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谈笑
出版社：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文化视域中的马来班顿研究试读：
前言
班顿是马来民族的一种传统诗歌体裁，长期广泛流传于马来世界，蕴含着巨大的美学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自20世纪上半叶以来，班顿吸引了一批西方研究者的注意，他们的研究成果奠定了今日班顿研究的基础。马来西亚建国后，有一大批马来学者对班顿进行搜集、整理和研究，并将其定性为“国家文学”的重要内容。此外，许云樵、廖裕芳、许友年等不少华人学者也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班顿进行了创新性的研究。在当今世界后现代后殖民时期全球文化走向趋同，不同文化系统之间的冲突、对抗和融合加剧的大背景下，对班顿这样一种始终保持着鲜活生命力的马来民族文化样本展开系统、深入的研究，有助于探寻民族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身份认同问题。
本书首先从源头上阐述了班顿的马来民族属性。然后，从文学审美的角度分析了班顿所折射出的马来民族审美观，如“以小为美”“以委婉含蓄为美”“以均衡和谐为美”等。之后分析了班顿与马来民族社会生活和精神世界的密切联系，揭示了班顿鲜明的马来民族特色。班顿的意象和母题集中反映了马来世界自然、社会和文化的种种特征。本书试图结合马来文化的若干特点，从不同的角度对班顿进行具体的研究，揭示班顿与马来文化之间的关系，从中探寻、勾画出马来民族的生存环境、社会生活、精神信仰、民族精神的综合面貌。
本书把社会文化研究的方法引入民族文学研究领域，把民族文学置于更广阔的文化视域中，从文学和文化的复杂关系中解读文学，从文学的普遍性功能出发，阐释其社会价值。根据文学原理对班顿进行统合和分解，以班顿作为出发点和归结点，将其视为一种文化载体，多层次、多角度阐释其文化含义。本书还从富有东方古典哲学思想的诗学理论和分析模式，从“言、象、意、道”四个层面来审视班顿，由表及里，层层深入，最终接近其精神内核。此外，诗歌的“五大功能”即纯审美功能、娱乐功能、教谕功能、认知功能和实用功能及其互补性理论构成了本书的基本理论框架，并将其贯穿到整个研究当中。
本书的结论有三点：①班顿是马来民族的文学瑰宝，具有纯粹的马来民族属性；②班顿的无穷生命力和高超艺术魅力不仅仅源自它对马来民族生存空间和生存状态的描摹，更源自千百年来马来民族对于真善美的不懈追求；③班顿已经超越一般意义上的民间文学范式，而成为凝聚马来民族智慧、投射马来民族精神、塑造马来民族形象的文化重器。第1章 绪论1.1 选题意义
Yang kurik kundi，
红豆黑豆，
Yang merah saga；
其色各明；
Yang baik budi，
世间美好，
Yang indah bahasa.
唯有德行。
这是一首在马来民族中人尽皆知、耳熟能详的小诗，它短小精悍，格律整饬，音韵铿锵，意境隽永。没有人知道它的作者是谁，也没有人知道它诞生的年代，人们只知道这就是一首典型的马来班顿（pantun）。
班顿是马来文学中历史悠久、影响深远的一种诗歌体裁，是马来民族极负盛名的一种民间诗歌，长期广泛流传于马来半岛及印度尼西亚群岛等地区的马来族社会当中。马来班顿自古以来就由那些不知名的民间诗人和歌手在劳动和生活中即兴创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以口耳相传的形式流传于马来人社会当中。从本质上而言，由于马来班顿的诞生及成型过程中极少受到印度教、佛教或者伊斯兰教的影响，所以被公认为最“纯正”的马来民间文学。时至今日，面对各种现代文艺形式的冲击，马来班顿不但没有像许多其他古典文学体裁那样失传或者消亡，反而因其巨大的生命力和艺术魅力而得到了很好的继承和发扬，成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一个典范。
作为一种大众化的诗歌体裁，班顿已经渗透到马来人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为马来社会各阶层人士所喜闻乐见。因为马来班顿具有鲜明的民族和地域特征、顽强的生命力和深远的社会影响力，所以长期以来它都是各国学者研究马来人的情感、生活、文化和习俗的一个最佳范本。班顿是马来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极其鲜明的马来民族文化特色，至今仍在马来民族中具有广泛传播度和影响力。班顿在马来民间具有其他任何文学形式所无法比拟的重要地位。著名的马来文化研究学者，英国的理查德·温斯泰德（Richard.O.Winstedt，1878~1966）和威尔金森（R.J.Wilkinson）指出：“只有了解了班顿，才能真正了解马来人的精神世界。要想真正理解和进入马来人的认知、情感和思想世界，那最佳途径就是通过班顿。不懂班顿的人不可能揣度马来人的思维方式。”班顿的题材内容涵盖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马来人的情感、思想、审美、社会价值、精神信仰、生活环境等，都可以从中得到体现。班顿的受众群体可谓老少咸宜，青年男女用它来诉说衷情，老年人用它来教诲晚辈，小孩用它来戏谑同伴。班顿既是群众性娱乐和交际的媒介物，也是各种仪式和集会不可或缺的一项内容。直到今天，在各种社会活动和民间集会中，不论迎宾送客、婚丧嫁娶、祭祀占卜，马来人都习惯和喜爱通过咏诵几首优美的班顿来表达自己的情感。班顿的表演形式一般为朗诵或演唱，表演时通常有马来民间乐器伴奏，即兴创作的对歌和比赛的方式尤其为人们所喜爱。可以说班顿是极具生命力、经得起时间考验的马来文学体裁，蕴含着巨大的美学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
我国著名翻译家、语言学家、文艺批评家李赋宁曾经说过：“正是通过各民族的诗歌我们才能真正了解他们各自的特性和人类的共性，才能看到世界的丰富多彩、大自然的壮丽和神奇，才能认识生活的意义以及人的伟大和崇高。我认为诗歌是人类所创作的文化当中最核心的部分，也就是‘世间一切最好的思想和言论’的最优美的表现。”因此，选择一种最具代表性的民间诗歌作为文本，来考察这种诗歌的母体民族的文化特质，进而探寻其丰富、博大的精神世界，无疑是一种有效、可行的研究途径。
