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帝国：永乐帝卷(下)(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马渭源

出版社：东南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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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帝国：永乐帝卷(下)试读：

通过谋反起兵夺得了大明帝位，通过肆意杀戮和恐怖手段确立了绝对君主专制，但朱棣的皇帝梦并不香，童年时代的创伤所造成的心理阴影一直挥之不去，“恋母－仿父－超父”情结始终纠缠着他。为了使篡位成功所带来的血腥“红色”皇权“合法化”、“神圣化”，也为了向世人昭示自己才是最为称职的君主和“模范帝王”，从永乐元年起，朱棣接二连三地打造“天下第一”形象工程，不断地做大做强，创造了一个天才皇帝、“盛世圣君”的神话，将大明的“辉煌”推向了顶峰，孰是孰非？一、编撰《永乐大典》 传承文化典籍（永乐元年～永乐五年，1403～1407）

朱棣闯入南京后大开杀戒，魔鬼般地残害建文朝文臣学士，肆意蹂躏他们的家眷。在逐渐稳定统治局面之后，这位不请自来的大明新皇帝在刚刚改元之后就做了一件大好事——下令编撰一部空前绝后的超级文化典籍，即后来正式定名的《永乐大典》。

说到《永乐大典》，国人无不称赞天才皇帝朱棣所干出的一代伟业，但就是很少有人解释清楚，他为什么要这样做。1.编撰《永乐大典》主要动机——“借文墨以销垒块”、收罗天下英才与遗贤、清除不利于的文字记载。

其实在笔者看来，朱棣主创编撰《永乐大典》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消除自己在进入南京城后所作魔鬼般罪行的坏影响，主动向天下读书人示好。朱棣这样大张旗鼓地编撰超级文化大典的潜台词是告诉天下文人：你们的正宗合法皇帝朱允炆也没什么了不得的，他实行文治，我会比他干得更好。几乎与此同时，朱棣开启内阁制、恢复科举考试等，如些做法主要是达到收拢天下士人之心的目的。

对此，明末清初学者孙承泽早就一语道破：“至靖难之举，不平之气遍于海宇，文皇借文墨以销垒块，此实系当日本意也。”（【明】孙承泽：《春明梦馀录》卷12）

第二，收罗天下英才与遗贤，用其所长，防止他们无事生非甚至站到敌对政治势力那一边。朱棣尽管是个武夫，但他毕竟与朱元璋不同，早年多少接受了一些文化知识教育，加上就藩燕邸后姚广孝不断给他“补课”，故而他懂得儒家思想，了解文人学士。虽说建文朝的文臣学士绝大多采取了“非暴力不合作主义”，让他丢尽了颜面，但对文人学士的脾性，朱棣还是了如指掌的。一般来说，他们往往拥有一技之长，负有“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雄心，常常不安于现状，因而也就“积极有为”，甚至会“无事生非”。对此，秦始皇的笨做法是“焚书坑儒”，结果让历代文人给骂了千余年。有鉴于此，最好的办法是给文人学士找些事干干，还要用其专长，这样他们就会觉得新皇帝是知己，乐为所用，其精力就消磨在文化研究上，本皇帝的统治基础不就稳固了！

所以朱棣篡位上台后，只要是不与自己正面为难与发生冲突的文人、英才，他都要将他们请出来、用起来，给人的感觉是新皇帝广纳人才、求贤似渴。

李征臣曾是元朝的翰林学士，很有学问，但也以倔强出名。朱元璋建立明朝后曾召李征臣出来做官，可能李征臣已经觉察到了朱元璋不是什么好鸟，所以坚决予以拒绝，这下可惹怒了朱皇帝，李氏一族全被杀，就剩下一个李征臣也被戍边宁夏。

转眼到了朱棣当政，新皇帝听说了李征臣的悲壮故事后，派人将他接到南京来，让他做官，发挥其专长。可李征臣说啥也不干，他倒不是建文帝的人，但他有他的理由：洪武时不受官，现在反而出来做官，在道义上也不能再接受了。朱棣问：“那你想上哪里去？”李征臣说：“我能上哪儿去，回宁夏劳改所！”朱棣顿生怜悯之心，下令废除李征臣的戍籍（戍边罪犯的户口），让他回老家去养老。但李家全给杀了，李征臣凄惨到了老而无家可归的地步，只有一个“亲近之人”，那就是他的朋友盛景华。朱棣就让李征臣上盛景华家去教教书，安度晚年。（【明】王鏊：《守溪笔记》、《震泽纪闻》）

倔强老头李征臣没用起来，新皇帝并不灰心。不久以后，大臣杨士奇向他举荐：常州武进有个叫陈济的读书人特有才，只是他没什么功名。朱棣听后觉得这有什么大碍的，只要真是人才，有没有学历文凭不紧要，于是他下令将陈济找来。

陈济，常州武进人，从小天资甚好，读书常常过目不忘，且嗜书如命。稍大一点时曾受父命与家人一起前往浙江杭州去做生意，等回来时，大约有一半做生意的钱被他用来买书了。回常州后他“口诵手钞，积十余年，尽通经史百家之言”（【清】万斯同：《明史》卷201），但其“所居蓬户苇壁，裁蔽风雨，终日危坐，手不释卷”。于是，一个普通的书生以博学而闻名于世人，但不知怎的，陈济就是与科举无缘。后来朱棣近臣杨士奇听说常州有这么一个奇才，就向永乐皇帝作了推荐，朱棣随后任命陈济为《永乐大典》总裁官，不过这是永乐二年的事了。（《明太宗实录》卷251；《明史·陈济传》卷152；《明史·选举三》卷71；【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總裁永樂大典》补遗卷1）2.《永乐大典》的两次编撰——永乐初年南京明皇宫里文人学士两大“聚会”

以上是我们分析朱棣在篡位上台后不久就下令编撰《永乐大典》的主要原因，除此之外，也不排除他要清除一些对自己不利的书籍和文字记载等方面的因素，当然这样的心里话新皇帝朱棣是不会公开说的，相反他找出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来了。

○《文献大成》：永乐元年七月～永乐二年十一月，1403～1404

永乐元年（1403）七月丙子日，朱棣一面加紧惩治建文“奸党”，一面下令编写大型类书，他说：“天下古今事物，散载诸书，篇帙浩穰，不易检阅。朕欲悉采各书所载事物类聚之，而统之以韵，庶几考索之便，如探囊取物耳。尝观《韵府》、《回溪》二书，事虽有统，而采摘不广，纪载太略。尔等其如朕意，凡书契以来，经史子集百家之书，至于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备辑为一书，毋厌浩繁。”（《明太宗实录》卷21）

永乐改元不久，新皇帝要编本大型类书，方便查阅。对于这样一个超大型的文化建设工程项目就得有合适的总裁官呀？不用急，新皇帝朱棣心中早就有了中意人选，他就是人称“大明第一才子”的解缙，即一年前建文朝29个“识时务”的归降大臣之一。新皇帝是个有心人，凡事不轻易露于色，建文朝压倒性多数的文臣学士拒绝投降，给自己带来了莫大的羞辱，在这最为尴尬的时候，解缙等极少数“识时务”者的归降，总算给自己捞回了点面子，朱棣是个“讲情谊”的人，总不能在新政权建立之际凉了这些归降者的热情，再说当时自己周围可用的文人学士确实也不多，于是在大明朝廷机密要务议事“机构”——内阁诞生之际，新皇帝将目标锁定在解缙等人的身上。但即使这样，朱棣的内心还是很不踏实，自己年轻时一直在北疆打仗，没读多少书，现在治国可需要文化，于是他就想到了“恶补”，但那时还没时兴文凭学历考试，否则的话就下一道谕旨，随便从大明帝国哪个大学弄一张博士文凭，这样就可与解缙等正统科举出身的文化人零距离谈学论道了。

