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艺术的忠臣到人民的忠臣——闻一多论稿(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李乐平

出版社：线装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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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艺术的忠臣到人民的忠臣——闻一多论稿试读：

关于闻一多的评论，在其初涉文坛不久的1922年底就已经开始。随后，著名作家或学者如朱湘，沈从文，苏雪林，朱自清等对其人其文都有很深入的研究。新中国成立后，闻一多当年的学生如季镇淮、王瑶、王康以及李广田、郭道晖、孙敦恒和其他学者等均成为这一研究领域的带头人。虽然闻一多研究的历史很长，但在这之前后，关于闻一多研究的长篇却很少见，只有署名史靖的王康写作并由上海生活书店出版于1947年7月的《闻一多的道路》，陈凝写作并由民亨出版社出版于1947年8月的《闻一多传》，勉之写作并由上海生活·读书·新知联合发行所出版于1949年6月的《闻一多》以及王康由《闻一多的道路》压缩而成并由湖北人民出版社于1958年6月出版的《闻一多》。

新时期以降，关于闻一多的长篇研究逐渐多了起来。1979年4月，王康在继修订1958年版的《闻一多》并更名为《闻一多颂》于1978年12月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之后，又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他初稿于1964年但改定于1978年底的《闻一多传》。这部专著，可以说是作者倾其半生精力的结晶。该专著以传主一生的活动经历为线索共18章，这18章依次为《故乡》，《清华园中》，《五四运动时期》，《在大洋彼岸》，《归国后的第一年》，《北伐战争之后》，《重返清华》，《一二九运动前后》，《抗日战争时期》，《初到春城》，《在艰苦的时刻》，《学术的青春》，《时代的鼓手》，《战士的光辉》，《在火热的斗争中》，《“最黑暗的一天”》，《崇高的愿望》和《英勇献身》以及附录的吴晗著《〈闻一多的道路〉序》和作者《后记》等共36万多字。观其各章标题，我们即可知道论者在这部专著中对于作为诗人，学者和“斗士”闻一多全部活动及其成就的详细介绍和评析。就在这部专著中，作者更以较大的篇幅，为读者提供了当时鲜为人知的大量材料特别是闻一多政治思想转变前后和当时共产党人的接触以及他阅读进步书籍对其转变的教育作用。正是因为有了党的正确领导和教育，这才使诗人和学者的闻一多走上反对国民党独裁以争取民主的斗争道路并面对国民党的“手枪”毫不畏惧而英勇牺牲。由于作者是闻一多的学生尤其亦曾参加过当年昆明的民主运动，因此，作者鲜明的爱憎情感就贯穿在全书的叙述和评析过程之中并能够引领读者沉醉其中。该专著在学术方面不仅具有很高的原创价值，而且其所介绍闻一多之各个时期的活动等诸资料，更为后人建筑成一座研究闻一多的资源宝库并且影响着后人的研究。当然，由于专著出版时特别作者写作时尚未摆脱“极左”思潮影响，这就表现为有“拔高”闻一多的嫌疑。而且，论者也较多地回避了在其写作之时尚属敏感的政治内容如闻一多前期崇奉“国家主义”的“大江会”或参加“新月”活动等。因此，这就因只表现传主其人生的“半面”而使闻一多的形象缺乏“完整”。

继王康的《闻一多传》出版之后，刘烜又于1983年7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他于1982年夏季就写好的《闻一多评传》。该专著除闻家驷的《序》和作者的《后记》外，正文共13章依次为《童年》，《一个爱国者的觉醒》，《留学美国和〈红烛〉出版》，《美学思想和新诗评论》，《在诗坛上》，《死水》，《学者生涯》，《辛勤的园丁》，《飞跃》，《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丰硕成果》，《“民主堡垒”中的斗士》，《杂文》，《最壮丽的诗篇》以及13章外的《结束语》等共30多万字。这部专著和王康《闻一多传》的异同表现为，在结构方面虽然也是从“经”的角度对闻一多诗人，学者和“斗士”的转变经历及其成就进行介绍和评析，但显然不属于“流水账”式写作，而带有专题式研究特征；在闻一多的思想表现方面，虽然都以爱国主义为灵魂为根基贯穿全书，但显然前者没有后者更加强调；在闻一多美学思想追求方面，虽然都论证评析了其后期作为“时代的鼓手”的艺术为人民，但是因为后者有了介绍并评析传主前期艺术追求即“艺术改造社会”和“为艺术而艺术”以及美学观的转变等，这就使传主的形象显得完整和真实；在内容表现方面，虽然都有关于闻一多诗歌创作成就的评析，但是由于后者专题研究的特点，其篇幅显然大于前者等等。当然，该专著的成就并不仅在于此，更在于作者在前人建造的大厦基础上，以其新的角度全面系统地论证评析传主闻一多作为诗人，学者和“斗士”各方面的成就。因此，这部专著出版之后，《人民日报》，《文艺报》和《文学评论》等都有专家给予高度评价，甚至，国外闻一多研究者也给作者去信认为其“发现和研究了不少人们尚不知道的史实”，这就“使读者能获得关于闻一多在各个领域多方面活动的完整印象”。当然，同样由于历史背景的局限，这部专著在介绍和评析闻一多前期美学思想时，不仅没有说明闻一多之“艺术改造社会”是其前期短暂的文艺思想旋即就追求唯美主义，而且更回避了闻一多之“为艺术而艺术”的实质是专求艺术的纯美而反对艺术的功利。再者，关于闻一多《奇迹》一诗的介绍，作者在当时情况下，应该已经明白是为爱情诗，但是，作者也和王康一样可能是为贤者讳吧，只语焉不详地在介绍多种观点后说“似乎是关于理想的爱情的哲理性的诗。”还有，在史料的认定方面，有的内容也有待商榷。如作者误将朱自清等据“选诗定正本”收入4卷本《闻一多全集》中只有34字小序的《洗衣歌》，是传主在编辑《现代诗抄》时删掉了原76字小序中的最后42个字。其实，从现在12卷本的新《闻一多全集》可知，传主在《现代诗抄》中就没有收入《洗衣歌》这首诗。据笔者此前书信、电话包括电子邮件请教全国约20位闻研专家包括刘烜先生及闻一多的亲属尤其吴宏聪先生等，目前多认为朱自清编4卷本全集中所说的“选诗定正本”已无从考证。

1988年7月，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俞兆平写成于1985年6月改定于1986年5月的《闻一多美学思想论稿》。和此前诸多关于闻一多的传记著作相比，该论著一改纵的叙述方法而以专题研究的形式出现。全书除《后记》外7章依次为《美学思想历程》，《诗歌创作论》，《新诗形式论》，《新诗发展论》，《审美教育论》，《艺术美丑论》和《艺术起源论》等共26万多字。作者高度评价闻一多在中国现代美学和和现代诗学等方面所作出的贡献，这主要表现为：