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马来民族始终以一种比较模糊的面貌存在于外界的视野之中，他们的文化特质、民族性格、民族精神等并不被外部世界所深入了解。国内学者对马来西亚的研究大多局限于对马来西亚华人的研究，对马来西亚最大族群———马来人的研究堪称凤毛麟角。当前我国政府提出“一带一路”宏大倡议，对周边外交的重视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马来西亚地处东南亚核心地带，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重要国家之一。作为自古以来的友好邻邦，今天马来西亚与我国的关系已经上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作为该国的主体民族———马来民族当然是我们应该全面、深入了解的对象。“一带一路”核心内容为“五通”，即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其中“民心互通”是最为基础、最为重要的互联互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指出，“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一带一路”要行稳致远，离不开民心相通的支撑和保障。而民心互通的核心内容实际上就是文化互通。这是因为，文化是一种软实力，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内核，其稳定性和继承性要远远超过政治、经济等表层的东西。只有对一个民族的文化进行深入了解之后才能更加有效地与这个民族、这个国家开展正常的交往。中华民族与马来民族同为亚洲古老民族，相互之间的文化交流理应走向深入，开展彼此之间的跨文化研究势在必行。这样做不仅有利于两个民族之间跨文化交往的进行，也有利于国与国之间建立一种更加信任、更加和谐的关系。对班顿的深入研究和全面解读无疑将为我们打开一扇窥探马来世界的最佳窗口。因此，本书立足于马来班顿流传的主要地区———马来西亚国内的已有文本语料及相关研究成果，并参考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一些相关成果，重点探讨班顿与马来文化的关系，突出其鲜明的马来民族特色。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长期以来，马来班顿可以说是马来文学研究领域“皇冠上的明珠”，吸引了许多东西方学者的目光。其中比较著名的外国研究者有英国的马来文化学者理查德·温斯泰德、威尔金森，荷兰马来文学专家德欧（A.Teeuw），马来西亚学者穆罕默德·塔伊布·奥斯曼（Mohd Taib Osman）、哈伦·马特·皮亚（Harun Mat Piah）、穆罕默德·哈吉·沙勒（Muhammad Haji Salleh）、德乌古·伊斯坎达尔（Teuku Iskandar），旅居新加坡的中国学者许云樵，马来西亚华人学者陈祖明（Ding Choo Ming），新加坡学者廖裕芳（Liaw Yock Fang）等；我国国内则有许友年（著有《马来民歌研究》《马来班顿与中国民歌之比较研究》等）、王青（著有《马来文学》等）。马来班顿在马来文学史上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是一座开发不尽的文化宝藏。在马来西亚，无论政府还是民间，对班顿的研究一直重视有加，不遗余力。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陆续出版了很有分量的班顿集。如马来西亚国家语文局于1983年出版了由扎伊纳尔·阿比丁·巴卡尔等编撰的《马来班顿集》（Zainal Abidin Bakar.Kumpulan Pantun Melayu .Kuala Lumpur：Dewan Bahasa dan Pustaka，1983），收录了两千多首班顿；1985年12月，马来西亚教育部又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次大规模采风活动，抢救性地收录在民间广为流传的班顿，该活动历时15个月，共收集了将近一万首班顿，经过筛选、整理，编辑出版了一部收有5 653首班顿的《口传马来班顿集》（Kurik Kundi Merah Saga ，Kumpulan Pantun Lisan Melayu .Kuala Lumpur：Dewan Bahasa dan Pustaka，1990）。2001年又出版了由哈伦·马特·皮亚主持编写的《马来班顿———宝石献礼》（Harun Mat Piah.Pantun Melayu ，Bingkisan Permata .Kuala Lumpur：Yayasan Karyawan，2001），此书共收录了四千多首班顿作品，成为班顿文本的代表性作品集。下面具体分析一下上述论著所取得的研究成果。
最先对班顿展开研究的是荷兰莱顿大学的几位学者。1868年，克林克特（H.C Klinkert）在荷兰莱顿出版的《语言学、地理学及人种学论文集》中发表了题为《马来人情歌班顿》的论文。接着，荷兰学者派纳帕尔（J.Pijnapel）于1883年在莱顿举行的第六届东方学大会上宣读了有关班顿上阕和下阕研究的论文。1904年，范·奥弗艾森（Ch. A.van Ophuijsen）在宣誓就任莱顿大学教授职务时发表了关于班顿的长篇演讲。
最早对班顿进行搜集、整理、出版及英译的是来自英国的威尔金森和理查德·温斯泰德。1914年，由他们编写的《马来班顿》（Pantun Melayu）一书出版，里面收集了1 500多首马来班顿，由新加坡马来出版社出版。此后，该书多次再版，在班顿研究领域具有较大的影响力。
马来西亚国内最负盛名的班顿研究学者是哈伦·马特·皮亚，他于1972年获得马来亚大学（Universiti Malaya）文学硕士学位，1982年获得马来西亚国民大学（Universiti Kebangsaan Malaysia）文学博士学位，在马来古典文学研究方面颇有建树。由哈伦·马特·皮亚领衔编写的《马来班顿———宝石献礼》一书是马来西亚国内班顿研究的集大成者。该书从不同渠道15 000多首候选作品中精心挑选了4 001首班顿作品作为研究对象，代表了马来西亚国内学界尤其是马来学界班顿研究的最高峰。他在书中首次明确将班顿定义为“马来文学至尊”（karya agung Melayu），确立了班顿在马来文学中至高无上的地位。在书中，哈伦·马特·皮亚从班顿的概念和定义、班顿作为马来文学至尊、班顿的发展历史等几个方面对班顿进行了系统的阐释，可以视为马来西亚国内学界对于班顿的“官方”态度。