不过600年前的朱棣在这方面似乎还是挺死心眼的，绝没有现代人那般善于变通。“成祖于视朝之暇，辄御便殿阅书史，或召翰林儒臣讲论。”（《明太宗实录》卷53；【明】余继登：《皇明典故纪闻》卷6）学了一段时间，有点底气了，他就找“大明第一才子”解缙来问话：“文渊阁经史子集皆备否？”新皇帝一下子步入了正题，要是当时有专业等级考试的话，想必朱棣肯定能拿专业8级以上，你看他对中国古代书籍分类多熟悉啊，一问就问到点上：经、史、子、集各类书籍都有吗？皇帝已专业化、知识化了，大臣再有才也不能卖弄，解缙如实回答说：“经、史两类的书籍大致备齐了，就是子、集两类缺得厉害啊！”朱棣听后很不高兴，略带批评的口吻说道：“一般读书人和做官人家里稍有经济节余，都去买书藏书，更何况我大明朝廷，怎么能缺书呢？”说完，他马上命令手下人将礼部尚书郑赐找来，让他挑选一些精通书籍版本的博学之士，外出求购朝廷所缺之书，并这样告诫道：“求购书籍不能太计较它的价格，只要是我朝廷所没有的，尽管出钱买，这样天下奇书何愁不可得？！”说完他又回过头来跟解缙说：“买书、藏书不难，但必须要经常阅读才有意义。普通人积聚金银财宝传子孙，朕以收藏的书籍传子孙后代。金银财宝之利毕竟有限，而书籍之利是无穷尽的！”（《明太宗实录》卷53；【明】余继登：《皇明典故纪闻》卷6，P363～364）

正因为永乐皇帝朱棣有着与众不同的眼力和魄力，又有及当时十分殷实的经济实力作支撑，所以永乐初年的大型编书活动一开始就拥有了相当丰富的图书资源，其编撰工作也就开展得十分顺利。

经过一年多的辛勤努力，大型类书的编撰终于完成了，“永乐二年十一月丁巳日，翰林学士兼右春坊大学士解缙等进所纂录韵书，（皇帝朱棣）赐名《文献大成》，赐缙等百四十七人钞有差，赐宴于礼部”。（《明太宗实录》卷36）

○《永乐大典》：永乐二年十一月～永乐五年十一月，1404～1407

解缙所上进的《文献大成》实际上是后来人们看到的《永乐大典》的初稿本，永乐皇帝大喜之下，给编书功臣解缙等147人赐钞不说，还在大明礼部举行了庆祝宴会。但沉浸于兴奋之中的永乐帝在翻阅了《文献大成》之后，就发现了其中的不足。“既而，上览所进书，向多未备，遂命重修，而敕太子少保姚广孝、刑部侍郎刘季箎及（解）缙总之；命翰林学士王景，侍读学士王达，国子祭酒胡俨，司经局洗马杨溥，儒士陈济为总裁；翰林院侍讲邹缉，修撰王褒、梁潜、吴溥、李贯、杨觏、曾棨，编修朱纮，检讨王洪、蒋骥、潘畿、王偁、苏伯厚、张伯頴，典籍梁用行，庶吉士杨相，左春坊左中允尹昌隆，宗人府经历高得旸，吏部郎中叶砥，山东按察司佥事晏壁为副总裁；命礼部简中外官及四方宿学老儒、有文学者充纂修；简国子监及在外郡县学能书生员缮写，开馆于文渊阁，命光禄寺给朝暮膳。”（《明太宗实录》卷36）

永乐皇帝命令二编大型类书的理由，似乎很过硬，即初稿不完备。但笔者看了他第二次任命的总裁与编撰负责人以后，觉得其真正缘由十分隐晦，就像他两次下令重修《明太祖实录》一样，理由都说得很好听。前文已述，《明太祖实录》在建文朝时已经编撰好了，但“靖难”成功后朱棣说，该书有好多地方“失实”，于是就让李景隆、解缙等人负责重编，结果还是没有符合新皇帝的“圣意”，最后朱棣让他的心腹谋士姚广孝出任总裁，这才“庶几小副朕心”。（《明太宗实录》卷200）

现在我们讲的永乐初年大型类书的二编与其有着惊人的相似，皇帝朱棣任命的第一号负责人也是姚广孝，刑部侍郎刘季箎据第二，解缙从原来的总裁官位置一下子降到了第三位；第二个相似之处是《明太祖实录》的二修总裁李景隆等人后来命运不佳，而大型类书《永乐大典》一编的总裁官解缙后来也不得善终，因此在笔者看来，朱棣要二编《永乐大典》很有可能是要将一些对自己不利的书籍或文章剔出去。（参见《明太宗实录》卷120）

但不管怎么说，这次永乐朝重修大型类书是大动真格，光总裁官就有5个，副总裁20人，纂修347人，编写332人，誊写1381人，办事官吏20人，共2180人，总计先后“供事编辑者三千余人”。这样的阵容能编不出一部像样的类书？不可能！其实朱棣是个细致之人，他连编书的“下手活”——抄写由谁干都给找好了，让国子监和各府州县的生员来缮写誊抄，立馆文渊阁，由光禄寺负责这些编书者的饮食，说白了就是皇帝家给你们解决吃饭，这是多大的荣耀！所以这些编书者格外卖力，经过三年的艰苦努力，到了永乐五年（1407）十一月终于将书编成，这个月的乙丑日，“太子少师姚广孝等进重修《文献大成》书，凡二万二千二百一十一卷，一万一千九百五本，更赐名《永乐大典》，上亲制序以冠之”。（《明太宗实录》卷73；【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總裁永樂大典》补遗卷1）3.《永乐大典》之特点与影响

一部历时五年的惊世文化工程终于完成了，尽管它诞生于600年前，但每当国人说及此，没有不为之自傲的。那么这部划时代的文化大典到底有何特点和历史影响？

第一，《永乐大典》是中国历史上最早最大的一部百科全书或言类书，也是中华民族奉献给世界的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

虽说明代以前，我国已经有很多的类书，梁朝时刘孝标等人编撰的《类苑》，120卷；北齐祖珽曾编撰《修文殿御览》，360卷；唐朝魏征主编《文思博要》，1200卷；宋代李昉主编《太平御览》，1000卷；王钦若等主编《册府元龟》，1000卷；而明永乐朝编撰的《永乐大典》就多达22211卷（但清代人编的《明史》说是22900卷，见《明史·艺文三》卷98），11905本，总字数达3，7000，0000之多，据说该书编成后就有3000来人在南京国子监（今东南大学位置）花了很长的时间才把它抄录好。书中保存了上自先秦下至明初的各种典籍资料达8000多种，因此《永乐大典》称得上是中国历史上最早最大的一部百科全书或言类书，是中华民族奉献给世界的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

