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法）多米尼克·德维尔潘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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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战争与和平试读：
中文版序
2017年的世界格局中，中国、美国和欧洲之间的平衡关系再度被打破。唐纳德·特朗普的当选令美国进入一个脆弱、动荡的时期；与此同时，中共中央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进一步确定了中国稳定、安宁的局面。一个“巨人”在衰落，另一个在崛起，如同大陆板块的移动，引发各种震动。欧洲也逐渐意识到自己面临的战略新挑战。在英国脱欧的冲击和其他危机的重重包围下，欧洲必须担负起促进全球稳定的责任，否则其生活水平和自身安全都会受到影响。
中国，如今是国际秩序中的重要成员。近15年来，我经常前往中国，和教育界、政界及商界的人士进行交流。现在将这些交流成果转达给中国读者对我而言是件自然而有意义的事。
多年来的访问让我得以更好地了解中国，感受到其强劲的发展力、计划执行者顽强不屈的精神，还有丰富多元的文化。中国绘画更是为我打开了领悟中国文化的大门。无论是在赵无极的私人工作室还是其他艺术家朋友的工作间，我都有心领神会的感悟。中法绘画艺术将沿袭其奠基者的风格继续发扬光大。中国和法国在很多方面都有相似之处。两国都对历史有着浓厚的兴趣，心怀天下大事，注重生活艺术和文学，对外界持有开放、欢迎的态度，还有对美食的热爱，这些都为中法人民的交流、讨论打下良好基础。我们对文学和绘画有着共同的挚爱，对教育问题持有同样的想法。能长期访问中国是一件幸事，因为我可以从中看到历史前进的步伐。昔日退居一旁的中国如今正在满怀信心地确立其世界地位。2017年，更是印证了这一点。美国与世界的疏远
特朗普入主白宫，为美国和世界带来巨大震动，其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的主张赢得了美国部分民众的支持。他的支持者主要来自中西部“铁锈地带”社会地位下降的工人，在非工业化的进程中，传统保守的价值观受到严酷的生活条件的挑战，本土人士与移民者之间关系紧张。担心自己的社会地位跌落的同时，人们对美国失去全球影响力的恐惧也与日俱增。美国在十几年前还是超级强国，但费用高昂的境外干预行动令其昔日的雄风不再。美国在全球的财富生产和交易中的份额日益降低。在国际外交方面，反对美国的声音如今越来越有力。
美国的国家利益以世界经济为依托并紧密相连，和美国长期以来的文化魅力也密不可分。想要保护本国利益，就必须具有开放、热情和理想主义精神，这也是美国的价值基础。特朗普高调宣扬的分裂和封闭主张，打破了1917年潘兴将军在法国港口布罗涅登陆后开启的国际政治格局。如今，美国立场日趋强硬，继续对外界进行军事干预，试图将其法制体系强加于世人，保持美元在全球贸易中的强势，不愿接受国际外汇多元化，而国际市场对国际外汇多元化的呼声却越来越高。这些强硬立场表明美国如今仍恃强倨傲，而2001年以来的各场战争硝烟未散。中国的地位日益巩固
在美国衰落的同时，新的强国正在兴起。在新兴力量中居首的中国信心满满地担负起其世界责任。历史上的耻辱经历使得中国一度衰落：19世纪初，鼎盛时期的清政府贡献了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的近1/3，到20世纪中叶，却降到3%。如今，中国重新找回了尊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78年开始奠定经济繁荣的基础，如今中国文化开始广为传播。中国不靠他人，走出了一条自己的道路，开启了新篇章。中国的发展道路有三个支撑点：党、民族和国家。它们也分别代表了三个关键问题：维护国家统一、修复民族自豪感、确保经济繁荣。
中共十九大肯定了中国强盛、持久的发展趋势，习近平主席为“中国梦”下达的指令切实有效。中国共产党在建立国家长期发展的统一目标时，制定了“五年计划”发展的重点，由此推动共识文化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纳入党章，确立新目标，总结经验传统，表明中国愿担负其世界责任的信心。
中华民族是中国重振雄风的基石。我所到之处，都看到中国重拾其文化传统，支持艺术创作，推行创新的文化外交，发展有效的“软实力”。传统文化教育重新受到重视，在各个学科得到推广，并且从孩童抓起。中国作家也在国际上日益得到认可，例如鲁迅的作品最近被重新翻译成法文，还有其他现代作家也在全球拥有读者群。中国的名胜古迹和旅游资源越来越受到关注，中国的艺术展也在海外获得成功，向世界传播了丰富的中国文化。除了最具代表性的景点如长城和西安兵马俑，还有修复的历史古镇、冬季体育场和多条远足路线，南方则有漂亮的海滩。这些丰富的自然景观和历史景观向我呈现了中国多彩多姿的面貌。中国的文化无处不在，其典型的建筑风格，从胡同古巷、小桥流水、恢宏殿堂，到自然和谐的村落建筑，都和21世纪令人目眩的高楼大厦比肩共存。从孔夫子到毛泽东，如今的中国融合了5 000年的古老文明和面向未来的现代景象，线上支付开始取缔纸币。所有的这一切都以政府为核心，政府是经济发展的引擎。中国带着无比坚定的意愿，通过辛勤的工作、持续稳定的政策和决心来巩固自己的地位。过去30年来，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逐步实现了工业升级，并推动了内需增长。李克强总理在《中国制造2025》纲要中指出，要推动中国在高新领域内的带头作用。中国海外投资的增长引起了一些误解和担心。在未来的数十年，毫无疑问，中国将在众多领域内占据全球首位，但与此同时，中国也将面对多个重要挑战。
首先是环境问题，这也是中国的首要问题。无论是在城市规划、农业方面还是工业方面，针对土壤和水污染的斗争已经展开。为了实施有效措施，中国政府已展开一项大型绿色投资计划，涵盖整个价值生产链。中国在未来的数年内将全力减少碳排放。为此，中国自第21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以来一直大力推动气候合约的执行，同时进行能源过渡，将重心放在可再生能源上，特别是太阳能和风能，对不可再生能源的依赖开始减少，成为绿色能源的最大市场。
