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说胶济铁路故事(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于建勇

出版社：中国铁道出版社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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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胶济铁路故事试读：

于建勇 ，山东诸城人，供职于济南铁路局，从事媒体工作多年，报纸、电视均有涉猎，作品多次在省部获奖，其中有全国铁路好新闻一等奖、中国行业电视节目展评最佳创意奖。业余时间研读文史，尤重铁路文史，常有作品在多家报刊发表，被网易、新华网等多家网站转载，多次登上大众网重磅头条。作品收入《齐鲁晚报》“青未了2008-2012年度选粹丛书”之《人文卷》、历史学者萨苏主编的《史客》丛书之《史客.三山》。参与了中国第十届艺术节礼品书、数字多媒体读物《印象济南》“城事篇”的撰稿。2013年，参与建成了胶济铁路陈列馆。2014年，出版了与戚斌共同编著的《胶济旧影》一书。2015年，参与了胶济铁路陈列馆扩建工作。历史睡了，时间醒着

历史的发展，具有很大的偶然性。脑海中的一个闪念，可能会掀起一场飓风。雪山中的一丝震动，可能会引发一场雪崩。

学者祝勇曾言：一个历史的异数，会打乱了整个历史的局面，就像一颗棋子的变动，会使所有的变动尾随其后，进而使整个棋盘的局面彻底改变。这是历史的“蝴蝶效应”。

胶济铁路，这条影响中国近代史的铁路，最初，竟然源于一个外国人的脚步。他的名字叫李希霍芬，德国著名地理、地质学家。正是因为他到山东的实地考察，而且在考察中发现了宝贵的资源：煤矿，于是才有了修建一条铁路的想法。当时他的想法是：“从胶州到潍县的路很平坦，人们可以在那里，而不是在芝罘找到一条铁路的起点。”

在我看来，这条铁路的真正起点，应该是李希霍芬的脑海。对于一个学者而言，这个想法，也仅仅是想法而已。因为当时无权无势的他，根本没有能力、也没有实力在中国推动这件事。

这个想法石破天惊。因为在他考察山东这年—1869年，大清帝国包括现在蒙古在内的辽阔版图上，连一条正式铁路都没有。只有一条小铁路四年前昙花一现。那是英国商人在北京宣武门外铺设的一条长约半公里的“展览铁路”，时人“骇为妖物”，最后由官府“饬令拆卸”。从中既可看出官府的愚昧，也可看出李希霍芬的超前眼光。

放眼中国铁路发展史，这种超前眼光更加凸显。中国第一条营业铁路—吴淞铁路，7年后—1876年才由英商修建。不久也被清政府赎回后拆除。中国留存下来的第一条营业铁路—唐胥铁路，12年后—1881年才修建。中国人主持修建的第一条铁路—京张铁路，则在36年后—1905年才开工。那时，胶济铁路已经通车两年了。

后来，李希霍芬把这个想法进一步完善，在他的专著《中国》一书中，正式提出修建一条从胶州湾出发、连接山东的煤田、经济南府通向北京和河南的铁路。

如果仅此而已，他的考察只限于学术，可他的指向却是国家战略：“胶州湾乃中国最重要之门户”，“欲图远东势力之发达，非占胶州湾不可”。从此，胶州湾进入德国的视野，进而列入德国在远东寻求建立军港的选择地之一。

在经过一番考察比对之后，德国最终选定胶州湾。此后德国驻华公使海靖三番五次找借口，极尽小题大作、上纲上线之能事，意在激怒中国，挑起冲突，进而借机出兵。

借口终于来了。这就是1897年发生的“巨野教案”。德国遂趁机出兵，武力侵占胶州湾。次年，逼迫清政府签订了《胶澳租借条约》，取得了胶济、胶沂济和由济南到山东西部边境的铁路修筑权，以及铁路两旁30里内的矿山开采权。

一个学者的想法，就这样变成了一个国家的行动。试想，假如李希霍芬没有踏上山东，山东的历史或许将要重写，胶济铁路也就不可能以这种方式修建，此后由于这条铁路引发的一系列重要历史事件或许就不可能发生，或者说不可能以后来这种方式发生。

比如戊戌变法。“胶州湾事件”发生后，康有为积极上书光绪皇帝，“因胶警之变，下发愤之诏”。并于1898年—戊戌年—借助德军在即墨毁坏孔子像之事，策动第二次“公车上书”，推动戊戌变法。“胶州湾事件”成为1898年戊戌变法的导火索。

比如济南开埠。德国依靠铁路开疆破土，山东巡抚周馥和直隶总督袁世凯秘密运筹，在1904年胶济铁路全线通车前夕，济南、潍县、周村三地自开商埠，把自主权牢牢掌握在中国人手里。

比如日德战争。日本对青岛及胶济铁路垂涎已久，1914年趁德国陷入欧战（一战）无力东顾之机对德宣战，打败德国，占领了梦寐以求的青岛及胶济铁路，此后把开战之前许下的“交还中国”的诺言抛诸脑后，强行霸占青岛及胶济铁路达八年之久。

中国政府积极谋求收回，没想到在1919年召开的巴黎和会上，列强却把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全部让与日本，从而引发了轰轰烈烈的五四爱国运动。中国代表拒绝签字，山东问题成为悬案，直到1922年2月结束的华盛顿会议上才得以解决，决定青岛和胶济铁路由中国政府赎回。1923年1月1日，胶济铁路终于回到中国的怀抱。

筹款赎路，再一次点燃中国民众的爱国激情。而政局的动荡、政府信用的缺失，让民众的热情降为冰点，以至于轰轰烈烈的筹款赎路运动，最终落得个雷声大、雨点儿小的结局，令人不胜唏嘘。

被迫交出胶济铁路之后，日本政府并不甘心，1928年趁国民革命军二次北伐之际，借口保护日侨，先后三次出兵山东，期间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重新霸占胶济铁路达一年之久。自然，在谈判桌上，中日双方又免不了一番唇枪舌剑。

而对于1929年的胶济接收，南京国民政府蒋介石和冯玉祥两派又免不了一番明争暗斗。等到胶济铁路收回之后，刚刚平静不久的胶济铁路，又遇上了1930年蒋介石与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之间的中原大战。这条多灾多难的铁路，在军阀混战中再一次遭受池鱼之殃。

尽管中原大战很快结束，可胶济铁路并不安稳。1931年，先是胶济铁路沿线煤商掀起罢运风潮，后是青岛学子在“九一八”事变后乘坐火车赴南京请愿，两次都惊动了南京国民政府。

此后，胶济铁路进入相对稳定时期，1935年7、8月间，铁道部第四届全国铁路沿线出产货品展览会（简称“铁展会”）在青岛隆重举行，历时一月，参观人数约60万人。而那时青岛全市才40余万人，可见前来参观的外地人也有不少。“铁展会”魅力可见一斑。