第二，《永乐大典》在体例上不囿于经史子集，“用韵以统字，用字以系事”，方便查阅；从内容角度而言，它是一部巨型百科全书，对全面保存和传承中国传统文化起到极大的作用。《永乐大典》中的韵是以《洪武正韵》为准，以下以字为纲目。“蓋當時以《洪武正韵》排比成帙，非有翦裁釐正之功。且太宗聖諭解縉等：欲仿韵府，如探囊取物，毋厭浩繁。”（【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补遗卷1）这样便把传统的《十三经》、《二十一史》、文集和诸子之作按字为纲目分类抄录下来。因此从内容角度来看，这部书完全可以称得上是部特大型的百科全书。

也正因为这样，皇帝朱棣在下令编撰时召集了帝国各地各个领域内的人才来南京编书。朱棣的可贵之处在于“不拘一格降人才”，解缙等在朝为官的文人不消说了，前面说过，《永乐大典》的五总裁之一陈济原本是一介平民，为了编书一夜之间“以布衣召为都总裁，修撰曾棨等为之副。词臣纂修者，及太学儒生数千人，繙秘库书数百万卷，浩无端倪。济与少师姚广孝等数人，发凡起例，区分钩考，秩然有法。执笔者有所疑，辄就济质问，应口辨析无滞。书成，授右赞善”。（《明史·陈济传》卷152）

更有比陈济还要贫寒的“樵夫”（因家贫常上山采樵而自谑称）王恭也因为博学被朱棣请到南京来编书，书成后朱棣授其翰林典籍，但他坚辞不受，最终归老于家，其高洁被解缙称誉为“布衣萧然，不慕名利，比之朝阳凤鸣”。（【明】焦竑：《玉堂丛语》卷1；【明】周应宾：《识小编》卷1）

最让人佩服的是朱棣将向来不为人重视的宗教等方面的人士也请来编书，明代前期文人陆容在笔记中记述苏州太仓曾有“僧慧暕涉獵儒書，而有戒行。永樂中，嘗預修大典，歸老太倉興福寺。予弱冠猶及見之，時年八十餘矣”。（【明】陆容：《菽園雜記》卷2）

陆容说的太仓和尚慧暕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僧人，因为他熟娴儒佛经典，也曾被请到南京来，参与《永乐大典》的编写，可见当时参与编书的人士遍及了社会各个层面。由此完全可以说《永乐大典》是一部巨型百科全书，它对保留和传承中国传统文化起到很大的作用。

第三，《永乐大典》编撰时录书不漏书、不改书，真实地保存了中国传统典籍，这是清朝人所无法望其项背的。

时下不少国人受某些功利主义者或所谓的政治敏感者的影响，习惯性地认为清代比明代强多了，清代有“康乾盛世”，明代居然拿不出像样的某个皇帝的全盛时期。殊不知清代的所谓“康乾盛世”仅仅是军事上的强盛和疆域辽阔，而在文化方面说不上什么大进步，莫名其妙的“文字狱”大案迭出不穷，弄得清代文人们动辄得咎，最终不得不将精力投向古书堆；与此相呼应，清代统治者搞了不少“光彩彩”的系列文化形象工程，如《四库全书》等，但在这些美丽的光环下，他们做出了最为卑劣的行为，对于传统典籍进行肆意删改，对不利于清朝统治的书籍进行焚烧，这种表面的繁荣文化实际上是对文化的破坏与摧残。明清两代两大文化巨典简易对比表

不管起初的主观意图如何，朱棣在《永乐大典》编撰问题上的态度是值得称颂的，不同说法、不同观点的书籍（洪武、建文两朝中对他不利的，不在收集范围），凡天文、地理、人名、地名、事情、词曲和诗文等一律照录，在这个方面永乐皇帝确实表现出一代伟君的风范。因此说，《永乐大典》的编撰成功对于保护和总结中国传统文化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就近而言，清代编撰《四库全书》等文化典籍时就大量地参录了《永乐大典》，即使是到了近现代，人们还在利用仅存的部分《永乐大典》来校勘清代流传下来古籍的讹误。4.《永乐大典》的下落之谜《永乐大典》编成后，就皇帝手中有一部正本，本来朱棣想将之付印，但因书实在太大，一下子难以做到，就暂时放在了南京明皇宫的文渊阁。“永乐辛丑，北京大内新成，敕翰林院，凡南文文渊阁所贮古今一切书籍，自有一部至有百部，各取一部送至北京，余悉封识，收贮如故。时修撰陈循如数取进，得一百柜，督舟十艘载以赴京。至正统己巳，南内火灾，文渊阁向所藏之书，悉为灰烬。”（【明】姚福：《青溪暇笔》卷上）

北京明皇宫建成后，朱棣曾经派人将南京文渊阁所贮藏的古今一切书籍包括《永乐大典》在内各取一部，装载了10艘大船，运往北京。《永乐大典》原稿本则留在了南京文渊阁。明英宗正统年间，南京明皇宫内发生火灾，南京文渊阁所藏之书，全部被烧为灰烬，这样在世上就只剩下北京的《永乐大典》孤本。

明嘉靖三十六年（1557），北京明皇宫突发大火，对《永乐大典》“殊宝爱之”的嘉靖帝“命左右趣登文樓出之，夜中傳諭三四次，遂得不毀”。（【明】朱国桢：《湧幢小品·永樂大典》卷2）大火之后，嘉靖帝萌发了将《永乐大典》再抄一部副本另外保存的念头。嘉靖四十一年（1562），《永乐大典》的“复制”工作开启，总负责人为徐阶、高拱等，据说当时“复制”时边校理边缮写，分工明确，且规定每人每天誊抄3页，这样大约抄了5年，到嘉靖帝死时尚未圆满完成重录工作，直到隆庆六年（1567）才最终大功告成。（【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總裁永樂大典》补遗卷1）

副本后来被放在了北京明皇宫内新建好的皇史宬，清雍正时又将其移贮到天安门以南的翰林院；而正本据说是被放回了文渊阁，但实际上从此就下落不明，有人认为它毁于明清之际的战火，但也有人认为它被嘉靖帝“带到”了他的陵墓里去，就像历史上唐太宗特别喜欢东晋书法家王羲之的传世之作《兰亭序》那样，最终将其带到另一个世界去欣赏了。《永乐大典》正本下落不明，而副本又厄运连连，明清易代，在人们不知不觉中它逐渐地“蒸发”了。乾隆时为修纂《四库全书》，人们曾想从《永乐大典》中辑佚古籍，但发现其中1000多册不知了去向，到清末光绪元年时只剩下5000余册。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时，《永乐大典》遭受了野蛮抢掠与肆意践踏，有的洋鬼子居然拿书来垫炮座，至此，《永乐大典》几乎散佚殆尽，目前仅存的几百册还散落在日本、英国、德国、美国、韩国和中国等国。（详见笔者：《永乐大典的故事》，南京市委宣传部：《走进市民学堂》第11期）

对于《永乐大典》后来的厄运，当初的永乐皇帝绝不可能料到；同样，《永乐大典》对后世文化的贡献与影响或许也是他所根本不能想象的。作为篡位上台的皇帝，当初朱棣主要是想通过编撰这部超级文化大典，为他的专制皇权政治服务。

