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韫,时攀
出版社：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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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统档案：告诉你一个真实的军统试读：
第一章 揭开军统的神秘面纱
第一节 走进中国现代第一特务组织
提起特务，大家眼前就会呈现一个个电视屏幕当中的特务形象，但最为大家所熟知的还是这样一个名字——戴笠。以戴笠为首的国民党特务组织被大家称为“军统”。“军统”就是现代中国的第一特务组织。但在最初，这现代中国的第一个特务组织并不称作“军统”，那么，它是怎样演变的呢？
一、刚刚起步——“军事委员会密查组”
1927年7月，蒋介石在政治上正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4月12日国共合作分裂之后，蒋介石在南京建立政府，与汪精卫为代表的武汉政府形成宁(南京的简称)汉(武汉的简称)对立的局面。7月15日，汪精卫也开始反共清共，并主动提出宁汉合作。但蒋介石认为汪精卫是与他争夺国民党领袖地位的强敌，拒绝合作，引起国民党内各派政治力量的不满，蒋介石因此陷于被动地位。同时，在南京政府内部，蒋介石与桂系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的矛盾爆发。桂系在平定广西和北伐诸役中屡建战功，后又帮助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建立了南京政府，因此自认为出力颇大，不肯对蒋介石称臣。蒋介石看到桂系日渐坐大，已形成尾大不掉之势，曾密令第一军军长何应钦执行剿灭桂系的计划，何应钦认为当时蒋、桂力量已不相上下，无必胜把握，加之何应钦与白崇禧私交颇好，不愿立下杀手，执行此项计划，蒋何关系也日趋恶化。李宗仁、白崇禧得知蒋介石的计划后，遂加紧联合各方的反蒋势力，准备寻机对蒋发难。在这种复杂的政治形势之下，蒋介石决定加强情报工作，随时掌握桂系及各方反蒋势力的动向以及嫡系部队各级部队长的忠诚情况。于是，当年7月底，在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成立密查组，派侍从副官胡靖安为组长，经胡向蒋推荐，戴笠、许忠五、成希超、东方白等为该组成员。该组任务除了调查异己分子的活动，以加强蒋介石对嫡系第一军及杂牌部队的控制外，还兼调查各级部队的军容风纪情况，以作掩护。
这是蒋介石成立最早的一个准特务组织，还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特务组织，后在其基础上发展形成的复兴社特务处，才算是一个比较正规的特务组织。
二、发展阶段——复兴社特务处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国内形势的发展震撼了蒋介石反动政权的基础，全国工人、农民、学生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爱国运动。国民党各地的省市党部被包围，人员被殴打。同年10月底和11月初，爱国学生到南京向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请愿，要求对日宣战。其他大员无法招架，蒋介石只好利用蔡元培这块老招牌来应付学生，结果连蔡元培也被学生殴打。蒋介石到他的国民政府去，也被请愿的学生包围，不能脱身，被迫无奈，才肯站出来对学生讲话。他装腔作势地满口抗日，说马上发枪给学生，要求学生参加军训，把南京孝陵卫(明孝陵是朱元璋的寝陵，守卫他寝陵的部队称为孝陵卫)马牧集的营房腾出来给学生住，叫学生到那里去报到，用这个办法总算为他自己解了围。然而这只是蒋介石一时的欺骗应付，稳定不了整个动荡的形势。在当时的形势之下，他不得不把屠刀暂时放下——把“剿匪”的军事行动停止下来，把反共的口号收藏起来。这时的蒋介石，坐在国民政府主席的宝座上感到惶惶不安，处心积虑，苦心焦思。当然他所考虑的不是怎样去抗日，而是想搞一个什么新的东西出来，加强他的国家机器，实行更凶恶的统治，把已经动摇了的政权再巩固下来。他想学习、运用苏联对反革命作斗争的组织形式——“格柏乌”(就是所谓的政治保卫局)来为他的反革命目的服务。于是就在1932年，就由黄埔军校毕业生组成了青年军官团体，以寻求某种能够使行政机构听命并使党恢复生机的力量，这个团体也就是中华民族复兴社(简称“复兴社”)。蒋介石亲任社长，下设组织、宣传、训练、特务四个处，复兴社虽然在完善间谍业务和开展阴谋破坏的同时，还有包括逐渐渗透到卫戍部队、警察和军警力量中去的任务。然而，所有这些任务都没有以合法形式布置下去。虽然蒋介石规定，所有的人事事务都得由他亲自处理，但作为国民政府主席的他也刚刚被逼下台，政府大权当时是落到了广受尊敬的名义领袖林森手中，所以在当时，蒋介石的这个秘密特务组织确实徒有虚名，连执行其基本职责的权力都没有。
虽然如此，但“复兴社”还是有自己完善的组织。其下设：“中央干事会”和“中央监察会”作为领导机关。由刘健群、酆悌、康泽、桂永清、杜心如、郑介民、滕杰等任中央干事会干事。由周复、戴笠、孙常钧、胡轨等任中央监察会监察。还设有中央常委干事会，有干事九人：贺衷寒、酆悌、滕杰、周复、康泽、桂永清、潘佑强、郑介民、邱开基。候补干事三人：侯志明、赵范生、戴笠。在“两会”之下还设有组织、宣传、训练、特务四个处，由戴笠任特务处长，郑介民任副处长。不久以后，蒋介石重新上台，特务处就成为了国民政府当中的一个比较正式的机构。由此可以看出，这个特务处已经完全脱胎出来，成为一个地道的特务组织。后来又经过发展，规模不断扩大，到1932年时，这个特务处已发展到100多人，各组织基本构建完成。1933年以后，特务处还逐步设立了华北、华东、华南、华中等大区以及各省站。在内勤机构方面，股升格为科，先后设立了书记室、情报科、司法行动科、总务科、电讯科、交通科等机构；科内设股，仅情报科内就设有华东股、华中股、华北股、西北股、华南股、国际股、统计股等，并逐步向日本、朝鲜、美国、德国、意大利、越南等国家派出情报人员。“复兴社”规模的持续扩大，为以后“军统局”主持大局打下了基础。在改组成为“军统局”之前，特务们引以为豪的是1935年彻底切断了共产国际上海局与莫斯科共产国际常委会之间的电信通讯，使得中共中央委员会完全孤立于外部世界，但结果却不是他们想要的。也正因为这种孤立，才使中国共产党在得不到共产国际的指示的情况下，能够自行其是，积蓄力量，取得并形成了对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实际领导地位和新的乡村战略，并最终战胜了蒋介石及其追随者们。
