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达尔文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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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由来(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试读：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分科本）出版说明
我馆历来重视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从1981年开始出版“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在积累单行本著作的基础上，分辑刊行，迄今为止，出版了十二辑，近五百种，是我国自有现代出版以来最重大的学术翻译出版工程。“丛书”所列选的著作，立场观点不囿于一派，学科领域不限于一门，是文明开启以来各个时代、不同民族精神的精华，代表着人类已经到达过的精神境界。在改革开放之初，这套丛书一直起着思想启蒙和升华的作用，三十年来，这套丛书为我国学术和思想文化建设所做的基础性、持久性贡献得到了广泛认可，集中体现了我馆“昌明教育，开启民智”这一百年使命的精髓。“丛书”出版之初，即以封底颜色为别，分为橙色、绿色、蓝色、黄色和赭色五类，对应收录哲学、政治·法律·社会学、经济、历史·地理和语言学等学科的著作。2009年，我馆以整体的形式出版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珍藏本）四百种，向共和国六十华诞献礼，以襄盛举。“珍藏本”出版后，在社会上产生了良好反响。读书界希望我们再接再厉，以原有五类为基础，出版“分科本”，既便于专业学者研读查考，又利于广大读者系统学习。为此，我们在“珍藏本”的基础上，加上新出版的十一、十二辑和即将出版的第十三辑中的部分图书，计五百种，分科出版，以飨读者。
中华民族在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必将以更加开放的姿态面向世界，以更加虚心的态度借鉴和吸收人类文明的成果，研究和学习各国发展的有益经验。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任重道远。我们一定以更大的努力，进一步做好这套丛书的出版工作，以不负前贤，有益社会。商务印书馆编辑部2011年3月
第二版序言
[1]本书第一版印行于1871年,在屡次重版的时候,我已经有机会提出若干点重要的改正。到现在更多的时间过去了，在这段时间里，本[2]书经历了烈火一般的考验；我也曾经尽力吸取这番考验的教训，并且把所有我认为合理的一些批评加以利用。对那些和我通信而把数量大得惊人的种种新事实、新见解告诉我的大群人士，我也大为感激。这些事实与见解实在是太多了，我所能利用的只是其中比较更为重要的一部分罢了。关于这些用到了的新东西，以及上面所曾说到的一些[3]比较重要的改正，我准备在本版里附加一张清单，以示前后两版所以不同的原委。在这第二版里，有几幅插图是新添的，另有四幅旧的是换上了新而更好的，都是沃德（甲716）先生根据活标本的写生手笔。我必须特别提请读者注意，关于人脑和高等猿猴的脑的差别是属[4]于什么性质的一些观察，也是新的，是赫胥黎（甲344）教授推爱[5]而提供给我的（今作为一个“附录”编在本书第一篇之末），我要在此向他表示我的谢意。我特别高兴地把这些观察提供出来，因为在最近几年之内，欧洲大陆上出现了关于这题目的好几本专题论著，它们的重要性，被某些通俗作家过分地夸大了，理应加以纠正。
我不妨利用这个机会说明一点，外界对我的批评时常假定，我把身体结构与心理能力的一切变化全都归因于自然选择对时常被称为自发变异（spontaneous variation）的那一类变异所起的作用，这是不对的。因为，早在《物种起源》一书的第一版里，我已经清清楚楚地说到，无论是身体方面的变化，或心理方面的变化，我们都必须把很大的分量归之于用进废退的遗传影响。我也曾把一部分数量的变化的原因归之于生活条件的改变所产生的直接而长期持续的作用。我也曾说到，我们还必须留一些余地给间或发生的结构上的返祖遗传。我们也不能忘记我称之为“相关”的生长（“correlated”growth）这一现象，那就是说，由于生物有机体的各个部分在组织上有着我们现在还理解不到的某种方式的联系，只要一个部分发生变异，其他某些部分也牵连着发生变异；而如果一个部分所发生的变异通过选择而得到积累，其他部分也就会随之经历一些变化。再者，有若干批评我的意见说，当我发现人身上许多结构方面的细节无法用自然选择作出解释的时候，我就发明了性选择（sexual selection）。不过，我认为，我在《物种起源》的第一版里，已经对性选择的原理作出了相当清楚的一个素描，并且我也曾在那里说到，这原理也未尝不适用于人。性选择这一题目之所以到本书第二版才得到充分的处理，占有足够的篇幅，那只是因为到此我才取得机会罢了。有许多对性选择的批评是表示了相当程度的同意或同情的，它们和自然选择在初期里所受到的批评颇为相像，这一相像之点曾经很引起我的注意。例如，有人说，这一原理要说明某些少数几个琐碎的事实是可以的，但肯定不能像我那样地拿来漫无边际地加以应用。尽管如此，我对性选择的力量的信念至今一直没有动摇。但我也承认，我作的许多结论中，今后将发现有若干点大概会是，乃至几乎可以肯定会是错了的。一个题目第一次有人承当下来，加以处理，这样的前途也是难以避免的了。我相信，等到自然学家对性选择的观念变得熟悉的时候，他们一定会在比现在大得多的程度上接受它的。即使在今天，好几位有能力的、善于作出判断的学者也已经充分同意地把它接受下来了。[6]于肯特、柏根汉、草坪，1874年9月。译注
1. 根据伦敦约翰·墨尔瑞（John Murray）书店所经销的历次印刷出版的版本，本书第一版于1871年2月第一次印刷出版后，曾于同年3月、4月、12月重印三次。第二版，亦即本版，于1874年11月初印出版，截至1913年11月，前后曾重印二十三次。1913年以后和别处所印销的次数不详。
2. 本书内容和西方自犹太教以来宗教传统中上帝造人的教条根本冲突，所以出版之后曾备受顽固派的肆意攻击，其中包括许多笃信基督教教义的自然学家。序言中所说的“烈火一般的考验”就是指的这种情况。
3. 清单作表格状，题为“本版内容主要增改表”。表分三栏：第一栏列出第一版书中页数；第二栏列出本版书中页数，均注明内容所在是正文，还是注文；第三栏列出增改内容。这份增改表只见于较早的版面与页数相同的几次重版中，例如1887年1月的一次重版；较晚的重版则删去了，如1913年11月的一版；但究竟从哪一次重版起删去，则不详。本译本亦删去未译，因为除了意义不大而外，前后版本的版面既然不同，页数也已经改动，即使读者想不厌烦琐地加以核对，也难于下手；较晚的几次重版根本不列，其原因恐怕也就在此。
4. 赫胥黎（1825—1895），英国生物学家与进化论者，对达尔文学说的传播有特别的贡献。曾任英国皇家矿工学校古生物学专家与自然史讲师达三十一年。著作很多。1893年所著的《进化论与伦理学》曾由严复于1895年译成中文，名《天演论》，可以说是进化论的学说在我国比较有系统的传播的开始。1971年，又由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一种新的译本。
5. 查原书目录第一篇第七章下并没有列入，译本已按达尔文原意照补。
6. 原文是“Down，Beckenham，Kent”。肯特，柏根汉，离伦敦很近，实际上构成了伦敦东南郊区的一部分。
引论
为了使读者易于了解本书的性质，我最好把本书所由写成的经过简单地先叙述一下。多年以来，我一直在搜集关于人类起源或由来的种种资料，起初我完全没有在这个题目上发表任何东西的意向，甚至可以说适得其反，我倒是有不发表任何东西的决心，因为我想到发表的结果无非是火上添油似地增加外界对我的成见罢了。我在我的《物种起源》的初版里已经说到通过那本书“人类的起源，人类历史的开端，就会得到一线光明，”我那时以为这样点一下也就够了，因为这意味着，任何一个关系到人如何在地球上出现的概括性的结论，都不可能不把他和其他生物种类一起包括进去的。如今情况完全改观了。如果像福赫特（甲671）这样一位自然学家敢于以日内瓦国家学会会长的身份在会议上致辞时（1869年）说到“人们，至少是在欧洲的人们，现在已不再敢坚持物种的各自独立而逐个逐个创造的特创论了，”则显而易见的是，整个自然学界里一定已经有为数不少的学者承认各个物种都是其他一些物种的经历了变化的子孙。对于比较年轻而正在兴起中的自然学者这话尤其适用。自然学家中总有半数以上把自然选择作为一种手段接受下来了，认识到它是一股力量，尽管其中有些人说我太过于夸大了它的重要性，实际是不是如此，也只有未来才能断定了。可惜的是，自然科学的富有经验和受人尊敬的首脑人物中间，至今还有不少的人反对任何形式的进化学说。
如今大多数的自然学者既然采纳了这方面的一些见解，而这些见解，像其他的科学原理一样，最后也将为其他不从事科学研究的人所认识，所以我终于改变了我的想法，着手把我的资料札记收拾在一起，整理了一番，为的是要看一看，我以前在其他著述里所已达成的一些一般性的结论究竟能不能适用于人，能适用到何种地步。这样试一下似乎特别值得，因为，在以前，我一直没有存心把一个物种特地挑出来，作为这些见解的适用的对象而加以研究。当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到任何一种生物类型身上，我们当然要吃些亏，因为这样一来，我们将无法利用从联系大类群的生物种类的亲缘关系的性质方面所取得的一些很有分量的论据——大类群的生物种类在古代和今天的地理分布状态，和它们在地质上的前后承接关系。我们有可能注意到的一个物种，人也好，任何其他动物也好，都有它的同原结构，它的胚胎发育，和它的一些残留器官，这些都留待我们去加以考虑，而在我看来，这几个方面的大量事实也可以提供足够的和结论性的证明，有利于这个逐步进化的原理。至于上面所说的那些大有分量的论据所能提供的强有力的支持，则无论如何应当随时记在心上，以供参考。
本书的唯一目的是要考虑，首先，人是不是像每一个其他物种一样地从先于他出世的某一种生物类型传下来的；其次，人出现以后，又是怎样发展成为今天的状态的；第三，人类中有所谓种族之分，而种族与种族之间的一些差别究竟有什么意义。既然有此三点需要我集中精力加以讨论，对于各个族类或所谓种族之间的种种差别，我就没有必要去作过细的叙述——这本身就是一个庞大的题目，并且已经有好多有价值的著作加以充分的讨论过了。人类的高度古老性，近年以来，通过以布舍德贝尔特（甲89）先生为前驱的许多杰出的作家的劳动，已经得到了指证，而为了理解人类的起源，这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基础。因此，我将直截了当地接受这个现成的结论，而可以让我的读者去参阅一下赖伊耳（甲417）爵士、勒博克（甲413）爵士以及其他作家所作的值得赞赏的专题论著。即便是人与各种类人猿之间的差别，我也只能大概地提到一些，而不可能有机会更加深入。据多数有权威有眼光的学者的判断，赫胥黎教授在这方面已经作出了无可置疑的结论性的证明，指出在每一个看得见的性状上，人与各种高等猿猴之间的差别，比起这些猿猴与同属于灵长类（乙803）这一目的各个低级的成员之间的差别，是更少而不是更多。
关于人类，本书几乎拿不出任何第一手而未经发表过的事实来。不过，草草的初稿整理出来之后，我发现我所达成的一些结论也还是有点意思，想到读者之中也许有一些同样感兴趣的人，因而值得把它们公开出来。时常有人毫不迟疑地断言，人的起源是永远无法知道的。但无知比知识往往更容易产生自信之心，那些断言宣称科学将永远不能解决这一问题或那一问题的人大都是一知半解之辈，而不是富有知识之人。人类和其他物种同是某一种古老、低级而早已灭绝了的生物类型的同时并存的子孙这一结论，其实在任何程度上都不算新鲜。很久以前，拉马克（甲379）就得出了这个结论，而近年以来，好几位杰出的自然学家和哲学家也一直主张这一点；例如，沃勒斯（甲681）、赫胥黎、赖伊耳、福赫特、勒博克、比迂希奈尔（甲113）、[1]饶勒（甲558）等等，而尤其是海克耳（甲289）。这最后一位自然学家，除了早先的那本巨著《普通形态学》（1866年出版）之外，不久以前又发表了（1868年初版，1870年再版）他的《自然创生史》，书中对人类的谱系作了充分的讨论。如果他这本书早在我写完本书之前出来，我想我就会中途搁笔，再也不写下去了。我在本书所得出的种种结论，我发现几乎全部都得到了这位自然学家的证实，而在好些地方，他的知识要比我的丰富得多。我曾从他的著作里采用了一些事实和看法，补进我的原稿，凡是这种地方我都在正文中说明了这是来自海克耳教授的。但也有些他的话是我的原稿中早就用了的，对于这些，我没有再加以改动，只是为了进一步证实某些比较可疑或有趣味之点，间或在注文中说明参考他的某一种著作而已。
多年以来，我一直有个看法，认为在人类分化成为若干所谓种族的过程之中，性选择似乎曾经发挥过重要的作用，不过在我的《物种起源》（初版，页199）里，我只满足于把这个信念提了一下。现在专把这个观点应用到人类身上，却发现非得把整个题目充分细致地处[2]理一下不可。结果是，本书中专门处理性选择的那一部分，即第二篇，就引申得非常之长，比起第一篇来，像是有些过分，但这是不能避免的。
我本来打算于本书已有的篇幅之外，加上有关人和低于他的各类动物如何表达它们的各种情绪的问题的一篇文章。好多年以前，在读[1]过贝耳（甲47）爵士的那本值得称赞的著作之后，我就注意到这个题目。这位声誉卓著的解剖学家主张，我们人为了表达他的情绪，是单独赋有某几条肌肉的。这样一个看法显然是和我们的信念，即，人是从某种别的低级类型传代而来的，正相抵触，因此我感觉到有必要在这里加以考虑。本来我还想肯定一下，人的各个不同族类或所谓种族，在表情的时候，所用的方式是否相同，相同到何种程度。但由于本书的篇幅已经够多，我想我还是把这篇文章保留起来，另外发表，[2]更为恰当一些。原注
[1] 因为读者对这些作家中的前面几位的著作已经十分熟悉，所以我就用不着再提这些著作的书名了，但后面几位，在英格兰大家不那么熟悉，因此我要提一提：——比迂希奈尔所著有《达尔文学说六讲》（《Sechs Vorlesungun über die Darwin’sche Theorie》），第二版，1868年；其法文译本，称《达尔文学说讨论集》（《Conférences sur la Théorie Darwinienne》），1869年版。饶勒博士则著有《在达尔文学说的启发下看人》（《Der Mensch，im Lichte der Darwin’sche Lehre》），1865年版。我不准备把所有对于这个问题采取同样立场的作家的著述一一列举。只再提一提意大利方面的一两位。卡奈斯特里尼（甲135）曾经发表过一篇很奇特的文章，专论与人类起源问题有关的一些残留的性状，载莫迪那城（Modena——位于意大利北部——译者）《自然学人协会年报》（丙19），1867年，页81。另一种发表了的著述是巴腊苟（甲33）博士用意大利文写成而题为《按照上帝的形象所造成的人也曾按照了猿猴的形象》（《Man made in the image of God，was also made in the image of the ape.》），1869年版。