然而不管怎样，永乐皇帝朱棣在即位初就出手不凡，编撰了中国历史上最早最大的百科全书，不仅为传承中国传统文化作出了贡献，而且也为他篡夺而来的灰色皇权“抛光”、正名了不少。因此人们不难看到，《永乐大典》编成之后，朱棣在其序文中不无得意地这样说道：“朕嗣承洪基，缅思缵述，尚惟有大混一（统）之时，必有（大）一统之制作，所以齐政治而同风俗，序百王之传，总历代之典。”（红格本《明太宗实录》卷73）

一部百科全书在天才皇帝朱棣的眼里成了“齐政治、同风俗、序百王之传，总历代之典”的政治工程，难怪他要将它做大做全，说白了，这是个地地道道的政治“形象工程”。二、开凿阳山碑材 示孝劳民伤财（永乐元年六月～永乐三年，1403～1405）

就在政治“形象工程”《永乐大典》编撰进入十分紧张忙碌之际，天才皇帝朱棣又下令动工，开启了另一项政治性的“形象工程”——建造天下最大的“神功圣德碑”，以此来表达他这个天底下第一号大“孝子”的“至孝”之德。那么朱棣为什么要这样急迫地表达自己的“至孝美德”，难道他怕地下的父皇母后会找他的麻烦不成？1.朱棣为何要开凿阳山碑材？

其实，朱棣这种表象行为背后的真实心态可谓是做贼心虚。虽然使用了极为卑劣的手段夺得了皇位并巩固了统治，但朱棣的心里并不甜美。人们表面不说，背地里却在议论：一个藩王怎么可以君临天下，还不是阴谋反叛、亡命博弈得来的？这叫什么行为？乱臣贼子。

无论是“乱臣”还是“贼子”，朱棣都已经严重触犯了当时的“天条”。明朝治国大典《大明律》的母本《唐律》就强调：“为臣贵于尽忠，亏之者有罪，为子在于行孝，违之者必诛，大则肆诸市朝，小则终贻黜辱。”（《全唐文·黜魏王泰诏》）

而根据《大明律》的规定：不忠不孝的起兵叛乱（当时称作“谋反”）属于不折不扣的“罪大恶极”之罪，理应采取重罪加重的处罚原则：“謀反、大逆，（本人凌迟处死，其）祖父、父、子、孫、兄、弟及同居之人，不分異姓，及伯、叔父、兄弟之子，不限籍之同異，年十六以上，不論篤、疾、廢”都要处斩；“謀反、大逆，知情故縱”处斩；“謀叛但共謀者，不分首從”处斬。（《大明律集解名例·服制》）

换句通俗话来说，一旦反叛失败，起兵造反者要被千刀万剐甚至灭族，当然朱棣是“龙种”，灭族是不可能，但不得善终那是肯定的。还有，最大的麻烦是要背上千古之骂名。正如大明开国功臣刘基之子刘璟在“靖难之役”发动前曾对朱棣说过的：“殿下百世後，逃不得一‘篡’字。”（《明史·刘璟传》卷128）

尽管朱棣上台当皇帝后采取了弹劾告讦、酷吏政治与特务刺察等非常卑鄙的手段来对付人们的非议，但他自身却始终无法彻底摆脱人们心目中对“乱臣贼子”的谴责与诅咒，更担心在自己及子孙统治时其他的“乱臣贼子”也以他为榜样，谋反起兵，颠覆政权，所以，在坐上以建文朝忠臣的累累尸骨堆积起来的皇帝宝座后，朱棣就开始竭力打造一系列美化自身的巨大工程，树碑立传，“亮化”自身；篡改历史，“矫正”舆论导向，漂白人生。

○胜利之际“伟大政治家”居然突患“失忆症”

其实天才皇帝朱棣一向特别注意自身外在形象之矫饰与政治舆论导向，早在建文元年七月丁丑日的“靖难”誓师大会上，他就巧舌如簧地对北平军民这样说道：“皇考太祖高皇帝并封建诸子，藩屏国家。皇考有疾，初不令诸子知之……七日即葬，踰（逾）月始报讣诸王，又不容其奔丧。而信任奸邪，悉更祖法。……祖训云‘新天子正位。如朝无正臣，内有奸恶，则亲王训兵待命，天子密诏诸王，统领镇兵讨平之’。予已上书陈情，请诛奸臣。今少主为奸臣所蔽，恐不见答，则惟应以尔等往，清君侧之恶，扶国家于既坏，安宗社於垂亡，恭朝阙庭，谒拜陵寝，然后退守旧藩，几以明忠孝之心。”（《明太宗实录》卷2）

明明是武装反叛，但在朱棣的嘴里一下子被“优化”成了“清君侧”的正义之举，并且格外“超然”地表明了朱棣的“心迹”：我的“正义”之举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清除奸臣，朝见侄儿天子和拜谒孝陵，然后就回我北平的藩邸。

这样一来，为人诅咒的乱臣贼子顿时被美化为捍卫“祖制”的“忠臣孝子”。从北京一直打到南京，朱棣从来没有忘记这首“政治主旋律”，并不失时机地要将它唱响。建文四年五月，当如狼似虎的“靖难军”濒临长江，大有吞没京师南京之时，建文帝派了议和使者庆城郡主前往朱棣军营，提出了割地为条件的议和。朱棣大“打太极”，并再次高调表明自己起兵造反的目的：“吾分地自有皇考所命者，富贵足矣，不愿赢余，但得奸臣之后，谒考陵，朝天子，求复典章之旧，免诸王之罪，即还北平，永祗藩辅，吾无他望也。”（《明太宗实录》卷9）

建文四年六月，“靖难军”攻下镇江以后，在南京郊外的龙潭暂时扎营，岌岌可危的建文政权又派出了李景隆为首的割地议和代表前去谈判，朱棣再次公开表明自己起兵造反的唯一目的：“吾今之来，但欲得奸臣耳。公等归奏上，但欲得奸臣，至是，吾即解甲免胄，谢罪阙下，退孝陵，归奉北藩，永祗臣节。天地神明在上，吾之此心，明如皎日，不敢渝也。”（《明太宗实录》卷9下）“除奸恶、朝天子、谒孝陵”这个朱棣揭橥了四年的“政治纲领”，在随着建文四年六月乙丑日“金川门之变”的突发而一下子化为现实之际，天才皇帝却偏偏适时突患“失忆症”，好像什么也记不起了，相反他在乐此不疲地忙着与此似乎并不搭界的事情。有人说他“清宫三日”，在侄儿建文帝的皇宫里寻找漂亮的妹妹。如此说法可就冤枉了这位“伟大的政治家”了。根据这段历史唯一保存下来的两部官方史料《明太宗实录》、《奉天靖难记》所载：燕军闯入南京后，老朱皇帝的这个“好儿子”确实很忙，且忙的还是“正事”。

○朱棣闯入南京城后在忙些什么？

朱棣进入南京城的第一天即建文四年六月乙丑日，金川门事变后，派出亲信迅速前去解救身在囹圄中的胞弟周王朱橚，随后又派人前去明皇宫救火，从灰烬中捞出尸体，并给侄儿皇帝“发哀，命有司治丧葬如仪，遣官致祭，布告天下，下令京师，慰撫臣民”。（《明太宗实录》卷9下）

