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北京史研究会,首都图书馆组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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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说北京：插图本试读：
北京历史文化概说
李建平北京是一个充满吸引力的、世界知名的城市。
北京的吸引力在于它是首都，是中华民族首善之区，是中国各族人民向往的地方；北京的知名在于它是历史文化名城，承载着厚重的中华文明。北京是古代东方最具代表性的城市，也是现代最具吸引力和亲和力的城市。北京的魅力源于其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本书是了解北京历史的一把钥匙。
了解北京历史，有三个基本概念：一是北京有人类活动的历史，考古发掘证明，北京有人类活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50万年至70万年前；二是北京建城的历史，据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北京有3 000多年建城的历史；三是北京建都的历史，北京城市演进的历史表明，北京有1 000多年的建都历史。
在北京的发展历程中，人类活动由点到面，由低级到高级；城市发展由小到大，由边缘城邑发展成地区重镇，再由地区重镇发展为城市，继而成为全国的首都，进入21世纪，北京又向世界城市迈进。
一、北京人类活动的起源
北京人类活动的历史有多久？有说70万年，有说50万年，还有文献表述为20万～30万年。在周口店“北京人”遗址的考古发掘过程中，人们在20万年到70万前的断代土层中发现了“北京人”活动的遗迹，特别是用火的遗迹和人类的遗骨。发现人类的遗骨表明，北京人类活动的上限至少可以追溯到50万年前，这是有根据的，并有考古实物支撑研究结论。还有些专家对“北京人”用火遗迹的灰烬层用新的鉴定方法（铝铍埋藏测年法）进行鉴定，得出的结论是77万年。专家们认为，那个时期北京地区的气候属于“冰期”，也就是气候偏冷时期，他们推断火烧后的灰烬是古人类主动用火遗留的灰烬层，而不是过去认为的自然火留下的灰烬。北京人类活动的历史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人类活动的历史遗迹是连续不断的，这是北京历史文化悠久、积淀深厚的一个显著特征。北京除了有距今至少50万年的“北京人”遗址以外，还有距今10万~20万年的“新洞人”遗址，距今2.7万年的“山顶洞人”遗址，距今1万～2万年的王府井东方广场人类活动遗迹，距今约1万年的“东胡林人”遗址，距今约8 000年的“镇江营人”遗址，距今6 000~7 000年的上宅文化，距今4 000~5 000年的昌平区雪山人类活动遗址等。其中，“北京人”遗址发现了完整的早期人类头盖骨，对研究远古人类的进化具有重要价值。“山顶洞人”遗址发现了早期人类使用的骨针、装饰品（类似于项链）以及祭奠先人的赤铁矿石粉等，对研究早期人类的生产生活工具、审美文化和宗教信仰具有重要价值。值得一提的是，在周口店出土的赤鹿角上绘制的鸟、太阳等原始符号和图案，被有关专家学者认为是中国最早表达人类信仰理念的证据。北京旧城王府井东方广场人类遗址也非常有价值，表明北京的人类活动已经从西部山区扩展到平原地区。门头沟区“东胡林人”的发现非常重要，因为1万年前正是北京地区古代人类从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的时期，也就是人类已经从打制石器向磨制石器过渡，同时开始掌握制陶技术。东胡林人使用过的石器、陶器清晰地体现了北京地区人类的进步。平谷上宅人类活动遗址表明人类已经开始定居生活，有了半地穴式住房和农耕、畜牧生产活动。由此可见，北京地区人类活动的历史是连续不断的，发展进步的链条非常清晰，一直延续至五帝时期，即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文明曙光出现之际。这一特点，使北京在世界历史文化名城中脱颖而出。“北京人”用火的遗迹
二、北京的建城史
北京地区人类的活动，最早是从太行山的余脉——西山开始的。北京是个好地方，三面环山，一面向海，中间是个平原，被称为“北京小平原”。还有传说认为北京在远古年间与大海相连，后来海水退了，便形成平原。这个传说有自然地理变化的依据，自然地理和考古资料也支持这一说法。北京西面是太行山余脉，东北面是燕山山脉，只有东南面一马平川，数条河流从西北高地流向东南，最后汇入渤海湾。用现代科技从空中遥感北京地形发现，西北山前和平原交界的地方是一个断层，有部分岩层裸露，说明在远古年间北京平原的位置是一个海湾。后来北京湾内土层不断上升，主要是西北流向东南的河流冲击形成肥沃的土地，养育着北京人。就是在这样一处风水宝地，北京人不仅迎来了文明的曙光，而且聚集、孕育着城邑的诞生。北京人在北京湾这个地方最先孕育了两个城邑：一个是“燕”，一个是“蓟”。这两个城邑出现在3 000多年以前。这个判断也是有根据的，司马迁在《史记·周本纪》中记载，周武王灭商后，进行了分封，其中封“帝尧之后于蓟”，“封召公奭于燕”。孔子的《礼记》讲得更具体：武王克商，“封黄帝之后于蓟”。武王克商的时间，就是3 000多年以前。目前，已经发现“燕”的城址遗迹，并在周边出土了重要器物。“燕”位于今天的北京房山区琉璃河乡董家林村。现在这个村里建立了一个商周遗址博物馆，在博物馆的后面有一段土城墙遗址，考古工作者曾经对土城墙遗址进行实地勘测，发现它与旁边的商周墓葬有关系，是同时代的城墙遗址。旁边的墓葬遗址，包括车马坑等，是燕侯的墓葬。“燕”文化和我们现在的北京城市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在远古年间，北京湾内人烟稀少，人们识别地名常常选择自己最熟悉的动植物。农谚说得好，“燕子低飞蛇过道，大雨不久就来到”，古代没有天气预报，人们主要是依赖自身对自然的感觉逐渐摸索天气变化规律，通常是通过看天象和了解动植物变化就能知道什么时候下雨，而且知道雨的大小。上面的农谚中提到了燕子，这种燕子叫砂燕，下雨的时候它低飞、鸣叫。这种燕子在北京地区非常多，主要分布在西北山区，北京北面的山因此被称为“燕山”，这个地方的人被称为“燕人”，这个地方被称为“燕地”，这个地方建的城叫“燕城”，这个地方建的方国称“燕国”。辽代在这里建立陪都，人们称之为“燕京”。人们把燕子作为北京的一个标志，就源自于此。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吉祥物五个福娃中有一个叫“妮妮”，头上顶的就是个燕子，是北京的象征。还有史书记载，在商周时期，生活在燕山山脉的远古人类，羡慕能在空中自由飞翔的“玄鸟”，“玄鸟”实际上就是燕子。我们知道北京也曾经叫“燕”，“燕”是北京城市文化的一个起点。“燕”在商周时期是南方通向北方的战略要地，周武王克商之后，委派召公管辖。