中国的人口过渡要比世界其他地区更为迅速。因此，劳动力人口占比下降，特别是在独生子女政策的推行下，人口趋于老龄化。开放“二胎政策”后，生育率并无明显提高，想要孩子的夫妻需面临职场和经济双重压力。虽然这带动了某些重要的经济领域，如“银发经济”的发展，但也给社会补助和新老两代人的互助问题带来新的挑战。不但如此，这也涉及中国城市建设的重新规划，为低收入者提供更多的住房，改善生活质量，促进各类人员融入社会，包括农民工。
在中国，经济和金融挑战确实存在。中国发展很快，面临经济失衡的危险。首先，各个经济领域之间发展不平衡，国有企业、私营集团和小型企业的运作方式也很不相同，不同地区也有各自不同的特长业务，如东北地区的重工业和南方大都市的高新科技产业。在金融业，中国存在经济泡沫和放缓的危险。在所有领域，中国企业都在踏上全球舞台的前沿。在工业领域有着举足轻重的大型企业，在短短数年内就实现了惊人的技术升级。面对全球科技革命潮流，中国企业不甘落后，打造了许多本土产品和知名企业，如微信、百度、腾讯和阿里巴巴。科技巨头不再仅仅是美国的GAFA（谷歌、苹果、Facebook和亚马逊），同时存在于北京、上海、香港和杭州。当然还有空间科学，中国在这一领域也越来越成功，其空间项目的发射数量达到新高。
为了应对这些挑战，中国成为国际舞台上的倡导者，2013年秋，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就是例证。这是一个重要项目，不仅可以满足中国自身的需求，而且可以促进多边合作关系和包含各方的多个项目。“一带一路”涉及的各个国家可受益于中国的众多投资，并得到新型国际机构体系的支持，这一体系较现有机构可更好地满足新兴国家的需求。“一带一路”倡议的挑战在于和每个合作方建立良好的互动平台。为此，必须通过恰当的多边机构来联合“一带一路”的各个国家和地区，才能保证中国的倡议在互赢的精神下满足所有参与方的需求。中国的长远目标是借此缩小发展差距，通过对话和交流来容纳各地区人民，不仅是在商业领域，还有政治领域。中国外交为新的国际机构形式带来合作精神，促进创新项目的诞生。欧洲开启新篇章
欧洲经历了15年的政治、金融和文化危机。《欧盟宪法条约》在2005年遭法国否决，如今面临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移民危机及英国脱欧，我希望2017年为欧盟重建带来新的动力。欧洲如今处于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首先是政治转折点。随着新一代领导人的掌权，民粹主义至少在目前阶段得以控制。民粹主义的主因是公民对政治制度失去信心、迷失政治方向。在有排外倾向的国民党派的推动下，民粹主义在欧洲的核心地区——德国、奥地利、波兰、匈牙利和法国都曾一度得以发展，如今有所后退。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意大利总理马泰奥·伦齐、爱尔兰总理利奥·瓦拉德卡、奥地利总理塞巴斯蒂安·库尔茨和希腊总理阿列克西斯·齐普拉斯是新一代欧洲领导人，决心推动欧洲发展，改变各自国家的政党体系，标志着一个政治幻想周期的告终。
欧洲曾以为不需政治努力，以自然联合的方式来建设即可。英国脱欧让人担心欧盟力量的削弱，事实上，从英国退出欧盟的谈判条件来看，这一抉择对英国人来说后果沉重。欧盟的建设屡遭政治壁垒。在英国脱欧的冲击下，欧盟经过深思熟虑和进一步的调整，已做好征服新欧洲的准备。在这个重要的政治时刻，欧洲的火车头——法德两国再次起到决定性作用。欧盟的建设曾遭到各国人民的反对，2004年、2007年和2013年的扩建令机构更为臃肿，如今欧盟的重心又回到法德引擎上。法国如今具备重振法德联盟的能力。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执政12年后地位变得脆弱。法国总统马克龙则下决心推动欧盟的建设。2017年9月在索邦大学的演讲中，他强调欧洲在安全、文化、环境、创新和外交上所面临的共同挑战。法国必须抓住这一机会来发挥主导作用。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在与默克尔领导的联盟党组建“联合政府”的条件中提出在中期内向“欧洲合众国”过渡的要求。
这将是一个充满规划的欧洲。自1951年，以欧洲煤炭和钢铁共同体为核心发展起来的欧盟成功完成了众多大项目。欧洲如今拥有共同的市场、共同的货币，取消过境关卡，逐渐协调各国的立法和法律，这经历了漫长的阶段。欧洲的下一个大目标将是法律、税收和社会制度的调和。欧洲需要一个共同的经济政策，不仅需要调和税收政策，以统一的姿态面对其他地区和国家，并减少各成员之间的竞争，同时也需在中期内制定共同的社会权利和服务措施。所有欧洲国家在社会模式上都有相同的地方。尽管劳动法不尽相同，但都为年老残弱人士提供保障。欧洲也有新的主张，各地的众多呼声希望超越国家范畴，在整个大陆范围内推动政治讨论。如今的欧洲人较50年前更具有欧洲附属感，因为年轻人有更多机会通过旅行来相识相知，去发现和了解他人。这些经验将逐渐促进新理念和针对整个欧洲大陆的倡议的诞生，从而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欧洲公民。不但如此，欧洲同时面临经济转折点。在2008年危机以来施行的紧缩策略告终，重新进入发展和就业期。当然，欧洲经济有时仍呈疲软之势，但欧洲仍是创新和品质出众之地。欧洲的经济增长缓慢，这是发达经济的必然趋势。虽然西欧经济疲软，但中、东欧相对活跃。为了支持这些地区的发展，欧盟委员会提议在2019年创立欧洲货币基金。此外，欧洲拥有全球技术先锋，拥有不断创新的能力，如空中客车、道达尔、西门子，都是国际知名企业。
欧洲的弱势在于其多元性，但这也是优势。欧洲融合了多个国家、多种文化传统和特色，但它也是有着共同历史的大熔炉，寻找着共同的记忆。在欧洲，我们过于掩饰相似之处，来强调我们的不同。由此衍生出身份认同主义、分裂主义和相互怨恨，这一切都将欧洲推向噩梦的边缘，执迷于对宗源的怀念和幻想中，是欧洲梦令人痛心的反面。欧洲的精神梦想应以简单、切实的项目为依托，继续促进大学生的交流，推动国外工作经验，推广欧洲不同语言的学习，这些语言是宝贵的文化财富。在欧洲，建立共同的政治思想将令各国联合起来，推动立法和社会互助措施。欧洲精神在自由主义和统制主义、在社会和国家之间寻求平衡。也许欧洲是一种生活艺术，一种生活质量，它将人放在共同计划的核心。