[2] 自《物种起源》发表之后，当本书第一版问世之初，对性选择已经作过讨论而充分看到了它的重要性的唯一作家是海克耳教授；而他在他的几种著作中对于这个问题的一些议论也谈得很出色。译注[46]
1.见下文第二章原注。
2.后来另成一书，《人与动物的感情的表达》，于1872年出版，比本书初版的时间晚一年多。第一篇人类的由来或起源[1]第一章 人类从某些低级类型诞降 而来的证据
有关人类起源的证据的性质——人和低等动物的一些同原的（homologous）结构——其他各色各样在结构上的相应之点——发育——一些残留的结构、肌肉、感官、毛发、骨骼、生殖器官等等——上面这三大类事实同人类起源问题的关系。
任何一个想对人类究竟是不是某一种先期存在的动物类型的经过变化了的后裔这一问题作出决定的人，大概都首先要问，人在身体结构和心理能力上是不是也发生变异，哪怕是最轻微的变异，而不是一成不变？果真如此，则再要问，这些变异是不是也按照在低等动物中所流行的一些法则而遗传给他的子孙？也还要问，这些变异又是怎样来的？我们固然无知，但即使在这种无知的情况下，我们是不是可以作出判断，认为它们所由造成的一些一般的原因，和所由得到控制的一些一般的法则，同其他生物的并无二致，例如，相关变异的法则，用进废退的法则，等等？人是不是也会由于发育中止、由于身体某些部分结构的重叠，而发生畸形变态，而在这些畸变之中有没有退回到某些前代和古老的结构形式的情况？自然也可以问到，人是不是像其他许多动物一样，也会产生一些彼此之间差别很小的变种和亚种，或者，产生一些差别大到足以列为可以称作人种或种族的可疑物种？这些人种或种族在全世界的分布又如何？人种与人种交配，在第一代和后来世代的子女身上它们会不会互相影响？还可以同样提出诸如此类的其他许多问题。
提问题的人其次大概会提到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人在数量上会不会倾向于增加得很快，快到足以随时引起严酷的生存竞争的地步，而这种竞争的结果是否足以导致身心两方面的一些有利的变异[2]得到保持，而有害的变异受到淘汰？有的人种是不是由于数量扩大而侵犯到别的人种，甚至于取代了别的人种，使后者趋于灭绝？我们将要看到，所有这些问题，实际上都会得到肯定的回答，说实在话，其中的大多数也是不言而喻的会得到这种回答的，而这也和在低等动物中间所得到的回答一样。不过我们不妨把这一类的考虑暂时搁置一下，留待将来讨论，这样似乎有它便利的地方。我们现在首先要看一下，人在身体结构上所表现的种种迹象，清楚的也好，不那么清楚的也好，究竟能在何种程度上说明他是从某种低级类型传下来的。至于人的种种心理能力同一些低等动物的心理能力的比较，则留到后面的若干章里去考虑。
人的身体结构。——众所周知而颇有人引为遗憾的一事是，人在构造上是和其他哺乳动物按照着同样的模式或样板的。人身骨骼系统中所有的骨头可以拿来一根根地和猴子、蝙蝠或海豹身上相应的骨头相比。就他的肌肉、神经、血管和内脏来说，情况也是一样。根据赫胥黎和其他解剖学者的证明，在重要性上大于一切器官的脑，在结[1]构上所遵循的是同一个法则。比肖福（甲62），作为一个敌对方面的证人，也承认，人的脑子中的每一个主要的裂（fissure）和襞（fold）都可以在普通猩猩（orang）的脑子里找到它的对比；但他又添上一句话说，在双方脑子的发育过程中，没有任何一个阶段是完全符合一致的；我们当然也不能指望它们完全一致，因为，如果一致，[2]双方的心理能力也就不会有什么差别了。伏耳比安（甲672）说，“人的脑子和高等猿猴的脑子之间的真正的差别是很小很小的。在这方面抱任何幻想都是不行的。人在他的脑子的解剖学方面的一些特征和各种类人猿的极为接近，不但比一般其他哺乳动物为近，并且比某些四手类动物，如普通的猴类，如猕猴，也近。”但人与高等哺乳动物之间，在脑和身体的其他一切部分的结构方面，彼此互相呼应，处处可以提供类比，这是最为明显的事，在这里似乎没有必要列举比此更多的细节。
但也还值得在这里具体地提出和结构不直接有关或不明显相连的少数几点事实，来更好地说明这种相应和类比的关系。
有某几种疾病，如狂犬病、天花、马鼻疽、梅毒、霍乱、水泡疹[3]等等，人容易从低于他的动物身上传染到，也容易传染给它们；这一事实足以证明，人和这些动物的细胞组织和血液，在细微的结构上[4]和在内容的组分上，都有密切的相似之处，而这一证明方法，要比在最良好的显微镜下面作比较的观察，和用最好的化验方法来作化学分析，都更加能够说明问题得多。猴子容易患我们人所患的各种非传[5]染性疾病中的好多种；仑格尔（甲548）对土生土长的阿查腊氏泣猴（乙185）作过长期仔细的观察，发现它容易感染鼻黏膜炎，表现着同人一样的一些症候，而如果再三感染，屡发不已，也会引起肺痨症。这一个种的猴子也吃脑溢血、肠炎、眼球上白内障诸病的苦头。幼猴在换牙齿的年龄里，往往因有所感染，发热而死。药物在它们身上所产生的效果也是同我们人一样的。好多种的猿猴对茶、咖啡和各种烧酒表示强烈的爱好，而我自己亲眼看到过，它们也会从抽烟中得[6]到乐趣。勃瑞姆（甲98）说到，东北非洲的土著居民把装着烈性啤酒的容器放在外边，用此来捕捉喝醉了的野狒狒（baboon）；他自己也在笼里饲养过几只，看到过它们的醉态；他又曾把它们醉中的行径和各种奇怪的鬼脸写成一篇报告，读之令人不禁大笑。酒后的第二天早上，它们脾气很不好，怏怏不乐，两手支着大概是正在作痛的脑袋，露出一副十足的可怜相；再给它们酒喝时，它们掉头不顾，并且表现[7]出厌恶神情，但对柠檬汁却很欢迎，可以喝上不少。一只美洲产的，蛛猴属（乙102）的猴子，在一次喝白兰地醉酒之后，对它从此不再沾唇，看来倒比许多人要聪明一些。这些事实虽属琐碎，却足以说明猿猴和人的涉及一些嗜好的神经一定是多么的相似，而在嗜好一度满足之后，双方的全部神经系统所受到的影响又是多么的相仿了。
人受到体内种种寄生动物的骚扰，有时候可以闹到送命的地步；也受到体外寄生动物的捣乱；而这些寄生动物和骚扰着其他哺乳动物的那些寄生动物在分类上都隶属于同一些属或同一些科，至于造成疥[8]癣的寄生动物，则更隶属于同一些种。。人像其他哺乳动物、鸟类，[9]乃至昆虫一样，也受制于那一条我们还不甚了解而显得神秘的法则，就是，某些正常的生理功能过程，如妊孕，以及各种疾病的发展成熟和持续的期限，是同月亮的周期运行有着密切联系的。人的创伤的修补完整所经历的愈合过程，也是和其他许多低于人的动物一样的；而人的肢体的切断，尤其是如果发生在胚胎时期的一个较早的阶段，有时候也一样的会表现一些再生的能力，和最低等的动物没有分别。[10]
就那一桩最为重要的功能，即种族所由繁衍的生殖功能而言，整[11]个的过程，从雄性方面进行求爱的第一步动作开始，到年青一代的出生和养育为止，在所有的各类哺乳动物里，是如出一辙得令人惊奇的。初生下来的小猿猴，其微弱不能自存的状态，和我们的婴儿几乎一模一样，而在某些属的猿猴里，幼年猿猴和成年猿猴之间在外表形态上的差别之大，也和我们的孩子们和壮年的父母之间的差别完全[12]可以相比。有些作家认为不然，他们着重地提出了这样一个差别，就是，就人来说，到达成熟的年龄比任何其他动物都要晚得多。但这也不是没有问题的，如果我们看一下生活在热带地区的一些人的种族，就可以知道这方面的差别实际上并不大，而普通的猩猩据信也[13]要到十岁与十五岁之间才进入成年。男人和女人之间，在身材、体力、毛发，等等方面，以及在心理上，都有差别，而许多哺乳类动物的两性之间也未尝没有同样的情况。总之，人与高等动物之间，尤其是人与各种类人猿之间，无论在总体的结构上、在细胞组织的细微构造上、在身体的化学组分上、在一般体质上，都表现着十分密切的相应的性质。
胚胎期的发育。——人是从直径约为一英寸的一百二十五分之一的一颗受精卵发育而成的，这颗受精卵看来和其他动物的受精卵没有任何方面的差别。受精卵发展而成为胚胎，在很早的一个阶段里，人的胚胎和脊椎动物界里其他成员的胚胎也几乎是无法分辨的。在这个阶段里，动脉作一种弓形分支的状态，像是要把血液分送到两鳃似的，而在各种高等的脊椎动物，尽管在这阶段里脖子两侧各保有一系列狭长的裂口（图1，f、g）标明着鳃的原来的部位，但却是不长鳃的。在比这稍后的一个阶段里，四肢开始发育出来，这时，正如声誉卓著的拜尔（甲25）所说的那样，“蜥蜴类和哺乳类的脚，鸟类的翅膀和脚，同人的手脚一样，全都是从同样的一个基本形态长起来的。”[14]而赫胥黎教授说，要到“胚胎发育的很晚的一个阶段里，胎期的小人才呈现出不同于胎期的小猿的一些显著的差别，而后者，即胎期的小猿，和胎期的小狗相比，也是如此，至于人狗之间，也是到了后期才表现了同样多的差距。后面这句话也许有些骇人听闻，但这是可以证明的真理”。
想到我书的读者之中大概总有几个从来没有看到过胚胎的模样，我在这里提供了一张插图，共两幅，一幅是人的，一幅是狗的，代表着一个大致相同的初期发育阶段；它们是分别根据在精确程度上无可[15]置疑的两种作品中的原图仔细复制而成的。
经过了这一番对如此几个很有权威的作家的议论的介绍之后，我就没有画蛇添足的必要再列举种种引借的详细事例，来说明人的胚胎与其他哺乳动物的胚胎是多么的相似了。但我不妨补充如下的一些事实，它们所涉及到的各方面的结构都是以人的胚胎为一方，而低于人的某些动物的成年形态为又一方，这其间也不乏相应而可以类比的地方。例如，人胎的心脏原本是一根简单而能跳动的血管；人胎里的排泄物是从一条单孔的腔道（cloacal passage）排除到体外的；人胎的尾骨向后伸展得像一条真的尾巴那样，并且“伸展得相当远，超出到[16]未成熟的后肢之外；”而在某些动物里，这些却是正常的成年状态。在所有呼吸空气的脊椎动物的胚胎里都存在着某一种腺体，称为吴夫氏体或中肾（corpora Wolffiana），而这些腺体是和鱼类中成熟的鱼[17]的肾脏相应的，两者具有相同的功能。即使在一个比较后来的胚胎发育阶段里，在人和低于他的动物之间也还可以观察到一些突出的相似之处。比肖福说，满七个月的胎儿的脑的脑回所达到的发展程度[18]大致相当于一只狒狒在成年时所达到的程度。据欧文（甲508）教[19]授说，脚上的大拇趾，“作为直立和迈步的支点，也许是人体结构中最能表明人的性质的一大特点”。但在长约一英寸的一个胎儿的脚[20]上，瓦伊曼（甲723）教授发现，“大拇趾要比其他的脚趾反而短些，长得也不和其他的各趾并行，而是横出在脚板之外，和它成一个角度，而这样一来，倒和四手类动物这部分的正常而贯彻终身的情况[21]恰好相应了”。我将引赫胥黎教授的一段话来结束这一部分的讨论。他先摆出这样一个问题：人的起源所经过的途径或所遵循的方式是不是和狗的、鸟的、蛙的或鱼的有所不同？之后，他说，“对这问题的答案是直截了当、丝毫不用迟疑的。没有问题，人的起源的方式，以及他的发育过程中起初的一些阶段，是和在进化阶梯上直接低于他的一些动物的相一致的。而丝毫也不容怀疑的是，在这些方面，他和猿猴的距离，比起猿猴和狗的距离来，要远为接近得多。”图1 上幅——人的胚胎，采自埃克尔（甲213）
下幅——狗的胚胎，采自比肖福
a.前脑，大脑的半球，等等。
b.中脑，小髓结节体。
c.后脑，小脑，延髓。 柱和肌肉。
d.眼。
e.耳。
f.第一内脏拱。
g.第二内脏拱。
h.正在发育中的脊椎
i.前肢。
k.后肢。
l.尾或尾闾骨。
种种残留结构。——这个题目在实质上虽并不比上面两个题目，即相应性的结构和胚胎发育，更为重要，但由于其他的若干理由，[22]我们却准备比较详细地加以处理。高等动物的一切物种都有某些结构表现着一些残留的状态，不在身体的这一部分，就在身体的那一部分，例外是没有的，人也不在这条通例之外。残留的器官必须同初生而未发达的器官区别开来，尽管在有些情况下，区分并不是容易的事。前者，即残留的器官，有的是绝对的没有什么用处的，例如雄性四足类动物的乳房，又如反刍类动物中从来不发展到穿破牙龈的门牙；有的则对当前持有它们的动物用处极少，少到使我们很难设想它们是今天的情况所引起而发展出来的东西。这些用处极少的器官，严格说来，还不是残留性的，但它们正朝着这个方向前进。至于新生而未发达的器官，则与此相反，它们虽还没有充分发展出来，却对持有它们的动物已经很有用处，并且还会继续发展下去。残留的器官有高度的变异性，而这是不难理解的，其中一部分的理由就是因为它们没有用处，或几乎等于废物，因此而不再成为自然选择作用的对象。它们也往往会完全受到抑制，而不发展出来。但抑制并不等于消失，它们会通过所谓返祖遗传（reversion）的情况而不时地再度出现——这一种情况也是很值得注意的。
促使一些器官变为残留的主要力量似乎是，对某一个有关器官，在原该使用得最多的生命阶段（而这一般说来总是成熟的那一阶段）里，搁过一边，不加使用，以及，通过遗传，这种废而不用的影响，又在后一代的相应的生命阶段里，重复一番。“废而不用”这一个词的含义不仅仅牵涉到某些肌肉的活动的减少，并且，由于压力的增加和张弛的更迭愈来愈稀疏，或者由于某种原因而不经常活动，身体某一部分或某一器官从血液循环中所接受到的流量日见削弱。但在有些情形下，两性之中，一性的某些部分或器官变为残留，而在另一性，这些部分或器官却正常存在。这一类的残留，我们将在下文看到，往往是另有来源的，与上面所说的残留有所不同。在有些例子里，一些器官，由于生活习惯的改变而变得不利于种的生存，则通过自然选择的作用而变得愈来愈缩减。缩减的过程之所以得到推进，似乎往往通过两条原理的作用，一条是代偿，一条是生长所要求的经济或节约。但要理解缩减过程的一些后来的阶段是困难的，因为这些阶段的发生在时间上是在“不用则废”已经尽量发挥了它的作用之后，而一到这[23]个时候，由于经济原理所要节约的东西或分量也就没有多少了。身体的某一部分，既已废而不用，或已经缩减得很小，使代偿和节约的两条原理都不再能对它有所作为，则我们对它的最后而完全的抑制也许就要借助于泛生论的假设（hypothesis of pangenesis）才能有所[24]理解了。不过对残留器官这一问题，我在我以前的几种著作中已作过一番通盘的讨论，并举例加以说明，在这里就无须说得太多了。[25]
人们曾经在人体上的许多部分观察到过各种肌肉的残留。有不少条的肌肉，在某些低于人的动物身上是常备的，在人身上也间或可以找到，只是要瘦小得多罢了。每一个人一定都注意到过，许多动物，尤其是马，具有一种抽动它们的皮肤的能力，而这是通过一大片叫做稀肉膜或薄肌（panniculus carnosus）的肌肉来进行的。在我们人身上，这片肌肉的某些残余部分也还保持着一些效用，它们分散在不止一处，额角上用来伸展双眉的那条肌肉就是残余之一。我们脖子上很发达的那条颈阔肌（platysma myoides）也属于这个系统。爱丁堡大学的特尔奈尔（甲661）教授告诉我，他曾经在五个不同的场合，腋下、肩胛骨附近，等等，发现一些肌肉纤维束，全都得划归这个稀[26]薄肌的系统。他又指出，在性质上不是腹直肌（rectus abdominalis）的一个引申而是和稀薄肌有着密切联系的胸骨肌（musculus sternalis，亦称sternalis brutorum）的出现，在六百多个检验过的人体里，约占百分之三。他又加以补充的说明，说这条肌肉提供了“一个出色的例证，证明如下的一句话是对的，就是，间或出现而属于残留性质的种种结构，在布置上是特别不稳定而容易发生变异的。”