可是，好景不长。1937年“七七事变”后，暂时还没被日军占领的胶济铁路，成了许多人辗转流亡的“生命线”。他们中，有梁实秋、罗隆基、陈寅恪、沈从文、杨振声、朱光潜、吴宓、梁思成、林徽因等著名学者。还有当时的北平首脑、后来成为抗战名将的张自忠。不过，当时的他却顶着“汉奸”的骂名，百口莫辩。这时的胶济铁路，写满了恓遑、悲凉、辛酸和无奈。

不久，这条流亡者的“生命线”，也被日军生生掐断。1938年，胶济铁路沦陷。这是日本对胶济铁路的第三次占领。出于“分区管理”和军事入侵需要考虑，日军1938年做出一项重大决定，胶济、津浦在济南并轨，两座车站合并，这项工程于1940年完工，从而改变了以往胶济、津浦两路在济南各行其道的历史。

八年抗战，中国军民浴血奋战，谱写了一曲打击侵略者的壮歌，多少可歌可泣的故事在胶济铁路沿线上演。国共两党以民族利益至上，暂时抛弃前嫌，共同抵御外侮。

抗日战争结束，解放战争又起，胶济铁路再次深陷战火。胶济铁路自从诞生之后，总是不可避免地受到战争的伤害。因为重要，所以争夺。因为争夺，所以破坏。这，或许就是它的宿命。

一条不足400公里的铁路，看似冷冰冰的钢轨，经历过多少血与火，承载着多少伤与痛。当我触摸着胶济铁路陈列馆保留至今的百年钢轨时，仿佛触摸着渗透到钢轨深处的百年往事。

建国之后，这条饱经沧桑的铁路才算从战火中脱身。1953年，它承担起一项神秘重任：运送一块重达百吨的巨石。这块巨石出自青岛浮山，通过胶济铁路小心翼翼运到北京。如今伫立在天安门广场。它就是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碑心石。

1958年，“大跃进”运动初期，胶济复线提上日程，孰料复线建设一波三折，历时三十多年才告完成。期间经历了十年浩劫—文化大革命。追溯这段漫长的历史，不难看到深深的“运动”烙印。

改革开放之后，胶济铁路发展迅猛。近十多年来，先后实施了电气化改造，完成了六次大提速，开行了动车组。新的济青高铁也指日可待。届时，全程运行时间将压缩到1个小时，与胶济铁路通车初期12个小时的行程不可同日而语。“天翻地覆慨而慷”。

胶济铁路是一个窗口，一个观察中国近代史的窗口。从这个窗口，我们看到了屈辱与艰辛，看到了压迫与抗争，看到了曲曲折折、起起落落，也看到了艰难中的奋进、奋进中的崛起。

胶济铁路是一座舞台，一座“你方唱罢我登场”的舞台。这座舞台上的匆匆过客，有袁世凯、孙中山、蒋介石、冯玉祥、顾维钧、王正廷、王尽美、邓恩铭……还有德国人、日本人，不同朝代、不同阵营、不同国家、不同追求，是非功过，任由他人评说。

胶济铁路是一部大书，一部跨越晚清、北洋、民国、新中国的大书。这部大书，写满百年风雨沧桑：有列强欺凌，有军阀混战，有党派之争……抽取任何一个事件，都值得我们细细咀嚼、深深回味。本书就是在“大历史”中讲述一些有趣的“小故事”。

追溯历史，是为了观照现在。历史睡了，时间醒着。现在的我们，常常因为走得太快，而忘了为什么出发。特别是在精神、文化层面，“大拆”，未能“大建”；“大破”，未能“大立”。当我们走得太快时，应该停下脚步，等一等自己的灵魂。灵魂的“根”在哪里？在历史深处。对历史怀有温情与敬意，是我们应该持有的一种正确态度。于建勇2015年5月于济南“圣诞会”的红色幽灵

一帮工匠，搞起一个“圣诞会”；一个“圣诞会”，吸引几名地下党；几名地下党，酿就一场工运潮。这场工运潮，登上中国铁路工运大舞台。鲜为人知的是，“圣诞会”会长，成为新生的全国铁路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副委员长。

胶济铁路于1923年1月1日被正式接收后，一个名叫“圣诞会”的组织也踏着鼓点正式成立了。

这个“圣诞会”与西方的“圣诞节”没有丝毫关系。更没有任何官方背景，它的成员，不是铁匠，就是木匠，或者是油漆匠。“圣诞会”诞生于四方机厂。四方机厂是德国修建胶济线路的配套工程，主要从事蒸汽机车、铁路客货车辆的修理和组装，初名“胶济铁路四方工厂”。日本1914年占领后，改名“山东铁道青岛工场”。中国政府1923年收回后，改为“胶济铁路管理局四方工厂”。同年4月，改称“四方机器厂”，于是有了“四方机厂”这个简称。四方机厂

郭恒祥发起“圣诞会”“圣诞会”的发起人叫郭恒祥。

郭恒祥（1894～1929），又名郭月庭，山东章丘人。幼年时父母病逝，跟兄嫂长大成人。1911年春，与二兄郭恒贞乞讨关外，到日本人侵占的辽阳南满铁工厂当学徒工。）1913年，来到四方工厂做工。郭恒祥（1894～1929）

郭恒祥有很强的组织能力。胶济铁路收回后，以他为首的铁工首先组织了“老君会”。因为铁匠炉和太上老君的炼丹炉相通，所以太上老君也就成为铁匠的祖师爷。民间的一些行会，往往拉一尊大神来护佑，这也是惯例。不久，郭恒祥又提议将“老君会”与木工组织的“鲁班会”、油工组织的“葛仙翁会”（东晋道教炼丹家葛洪）合并，成立“圣诞会”。这个“圣诞会”，相当于现在的技工协会。

人多力量大。郭恒祥提议得到大家的一致响应。大家选举郭恒祥为会长，张吉祥为副会长，郭学濂、耿化山（一说姜成瑞，见傅书堂回忆录《党领导下的四方机厂工人的斗争》）为评议长；还制订了《“圣诞会”会章》，规定会员每年捐献一日薪水作为活动经费，每年农历2月15为“圣诞日”。按照中国民间说法，这天是太上老君的生日。

集会结社，尽管是宪法赋予的自由，但当局要求必须备案。于是他们报请胶澳商埠警察厅及胶济铁路管理局备案，成为一个可以公开活动的工人行会团体。“圣诞会”徽章

这年3月31日，农历2月15日，是“圣诞会”成立后的第一个圣诞日。他们请来了戏班，唱戏庆贺。郭恒祥当众宣布“圣诞会”正式成立。会员每人佩戴有一枚“圣诞会”银质徽章。此后，该会逐渐成为工人的依靠，大家遇有困难，如受到工头欺负、家务纠纷等，都找“圣诞会”调解处理，其影响逐渐扩大。

