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程毅中
出版社：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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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无忘斋文选(精)--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文丛试读：
古代校勘学的得失与当代古籍整理
校勘是古籍整理的一项重要工序，有不少问题值得探讨。目前有些读者对我们整理的新版古籍抱有怀疑，认为校点者喜欢改动原书的文字，不一定可信；也有一些读者认为新版古籍的校勘过于拘谨，有些明显的错字也校而不改，还是一种墨守成规的做法。看来现代的读者对古籍整理有不同的要求，这是可以理解的，但也有一些问题需要讨论和解释。自古以来，古籍的校勘家就有两种不同的做法，如叶德辉在《藏书十约》中所归纳的死校和活校两派。他说：
死校者，据此本以校彼本，一行几字，钩乙如其书；一点一画，照录而不改。虽有误字，必存原文。顾千里广圻、黄荛圃丕烈所刻之书是也。活校者，以群书所引，改其误字，补其阙文。又或错举他刻，择善而从；别为丛书，版归一式。卢抱经文弨、孙渊如星衍所刻之书是也。
他所说的死校法实即对校法；活校法则不限于对校别本，还充分利用了他校法和理校法，而最后则“择善而从”，力求在正文上加以取舍，其目的在于校出一个定本。
叶德辉还指出：“郑康成注《周礼》，取故书、杜子春诸本，录其字而不改其文，此死校也。刘向校录中书，多所更定；许慎撰《五经异义》，自为折衷：此活校也。”可见这两种校书的传统，早在汉代就已形成了。
汉代刘向父子校雠群书，广罗异本，定为“新书”，曾经整理错乱，定著篇章，正文字。如《战国策》一书中“本字多误脱为半字，以趙为肖，以齊为立，如此字者多”，都已作了改正。其功劳是很大的。然而有没有改字不当的地方，由于不加校记，就不得而知了。今本《战国策》当然不免还有错讹的地方，如《赵策》中的“触詟”实为“触龙言”之误，王念孙《读书杂志》（《战国策杂志》卷二）已指出了这个问题，现在则可以根据马王堆出土的帛书来加以校正了。可是到底是刘向校书时的失误还是后人传抄中的舛讹，还难以判断。
古书中出现的错字，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传抄和翻刻中无意的错误，一是校书者有意的改字。而有意改字又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由于文献知识不足而妄改的，比较典型的例子如韩昶之改“金根车”为“金银车”（见《尚书故实》及《玉泉子》）。另一种情况是校书者主观意识太强，凭自己的理解进行理校，甚至与原作者有不同的观点，不惜替古人改文章。极端的例子如金圣叹改了《水浒传》，还自称是古本，大谈其俗本如何如何不好。通俗小说的著作权往往不明确，似乎谁都可以改，因此好多小说名著都有不同版本。小说在钞本流传阶段异文更多，如脂砚斋批本《红楼梦》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这个问题在木板印刷术初兴的时期就已出现了。后唐时官府刻印《九经》，负责校勘的太常博士田敏，就曾径改原文。据《宋史》卷四三一本传载：
敏虽笃于经学，亦好为穿凿，所校《九经》，颇以独见自任，如改《尚书·盘庚》“若网在纲”为“若纲在纲”，重言“纲”字。又《尔雅》“椴，木槿”注曰“日及”，改为“白及”。如此之类甚众，世颇非之。
因此，宋太宗又命李觉、孔维等重新校定经书。判国子监崔颐正又上书说：
本监先校定诸经音疏，其间文字讹谬尚多，深虑未副仁君好古诲人之意也。盖前所遣官多专经之士，或通《春秋》者未习《礼记》，或习《周易》者不通《尚书》，至于旁引经史，皆非素所传习，以是之故，未得周详。（《宋史》卷四三一《儒林传》）
他提出了一条校勘古书的经验教训，就是专通本经还不够，还要博览旁通，才能做好校勘工作。这就是怎样防止因知识不足而误改或漏校的问题。经书是封建帝王用以维护统治的理论武器，所以不惜付出很大力量来进行校勘，但是还不免出错，至于一般的书籍当然错误就更多了。
清代学者曾提出“书坏于校”的问题。如段玉裁《重刊明道二年国语序》说：
古书之坏于不校者固多，坏于校者尤多。坏于不校者以校治之，坏于校者久且不可治。邢子才曰：“误书思之，更是一适。”以善思为适，不闻以擅改为适也。（《经韵楼集》卷八）
顾广圻也在《书文苑英华辨证后》说：
予性素好铅椠，从事稍久，始悟书籍之误，实由于校。据其所知，改所不知，通人类然，流俗无论矣。（《思适斋集》卷十五）
说“书籍之误，实由于校”未免有些偏激；说“坏于校者尤多”，这话很值得我们警惕。因为像田敏那样“以独见自任”的校书官确是有的。这个问题在宋代就引起了学者的注意，而且进行过相当深入的研究。如欧阳修《集古录跋尾》卷八《唐田弘正家庙碑跋》说：
余家所藏书万卷，惟《昌黎集》是余为进士时所有，最为旧物。自天圣以来，古学渐盛，学者多读韩文，而患集本讹舛。惟余家本屡更校正，时人共传，号为善本。及后集录古文，得韩文之刻石者，如《罗池神》《黄陵庙碑》之类，以校集本，舛谬犹多。若《田弘正碑》则又尤甚。盖由诸本不同，往往妄加改易。以碑校集，印本与刻石多同，当以为正。乃知文字之传，久而转失其真者多矣。则校雠之际，决于取舍，不可不慎也。（《欧阳文忠公集》卷一四一）
欧阳修利用碑本来校勘文集，应该说是非常可信的了。可是董逌《广川书跋》卷九又提出了不同意见：
余考《田弘正碑》，盖其杰然自出，拔乎千百岁之上者。永叔尝得此碑，以校集中误字三处，曰“衔训事嗣”，考其所出，杂比成章，错综而不乱，信其有得于此。又曰“降以命书”、“奉我王明”，必以集为误者，余则不得信于此也。“以降命书”，不得如集所传；“天明”施于君为不类，不若“王明”之切当而有据也。今碑为非是则不可，谓“天明”、“以降”为工于集所著而传则不可。碑虽定其辞而后著之石，此不容误谬。然古人于文章磨炼窜易，或终其身而不已，可以集传尽为非耶？观其文，当考其词义当否，然后择其工于此者从之，则不得欺矣。今天下知文公者，莫如文忠公。文忠公谓是，人不敢异其说。况碑为当世所书，人岂可尽告而使知耶！今人得唐人遗稿与刻石异处甚众，又其集中有一作某又作某者，皆其后窜改之也。