作为国民政府的秘密团体，“复兴社”并不是唯一的一个，国民党特务系统中还有以“CC”系分子为骨干、在中国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下成立的一个调查科——这就是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即“中统局”的前身。由于复兴社和调查科两者之间有着不同的工作方向，所以从开始建立以来，复兴社和“CC”系这两派的斗争就没有停止过，这两个派系的斗争使以蒋介石为首的政府左右为难。同时，也因为这些斗争，复兴社和“CC”系各自的工作开展也时有冲突和矛盾，这样就降低了它们的功能和效率。于是，为了缓解两派间的矛盾和冲突，加强管理，提高效率，蒋介石政府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的发展、整合两派，组成了著名的第一特务组织——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
三、揭开面纱——“军统局”
1935年4月，蒋介石为了集中力量和避免复兴社与“CC”系的明争暗斗，于是成立了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军统局，将两派统一起来，由陈立夫当局长，把原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处编为第一处，徐恩曾为处长，原中华复兴社特务处编为第二处，戴笠为处长。然而，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和国内爱国民主运动的高涨，两派的利益冲突依然很尖锐，蒋介石只好让两派各自发展。所以在1938年，蒋介石又把原有军统局撤销，将原来的第一处扩充称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局，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兼任局长，徐恩曾任副局长。将原来的第二处扩充成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局，为新军统，由原来的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兼任局长(当时的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是贺耀祖，所以由他兼任军统局局长)，戴笠任副局长，实际上由他负责主要工作。军统设在四川省重庆市中二路的罗家湾，蒋介石把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交给戴笠，又由于戴笠本身在国民党内的资历太浅，而且在黄埔学生中的期别也低(第六期)，蒋介石想要提拔他，又怕别的部下不服气。只好叫他任副局长，负实际责任，而由蒋介石侍从室第一处主任兼军统局局长，所以历任侍从室第一处主任的贺耀组、钱大钧、林蔚，都兼军统局局长。这些人也了解蒋介石的意图，更懂得戴笠的为人。所以，这些局长都从不过问军统局的工作和人事、经费等，全部工作由戴笠一手包办，并直接对蒋介石负责。每年4月1日，军统举行“四·一大会”，即纪念1932年特务处成立而召开庆祝大会与工作会议时，兼局长才去讲一次话，听听戴笠的工作报告。所以戴笠的脑子里根本就不重视这些所谓的局长，而一般外勤特务更不知道还有什么局长，都只知道戴笠是他们唯一的老板。戴笠刚把军统局接收下来时，原特务处的副处长郑介民，只好被安排为该局主任秘书，等于原特务处的书记长，原有的情报、行动、司法、电讯、总务等科也都统统改成了处。
军统局还在各地设有办事处，有自己的独立的武装和训练机构，由其内勤单位直接领导的附设机构，有特务总队、集中营、特别侦察组、外事侦察组等。除此之外，军统局自己还有种类划分细致的特务系统，这些特务大致有三种。一是秘密特务：搜集情报的直属情报员、直属通讯员、义务情报员、运用情报员、搞行动破坏的行动员、运用行动员、搞交通联络和电讯的联络员、报务员、电讯监察员、电讯侦测员、密电码破译员。二是武装特务：抗日战争时期称为忠义救国军、别动军；国民党逃往台外后，保密局和情报局把武装特务改为“反共救国军”。三是公开特务：是以警察名义和其他公开名义为掩护，如警察局、交通警察总局、各警备总司令部稽查处、各绥靖公署第二处、各驻外使馆武官、三军的联络参谋等等，军统局在其最鼎盛的时期，拥有特工以及各类准军事的交通警察大队共约10.2万人，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势力渗透至党政、军事、教育、文化、警务各个层面。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军统局一直是世界上规模最大，效率最高，同时也是电讯破译技术最先进的情报机关。而那时，大名鼎鼎的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前身——美国战略情报署不过才刚刚起步而已。由此可见“军统局”分工之细，也可以看出“军统局”的控制的大致情况。
随着抗战的继续，军统局的组织和系统也发生了一些变动。从武汉撤退到重庆后，军统局的组织越来越庞大，在原有的基础上组建成了八处。
第一处军事情报处，简称军事处：处长鲍志鸿。主管搜集军事情报和扩大军统武装力量。下设军事情报科、军运科、策反科，以及主管派在各部队担任谍报参谋工作的谍参科。
第二处党政情报处，也称政治处：处长王新衡。主管政治斗争，负责镇压人民革命运动。下设中共科，叶翔之兼任科长。设党政科，王方南任科长，负责搜集各民主党派的情报，派员监视各党派人员的活动。设国际科，负责对外侨和回国华侨的调查、监视与接待工作，以及搜集日汪有关情报等。还有侦防科、航检科等。
第三处行动处：处长先是徐业道，1942年是阮清源，1944年是沈维翰，1945年是程一鸣。下设行动、警稽等科。主要任务是根据一、二处提供的情报，执行暗杀、密捕等任务。
第四处电讯处：处长魏大铭。主管军统电讯工作。设有技术研究室，专门研究有关特务技术。
第五处司法处：下设审讯科、狱管科。
第六处人事处：处长先是李肖白，后是龚仙舫。下设人事行政科、考铨科、福利科、卡片室。主管人事、组织工作。
第七处经理处：处长徐人骥，副处长郭旭。下设统计、审计、预算、财务等科及现金出纳股。负责向军需处领钱。
第八处总务处：处长原为杨隆祜，后为郭斌，1943年是沈醉。下设庶务、管理、交通三科，并领导汽车大队、电话队、农场、官兵消费合作社。
另有训练处：处长郑锡麟。主管军统几十个训练班的训练工作，并主编军统局出版的《家风》月刊，及领导各大专学校内的职业特务学生和一个从华北撤退到四川的大专学校中作特务活动的“抗日锄奸团”，之后在这个组织上稍作了一些改动，但总体上并没有什么变化。
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已分成三种不同的地区：第一种地区是解放区；第二种地区是国民党统治区；第三种地区是沦陷区。军统局在以上三种地区进行的活动各有不同。
对解放区，军统局采取进攻破坏的方式，向陕甘宁边区派遣特务渗透破坏。在陕西省的榆林、汉中设有两个派遣组，专门负责派遣特务的活动。军统局还配合国民党军在咸阳榆林公路和陇海铁路线上设立封锁站，截留从陕甘宁边区进出的进步青年和知识分子，胁迫他们当中的动摇分子充当特务。1938年春张国焘由延安叛逃，投靠了军统局充任“时事研究室”主任，专门搜集有关中共的情报，还为军统局出谋献策，妄图把解放区的军政干部拉出来，充当特务。在解放区的周围，军统局的秘密组织配合国民党军队修筑了五条封锁线，西起宁夏，南沿经水，东迄黄河，绵亘数省，实行军事、经济的封锁，向八路军和新四军进攻，妄图打下延安。