令他们没想到的是，“圣诞会”竟然引起一个年轻政党的关注，这就是刚刚诞生才两年的中国共产党。

这年，由中共领导的京汉铁路大罢工惨遭失败。中共在2月27日出版的《向导》周报第20期上，发表了《为吴佩孚惨杀京汉路工告工人阶级与国民》书，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表了《告全国工人书》、《警告国民书》，号召全国工人和民众联合起来打倒军阀。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中华全国总工会前身——是中共领导工人运动的第一个公开机构，1921年8月成立于上海，首任主任是张国焘。那年，张国焘才24岁，风头正健。张国焘（1897～1979）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北京、武汉、长沙、广州、济南设有分部。北方分部主任是罗章龙，武汉分部主任是包惠僧，湖南分部主任是毛泽东，广东分部主任是谭平山，山东分部主任是王尽美。1922年，总部由上海迁到北京，主任为邓中夏。1923年4月，任弼时（左一）与罗亦农（左二）、张国焘（左四）、刘仁静（左五）等在莫斯科

京汉铁路大罢工是第一次全国工运高潮中影响最大的一次。这次大罢工失败后，中国工运陷入低潮，决定伺机开辟新的战场。刚刚成立的“圣诞会”，自然引起了党组织的关注。

神秘来客王荷波

1923年4月，一位身材高挑、面容清瘦的中年人秘密来到四方机厂，他的名字叫“满玉纲”。不过，那是假的，他的真名叫王荷波。

关于王荷波的经历，《中国纪检监察报》记者陈晓声在《中国工人运动的杰出先驱——追忆我党第一个纪律检查机构中央监察委员会首任主席王荷波》一文中作了详细介绍。

王荷波（1882～1927），原名王灼华，福建福州人，父亲是衙门的小书办，相当于现在的文秘。继王荷波之后，家里又添了四个弟弟。因家境贫困，王荷波只读过两年私塾。1901年，母亲病故，19岁的王荷波去江苏江阴投靠姨父，在海军里当水手。一年后，由于姨父去职，王荷波又开始漂泊，先后在大连青泥洼学机械，到旅顺枪炮局当机匠。1916年夏，到津浦铁路浦镇机厂当钳工，直至35岁才娶妻成家。王荷波（1882-1927）

1921年3月，王荷波等人筹划成立了浦镇机厂工会，王任会长。这天正赶上他妻子分娩，为庆祝工会成立，遂把女儿取名“职工”。

1922年6月，经罗章龙、王振翼介绍，王荷波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津浦铁路的第一个工人党员。1923年1月底，王荷波代表津浦铁路总工会筹备组，到郑州出席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京汉铁路大罢工失败后，他被厂方开除，同时遭当局通缉，被迫转入地下。罗章龙（1896～1995）

王荷波这次秘密来青，是以“五路联合会”（京汉、粤汉、津浦、正太、道清五条铁路工人的联合组织）的名义，与“圣诞会”骨干郭恒祥等人秘密接洽，并对这个民间行会进行改造。

王荷波对他们说，“圣诞会”扎神棚、供神像是迷信思想，但是不管通过什么形式，只要把工人组织起来就好；不要光花工人的钱，要为工人多办些事情。他还说：你们组织的“圣诞会”，有铁匠、木匠、油匠等，行不同可心同，好比三兄四弟应抱成一团，拧成一股绳，这就叫团结。你们制订会章、戴徽章、唱戏都可以，这能壮大工人的声势。可是一千条一万条，别忘了为工人兄弟办事情是头条。（《王荷波和邓恩铭改造“圣诞会”》陈光荣）

别看王荷波只上了两年私塾，口才却十分了得。郭恒祥等人听了心悦诚服，请王荷波介绍参加了“五路联合会”。

此后，在王荷波的指导下，“圣诞会”办起了工人俱乐部，制订了《四方机厂工人俱乐部简章》，建起了工人图书室，组织工人自己演戏，还准备筹办工人夜校。

尽管我们不清楚王荷波离开青岛的具体时间，但我们清楚的是，1923年6月，他出席了在广州召开的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共9人：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蔡和森、王荷波、谭平山、罗章龙、朱少连、项英，陈独秀当选为委员长）。后又补选为中央局委员（共5人：陈独秀、毛泽东、罗章龙、蔡和森、王荷波），是唯一工人出身的、更确定地说是唯一铁路工人出身的中央局委员。

这次大会还有一个重要议程，确定了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与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

在王荷波留下的照片中，笔者对其中两张特别感兴趣。

一张是1924年5月5日，上海国民党执行部国共两党成员为纪念孙中山在广东就任非常大总统三周年，在孙中山寓所（今香山路中山故居）内举行庆祝集会合影。在这张27人的合影中，有毛泽东、胡汉民、汪精卫、邓中夏、向警予、罗章龙、恽代英、邵力子等人。这是笔者目前发现的、唯一一张王荷波与毛泽东、汪精卫同在一张照片内的合影。

另一张是1924年6月、7月间，王荷波在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期间的合影。当时他的化名是彼得洛夫。“据有关资料记载，中共出席此次会议的正式代表只有李大钊、王荷波、刘清扬、彭述之4人，其中李大钊与王荷波享有表决权。”足见王荷波在党组织中的重要地位。（《李大钊在苏联留下的珍贵镜头》，董宝瑞，载《党史纵横》2006年第3期）1924年5月5日，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举行庆祝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三周年活动时合影。一排左起：一为邓中夏、五为张健、六为胡汉民、七为汪精卫、十为向警予。二排左起：四为叶楚怆、五为王荷波。三排左起：一为刘伯伦、二为毛泽东、四为沈泽民、七为罗章龙、八为恽代英、九为邵力子、十为戴季陶。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王荷波到汉口出席中共“五大”，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并担任中央监察委员会首任主席。同年11月11日在北京不幸牺牲，是中共牺牲的第一位纪检干部。1924年6月，中国代表在苏联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合影（后排右三为王荷波，前排右一为李大钊）

邓恩铭青岛艰难落脚

王荷波离开青岛之后，邓恩铭到青岛继续开展工作。

邓恩铭（1901～1931），贵州荔波人，水族。1917年到济南投奔过继给黄家的二叔黄泽沛（曾在益都、淄川、沂水等地做官），并由二叔资助，1918年进入山东省立第一中学读书。1921年，与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生领袖王尽美参加了中共“一大”。那年，他才20岁。

关于邓恩铭到青岛开展工作的具体时间，众说纷纭。山东党史研究室老同志曲琦认为应该是“1923年9月20日”。这天，邓恩铭给邓中夏（字仲澥，时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写了一封信：邓恩铭（1901～1931）

仲澥兄：

我已到此，暂寓职业学校校长处。

青岛系工商之地，而吾人活动只有从工人方面入手。商人情形坏极，抵抗产消【销】税，青岛即除外。至于学界则开办为日不多，故学生均寥寥。小学虽多，但均为旧派把持，不易入手，故欲号召群众运动，实属困难已极。

四方车厂工人因反对厂长极欲一动，惜余等均不得其门而入，诚属憾事！弟以为作劳动运动非置身其中不可，因外来者加入，十之九引起彼等之怀疑也。弟现拟向机务处谋工作，但因其处长（昔一中校长）感情欠佳，恐不易耳。