目前，要了解古代“蓟”的历史文化可以到宣武门外长椿寺，那里有宣南文化展览，其中比较详细地介绍了“蓟”的文化渊源。历史学家研究和考证认为，蓟城在北京湾的中部，“燕”的北面。在远古，人类翻越太行山来到北京湾后，在寻找通向西北、东北的交通路线时，发现卢沟渡口是南来北往的必经之地。于是，人们在渡过永定河后，择高地建立城邑，这个城邑就是蓟城。远古人类在生存过程中，深刻感觉到水火无情，因此在选择城址的时候，不能选择低洼的地方。永定河水从门头沟三家店出山之后，不仅河水湍急，而且还夹带大量泥沙，河道由北向南时宽时窄，夏季雨量集中，经常造成洪水泛滥。为了保证生存安全，人类需要寻找高地生活和聚居，这个高地就是古书中记载的“蓟丘”。经北京大学历史地理学专家侯仁之教授等人考证，“蓟丘”的位置在今天广安门外的白云观。当时，在这块高地上生长着一种草，叫“蓟草”，于是，古人就把这块高地叫作“蓟丘”，在这块高地上建造的城池称为“蓟城”。据史书记载，春秋时期，燕国强盛，蓟国弱小，燕国的势力强大后，继续向北发展，在向北发展的过程中占据了蓟城，并以蓟城为都城，这就是古书中记载的“燕都蓟城”。“燕都蓟城”之后，进一步促进了蓟城的发展，北京的城市发展掀开了新的篇章。这个早期的边陲小城先后经历了秦汉时期的蓟城，隋唐时期的幽州城，辽代的南京城，城市逐渐由小到大，城池不断得到复建和扩充，一直发展到成为辉煌的金中都城。为了让后人铭记蓟城的位置，广安门外滨河绿地上修建了“蓟城纪念柱”，上面有侯仁之先生题写的铭文。
一直以来，人们比较重视蓟城作为北方军事重镇的研究，但对蓟城作为南来北往民族融合的纽带、南北商品的集散地、发达的商业城市和都市的研究还需要深入。据有关史书记载，战国以后的蓟城，商业发达，城内有定期的集市，除了本地和来自中原的商人，还有东北的胡人，西北的羌人，有汉、蒙、回等多个民族。
金中都城给我们留下很多遗迹，其中最重要的一个遗迹就是广安门外的天宁寺塔，它是辽金时代给我们留下的标志性城市建筑。我们到广安门外就能看见这座塔，目前保存完好，当时它位于辽南京城和金中都城市的中心地区，也是城市文化、商业的繁华地区。在辽金时期的燕京或中都城，佛教信仰是城市文化的主旋律，因此，佛教建筑在这一时期比较流行。金代北京还留下了卢沟桥这一历史建筑。卢沟桥不仅是交通要道，还是皇帝从中都城到大房山谒见祖陵时要经过的桥，所以修得非常漂亮、壮观，桥栏杆上有几百个石头雕刻的狮子，造型和雕刻都是一流的水平，成为北京最具特点的古代建筑之一。蓟城纪念柱
金中都城是在蓟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座辉煌的大城，城池规模大，至今还有很多遗迹可寻。例如，海淀区有个地名叫“会城门”，那是金中都北面的一座城门；南三环路上有一座立交桥叫“丽泽桥”，“丽泽”也是金中都的一座城门。另外，考古发掘还发现金中都南城墙的一个水关，在今右安门外玉林小区，现在已经建成“辽金城垣博物馆”，这是了解辽金城池必须去的一个博物馆。另外，北京市宣武区政府为了纪念金中都皇宫大安殿，在广安门外滨河绿地修建了“北京建都纪念阙”，也是值得看一看的。还有一处历史文化遗迹值得关注，那就是白纸坊立交桥西面的青年湖，这是金中都皇城西苑渔藻池，也是北京最早的皇家园林遗址。天宁寺塔
三、北京的建都史
说北京有1 000多年的建都历史，是将北京在历朝历代作为都城的历史时期加总而来的。说北京是“六朝古都”一般是指：辽南京城（陪都），金中都城（中都），元大都城，明北京城，清北京城，民国初年北京城。而再往前考察，历史上还有过“燕都蓟城”。北京史研究会名誉会长曹子西先生认为，战国七雄互相开战，都是相对独立的政权，并不听周王室的，因此，北京从战国时的“燕都蓟城”开始，到后来历朝历代为都的时间加在一起，总计有1 020年。清史专家阎崇年认为，北京历史上自蓟、燕、前燕、大燕、中燕、辽、金、元、明、大顺、清至民国初期，先后有12个朝代以北京为都城。由此可见，说北京建都时间有1 000多年，是把自战国燕都以来历朝为都的时间加在一起。也就是说，自战国以来的2 000多年当中，北京有1 000多年曾经作为都城。北京作为都城的时间，在全国古都中是最长的。
金代以后，北京城市建设继续走向辉煌。其特点是新城址离开蓟城旧址，向东北方向移动，这就形成了元大都城。元大都城的营建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即“先有规划，然后建城”。这个特点使今日的北京城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规划完整的历史文化名城。这个特点还使今日北京城市方位明确、左右对称，城市街巷、建筑井然有序。元大都城的规划建设与金中都城不同，没有旧城的基础，没有条条框框的限制，完全是在一片平地上以更高的标准来规划、建设新城。
当时规划新城的位置确定在金中都城的东北郊，这里有永定河故道留下的大片水域。金代皇帝在水域中修建离宫，离宫称“大宁宫”或“太宁宫”（古代汉字“大”与“太”有时相通），离宫周边是大片水草和农田，蒙古民族认为这是子孙或国运兴盛的地方。在这片沃土上，忽必烈委托刘秉忠等人规划、建设新城。刘秉忠是一位知识渊博的道士，同时精通儒家文化和阴阳学。新的城市规划首先遵循了《周礼·考工记》所规定的古代都城设计理念。成书于东周时期的《周礼·考工记》是这样记述理想的帝王都城的，“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一般认为，这是中国古代理想的帝王都城，然而，从商周到元代，城市考古并未发现比北京旧城更接近这一蓝图的城市遗迹。元大都城的规划者刘秉忠与元大都城雕塑
元大都城的规划建造达到中国古代城市建设的最高水平，而且为明清北京城市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从元大都城的城墙城门来看，城四角有角楼，每个城门上有城楼，外面有护城河。它和我们今天看到的明清北京城墙还不一样。从蓟城到元大都城，城墙基本都是夯土筑成的。这种城墙的建造方法是先挖地基，两边立挡板，然后填土，夯实，再填黄土，再夯实，夯一层周边的挡板就提高一层。夯筑后，拆除挡板，一座梯形（基座宽、上面窄）的土城墙就形成了。要了解元大都城墙遗迹，可以去安定门、德胜门外的北土城，那里修建了元大都城垣遗址公园。