在黑暗反动的国民党统治区，军统局采取镇压群众的方式。军统局的秘密组织和公开组织双管齐下，镇压革命运动，破坏革命组织，严密管制人民，各省市的警察局都加强保甲制度，管制户口。军统局控制下的交通检查所，检查水陆交通工具；航空检查所，检查飞机的运输和乘客；邮电检查所，检查人民的邮电往来，监察各种秘密电台的通讯。在国民党统治区内，军统局竭力破坏一切革命运动，破坏共产党的组织，囚禁、屠杀共产党人、进步人士和革命青年，实行法西斯统治。
另外，军统特务在敌伪侵占的沦陷区，采取和敌伪勾结，宁渝合流的方针，派遣特务到南京、上海，和汉奸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等秘密联系。军统局的武装特务忠义救国军、别动军，名义上是在沦陷区打游击，实际上和敌伪军勾结在一起，妄图消灭新四军。京剧《沙家浜》就是表演忠义救国军当年在江苏省昆山、常熟县阳澄湖一带和敌伪军勾结，进犯新四军的罪恶事实。
当然，“军统”在抗战期间也从事了一定的抗日活动。抗战中，军统特工在抗日战争时期深入沦陷区，制造针对日军的恐怖活动，而隶属“军统局”的各个“游击司令部”和“交通警察大队”则深入日寇占领区开展广泛的游击战，对打击日寇和汉奸起了不小的作用。1938年，日军占领上海后，为稳定局面，有意拉拢有影响的中国上层人物出面组织所谓的“临时政府”。经过一番斟酌后，日本人选中民国初年担任过内阁总理的唐绍仪。唐经反复考虑后接受了日本人的邀请，晚节不保。蒋介石知道此事后，怒不可遏，着令“剪除附逆”。1938年，就在唐绍仪接受邀请出面组织“政府”后三个月，潜入上海的“敌占区行动组”的军统特工便除掉了他。在随后的时间里，军统局还先后策划了对殷汝耕、季云卿、汪精卫、周佛海等大汉奸的刺杀行动。尽管这些行动并未完全成功，但无疑有效地震慑了投敌叛变人员。
1946年3月17日，戴笠乘的飞机撞在南京附近的江宁县板桥镇戴山，全机人员无一生还。随即蒋介石任命郑介民为军统局局长，毛人凤为副局长。由于军统特务远远超过了原有的编制，开支更大大超过规定的经费，郑介民和毛人凤都认为无法维持那样一个庞大的组织，决定缩编裁员。这样，才使得过去戴笠只准进不准出的规定被打破。
在军统发展的这个过程中，由于郑介民和唐纵分别任帮办、毛人凤任主任秘书，这不同籍贯的三个人及其各自的坚定的拥护者逐渐演变成了军统局特务系统的三大派，使得军统内部原本就存在的派系斗争更加复杂。此时，正值抗日战争胜利不久，全国人民都希望能真正走向全国团结一致、和平建设的阶段，对这个一向为全国人民所痛恨的庞大特务机构，各方面的力量都希望能早日撤销。在这种局面下，如果还继续保留“军统局”，就必然使国民政府陷入困境。于是，为避免使自己陷入一个两难的境地，蒋介石政府不得不对“军统局”进行了改革。
四、逐渐衰弱——国防部保密局
1946年7月1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正式宣告结束，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由国防部第二厅厅长郑介民兼任局长，原军统局主任秘书毛人凤为副局长。
戴笠生前，一来是因为局势对蒋介石还不像后来这样坏，二来是蒋介石对戴笠也比较放心，所以对于特务机关的事，蒋介石“躬亲”的时候不多。然而随着后来形势的愈加不利，蒋介石也愈来愈指望其特务机关能发挥更大更多的作用，因此自然就对军统局比以前更加用心了。所以，在“军统局”改为“保密局”之后，蒋介石一再亲自出马对上层成员“训话”，一再集体或个别地接见派往各地去的省站人员，为他们指示打气，希望他们多多拼命。而在这个时期，毛人凤为了争取表现，巩固其黑暗“事业”，就特别卖力。他一方面仍学戴笠的老办法，每天中午，在局本部与副处长以上人员一起吃饭，一起谈问题，以期增加效率。在和公开特务机关的联系上，也保留“军统局”过去的成例，每月约集宪兵司令、警察总署署长、国防部第二厅厅长等开会一次。保密局成立时在南京马台街22号办公，1947年上半年才迁入洪公祠新建的大厦。不久以后，毛人凤又在傅厚岗通往玄武门的马路上，弄了一幢房子，取名“诚庐”，作为各特务单位首脑开会之用。毛人凤还规定：各省站站长，必须参加各地省一级的特务会报，以便在反共方面能够取得更多的联系，同时还规定各省站站长每月至少要召开一次“公秘会报”(公开和秘密的特务机关负责人的会报)，轮流报告各单位工作，然后汇报到保密局。
在保密局时期，保密局所能控制的公开机关已不如“军统局”时期那样多。而在被控制的机关中，由于权力之争的加剧，其负责人也不如“军统局”时期那么听话。当时，最大的公开特务机关恐怕要数全国警察总署署长唐纵所管辖的警察总署。唐纵因为自己是老“军统”，表面上虽然接受保密局的控制和运用，但实际上也在搞他自己的一套活动。
保密局所控制的第二个公开的机关是交通部全国交通警察总局，这个局的成员，大都是原来军委会水陆交通统一稽查处和军委会别动军司令部及忠义救国军的人马，基本上还接受保密局的领导。当时，几条铁路的警务处长，如京沪、沪杭甬的王兆槐，平汉的朱若愚，津浦的吴安之，陇海的程一鸣，胶济的贺元，粤汉的张辅邦，湘桂的史铭，滇越的田动云，都是“军统局”老特务。公路方面：公路总局之下的各地公路局的警卫稽查组、运输处的警稽室，也都由“军统局”老特务控制。交通警察总局的二十多个交通警察总队，也全是由原属“军统局”指挥的特务武装部队改编而成的。由此可见，保密局的人员配置明显不如过去的“军统局”。
按照过去“军统局”的传统，公开机关国防部第二厅，也应由保密局控制。这在郑介民以保密局长兼第二厅长的时期，还不成问题。后来郑被免去保密局长和第二厅厅长兼职，由副厅长侯腾升任厅长后，便不愿受保密局的控制。侯腾还想把原来在第二厅的“军统”特务排挤出去，一手把持军事情报，而让保密局专搞党政情报，分庭抗礼。毛人凤因为自知在军事情报方面抢不过第二厅，但又不肯放手，只好暗中指使留在该厅的“军统”成员，继续与保密局保持工作关系，并设法与侯腾捣鬼，甚至到逃台之前，侯腾和毛人凤都还在勾心斗角。
保密局控制得最多的是各地的稽查处，这是“军统”从抗战胜利后便首先抢到的公开单位，如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程一鸣、南京卫戍司令部稽查处处长何龙庆、北平警备司令部稽查部倪超凡、天津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陈仙洲等等，都是戴笠亲自安排的，以后也一直掌握在保密局手中。至于原来大后方的一些地区，如重庆、成都、西安、兰州等地的稽查处，在保密局时期也一直没有放过手。另外，各大城市的侦缉大队或刑警处，也都掌握在保密局手中。保密局在各地掌握了这两种公开特务机关，不但对逮捕、搜查、监禁等方面的活动非常有利，还从可用“合法”面目从事方面得到了很大的方便。