S·Y·章程及通告等，均请寄交督办公署工程处王象午收，因弟恐将移至他处也。

此间生活程度颇高，日用超出预算之外，如果将来找不到工作，经济不免困难，兄能稍微补助乎？

在此地同志均疲于职务，无暇作党的活动，诚一极堪注意之问题也。不知他处亦有此种情形否？

关于工人组织法章程，请觅几份寄来是荷！

余俟再达。即侯

大安。并问诸同志均好！又铭（1923年9月）20日灯下

来信均请用中式信封，因西式信[封]经常被检查。山东省立第一中学学生会全体职员合影（前排右四为邓恩铭）王尽美（1898～1925）邓中夏（1894-1933）邓恩铭致邓中夏的信

当时，邓恩铭的化名是“丁又铭”。邓恩铭的这封信，收入《济南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一辑。根据此书注解，“S·Y·”指“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从这封信中，不难看出邓恩铭开展工作的艰难。

此信还引出三个人：第一个是“督办公署工程处王象午”。

王象午，又名象舞，字堃生，山东诸城人。1922年1月与王尽美等一起赴苏联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2月赴胶澳督办公署工程课工作。与邓恩铭一道，同为青岛团组织和党组织创始人。不过后来因为关键时刻表现动摇，1926年被开除出党，后在青岛铁路小学任教。

第二个是“职业学校校长”，他的名字叫王静一。

王静一，字在密，山东诸城人，北京中国公学大学部毕业，原在济南教书，是邓恩铭的老师，师生之谊甚笃。中国政府收回青岛后，王静一来到青岛，任胶澳公立职业学校校长，兼《胶澳日报》社长。《胶澳日报》创刊于1923年，除本埠发行外，还向日本、朝鲜及欧美各国发行，是当时较有影响的一家报纸。

还有一个是“机务处长”。笔者查阅济南铁路局档案馆“中华民国十四年编”《全国铁路职员录·胶济线》得知，这个人叫孙继丁。

孙继丁（1887～1978），字丙炎，山东蓬莱人，毕业于美国印第安纳州普渡大学，1920年8月任山东省立第一中学校长，1921年被清华大学聘为物理学教授。1922年参与接收胶济铁路，并在接收后任机务处长。

尽管邓恩铭与孙继丁当时同在山东省立第一中学，一个是学生，一个是校长，但因“感情欠佳”，邓恩铭没有谋到机务处的差事。后来，他在《胶澳日报》做了副刊编辑。看来，师生之谊远胜于校长与学生的关系。毕竟，中间隔着几层，远水不解近渴。

随后，邓恩铭把情况向组织作了汇报。他在1923年10月4日致“C.H兄”的信中说：“我现担任《胶澳日报》副刊编辑，可是还没实行任事。”“四方极有希望，不过相隔太远，往返须费太大。我们的力量此刻实来不及，容当设法。”（《济南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一辑）

由此说明，党组织对四方机厂颇为关注。个中缘由，从王振翼（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大”代表，后为中共北方区执行委员会委员长）1923年11月15日致刘仁静（时任团中央委员长）信中可见一斑：王振翼（1901-1931）

就组织上说，吾人今先应注意交通工人，假若交通工人组织好（交通工人较别种工人易于组织，因他们的智识可以说是完全具有新式工业的进取战斗的思想与环境），其他各种交通工人都在交通线之旁，自然成了交通机关的副产，交通工人自然具有领袖他种工人的环境与智识。以此理由，四方是胶济路唯一的机厂，人数亦最多之处，吾人注意胶济路，先从此点起。如此处弄好，全路马到成功，以至于沿路的博山、淄川、坊子、金岭镇（后三处即中日合办之鲁大公司所有）亦马到成功也。此山东精华区，有成功之望矣。（载《山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笔者在查阅这封信时，还发现一个重要信息，王振翼曾于1923年11月14日到四方机厂考察过，且与郭恒祥有过面谈。他在信中说：“昨日到东镇（引者注：青岛地名）四方走了一趟，在四方见着圣诞会长，名叫郭恒祥，此人不识字，但他做事的能干与智识却完全是新式机器之下有阶级觉悟的，这是环境使然，亦唯物史观之验证也。谈半时余，约本星期六再会谈一次。”

有意思的是，这封信还是了解当时青岛生活状况的一个很好资料。信中说：“此行按你们预算五十元是不够，青岛这地方的生活程度很高，上街去一次，至少需半元，每日差不多要花一元半，我也不敢多住了。”

这一状况，邓恩铭在同年11月21日致刘仁静的信中，同样有所反映：“我在胶报仅有饭吃，一切用费均需自筹，困难已极！前一允助办公费五元，至今未汇来；至盼！每月多加五元，则进行上必大有补益。因青岛地狭长而坡多，出门非坐车不可，到四方还需坐火车去。”

尽管生活捉襟见肘，但邓恩铭投身工作的热情却丝毫未减。因为他很快就把工作开展到了四方机厂。

四方机厂的“红色幽灵”

当时，四方机厂除“圣诞会”外，还有一个民间组织：“艺徒养成所同学会”。据“山东省情资料库”记载：“1923年夏，青年徒工李可文、丁子明等另行组织‘艺徒养成所同学会’，会员120余人，一厂两会，各行其是。”

据四方机厂早期共产党员于维功回忆：

我是1922年考入四方机厂艺徒养成所的。约在1923年底，“圣诞会”成立以后，共产党的活动在四方机厂开始了。我们艺徒养成所的毕业和未毕业的同学，曾因厂方无故开除艺徒李某某，而进行罢工斗争。艺徒李某某是与厂方工贼发生冲突而被开除的，同学们认为厂主开除李某某是缺理的，如果这样下去，我们艺徒的工作、饭碗是无保障的，为了保障我们的饭碗，就推派代表赵世恪、牟宏纶和我十几个人去厂长室交涉恢复艺徒李某某的工作。交涉未成，我们研究进行罢工示威，斗争的结果我们胜利了，厂方被迫恢复了艺徒李某某的工作。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正式成立了“四方机厂艺徒养成所同学会”，并且挂出了牌子。这时在新老工人中形成了两个组织：老工人参加的“圣诞会”，新工人参加的“同学会”。

自然，这种格局不利于壮大工人力量。“同年（引者注：1923年）冬，中共党员邓恩铭担任圣诞会秘书，圣诞会新订章程，以‘互结、互助、互爱、互学’为宗旨，取消对青年工人入会的限制，两会合并，会员增到500余人，在海港码头和胶济铁路沿线车站成立圣诞分会。”（“山东省情资料库”）

关于邓恩铭与郭恒祥的接触与交流，莒县籍作家铁流和《人民日报》山东分社社长徐锦庚合著的长篇报告文学《国家记忆——一本<共产党宣言>的中国传奇》（山东文艺出版社2014年1月出版）作了这样的描述：

邓恩铭与郭恒祥见面后，就与他讲《共产党宣言》里的道理。郭恒祥有些不屑，说：外国人还能管了中国的事儿？念书是你们先生的事儿，在我这里用不着！同资本家斗争，靠这些纸片片可不行。