欧洲处于战略的转折点，在国际形势日趋紧张的背景下，需要一个稳定而强有力的欧洲。面对安全危机和移民危机，欧洲意识到在目前形势下，自己是一个重要的稳定支撑。欧洲和美国的关系在疏远，又不愿向非洲伸出双手，它排斥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同时拒绝承担起在中东的责任。欧洲应重新站稳脚跟，接受自我：世界第二大经济力量、众人向往的富饶之地、维护世界平衡的重要力量。5亿欧洲人，包括我本人，都有义务为共同的外交政策而努力，尊重共同的外交遗承，从建立各强国间平衡的需要出发。
欧洲有能力成为欧亚的支柱，应更好地欢迎来自他国的倡议。“一带一路”在欧洲仍面临过多的担忧和误解。法国和中国有着特殊的友好关系，可帮助推动这一倡议。自1964年以来，两国间的交流从未间断。这一良好关系后在全球两极化、强国对立的局面中遭到破坏。法国是第一个和中国确立战略关系的西方国家，2004年达成全面伙伴关系，其实两国的共同道路开始得更早。在20世纪30年代，不少中国领导人曾留学法国，如邓小平、周恩来。如今，越来越多的法国人来到中国这所贸易全球化的大课堂。中法两国对世界平衡有着共同的看法，可在联合国携手合作，推动多边主义。中国在第20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表现突出，积极推动了气候谈判进程。
欧洲的使命在于促进世界各强国间的平衡。它曾参与全球各地区的众多调停任务和危机化解工作，在冷战最激烈的时期保持独立，如今，欧洲与其合作伙伴为积极推动多边主义而努力，因此欧洲必须联手非洲，这对世界的未来至关重要。某些国家，包括法国在内，削减了对非洲的发展援助。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对振兴当地经济必不可少，却迟迟得不到实施。非洲对“一带一路”倡议反应积极。我希望，欧洲有勇气一起携手非洲和中国，在全面合作的精神下共同前进。没有实现共同经济目标的前景，我们将面临现有紧张局面的恶化以及非洲大陆局面失衡的危险。中东地区的悲剧
如果主要强国无法创造并维持一个稳定的世界秩序，那么整个地区将付出沉重代价，中东地区就是一个明证。中东局势不断恶化，恐怖主义愈演愈烈，当地各国处于分裂的边缘。“伊斯兰国”虽有所退缩，但仍有在整个地区肆虐的危险。尽管在叙利亚，恐怖组织只剩下几个据点，可以很快将其攻陷，但在利比亚、萨赫尔地区直至孟加拉国，恐怖主义活动仍在威胁着当地安全。“伊斯兰国”的失败并不意味着暴力的终结。分散在各地的恐怖分子残余力量会采取惩罚性的自杀式行动，正如2017年11月在埃及北西奈省一处清真寺发生的大规模血腥屠杀事件。对于欧洲国家，那些跑到“伊斯兰国”麾下作战人员的归国问题依然十分尖锐。在持续不断的威胁面前，中东各国必须摒弃前嫌，结成统一战线。恐怖组织没有任何长远计划，只是在肆意表达其愤懑和怨恨的情绪。
伊朗与沙特阿拉伯之间的战火一触即发。目前，两国在波斯湾不断发生摩擦，并实施有威胁性的军事行动。伊朗被曾经承诺将其重新纳入国际舞台的国家逼到绝境。尽管伊朗总统鲁哈尼遵守了“伊核全面协议”的所有相关条款，但美国仍恢复了曾一度解除的对伊朗的制裁。美国与沙特阿拉伯之间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美国总统特朗普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首都，以色列由此加入美沙联盟，进一步巩固了盟友关系。美国的这一举动有可能导致伊朗在各方关系日趋紧张的情况下，最终向土耳其和俄罗斯靠拢。此外，沙特阿拉伯正处于政权交接后的转型期，增加了危机升级的风险。沙特阿拉伯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Mohammed bin Salman）自2017年夏季执掌大权以来，为巩固地位而采取了一系列行动。他在国内开展大规模反腐肃清运动，展示了自身实力。在对外政策上，他加强了在也门的军事行动以及对抗黎巴嫩真主党的力量。黎巴嫩总理萨阿德·哈里里（Saad Hariri）于2017年11月4日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突然宣布辞去总理职务，一个月后又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正式宣布撤回辞呈，显示出沙特阿拉伯在当地的影响力。在本·萨勒曼的领导下，沙特阿拉伯进入一个重要的政治转型期。萨勒曼希望实现国家现代化改造。为此，他宣布在沙特阿拉伯、埃及和约旦三国边境交会处开展一个大型的现代化城市建设项目“Neom”（即“Neo-Mostaqbal”，意为“新未来”）。对内，他鼓励开放，允许沙特阿拉伯妇女持有驾照，并放宽女性对其男性监护人的义务。对外，他以好战派的姿态加强了在也门内战中的军事干预力量。此外，他在2017年11月下令抓捕了一批重要的政府官员和工商业人士，显示出专制强权的一面。
中东国家的内乱仍未平息。在阿富汗，中央政府依然未能掌握实权。在伊拉克，哈伊德·阿巴迪政府正面临库尔德分裂主义的威胁。尽管在埃尔比勒省库尔德自治区举行的独立公投被中央政府取消，但不排除爆发公开冲突的可能性。在该地区，有关国家未来走向的对峙十分激烈。
在这种情况下，首先必须停止连锁军事行动，谋求政治解决方案。沙特阿拉伯、以色列、土耳其和伊朗等国正在重整军备，但在这一地区，其实应避免开展新一轮军备竞赛。俄罗斯需要维护高加索地区的安全局势。同时，俄罗斯总统普京自2011年以来通过军事介入行动，支持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其外交节奏在叙利亚内战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俄罗斯先是影响日内瓦会谈，随后推动了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的一系列和平会谈，并在俄罗斯索契组织多国领导人峰会。而联合国自叙利亚危机爆发以来，无论是在政治协商还是在人道主义问题上都显得无能为力。联合国特使斯塔凡·德米斯图拉（Staffan de Nlistura）多次在日内瓦召集叙利亚冲突双方代表，但始终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在2017年1月和2月举行的阿斯塔纳会谈期间，叙利亚敌对双方终于坐到同一张谈判桌上。阿斯塔纳会谈虽未能取得实质成果，但在会议过程中，与会方逐步确定了必要的军事降级区域。2017年11月举行的索契峰会将谈判推至国家领导人参与的最高级别。