在保密局的外围组织中，最大的一个要算“中国新社会事业建设协会”。这个组织是由抗战时期戴笠所主持的“人民动员委员会”扩充起来的。当时，戴笠的野心很大，想把全国的青帮、洪帮、袍哥、哥老会以及各地的流氓组织统一起来，归他自己领导，以加强“军统”的外围力量。被邀参加这个组织的委员有杜月笙、王晓籁、向松坡、杨虎、张啸林、范绍增等近百人。1946年，在上海静安寺路丽都花园开筹备成立大会时，各路人马均赶去参加，曾被认为是当时的一个“盛举”。戴笠死后，这个组织由“军统局”大特务徐亮负责，但是徐亮已经组织不起来，尤其是在发展组织时，更是遭到“CC”系分子等各方面的攻击与阻挠。其中的主要原因，是他们怕保密局掌握了各地帮会组织之后，对选举“国大代表”和立法委员会起操纵作用，从而对他们的派系不利，这个会才在无形中停止了活动。
伴随着国民政府在大陆的一系列政治和军事的失败，军统局只能退出大陆统治，逃去台湾。这样，由于形势的变动，军统局在对大陆的特务活动区域和方式方法上产生了一些改变。到了台湾，当政者也只能顺应趋势，对保密局进行一些改动。
五、退出大陆——国防部情报局
蒋介石撤逃台湾后，从未放弃反攻复辟的幻梦，他一直强调：“对大陆布建工作应依次以福建、广东、浙江、江西等地方为当前派遣重点，并应确实控制鹰厦铁路，欲控制鹰厦路，须先控制浙赣路”。
而此时，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在毗邻中国的国家和地区增设间谍站组，对新成立的政权形成了弧形的间谍特务包围圈。刚好给退出大陆的蒋介石集团和美国等西方国家提供了合作机会，为此，美、蒋签署《共同防御条约》。台湾国民党在美国的策划支持下，整顿强化间谍特务系统，形成由蒋经国指挥的特务体制。1954年10月，在“最高国防会议”下设“国家安全局”，蒋经国以“最高国防会议”副秘书长身份领导“国安局”，由该局督导“中委会二组、六组”、“国防部保密局”、“国防部二厅”。1955年3月1日，将“保密局”改为“情报局”，将“国防部大陆工作处”和“内调局”以及“保安司令部”的部分特务单位并入该局；又将“内政部调查局”改为“司法部调查局”，统归“国安局”督导。先后由毛人凤、张炎元、叶翔之任局长。
第二节 特务是怎样炼成的
前文介绍了军统局的前世今生，勾勒出中国现代最著名的特务组织的基本面貌。然而军统只是一个组织的名称，而这一组织之所以令人神秘和好奇还在于它的所作所为，也就是组成这一特务组织的人的活动。军统局是特务组织，那么他的工作人员自然就被人称为特务或者是特工人员。军统的赫赫名声都是由这些近5万名特务建立起来的。在这一节，我们就通过对军统特务训练班状况的解读，向读者揭示出这些在当时令上到高级官员下至平民百姓都心惊胆战的特务们是如何培养出来的。
1937年4月，蒋介石为了加强搜集共产党和日本的情报，重组军统的前身复兴社特务处(1932年4月建立)，正式成立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局。由陈立夫任局长。戴笠则担任军统局第二处暨特务处处长(参见第一节)。戴笠在掌管特务处后，为了改善专业特工人员极度缺乏的状况，因此准备筹办一次大规模的特工人员训练班。此时由于日军的迅速进攻，中国军队经过激烈的抵抗后开始后撤，上海、南京相继陷落，这项计划便被迁往中部省份湖南去实施。1937年冬天，戴笠逃到武汉之后，便指派原在上海附近松江、青浦两县主持苏浙行动委员会武装特务干部训练班的副主任余乐醒和谢力公两人，到湖南去积极筹备，并手令军统湖南省站站长李人士要尽全力协助。1938年，余乐醒把他在长沙南门外天鹅塘旭鸣里4号融园的一座大洋楼全部腾出来作为筹备处。戴笠陆续派遣了谢力公、王崇五、陆遂初、王班联、贺元、徐永年、吴景中等人前往负责训练班的筹建和后来的特务培训工作。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重要负责人，都是曾经留学苏联的中共叛逃者。这就使得这一特务组织针对中共的用意十分明显。在经过勘察后，筹备人员最后选择了常德北面临澧县县立中学校为班址，这一训练班即为军统历史上著名的临澧特训班(简称临训班)。
临训班最初举办时，军统还没有正式成立，因此训练班的名称被叫做“军事委员会特别训练班”，在筹备和刚开学时都是用这个名称，但军委会办公厅却不承认它，因此没有颁发过印章 ，只是由筹备处自己刻了一个条戳。1938年4月，当时兼任中央警官学校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的戴笠将这个训练班正式定名为“中央警官学校特种警察人员训练班”。但是，此举又遭到中央警官学校教务长李士珍的反对。李士珍一直对戴笠的行为感到不满，所以李士珍在抗战期间对戴笠假中央警校名义办的训练班一概不予承认。然而戴笠对此并没有作任何让步，最后仍自作主张把该期学生称为中警校特训班一期，或简称特训班一期。后来因校址在湖南临澧县，故特务处内部一般称为“临澧特训班”，简称“临训班”。
训练班成立后，首先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招收学员。军统人事科随即通令所有外勤各省站组，转令所有特务介绍可靠亲友前往受训。条件是思想可靠，身家“清白”，不分性别，年龄在18岁以上25岁以下，初中以上文化程度，身体健康，无显著特征和暗疾，并规定当时已参加军统工作的内外勤工作人员愿意参加受训者亦可调训(利用这些人考核监督学生)。其实后来在年龄上没有限制，其中还有不少30多岁的人。通令中还规定各地选送的学生，应由各省站组负责人先行考核，以防异党(主要是共产党)分子混入。如果学生将来出了问题，原选送或保送(工作人员调训称为保送)单位要负全部责任。据统计，这个训练班的学员大部分是军统郑州办事处主任梁干乔在山东、江苏、河南等地招收的流亡失学失业青年。其他各省送来的学生约300人。但戴笠仍然认为人数太少，尤其是女生不多，有些特务工作恰恰又很适合女性去做。因此戴笠找到胡宗南，硬要胡宗南把在长沙用中央军校七分校名义招收的60多名女生全部拨给他，这样一来，女生人数也达到200人左右。戴笠对学员的选拔是比较看重的，他数次亲自参加学员的选拔考核，安徽省选送的18名学员中就有两名因为眼睛近视问题被淘汰了。但考虑到人员的缺乏，这一批选送的学员大多都被录取了。就这样，第一期培训班的学生数达到了1100多人。戴笠对训练班的情况始终高度关注，训练班的成立正是他雄心勃勃希望建立一支庞大、忠心、有效的特工队伍的开始。
因此，即使因其他公务繁忙而导致去学校的时间很少，但戴笠却牢牢地把持了训练班的重要人事和课程设置并兼任班主任。由于戴笠长期不在学校，因此专门设有一个主任办公室，派了丁若萍为秘书，传言其用意是牵制副主任余乐醒等人。同时主任办公室里还有秘书廖公侠和书记王小鸥、王子常两人。副主任余乐醒(陶一珊曾暂代)和总教官兼教务处处长谢立功都是有名的特工训练专家，政训处长汪祖华是军统中著名的“反共宣传家”，政治教官和大队、中队的政治指导员都由他领导。除负责主持灌输法西斯主义教育外，汪祖华更重要的是进行反共宣传和对学生的思想考核。总务处处长王湘，曾经在县长任上多年，临训班迁往黔阳后，由戴笠介绍为黔阳县县长。
训练班虽名称为班，其实和一所当时的军事训练学校的组织系统差不多，设有多个机构负责不同的任务以保证特务训练工作的顺利进行。在班本部下面还设有一个会计室，主任为刘七斯，会计徐煌生，出纳为周巨恩。另外还设有一个医务室，整个训练班里大概也只有这里的工作人员和特务行动没有直接关系了。当时只有总务处下面还设有一个事务股，股长先后由沈醉、徐永年担任，股员有苏振通、刘桐、阳光鹤、姚瑞祥、王亚文等。其余各处当时都没有另设科股，也没有副处长。教务处下为教务员，政训处下为政训员。