要了解一座城市的文化特点，首先要看它的标志性建筑。一说到北京，人们就会想到胡同、四合院；一说到欧洲，人们就会想到教堂。每个城市都有不同的文化色彩，建筑是城市特点最直白的展现。
我们要保护北京城市的古都风貌，就是因为北京古代城市有着显著的东方城市文化特点。如果北京城市的古代建筑都消亡了，北京就不仅没有古都风貌，而且其城市文化的特点也没有了。白塔寺的白塔是忽必烈亲自督建的，这座塔的修建比元大都城还要早，是先建塔，后建寺庙，然后修建大都城。因此，白塔寺白塔是元大都城的一个标志，要想了解元代的历史，了解元大都的城市风光，可以去西城区白塔寺。在白塔寺，除了看白塔，还可以看配殿展陈的元大都皇城沙盘。值得一提的是元代北海琼华岛顶上的广寒宫（古代传说中嫦娥的住所），它是典型的中华传统建筑，建筑造型为坐东朝西的“凹”字形。在北京故宫御花园也有一组建筑东西对称，东面为“凸”字形，代表阳；西面为“凹”字形，代表阴。白塔寺白塔
北京城市分阴阳，这种阴阳关系是通过前后（南、北方位，南为阳，北为阴）左右（东、西方位，东为阳，西为阴）来确定的。在北京的地名中，凡是带有“左” 的一般在东边，带有“右”的一般在西边。例如，北京旧城的外城中，永定门居中，东有左安门，西有右安门；到内城，正阳门居中，东有崇文门，西有宣武门；在内城外，东面有日坛，西面有月坛；在内城里，东面有文庙，西面有武庙；在紫禁城内，东有文华殿，西有武英殿等。由此充分展示了北京城市左右对称、左文右武、左阳右阴的文化特点。这种文化特点源于道教，刘秉忠将其应用于元大都城市规划。元大都城以今日地安门北万宁桥为中心点，向南北延伸为直线，正好把北京六海（南海、中海、北海、前海、后海、西海）规划在城市西面，以水为阴。
元大都城在建筑设计上有一个特点，即南面有三座城门，东、西也各有三座城门，但北面只有两座城门。这样的城门设计与《周礼·考工记》所规定的“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有所不同，充分考虑了北方的气候特点和中华道家文化因素。传统堪舆学（风水学）认为，南为阳，北为阴，由南面进来的阳气不能从北面直接泄出去，因此，南北城门不能相互对接。另外，北京冬天刮西北风，西北风给人的感觉是刺骨寒冷，而夏季刮东南风，东南风柔和湿润，让人感觉到舒适。这种“南来风不泄，西北风不穿堂”的思想，属于古人总结的环境堪舆学理论。观察老北京的城墙和城门，人们不难发现明清时期北京内城北城墙修得高大、厚实，胡同内的四合院也是北屋山墙修得厚而高，不露窗户，这些建筑理念或细节，既反映了中国北方的季风气候特点，也展现了人们对城市文化环境的深入体察。砖塔胡同的标志性建筑——万松老人塔（始建于元代）
从元大都到明清北京城，北京城市最突出的特点是帝王都城。作为帝王都城，皇权至高无上是其突出特点。这一特点主要表现在城市的规划建设上。皇宫不仅要居中，还要坐北朝南。为此，首先要确定南北方位。中国古代先民是这样确定南北方位的：白天立一竿，正午时刻，太阳一照，立竿见影，正南正北的方位就找出来了，而且符合中国北方日照的特点和规律。古人晚上找南北方位则依靠北极星。有了南北方位，东西方位自然就有了。因此，在古代都城建设中，一般都突出城市南北中轴线。北京旧城具有中国古都中最完美的城市中轴线。古代北京城市正中是皇宫，皇宫正中是皇帝的金銮殿，金銮殿正中是皇帝的宝座。皇宫向南北延伸形成城市中轴线。中轴线分左右、东西、文武、阴阳等。皇宫正好处在天、地、人之间的正统方位，处在东西南北之中。太和殿旧照片
从“燕”到“蓟”，从金中都到元大都，北京城址从南向北迁移。到了明代，城址又向南扩展。第一次扩展是在明洪武初年，明军占领元大都城后，将北城墙向南移了五里；第二次扩展是在明永乐年间，明朝扩建北京城时，感觉城南空间狭小，不好安排皇城前面的广场和衙署，于是便将元大都城南城墙向南扩展了二里。元大都的南城墙在今天的长安街一线，今日天安门的位置是元大都南城墙正中间大门——丽正门的位置。从徐达攻占元大都城将北城墙向南压缩五里，到明永乐年间南城墙向南扩充二里，基本奠定了明清北京内城的规模。到明嘉靖年间，又修建了北京外城。原计划外城拱卫内城，后因财力有限，外城只在内城南部修建，仅将天坛、山川坛包括在城内，地坛、日坛、月坛未能包括在城内。这就形成北京城市继续南扩的布局，从而使北京旧城形成“凸”字形的城市平面布局。
北京自辽金以来，留下了丰富的城市标志性建筑。这些标志性建筑就是北京的城市记忆。没有这些标志性建筑，城市就会失去记忆。辽金北京城留下了天宁寺塔，元大都城留下了白塔寺白塔。明代的北京城给我们留下了更为经典的建筑，包括天坛祈年殿、故宫角楼、天安门、北海白塔、景山万春亭等。明朝定都北京，做了三件大事，每件大事都给北京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一是修天坛，祭祀天地。祭祀天地在古代社会是封建皇权的头等大事。当时天地祭祀在一起，建有大祀殿，后来天地分祭。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有了天坛世界文化遗产。二是铸大钟，敬佛祖。我们有了代表东方文化和佛学的华严钟。三是修建紫禁城，也就是今天的北京故宫。明代保存下来的北京城市标志性建筑有：故宫，包括天安门、午门、太和殿、角楼等；天坛，包括祈年殿、圜丘坛、皇穹宇等；岁时建筑，包括鼓楼、钟楼；寺庙建筑，包括太庙、历代帝王庙、孔庙、雍和宫等；城墙城门，包括正阳门城楼、箭楼，德胜门箭楼，内城东南角楼、明城墙遗址等。北京能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历史文化名城，就是因为还保留着这些文物古迹。北京内城东南角楼
北京城市文化博大而深邃，充满魅力，还体现在代表北京城市魂魄的中轴线上。关于这条中轴线，建筑大师梁思成先生讲了这样一段话：“一根长达八公里，全世界最长，也最伟大的南北中轴线穿过全城。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就由这条中轴的建立而产生；前后起伏，左右对称的体形或空间的分配都是以这条中轴为依据的；气魄之雄伟就在这个南北引申、一贯到底的规模。”明清两朝很注意这条中轴线的建设与维护。这条中轴线南起永定门，北止钟鼓楼，全长15里，约合8公里。中国的“中”字，是一个“口”字加一竖，这一竖不能写偏了，写偏了就不是中国的“中”，懂书法的人都知道，这一笔要走中锋，藏头向下行笔，笔要垂直行走，“中”字中间这个“口”字要放正。北京故宫——紫禁城就是这个“口”字，南北中轴线就是这一竖。北京鼓楼