第二个也是更重要的必要行动是，建立可长期维护和平的机构以及可围绕广泛共识进行谈判的机构。自2011年以来，叙利亚成为中东地区的主要战场，上演了所有危机，汇集了每一支武装力量。冲突各方采用类似的残酷手段，力图实现各自不同的目标。因此，只有开展区域级谈判才能解决叙利亚危机。在伊朗核武器问题上，2003年，我身为法国外交部部长与当时的英国外交大臣施仲宏和德国外交部部长菲舍尔一起，共同发起了伊朗核问题谈判。2015年签订的“伊核全面协议”为这一系列谈判画上圆满的句号。自2016年1月起，美国取消了对伊朗的经济制裁，伊朗开始重返国际舞台。联合国需要重新树立威信。只有重建一个获得全体认可的共同平台，才能走出“人人为己”的陷阱，避免重演在阿富汗和伊朗发生的失误。为了全面停止武装冲突，需要做好上游准备，制定行动规范并积极开展政治协商。恢复巴以和谈也应遵循同样的模式。如果所有危机当事方未能聚集在一起开展广泛谈判，就不会有持久的和平。其他各方也有必要参与其中，以确保和谈进程的合法性和有效性。事实表明，中国积极支持巴以和平进程，并已成为沙特阿拉伯和伊朗的主要供应商和最大客户，从而对该地区的国家拥有极其重要的影响力。
宗教的清规戒律、身份民族主义、极端民粹主义以及裹足不前、闭关自守等思想蒙蔽了大众，就像当年人们对市场经济的自我调节能力深信不疑一样。我们生活在一个高度政治化的时代，但不再是20世纪由东西方理论对立所引发的思想热潮。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激情的时代，政治词汇里不再包含理智这个词。我们也生活在一个全球化时代，一个国家领导人的决定会在世界各地引起连锁反应。在这些翻天覆地的变革面前，我们从未像现在这样需要一个新的集体力量，不是建立在破坏性的激情之上，而是建立在和解与开放的意愿之上。
中国在过去30年走过的历程，无论是经济方面，还是政治与文化方面，都令人叹为观止。所有迹象都表明，中国将在未来几十年内成为世界头号强国，并在国际社会中承担日益重大的责任。然而，在中国的发展道路上荆棘密布。中国的抉择将对全世界产生影响。值得一提的陷阱主要有三个。
首先，中国的崛起伴随着美国的衰落，形成了一种“修昔底德陷阱”。在历史上，新老强国之间的地位转换总是通过武力冲突来解决。美国因自身霸权衰落而产生挫败感和恐惧心理。这一点目前反映在其僵化、封闭的政策上，而在未来可能会表现得比较激进。中国在民族自豪感高涨之时，应适当控制崛起的步伐，为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奠定基础，否则可能会带来全球性风险。
其次，一些近期实现经济腾飞的强国因国家经济还有欠成熟，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一些中等收入国家随着合格劳动者数量的不断增加而面临国民收入停滞不前的状况。劳动力成本增加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但也给经济增长带来压力。为避免发展停滞，这些国家需要建立一个庞大的国内市场，同时保证对外贸易的稳定。
再次，同其他新兴大国一样，中国面临“不平衡增长陷阱”。中国国家领导人普遍意识到，财富高度集中是一个长期的问题。在大国内部，有限的经济增长空间往往以加剧贫富不均、危害国家政治统一为代价。在世界范围内，随着富国与穷国之间的差距日益加大，中产阶层将在未来几十年里与一个庞大的贫困阶层为伍。贫富不均造成移民潮及各种相关问题，为移民本身、接待国及原籍国都带来不利影响。
为此，无论在一年前还是在今天，本书旨在通过历史阐明现状，借助经验与信念憧憬未来。它超越了短期内发生的事件，涉及更广的范畴。
本书涉及漫长的人类历史。在这段历史中，人类生息繁衍，陆续形成的语言、文化和国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展、消亡或重生，周而复始，生生不息。作为外交家和政治家，我在40多年里见证并参与了当代危机。如今在这个马不停蹄的世界里，这一经历仍在续写。它以新的形式出现，迎接新的挑战。我继续奔走于世界各地，并在每次行程中都不忘初心，强调对话和相互理解，设身处地为对方着想，试图去了解，而不是一味打压。在2003年2月14日举行的联合国会议上，我就是怀着这份信念，代表法国反对违背国际法的草率行动。这一天，法国拒绝战争的态度未被接受，反而遭到很多指责。这个决定尽管未能阻止战争，但维护了联合国行动的合法性，避免了“文明冲击”。
在这个全球局势严重失衡的时刻，我们必须摆脱错觉，相信这个世界不是空洞的，而是有历史、有思想、有信念的。我们需要共享一个愿景，创造一个和谐与稳定的世界。中欧关系，尤其是中法关系，是实现这一愿景的最佳实验室。多米尼克·德维尔潘2018年1月于巴黎——北京
序言
为什么如今在谈到和平时，听到的却是一片喊战和磨刀霍霍之声？政界的领导者一直在喋喋不休地宣着“现在是战争时期”又源于何处？他们如此絮絮不止、茫然无策而假做反击之势，只不过是为了应付外界舆论。
我认为，当务之急是抵制这样一种因恐惧而来的好战情绪。因为这种好战情绪只会进一步导致暴力冲突愈演愈烈，而这正是身处我们背后的那些攻击者欲构建的理论和求之不得的态势。
和平，既非无视世界被邪恶势力所笼罩而进行的自我辩护，亦非脱离野蛮势力而强调这种乌托邦般的现实或天真视角。我言下之和平，既不是自《慕尼黑协定》后持续已久的懦弱，也不是放弃、诅咒或对良知的偏见，因为这只会制造更大的灾难。
我所谓的和平，是一种具有抵抗意识的和平：既不屈服、躲避，更非不辨真伪；既不沉浸于对“永久和平”的幻想，亦非出于对美妙世界的梦。这种和平是寻觅一个突如其来的启示，而这种启示能够猛然唤醒迷茫的人们，凝聚力量，重建世界秩序。
我们需要一味能够化解暴力与仇恨的解药，一个能够驱逐和远离它们的办法，削弱暴力对这个社会的操控力。和平，以行动为支撑点，以坚定的意志和沉静的力量阻挡新的恐怖浪潮。要和平，不要战争。战争只会扩散邪恶，并使之变本加厉。
在新的全球化形势下，种族问题、技术革命和政治热情的回归等因素齐头并进，局势更加恶化。愤怒与恐惧转化为暴力，成为滋养恐怖主义的温床。全球化使得局势紧张、分歧加剧，遭受不公平待遇的种族变得具有杀伤性，造成一触即发的脆弱格局。这种脆弱性如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全球。