第二天即丙寅日上演“劝进与谦让”游戏。“诸王及文武群臣请上正天位”，朱棣推辞道：“我开始起兵是迫不得已啊，以周公为榜样，除去奸恶，安定社稷，这是我的本愿。没想到我那个侄儿实在不明事理，被奸臣所蒙蔽，居然自绝于天。现在继承大明君位的应该要挑有才有德之人，我朱棣德才浅薄，岂堪负荷？”

不愧为天生当皇帝的料，不仅嘴巴大，而且还特别会说话、特别会演戏，在场面上表现得越谦虚越好，这样反而映衬出自己的“美德”来。可南京城内外到处都是杀气腾腾的朱棣“靖难军”，诸王和文武大臣谁也不是傻子啊，他们就是要燕王出来为天下人做主，并摆出一大堆的理由：“天生圣人，以为社稷生民主。今天下者，太祖之天下，生民者，太祖之生民，天下岂可一日无君，生民岂可一日无主？况国有长君，社稷之福，殿下为太祖嫡嗣，德冠群伦，功施社稷，宜居天位，使太祖万世之鸿业永有所托，天下之生民永有所赖，不宜固让，以孤天下之心。”但谁知，燕王就是不干。（《明太宗实录》卷9下）

一句话概括，大家都在玩游戏，不过这是个高级游戏，群臣劝进，叫燕王赶紧登基，可朱棣没那么肤浅，他要全国臣民都知道，我是你们“推选”出来的，所以大玩“太极”，死命地推托自己不合适荣登大位，这也是当年他“老爸”朱元璋开国时玩的小把戏，只不过35年后重演罢了。

朱棣到南京城的第三天在干什么？重复昨天的故事。

大明皇家的“朱老四”不愧为老朱皇帝的“好儿子”，且政治觉悟也高，当群臣与诸将再次劝进时，具有特殊品德的“朱老四”干脆就发火了，大声斥责：“想当年我与你们发动‘靖难’时，只不过是为了避免灾祸，哪有图谋富贵之心？”多好品德的皇帝候选人，就是不接受群臣们的劝进。（《明太宗实录》卷9下）

那么，朱棣到南京城的第四天在干什么？重复前天的故事。

朱棣到南京城的第五天在干什么？

已经推辞三次了，火候也差不多了，群臣劝进已劝了三次，“国可不能一日无君”，当惯了奴才的中国臣民就是这么一种思维定式，朱棣再不登基即位，弄不好就有人哭着闹着甚至要上吊；武将们更是迫不及待地要他们的“靖难军”总司令“登位上进”，这样自己可以早早地“分享”到“靖难”战争的胜利果实么；那时南京城里教坊司的妓女们不知道有没有放假，要不然她们肯定与500年后的“小淫材”（朱棣语）们赶去“热捧”袁大总统“荣登”中华帝国皇帝大位一般起劲，尤其这“妓女请愿团”，加上什么“乞丐请愿团”，他们的出场肯定能将荣登大典推向高潮。这样一来，应全国人民的强烈要求，我就勉强出来凑个数，当一回皇帝吧！这是对外的说辞，其实作为这场闹剧的主角——真实的朱棣却是捂住了嘴心里乐开了花。二十多年来装孙子装得够累了，老子今天终于可以扬眉吐气、指点江山了。

正当朱棣踌躇满志地准备前往明皇宫荣登皇帝大位时，意想不到的事情又发生了。建文朝29个“识时务”降臣中的“精杰”杨荣出来挡道了，“（杨）榮迎謁馬首曰：‘殿下先謁陵乎，先即位乎？’”（《明史·杨荣传》卷148；【明】高岱：《鴻猷錄》卷7）不愧为人中之“精杰”，杨荣说话很有水平：“殿下，您是先去拜谒孝陵呢还是先即位？”

哎呀，差一点误了大事，自己口口声声叫喊了四年的最响亮口号或言政治咏叹调“复祖制，谒孝陵”怎么就给忘了呢？幸亏这个杨大人杨荣的提醒。于是“成祖遽趣駕謁陵”。（《明史·杨荣传》卷148，列傳第36；【明】高岱：《鴻猷錄》卷7）

到了孝陵，“大孝子”朱棣少不了好好地哭陵一番，“欷歔感慕，悲不能止”（《明太宗实录》卷9下），糟糕的是在这个节骨眼上，那该死的眼泪就出不来，于是只好来个“光打雷下不了雨”，当然有“雷”也说得过去，最好“雷声”越大越好，让全国臣民都听到才是。2.政治形象工程阳山碑材的急促开工与突然中止

其实光打雷下不了雨也正常，否则哪来600年后的当今社会流行“孝子孝女”请人代哭亲丧呢！不过我们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个礼仪之邦，凡事都讲究礼和仪。刚刚打了雷没下雨，现在总该有个交代，于是朱棣就想到，要为“父皇”母后立一块世界上最大的“神功圣德碑”，以最大程度地亮化自身形象，表示他这个天下第一号“孝子”的“至孝”之德。

那么朱棣究竟在什么时候下令启动这项亮化自身的形象工程的呢？由于《明实录》等史料没有明确记载，我们现代人无法确切获悉。时下有人说，朱棣启动这项形象工程即开凿阳山碑材是在永乐二年或永乐三年，其依据是《肇域志》的记载：“永乐三年秋于阳山采石，为孝陵碑……学士胡公广有《游阳山本业寺记》，而詹事邹公济有记乃云：永乐二年冬于幕府山阳访碑石……与胡公记异。不知前碑后竟用否？”（【民国】王焕镳：《明孝陵志》，南京出版社2006年9月第1版，P10-11）

这里提到了永乐二年开凿的问题，明代文人周晖在他的笔记《金陵琐事》中也有类似的记载：“颐庵邹公济诗集云：永乐二年冬十月，幕府山阳访碑石，高广中度。”（【明】周晖：《金陵琐事·神龟呈露》卷1，南京出版社2007年9月第1版，P45）

但翻阅《明太宗实录》后，笔者推测，明孝陵碑材的开凿似乎更早。“永乐元年五月辛卯日，淇国公丘福，同文武百官进太祖高皇帝、孝慈高皇后尊谥。”当天新皇帝朱棣在南京明皇宫的奉天殿与群臣们就朱元璋与马皇后的谥号问题展开了讨论，最后议定：“太祖高皇帝宜尊谥曰：‘太祖圣神文武钦明启运俊德成功统天大孝高皇帝’，孝慈高皇后宜遵谥曰：‘孝慈昭宪至仁文德承天顺圣高皇后’。”朱棣亲自将议定的“谥议付翰林院臣撰册文”。（《明太宗实录》卷20下）

永乐元年六月丁巳，朱棣在奉天殿等举行了大礼仪，将高皇帝、高皇后之尊谥告于天地和祖宗，并把尊谥册宝奉安在太庙里，第二天便颁诏天下。（《明太宗实录》卷21）

按理说以下应该记录朱棣命令手下人寻找孝陵碑材与镌刻碑文之事了，可翻遍《明实录》，压根儿就没找到这样的文字记载。据目前我们所能掌握的史料来看，大概也只有永乐时代文臣胡广等人在文中稍稍有所披露。永乐二年或三年时，朱棣派人寻访的孝陵碑材找到了，且开凿得还初具规模。“永乐三年秋，因建碑孝陵，斫石于都城东北之阳山，得良材焉。其长十四丈有奇，阔不及长者三之一，厚丈二尺，色黝泽如漆，无疵舋。”（转引【民国】王焕镳：《明孝陵志》，南京出版社2006年9月第1版，P10，P123）

