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琴”东渐与本土艺术(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李浪,朱艳杰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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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琴”东渐与本土艺术试读：

文化与教育须臾不可分离，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离不开教育活动的开展。就钢琴而言，要发展中国的钢琴文化，首先要关注中国的钢琴教育。

中国早期的钢琴教育与外国传教士的活动以及中国“学堂乐歌”的兴起关系甚密，它们为中国的钢琴教育事业搭建了平台。明清时期传教士的活动使中国民众特别是皇族对钢琴有了初步认识，伴随着以传教士为主要教学力量的学校音乐教育与私人教学形式的出现与发展，钢琴教育由此兴起。继维新变法后，“维新思想”促进了国人对新制学堂及教学模式的重视，钢琴作为“学堂乐歌”的辅助角色在新型学校的音乐活动中发挥了突出的作用，并在此过程中逐渐为中国的普通民众所接受和熟悉。钢琴作为外来文化通过各种教育形式逐渐与中国的国情相融合，形成了基于华夏文化底蕴的中国钢琴文化。

纵览20世纪的中国钢琴文化，在钢琴教育、钢琴作品创作、钢琴理论研究、中外交流和钢琴制造等领域取得了不菲的成就。在所有领域中，钢琴教育无疑是促进各领域深入发展的根本环节，钢琴各领域的人才均需以钢琴教育为直接或间接途径来培养。因此，关注中国钢琴事业，应首要关注中国的钢琴教育事业。

对于中国的钢琴教育，学界已有的相关研究侧重于钢琴演奏技巧、曲式分析、教学方法等方面的探讨，谈教育的不多。已有的关于钢琴教育的论文，大多是在钢琴课程的范畴内探讨具体教育方法的问题，涉及教育史的内容不多，其中卞萌的《中国钢琴文化之形成与发展》（华乐出版社，1996）、李卓的《当代中国钢琴教育二十年》（天津音乐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00）、宫莉的《山东省高师钢琴教育发展史研究》（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等论著可供参考。而最近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由曾晓安、杜学元编著的《中国钢琴教育的回眸与展望》一书，是我国第一部钢琴教育通史性的著作。它以时间为经，事件为纬，对我国钢琴教育的历史做了较为详细的回顾，部分还原了当时钢琴教育的具体实况，并把钢琴教育的发展、变迁等放在社会发展的历史时空加以分析，揭示了我国钢琴教育发展的规律性。但此书也有明显的缺陷，如史料单薄、论证缺乏依据、资料堆砌过多，特别是对各大院校的情况及教学团队的介绍占了相当大的篇幅。

对于本编第三章讨论的中国钢琴教育发展的民族化问题，相关论文也有不少，诸如颜咏的《关于钢琴教育民族化的思考》（《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蔡俊超的《中国钢琴作品在高校音乐教育中的运用》（《交响——西安音乐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步玉琴的《中国钢琴作品在高校教学中的必修地位》（《交响——西安音乐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高峰莲的《中国钢琴教育走向民族化应从启蒙教育入手》［《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S1期］、韩佩君的《“琴韵”——中国钢琴音乐作品的教学与演奏》（《中国音乐》2004年第2期）、张静薇的《浅谈钢琴创作与教育民族化的必要性》（《内蒙古艺术》2007年第2期）、白丹的《中国钢琴音乐教育技术化与民族化的必然性研究》（《大家》2010年第23期）、杨树的《中国钢琴作品创作的民族化进程和对钢琴教育民族化的思考》（《乐器》2009年第6期）、肖静宇的《中国钢琴教育的民族化问题初探》（四川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等，可见钢琴教育民族化问题为众多学者所重视，确实是一个重要的议题。不少文章对民族化欠缺的表现或原因都进行了阐述，有的还将其归类，并提出自己的想法和认识，如颜咏的《关于钢琴教育民族化的思考》一文对影响中国钢琴教育民族化的原因进行了较好的分析，作者认为主要原因为“民族化钢琴作品的缺乏制约了钢琴教育的民族化”，“忽视民族化钢琴作品在实际音乐教育中的运用，阻碍了钢琴教育的民族化”，“钢琴启蒙教育的西化，也是中国钢琴教育民族因素匮乏的原因之一”。韩佩君的《“琴韵”——中国钢琴音乐作品的教学与演奏》一文认为当代中国钢琴音乐作品的教学现状及薄弱环节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中国钢琴曲的演奏学习重视程度不够；二是中国钢琴曲演奏学习的选择范围相对狭窄；三是中国钢琴作品的教学和演奏不得要领，使音乐表现苍白无力，内涵不够。这些研究成果对本书都具有启发意义，但已有的研究总体上表现为：存在的现状多、分析原因少；发现问题多、解决问题少。

因此，深入系统地厘清中国钢琴教育的发展脉络，总结我国钢琴教育取得的成就，探讨其未来可能的发展路向，不但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编的研究力求在以下方面做出努力。

第一，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选取中国钢琴教育发展史上的三个坐标点——初期、近十五年的情况、未来的可能趋势——来探究数百年来中国钢琴教育的巨大变化、存在的问题，并厘清其未来可能的发展脉络。

第二，在研究方法上，一是重视实证研究，运用原始文献，力争做到有一份材料说一份话；二是强调实地调查，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注重工作地与钢琴教育相关资料的收集与分析；三是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注重中国钢琴教育内部不同时期的变化，中西钢琴教育的共性与异质，寻找中国钢琴教育在发展过程中适合中国国情又能走向世界的可能路径。第一章 钢琴在明清时期的传入与发展

钢琴艺术迄今已有400余年的历史，在历史长河中，钢琴从早期的键盘乐器发展到今天的现代大钢琴，因其音域宽阔、声音层次丰富而被誉为“乐器之王”。作为一种舶来品，钢琴何时传入中国及在中国遭遇了怎样的命运无疑是值得我们探讨的。现在的研究大多是把西洋乐器在中国的传播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对钢琴在中国的传播进行[1]专题研究的为数甚少且失之简略。本章拟对明清时期钢琴在中国的传入与发展做一史实重建，并在此基础上厘清它在这一阶段的发展脉络。第一节 传教士与皇帝

据现有的史料，钢琴最早传入中国是明朝万历年间。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十二月二十一日，意大利籍传教士利玛窦来到中国，觐见万历皇帝。所献礼物中就有“西琴”：

……伏念堂堂天朝，方且招徕四夷，遂奋志径趋阙廷，谨以原携本国土物，所有天帝图像一幅，天母图像二幅，天帝经一本，珍珠镶嵌十字架一座，报时自鸣钟二架，万国舆图一船，西琴一张等物，陈[2]献御前……万历二十八年题具。