在这个“变质”的世界上，西方国家缺乏谨慎，草率地动用武力干涉，大有干预、统治、侮辱他人之嫌，结果却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面对恐怖主义，盲目诉诸武力使结果适得其反。武力干涉只会使得恐怖活动合理化，为其招兵买马大开方便之门，加速仇恨的凝聚。“伊斯兰国”在叙利亚、伊拉克以及利比亚有进无退，西方没有哪个国家可以标榜“反恐战争”已获胜。诚然，我们可以在这里或那里暂时获胜，但总是冒着扩展邪恶的风险。暴力病毒隐秘地传播，伺机而入，如果在地中海东部地区有所后退，便会在也门繁殖，在萨赫勒地区蔓延。不但如此，暴力病毒还会进一步转化突变，“基地”组织让位于“伊斯兰国”，后者在面对其控制领土上的反击力量时便会化为无数个小单元隐藏起来，潜入地下，伺机而动，在其他地方发起攻击。
在种族问题的争辩声中，战争就像将一个火把扔进了火药库。如果期望做到公平和有效，便要考虑到当今世界与现代暴力的特质。只有采取孤立和扼制对方的政治策略，才有可能消灭恐怖主义。任何采用武力粉碎邪恶的企图，势必导致邪恶的繁殖和蔓延。
在这个与时间背道而驰的年代，在法国左右党派均倾向于成为新保守主义的领头羊时，我力图在此划标定界。如何使这个临近万丈深渊的世界不要失足跌入其中？如何给我们每个人和社会创造一个无战事的未来？
在令人瞠目而视的混乱与闭目塞听的乌托邦之间，我相信完全可以另辟一条和平之路，把各国间的平衡建立在排除暴力的基础之上，抱此希望者，大有人在。信念与勇气的历史渊源
打造和平这一刻骨铭心的信念在我身上早已根深蒂固。从幼时起，我与同辈便感受历史的强风劲吹。北非各国纷纷从欧洲国家的殖民主义统治中解脱出来——阿尔及利亚，我的父母曾经生活过的地方，摩洛哥，我出生的国度。在我曾经居住过的拉丁美洲，反抗贫穷和不公的起义从未停歇。在美国，我经历了越南战争的痛苦折磨，青年人满怀对征兵的忐忑不安，挥舞着和平与博爱的旗帜上街示威游行。1977年，我在吉布提服兵役。同年，法国政府同意吉布提独立，但法国统治的阴影仍继续笼罩，孩子们为表示反抗嗖嗖投掷石块的声音仍响彻我的耳边……
如同许多法国人一样，身边的战争创伤深深触动着人们。被毁掉的生命，伤痕累累的肉体，失衡的精神家园，人们陷入一片沉默和恐惧中。兵器是我们家族的传家宝，我不曾忘记在我的祖父母家中主楼梯上，高高悬挂着的各式兵器！宝剑、军刀、长枪、短枪、防毒面具，古代战争和现代战争所用的武器和装备应有尽有，令人印象深刻。在爱国主义教育和祭英魂中长大的我，将奉祀烈士的记忆深深刻在心中。1870—1945年，在法国涅夫勒省或利穆赞大区的教堂里，神父读着每一位阵亡者的名字。20世纪30年代初，伯祖父在叙利亚阿勒颇附近作战时，因在战车上头部受伤而亡，他在家中的房间便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他心爱的大提琴，他身穿军服的蓝色彩粉肖像，那蓝色与他的蓝眼睛一样深沉，还有几片沾有他鲜血的香桃叶。家族一代又一代人口耳相传祖辈们在战场上的悲壮故事，从奥斯特里茨战役到俄国战役，从1870年的普法战争到阿尔及尔战役。一位祖辈是法兰西帝国骑兵卫队的外科医生副官，他跟随拉尔雷男爵在莫斯科的医院里，亲眼看到子弹与火炮的可怕；另一位祖辈当上普通士兵，自愿加入法国大革命的武装队伍，随着共和国征服者疯狂的战斗节奏步步高升，军衔级级提升。1428年在奥尔良之围中，伴随圣女贞德左右的传奇人物托马斯·布莱尔·德·巴尔塔尤克（Thomas Blair de Balthayock）站在城墙上指挥着20个火药手和29个弓箭手。我的祖父和外祖父都曾参加“一战”，他们各自失去了一个兄弟；而我的父亲虽远离尚武精神，却也在非常年轻的时候就加入反纳粹的抵抗组织中。
我对这个世界的激情是父亲传给我的。他曾在海外工业界工作，还在参议院参政。在担任外交事务、国防和军事委员会主席一职前，他是海外的法国人代表。在我被任命为外交部部长之日，为了避免任何利益冲突，父亲辞去了所有官职。在拉巴特、加拉加斯、纽约或米兰居住的日子里，每天天亮之前，他已经把最新消息列好目录，在当天的报纸上圈圈画画，加上评注。他不会忽略任何一个国家，哪怕是很小的国家。我还记得，他把耳朵贴在半导体收音机上，在短波里收听有关远近发生的战争新闻、最新发生的政变或选举。在世界的悲剧旋涡之中，只有母亲的沉静、耐心和爱心，才给生活添加了一份甜蜜与宁静。
在决定职业方向的时候，我很自然地选择了外交生涯。对我来说，去外交部工作意味着信守儿时的一个承诺，与另一种世界重新接上关系，并在我长大的非洲南部国度里致力于化解危机，坚守开展对话、搭建桥梁、建设和平的信念。我知道，这样的决定不仅牵涉我自己，而且牵涉我的整个家庭。代表法国，无论是在哪一个层面都是一种荣誉，但也是一个沉甸甸的负担，我的妻子玛丽–洛尔（Marie-Laure）满怀热情、极富才华地与我分享了这一负担。她不愿意固步自封在外交社会，而是直接服务于他人，正如她后来在外交部、内政部或总理府的作为，她发挥了作为艺术家特有的想象力与创造力。我的外交生涯使得她和我的三个孩子玛丽（Marie）、亚瑟（Arthur，出生在华盛顿）和维多利亚（Victorie，出生在印度）经常迁居，而每一次搬家他们都需要结识新朋友，一次次地搭建友谊的桥梁，同时也拥有了解其他文化和民族的机会。在孩子们回到法国后，走在巴黎街头发现不再会遇见被拜为神圣之物的大象和牛的时候，他们是多么失望！
如果说外交是一种维护国家利益和原则、以激情妥善处理人文历史偶发事件的艺术，那么我承认，和平本身即为一种艺术，而这种艺术源自每个人的内心深处。外交也是一种职业，需要团队合作，需要具备特定的工具与机制，需要多位专家能够在所有层面协调一致地采取行动。这是一项漫长且艰难的工作，需要调和不同的反向力——耐心与速度、精确度与想象力。然而，外交艺术只是被间歇地使用。在许多时候，局势一旦缓和下来，人们就不会再深入探讨，而把注意力转到其他事务上。但我们须知，唯有和平才能建立一个新秩序。在赞叹外交官的外交手腕与功绩之时，我们经常忘记或忽视和平默默发挥的作用。它有时会名声不佳，被认为是使人厌倦和一直在寻找折中之途，被怀疑是在与邪恶妥协。
和平，不会被人放在盘子上拱手托出，而需要被不畏艰辛地打造而成。在我作为外交部部长的两年里，这种理念犹如指南针，始终指引着我前行的道路。在科特迪瓦的问题上，我们与希拉克总统正是本着这一原则签订了《利纳–马库锡协议》，目的是防止科特迪瓦的国家分割。当地由来已久的历史渊源和受众多区域分支的影响，人们面对的是发生内战的风险。在这种情形下，我们深信，必须力争避免军事解决，为科特迪瓦总统提供通过政治进程对各方敌对力量进行调解的可能，并在邻国的支持下，为科特迪瓦各派的政治力量找到一席之地。