第一在《美学思想历程》中，论者缜密地分析了闻一多三个时期美学思想的形成尤其复杂性表现如中期既坚持艺术的社会功利性，又强调艺术家创作时的超功利性等特点并认为在当时“五四”时期的文学界非常普遍。而这种艺术创作无目的性与艺术社会功用性相统一的二律背反的文艺主张，正是康德美学思想在新的历史环境中的延续；第二在《诗歌创作论》中，论者在分析闻一多诗歌创作总原则诸要素后，更详细分析闻一多基于现实的浪漫主义诗歌创作追求的特点，闻一多关于抒情诗的特殊要质以及诗歌创作的心理四要素和诗歌创作的传达活动等；第三在《新诗形式论》中，论者不仅将闻一多的形式美与形式主义相区别，而且在论证诗之“三美”即音乐美，绘画美和建筑美之前，更正确分析诗之“三美”的基调即中国传统审美标准“均齐”和“浑括”；第四在《艺术美丑论》中，论者不仅分析闻一多“化丑为美”的诗歌创作实践，同时还论证其以丑为美学追求的理论渊源以及发展和创新之处等。除此之外，论者当然还有其他精辟的分析和论证，他在书的封面就说“集合诗人、学者、斗士这三重人格于一身的闻一多”，不仅“在其短暂的四十七年生涯中，创作新诗、研究古籍、评析艺文、奠立诗论，乃至涉足绘画、戏剧、舞蹈、篆刻等艺术门类，其视野之广，领域之宽，真有集纳百川之气魄，融合万汇之才华”，而且，其“熔铸中外，贯通古今，以及与现实斗争的浑然交织，对客观真理的不懈追求”，这就“形成了闻一多美学思想的独具特色”。应该说，俞兆平这部具有精辟见解并极具理论深度的专著，不仅当时具有推动闻研向纵深创新的作用，即使现在，其观点在闻研界仍然具有很大影响并为人所借鉴。当然，正如该专著从传统闻一多文艺思想的前后两期分法转变为前中后三期分法的认识在被专家充分肯定的同时，也为当时的研究工作带来“商榷和争论的活跃气氛”一样，笔者认为，该专著某些方面也明显不妥，如论者将现在学界公认的爱情诗《奇迹》解读为“闻一多对自己多年来所受的唯美主义艺术观影响的总的回顾与清算，是他对新的理想境界的寻觅与探求”。当然，这也是因为当时背景的局限所致。不过有了这论据的虚假，从逻辑的角度看，其论证的准确性也就值得怀疑。还有，论者在分析闻一多之“新诗采用了西文诗分行写的办法”所表现的“建筑美”和古典诗歌词句的排列不据此种特点进行比较时，就将杜牧之七绝《清明》的几种句读方法为例以“说明诗中各种形式因素组合的变化，将会影响到诗的内质”。这种分析显然不妥。因为论者在分析“此”的时候，显然忽视了“彼”。在古诗中，只要作者冠以“七律”或者“七绝”等字样，读者就只能根据“七律”或者“七绝”的格律要求进行句读。否则，就不是“七律”或者“七绝”了。

1990年10月，商金林完成于1988年底的《闻一多研究述评》由天津教育出版社作为“学术研究指南丛书”的一种出版。虽然此前已有闻研专家江锡铨《闻一多研究四十年》的闻研述评文章问世，但那毕竟属于短篇容量太小，因此也就满足不了研究者尤其年轻学者的需要，然而商金林的这部作品，则不仅当时并且迄今仍然属于绝无仅有的闻研综述性大容量专著。该专著除《引言》，附录《闻一多研究资料索引选辑》和《后记》外，凡八章依次为《清华求学期间的闻一多评介》，《〈红烛〉时代的闻一多研究》，《〈红烛〉、〈死水〉较深入系统的研究》，《抗战期间的闻一多研究》，《建国前三年的闻一多研究》，《建国至“文革”前的闻一多研究》，《台湾、香港地区的闻一多研究点滴》和《新时期的闻一多研究》等共32万多字。该专著的特点表现为：第一，作者不仅搜集了闻一多自清华求学涉足文坛的20年代初期至作者写作当时的1988年期间各个时期被人评介的情况，而且，作者在介绍这些进行评介的同时，也还辅以自己对闻一多各个时期创作情况的简单介绍；第二，“述评”既介绍有研究者对闻一多创作的肯定，也介绍有研究者对闻一多创作的批评；第三，作者在介绍研究者观点的时候，不仅亦述亦评有自己的分析，更在每一章的结尾又都辅以“结语”进行整合归纳该时期的研究状况；第四，在附录《闻一多研究资料索引选辑》中，既有在“述评”中介绍过的作品，也有新列入的篇目；第五，“述评”中，作者在对闻一多创作经历研究和闻一多重点创作研究介绍的同时，还有关于闻一多研究热点的介绍以及“国外闻一多研究一瞥”等。该书的出版具有很大意义，作者以其广博的知识在学术方面填补闻研长篇综述的功绩表现为，不仅对于当时乃至目前甚至今后的年轻闻一多研究者具有入门引领作用，而且，对于所有的闻一多研究者也都具有借鉴启发意义。