在这条中轴线上，有很多经典建筑。左右对称的建筑有：天坛与先农坛，长安左门与长安右门，太庙与社稷坛，阙左门与阙右门，东安门与西安门，东华门与西华门，日坛与月坛等。最具特色的是在紫禁城内的对称建筑，在太和门前有协和门与熙和门，在太和殿前有体仁阁与弘义阁，在中和殿前有中左门与中右门，在保和殿两侧，有后左门与后右门，在乾清门前有景运门与隆宗门，在乾清宫庭院两侧有日精门与月华门。更奇特的是乾清宫与坤宁宫、日精门与月华门又组成天、地、日、月四向的建筑布局。其中，乾清宫在南，象征天在南；坤宁宫在北，象征地在北；日精门在乾清宫庭院东庑，象征日在东；月华门在乾清宫庭院西庑，象征月在西。在紫禁城中，还有两组建筑是对称而且相互呼应的，这就是文华殿与武英殿，东六宫与西六宫。进入御花园，建筑的整齐对称与相互呼应又达到高潮。御花园内有楼、台、亭、阁、轩、馆、斋、堂20余座，几乎囊括了中国园林的所有建筑形式。其中，最突出的还是对称式的建筑布局，以中轴线上的钦安殿为中心，左面布置有：堆秀山、摛藻堂、凝香亭、浮碧亭、万春亭、绛雪轩；右面布置有：延晖阁、位育斋、玉翠亭、澄瑞亭、千秋亭、养性斋。在这些建筑中，堆秀山上的御景亭与延晖阁相互呼应；摛藻堂与位育斋各有五间平房建筑，相互对应；浮碧亭与澄瑞亭都是四角攒尖顶的方亭，相互对称；万春亭与千秋亭相互对称；绛雪轩与养性斋相互呼应，一个建筑平面呈现“凸”字形，一个建筑平面呈现“凹”字形。北京钟楼
明清北京的另一胜景是景山。景山由五座山峰组成，传说是根据佛祖的五根手指修建而成。明朝修建紫禁城时，用拆毁原皇宫的渣土和从紫禁城护城河挖出来的泥土堆砌成山，名为“万岁山”，清代改名为“景山”，可拆字为“日”下“京城”。山脊上五座亭子为乾隆十五年（1750年）修建，从东向西依次排列为周赏亭、观妙亭、万春亭、辑芳亭、富览亭。其中，万春亭居中峰，方形，三重檐，四角攒尖顶，黄琉璃瓦绿剪边顶，雄伟壮观；观妙亭、辑芳亭均为八角形，重檐，绿琉璃瓦黄剪边顶；周赏亭、富览亭为圆形，蓝琉璃瓦褐剪边顶。亭建成后，每座亭内立铜铸佛像一尊，为五方佛，保佑着紫禁城的江山社稷。五方佛正中为毗卢遮那佛，也称“大日如来佛”，在万春亭内。另外四尊佛从东向西，第一尊为宝生佛，在周赏亭内，第二尊为阿佛，在观妙亭内，第三尊为阿弥陀佛，在辑芳亭内，第四尊为不空成就佛，在富览亭内。五方佛在1900年被八国联军掠走四尊，毁一尊（毗卢遮那佛）。现在万春亭内的毗卢遮那佛像是新铸造的。景山最为奇特的景象是20世纪末人们利用航空遥感技术发现的景观，从航空遥感的照片隐约可以发现，从空中看景山整体酷似一尊体态雍容、面带微笑的坐佛。这一发现，更增加了北京帝都文化的神秘感。帝都北京的城市阴阳布局
从城市布局来看，北京城不仅是一座城市，更是一座艺术宝库。北京城市建筑展现的是一种文化，是大中华博大精深的文化。因此，北京城市中轴线被视为大中华文化线，又被称为“人类智慧的轴线”，是北京走向未来的人文线。帝都北京的城市阴阳布局
四、北京历史文化的特点
北京历史文化具有以下四个特点：历史悠久，积淀厚重；吸收力强，内容丰富；高雅精彩，充满活力；信息量大，辐射力强。有人更集中概括为“博大精深”四个字。有人认为，北京历史文化太丰富了，不愧为首善之区的文化，庄重大气；同时认为，北京文化是中华文化精髓，城市建筑非常经典，文化积淀深厚，深不见底。还有人认为，北京历史文化具有几股气：一是大气，不小气，有礼貌，讲道理；二是皇气，天子居住的地方，皇权至上，突出中央；三是官气，官宦居多，讲究品级，注重身份、地位；四是文气，文人雅士居多，文化设施和文化场所汇集；五是古气，历史悠久，崇尚传统；六是人气，多民族融合，人气聚集；七是朝气，城市发展3 000多年，依然朝气蓬勃，蒸蒸日上，充满活力。
对北京历史文化特点的概括是多种多样的，反映了北京历史文化的博大精深。本书用“包容、和谐、中正、和平”来概括北京历史文化的特点。“包容” 是说北京文化具有海纳百川的魅力。北京文化最大的特点是中华各种文化的融合，这是由北京的地理位置决定的。北京是中原农耕文化、西北草原文化、东北山林文化和东南沿海文化的交汇处。在历史上，北京各民族交往频繁，经济社会文化发达，是中华民族最集中和最典型的民族散杂居地区。因此，北京文化丰富多彩。北京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从来不拒绝外来文化。早在明末清初，北京文化就通过商人、传教士传入欧洲，同时西洋文化传入北京；18世纪，也就是中国清朝乾隆年间，在中国皇家园林圆明园中就修建了西洋楼和大水法。北京文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能将外来文化吸收、提高，并发扬光大。这个过程有专家作过生动比喻，就像酿酒，经过醇化后得到提升。还有专家指出，北京城市就像一座大熔炉，各种文化到北京都要经过这座城市的检验和提升。清朝中叶进京的“徽班”是典型的民间文艺演出，经北京这座都市的醇化、提升，变成了地道的京剧；山东饭庄传来的烤鸭，变成了地道的北京烤鸭；西域的地毯变成了北京地毯；就连杭州西湖的美景也变成了北京的“三山五园”。清史专家戴逸在描述宣南文化时也有同感，他说，在清朝乾隆、嘉庆年间，南来北往的举子，住在宣南各会馆，带来的是各地文化，甚至包括口音和方言，饮食和穿戴，在京师这个大熔炉，经过锤炼和提高，成为京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然后又被举子们带回各地，从而完成了北京文化海纳百川又辐射全国的过程。这是北京文化的特征，又是包容文化的生动展现。“和谐”是说北京文化具有凝聚作用的魅力。和谐是北京文化的显著特征，也是东方文化和中华文化最神奇和最具魅力之所在。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研究北京城市文化的专家都惊奇地发现，世界五大宗教（道教、佛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在北京城市聚集，但是相对和谐。例如，著名的欧洲汉学家施舟人早就注意到，作为古代东方的大都市——元大都，城内各种宗教场所并存，而且神职人员之间和平相处，与西方一些城市中宗教矛盾突出并经常引发战争相比，元大都城和明清北京城是另一番景色，这不能不说是中华和谐文化的魅力。无独有偶，北京市佛教协会在研究宣南文化时也惊奇地发现，在北京宣南地区，以北京蓟城纪念柱为中心的咫尺范围中，聚集着五大宗教的众多著名活动场所。这些场所有佛教的天宁寺、法源寺、长椿寺；有道教的白云观；有基督教的珠市口教堂；有天主教的宣武门教堂（俗称“南堂”）；有伊斯兰教的牛街礼拜寺等。这种“宗教文化区”的现象在世界大城市中也是罕见的，充分体现了东方和谐的文化氛围，体现了北京城市文化的独特魅力，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凝聚力。北京四合院如意门
