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绍振
出版社：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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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绍振解读经典散文试读：
版权信息书名：孙绍振解读经典散文
作者：孙绍振
排版：AGOOD
出版社：中华书局
出版时间：2015-09-01
ISBN：9787101108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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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序
散文和诗歌、小说不同，小说和诗歌都有相当稳定的形式规范，一望而知，散文则不然。我国从先秦到晚清并不存在纯文学性的散文文体，只有“文”的观念。诗言志，文载道，文是与诗相对的。文又可分为骈文和古文。骈文具有一定的文学性，而古文则比较复杂。姚鼐的《古文辞类纂》中“古文”的内涵，一是拒绝骈文，二是相对于辞赋类而言。有论辩类、序跋类、奏议类、书说类、赠序类、诏令类、传状类、碑志类、杂记类、箴铭类等。虽然罗列了这么多，可并不很全面，至少还遗漏了史传类（如《三国志》中附在《诸葛亮传》中的《隆中对》）。但是，也可看出其中显然包含了文学性和非文学性两个方面的内容。
台湾郑明娳教授认为：“在中国，散文虽然不居于文学的地位而生长，但在西方，散文却没有自己的地位。”郑教授引董崇选《西洋散文的面貌》说：“在西洋文学里，最初的三大文类是戏剧、史诗与抒情诗。可是后来文学作品的形式与内容渐渐增多，该三大古老的文类便不能涵盖众多不同的作品。为了顾及实际，现代三大文类便改为戏剧、诗歌与小说。但是戏剧、诗歌与小说也不能概括所有文学作品。比方说，有些文学成分很高的传记、自传、回忆录、日记、书信、对话录、格言录与随写（essay）等，既不是戏剧，也不是诗歌，也不是小说。而既然这些文类的作品，通常都是用（最广义或较广义的）散文写成的，所以就有很多人把这些文类的作品合起来，笼统地称为prose（散文）。有些文学史或者文学导论的书，便是把文学分成诗歌、戏剧、小说与散文四大部分来讨论。”董先生这种说法很精辟，但并不完全，西方最初的文学并不是只有戏剧、史诗和抒情诗这样的韵文，而且还有非韵文的对话体散文，如柏拉图的经典之作《苏格拉底之死》《理想国》，此外还有演讲，当时书面的传播还不发达，广场上的演讲在公众生活中很重要。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就是论述演说术的。全书共分三卷，第一卷开篇阐述修辞学的定义、演说的分类、说服方式和题材；第二卷着重分析听众的情感和性格以及论证方法；第三卷讨论文体风格与构思布局，涉及演说的立意取材、辞格运用、语言风格、谋篇布局、语气手势和情态等。在理论上提出了感染听众的资源有三个方面：诉诸人格的说服手段（ethos），诉诸情感的说服手段（pathos）和诉诸道理的说服手段（logos）。我们流行的做法充其量不过就是其中之一，那就是诉诸道理的说服手段（logos）。在古罗马还有一种更为流行的形式，就是演说，产生了西赛罗那样的经典。甚至在鲍姆嘉通的美学中还说到，美学和演说学是一回事。但是，这一切并未明确将演讲归纳到散文文体中去，作为文体，散文似乎至今并没有得到西方学界的普遍认同。在英语国家的百科全书中，没有单独的散文条目，只有和prose有关的文体，例如：alliterative prose（押头韵的散文），prose poem（散文诗），nonfictional prose（非小说类/非虚构写实散文），heroic prose（史诗散文），polyphonic prose（自由韵律散文）。这说明，西方的散文（prose）并不是作为一种文体而存在，更准确地说，它是一种表现方法。
关于对话和演讲在散文史上的地位，中国的情况也与西方相似。大量先秦诸子文章是对话体形式的，如《论语》和《孟子》，这属于传统文论中所谓“记言”性质的文章。被刘勰称为“诏、策、奏、章”之源的《尚书》，本最具实用性，很接近于当代政府文告，但是不少具“记言”属性。恰恰是这些“记言”的权威公文，强烈地表现出起草者、演讲者的情结和个性。《盘庚》篇记载商朝的第二十位君王为了避免水患，抑制奢侈的恶习，规划将都城从山东曲阜（奄）迁往河南安阳（殷），遭到安土重迁的部属反对。盘庚告喻臣民说：“迟任有言曰：‘人惟求旧，器非求旧，惟新。’”这是对部属的拉拢，用了当时谚语，翻译成今天的话就是：东西是新的好，朋友是老的好。接着说自己继承先王的传统，不敢“动用非罚”，这就是威胁。不敢动用，就是随时都可用。你们若听话，我也不会对你们的好处不在意（“不掩尔善”），听我的决策，我负全部责任，邦国治得好，是你们的；治得不好，我一个人受罚（“听予一人之作猷……邦之臧，惟汝众；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罚”）。话说得如此好听，不过是硬话软说，让听者尽可能舒服。到了最后，突然来了一个转折：你们大家听着，从今以后，你们要安分守己，把嘴巴管住，否则受到惩罚，可不要后悔（“各恭尔事，齐乃位，度乃口。罚及尔身，弗可悔”）。这样硬话软说，软话硬说，软硬兼施，把拉拢、劝导、利诱和威胁结合得水乳交融，表达含而不露，用语绵里藏针，将其神态表现得活灵活现。这样的文章，虽然在韩愈时代读起来，就“佶屈聱牙”了，但只要充分还原出当时的语境，不难看出，这篇演讲词用的全是当时的口语。怀柔结合霸道，干净利落，实在是杰出的情理交融的散文。这样的政府公文中透露出来的个性化情志，就是用古希腊、古罗马的散文（演讲）观念来衡量，都具有抒情审美的性质。
传统散文除了“记言”，还有“记事”的一面。如以《左传》为代表的史传散文。固然章学诚“六经皆史”的学说，把神圣化了的经典还原为历史有重大价值，但是袁枚的“六经皆文”似乎更警策。而钱锺书则无异于提出了“六经皆诗”的命题。这就是说，从文体功能来说是历史的纪实，然而从作者情志的表现来说，却无不具有审美价值。钱锺书以《左传》为例还指出“史蕴诗心、文心”，特别指出记事性质的历史散文其实隐含着作者的想象和情志，与小说戏剧相近之处不可忽略：
史家追述真人实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盖与小说、院本臆造人物，虚构境地，不尽同而可相通。
