出，大师林立，是中国历史文化版图上的巍巍重镇；浙江又是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很多关系全局的新经验、新问题、新办法都源自浙江。从一定程度上说，在不少文化领域，浙江的高度就代表了全国的高度；在不少问题对策上，浙江的经验最终都升华为全国的经验。因此，立足浙江、研究浙江成为我院智库建设和学科建设的一大亮点。《浙江系列》自策划启动之日起，就把为省委、省政府决策服务和研究浙江历史文化作为重中之重。十年来，《浙江系列》涉猎领域包括经济、哲学、社会、文学、历史、法律、政治七大一级学科，覆盖范围不可谓不广；研究对象上至史前时代，下至21世纪，跨度不可谓不大。但立足浙江、研究浙江的主线一以贯之，毫不动摇，为繁荣我省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积累了丰富的学术储备。
贴近实际、贴近决策是最大的特色
学科建设与智库建设双轮驱动，是地方社会科学院的必由之路，打造区域性的思想库与智囊团，是地方社会科学院理性的自我定位。《浙江系列》诞生十年来，推出了一大批关注浙江现实，积极为省委、省政府决策提供参考的力作，主题涉及民营企业发展、市场经济体系与法制建设、土地征收、党内监督、社会分层、流动人口、妇女儿童保护等重点、热点、难点问题。这些研究坚持求真务实的态度、全面历史的视角、扎实可靠的论证，既有细致入微、客观真实的经验观察，也有基于顶层设计和学科理论框架的理性反思，从而为“短、平、快”的智库报告和决策咨询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可靠的科学论证，为建设物质富裕、精神富有的现代化浙江贡献了自己的绵薄之力。
多出成果、出好成果是最大的收获
众所周知，著书立说是学者成熟的标志；出版专著，是学者研究成果的阶段性总结，更是学术研究成果传播、转化的最基本形式。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出现了学术专著出版极端困难的情况，尤其是基础理论著作出版难、青年科研人员出版难的矛盾特别突出。为了缓解这一矛盾和压力，在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浙江省财政厅的关心支持下，我院于2001年设立了浙江省省级社会科学院优秀学术专著出版专项资金，从2004年开始，《浙江系列》成为使用这一出版资助的主渠道。同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高度重视、精诚协作，为我院科研人员学术专著出版提供了畅通的渠道、严谨专业的编辑力量、权威高效的书稿评审程序，从而加速了科研成果的出版。十年来，我院一半左右科研人员都出版了专著，很多青年科研人员入院两三年左右就拿出了专著，一批专著获得了省政府奖。可以说，《浙江系列》已经成为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多出成果、快出成果的重要载体。
打造精品、勇攀“一流”是最大的愿景
2012年，省委、省政府为我院确立了建设“一流省级社科院”的总体战略目标。今后，我们将坚持“贴近实际、贴近决策、贴近学术前沿”的科研理念，继续坚持智库建设与学科建设“双轮驱动”，加快实施“科研立院、人才兴院、创新强院、开放办院”的发展战略，努力在2020年年底总体上进入国内一流省级社会科学院的行列。
根据新形势、新任务，《浙江系列》要在牢牢把握高标准的学术品质不放松的前提下，进一步优化评审程序，突出学术水准第一的评价标准；进一步把好编校质量关，提高出版印刷质量；进一步改革配套激励措施，鼓励科研人员将最好的代表作放在《浙江系列》出版。希望通过上述努力，能够涌现一批在全国学术界有较大影响力的学术精品力作，把《浙江系列》打造成荟萃精品力作的传世丛书。
是为序。张伟斌2013年10月
引言
关于1941～1950年的美国对华政策，美国学界的传统论点认为美国决策者从一开始就制定了一项自相矛盾、充满悖论的政策，此后一直把自己困在里面，最终限制了美国对新中国成立做出现实主义的回应。这种论点批评美国决策者遵循着最初的政策立场，将美国与中国国民政府捆绑在一起，没有能够根据中国国内政治的实际情况对政策进行现实主义的调整，从而失去了与新中国建立关系的历史性机
[1]会。
国内学界对此研究已涌现出很多高水平的著述。大量档案的解密为这一研究提供了非常充实的一手资料。大致说来，已有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阶段：一是从太平洋战争爆发到抗战结束，二是从抗战结束到解放战争结束后。这两个阶段实际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前一个阶段美国对华政策的演进为后一个阶段的政策奠定了基础，也指引了大致的方向。因此，对前一阶段政策的认识直接影响到对后一阶段政策的理解。已有研究对战后一些问题开展的争论，很大程度上与研究者对抗战结束前美国对华政策的理解有关，比如关于美国确立扶蒋反共政策的争论，不少研究者认为，赫尔利使华，标志着美国扶蒋反共政策[2]的确定；也有研究者认为，马歇尔调停失败后，随着冷战展开，美[3]国国内反共情绪高涨，美国才卷入扶蒋反共政策。上述结论直接影响着研究者对其他重大历史事件的理解。假若抗战结束前后就已经确定扶蒋反共的对华政策，那么马歇尔调处就变得动机不纯了，这种理解显然与马歇尔调停的政策初衷是相悖的。由此可见，对政策性质的理解，是非常关键的。
就抗战结束前夕的对华政策而言，国内学者的争议主要集中在美国确立扶蒋反共政策的时间点，近年来出现一些修正性观点，认为抗战结束马歇尔调停失败后才确立扶蒋反共政策。这种观点的支持者不多。主流观点仍然认为：美国在抗战结束前夕就已经确定扶蒋反共政策，立论依据主要是赫尔利在国共调停中最终采取全面支持蒋介石的立场，国内学者大都将其视为美国确立扶蒋反共政策的标志，而罗斯福在史迪威指挥权危机中最终做出的妥协——同意召回史迪威，被作为辅助性的依据，来证明罗斯福在国共之间最终放弃与中共合作的可能。有研究者认为，罗斯福曾经同意史迪威提出的政策建议：使用包括中共在内的所有军队进行对日作战，这只是战时的权宜之计，当在中国沿海登陆作战的行动计划被取消时，美国与中共进行合作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因此，不应过高估计罗斯福一开始支持史迪威的政策[4]建议的政治寓意，客观而论，该论点对重大事件的分析是正确的，但是最终得出的结论有待商榷。诚然，史迪威指挥权危机中罗斯福最终做出的决定让美国失去一次与中共进行军事合作的机会，但是此时谈论美国支持还是反对中共执政为时过早。美国仍然希望中国国共两党通过政治方式解决矛盾，实现和平统一，从这点来看，到抗战结束时，美国对中共仍然是持正面看法的，美国还不想与中共为敌。因此，不能断定美国此时已经确立扶蒋反共的对华政策。从赫尔利使华到马歇尔调停，其政策的出发点是希望促成中国实现和平统一，对美国来说，支持蒋介石和反对中共不是一个有着必然联系的问题。研究者之所以会得出扶蒋反共的结论，与其对抗战结束前后美国对华政策战略目标的理解有关。