穆罕默德·哈吉·沙勒（Muhammad Haji Salleh）是马来西亚另一位研究班顿的著名学者，同时他也是一位著名作家和诗人。他于1991年获“国家文学奖”（Anugerah Sastera Negara），1997年获“东南亚文学创作奖”（S.E.A.Write Award），2008年获“国家学术大师奖”（Tokoh Akademik Negara）。1973年他获得美国密歇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博士学位，回国后受聘于马来西亚国民大学，在该校担任人类社会学系副主任、马来语言文学学院主任、马来文学教授等职。穆罕默德·哈吉·沙勒撰写了不少关于班顿研究的学术文章，其中最有名的两篇：其一为1980年在其著作《自省》（Cermin Diri）中的一篇《马来班顿审美》（Estetika pantun Melayu），其二为1996年发表于马来文学研究的论文集《班顿———社会心理的凸显》（Pantun-manifestasi minda masyarakat）中的一篇《隐喻的狂欢：班顿舞台上的各种比拟手法》（Perayaan metafora ：kias dan ibarat di pentas pantun ，1996）。在其文章中，穆罕默德·哈吉·沙勒就班顿所折射出的马来民族审美观和班顿中隐喻手法的使用问题进行了深入、独到的阐述和分析。
马来西亚国民大学马来自然及文明研究所（Institut Alam & Tamadun Melayu）首席研究员陈祖明教授是马来西亚华人学者中研究班顿的佼佼者，他对于马来古籍手稿的研究在国际学界独树一帜，其著作《土生华人班顿：海峡各州的明珠》（Pantun Peranakan Baba ：Mutiara Gemilang Negeri-negeri Selat .Bangi：Penerbit Universiti Kebangsaan Malaysia，2008）以及《马来手稿及班顿创作新研究》（Kaijian Pengarangan Manuskrip&Kreativiti Pantun Melayu .Bangi：Universiti Kebangsaan Malaysia，2012）是两部关于班顿研究的重要文献。陈祖明教授在马来文化和马来文学领域涉猎甚广，班顿研究只是其研究课题之一。他致力于搜集、整理和研究至今仍活跃在马来世界各处的班顿，在马来西亚学界影响深远。
新加坡学者廖裕芳因马来文版本的《马来古典文学史》而享誉马来学术界。该书自1975年出版以来，一直被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英国、荷兰及其他地方的大学马来学系采用。1975年之前，各大学只能采用英国人理查德·温斯泰德1940年用艰深英文写就的《马来古典文学史》（A History of Classical Malay Literature）。所以当廖裕芳用东方人视角，以马来文撰写的《马来古典文学史》出版后，广受马来学术界欢迎，一版再版。如今，世界各大学马来学系大都采用他的这个版本。该书是公认的马来古典文学权威著作，已经取代了理查德·温斯泰德著作的地位。该书中专门开辟了篇章对马来班顿进行了论述。在书中，廖裕芳梳理、总结了前人的研究及主要学术观点，从定义、起源、格律、结构等几个方面对马来班顿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论述。
廖裕芳认为，通过对班顿诗的讨论，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班顿是一种民间诗歌，它与世界上其他地区的民间诗歌具有相同之处。班顿的前后两对诗行之间有时具有语义或象征关系，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两对诗行之间除了音韵关联外，不存在其他联系。班顿可能来源于从树叶语或花卉语发展起来的文字游戏。
法国学者雷尼·戴利（Francois-Rene Daillie）是自1957年马来西亚独立之后第一位用英文著述向西方世界介绍马来班顿的外国学者。他的著作《马来班顿的世界》（Alam Pantun Melayu）分别于1988年和1990年出版英文版和马来文版，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在该书中，作者通过自身在马来西亚登嘉楼州（Terengganu，旧译“丁加奴”，位于马来半岛东海岸）进行的实地考察和研究，对马来班顿进行了全面的介绍，尤其是对班顿的神奇魅力和创作技巧进行了系统的论述。作者将班顿盛赞为“马来亚之魂”和“果壳中的宇宙”，意思是说马来班顿所使用的语言虽然极其短小精悍，但从中却投射出纷繁复杂的自然和人文世界，尤其是马来人的精神世界。不同于以往的学者对班顿中前两句———“引子”部分的忽视，雷尼·戴利着重对班顿中引子部分进行了研究。他发现它的“引子”部分通常都与马来人的日常生活有关。其中出现的各种意象，要么反映的是自然环境，要么反映的是人类活动，其内容通常涵盖了以下领域：马来群岛地区的海洋、热带雨林、动植物、渔民、商人或农民的生产活动等。雷尼·戴利在他的著作中将马来班顿中常见的一些意象及其所代表的文化含义进行了统计和研究，认为其并非漫无目的任意为之，而是具有其特定的职能和效果，那就是反映马来人的生活。作者探讨了文化、地理、自然现象等在马来班顿中的呈现，进一步解释了班顿的“神奇魔力”所在，并且对马来班顿翻译中的一些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北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语系（今亚非学院）王青教授，马来西亚归侨，她所著的《马来文学》是在中国国内出版的唯一一部系统介绍马来文学的著作。此处的马来文学特指自古以来在现今马来西亚国土上用马来文所创作的文学作品。马来文学在多元种族多元文化的马来西亚一直被官方视为马来西亚的主体文学，20世纪70年代初更是被马来西亚政府正式确定为马来西亚的国家文学（sastera kebangsaan），其在马来西亚国内的地位和影响力具有绝对的优势。而我国国内关于作为马来西亚主流文学的马来文学的论著则相对匮乏，因此王青老师的著作显得尤为珍贵。王青在书中对马来古典文学和马来现代文学进行了系统的介绍和论述。在书中第一部分“马来古典文学”第二章“民间文学”第六节“民歌民谣”中专门对班顿进行了比较详细的介绍。王青主要从班顿的起源、分类、社会功能等方面进行了论述。她认为班顿起源于隐喻，即古代马来人要表达某种想法而又不愿意直截了当地说，便采用委婉的语言来表达，于是久而久之就创作了许多蕴含着各种思想感情的班顿。王青介绍了班顿不同的分类方法，例如按受众群体分可以分为“儿童班顿”“青年班顿”和“老人班顿”，按其题材内容、感情色彩则可以分为“欢乐班顿”（pantun bersukacita）、“伤感班顿”（pantun beriba hati）、“漂泊班顿”（pantun dagang）、“爱情班顿”（pantun berkasih-kasihan）、“诙谐班顿”（pantun jenaka）、“猜谜班顿”（pantun tekateki）、“劝诫班顿”（pantun nasihat）和“宗教班顿”（pantun agama）等。