董逌在这里提出了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就是古人对自己的文章不断有所修改，刻到碑上的还不一定是定本。文集里也还有一作某又作某的校注，很难判断哪一个是作者自己的最后定稿。这种情况确实存在，如《文选》的李善注就有初注、复注、三注、四注的不同文本（见李匡文《资暇集》卷上），今天见到的唐写本《文选》与刻本有许多不同的地方，很可能就出于不同的注本。董逌提出了一个如何取舍的原则。他说：“当考其词义当否，然后择其工于此者从之。”这就是“择善而从”的办法，在理论上说是正确的，不过在“择”的过程中有校勘者的主观成分，有可能不是作者本人的原意。古人确有给旧本臆改拟补的习惯，因此造成了各本异文。如周紫芝《竹坡诗话》所说：
晁以道家有宋子京手书杜少陵诗一卷，如“握节汉臣归”乃是“秃节”，“新炊间黄粱”乃是“闻黄粱”。以道跋云：前辈见书自多，不如晚生少年但以印本为正也。不知宋氏家藏为何本，使得尽见之，想其所补亦多矣。
不同版本异文很多，但不能确定哪个才是原文，异文越多就越增加了麻烦。有的学者按照自己的意见来判断哪一个是善本，难免有一定的主观成分。如陶渊明的《饮酒》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有的版本“见”作“望”。沈括《续笔谈》和《蔡宽夫诗话》都认为“见”字好，苏轼《东坡题跋》卷二《题渊明饮酒诗后》也说：“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因采菊而见山，境与意会，此句最有妙处。近岁俗本皆作“望南山”，则此一篇神气都索然矣。古人用意深微，而俗士率然妄以意改，此最可疾。近见新开韩柳集，多所刊定，失真者多矣。
他们都认为“见南山”能表现出闲远自得之意，最有妙处，因此认定作“望”字的是俗本。但现存宋本《文选》正作“望南山”，唐人编的《艺文类聚》也引作“望南山”。白居易《效陶潜体诗十六首》之九有“时倾一樽酒，坐望东南山”的句子，可见唐代的陶集也是作“望”字的，恐怕不能一概斥之为俗本。所以王瑶先生校注的《陶渊明集》定作“望”字也是有根据的（参看《学林漫录》第二集，拙作《从“骥老伏枥”谈古书的异文》）。问题是古人对诗文集的校勘一般比较粗疏，重词章而不重考据，不大重视版本的源流，只在校注中说一作某而不说明出自什么版本，甚至改了字而不作任何说明。《东坡题跋》卷二《书诸集改字》条又说：
近世人轻以意改书，鄙浅之人，好恶多同，故从而和之者众，遂使古书日就讹舛，深可忿疾。孔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也。”自余少时，见前辈皆不敢轻改书。故蜀本大字书皆善本。蜀本《庄子》云：“用志不分，乃疑于神。”此与《易》“阴疑于阳”、《礼》“使人疑汝于夫子”同。今四方本皆作“凝”。陶潜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采菊之次，偶然见山，初不用意，而境与意会，故可喜也。今本皆作“望南山”。杜子美云：“白鸥没浩荡，万里谁能驯。”盖灭没于烟波间耳。而宋敏求谓余云“鸥不解没”，改作“波”。二诗改此二字，便觉一篇神气索然也。
现在仇兆鳌的《杜诗详注》在“没”字下注“一作波”，大概就是从宋敏求的版本来的。
宋朝人编印书籍常有改动原文的习惯，不少学者反对这种做法。例如编《册府元龟》时删改原文，当时引起了争论，最后皇帝下令要改（见《枫窗小牍》卷下）。好在这部书本来不注出处，我们不必把它当作原文。清朝人根据它来辑补《旧五代史》，实在是有些危险的。宋代皇家编的几部大书，如《太平广记》的编纂者往往在唐朝人记的故事之前加上一个“唐”字，把某些人物的称谓改成本名，这是可以理解的，但除此之外，还有没有删改的地方，对于一些已经亡佚的书就无从核对了。《文苑英华》是一部诗文总集，其中问题很多。周必大在重校本的序言里指出：
国初文集虽写本，然雠校颇精。后来浅学改易，浸失本指。今乃尽以印本易旧书，是非相乱，一也。凡庙讳未祧，止当阙笔，而校正者于赋中以商易殷，以洪易弘，正值押韵，全韵随之。至于唐讳及本朝讳，存改不定，二也。元阙一句或数句，或颇用古语，乃以不知为知，擅自增损，使前代遗文幸存者转增疵颣，三也。
因此，彭叔夏在校勘了《文苑英华》之后，写了一部专著《文苑英华辨证》，提出了许多校书的类例。宋朝的学者对印本书都不大信任，往往指摘其妄改之弊，认为不如写本书可靠。如张淏《云谷杂记》卷四说：
近日闽中书肆刊书，往往擅加改易，其类甚多，不能悉记。今姑取一二言之：睦州，宣和中始改为严州，今所刊《元丰九域志》乃径易睦州为严州。又《广韵》“桐”字下注云：“桐庐县在严州。”然易去旧字，殊失本书之旨，将来谬乱书传，疑误后学，皆由此也。
宋代印本书的错误，有的出于妄校擅改，有的出于传抄翻刻的失误，因此前人屡有宋本书也不可尽信的告诫。然而比起明代人刻的书，妄校擅改的错误还是少一些，因为宋代的学者很注意校勘。对于不同版本的异文，校刻者提倡并存不废的校勘法。这不失为一种严谨的态度。如王□《王氏谈录》说：
公（王洙）言校书之例，它本有语异而意通者，不取可惜，盖不可决谓非昔人之意，俱当存之，如注为一云、一作（一字以上谓之一云，一字谓之一作）。公自校杜甫诗，有“草阁临无地”之句，它本又为“荒芜”之“芜”。既两存之，它日有人谓“无地”字以为无义，公笑曰：“《文选》云：‘飞阁下临于无地。’岂为无义乎？”
陆游《跋家藏造化权舆》也说：
右《造化权舆》六卷，楚公旧藏，有九伯父大观中题字。淳熙壬寅，得之故第废纸中，用别本雠校，而阙其不可知者。两本俱通，亦具疏于下。（《渭南文集》卷二十七）“两本俱通”的文字一起抄入底本，这就是一种“考异”式的校勘。较早采用这种校勘法的代表作如宋人汪藻的《世说新语考异》，把不同版本的文字合在一起，而用阴文字或黑圈符号作为区别，其体例是：
今取前篇正文所有而此篇所无者以白字别之，其用字不同者以注白字别之。此篇所有而前篇所无者以黑圈别之。
他用不同符号来表示两种版本的差异，就是一种死校法。这在校勘学上是一大进步。
做得更为周密的还有方崧卿的《韩集举正》，校刻者采用多种版本的韩愈文集互校，对异文作了几种不同的处理：