关于抗战结束前后的美国对华政策目标，在近三十余年的研究发展中，学界的观点也在变化，意识形态干扰的因素逐渐减少。20世纪80年代，有研究者提出美国欲变中国为殖民地的论点，《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编》提出，“1944年下半年以后，美帝国主义公开走上扶蒋反共道路，妄图取日本而代之，在战后变中国为它的独占殖[5]民地”。认为美国对华政策转折的标志，是撤回史迪威，任命赫尔利为驻华大使。这个结论的依据在于史迪威曾提出使用中共军队，以扭转中国战区的颓势，罗斯福当时迫于战时的军事需要，支持史迪威的这一提议，罗斯福还致电蒋介石，“我认为目前的危急形势要求把权力委托给一人，让他组织所有在中国的同盟国军事力量，包括中共部队在内”，他建议由史迪威担任此职。因此，当罗斯福最终对蒋介石做出妥协时，意味着他放弃了与中共进行军事合作的想法，决心走上扶蒋反共的道路。
事实上，这一论断有失客观。第一，取代日本，变中国为美国的殖民地论点，不符合历史事实。罗斯福构建的战后世界秩序蓝图，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项就是去殖民化，为此，英国和美国在亚洲的利益是有分歧的。当罗斯福力推中国成为四强之一时，丘吉尔就一直怀疑美国想拉拢中国，试图肢解英国的海外殖民地。美国战后崛起为世界超级大国，自然不会再因为殖民问题损害自己的形象和威望。罗斯福倡导集体安全理念来维护国际和平，美国作为倡导者，如果奉行老牌殖民主义，欲变中国为殖民地，自然不足以建立自身的影响力。第二，调回史迪威，任命赫尔利，不足以成为扶蒋反共政策确立的依据。在史迪威指挥权危机的整个过程中，罗斯福曾经对蒋介石深感失望，一次次的电报中语气日益严厉，以至于让蒋介石感到大国元首的尊严受到了冒犯，但是这种失望与严厉并不意味着美国打算与蒋介石决裂。同理，在美国和中共之间，最初支持使用中共军队，他只是从军事价值的角度考虑认为这是尽快打败日本的一种办法，但是经过与蒋介石的拉锯战，罗斯福最终放弃这一思路，这也并不代表罗斯福放弃此前对中共已经建立起来的正面认识。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够理解为什么后来美国想方设法想让国共和解，赫尔利调停和马歇尔使华以及后来司徒雷登敦促国民政府改组，都是这一思路的延续。如果此时已经确立扶蒋反共的政策，美国后续采取的行动，以及1945年美国国务院反复申明自己的政策——不支持国共内战，就变得没有必要了。杜鲁门政府基本上沿袭罗斯福的对华政策，尽管到后期，中国的大国地位似乎遥不可及，但是让中国成为远东的稳定因素至少对美国的利益是有利的。
此外，关于抗战结束前的美国对华政策，学界对一些问题仍存争议。第一，开罗会议和德黑兰会议是不是美国对华政策的分水岭？转折前后的政策如何？时殷弘教授认为：在开罗会议之前，美国对华政策呈现出“把中国当大国对待为核心的形态”，开罗会议之后，美国[6]“不再支持中国成为世界大国”。德黑兰会议后，美国对华政策呈现[7]出“以促进苏蒋接近和国共军政统一为特征的形态”。事实上，美国著名史学家罗马纳斯和桑德兰以及巴巴拉·塔奇曼认为开罗会议是中美关系史的分水岭或转折点，应当是从军事意义上来分析的。开罗会议上，罗斯福努力争取英国的赞同，将中国推上四强之一的大国地位，会后，马上变卦，这一理解是不合乎逻辑也违背史实的。罗斯福之所以将中国推上大国地位，既有军事上的考虑，鼓励中国继续抗战；也有战后世界秩序建构这一政治上的安排。在开罗会议上，罗斯福的确对中国深感失望，中国在他心目中预期的军事价值大打折扣。在德黑兰会议上，英美国家取得苏联的保证：愿意参加远东作战，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国的军事价值。德黑兰会议后英美军政首脑返回开罗召开的第二次开罗会议上，取消第一次开罗会议上商定的中缅印地区联合作战计划，更是大大降低了中国的军事价值。但是这些并不能归结为美国放弃中国的大国地位。当时，能够充当美国在远东利益的堡垒的国家，除了中国，其他选项还没有出现。再者，苏联参战意味着苏联在远东战后的政治地位也有所提升，罗斯福假若此时便放弃中国的大国地位，便失去制衡苏联的远东盟友，这与美国一直奉行制衡俄国的政策是相悖的。因此，开罗会议后，美国使中国成为大国的政策，依然没有改变。
既然美国使中国成为大国的政策没有改变，抗战结束前后进行的国共调停就变得容易理解了，到抗战结束前夕，美国越来越希望能够使中国成为大国的政策与促成中国和平统一的政策结合起来。抗日同盟期间的经历证明：唯有如此，中国才有可能成为美国所希望的远东大国，成为能够维护美国在远东利益的盟友，并能够在美国构建战后世界新秩序的过程中更为有力地支持美国的行动。
另外，苏联在远东地位的提升，会对美国的对华政策产生重要影响，美国想方设法想让苏联参战，但又不希望苏联在远东的影响过分膨胀，以至于损害美国在该地区的利益。基于这层考虑，美国更不可能放弃支持中国成为大国的政策。这时候，如何使苏联成为对美国在远东利益更为有利的一股力量，变得非常重要。在美国决策者看来，蒋介石需要改善与苏联的关系（1940年，《日苏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中苏关系冷淡），与此同时，美国也希望国共问题得到解决，避免苏联干预。从这个意义上说，“促进苏蒋接近和国共军政统一”的判断是对的，但是这只是美国对华政策的手段，而不是最终目的。通过这种方式，美国希望解决中国国内矛盾，在此基础上，中国崛起为远东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大国。只有这样，中国才能够充当维护美国远东利益的可靠而有力的盟友，才能够在美国构建的战后国际秩序中发挥重要作用。过去百余年的历史经验已经证明，一个虚弱的中国，是无助于美国在华利益的，更不用说在远东制衡苏联。