同样，2003年年初，我们支持在联合国安理会第1441（2002）号决议框架内对伊拉克实行武器核查机制，拒绝接受布什政府的新保守主义逻辑。布什政府希望以伊拉克战争启动一个良性循环，从巴格达到耶路撒冷，到处滋养着一个和平民主大中东的梦想。那时我们相信，通过共同安全解决危机，通过所构成的合作与信任的网络并由此形成工具，可以将之用于解决如朝鲜或伊朗等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危机。在那段日子里，希拉克总统和我本人每天都会受到美国政客和媒体的攻击，不是我们的头像在街上被烧，就是法国葡萄酒被倒进下水道。尽管如此，无论是在美国武装干预之前、期间或之后，在任何时候我们都不曾在公共指责或谩骂面前低头。
在伊拉克问题上的遭遇并未使我们让步或放弃。在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几个月后，我决定与德国外交部部长和英国外交大臣携手，就核武器问题与伊朗进行谈判，以此向我们的美国朋友表示，战争绝不是解决中东问题的唯一手段。10年之后，6个国家与伊朗展开谈判，美国前任总统巴拉克·奥巴马积极主张与伊朗达成协议。2015年7月，终于签订了旨在用外交手段解决伊朗核危机的国际协议，这一结果是多么令人欢欣！
出于对旅行的热爱和对出谋划策的热衷，2007年开始，我选择让我的足迹遍布世界，去倾听、去感受、去分辨，并利用各种会议和会面的机会，去交流对这个世界各种不同的愿景。人们很少刻意去客观看待这个世界，更不用说倾听和理解各种意见和分歧，这是我多年旅行得出的结论。
受法国思维意识的熏陶，我不再相信在私人利益与国家垄断的公共利益之间存在鲜明的划分，也不再相信盎格鲁–撒克逊人那样可以使一切毫不费力地吻合。经济项目不会独立地自行实现，市场、投资、创新也不会自我发展。需要有刺激物在其中发挥文化桥梁的作用，在公众、经济、文化、协会和机构之间创造相遇的机会和加深信任。
我经常会遇到企业或投资者对他们想要投资的国家一无所知的情形，他们只是依赖财务报表，在他们眼里，财务报表成为真正的国际语言。如果印度、中国、巴西、俄罗斯、中东地区的国家想要携手合作的话，一场会议和一间会议室是远远不够的，必须了解各个国家，了解参与各方的需求和顾虑，而且往往是非常不同的讨论和谈判方式。想要涉足，必须备好路线图和日历。有人可能会认为，这无异于“耕海”，而我不这样想，我认为做好这门功课越来越有用。全球化已不再局限于贸易活动，它变成了合作伙伴关系和合作项目，而这种关系要求有保障、有韧性、有能力评估和承担风险。
建议企业如何处理国际风险，与国家元首或官员就其国家如何有效地参与到全球化进程中进行战略对话，跨洲支持中小高科技企业，协助基金在基础设施或生活艺术领域投资，开发展览、收藏、博物馆等文化产业的项目，这些工作都需要面对世界现实，让我感到在通过其他方式继续投身于公共利益。
在过去的几年中，出于为推动世界进步而努力采取行动的愿望，我对本书深思许久。它是耐心观察、反思质疑、采访交谈的结晶。在很大程度上，还要归功于我与我的朋友丹尼尔·阿劳德（Daniel Arlaud）进行的多次交谈。自从我离开马提翁总理府后，他一直与我肩并肩地共同努力，陪我走遍全球的各个角落。尽管我们不是同代人，教育背景和政治倾向也不同，但我们都拒绝在既定秩序中固步自封，我们同样渴望变革。最重要的是，如果我没有与希拉克总统相逢，就不会有这本书的存在。最后的戴高乐主义者
雅克·勒内·希拉克出生于利穆赞这片我熟知的土地，他是欧洲最后几位亲历战争的政治家之一，硝烟和战火还历历在目。他在“二战”中度过了童年，青年时期作为年轻中尉参与了阿尔及利亚战争。亲历战火，使他拥有了医治这个充满不公、误解和极端世界的愿望。在我看来，他的行动动力正出于此。因此，1950年，年轻的希拉克第一个政治举动便是签订了《关于全球安全与管理的斯德哥尔摩倡议》也就不足为奇了。
希拉克是多面能手，既是学者又是活动家。平日喜欢潜心阅读文件，危机突发之时厚积薄发，迅速做出反应，我经常亲眼见证他的这一过人能力。比如1995年，当我向他报告圣米歇尔地铁站发生恐怖袭击，或是2001年9月11日，我向他报告纽约发生恐怖袭击的时候。他明白事件之悲惨，更加清楚国家领导人在这样的时刻应当身体力行，汇聚民心，动员民众。在希拉克担任法兰西共和国总统的两个任期中，他曾面对了发生在波斯尼亚、利比亚、乍得、苏丹、科索沃、阿富汗、巴勒斯坦、科特迪瓦、伊拉克、黎巴嫩等地的多个危机。每一次危机，他都以充沛的精力与极强的责任感沉着应对。他坚信，需以坚持不懈的努力来应对世界秩序的不稳定。希拉克对法兰西使命不可撼动的信念与战斗精神，使他成为国际舞台上最后的戴高乐主义者之一。
在维护和平和处理危机上，希拉克的手法远非经典。他能够考虑到国家深层次的发展需求，为达成持久的和平与稳定创造条件。这种方法依托于以下三个原则。
首先，是独立精神。独立精神将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所有领域的力量汇聚起来。希拉克入主爱丽舍宫后的首个举措便是不顾抗议，重启核试验，以增强法国的核威慑力量，随后便永久停止核试验。这一举措旨在向世界展示法国的决心。独立精神并非纸上空谈，而是落到实处。比如，法国重返北约军事一体化机构的计划，我个人对该计划持保留态度。这个计划的目的是，法国在北约尽可能获得一席之地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保障法国国防的有效性。由于遭到美国拒绝，该计划便也搁浅。
在希拉克眼中，对于公平与正义的渴望亦至关重要。在完全由西方主导的全球化进程中，世界的发展极为不平衡。在这一形势下，更加需要维护公平与正义，避免殖民时期的悲剧重演。在一次次的征服与屠杀中，我们的世界总是在否定他人的基础上重建。每到一处，希拉克都为最弱势的人群争取权益。他为阿尔蒂普拉诺高原的印第安人伸张正义；在耶路撒冷维护巴勒斯坦，向蛮横的以色列安全人员据理力争：“你们究竟想要什么？想让我坐上飞机回法国吗？”此时的希拉克，不算计利益，不受条框限制。也正是如此，他得到了全世界的尊重与爱戴。希拉克是一个自由的人、一个主张正义的人、一个拒绝被成见束缚思想的人。
希拉克具有超越时代的思想，他热爱多元文化的差异性与独特性，始终为尊重不同文化及身份认同而奋斗。他认为，人类珍贵的记忆大部分均已遗失，如今仅存的零星碎片与断壁残垣，却易被忽视而难于理解。他认为，原始艺术完美诠释了湮没在时空中的记忆，是人类遗产留下的重要痕迹。当他参加欧洲理事会、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首脑会议（简称“北约峰会”）或G7（西方七国首脑会议）时，总是小心翼翼地从他的大公文包中拿出几盒杏仁或腰果，还有一些关于艺术的书籍或文章，还有关于中国汉代青铜器、中非面具展览目录的最新发现。而在休会时，他则会提起自己对于科罗娜啤酒的喜爱。各国领导人以惊讶、欣喜而近乎羡慕的目光看着这位超凡脱俗的人物。他遵守礼仪又热情洋溢，笑容中带有严肃，性格中带有作家拉伯雷（Rabelais）作品中人物的影子。他热爱美食、热爱生活并乐于分享。他喜欢在古代社会与当代社会之间建立联系，在他看来，贝宁艺术与奥里萨邦部落或印度中央邦的艺术具有传承关系。希拉克穿梭于多元文化之间，穿针引线，搭建桥梁。他喜爱文化之间情同手足般和谐共处。他热爱艺术，热爱充满活力的社会，而不是冰冷的意识形态分类。