有很少数的一些人会抽缩头皮下面的一些肌肉，而这些肌肉正处于变异不定并趋于局部残留的一个状态。德坎多耳（甲183）先生写信给我，说到这方面的一个奇特的例子，奇就奇在这一特点维持得特别久，那就是说，已经遗传了好几个世代，并且抽缩的能力异常强大。他认识一家人家，其中的一个成员，即这家的家长，在年轻的时候，光是通过头皮的抽动，就能把顶在头上的好几册很笨重的书抛落下来，并且用这技艺来和别人打赌，赢了不止一次的赌注。这人的父亲、叔叔（或伯伯）、祖父，和他自己的三个孩子都有这套本领，并且都是同样的高强。这个家族有两个支派，是八个世代以前开始分开的，刚才说到的那个人是其中一支之长，他和另一支的家长是七从的族弟兄关系。这个远房的族弟兄住在法国的另一部分。有一次彼此相遇，刚才的那一支的家长就问起他是不是也有这份本领，他就立刻表演了一下。这一个实例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证据，说明来源甚远、有可能远到我们的半人半猿的祖先、而到现在早已变得绝对没有什么用处的一种性能，在遗传上会表现得何等的顽强了。我们说来源悠久，因为今天许多种的猿猴都有这种广大地上下抽动头皮的性能，并且还时常用[27]到它。
用来挥动耳朵的一些身体表面的肌肉，以及用来蠕动不同部分的一些体内的肌肉，就人来说，都已进入一种残留的状态，也全都属于稀薄肌这一系统，它们在发育上也很变异不定，至少在功能上是如此。就耳朵来说，我曾经看到过一个人会把整个外耳向前挥动，另几个人[28]则会向上伸展，而另一个人则会向后摇晃。而据其中的一个人对我说，我们中间多数的人，只要时常摩弄自己的耳朵，从而把注意力调动到这方面来，再不断地加以尝试，这种抽动的力量有可能得到几分恢复。就许多动物来说，能够把外耳挺得很直，用它来转向罗盘的任何一方，无疑是极有用处的一种力量，因为只有这样，它们才能发现危险来自何方，而得以及时走避。至于人，在这方面有确凿证据的例子我还一个都没有听到过，尽管这种能力对他来说也未尝没有几分用处。整个的外耳壳不妨作为一个残留看待，其间所包括的一些折叠和一些隆起（耳轮与对耳轮，耳屏与对耳屏，等等），在低于人的动物，是用来加强和支撑挺直时的耳朵的，同时对耳朵也不增加太多的分量。但有些作家认为，外耳的软骨是用来把音波的颤动传达给听觉[29]神经的；但托恩比（甲657）先生，在把这方面所已知的证据收集在一起之后，得出结论，认为外耳并没有什么说得清楚的用途。黑猩猩（chimpanzee）和猩猩（orang）的耳朵和人的耳朵相像得出奇，[30]它们耳朵上的一些正常的肌肉也是发展得很差的。动物园的管理人员也确凿地向我谈到，这些猿类的耳朵从来不会动，也不会竖起来，因此可知，至少就功能而论，它们也是处于一种残留状态，完全与人的耳朵一样。这些动物，以及人的老祖先，为什么会把竖起耳朵的本领丢掉，我们说不上来。也许是这样，由于它们的树居的习惯，力气又大，它们所要应付的危险局面并不多，因此，在很长的一个时期以内，它们挥动耳朵的机会太少了，不用则退，于是就把这方面的能力丢失了。但对这一看法，我是不满意的。因为果真如此，那就等于说，许多身材高，体重大的海鸟，由于居住在远洋岛屿之上，受不到猛兽的袭击，因而终于把用翅膀来飞行的本领都丢失了。事例虽然不同，道理是一样的。但人和若干猿种不能挥动耳朵这一笔损失是部分得到了补偿的，就是，由于整个的头部能在一个横的平面上左右转动，他们还是可以收听各个方面发来的声响。有人指出，只有人的耳朵才有个小叶，即有个耳垂，但“在大猩猩（gorilla）的外耳上这只是一个[31]残留”；而据我从普赖厄尔（甲536）教授那里听说，在黑人的外耳上，这片小叶不存在的情况，也不算太少。
负有盛名的雕塑家，乌耳奈尔（甲717）先生向我说到外耳上的一个小小的特点，他在男子和女子耳朵上都时常观察到这一特点，并[3]且充分地看出了它的意义所在。当他为“促狭鬼”（“Puck”）造像而进行工作的时候，他第一次注意到这个题目，他为“促狭鬼”雕出了一双有尖头的耳朵。由此他就进行检视各种猿猴的耳朵，更进而尤为仔细地注意到人的耳朵。这特点究竟是什么呢？外耳有向里边卷的一条边缘，即上文所称的耳轮，这特点就是从耳轮向里突出的一个小小的钝角。凡有此特点的人，总是一生出来就已经长好了的，而据勒·迈尔（甲460）教授说，有此特点的男子要比女子为多。乌尔奈尔先生曾就有此特点的一个例子塑成一个逼真的模型，又绘制成图，赠送给我，即附图（图2）。这特点或钝角不但向里突出而对着耳朵的中心，并且也往往从它自己的平面略微向外转侧，因此，无论我们对面正视有此特点的人，或从背后看这人，都可以看到它。在大小上它是有变异的，即因人而有些不同，部位也似乎不完全一样，可以高一些，或低一些，在有的例子里，一只耳朵有，而另一只没有。表现这特点的也不限于人，在我们的动物园里我就在一种蛛猴（spider-monkey），毵蛛猴（乙103）的耳朵上观察到这一情况；而兰凯斯特尔（甲384）先生告诉我，在德国汉堡的动物园里，有一只黑猩猩也有这情况，那就是又一个例子了。耳轮显然是由向里卷的耳朵的边缘构成的，而这一番卷折看来和整个外耳受到向后压抑的经久的趋势总有某些联系。就许多种在本目里地位并不高的猴类，如各种狒狒和几[32]种猕猴来说，耳朵的上部是有些尖的，耳边则全无向里卷折的迹象，但若这部分的耳边真要向里卷折的话，在卷边之上，势必会有一个小小的尖端或钝角，一面指向耳朵的中心，而一面也可能略略超出耳朵的平面之上，并且有些向外。依我看来，这个特点，就许多例子说，就是这样来的了。但也有不同的意见：勒·迈尔教授，在不久以[33]前发表的写得很聪明的一篇论文里，主张整个问题不过是一个变异性的问题，认为那尖端或钝角并不是一个真正的突出，而是由于皮下的软骨发育得不完整，恰恰在尖端所在之点的上下两边有些缺陷，于是造成了尖端的假相。就许多的例子说，我很有心理准备来承认这未尝不是准确的解释，即如在勒·迈尔教授文中所绘出的一些例子里，有的表现着不止一个小尖端，有的则整个耳边呈波折状。由于道乌恩（甲204）博士惠予的方便，我自己也看到过一个头小型白痴（microcephalous idiot）的耳朵上的尖角是在耳轮之外，而不在向里卷折的边缘之上，由此可知这种尖端就未必和原先的耳朵的尖端有什么关系了。尽管如此，就另外一些例子来说，我认为我原先的看法，即，这尖端或钝角是早期直竖而尖长的耳朵的顶尖的残存，似乎还是接近事实而站得住的。我所以这样想的根据是，一则这方面的例子实在不少，经常可以碰到，再则这特点的部位和原先尖耳朵的尖顶的部位，一般说来，总是相符的。在我所看到的有一个例子，而这是有一幅别人赠给的相片为证的，这尖端或钝角特别发达，如果按照勒·迈尔教授的看法，认为完整的耳朵边缘需要有完整的软骨发育来做衬托的话，那么，在这个例子里，软骨的发育就得占有和掩盖外耳的全部面积的三分之一，而事实并不如此，尖端尽管大，衬托的软骨却并不一般大。有人用通信方法寄给我两个例子，一个是北美洲的，一个是英格兰的，在这两个例子里，外耳上部的边缘完全不向里卷折而是平直的，而平直之中却也有一个尖端或向上指的钝角，所以，在轮廓上，看上去就和一只寻常的四足类动物的直长而有顶尖的耳朵很相像。这两个例子中的一个是个幼年的孩子，它的父亲把它的耳朵和我所提供[34]的一幅插图中所示的一种猿猴，黑犬猿（乙322）的耳朵，两相比较以后，写信对我说，两者在轮廓上确实十分相像。如果，在这两个例子里，耳朵的边缘，像正常的情况那样，也向里卷折的话，则向上的这个突出的尖端势必转而向里了。我不妨再补充另外两个例子，在这两个例子里，耳朵在轮廓上照样有一个向上的相当钝的尖角，而外耳上部的边缘则已正常地向里卷折——尽管其中一例的卷折还不厉害，只是窄窄的一条而已。下面的木刻图（图3）是根据尼策（甲502）博士所惠赠的一帧猩猩胎儿的照相精确复制而成的，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胚胎期之内的带有尖端的耳朵的轮廓是和成年的形态有着何等的不同了。一般说来，猩猩耳朵的成年的形态是和人的耳朵十分近似的。根据这木刻看来，除非在进一步的发育中发生巨大的变化，这样一只边上带尖角的耳朵逐渐向里面卷折的结果，便势必会导致产生一个向里突出的尖端或钝角。总起来说，尽管有不同的意见，我还是认为，这个尖端，在有些例子里，人的也罢，猿类的也罢，似[4]乎都有可能是一种早先的状态的遗迹。图 2 人的外耳，乌耳奈尔先生，制模并绘图。
a.示突出的钝角。图3 一只猩猩的胎儿的头。据一幅照相精摹制成，示早在胚胎期以内的耳朵的形态
眼睛里的瞬膜（nictitating membrane），亦称第三眼睑，加上它的一些附属的肌肉和其他结构，在鸟类是特别发达的，而由于可以很快地把它拉开，遮住整个的眼球，它显然对鸟类有着很重要的功用。在有些爬行类和两栖类，以及某些鱼类里，例如几种鲨鱼，我们也可以找到这个结构。在哺乳动物中间，在两个较低的部门里，即在单孔类（乙629）和有袋类（乙600），它也相当的发达，而在少数几种高等的哺乳动物，如海象（walrus），也是如此。至于人、各种四手类动物，以及大多数的其他哺乳动物，则所有的解剖学家全都承认，它只是以一种残留的形态出现的，即所谓的半月折（semilunar fold）。[35]
嗅觉，对更大数量的哺乳动物来说，有着比视觉更大的重要性——对有些动物，例如反刍类，它可以警觉它们及时躲避危险；对另一些动物，例如食肉类，可以用于寻找所要捕食的动物；而对又一些动物，例如野猪，则兼备上面所说的两种趋利避害的作用。就人来说，皮肤颜色比较深暗的一些种族的嗅觉比肤色白皙而文明的一些种[36]族要发达得多，但即使在前者，嗅觉的用处，如果有一点的话，也是微不足道的。它既不能提出警告，使人避开危险，也不能把人导向食物所在的地方，它也没有能教爱斯基摩人不在最臭恶的空气里睡觉，也没有能教许多野蛮人不吃半已腐烂的肉。据一位本人嗅觉很发达、对这题目又作过研究的著名的自然学家告诉我，在欧洲人中间，嗅觉的强弱在不同的人身上差异是很大的。凡是相信渐进的演化原理的人不会轻易承认，人身上目前所存在的那种嗅觉，究其由来，是由目前存在的那样的人自己取得的。不是这样，他不是自己取得的，而是从早期的某一个祖先那里遗传而来的，并且所传到的只是一种减弱而残留的状态，而它减弱的程度也就是残留的程度。至于对当初的远祖来说，这种能力原是大有用处，并且不断地被用来为他自己服务的。嗅觉高度发达的那些动物，如狗和马，对人、对地点的记忆辨认是同有关的人和地所散发的气味有着强烈而不可分的联系的。而因此我们也许可以理解，为什么，真有像毛兹雷（甲448）博士所肯定说过的
[37]那样，人的嗅觉，“在我们生动地回忆过去了的一些思想，或早已遗忘了的一些景色和境地的形象的时候，会有奇特的作用”。
人在毛发上和其他所有的灵长类的动物有鲜明的不同，人几乎是赤裸无毛的。不过也不是完全光秃，男子在身体的多半的表面上有着疏疏落落的几根短毛，而在女子身上则有很细密的茸毛。毛发的情况因种族而大有不同；在同一种族的个人与个人之间，变异的程度也很高，在分量的多少上如此，在分布的部位上也如此。例如，在有些欧[38]罗巴人，肩膀上是很光秃的，而在另一些，则浓密得成撮成丛。可以认为无疑的是，这样分得很散的体毛状态是低于人的动物的那个通体有毛而分布得很均匀的状态的一个残留。我们知道，四肢和人体其他部分的又细又短而颜色浅淡的毛，有时候会“由于靠近发炎过久的一带皮肤的关系以致营养失常，”而变得发达起来，“成为又浓又[39]长而又粗糙的大量黑毛”。这一类的事实使上面所说的残留的看法越发见得合乎事理了。
佩吉特（甲509）爵士告诉我，有这样的事情：一家之中，往往有好几个成员在他们的眉毛里长出几根比眉毛要长得多的毛来。由此可知，即便这样一个细微的特点似乎也可以遗传。而这些眉中长毛似乎也并不孤立，而在别的方面有它们的代表，例如，在黑猩猩和某几种的猕猴（乙581），眼眶上方的光皮肤上也有一些分散而相当长的毛，可以和我们的眉毛相应，在有几种狒狒（乙311），眉梁上是满盖着毛的，而从这里面也总有几根特长的毛挺拔出来，和上面所说的情况一样。
人类的胎儿，长到第六个月时，会长出一身又细又密的羊毛般的所谓“初生毛”或“胎毛”（lanugo）来，这种毛所提供的情况就更为奇特了。在第五个月里，胎毛在眉毛的部位上，在脸上，尤其是在嘴的周围，首先发展出来，而在嘴边的长得很长，比同时的头顶上的[40]毛要长得多。埃希里希特（甲225）观察到过一个上唇长着这种髭毛的女胎儿。这事初看像是很奇怪，其实不然，因为在早期的生长过程里，两性在一切外表的特征上，除非有什么特殊的情况，一般总是彼此相像的。胎儿身上各部分的胎毛的走向和安排是和成年人的毛一样的，不过它们的变异性很大。胎毛密密地长满了全身，连额上和耳朵上都不免。但值得深思的一个事实是，两只手掌和两只脚底却是很光秃的，而这一点又是和大多数的低于人的哺乳动物的四肢肢端表面的情况一样的。这大概绝不是一个偶然的巧合，既然不是，则可知胎儿的一身软绵绵的羊毛般的装束也许就代表着生下来就有毛的那些哺乳动物的第一套永久性的毛衣了。文献上记录着三四个生下来全身和满脸都长满了毵毵的细长毛的人的例子，而这一奇异的情况有强烈的[41]遗传倾向，同时又和牙齿的一种畸形状态相关联。勃朗特（甲94）教授告诉我，他曾经把有此特点的一个人的脸上的毛取下来和胎儿的胎毛相比，发现彼此在构造上是很相同的；胎儿是没有生出来的，而这人已三十五岁了，因此，他说，这个例子不妨用体毛发育中止的道理来解释，胎毛的发育虽然中途停止了，但他们的生长却还在继续。据一个儿童医院的外科医师肯定地对我谈到，许多经常瘦弱的儿童背上长满了相当长的细丝一般的毛；这一类的例子大概也得归纳到这个题目之内。
在文明比较发达的一些人的种族里，看来尽头的那几只臼齿，或称智齿，长期以来，已趋向于变成一种残留。这些臼齿似乎总要比其他的臼齿小一些，在人如此，其在黑猩猩和猩猩也是如此，每只智齿也只有两个分得出来的根。大约一个人要到十七岁的时候，它们才穿破龈肉而出，而有人肯定地告诉我，它们也容易腐蛀，比其他牙齿容易得多，也比它们掉落得早；但有些著名的牙科医师是不承认这一点的。它们也比别的牙齿更加容易发生变异，在结构上如此，在发育的[42]时期上也是这样。但在另一方面，在黑皮肤的一些种族里，智齿通常具有三个分得开的牙根，而一般是正常无病的，它们也和其他的[43]臼齿在大小上有些差别，但差别的程度比高加索诸种族的为小。夏弗哈乌森（甲575）教授对这一点种族之间的差别作过一个解释，他指出，在文明的种族中间，“颚骨后面长牙齿的部分总是比较短
[44]窄”，而颚骨后部之所以短窄，依我的愚见，可能是由于文明人习惯于吃软的和煮熟的东西，而使劲用牙床的机会减少了的缘故。勃瑞斯（甲91）先生告诉我，在美国，越来越通行而相习成风的一种做法是把儿童的某几只臼齿预先拔掉，因为牙床都长得不够大，不能[45]应付正常数目的臼齿的完整的发展。