对于利氏所贡之西琴，其后都有不少记载。如明代万历年间曾任云南布政司右参议的冯时可曾记载：

余至京，有外国道人利玛窦……道人又出番琴，其制异于中国，[3]用铜铁丝为弦，不用指弹，只以小板案，其声更清越。

清代的《钦定续文献通考》则对此琴的形态、属性等情况做了较为细致的记载：

明万历二十八年，西洋人利玛窦来献其音乐。其琴纵三尺、横五尺，藏椟中弦七十二，以金银或炼铁为之。弦各有柱，端通于外，鼓[4]其端而自应。

根据对它的形状和发音原理的记载，我们可以初步判定此时的“西琴”应当是古钢琴中的击弦古钢琴，即“克拉维科德”（Clavichord）。对于这个贡物，神宗皇帝表现出极大的好奇心，据利玛窦所记：“万历二十八年，岁次庚子，窦具贽物，赴京师献上，间[5]有西洋乐器雅琴一具，视中州异形，抚之有异音。皇上奇之……”于是就命令四名太监向与利玛窦同来的西班牙传教士庞迪我[6]（Pantoja，Didaco de，1571～1618）学了一个月弹奏法。这四名太监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古钢琴学生，而庞迪我可称得上是中国最早的古钢琴教师。

其后，明崇祯十二年（1639），意大利传教士毕方济（Francesco Sambiaso，1582～1649）进呈崇祯帝“西琴一张，风簧[7]一座”。次年，德国传教士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1592～1666）在明宫制作新琴未能成功，但修复了先前利玛窦进献的西琴，还用中文写了一本介绍古钢琴构造与演奏方法的《钢琴学》。[8][9]

至清代，顺治十三年（1656）荷兰使臣献古钢琴一架。到康熙时，西洋乐器传入宫廷者渐多。康熙帝本人也对包括钢琴在内的西洋乐器有着极大的兴趣。据法国传教士费赖之（Louis Pfister，S.J.，1833～1891）的《1522年至1773年在华耶稣会士传略及著述提要》记载，康熙十五年（1676），葡萄牙传教士徐日升（Thomas Pereira，1645～1708）和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1623～1688）拜见康熙帝，康熙帝曾命徐弹奏宫中古钢琴，即拨弦古钢[10]琴，并弹奏了中国曲调。康熙十八年（1679），康熙帝召见徐日升与Grimaldi（疑为Gherardini），命他们“用以前赠送给皇帝的风琴与[11]古钢琴演奏”。康熙四十二年（1703），在清内宫暖阁见“西洋乐器，种种清响”，在渊鉴斋又见“西洋铁丝琴一架”。其间，传教士还在宫廷内仿制钢琴。《蓬山密记》就有“内造西洋铁丝琴，弦一百[12]二十根”的记载。这一时期，徐日升还担任了康熙皇帝的音乐老师，教授皇帝西方乐理和古钢琴。据《蓬山密记》载，康熙四十二年（1703），也就是在师从徐日升的三十年后，康熙皇帝还能在古钢琴上弹奏中国古琴曲《普奄咒》。这不仅表明了康熙皇帝有相当水平的弹奏技巧，还表现了把中国乐曲应用到西方键盘乐器上的能力。

康熙四十七年（1708），徐日升去世。三年之后，意大利传教士德理格（Teodorico Pedrini，1671～1746）接替了徐的工作，担任了宫廷乐师。当时德理格觐见康熙帝时，康熙帝曾命他演奏古钢琴以测[13]试他的音乐水平。后来德理格不仅展示了他的音乐演奏才华，还以《律吕正义·续编》著名。到乾隆时，包括钢琴在内的西洋乐器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据清宫造办处档案的记载，乾隆时宫中配置有西洋[14]乐队、铁丝琴（古钢琴即为其中的一件乐器）。

十分遗憾的是，国人对钢琴的喜好，仅仅发生在万历、康熙及乾隆等少数帝王身上，其作用与影响非常有限。乾隆二十二年（1757）之后，清政府厉行闭关锁国政策，中外交流的大门也随之关闭。直到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钢琴才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下重新流入中国。第二节 商品、学堂与乐歌

晚清七十年，列强入侵，民族危亡。随着时局的变化，钢琴在中国的命运也发生了变化，与中国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一 钢琴在宫廷

此时，钢琴作为宫廷的“玩物”不再受到人们的注意，只有零星的记载。据海瑟琳·卡尔《慈禧写照记》一书的记载，光绪皇帝喜欢外国进贡的“批雅拿”（piano），并能抚弄自如，“帝悉能在乐器上，模之成调，与原音酷肖”。慈禧太后也颇喜欢听音乐，观赏乐师弹琴及跳舞。据卡尔的记述：“朝堂之后轩，有外国批雅拿三具。有一具最大，新由外洋运到者。太后极愿予辈挥弦一试。于是裕庚女公子二人，各为之歌一再行。即阕，太后又命予往试之。予遂亦为之抚弦操动移时，太后又请裕庚女公子，按琴声而舞。二公子遂作德国之二人[15]旋舞，以娱太后。”据宫中档案记载，逊帝溥仪在少年时，颇爱音乐，常于读书之暇，演琴吟曲。为学习西洋风琴、钢琴，他曾聘虎坊桥关记琴行主人关善亭为教员，每日教琴一个小时。一段时间过后，溥仪就能用钢琴弹奏一些中西乐曲，演奏也日臻熟练。现在故宫博物[16]院清宫藏品还藏有当时唯一遗留下来的一架钢琴。二 钢琴成为商品：外国人的发财梦

道光二十年（1840），鸦片战争爆发。西方列强用鸦片轰开了中[17]国封闭的大门，“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1844年，中法签订了《黄浦条约》，法国获得了在五口通商口岸建造教堂的权利。第二次鸦片战争战败，清政府被迫于1858年先后与俄、美、英、法分别签订《天津条约》，使以上四国获得了在内地“自由传教”的权利。咸丰十年（1860），中法签订《北京条约》，法国获得了“并任[18]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的权利。根据“利益均沾”的原则，西方列强均获得了建教堂、传教的权利。这些传教士及其家人的到来、教堂的建立加速了钢琴在中国的发展。而这一时期，西方的音乐由先前的巴洛克时期进入了浪漫主义时期，古钢琴也被现代钢琴替代。