针对这个问题，陶文钊教授提出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开罗会议后，美国使中国成为大国的政策并没有改变，美国对华政策在抗战时期可以概括为扶蒋容共抗日，在解放战争时期可以概括为扶蒋反共（或曰支蒋反共）。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是“在1944年9月到1945年4[8]月之间发生的”。其间有一系列重大事件：史迪威被召回，魏德迈根据罗斯福和马歇尔的命令，对驻华美军人员与中共合作意向进行调查，美军改组延安观察组，赫尔利与职业外交官的争论，等等，其中心问题是赫尔利的调处。
上述两种理解，都会指向一个结论，即美国在抗战结束后执行扶蒋反共政策。细想起来，似乎存在矛盾之处，既然美国想让中国成为大国的政策在抗战结束后没有出现改变，扶蒋反共无疑走向这一政策目标的反面，即便扶蒋反共政策能够获得成功，最终结果也只能是削弱中国的实力，而中国在抗战中已经严重受损。
对此，赵志辉教授提出争鸣性的论点，他认为，开罗会议后美国支持中国成为大国的政策并没有改变，只是中国的战略地位有所下降，中国的军事价值大打折扣，但是作为战后远东地区盟友的价值没有受到损害，美国对华政策与美国对国共两党的政策之间有联系也有区别。美国对华政策是美国制定对国共两党政策的指导思想，而美国对国共两党的政策是为美国实现其对华政策目标服务的。国内许多学者提出的1944年9月至1945年4月这个时间界标实际上是美国对国共两党政策或态度的转折点，而不是美国对华政策的转折点。如前所述，[9]太平洋战争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的基本目标没有改变。
何志功教授认为：美国对华政策从战时到战后的转变，是因为对华战略目标发生变化，战后对华战略目标逐渐转向使中国成为“稳定亚洲”、抗衡苏联的主要力量，并要把中国变为美国的商品、资本市场和原料产地。战略目标的改变引起对华政策的相应转变。如果说美国在战时需要利用中共的军队以对付日本，那么，在战后，美国希望[10]由国民党政府来充当“稳定亚洲”的角色。随着国民党政府崩溃局势的明朗化，美国考虑与中共的关系问题。美国国务院倾向于与中共建立一定的联系。他们认为，尽管中共与苏联关系密切，但如果美国做出一些努力，也许能使中共不完全倒向苏联。国务院希望通过在中共和苏联之间打进楔子，这样，美国就可能利用中苏分裂来达到阻止苏联势力扩展的目的。但杜鲁门和美国军方不同意这种看法，国会和院外援华集团更是强烈反对，国务院的看法未能成为主流。
事实上，美国希望中国成为稳定亚洲的角色，并不必然是以排斥中共为基础的。所以美国介入国共调停，希望促成中国的和平统一。《1948年援华法案》实际上是政府对国会中的挺蒋派妥协的结果，以换取国会对援助欧洲项目的支持。而且在1948～1949年国共内战见分晓的历史时刻，美国国务院执行的尘埃落定政策得到杜鲁门总统的支持，军方也意识到要尽最大努力规避美国对华政策带来的风险。
笔者认为，这是站在我们自身的政策语境里思考问题，研究美国对华政策，我们还需要从美国的决策过程来探究。就战后美国的实际情况来看，美国无力对蒋介石做出扶蒋反共的承诺。第一，它需要在国际承诺与国内能力之间做出平衡。战后美国面临自身重建，帮助欧洲复兴，接手中东，美国不可能做出扶蒋反共的政策承诺，这也是战后美国一直实行有限度的援蒋政策的原因。第二，这种政策忽略了苏联政策的制约作用，欧洲被美国和苏联视为战略重点地区，美苏双方都不想在亚洲激烈对抗，《雅尔塔协定》引入苏联参加对日作战，从苏联因素对美国的制约意义上讲，美国此时不可能走上无条件援蒋反共的道路，因为那样做会招致苏联的介入和干预，甚至更有可能会将美苏引入直接对抗的境地，这是美国一直试图避免的。因此，美国在设计对华政策时极力避免苏联介入国共矛盾，这也是美国在调停国共矛盾时一直试图取得苏联的支持和谅解的原因。
值得注意的是，该时期美国对华政策最终的结局，存在一种非常有趣的解释，认为美国失去了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美国甚至为此寻找替罪羊，归咎于一些外交官、杂志编辑或者学者身上。这种论点在美国学界支持者众。事实上，外交政策是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可以对其施加影响的因素很多，单单是几名外交官、杂志编辑或者学者就可以对政策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这是不可能的。正如同我们将赫尔利使华作为美国对华政策定性的标志性事件之一一样，夸大了具体事件对政策的影响力。这些人与事件之所以被夸大了作用，是因为他们当时处在外交场域的现地，因而具有标志性的意义，但实际上，他们并不能起到扭转政策的全局性作用。
关于美国和新中国交恶的过程，近年来，冷战史研究学者给出了理性的分析，叶江等教授认为，中苏同盟的建立导致美国对华政策的演变，“直到《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缔结，美国一直致力于阻止中苏过于接近以防止新中国成为苏联扩张的工具”，但是美国军方和院外援华集团对中共充满仇视，随着中苏同盟的建立和1950年上半年中苏同盟关系的顺利发展，美国决策层对中美关系的争论最终取得[11]共识，“形成在中国大陆周边构建战略防御墙的对策”。叶教授等将美国与新中国交恶纳入冷战的国际关系格局中进行分析，并剖析美国国务院和国会在面对中苏同盟关系发展过程中的不同反应，为我们认识这个过程提供了细致而又客观的论述，但是他们忽略了朝鲜战争在这个过程中所产生的关键性影响。
牛军教授从冷战在欧洲大陆截然不同的开展形式来分析为什么冷战在亚洲以热战的形式体现，他认为，在美苏两国对抗的中心地带欧洲，不但欧洲的两大军事集团之间没有爆发战争，美苏之间也没有出现热战。而在未被美苏视为核心地区的亚洲，却持续不断地爆发热战，4年的中国国共内战，3年的朝鲜战争，8年多的法越战争，几乎每次战争美苏两个大国都有不同程度地卷入。在欧洲奏效的大国协调和军事同盟体系在亚洲却未能阻止战争爆发，主要原因之一是“东亚国家有着与欧洲国家不同的国际与国内政治进程，东亚一大批新兴国家面临彻底结束殖民统治和建设现代化国家的历史性任务，这是各国政治[12]集团做出重大决策的决定性动力”。因此，牛教授得出结论美苏冷战与东亚国家为建国而展开的内外部斗争的两个历史进程共同塑造了东亚国际秩序。