当刊正者以白字识之，当删削者以圈毁之，当增益者位而入之，当乙者乙而倒之，字须两有而或当旁见者则姑注于其下，不复标出。
方崧卿在刻本上加了几种符号，表示哪个字是当补当改的，哪个字是当删的，还有在注文里标明异文的。我们今天在排印书上加方括号表示当增、加圆括号表示当删的校勘符号，就是从这种校勘法承袭而来的。《韩集举正》对异文作了选择判断，哪个字当改当删，表明了校勘者的态度。这就不是机械的死校，也不是简单的活校了。
朱熹的《韩文考异》又在《韩集举正》的基础上作了进一步的加工，也对各本的异文作了不同的处理，作了详细的校记，列举各本的异同，又表明了校勘者的取舍抉择。这就为后世考异式的校勘法创立了完善的体例。朱熹对于中国校勘学的发展是有重大贡献的。《韩文考异》是古书校勘工作的一个里程碑，表示了宋代校勘方法的进展。朱熹对校书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他在《答许顺之》的信中论校书方法说：
但且据旧本为定。若显然谬误，商量改正不妨。其有阙误可疑，无可依据者，宁且存之以俟后学，切不可以私意辄有更改。盖前贤指意深远，容易更改，或失本真，以误后来。其罪将有所归，不可容易，千万千万！旧来亦好妄意有所增损，近来或得别本证之，或自思索看破，极有可笑者。或得朋友指出。所幸当时只是附注其傍，不曾全然涂改耳。亦尝为人校书，误以意改一两处，追之不及，至今以为恨也。（《朱文公文集》卷三十九）
朱熹的切身体会，深知其中甘苦，很值得我们古籍整理出版工作者借鉴。朱熹在《书韩文考异前》还提出：
故今辄因其书（指《韩集举正》）更为校定，悉考众本之同异而一以文势义理及他书之可验者决之。苟是矣，则虽民间近出小本不敢违；有所未安，则虽官本、古本、石本不敢信。又各详著其所以然者，以为《考异》十卷，庶几去取之未善者，览者得以参伍而笔削焉。（《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六）
朱熹校书的确非常严谨，既作了明确的按断，又详著各本异同，使后之览者可以覆核参考。他对于版本的取舍惟求其是，而不偏信官本、古本，已经兼取了死校、活校两者的长处，而避免了两者的偏颇。他提出了一系列比较完整的理论，较之欧阳修校韩文之偏信石本就跨前了一大步。
这种“考异”式的校本确是详备可信，但是文字繁富，刻板费事，因而不易推广。有的删并为正文的附注，湮没了不同版本的源流。如洪兴祖的《楚辞考异》，现已分散在《楚辞补注》的各句之下，所存的恐怕只是少数残文了。
明朝人刻书很粗率，不仅不作认真的校勘，而且往往逞臆改字，造成混乱，历来受到许多学者的批评。顾炎武曾深恶痛绝地指出：
万历间人多好改窜古书，人心之邪，风气之变，自此而始。……又近日盛行《诗归》一书，尤为妄诞。魏文帝《短歌行》：“长吟永叹，思我圣考。”“圣考”，谓其父武帝也，改为“圣老”，评之曰：“圣老字奇。”《旧唐书》，李泌对肃宗言：天后有四子，长曰太子弘，监国而仁明孝悌。天后方图称制，乃鸩杀之，以雍王贤为太子。贤自知不免，与二弟日侍于父母之侧，不敢明言，乃作《黄台瓜辞》，令乐工歌之，冀天后悟而哀愍。其辞曰：“种瓜黄台下，瓜熟子离离。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犹尚可，四摘抱蔓归。”而太子贤终为天后所逐，死于黔中。其言四摘者，以况四子也。以为非四之所能尽，而改为“摘绝”。此皆不考古而肆意之说，岂非小人而无忌惮者哉！（《日知录》卷十八《改书》）
鲁迅也曾说：
明末人好名，刻古书也是一种风气，然而往往自己看不懂，以为错字，随后乱改。不改尚可，一改，可就反而改错了，所以使后世的考据家为之摇头叹气，说是“明人好刻书而古书亡”。（《准风月谈·四库全书珍本》）
清朝人整理古籍是有很大成绩的，然而作为最大工程的《四库全书》在校勘上却偷工减料，无所贡献，比起宋朝人校书的认真态度，只能说是退步了。首先是不重视版本，《四库全书总目》对于底本往往只说明是从哪里采进的，而不说是什么时代什么人的刻本。其次是一般都不作版本校。《四库全书》的几次校勘都作得很草率，因此屡次被乾隆皇帝处罚。然而乾隆皇帝只能在通读中根据上下文义来发现错误，而奉命复校的官员又限于时日，根本不可能作认真的对校。他们所作的考证大多数是凭直觉的判断，用了一些他校法和对校法，真正考证的功夫并不多。王太岳等编的《四库全书考证》里所汇录的考证总数不少，但对于多数书来说，不过寥寥几条而已。最后，则是乱改原书。正如鲁迅在《四库全书珍本》里说的，“那原本就有无意的错字，有故意的删改”。其中故意的删改，鲁迅先生在《谈“激烈”》里举出了《鸡肋编》的一些实例《而已集》），张元济先生在《嵩山文集》的题跋里也举出了一些实例，陈垣先生在《旧五代史辑本发覆》里又举出了不少实例，那都是涉及政治原因的。至于一般校勘上的问题，我还可以举一个非常新奇有趣的例证。《分门古今类事》的《十万卷楼丛书》本第六卷《群玉仙籍》条，其中一段有缺字，原作：
益□□□□□□高卧伊洛，国之故老，岂其仙也？公曰□□□□台贞人，况有寿，年九十三方还昆府。《十万卷楼丛书》本的底本是蜀本，《四库全书》本的底本也是蜀本，但缺字都补上了。前面六个缺字文渊阁本作“曰诸公出入廊庙”七个字，文津阁本作“曰丞相苏易简”六个字；后面四个缺字文渊阁本作“真仙者皆玉”五个字，文津阁本作“苏公乃丹”四个字。到底是哪一本对呢？本书原注出《青琐》，取校今本《青琐高议》前集卷二《群玉峰仙籍》条，前六字作“曰丞相富公弼”，后四字是“富公自是昆”五字。富弼和苏易简两人不同，必有一误。按富弼本是河南人，熙宁五年致仕后确曾归洛养疾，与本书“高卧伊洛，国之故老”等话相合。苏易简卒年仅三十九岁，显然不合。还有令人奇怪的是《丛书集成》根据《十万卷楼丛书》排印的本子又分别补上了“曰某黼黻庙堂”和“某固是玉”十个字，不知又是根据什么版本来的。按理说，《分门古今类事》引自《青琐高议》，《青琐高议》现有传本（不全），如果要作他校的话，就应该拿原书来校补，否则应该照样保持缺文。可是竟出现了如此迥然不同的异文，恐怕都出自校书者的随意臆改。这显然违背了古人校书阙疑的传统。《四库全书》的纂修，在校勘上贡献不多，然而对古籍整理还是起了推动作用，更推动了学者个人校书的风气。清代的校勘学大为发达，主要表现于两个方面。一是注重版本。清代藏书家很多，古本、珍本逐渐集中到少数藏书家手里，他们对版本的研究比前人深入了。一是注重小学，结合文字、音韵、训诂的综合研究，对古书理校的水平大大提高了。所以郭嵩焘在王先谦校本《郡斋读书志序》中说：