中国古代史家虽然标榜“左史记言，右史记事”的“实录”精神，但是事实上，记言往往并非亲历，且大多并无文献根据，其为“代言”“拟言”者比比皆是。就是在这种“代言”“拟言”中，情志渗入史笔中，造成历史性与文学性互渗，实用理性与审美情感交融是必然的。
中国传统的文，并不仅仅有对话、演说、史传，此外还有智性甚至是理性方面的。如《文心雕龙》提出的“说”“论”“表”等，皆为亚文体，各有其不同规范。“说”虽然智性很强，但往往以“巧喻”为基础，可以片面一些，其动人之处不仅在于智性，而且也在情感性、审美性和文学性，不过具有小品性质。“论”则是比较严格的理性文章，为非文学性质，所论皆经国之大业，以全面（正面、反面）为上，具有“大品”性质。“表”虽为奉呈皇帝文书的政治应用文，但却可以抒情。凡此种种，为中国散文所特有，皆具特殊规律，忽略了其中的区别，就很难深入有效地解读。
大量先秦文章的审美性质还处在胚芽形态，这就是说，它并不纯粹，文学的审美超越性和文告的实用理性交融在一起，有时实用理性还占着优势。文史哲不分家这一早期文化的特殊性，决定了散文从一开始就具有审美与实用交织的“杂种”性质。其中审美价值与实用理性是如此错综，连袁枚、钱锺书这样的大家都未能彻底洞察。袁枚所言“六经皆文”和钱锺书所言“六经皆诗”都有强调审美性质，抹煞实用理性的嫌疑，只有从当代审美与实用分家的高度，以高度的理论自觉，才能分析出这种低级形态中审美的非纯粹性。但是，把握低级形态并不是学术最终的目的，以之阐明高级形态才是最高的目标。充分理解了低级形态的“杂种”基因，才能洞察中国散文史中二者犬牙交错的复杂性，也才能理解在数千年的中国散文史上，纯粹的审美抒情散文为什么屈指可数。
中国散文从娘胎里带来的“文体不纯”传统，在五四新文学运动发轫期，曾经面临着某种可能的历史转机。早期《新青年》的随感录，与西方的随笔（essay）有某种程度的相近，但是，西方的随笔以智性思绪为主，尚未从文化价值中分化、独立出来。这引起了周作人的犹豫，结果是他在1921年发表的《美文》中选择了晚明小品的“性灵”，确立了“叙事与抒情”的纯文学方向。在当时反桐城派的载封建之道，张扬个性，有历史的功绩，但是，也造成了把散文局限于审美抒情之下的弊端。以致直到今日，连鲁迅的杂文算不算散文也还有争议，更有不少论者对“散文同时可能是——杂文、小品文、报告文学、特写、随笔、书评、文论、时事评论、回忆录、演讲词、日记、游记、随感式文学评论等”感到愤怒，表示要把散文理论“推倒重来”，有教授甚至提出要“净化散文”文体。这完全是受了周作人狭隘散文观念的遮蔽，以为散文只具有审美抒情的功能。其实，真正科学的态度，不是把主观的意志强加于历史，而是遵循历史丰富、复杂的过程，从中找出总体和个案的奥秘来。对中国和西方散文历史不下苦功夫全面系统地学习、钻研，就要对散文进行大手术式的动作，实在不能不令人想到是唐·吉诃德式的鲁莽。
要揭示出其中的奥秘，在方法上，最忌以静态的眼光作僵化的定义，或作连形式逻辑都不符合的划分，如将之分为平列的“叙事”“抒情”“议论”“说明”四体。作者认为散文并非僵化的、静止的文体，其体制的形成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历史流程，推动这个流程发展的乃是其内在矛盾，前一个流程蕴含着矛盾和不足，导致后一个流程的产生，弥补了前一个流程的缺陷，又产生了新的矛盾和不足，从而导致新的流程，如此等等。在此哲学基础上，本书对现代文学性散文概括为“审美”“审丑”“审智”三大范畴，这既是逻辑的划分，又是历史的发展，在某种意义上达到了逻辑和历史的统一。
孙绍振2015年9月第一编中国古代散文
读古典散文最忌以读懂词句为满足。须知所读散文之所以成为经典之奥秘，在其三重立体结构之中。字句只是表层，其中层乃贯穿文章首尾之情志脉络，或曰“文脉”，此乃文章之精神所在。其最深层乃是文章的体式（或曰形式），不同的形式有不同的章法、句法，离开了体式，欲求文章之妙，终生难免缘木求鱼。导读：古代散文的解读观念和方法
对于一般读者来说，阅读古典散文的障碍，主要是陌生的字、词和典故，即使是很熟悉的词，对其在语境中的含义也可能会困惑，甚至误读，这是由古今语义的差异造成的。如《出师表》中“先帝不以臣卑鄙”，其中的“卑鄙”并不是指品质恶劣，而是卑微鄙陋，见识不高的意思。如“坐”，作为动词，在古代，中国人并没有椅子凳子，只有席子和几，古人坐的动作，有点像今天的跪，只不过把臀部紧贴在脚后跟上。《上山采蘼芜》中“长跪问故夫”的“跪”就是让臀部抬起来，比起“坐”要正规一些。但是《晏子使楚》中的“坐盗”，《陌上桑》中的“但坐观罗敷”，“坐”则是指导致消极后果的原因。这些都是阅读古文的拦路虎，不能轻易放过，需要长期咬文嚼字的努力，才有希望解决。有各种工具书检索，除了个别有争议的字词以外，都有共同认可的答案。理解有误，不难发现，不难纠正，关键是要有钻研的精神。
读懂了这些字词，并不意味着真正理解了古代散文名篇的好处。因为真正的好处不在表层，而在深层。有一种误解，以为内容决定形式，解读文章就是解读内容。其实，从理论上说，内容并不一定能决定形式，在很大程度上，形式可以消灭素材的内容，强迫其内容就范，按着形式规范和逻辑衍生内容，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内容。我国古典文论对形式是很重视的，《文心雕龙》五十篇，其中上半部分除了“原道”“征圣”“宗经”“正纬”以外，其余二十一篇都是讲文体形式的。其中讲诗、骚、赋、乐府这类文学性的文体四篇，其余十七篇都是讲实用性的理性文体，但其间区别甚大，如果用今天的“议论文”文体特点去解读，则不但很难领略其精微，而且可能差之毫厘，失之千里。
许多一线老师讲到古典散文，往往在句法、修辞等方面下功夫，满足于知识性的阐释，但这种句法、修辞方面的特点，往往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与文章的体裁（形式）紧密相关。形式是丰富的，同样属于实用性的议论文，《文心雕龙》就分出“颂赞”“诏策”“檄移”“封禅”“章表”“奏启”“议对”“论说”“祝盟”“铭箴”等，当然其中大部分是政治性的，具有公文性质，有些已经随着历史、体制的变迁而消亡了。但是，其中留下了许多经典，显示着不朽的生命力。一方面贯穿着立意、论证、条分缕析的统一规律，一方面则表现出不同文体的不同规范，辨析其间的异同，不但对理解这些经典有助益，而且对写作实践具有重大的意义。今试以“论说”“章表”两章，联系文本，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进行具体分析。一、说：多层次深入的巧喻和推理《文心雕龙》“论说”篇，是古典议论文的核心，“论”和“说”在表面上是一致的，但在实质上，“论”和“说”是两种文体，有着明显不同的规范。