希拉克是一个纯粹的戴高乐主义者。他坚信国家的作用，考虑到各国对于维护安全与稳定的需求，同时尊重各国的历史与地理条件。希拉克对世界正处于不断变化之中有种直觉，而这种变化不仅建立在各国相互制衡的基础上，也以各国人民的愿望为出发点。正因如此，希拉克努力守护法国的外交网络，拒绝在非洲、拉丁美洲或亚洲过度缩减预算，并恢复法国驻蒙古使馆，以表示尊重与友谊。希拉克认为，法国外交先锋队的作用至关重要，并始终敬重那些身处第一线、为维护法国而奋斗的外交官、志愿合作者、人道主义工作者及法兰西共同体成员。
我第一次见到希拉克是在1980年，那时他担任巴黎市市长。我当时是外交部负责非洲之角地区的年轻编辑，与勇气十足的布丽吉特·吉拉尔丹（Brigitte Girardin）在同一个办公室工作，后来她先后担任了法国海外事务部部长以及负责合作发展的国家部长级代表。当时的副处长是玛丽–克洛德·卡巴纳（Marie-Claude Cabana），她工作投入，信念坚定，她的丈夫是巴黎市总秘书处秘书长。时任总理当时正寻找一名年轻的外交官，为他在国际事务上出谋划策。他发给我一个关于法德关系的演讲大纲，我看后感觉其中问题不小，而且莫里斯·顾夫·德姆维尔（Maurice Couve de Murville）在我之前也有同感。我把演讲大纲发给了我的朋友，时任巴黎市财政处处长阿兰·朱佩（Alain Juppé），并附上直言不讳的评论：“如果市长发表这篇演讲的话，那么很可能会被视为国际问题上的门外汉。”希拉克得知后，立即让他的特别秘书埃斯努（Esnous）女士约我第二天见面。见面时，希拉克一见如故地说：“亲爱的多米尼克，从政者需要的是向他们讲真话的人，而不是阿谀奉承者。总有一天，我们将并肩共事。”此后，我们便再未分开。阿兰·朱佩被任命为外交部部长后，让我担任部长办公室主任。那时，希拉克常常给我打电话。由于他与爱德华·巴拉迪尔（Édouard Balladur）的关系日渐紧张，因此外交部成为希拉克与政府联系的唯一纽带。
1995年，希拉克出任法国总统，他对于法国驻波黑维和部队在遭受火力袭击时没有反击感到非常不满。他在爱丽舍宫内部的小范围会议上指责该事件处理不当，与会的总参谋长及会议成员都大吃一惊，但短短几句话让所有人明白了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作为法军总司令，希拉克无法接受我们的士兵在枪林弹雨下而不反击，使法军蒙受耻辱。第二天凌晨4点半，联合国维和部队第三海军陆战队在萨拉热窝弗尔巴尼亚桥上驻守的12名士兵被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军队劫持。在朗萨德（Lanxade）上将的指挥下，向弗尔巴尼亚桥发起进攻，在简短的战斗后重新占领弗尔巴尼亚桥。
希拉克注重和平的同时也不忘法国的责任。他不排除动用武力的可能，但坚持使用武力必须掌握好尺度，仅在有明确目标时谨慎使用，坚决不以战争作为威慑。选择和平
如今，世界局势的动荡在加速，仇恨、沮丧与屈辱中的“占领—反抗—袭击”这一恶性循环也在加剧。美国希望用武力强制民主，改变制度，却因此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重新激发伊拉克及周边地区由来已久的争端与分歧。在弱肉强食的游戏规则下，又有多少国家还能记得“用武需有度”？
为何和平之音寥寥？为何维护和平的有效方法与持之以恒的决心如此缺乏？我们有责任深入理解世界并付诸行动，而且责任之重大前所未有。因为，在目前硝烟战火中，损失最大的是这些民主、发达的欧洲国家。在“古城垛”围绕的欧洲，人们曾经尝试让野蛮行径远离这片大陆。自古以来，人们都试图“战争文明化”，但一切只是徒劳。如今的世界硝烟滚滚，战火纷飞，无论是士兵还是平民、女人还是儿童、身体还是灵魂，都被漫不经心地、有序地卷入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在战争中，各国运用高精尖科技，以致我们开始怀念过去先礼后兵的战争。昔日的战争如阅兵一般，双方军队约好时间、地点，摆出阵势：“英军请首先进攻！”然而，随着炮兵的不断发展，战争的精神亦被颠覆，并开了大规模战争之先河。在博罗季诺战役后，夏多布里昂曾预想过最坏情况，并坦承：“拿破仑将战争发挥到了极致，却以此毁灭了战争。”值得注意的是，从那以后，无论是英雄还是刽子手都成倍涌现，战争的手段被反复使用：凡尔登绞肉机、犹太人大屠杀、广岛、科雷马集中营、柬埔寨、卢旺达、伊拉克、叙利亚……惨剧频发。
面临危机，选择武力解决是政治扭曲的主要症状。宣布开战其实是逃避邪恶的一种方式，这种方式将恐怖主义简化为一个短暂的、易辨认的敌人，将复杂的世界描绘为非黑即白。为什么战争精神能够如此大获成功？不可否认，战争十分保险，但也因为人们很难想到其他策略来阻止不稳定局面的不断扩张，也因为人们已经忘记，世间唯一徒劳的力量，便是武力。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不能任由这个世界四分五裂。对于新的野蛮行径感到悲哀、痛心是毫无意义的，以牙还牙、冤冤相报亦是于事无补。因此，我希望能以我的经历、思考与信念来正视战争与和平。我并不是提供数据与公式，而是一些关键点、一些阶段与标记。在某种程度上，就像在登山时人手一张地图、一把冰镐或一条绳索那样珍贵。
如果我们想创建全新的世界，就急需向民主国家的人民展示，战争之外另有其他道路。为此，我们需要吸取历史教训，调整行动，加强合作，寻找解决区域问题的实用措施。我们应该做的，是治愈和强化全球化世界上的社会和政治团体，而不是为割掉毒瘤而伤了整个世界的元气。简言之，我们需要重塑政治。
关于战争与和平，我们的外交政策和理论框架都还留有旧世界的深深烙印，即19世纪与20世纪时，和平不是来自坐以待毙的被动态度，就是由列强之间摇摇欲坠的平衡局面艰难维系着。我们需要做的，是建立起必要的理论与实践基础，以应对挑战。