这是古人对南京东郊阳山碑材之规模的记载，今人对其进行了好多次的实测，尽管得出的数字不全相同，但它宏大的气势足够震慑600年后的当代人们。阳山碑材分碑身、碑座和碑额等三个部分，碑身高51米、宽14.2米、厚4.5米，重约8799吨；碑额高10米、宽22米、厚10.3米，重约6118吨；碑座高17米、宽29.5米、厚12米，重约16250吨。如果我们用形象一点的语言来表达的话，碑身、碑额和碑座加在一起总高度就达78米，相当于我们现代楼房的28～30层那么高，其总重量可达31167吨。

○南京东郊阳山的“坟头村”与“坟头山”

此等巨型工程得花多少时间、多少劳动力？史书没有详尽的记录，如果我们将《明太宗实录》中记载的朱棣在永乐元年六月将“老爸”朱元璋谥号诏告天下，视作为阳山碑材开凿年代的话，到永乐三年秋天胡广、解缙等人上阳山时所见到的初具规模之情景为止，阳山碑材开凿工程估计用了1.5年到2年的时间。这么短的时间竟然能开凿这么大的一个工程，当时应有何番情境？正史不载，民间却留下了极为凄惨的传说：永乐元年起朱棣调集了几万工匠与犯人来到南京汤山附近的阳山，为了尽早给自己“父皇”朱元璋孝陵前竖上这个撑天柱似的“神功圣德碑”，新皇帝下令每个石工每天必须要交上三斗三升的石屑，谁要是手脚慢或技术不熟练，朱棣马上就让他到老皇帝朱元璋那里去报到。由此被杀、被摔死或累死的人成千上万，尸体遍及山野，后被扔进了“万人坑”，日积月累形成了一个大坟包，当地人给了它一个“新地名”——“坟头村”。更有甚者，清人干脆就将阳山喊作“坟头山”：“江宁府麒麟门外坟头山中，有大石，长五丈余，阔半之，土人云是明初孝陵碑料，旁一石如小山，云是碑座，此石侧立，可以晒麦百担。”（【清】叶奕苞：《金石录补》卷27；黄云眉：《明史考证》第1册，中华书局1979年9月第1版，P49）

以上万草民的小命换来一代“雄主”的巨型“亮化”工程，这本身就是个“值得”喧嚣的政治主旋律，可令世人看不懂的是：新皇帝朱棣后来居然没有好好地利用一番，就如当今一些“人民公仆”高喊的那样“做大做强”，这是为何？3.劳民伤财的永乐朝“烂尾”政绩工程——阳山碑材

我们的正史在笔触皇帝之类的尊者时遵循的是孔夫子开创的“优良传统”——“为尊者讳”。尽管600年前的人们在这方面似乎是做得天衣无缝，但只要我们仔细寻找的话，还是能发现其蛛丝马迹的，就拿《游阳山记》来说，胡广就曾这样描述初具规模的阳山碑材：“仰见碑石，穹然城立”。（【明】胡广：《游阳山记》，【民国】王焕镳：《明孝陵志》，南京出版社2006年9月第1版，P124）

阳山在明孝陵的东北方，两者距离估计有几公里，古代没有起重运载设备，搬走此等大物，一般都要在冬季，沿途泼水冰道，然后放上滚木，在其上再载上所运之大物，由成千上万的力夫、骆驼或牛马等一起在前方拉纤。而阳山碑材中最轻的碑额就达6000吨以上，此等庞然大物，不要说科技不甚发达的600年前的明代，即使是利用现代高科技恐怕也难以搬走，更不要提那重达16250吨的碑座了。难怪明人胡广等见到阳山碑材时觉得它像一堵大城墙似地矗立在面前。清代学者袁枚在游览了阳山碑材后对其弃而不用作出这样的解释“碑如长剑青天倚，十万骆驼拉不起”，进而感慨道：“材大由来世莫收，此碑千载空悠悠。”（【清】袁枚：《洪武大石碑歌》）。

一项劳民伤财的巨型工程就此戛然而止，其实我们现代人大可不必为此感到莫名惊诧，看看天天在“开膛破肚”，年年在挖了建、建了再挖的现代城市，一切都会明了。不过对于600年前的朱棣来说，本来是想为“老爸老妈”建造世界上最大的“神功圣德碑”，以此来制造轰动效应，大吸人们眼球，进而表达他这个天底下第一号大“孝子”的“至孝”之德，但就因为最初头脑发昏，没有考虑清楚一个低级的技术性问题，最终不得不放弃。

作为“一代雄主”岂能甘心？于是“寻于龙潭山麓，斫石求趺，既而神龟呈露，昂首曳尾，介文玄苍，形质天成，匪由磨琢。乃于龟下，遂得趺材，适与碑称”。（【明】周晖：《金陵琐事·神龟呈露》卷1，南京出版社2007年9月第1版，P45）

这个“身材匀称”的龙潭碑材就是今天竖立在明孝陵四方城内人们所见到的“大明孝陵神功圣德碑”，但这个碑似乎立得很晚，根据碑文的落款，那是在永乐十一年九月十八日那天，由自称为孝子的朱“棣谨述”。（见南京明孝陵的《大明孝陵神功圣德碑》文）

如此“孝子”行为只载于明孝陵的神功圣德碑文，却不见于《明太宗实录》，其实这里边不大可能存在什么政治性的不可言，唯一忌讳的是一代雄主居然干出这么一项“烂尾”工程，虽不至于太损害“圣君”的光辉形象，但至少也是“雄才大略”的永乐皇帝不太愿意多提的事情。翻阅《明太宗实录》，从永乐元年六月戊午朱棣将高皇帝、高皇后的尊谥诏告天下后，“太祖圣神文武钦明启运俊德成功统天大孝高皇帝”等字样只在永乐三年见载过一次，再以后就是朱棣死的那一年用了一下。（《明太宗实录》卷21～卷274）

有人可能会十分怀疑：这怎么可能？朱棣不是天底下“第一号大孝子”吗？就算把建造人世间最大的神功圣德碑这个政治形象工程给搞砸了，人家永乐皇帝也予以极度的补救，随即在南京城南建造了当时最大的佛塔和寺院——大报恩寺塔，以此荐福于自己的“父皇”母后。

那么，事实真是如此吗？三、找寄托求佛神 建造大报恩寺（永乐十年三月～宣德六年八月，1412～1431）

说到大报恩寺，朋友们肯定会觉得这个名字很熟悉，因为2008年香港凤凰卫视与南京电视台联合对南京大报恩寺塔的地宫挖掘进行了现场直播，可令海内外人们极度失望的是，最后挖到的不是大报恩寺塔地宫舍利塔，而是宋代民间集资建造的七宝阿育王塔。于是好奇的人们不停地追问：为什么没有挖到大报恩寺塔地宫舍利塔？有人说南京大报恩寺塔是中世纪世界第八大奇观，到底是不是？大报恩寺塔为什么要建造在南京城南？还有大报恩寺塔究竟是要报谁的恩？等等。一系列的谜团还有待于我们去破解。我们先来谈谈为什么要建造大报恩寺塔，或言大报恩寺塔究竟是要报谁的恩？1.建造大报恩寺塔的原因——报生母碽妃恩和寻求佛神保佑皇权