刘勰在对“说”进行阐释时，把它和“说”字的另一个意思“悦”联系起来，有以“口舌”取悦对方的意味（“言咨悦怿”）。《文心雕龙》虽然是一部文章学的系统理论著作，但却带着很鲜明的文章历史总结的性质。故其“说”，首先以秦游说之士纵横之术为据。今天看来，“说”在当时具有现场即兴、口头交际的性质，其“善者”能够“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话说得有点夸张，但是“说”也在历史上留下了著名的记录，如《战国策》中《苏秦以连横说秦王》《邹忌讽齐王纳谏》《触龙说赵太后》《唐雎说信陵君》等。
汉朝统一后，游说之术就变成了说服人主的机巧，刘勰认为“说”作为文体的根本特点乃是“喻巧而理至”“飞文敏以济词”。强调的是言说的智慧、机敏，特别是比喻的巧妙。可见“说”不像“论”那样特别强调全面和严密，但是有机智、敏锐、出奇制胜的优长。历史的发展和积累，促使“说”超越了现场的口舌之机敏，而成为一种文体。
成为文体的“说”与凭口头机敏的现场即兴对答不同，不再是现场一次性的“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式的发言，而需要形诸文字，在空间上超越现场，时间上传诸后世，在不断地修改、提炼中精益求精，长期反复使用，日积月累，遂具模式。“说”这种文体，成为积淀机智论说经验的载体。就我们今日所见的经典之作来看，“说”确有刘勰所说的“喻巧而理至”之妙。其特点，第一，不直接正面说理，而从侧面以比喻引出论点。例如，在《论语》中孔子有过“苛政猛于虎”这个说法，因为是口头的，光是其格言式的警策，在现场就够动人的了，并没有论证的必要。“说”超越了口头表达，已经成为文章的体裁，要超越时间和空间传播，语录式的论断就显然不够了。柳宗元的《捕蛇者说》就把孔子“苛政猛于虎”的经典论断，化为“说”这种文章的经典范式。作为文章，不仅要有论断，还要有根据，不但有根据，而且要层次分明，引人入胜。故“说”不但要有“喻”，而且要“巧”，“巧”在不是单层次的宣告，而是多层次的逐步深入。这可以说是“说”作为文体的第二个特点。《捕蛇者说》中，柳宗元先说一个故事，强调为王命捕毒蛇者两代惨死，一代危殆而不舍其业。这个喻体是第一层次。当柳宗元提出免其供蛇、复其租赋，而捕蛇者“汪然出涕”，原因是捕蛇之危，“未若复吾赋不幸之甚也”。这是第二层次。第三层次是具体例证，六十年来，与其祖相邻者，“殚其地之出，竭其庐之入”，而能生存者“十无一焉”，只有他家以“捕蛇而独存”。第四层次是虽然每年两次冒生命危险捕蛇，但其余时候却能“熙熙而乐”。第五层次是柳宗元的结论：他曾经怀疑过孔子的“苛政猛于虎”，看到捕蛇者这样的命运，才知道“赋敛之毒有甚于是蛇”。柳宗元此文经典之处在于巧喻，巧在何处呢？第一，比喻推理层次丰富。第二，极端层次转化：一是蛇极毒，捕极危；二是可助其脱此极危之业而遭拒；三是拒之则更临极苦之租赋；四是得出苛政之害胜于蛇之极毒。“说”这种说理的文体，基于“喻巧”，故“理”容易“至”，也就是不难得出结论。这和“论”作为文体的直接说理不同，乃是间接的。不是从正面说起，而是从一个似乎毫不相干的故事和现象说起，从中抽象出一个前提来，然后层层递进，最后才把结论顺理成章地推演出来。
当然，经典的“说”和游说之士逞一时口舌之胜，甚至诡辩的片面性不同，其推理功夫并不完全是演绎，而是结合着矛盾分析的。《捕蛇者说》在演绎中，就隐含着矛盾（极危和极安，极苦和极乐）的揭示和转化。矛盾分析是层次递进的基础，层次越是丰富，文章就越是精致。这一点上刘基的《说虎》与《捕蛇者说》堪有一比。文章先说老虎比人力气大得多，人和老虎斗争，必败无疑。如果按议论文“三要素”的论证模式来写作，找与论点相符的例子来“证明”是毫不费力的。不过，刘基接着提出的不是老虎经常吃人，而是人经常吃虎肉，享用虎皮。这是提出与前述论点不相符合的反例，从而揭示矛盾，以推动分析。刘基分析出这种强弱转化的原因是：虎用力，人用智。虎用自己躯体，而人用其所创造的事物（工具）。在这样的条件下，矛盾转化了，人由弱变强，虎由强变弱。这是第二个层次。光有这个层次的结论，还不够深刻，分析进入第三个层次。这不仅是老虎与人的关系，而是人与人的关系，是领导与人才的关系。第四个层次，从“用力而不用智”，引出“自用而不用人”。即使领导者很有本事，若只用自己有限的智力，而不能用人，都是老虎一类。
韩愈的《师说》带着某些“论”的特点，成为更为严谨的“说”。文章的出发点就是一个定义，“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他并没有对之加以分析，就以其为大前提进行推演。其中也有局部性的矛盾分析，第一个矛盾是年龄小于己，第二个矛盾是地位低于己，都不能妨碍其为师。年龄小、地位低，转化为师之尊的条件只有一个，“道”（“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韩愈在这里并没有用巧喻，为什么不把自己文章的题目“师说”改成“师论”呢？他显然意识到“论”的要求高得多。在科举考试中有史论，在朝堂上有策论，那是很严格的论文。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说”这种文体，虽然有“喻巧而理至”“飞文敏以济词”的优长，但其局限却是不可忽略的。试以韩愈的《马说》说明。《马说》本来所要处理的命题是，杰出的人才总是遭受压抑和摧残。这是个在人类历史上比比皆是的普遍现象，并不限于唐代。对于这样的大问题，本可以作“论”这样的大文章。韩愈选定的却是“说”，而且是“杂说”，短短二百多字，飞文济词，快刀斩乱麻，可以说是“大题小做”。把大题目做小，喻体是小事，题目却是大论，由小到大，行文是需要逐步拓展层次的。
第一层次，把智慧的结晶放在一个寓言式的千里马的巧喻中。故事的寓意是现成的：千里马难以从外表上识别。从逻辑上来说，比喻不管多巧，都有不可避免的局限。犹太人有谚语曰：“一切的比喻，都是跛脚的。”因为比喻在逻辑上属于类比推理，这种类比，只是在不同的事物之间取其一点相通，难以顾及不同事物根本的区别。人和马的不同是明显的，人有自己的理想，有不同的个性，人各自又有不同的缺点，同样的待遇对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结果等。但是，人们在读韩愈这篇文章的时候，并没有想到这样直截了当的类比的局限。原因是什么呢？