负责管理学生的是总队部，陶一珊为总队长。总队部下设两个大队和一个直属女生中队。第一大队长王班联，副大队长陈震东，大队政治指导员吴尚英，副官董威。第一大队下辖三个中队，第一中队队长段建功，政治指导员何季祥。第二中队队长项廉，政治指导员吴景中，这个队也是情报队。第三中队队长罗兴，政治指导员傅有权。第二大队也辖三个中队，大队长杨清植，副大队长王百刚，大队指导员贺元，副官沈志雄。第四中队队长金树云，政治指导员许文渊。第五中队队长陈粟冬，政治指导员黄康永。第六中队队长林廷极，政治指导员金昌满。每个中队下面再分三个区队。一、二中队为情报专业，三中队为行动与爆破专业，四中队为军事谍报参谋专业，五、六中队为军事游击专业。学生根据本人自愿和专长，全部打乱重新分配。
女生直属中队队长最初为安占江。据说她十分强悍，甚至连丈夫须于一都挨过她的子弹。她调走后改由吴毓坤继任。政治指导员先后有吴舜华、赵世英、彭家苹、武奎元等，这些都是军统的著名女特务。
在学员正式进入训练班后，教官们还要根据每个人的不同特长和情况进行分队专业训练，以便更好地因材施教，选择的标准是：凡高中以上文化程度而又较为聪明机警的学生均选入情报队受训；身体强健、学识稍差却胆大勇敢的选入行动队；对军事学术有点基础的选入谍参队，其余学识较差的选入军事队学打游击。女生则分别按各人具体情况选入情报队与行动队。七月间又设置了电讯、会计两个专业，大部分女生被选去学习这两项业务。专业训练表面上是征求学生意见，自由选择，实际上是先内定好了。学生自己选择的专业如不合适，都必须按班本部与总队所内定的专业分配。
既然戴笠如此重视特务培训，那么负责训练学生的教官也都不会是一些无名之辈，很多都有着丰富的特务工作经验和专业知识技能。这一时期教官方面的人员主要有：主讲情报的总教官谢力公、陆遂初和解意等人；讲授特工常识的除了副主任余乐醒外，还有刚从德、意两国学习特务工作回国的范学文、蒋镇南、冯文尧、王渭周；担任爆破术教学的是曾任巩县兵工厂厂长的刘绍复和军统中专门研究爆破工作的黄林玉，还有一个指导学生作爆破实习的助教邬之江；教行动术的有沈醉和擒拿教官朝鲜人金民杰，国术教官吴时泰，以及专教捕绳使用法的刘人爵；教摄影的为军统及戴笠的私人摄影师王文钊；教手语与暗号联络的有聂振标等。除特工技术外，这个班还着重于反共的政治教育，主要由政训处处长汪祖华和曾在黄埔军校担任过政治教官的叛徒廖华平，以及大队、中队的政治指导员担任这门课程的教学。另外戴笠还把张学良将军的旧部陈旭东、吴赛等人也派到这个班分别担任政治和军事教官，并聘了陆军大学兵要地理教官游风池到这个班兼课。后来增加的电讯与会计两门专业，又由军统电讯处派了林郁民等人去主持训练。教会计与统计学的还有从法国留学回来的魏文海。
我们从以上人员的组成可以看出，戴笠为这个训练班调集了大批“人才”，这些人此后都得到了戴笠不同程度的重用。据统计，当时在临训班中工作过的人员，以后不少都是为他主持其他各个训练班的骨干，如廖华平任兰州特训班副主任，军事教官吴琅后来担任黔阳特训班副主任，金树云则任东南特训班副主任，刘绍复、王乐坡先后担任爆破班副主任，陶一珊任重庆特训班副主任，魏文海任会计班副主任，金民杰任行动班副主任，等等。这些人以其丰富的经验为戴笠的特工王国立下了汗马功劳。
其实第一届特训班的成立运行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也曾遇到了几个不大不小的问题。
第一就是有的学生不愿意当特务。一些来之前不知道训练班内幕的人，一旦知道是要训练自己成为特务后通常都很不情愿，如原来梁干乔送来的那一批人，在他们来之前是被告知去参加国民党军队“总监部技术人员”训练班的，但由于他们人地生疏，虽有不满，还不敢公开地闹起来。但是胡宗南调拨的那一批女生，由于都是湖南本地人，离家较近，她们都不愿意参加培训，纷纷要求回到原来的学校，这让组织人员很棘手。又不能对她们强硬，毕竟训练要保密，同时还要顾及胡宗南的面子。对于这一情况，戴笠接到余乐醒等人的报告后十分重视，指示要迅速研究办法解决。后来终于找到解决办法，那就是先集体办理加入特务组织的手续，然后以团体纪律强制性约束。戴笠认为这条经验很重要，规定以后的特训班都要普遍推广。入伍教育的主要内容是通过灌输法西斯思想和反共的宣传，希望把学生训练成效忠领袖(蒋介石)的驯服工具。平时则通过检查学生书信、控制学生言论和行动等办法对学生进行控制。
其次的问题是戴笠始终对副主任余乐醒不是十分信任，尤其是余为人较为谦和，与训练学生打得火热，以至学生只知有副主任不知有主任，这让戴笠颇为恼火。他曾下令免去余乐醒副主任一职，由陶一珊暂代。但此举却造成学生不满，不得已仍让余乐醒重新复职，这就让戴笠的疑心更重了。此后不久戴笠去训练班视察，余乐醒为了给戴笠表功，在戴到达临澧县城前，全县戒严。戴笠到后看到这一场面，不仅没有赞扬，反而当时就沉下脸来厉声责问余乐醒：“如此警戒，是不是让学生不敢见我？”说其不是军阀，这样是为了什么。要是让蒋介石知道了他这样做，那就不得了了云云。戴笠走进训练班看到“戴主任是我国特务工作的开创者”时，更是大发雷霆，立即命令将所有标语揭去，改换上他自拟的“创造光荣历史，发扬清白家风”、“我们是领袖耳目，我们是革命灵魂”等标语。第二天上午在班务会上，戴笠仍然余怒未消，从开始到收场一直在骂人。除了原中共党员投向国民党的廖华平因为积极地鼓吹反共防共而受到戴笠的表扬外，从副主任到事务员都被他骂到了，无一遗漏。而且最让这些人心惊胆战的是这些谩骂都是有根据和材料的，这样就更加体现了戴笠秘密情报工作的无孔不入。早在戴笠第一次来到校园时，他就曾随便提到连总队队长陶一珊有晚饭后打牌的习惯。这些使每个人都意识到戴笠对这里保持着密切的监视，感觉到戴笠对他们的不信任。这次戴笠在训练班上住了四天，每天都要对学生讲话，主要是讲所谓团体的光荣传统，以及特工的性质和任务，危言耸听地进行反共宣传，并表扬学生们的刻苦学习精神等等。同时他又和学生作个别谈话，以此选拔人才和拉拢感情。在这次视察途中，戴笠还确定了训练班的“班歌”，这首歌是由德国留学回来的教官蒋镇南从德国法西斯党员那里学会的党歌，后加以改编而成的。戴笠第一次听到这首歌就认定了。据说是喜欢“革命的青年，快准备，智仁勇都健全。”特别对其中的“维护我们领袖的安全，保卫国家领土和主权”这两句更为满意，常常一念再念，认为写得很好，很切合军统的情况。因此，这首歌后来又成为军统局的“局歌”，戴笠同时还规定在军统每年的“四一大会”开会完毕时要唱，并且在每周举行的“纪念周”，以及任何集会时都要唱这首歌。
班歌歌词全文
革命的青年，快准备，智仁勇都健全！掌握着现阶段的动脉，站在大时代的前面！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维护我们领袖的安全，保卫国家领土和主权！须应当，刚强沉着，整齐严肃，刻苦耐劳，齐心奋斗！国家长城，民族先锋，是我们！革命的青年，快准备，智仁勇都健全！