华庆昭教授在其论著《从雅尔塔到板门店》中，从多种角度剖析影响杜鲁门政府对华政策的诸多因素，包括美国传统外交、罗斯福、国内经济的发展、传统盟友英国、对手苏联、麦卡锡主义以及联合国等多种因素，最终促使美国在对华政策上完成从雅尔塔会议到板门店[13]会议的演变。这种思路与资中筠教授在《追根溯源——美国战后对华政策的缘起与演变》中提出的合力影响论点有异曲同工之妙。不过《从雅尔塔到板门店》作为一部国际关系著作，更多地关注中、美、苏、英四大国在关键的历史时期博弈的过程，对美国外交政策在该时期的国内政治过程不得不进行从略处理，而这也正是笔者要在本书中着重进行探讨的内容。
关于美国外交政策的国内形成过程，现有代表性的论著主要集中在从总统和国会之间职能博弈的角度、从国会的角度来研究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国内因素，汪熙教授的《美国国会与美国外交政策》为我们了解美国国会在外交政策的形成过程中如何发挥作用提供了详尽的论述。但是，对华政策只是美国外交政策中的一部分，因此在该专著中只能作为个别案例处理。日本学者山极晃的《中美关系的历史性展开：1941——1979》注意到美国政府的不同机构在对华政策上的意见分歧，但是作者认为国务院、军方在战时的对华政策上分歧不大，白描式的写作方式难于覆盖各个方面的信息。这本书是将写成的论文集合成书的，缺少系统性和连贯性，一些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问题比如史迪威指挥权问题、马歇尔赴华使命、美国对华贸易管制、承认新中国、朝鲜战争等问题都未能得到充分的覆盖，总体性的论述唯有序言一章。孙哲教授的论著《美国国会与中美关系——案例与分析》以新中国成立以来美国国会的所作所为为例，来阐述国会对新中国存在的诸多误解。上述研究为笔者的写作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和参考。
关于美国和新中国交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容易被研究者忽略。这种原因，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美国与世界上诸多发展中国家关系紧张的一个重要隐性因素，这也是美国在世界上很多国家有过巨大的投入，却最终落得个双方关系紧张的结局的原因。正如马克·赫兹伍德在其著作《鹰的阴影》中所阐述的那样，“美国既令人着迷[14]又遭人痛恨”。这一点在美国反思与新中国交恶的历史性争论中也充分地体现出来。美国学界一直盛行美国失去中国这一结论。
而这一结论本身，折射出美国作为一个超级大国在与中国打交道时始终抱有的一种家长制情怀，也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大国强权政治思维。正如汉斯·摩根索所评述的那样，这是美国自己制造的一个神话，对美国人的集体意识而言，这种提法加剧了创伤体验，它迎合美国人情感上的需要，却无助于进行冷静而又客观的判断，更不利于在[15]此基础上采取行动。二战以来，美国一直陷于一种神话之中，也一直在试图寻找答案：美国是否能够凭借自身的优势地位按照自己的政治蓝图去改造其他国家，或者说是利用自身的影响力对其他国家施加影响，促成美国所希望出现的那种变化。这种神话一直困扰着美国的决策者。
从1949年司徒雷登曾经委托罗隆基转达给中共高层领导人的口信中，我们也可以从中看到这一理念的端倪。只要中共不亲苏，美国愿意提供给新中国巨额贷款，其中隐含的目标是避免中国加入苏联阵营，哪怕新中国仅仅是成为一支中间力量。而中共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领导全中国，彻底摆脱百年来饱受帝国主义压迫的阴影，美国试图扭转新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对其施加影响，是中共不可能接受的。因此，即便是罗隆基将这一口信带到，对美国与中共建立联系，也毫无裨益。
美国到底应该以怎样的方式对其他国家的事务施加影响？约翰·昆西·亚当斯在面对美国国内提出干预外国独立战争的要求时，曾表示“美国不会去国外寻找怪兽并将之摧毁”，“免得美国深陷一切因利益和阴谋或者因为个人的贪婪、嫉妒和野心而引发的战争而无法解[16]脱，因为那样做是多管闲事而篡改了自由的标准”。亚当斯总统所处的时代，美国自身尚处于上升阶段，那时，美国尽管有着“山巅之城”的光荣与梦想，但是还没有人敢于设想20世纪40年代亨利·鲁斯所预言的“美国世纪”。二战结束后，美国崛起成为超级大国，美国具备了优势地位，也有志于改变世界秩序和国际关系规则，倡议建立联合国，欧洲复兴，插足中东和非洲，在权衡价值和现实之间，如何界定合理的准则，变得非常重要。
作为超级大国，美国实行全线战略收缩，两耳不闻窗外事，是不可能的了。当各国利益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时，独善其身无助于维护自身的利益。恐怖主义、疾病防控、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威胁，意味着美国从自身的国家利益考虑时，也必须要对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事情做出应对。而且至少在当下，美国仍处于优势和主导地位，作为展示领导力的一部分，美国不可能对世界上其他地区发生的大事袖手旁观，它需要借此提高威信，并促成它所希望的变化，建立对它更为有利的秩序。实际上，这取决于美国如何界定领导力和优势地位，如果能够提供更多更可靠的公共服务产品，让所有国家从中获益，从而建立起自身的威信和号召力，也可以避免更多的冲突。但是这种方式是否适用于复杂的环境，是个未知数。这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他国家是否具有稳定的政治环境，让这些公共服务产品有机会产生影响。比如二战后西欧和中国出现截然不同的情形，欧洲复兴计划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政治环境稳定，给这种方式提供了实施的空间和机会。而中国深陷国共内战之中，即便是美国将中国视为战略重点地区，对蒋介石提供更多的援助，也无法产生欧洲复兴计划的成效。从这个意义上说，有研究者将国民政府溃败的主要原因归结为美援太少，是不具有说服力的。而且，如果美国面对的竞争对手不吃这一套，比如冷战中的苏联，苏联不想加入美国成立的国际机构，从苏联自身的政治经济体制出发，苏联从美国倡导的自由贸易秩序中得不到多少好处，此外，苏联想建立它所希望的世界秩序，这种特例也对这种方式的有效性和适用性提出了挑战。