1994年7月，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闻黎明和侯菊坤完成于1988年底的《闻一多年谱长编》。但与其说是为“长编”，倒毋宁说其为“传记”。因为，迄今为止，在中国现代历史上尚未多见如此篇幅宏大的个人“年谱”。该谱除《谱前》，《正谱》和《谱后》外，另有作者《说明》和《后记》以及专家《序一》和《序二》等共84万多字。据该谱《说明》可知，“谱前”包括谱主的故乡和家世介绍；“正谱”包括谱主的求学、初期社会活动、文艺创作、文艺理论、学术研究、教学工作、政治活动、思想发展、家庭生活、个人情操、友朋交谊及其他等；“谱后”包括谱主殉难后三个月内的国内外反响、追悼和纪念等活动。表现上述内容的资料极为丰富，作者所收录的大量史料或为原始或为直接。其来源为：1.当时已出版的《闻一多全集》以及诸种诗集或文集；2.谱主生前发表但未编集的佚诗和佚文；3.谱主未曾发表的手稿、书信、联名文章以及题字题词和篆刻铭文；4.谱主起草修改润色的各类宣言和函电；5.他人记录的演讲记录、听课笔记和时事问答；6.谱主亲朋好友以及学生的回忆、日记还有编者的走访记录和信访复函；7.各类报刊、杂志的报道以及档案文献等。作者历时五载终于完成的这部专著，真可谓呕心沥血的结晶。虽然如此，但这部卷帙浩繁“年谱”的价值并不仅在其资料丰富多样方面，也不仅在其成为众多研究者从中不断汲取且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方面，而更在于编者将谱主即闻一多放在那种特定的历史背景中，全方位多方面多角度地表现其由诗人，学者到“斗士”的转变历程和原因，这就是闻一多所以由绅士特征的“艺术为艺术”极端追求者转变为“艺术为人民”的极端播种者和由“国家主义”的崇奉者转变为“人民至上”的呐喊者等等，除了闻一多本身爱祖国爱人民的根本原因之外，还在于那个腐朽和荒乱的特殊年代迫其使然。这就犹如张光年在其《序》中所说之不仅“使读者披书可见闻一多其人”，而且，更让我们“从一个人看到一个时代”。此书的又一特点亦如序者之二耿云志所说，作为谱主嫡孙的闻黎明“为乃祖作谱，能够不存一丝一毫为尊者讳的旧观念，一本史家求实的精神，此点亦极令人赞佩”。关于不为尊者讳的内容在“谱”中表现很多当然不能全部列举，但最突出者如对闻一多《奇迹》之诗说明时，他根据梁实秋的诠释并解释“所谓‘情感上吹起了一点涟漪’，大概是先生与中文系讲师方令孺之间的关系”。不唯如此，作者在此后即1996年5月所编的总第9期《闻一多研究动态》中，更借商金林《闻一多佚诗〈凭藉〉》的发现，提供给读者解读《奇迹》“一个全新的思路”。亲属为前辈作谱，对于所谓“桃色”佚闻唯恐避之不及，然而作者这种史家的实事求是精神实在令人敬佩。尊重并反映真实史料的还有如谱中记述当时校长梅贻琦赴南京教育部述职被蒋介石接见并向蒋汇报闻一多等“联大”诸教授争求民主行为原因之一为生活所迫时，编者记录了梅贻琦当时日记中蒋介石的反映即“日生活问题实甚重要”。这种在当时背景下突破材料运用方面的某些禁区，不仅表现出编者的卓越胆识，而且更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据《闻一多研究动态》1996年9月编的总第9期可知，鉴于专家认为该长编“搜得大量外间不易得的资料”并经过“从容研究，细心核校，精心编排”，是当时“出版有关人物传记、年谱方面著作中资料最丰富而可靠的一种”，由于“海内外研究闻一多及研究中国现代史特别是研究现代思想史、文学史的专家极为重视”并成为他们“最不可少的材料”，因此，该专著就被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授予1992至1994年度“优秀科研成果奖”。后来，北京大学在庆祝百年校庆之前，其哲学系又隆重推出该专著为“应读”和“选读”各30种中“应读”之书。2009年11月，该专著又在“闻一多诞辰110周年纪念暨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获得具有国际价值的第二届闻一多研究优秀成果奖（1994－2008）一等并冠名第一。这从一个侧面，就能说明该书的成就和地位。当然，该书最大价值更在于后来的众多闻研工作者无不从此《长编》这个“蚕茧”中抽丝提取所用的材料并生发开来进行阐述而成为创新观点的新作。

在此还要说明的是，就在闻黎明编定《年谱长编》尚待出版之时，他又以其整理的《年谱长编》材料为素材创作了33万多字的《闻一多传》并由人民出版社于1992年10月出版。值得称赞的是，作者继续坚持实事求是精神，他不仅详细记述闻一多当年参与“北京国家主义团体联合会”的活动情况以及当年闻一多留学美国时中国留学生“大江会”的活动情况并将自己的认识写入其中从而填补了闻一多乃至当时中国留美学生“国家主义”活动真实历史的缺憾，而且，他更以史学研究者严谨的科学态度，对学界包括闻一多家属多认为闻一多是为文天祥直系后人的观点提出质疑。该专著出版之后，1993年在北京大学进行访学的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铃木义昭拜读后就着手进行翻译并历经7年数易其稿终于在2000年10月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700多页的日译本《闻一多传》。日译本《闻一多传》的出版，不仅是闻一多研究走向世界的重要标志，而且，其在促进中日两国文化交流方面，更具有重要意义。

1999年2月，中国编译出版社出版了苏志宏的《闻一多新论》。这部专著除《绪论：闻一多研究50年的回顾与反思》和作者《后记》外，凡三个部分即第一部分《诗人编》包括第一章《闻一多个性质素的逻辑起点》，第二章《理想主义的爱国诗人》，第三章《唯美主义的文化倾向》，第四章《时代的鼓手》；第二部分即《学者编》包括第五章《上古神话研究》，第六章《〈诗经〉研究》，第七章《〈楚辞〉研究》，第八章《〈唐诗〉研究》，第九章《〈庄子〉研究》，第十章《闻一多的文化史观》和第三编即《斗士编》包括第十一章《和教授阶级算账》以及第十二章《两极之间的中间人》等共25万多字。这部专著冠以“新论”，其新在何处？笔者认为：第一，从量的角度来说，作者在沿用朱自清《〈闻一多全集〉序》之诗人，学者和“斗士”的“三段论”式“三重人格”分析的基础上，纠正了新中国成立“50年来的闻一多研究中累积的重斗士轻诗人、重诗人轻学者的偏颇倾向”改为重学者和诗人研究而轻“斗士”研究。在全书328页码中，关于学者研究的篇幅占202个页码，关于诗人研究的篇幅占92个页码，而关于“斗士”研究的篇幅只占34个页码；第二，从质的角度来说，由于作者认为从“1946年以来迄今53年的闻一多研究，一直游离于闻一多本人思想发展的内在理路之外，凸现的是其中所具有的某种意识形态价值，即一种外在的评价”，因此，为了恢复闻一多在政治象征性符号之下被掩隐的“丰富的学术思想及其在现代文化史上所应有的地位”，作者更强调作为学者和诗人“闻一多所具有的文化史和学术史价值”即内在评价；第三，批评了学界长期认同的郭沫若《〈闻一多全集〉序》之观点即闻一多“文化史研究的目的”是“为批判历史而研究历史”，同时也批评了郭沫若关于闻一多“治学的根本态度”表现为闻一多“搞中文是为了‘里应外合’来完成‘思想革命”，的观点并说明“论据不足”。作者认为，“闻一多由‘学者’向‘斗士’的人生道路的转变，并非受一种‘早有部署在心’的‘究极目的’的驱使，而是其内在个性特征、学术修养和价值观念中特有的质素”即“在外在的环境——国民党政府的专制主义统治、政府官员的腐败和生活条件的恶化等等——的刺激下，迸发出来一种无畏的个性化抗争”。而这种“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的”，就是当时“专制主义对其教养中根深蒂固的民主自由和人权等理想信念的戕害”；第四，作者认为，闻一多在由学者向斗士的转变过程中，其个性、教养、学识、气质和理想追求等这五个“内在质素”起了主要的基本的作用。他之“放弃学者选择斗士，放弃学术选择政治，则主要是因为其笃信的西方式的自由民主理想受到了冲击，他是为理想而作出自己的选择”；第五，作者认为新时期“作为文化主体的自觉意识的增强，其中最有价值的论点之一，就是意识到文化以及承载文化的人格，有不依赖于非文化实体的自在意义，也就是一种文化人格的自觉”并借他人的研究成果“将闻一多文化人格的基本价值取向提炼为‘反对一切专制’”；第六，闻一多后期转变艺术观强调诗人应作“时代的鼓手”，作者认为“闻一多的自我否定，实际上是否定掉了文化学术的独立价值”；第七，作者在肯定闻一多文化价值由“个人主义”向“人民意识”的转化“反映了一种睥睨权势和独立思索的人格气节”同时，更以犀利的眼光认为如果“没有摆脱他者话语而走向民间和异端，尽管初衷是反对专制，伸张民主自由，但结果却不免‘灭裂个性’，最终走向自我否定”，他之“向教授阶级算账”的“20世纪产生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体，其存在价值并非仅仅是‘死的拉住活的’”，作者认为“这是闻一多将知识分子进行的文化意义的创新实践，下降为现实的政治功利”；第八，在承认闻一多当年追求民主保障人权“虽然天真甚至迂腐”的同时，但更肯定他之“发自肺腑的文字，真实地记载了贯穿闻一多一生的一个最基本的价值关怀”即“人、人性、人的情感、人的理性、人的醉眼、人的基本权利，是将其诗人、学者和斗士三个人生阶段连成一体的一条红线”。总之，该专著的“新”处在于作者指出关于闻一多之多为历史的工具性研究而非内在的本体性研究弊病的同时，其所进行的则是由内而外而非由外而内的研究方法。