郭恒祥说完这些，扭头就走。

邓恩铭第一次碰了个钉子，第二次又来。这次，他脱了长衫，穿上了工友的服装，甩开膀子和工友们一样扛大包，吃着同样难以下咽的饭菜。

有次郭恒祥偶然到邓恩铭的住处，见他正在破被子上逮虱子，不禁大感意外，连声问：你就住在这样的地方？

邓恩铭笑了笑：你们北方人都说虱子多了就感觉不到痒了，可我不行，晚上还是被咬得睡不着觉。

郭恒祥大笑起来，笑毕说：你可真是我们的自家人！

邓恩铭趁势与郭恒祥谈起工人只有团结起来才有力量，才能把资产阶级推翻，才能过上当家作主的好日子，共产党人一切努力都是为了广大群众的利益等道理。

郭恒祥越听越有味道，不由对他刮目相看。

邓恩铭说：这些道理都是《共产党宣言》里讲的，是那个大胡子外国人告诉我们的。

一个红色的幽灵，就这样开始在四方机厂游荡……早期的《共产党宣言》

路局对“圣诞会”不满

就在“圣诞会”不断发展之际，全国铁路总工会悄然成立了。

1924年2月7～10日，全国铁路工人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北京秘密召开，大会决定在北京成立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通过了《全国铁路总工会成立宣言》。鲜为人知的是，全国铁路总工会执行委员会总干事兼党团书记、实际负责人，就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张国焘。

关于张国焘的是非功过，张国焘塑像中的一幅对联说得好：

国破家亡挺身立党，有始却无终，已辩忠奸留史册；

涛惊浪骇分道扬镳，将功难补过，非凭成败论英雄。川陕苏区将帅碑林里的张国焘塑像

这座塑像坐落在四川巴中市南龛风景区，矗立在川陕苏区将帅碑林中。徐向前、陈昌浩、王树声、李先念的塑像，均向北而立。唯有张国焘塑像，面向南方，印证了其1935年私自率兵南下另立“中央”的历史。如今，张国焘故居也在其家乡上栗县修复起来。现在人们开始正视当年历史，公正地对待张国焘的是非功过。这是后话。

郭恒祥代表胶济铁路工人出席了这次大会，并被选为“铁总”执行委员会副委员长。回青岛后，郭恒祥对工运工作更加积极主动，还到其他单位开展工运活动。

正如邓恩铭在1924年3月18日致刘仁静的信中所说：“四方机厂工会俨然就是青岛总工会的象征。……四方会长郭本来就不坏，自此次铁总归来，勇气与决心更增百倍，他俨然以山东总工会创办自任，以首领自期。现正进行电灯水道之组织，纱厂他已托人运动。”（《山东工人运动历史文献选编》Ⅰ1921～1937）

信中还说：“美（指王尽美）、章（指王用章）都到青，后日四方大会，会后即与郭会商一切进行事务，俟得结果后即报告你。”

在阅读这封信时，我最感兴趣的当属最后一句：“听说张特立掉到爱河里淹没了，你们还不赶快救救他？”

张特立，就是前面提到的张国焘。这年2月，27岁的张国焘与22岁的杨子烈结婚。邓恩铭写信时，张国焘正在度蜜月呢。那年，邓恩铭23岁。恋爱，自然是年轻人关心的问题。这封信的情趣，让我感受到浓浓的烟火气息。作为革命者的邓恩铭，原来也很幽默。

就在邓恩铭写这封信的第二天（3月19日，农历2月15日），“圣诞会”迎来了成立后的第二个“圣诞日”，郭恒祥照例准备演戏，庆贺一番，并报路局和警察厅备案，但这次路局迟迟不予表态。其实，路局早就对“圣诞会”不满了。因为“圣诞会”屡屡组织工人罢工，与路局作对。据《青岛惨案史料》记载：

1923年8月23日，“圣诞会”发动全厂1200多人举行罢工，包围了胶济铁路管理局大楼，抗议厂方串通工贼栽赃陷害并开除了8名工人，迫使路局同意8人复工。

1924年1月28日，“圣诞会”发动工人举行罢工，抗议路局和厂方借故迟迟不发年终双饷和红利。胶济铁路各站段也相继而起，迫使路局和厂方宣布双饷和红利照发。

1924年1月，四方机厂颁布规定：“聚众要挟，有煽动罢工之行为者”，“扰乱公共秩序者，均列为被开除之例。”结果，当工人自高密装运戏箱来青时，遭到军警阻禁，幸未酿成冲突。

3月21日，路局突然增派30多名路警进驻厂里，并派机务处办事员李继葆宣布，将郭恒祥、郭学濂、张吉祥、耿化山4人一并开除。

郭恒祥等人“一面命工友不可妄动”，一面前去向青岛党的负责人邓恩铭和来青岛指导工作的王尽美汇报。他们经过研究认为，“圣诞会”为“青岛最得力之工会，实有举足轻重之势”，为顾全大局，不能因小失大，“该四人无论能否回去，决不激烈抵抗，俟实力充足再说”。郭恒祥等人“亦颇明此义，均愿忍耐时日，作秘密活动”。

在这篇邓恩铭1924年3月24日致刘仁静的信中（原载《青岛惨案史料》），笔者注意到，末尾有这样一段请示：“四方事件如路局坚持不允，他们拟以‘怠工’抵制，你们以为然否？美有信报告铁总，但特立未复。请转告C中央来示。”

文中的“美”，为王尽美；“特立”，就是张国焘。

邓恩铭信中说，当时王尽美、邓恩铭替郭恒祥他们作一呈文，“用全体职工名义签名送交路局”，要求准予这四人复工，然终未获准。

四方机厂全体工人向胶澳商埠督办公署提交了诉辩书：“若非情出无奈，何敢另行诉辩，为此共恳督办怜悯无辜，垂恩拯救。”

4月7日，商埠督办公署给胶济当局发去了第128号公函：“四方机厂系贵局管辖范围，本署未便过问，但群工环求，亦不忍过拂舆情，故予据情函达贵局，烦为查照。”（《胶澳公报》第一一七期）

郭恒祥当起“阿庆嫂”

郭恒祥等四人被开除后，上级组织曾专门考虑他们的善后问题。

在1924年5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三届第三次执行委员会会议文件中，有一份5月14日的《中央局报告》，其“附六：山东地方报告”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青岛方面：四月有铁总委员为四方工会被开除的四人善后事，赴青埠（引者注：指青岛商埠）一次。决定留二人在青埠活动，并由铁总供给其生活费，余二人拟在别处找工作。但最近又接到该地报告云：该四人拟组一商店（工友集资），假此为活动机关。现在青岛一带如水道部、电灯部、港工……对于四人极信仰，尤其是沧口至青岛一带之纱厂工友——二万余人，亦信仰其圣诞会及郭某之个人，所以亦有组织的希望。现在青岛恩铭同志为该四人的秘书，在该会代表会与铁总委员开会时通过的。（《山东党史资料》1981年第二期）

郭恒祥等四人利用“圣诞会”的经费在四方开办了一个“会仙居”饭馆，作为党的秘密联络点。这有点像《沙家浜》里的阿庆嫂：“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