北京的和谐还体现在多元文化共存的现象上，元大都以后的北京文化的这一特点非常明显。元代给我们留下了一处非常宝贵的文化遗存，即居庸关云台。云台用大理石建造，上面雕刻着精美的佛像和图案。其中，门洞内用六种文字雕刻的经文在世界文化遗产中都是极为罕见的。这六种文字分别为梵文、八思巴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西夏文和汉文。其中，西夏文又是非常少见的。六种文字刻在一起，表明从元大都开始，北京的多民族文化交流就达到了较高的水平。而六种文字集中刻在由元大都城到西北的重要关口，也就是必经的道路上，表明大都城内的统治阶级在“和”的文化理念下，对多元文化交融的重视。“中正”是说北京城市规划坐北朝南，方位正，一条城市中轴线的确定，使北京旧城营建和新北京城的发展建设都堂堂正正，这正是东方文化和北京文化的又一独特魅力。
中正还是一种文化理念，一种精神。这种文化理念或精神就是讲究事物“不偏为中”，讲究做人、做事要大气、公正。大气，就是光明正大，正气凛然。公正就是端正，坚持原则，按客观规律办事。“和平”是说北京人心地善良、追求平稳的生活。北京人追求平稳、宁静的生活，反对暴力和战争。北京老人常说，北京城是块风水宝地，战争一到北京城就停止了。这里面既有历史上的一些巧合，也反映出北京人厌恶战争、追求和平的美好愿望。尽管北京城历史上多次遭受战争的洗礼，但是北京人始终坚持中华民族的美德，即“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化腐朽为神奇，用宽广的胸怀、善良的心地对待一切困难、劫难，甚至包括痛苦和牺牲。在北京中山公园有一座石牌坊，这座牌坊源起于1900年，当时北京出现了义和团运动，帝国主义列强为了维护其在北京城的利益，调兵进城，对清政府进行恫吓，对老百姓进行屠杀，遭到了北京人的反抗。6月20日上午，当德国公使克林德乘车经过东单牌楼西总布胡同向北京人挑衅时，被中国清军军官恩海击毙。这一下可捅了“马蜂窝”，帝国主义列强不仅要求清政府将恩海交给德国使馆，把他当作祭品残酷地杀害了，还进一步要求清政府在击毙克林德的马路上修建一座大理石牌坊，用英文、拉丁文、法文、中文刻上中国皇帝（光绪）的道歉上谕，把耻辱铭刻在北京人的脸面上。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北京各界人士强烈要求拆除这座牌坊。于是1919年这座牌坊被移至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正门内。到1952年这座牌坊要为人民服务，于是被赋予新的文化内涵，这个新的文化内涵就是北京人对和平的追求。于是，由郭沫若亲笔题写的四个大字“保卫和平”被铭刻在这座牌坊上。这座牌坊已经成为北京的“保卫和平坊”。北京的小街道被称为胡同，北京典型的民居是四合院，尽管北京城已经成为车马喧嚣的国际化大都市，但是，宁静的胡同，平静的四合院，仍然是老北京人挥之不去的美好记忆。
第一讲人文曙光与立国之地——从“北京人”到燕国
郗志群北京位于华北大平原北端，总面积为16 000余平方公里。西部山地属太行山余脉，俗称西山；北部和东北部山地属燕山山脉；腹地为平原，向东南扩开，面向渤海。整个地形就像一个临海的港湾，故称“北京湾”，又称“北京小平原”。北京地处中纬地带，加之傍山面海，腹地辽阔，气候四季分明，年平均气温为10~12℃。这样的气候环境为生物的生存及繁衍提供了合适的条件。考古显示，北京已发现不少距今200万年左右的哺乳动物化石，而哺乳动物的衍生意味着人类的出现已为时不远。北京地形影像图
一、掀开北京历史序幕的先民们
（一）周口店的古人类1.“北京人”
目前考古发掘显示，至少在50多万年前北京地区就出现了原始人类劳动、生息、繁衍的身影，其活动区域就在距北京城区西南约50公里的房山区周口店镇一带。这里有一些低平小山，海拔一般为150~160米，地质成分主要为石灰岩，由于石灰岩易被水溶解，经过千百万年的溶蚀，这些小山中逐渐发育出许多溶洞和裂隙，其中一座叫龙骨山的小丘上就有五个大小不一的洞穴。20世纪20年代，在龙骨山东北坡最大的一个洞穴中发现了原始人类的牙齿和骸骨化石，这种原始人类就是著名的“北京猿人”，在人类学上的正式名称叫“北京直立人”，俗称“北京人”，这个洞穴后来被称为“猿人洞”。
1929年12月2日，这是周口店遗址发掘中最值得纪念的一天。这天的傍晚，在我国古人类学家裴文中的主持下，在猿人洞发现了第一个完整的北京猿人头盖骨化石，掀开北京历史第一页的先民终于露出了神秘的面容。北京猿人头盖骨化石复制品
在“北京人”遗址的整个发掘过程中，共发现了40多个不同年龄、性别的猿人化石。1989年，科学家采用先进的电子自旋共振法测定，“北京人”化石年代距今有57.8万年。根据研究，“北京人”身材比现代人矮小，男性约为156厘米，女性约为144厘米。“北京人”的头盖骨低平，头骨较厚，脑容量为1 088毫升，约为现代人的80%，是猿的两倍多。从复原后的面貌看，“北京人”还保留着近似猿的特征，如眉骨粗壮，而且向前极为突出，鼻骨较宽，鼻梁较为扁平，上颌骨明显向前突出，下颌骨比现代人粗大而且后缩。但是“北京人”的肢骨显示，其手足已经分工，股骨特征证明“北京人”已能直立行走，但股骨较短，略微向前弯曲，仍显示原始特性。“北京人”上肢进化较快，已和现代人的上肢差不多，这无疑与长期劳动有紧密关系。“北京人”在改造自然的斗争中，使用的是经过简单打制的石器。从“北京人”遗址出土了约10万件石器材料，其中有一些是经过人工打制的石器，包括刮削器、尖状器、砍斫器等。可以制作工具，从事劳动，具有同自然界作斗争的能力，这是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北京人”生活的时代，从人类发展史上讲，属于旧石器时代初期。“北京人”的出现揭开了北京地区人类历史的序幕，使北京成为世界上最早进入人类社会的地区之一，对于人类起源和早期社会发展史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2.“新洞人”