2000年12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陈卫创作的博士论文并由中国闻一多研究会长陆耀东先生作序的《闻一多诗学论》。这部专著除作者《引言》和《结语：承前启后的诗学之环》以及《附录》中的四篇论文外，凡五章依次分别为《意象论》，《幻象论》，《情感论》，《格律论》，《技巧论》等共27万多字。几十年来，虽然关于闻一多诗学研究的论文很多，但是以专著形式并系统地从以上各个方面进行分析，陈卫堪称第一。这部专著的“着力点”即成功之处，正如陆耀东先生在其《序言》中所说，“是视野放得宽些，论述更深一点、新一点、细一点，从而有所前进，有所超越”。如何做到以上这些超越？如作者在第一章的《意象论》中，她先从第一节开始《意象寻源》，不仅分析中国在先秦时期就有了“意”和“象”这两个诗学概念以及各自的含义乃至后来合成的“意象”含义，而且，更结合闻一多留学美国之后所接触到的西方意象理论进行分析，从而不仅推论出“闻一多的意象观与英美意象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更研究出闻一多在接触西方意象理论后他之“意象观”的变化即由最先“讲究意象的图画性、形象可感性”以“更注重感性上的审美”转变为“将意象看成是由情感和意志共同作用形成的思想凝结物，默认它的历时性与共时性及其蕴含的文化意味”并且“这种思想在他同时期的诗歌创作中体现得更为明显”。紧随其后的，是作者在该章中第二节的《自然意象系统》研究。这部分内容分别又有“时间意象”和“空间意象”两类并结合闻一多的诗歌创作实例进行分析，如表现“时间意象”的作品有《春寒》、《黄昏》和《晴朝》，表现“空间意象”的作品有《西岸》、《孤雁》和《太阳吟》等等，但不论何种意象，都是为了并且也能够表现出作者当时的情感。在第三节的《人文意象系统》中，作者分别从“生/死意象”，“爱/美意象”和“文化意象”这几个角度进行分析。在前者的分析中，作者在肯定闻一多诗歌“死”之追求是一种享受而非灾难的同时，也批评其诗“否认了人类的生存价值”。当然，最重要的是作者认为闻一多“从人的思维发展来看，对于自身的自觉思考，对于生命意识的自觉悟知”，则“标志着人的意识在思想领域的进一步深入”。尤其让我们不仅“看到闻一多在营造生死意象的诗歌时表现出了这种现代化倾向，而且，他本着写诗而不是做思想的‘传声筒’的原则，运用了现代诗人普遍偏好的夸张或荒诞的意象来说明其生存感受，用非真实的意象证实实在的生存状况，这无疑使诗歌具有现代意味，并达到了一定的哲理深度”。在“爱/美意象”的分析中，作者除了说明研究者很少涉及的“爱与美的文学”是和“五四”时期“血与泪的文学”相对应的一种思潮外，更对“爱与美”的传统认识即“唯美主义文学”的偏颇作了新解。作者解释说“在‘爱与美’的文学中，爱与美虽是一体，但它们还不是狭义形式上的爱与美，也不是单指美丽的语言外表或美好的爱情梦想”，而“是指因为爱而生出爱美之心、赞美之意，因美而爆发出对人生和世界的爱”。闻一多进行美与爱的文学创作，更是“对血与泪文学有意识的反驳”并“用爱与美的艺术来弥补自身血与泪的人生缺憾，为理想的转移建设新的桥梁”。作者还分析了爱与美的意象和自然意象的不同：“自然意象借助自然的物象传达情志，爱与美的意象却常用自然物象作为象征意象，传达出个体对爱与美的精神上的追求”，因此，“闻一多诗歌在表现爱与美时，常超脱现实中的爱与美”并“到想象中去寻找爱和美的集合体”之《剑匣》和《奇迹》诗的创作就是如此，它们“不似血与泪的文学那样把人们都拖入黑暗污浊的现实社会，而用纯洁的爱和美，将人们的灵魂引入了极美极爱的超俗殿堂”。在分析“文化意象”时，作者用比较的方法，指出闻一多的文化用典和某些政治抒情诗明显不同。其差异在于，政治抒情诗“带有明显的政治态度，诗歌作者们总是怀着感恩戴德的心理对胜利者进行歌颂”，在诗歌共性“淹没了诗人的情感个性”之时，于是就“表现出一种类型化的感情”。然而闻一多的“文化意象”却不然，由于他“这类诗歌的意象出于对民族文化的感念，又依据他个人的理解，有的诗歌被赋予了非常浓烈的个性化感情，因而它们至今还能感动读者”。在分析最后一节“意象的美学特征”时，作者高屋建瓴地从中国诗歌史和外国诗歌史这个角度进行阐述，指出闻一多诗论之“浓丽繁密而且具体”的意象诗学观尤其强调意象的神秘性特征包括他之“以丑为美”的艺术追求等和西方象征派的渊源关系以及对于当时胡适等新诗理论的反动。因为闻一多创作时往往运用象征的表现手法因此诗作就不可避免地表现出诗意的神秘性特征如《末日》、《夜歌》和《奇迹》尤其是《奇迹》更表现出多义性。其实，《奇迹》所以多义，就是因为诗之意象和读者或论者的认识观念契合了，于是这才形成一种解读的观点。至于解读的正确与否，都不会影响诗之美学意蕴。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如何解读该诗，其美学价值却丝毫不会减弱。这就是留给我们的启发和认识。鉴于篇幅原因，我们只能以枚举的方法进行介绍分析至此，但从此我们却完全可以证明陆耀东先生在其《序言》中给予该专著的高度评价。