他们接待的客人中，有不少在中共党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如中共山东地委派来青岛支援工人罢工的刘俊才、王元昌等三十余人，以及铁总派来指导工作的代表吴雨铭等人。刘俊才（1901～1988）

刘俊才，又名刘子久，建国后曾任国家劳动部副部长。王元昌，1929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后与党组织失联。吴雨铭，后叛变，解放后被判无期徒刑，死于狱中。诚可谓潮起潮落，大浪淘沙。

在四方机厂，邓恩铭的工作卓有成效。1924年，他先后发展了傅书堂、纪子瑞和郭恒祥等人入党。

这年9月，江浙战争爆发，全国形势紧张。8日，胶济铁路管理局以“值此战云弥漫之际，难免无过激派乘机煽惑鼓动风潮”为由，下令将“圣诞会”取消。（《大青岛报》1924年9月9日，收入《济南铁路工运史资料选编》第七辑）

这让邓恩铭颇为焦虑。同年10月的一天晚上，在四方“三育小学”（时为党的秘密机关。校名由中共早期党员赵玉璋所起，参见其回忆录《关于“三育小学”》），邓恩铭以新闻记者身份，召集30多名工运积极分子开会。

会上，邓恩铭分析了当时形势，总结了“圣诞会”的经验教训，最后提出秘密组织赤色工会的建议。经大家讨论，接受“圣诞会”组织不严的教训，确定参加工会要有两个介绍人，并签名盖章。

会后数月内，秘密签名盖章加入赤色工会的达800余人，占全厂工人的总数60％以上。胶济铁路赤色工会就此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他们在等待一场借势而起的机会。

机会终于来了。这就是胶济铁路当局的“南北之争”……胶济高层的“南北之争”

胶济铁路接收之后，“南北之争”暗潮涌动。以江浙人为主的南方派（隶属交通系）长期把持路政；以山东人为主的北方派（地方实力派）一直颇为不满，最终引爆全线大罢工。其导火索就是一位局长的履新。“新官上任三把火”，没想到最终惹火烧身，落荒而逃……

1925年，对胶济铁路管理局来说，注定是非常不平静的一年。新年伊始，就开局不利。一位新局长的上任，掀起一场轩然大波，搅得社会各界一片沸腾。他的名字叫阚铎。

阚铎（1875～1934），字霍初，号无水，安徽合肥人，毕业于日本东亚铁路学校，回国后历任北京政府交通部秘书、监理科长、统计科佥事等要职。他有一位响当当的合肥同乡：段祺瑞。他的上任也得到了临时执政段祺瑞的首肯。当然，首先是得到交通总长叶恭绰的举荐。

叶恭绰（1881～1968），号遐庵，广东番禺人，1920年8月任交通部总长，12月任梁士诒内阁交通总长。1922年4月去职，出走日本。次年在孙中山广州大本营任职。1924年11月任北洋政府交通部总长。一个月后，12月31日，任命阚铎为胶济铁路管理局局长。叶恭绰（1881～1968）

阚铎大裁鲁人，职员人心惶惶

阚铎和叶恭绰有一个共同的派别：交通系。交通系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包括以梁士诒为首的“旧交通系”和以曹汝霖为首的“新交通系”等的总称，既是一个金融财团，又是一个政治派系。旧交通系主要来自广东、福建、江浙一带，以广东人梁士诒、叶恭绰为代表，留学英美者居多。新交通系以曹汝霖等人为代表，多起家自外交系统，留学日本者居多，主要是江浙闽籍人。

接收胶济铁路的要员，如交通部次长劳之常、交通部参事陆梦熊、交通部技监颜德庆等等，大多来自交通系。

胶济铁路接收后，自1923年首任局长赵德三之后，至1925年阚铎接任之前，中间的几位局长——刘堃、邵恒浚、朱庭祺——都是交通系的人。他们任职时间都不长，刘堃因工人罢工上告而丢职；邵恒浚因靠山直系军阀吴佩孚倒台而下台。主持工作的副局长朱庭祺本想升任局长，可交通部又任命了阚铎，愿望落空。

对于这个任命，阚铎喜忧参半：喜的是，能够主政一方；忧的是，未免踏入“雷区”，前三任都没站稳，自己能站稳吗？他请示段祺瑞、叶恭绰。两人不以为然，让阚不必理会，赴任即可。陆梦熊（1881～1940）段祺瑞（1865-1936）

尽管如此，他还是有些不踏实。赴任之前，他带着6名清一色的安徽随从，到济南拜会老乡。这个老乡不一般，乃山东军务督办郑士琦、省长龚积柄。郑士琦是安徽肥东人，龚积柄是安徽合肥人。对于阚铎的求助，两位自然表示支持。阚铎有了些许底气。

1925年1月5日下午两点，阚铎抵达胶济铁路管理局正式就职。

对于他的到来，山东派很不爽。因为自胶济铁路接收后，基本上都是交通系、即南方派把持。

据1925年1月31日《晨报》报道：“胶济铁路当接收伊始，即落入南方派之手，嗣王正廷被鲁人所逐，该路职工员司，始渐有鲁人厕身其间。迩者政局变化，南方派遂又乘机而起。副局长朱庭祺，本是江浙派中坚，素具仇视山东人之心。新任局长阚铎，又为旧交系。此次以叶恭绰之提携，得任局长。接事后，与副局长朱庭祺极力勾结，决定第一步先铲除北方派路员。故接任之次日，即接到交通部来电，撤换高级职员。”

其实，所谓“接到交通部来电”，可能是阚铎早就做好的一个“局”。既有了尚方宝剑，又可以撇清干系。

何以交通部对“北方派”有此成见？原来，阚铎离京赴任之前，“交通部曾送交案卷一宗，令阚到任后查办。阚解视之，见有公函数百件，内容则皆系攻讦密报。被攻讦者全为山东人，密报者则全为江浙人。阚阅后，即赴部请示。叶恭绰乃面训阚氏，谓该路之山东人，既无学识，又无路才，接任后，须认真办理尽力淘汰。”（《晨报》1925年2月4日）

从后来的情况看，阚铎的做法有些操之过急，把“认真办理，尽力淘汰”，变成了“从速办理，全部淘汰”，以至于引发胶济铁路管理局“大地震”，到头来反把自己给“震”倒。这是后话。

考虑到阚铎初掌胶济，人事两生，叶恭绰让阚铎与“久在该路、阅历很深”的朱庭祺商量，“必能尽善尽美，妥帖无碍”。

朱庭祺（1887或1888～1979年卒于纽约），别号体仁，江苏沙川人，美国哈佛大学经济硕士，曾任鲁案善后办公署路务处主任。

阚铎赴任后，自然对朱庭祺言听计从。又有许多部员向他讲述山东人的种种不是，于是阚铎决定先拿山东籍高级职员“开刀”。孙继丁（1887～1978）“总务处长顾承曾、机务处长孙继鼎【丁】、工务处长周迪评，均调部另候任用。机务处长调四方厂长杨毅升任，总务处长以苏某接充，陈天骥（浙人）以驱前局长邵恒浚助朱庭祺之功，由计核课长一跃而为会计处长。陈承栻（闽人）由车务分段长一跃而为总段长。蒋之鼎（浙江）因赴京代朱运动，由二等站长，升为分段长。周颂年（苏人）以运输课课员升文牍课长，段锦成（浙人）以高密站长升张店站长。王正元（皖人）以运输课办事员升高密站长。而阚氏并有全路山东籍员司一律撤换之通令。”（《晨报》1925年1月31日）