关于消化道，我所接触到的有关的叙述只限于一种残留，就是盲肠的阑尾。盲肠是肠的分支，是一头不通的死胡同，在低于人的许多草食的哺乳动物身上是很长很长的。在考阿拉（Koala，乙752），它[46]的长度确乎是达到身长的三倍以上。在有些动物里，它不但延伸得很长，并且越到后面越是尖削，而有的则一路有些收缩的地方，像是分了几节的样子。由于食物或其他生活习惯的改变，在各种不同的动物里，盲肠像是变得短了许多，那缩短了的部分保存了下来，作为一种残留，就是所谓的阑尾了。我们说这阑尾是个残留，这当然是推论得来的。推论的根据，一是它的体积小，二是卡奈斯特里尼教授就[47]人的阑尾的变异性所收集的种种例证。由于变异性大，间或有人几乎不长这个阑尾，也间或有人长得很大。阑尾中间的管道，通塞也各有不同，有的只通一半，甚或只通全长的三分之一，末梢成为扁扁的、实心的那么一片。在猩猩，这阑尾是长而打转的，在人，它却很短，从短短的盲肠的尽处伸出来；一般有四英寸到五英寸长，直径大约只有一英寸的三分之一。它不但没有用处，并且有时候可以成为致命的原因，不久以前我就听说过两个这样的例子：由于小而硬的东西，[48]如带壳的种籽之类，掉进了管道，引起了发炎。
在有几种较低等的四手类动物（乙816）、在各种狐猴（乙542）和肉食类动物，以及许多种有袋类动物，肱骨靠近下端有个小孔和过道，称为髁上孔（supra-condyloid foramen），上肢或前肢的主要神经就从这里穿过，而大动脉往往也走这个过道。如今在人的肱骨上一般也还可以找到这小孔和过道的痕迹，并且有时候还相当发达，其所由构成的部分包括一个下垂的钩状骨质隆起和一根韧带。斯特茹瑟斯[49]（甲634）医师一向密切注意过这个题目，他新近指出这个特点有时候是可以遗传的，因为在有一个例子里，父亲和七个子女中的至少四个，都表现有此特点。在有这特点的例子里，上肢的大神经一定从它里面穿过，没有例外，而这就表明它是低于人的动物的髁上孔的一个同原的结构，也是一个残留的结构了。特尔奈尔博士作过估计，据他告诉我，在所看到的近时人的骨骼里，有着这种残留的例子大约占百分之一。但如果认为这个残留结构在人身上的偶一出现是一个返祖遗传的现象，而看来大概是这个现象，这就倒退得很远而回到很古的一套了，因为在比较高等的四手类动物里，它是不存在的。
在人的肱骨上间或还发现另一个小孔，不妨叫做髁间孔（inter-condyloid foramen）。这在各种不同的类人猿及其他猿类身上也有，[50]但也并不是普遍的；在许多低于人的其他动物也有同样现象。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古代人有此小孔的频数似乎比近代人要高得多。勃[51]斯克（甲126）先生 曾经把这方面的证据收集在一起，如下：勃柔卡（甲102）教授“在巴黎‘南郊公墓’所收罗在一起的骨殖里，看到百分之四点五的膊骨上有这个小孔，而其埋藏的内容远溯到青铜器[5]时代的‘奥罗威窟穴’（Grotto of Orrony），所提供的三十二根肱骨中，有此小孔的多到八根，但勃柔卡教授认为这个大大高出于寻常的比例可能是由于这个洞窟原是一种‘族墓’，所埋葬的大都是血缘相近的人的缘故。再如，德迂邦（甲209）先生在勒瑟河（Lesse，在比利时——译者）岸的洞穴里发现这小孔的比例是百分之三十，而这些是属于驯鹿时代的；而勒圭（甲394）先生在阿商丢尔（Argenteuil，法国北部市镇，近巴黎——译者）的一种‘自然巨石架构’（dolmen）周围所观察到的这种小孔占百分之二十五；而卜吕奈尔贝（甲538）先生从浮瑞阿尔（Vauréal，未详，应是法国地名——译者）掘出的骨殖里所找到的是百分之二十六。我们也不应该不理会，[6]卜吕奈尔贝先生也曾说过，在古安歇人（Guanche）的骨骼里，这一情况是不稀奇的”。古代的族类，在这里和其他若干例子里，所表现的一些结构，常常要比近代的族类更为接近于低于人的动物的一些相应的结构，这也是一件有趣的事实。这里面的一个主要原因似乎是，古代的族类，在长长的世代传递的过程中，总要比近代人更加靠拢荒远而接近于兽类的老祖先。
在人，尾骨（oscoccyx），以及下面还要叙到的另外几节脊椎，虽不再发挥什么尾巴的作用，却清清楚楚地代表着其他脊椎动物的尾巴的部分。在胚胎发育的初期，这一部分原是自由地伸展在身体下端之外的，恰如我们在人的胚胎图（图1）上所看到的那样。我们知道，[52]即便在出生之后，在某些极少数异常的例子里，它构成一根露在体外的尾巴的残留。正常的尾骨是不长的，寻常由四节脊椎构成，虽是四节，却是胶着在一起的。而这些脊椎也已进入残留的状态，因为，除了最底下的一节而外，其余都只剩下一个光光的椎体[53]（centrum）。它们也配备有几条小肌肉；据特尔奈尔教授告诉我，[7]其中的一条是泰伊勒（甲649）曾经把它作为伸肌（extensor）的一个残留性的再现而特地加以描叙过的。而这条伸肌，在许多哺乳动物里，是很发达的。
在人，脊髓或脊神经索只向下伸展到脊柱的最后一个背脊椎或第一个腰脊椎，但自此以下还有一段线状组织，即所谓的脊髓终丝（filum terminale），继续循着脊柱管道的骶骨部分的轴线下行，甚至走上诸尾骨的另一面。这条脊髓终丝的上部，据特尔奈尔教授告诉我，和脊髓无疑是同原的，不过它的下部却显然只是由软脑脊膜（pia mater）或布满着血管的薄膜所构成，没有别的东西。尽管这样，即使下降至尾骨，我们还可以说它仍具备着脊髓这样一种重要的结构，哪怕它只是脊髓的一点点残迹，也哪怕它已经是暴露在外，而下再包藏在一段骨质的管道之内。下面这一件也是承特尔奈尔教授惠予提供的事实说明人的尾骨和低等动物的真正的尾巴的彼此的相应关系是何等的密切：路希卡（甲416）不久以前曾经在人的诸尾骨的尽头发现一个奇特的结构，这结构作回旋状卷曲，并与骶中动脉相连，而这一发现又曾诱使克饶乌塞（甲375）和迈尔（甲458）进而把一只猴子（猕猴）和一只猫的尾巴检验一番，结果，他们在这两种动物身上都找出了这个回旋状的物体，所不同的只是不在尾骨的尽头罢了。
生殖系统也提供了若干不同的残留结构，但这些和上面所列举的例子比起来，有一个重要的不同之点。在上面的例子里，我们所注意的是对有关的物种现在已经不发生效用的某一身体部门的残迹，而在这里，我们所注意的是，一样是身体的某一个部门，在一性的身上只剩下一个残留，而在另一性身上，却发展得很正常而有其效用。尽管如此，如果我们相信物种在当初是一个一个地被创造出来的话，要解释这一类残留的发生就和解释上文的种种残留同样的困难。不过我在下文还要回到这些残留上来，到那时候我将指出，残留之所以存在，一般要凭借遗传，那就是说，凭借一性所取得的一些部分或结构，通过遗传，被局部的，或在较差的程度上，分移到了另一性的身上。现在，在这里，我准备只列举几个这方面的残留的例子。谁都知道，在一切哺乳动物的雄性，包括人在内，都存在有乳房的残留。在若干例子里，这种雄性的乳房居然变得很发达，并且流出丰富的乳汁来。两性的乳房基本上是相同的这一点从另一方面也可以得到证明，就是，在受到麻疹侵袭的时候，两性的乳房有时候都会发生交感性的膨胀现象。在许多种哺乳类的雄性动物身上都曾经观察到过的摄护囊或前列腺（vesicula pro-statica），如今已普遍地被认为相当于雌性动物的子宫，彼此所连属的管道也是一样。劳伊卡特（甲400）曾对此腺体作出一番练达的叙述，并提出理论上的看法，我们读到之后，要想不承认他的结论，是不可能的。就某些哺乳动物来说，这一点尤其清楚，因为，在这些动物里，雌性的子宫的一头是两分而作丫杈形的，而雄[54]性的前列腺也是这样。属于生殖系统的残留结构不止于此，其他[55]的还有一些，但不在这里一一列举了。
上文叙述的三大类的事实所要阐明的意义是清楚而不可能引起误解的。但若把我在《物种起源》一书里的一系列逐步深入的论点详细地重复一遍，那将是多余的了。属于同一个纲的各个成员，在整个体架上有着同原构造的这一事实，除非我们承认它们是从一个共同的始祖传下来，而后来又因适应各种不同的环境条件而各自起过一些变化，否则是无法理解的。根据任何别的看法，人或猿猴的手、马的脚、海豹的足鳍、蝙蝠的翅膀，等等之间的所以在格式上彼此相像则是绝[56]对无法解释的。说它们的形成是全都根据同一个出乎主观意念的设计，那是一个不科学的解释。至于发育这一方面，我们根据在胚胎期中变异发生得相当晚的原理，再根据这种变异会在相应的年龄期中遗传的道理，就不难清楚地理解，为什么差距远得出奇的各种动物形态的胚胎会在多少不等的完整的程度上，把它们共同的远祖的结构一直保持了下来。一个人、一只狗、海豹、蝙蝠、一只爬行类的动物等等的胚胎，在发育的初期里，是几乎无法辨别的，对这样一个奇迹般的事实，从来没有经人提出过任何其他的解释。为了理解各种残留器官之所以存在，我们只要设想，某一个早期的远祖原先就具备有这些器官，而且在结构与功能上都十分完整，但后来，在改变了的生活习惯之下，由于单纯的废而不用，或通过自然选择对于最不受这些到此已经成为多余的器官或结构所连累的那些个体所进行的挑选，再加上上文所已指出的一些其他的方法，它们才变得大大的缩减了。
这样我们就可以懂得，为什么人和其他一切脊椎动物的构造会按照着同样的一个一般的模式，其间经过一个什么样的过程，为什么它们会经过一些同样的早期发育的阶段，又为什么它们会共同地保持某一些残留的器官或附件。因此，我们应该坦率地承认，人和其他动物是来自一个共同的祖系的；不承认这个，而采取任何其他的看法，就等于承认，我们自己的身体结构，以及围绕着我们的其他动物的身体结构，只是一个陷阱，是一个用来把我们的判断能力坑在里面的陷阱。如果我们再进而纵观一下，让我们看看整个动物界里的所有的成员，考虑到它们之间的亲疏关系或分门别类的关系所提供的各种证据，考虑到它们在地理上的分布和在地层间的承接，刚才所说的这个结论就大大地加强了。不是别的，而只是我们习惯成了自然的偏见，我们的自高自大，使我们历代的祖辈宣称他们是从半神半人的东西传下来的，而这又使我们对这个结论裹足不前，甚至提出异议。不过我相信，这样的一个日子不久就会来到，到那时候，如果对人和其他哺乳动物的比较结构和比较发育原是很熟悉的一些自然学家还会相信人和这些动物是一个一个地被创造出来的话，相信有多少物种，便得有多少次的分别的创造活动的话，那在人们心目中才将是一件莫大的奇事。原注
[1] 见所著《人的大脑在结构上的回旋折叠》（Grosshirnwindungen des Menschen），1868年，页96。这位作家，以及格腊休雷（甲277）和伊贝（甲4）的关于脑神经的一些结论，将由赫胥黎教授在本书《序言》中所提到的《附录》里加以讨论。
[2] 见达利（甲176）先生，《灵长目与演变沦》（L’Ordre des Primates et le Transformisme），1868年，页29，引伏耳比安，《生理学演讲集》（Lec.sur la Phys.），1866年，页890。
[3] 林兹塞（甲403）医师曾两次比较详细地处理过这个题目，一次在《心理科学刊》（丙82），1871年7月，又一次，更早，在《爱丁堡兽医学评论》（丙54），1858年7月。
[4] 一位评介家（《不列颠评论季刊》，丙37，1871年10月1日，页472）曾就我在这里所说的话提出批评，态度很严厉，也很轻蔑；但我在我的话里既然并没有用“雷同”“一致”这类的字样，我还是看不出来我究竟大错特错在什么地方。在两种不同的动物身上，同一种病菌感染，或传染，产生着同样的效果，或十分相似的效果，而对这两种动物身上所取出的液体点以同一化学试剂所起的反应结果又是一样，或很相近似——既有这种情况，我就认为，这两种不同的动物之间存在着一些扎扎实实的可以类比之处。
[5] 见所著《巴拉圭哺乳动物自然史》，1830年，页50。
[6] 在进化阶梯上地位比猴子低得多的一些动物对这些刺激物也有共同的爱好。尼科耳斯（甲500）先生告诉我，他在澳洲昆士兰（Queensland，澳大利亚东北隅的一个州——译者）时，饲养过三只袋熊；他说他根本没有教过它们抽烟喝酒，而它们自己学到了对红酒和吸烟的强烈的嗜好。
[7] 见勃瑞姆，《动物生活图说》（Thierleben），第一卷，1864年，页75、86。关于正文中下面的蛛猴，见同书，页105。尚有其他可以比类而观的记录，见页25、107。
[8] 见林兹塞医师文，载《爱丁堡兽医学评论》，1858年7月，页13。
[9] 关于昆虫，见雷科克（甲390）博士文，《关于生命力的周期性的一条一般的法则》，载《不列颠科学促进协会》会刊（丙35），1842年卷。又见麦克洛奇（甲422）医师文，载《西氏北美科学杂志》（丙133），第十七卷，页305，文中叙述了作者所看到的一条患隔日疟的狗的例子。下文我还将回到这个题目，续有讨论。
[10] 关于这方面的证据，我在我的《家养动植物的变异》，第二卷，页15上已经举过了。实际上可举而不必尽举的例证是很多的。
[11] 长期在动物园里从事兽医工作，对动物具有可靠而又敏锐的观察力的尤阿特（甲727）先生，曾经很为肯定地向我证明：各种四手类动物的公兽，无疑地都能将女人，首先是根据她们的气味，然后是根据她们的外貌，与男人区别开来，这个动物园里的看守人和其他一些工作人员，也曾向我坐实过这一点。斯米思（甲612）爵士和勃瑞姆观察到狒狒就有这种能力。大名鼎鼎的居维耶也叙述到过许多类似的事情。可以说，在他遇到过的这类事情中，最不堪入目的莫过于人与四手类动物之间表现出来的此类牵连了。因为他曾讲到，有一只狒狒，在看到几个女人的时候，十足地表现出某种狂躁的情欲；然而，并非所有的女人都可以刺激它发生这么强烈的欲望。它总是看中一些年轻的女人，从人群中把她们识别出来，对着她们作出种种丑态，连喊带叫地招引她们。
[12] 这话是泽弗沃圣迪莱尔（甲259）和居维耶（甲174）就狒狒（乙311）和几种类人猿说的，见二人合著的《哺乳类动物自然史》，第一卷，1824年。
[13] 见赫胥黎，《人在自然界的地位》，1863年，页34。
[14] 上注引书，页67。
[15] 人的胚胎图（上幅）系采自埃克尔（甲213），《生理图解》（Icones Phys.）1851—1859年间陆续出版，图解片第三十，图2。这胚胎原长十英分（一英分为一英寸的十二分之一——译者），所以图中所示是放大了很多的。关于狗胚胎的一幅（下幅）则采自比肖福，《犬卵发育史》（Entwicklungsgeschichte des Hunde-Eies），1845年，图片第十一，图42，B。这图比原物放大了五倍，所示为受精后第二十五天的狗胎。狗胎图中的脏腑部分省略未绘，而两图中有关和母体子宫连接的一些东西如脐带之类也概从删节。关于此事，赫胥黎教授给了我启发，他的著作《人在自然界的地位》打动了我，使我决意把这两幅图附载在这里。海克耳，在他所著的《创生史》（Schöpfungsge-schichte）中，也附有相类似的插图。
[16] 见瓦伊曼教授文，载《美国科学院院刊》（丙111），第四卷，1860年，页17。
[17] 见欧文，《脊椎动物解剖学》，第一卷，页533。
[18] 同上注[1]中引书，页95。
[19] 同上注[17]中引书，第二卷，页553。
[20] 见所著文，载《波士顿自然史学会纪事刊》（丙113），1863年，第九卷（按卷数应列年份前，此疑倒误——译者），页185。
[21] 《人在自然界的地位》，页65。