2004年12月，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壁垒间的桥梁——闻一多与艾略特诗论启示录》。《闻一多研究动态》总第65期认为，这是江汉大学文学院吴艳积多年研究心得的一部力作，是2003年湖北省教育厅科研项目之最终成果。该专著除《绪论》和《结语》外，共四章即第一章《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第二章《诗学传统及其顺应的要求》，第三章《现代诗学与它的互动品质》，第四章《从互动作用到复杂认识》等共16万字。作者所以选择这个课题，其在第一章《导语》中说是因为“艾略特与闻一多都是伟大的诗人，又都是颇具影响的理论批评家”，他们的诗学内容也都涉及“古典文学的研究”与“对现代诗的创作实践和理论批评”，并在这“两个领域之间穿行”。同时，他们还“以现代诗的创作为实验，又从理论上探索了现代诗及其隐含的传统与现代的问题，表现出对传统与现代的深刻认识和恰当把握”。尤其论者认为“艾略特与闻一多所处的时代，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传统与现代的壁垒已经形成，并且尖锐地对峙着，艾略特与闻一多却能够在两个壁垒之间巧妙地搭成各种桥梁，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现象”。因此，论者抓住这一现象，她在《绪论》就说目的是要考察艾略特与闻一多“诗论中表现出的微妙而复杂的理论姿态——涉及面对先锋与传统这个世界文学与文化的难题所显示的困境和跨越，进而探寻其中蕴涵的理论思想上的意义，以及对我们今后的理论建设所具备的启迪作用”。论者认为，“‘文学理论生命性的获得’是艾略特与闻一多新诗理论给予我们在思维范式上的最大启迪。”这即“他们有关新诗的理论在自觉或者本能地暗合了文学理论生命性的特征，暗合了有关开放、互动与组织的生命规律。”作者经过研究，将艾略特与闻一多新诗理论的价值在《结语》的开篇归纳为三点：“一是在现代与统统之间的独特姿态，即在传统与现代的壁垒之间达成多种桥梁；二是对传统与现代的顺应/互动作用的体认与识见；三是复杂性地面对传统与现代的问题，充分认识传统与现代的有序中潜存的无序性。”作者不仅认为“这三个方面的诗学价值，分别指向理论现象层、理论思维方法层和理论思维范式层，”而且，她还说“艾略特与闻一多的诗学理论隐含着思维方式的意义”，因此“从这个角度可以说，他们在现代与传统之间表现出的复杂态度与思维方式，甚至超越了他们本身的诗学成果”。这，即是吴艳对《壁垒间的桥梁：闻一多与艾略特诗学启示录》的认识亦即贡献。

就在以上这些成果出版的同时，还有很多闻研专著问世如广西人民出版社于1982年1月出版了鲁非和凡尼的《闻一多作品欣赏》，上海文艺出版社于1982年6月出版了时萌的《闻一多朱自清论》，重庆出版社于1984年11月出版了郑临川的《闻一多论古典文学》述评，台北文史哲出版社于1996年8月出版了李子玲的《闻一多诗学论稿》，学林出版社于1996年10月出版了唐鸿棣的《诗人闻一多的世界》，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于1998年10月出版了吴宏聪的《闻一多的文化观及其他》，团结出版社于1999年8月出版了刘志权的《闻一多传》，电子科学出版社于1999年8月出版了王锦厚的《闻一多与饶孟侃》，北京图书馆出版社于2000年1月出版了张巨才和刘殿祥的《闻一多学术思想评传》，学林出版社于2001年4月出版了邓乔彬和赵晓岚的《学者闻一多》，北京出版社集团和文津出版社于2005年1月联合出版了刘介民的《闻一多：寻觅时空最佳点》，同心出版社于2005年3月出版了谢泳的《重说文坛三剑客：血色闻一多》，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于2009年11月出版了卢惠余的《闻一多诗歌艺术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于2010年4月出版了许霆的《闻一多新诗艺术》。

除此之外，当然还有其他许多研究者的专著出版，突出者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于2010年1月出版了罗先友的《从文学到文化的跋涉：论闻一多诗学的现代性》。该专著除《导论》和《结语：从文学到文化的跋涉》以及两篇《附录》外，还有五章即第一章《闻一多诗学的生成环境》，第二章《新诗理论》，第三章《古典诗歌研究》，第四章《古典文学研究中的现代手法》，第五章《闻一多诗学的现代性特色》等共26万字。该专著开篇就对“现代性”这个众说纷纭的名称作了概念判断，对现代性在中国的发生和发展进行了追溯并在此基础上，对生成于“五四”时代的闻一多诗学现代性进行全面研究。该专著的研究范围还不仅是闻一多的新诗理论，更包括他的古典文学研究及其文化交往。由是就让读者知道，闻一多的文学事业和成就，主要更在于古典文学研究。这部专著的贡献在于，论者不仅勾勒出闻一多诗学生成的现代性环境，分析了闻一多新诗理论中的现代意识、古典文学研究中的现代手法，而且，更在最后归纳出闻一多诗学的现代性特色即：1.闻一多诗学现代性的基本内涵表现为世界视野和科学思维；2.闻一多诗学现代性的最大特色表现为断裂；3.闻一多诗学现代性的终极目标表现为民族性追求。论者认为：“闻一多诗学建立于古今诗体转换，中西文化结合的时空坐标点上。他借用西方文艺理论改造传统诗学，构建中国现代诗歌理论。其理论指向是认清世界发展大势，固好传统文化根本，广泛吸取他国精华为我所用”。因此，这在“当今时代，为建设与世界潮流相匹配又有自己特色的中国诗学和中国文化，研究闻一多诗学中的现代性，无疑很有意义”。