鸦片战争前，钢琴还只是宫廷的“玩具”，随着列强的侵入，一些英商对中国市场产生了极大兴趣，他们企图在输入鸦片的同时，也[19]圆一笔钢琴发财梦。“一个极著名的商行向华输出了大批钢琴。”更有商人根据欧洲钢琴的普及率及其销售经验推测：“只要每十户中国人平均能买一台钢琴，那么，人口众多的中国，必将是个十分巨大[20]的钢琴销售市场。”1850年，英国商人S.Moutrie还在上海开办了[21]中国最早的琴行——“谋得利”琴行。除销售琴外，兼营修理业[22]务，后进口零件雇工装配。但由于当时中国国门打开不久，在华外国人数不多，教会与西洋学校开办的也少，对钢琴的需求量很少，再加上当时的中国经济仍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外国的洋货尚代替不了中国的本土产品，其销路也就可想而知。但随着沿江沿海开放口岸的增加，外国在中国建立教堂数量的增多以及外国传教士的纷至沓来，对钢琴的需求量也随之增加。1870年（也有称1875年），英商见钢琴销路较好，便在上海设立中国第一家钢琴制造工厂——“谋得利”上海钢琴有限公司，此公司负责制造和销售钢琴等乐器，工厂建[23]在闸北的宝山路，毗连上海商务印书馆。三 教堂的开设和教会学堂的兴办：钢琴在中国的应用与推广

钢琴在中国的应用与推广，除了商人的活动外，更与教堂的开设和教会学堂的兴办密不可分。

每逢礼拜，教徒都会在教堂咏唱“圣诗”，而用钢琴或管风琴伴奏成为教堂音乐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这种形式也吸引和影响了不少中国人。这一时期，教会学堂也开始建立，到1899年，全国的教会学[24]校约2000所。其中比较著名的有1839年欧美基督教教会在澳门创办的马礼逊学堂（1842年迁入香港）、1845年美国基督教北长老会在宁波创建的崇信义塾、1849年法国天主教耶稣会在上海创办的徐汇公学、1861年美国基督教北长老会在上海建立的清心女塾、1874年法国天主教耶稣会在上海创办的圣芳济书院、1892年美国基督教监理公会传教士林乐知在上海创办的中西女塾等。这些学校普遍设有音[25]乐课，有的还专门开设了钢琴课程。

钢琴课教师通常是外国传教士，教学水平普遍不高。尽管如此，这些教会学校还是培养了一批音乐爱好者，其中一部分人，如在中西女塾就读过的史凤珠、李虞贞、王瑞娴等后来还出国深造过，回国以后，为中国的钢琴教育做出了重要贡献。

虽然这一时期的教学内容有以宗教为中心、西化的特点，没有形成适合中国实际需要的音乐教育，但它是中国近代音乐接受西方文化的一个开端，对其后学堂乐歌和中国创办音乐教育产生了显著影响。[26]四 国人初出国门的钢琴视野

自洋务运动以来，国人初出国门，钢琴也成了他们的描述对象。1859年，中国天主教徒郭连城随意大利传教士赴罗马，后著有《西游笔略》一书，此书对他在赴欧船上听到的钢琴有记载：“有英国商妇弹洋琴者，其琴名必亚诺（按：piano的音译），复依声歌之，声清[27]雅，连弹三曲，客必鼓掌称善。”1866年，外交官张德彝在上海记下了他对钢琴的见闻：“洋女拨弄洋琴，琴大如箱，音忽亮忽细小，[28]参差错落，颇觉可听。”从中不难看出他悟出了被称为“强弱琴”的钢琴的特点。外交官曾纪泽在出使的国家还学习钢琴弹奏，据他所著的《出使英法俄国日记》一书记载，他在国外“试学钢琴甚久”，[29]“饭后学钢琴”。

据现存的史料，中国人到国外对所见钢琴的外形与琴内构件的最早描述是李圭。1876年，李圭（1842～1903）作为中国工商界的代表、赴美国参加在费城举行的世界博览会，后著有《环游地球新录》。此书的相关记载反映出李圭对在博览会上所见的“大洋琴”表现出极大的好奇和赞叹：

大洋琴一座，高方各二丈许，木为之，若斗屋。内皆机关弦索，外置一案一杌。案面启，则音律牌排满其中，弦索由案底达室内。琴师坐而鼓之，大声铮铮然，若金戈铁马，小声切切然，若儿女私语，能使听者忘倦。每日必鼓数曲，合院数十国人皆赞叹不置。旁又有如长案半桌者多具。琴师甚文雅，偕观之，特为圭再鼓一曲，惜非知音人，未免辜负美意耳。闻西国文士多工琴，而德入称最，故制琴之法[30]亦最精。

项文瑞（生卒年无考），在东渡日本讲习师范、考察学务的过程中，对日本的学校音乐教学做过悉心考察，“观音乐教室，凳长七尺，以两凳连接为一列，共五列。左右置大小两琴，师弄大琴，学生皆依[31]琴声而歌”。

客观而言，这一阶段，初出国门的中国人虽对西方钢琴的认识是肤浅的、零碎的，但开启了国人深入了解西方音乐的渠道。五 新式学校的出现与学堂乐歌之兴起

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天朝上国”败给了“蕞尔小国”——日本。一时国愤群起，朝野震惊。而后又有1901年《辛丑条约》之签定。内忧外患之下，出国留学、创办新式学校、培养人才、富国强兵、救亡图存成了民族最迫切的呼声。

继教会学校后，国内先后成立了各类新式学校。不少学校设有音乐课，钢琴也开始进入这些学校。在成立的新式学校中，1898年经元善在上海创办了经正女学，这是国人自办的最早的女子学校，有中、西音乐教习各一人，设有“琴学课”；1902年，吴馨在上海创办务本女塾，聘请日本人河原操子教授音乐；1902年10月，严修在天津创办严氏女塾，聘日本教习教授音乐，此前，严氏曾两次赴日本考察，并采购钢琴、风琴等乐器，聘请日本教师教授；1903年2月，自日本归来的沈心工在上海南洋公学附属小学创设乐歌课，开新式音乐教育风气之先；1903年，湖北武昌创办湖北幼稚园，聘请日本教师三人，园长是日本人，有唱歌课，但仍由日本人教唱；1903年，蒙古喀拉沁王府内创设毓正女学堂，聘日本人河原操子为堂长兼音乐教习；1904年，清政府准奏订立的《奏定学堂章程》颁行实施后，新式学堂在全国范围内不断创建，各类歌书得以陆续刊出，国内许多新学堂正式开设乐歌课；1904年12月，苏州成立江苏师范学堂，聘日本教习小野污一任音乐课教师。据清政府学部《第三次教育统计图表》显示，光绪三十一年（1905）全国官立、公立、私立的学堂总数已达8277所。但音乐教师奇缺，且多为日本教师。