许友年，印度尼西亚归侨，资深印度尼西亚语学者，曾任教于华侨大学、北京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对马来班顿的研究，其三部著作《论马来民歌》（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马来民歌研究》（香港南岛出版社，2001年）、《马来班顿同中国民歌之比较研究》（香港开益出版社，2008年）为国内关于马来班顿的专门著作，无论在研究的深度和广度、研究方法等方面都独树一帜。不同于王青著作只局限于对班顿的描述和介绍，许友年运用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将马来班顿与中国的《诗经》及中国南方民歌进行比较，发现了二者之间在句式、韵律与赋比兴等艺术表现手法等方面的一致性。他认为，《诗经》和班顿都大量采用鸟、兽、虫、鱼等自然物象来进行比兴，从而创造出既富于美感又饱含深意的意象，这些意象与稻作文化，以及“万物一体”“天人合一”的思想是密切相关的。他认为，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的民歌都是这个民族的语言、文化、审美情趣的历史积淀，可以用来鉴别民歌的民族属性。因此，将中国民歌同马来班顿进行比较研究，对于了解中华民族和马来民族的文明史、交往史、文化史、文学史等，都很有参考价值。他从民歌的母题与意象入手，对马来班顿和中国民歌中的爱情、生殖、婚恋等母题进行比较，发现班顿完全符合民歌历史的发展规律。他认为，语言是一个民族最重要的本质特征之一，可以作为研究民族起源和民族文化发展脉络的依据。从民族语言可以看出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民族精神、民族心理、社会习惯乃至兴衰存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即使是远古原始社会也会或多或少地在语言词汇中留有痕迹，因此稻作文化、龙的图腾与鳄鱼等带有明显民族文化特色的符号都成为他的研究对象，借以解释班顿中所蕴含的文化信息。许友年的论述为后来者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和思路。
北京外国语大学汉语专业教师卢燕丽撰写的论文《中国的＜诗经＞与马来西亚的班顿》（北京大学学报＜哲学与社会科学版＞2000年01期）是为数不多的国内学者班顿研究文章之一。该文认为，中国的《诗经》和马来西亚的班顿是两个国家两个民族的文学作品，但在诗歌形式、创作题材、思想内容、艺术手法和实际应用等方面，有很多相同相似之处。该文对此进行了一些比较研究，并对班顿所能受到的异族文化的影响做了探讨。
厦门大学中文系教师郭慧芬撰写的论文《采集马来民歌之花，酿造马华新诗之蜜———论马来班顿对早期马华新诗的影响》（《华文文学》2004年02期）阐述了20世纪20年代下半期至30年代初期马来班顿对马华诗歌创作所产生的有益影响。该文提及，由于当时马华文坛盛行南洋色彩的文学，马华新诗作者开始将学习和借鉴的视野转向马来民歌（班顿），从而酿造出一些具有南洋色彩和独特风情的马华新诗。该文总结道，马华新诗接受马来民歌的影响主要有三种情形，即譬喻方式与喻象的借鉴，熔铸着马来恋歌的风情，以及模仿马来民歌的调子。
马来西亚沙巴大学的华人学者罗国安和沈紫娟撰写的论文《马来班顿体和土生华人班顿体比兴中的自然物象》（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01期）从文学审美的角度分析了马来班顿和马来西亚土生华人班顿中自然物象与日常生活的紧密联系。该文指出，对某些学者而言，马来班顿体也许是马来世界和马来灵魂的完美镜像。该文的研究焦点是马来和马来西亚土生华人班顿体，其中有些文本直接录自马六甲和新加坡的口述者，分析的重点是马来班顿体首联中对自然的偏爱是如何在土生华人班顿体中得到强调的。此外，强调自然比兴的这种手法是马来班顿体和土生华人班顿体冲突后产生的“镜像效应”。这两种班顿体中反复出现的自然景象强调了当时与之紧密相关的日常生活，同时也形成了班顿体独特的审美性。
马来西亚华人学者杨贵谊是研究马来语言文学方面的大家，他在论文《华马文化交流六百年》（《国际汉学》2014年第01期）中系统介绍了六百年来华人与马来人的文化交流史，尤其是在语言文学方面的交流情况，其中提到了“新客华人”在20世纪30年代对马来班顿的翻译，即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马来班顿作品翻译成中文刊登在当时新加坡的华文报章文艺副刊上，尤其是曾玉羊翻译的81首《马来民歌选》，全文刊登在《南洋商报》副刊《压觉》上面，这是马来民族文学作品第一次被大规模翻译成中文，成为“新客华人”在华马译介交流上的一个光辉里程碑。
纵观整个班顿研究领域的研究成果，19世纪下半期到20世纪上半期的西方学者以及20世纪下半期马来西亚本土学者的成果占绝对主导地位。在我国，除了屈指可数的几篇论文和介绍类著作，以及许友年教授的三部专著之外，关于班顿的系统性、综合性的研究还远远不够深入。本书将从文本论上还原马来班顿的本来面目，避免以往的研究者过分注重从文学史、比较文学的角度进行研究所导致的片面性和局限性，实现历时研究与共时研究之间的平衡。同时，力求超越纯文学研究的范畴，将班顿研究放到一个更广阔的空间，从文化研究的多维视角，即文学审美、社会生活及民族精神的层面进行立体研究，赋予班顿研究更加丰富和深入的内涵。1.3 相关概念的界定和梳理