因为这些长篇闻研成果的出版，这就构成新时期直至新世纪以来闻一多研究的靓丽风景，从而推动该项研究向纵深发展。

由于闻一多特殊的“斗士”身份经历及其在诗歌、诗论和学术方面的特殊贡献，因此，在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史上，无论政治形势如何变化，都从没有减弱过对于闻一多的关注。新时期以降，闻一多研究更蓬勃发展。检阅中国期刊网，1980年至2010年，篇名中含“闻一多”三字者就达上千篇。而其中2000年以后者，竟约占一半。由此可以看出，闻一多研究成果呈逐年上升趋势。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云南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均曾相继承办召开过闻一多学术研讨会。由武汉大学主持的中国闻一多研究会更是不间断成功举办了7次大规模的闻一多国际学术研讨会。尤其1999年闻一多诞辰100周年之际，关于闻一多的各种纪念活动更多如除9月在武汉大学召开的闻一多国际学术研讨会之外，还有6月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的闻一多学术研讨会，10月在台湾新竹清华大学由两岸清华大学举办的“第二届中国古典文学国际研讨会：纪念闻一多先生百年诞辰”，11月由中央美术学院、炎黄艺术馆和中国美术出版社联合举办的“纪念闻一多诞辰一百年艺术研讨会”，同月还有在北京清华大学召开的“纪念闻一多诞辰一百周年暨百年中国文学研究的现代化进程学术研讨会”。更为隆重的是，当年的11月22日，首都各界两百余人在人民大会堂云南厅举行“纪念闻一多诞辰一百周年座谈会”，当时的中共中央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出席会议，王兆国、刘延东、陈至立和丁石孙、许嘉璐以及罗豪才等均出席并在讲话中高度称赞闻一多作为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所作出的贡献。陈至立说“闻一多的形象如同永不熄灭的红烛，一直燃烧在中国人民心中”，尤其“在中国现代诗歌发展史上，闻一多先生是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在他的情感天地里，在他的诗篇中，对中华民族的爱始终占有重要的位置”，因此，他就“如同古代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一样，具有以天下为己任的历史使命感、不屈不挠上下求索的斗争意志以及舍生取义的英雄品质”。陈至立还高度评价闻一多在学术方面所做出的成就，强调闻一多不仅是学贯中西的大师，而且更是杰出的教育家，指出“从古代文学到整个中国传统文化都在闻先生的研究视野之内，在现代学术史上这是极为罕见的”，尤其“在对史料、史识、史论相结合的追求中，他刷新了中国文学、中国文化的研究领域”，因此他“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树起了一块丰碑”。除了这些重要活动之外，北京电视台还播放了纪念闻一多的《一盏文化的灯火：学者访谈录》，《闻一多》电视剧也在这年11月由中央电视台播出，同月，清华大学中文系还举办了《梦与世纪：纪念闻一多诞辰一百周年诗歌朗诵会》。我们更不能不提的是，闻一多的百年诞辰又恰逢澳门回归之时。是年的澳门回归前，新华社澳门分社、国务院港澳办等有关部门决定在中国革命博物馆举办大型展览。筹备者为了找到刊登《七子之歌》的杂志拍摄书影，于是几经周折，先是通过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外关系研究室的香港史专家刘蜀永先生找到闻黎明先生，在闻黎明告诉刘蜀永该诗的原发刊物《现代评论》以及馆藏之地并且刘蜀永又将情况告诉展览者并由他们到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图书室拍摄照片后，经中央电视台编导李凯策划音乐家李海鹰谱曲澳门小学生容韵琳领唱之作为回归主题歌的闻一多在美留学时创作的《七子之歌·澳门》之声，则伴随着大型电视纪录片《澳门岁月》迅速传遍全国并引起共鸣。尤其当时中央电视台48小时现场直播时不断回响着的“母亲，我要回来，母亲”的旋律更震撼着每一位炎黄子孙的心扉。这也证明，闻一多74年前这“国家主义的呼声”乃是超越时空的永恒最强音。

继纪念闻一多百年诞辰之后，新世纪的到来更推动了国内的闻一多研究并使之成为一门显学。2002年1月，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为纪念闻一多百年诞辰的《闻一多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选》，内中收入了来自中国、日本、德国、韩国和新加坡学者的论文57篇，内容则涉及闻一多的爱国精神、文化思想、学术研究、文艺评论、诗歌创作和现代人格等诸方面。2004年4月，由闻一多基金会资助的《闻一多研究集刊》已出版至第九辑。该辑收入的论文包括纪念文章共44篇42万多字。

2004年8月，纪念闻一多诞辰105周年暨国际学术研讨会仍在武汉大学召开。参加这次大会的有来自中国和日本等地的闻研工作者近100人。会后，《文艺研究》和《江汉论坛》均分别发表会议综述文章。2005年12月，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由陆耀东、李少云和陈国恩主编的《2004年闻一多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选》。《论文选》收入论文包括研究会长陆耀东的开幕词和副会长孙玉石的闭幕词共46篇39万多字。这次国际研讨会所提交论文为与会者感兴趣的有吕进、李冰封的《闻一多后期诗歌‘黑色’意象的诗学阐释》和鲍昌宝的《新诗的‘原质’与‘非诗化’思想：闻一多新诗理论综述》以及日本学者铃木义昭的《闻一多之书信：英文篇》。与会者所以重视这些文章，因为其在某些方面有着新的开掘和思考。这就犹如孙玉石先生在闭幕词中所说“讨论闻一多后期诗里‘黑色意象’的问题，就超越一向对于诗歌语言设色和绘画美的层面思考，探讨诗人审美选择的文化基因、情感根源、时代悲剧意识和个人及民族生命力，如何驱使他着意建构了一个诗的‘黑色意象世界’，比起仅仅探究如何接受波特莱尔‘以丑为美’的美学资源影响来，这样的探讨”，就“为闻一多意象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再思考的可能性”。关于新的研究者寻找新诗的“原质”问题，孙玉石先生则称赞作者“从闻一多新诗的非诗化（‘小说化’与‘戏剧化’）的理论，讨论与寻找新诗与旧诗的差异，新诗艺术自制与他制的矛盾，以作出在‘诗质’上确立新诗品格探索的努力”。铃木义昭所翻译的闻一多留学美国初始时期“致亲爱的朋友们”信的价值在于，首先弥补了中国学者多注重闻一多汉语文本研究的不足，其次则是闻一多当年给他清华文学社诗友信的内容让我们知道他较早地发现胡适白话文“八不主义”的提倡不是首创而是借鉴美国意象派诗歌的理论。但这并不是最主要的，最重要的则是闻一多批评当时的白话诗过于空洞、过于轻薄和过于贫瘠后，提出“我们需要集中精力树立意象派诗歌的个性”并“用深沉而温暖的色彩去润饰她”的主张，这不仅让我们明白了部分中国新诗和美国意象诗派的关联，而且更让我们知道闻一多诗之意象所受美国意象派的影响并进而去改进她。当然，还有闻一多对于郭沫若“巧妙地用中文表达了西方的思想”以及“不过是一个技巧高明的模仿者”批评，也让我们对于郭沫若的诗作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2006年7月，由中国闻一多研究会等单位联合举办的《闻一多殉难60周年纪念暨国际学术研讨会》又在武汉大学召开。参加这次研讨会的有来自中国相关高校、研究单位以及海外的专家学者共80多位。从参会者所提交的论文可以看出，闻一多“殉难的真相和意味”，“丰富的人格内涵”，“鲜明的学术个性”，“文化思想的价值”和“诗与诗学的意义”等内容是专家们研究的热点。会议之后，《文学评论》、《江汉大学学报》和《长江学术》等分别发表了由荣光启和李永中以及肖亮等执笔的《闻一多殉难60周年纪念暨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江汉论坛》还于该年11期发表了一组“纪念闻一多殉难60周年”笔谈文章，这些文章依次为：闻黎明的《美国对李公朴、闻一多被刺事件的反映与对策》，陈国恩的《书信中所呈现的闻一多人格》，李乐平的《闻一多前期新诗理论的贡献》，邓乔彬、赵晓岚的《传统与现代的完美结合：闻一多的古代文学研究方法论》，刘殿祥的《闻一多与中国现代学术文化》和许祖华、孙红震的《闻一多大学教育理念的现代意蕴》。随后，《闻一多研究动态》总第64期又刊发了这些论文的摘要。《文学评论》也于2006年6期，编发了陈国恩的《论闻一多的生命诗学观》，《闻一多研究动态》于2007年4月总第66期，又刊发了该文的摘要。《名作欣赏》或《徐州师范大学学报》更连续多期刊发了约稿论文。2007年3月，仍由陆耀东、李少云和陈国恩主编的《闻一多殉难60周年纪念暨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又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该论文集共收入各类文章58篇共50万多字。从参加大会的专家结构和提交的论文特点来看，不仅闻一多研究队伍真正形成老中青三代梯队，而且，研究方法也越发多元：既有从文化角度阐述的，也有从美学角度分析的，既有辨析文本的，也有通过比较探讨其诗歌特色的，还有对闻一多的思维特征进行探索的。总之，研究者更重视将作家作品作为突破口，努力发掘其精神境界，力求更深入地进行其思维机制和创作心理的探索。仅以诗作诗论来说，研究者们就已冲破简单的社会分析视角而转向更为全面的研究。