自乾隆盛时，表章六籍，老师大儒，承风兴起，为实事求是之学。其间颛门名家言考据者又约有三途：曰训诂，研究文字，辨析毫芒；曰考证，循求典册，穷极流别；曰雠校，搜罗古籍，参差离合。三者同源异用，而各极其能。
校勘学和训诂、考证相结合，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然而在改字问题上又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派以段玉裁为代表，主张要定其是非。他在《与黄荛圃论孟子音义书》中说：
凡宋版古书，信其是处则从之，信其非处则改之。其疑而不定者，则姑存以俟之。不得勿论其是非，不敢改易一字，意欲存其真，适滋后来之惑也。（《经韵楼集》卷四）
又在《答顾千里书》中说：
夫校经者，将以求其是也。审知经字有讹则改之，此汉人法也。汉人求诸义而当改则改之，不必有其左证。自汉而下，多述古人，不敢立说擅改，故博稽古本及他引经之文，可以正流俗经本之字则改之。……故刊古书者，其学识无憾，则折衷为定本以行于世，如戴东原师之《大戴礼》、《水经注》是也；其学识不能自信，则照旧刊之，不敢措一辞，不当捃摭各本侈口谈是非也。（《经韵楼集》卷十一）
另一派以顾广圻为代表，提倡“不校校之”，可以说是慎于改字。他在《思适寓斋图自记》中说：
故子才之不校，乃其思。不校之误使人思，误于校者使人不能思。去误于校者而存不校之误，于是日思之，遂以与天下后世乐思者共思之，此不校校之者之所以有取于子才也。（《思适斋集》卷五）
又在《礼记考异跋》中说：
毋改易其本来，不校之谓也。能知其是非得失之所以然，校之之谓也。（《思适斋集》卷十四）
顾广圻主张谨慎，他所说的“不校”，实际上只是不改字。他要“知其是非得失之所以然”，还是要校、要思。段玉裁的主张比较激进，力求“当改则改之”。看起来似乎和顾广圻截然不同，实际上也不赞成随便改字的。他说：“校定之学识不到，则或指瑜为瑕，而疵颣更甚，转不若多存其未校定之本，使学者随其学之浅深，以定其瑜瑕，而瑜瑕之真固在。”（《经韵楼集》卷八《重刊明道二年国语序》）段玉裁认为校勘的目的是“求其是”，如果确知经字有讹就应当改正。不过他又说，必须像他老师戴震那样“学识无憾”才可以“折衷为定本”，“学识不能自信”则只能“照旧刊之”，“不若多存其未校定之本”。段玉裁和顾广圻两人在具体的学术问题上确有不同见解，而且还有一些是意气之争。但在校勘上都提倡以“善思为适”，都反对擅改古书。在这一点上是相同的。
归纳宋代以来前人的经验教训，共同的一条还是要慎于改字。不论死校、活校，或偏重于版本的对校，或偏重于文义的理校，首先要有客观的依据，不能主观臆断。改字必须郑重，一定要说明理由，主要的一条是要尽量保存底本的原貌，如果改字，应当用校记或其他方式说明原本为何和改正的依据，即使改错了，读者还可以找出根源，把它改回来，这样就可以避免“书坏于校”的弊病了。
再结合我们今天的实际，申述几点粗浅的意见。
一、从校勘古书的目的说，应该是“求是”。因此我们赞同“活校”派所主张的，“错举他刻，择善而从”，“改其误字，补其阙文”，力求做到如段玉裁所说的“折衷为定本以行于世”。
二、“择善而从”，首先要定是非。而校书之难，就难在定是非，如段玉裁《与诸同志书论校书之难》所说：“校书之难，非照本改字不讹不漏之难，定其是非之难。”（《经韵楼集》卷十二）只有定了是非，才能决定取舍。因此改了字原则上都应出校，以便读者以及后来的校勘者进行覆核。目前新出版的古籍整理本，改字改对的还是多数，但改错了的也时有发现。有些书读者没有条件覆核不同版本，即使有错也很难发现。有些整理本是附加校记的，改错了字还可以追根溯源，找出原因；有些书不附校记，错了就很难找出它的失足之处了。因此，改字而加校记是宋代以来校勘学的一条基本经验，应该坚持。
三、不同版本可能有很多异文，有的义得两通，有的难以判断是非，是不是都要写入校记，或者说哪些应该写入校记，哪些不必写入校记，是一个非常难以掌握的问题。甚至有些异文，校勘者已经确认底本不误而他本误的，也可能有参考价值，不一定就毫无可取。从理论上说，“考异”式的校本详尽地胪列各本异文，又充分运用了对校、本校、他校、理校的各种手段，给读者提供了丰富的信息和第一手资料，应该说学术价值最高。但是从实践上看，我们不必要也不可能对所有的新印古书都作这样详尽的“考异”本，只能对少数价值较高而版本很多、问题也很多的书才作“考异”式的详校本，大量的书还是应该作经过选择、加以按断的校定本。也许，随着资料的不断发掘和传播手段的不断更新，古书的详校本将会越来越多，这也是可以想见的。有些书根据读者对象不同而有详略互异的各种校本，当然更是不言而喻的了。
四、从校勘的方法说，首先还是要重视以版本为依据的对校、本校和他校，对于理校则一定要慎之又慎。前人在古书的理校上是作出了重大贡献的，但不一定都是定论。我们今天很少能像戴震那样“学识无憾”的，因此在整理古书时还是慎用理校法为好。正如陈垣先生在《校勘学释例》中指出的：“故最高妙者此法，最危险者亦此法。……若《元典章》之理校法，只敢用之于最显然易见之错误而已，非有确证，不敢借口理校而凭臆见也。”例如一向以“不校校之”为标榜的顾广圻，曾在《资治通鉴》卷二六二的胡三省注文中把“不行”改成“不能”，以致改变句读而与原意相反。因此陈垣先生说：“鄱阳胡氏复刻《通鉴》，主其事者为顾千里，著名之校勘学者也，而纰缪若此。夫无心之失，人所不免。惟此则有心校改，以不误为误，而与原旨大相背驰。”（《通鉴胡注表微》校勘篇第三）这一点很值得我们引以为鉴。
为了说明这一点，不妨再举一两个实例来看。例如有一位学者在《重印本〈太平广记〉疑误》一文中，从文义上指出了《太平广记》书里的许多错字，绝大多数都是可信的，但有一条《太平广记》原文作：“状元已有人。此外可副军容诣。”校读者说：“按：‘诣’当为‘请’，与‘副’相应。”（《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第132期）这一条出自《摭言》，覆核以今本《摭言》卷九，原作：“状元已有人，此外可副军容意旨。”“诣”实为“意旨”二字之讹，并不作“请”。可见如果有书可以作对校或他校的，首先还是应该校原书。