班顿：班顿是长期流传于马来世界的一种四行体民歌，按照最通俗的定义：“在马来语中，班顿指的是四行诗（quatrain），即由四行组成的诗，用的是abab（隔行押韵）的韵法”。虽然马来班顿中也有两行、六行、八行甚至多节结构的，但最为典型及普遍的是四行结构，所以班顿又有“马来四行诗”之称。除了用马来语吟唱之外，班顿还可以用米南加保语（Minangkabau）、亚齐语（Aceh）、巴达克语（Batak）、巽他语（Sunda）和爪哇语（Jawa）来吟唱。由于马来语是班顿的母体语言和主要载体，马来西亚是班顿流传的最主要地区，因此本书以马来西亚所出版的典籍，尤其是近五十年关于班顿的各类出版物中所搜集、整理、呈现的班顿诗歌为主要研究文本，并参考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文莱的相关研究成果。本书中所选取的班顿，全部来自以上典籍，由笔者将马来文翻译成中文（特别注明译者的除外）。班顿虽然主要流传于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两个国家，但是在两国所享有的地位及其研究状况大有不同：马来西亚始终将班顿视为“国宝”级的文化遗产，政府与民间在研究、推广、宣传方面不遗余力，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版了大量的选集、专著和论文，而班顿的确也在马来西亚马来人的现实生活中仍然被鲜活地使用并享有崇高的地位，因而更具有现实研究价值。而在印度尼西亚，班顿的影响力和对班顿的研究都明显弱于马来西亚。在印度尼西亚，班顿主要流传于爪哇民间，其规模和数量要比马来西亚小得多。由于班顿属于口耳相传的民间文学，并无特定的作者及年代，因此并未特别标注每首的出处。
马来民族：马来民族是东南亚的一个民族，主要分布于东南亚的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文莱、泰国南部等地。马来人生活的这一地理文化区域被称为“马来世界”（Nusantara，又译为“马来群岛”）。从马来西亚国内来看，马来人是马来西亚人数最多的民族，主要由三支移民组成：第一支是约公元前2500年前后从亚洲中部地区移入马来半岛的“前期马来人”，属蒙古人种，主要分布在柔佛、彭亨。其二是公元前300年左右，从亚洲中部地区移入的“后期马来人”，亦属蒙古人种。这两批移民与土著人融合，先后形成了“原始马来人”和“续至马来人”，成为今天马来人的直接祖先。第三支包括晚近期来自印度尼西亚的爪哇人、班查尔人、米南加保人、布吉斯人和苏门答腊马来人、亚齐人等。他们与马来人语言相近，生活习性相似，因而也被纳入“马来人”范围，主要居住在西马的吉兰丹州和登嘉楼州的产稻平原地区、太平市到泰马边界的沿海地带，以及马六甲市以南至柔佛州的广大地区。在吉兰丹州和登嘉楼州，马来人占到总人口的90%以上，玻璃市州占78%，吉打州占68%，彭亨州占54%。绝大多数马来人从事农业，种植橡胶、椰子、水稻、可可等，有卓越的蔬菜栽培技术，少数人从事渔业和航海业。在马来西亚，《马来西亚联邦宪法》第160条第2款从文化和政治的角度对什么是“马来人”作出了界定：要成为“马来人”，必须要信仰伊斯兰教，践行马来文化传统习俗，使用马来语进行交流，出生在马来半岛或者新加坡。
马来语：是班顿的承载母体，班顿主要用马来语创作。马来语（Bahasa Melayu）在语言分类上属于南岛语系的马来-波利尼西亚语族，是马来西亚联邦和文莱苏丹国的官方语言，也是新加坡的官方语言之一。分布于马来西亚、新加坡、文莱、泰国南部及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廖内和林加诸岛。在1945年以前，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以外的很多地方也是使用马来语。但是在印度尼西亚宣布独立以后，该国所使用的马来语被称为印度尼西亚语（Bahasa Indonesia）。在马来西亚，大概有1 300万人以马来语为母语，约占全国人口的55%，此外，还有1 000万人是以马来语作为他们的第二语言。至于在其他国家，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也有1 000万的马来语使用人口，泰国有100万，新加坡则有40万人左右。在马来西亚，马来语被称之为“Bahasa Melayu”（马来语；Malay language）或“Bahasa Malaysia ”（马来西亚语；Malaysian language）。“马来西亚语”是马来西亚政府在1967年的“国语法案”（National Language Act）中使用的语汇。1990年之前，“马来西亚语”一词常被用来指代马来语。但是在1990年以后，不论是官方人士还是民间学者，却都逐渐倾向于使用“马来语”（马来语版的“马来西亚联邦宪法”中所使用的称呼）一词来指涉马来语。
马来文化：1952年，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克鲁伯（A.L.Kroeber）和克拉克洪（Clyd Kluckhohn）就在《文化———有关概念和定义的回顾》一书中列举了西方学术界从1871年到1951年的80年间出现的各种“文化”的定义，达164种之多。至今，关于“文化”的定义仍然层出不穷，莫衷一是。有的偏重文化观念的作用，有的倾向于文化的社会规范价值。“文化”最早见于1865年英国文化学家泰勒（Edward Burnett Tylor）的《文明的早期历史与发展之研究》一书。1871年他又在《原始文化》一书中对文化的概念作了系统的阐释。他说“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作为一个社会成员的人所习得的其他一切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文化包含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两个层面。
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克莱德·克拉克洪在《人类之镜》一书中论述文化的概念时，用了将近27页的篇幅将文化依次界定为：①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的总和；②个人从群体那里得到的社会遗产；③一种思维、情感和信仰的方式；④一种对行为的抽象；⑤就人类学家而言，是一种关于一群人的实际行为方式的理论；⑥一个汇集了学识的宝库；⑦一组对反复出现的问题的标准化认知取向；⑧习得行为；⑨一种对行为进行规范性调控的机制；⑩一套调整与外界环境及他人关系的技术； ⑪一种历史的积淀物。