周口店地区的洞穴中还居住过旧石器时代中期的原始人类，被称为“新洞人”。之所以被称为“新洞人”，是因为这种原始人类是在距“北京人”居住的洞穴约70米的另一个新的洞穴内发现的。1973年，考古工作者在这里发现了一颗男性臼齿化石。经过测定，该牙齿形态比“北京人”进步，生活年代距今约10万～20万年，是介于“北京人”和“山顶洞人”之间的原始人类。 “新洞人”属于旧石器时代中期的原始人类，从社会发展阶段上讲，这个时期已属于原始群的晚期，正处于原始群向母系氏族过渡的时期。
3.“山顶洞人”
周口店的古代人类还有著名的“山顶洞人”。之所以称为“山顶洞人”，是因为其遗址位于龙骨山的山顶，正处于“北京人”居住的“猿人洞”的顶部之上。这个遗址是在1930年发现的，1933—1934年间进行了两次发掘，发现了重要的古人类化石和文化遗存。
经过测定，“山顶洞人”的生活年代距今约2.7万年，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原始人类。他们前额突起，脑容量达1 300~1 500毫升，鼻梁和下颌突出，牙齿细小，股骨与现代人一致。“山顶洞人”的骨骼形态与现代人类已没有太大差别。山顶洞人使用的骨针“山顶洞人”遗址中发现的石器很少，只有25件，但洞中发现的各类骨角器和装饰品却颇为丰富。骨角器中有一根骨针，长82毫米，针身微弯，刮磨光滑，针尖圆锐，另一端挖有针孔，直径为3.1毫米，可惜已残缺。这件骨器不但显示出“山顶洞人”制造工具的技术水平，而且也证明他们已经开始用兽皮缝制衣服，御寒遮体，告别了赤身露体的时代。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山顶洞人”墓地遗骨化石的周围散布着赤铁矿粉，表明当时人们在埋葬死者时，可能实行撒赤铁矿粉的原始宗教仪式。这意味着“山顶洞人”已经有了原始的宗教信仰，甚至可能存在着“灵魂不死”的观念。“山顶洞人” 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原始人类，从社会发展进程上看，此时人类的社会组织已进入母系氏族公社时期。
4.“田园洞人”
与“山顶洞人”处于同一时期的还有最近发现的“田园洞人”。田园洞位于房山区周口店田园林场内。2001年春季，林场人员在寻找水源的过程中发现此洞并挖出一些骨头化石，经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鉴定，这些破碎的化石中有鹿、豪猪、猕猴等动物化石，年代比较久远。2003年6月该遗址进行正式发掘，不但又出土了一批古动物化石，而且还在地层中发现了人类的遗骸，包括：下颌骨（附多枚牙齿）、锁骨、脊椎骨、股骨等。这一发现为北京地区的古人类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极具科研和学术价值。（二）永定河畔的“东胡林人”
北京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代表性的文化遗址是门头沟区清水河畔的“东胡林人”墓葬。清水河是永定河的支流，相对于永定河流经高高的山峡而言，清水河沿岸是一条较宽的河谷，被称为“斋堂川”，斋堂镇东胡林村就位于清水河北岸一片低矮的黄土台地上。1966年，在东胡林村西侧发现了一座古人类墓葬遗址。这是一座三人合葬墓，包括两名成年男子和一名年约16岁的少女，他们被命名为“东胡林人”。据测定，“东胡林人”生活的时代距今约1万年左右，相当于新石器时代的早期阶段，他们的体质形态已与现代人基本一致。从合葬情况看，家庭组织有可能已经出现了。“东胡林人”骨镯“东胡林人”的文化遗物主要是装饰品。在少女遗骨的颈部周围，发现有50多枚已穿过孔的蜒螺壳，大小均匀，显然是少女佩戴的一副项链。另外，在少女腕部周围，还发现7枚用牛肋骨截断磨制而成的骨管，长短接近，相间排列，这应该是戴在少女手腕上的一副骨镯。少女身上的这些饰物，不仅起着美化和装饰作用，还应该是当时尊重女性的一种表现，而以女性为中心是母系氏族公社的典型特征。这些比较精美的装饰品的出土，说明当时的社会生产力已经有了较大提高，“东胡林人”已不需要整天为维持生命而奔波，可以有时间和精力制作这些装饰品来美化自己的生活。而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与这时的人类离开山洞来到河谷黄土台地居住，劳动生活环境有了较大改善也是密切相关的。
2003年初，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和北京市文物研究所联合组成考古队对“东胡林人”遗址进行了再次发掘。10月19日出土了一具保存完好的古人类骨骼化石，高约160厘米。除了这具保存完好的人骨外，还挖掘出包括石器、玉石、陶器、残存人骨、动物骨骼等在内的一批重要文物和多处“东胡林人”烧火的火塘遗迹。根据初步推断，在约1万年前，这里可能是“东胡林人”的季节性营地，但不一定是他们长期居住的地方。“东胡林人”遗址的考古新发现，填补了自“山顶洞人”以来北京地区人类发展史上的一段空白，为研究华北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人类及其文化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三）平谷盆地的上宅文化
由于更新世初期的地质构造运动，北京山区的边缘地带形成了一系列的山前断陷盆地，位于北京东北的平谷盆地就是其中之一。20世纪80年代中期，考古工作者在平谷盆地发现了主要代表新石器时代中期文化的上宅遗址和北埝头遗址，统称“上宅文化”。
上宅遗址位于平谷盆地东部韩庄乡上宅村西北的一块台地上，北靠燕山，南临泃河。遗址的文化堆积层分布在一条天然冲沟里，共分为八层，下面四层构成了上宅文化的主体。遗址中出土的新石器时代遗物十分丰富，包括石器、陶器共3 000多件，可分为生产工具、生活用具、装饰艺术品三大类。
生产工具以石器为主，多数是打制或磨制石器，有斧、凿、铲、磨棒、磨盘、砧石、石球、石镞、网坠等。细石器有柳叶形石刀、复合刃器等，但数量很少。从这些工具的用途分析，当时上宅居民主要从事的是农业生产，兼有狩猎和捕鱼。生活用具则多为陶器，可分为夹砂陶和泥质陶两大类，器形主要有罐、碗、钵、杯、勺等，用于炊煮食物或放置物品。这些器物外表多数有纹饰，有抹压条纹、压“之”字纹、叶脉纹、篦点纹等20多种。陶器用泥片贴筑法和泥条盘筑法制成，由于在露天烧制，火候难以把握，造成器物表面颜色不匀，以红褐色为主。装饰艺术品有石质品和陶质品，包括石龟形饰件、石猴形饰件、石鴞形饰件、陶猪头、陶羊头、空心响球等。这些物品可以说件件精美生动，兼具艺术性和实用性，表明上宅居民的技艺和创造力都达到了较高水平。另外，在遗址中还出土了一件陶质鸟首形镂孔器，该器物圆形平顶，前出一鸟喙，鸟喙两侧各有一眼，下部逐渐变粗呈圆筒形，开有四道竖长条镂孔，顶部和下部有羽状交叉画线纹饰。有专家推测其功能是用于图腾崇拜或祭祀。