又如另一位学者在《〈明清民歌时调集〉校勘的失误》一文中，也是用理校法指出书中有不少“明显的错误”，如原书页一八三“团圆儿共一篓”，校读者说：“当是一搂，言情人拥抱。”（《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第224期）但原歌题作《叶》，上文列举了柳叶、藤叶、竹叶、红叶、荷叶，最后一句是：“怎能似荼（引者按：与茶通）叶儿和你团圆也，团圆共一篓。”这里的“篓”就是装茶叶的器具，谐音作“搂”，因此不能说是错字。又原书页四〇五：“你阿有萧山？阿有富阳？”校读者说：“两个‘阿’都是‘可’字之误，是问可有萧山和富阳造的纸。”（同上）按：山歌用的是吴语方言，在吴语里“阿”是一个疑问词，根本不需要改成“可”字。校读者不懂吴语，因此把吴歌里的许多方言词都当作错字了。像这样的理校法，如果作为一种质疑和探讨，问题还不大，如果真用来整理古书，那就是很危险的事。因此，当我们“学识不能自信”时，还是应该以对校法为主，慎用、少用理校法，那么也许可以做到“刻鹄不成尚类鹜”了。
当然，校勘的方法应该根据具体对象，因书而异。像敦煌写卷那样的书，错字缺文很多，异体字又不少，有的遗书并无别本可校，不能不以理校法为主。正因如此，所以敦煌变文和敦煌诗歌的辑校本，补校和勘误的论著日出不穷，也是不足为怪的。
前人或批评死校法“芜颣而无所发明”，或批评活校法“专擅而妄改古书”，不免各执一偏。我们主张博采众长而去其偏弊。在校勘的目的上应该采取活校派的积极态度，择善而从，惟求其是；在校勘的方法上要更多地学习死校派的严谨作风，务存其真，以善思为适。“求是”和“存真”本来应该是统一的，但任何人都可能有“自以为是”的时候，所以还要强调存真。当然，所谓“存真”也不是绝对的，即使作者的原稿也会有资料性或技术性的错误，校书者也不能熟视无睹，不过这主要属于考证和注释的范围了。我们力求克服主观主义的臆断妄改，又要防止客观主义的存而不论。为了谨慎从事，恐怕只能首先判断两类显然易见的错误，一是底本上显然易见的错误，积极地加以改正；一是别本上显然易见的错误，就不必一一入校。至于不易判定是非得失的异文，则只能根据书的具体情况及读者对象而斟酌去取，出校的详略，不必强求一致。在这方面，只能信任校勘者个人的判断。至于判断的是非得失，那就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了。古籍的校勘成为一门学问，正由于它不同于机械的校对，因此不能用一个统一的标准来确定每一种书的校勘体例。这也是不言自明的。（原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3年4期）
鲁迅论古籍整理
一 论版本整理古籍必须鉴别版本的真伪和优劣，这是最基本的工作。而版本的真伪和优劣，又是需要经过认真的、仔细的研究才能得出结论的。如果只凭书目著录或藏书家的题跋而不作切实的调查研究，往往会流于沿袭旧说，人云亦云，从而得出错误的结论。
鲁迅先生早年曾致力于中国小说史的研究，对古代小说作了精密的辑录和校订，因此对古代小说的版本有深刻的了解。他早在1922年写过一篇《破〈唐人说荟〉》，指出这部书的不可信：
……我们要看唐人小说，实在找不出第二部来了。然而这一部书，倘若单以消闲，自然不成问题，假如用作历史的研究的材料，可就误人很不浅。我也被这书瞒过了许多年，现在觉察了，所以要趁这机会来揭破它。
鲁迅正因为对唐代小说作了深入的研究，才觉察到了《唐人说荟》的误人不浅。他列举了这部书里那些胡闹的例子，一是删节，二是硬派，三是乱分，四是乱改句子，五是乱题撰人，六是妄造书名而且乱题撰人，七是错了时代。接着指出：
然而这胡闹的下手人却不是《唐人说荟》，是明人的《古今说海》和《五朝小说》，还有清初的假《说郛》也跟着，《说荟》只是采取他们的罢了。……
最后还给读者介绍了收集古代小说较全的《太平广记》，这部书的好版本并不易得，但它有取材完备和分类清楚两大好处，比那些丛书可靠。鲁迅评价古书的好坏，首先是从书的内容上着眼的。至于刻本的早晚和个别字句的出入，还是其次的问题。
正由于鲁迅深恶痛绝明清人刻书的胡闹作法，又出于对唐人小说的爱惜，他发愿重新编辑一部《唐宋传奇集》。鲁迅在《唐宋传奇集》的序例里又着重说明：
……顾复缘贾人贸利，撮拾雕镌，如《说海》，如《古今逸史》，如《五朝小说》，如《龙威秘书》，如《唐人说荟》，如《艺苑捃华》，为欲总目烂然，见者炫惑，往往妄制篇目，改题撰人，晋唐稗传，黥劓几尽。……昔尝病之，发意匡正。先辑自汉至隋小说，为《钩沉》五部讫；渐复录唐宋传奇之作，将欲汇为一编，较之通行本子，稍足凭信。
后来，1935年鲁迅又在《书的还魂和赶造》里提到：
但丛书也有蠹虫。从明末到清初，就时有欺人的丛书出现。那方法之一，是删削内容，轻减刻费，而目录却有一大串，使购买者只觉其种类之多；之二，是不用原题，别立名目，甚至另题撰人，使购买者只觉其收罗之广。如《格致丛书》，《历代小史》，《五朝小说》，《唐人说荟》等，就都是的。现在是大抵消灭了，只有末一种化名为《唐代丛书》，有时还在流毒。
为什么鲁迅一而再、再而三地对《唐人说荟》等书进行揭发呢？就因为这些书确实误人不浅，而且流毒一时消除不了。可惜的是，鲁迅当年辛勤研究的成果和反复叮咛的说明，竟然不为人所承认，或者还不为人所知。直到最近，还有一些学者，在学术论著中仍然信以为真地称引李景亮的《人虎传》，李朝威的《柳参军传》，顾夐的《袁氏传》，孙的《幻异志》等，实际上都属于妄制篇目、改题撰人之列，大概就是上了《唐人说荟》之类的当。
鲁迅对于《四库全书》也作了多次的剖析揭露。他在1925年写的《这个与那个》中指出：
现在中西的学者们，几乎一听到“钦定四库全书”这名目就魂不附体，膝弯总要软下来似的。其实呢，书的原式是改变了，错字是加添了，甚至于连文章都删改了，最便当的是《琳琅秘室丛书》中的两种《茅亭客话》，一是宋本，一是四库本，一比较就知道。
1927年，在《谈“激烈”》一文中又作了补充：
清朝人改宋人书，我曾举出过《茅亭客话》。但书在《琳琅秘室丛书》里，现在时价每部要四十元，倘非小阔人，那能得之哉？近来却另有一部了，是商务印书馆印的《鸡肋编》，宋庄季裕著，每本只要五角，我们可以看见清朝的文澜阁本和元钞本有如何不同。今摘数条如下：“燕地……女子……冬月以括蒌涂面，……至春暖方涤去，久不为风日所侵，故洁白如玉也。今使中国妇女，尽污于殊俗，汉唐和亲之计，盖未为屈也。”（清人将“今使中国”以下二十二字，改作“其异于南方如此”七字。）……