本书所研究的“马来文化”主要是指马来民族的精神活动及生活方式，其内容包括马来人与自然的关系、马来人对世界的认识，以及马来人的审美情趣、民族意识、核心价值观，马来民族所独有的具有普遍性和积极意义的思维方式、思想观念、艺术表达、风俗习惯等。
文化视域：英文为“culture horizon”，又译为“文化视野”或“文化视界”。所谓“视域”，通常是指一个人的视力范围，因而它是一种与主体有关的能力。它是有限的：即使视域不为事物所阻挡，它的最大范围也就是天地相交的地方，即地平线。“视域”又可以说是开放无限的；随着主体的运动，“视域”可以随意地延伸；对于主体来说，“视域”的边界是永远无法达到的。地平线是一个只能看到，而无法划定的场所。因此，“视域”的有限性与被感知的实在性有关，“视域”的无限性与未被感知的可能性有关。
当“视域”一词被作为哲学概念运用时，这两层含义都被保留了下来。同时它的意义还得到了扩充。简单地说，哲学意义上的“视域”不仅仅与生理———物理的“看”的范围有关，而且与精神的“观”的场所有关。因而作为哲学概念的视域似乎也可以译作“观场”。在这个意义上，感知、想象、感受、直观、本质直观、判断等意识行为都具有自己的“视域”即视力范围。
文化视域就是以一个区域的文化为主体，探求这一区域文化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以及本质和局限等。也可以是以某一区域的某个时期的文化为主题，探索其本质、特点和局限性。对文学作文化学认识，常由于文化概念的广、狭义之别而有所不同。狭义的文化概念中，文学虽是其主要组成部分，却保持着自己相对的独立性，所谓对文学的文化学认识，则是从精神活动及其产品的普遍性文化功能出发，阐释文学的独特价值。从广义的文化概念出发，文学作为它有机结构的一个因素与文化同构，所谓对文学的文化学认识，是指对文学的性质、活动过程及其特征、活动的功能等作文化阐释。
作为专门术语的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并不是一般意义上对于文化的研究，而是一种特定的研究文化（包括文学艺术）的视角与方法。文化研究打破了各个学科之间的界限，在一种跨学科的自由穿行中体现了灵活运用各种思想和知识资源进行创造性研究的特色。文化研究的特点还体现在它的实践性、策略性、政治性、高度的参与性与激进的批判立场等方面。把文化研究的方法引入文学理论，可以使我们从所谓“纯文学”的封闭圈子中走出来，把文学置于更广阔的文化语境中，从各个侧面、特别是文化和权力的复杂关系中理解文学，从而更好地促进文学研究的繁荣和发展。
本书试图从社会、历史、文化的角度来对班顿进行考察、分析和总结，力求为班顿研究拓展出新的出发点和角度———即马来文化与班顿的关系。1.4 研究目标及主要观点
文学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文学作为文化系统中的最接近精神文化的子系统，其系统功能、特征受到文化的影响和制约，与其他文化因素一起实现文化系统的总体功能。文学作为“小文化”，它的审美性和完整性导致它两个方面的文化功能：成为文化载体和对文化的超越。文学的“民族性”实际上是文学“文化性”的代码用语之一。丹纳在《艺术哲学》及《英国文学史》中，提出艺术的发展与种族、环境和时代有密切关系。他所说的“种族”，指的是“天生的和遗传的那种倾向，人带着它们来到这个世界上，而且它们通常更和身体的气质与结构所含的明显差别相结合。这些倾向因民族的不同而不同”。从这里可以认知，他所说的种族是包含通俗的遗传倾向与民族特性两部分的。正是这种种族的特征，直接影响到文艺的特征。诗歌首先是民族之歌，是一种建立在特定民族的社会文化基础之上的文学样式，从形式表现到审美取向都基于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之下，对诗歌的解读自然也离不开民族的社会文化语境。马来民族的文化传统，如何影响到班顿作为马来传统文艺形式的特征，是本书将要探究的问题。
德国18世纪后期“狂飙突进”运动精神领袖赫尔德认为，各民族文学都有自己的独创性，各民族文学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各民族文学的独创性来自民族自身社会历史环境，是各民族的特征、情感在文学中的反映。他指出：“民族的感情将会造就诗人。”因此，笔者认为，将班顿作为马来文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立足于对班顿文本的解读，从文学史、诗歌鉴赏、文学的社会功能等多角度进行系统梳理，将班顿的审美价值、社会价值、文化价值等进行科学、全面的呈现，进而深入探究马来民族的文化特征和情感世界，是完全可行的。本书将系统剖析班顿的艺术形式与结构特征，客观评定班顿在马来文学中的地位，通过阐释班顿所包容的母题和物象等各种要素，提炼班顿作为马来民族“国宝级”民间诗歌体裁所具有的独特文化价值，研究班顿作为东南亚海岛地区具有代表性的民间文学范式所蕴含的民族性和世界性，探寻班顿与马来文化的内在关系，凸显班顿的文学价值和社会价值。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在当今世界后现代后殖民时期全球文化走向趋同，不同文化系统之间的冲突、对抗和融合加剧的大背景下，对班顿这样一种始终保持着鲜活生命力的东南亚民族文化样本展开系统、深入的研究，这有助于新时代下民族传统文化在世界文化中找到自己的身份认同。
将班顿作为本书研究的文本对象，不是孤立地考察它的外部因素，而是要本着诗学研究的理论依据，进入到文本内部，探寻其内部要素之间的逻辑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讲，文本如同一部机器、一座建筑物，也是由不同的部件（要素）构成的。由是观之，人们走进文本，犹如走进机舱或房屋，看到的不是整体而是一个个构件。中西方诗学对文本的认识，在许多情况下就像解剖学一样，是从对要素的观照介入的。中国古代诗学对文本构成要素的认识，形成了这样一个共识：文本是由言、象、意、道四大要素构成的。较早将这四个要素综合阐述的是魏晋时期的王弼。
四大要素之间的逻辑关系是：言→象→意→道。
言是物质媒介，是用来塑造形象的（“言者所以明象”）；象是由语言塑造出来的，没有语言将构不成形象（“象以言著”）；塑造形象的目的在于昭示特定的意义（“象者所以存意”）；意还不是终极目的，最终目的在于达“道”。（见《周易略例·明象》）
综合来看，言、象、意、道四个层面又可以包括以下要素：