这就涉及文章的第二层次：逻辑上的先声夺人。吴小如在解读这篇文章时说：“文章的第一句是大前提：‘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可这个命题本身就不合逻辑。因为存在决定意识，伯乐善相马的知识和经验，必须从社会上（或说自然界）存在着大量的千里马身上取得，然后逐渐总结出来的。所以过去有人就认为韩愈这句话是本末倒置……”另外一位先生则认为韩愈这样的论述是有意“避开了一般的认识”，目的是“把伯乐强调到了舍之其谁的重要地位”，“实现了引人入胜的行文目的”。强调引人入胜在中国古典散文的理论中，叫做“先立地步”，也就是先把自己的大前提以一种毋庸置疑的语气加以强调。这是“说”这样的文体用得比较多的办法，凡有立论，总是先立大前提，然后加以推演。这种思维模式，可能从先秦游说中来。如《晏子使楚》中，晏子对于楚国开小门让他进，他的反击是：“使狗国者，从狗门入；今臣使楚，不当从此门入。”按逻辑推演下去，顺理成章的结论就是，如果让我从这个小门进去，你们楚国就是狗国。他的大前提（巧喻）是没有论证过的，是很武断的。根本就不存在人出使狗国的可能，更不可能有狗国迎人于小门的惯例。这个比喻论证之所以两千多年来脍炙人口，与其说是因为其雄辩，不如说是现场应对的急智。在对话现场，即使有漏洞，对方若不能即兴反击，就是失败，哪怕在事后想到很精致的反驳，也于事无补。《马说》与《晏子使楚》的现场性有所不同，文章的读者猝然受到“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这个异于常理的大前提的冲击是有反思的时间的，这可以说是“说”这样的文体的一种弱点。但是读者很少意识到这一点，因为在阅读时，反思的时间是比较有限的。注意力为接下来的话语所吸引：“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这句话比较合理，但是和前面的话是矛盾的，前面说“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在伯乐之后，而后面说“伯乐不常有”，按逻辑推演，应该是千里马也不常有。怎么会产生“千里马常有”的结论呢？其实，韩愈玩了一个文字技巧，就把前面的武断化解了。前后两个“有”字，字面（能指）和内涵（所指）并不一致。前一个是“发现”的意思。有了伯乐才可能“发现”千里马，没有伯乐，就“发现”不了千里马，隐含着千里马不“存在”的意思。后面说“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意思是千里马是经常“存在”的，只是没有伯乐那样的高人，因而很少“发现”。这样，就把逻辑上的矛盾弥合起来了。正是这样的文字技巧，也就是刘勰所说的“飞文敏以济词”，即以能指和所指的错位，掩盖了逻辑上的漏洞。
完全依靠类比推理，本来是“说”这种文体的一种局限，但是韩愈以文字策略巧妙地掩饰了过去，这样就保持了文章开头的“先立地步”、先声夺人的气势。读者还没有来得及反思，就被他的第三个层次，那就是强烈反差对比俘虏了。
故虽有名马，祗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
这就把论题推向一个新的深度：千里马不但不被发现、认可，还遭受压抑和苦难。这在古典文论中叫做“反面着笔”，使得文章的气势更强，原因在于将反差推向极端。前面的文章还只是在“常有”和“不常有”这种量的差异上，到这个层次，就上升到生和死这种质的区别了。以千里马之尊和“奴隶人”“槽枥”之贱相对比，使得文章不但有理气，而且有了某种强烈的情感色彩。这种情感色彩，又因为有了感性的细节而强化，说千里马的死已经极端了，又加上了辱于奴隶人之手，说千里马“骈死”（成批地死）已经够感性的了，还要加上死于与普通马一样的马槽之间。
随着分析的层次深化，论点得以深化：
马之千里者，一食或尽粟一石。食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
从论证的系统来说，这里推理的层次又进了一层，已经不是千里马和伯乐的关系，而成了千里马和非伯乐的矛盾。一方面千里马需要超越常马的食料，另一方面养马者却不能理解这正是使千里马能致千里的条件。用常马的待遇来养千里马，其结果是走向反面：
是马也，虽有千里之能，食不饱，力不足，才美不外见，且欲与常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
分析在更深刻的层次上开展：千里马的待遇连常马都不如。这是又一个极端了，每个极端都处在与前一极端对立的位置上。可是到此韩愈似乎还不太过瘾，接着而来的是又一个极端化的总结：
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尽其材，鸣之而不能通其意，执策而临之，曰：“天下无马！”
这表面上看仅仅是又一个层次的深入，实质上，是把文章前面已经展开的“食之不能尽其材”和没有正面论述的“策之不以其道”“鸣之而不能通其意”统一起来总结，展示最后一个层次的极端。这恰恰是文章的主题所在，要害不在于伯乐与否，也不是养马与否，而在于用人的道理。策之以其道，食之尽其材，鸣之通其意，就是不但在物质上充分保障，而且在精神上与其沟通，才能在使用上得法。
韩愈用这么多两极矛盾的推理，加上这么多的层次，使读者完全来不及反思，陷于被动接受，这就使文章产生一种逼人的气势。“文以气为主”，正是以这种气势，韩愈把“说”的优长发挥到了极限。不过，不管韩愈的才华有多么高超，作为一种文体的“说”，在说理功能上某种强词夺理的局限性是难以避免的。这种局限需要另外一种文体来弥补，那就是“论”。二、论：全面、反思、系统的论证
议论是人的理性思维，其基础是对具体的感性事物的抽象概括，这种能力并不是人类与生俱来的，而是经历了漫长的实践过程。有了一定的抽象能力以后，还要从概念、判断、推理、论证等方面进化为语言文字，还得从口头即兴交流升华为文体，这个过程相当复杂、漫长，经历了多个阶段的跨越。