目前为止有关建造南京大报恩寺塔的原因大致有三种说法：①报答皇父朱元璋皇母马皇后之恩，表达儿子朱棣的诚孝之心。

这种说法的始作俑者就是大报恩寺建造创意者永乐皇帝朱棣。据《明实录》等记载：永乐二十二年春三月甲辰，“天禧寺将成，赐名‘大报恩寺’。上亲制碑文，曰：‘朕惟佛氏之道，清净坚固以为体，慈悲利济以为用，包含无外，微妙难名，匪色相之可求，无端倪之可测图。圆明普遍，显化无方，有不可思议者焉。……今特命重建（天禧寺），弘拓故址，加于旧规，像貌尊严，三宝完具，殿堂廊庑，辉焕一新，重造浮屠，高壮坚丽，度越前代，更名曰大报恩寺。所以祗迎灵贶，上资福于皇考、皇妣，且祈普佑海宇生灵，及九幽滞爽，咸获济利，用仰承我皇考、妣之圣志，而表朕之孝诚。今将竣事，特志其本末于碑，用昭示如来之道，化我皇考、皇妣之功德，配天地之广大，同日月之光明，而相为悠久于万万年。’”（《明太宗实录》卷269；【明】葛寅亮：《金陵梵刹志·御制大报恩寺左碑》卷3）

其实更早的时候即永乐十一年，朱棣在《重修报恩寺敕》中就说了要建造大报恩寺，来表达他这个“天下第一孝子”报答父母的大恩大德之心。（【明】葛寅亮：《金陵梵刹志》卷31）

几百年来这种说法一直是南京大报恩寺建造原因的最为“权威”的解释。但如果仔细研究永乐朝的历史，你就会发现天才皇帝朱棣在撒弥天大谎。

○登极后第一个纪念高皇帝后的忌日活动朱棣居然不愿办道场，怪？

朱棣对“父皇”朱元璋和母后马氏似乎感情很一般，甚至可以说不咋样。《明实录》记载说：永乐元年五月庚辰日，专门负责与主管大明礼仪与典章的礼部尚书李至刚给新皇帝朱棣上了个奏章，大致这样说：“马上就要到五月初十日即我们太祖高皇帝的忌日了，参阅前朝宋代的《宋会要》所载：凡是先皇帝和先皇后国忌之日的前两天和后两天，朝廷就不能对犯人行刑，皇帝也不在正殿上临朝理政，更不能搞娱乐活动，还要禁止屠杀牲口，文武百官要到景灵宫、奉真殿去行香。今小臣初拟纪念活动方案，供圣上裁定：国忌前两天大家都穿浅淡色衣服，陛下上西角门听理朝政。国忌当天陛下您应该亲自上奉先殿去祭祀，然后再去孝陵拜谒行礼，其余的都按照宋朝的礼制办。”朱棣听了当即表态：“好，就这么定了！接下来的八月初十日是高皇后的忌日，纪念活动也这么搞。”

素有“马屁精”之称的礼部尚书李至刚听了这番圣谕之后马上就来劲了，他还真以为新皇帝朱棣对高皇帝、高皇后有着深厚的感情呢，于是赶紧出点子：“按照宋朝国制，凡是国忌之日，各大佛教寺院都要咏诵佛经，佛殿上设有先皇帝和先皇后的牌位，文武百官前去行香，给先朝帝后荐福。以小臣之见，我朝应该沿用宋朝礼制的做法，命令高僧名道在京师南京的天禧寺等五大寺院和朝天宫等地进行诵经荐福，搞它个三天三夜。”

李至刚想以自己的一片忠心，来博取永乐皇帝的大大奖赏。可使他万万没想到的是，自诩大明“第一号大孝子”的朱棣却这样回答道：“做儿子的对于父母之恩理应要用其所有的心思来报答，只是朕为天下之主，所要表达的孝却与凡夫俗子有所不同。身为君主本来就是奉行天命而为天下之主的，是江山社稷的根本，是百姓的依托，当谨慎修德、躬身养性，深刻体察上天的意志，恪守祖先之规制，为国家谋求长远的发展，使得内无奸邪，外无盗贼，国家太平，百姓安居乐业，这才是最大的孝。要是做不到这样，一味地去搞什么修斋诵经，岂不是本末倒置了么？”（《明太宗实录》卷20上；【明】余继登：《皇明典故纪闻》卷6，P324-325）

李至刚本来是要表现表现自己，因为自“靖难”一开始，大明皇家的“朱老四”就打着“诛奸恶，复祖制”、做天底下“第一号大孝子”的旗号，没料到他当了皇帝的第一个纪念高皇帝、高皇后忌日的活动只不过是应应场而已。

说实在的，即使是给朱元璋和马皇后真办几个像样的道场，叫上一些和尚念上几天几夜的经，也不为过，民间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场景。更何况从皇帝角度而言，搞几个修斋诵经的道场也破费不了多少，比起后来花去几百万两银子建造大报恩寺塔来说，那简直就是九牛一毛，但就是这九牛一毛，朱棣也不愿“拔”！

○朱棣说的忘恩负义之前世人主是指朱元璋？

更有一向为人们所忽视的是，新皇帝朱棣对“父皇”朱元璋还颇有微词，甚至夹枪带棒、指着和尚骂秃。永乐三年正月庚申日，朱棣对户部（相当于财政部）的官员说：“很多年来北方一直在打仗（指“靖难”——笔者注），想当年北京、顺天、永平、保定等地贡献甚大，这些地方要想恢复正常，非得休养生息两三年不可，这样吧，免去这三府一京两年的田租！”说到这里，朱棣似乎意犹未尽，于是继续说道：“凡是过去‘靖难’中与朕一起同甘共苦的人，现在都应该让他们享享清福。朕考察‘前世人主’，一旦自己富贵至极了，顿时就将过去同艰苦、共患难的人全给忘了。朕很不以为然，昧着良心，要失去人心的，作为普通人尚且不能昧良心，更何况作为人主的皇帝啊！”（《明太宗实录》卷38；【明】余继登：《皇明典故纪闻》卷6，P357-358）

上述永乐皇帝的感慨实在耐人寻味，他谴责忘恩负义的“前世人主”到底是指谁？蒙古汗国与元朝开国君主成吉思汗和忽必烈？好像不是，他俩还是善待开国元勋与功臣的。那么是更远的唐宋开国君主？唐高祖李渊对待同患难的哥儿们也是很不错的；宋太祖赵匡胤更是棋高一筹，因为怕功臣们长期执掌兵权会威胁到自己江山社稷的安稳，于是他巧妙地采取了“杯酒释兵权”的方法，消除了皇权的潜在隐患，可能算得上是整个传统社会中善待功臣勋将的典范。那么“前世人主”中究竟有几个忘恩负义的家伙？恐怕没人比汉高祖和明太祖更出名了，尤其是明太祖朱元璋几乎将开国功臣勋将杀个精光，创传统中国开国帝王之最。