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在新式学堂里，普遍开设了“乐歌课”。继而，西洋歌曲的演唱形式、简谱乐理、记谱法、五线谱以及钢琴、风琴、提琴等乐器陆续由学堂扩展到社会，进而促进了中国近代民主主义音乐文化的开端。从日本、欧洲输入的风琴和钢琴，自然成了学堂音乐教学中的重要工具。这一时期的主要音乐教育家中，大多数曾留学日本，著名的有沈心工（1870～1947）、曾志忞（1879～1929）、李叔同（1880～1942）、高寿田（1907～1986）等，他们回国后在师范学校或普通学校任教。他们使用的教材主要是他们回国时所带的如拜厄与车尔尼的初级钢琴练习曲集、《小奏鸣曲集》和《哈农练指法》，这些教材在中国钢琴初级教学中长期使用，其影响直至新中国成立

[32]后。经过他们的培养，不少中小学艺术教员也学会了西洋乐器，使得西洋乐器在中国有了实际的影响。

这一时期，一些优秀的歌曲配上了钢琴伴奏，像《教我如何不想她》、《大江东去》、《玫瑰三愿》、《思想》等歌曲，所配的钢琴伴奏均表达出作曲者对找寻具有中国音乐色彩和民族特征的和声的追求。不仅如此，一批构思简单、曲式短小、专业技巧相当于儿童钢琴初级教材程度的中国钢琴曲也应运而生，众所周知的就有赵元任的《小朋友进行曲》、《和平进行曲》、《偶成》和李荣守的《锯大缸》等。学堂乐歌大多采用欧美流行的曲调，传入中国后，再被赋予新的内涵，如《送别》就采用西洋歌曲的曲调，填上新词后成为大家喜闻乐见的一种音乐形式。由于钢琴是可直观反映多声部音乐的交响性独奏乐器，也是比较方便的伴奏乐器，所以它成为当时音乐活动的首选伴奏、独奏乐器，学堂乐歌的兴起带动了学钢琴的热潮。不过，这一时期，钢琴并没有兴盛起来。

纵观明清时期钢琴在中国的传入与流布过程，我们清晰地发现钢琴的传入无疑是中外文化交流的物质见证。钢琴传入中国的过程也不是纯粹的钢琴文化传播过程，而是依托传教士附属的基督教文化的一种信息和符号。只不过随着时间的流逝，“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承载了中国特有的诸多功能。400年来，钢琴在中国经历了由宫廷走向大众，由贡品变成商品，由皇帝的“玩具”变成为革命呐喊的“冲锋枪”的过程。其后钢琴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紧紧地与中国的政治、经济命运联系在一起，有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的高歌猛进，也有“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时期的曲折徘徊，俨然成了中国历史的“活”的见证。

[1] 可资参考的论文主要有吴相湘《西洋音乐东传记略》，《大公报》史地周刊，1937年2月19日；陈迁：《西洋乐器的传入和在我国的发展》，《乐器》1985年第4期；萧友梅：《键盘乐器输入中国考》，《中国音乐》1993年第3期；王柔：《西洋音乐传入中国考》，《音乐研究》1982年第2期；杨乃济：《乾隆朝宫廷西洋乐队》，《紫禁城》1984年第4期；汤开建：《16-18世纪经澳门进入中国内地的西洋音乐家考述》，《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汤开建：《明淸之际西洋音乐在中国内地传播考略》，《故宫博物院院刊》2003年第2期；方豪：《中西交通史》第五册，中华文化出版事业社，1953，第1～22页；魏廷格：《古钢琴和钢琴究竟何时传入我国》，载《魏廷格音乐文选》，人民音乐出版社，2007，第166～167页。

[2] 朱维铮：《利玛窦中文著译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第233页。

[3] （明）冯明可：《篷窗续录》。

[4] （清）《钦定续文献通考·乐考·乐器·丝之属》卷一百十。

[5] 〔意〕利玛窦：《西琴曲意·小引》，见《畸人十篇》，《天学初函》康熙乙亥本。

[6] 〔意〕利玛窦、〔比〕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何高济、王遵仲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第286～288页。

[7] 〔比〕锺鸣旦等编《徐家汇藏书楼明清天主教文献》第二册《毕方济奏折》，辅仁大学神学院，1996年影印本。

[8] 〔德〕魏特：《汤若望传》（第一册），杨丙辰译，商务印书馆，1949，第24～28页。

[9] 〔荷〕包乐史、庄国土：《〈荷使初访中国记〉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1989，第51页。

[10] Louis Pfister，S.J.，Notices biographiques et bibliograhiques，sur les Jesuite de lancienne mission de Chine 1522-1773，p.382.转引自陶亚兵《中西音乐交流史》，东方出版社，2001，第35页。

[11] 〔葡〕若埃尔·加良：《徐日升：17世纪在中国皇宫的葡萄牙乐师》，《文化杂志》（台湾）1988年第4期。

[12] （清）高士奇：《蓬山密记》，古学汇刊本。

[13] 〔意〕马国贤：《清宫十三年——马国贤神甫回忆录》，刘晓明译，《紫禁城》1989年第1期。

[14] 杨乃济：《乾隆宫廷西洋乐队》，《紫禁城》1984年第4期。

[15] 〔美〕海瑟琳·卡尔：《慈禧写照记》，陈霆锐译，天津市古籍书店，1989。

[16] 在1988年，故宫博物院举办了“末代皇帝宫内生活展览”，在文物展品中，有一架通体黑漆的钢琴，台面长1.82米、宽1.57米、高1.003米、前盖长1.25米，是一个名为约翰的英国人制造的。它是清晚期外国进献的礼品，也是故宫博物院清宫藏品中唯一遗留下来的一架钢琴。见毛宪民《明清皇宫的西洋乐器》，《文史知识》1993年第10期。

[1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5，第3页。

[18]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三联书店，1957。

[19] 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人民出版社，1953，第18页。

[20] 转引自卞萌《中国钢琴文化之形成与发展》，华乐出版社，1996，第7页。

[21] 余甲方言这是簧风琴，见余甲方著《中国近代音乐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208页。笔者认为所言理由并不充分。

[22] 陈迁：《西洋乐器的传入和在我国的发展》，《乐器》1985年第4期。

[23] http：//hi.baidu.com/pianoteck/blog/item/a4459f00ed6bcf87e850cd72.html，2010-08-25.