此后，1933年又在《四库全书珍本》一文中提到：
明末人好名，刻古书也是一种风气，然而往往自己看不懂，以为错字，随手乱改。不改尚可，一改，可就反而改错了，所以使后来的考据家为之摇头叹气，说是“明人好刻古书而古书亡”。这回的《四库全书》中的“珍本”是影印的，决无改错的弊病，然而那原本就有无意的错字，有故意的删改，并且因为新本的流布，更能使善本湮没下去，将来的认真的读者如果偶尔得到这样的本子，恐怕总免不了要有摇头叹息第二回。
鲁迅在《四库全书珍本》这篇文章里谈到了“善本”和“珍本”的区别问题。他认为所谓“珍本”，不过是以“钦定”二字作为标榜，其实却是弊病很多；而“善本”的要求则是“合于实用”。可见鲁迅所认为的“善本”，不是什么孤本秘笈、宋刊元椠，而是以有没有经过删改、错误多少来衡量的。这对于我们整理出版古籍很有指导意义。历来对于善本书的概念有不同的理解，有的强调刻版年代早，有的重视传本少，其实还需要作具体的分析。我们对于孤本、古本是要给予充分估价的，但首先要看书的内容。有的古本篇目多、错字少，有的孤本保存了罕见的资料，的确应该看作善本，但并不一定都是如此，有的只能作为“珍本”加以保藏和用作参考，并不实用，就不能说是真正的善本。按理说，我们今天经过认真的校勘、标点以及注释的新版本，才是真正的善本，应该超过以往的各种刻本。尽管现在由于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疏忽，还不能做到完全消灭差错，还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但大部分新版本是可以凭信的，是可以取代旧版本的。除了《四库全书》所独有的孤本，我们完全可以用更好的版本来取代它。例如经过校点的《二十四史》，就比殿本二十四史的质量高出不知多少，我们就没有必要再去重印《四库全书》本了。像王云五那样一集又一集地重印《四库全书珍本》，还是如鲁迅所说，那是官商的生意经，因为，“生意总可以比‘善本’好一些”。
1934年，鲁迅在《买〈小学大全〉记》里又提到，“如钦定四库全书，于汉人的著作，无不加以取舍，所取的书，凡有涉及金元之处的，又大抵加以修改，作为定本”。之后，又在《病后杂谈之馀》里更尖锐地指出：
现在不说别的，单看雍正乾隆两朝的对于中国人著作的手段，就足够令人惊心动魄。全毁，抽毁，剜去之类也且不说，最阴险的是删改了古书的内容。乾隆朝的纂修《四库全书》，是许多人颂为一代之盛业的，但他们却不但捣乱了古书的格式，还修改了古人的文章；不但藏之内廷，还颁之文风颇盛之处，使天下士人阅读，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的作者里面，也曾经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这两句，奉官命改为“永远看不出底细来”。）
嘉庆道光以来，珍重宋元版本的风气逐渐旺盛，也没有悟出乾隆皇帝的“圣虑”，影宋元本或校宋元本的书籍很有些出版了，这就使那时的阴谋露出了马脚。……
新近陆续出版的《四部丛刊续编》自然应该说是一部新的古董书，但其中却保存着满清暗杀中国著作的案卷。……
下面引了《容斋随笔》、《嵩山文集》的四库本和别本作为对比，列举许多实例，揭穿了清朝皇家纂修《四库全书》的政治目的。最后说：
清朝的考据家有人说过，“明人好刻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妄行校改。我以为这之后，则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变乱旧式，删改原文；今人标点古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乱点一通，佛头着粪：这是古书的水火兵虫以外的三大厄。
鲁迅如此不厌其详地反复揭露《四库全书》删改古书的隐秘，除了当时有现实的战斗作用之外，也是对《四库全书》本身的公正评价，是对清朝官方古籍整理工作的严肃批判。鲁迅一贯不迷信孤本秘笈，也不盲从藏书家的考证题跋，而是对古书进行认真的校勘考订，作出实事求是的估价。对古书的编纂整理，必须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像《四库全书》那样“变乱旧式，删改原文”，只是对古书的捣乱和破坏。我们今天从事古书的整理出版工作，也应引以为戒，决不能因为某种政治目的而删改古书。对于古籍，可以进行科学的批判，但不能也不必修改，因为那是历史的遗迹。如果由于特殊的原因而不得不加以删节，也应该在前言后记中作出必要的说明。偷天换日，越俎代庖，替古人改文章，实在是不足取的做法。
鲁迅自己对版本的选择是很注意的。他曾对《嵇康集》的各种版本作了精细的校勘。在校正本书的基础上写了《嵇康集跋》、《嵇康集逸文考》、《嵇康集著录考》、《嵇康集序》，最后写成了《嵇康集考》。鲁迅对嵇康集的版本作了认真的分析比较，认为吴宽丛书堂钞本是最好的本子：“黄省曾本而外，佳本今仅存丛书堂写本。不特佳字甚多，可补刻本脱误；曰《嵇康集》，亦合唐宋旧称，盖最不失原来体式者。”（《嵇康集考》）这个钞本所以说是佳本，就因为它“佳字甚多”，可以据以校正刻本的错误；又较多地保存了原书的格式。所以他在《嵇集集跋》里作出判断说：“中散遗文，世间已无更善于此者矣。”鲁迅所说的善本，于此可以得到具体的印证。《唐人说荟》和《四库全书》给我们提供了反面的例证，《嵇康集》给我们提供了正面的例证。怎样鉴别版本，我们从鲁迅先生的论述中，是可以得到很多启发的。二 论校勘
校勘和版本的选择是密切联系的。一个版本的好坏往往决定于刻印者的校勘水平，而一个版本到底好不好，还要经过读者的再校勘才能确定。对于古籍整理工作者来说，在选择一个底本之前就要先进行一番校勘，在确定底本之后更要进行仔细的校勘。鲁迅先生对古书的校勘工作是非常重视的，他在论版本问题时就一再提到校勘的重要，对于粗制滥造地重印古书表示了极大的愤慨。他在《所谓“国学”》一文中曾批评了当时翻印古书的恶劣作风：
……至于这些“国学”书的校勘，新学家不行，当然是出于上海的所谓“国学家”的了，然而错字迭出，破句连篇（用的并不是新式圈点），简直是拿少年来开玩笑。这是他们之所谓“国学”。