言的层面，有文、辞、韵、声、色、律、体、气等；
象的层面，有形、物、景、境、事、态等；
意的层面，有情、志、质、神、理、义、味、趣等；
道是最高层面，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本规律，故无别的说法。
这是一种典型的富有东方古典哲学思想的诗学理论和分析模式，不仅从艺术哲学的高度归纳了文本的构成要素，而且触及了文学的本质问题，具有普遍的方法论意义。这一理论范畴既是诗学的，也是哲学文化，或者先是哲学文化的，后来成为诗学的，但包含着深厚的哲学文化意蕴。东方古代文学理论常常把对文学的认识纳入自然和人文之中加以整体的文化观照，并不强调主客观的对立，而追求心物相应、物我浑融的境界。这种观点同样适用于对于同为东方古典诗歌的马来班顿的研究，使我们能够在更为深广的文化视野中来审视班顿文本，由表及里，层层深入，最终更加接近和触摸马来民族的精神世界。
作为马来传统文学中民间歌谣的主要形式，班顿作为一种传统诗歌体裁的定性是毫无疑问的。因此，从文学研究的基础理论出发，诗歌的五大功能及其互补性理论是本书的基本理论架构。根据辜正坤的诗歌鉴赏理论，综合分析古今中外形形色色的有关诗歌功能的研究成果后，得出的结论是，按当代人特有的审美意向，诗歌本身一般具有五大功能：①纯审美功能，②娱乐功能，③教谕功能，④认知功能，⑤实用功能。纯审美功能侧重指诗歌的形式诸因素如语言技巧、格律、意象、文体、修辞等在审美主体头脑中唤起美感的功能。娱乐功能（或怡情功能）则主要强调诗歌给诗歌鉴赏者带来快感的功能。带来快感的因素不仅仅局限于形式美，也包含诗歌的情绪感染力度和情节、题材、思想内容及种种功能性因素等。教谕功能则强调诗歌内容所产生的伦理道德感，如善、恶、好、坏等。由于一定的道德伦理原则总是和政治的、宗教的东西相联系，所以这一功能往往有很强的政治性。认知功能主要指诗歌有助于鉴赏者获得知识、真理或提高认知能力的功能。实用功能则指诗歌所具有的实际用处，尤其是在社会生活中的功用。
上述五个概念都有不同程度的交叉和趋同，有时甚至表现为种概念与属概念的关系，如纯审美和纯娱乐，从某种角度上看往往是同一个东西。但无论如何，它们之间存在着区别是毋庸置疑的。诗歌的这五种功能当然不是孤立地存在着，它们实际上互相依存，互相补充，又互相处于对立状态中。每一种功能都有其固有价值，都可以在相应的条件下获得发挥。
上述五功能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片面强调上述五功能中的某一功能而忽略其他功能都将导致诗歌研究的偏颇。因此在班顿研究中，可将五功能及其互补性理论贯穿到整个研究当中去，让研究呈现出一个全面的、科学的面貌。
此外，本书着重关注文学作为社会文化的上层建筑，在构建民族精神、凸显民族特质方面所具有的极其重要的作用，而诗歌更是所有文学形式中最具有感情色彩和号召力，同时也最为浓缩精炼的一种文学体裁。诗歌对民族性的构建和民族意识的凝聚具有重要的影响，从社会文化层面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马来人通过自身的文学创作，尤其是班顿这种典型的民间文学样式的创作来建构马来民族的民族性，这主要体现在通过班顿这种马来民族特有的诗歌形式对其民族性予以表呈和思考。本书拟从民族诗歌的角度对民族性进行较为深入的阐释和表达，阐明民族诗歌与民族性的内在联系。本书试图按照由古及今、由表及里的研究顺序，从马来班顿的起源与发展开始切入，由形式及内容，最终深入其精神内核，探究班顿与马来民族文化的深层关系。1.5 研究方法1.5.1 多层次、多角度研究法
所谓的多层次研究法，又称系统论研究法。将班顿作为马来文学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从不同的层次和角度对其展开研究。民间文学的研究方法不能等同于一般文学研究，不能只从文学的角度去研究，即只分析它的思想性、艺术性等，这样会导致研究的局限性。必须扩大视野，拓展思维空间，通过多角度的联想、比较、研究找出其中固有的规律，才能有所创新。班顿作为民间文学体裁具有独特的社会性，真实世界，尤其是马来民族的精神世界和文化特质在班顿作品中有着鲜明的投射。因此需要从班顿的审美意识形态、语言组织、形象系统、风格特征、创作观念的嬗变等切入，多角度地呈现班顿的外在特点和内在精神。作为研究对象，班顿中每个要素都是有用的。既要关注那些在班顿文本中流动的要素，更要关注那些与文化土壤扎根的要素，通过扩展性解读，可以发现班顿中的更多信息。班顿的研究主要是指对于班顿的文本的研究。班顿文本的文化内涵是丰富的，其内容绝非单一，要挖掘其文化内涵，首先要在对班顿文本所含要素的分析基础上去展开，班顿的要素性质各异，研究时需要多元的视角。1.5.2 比较研究法
比较研究在本书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比较研究能更好地发现班顿的性质和特点。通过比较，还可以发现不同国家、民族之间的民间文学的联系，找出它们发展演变的普遍规律。可以揭示两项以上事物的异同、优劣和可能的交流、影响，从而探索其间的本质联系和发生发展的规律。比较方法可以广泛而灵活地运用在各类民间文学的研究上，参照比较文学的科学规范，作为比较民间文学，其研究重点应为对民间文学作跨国跨民族和跨学科的比较。（1）跨国、跨民族比较。例如将马来班顿与具有某些相似性的中国民歌进行比较研究，可以揭示其发展过程中的平行类同，不谋而合所构成的形式及内容方面的相似性。对文化事象由表及里的这种研究，可以揭示不同民族之间民间文学的某些共同规律。（2）跨学科比较。在本书中是指将宗教与民俗等进行比较。这几种民间文化现象各有其特质，考察它们的异同之处及联系，属于跨学科比较，也是跨文化比较的一种形式。民间文学常常从人们的宗教生活中吸取素材，将宗教文化中的价值观念纳入自己的艺术世界，两者互相渗透、彼此融合，甚至达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地步。这种密切联系显而易见。但是与此同时作为世俗文化的民间口头文学，又表现出和宗教文化截然不同乃至鲜明对立的特质。因此我们不必讳言宗教对民间文学的影响，但又要看到民间世俗文化对宗教因素的改造和背离，不应被其某些表层色彩所迷惑而将它们混为一谈。这也是班顿研究中需要注意的问题。1.5.3 历史研究法