据测定，上宅遗址距今6 000～7 000年，属新石器时代中期。在此之前，北京地区缺少新石器时代中期文化的分期序列，上宅遗址的发现填补了这个空白，并为研究北京地区新石器时代中期的历史文化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同时，从出土器物的形制、纹饰和制作方法上看，上宅文化与东北的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以及中原的磁山文化既有相近之处，又有差别。因此，有学者认为，上宅文化是处于中原与北方两大原始文化之间接触带上的一种地方文化。它的发现表明，在距今7 000年左右，北京小平原就已显现出其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开始出现不同文化的融合。（四）军都山旁的雪山文化
军都山位于北京城的西北方向，属燕山山脉的西段，闻名中外的八达岭和居庸关都坐落在这里。1961年，考古工作者首次在军都山旁的雪山村发现了一处重要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被命名为“雪山文化”。1981年，考古人员再次对遗址进行了调查和钻探工作，确认雪山遗址的文化堆积从上至下包含战国、西周、夏家店下层和新石器时代四个文化时期，其中新石器文化遗存又分为一、二两期。
雪山一期文化距今5 000～6 000年，属新石器时代中期文化。出土的陶器以夹砂褐陶为主，还有掺贝粉的泥质红陶。器形以双耳罐最多，另有钵、壶、盆、豆等，还发现了用于纺织的陶质纺轮。石器有磨制的石斧、石刀、石镞、磨棒等。从文化因素考察，雪山一期文化和东北的红山文化比较接近，与中原的仰韶文化也有相似之处，这表明中原与北方文化继续对北京地区文化产生着影响，其中北方文化的影响要大些。雪山二期黑陶罐
雪山二期文化距今4 000多年，属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主要的文化遗存包括三座半地穴式房址以及数量较多的陶器和石器。发掘显示，房址地基为椭圆形，东南向开有斜坡门道。室内地面上保留着柱洞、红烧土圈、木炭渣等遗迹。陶器中第一次出现了泥质黑陶，有罐、鼎、浅腹盆等。这些黑陶制作工艺采用较先进的轮制法，使得器壁很薄，和蛋壳厚度相差无几，故有“蛋壳陶”之称。石器以磨制为主，其中数量最多的是石斧，也有镞、刮削器一类的细石器。
从出土陶器的制作、纹饰、器形以及石器种类分析，雪山二期文化与中原地区的龙山文化有一定关系，因为黑陶和磨制石器是龙山文化的典型器物。这表明这一时期北京地区的原始文化越来越受到中原原始文化的影响。龙山文化是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代表性文化，由于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当时人们的经济生活已经以农业为主，畜牧业也有了较大发展。农业的发达，提高了男人的社会地位，并最终导致父系氏族社会取代母系氏族社会，人类社会发展进入到原始社会的末期。（五）与黄帝有关的传说
黄帝是华夏儿女的人文初祖，有关黄帝与炎帝、蚩尤的大战是古史传说中的重大事件，也是北京及周边地区历史上的著名战争。
原始社会中晚期，在当时广袤的地域内逐渐形成了华夏、东夷、苗蛮三大集团。其中华夏集团以黄帝、炎帝两大部族为核心，据传其首领黄帝和炎帝皆为少典氏后裔。黄帝和炎帝部族兴起于今关中平原、山西西南部和河南西部，经融合后，遂沿着黄河南北岸向今华北大平原西部地带发展。黄帝长于姬水（也称岐水，在今陕西境内，也有其他说法），以姬为姓，东进中原后，居于轩辕之丘（今河南新郑西部），称轩辕氏（又称缙云氏、帝鸿氏、有熊氏）。黄帝一族形成了包括姬姓在内的12个部落的部落联盟。而炎帝长于姜水（渭水支流，今陕西岐山东），以姜为姓。炎帝一族沿黄河流域向东发展进入中原，成为黄河中游地区强大的部落联盟。在那乱世中，凡有不顺从者，黄帝就出兵讨伐，以战争手段制止了各部落间的长期混战，统一了黄河流域的大片土地，成为中国大地上部落联盟的首领，后世称“诸侯咸归轩辕”，并“尊轩辕为天子”。与此同时，炎帝也在不断扩大自己的势力，两大联盟终于爆发冲突。黄帝率领以熊、罴、貔、貅、貙、虎等为图腾的各部落，与炎帝部落联盟在阪泉之野（今河北省涿鹿县东南，另一说为今山西省运城市盐湖附近）交战。经三次激烈战斗，黄帝部落联盟终于获胜，初步建立了黄帝对中原地区的领导地位。此后，炎、黄两族部落开始联合并融合为华夏民族，占据了中原地区，在黄河中下游两岸的广阔土地上逐渐创造发展起伟大的华夏文明。
同一时期，在黄河下游的今冀、鲁、豫、苏、皖交界地区的九夷部落（东夷集团的一支），也在其著名领袖蚩尤的领导下，以今山东为根据地，由东向西方向发展，开始进入华北大平原。这样华夏集团与东夷集团之间的一场武装冲突也就不可避免了。距今约4 600年前，黄帝部族与东夷集团中的蚩尤部族在今河北省涿鹿县一带进行了一场大战，称为“涿鹿之战”，战争的目的是争夺适于牧放和浅耕的中原地带。
战争爆发后，适逢浓雾和大风暴雨天气，很适合来自东部多雨环境的蚩尤族展开军事行动。所以在战争初期，擅长于晴朗天气作战的黄帝族处境不利，曾经九战而九败（九是虚数，形容次数之多）。然而，不多久，雨季过去，天气放晴，这就给黄帝族转败为胜提供了重要契机。黄帝族把握战机，在玄女族的支援下，乘势向蚩尤族发动反击，其利用特殊有利的天气——狂风大作，尘沙漫天，吹号角，击鼙鼓，乘蚩尤族部众迷乱、震慑之际，以指南车指示方向，驱众向蚩尤族进攻，终于一举击败敌人，并在冀州之野（今河北地区）擒杀了其首领蚩尤。“涿鹿之战”就这样以黄帝族的胜利而宣告结束。战后，黄帝族乘胜东进，一直进抵泰山附近，在那里举行“封泰山”仪式后方才凯旋西归。同时“命少皞清正司马鸟师”，即在东夷集团中选择一位能服众的名叫少皞清的氏族首长继续统领九夷部众，并强迫东夷集团同自己的华夏集团互结为同盟。
这场战争的大致经过情况是由神话传说所描述的，因此更具体的细节已无从考索。“涿鹿之战”有力地奠定了华夏集团据有广大中原地区的基础，并起到了进一步融合各氏族部落的催化作用。取得这场战争胜利的部族首领黄帝从此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并逐步被神化。由此可见，“涿鹿之战”的确是中华民族在发轫时期决定日后基本面貌的历史性战争。