[22] 在我读到卡奈斯特里尼的有价值的论文《人所属的科目和他在演进过程中所表现的一些残留性的特征》（载莫迪那《自然学人协会年报》，1867年卷，页81）之前，我已经写出了本章的初稿，读了之后，乃得加以订补，为此应当表示我的谢意。关于这个题目，海克耳也曾作过一番通盘的讨论，并且讨论得卓有见地；全部讨论以“反目的论”（dysteleology）为题，见其所著《普通形态学》（Generelle Morphologie）和《创生史》（Schöpfungsgeschichte）两书中。
[23] 在这题目上，默瑞（甲489）和米伐尔特（甲466）两位先生曾经提出过一些好的批评，见所著文，载《动物学会会报》（丙151），1869年，第七卷，页92。
[24] 见《家养动植物的变异》，第二卷，页317与337。亦见《物种起源》，第五版，页535。
[25] 例如瑞夏（甲549）先生（法文《自然科学纪事刊》，丙9，第三组，动物学之部，第十八卷，1852年，页13）叙述并画出了他所称的“手上的脚肌”，他说这条肌肉有时候“非常之小”。另一条被称为“后胫肌”的肌肉一般在手上是不存在的，但间或也出现，或多或少是个残留的状态。
[26] 特尔奈尔教授文，载《爱丁堡皇家学会会刊》（丙121），1866—1867年卷，页65。
[27] 见我所著《人与动物的感情的表达》，1872年，页144。
[28] 见卡奈斯特里尼引赫尔特耳（甲345）的话（载上注[22]中所引文、刊物、卷，页97），意思和我在这里所说的相同。
[29] 见托恩比，皇家学会会员，著《耳病总论》，1860年，页12。一位名望很大的生理学家，普赖厄尔教授告诉我，他最近曾就外耳的功用进行过一些实验，所得的结论几乎和这里所说的完全一样。
[30] 见麦卡利斯特尔（甲418）教授文，载《自然史纪事与杂志》（丙10），第七卷，1871年，页342。
[31] 见米伐尔特先生，《初级解剖学》，1873年，页396。
[32] 关于这一点，也可以参看默瑞与米伐尔特两位先生在其合著的出色的论文（《动物学会会报》，第七卷，1869年，页6与90）中关于狐猴类（乙545）的耳朵的一些话和几幅插图。
[33] 《关于“达尔文耳尖角”》（Ueber das Darwin’sche Spitzohr），载《病理学、解剖学与生理学文库》（丙25），1871年卷，页485。
[34] 见《人与动物的感情的表达》，页136。
[35] 见介·缪勒尔（甲486），《生理学要义》，英译本，1842年，第二卷，页1117。又欧文，《脊椎动物解剖学》，第三卷，页260；关于海象，见同著者文，载《动物学会会刊》（丙122），1854年11月8日。又参看诺克斯（甲368），《大艺术家和大解剖学家》，页106。这一残留，在黑人和澳大利亚土著居民身上，似乎要比欧罗巴人略为大一些，见福赫特，《关于人的演讲集》，英译本，页129。
[36] 洪姆博耳特（甲334）所提供的关于南美洲土著居民的嗅觉能力之强的记录是很多人所熟悉的，并且已经得到别的作家的进一步的证实。乌珠（甲329）先生（文载《心理能力……研究丛书》（Etudes sur les Facultés Mentales），第一卷，1872年，页91）说，他做过好几次实验，足以证明黑人和印第安人能在黑暗中通过对臭气的觉察来辨认人。欧格耳（甲506）博士曾就嗅觉能力和嗅官部分的黏膜中的有色物质，以及皮肤中的色素之间的联系作过一些奇特的观察。因为这些，我才在正文中作此提法，即，皮肤颜色深暗的族类所具有的嗅觉要比皮肤白皙的族类更为细致敏锐。欧格耳博士的观察，见所著文，载伦敦《医学与外科学报》（丙93），第五十三卷，1870年，页276。
[37] 见所著《人心的生理学与病理学》，第二版，1868年，页134。
[38] 见埃希里希特，《关于人体上的毛发的趋势》，载《缪勒尔氏解剖学与生理学文库》（丙98），1837年卷，页47。这篇论文很有奇特之处，我在下文将有必要再三地参考到它。
[39] 见佩吉特，《外科病理学演讲集》，1853年，第一卷，页71。
[40] 埃希里希特，同上注[38]引书，页40、47。
[41] 见我所著《家养动植物的变异》，第二卷，页327。勃朗特教授新近寄给我关于另一个例子的资料，是父子两个，都出生在俄国，都有这个特点。我又从巴黎收到这父子两人的画像。
[42] 见勃雷克（甲69）博士文（载《人类学评论》，丙21，1867年7月，页299）中引威勃（甲689）博士《人和类人猿的牙齿》中的话。
[43] 见欧文（甲508），《脊椎动物解剖学》，第三卷，页320、321、325。
[44] 见所著文，《关于颅骨的原始形态》，英译本，载《人类学评论》（丙21），1868年10月，页426。
[45] 曼特戛札（甲437）教授从意大利弗劳伦斯写信给我，说，他最近一直在研究不同族类的人的牙床尽头的智齿的问题，并且已达成结论，而这结论是和我在文中所提出的相同的，就是在高等或文明的族类里，它们已经踏上了萎缩和被淘汰的道路。
[46] 欧文，《脊椎动物解剖学》，第三卷，页416、434、441。
[47] 同上注[22]中所引文，页94。
[48] 参看马尔丹（甲446）先生文，《有机的统一》，载《新旧两世界评论》（丙128），1862年6月15 日，页16。又海克耳，《普通形态学》，第二卷，页278。这两个作家都说到这一独特的事实，即，这个残留有时候可以引起死亡。
[49] 关于这残留的遗传，见斯特茹瑟斯医师文，载《刀针》（丙86），1873年2月15 日，和另一篇重要的论文，同上刊物，1863年1月24日，页83。有人告诉我，诺克斯博士是解剖学家中第一个把注意引到人的身上的这个奇特的结构的人，见他所著《大艺术家和大解剖学家》，页63。关于这里所说的骨质隆起，又可参看格茹贝尔（甲285）博士文，载法文《圣彼得堡皇家学院公报》（丙39），第十二卷，1867年，页448。
[50] 见米伐尔特先生文，载《哲学会会报》（丙149），1867年卷，页310。
[51] 见所为文《关于直布罗陀地区的几个洞穴》，载《国际史前考古学会议第三次大会报告》（丙146），1869年，页159。瓦伊曼教授最近指出，在美国西部和在佛罗里达州古老的坟山里所发掘出来的一些人的骨殖中间，百分之三十一有这个小孔。黑人的肱骨上也往往有这个小孔。
[52] 戛特尔法宜（甲540）不久以前把有关这题目的证据收集在一起，见法文《科学之路评论》（丙127），1867—1868年卷，页625。1840年，弗赖希曼（甲243）展出了一个带有尾巴的胎儿，这尾巴也是超出体外而不受拘束的，并且在结构上包括一些脊椎和其他附属于脊椎的物体，而这是一个不常有的情况；这一胎儿是在埃耳朗根（Erlangen，德国南部城市——译者）举行的一次自然学家会议上展出的，因此，它的尾巴是得到了在场解剖学家的鉴定性的检查的：见马尔歇尔（应是甲441）文，载《荷兰动物学文库》（丙103），1871年12月。
[53] 欧文，《四肢本质论》，1849年，页114。
[54] 劳伊卡特文，载托德（甲655）氏《解剖学大辞典》，1849—1852年，第四卷，页1415。在人，这腺体只长三英寸到六英寸，不过像其他的残留部分一样，它在发展上和其他特征方面都有相当大的变异性。
[55] 关于这题目，参看欧文，《脊椎动物解剖学》，第三卷，页675、676、706。
[56] 比安科尼（甲56）教授，在新出的一本法文著作里（《达尔文学说和物种各自创生论》，1874年），附有许多说明性而画得很好的雕版插图，试图证明我在正文中所列举的有关同原结构的例子，乃至其他在这方面的事例，只要用机械的原理，再根据有关结构各自的用途，就可以充分地加以解释。结构总是适应于它的最终的用途的，此种适应的完美无缺，历来的作家大都有所指陈，但都没有像他在这本书所指陈的那么清切；而这种适应，依我的愚见，是可以通过自然选择来得到解释的。在讨论蝙蝠的翅膀时，比安科尼教授提出了（页218），在我看来，用孔德（甲159）的词句来说罢，只是一个形而上学的说法，就是，对“这种动物的哺乳类的本质的保全”。他也讨论到了残留的问题，但只举了很少几个例子，而这些例子也还不是真正的残留，而只是半残留，如猪和牛的不落地的小蹄；而他清楚地指出这些对有关动物来说还是有用的。不幸的是，他没有考虑到：始终埋在牙床里的牛的小牙齿、四足类的雄性动物的乳房、长在像焊住了的翅盖下的某些甲虫的翅膀，乃至各种植物花朵中的雌雄蕊的遗迹，以及其他许多诸如此类的残留。我虽大大地称赏比安科尼教授的这本著作，却还须指出，大多数自然学家目前所持的信念，就是——单单用适应的原理是无法把各种同原的结构解释开的——似乎依然很牢靠，并不因他的主张而有所动摇。译注
1. 本书书名、书中第一篇篇名、第一篇第一章章名中，都用到descent一字，直译应为“诞降”，意译则“由来”已足，今于书名、篇名中用“由来”，章名中用“诞降”，略存原文意味。“诞降”、“降生”原是封建文化所留传下来的字眼，又且涉及迷信，有上天生人，人自天降之意；中国如此，西方亦然。达尔文于行文时，自不能不袭用此字，然亦颇存深意：西方世代相传，说上帝造人，人自天降，而进化论者则主张人自低等动物嬗递演变而来，自时间先后言之，“传下来”或“降主”的意思也未尝不适用；字眼虽是一个，含义则根本不同。当时西方宗教界竭力反对进化论，尤其是反对人从低等动物递降而来的主张，迟至本世纪二十年代，美国尚为此发生过对中学教师撤职查办的案件；即在大体上已被迫接受进化论观点的牧师或神学家之流也认为“下降”的意思总是不妙，干犯了人的尊严，总想加以抵消；1894年，一个苏格兰的“布道家”杜勒蒙德（Henry Drummond）写了一本《人的上升》（The Ascent of Man），书名恰恰与达尔文此书的针锋相对，内容大意也说人虽“自物而降”，终将“上跻于天”，因其颇能迎合当时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口味，也曾畅销一时，现在由我们看来，则大是心劳日拙了。
2.原文于此对“人种”一词同时用“races of man”和“species of man”来表达，并说明两者可以互用；我们在译文中既然把“race”和“species”二字同样译成“种”字，就比较省便了，省却了“可以互用”的一句话。
3.乌耳奈尔（Thomas Woolner），1825—1892，达尔文同时代人；“促狭鬼”是一具小雕像，鬼蹲在一支菌上，正在用足趾挑醒一只睡眠中的青蛙。这是当时英国人所熟悉的一件艺术作品，所以达尔文没有作出更为详细的说明。
4.这突出之钝角后来即取得了“达尔文结节”（Darwin’s tubercle）之名。这是别人叫出来的，达尔文著书时似已通行，不过达尔文自己，大概是由于谦逊，觉得不便引用罢了。当时德国自然学界称之为“Darwinische Spitzohr”，可译作“达尔文耳尖角”，参看本章原注[33]。
5.“奥罗威窟穴”，洞穴名，在法国，查Orrony应作Orrouy，原文拼法误。
6.古安歇人，非洲西北克奈瑞群岛（Canary lslands）的古代居民，为西班牙殖民者所征服，久已灭绝，族源关系与今北非的柏柏尔人（Berbers）为近。
7.十九世纪初叶德国著名的解剖学家，原书索引未列，今已补入“译名对照表”甲649。第二章 关于人类是怎样从某种低级类型发展而来的
人类在身心两方面的变异性——遗传——变异性的起因——无论人类或低等动物，变异的法则是一样的——生活条件的直接作用——对身体各部分使用得越多或越少的影响——发育中止——返祖遗传——相关的变异——增殖率——对增殖的限制——自然选择——人是世界上最占优势的动物——人体结构的重要性——人所以能变得直立的原因——直立姿势所引起的结构上的改变——犬齿的由大变小——颅骨的加大与其形状的改变——身体光秃无毛——无尾的状态——人没有爪牙以自卫之利。
人类今天具有很大的变异性是一件很明显的事。即在同一个种族之内也没有两个个别的人是很相像的。我们可以把数以百万计的面孔比较一下，结果是各自分明，没有全然相同的。在身体各部的大小和比例上，变异多端的现象也是一样的大量。腿的长短便是其中变异最[1]大者之一。尽管世界某些地区的人以长颅为多，或另一些地区以圆颅为多，在同一地区之内，甚至在同一种族的范围之内，颅形可以有很大的分歧，例如美洲和南澳洲的土著居民——而后者，南澳洲的土著居民，作为一个种族，“在血缘、习俗和语言的纯而不杂的程度上，是不亚于当代的任何其他种族的”——而即便在这样一个与世[1]隔绝而范围狭小的地面有如散德威奇群岛上，情况也未尝不是如此。[2]一位负有盛名的牙科医师肯定地告诉我，人齿的不同与每个人的面目都不相同的情况几乎是一样的。几根主要的动脉的走向往往如此的不合常规，致使有人认为，为了供以后的外科手术的参考，不妨把所累积起来的有关一千零四十具尸体的资料进行统计分析，看各种不同[3]走向的动脉各占多少比例。肌肉也是变异得很厉害的；例如特尔奈[4]尔教授发现，在五十具尸体上，没有两具的脚上的肌肉，是完全相似的；而在其中的若干具里，各种不合常规的歧变是相当大的。他还补充说，使用和作出适当活动的能力势必要受到这些歧变的限制而有[5]所变化。沃德（甲715）先生有过不止一批的记录：一批是在三十六个人体上出现了二百九十五处肌肉变异，而另一批，也是三十六人，这方面的变异更多到不少于五百五十八处，而在这两批里，凡属发生在身体两侧而彼此对称的变异还是两件作一件算的哩。在后一批里，三十六例之中，“完全合乎解剖学教科书上所述的标准的肌肉系统而一点参差也没有的例子简直是一个也没有。”其中有一例所表现的变态特别多，凡二十五处，都很清楚而不含糊。同是一条肌肉，而变异[6]可以多样：例如麦卡利斯特尔教授仅就手掌中的附掌肌（palmaris accessorius）来说，便描述了不下于二十项很分明的变异。[7]
著名的老解剖学家吴夫（甲712）坚持说，内脏的变异要比躯壳的各部分为多：在各个不同的人身上，几乎任何一个细微的部分都有着各种很不相同的状态。他甚至还写过一篇专题论文，来讨论如何选取一些内脏作为典型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他那一番关于合乎美好理想的肝、肺、肾等等的话，认为和合乎神圣标准的人的脸孔可以相提并论，我们现在听来真是古怪得很。
在心理能力方面，人的变异性和多种多样性之大，即在同一种族之内，已经是习见得令人生厌，更不必论分属于不同种族的人之间的差别了，因此，即便我们在这里只字不提，也不算是个疏漏。其实在低于人的动物中间，情况已经如此。凡是有过管理动物园或马戏团之类的经验的人都承认这一事实，而我们一般的人，在所畜养的狗和其他家畜之中，也能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勃瑞姆特别喜欢说到，他在非洲所养驯的那么多猴子里每一只都有它自己的特殊的性情和脾气：他谈到其中的一只狒狒（baboon），说它以高度的聪明而特别引人注意。[2]而动物园的管理人员也曾指给我看一只属于新世界那一部分的猴子，说它特别聪明。仑格尔在巴拉圭畜养过与此属于同一个种的猴子，也坚决地认为它们的各种心理特征是变异多端的、不名一格的；他还说，这种变异和分歧一半是由于内在的天性，一半也来自所受到的待[8]遇和教育。[9]