在孔子时代，人们交流主要是通过对话（这与古希腊时代的经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柏拉图、苏格拉底留下的著作都是对话录），当时并没有做文章的概念，连标题都没有。《论语》上的标题是后人将其最前面的两个字当作索引的。孔子的言论之精彩，在于其大都是深刻的格言式警句。其方法总结起来，第一，直接从感性现象进行归纳。如《礼记·檀弓下》，孔子见一妇女的家人屡遭虎难，却因异地有苛政而不迁，乃得出“苛政猛于虎也”的结论。从个别的感性经验概括出普遍的观念，这是逻辑上形成概念的基本方法之一。但是这种方法可能因为经验的有限性不足以支撑观念的普遍性而导致片面。《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就有记载，孔子自己检讨说：“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以一时言论和印象下全面性的判断，难免有失偏颇，这就产生了孔子思维的第二种方法，不是孤立地发表议论，而在对立的、相反的关系中形成观念。如“学而时习之”，学是新的，习是旧的，温习了旧的，往往会有新的发现，所以又说“温故而知新”。新与旧是矛盾的，在矛盾中看到转化，形成的观念就比较全面了。“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把思和学放在对立中，这就有了辩证的关系，带上了哲理的色彩。“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承认自己的无知，有了自知之明，就可能转化为智慧。有意识地在对立面中转化，孔子普通的话语就这样成为警策的格言。
当然，光是形成独特而全面的观点，也还只是属于逻辑中最初步的概念、判断层次，要言之成理，则需要进入更高的层次：“推理”和“论证”。到了孟子那里，一方面继承了孔子的辩证格言，如“尽信《书》，则不如无《书》”，是把问题放在“尽信”和“不信”的矛盾中展开。但孔子简洁鲜明的论断，很少论证，并非十全十美。孟子不满足于此，进一步用类比推理来说明观点（如“邯郸学步”“一曝十寒”“拔苗助长”“五十步笑百步”），不但增强了论点的可信度，而且把抽象的逻辑感性化。
孟子的类比，不但有故事情节，而且有细节。“奕秋诲人”这种故事往往就成了家喻户晓的不朽寓言。这样的寓言在逻辑上属于类比推理，多少具有论证的功能，这当然比孔子进了一步。先秦诸子中并不是只有孟子一人善于用寓言，韩非子、庄子等人也每每以寓言说理。韩非子好以历史故事为寓言，庄子的寓言有神话性质，而孟子的寓言则多有民间故事色彩。用寓言作类比推理是当时的风气，也是汉人思维经过多年的积累，突破孔子时代局限于判断的表现，体现了国人推理能力、抽象能力、论证能力的发展。
光用类比性质的寓言来论证观点，从逻辑上讲是不够的。类比和比喻一样，只是在一点上相通，难以全面。而事物是复杂的、多方面的，故类比鲜能全面。
孟子晚孔子一百多年，中国人在交流中最明显的进步，是表达观点时正反结合转化的模式普及了。在《孟子》中表现为有了正反相对的驳论。《孟子》第一章，就是和梁惠王的辩论：（梁惠）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对”和“曰”不同，含有对立之意，故有“对质”“对答”“对策”之说。孟子接下去就是长篇大论的“驳论”，从思维方式来说，比之《论语》时代可谓伟大之进步。文章要有说服力，光依“三要素”模式，只取与论点相符合的例子，肯定是片面的。孟子的辩论自诩有“浩然之气”，他的“浩然之气”就来自反驳，而且是多方面的反驳。对于与自己论点不符的例子不但不回避，而且加以分析，使“他说圆己说”。这就把正例和反例，论证与驳论结合起来，达到雄辩的境界。这也与20世纪西方科学学者波普尔的“证伪比证明更有理论”的突破性学说不谋而合。
光有了这样的自觉，还只限于思维方式，并不等于为文。从思维方式到形成文章，除了语言、逻辑以外，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那就是文体。
思维方式的进步，再加上书写工具的发展，为非现场性的传播提供了基础。从传播学的意义上说，与生产力的提高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一样，传播方式的进步推动了文体发展。有了做文章的意识，文体就随之而丰富起来，从而也就显示出不同的规律。在《文心雕龙》“论说”篇中，对“论”的阐释和“说”的“喻巧理至”有着巨大的不同：“论”之为体，所以辨正然否，穷于有数，追于无形，迹坚求通，钩深取极；乃百虑之筌蹄，万事之权衡也。……必使心与理合，弥缝莫见其隙，辞共心密，敌人不知所乘。“论”作为一种文体论证的规范显然比之“说”要复杂、深邃得多。它不是以巧喻为务，因喻不管多么巧，免不了间接地从一个侧面出发。“论”则是从肯定、否定两方面进行分析（“辨正然否”），把握全面资源（“穷于有数”），深思熟虑，把所有的可能都加以权衡（“百虑之筌蹄，万事之权衡”），严密到没有任何漏洞（“弥缝莫见其隙”），让论敌反驳无门（“敌人不知所乘”）。总的说来，“论”的要求就是全面、反思、系统、缜密。
刘勰对以“论”为体的文章作出这么丰富的规定，并不完全像古希腊大师那样主要依赖推理，而是对先秦以来写作经验的总结。从这个意义上说，“论”作为相对稳定的文体，起码在长期的积累中跨越了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对现场口头交流中经验的直接概括；第二个阶段，在对立统一的模式中形成比较全面的观念；第三个阶段，将现场交流形诸文字，这超越了现场空间、时间传播，是人类文明划时代的伟大飞跃；第四阶段，从自发记录到有意为文，形成文体模式。从文章学来说，则是另一伟大飞跃。从《论语》式的语录到《孟子》式的反驳，为“论”奠定了基础。其间包括了给皇帝建议的“策”和“疏”，后来清代姚鼐在《古文辞类纂》中将之归纳为“论辩类”。但是，该书的《序目》不选先秦诸子，因为“自老庄以降，道有是非，文有工拙”，“悉以子家不录，录自贾生始”。这可能说明，“论”的文体从草创到规范，经历了千年以上的积累，才产生了贾谊那样的公认的经典。《古文辞类纂》所选贾谊的《过秦论》、柳宗元的《封建论》和苏洵的《六国论》等，不但体制比较宏大，而且在逻辑上涵盖全面。所谓全面，是多方面的系统性。不但在正面自圆其说，而且要从反面“它圆其说”，要有共识作为论证的前提，还要有系统的事实论据，以不可否认的经验来证明自己的论点不可反驳。
以《过秦论》上为例。文章论点是，秦之灭亡是因为仁义不施，故攻守异势。文章开头先从正面讲秦之兴，系统地分为几个方面的史实，一是以雍州一隅之地，据崤函之固，有稳固的根据地；二是君臣上下几代人的同心协力，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的野心；三是商鞅变法在国内的生产和军工上进行了种种改革；四是在外交上实行了连衡政策，对诸侯分化瓦解、各个击破，轻而易举地取得了“西河之外”的土地。