[24] 教育大辞典编纂委员会编《教育大辞典：中国近现代教育史》（第10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第126页。

[25] 陈净野：《李叔同学堂乐歌研究》，中华书局，2007，第7页。

[26] 陈应时、陈聆群主编《中国音乐简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第227页。

[27] （清）郭连城：《西游笔略》，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

[28] 转引自何丙仲《一灯精舍随笔》，载政协厦门市鼓浪屿区委员会编《鼓浪屿文史资料》（第7辑），音乐专辑，第29页。

[29] （清）曾纪泽：《出使英法俄国日记》，第422页，

[30] （清）李圭：《环游地球新录》，载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岳麓书社，1984，第217～218页。

[31] （清）项文瑞：《东游日记》，载张静蔚编选《中国近代音乐史料汇编：1840～1919》，人民音乐出版社，1998，第86页。

[32] 张敏：《钢琴艺术简史》，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第222页。第二章 近十五年中国钢琴教育的发展

中国的钢琴教育经历了明清民国、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文革”、改革开放四个阶段，从无到有，迂回曲折，到最近的十五年，已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体系。回顾最近十五年的中国钢琴教育，呈现不少新的特点。第一节 逐渐摆脱束缚

钢琴教育有其内部的发展逻辑，然而，长期以来，中国钢琴教育的发展随国家局势的变化而变化，与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

鸦片战争后，随着一系列港口城市的开放与传教士的涌入，中国钢琴教育开始在这些城市和教堂出现。而随着西风东渐的深入，钢琴也慢慢进入音乐课程。而这都与整个国家的命运密不可分。

不仅如此，在社会动荡时期，钢琴教育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休戚相关，风雨飘摇。如“文革”时期，不少钢琴老师被莫须有地冠上“反党”、“反社会主义”、“反学术权威”等罪名，关进了“牛棚”，打入了监狱，或下乡接受所谓的劳动改造，甚至被迫害致死。仅上海市，1966年以后，受到迫害的音乐学院教职工就有近80人，更有一大批处于教学一线的知名教授、专家受到不公正的迫害，使正常教学陷入了困境。著名的作曲家贺绿汀是最先遭受迫害的人物之一，“文革”爆发时他任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上海音乐学院院长。1966年6月3日，上海音乐学院校园里贴出了批判贺绿汀的第一张大字报，根据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张春桥的指示，贺绿汀被列为上海市重点批判对象，接踵而来的便是上海两家大报《解放日报》和《文汇报》连篇累牍地刊登“上海音乐学院师生”、“广大工农兵群众”、“青年音乐工作者”等愤怒声讨“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贺绿汀”的大字报，以及对贺绿汀住宅连续6次毁灭性的抄家和对其本人的隔离审查。1968年3～4月，上海市先后召开了两次全市性的批判贺绿汀的电视批斗大会，会后，他又被“反动派”关进了监狱，这一关就是五年，贺绿汀被隔离审查、囚禁监狱前后达七年之久，遭到无数次的批斗和毒打，他的遭遇在音乐界具有代表性。此外，黎国荃、陆修堂、范继森、杨嘉仁、李翠贞、顾圣婴、陈又新、范知白、陆洪恩等一大批著名音乐家含冤而死，这使中国钢琴界蒙受了巨大的损失，钢琴教[1]育处于半停滞状态。

然而，钢琴教育作为一门艺术教育，有其自身的发展逻辑，虽与国家意识形态相关，但不完全受制于意识形态。随着中外交流的日益频繁，国际化水平日渐提高，钢琴教育按其艺术逻辑的发展更加明显，也正是在这一前提下，近十五年的钢琴教育才取得了较好的成绩。第二节 钢琴教育纵深发展

明清时期，钢琴只是部分人享用的奢侈品，而最近十五年，高等院校的钢琴教育向纵深发展，其师资与教学团队都大大超过了以前。

在布局上，八所音乐学院（中央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天津音乐学院、沈阳音乐学院、武汉音乐学院、星海音乐学院、四川音乐学院、西安音乐学院）、七所艺术学院（解放军艺术学院、吉林艺术学院、南京艺术学院、山东艺术学院、广西艺术学院、云南艺术学院、新疆艺术学院）以及上百所高等师范院校齐头并进。

在培养层次上，设有专科、本科、硕士三个层次。全国招收钢琴[2]专业的主要学校名单如表2-1所示。表2-1 全国招收钢琴专业的学校续表续表续表续表续表续表续表续表续表续表续表

以上所列院校分布在全国各地，其中专科112所、本科305所、硕士134所，说明了钢琴教育在我国普及的广度和深度。至于这些院校的招生特点、培养方案、教材运用、师资情况在各校的主页上都有介绍，本节就不再赘述。

到目前为止，国内还没有一所高校招收以“钢琴”专业为二级学科的博士研究生，但上海音乐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南京艺术学院、华东师范大学等学校的部分博士研究生在“音乐学”或“艺术语言学”做钢琴类的研究课题。

为了加速培养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所需的高层次、技能型的专门艺术人才，除学术型学位外，自2005年起，我国开始建立艺术硕士（Master of Fine Arts，简称MFA）专业学位。艺术硕士分全日制与在职两种。在职人员攻读的艺术硕士和全日制硕士在培养方式、招生条件、考试时间、考试内容、学习费用、文凭上都有很大的区别。就培养方式而言，艺术硕士是具有职业背景的硕士学位，是为培养特定职业高层次专门人才而设置的。在招生要求上，报考者需要有一定年限的工作经历或者艺术实践经历。学生毕业时只获得硕士学位证书，不能获得硕士毕业证书。全日制艺术硕士则与普通硕士一样，毕业时可获硕士毕业证和学位证书。

艺术硕士自2005年以来，招生学校与规模都不断扩大。2008[3]年，全国只有34所院校具有招收资格；2009年，增加了云南师范大学、江南大学、哈尔滨师范大学、大连工业大学四所大学。仅2010[4]年，就新增了68家艺术硕士培养单位。2011年民办院校首次获得艺术学硕士学位授予资格，作为民办院校的河北传媒学院首次获得了招收艺术硕士研究生招生资格。至2016年，全国招收艺术硕士的院校[5][6]已超过200所。2011年的情况如表2-2所示。表2-2 2011年招收艺术硕士的院校名单续表续表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艺术硕士都招收钢琴方向，有的招生方向只写了器乐演奏，并没有明确是否招收钢琴方向。据不完全统计，在200多所院校中，约40所院校招收钢琴方向的研究生，如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沈阳音乐学院、河北师范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辽宁师范大学、长春师范大学、四川音乐学院、四川师范大学、西南民族大学、成都学院、四川理工学院等。第三节 理论研究水平提高