二、北京湾里诞生的早期国家和城市
（一）燕国和蓟国从历史文献记载可知，在夏、商王朝统治时期，北京及其以北地区同时有几个部族存在，包括孤竹、燕亳、山戎、肃慎等，其中孤竹、燕亳等部族后来建立了奴隶制国家，成为商王朝北方的附属国，其中的燕国可算是北京地区最早形成的国家之一。但这个燕国与后来西周分封的燕国并不是同一政权，它是一个在本地自然发展建立起来的奴隶制国家，因此，史学界通常称之为“古燕国”。
关于古燕国的历史情况在甲骨文和文献资料中都有所记载。商代甲骨文中“燕”字写作“妟”，并有“妟来”、“妇妟”等卜辞。所谓“妟来”，意思是指妟国人到商王朝来。而“妇妟”则应指妟国的女子嫁给商朝人。可见，妟与商王朝不但常有往来，而且还通婚。文献资料中出现这个古燕国始于西周初年，《史记·周本纪》有记载，“封召公奭于燕”，这说明召公受封之地，原来就叫“燕”，这里应该就是古燕国的所在地。这个古燕国可能由于是商朝北方比较重要的附属国，在武王灭商的过程中也被西周的武装力量灭亡了，取而代之的就是西周分封的诸侯国——燕国。
另外，在商代我国北方还有一个由帝尧的后裔建立的奴隶制国家，名叫蓟国，当时也是臣属于商王朝的一个小方国，西周建立后又臣属于周王朝。“蓟”和“燕”是两个邻近的诸侯国，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燕国强盛，蓟国弱小，于是燕国兼并了蓟国，时间大约在春秋初期。
依上所述，西周的燕国是召公奭的封国。召公，本名姬奭，文献中又称君奭，文王之子，官至周王朝太保，位居三公之一，又因其采邑在召（今陕西岐山西南），故史称召公。由于召公本人及其家族在周王室中占有重要地位，周初遂将召公封于“燕”。因为“燕”地处于北方边远地区，这里是北方民族南下的交通要道，对于周王朝来说，这是一个镇抚边疆、藩屏王室的重要区域。召公受封于燕地这一事件，标志着北京地区正式纳入中原王朝的管辖范围。
召公虽受封于燕地，但由于他在周王朝里是与周公一样重要的辅臣，故仍留在宗周处理王朝政务，实际到燕地就封的是他的长子克。这件事在北京地区出土的青铜器上和历史文献中都有记载。1986年，在房山区琉璃河黄土坡西周墓地遗址的大墓中出土的青铜罍和青铜盉上都刻有“令克侯于匽”的铭文，“匽”与“燕”的音义在古代是相通假的。《史记·燕召公世家·集解》也说，召公封燕后“以元子就封”，“元子”就是嫡长子。按照《史记·燕召公世家》“自召公已下九世至惠侯”的说法，召公虽然没有实际到燕国做封君，但也是名义上的第一代燕侯，那么，克就是第二代燕侯。第三代燕侯，据青铜器铭文记载，名字叫旨，是克的三弟。第四代至第八代燕侯情况不详，有待于新的考古发现来提供更多的信息。
从第九代燕惠侯起，燕国的历史才开始有了较明确的纪年。《史记·燕召公世家》载：“燕惠侯当周厉王奔彘，共和之时。”西周共和元年为公元前841年，这一年正值燕惠侯二十四年。据《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惠侯在位38年，时为公元前827年，已经到了西周的末期。克盉克罍
春秋战国时期，燕国因国力较弱，不被中原诸侯重视。在与其他诸侯列国争雄的同时，国内的政治斗争也颇为激烈，这一切给燕国的发展带来了不利的影响。
公元前320年，燕王哙继位，面对复杂的内外形势，他幻想通过非常手段达到使燕国迅速强大的目的。公元前318年，他任命一个叫子之的人为相国。据史书记载，子之办事果断，善于监督考核臣属，深得燕王哙赏识。但子之同时也是一位精于以权谋私、权力欲望极强的野心家。他利用燕王哙希望改革的时机，诱使燕王哙“禅让”，最终取得了燕国的王位，还劝说燕王哙把朝中俸禄在300石以上的官吏的玺印收回，交给子之调遣，使子之完全掌握了燕国大权。这一举动使燕国人心混乱，特别是遭到太子平和大将军市被等人的反对。公元前314年，在齐国的支持下，太子平和大将军市被发动兵变，率军围攻燕国王宫，但一时未能攻克。后来大将军市被反戈，与子之联兵反攻太子平，结果太子平和市被都在战乱中丧生。
正当燕国内乱之时，齐宣王乘机起兵，大举进攻燕国。此时燕国的军队已毫无斗志，不战而退，都城城门大开。齐军进入城中，不但杀了燕王哙和子之，还把燕国的宗庙、王宫毁坏，将其中的珍宝重器抢掠一空，并且在城中肆意屠戮百姓。齐军攻占燕都，占据燕国大半疆土，燕国差不多已名存实亡了。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公元前312年，齐国在其他诸侯国的联合反对下，才被迫撤出燕国。流亡在中原的燕国公子职，在赵、魏等国的扶持下返燕，并继承了王位，这就是燕国历史上负有盛名的燕昭王。
燕昭王是一位很有作为的国君，早在他在韩国做人质的时候，就受到一些中原诸侯国改革举动的影响，怀有改革燕国的远大抱负。返国后，面对燕王哙“禅让”事件给燕国带来的政治、经济上的巨大破坏，为了收拾残破局面，使燕国重新回到与列国争雄的地位，特别是要伐齐以“雪先王之耻”，他励精图治，可谓不遗余力。
一方面，他把原来燕国的军事重镇武阳城（在今河北易县境内）营建成陪都，这就是历史上所称的“燕下都”。燕下都的建立，对于巩固燕国南部疆土，阻止中原诸侯国北进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另一方面，他还态度谦恭地向燕国贤士郭隗问计，郭隗建议他广揽良才。于是，燕昭王特意为郭隗建造宫殿，正式拜他为师。还在易水旁修筑一座招贤台，上置千金以延揽天下豪俊，这座招贤台就叫“黄金台”。燕昭王这一举动，很快就在列国贤士中引起巨大反响。此后，据《史记·燕召公世家》记载，“乐毅自魏往，邹衍自齐往，剧辛自赵往，士争趋燕”，皆为昭王之臣。“黄金台”也成为君王能招贤纳士的一个象征，受到后世万代的赞咏。燕昭王不仅“卑身厚币，以招贤者”，还深入民间，“吊死问孤”，并且简朴自奉，亲自参加劳作，与燕国百姓同甘共苦。经过20多年的苦心经营，燕国逐渐恢复了国力，日益富强起来，士卒也群情激昂，愿意为国家而战。
燕昭王二十八年（公元前284年），燕国以乐毅为上将军，统率燕、赵、韩、魏、秦五国联军，合力伐齐，在济西一战中大败齐师。随后乐毅又独率燕军，深入齐境，攻破齐都临淄，焚掠齐国宫室宗庙，将所获珍宝、祭器等全部运回燕国。对此，燕昭王大为高兴，他亲自来到济上慰劳军队，犒赏将士，封乐毅于昌国，号为“昌国君”。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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