文章的下半部分，从反面讲秦之灭亡也很系统。第一是“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第二是“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镝，铸以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第三是“良将劲弩守要害之处，信臣精卒陈利兵而谁何”。从思想统一到强将利兵，层层累进式递增，基业本该万无一失。但是，这一切都暗含着反讽霸主自恋并走向反面的必然，最后这么强大的秦国竟然灭亡于陈涉这样“瓮牖绳枢之子，氓隶之人，迁徙之徒”之手。
文章从正反两面分析了矛盾转化的规律：强者，灭于弱者；贵者，亡于贱者。意脉有戏剧性转化。这样系统的、全方位的分析，可谓达到了刘勰对“论”所企求的“百虑之筌蹄，万事之权衡”。文章的论点可能并不全面（至今仍有争议），但是在形式上开合自如，显示出宏大的雄辩气魄。
从这方面看，中国当时虽然在理论上没有与古希腊相媲美的逻辑学，但是从实践上早已把先秦诸子的辩证思维在写作实践中与多层次的实证结合了起来，体现了古希腊的逻辑学和朴素辩证法的精神。
与此文相类似者，如苏洵的《六国论》，其论点属于北宋主战派，不无时代之烙印，但却最为经典。原因就在于其多方面展开，既有利于自己论点的事实，也不回避不利于自己论点的事实，反而把不利于自己论点的事实转化为有利于自己的论据。文章的论点针对主和派，提出的论点就是对世俗之见的反拨：六国之亡，不是亡于战，而是亡于不战。作者本着“论”的“辨正然否”“穷于有数”的精神，把不利于自己论点的历史，那就是燕国虽然敢于战，却也灭亡的事实来加以分析。首先，燕国是小国，敢于战不说，还胜多败少，但因内部矛盾，错杀了良将李牧；其次，大国不敢战，争相贿秦，越是贿秦，秦越强大，大国相对越是弱小，结果大国无法避免灭亡的命运，小国孤军也不能不走向失败。此文最大的特点是将有利于主和派的论据转化为有利于自己的论据，这正是文章显得雄辩的原因。这种论辩术，不但体现了《韩非子·难一》中“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论辩精神，而且和当代西方修辞学将对手的论据化为自己的论据（Justing my position in your terms）的前沿学术不谋而合。
刘勰虽将“论说”同篇，但实际上还是强调了明显的不同。第一，“说”以“喻巧”为纲，是间接的推理，而“论”则系统周延，正反开合，为直接推理。第二，“论”之内容皆为经国大业，除上述诸文以外，如欧阳修《朋党论》《为君难论》，苏轼《始皇论》《贾谊论》，苏辙《三国论》《汉文帝论》，大抵为政治历史经验之全面总结和当前的对策，往往与“奏”“疏”“谏”等同功，而“说”之主题则往往抒写个人性情。最具此类特色者为周敦颐《爱莲说》。其主题为莲花出淤泥而不染，却先不说莲花，而是先说陶渊明爱菊花，又说唐朝以来，世人又皆爱牡丹。有了这样的层次，再说自己爱莲，乃有曲折有致之效。“说”本为说理之用，此文却用之于抒情，实乃破格。文章的体格，大体则有，定体则无。这种破格是文体开放，功能分化，生机焕发之源。不独于“说”如此，即于与“论”同属奏议之列的“章表”，亦不例外。战国时期“言事于主，皆称上书。秦初定制，改书曰奏”。到了汉朝，将之分化为四品：“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议。”本来“章表奏议，经国之枢机”，“章”用来谢恩，文风的典范是《尚书》，当精要深邃。而“表以陈情”，表的性质属于实用性公文，虽然有抒情功能，也基本上有固定模式：先是“臣某言”，结尾多是“臣某诚惶诚恐，顿首顿首，死罪死罪”。这样抒情的模式是僵化的，表中便有了大量“情伪多变”的官样文章，但是也产生了诸葛亮前《出师表》这样的好文章。对刘禅的说理，达到了情理交融的高潮时，会出现：“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这是真正动了感情，到了理性有点混乱的程度。又如李密的《陈情表》，最后的结语是：“臣不胜犬马怖惧之情，谨拜表以闻。”拒绝皇帝的征召，李密的恐惧，是实实在在的。曹植的《求试表》，结语是：“冀以尘露之微，补益山海，萤烛末光，增辉日月……圣主不以人废言，伏惟陛下少垂神听，臣则幸矣。”皇帝虽然是自己的亲兄弟，但由于争夺继位的斗争，亲情已经被毒化了，所以那种诚惶诚恐的心情，当是自然的流露。而羊祜《让开府表》的最后是：“臣不胜忧惧，谨触冒拜表。”把这几个结语相比，李密的有真性情，曹植的忧惧也深沉。显然，羊祜的“忧惧”有套语的性质，和诸葛亮的抒情“临表涕零，不知所言”不可同日而语。试想一个三军统帅，在官方的正式文书中，用了这样的超越理性的抒情语言，坦然表述流出眼泪来，激动得不知所云，在一般的奏章中是不可想象的，只有在“表”这种以“陈情”为务的体裁中，在诸葛亮这样的“忠臣”的心灵中，才能得到相当自由的表现。
从这里可以看出，“表”作为文体是很独特的，一方面它是一种政治公文，其理性规范严谨，甚至是僵化的，但这种模式却可以用来抒情。这种抒情性的公文，在世界文学史上，可能是独一无二的，特别是到了真性情的作者笔下，也会别开生面地焕发出不朽的审美光彩。三、史传：历史叙述、对话和描写、抒情的结合《文心雕龙》把“论说”“诏策”“檄移”“章表”“奏启”“议对”“书记”和“史传”作为文体并列，这种分类很有中国特色。把史传当作一种独立的文体，并不是历史性人物传记的意思，其实就是历史。《春秋》作为历史过于简略，左氏为之阐释并补充叙事，叫做“传”。《文心雕龙·史传》说：“古者，左史记言，右史书事。言经则《尚书》，事经则《春秋》也。”《尚书》和《春秋》都是历史，皆以“实录”为务，以不带主观评价的客观性为原则，特别不能抒情。此时的文章，大都是对话和独白，基本上没有描写和抒情。这一现象似乎可以说明，人类先是会对话，会独白，会发议论，但不太会描写风景和人物的外貌、动作。至于抒情，只是在诗歌中，也就是在唱的时候才出现，似乎有一种不言而喻的默契。在《尚书·尧典》中就明确了“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但是，毕竟一切的区别都是相对的，在长期发展中，特别是在先秦游说之士的机敏应对中，除了智性即兴对答以外，往往要引用诗歌。虽然不免有些牵强附会，但是也说明，在智性的对白中，抒情的成分不可缺少，社交的需要促进了抒情成分在散文中自发地生长发展。因而不能绝对地说，中国古典实用性散文与文学性就是绝缘的，实际情况恰恰相反。文史不分家不但是事实，而且是规律。因为绝对客观的叙述是不可能的。任何“客观事实”一经叙述，就不能不带上主观的感知、情感和价值。如《春秋》：“（鲁僖公十六年春正月）戊申朔，陨石于宋五。”看来是很客观的记事，左氏注曰：“陨，落也。闻其陨，视之石，数之五。各随其闻见先后而记之。”接下去是：“是月六鹢退飞。”《春秋左传注疏》曰：“视之则六，察之则鹢，徐而察之则退。是亦随见之先后而书之。”