关于遗传这题目，我在别处已经作过足够充分的讨论，在这里几乎用不着再补充什么了。不过应该指出，关于各种特征的遗传，从最微不足道的那些特征到极关重要的那些特征，就人方面来说，所收集到的事实，要比低于人的任何动物方面为多，尽管在其他动物方面，资料也是够多的，却究不如人这一方面。心理品质的情况也是如此，心理品质的遗传，在我们的狗、马，以及其他家畜身上，是显而易见的。除了特殊的爱好和习性之外，一般的智力、勇怯的程度、坏脾气和好脾气，等等，肯定是遗传的。至于人，我们可以在几乎每一个家族里看到同一类的事实。而通过高尔屯（甲254）先生的值得称赞的[10]努力，我们现在知道，由种种高度才能的错综复杂得出奇的结合而形成称之为天才的这种东西也有它的遗传的倾向。而在另一极端，疯癫和各种心理能力的衰退肯定地也会传代，即使说得再肯定些，也不为过分。
关于变异性形成的原因，无论就什么例子来说，我们都是很无知的。但我们可以看到，无论就人或低于人的动物来说，这些原因同某一个物种在连续的若干世代之中所处的生活条件有某种的关系。家养的动物要比生活在自然状态中的动物变异得多些快些，而这显然是由于它们所处的生活条件或所接触的生活条件在性质上不但有了改变，并且发生了许多新的变化。在这方面，人的各个不同的种族就和养驯了的各种家畜很相像，而就同一个族中的一个个人来说，如果他们居住在一个很广大的地区，像美洲土著居民那样的话，情况也是如此。我们在更为文明的一些民族或国家里看到生活条件日趋变化繁多的影响，因为属于各个不同社会等级的成员和从事各种不同职业的人所表现的性格差异的幅度比半开化民族的成员要大。不过，后者的差异幅度比较小这一点，往往被人夸大，而就某些例子来说，这种一律性几[11]乎可以说根本不存在。但即便我们只看到人所处的种种生活条[12]件，而说他比任何其他动物“因家养而更为驯化得多”，那却是一个错误。有些野蛮的种族，例如澳大利亚的土著居民，比起许多性格变化幅度很大的家养物种来，他们所处的环境条件并不见得比这些物种的更为变化复杂。而另一方面，也是远为重要的一方面则是，人和任何严格受到家养的动物之间有着这样一个差别，就是，人的繁育从来没有长期地受到过选择的控制，属于有计划的选择范围的固然没有，属于不自觉的选择范围的也没有。从来没有过一个种族，或一个由多人结合起来的集体，曾经受到别人的百分之百的控制，使其中的某些个人，由于对他们的主子来说多多少少有些用处而被保存下来，也就是说，受到了不自觉的选择。也从未有过这样的情况，就是，某些男子和女子被有意识地挑选出来而合成配偶，只有一个例外，即举世皆知的普鲁士的榴弹队士兵的那种情况。在这个例子里，料想起来，人是顺从了有计划的选择的法则而办事的。因为有人说到，在这些士兵和他们身材高大的妻子所居住的村子里，培育了不少的高个子出来。又一例外是在古代的斯巴达，在那里也曾进行过某一种方式的选择，当时颁行的法律责成一切初生的婴儿要受检查，凡是长得完整而[13]壮健的才许保留下来，其余一概被抛弃，由它们死去。
如果我们把人的一切种族看作构成一个单一的物种，他的分布实在是广大得可以。但也有些分得开的种族，有如美洲的土著居民，即印第安人，和玻利尼西亚人（Polynesians），他们的分布也已经是很宽的了。分布广的物种比分布范围狭隘的物种更容易发生变异，这是大家所熟悉的一条法则。因此，人的变异性，与其和家养动物的变异性相比，不如和分布很广的一些物种的变异性相比，这大概更加近乎真理。
人和低于人的动物相比，看来不但变异性的发生是由于同样的一般的原因，并且身体发生变异的一些部分也是彼此相似得可供类比的。这在高德戎（甲269）与戛特尔法宜的手里已经得到足够细致的[14]证明，我在此只须就他们的著作参考一下，就可以了。各种畸形变态，由大而小，小至轻微的变异，在人与低于人的动物之间也都很相似，唯其如此，所以适用同样的分类，适用同样的一套名词，这是[15]泽弗沃圣迪莱尔早就指出了的。我在论家养动物的变异的一书里，也曾试图把有关变异的法则粗略地整理一下，把它们归纳为如下的几类：——改变了的生活条件所产生的直接与确定的影响，这是同一物种之中的一切个体或几乎是所有的个体都有所表现的，并且只要境遇相同，表现得也就大致一样，此其一。对身体的某些部门的经久的连续使用或搁置不用所产生的影响，此其二。同原部分的融合，此其三。重复部分的变异性，此其四。生长的补偿，此其五；不过关于这一法则我在人身上没有能找到比较好的例证。身体的一部分对另一部分的机械性的压力所产生的影响，母体骨盆对婴儿头骨的压力就属于这一类，此其六。发育中止，导致一些部分的减缩或完全抑制，此其七。通过返祖遗传，一些久已不见的特征的重新出现，此其八。相关变异，此其九，这也是最后的一类了。所有这几类原因或所谓的法则，既适用于人，也同样适用于低于人的各种动物，而就其中的大多数而言，甚至也适用于植物。在这里，我没有一一加以讨论的必要，[16]但其中有几条是太重要了，不能不在这里加以比较详细的论述。
改变了的条件所产生的直接与确定的作用。——这是一个最伤脑筋的题目。不能否认，对一切种类的有机体，改变了的生活条件会产生一些影响，有时候还是相当大的影响。而未经研讨的初步看法总以为只要时间够长，这种影响的结果都是确定的、无可避免的。但对于这样一个结论，我一直没有能取得清楚的肯定的证据。相反，至少就为了适应一些特殊的目的或用途而形成的许许多多的结构而言，我们倒可以提出一些有效的理由来否定这个结论。无论如何，不容怀疑的是，改变了的生活条件可以引出在分量上几乎是无法计算的波动不定的变异性，使有机体的全部组织在一定程度上变得更富有可塑性。[3]
在美国，在最近一次战争中服兵役的一百多万士兵受到过体格[17]测量，并且记录了他们所出生和成长的各个州的州名。从这一大堆多得惊人的观察和记录里，我们可以得到证明，某一类的地方性的影响直接对身材起了作用。我们还更进一步看到，一个士兵所居住而“在那里成长的时间最长的那个州，以及他所出生，也就是他的祖籍所在的那个州，似乎都对他的身材施加过一些显著的影响”。例如，已经得到肯定的一点是，“在成长的年龄期间，在西部各州定居下来这一事实就倾向于造成身材的提高”。在与此相反的另一方面，就水兵或水手来说，他们的生活肯定有使成长放慢的影响，这从“十七岁和十八岁的士兵和水兵之间的身材的巨大差别”上可以得到证明。在身材上起作用的究竟是些什么影响，其性质如何，古耳德（甲273）曾试图加以确定，但他所得到的只是一些消极的结果，就是，这些影响所关系到的既不是气候，又不是陆地的高度，即海拔，又不是土壤，甚至也不是“在任何可以控制的程度上”的衣、食、住、行一类在生活便利方面的丰裕或困乏。这样一个结论和菲耶尔梅（甲666）就从法国各地征来的兵员所作的关于身高的统计所得到的结论恰好针锋相对。居住在同一些岛屿上的玻利尼西亚人的首领们和各下层之间，太平洋上分布在肥沃的火山性的岛屿上的居民和分布在低而贫瘠的珊瑚[18]岛上的居民之间，又在同一火地岛上的生活资料供应情况很不相同的东岸火地人和西岸火地人（Fuegians）之间，在身材上都存在着一些差别。我们只须两两比较一下，就几乎不可能躲避这样一个结论，即是，更好的食物和生活上的种种便利是对身材有影响的。但上面的好几种说法也表明要达成任何比较精确的结论又是何等的困难。贝杜（甲45）博士最近著文证明，就不列颠的居民说，城市定居和某几种的职业对身高有减损的影响；他又推论说，在一定程度上这种减损的结果是遗传的，而在美国也存在着同样的情况。贝杜博士又认为，“凡是一个种族，当它在体格方面的发展达到顶点的时候，它的精力[19]和道德方面的强劲之气也就攀上了最高峰”。
身材而外，环境条件对人身的其他方面有没有什么直接影响，我们就不知道了。料想起来，气候的差别也许会产生一些显著的影响，因为我们至少知道，气温一低，肺和肾脏的活动能力就加强，而气温[20]一高，肝脏和皮肤就更为活跃。以前有人认为，皮肤的颜色和头发的特性是由太阳的光和热决定的。尽管我们很难否认光和热多少总要在这些方面产生一些影响，但今天几乎所有的观察家却一致同意这种影响是很小的，即便在同样的光度与热度之下暴露了许多世代之久，这种影响还是很有限的。但在下文论述人的不同的种族时，我们要更为充分地讨论到这个题目，现在且不多说。就我们的家畜来说，我们有根据可以相信，寒冷和潮湿直接影响体毛的成长，但就人说，我在这方面没有碰到过任何足以证实的例子。
使用得多与停止使用对有关身体部分的影响。——我们都熟悉用进废退的道理，经常使用可使有关部分的肌肉加强力量，而停止使用，则和损坏有关神经的作用相同，使这些肌肉趋于衰弱。如果眼睛受到破坏，视神经就往往会变得萎缩。如果一根动脉受到结扎，近旁其他动脉不但在直径方面会加大，即脉管加粗，并且管壁也会加厚加强。如果一对肾脏中的一只因病而失去机能，余下的一只会变得更大，一只肾就兼做两只肾的事。由于负担的分量加重，骨头不但会加粗，[21]还会加长。不同职业的人，经久习惯于各自的职业之后，身体各[22]部分之间的比例会发生一些改变。例如，美国征兵督办公署就曾查明，最近一次战争中的水兵的腿比陆上的士兵的要长出0.217英寸，而水兵的身材却平均比陆军的士兵为矮；至于手臂则比陆地上的士兵为短，短1.09英寸，因此，和他们较矮的身材对照之下，是不那么合乎比例的。他们的手臂之所以短，显然是由于使用得多，比陆地士兵多，这却是出乎意料的结果：因为水兵用手臂，主要是用来拉东西或拖东西，而不是用来承重。再就水兵说，颈围和脚背的深厚度比陆军士兵的要大些，而胸围、腰围和髋围则要小些。
上面所说的若干种变化，如果这一类职业性的生活习惯延续得足够长久，长久到好几个世代，是不是就会成为遗传的特征，这我们不知道，但也许会是这样。巴拉圭的印第安人的两腿细小，而手臂则粗[23]壮，仑格尔认为这是由于世世代代以来，他们的一生几乎完全消磨在独木舟或小划子里，而下肢经常不动的缘故。其他作家，就不同而可以类比的例子，也作出了同样的结论。曾经和爱斯基摩人长期生[24]活在一起的克朗兹（甲168）说，“当地土著居民相信，捕猎海豹（当地最高的艺术，也是最大的美德）的才干和灵巧是遗传的。这里面实在有些道理，因为一位著名的海豹猎手的儿子，尽管幼年丧父，也会在这方面崭露头角，成为一个名手”。但在这个例子里，看来所传得的是一些心理才能，同时也是一些身体结构，身心两方面都有，并且心理方面的分量不见得少于体格方面。有人说过，英国工人的手，[25]一生出来，就比士绅阶层（gentry）的为粗大。至少在有些例子里，[26]根据存在于四肢的发展与上下腭的发展之间的相关或牵连的关系，可以设想，在这些不大用手脚来劳动的阶层里，由于同一个原因，上下颚有可能也要缩小一些。受过教育而变得文明的人，比起辛勤劳动或野蛮的人来，上下腭一般要长得小些是肯定的。但就野蛮人而言，[27]这是比较容易理解的，斯宾塞尔（甲615）先生说过，他们吃粗糙而未经煮过的东西须要大力咀嚼，这一来，上下颚就使用得多了，这就对有关的肌肉和这些肌肉所由维系的骨头起些直接的作用。在婴儿，远在它们出生以前，脚掌心上的皮肤比身体的任何其他部分都要厚。[28]而这是一长串的祖祖辈辈以来，全身的压力和行动时的摩擦所产生的遗传的结果，这几乎是无可怀疑的。
谁都知道制表和镌版的工人容易变得近视，而经常在户外生活的[29]人，尤其是野蛮人，一般都能看得很远。近视和远视肯定是倾向[30]遗传的。欧罗巴人，在视力以及其他感官的能力上，都比野蛮人为差，其原因无疑的是由于许多世代以来使用得不那么多，而其积累[31]的影响又逐代遗传了下来。仑格尔说到，他曾屡次观察到，在朴野的印第安人中间长大而一辈子和他们生活在一起的欧罗巴人，在感觉的敏锐上，还是赶不上印第安人。这同一位自然学家也看到，并且也说到的一样：美洲土著居民颅骨上容纳感觉器官的一些腔或穴，如眼腔，也确实比欧罗巴人的要大些，而这就标志着各感觉器官本身也比欧罗巴人更为发达一些。勃路门巴赫（甲76）也说到过美洲土著居民颅骨上的鼻腔比较大，并且把这一事实和他们嗅觉的特别灵敏联系了起来。在亚洲北部平原的蒙古利亚人，据帕拉斯（甲510）说，各种感觉发达得十全十美，令人称奇不已，而普里查尔德（甲537）也认为他们颅骨上两颧之间的宽度之所以特大是各感觉器官高度发达[32]的必然结果。
印第安人中的奇楚亚人（Quichua lndians）世居秘鲁的特高的高[33]原地带，据道尔比涅（甲199）说，由于长期呼吸高度稀薄的空气，他们取得了非常宽阔的胸腔和肺脏。肺脏的细胞也比欧罗巴人的大，数量也多。有人怀疑这些观察；但福尔勃斯（甲246）先生曾经仔细测量过和奇楚亚人血缘关系相近的艾玛拉人（Aymaras），这一种族[34]也住得很高，在海拔一万和一万五千英尺之间；据他告诉我，在身围和身高上，他们和他所看到过的所有的其他种族的人有着鲜明的不同。在他的测量表里，他把每一个男子的身高作为1，000，而其他部分的测得数则以此为标准按比例折计。这样，他看到在双臂左右伸直的宽度方面，艾玛拉人的要比欧罗巴人的小，而比起黑人来则小得更多。他们的腿也短些，并且还呈现这样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在每一个被量过的艾玛拉人身上，股骨，即大腿骨，反而比胫骨，即小腿骨，要短些。平均的说，股骨的长度和胫骨的长度是211与252之比；而在同时测量的两个欧罗巴人的这个比数是244对230；同时也量了三个黑人，他们的比数是258对241。前肢的肱骨也相对的要比前臂短些。为什么四肢靠近躯干部位的几根大骨要变得这样的缩短一些，解释何在，福尔勃斯先生是向我提出过一个说法的，他认为这是一种补偿，和整个躯干有关，这一个种族的人的躯干特别长，于是这几根大骨就得短些。艾玛拉人在结构上也还表现一些别的独特之点，例如，他们的脚后跟很小，虽突出而不显。
这个种族的人早已完全适应他们的高寒的环境，迁移反倒引起了问题，当早期西班牙人把他们掳下山来，下到东边低平的原野的时候，或近来为淘取金沙的高工资所引诱而下迁之后，他们所遭受的死亡率是高得吓人的。然而福尔勃斯先生发现有少数几个纯血统的家族，在连续两代之内，都存活得很好，而他观察到他们原有的肢体上的特点还在遗传，并无变动。但即便不加测量，也能看得出这些特点全都有了些减损，而后来经过测量，他发现他们的躯干不像高原上的人那么伸得长了，同时他们的股骨则似乎和胫骨一样也加长了些，但不如胫骨加得多。测定所得的数字都可以在福尔勃斯先生的报告中查考得到。根据这些观察，我认为在海拔很高的地区长期定居而经历了许多世代之后，会直接间接地倾向于在身体各部门的比例上引起一些遗传的变
[35]化。
人在地球上出现以来的后一阶段里，通过身体各部门的用进废退而引起的变化尽管不一定多，上文所列举的事实已经足以说明他在这方面的倾向却没有丢失，而我们肯定地知道有关这一倾向的法则对低于人的动物是同样适用的。因此，我们进而作出推论，认为在一个荒远的古代，当人的祖先还在一个过渡状态之中，而正从一种四足动物转变为两足动物的时候，自然选择的进行从身体各部分的用进废退的遗传影响这一方面所得到的帮助，大概是很多的。