作为一门技术性较强的专业，对钢琴专业的理论研究与其弹奏技能相比，要薄弱得多。不过，在此之前，钢琴工作者还是出版了不少有分量的理论专著，如应诗真的《钢琴教学法》（人民音乐出版社，1990）、赵晓生的《钢琴演奏之道》（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童道锦、孙明珠的《少儿钢琴学习辅导》（人民音乐出版社，1992）、李斐岚的《钢琴伴奏艺术纵横》（人民音乐出版社，1996）等。这些研究对不同阶段的钢琴教学都进行了深入而系统的分析，澄清了一些被钢琴界长期误解的概念。

而最近十五年，钢琴教育理论专著也不断涌现，如《中国钢琴音乐文化》（王昌逵著，光明日报出版社，2010）、《中国钢琴音乐艺术》（杨洪冰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钢琴技巧练习指南》（张式谷编，人民音乐出版社，2005）、《简明钢琴教学法》（吴铁英、孙明珠著，人民音乐出版社，2010）、《钢琴教学》（苑丁编著，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中国钢琴音乐研究》（代百生著，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4）等。除此之外，类似《音乐研究》、《中国音乐学》、《钢琴》一类的专业学术期刊继续得到良好发展，并成为理论研究的创新平台。

特别要说明的是，最近十五年，钢琴理论水平的提高与一大批从事钢琴研究的硕士、博士生密切相关。他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

一是对中国钢琴文化的研究，如南京艺术学院冯效刚撰写的博士论文《20世纪上半叶中国钢琴音乐文化》就认为20世纪上半叶是中国钢琴音乐文化萌生、发展、逐渐走向成熟的时期。他以这一时期中国钢琴活动及其相关人物为主线，综合运用历史学、文化学、音乐学、教育学等方法，对各个时段的历史事实进行梳理和总结，对20世纪上半叶中国钢琴创作、表演、教育等方面的钢琴音乐文化进行多方位的历史性观照，并对此时期中国钢琴音乐文化的形态、基本特征、发展规律等方面进行了分析研究。此文比较系统地揭示20世纪上半叶中国钢琴音乐与其产生、发展的文化环境之间的内在联系，对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客观的评价，为我国钢琴艺术的未来发展提[7]供借鉴。

二是对钢琴教育的探讨，如华东师范大学赵云的博士论文《文化视域中的中国当代钢琴教育》就以文化的视角对当代中国钢琴教育及在其基础上产生的当代钢琴文化进行了正、反两方面的辩证思考。该文对于当今中国钢琴文化呈现的缺失与不足做了分析，并进一步认为可以通过影响“人”的价值取向以及“人”的行为品质来实现钢琴教[8]育的解决之道；相关的探讨还有张雁凌的《铃木“才能教育”心理学解读——以铃木钢琴教学为例》（上海音乐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14）、徐媛媛的《论内心听觉在钢琴教学中的实践》（天津音乐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14）、张馨元的《钢琴教学中的常见问题研究》（哈尔滨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瞿昙的《从建构主义角度探索情感在钢琴教学中的作用》（苏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王希的《但昭义钢琴教学特色分析与研究》（湖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

三是对中国钢琴作品进行分析。这部分也占居了钢琴教育研究的主流，试举几例：秦川的《中国钢琴音乐创作与演奏的五度关系研究》（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学位论文，2005）、陈国红的《试论廖胜京〈钢琴前奏曲二十四首〉（中国节令风情）的演奏》（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杨欣欣的《试析储望华钢琴作品〈前奏曲六首〉》（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宗佳红的《钢琴组曲〈春之旅〉的教学研究》（首都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闫岩的《丁善德钢琴音乐创作特性研究》（河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陈曦的《丁善德钢琴组曲〈快乐的节日〉教学研究》（首都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雒晓燕的《论汪立三钢琴套曲〈他山集〉的演奏与教学》（河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吴迪的《汪立三钢琴组曲〈东山魁夷画意〉探析》（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吴春华的《对比、分析汪立三先生的两首钢琴曲——〈蓝花花〉与〈涛声〉》（首都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杨帆的《中国钢琴协奏曲〈黄河〉演奏之探究》（内蒙古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李曼的《改革开放30年蒙古族风格钢琴作品研究》（内蒙古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严隽文的《巴赫〈哥德堡变奏曲〉的音乐特性浅析和演奏探讨》（上海音乐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14）、乌兰敖登的《崔逢春钢琴组曲〈草原小诗〉创作研究》（内蒙古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何思璐的《〈贝多芬第三钢琴协奏曲〉（OP.37）第二乐章的创作风格与演奏分析》（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侯陌濛的《拉赫玛尼诺夫〈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之本体分析与多元音乐风格探析》（中央音乐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14）、杨雯帆的《由〈狂欢节〉看舒曼钢琴音乐中的标题性及美学观》（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等。

四是对某一个作曲家的研究，如周奇迅的《丁善德钢琴音乐研究》（华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3）、王军的《储望华钢琴音乐研究》（中国艺术研究院，硕士学位论文，2003）、陆璐的《齐尔品中国风格钢琴作品研究》（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宋奕莹的《黄安伦钢琴音乐创作与演奏研究》（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王文军的《汪立三先生钢琴音乐研究》（西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1）、梁源的《陈铭志钢琴音乐研究》（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袁月的《瞿维钢琴音乐创作研究》（南京艺术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14）、史可的《研析钢琴协奏曲〈黄河〉的双钢琴排练》（云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刘琦然的《马拉夫斯基〈五首钢琴小型套曲〉研究》（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王自如的《浅析肖邦〈f小调第二钢琴协奏曲〉的创作风格及演奏技法》（四川音乐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15）等。

根据2011年颁布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艺术学从以前的文学学科中分离出来，单独成立四个一级学科，其中与钢琴有[9]关的就有艺术理论学、音乐与舞蹈学两个一级学科，相信这个变化对钢琴教育专业的理论研究会有更进一步的推动。第四节 积极参加赛事，捷报频传