在承认新中国的问题上，国内学者的研究大都强调美国毫不妥协的一面，陶文钊教授认为，1949年11月17日，国务卿艾奇逊与总统杜鲁门的谈话中提到美国对华政策有两个目标：一个是反对共产党政权，骚扰它，刺激它，如果有机会就力图推翻它；另一个目标是力图使它脱离从属于苏联的地位，在一段时间内鼓励那些可以使之变得温和的充满朝气的势力。并通过分析美国在承认新中国问题上的立场，来论证美国在力求实现第一个政策目标。陶文钊教授认为，美国国务院明确表示反对承认中国新政权，艾奇逊在1949年5月多次指示司徒雷登：“我们应当强烈反对对中共政权无论是事实上还是法律上的承认。因为事实上的承认可能发展为法律上的承认，给予中共政权以事[17]实上的承认将从政治上鼓励共产党，使国民政府沮丧。”
要厘清此时美国的对华政策立场，我们需要回到美国国安会的一份政策文件，这份文件也正是陶文钊教授所引用的，这就是NSC41号文件，在末尾的结论部分，对几种政策的可行性进行了评估：
第一，在目前的形势下，美国对华政策的主要目标是防止中国成为苏联的附庸；第二，通过恫吓或者直接经济威胁的手段，与中共公开进行对抗的政策，将是不切实际的。会增加美国在日本的开支负担，并且有将中共推向完全臣服于苏联的巨大危险。除非在其他路径已经彻底宣告失败的情况下，我们迫不得已才有可能采取这种政策。第三，美国政府应该保留政策上的自由，这种政策致力于扩大那些能够在中[18]共和莫斯科之间制造严重矛盾的势力。
可见直接对抗的政策，并没有被作为具有可行性的政策建议被采纳，更谈不上是政策的一个方面。
此时，这份报告通篇显示出美国在探讨如何谨慎地应对中国将要发生的政权更迭，此时他们想尽一切方法避免诉诸激进政策，因为这将会推动中共做出激进的反应。此时无论是从驻华外交军事官员以及在华美侨的生命安全抑或是美国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在华的辛苦经营考虑，美国都是不会诉诸激进政策的。在承认新中国的政策立场上，从美国国务院最终讨论出的结果，我们也可以看出美国的政策是非常现实的。
关于承认新中国，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美国国务院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5月5日，司徒雷登在给国务院的电报中请求国务院提供政策指南，并表示在南京的英国和法国大使都有此意，他们的母国想知道美国在承认问题上的立场。1949年5月13日，艾奇逊致电司徒雷登，就承认新中国问题提出一些原则：
根据国务院的一般立场，承认一个新政府应以下列三个因素为依据：a.该政府事实上控制该国领土和行政机构，包括维持公共秩序；b.该政府有能力并愿意履行其国际义务；c.其掌权得到国内人民普遍的接受。
另外，除非在对美国国家利益有好处的特殊情况下，不把承认作为政治武器扣住不给。关于承认中共在事实上而不是法律上控制国家的问题，可以参照以下几条：a.美国最近承认以色列临时政府为事实上的统治者，并在给予法律承认之前，双方互换代表。b.根据奥本海默《国际法》第一卷第七段，承认事实上的统治者可以在不撤销对于法律上的政府的承认的情况下进行，这是合法的。c.承认中共为事实上的统治者，从政治上讲，将鼓励共产党而贬抑国民政府。d.泰国的銮探隆政权取代銮披汶政权成为事实上的统治者之后，通过要求，我们取得它将履行国际义务的保证，因而没有取消承认。阿尔巴尼亚拒绝做出同样的保证，因而美国没有承认它。
在考虑承认中共为事实上的统治者的可能性时，应当考虑以下几个问题：a.承认其为事实上的统治者是否会使中共对美国在华官方人员及美国的权利和财产采取比较理性的态度，还是会让他们变得更加狂妄？b.承认是否能够为保护美国利益带来更大的希望？c.在被承认为事实上的统治者后，中共是否会马上要求给予法律上的承认？美国在没有获得履行国际义务的保证之前，不打算给予法律上的承认。[19]
从这份电文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美国一开始是打算将事实上的承认和法律上的承认分开处理，一方面，美国有先例可循；另一方面，从现实的立场考虑，美国在政策制定上深知需要对中国的政治现实做出理性的应对，以便最大限度地保护美国在华人员的安全以及一个多世纪以来的在华经营。因此，对美国对华政策起着决定性作用的是现实利益，而不是意识形态。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通过驻华外交官员长期的观察，美国决策者认为中共有独立于苏联的一面，美国仍寄希望于中国成为南斯拉夫的铁托。从贸易管制政策也可以看出美国仍然为双方建立关系预留了一条后路。美国允许日本对中国出口不属于非战略性和军事用途的民用物资。
在这个立场上，为中共不可能接受的也恰恰是这一点——将事实上和法律上的承认分开处理。这样一来，美国既保留对国民政府的承认，同时又承认新中国，这是中共无法接受的。1949年1月，在西柏坡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通过的毛泽东起草的《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中，提出“打扫干净屋子”和“另起炉灶”的对外政策思路，中共预料到美国或许会采取分开处理的方式，并且提高了警惕性。
至于承诺履行国际义务，1943年，美国与中国签订《关于取消在华治外法权及处理有关问题之条约与换文》，美国放弃根据不平等条约获得的权利。1946年，美国和中国签订《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这项条约美国和中国获得的权利是对等的，权利也不具有排他性，符合美国一直以来倡导的门户开放、机会均等原则，但是就中国当时的经济条件和技术水平，中国无力在美国境内享受对等的权利，因此，也具有一定的不平等性质。新中国要和帝国主义彻底决裂，以区别于国民政府，因此，不可能承认这项条约。由此可见，美国的政策力求进行稳中渐进式的调整，但是新中国希望美国能够改弦更张，在国民政府和新中国之间做个非此即彼的抉择。双方的分歧是根深蒂固的。