在一切准备就绪后，所要进行的就是训练班最重要的工作——培训特务。特工是一项十分精细秘密的工作，对人员的素质要求很高，除了能够侦查、搜集、破坏对方的情报和工作以外，还要懂得保护己方情报的安全。特工人员要求胆大、机智、心细，同时还要掌握相当的各种特务工具的使用。因此训练班的培训课程很详细具体，不管学的是什么专业，都得学习一些特务基本技术。训练班副主任余乐醒编了一本叫“特工常识”的讲义，并由他亲自主讲。这本讲义里面，包括情报、行动、侦察、化装、秘密通讯、毒物使用、爆破、邮电检查等许多特务工作的基本技术。各个专业课程设置十分具体，像特工常识、情报学、密码学、行动术、擒拿术、通讯术、侦察术、邮检术、爆破学、指纹学、痕迹学、电讯术、驾驶术、摄影术、国际间谍和内勤业务等课程是各系必修课。除此之外，各个专业也各有各的教育重点。如学情报专业的，除了情报搜集、编审、研判、分类等之外，还有秘密机关的布置、联络、盯梢(即跟踪)、脱梢以及情报网的分布、传递情报方法等一系列的有关课程。同时还要着重学习关于“党派分析”的政治性课程。这是专门针对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一项功课，目的就是使学生在脑筋里形成一个牢固的概念：除国民党外，没有一个党派是革命和抗日的。为此他们攻击其他党派，特别是中共，甚至有意歪曲事实，否定共产党的抗战，认为中共倡导合作的根本目的不在抗日而在同国民党夺权。学生们学了这门课程后，班里还要经常进行测验，以巩固学生们的思想。此外还通过没收学员阅读的“进步”书籍和杂志，如《新华日报》，检查偷阅他们的邮件来保证受训学员思想的“纯正性”。
在训练学员的特工行动课程中，由于爆破知识的重要性，这门课程是专门另立的。因为在学习爆破的过程中，不但常有学生因粗心大意造成伤亡事故，甚至教官本身都有被炸死的先例。有一次，军统局派到第三战区编练处(当时在江西上饶四十八都)的爆破教官蔡某便是在教课时当场被炸死的。训练搞行动的特务，一般有半年便可掌握到各项基本技术；学爆破的要能独立工作也得半年，所以在一般的行动训练中，只能讲一些有关爆破的常识和对爆破器材的使用与简单的爆炸品的配制。临训班在讲审讯这门课程时，恰好有一个临时找来的医官有贪污和采购假药的嫌疑，于是，便将这个医官弄来作为“实习品”。这个医官来头不大，是个小特务的亲友，贪污也有限，只是为了贪图便宜买了点假药，并不是存心想害学生，结果却被指为有意谋害教职员和学生，经班务会决定进行公开审讯，作为学生的“实习品”。教官们先把一套课堂上讲的审讯方法使出来，毫无结果，这个人矢口否认有意谋害该班生员。连续几小时的审讯，学生看得有点厌烦起来，弄得教官们发了急，立刻把他们的一套看家本领搬出来，将讲授的各种刑讯办法，凡是有条件可以试一试的都用到这个医生身上。最后这个“实习品”被弄得遍体鳞伤，而口供证据均无，结果只好交由原介绍人具保开除，并保证对此不作任何表示。这种无法无天的做法，对这个班的学生毕业后的所作所为的确产生了很大影响，使他们感到这个机关具有一切特权，根本用不着什么法律。
此外，包括跟踪、拘捕、暗杀等课程都是训练班行动课教学的重要内容，如拘捕就可以分为指捕、缉捕、守捕、围捕、追捕、密捕等。暗杀术又分成为刀杀、枪杀、勒杀、毒杀、点穴杀等等。密码通讯又分明、暗两种，明的又分数字的加、减、乘、除，千万个数字，变化无穷；暗的分碱水密写、米汤密写、化学密写、化学浸没、火燃现字、代号通讯、隔行隔字看文，等等。训练内容还有特务之间的秘密对话、帮会隐语和湖口暗语的运用等，林林总总，五花八门。总之，军统特务训练的内容集古今中外一切杀人放火、抢劫、绑票等经验之大成。训练班学员们学到的这些知识在此后的多次行动中，很多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不到一年的训练，却已经足以使得这些学员由一名普通人成为能够独当一面的特工人员了。第一届训练班基本上圆满地完成了目标任务。
从以后的事实里，我们可以看出戴笠对第一届训练班的学员还是十分满意和重视的。1938年10月底，戴笠在退出武汉后亲到临澧主持毕业典礼，一改以往严厉的风格，显得和善可亲，甚至还上台唱歌为典礼助兴，让当时的氛围异常活跃。无论是在什么场合，戴笠都不忘极力地肯定临训班的训练成果。临训班毕业人员的派遣也由戴笠统一负责。派到军统局局本部去的几十名都经他亲自挑选，并且很快都得到他的重用。如李甲孚、刘子英当了他机要室(又称为甲室。戴笠仿照蒋介石侍从室的办法)的助理秘书。派在人事室(以后改为人事处，即第六处)工作的粟沧洲、李逢源、吴逢源、陈希普、窦滋树、崔毓斌、周懋树、王泽澳等十来个人，不久便当上了股长、副股长等。由于戴笠对这班学生的宠信，军统局各处、室、组、区等内勤单位中，无处不有临训班的学生在内担任重要职务；外勤的区、站、组，也都有这些学生插足其间。如当时的渝特区中便有吕世棍、刘德文、杨政、陈月华、邓毅夫等七八人。重庆卫戍总司令部稽查处，配有这个班的学生则达到三十多人，不仅处内各科股中都有，十多个县里的稽查所的所长和督察，也几乎全部由这些学生担任。其中如易啸夫、胥蜀鸣、吴德厚、关宝中、程传洛、鲁东辞、鲁东藩、张明选、邓子培、杨兴贤、吴菊生、唐治亚、毛洪明等人，不仅很快独当一面，而且官阶也很快提升到了上尉或少校。
军统第一届临澧特训班，是戴笠主持的第一次大规模的特务训练班，后来由于武汉失守等战事关系，临训班西迁贵州黔阳续办。这一届也就不但成了第一届，也成了唯一一届“临训班”。临训班的成员此后在多次的特务活动中大显身手，无论是对中共，民主进步人士的迫害，还是对日本和日伪的暗杀。他们中许多人的双手既沾满了敌人也沾满了人民的鲜血。他们的功过是非，一切留待后人评说。
此后在抗战期间，由于军统特务组织不断扩大，训练任务日益繁重，为此军统又开设了不少训练班。其中基本的综合性的训练班有5个：除了临训班外，还有黔阳训练班，1939年在湖南省黔阳县开办，负责人吴琅，学生900余人，学制和系别与临训班相同。息烽训练班，设于贵州省息烽县，共训练8期，第1期由胡靖安负责，其余7期由徐为彬负责。每期学生500至1000余人不等，学制一年，训练系别有情报、行动、警政、电讯、外事等。兰州训练班，1939年在甘肃省兰州市开办，共5期，负责人分别是刘藩、王孔安、胡国振、廖华平和刘忠云，训练学生达7000余人，系别中特设有邮电系。建巨东南训练班，1942年设于福建省建项县，由局本部训练科长李修凯奉戴笠令筹组。负责人先是金树云，后金树云因过受撤职处分，由政训组长桂运昌充任。该班第1期学生700余人，其中不少是上海流亡学生。第2期改为中美特训班。中美特训班的训练项目主要是爆破、游击、侦察和美式武器的使用，课程有气象学、摄影学、痕迹学、射击学、密电码破译、特种战争、心理战争等。训练期3到6个月，毕业后由美方发给卡宾枪、汤姆弹或U.D机枪、各式手枪，还有少量火箭炮。根据邹凤金的回忆，他曾奉戴笠之命陪同9名美国教官前往福建建巨东南训练班督训。一行15人乘汽车经贵阳、衡阳、曲江抵达目的地，安排停当后，即拟定了督训计划并予以实施。这一计划注重对学员的政治思想教育，在技术方面则突出海水测定训练，目的是为盟军在福建沿海登陆作准备。督训为时6个月，届时戴笠和梅乐斯亲临主持毕业典礼并核派工作。戴笠为了检查督训的效果，特别安排了两次战地实习。一次是爆破福州市的敌伪据点，派遣学生100人，携带炸药化装潜入福州市区，在日伪司令部及其他机关、仓库、据点，安置爆破点，定时一齐爆破，然后四面伏击，完成任务后撤回。另一次是突袭海岛上的日军大仓库，派遣学生30人，持手提式机枪，乘敌军晚餐时，突然登岛袭击，消灭敌守备军一个连，然后放火烧毁军火仓库撤回。这一系列行动都比较圆满地完成了，显示出特训班的特务人员已经较为熟练地掌握了应有的技能，让戴笠十分满意。