2009年11月20至21日，由闻一多基金会、中国闻一多研究会、武汉大学文学院联合主办，《文学评论》编辑部、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华中科技大学文学院、湖北大学文学院、西南大学新诗研究所、江汉大学文学院、黄冈师范学院、武汉大学文学院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心协办的“闻一多诞辰110周年纪念暨国际学术研讨会”仍在武汉大学召开。来自国内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以及美国、日本、澳大利亚、菲律宾、马来西亚，和香港及澳门地区的学者100余人，共聚珞珈山，缅怀闻一多先生，研讨其思想、创作及学术成就。中国闻一多研究会原常务副会长陈国恩教授主持会议。闻一多基金会理事长、武汉市原市长、国家建设部原副部长赵宝江，武汉大学副校长谢红星，武汉市委统战部的领导到会讲话。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赵世举、国外学者代表铃木义昭、国内学者代表孙党伯等分别致辞。闻一多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中共武汉市委原常委、统战部原部长刘彩木，闻一多基金会副理事长、武汉市委宣传部原副部长、武汉市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席方精华等同志出席了纪念会。闻一多之子闻立雕也应邀出席了研讨会。

本次研讨会共收到论文50余篇，数十位学者在大会上发言。这次会议论文，又出现不少新的视角、新的思考、新的亮点，主要围绕“闻一多与中国现代史”、“闻一多精神的当代阐释与发扬”、“闻一多的古典文学研究”、“闻一多的新诗创作与诗学观”、“闻一多与现代大学精神”、“海外闻一多研究”等主题展开。在闭幕总结发言时，中国闻一多研究会原副会长即北京大学孙玉石教授强调一定要维护学术尊严，明确学术研究的目的是旨在提升民族精神，这也是闻一多思想的本质内涵。中国闻一多研究会新任会长陈国恩教授说，中国历来有以文会友的传统，因此他希望借此加强与国内外学者的交流与合作。会议之后，《文学评论》于2010年2期刊发了陈建军和李永中撰写的《闻一多诞辰110周年纪念暨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该文从四个方面记录了这次研讨会的内容即一，人格精神和文化思想；二，诗学理论和新诗创作；三，学术成就和史料钩沉；四，纪念研究和前景展望等。同期，该刊还以《试论闻一多生命与诗文之合一》为题，编发了本书第四章的最后一节内容。这之后，《闻一多研究动态》总第83期和该年《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6期，分别对该文内容进行报道并转摘观点或转载全文。

就在这次纪念闻一多110周年诞辰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中国闻一多研究会和闻一多基金会还为早在2008年就被闻一多优秀成果奖评审委员评选出的参评和获奖范围均包括国内外学者，因此具有国际价值的第二届闻一多优秀成果奖（1994－2008）的一、二、三等和优秀奖获得者颁发了证书和奖金。现将一、二和三等奖获得者及其单位和获奖作品还有优秀奖获得者姓名介绍如下：一等奖（2项）除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国家文物局闻黎明、侯菊坤的《闻一多年谱长编》外，另有暨南大学邓乔彬的《学者闻一多》；二等奖（7项）分别为：香港大学中文学院史言的《沮丧与孤独的色彩空间》，首都师范大学和北京大学闻立树、闻立欣的《拍案颂——闻一多纪念与研究图文录》，武汉大学陈国恩的《书信中所呈现的闻一多人格》，福建师范大学陈卫的《闻一多诗学论》，华中师范大学王泽龙的《闻一多诗歌意象艺术嬗变论》，武汉大学方长安的《闻一多民族主义思想的发生与特征》，日本二松学舍大学竹下悦子（日本闻一多研究会会长）的《古代“诗”的转化一闻一多的古代文学史构想（二）》；三等奖（15项）分别为：安阳师范学院杨永明的《论闻一多诗歌中的文化心理裂变》，南昌航空大学雍青的《时间价值与空间想象》，香港教育学院叶瑞莲的《〈红烛〉下的死亡观：以死为生的孤独诗人》，江苏教育学院江锡铨的《闻一多与鲁迅文学传统》，江汉大学吴艳的《闻一多与艾略特诗学启示录》，澳门大学教育学院郑振伟的《孤独与闻一多的诗歌创作》，广东海洋大学李乐平的《闻一多发表〈诗的格律〉多种原因分析》，重庆师范大学李文平的《抗战时期闻一多的学者生存方式》，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刘保昌的《闻一多的文化爱国祈向》，西南民族大学李光荣的《闻一多戏剧研究》，山西大同大学刘殿祥的《闻一多著作的版本演变和全集成型》，湖南大学胡朝雯的《拆解与重构的焦虑——以〈古瓦集〉和〈二月庐漫记〉系列为中心》，天津师范大学张林杰的《理性精神的承担》，厦门大学俞兆平的《新人文主义与中国现代格律诗派的缘起》，武汉大学荣光启的《形式意识的自觉——闻一多与当下中国新诗》；优秀奖获得者依次为：愈春玲，徐茜，余芳，朱华阳，户松芳，张文民和陈国和等。

会议期间，中国闻一多研究会就换届选举进行了充分酝酿，11月21日，大会表决通过了中国闻一多研究会新一届理事会名单。在闭幕式上，与会人员一致同意选举陈国恩（武汉大学）为新一届中国闻一多研究会会长；副会长为12人（以姓氏笔画为序）：方长安（武汉大学，兼秘书长）、王光明（首都师范大学）、王泽龙（华中师范大学）、李怡（北京师范大学）、刘福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院研究所）、刘川鄂（湖北大学）、何锡章（华中科技大学）、罗振亚（南开大学）、闻黎明（中国社会科学近代史研究所）、商金林（北京大学）、程光炜（中国人民大学）、熊辉（西南大学新诗研究所）。