客观而论，上述论点从不同角度来说各有其价值，但是忽视了美国决策者多次试图从现实主义立场调整对华政策的努力，以及这些努力在美国国内政治的框架中如何遭到削弱，在这个过程中，国际上发生的重大事件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实际上，从抗战中期开始，美国就试图调整对华政策，从史迪威指挥权危机，美军观察组到延安，再到赫尔利建立联合政府，马歇尔调处，司徒雷登支持国民党自由派的思路，再到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尘埃落定政策，美国多次想扭转对华政策的方向，规避原有政策对美国长期战略目标的负面作用。然而一次次燃起的希望，最终都在各种因素的合力作用下化为泡影。本书试图从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的国内因素入手，分析美国决策层如何一次次开启现实主义政策的努力，并探索这些努力最终收效甚微的原因。
要研究这一时期美国对华政策失败的原因，有一点非常重要，但很容易被各位研究者忽略。那就是美国对中国特殊情感的历史性缘起，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这份特殊的情感与其说是对中国的，倒不如说是美国自己的。这种情感不仅给了美国自信，也最终将美国推向自以为是的危险境地，让它误以为它可以凭借善意和自身政治经济制度的吸引力去改造一个国家。因此，这种情感对于美国的影响要远远大于对中国的影响。这种特殊情感用在英国、法国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身上，倒不会遇到多大的挫折。但是对于饱受列强侵略、自尊心非常强烈的中国来说，无疑充满了冒犯和越位之嫌。
1941～1950年，两任美国总统罗斯福和杜鲁门都受到这种特殊情感的影响。百余年来的历史性因素奠定了整个美国对华政策的底色。自1784年美国商人远涉重洋来到广州开启美国对华贸易开始，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对崇高理想、现实国家利益的追求贯穿美国对华政策的始终，这种理想主义、现实主义杂糅的外交理念必然将美国对华政策从开拓通商传教之路引向门户开放、均势战略再到与中国结盟的道路。门户开放政策将自身的理想与利益巧妙地包裹到政策中，在维护中国的领土和主权完整的道德旗帜下，维护并扩大美国的在华利益。
到20世纪20年代，美国越来越意识到，在列强觊觎中国的环境中，一个贫弱的中国对美国的在华利益是不利的，因为出于理想主义和道义上的目标，美国不愿意在远东赤膊上阵争取殖民利益，这与美国一直以来追求的道义目标相悖。与此同时，美西战争后，美国在远东获得立足点，同远东的贸易额也在增长之中，美国需要保护其既得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国能够自立自强，摆脱列强的控制和干预，那么崇尚自由贸易的美国会在中国获得比其他国家更为优越的地位。因此，国民政府让美国看到这种希望，当蒋介石治下的国民政府表现出亲西方的倾向时，美国宣布废除不平等条约以对新政权表示善意的支持。在美国看来，表现出亲西方的中国国民政府，迫切需要美国的指导，才能走上正确的发展道路。美国也负有当然的责任来引导它。
这段经历，让美国感觉到它在中国俨然是以道德楷模的形象出现，并似乎感觉到与中国已建立起特殊的感情关系。在美国看来，它从未对中国出兵来获得利益。尽管此前美国炮舰也驻在中国，但美国认为那是为了保护侨民的利益，主要目标不是用来对付中国。门户开放政策的提出以及在实践中不断加以充实并实施，也赋予美国强烈的道德优越感。
在上述情感和利益的共同作用下，当20世纪30年代，日本日益暴露出对中国的野心时，美国意识到过去二十多年来一直实行的以日本制衡俄国的战略失效了。而当时，苏联已经苏维埃化，美国从意识形态上不能接受苏联。既要不损害其理想，又要维护在华利益，为此，美国调整自己的政策方向，在不触怒日本的情况下（继续对日本出售废钢），暗中制约日本，支持中国。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时，美国在中国的利益与中国的利益连为一体，结盟成为必然。在这种特殊情感的指引下，与中国成为盟国的美国，越来越希望按照美国的政治框架来改造中国，这种改造遭到国民政府的强力抵抗，国民政府不但通过外交途径来抵制美国的改造计划，还借助美国国内政治的决策过程为己所用。
美国外交政策与国内政治之间的紧密关系在其外交中体现得非常明显，美国外交政策通常是由以总统为核心的决策层作出的，但是美国的政治体制设置使国内政治可以从各种途径对外交政策施加强大的影响和制约。一方面，民选政治把政客置于公众意见的影响之下，总统大选和国会参众两院的选举让政客不得不重视公众意见，而注重国内事务和眼前看得见的利益一直是美国选民关注的焦点，在这种情况下，政客想要说服选民支持政府的计划——用纳税人的钱包维持强大的军事能力，以备战时需要，实属不易。如果再要说服选民支持政府对其他国家做出承诺，就更加困难。另一方面，在美国分权的政治体制中，做出国际承诺和兑现国际承诺，这两种权力分别属于不同的机构。总统拥有做出国际承诺的权力；但是总统要兑现这些承诺，需要军方等相关机构制订行动计划并付诸实施；而批准条约和拨款的权力则掌握在国会手中。这种政治架构迫使美国总统在做出对外承诺时，不得不谨慎小心，避免出现威尔逊总统所遭遇的困境。1918年，时任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带着他精心构建的“十四点和平原则”奔赴巴黎，筹建国际联盟，但是威尔逊签署的加入国联条约没有能够获得美国国会的批准，威尔逊本人也在参议院与议员的激烈论辩中，突然中风昏倒。
在20世纪30～40年代，法西斯势力正在集结，法西斯带来的安全威胁日益加大，美国外交中这一根深蒂固的矛盾依然困扰着美国的[20]外交决策者们。当1938、1939年希特勒对捷克、波兰动手时，罗斯福看到了日益迫近的安全威胁，当捷克和波兰的盟友——英国向美国寻求帮助时，罗斯福对英国驻美大使林赛说，美国只能提供有限度的支持，而且不能完全保证，罗斯福还要求谈话内容必须绝对保密，否则会使他遭到国内弹劾。罗斯福只能依靠向国会兜售纯粹的防御计划，以换取国会支持以谨慎的步伐增加国防开支，通过积跬步的方式强化军事能力，为可能的军事卷入做准备。希特勒深谙困扰美国外交的这一软肋，当罗斯福在1940年对德国发出警告时，希特勒回应说这是“唬人的政治把戏”。的确，当1941年珍珠港军事基地遭日军轰炸，美国宣布对日作战时，美国政界还在为是否也对德国、意大利宣战争论、犹豫。