除基本训练班和中美特训班外，还有各种专业的训练班。如在重庆、衡山、西安等地开办查缉干部训练班，培养缉私人员；在黔阳、息烽和重庆石灰窑、万寿宫开办外事、外交和外语训练班，学员毕业后，有被派往驻外使馆工作的。在重庆还办有电讯班、谍报参谋训练班、通信训练班、政治训练班、会计训练班、技击训练班、经济训练班，还有培养华侨和东北特工人员的南洋训练班与东北训练班。这些训练班的学员毕业后被分派到各个地区的不同岗位上工作，有公开的，也有秘密的。戴笠通过这些训练班不断培训出新的特务，逐渐缔造了一个现代中国同时也是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庞大特务帝国，幻想依靠他们为自己，也为领袖(蒋介石)和党国谋利益，巩固统治。
第三节 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内幕
虽然军统已经有了自己的特务训练科目，但是军统各阶层却都普遍认为还是不够，仍然需要进行改良。第二次世界大战为其提供了一个机会，那就是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合作。说到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合作，我们自然而然地想到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简称中美所)，它的英文名称为SINO AMERICANCO—OPERATION OFFICE(缩写为S.A.C.O.)。它是在抗日战争期间美蒋特务公开合流的一个产物，由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与美国海军部情报署合作组织。
这个组织的成立正值抗日战争进行到了相持阶段的后半期，当时的国民政府各个机关都迁往了“陪都”重庆。“军统局”就在重庆近郊歌乐山下的磁器口缫丝厂杨家山建立起自己的办事处，1943年二三月间，在办事处大礼堂里，举行了一次由中美两国官员出席的签字仪式。中方有外交部长宋子文的代表、常务次长胡世泽和军统局副局长戴笠；美方有海军部长诺克斯、罗斯福总统的私人代表、美国《生活》杂志老板鲁思，以及大家所熟知的海军部情报署代表梅乐斯。
长期以来，因为电影屏幕上的白公馆和渣滓洞监狱，这个简称为“中美合作所”的战时跨国军事情报合作机构成了广为人知的“美蒋罪行”的代名词。白公馆原为四川军阀杨森部下师长白驹的乡间别墅，1939年冬由军统局用作临时看守所。当中美合作所建立时，白公馆看守所奉命将人犯迁往渣滓洞，白公馆房屋则让给美方人员作为住所，名为中美合作所第三招待所。直到抗战胜利后中美合作所撤销，美方人员回国，白公馆才又恢复关押政治犯的职能(后称国防部保密局看守所)，主要关押国民党当局认为是“要犯”的较高级别政治犯。渣滓洞监狱，原是因白公馆看守所人满为患而增设，1946年底将人犯迁回白公馆后，曾一度关门，后于1947年底又重新开张(称重庆行辕第二看守所)，主要关押在1947年“六·一大逮捕”中抓捕的教育、新闻界人士，“小民革”地下武装案被捕人员，川东三次武装起义被俘、被捕人员，《挺进报》事件被捕人员，民革川东、川康分会成员等。
其实，当时成立的中美合作所并非是为“反共”、“反人民”而建立的法西斯集中营，而是在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中建立的跨国军事情报合作机构，这种机构那时也并非只此一家。各方政治力量在此之前就有很多的尝试，大多因未能统一意见而没能进行合作。在类似的各种机构中，最先是苏联驻华大使馆提议，由苏军总参谋部与中国国民政府军委会军令部协商建立的中苏情报合作所，所长由中方军令部第二厅厅长杨宣诚兼任，副所长中、苏两国各一人，中方为军令部第二厅副厅长、军统局主任秘书郑介民。该机构由军统局具体操作，主要侦收和研究日军电讯密码，苏方主要负责提供大批电讯器材。该所设于重庆城内来龙巷庆德里一号，另在南岸黄山上设有电讯侦测电台，南岸汪山上建有供苏方人员住宿的两幢宿舍。中苏情报合作所成立不久，因苏德战争爆发，苏联无暇东顾而渐少过问。军统局也认为苏方提供的电讯器材不够先进而失去合作热情，于是该所在建立后约三年便撤销了。
接着，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在上海遭到日本人监视的英国驻华情报首脑门德内哥罗，由军统局辖下的游击武装忠义救国军借偷运日货之机将其藏在卡车中护送逃到重庆，他以英国大使馆商务参赞的名义提出与中国合组中英特种技术合作所，方便进行情报交流，英方并表示愿意援助武器装备和派专家帮助中国组建、训练一支敌后游击部队(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又决定将这支部队开赴东南亚战场配合英军作战)。于是，军统局在1941年9月进行了研究，不久即在重庆近郊沙坪坝红槽房建立起了中英特种技术合作所，1942年1月又在沙坪坝小龙坎成立了军统局属下的别动军司令部，中英合作所主任及别动军司令均由前忠义救国军总指挥周伟龙担任。戴笠以军统局原混城队为基础，加上军统局人员，组成了别动军七个纵队。别动队原拟开赴东南亚作战，第三纵队徐光英部当时已集结于桂南待命。后来，由于军统局在援助及训练等问题上与英方意见分歧严重，最后导致无法继续合作，于是，中英特种技术合作所也只能是以撤销告终。
1942年夏，流亡的法国戴高乐政府也曾派代表来中国，与军统局洽谈建立中法特种技术合作所，主要是为了侦译法国维希傀儡政府的密电。但法方代表对所谈事项比较外行，军统局方面对这一流亡政府又不十分重视，最终中法特种合作所一事也未能谈妥。
走马观花换了好几个国家合作，最后都因为各种原因未能真正合作成功。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和美国的参战，美国需要为自己参战提供大量准确的情报。是时中国国民党的军统局已经发展成了一个规模宏大、系统完整的特务系统，鉴于此，美国便考虑和中国联合建立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该所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和国际环境中建立起来的。
一、组织、认识和活动安排
对于当时中美两国首脑及许多参加具体工作的人员来说，建立这一合作机构确实是为着满足中美两国共同对日作战的需要。自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就开始考虑与中国合作进行对日军的电讯侦译技术研究，搜集日军在中国与太平洋沿岸及沿中国海岸的陆、海、空军事情报，以及获得这些地区的气象、水文资料等。中国方面则希望与美国进行对日作战的情报交换，并在对日心理战、宣传和在敌占区进行破坏活动等方面接受美国的训练，同时希望得到美国提供的先进电讯器材、武器装备、运输工具等。
中美所设主任一人，由戴笠兼任；副主任一人，由美特头子梅乐斯充任。对内对外一切工作，均由主任副主任共同负责。双方各设参谋长一人，军统方面为李崇诗，美方为贝乐利，并各设主任秘书一人，军统方面为潘其武，美方为史密斯。下设内勤组织和外勤组织。
内勤部门由9个组组成：