任何一种言说或者文本的形成都必然是各种关系的产物。言说者、倾听者、传播方式构成这种关系最基本的维度，而言说者面对的种种文化资源、社会需求、通行的价值观念、占主导地位的思维方式等都对其言说产生重要影响。这一切因素共同形成的特定文化氛围、环境是一种话语产生、存在、实现其意义的必要条件。研究班顿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揭示班顿作为一种文本的意义，而任何意义只有在具体的文化语境中才是可以确定的。因此，必须对产生班顿的文化语境———马来民族文化进行还原和重建，这种还原和重建的有效途径就是从民间文学的历史发展状况进行纵向研究，研究班顿作为一种民间文学体裁从古代到现代发展演变的历史，同时研究班顿在整个马来群岛地区的流变情况，从而得出一些规律性的认知。1.5.4 民族志研究法
在西方人类学的正统和常识中，民族志就是基于田野调查作业的研究报告，“海外”的民族志为题中应有之意。海外民族志，是指一国的人类学学子到国外（境外）的具体社区进行长期的实地调查而撰写的研究报告。这种方法主要是注重实际的调查和搜集整理工作，以掌握第一手资料。作出社会、文化观察，然后写出学理支撑的报告。作为一种最基本的田野调查研究法，对班顿的民族志研究法既要搜集整理班顿的原始文本，又要将班顿与其流传的民族、地区的生产、生活情况、民俗、精神信仰等结合起来考察，这样才能使研究更具体、更深入。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文学研究视角的不断开拓和研究方法的不断更新，文学与哲学、美学、文艺心理学、人类学等学科的交叉研究也越来越多。文学意象的研究，也越来越受到重视。对于马来班顿的研究，不能局限于一般意义上的诗歌评析和阐释，而是要把它放在马来世界的自然、社会、文化所构成的立体框架中，运用全新的思想理念———即文化视域下的文学研究———来透视文本的美学意义和社会意义，超越单纯的美学概念范畴，从而使对马来班顿的研究具有更宽更广的历史维度和文化内涵，在一个宏观的层面上获得全面深入的阐释。因此，本书在研究马来班顿时力求在研究方法上有所突破，尽量把它还原到产生它的文化语境中去，采取多种有效的方法，跨学科、跨文化地去交叉研究它蕴含的内在的、丰富的各种意象、思想意识、文化含义、精神价值等。第2章 正本清源——班顿的起源和发展
班顿和世界各国的许多其他民间歌谣一样，具有与生俱来的人文特质。由于早期的民间歌谣植根于早期人类朴实的社会生活中，因此能够最真实地反映出人类的情感。探寻班顿的起源和发展，就是追寻马来民族的精神史、心灵史。班顿是马来文学中最艳丽的一朵奇葩，它既是马来古典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至今仍在马来民族中广为流传的一种诗歌体裁和娱乐形式，可以说它是一种最具有生命力、最经得起时间考验的马来民间文学形式。班顿既是马来民族的诗歌源头，也是马来民族的诗歌宝藏，从它诞生的第一天开始就被打上了马来文化的深深烙印。作为马来民族历史最为悠久的一种文学形式，班顿这种民间歌谣在中古时代就已经产生，至今仍广泛流传于马来西亚与印度尼西亚的马来社会（masyarakat Melayu）中。班顿有特殊的结构和格律，其词句易于吟诵，形式便于记忆，内容富于表现力，所以它能以口头传诵的方式世代相传。一直以来，马来民族都将班顿视为马来文学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始终强调它的“马来”民族属性。这是因为，在它的诞生及成型过程中，外来文化对马来世界的冲击还不明显，尤其是没有受到印度教、佛教或者伊斯兰教等强势外来文化的影响，不像马来古典文学中其他几种诗歌体裁如“沙依尔”（syair，源于阿拉伯）、“古玲达姆”（gurindam，源于印度）、“输洛迦”（seloka，源于印度）等，均为“舶来品”。所以班顿被公认为是最“纯正”的马来民间文学，这一点在国际学界基本上已经形成共识。任何一种民族传统文学体裁的研究，其起源和发展问题是所有研究的根本。归根溯源，从源头上厘清班顿与马来民族的“血缘关系”，有利于从民族文化的角度给随后的研究奠定一个强有力的事实依据和说理基础。2.1 班顿的社会文化背景2.1.1 马来传统社会是班顿的社会基础
古代马来社会是班顿产生和发展的基础。因此，有必要对西方殖民者到达马来世界（Nusantara Melayu），即151 1年葡萄牙军队攻占马六甲之前的马来社会进行一番审视和梳理，以便了解班顿这一文学体裁的社会基础。
马来传统社会的基本组织形式是“甘榜”（马来文kampung，指村社）。古代马来人以甘榜为单位聚居在一起，甘榜的位置和大小则由自然因素所决定，包括地形地貌、土地肥沃程度、与海洋和河流的距离等。甘榜对于马来人的意义不只是居住地或者构成“村”的社区那么简单。雷蒙德· 弗斯说，乡村的马来人是小聚居而不是独立居住。甘榜从数目上表示一个组或集合，通常应用于村庄或部落，它不仅包括一系列建筑物，还包括大量的椰子树、其他果树以及定居点的其他附属物。一个甘榜通常不是一个行政或宗教单位，而是一个有某种程度的团结与邻居般亲切之感的社会单位（Firth，1975：4）。古力克在《西马来亚的本土政治制度》中指出，甘榜首先是指一个共同居住的单位，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亲属单位和经济合作单位；只有在次要的意义上才是一个政治控制单位。他认为甘榜是马来亚政治体系中最小的政治单位。（Gullick，1958：22）瑞贝克则认为甘榜相当于“村庄”（village），甘榜之间存在着被认可的地理上的边界，但甘榜里的成员身份更实际地由互动模式所决定。甘榜在很大程度上为马来人提供了安全感（Raybeck，1974）。珍妮特·卡斯腾（Jenet Carsten）充分挖掘出甘榜的四种意思：①指一整个村庄；②可以指那些有自己的礼拜屋（surau），有名字和边界区分的亚村庄或部落，是一个更大的村子的组成部分；③指位于一块没有从法律上分割开的土地上的一组房屋，相当于英语中的compound（围地）；④可能意味着已经被清理好用于盖房子的土地，不管房屋是否已经盖好。她说，甘榜也有解释宽泛的更含糊的意思。其中包括共同体的意思：人们生活在一个特定的社会区域和地理空间，尽管他们的准确关系并不清楚，但至少在观念上都是亲戚。卡斯腾认为，甘榜一词通过它的一般性表达了人们不愿彼此分开，从而强调了社区的团结统一（Carsten，1997：161-162）。
马来传统社会从本质上来看是一种“农业社会”（masyarakat agrarian）。如同所有其他地区的同类型社会一样，天气和季节因素决定了人们在耕地和海洋中收获的多寡，即“靠天吃饭”。每个马来村社的男女劳动分工基本上是一致的：播种、收割和舂米等工作一般由妇女们集体完成。其他工作则由男性完成，如耕地、打稻子（即将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