或许人们会反对我的观点，认为我的方法过于技术、过于刻板，且目标过于宽泛。我接受这样的反对。现在的我就像担任外交部部长时的我一样，确信国际社会能够战胜恐怖主义，能够摆脱战争的铁律，在经历考验之后会更加强大。为实现目标，国际社会需要在我们的支持下改革、蜕变。第一部分危机的全球化由于不知如何共处，两个相似又有别，却同样值得尊敬的民族，满腔愤怒，选择共赴死场。阿贝尔·加缪第一章民族国家的分崩离析
全球化为世界政治带来变革的动力，整个传统的政治格局正在逐步消失，从而开始转变与革新的进程。如今我们看到，以法国政治思想家托克维尔（Tocqueville）惯用的“内外部”词汇来讲，“内部”与“外部”事务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不同国家和社会的内部充满紧张气氛，争论不休，还会波及世界其他地区。金融稳定是国内政策和外交政策的重点。国家力图在本国境内建立国内和平，同时还要面对已超越单一国家范畴的严酷现实。
与此同时，传统政治结构正在削弱，民族国家不再拥有足够的实力与合法性，难以解决涉及全球的问题。在法国，我们每天都能切身感受到这一现象。
当民族国家变得脆弱时，总会反映人类世界“不文明”与“残忍”的一面。这种脆弱有多种表现形式：曾遭受重创、被侵吞啃噬而分崩离析的国家不胜枚举，后果也不一而足，如由少数人专政而民主只是做做样子的“傀儡”国家（如一些东欧国家和位于赤道的非洲国家），失去了强大的“监护人”、殖民者或精神领袖的“孤儿”国家（如苏联解体后形成的许多共和国），美国国务院所定义的“流氓”国家，它们在全球化的缝隙间伺机作祟，其影响力等同于破坏力，以及仅控制本国首都或一小部分领土的“僵尸”国家。在中非共和国，博卡萨帝国时代曾经的“盛况”令人不禁失笑：没有学校，没有真正的道路，没有医院，仅有的几家还是由外国非政府组织建立的。失败国家流行病
在这些伤痕累累的国家中，可能很快会出现委内瑞拉的身影。我在委内瑞拉长大。在过去的10年中，委内瑞拉的国力不断衰退，形势日趋恶化，我曾经熟悉的一切几乎都一去不复返。1960年，委内瑞拉作为成员国之一参与OPEC（石油输出国组织）的建立，并于同年参加首届文艺博览会。当时的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拥有宽阔的林荫大道和花团锦簇的公园，四周的加拉加斯山谷弥漫着悠闲、惬意的氛围，数十公里以外坐落着委内瑞拉重要的港口城市拉瓜伊拉。而如今的加拉加斯对我而言已面目全非，它已成为世界上最不安全的城市之一，城市交通像所有大城市一样拥挤不堪。用空心砖、铁皮、纸箱等各式材料堆成的五颜六色的贫民窟在城市周边不断蔓延，像麻风病一样侵蚀着四周的丘陵。
毫不夸张地说，委内瑞拉目睹了国家政府在“石油魔咒”的残害下彻底崩溃。通过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委内瑞拉政府直接资助食品、住房、医疗卫生等社会服务项目，帮助极端贫困人口。委内瑞拉贫富差距悬殊，资助需求十分巨大。如果说乌戈·查韦斯（Hugo Chávez）总统在这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那么这种管制经济的发展导致国家最终陷入瘫痪。委内瑞拉凭借顽强的意志得以扶贫减贫，降低文盲率并创造了一些小奇迹，如委内瑞拉国立青少年管弦乐团系统。这是委内瑞拉经济学家兼音乐家何塞·安东尼奥·艾伯鲁（José Antonio Abreu）于1975年创立的公共音乐教育项目，鼓励在委内瑞拉全国各地创办青少年管弦乐团。在近十几年来，这个项目受到各方大力支持，并在指挥家古斯塔沃·杜达美（Gustavo Dudamel）的协助下不断推广。
乌戈·查韦斯具有不凡的领袖魅力，常常有惊人之举。这样的人物在如今日趋格式化的国际政治舞台实属凤毛麟角。我们二人对历史和委内瑞拉的热爱拉近了彼此间的距离，为我们结成深厚友谊奠定了基础。在我们谈到某个话题时，他总喜欢当即叫来负责相关事务的部长加入讨论，即使有待处理的文件已堆积成山，他也表现出当机立断采取行动的架势。他能在几个小时里滔滔不绝地谈论拿破仑时代及其对拉丁美洲的影响，尤其是通过英雄人物西蒙·玻利瓦尔（Simón Bolivar）对拉丁美洲带来的影响。他的总统办公室中就挂着一幅玻利瓦尔的画像。此外，查韦斯还会完整吟诵维克多·雨果的诗歌，还能大段引用戴高乐将军撰写的《战争回忆录》（Mémoires de guerre）中的文字。
在委内瑞拉，面对美国的敌意及国内长期存在的政治和社会紧张局势，革命思想日渐盛行，革命者梦想着建立一个提倡人民参与、独立、自治的全新国家。与此同时，石油价格下跌，因外汇管制而引发恶性通货膨胀。再加上药物紧缺、生活必需品匮乏，委内瑞拉的局势每况愈下，罢工游行、拉闸停电、打家劫舍等现象愈演愈烈。政治上的两极分化令全国局面进一步恶化。每次选举落败后，执政党在委内瑞拉统一社会党的支持下，都会创立一个平行机构作为回应。例如，2012年，在23个州的州长选举中，反对党胜出，执政党随即决定在委内瑞拉最重要的米兰达州建立一个委内瑞拉米兰达公司，以吸纳中央政府重新分配的资金，从而切断当地政府的经济来源，使其无法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或提供社会福利。类似的情况还发生在2013年。当时，在市政选举结束的第二天，国家应向反对党赢得的主要城市提供的资金都不约而同地枯竭了。自2016年议会选举失败后，现任总统马杜罗（Maduro）在最高司法法院的支持下，总是想方设法阻挠议会提出的提议。他还通过国家选举委员会，反对举行罢免总统公投的申请。申请进程举步维艰，反对党已收集到40万选民支持公投的签名，但还需要在三天内收集到400万个签名（即20%的选民），方能获批举行公投。此外，军队也没闲着，因为它是国家解体的受益者之一。军队在经济领域被赋予重要权能，尤其是在商务上控制了外币分配。由此，军队除了获得丰厚的个人薪酬外，还通过虚报账目、侵吞和挪用物资等手段贪污腐败，甚至与毒贩暗中勾结。
委内瑞拉的局势错综复杂，而且缺乏有效的解决方案。无论是早已失信于民的独裁或军队政权，还是亲美的反对党联盟，没有一个组织能够找到灵丹妙药来重振国家。委内瑞拉需要国际社会的支持。除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外，国际社会还需从长远考虑，帮助委内瑞拉政府逐步恢复公共服务和行政管理。
事实上，在20世纪90年代，国家的根基在很多地方都受到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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