就在中国闻一多研究会和闻一多基金会在武汉大学召开闻一多诞辰110周年纪念暨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同时，2009年11月21日，中国民盟中央委员会、中共湖北省委也在武汉东湖宾馆隆重联合召开闻一多诞辰110周年纪念大会。并且，闻一多老家的浠水县也开展了一系列的纪念闻一多诞辰110周年活动。

还需要介绍的是，11月24日闻一多诞辰110周年纪念之日，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文讯》杂志社在台湾大学校友会馆，也联合主办了“纪念闻一多先生诞辰110周年座谈会”。这次会议，是继1999年新竹清华大学中文系召开纪念闻一多百年诞辰学术研讨会后在台湾举行的第二次会议，也是台湾60年来首次举行的以闻一多为中心的研讨活动。出席这次座谈会者30余人，既有台湾高等院校、科研单位、文化团体的学者，也有正在台北访问的大陆专家。闻一多侄女之子李文健先生，也参加了座谈会。会议开始前，《文讯》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封德屏女士介绍了会议筹备情况。闻一多的长孙闻黎明宣读了父亲闻立雕的贺词，接着，他又介绍了大陆的闻一多研究状况。大会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会议结束时，闻黎明又代表闻一多家属向与会者表示衷心感谢。他说，大陆多年来非常重视闻一多研究，近年来，尤其重视重建历史的完整记忆。因此，他希望未来海峡两岸有更多机会进行交流，并共同举办相关论坛。台湾中央社当天对这次座谈会发布了题为《闻一多110冥诞，两岸学者追思》的专题消息，台湾与大陆的多家媒体也做了转载。

新世纪以来，在闻研界还发生过三次关于闻一多研究视角的批评。第一次是关于闻一多“两次转向”的批评。2003年，《炎黄春秋》第1期刊发了雷颐撰写的《闻一多的两次转向》。该文较为详细地介绍了闻一多早期参加的“国家主义”活动和后期参加的追求民主活动，作者认为闻一多“不长的人生道路和思想发展，却充满了令人心惊的戏剧性变化和内在的‘紧张”，即“由感情奔放如烈火腾烧的诗人突变为埋首故纸堆的冷静学者，又由躲在书斋不问世事的学者一跃而为怒争民主自由的勇士，由对共产党的长期敌视急转为该党的忠实信徒”。作者认为“闻一多的这些变化，无疑为我们提供了透视一代知识分子在云谲波诡的中国近代社会中，如何苦苦探寻救国之路、追求自我救赎这一悲壮历程的最佳焦点”。就在该文发表之后的2003年5月19日，《北京日报·理论周刊》又以《站在革命对立面的闻一多是如何转变的》为题摘录了其中的部分内容即“闻一多由对政治的不甚关心到全身心投入其中，由对共产党的敌视、反对转为对该党的坚决支持、拥护”等。雷颐的这两篇异名而内容相同的文章发表之后，李凌则于当年8月5日以《“闻一多曾站在革命对立面”吗？》为题发表在《北京日报》对雷颐观点提出质疑。李凌批评说，闻一多早期参加“国家主义”活动并不能证明他曾“站在革命对立面”，因为他是在“内除国贼，外抗强权”的宗旨下反对当时苏联干涉我东三省的事务以及对我华侨的迫害。因为当时的苏俄确实干了侵犯我领土和主权的事情，所以闻一多表达义愤是理所当然。至于闻一多当年在青岛大学面对学潮站在校方一边坚决主张开除学运积极分子，李凌认为这些虽与学生形成对立，但那都是从教学和学校管理的角度严格要求学生，也不能算是“站在革命的对立面”。后来，作者又将文本扩展，以《闻一多曾经“站在革命的对立面”吗？试论闻一多的思想转变》为题收入到武汉出版社出版的《闻一多研究集刊》第9辑中。就在这篇文章中，作者不仅批评了雷颐关于闻一多《红烛》时期为“狂放诗人”的观点，而且，也对雷颐关于闻一多思想的转变是因为蒋介石《中国之命运》的发售进行质疑而认为其转变的内因表现为闻一多“热爱祖国和人民，当他眼看着祖国和人民受苦受难的事实，便拍案而起”，外因则表现为中共和民盟同志们对他的帮助等等。

我们如何看待李凌对于雷颐的批评？实事求是地说，闻一多政治思想转变的原因并非单一，雷颐的论述未必完全正确，但李凌的阐述则较为全面。虽然如此，但雷颐关于闻一多曾经“站在革命的对立面”观点却比较符合历史的真实。因为，当时闻一多参加“国家主义”活动反对苏俄的同时也反对中国共产党这是不争的事实。虽然后来他在青岛大学站在校方一边主张开除闹学潮学生是为严肃校规校纪也不错，但这学运的领导者却正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并且学运的背景也正是“九·一八”事变。那么，李凌为何要进行质疑批评呢？其实，我们认为作者这是在为贤者讳，李凌似乎是不想让最敬爱的闻一多有丝毫的“污点”。为了证明闻一多当年“谴责张学良叛变”不是“站在革命的对立面”，作者甚至偷换概念地将闻一多此举和当时“中共中央毛泽东等从原来的‘反蒋抗日’、‘逼蒋抗日’的立场迅速转变为‘联蒋抗日’，并且把红军改编为国民党政府领导下的国民革命军八路军和新四军”当作“也是承认这个事实”混为一谈。其实，我们大可不必为贤者讳。闻一多当年站在“革命的对立面”有其当时的背景以及他当时的认识，这也正如作者所分析那样，所有这些并不影响他的高洁人格。相反，倒正是因为闻一多具有高洁人格和爱国之情，才会因为后来的多种因素促成他之转变。所以，能够找出他何以转变的原因，我们才能抓住问题的关键。

第二次是石义师对江弱水关于闻一多从思想到艺术均受英国诗人吉卜林负面影响的批评。2003年，《文学评论》第5期刊发了江弱水撰写的《帝国的铿锵：从吉卜林到闻一多》。该文“论证了英国作家吉卜林在思想和艺术两方面对闻一多产生的或隐或显的影响”。作者在摘要中说在“思想内容上，两人都用诗歌来建构族裔神话，又都主张要为文明而进行野蛮的斗争；在艺术形式上，一样是铿锵的节奏，密集的韵脚，复沓的章法，表明他们对形式的狭隘理解同样造成了诗本身的缺失”。江弱水认为新诗格律化实践“从总体上看，闻一多受之吉卜林的影响是趋于负面的”。他说，“闻一多曾经研读过近代英国诗家既然很多，其形式感不一定得自吉卜林，但是那种强有力的韵律，作为男性行为世界的价值体现，却是结合了诗人自身气质与吉卜林的影响的结果。在一片铿锵的声响中，两人都纯化了微妙事物与参差之美的感受，从而停留在现代主义的前夜”。作者最后归纳说，“闻一多等人对格律的片面理解，已经造成并且加深了人们对格律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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