发育中止。——发育中止和生长中止是有区别的，有些发育中止的身体部分并不停止生长，而是按着它在发育中止时的早期状态继续生长下去。各式各样的畸形都可以归在这个题目之下，而有些，如腭裂（cleft-palate），我们知道有时候是可以遗传的。为了这里的目[36]的，我们只须根据福赫特的报告中的叙述，说一下尖头形或头小畸形性白痴（microcephalic idiots）的脑神经的发育中止，也就够了。这种白痴的颅骨比正常的要小，而脑神经的回旋折叠也不那么复杂。额窦，或眉上面的隆起处，发展得很厉害，而上下腭的向前突出，所称凸腭（prognathism）或称颌凸畸形，则达到了一个“可怕”的程度；从而使这一类白痴和人类的一些低级类型有几分相像。他们的智力，以及其他大多数的心理才能是极度微弱的。他们无法取得语言的能力，也完全不能对事物进行持续的注意，但很喜欢模仿。他们倒是强壮有力，特别爱动，不断地蹦来跳去，随时做着鬼脸。他们爱爬梯子，真是爬，手脚并用，特别喜欢爬上家具，或上树。这就让我们联想到几乎一切男孩子们的通常的爱好，爬树；又教我们想到小绵羊、小山羊之类，原本是高山动物，是怎样地喜欢在高低不平的地方跳上跳下，连一个小土墩子也不放过。在其他一些方面，白痴也有和低等动物相似之处。例如有人记录到过几个例子，说他们在吃东西的时候，每吃一口，先要用鼻子仔细地闻一闻。有人描写到一个白痴，说他寻找和捕捉虱子的时候，往往用嘴来帮手的忙。他们往往不怕肮脏，不修边幅，不识体面，见于发表了的文字里的还有一些白痴例子的特点[37]是体毛特别发达。
返祖遗传。——我在这里准备举出的许多例子也未尝不可归到刚才所讨论的发育中止的题目中去。如果身体上的某一结构在发育上发生中止，而生长的过程并不停顿，终于成长得和同一类群中的某一低等的物种的成年的成员具备的相应的结构十分相像，这样一来，这个结构，在某种意义上，就可以当作一个返祖遗传的例子看待。一个类群中的一些较低级的成员，对于这一类群的共同祖先的原有的构造如何，大概可以给我们一个相去不远的概念。而一个复杂的身体部分，除非在生存的某一个较早的时期，也就是说，在当时，目前那种特殊或中止的结构形态还是正常的情况之下，就取得了一种继续向前生长而发挥其作用的能力，我们就很难相信，时至今日，这样一个身体部分，在胚胎发育的初期既已中止不前，而居然还能继续不断地生长，以至终于能发挥本来是属于它的功能。一个头小畸形白痴的简单的脑子很像猿的脑子，在这样一个意义上，便不妨说它是一个返祖遗传的[38]例子。此外，说来更为恰当的属于返祖遗传这一题目以内的例子也还有一些。某些正常发生在人所属的类群中的一些低等成员身上的结构，尽管在正常的胎儿身上找不到，间或也在人身上出现。或者，如果在胎儿身上也正常出现，后来却畸形地发达起来，而在同一类群的某些低级成员身上，这些结构却是正常的。在看到了下面的一些例证之后，就会使这些论述显得更清楚了。
在各种不同的哺乳动物里，有如有袋类的情况那样，子宫是从各有入口、各有通道的一对器官，逐渐变成为单一的一个器官的，此后不再成双而只是在子宫的内部还保留一条小小的折缝，犹如高等猿猴和人的情况。各种啮齿类动物就表现着从前一种极端情况到后一种极端情况的一个完整的阶梯系列。在所有的哺乳动物，子宫本是由两根简单而原始的管子发展起来的，其下部各自构成一个所谓的角宫（cornua），而用法阿尔（甲234）博士的话来说，“人的子宫体是由两管下端的角宫合并而成的；而在那些没有中间部分或中间子宫体的别种动物，这两只角宫还是分开的。在子宫进一步向前发育的过程中，这两只角宫变得越来越短，最后终于不再存在，或者说，仿佛是被子宫体吸收掉了”。即便在进化阶梯上已经攀登得很高的像较低级的各种猿猴和狐猴，角宫仍在子宫的两角上伸展出来，没有完全消失。
如今在人类的女性身上，这一方面的畸形的例子是不算太少见的，有的人的成熟的子宫附有这种角宫，有的子宫体还部分有些分隔，多少成为两个器官，而这一类的例子，据欧文看来，是重复了某几种啮齿类动物所已到达的“集合发育（concentrative development）的那一级”的。在这里，我们也许就碰上了一个单纯的胚胎发育中止的例子，但发育虽中止，生长和完整的功能的发展却并不停止，因为这种部分划成两个的子宫每一边都有力量来完成正常孕育的任务。在其他更为难得的例子里，则子宫果真还分成两个腔，各有各的口子和向[39]外的通道。在寻常的胚胎发育过程里却并没有这样的一个阶段，而如果原先那两根简单、细小，而原始的管子以前没有经历过像上面所说的发育过程，亦即像今天存活的有袋类动物所实际经历的那样，它们，这两根管子，又怎么会懂得（如果容许我用这种口气来说的话）成长为截然分明的两只子宫，而每一只又都配备有构造得很完整的出口、通道，以及许多肌肉、神经、腺体、血管，真是应有尽有的呢？这一点在事理上虽然也许不是不可能的，实际上却总是很难教我们相信。没有人敢于设想，犹如一个女子身上的不正常的双子宫那样完整的一个结构会是一个凑巧碰上的结果，而无其必然的原因可言。但是返祖遗传这条原理，亦即一种失传已久的结构可以被召回而重新出现的原理，即便失传的时期已经久得难以估计，也还有可能提供一种指引的力量，使这一结构充分地发展出来。
卡奈斯特里尼教授，在讨论了上列的以及其他各种可以类比的例子之后，达到了和上面所说的同样的结论。他又援引了另一方面的一[40]个例子，即有关颧骨（malar bone）的例子。有几种四手类动物和其他哺乳动物，正常的颧骨是由两个部分构成的。人类的两个月的胎儿的情况也是如此，而由于发育中止，它有时候可以停留在这个状态之中，直到成年。在低等而凸腭的一些种族里尤其是这样。因此，卡奈斯特里尼教授得出结论，认为人类的某一辈古老的祖先的颧骨一定是正常地分为两部分，到了后来，才合成一块的。在人，额骨（frontal bone）是由一块整片的骨头构成的，但是在胎儿，在儿童，在几乎所有低于人的哺乳动物身上，它是由两块骨头构成的，中间有条明显的合缝。这条合缝有时候会保持下来，在成熟了的人的颅骨上，它以各种不同的明显程度出现；而它在古代的人的颅骨上又比近代人的表现得更多，据卡奈斯特里尼的观察，从第四纪的流积（drift）里所发掘出来而属于圆头型（brachycephalic type）的颅骨上表现得尤其多。在这里，他所达到的结论和他在颧骨方面可以相类比的一些例子上所达到的一样。在这个例子里，以及下面就要说到的其他例子里，我们看到，古代种族的人，在某些特征上，比起近代的种族来，往往更为接近低于人的动物，所以有此差别的原因大概是，在从早期半人半兽的老祖先往下传的长长的世系之中，后者比起前者来与老祖先的距离总要更远一些。
和上文所举的例子多少可以类比的人体上的其他各式各样的变态也曾被各方面的作家作为返祖遗传的事例提出来，但这些例子的可疑之处就很多了，因为如果要把有关的一些变态或不合常规的结构加以追溯，追溯到它们属于正常状态的那个阶段，我们就得在哺乳动物的[41]进化阶梯上下降到最低的几级才行。
在人，犬齿依然是个充分有效的切割与咀嚼的工具。但作为犬齿，[42]它的真正的特性，犹如欧文所说，“是由如下的特点表示出来的：齿冠作圆锥形，但尖端钝而不锐，牙的阳面凸而阴面扁平或略凹，阴面接近龈肉处有一个轻微的隆起。在黑皮肤的各个族里，尤其是在澳大利亚的土著居民，犬齿的圆锥状最为显著。比起门牙来，犬齿在牙床里扎根扎得更深，那牙根也更为强大有力”。话虽如此，对人来说，犬齿已不再是一种特殊的武器，用来对敌人或所捕食的动物进行扯破或撕碎的动作。因此，就它原有的正常的功能来说，我们不妨把它看成为一种残留。在每一处藏有大宗人颅骨的地方，我们总可以找[43]到，像海克耳所说的那样，若干具犬齿特性的例子，它们显著地突出在其余的牙齿的平线之上，模样和类人猿的相同，只是程度差些罢了。在这些例子里，上下腭的一方的牙齿之间留有空隙，以便容纳[4]对方的犬齿。伐赫奈尔（甲673）所描绘的一个喀非尔人的颅骨上[44]的这样一个空隙宽大得令人吃惊。试想古代人的颅骨，比起近代人的来，能有几个受到了检视的，而居然就有三个例子表现有特别突[5]出的犬齿，这也不能不说是一个有趣的事实了。至于在诺勒特所发[45]掘出来的腭骨上的几只犬齿，据有人描写，真是庞然大物。
在类人猿，只有雄猿的犬齿是充分发展了的；但在雌的大猩猩（gorilla）和雌的猩猩（orang），这些牙齿也突出得很，很可观的挺拔在其余牙齿的水平线之上，雌猩猩的略为差些，但也很显著；因此，在人，有些女子有相当突出的犬齿这一我所确知的事实并不构成一个严重的理由，来反对这样一个信念，就是，人类中偶然发现的犬齿的特别发达是退回到了猿一般的先辈的返祖遗传的一个例子。任何人用轻蔑的态度来反对这个信念，或否认他自己的犬齿的形状，以及少数别人身上这种牙齿的特别发达，是由于我们早期的老祖先原本有过这种非同小可的武器装备，大概就会在他表示轻蔑的态度的当儿，把自己的悠远的家世暴露出来。为什么呢？因为，在他目前的情况之下，尽管他并不准备并且也不再有此能力，把犬牙当武器来使用，他却还会不自觉地把“狺狺声中备斗的几条肌肉”（“snarling muscles”，这[46]是贝尔爵士对这些肌肉的一个叫法）向后抽缩一下，而这一来，就把剑拔弩张般的犬齿，活像备斗的一条狗那样，露了出来。
在四手类动物或其他哺乳动物身上正常而应有的许多肌肉有时候[47]也会在人身上发展出来。弗拉科维奇（甲670）教授检查了四十具男尸体，发现其中的十九具有一条前所未见的肌肉，他给它命名为“坐趾骨肌”（ischio-pubic muscle）。三具则在这肌肉的地位上有一根韧带，代表着这条肌肉，其余十八具则全无痕迹可寻。在三十具女尸身上，只有两具有这条肌肉，左右两边都有，三具有残存的韧带。由此可知，备有这条肌肉的男子似乎要比女子多得多，而根据人是从某种低级类型传代而来的这一信念，这一事实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若干种的低于人的动物身上发现有这条肌肉，而在所有这些动物，它只有一个用途，就是帮助雄性实现交尾的动作。[48]
介·沃德先生，在一系列的有价值的论文里，细腻地叙述了人身上巨量的肌肉方面的变异，而这些变异却和低于人的动物身上的一些正常的结构是相像的。有些变异和与我们关系最近密的四手类动物身上所经常而正常具备的肌肉十分相似，但数量太大，因为限于篇幅，就是简单地列举一下，我们也难做到。光是在一具身体壮健、颅形齐整的男性尸体上，这位作者就观察到了不下于七处肌肉方面的变异，而这些都代表着各种猿猴所应有而正常的一些肌肉。举例来说，这个男子的脖子两旁各有一条在一切猿猴身上一样能找到的所谓“锁骨上提肌”（levator claviculœ），一点也不含糊，而且十分有劲，而据解[49]剖学者们说，约六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有这种肌肉。再如，这个人有“转动第五趾的蹠骨的一条特殊的外展肌，有如赫胥黎教授和弗劳沃尔（甲245）先生所指出的在一切高低等级的猿猴身上都存在的那样”。我只再举两个补充的例子：肩峰基底肌（acromio-basilar muscle）是一切低于人的哺乳动物身上全都有的一条肌肉，这似乎是[50]和用四只脚走路的姿态相关联的，在人身上，则大约六十个中有[51]一个；在下肢或后肢方面，勃腊德雷（甲92）先生在人的双脚上都发现一条第五蹠骨的外转肌（abductor ossis metatarsi quinti），在人身上，这条肌肉是在他以前一直未经记录过的，而在各种类人猿身上则是没有例外地存在的。手和臂是人身上大有标志意义的一些部分，它们上面的肌肉也极容易发生变异，从而和低于人的动物的一些相应[52]的肌肉相似。相似的程度有的极高，几乎达到一样的程度，有的差些，但差些的也无非表示它们在性质上属于过渡而已。某些变异或畸变以男子身上出现的为多，有些则女子为多，理由何在，我们还未能有所说明。介·沃德先生，在叙述了大量的这方面的变异之后，说了如下的一段意味深长的话：“在肌肉结构方面的不合于常型的一些显著的歧变是走着一些一定的渠道的，或者说，朝着一些一定的方向走的，我们必须把这一点看成是个标志，标志着一个未知的因素，它对一套普通的和科学的解剖学的包罗广泛的知识有很大的重要性。”[53]
这里所谓的未知的因素不是别的，就是返祖遗传，返回到一个早期的生存状态。我认为我们不妨把这一点作为一个有极高度的可能性，[54]即接近真实性的说法而接受下来。如果人和猿猴之间本来不存在[6]生物发生上的前因后果的联系（genetic connection），而有如上文所说的那个人竟然会完全由于碰巧而在肌肉的畸形变态方面转而与某些猿猴的正常情况相似，而且不下于七处之多，那是太不可思议了。反之，如果人是从某一种猿猴似的生物世代嬗递而来，则我们也找不到有效的理由来提出异议，硬说某些肌肉，在已经不见了数以千计的世代之后，绝对不可能突然重新出现。野马、毛驴和骡子，在它们的腿上、肩膀上，有时候会突然出现一些黑色的条纹，而这种条纹原是数以百计的世代，乃至也是数以千计的世代以前，在它们共同的祖先身上早就有过的，所以所谓出现，也同样地是重新出现，这和人身上某些肌肉的再度发生，道理是完全一样的。
这里所说的种种返祖遗传的例子和上文第一章里所说的那些有关残留器官的例子有极为密切的关系，其中有许多几乎是可以等量齐观、可以无分彼此地放在第一章里，或者放在这里，都讲得通。例如，在人身上带着两只角的子宫也未尝不是某些哺乳动物的状态正常的同一器官的代表，只是以残留的姿态出现而已，这样说是完全可以的。人身上有些残留的部门是长期而一贯存在的，例如男子和女子的尾骨，以及男子的乳房乳头，而另一些，如前面提到过的髁上孔，则间或一见，因此也不妨在返祖遗传的题目之下介绍出来。总之，这一类返祖遗传的结构，以及那些比较严格的残留性的结构，清楚而不会有错地揭示了这一点，即人是从某种低于人的生物类型传下来的。
相关的变异。——在人，像在低于人的动物一样，许多结构联系得极为密切，一个发生变化，另一个也就牵连着发生变化，理由何在，就大多数的例子而言，我们是说不上来的。我们不能说，是不是其中的一个控制着另一个，也不能说，是不是两者都受到另一个先于它们发育的第三者的控制。各种不同的畸形，正如泽弗沃圣迪莱尔所再三坚持的那样，都是这样的紧密地牵连着的。同原的一些结构特别容易一道改变，我们在身体左右两边对称的部分，和上下肢或前后肢上相应的部分之间，都可以看到这种情况。很久以前，梅克尔（甲314）就说过，如果胳膊上的肌肉发生变异而离开了它们原有和应有的形式，它们几乎总是以腿上相应的肌肉作为模拟的对象。倒过来，腿上的肌肉也看胳膊的样。视觉和听觉器官之间、牙齿与毛发之间、皮肤颜色与毛发颜色之间、皮肤颜色与一般体质之间，都或多或少有[55]些相关的联系。夏弗哈乌森教授首先注意到显然是存在于肌肉发达的躯体与特别突出的眉脊梁之间的关系，而我们知道，特高的眉脊梁是比较低级种类的人的一个重要的特点。
除了那些可以大致不差地归入上列若干方面的变异之外，还有无可归纳的大宗变异，我们无以名之，姑且名之为自发的变异，因为在我们知识贫乏的情况之下，它们的产生像是不靠什么激发的力量的。但还是可以指出的是，这一类的变异，无论是一些轻微的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个体差异也罢，或特别显著而截然分明的结构上的歧变也罢，所由发生的背景，属于生物体质方面的，比属于所与打交道的环境条[56]件的性质的，要多得多。