与此同时，局长“特派员由青西来，视察各站营业情形，以作酌量更换之入手，是以沿路各员，莫不人人自危。预料近中沿路各站段长，将有大批更动云”。（济南《大民主报》1925年）

舆论口诛笔伐，阚铎筹思应对

但阚铎也并不是赶尽杀绝。车务总段长马廷燮“因系阚氏同学，又曾与阚氏同事，故未更动”。（《晨报》1925年1月31日）

马廷燮，山东临沂人，先后就读于直隶保定府师范学堂、日本岩仓铁道学校、日本簿计专修学校。曾任“鲁案善后交通委员会专门委员、京奉铁路管理局总务处编查课副课长、督办鲁案善后事宜公署专门佐理员、交通部路政司营业科长、本路车务总段长、车务副处长、总务处副处长”等职，经历颇为丰富。（1923年《全国铁路职员录·胶济线》）

阚氏此举，看似对马廷燮好，实则让马廷燮很难做人。因为地方实力派会孤立他，把他归于南方派；而在南方派中，唯有他“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同样可能被孤立。于是，马廷燮“以山东人既均被淘汰，己亦难于立足”为由提出辞职。胶济铁路车务段总段长马廷燮

马廷燮此举，又把阚铎逼到了死角：撤的有意见，留的不领情，两面不讨好，阚铎算是把自己给“绕”进去了。

马廷燮自己倒是撇清了干系，却引爆了社会舆论，成了阚铎不得人心的最好例证。山东省议会议长宋传典、济南商会会长张肈铨、商埠商会会长于耀西、农会会长戴跃东、银行公会会长马官和、商业研究会会长张采丞、商会公所会长朱蕴韬联名致信阚铎：

贵局长私心自用，开此恶例，已属大惑不解，甚且专事排斥鲁人，未识是何居心？……似此举措失宜，势必至破坏路政，影响国际，鲁人一息尚存，决不承认。特此合词电请俯察舆情，迅将成命收回，以息众怒而维路政。（济南《大民主报》1925年1月11日）

马廷燮辞职，车务处全体员亦难免有唇亡齿寒之感，遂致电阚铎：

伏念马总段长道德学问为路界所罕有；接收之功，昭著国际。服务本路，二年以来，辛苦从公，成绩卓著，凡系路员，靡不钦仰，倘使下场为斯，公理何存？职等扪心自问，实觉不安。……万恳我局长毅力主持，否则职等惟有徇良心之主张，作最后之从同。（同上）

其潜台词是：全体辞职。无疑，这是给阚铎提出抗议。

阚铎准备提拔的人员，也让大家找出了毛病。车务第四分段长（辖济南至马尚间13个车站）董希成被免职，提拔济南站站长陈桂林（阚铎的安徽老乡）接任。车务第四分段全体员工遂给阚铎写去了揭发信：“查陈桂林在济南站长任内，盗卖公煤，曾经董分段长电禀在案，即有实据可查，则陈桂林已成刑事嫌疑犯，自无执行段长职权资格。”（同上）

在这种情况下，阚铎“立即取消陈桂林之委任，并派警监视，听候查办，改派张店车务第三分段长马庆锡兼第四分段长。济南站副站长张绍美，暂代济南站长。”（同上）

阚铎用人草率，难免授人口实。不仅济南《大民主报》、北京《晨报》口诛笔伐，就连日本人办的《大青岛报》也点名道姓：“阚铎任免员司之不公——办事勤能者皆撤换，贿舞弊者皆提升。”

据1月13日的《大公报》报道：“胶济路局此次激动风潮，日渐扩大，沿线员工均有极大愤慨。该局长阚铎，恐再酿出意外，将于己有不利，故筹思再三，昨日向沿线员司发出通电一道，以防不虞，藉可劝诱免生轨外。其电文，安慰、劝导、牢拢、示威，种种主意具备。”

电文大意是：“本局此次之调动人员，系奉交部电令，以择人择事为前提，并非故意更动，另生枝节。至今沿线员司决不妄加更动，现夏历年终，前有发给奖金之先例。本局已呈请交部批准，各员满一年期后，除将给一月薪俸外，另给一月（又）1/4特奖。至于马总段长辞职，业已派员诚恳慰留，仰各员均需一体遵照路规，不准发生鼓动风潮等弊。近查有不法之徒，向沿线散布传单，意图挑拨罢工风潮，破坏路政，业为路警拿获看管严讯。因此布告沿线各站段，凡我胶路人员，均有维护路政之责，倘有受人煽惑、轨外行动者，时值戒严期间，定按律惩办以儆，各凛遵勿违。”（同上）

看得出，阚铎一手拿着“胡萝卜”，一手拿着“大棒”，软硬兼施，恩威并重。

山东省议会副议长陈韵轩从济南来青找阚铎作最后交涉，阚态度依然强硬。

局长被当枪使，副局挖坑使然

被免职的高级职员，失去了职位，赢得了同情。

原机务处长孙继丁从青岛赴济南时，“沿途各站员工均到站送别。愤慨之声，尤以张店一站最为激烈。工役甚至有泣下者。到济时本预备在站点燃火炮欢迎，以地方戒严之故，未能举行。爰在商埠泰丰楼公饯送别，与会者百数十人。”（《晨报》1925年1月31日）

孙继丁的胶济之行，无异于一场罢工总动员。此前沿线就有罢工苗头。阚铎、朱庭祺派路警前往弹压，并拟将与马廷燮、孙继丁有关之“青岛、坊子、博山、淄川、张店、济南等大站重要职员，一律更换，以免罢工风潮发生”。（同上）

期间，三名路工散发传单被拘押，工人请求释放未果。车务第三分段长马庆锡请马廷燮设法保出，马廷燮说自己已经辞职无法可想。阚铎则坚持追出幕后主使方可释放，而工人坚持不放人就罢工，马庆锡遂再请马廷燮出面协调。马廷燮恐罢工后影响路政，“遂约同警务处龙科长，同赴管理局晋见阚局长，报告危急情形，请求即日释放。阚铎闻之，亦起恐慌，始允许交保释放。”（同上）

时人看来，阚铎引火烧身，是副局长朱庭祺挖的一个“坑”。《胶济铁路同人宣告各界父老书》中说：朱庭祺“自邵恒浚离职以后，图谋局长若狂。……不意当时交部已另委阚氏来长胶路，而将朱氏降为副局长。伊遂密派陈天骥赴京运动，而未成功，万不得已，乃用最险恶之手段，乘阚氏莅任之初，挑唆阚氏大裁鲁籍人员，意欲使鲁人义愤激动，群起而攻，使阚氏立足不稳，而朱氏即坐享其成，手段之辣，于此可见”。（济南《大民主报》1925年1月12日）