对于一个普通事件的陈述，在中国史家看来，并不是绝对客观的，“随其闻见先后而记”是按主体的视角先后顺序为文，是主观感知程序在起主导作用。中国史家笔法的传统，寓褒贬于叙述中，这叫做春秋笔法。焦点不但在过程，而且在关键词（字）的运用上。鲁隐公元年，《春秋》的原文是：
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
这是春秋的开篇，被选入《古文观止》第一篇，写的是相当重要的一次政治军事变动，其中有兄弟残杀、母子分离的惨剧，情节很曲折。但《春秋》的记事却只有六个字。《左传》解释说，这六个字褒贬不在于这样写，而在于没有那样写：“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称‘郑伯’，讥失教也。”意思是说共叔段是郑庄公的弟弟，不提“弟”而直书其名是因为他违背了弟弟对兄长“悌”的原则。用“克”而不用其他字（如灭、歼），表示双方地位没有高下，好像两个国君打仗。郑庄公本来是“公”，而偏偏称之为“伯”，暗贬着他对弟弟没有尽到兄长教诲的责任。正因为这样，《春秋》本来是编年史，而其中蕴含着的褒贬，却能使“乱臣贼子惧”。
要读懂我国经典的史传散文，就要通晓这种史笔中隐含着的价值观念。这在简洁记事的《春秋》中还属于理性的范畴，其文学的审美性质还不是很明显，而在记言性质的《尚书》中，其主体有时更多的是情感性质的了。被刘勰称为“诏、策、奏、章”之“源”的《尚书》，很接近于政府文告，性质是实用的，但是这些“记言”的权威公文，强烈地表现出起草者、讲话者的情结和个性。《盘庚》篇记载商朝的第二十位君王，为了避免水患，抑制奢侈的恶习，规划从山东曲阜（奄）迁往河南安阳（殷），遭到了安土重迁的部属反对。盘庚告喻臣民说：“迟任有言曰：‘人惟求旧，器非求旧，惟新。’”这是对部属的拉拢，用了当时谚语，翻译成今天的话就是：东西是新的好，朋友是老的好。接着说自己继承先王的传统，不敢“动用非罚”，这就是威胁。不敢动用，就是随时都可用。你们若听话，我也不会对你们的好处不在意（“不掩尔善”），听我的决策，我负全部责任，邦国治得好，是你们的，治得不好，我一个人受罚（“听予一人之作猷，邦之臧，惟汝众；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罚”）。话说得如此好听，不过是硬话软说，让听者尽可能舒服。到了最后，突然来了一个转折：你们大家听着，从今以后，要安分守己，把嘴巴管住，否则受到惩罚，可不要后悔（“各恭尔事，齐乃位，度乃口。罚及尔身，弗可悔”）。这样硬话软说，软话硬说，软硬兼施，把拉拢、劝导、利诱和威胁结合得水乳交融，表达含而不露，用语绵里藏针，将其神态表现得活灵活现。这样的文章，虽然在韩愈时代读起来，就“佶屈聱牙”了，但只要充分还原当时的语境，不难看出这篇演讲词，用的全是当时的口语。怀柔结合霸道，干净利落，实在是杰出的情理交融的散文。这样的风格，最适合对付自家人中的反对派，至于对付敌人，特别是仍然存在危险的敌人，《尚书》还有另外一副笔墨，口气天差地别。到了殷商被消灭，周朝行政部门要把一些“顽民”调离其根据地，周公就以王的名义作了这样的布告：
王曰：“告尔殷多士：今予惟不尔杀，予惟时命有申。今朕作大邑于兹洛，予惟四方罔攸宾。”
这个口气就相当严峻了，我本来是可以杀你们的，现在宽大为怀，不杀。不过你们要搬一下家，还为你们建了个大城市洛邑，你们要识相。这个历史上理想的贤相，为民辛劳到吃饭都来不及的感动得天下归心的周公，居然还有这样一副凶狠的面目。这样的政府公文中透露出来的个性化情志，即使用古希腊、古罗马的散文（演讲）观念来衡量，都具有散文的审美性质。
从《尚书》可以看出，一般地说，记言的文献容易表现出情感，显示出相当的文学性。就产生了《论语》中《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那样在对话中表现出孔子、冉有、子路、公西华富有潜台词的个性，特别是由曾点引发的孔子难得的抒情。起先子路、冉有、公西华对孔子“各言尔志”的回答，都是对话，当孔子点名让曾皙来回答时：
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对曰：“异乎三子者之撰。”
写孔子与前面三位只有对话，没有描写，这也是中国古代经史的内在规范。以记言记事为主，一般没有抒情、描写。在此以前的对话，只有“率尔”可以说是唯一的副词，但与其算是描写不如说是叙述，因为它没有细节。到了这里，却突然出现了两个：“希”和“铿尔”。突然有了三个动作细节：“鼓瑟”“舍瑟”“而作”。说明这个人物对前者的发言并不完全在意，只是专注于自己的音乐。如果只是把这当作曾皙的音乐爱好，那就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了。“乐”在孔子的政治伦理秩序中的重要性，是和“礼”并列的，曾皙专注于鼓瑟，实际上是沉浸于礼乐的意境之中。却又不是对三位的发言充耳不闻，他的发言很是慎重，文章强调他先站了起来，显示出作者认为前三位讲话究竟是站着还是坐着没有交代的必要。冉有和公西华都没有对在他们前面的发言加以评论，而这里却先让曾皙声明和前面三位不同，然后在孔子的鼓励下（“各言其志”）才说了出来：
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这个回答使情景出现了转折，本来孔子已经提示了“各言其志”，讲的是经世济民的理想志向，而曾皙说的却是逍遥自在的春游。与子路、冉有、公西华所说的那些重大的邦国之事相比，似乎是微不足道，甚至是文不对题。然而，孔子却对之加以全盘肯定：
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
这显然是重点中的重点。从文字上看，又出现了一个副词“喟然”和一个情绪上肯定性很强的虚词“也”，使得此句成为文章意味深长的结论。这可以理解为孔子仁政、礼乐、教化理想的实现，达到了“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的境界。这样的语言，不但提供了一幅逍遥的图画，而且构成了一首乐曲。特别是：“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把虚词“乎”字放在动词（“浴”和“风”）之后，宾语之前，而不是像前文中把语气词放在句子的结尾，更强化了一种逍遥的风貌：三五成群，老老少少，沐浴着暮春的水温，迎着扑面的春风歌唱着，享受着大自然的恩惠，体验着人际的和谐。这样的情境带着很强的抒情性，构成一种诗化的情调。这样的诗意，和《季氏将伐颛臾》锋芒毕露的雄辩形成鲜明的对比，对先秦散文叙述以理性回避抒情，连倾向性都要隐蔽的传统，可以说是空前的审美突破。