应该说，1941年日军轰炸美国在太平洋上的海军基地珍珠港，为美国的决策者们打破僵局提供了具有说服力的理由。珍珠港事件动摇了美国人以两大洋的庇护和防御为主的安全战略信念，为决策者开展国内战争动员提供了强大的动力。1941年，国内公众和政府、国会、军方等国内机构短时期内达成空前一致的认识：美国要让入侵者付出惨重的代价。但随后的进展说明，这种团结一致只是暂时的，只是针对共同的作战目标。对于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国内各种政治派别再次各抒己见，因此，即便在全美上下同仇敌忾，一致对付法西斯时，在做出国际承诺与兑现承诺所必需的国内支持之间，依然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导致美国在参加太平洋战争后，外交政策依然呈现出很不协调的状态。
按照美国国际政治学者帕特南提出的“双重博弈”理论，决策者在制定外交政策时，需要同时面对国内、国际两个棋盘，在这个过程中，观念认知、战略目标、国家利益以及利益集团的博弈都会对决策产生影响。首先，决策者在对别国作出承诺时，需要一定的信息来源，在此基础上形成一定的认识，从而为外交决策者制定整体性外交目标和为实现这一目标所采取的行动奠定一定的认识基础。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中美结为盟友，美国总统罗斯福凭借太平洋战争之前形成的对中国模糊的好感与同情，设想着中美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建立的友谊，以及此前美国通过退还庚子赔款以来传递的善意，会催生一个符合美国利益和价值体系的中美同盟，中国将成为美国在亚洲地区的盟友。中美在亚洲战场上的协作使美国增加了进一步了解中国情况的渠道。驻华军事武官、在华外交人员、记者、传教士成为美国政府获取一手信息的来源。他们写给陆军部和国务院的报告成为决策者进行判断的重要依据。这些报告的作者们对于中国事务的看法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以传教士为代表的乐观派，蒋介石夫妇虔诚的宗教信仰让他们看到了希望：自18世纪90年代美国人登陆中国一百多年来未曾实现的福音梦想在中国国民政府治下有了新的进展。普通民众面对苦难所表现出来的隐忍也让教会人士看到这个民族的未来。另外一种是驻华军事武官和在华外交人员，他们因为搜集信息任务的需要，长期奔走于中国各地，为了获取真实的信息，很多人抛开国民政府官方的安排，另辟渠道，这种方式让他们了解到和国民政府的描述不一样的中国，也让他们有机会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情况，直到抗战胜利，美国官方对中国共产党积累起了比较正面的认识。根据报告描述，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和国民政府相比更能够代表民意且享有广泛支持的、更具有进取意识的政治势力，国民政府抗战不力让罗斯福越来越失望，他开始考虑其他更具有作战能力的力量，况且如果共产党得到广大中国民众普遍的支持，那么战后的中国就不可能将这一政治势力排斥在政治之外。于是罗斯福希望能够从中调解，但是这一意图遭到了国民政府的断然拒绝，罗斯福遂以军事需要为由，要求允许美军观察组前往延安，国民政府不得不放行。这次直接接触增强了美国对共产党的正面认识，军方出现了直接派发军事物资给延安的提议，导致国民政府与美国之间本来就很紧张的盟友关系骤然出现冲突白热化的紧张局面，最终以调回美国驻中国战区司令史迪威来暂时平息了冲突。而这些不同的认知在美国国内决策机构中都有相应的支持者，因此这些认识之间的相互冲突会在决策过程中以不协调的方式呈现出来。可悲的是，对中国而言，这些不协调的方式都代表着美国官方的意志，而中国任何政治力量对美国任何一个官方机构的强烈抨击，都会被美国的个别官方机构视作强化自己政见的机会。
在实际的决策过程中，由于美国宪法规定财政预算权赋予立法机构国会，而外交政策中开展的对外行动、计划需要财政支持，国会由此获得影响外交决策的权力。院外游说集团也基于各种价值偏好、亲身感受、利益考量对国会的相关讨论产生影响，上述两类不同的看法在这些机构和院外游说集团中都有着广泛的支持者。在1941年太平洋战争刚刚爆发时，乐观看法占据了上风，亨利·鲁斯等传教士向美国人展示了一片希望的乐土，宋美龄亲赴美国国会发表演说，她所描述的中国军民众志成城抗战的决心感动着国会议员，让美国决策者意识到中国是值得援助的盟友。罗斯福表示，“要以上帝允许的速度向中国运送军火”，对华援助经费在国会获得两党一致支持。陆军部也派来了被视作最优秀的美国军官史迪威，提供技术和战略上的指导。
然而，正在中国发生的情况，让进入其中的美国人感到失望。军用物资被囤积起来或者转到黑市上高价出售，在前方的普通士兵却得不到应有的给养和医疗用品，蒋介石装备精良的嫡系部队被部署在共产党军队沿线地区，将得不到良好装备的、与自己关系疏远的军队派往战场与日军作战。滇缅印战区作战中蒋介石所提供的表面上的、虚与委蛇的支持和对普通士兵表面上的关心让美国军官看到了这个政权非常自私和短视的一面。进入延安的美军观察组提交的报告显示共产党军队具有较强的军事能力，百般无奈的史迪威提出建议：以军事需要计，援助共产党军队，增强对日作战能力。这引爆了中美官方之间的剧烈冲突，此前史迪威提出的不分亲疏远近平等装备国军的建议，已经让蒋介石感到非常恼火，援助共产党军队的建议让他对史迪威再也不能容忍，他要求罗斯福必须调回史迪威，陆军部长马歇尔相信史迪威的品质和能力，在蒋介石视作中美友谊障碍的史迪威指挥权危机中，马歇尔坚定地站在史迪威一边。但是为了保持中美抗日同盟，罗斯福最终退却了，改派被蒋介石看好的魏德迈。但是在对华援助上，马歇尔和财政部长摩根索不那么热诚了，这次冲突导致中美抗日同盟出现前所未有的裂痕：双方在目标和实现目标的路径上都存在巨大差异，美国希望对所有具有军事能力的势力提供装备和物资援助，加速结束对日作战。蒋介石则希望在对日作战中依靠美援增强自身实力，以便在战后驾驭国民政府内其他政治势力并积累足够的力量对付共产党。于是中国国情成了横亘在中美之间难以逾越的高山。而最终罗斯福立场的退让，不但为消除之前的冲突留下负面隔阂，还加剧了中国共产党对美国的不信任感。延安感到自己通过美军观察组向罗斯福传达的善意被随意抛弃了。抗战结束后，国民政府向美国继续索要援助，但是却等来了魏德迈考察团。考察团飞往中国各地考察结束后，蒋介石发现他安排的路线魏德迈基本没有采用，得出的报告自然不会符合蒋的意图。告别晚宴上考察团的演说让考试院长痛哭流涕，认为这有辱蒋总统的威信。这样的考察报告自然不会说服美国决策者给予国民政府援助。但是国民政府成功地将这次尴尬的要求援助的结果营造了对自己有利的舆论氛围，这加深了中国其他政治力量对美国意图的反感。