朱棣这样指着和尚骂秃，一来表明他自己是重感情的——“已富贵，勿曾忘”，要求和鼓励臣下继续忠于自己；二来表明自己不会学“老爸”的缺德做法，或言之是对“老爸”朱元璋的鄙视或不恭，因此他大可不必格外操心，为另一个世界的“老爸”荐什么福。再说朱棣童年时代留下的巨大心理创伤时不时地发作，挥之不去的“恋母-杀父”情结和大明皇家曾经对他冷漠与鄙视，以及“尝不得于君亲然不知何以为计”的心理伤痛，决定了他根本不可能有什么心思为“父皇”朱元璋与母后马氏建造什么大报恩寺塔这样的惊世工程来报莫名之恩！②报答不可明言的美丽生母碽妃的养育之恩

我们否定了建造大报恩寺塔是朱棣为了报答“父皇”朱元璋和母后马皇后的说法，关于建造大报恩寺塔究竟要报谁的恩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明清以来深度研究明成祖朱棣的学者直接或间接地表达了这样的观点：朱棣建造大报恩寺塔是为了报答不可明言的美丽生母碽妃的生育之恩。民国学者张惠衣这样描绘南京大报恩寺塔：“明永乐十年，敕工部重建，准宫阙规制。监工官、内官太监汪福、郑和等，永康侯徐忠、工部侍郎张信，征集军匠夫役十万人，奉敕按月赡给粮赏。至宣德三年始告完成。……全部建筑以四天王殿及大殿，最极壮丽，下墙石坛栏楯，均用白石，雕镂工致。大殿即碽妃殿，非礼部祠祭，终年封闭。明初诏刻大藏，别置藏经殿，贮南藏经板全部。牒僧学僧500余人，148房。僧咸擅一艺，每房辄有珍玩数事。十宗兼备，每宗设一讲座，学僧得任择一宗修习。赡产田地万亩，公费租额，详订礼部，为金陵三大寺之一。嘉靖四十五年，大殿毁，康熙三年居士沈豹募建。咸丰六年遭发匪焚毁，后虽重建，地仅方亩，存其名而已。”（【民国】张惠衣：《金陵大报恩寺塔志》，南京出版社2007年9月第1版）

从上面所引的史料来看，大报恩寺的大殿供奉的主神为碽妃，碽妃殿终年封闭，又不是大明礼部负责祭祀，说到底就是皇帝家自行其事，这一切都不难为人所理解了。从常理上来讲，朱棣对自己“不知所终”的生母有着不可割舍的挂念，以建造当时天下最壮丽的佛寺和佛塔来表达自己的感恩之情，这似乎要比他自诩荐福“皇父”母后的孝子行为更有说服力。

可问题还不仅仅于此。大报恩寺塔的动意建造者朱棣既不是虔诚的佛教徒，又不是个迷信鬼神的人间之主，用今天的话来说，他几乎称得上是个无神论者。有史为证：

永乐五年五月辛酉日，湖广武昌府有个僧人上书进言说：“皇帝陛下，您的生日马上要到了，小僧想在自己所在的寺庙里增修一个观音阁来给陛下您祝寿。”皇帝朱棣不仅没有同意，反而这样说道：“人的寿命长短都是有定数的，祸福都由自己所作所为所决定，一个人诚心做善事，那么他的福不用祝也会自己来的；做得不好或做坏事，祸害也不是祝所能去掉的。人啊，贵在于必须要做好事，何必要假借外在来求福气呢！”（《明太宗实录》卷67；【明】余继登：《皇明典故纪闻》卷7，P385）

看了这段小插曲，有人可能认为是政治家朱棣在进行“破迷信”秀。其实从历史实际来看，永乐皇帝朱棣内心确实没有什么浓烈的宗教情结，下面这段在大明皇家亲族内部大舅子朱棣与妹夫王宁之间的对话，就很能够说明问题。

朱棣有个妹妹，老皇帝朱元璋喜欢的妃子——成穆孙贵妃所生的怀庆公主，她下嫁给了安徽寿州人王宁。王宁可不是什么好鸟，他与徐达的小儿子徐增寿可是一路货色，专干吃里爬外的勾当。朱元璋生前已将皇位继承人钦定为皇太孙朱允炆，并嘱咐皇家亲属对他要好生照料。可老皇帝一躺下，驸马王宁就与徐增寿一唱一和，手里端着建文朝的饭碗，暗地里却为朱棣“打工”——将建文朝的机密泄露给燕王。后来皇帝朱允炆终于发火了，将王宁的家给抄了，并将其关进了锦衣卫大牢里。“靖难军”打入南京后，朱棣不仅将王宁给放了出来，而且还为他“平反昭雪”，说他对太祖皇帝至孝，“忠于国家，正直不阿”，最终才“横遭诬构”。为了表彰王宁对自己的一片忠心，朱棣将王宁的驸马都尉“晋升”为永春侯。王宁当然是乐不可支了，当内奸最终有这样美好的结局，这是多好的一场政治赌博！作为赢家，自己也称得上与新皇帝是老哥儿们、老知己了。永乐二年的一天，妹夫王宁在南京明皇宫的右顺门陪侍大舅子皇帝朱棣，因为没有外人，皇族内谈事也就很随意，两人说到了太祖高皇帝，也不知怎么的，朱棣的脸上马上表露出极度的悲伤。当惯了走狗的王宁赶紧献媚：“世间人们想念自己已故的亲人，常常会叫上一批高僧来为他们诵经荐福，陛下何尝不用用这种方式？”

皇帝朱棣听后起初并不作答，过了一会儿这样说道：“普通百姓继承祖业后不使其衰落或有所扩展，就称得上他尽孝了；士大夫做官食禄，能洁身自好，遵循礼制法度，建功立业，光宗耀祖，名垂青史，如此，也称得上他尽孝了；而身为天子理应以天下作为自己的家，能多想到这个天位是皇父所传的，这么大的家业也是他老人家一手创建的，天下苍生黎民都是他老人家所要保护的，作为‘皇父’的‘正宗传人’，朕应该恭恭敬敬地敬天，勤勤业业地守住大明的家业，宽仁地对待庶民百姓，使得万物各得其所，四夷都能来朝，光照祖宗，传之子孙，这才是为君者最大的孝啊！‘何必能事佛，乃为孝乎？’”

说到这里，直把妹夫王宁给震住了，可大舅子朱棣似乎还有继续发表独特高见之雅兴：“元朝天下，人怨鼎沸，生民涂炭。我高皇帝奉行天命，戡定祸乱，立纲陈纪，使得强不敢凌弱，众不敢暴于寡，天下太平，有莫大功德的人，必定享有莫大的福气啊，难道还有别的什么荐来的福可与它相比的吗？！”（《明太宗实录》卷31；【明】余继登：《皇明典故纪闻》卷6，P343-344）

说说给先人做道场荐福，民间也是常事，没想到永乐皇帝给妹夫来个政治教育，这还不是问题的要害，关键在于“（永乐）帝不怿，自是恩礼渐衰。久之，（王宁）坐事下狱”。（《明史·公主传》卷121）

原先铁杆走狗妹夫王宁做梦也不会想到大舅子这样“讲大局”、“讲原则”，非但没接受他的表达“至孝”之建议，反而自此以后逐渐地疏远他，最终还让他“坐事下狱”。这实在是耐人寻味，或者说令人一头雾水，如此“讲大局”、“讲原则”的无神论“圣君”朱棣怎么能与不惜财力、民力，不计负面影响而倾力打造当时天下最为壮丽的佛寺、佛塔的永乐皇帝联系在一起？可事实是，闻名中外的南京大报恩寺塔就是“一代雄主”朱棣当政时的一大“杰作”。那么，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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