中国古典历史大都是记言和记事的结合。正是因为这样，很少是绝对实用性质的，相反大多具有相当的审美情感价值。中国传统有“六经皆史”的说法，但这个说法遭到袁枚的反对，他主张“六经皆文”。钱锺书则进一步发挥说：“与其曰：古诗即史，毋宁曰：古史即诗。”对于这一点，钱锺书以《左传》为例，还指出“史蕴诗心、文心”，“史家追述真人实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盖与小说、院本臆造人物，虚构境地，不尽同而可相通。”钱锺书强调古代史家虽然标榜记事、记言的实录精神，但是事实上，记言并非亲历，且大多并无文献根据，其为“代言”“拟言”者比比皆是。就是在这种“代言”“拟言”中，情志渗入史笔中，造成历史性与文学性互渗，实用理性与审美情感交融是必然的。《项羽本纪》写项羽被困自度不脱：
谓其骑曰：“吾起兵至今八岁矣，身七十余战，所当者破，所击者服，未尝败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于此，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今日固决死，愿为诸君决战，必三胜之，为诸君溃围，斩将刈旗，令诸君知天亡我，非战之罪也。”
在那生死存亡的关头，这么详细的话语，难道可能备有笔墨竹简，有时间，有从容的心境，一字一句记录下来吗？而且司马迁生在项羽以后一百年左右，不可能根据文献为文，只能如钱锺书所说，为之“拟言”而已。
陈寿《隆中对》中，写到刘备和诸葛亮关起门在秘密对话（“因屏人曰”），陈寿二十六年以后才出世，四十多岁才开始整理诸葛亮的文集，还批评诸葛亮不设史官，没有多少官方文献。他在《隆中对》中写二人的秘密对话，实际上是他“代拟”的。陈寿让刘备自称“孤”，实际上刘备当时依附刘表，在新野“练兵”，这个小县城养得起一两千人马就算不错了，居然称“孤”。而在罗贯中的《三国演义》的“三顾茅庐”中，写到这里时，就让刘备自称“备”。这里包含着王朝正统和民间价值观念的差异。
故中国的史传散文，其性质是历史，历史以真为贵，而文学则离不开虚拟和想象，用严格的审美散文观念视之，应该不算文学，但由于史家主观情感价值观念的渗透，哪怕是甲骨和青铜器上的文字，也不能算是绝对客观的历史。只有明确了这一点，才能真正理解中国文学史为什么把那么多历史著作中的文章当作文学性散文。把史传提高到文学审美的层次，对于文学来说这当然是扩大了地盘，历史也就不完全是历史了，所谓“六经皆史”应该是“亚历史”，而“古史即诗”也只能是“亚文学”。大量先秦文章的审美性质还处在胚芽形态，这就是说它并不纯粹，常常是和文章的实用理性结合在一起，有时实用理性还占着优势。这就决定了古代散文从一开始就具有审美与实用交织的“杂种”性质。这一点，不但对当前解读经典史传散文有重大意义，而且对文学理论有重大理论价值。西方前沿文学理论说，当代文学已经不复存在，只是作为文学性渗透到例如广告、新闻等实用性文体乃至日常生活中去了。其实，从中国散文史看来，这种现象，并不是什么新鲜事，而是古已有之的。中国文学史上的文史不分家有其深厚的历史规律性。四、提示文学性的层次结构的方法：还原和比较
古代散文的感性、情趣性往往处在文本的表层以下，不是用文字直接表达的。就表层而言，是一望而知的，而究其深层，则是一望无知，甚至是再望也没有感觉的。正是因为这样，这才需要文本解读。解读就是解密，就是从一望而知中看出一望无知的奥秘。
古典文学中的散文，不是单层次的平面结构，而是多层次的结构。文章最动人之处，往往不在于表层语言所直接显示的地方，而是在其深层语言所没有直接表达的地方。其第二层次的暗示，往往比第一层次更为深邃动人。《季氏将伐颛臾》中，明明季氏将“伐”（发动战争），而冉有对孔子却说“有事”。抓住这个矛盾，就可以看出冉有心中有鬼，文章妙在没有正面写他心中有鬼，却让细心的读者感到他明知季氏将行不义之事，却用了一个中性的词语来掩饰，在孔子面前流露出了心虚。
陈寿《隆中对》中说“先主”在新野，说明陈寿虽为晋臣，还承认刘备曾经称帝的事实，但不像称曹操为“武帝”那样将其传列入“纪”。司马光《资治通鉴》写到这一段，几乎照抄了陈寿的文字，只是把“先主”改为“刘备”，提示司马光是宋臣，书是写给皇帝看的，没有必要承认刘备的正统地位。
故分析古典文学性散文的任务，最忌重复一望而知，应该致力于突破一望而知的表层，揭示一望无知的深层。换句话说，应致力于从已经写出来的文字中，看出其没有写出来的、隐含的情志脉络。这种情志的脉络并不神秘，它就在文章的关键词语之中。要洞察其深层的内涵就不能依靠自发性，而是需要自觉性。深层的情感脉络（或者叫做文脉、意脉），是要打破表层加以揭示的。揭示不能光靠愿望，宏观的规律往往都带有哲理性，我们看到的现象都是表层，其深刻的属性是与表层相矛盾的，因而需要我们分析。分析就需要可操作的方法来完成。
经典文本是有机统一的，而分析的对象乃是其隐性的差异和矛盾，可操作的方法首先就是还原。还原就是把事情原本的状态，即未经作者表述的情状想象出来，与文章表述的情状加以对比，发现了差异，就有了分析的对象，就可以打破表层，揭示隐藏在字里行间的意味。例如《隆中对》中，刘备对诸葛亮说“孤欲申大义于天下”，也就是以道德统一人心，获得中央王朝的政权，用的是“王道”话语，明显与他练兵逐鹿中原之志相矛盾。但是，陈寿让诸葛亮和他只谈军事，不谈“大义”，最后的结论是待“天下有变”，两路分兵，一从蜀中，一从荆州，武装夺取政权，陈寿让诸葛亮把这叫做“霸业可成”，用的是与王道话语相反的载道话语。
还原法适用于个案文本，对于比较复杂的问题，宜取另一种方法，也就是比较法。其精神乃是超越孤立个案，将之与其他文本作比较，以发现差异，加以分析鉴别。比较法有两种。一是同类比较，二是异类比较。异类比较因为要在相异的对象中发现一个相同点，需要比较高的抽象力，相对困难一些。而同类中可比性是现成的，因而同类比较相对方便。
同类相比的可能性是多样的。
首先，可以是同一作家的不同文章。其中有一脉相承的特征，但在不同文本中，必然有篇章风格差异。如同为诸葛亮的文章，在《前出师表》中，还是比较乐观的，“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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