增殖率。——文明的人口，据有人知道，在有利的条件下，例如在美国，在二十五年之内可以增加一倍，而根据奥伊勒尔（甲227）[57]的计算，这还可以加快，快到略略多于十二年就行了。照二十五年加倍的速率，今天美国的人口（三千万）会在六百五十七年之内增加到把这个水陆合成的地球塞得满满的，满到每一平方码的地面上要站四个人。对人的不断增殖的第一性限制或根本的限制是取得生活资料的困难，是要过舒舒服服的生活的困难。我们看到了有如目前美国的情景，过日子既容易，空地方又多，就不妨作出对一般前景的这样的推论。在大不列颠，如果生活资料有法子突然增加一倍的话，我们的人口数量也就很快地会添上一倍。在文明的民族国家里，这个第一性的限制主要是通过对婚姻的限制而发挥它的作用的。最贫穷的各阶层的婴儿死亡率要高出一般之上这一点，在这方面也很重要。而不论年龄大小，一般居民，由于房屋狭隘、家口拥挤、疾病繁多而引起的较大的死亡率也是一样的重要。在处境比较有利的民族国家，瘟疫的影响，战争的损失，尽管严重，很快就被新增加的人口抵消了，并且抵消之后，还有富余。向外移民，作为一种暂时性的限制，可以有助于人口压力的减轻，但就各个极端贫穷的阶层而言，这种缓和的影响不大。
我们有理由可以设想，像马尔塞斯（甲435）所说的那样，未开化与半开化的种族的生殖能力实际上要比文明的种族差些。但在这方面，我们知识太少，无从作出任何确切的判断，因为在野蛮人中间从未进行过人口普查，但根据传教士和其他在这些种族的人中间长期居住过的人所提供的异口同声的证词看来，他们每一家的家口或子女数量是不大的，大的居极少数。有人认为，作为一部分的解释，这是由于妇女把哺乳的时期拖长了的缘故；但也很可能是，野蛮人的生活既往往十分艰苦，又不像文明人那样能够得到很多的富有营养的食物，[58]生殖的能力实际上要差一些。我在早先的一种著作里曾经指出，我们所有的家畜和家禽，以至所有的人工培养的植物的繁殖力都要比在自然状态中的，即野生的那些相应的物种为大。食物供应突然增加得太多的动物，或喂得太肥胖的动物，和从很贫瘠的土壤突然移植到很肥沃的土壤的植物，会变得或多或少的不能生育或不结果实。这是事实，但这是另一回事，我们不能据以对刚才的结论提出有效的反驳。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在某种意义上也未尝不是家养或驯化了的，并且还是高度驯化了的文明人，比起野蛮人来，会有更大的生殖能力。并且也可以大致不差地想到，文明民族国家的这种提高了的生育力，像我们的家畜一样，也会成为一个遗传的特征，而我们至少知道，在[59]人类，生产孪生儿的倾向是传代的。
尽管野蛮人的繁殖能力看来不如文明人的大，他们无疑地也会增殖得很快，如果没有什么一定的手段对他们的数量严格地有所控制的话。关于这一事实，印度的一部分山区部落，桑塔尔人（Santali），最近就提供了一个良好的例证。因为，据伍·亨特尔（甲338）先生指
[60]出，自从种痘的医术传到这一地区，天花和其他瘟疫趋于减少，而部落间的战争又受到禁止以来，他们的人口增加得非常之快。不过，若不是同时因为这些粗野的人有机会分散到旁近的一些地区，提供雇佣劳动，这种增加也还是不可能的。野蛮人几乎是没有一个不结婚的，但他们也还有些利害的考虑，有几分克制，一般不结婚得太早，不是一有结婚能力就进行结婚。一般往往要求青年男子能表明有养活一个妻子的能力，而常常总得首先赚取足够的代价，才能向一家的父母买取他们的女儿。由于一切部落不免经受周期性的严重的饥荒，觅取生活资料的困难所不时引起的对人口数量的限制，对野蛮人来说，要比对文明人直接得多。一遇到饥荒，野蛮人就不得不吃些很坏的东西，从而不可避免地使他们的健康受到损害。历年以来，我们看到不少发表了的记载，说在饥荒期间和饥荒之后，他们的肚子是如何的膨胀而突出，而四肢又是如何的瘦削如柴。在这期间里，很多人被迫过着流浪的生活，而有人确切地告诉我，像在澳大利亚的土著居民中间那样，大量的婴儿要死亡。饥荒既然是周期性的，主要发生在冬春两个季节之间，所有的部落的人口必然都会发生一些波动。他们对食物既不能作出任何人为的增加，他们的人口当然也就无法取得稳定而有规则的增长了。在生活困难的压力之下，野蛮人彼此之间又势所不免地要发生侵夺，而越入别人的境界，结果就是战争。但说实在话，他们是几乎无时无刻不和他们的东邻西舍处在战争状态之中的。他们在觅取食物的时候，无论在陆上或水里，又容易遭遇许多不测之祸，而在有的地域里，他们也时常吃较大的鸷禽猛兽的亏。即便在印度，由于虎害，整片的地区会弄得荒无人烟。
马尔塞斯对这若干个人口增殖的限制因素都有过讨论，但他对其中也许是最为重要的一个，溺婴或杀婴，尤其是溺杀女婴，以及人工流产或打胎的习惯，强调得不够。这些习俗今天在世界各地还很流行，[61]而在以前，溺婴的风俗，有如麦克勒南（甲428）先生所指出的那样，似乎曾经流行得更为广泛。这些习俗之所以发生，看来是由于野蛮人认识到了要把出生的婴儿全部养大是有困难的，乃至是根本不可能的。我们也不妨把男女关系的混乱或淫乱补上这些限制的行列里去，但应该注意，这和生活资料的日渐缺乏并没有一定的联系，尽管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有些例子里（有如在日本），作为把人口数量控制在一定限度之内的一个手段，这种关系是有意识地得到鼓励的，这却并不等于说，食物一减少，这种关系就不免于混乱。
如果我们回头看一下一个极为荒远的古代，回到人还没有达成人的尊严身份的时代，我们可以设想，他的行为，比起今天最低级的野蛮人来，要更多地受到本能的驱使，而更少地受到理智的指引。我们早先的半人半兽的远祖不会实行溺婴或一妻多夫的婚配这一类的事，原因是他在本能上还和低于他的动物的很相接近，还没有走上歪路[62]，或歪到一个程度至于经常地杀害自己的子孙或几乎完全不受妒忌心理的支配。他也不会瞻前顾后，而不进行婚配，反之，他只会在一个早的年龄里自由自在地进行结合。因此，人的远祖原是倾向于很快地增殖的，但不是这一种限制，便是那一种限制，有的是周期性的，有的是经常性的，一定会把他们卡住，不让数量闹得太大，甚至卡得比对今天的野蛮人还要紧。这些限制究竟是什么性质，我们说不上来，像我们对大多数其他动物所受到的限制的性质说不上来一样。我们知道，家养的马和牛原不是繁殖得特别快的动物，但当它们初次在南美洲的原野上自由奔放而成为半野生的时候，它们的繁殖率是大得惊人的。大象在一切所知的动物之中是生育得最缓慢的，但如果没有限制，短短的几千年之内，它也会把整个世界填满起来。每一个种的猿猴的增殖一定也是受到了这一种或那一种力量的限制的，但诚如勃瑞姆所说的那样，鸷禽猛兽的攻击与捕食还不算在内。谁也不会假定，美洲返野的马和牛的实际的生殖能力，当它们返归原野之初，有过任何可以觉察得出的提高。也不会假定，当一个地区因它们的增殖而被填满的时候，实际的生殖能力就又降低起来。总之，在这个例子里，以及在其他一切的例子里，不一而足的限制无疑地是会合在一起而施展它们的压力的，而一些不同的情况之下会产生一些不同的限制。不过，在种种限制之中，由于季节与气候的不利而造成的周期性的食物缺乏这一限制大概是最关重要的了。对一般动物如此，对人的早期祖先，当初的情况大概也曾经是如此。
自然选择。——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人是在身心两方面都会发生变异的，而这些变异也是直接或间接地能遗传的，其间所通过的一些一般的原因与所遵循的一些一般的法则也和其他的动物所通过与遵循的并无二致。人自出世以来，已经在地球面上散布得很为广泛，而在[63]他不断地移徙的过程中一定和各式各样多得不可名状的环境条件打过交道。南半球的居民如南美洲火地岛的、非洲的好望角的和澳洲的塔斯马尼亚岛上的，以及北冰洋地带的居民，在到达而定居在他们现在的乡土之前，一定经历过许多种的气候和改变过许多次的习惯。[64]人的早期的祖先，像所有其他的动物一样，一定也曾倾向于增殖得太快，超过了生活资料所能维持他们的程度。因此，他们一定也曾不时地面临和身受为生存而进行的竞争，和受到由此而活跃起来的自然选择法则的刻板而无情的制裁。这样，各种有利的变异会一时地或惯常地被保存下来，而有害的则被淘汰。我在这里所说的这类变异并不指那些结构上的特别突出的歧变，那是要经过长时期才偶尔发生一两次的，而只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一些个体差异。例如，我们知道决定我们行动能力的手和脚上的一些肌肉，像低于人的动物的一样，[65]是倾向于不断发生变异的。既然如此，则任何一个地区的人的祖先，尤其是在生活条件正在发生变迁的地区里，就可以分为人数相等的两半，一半所包括的个体，行动能力的强度全都大，因而都能适应觅取食物和防卫自己的要求，从而，一般地与平均地说，有较大的一个数量能存活下来而生育更多的子孙，而另一半则与此相反，天赋既差些，自己存活与生育子孙的机会也就少些了。
人，即使今天还生活在最犷野的状态之中的人，是地球上自有生物以来所曾出现的最占优势的动物。他散布得比任何其他有高度有机组织的生物形态更为广泛，而所有的其他生物形态都在他面前让步。他这种高于一切的优越性显然是得力于他的各种理智方面的性能，得力于他的种种社会习性，而这些性能和习性使他能在同类之间进行互助互卫，这里面他的特殊的身体结构当然也有一部分力量。这些特征的极度的重要性已经在生活与生命的实际战斗之中得到了证明，得到了最后的裁决。通过他的种种理智的能力，演化出了有音节的语言，而语言是他所以能神奇地突飞猛进的主要的基础和力量。正如恰·腊[66]埃特（甲721）先生所说的那样： “语言能力的心理学的分析表明，在语言方面，哪怕是最细小的一个熟练之点所要求的脑力要比任何其他方面最大的熟练之点所要求的为多”。人发明了，并且能运用各式各样的武器、工具、捕捉禽兽的机关，等等，以此来保卫自己、捕捉禽兽，或取得其他方面的食物。他制造了筏子，或独木舟，用来捞鱼和渡越到旁近的肥沃的岛屿上去。他发现了生火燃烧的艺术，用来使坚硬而多纤维的根茎变软而易于消化，并使有毒的根块茎叶变得无害于人。语言而外，这火的发现，在人的一切发现中，大概是最大的了，而其发现的时期可以追溯到历史的黎明期之前。这几个发明或发现，也就是今天最犷野的人所以变得如此卓越而无敌的那些发明或发现，是他的观察、记忆、好奇、想象和推理能力的发展的直接结果。[67]因此，我就无法理解，为什么阿·尔·沃勒斯先生会说出这样的话：“自然选择所曾经能够做到的不过是赋予野蛮人一个脑子，比赋予猿猴的略微优越一些罢了。”
尽管人的理智能力和社会习性对他有至高无上的重要性，对他的身体结构的重大意义，我们却也绝不要低估。本章的剩余的篇幅将完全用来讨论这一方面，而理智、社会与道德等才能的发展，则留归后面的另一章去讨论。
任何尝试过学木工的人都承认，即使要把锤子锤得准确，每一下都不落空，也不是容易的事情。扔一块石子，要像火地人为了防卫自己或投杀野鸟时那样对准目标，百发百中，要求手、臂、肩膀的全部肌肉，再加上某一种精细的触觉等等的通力合作，尽善尽美才行。在扔一块石子或投一支镖枪，以及从事其他许多动作的时候，一个人必须站稳脚跟，而这又要求许许多多肌肉的相互适应。把一块火石破碎成为哪怕是一件最粗糙的工具，把一根骨头制成一件带狼牙或倒刺的枪头或钩子，要求使用一双完整无缺的手。因为，正如判断能力很强[68]的斯古耳克腊弗特（甲586）先生所说的那样，把石头的碎片轻敲细打，使成为小刀、矛头，或箭镞标志着“非常的才能和长期的练习”。这在很大的程度上从这样一个事实得到了证明，就是，原始人也实行一些分工。从一些情况看来，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制造他自己的火石的用具或粗糙的陶器，而是某些个别的人专门致力于这种工作，而用他们的成品来换取别人猎获的东西。考古学家已经一致地肯定，从这样一个时代，到我们的祖先想到把火石的碎片用磨或碾的方法制成光滑的工具，其间经历过一个极为漫长的时期。如果已经有几分像人的动物，已经具有一双发展得相当完整的手和胳膊，能把石子扔得很准，又能用火石做成粗糙的工具，那么，我们就很难怀疑，在有机会得到锻炼而达到足够熟练的情况下，此种熟练所要求的又只是一些机械的动作而不及其他，他就未尝不能制作出一个文明人所能制作出的几乎任何东西来。在这方面，不妨把手的结构和发音器官的结构比较一下，在猿猴身上，这后一器官是用来发出各种信号式的叫声的，或在有一个属里，用来发出有音乐意味的音节的。但在人，这一个在结构上十分近似的器官却已经通过经常使用所产生的遗传影响而变得能发出有音节的语言来。
至此我们就得转而讨论一下和我们关系最近的近亲，那也就是今天最足以代表我们远祖的四手类动物。我们发现这些动物的手的构造，在一般的格局或模式上，是和我们的手一样的，但在对各式各样使用方式的适应上，却大不相同，适应的完整程度远在我们之下。它们的手也还用来行走，但便利的程度已不如狗的前脚，这我们在黑猩猩（chimpanzee）和猩猩行走时就可以看到，它们是用手掌靠外面的一[69]边或用指关节来行走的。但对于爬树，它们的双手是适应得很美妙的。猴子抓住一根细树枝，或抓住一根绳，抓的方式是和我们人一样的，大拇指在一边，其他的手指和手掌在另一边。有了这种掌握的方式，它们也就能用手举起比较大件的东西，例如抓住瓶脖子把瓶子引到嘴边。狒狒能扳起大块的石头，和用手来刨取根茎根块之类。它们抓取干果、昆虫和其他小东西，抓取时也用拇指和其他手指相对成握的办法，从鸟窝里摸取鸟卵或鸟雏时无疑地也是这样。美洲的各种猴子用手来敲打树枝上的野柑子，打得柑皮开绽，然后用两手的手指把它撕落。在野生的情况下，它们用石子来敲开带硬壳的果实。其他种类的猴子用两手的拇指来剖开蚌蛤之类的介壳。它们用手指来拔除芒刺，觅取彼此身上的寄生虫，也是如此。它们能把较大的石头推滚下坡，扔出较小的石子来打击敌人。尽管如此，它们这一类的动作却都很笨拙，而它们扔石子的时候总是扔得很不准，这是我自己所亲眼见到过的。
有人说，猴子“抓东西，既抓得如此笨拙不灵，则别一种专门化[70]程度差得多的把握器官”可以同样顶用，何必一定要用手呢？我觉得这话太不对了。我的想法与此相反，只要猿猴的手的更完整的构造不使它们更不适合于爬树，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来怀疑为什么这不是一件好事，不是对它们的一个便利。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手的完整程度高到像人的那样，那就反而不便于爬或攀的动作了。世界上最不能离开树而生活的猿猴，有如美洲的几种蛛猴（乙102）、非洲的几种疣猴（乙269）、和亚洲的几种长臂猿（乙494）有的就没有拇指，有的各指指粘合在一起，无法把握事物，因此，它们的四肢变成了只[71]供攫取东西之用的大钩子。
当灵长类这一大系列的动物的某个古老的成员，由于觅取生活资料的方式有了改变，或由于环境条件有了某种变动，变得不那么离不开树的同时，它原有而久已习惯了的行走的方式也就不免发生变化。而这些变化的方向不外两个，一是变得更为严格地四足行走，二是更稳定在两足行走的方式之上。各种狒狒大都居住在嶙峋多石的山区，[72]只在有必要时才攀登大树，因此它们所取得的步伐的姿势几乎是和狗的一样的。只有人才变为真正地用两足来行走，而我认为我们从此可以部分理解到，他为什么终于取得了构成他的最为显著的特征之一的直立的姿势。人所以能在世界上达成他今天的主宰一切的地位，主要是由于他能运用他的双手，没有这双手是不行的，它们能如此适[73]应于人的意向，敏捷灵巧，动止自如。贝耳爵士力持这样一个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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