参加高水平的钢琴比赛成为检验教学、发现人才、加强区域间交流的重要途径，中国选手在世界舞台上频频获奖。据资料显示，2008年有4193名选手参与钢琴比赛。与之相对，1990年仅有2164名选手参赛。在同一时期，亚洲参赛选手的数量从76人升至462人，增长了6倍。来自中国的参赛选手自2002年以来就一直保持稳定的增长，其参赛选手的百分比由3.8%升至6.2%。而且，这一趋势在未来几年[10]还有望加速上涨。人们普遍意识到，参加高水平的钢琴比赛不仅是检验教学、发现人才、加强区域间交流的重要途径，也是在短时期内得到大众认可的一个快速通道。2000年到2010年的十年里，中国选手在国际钢琴比赛中表现不俗，具体情况如表2-3所示。表2-3 2000～2010年中国钢琴选手在世界钢琴比赛中获奖统计*续表续表续表续表续表续表续表第五节 社会钢琴教育方兴未艾

随着人们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掀起的购买钢琴、学习钢琴的热潮在最近十五年仍未消减。人们学习钢琴的动机更理性，以前赶时髦，现在最基本的目的是培养协调能力，开发智力，陶冶情操。学习钢琴的群体除少儿外，也有一部分中老年人。教授钢琴的地方以前以家教为主，现在以琴行为主。以下以四川南充市钢琴教育的情况为例做一分析。一 政府主办的钢琴教育机构——南充市青少年宫

南充市青少年宫创建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是南充市唯一一家校外教育事业单位。少年宫中心的钢琴老师均毕业于正规音乐学院。开设初级、中级、高级以及高考等多层次钢琴培训。钢琴教育中心和刘诗昆钢琴培训学校共同办学。该青少年宫坚持秉承服务社会、公益为民的宗旨，遵循服务于青少年儿童全面发展，服务于全面实施素质服务的原则，坚持普及与提高相结合，主题活动与娱乐活动相结合，为广大青少年开阔视野、启迪智慧、发掘潜能、增长才干提供了良好的平台。二 私人办的钢琴培训学校

据笔者的不完全统计，南充市区有二十多家琴行，包括音乐人琴行、爱乐琴行、大川琴行、长江乐器城（刘诗昆钢琴培训学校）、德律琴行、博韵琴行、国泰琴行、山水琴行、云峰琴行、嘉陵江琴行、玛雅琴行、丽音琴行、慧通琴行、西华琴行、天音琴行、嘉韵琴行、珠江琴行、大家琴行、月光琴行、金冠琴行、艺馨琴行、现代琴行、知艺乐器、爱琴海乐器城、西南华兴乐器行等。其中南充市区琴行主要集中在以西华师范大学老校区为中心的育英路、莲池路、和平西路。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附近有西华师范大学附属小学、西华师范大学幼儿园、南充市第五中学、五星小学、南充市莲池幼儿园、西河路小学等学校，生源较为丰富。

以下是2015年1月基于实地调研的市内几家琴行的基本情况。（1）南充市音乐学校：2014年成立，开设时间短，生源和老师较少。目前有一位钢琴教师，二十多台教学用琴。学生十五名。用于练琴和教学的琴房充足，硬件良好。要求教师音乐学专业，本科以上学历。（2）大川琴行：三位钢琴教师，负责人自己也是教师之一。其余两位教师为兼职教师，教师平均年龄为30岁；六台教学钢琴。二十平方米左右大厅内摆设六台教学用琴，没有独立琴房，学生一般中午、下午放学时间和周末到琴行练琴、学琴。主要问题：没有独立琴房，老师授课、学生练琴都是在大厅，教学环境较为嘈杂；琴行大厅临街，又不时有人出入大厅，导致学生注意力不易集中，教师授课容易受影响，教学质量难以提高。（3）刘诗昆钢琴培训学校：现有八位钢琴教师，十二台教学用琴。有一百二十名学生，小学生居多，其中还有西华师范大学幼儿教育专业的学生以及其他职业技术学校幼师专业的学生。老师均为兼职，专业要求音乐学或者钢琴系，学历要求本科以上，并且具有一定的教学经验。老师上课、学生练琴都有独立琴房。（4）德律琴行：现有九位钢琴教师，多数教师为兼职，平均年龄30岁；十九台教学用琴。有一百三十多名学生，都是不同年龄阶段的。使用独立琴房。德律琴行对任职教师有较高的要求，如要求教师是钢琴专业或者音乐教育主修钢琴、本科以上、有教学经验且具有一定的钢琴演奏能力和较强的责任心。负责人在招聘教师的时候要求教师能较好地完成一首或几首钢琴作品的演奏。（5）国泰琴行：两位钢琴老师均为专职教师，十台教学用琴。国泰琴行的学生以小学低年级阶段者居多。有独立琴房。任职教师要求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且具有一定的教学经验。（6）珠江琴行：现有三位钢琴教师，其中有专职教师也有兼职教师，平均年龄二十七八岁，十二台教学用琴。有一百名左右的学生，其中幼儿园和小学低年级阶段者居多。有独立琴房。任职教师要求本科以上学历，音乐学专业或者音乐表演专业，具有一定的教学经验。（7）博韵琴行：现有五位钢琴教师，其中三位专职教师，两位兼职教师，教龄最长的教师有七年多的教学经验；十台教学用琴。七十多名学生，因为博韵琴行位于五星小学旁边，所以大多数生源来自五星小学。琴行任职教师要求本科以上学历，音乐学或者钢琴专业。三 南充市业余钢琴教育的问卷调查与情况分析

二十多家钢琴教育培训机构为南充市业余钢琴教育事业的发展、普及音乐文化、营造艺术氛围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也推动了南充市业余钢琴教育的发展。

为了更加全面和深入地了解南充市业余钢琴教育的情况，笔者针对十余家琴行和钢琴培训学校教师、家长及学生进行了一系列的问卷调查，力求充分反映南充市业余钢琴教育的情况，并对调查结果进行分析。

本次调查采用了个别访谈法和问卷调查法。问卷共发出240份，收回有效问卷227份。问卷调查法主要采用表格的形式让学生、家长、教师进行书面填写，笔者再根据问卷调查的结果进行整理和分析。表2-4 年龄及性别比例分布情况（一）学生年龄及性别分布