后来在《望勿“纠正”》中又指出了当时校改旧小说的弊病：《花月痕》本不必当作宝贝书，但有人要标点付印，自然是各随各便。这书最初是木刻的，后有排印本；最后是石印，错字很多，现在通行的多是这一种。至于新标点本，则陶乐勤君序云：“本书所取的原本，虽属佳品，可是错误尚多。余虽都加以纠正，然失检之处，势必难免。……”我只有错字很多的石印本，偶然对比了第二十五回中的三四页，便觉得还是石印本好，因为陶君于石印本的错字多未纠正，而石印本的不错字儿却多纠歪了。
接着鲁迅举出了几个原来不错而被改错了的例子，然后说：
我因此想到一种要求，就是印书本是美事，但若自己于意义不甚了然时，不可便以为是错的，而奋然“加以纠正”，不如“过而存之”，或者倒是并不错。
这个要求并不很高，也许可以说是印古书的起码要求。如果自己对原文的意义还不甚了然，就不要轻易改字，与其把本来不错的字改错，宁可保存原样，让读者自己判断。尤其是在不附校记的情况下，改字更要慎重。校书而妄改原文，不如不校。“明人好刻古书而古书亡”的感叹，就是由此而产生的。这一点很值得我们警惕。因为有意改错是不会的，但限于自己的知识范围，难免会把不错的字当成错的，又轻易加以改正，就造成了新的错误。所以在校勘工作中改字一定要经过认真研究，尽可能写出校记，说明依据，并录存原文，以备复核，即使改错了也不致于泯灭痕迹，贻误读者。
鲁迅自己校过不少古书，用功最深的是《嵇康集》。我们从《嵇康集》的校勘中可以看出鲁迅严肃的工作态度和严谨的工作方法。他在1913年写的《嵇康集跋》里说：
原钞颇多讹敚，经二三旧校，已可籀读。校者一用墨笔，补阙及改字最多。然删易任心，每每涂去佳字。旧跋谓出吴匏庵手，殆不然矣。二以朱校，一校新，颇谨慎不苟。第所是正，反据俗本。今于原字校佳及义得两通者，仍依原钞，用存其旧。其漫灭不可辨认者，则从校人，可惋惜也。
这是他对丛书堂钞本进行了认真校勘之后所作出的结论，原钞虽有脱讹，然而保存了不少佳字；旧校虽然作了不少补阙和校改，然而“删易任心”，或者反据俗本来改钞本，甚至涂灭了原字，令人惋惜。所以鲁迅的校勘首先是返本还原，力求恢复原文。这并不单纯是为了复古本之旧，而是经过了认真对比之后作出的抉择。于此可以得到一些教训，校勘古书不要轻信别本和盲从前人的校改，更不要漫灭旧文，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当然，更重要的是要经过比较，作出正确的判断。但是当作不出确切判断时，就该谨慎从事，尽可能保存原貌。
经过了十一年之久，鲁迅又对《嵇康集》作了多次校勘，1924年在《嵇康集序》里进一步说明了校勘的经过和体例：
……今此校定，则排摈旧校，力存原文。其为浓墨所灭，不得已而从改本者，则曰：字从旧校，以著可疑。义得两通，而旧校辄改从刻本者，则曰：各本作某，以存其异。
鲁迅用了黄省曾、汪士贤、程荣、张溥、张燮五家刻本进行校勘之后，又取《三国志》注、《晋书》、《世说新语》注、《文选》李善注和各种总集、类书等所引，一一著其同异；又参考了《全三国文》、《续古文苑》中所收嵇康作品的异文，录存备考，所用校勘资料之广是令人十分惊佩的。他在校正《嵇康集》文字的同时，还广泛地搜集嵇康著作的逸文，并作了认真的考证。大约在写作《嵇康集序》的同时或稍前，鲁迅写了《嵇康集逸文考》和《嵇康集著录考》两篇文章，就是在校勘《嵇康集》的基础上所取得的研究成果，也是为进一步研究和整理嵇康著作所积累的基本资料。
过了两年，鲁迅又一次综合和总结了有关《嵇康集》研究的成果，写出了《嵇康集考》（见《历史研究》1954年第2期）。在《逸文考》、《著录考》的基础上又加了一些案语，并补充了《考目录及阙失》的部分。他说明：“抄本与刻本文字之异，别为校记。今但取抄本篇目，以黄省曾本比较之，著其违异；并以概众家刻本，因众本大抵从黄刻本出也。有原本残缺之迹，为刻本所弥缝，今得推见者，并著之。”这就是在文字异同之外，校比各本篇目的异同存亡，从而考证古本的本来面目。《考逸文然否》这一部分是在广泛搜罗逸文之后，又加以考证，辨别其真伪。这篇《嵇康集考》与《嵇康集》的校记互为补充，相辅相成，是鲁迅长期（约十三年以上）以来校勘《嵇康集》的科学成果。《嵇康集》的校定为我们整理古籍提供了一个典型的范例，从中大致可以得到这样一些启发。
第一，校勘古书一定要详细地占有材料。像《嵇康集》那样选用丛书堂钞本作底本，又用五种不同刻本作了对校，又广泛地采用总集、类书和古籍旧注所引的单篇、残句进行他校，才能博采众长，为读者提供完备的、而又是经过核实的资料。
第二，校勘应该和考证工作结合起来。像《嵇康集》那样在校正文字之外，还对卷数及名称、目录及阙失、佚文然否进行了详细的考证，才能对古籍作出全面的整理。校勘工作不同于机械的校对，就在于它不仅记述文字的异同，而且要作出是非优劣的判断，还要比较篇目的多少，辨别佚文的真伪，并从而考证版本的源流。这是整理一本书的全过程。
第三，校勘古书一定要保持谨严的工作作风，遵守一定的体例。像《嵇康集》那样虽然早经断定丛书堂钞本是佳本，“世间已无更善于此者矣”，然而还是要用黄省曾刻本来校补它，使之“兼具二长，乃成校胜”。鲁迅既作出了抉择，认为原钞的“佳字甚多”，所以“排摈旧校，力存原文”，同时又参校各本，一一著其异同，“以备省览”。这样既不是客观主义地罗列各本的异文，不置可否，使读者无所适从；也不是简单地择善而从，把义得两通或似是而非的异文一概摒弃，而是兼存了各本的特点，便于读者作进一步的研究。只有古书中常见的通假字和异体字，才不再逐一出校，“以省烦累”。这正是鲁迅借鉴前人旧校的教训，避免了“删易任心”、“灭尽原文”的片面性。
当然，《嵇康集》是一种带有考异性质的集校本，是供研究者参考的，并不是所有的古书都需要作这样详尽的校勘。倘使作为一个比较普及的读本，就可以在校勘之后，提供一个择善而从的定本。如《唐宋传奇集》鲁迅也曾作过比较仔细的校勘，就没有附校记。他在序例中说明：“本集所取文章，有复见于不同之书，或不同之本，得以互校者，则互校之。字句有异，惟从其是。亦不历举某字某本作某，以省纷烦。”对于不同的书，应该采取不同的校勘方法，这是不言而喻的。三 论标点