此外，国际上发生的重大事件也深刻地影响着美国对华政策。在这方面，和美国秉持不同意识形态的苏联和1946年后开启的冷战对美国的对华政策影响很大。对于苏联的对华意图，早在1941年中美结盟之前就一直是美国决策者关注的问题。但是早期美国在华外交官对中国共产党的观察说明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存在本质上的区别，这让美国决策者认为中国共产党并不是苏共潜在的同盟。而且彼时苏联与国民政府的关系更为密切，但苏联在中国建立的影响力让美国感到很不舒服。面对法西斯的扩张，美苏也在斗智斗勇，美国希望苏联在中国的影响能够成为制约日本在亚洲扩张的阻力，同时将德国祸水东引。但是苏联为了减轻自身压力，通过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与德国达成暂时谅解，以争取备战时间。1941年日本袭击美国在珍珠港的军事基地让苏联甚感愉悦，终于有美国加入对付亚洲的法西斯势力。到抗战结束前，苏联的立场是精明而圆滑的，这为其准备了宽松的转身空间。苏联愿意看到美国进入亚洲战区作战，为了避免美国的猜疑，苏联对中国共产党采取了模糊态度，到重庆谈判前毛泽东仍然不能确定苏联的立场是支持国民政府还是站在共产党一边。在与美国的表态中，苏联表示愿意支持罗斯福的加速结束对日作战目标和对战后中国秩序的构想，这让罗斯福感到非常满意。于是出现了雅尔塔会议上以中国国家利益换取苏联出兵参加对日作战的谈判。苏联在抗战胜利后与国民政府一度拉近距离，斯大林向美国驻华大使表态对国民政府的期许，让美国重新燃起对国民政府的期望。既然中国共产党的目标主要在于改善民众境遇，与苏共亦没有从属关系，那么国民政府如果能够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化改革，成为符合中国民意的政府，中国的问题就会得到解决。然而，国民政府启动的装修门面式的国府改革并不能让美国满意。特别是美国国务院的中国事务专家大都亲自前往中国了解情况，马歇尔调停国共冲突失败后回美国担任国务卿，蒋介石的虚与委蛇让他非常反感。因此当蒋介石认为自己满足了美国要求的“根据表现给援助”的要求进行政府改革，并要求美国驻华大使向华盛顿汇报催促援助时，马歇尔并没有回应。
但是国际形势对中国国民政府有利，冷战的威胁让美国在世界各地致力于抵制苏联扩大影响力，欧洲复兴计划正是这一努力中的一环。但是欧洲复兴计划需要国会提供预算支持。国会中有许多中国国民政府的支持者，院外游说集团也趁机对杜鲁门政府发起强大攻势：既然杜鲁门在演说中表态美国愿意给所有抵抗苏联威胁的国家提供援助，那么中国的国民政府为何不在援助名单上？国会以实行财政紧缩预算为由，卡住了马歇尔倡导的欧洲复兴计划的实施。而在马歇尔和国务院外交事务专家看来，美国在中国的利益远没有欧洲、中东重要，国务院中的大西洋主义者占据了上风，他们认为战争结束后，美国的核心利益仍然在大西洋而非太平洋地区。而战后的欧洲急需美国的重建援助，该地区事关美国的核心利益，因此在国会的压力下，国务院放行了对华援助，以换取国会对欧洲复兴计划的财政支持。但是这批援助对日后中美关系结局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中国内战正酣，美国在此时提供的援助与抗战时期提供对华援助的性质截然不同，为1949年后中美结下梁子加上了浓重的一笔。而这笔援助也未能让国民政府感到满意，他们抱怨滞留在中国的美国军人不作为，没有在关键时刻对国民政府提供帮助。当国共在战场上胜负已成定局时，中美关系也基本定格了。国会的压力让杜鲁门政府不得不与退守台湾的蒋介石政权保持联系，以避免背上背信弃义的恶名。
与此同时，苏联表面上的不干涉政策对美国对华政策形成强大的制约，从避免苏联公开干涉的角度考虑，抗战胜利后，美国一直力求避免卷入中苏冲突和中国内战。太平洋战争时期，蒋介石竭力试图将美国拖入与共产党的对抗之中，这既包括国内的中国共产党，也包括苏联。在这两点上，蒋介石可谓抓住了美国对华政策中最为敏感的神经：对苏联的戒备，对中共的怀疑。然而直到抗战胜利后，美国一直努力避免在中国事务上与苏联正面对抗。雅尔塔会议上，罗斯福还在构想战后美苏合作的愿景。至于中共问题，罗斯福设想中共大概和俄克拉荷马州的反对党差不多，应当可以通过政治路径解决。但是政策的其他方面比如驻华军事顾问团、海军陆战队以及出售太平洋各岛上的剩余物资给国民政府，却又在损害着美国的不干涉政策。
在这诸多因素的共同影响下，美国多次开启了以现实主义立场重新审查美国对华政策的努力，但屡屡又在国内政治因素以及国际因素的作用下归于失败。
1945年，抗战以来多年的中美同盟纠葛，使美国决策者对中国是否能够承担起维护美国东亚利益的中流砥柱这一关键角色开始怀疑。美国决策层中出现这样一种声音：以日本替代中国在美国东亚战略中的角色。1944年，国务卿赫尔还信誓旦旦地表示，美国“在做任何安排时，都应该使中国位于中心位置”，但他也意识到中国只有一半的机会成为大国。1944年，赫尔卸任国务卿，格鲁担任代理国务卿，格鲁曾经担任较长时间的驻日大使，持有公开的亲日情绪。他认为如果中国不能够胜任其在美国东亚战略中的角色的话，那么一个复兴的日本可以完成这一使命。这种论调，在美国军界不乏知音。1945年，海军部长弗雷斯特（James Forrestal）问国防部长史汀生，针对苏联在远东扩大影响力，我们的政策是什么？是不是希望有一个对抗这种影响的抗衡者？这个抗衡者是中国还是日本？1945年，在波茨坦会议上，杜鲁门坚持反对任何形式的大国分区占领日本的处置办法，力主应该由美国单独占领日本，可谓为日后做准备。1947年5月，在应给予援助国家顺序表中，参谋长联席会议已经把中国放在非常靠后的位置。1947年下半年，美国决策者越来越意识到，将日本重建为美国在亚洲的战略基地，比对中国实施政治干预，成本要低得多，而且获得成功的把握也越大。这一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的短期目标是结束对日作战，长期目标是出现一个和平民主统一而强大的中国，尽管这种措辞听上去冠冕堂皇，但最终的出发点和立足点仍然是美国的国家利益，一个强大的中国会成为协助美国维护东亚战略的得力助手，一个民主中国的出现，意味着与美国政治价值观相同，在20世纪国际关系理论中，一个被广泛认可的原则是同样实行民主制度的国家，不太容易发生战争，其根本的逻辑是民主制度受选民意愿制约，而民众是天生热爱和平反对战争的。当然20世纪后期的许多案例不断颠覆着这一“理论”的合理性，民主国家之间爆发战争也是有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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