在笔者调查的这227人中，最小的学生4岁，在读幼儿园；最大的学生23岁，在西华师范大学读书。

从调查数据分析，其一，学生的男女比例不管在哪一个年龄段，女生都要多于男生。这一现象表明学习钢琴的男女比例失调。这主要是因为有些家长认为钢琴更适合女孩学习。也有些家长认为女孩子较为听话，静得下心，更“坐得住”，而男孩子比较调皮、好动，不容易学好钢琴。其二，整体看来，幼儿园和小学的学生通常较多，占整体学琴儿童比例的79%。这是因为家长们认为学习乐器、培养兴趣爱好应该从小抓起，打好基础以便于日后的学习。其中幼儿园的学生少于小学生是因为孩子太小还不能很好地集中注意力听讲，对老师教的内容也不能很好地领悟。进入小学后学习钢琴的学生明显增多，因为随着孩子的成长，心智、体力、耐力、注意力都随之增强，利于钢琴的学习。其三，到初中、高中以后，学校学习任务和负担加重，造成了学琴的中断和放弃。因而人数明显减少。进入高中还在学琴的学生大部分是要将钢琴学习作为日后的专业，也有个别的学生是出于自身原因，从小学习、基础扎实且自己很喜欢，不愿放弃。其四，调查中的20名成年人是西华师范大学及其他职业技术学院的学生。其中西华师范大学的学生有一半以上来自幼儿教育专业。他们平时在学校有钢琴课，但希望通过更多的学习来加强自身的专业素养。（二）家长对学习钢琴的认识

1.学生学习钢琴的初衷

表2-5和图2-1显示的是学生学习钢琴的初衷及其目的，该选项可以多选。表2-5 学生学习钢琴的初衷与目的图2-1 学琴目的和初衷

由表2-5和图2-1可以看出，学生学琴的初衷主要是家长或者是学生自己希望培养一个兴趣爱好，提高音乐方面的素养，从而提高综合素质、开发智力以及家长要求这四个方面的原因。家长让孩子学琴不再是为了考学加分，更多的是为了培养兴趣爱好、提高素质、开发智力，让孩子健康快乐成长。这反映了家长观念的转变和社会的进步。极少部分家长从众，盲目跟风，不清楚学琴的目的和意义，看见别人家的孩子都在学，就觉得自己的孩子也该学。只有个别家长希望自己的孩子从事音乐方面的专业。

至于学琴是否达到了家长和学生的目的，如表2-6和图2-2所示。

由表2-6和图2-2可以看出，62%的家长认为学琴基本上达到最初的学习目的，37%的家长认为完全达到目的。绝大多数家长对学习钢琴的效果都是满意的。这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南充市业余钢琴教育的水平。只有两位家长认为没有达到学习目的，一位是才学不久就觉得没有成效的；另一位则是因为学生自己实在抵触不愿意学琴。另外，大多数家长和学生反映学琴和学校的学习，以及学生的生活成长之间是相互影响的。表2-6 学琴是否达到学习目的图2-2 学琴是否达到学习目的

2.文化课的学习和钢琴学习之间的影响

学习任务对钢琴学习的影响，如表2-7和图2-3所示。表2-7 学习任务对钢琴学习的影响图2-3 学习任务对钢琴学习的影响

据家长反映，由于学生作业多、参加学校兴趣班，以及参加校外的英语、奥数、作文等一系列培训，没有了练琴的时间，便出现了钢琴学习缓慢和不见成效、没有进步的状况，久而久之，学生自己也就不想学习了。

从表2-8和图2-4不难看出，大多数家长认为钢琴的学习是不会影响文化课的。家长们反映学生练琴大都在每天完成学校作业之后，不但不会影响文化课的学习，反而能丰富学生的课余时间，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促进孩子健康成长。但仍有22%的家人认为学习钢琴会影响学习。一方面是因为笔者在发放问卷调查时，其中一部分表格是由接送孩子的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填写的，他们大都认为学习钢琴没有很大的作用反而耽误时间；另一方面是因为学生自己没有安排好练琴和学习的时间。表2-8 钢琴学习对文化课是否存在影响图2-4 钢琴学习对文化课是否存在影响

3.学生对学习钢琴的态度以及学琴情况

不同年龄阶段学生对学琴的喜爱程度具体如表2-9和图2-5所示。表2-9 不同年龄阶段学生对学琴的喜爱程度调查图2-5 不同年龄学生对学琴的喜爱程度

表2-10和图2-5反映了学生平时练琴时间。表2-10 学生平时练琴时间图2-6 学生平时练琴时间

表2-11和图2-7反映了学生学琴的持续情况。表2-11 学琴过程是否中断图2-7 学琴过程是否中断

通过不同年龄阶段学生对学琴喜爱程度的调查（见表2-9），可以看出，从幼儿园到初中阶段，学生对钢琴的喜爱程度不断降低。一般来说，学生初学钢琴大都是因为好奇和自身的兴趣，而在学习的过程中，新奇感不复存在，学习兴趣也就不断降低，学习钢琴甚至成为一种负担。因而在钢琴的教学过程当中如何保持学生的兴趣，将被动学习转化为主动学习，是教师和家长需要深思的问题。另外，从幼儿园到高中生源的人数也逐渐减少。高中生学习钢琴的大都会将音乐作为日后的专业，因有考学压力，所以不再练琴。而成人学琴大多因自身兴趣和需要而学。

从练琴时间来看，大多数学生因为各种原因，并没有每天练琴的习惯，孩子一周练3～5天，这显然是不够好的，每周随性的、断断续续的练几天难以养成好的练琴习惯。每天练琴时间在半小时到一小时之间，就相对比较合适，只要每天坚持练琴，一定会有收获。部分学生每次练琴只练十分钟左右，这对于幼儿园小朋友是可以的，因为这一年龄段的孩子本来就不太坐得住，但是对于年龄稍大一点的孩子来说，十几分钟的时间太短。练琴是一件持之以恒的事情，对家长和孩子来说都是一种耐力与毅力的考验。另外，培养孩子每天坚持练琴的习惯，是需要引起家长注意的。要把这种习惯当成像吃饭睡觉一样，坚持下来就成为一种良好的学习品质，会让孩子受益终生。

59%的学生在学琴过程中存在中断的情况。其中原因有很多，如学习任务加重、考学压力、寒暑假、换老师、学习钢琴过程遇到困难等。一般来说偶尔的、短期的中断影响不大，但是长期的中断会使学生学习程度大大降低，教师重复教学，学习效率大打折扣。最后将导致学生失去兴趣和信心，甚至放弃学琴。对于少数准备放弃学琴的学生，家长的督促和老师的教学方法显得尤为重要。学琴这一过程，除学生的持之以恒外，还需要教师不断培养和保持学生的兴趣和对钢琴的热情，更考验家长的耐力和毅力，始终督促并帮助自己的孩子继续钢琴的学习。

4.家长对培训机构的认识

表2-12和图2-8反映了家长对培训机构的满意程度。表2-12 家长对培训机构的满意度调查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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