现在重印古书，一般总得加上标点。排印书而没有标点，将会令人无法卒读。像《四部备要》那样的号称聚珍仿宋版，虽然保存了一些古书格局，但是也不受读者欢迎了。所以标点是整理古书的一项基本功。鲁迅先生对于古书的标点，曾发表过不少议论，主要是批评当时重印古书的人工作不认真，胡乱标点，贻误读者。鲁迅经常关心古书的校点重印，他说汪原放先生标点和校正的小说，“虽然不免小谬误，但大体上是有功于作者和读者的”（《望勿“纠正”》），对于这样的工作，充分肯定了它的作用。后来，他在《病后杂谈》中提出：“现在的意见，我以为倘有购买那些纸墨白布的闲钱，还不如选几部明人、清人或今人的野史或笔记来印印，倒是于大家很有益处的。但是要认真，用点工夫，标点不要错。”这个要求是很高的，“标点不要错”，这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但是做起来实在不容易。即使标点者是学有专长的学者，也经过反复推敲，然而印出书来也还难免有一些可议之处，往往还要经过广大读者的纠正和多次的勘误，才能把错误减少到最低限度。可见，“标点古文，确是一种小小的难事”。
由于古书的情况复杂多样，各有特点，想要告诉别人标点应该怎么点，几乎是不可能的；只能用点错了的实例作为教材，告诉别人不该怎么点，倒还可以从中总结一些经验教训。鲁迅在《马上日记》中举过一些标点错误的例：
……那时大概是想要做一篇攻击近时印书，胡乱标点之谬的文章的，废纸中就钞有很奇妙的例子。
……“袁石公典试秦中。后颇自悔。其少作诗文。皆粹然一出于正。”（上海士林精舍石印本《书影》卷一第四叶）“考……顺治中，秀水又有一陈忱……著诚斋诗集，不出户庭，录读史随笔，同姓名录诸书。”（上海亚东图书馆排印本《水浒续集两种序》第七叶）
标点古文，确是一种小小的难事，往往无从下笔；有许多处，我常疑心即使请作者自己来标点，怕也不免于迟疑。但上列的几条，却还不至于那么无从索解。末两条的意义尤显豁，而标点也弄得更聪明。
引用者按：前面还有两个例子，这里从略了。后两条“意义尤显豁”的例子，鲁迅并没有指明错在哪里。前一例原本只是断句，大概“其少作”三字应该连上一句“颇自悔”作一句读；后一例出于著名学者胡适的著作，在“著……诸书”中间插上“不出户庭”四字未免奇怪，看来应该把“不出户庭录”五字标作书名。
后来，鲁迅又在《点句的难》中说：
看了《袁中郎全集校勘记》，想到了几句不关重要的话，是：断句的难。
……
古文本来也常常不容易标点，譬如《孟子》里有一段，我们大概是这样读法的：“有冯妇者，善搏虎，卒为善士。则之野，有众逐虎。虎负嵎，莫之敢撄。望见冯妇，趋而迎之。冯妇攘臂下车，众皆悦之，其为士者笑之。”但也有人说应该断为“卒为善，士则之，野有众逐虎……”的。这“笑”他的“士”，就是先前“则”他的“士”，要不然，“其为士”就太鹘突了。但也很难决定究竟是那一面对。
不过倘使是调子有定的词曲，句子相对的骈文，或并不艰深的明人小品，标点者又是名人学士，还要闹出一些破句，可未免令人不遭蚊子叮，也要起疙瘩了。嘴里是白话怎么坏，古文怎么好，一动手，对古文就点了破句，而这古文又是他正在竭力表扬的古文。破句，不就是看不懂的分明的标记么？说好说坏，又从那里来的？
标点古文真是一种试金石，只消几圈几点，就把真颜色显出来了。
鲁迅在这里是有意要讽刺一下某些“反对白话，或并不反对白话而兼长古文的学者们”的，不过还没有举出实例，之后在《骂杀与捧杀》中却点了一下：
人古而事近的，就是袁中郎。这一班明末的作家，在文学史上，是自有他们的价值和地位的。而不幸被一群学者捧了出来，颂扬，标点，印刷，“色借，日月借，烛借，青黄借，眼色无常。声借，钟鼓借，枯竹窍借……”借得他一塌胡涂，正如在中郎脸上，画上花脸，却指给大家看，喷喷赞叹道：“看哪，这多么‘性灵’呀！”……
后来，鲁迅在《“题未定”草》（六）中又提到了古文的标点问题：
标点古文，不但使应试的学生为难，也往往害得有名的学者出丑，乱点词曲，拆散骈文的美谈，已经成为陈迹，也不必回顾了；今年出了许多廉价的所谓珍本书，都有名家标点，关心世道者惄然忧之，以为足煽复古之焰，我却没有这么悲观，化国币一元数角，买了几本，既读古之中流的文章，又看今之中流的标点；今之中流，未必能懂古之中流的文章的结论，就从这里得来的。
……
例如罢，我买的“珍本”之中，有一本是张岱的《琅嬛文集》，“特印本实价四角”；据“乙亥十月，卢前冀野父”跋，是“化峭僻之途为康庄”的，但照标点看下去，却并不十分“康庄”。标点，对于五言或七言诗最容易，不必文学家，只要数学家就行，乐府就不大“康庄”了，所以卷三的《景清刺》里，有了难懂的句子：“……佩铅刀。藏膝髁。太史奏。机谋破。不称王向前。坐对御衣含血唾。……”
琅琅可诵，韵也押的，不过“不称王向前”这一句总有些费解。看看原序，有云：“清知事不成。跃而询上。大怒曰。毋谓我王。即王敢尔耶。清曰。今日之号。尚称王哉。命抉其齿。王且询。则含血前。淰御衣。上益怒。剥其肤。……”（标点悉遵原本。）那么，诗该是“不称王，向前坐”了，“不称王”者，“尚称王哉”也；“向前坐”者，“则含血前”也。而序文的“跃而询上。大怒曰”，恐怕也该是“跃而询。上大怒曰”才合式，据作文之初阶，观下文之“上益怒”，可知也矣。”
纵使明人小品如何“本色”，如何“性灵”，拿它乱玩究竟还是不行的，自误事小，误人似乎不大好。……
鲁迅对于这种标点的错误，提出了严肃的批评，指出“自误事小，误人似乎不大好”，这是从广大读者的要求出发的。鉴于当时重印古书的工作并没有明确的指导思想，所以他一再提出“认真读书的人，一不可倚仗选本，二不可凭信标点”。甚至还不无愤慨地说，“今人标点古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乱点一通，佛头着粪”（《病后杂谈之馀》）。鲁迅先生的有些话，在当时是有为而发的，但它的基本精神，直到今天对于我们也还有启发作用。整理出版古书，是要为今天的读者服务的，就应该认真做好标点工作，不要使读者再发出“不可凭信标点”的慨叹。我们既不能知难而退，望而却步；更不能掉以轻心，乱点一通。如果学习了鲁迅那种为读者服务、向读者负责的工作态度，又对古书“断句的难”作了充分的估计，勤学勤查勤问，做到像鲁迅所提出的“要认真，用点工夫”，那么标点古书的水平总是可以逐步提高的。1981年为纪念鲁迅诞生一百周年作（原载《编辑之友》1985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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