这份传单把矛头指向了朱庭祺。当阚铎意识到自己被朱庭祺当枪使之后，也把责任往朱庭祺身上推。在回答青岛商埠某要人的质询时，他说：此次更动路员，纯系朱庭祺迫余所为。要人笑曰：任免员司，局长自有权衡，朱氏何得越俎？阚以简捷之词答云：本路局长一席，本为朱氏到口之食，半途让与余手。故彼之要求，有不得不容纳之苦衷。（《晨报》1925年1月31日）

据媒体观察：“朱之靠山已倒，阚之后援强硬，遂得后来居上，喧宾夺主，结果阚正朱副。然其暗中仍复各不相让。朱之派陈天骥赴京者，正为争取最后之胜利。不过朱氏善观风头，知阚奥法甚多，难与抵抗。遂又变而为迎阚。阚朱之共谋合作，实自此始。惟朱之降阚，原为势力所迫，出于不得已。”（《晨报》1925年1月31日）

不论他俩关系如何，地方派已经把他俩当成了共同的“敌人”。

各界联手倒阁，阚、朱疏通自保

为倒阚、朱，山东省议会议长宋传典赴京调查他们的劣迹。朱庭祺听说后，“密访宋氏，力白此事与朱无关，纯由阚氏自动。事为阚氏闻知，始悉为朱所卖。乃一方面密求某有力者，出为调停，一方面发出通电，安抚全路员司”。（《晨报》1925年1月31日）

地方派不为所动，多管齐下：“一、各团体分电京津沪同乡，请电交通部，撤换阚朱。二、由被裁撤路员，公推代表，赴京控告阚朱。三、由各团体公推代表，赴青联合青岛各团体，强迫阚朱极其党羽离青。”（《晨报》1925年1月31日）山东省议会

眼见触犯众怒，考虑到自身安全，阚、朱除个人严加戒备外，请求胶澳警察厅长予以保护。厅长似乎也站在了山东派行列，以市民公愤无法阻止为由，说“恐不能负保护之责”。闻听此言，二人更加惊慌，密赴济南，“分头向各界疏通”。（《晨报》1925年2月4日）

但，大火烧起来容易，扑灭可就难了。

2月6日，青岛总商会致电段祺瑞、叶恭绰，转达了商界的意见：

昨接山东省商会联合会与济南总商会、商埠商会决议：向北京当轴（原文如此）拍电，力争将阚、朱二人撤换。如日内无结果时，即于本月八号实行全路停运，以资后援。……伏查敝会与济南沿路各商会向取一致行动，为此胶路风潮激烈之秋，限期罢运迫在眉睫。如罢运实现，势必罢工相继而起，酿成不可收拾之局。如果静待钧部明令，又恐缓不济急。敝会为急切维持现状，现拟一方呈请青岛军政长官，风示胶路阚、朱两局长迅即请假，并请先予就近暂行派员代理局长职务，以为一时权宜息事宁人之计；一方恳请钧部迅赐另简素孚众望路局人员，速即来青接替。并迄先行迅赐明令发表，以平民愤，而慰众心。

交通部没有立即答应，而是派参赛陆梦熊、路政司司长刘景山于第二天从北京启程，赴山东调查阚、朱事宜。

因二人8日早抵达济南，阚铎也于7日晚从青岛启程赴济。据2月12日《晨报》报道：“阚氏来济之原因，闻一方面欢迎陆刘二人，预备包围，免使为各界之言先入，一方面晋谒郑督办，筹议对待今日各商界罢运风潮。”

社会各界罢运已决。“济南各团体电报拍发后，深恐沿胶济路线各商会有阳奉阴违情事，故又特密派代表多人，分往各县，暗地视察实在情形。倘有破坏团体者，定行全体对待。胶路全路工人，接到各界罢运电报及传单后，亦决定于八日起，随同商界罢运，全体罢工，誓非达到驱逐阚朱目的不止。”为避免失控，授人口实，他们“公推代表研究合法运动之手续，告诫路工遵守，以免越出范围”。（《晨报》1925年2月12日）

报道还透露，为了驱逐阚、朱，铁路员工集资作为经费。“其集资办法，闻系按照薪水之多寡，规定为甲乙丙丁四等，甲等每人十元，乙等每人八元，丙等每人五元，丁等每人五毛。甲乙丙三等系职员，丁等系夫役。是种办法规定后，全路北籍人员，无不赞同。”（同上）

阚、朱二人“深恐各界有不利于己之举动，乃一方面请温督办（引者注：胶澳商埠督办温树德）、王司令（引者注：青岛司令王翰章）、景处长（引者注：胶济警务处长景林）等，妥为保护，一方面分电交通部及东省军政当局，对于罢工罢运之工商，严行取缔，并饬对于江浙系路员妥为保护，更派其心腹徐某晋京作固位之运动”。（同上）

但无济于事。

驱逐阚、朱如愿，全线罢工落幕

陆梦熊、刘景山的到来，让组织者意识到：行动的时候到了！

据2月13日《晨报》报道：“胶济全路工人，得交通部刘司长、陆参事到东之消息，遂议决乘此机会，于八日起，随同商界罢运全体罢工，使刘陆二人知工人方面之激昂，而为阚朱烧一催命符，以便早日解决风潮。故昨晚（引者注：2月8日）十一时，该路一切上下行客货车，忽然一律停驶，交通骤断。盖路工亦实行罢工矣。”

就在罢工这天晚上，阚铎匆匆逃离。他在离青后发出通电称：“奉部电招赴京，所有职务由副局长朱庭祺代理。”据知情者透露：“阚已知掀天风潮已起，位置将不保，故借赴京为名，卸责于朱。”

罢工情况很快报到山东军务督办郑士琦、省长龚积柄的案头。

高密知事李作霖8日电：“东来一次车，于本日下午十二点，开至高密西站，被工人掀去铁轨一段，车即停顿。乘客约五百余人，恐夜晚发生意外，知事现与任团长（引者注：任居建）会商，各派军警，在站保护行旅。并闻沿线电线，亦多截毁。”（《民国日报》1925年2月13日）

朱庭祺9日电：“本日庚晚，敝路少数车务日工，发生罢运情事，一次车开至岞山——丈岭间，即行停顿，二次车驰至黄台站，仍行折回济南。本日三、四、五、六各次车，均未开行。现已由局严饬车务处，督率熟习车务员司，会同公（原文如此，似应为“工”）务、机务、警务、总务人员，迅开专车，前往救济。并剀切晓谕，以期早复原状，平息风潮。”（《民国日报》1925年2月13日）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一事件居然惊动了日本。

9日，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请中国政府迅定适当之措施，以遏风潮”。（《晨报》1925年2月11日）

何以日本如此关注？想必是因为在鲁日商受到罢工影响，当然也不排除借机出兵的不良用心。事后证明，果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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