(1)军事作战组，又叫参谋组。组长尚望，号渭父，是军统所领导的军委会别动军(军事委员会别动军简称别动军，是美帝与国民政府合办、由军统局直接控制的一个武装部队)司令部参谋长。副组长易炜，是别动军参谋处长。两人均为兼职，实际上由易炜负责主要工作。组下设有高参四人，均为军统大特务。美方派有一个副组长和若干参谋。主要任务是指挥中美所和军统局所领导的特别武装部队和各地区的行动总队、爆破总队，制定各种作战计划和行动预案，协调各部的具体行动。
(2)情报组。组长为陆遂初，副组长为美方人员。主要任务是侦讯和搜集各种军事情况，负责日军和伪军的电码破译，分析和筛选各种情报和情况，同时分门别类编妥后提供给美方参考使用。情报组是中美所工作的重点之一。由于对日军作战的需要和世界大战态势的变化，1944年后美国陆军和联邦调查局也开始参与该组工作，加强情报的侦察和搜集工作。
(3)心理作战组。由吴利君担任组长。主要任务是指导、指挥对日心理作战及战地宣传工作，并负责训练中方心理战的人员和行动部队。特别是美军在太平洋地区全面参战后，出动空军对日本本土进行轰炸，以及在长崎、广岛投放原子弹后，对日心理作战更是频繁，并且也发挥了有效的心理震慑作用。
(4)气象组。程浚任组长，实际负责人是美方的副组长和他们的一些专家。主要任务是指导各地气象台站的建立以及人员训练和业务指导，搜集和了解中国沿海城市及大陆地区的气象情况，地形地貌，水文地质情况。在现代战争中，由于参战的海军和空军占有很大比重，以及战场区域的扩大涉及面广，气象情况瞬息万变，所以气象组也是中美所的一个重要部门。气象组在对日作战方面及时搜集必需的信息，提供盟军海军空军作战之参考。
(5)行动组。组长周知声，副组长焦金堂，美方也有一名副组长。主要任务是指挥中美所和军统局领导的80多个行动总队、行动队和破坏队，进行敌占区和战场上的具体军事行动。
(6)交通运输组。组长黄荣华。中美全面合作后，交通运输十分繁重，该组人员全面负责中美所的各种武器、装备物资、器材、电讯、气象、医疗设备的运输以及人员的输送。
(7)经理组。先后由毛宗亮、刘君实任组长，周浩良为副组长。主要任务是负责中美所内部的经理管理事务工作。
(8)医务组。组长原为张约翰，后为戴夏民。主要负责中美所的医疗、医药及领导中美合办的中美所四一医院和上海中美医院。
(9)总务组。组长原为郭斌，继任杨隆。主要任务是中美所内的一切杂务和日常事务工作。
中美所的内勤部门除了以上9大组以外，还设有总办公室，下设联络组、文书、人事、译电等组，担任中美所内的具体机要管理工作；还设有工程处，负责中美所的所有工程建筑工作；设有汽车总队，下设三个汽车大队和一个汽车修理所。
外勤部门主要设3大组：
(1)东南办事处。为了便于敌占区和前沿战场的工作，中美所于1943年在福建建阳成立了东南办事处，主要任务是搜集日军海、空、陆军的分布和活动情况，测量海域及陆地的气象资料，训练指挥特别武装，就近指导华南地区对日作战和策反伪军将领，并伺机刺杀。在东南办事处建立前后，中美所还分别在安徽、浙江落实建立了前沿据点，形成了中美所对外的扇形工作面。
(2)1944年中美所在上海、闽侯、定海、漳州设立了四个情报站，受东南办事处领导，但对本区域进行独立情报工作，负责搜集日军的部署和行动情况。
(3)前进指挥所。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和中美所抗日特别武装的壮大，东南办事处成立后，中美所又在浙江于潜县设立了前进指挥所，除了搜集沦陷区情报外，主要任务是指挥中美所领导的忠义救国军、别动军袭击、骚扰、狙杀日伪军、汉奸，炸毁敌人的桥梁、公路、工事、军火仓库和其他设施。
二、中美所的训练情况
中美所配置的人员需要各种技能，虽然军统局在合作之前就已经对特工人员进行过专门的训练，但仍然不能满足搜索情报的需要，为此，中美所后来又进行了很多训练。在梅乐斯和戴笠的指导下，中美所从成立起到结束止，前后办过二十多个各式各样的训练班。美帝国主义特务在帮助军统训练特务和武装特务部队方面，花费的人力、物力最多，其中以重庆特种警察训练班最为完善，设备最多，训练时间最久，也最能说明问题。
重庆特警班的成立时间比其他训练班要迟一些，一方面是由于在合作之前对工作认识上的差别；另一方面是由于房屋和器材以及在学生的挑选上都费了不少时间，所以重庆特警班到1944年秋天才开始进行训练。特警班由戴笠兼班主任，梅乐斯兼副主任。实际负责行政工作的，第一期为副主任、军统特务乐干，第二期为刘人奎；主持训练工作的则为美国特务，总教官怀特，一切大权都操控在总教官室手里。重庆特警班里共有美国特务教官五十多人，所有技术方面的课程全部由美国教官担任，完全是按照美国训练特务的方式进行训练，一概不采用军统过去那一套特务技术课程。当时戴笠认为倘若不掺入一点合乎中国情况的特务课目，将来工作起来恐怕多有不便，更何况训练的目的也不是去美国工作。但是即便如此，美方仍坚决不同意，认为军统那一套是落后的和不科学的。在这一点上，戴笠也不好再争执，便完全听由美方的安排。
重庆特警班的组织也和军统其他训练班一样，设有教务、政训、总务等三个组。第一期的教务组组长便是后来在解放前任天津市警察局局长的李汉元，第二期是曾宪凯。班里设有大队部，第一期大队长为李汉庭，第二期为杨元森。大队下设有三个中队。第一期有学生八百名，第二期有学生一千二百名。这些学生的来源都是从军统局的几个基本特务训练班，如兰州、息烽、重庆等班中挑选出来的。这个班的训练内容分为刑事警察与保安警察两个系。其中以刑警系的课程最为复杂，除了侦察、审讯、指纹、痕迹、罪犯心理、化装、拘捕、警犬使用等外，更注重各种实习工作，如刑事实验、手枪射击、机动车驾驶、爆破等。当时美国特务最感自豪的是从美国搬来的那一整套刑事实验器材，其中有一部最新的“测谎侦察器”，这是专门用来侦察被审讯的人说话是否真实的。还有一套“强光审讯器”，被审讯的人经过相当时间的照射后，神经上受到极大刺激，便不能控制自己而胡言乱语起来，法官可以从他说出的许多话中找出矛盾再去追问。另外还有几套新式电刑设备，对不同体格的人使用不同程度的电量，使用过久也不会晕过去，而只是越来越难受，虽然痛苦到汗出如雨，连精液都要流出来，但还能说话，这便最有利于审讯。1945年秋天，蒋介石来视察中美所，带着蒋纬国、秘书曹圣芬、参军皮宗阚等十来个随员，在中美所几个重点工作部门看了一下。蒋介石最感兴趣的要算中美特警班的美国刑事实验室了。因为这里有美国最新式的各种审讯人犯用的刑具和大批从美国运来的良种警犬。这些东西对镇压人民、巩固他的统治都有很大作用，所以他每看到一样新的刑具，问明了它的用途和功效后，总是连连点头赞不绝口。
特警班第一期的学生受训一年刚刚满期，便赶上抗战胜利，戴笠立刻把他们分配到全国各地的大城市的警察局和稽查处工作，并给那些专心致志负责主持训练的美国教官每人准备了一份厚礼，以答谢他们的辛劳。第二期因中美所结束，美国教官都回去了，但训练方法却仍保留了原来的方式，把第一期学生中向美国特务学习得最好的留下当助教。不过由于这一期的学生，没有受到美国教官的亲自传授，在毕业后分配工作时便不像第一期那样受欢迎。
中美所成立得最早的训练班是气象工作人员训练班。这是由于美帝国主义海空军急于要掌握中国大陆的气象材料，在第一次合同未签订前便于1942年冬成立。先后办过四期，是专门训练有关气象测量方面的一些技术人员。除了美国的专家外，中国方面也聘了两个气象专家帮同训练。每期有学生三十到五十人不等。学生大都是在军统无线电训练班中挑选的，毕业后都分配到各地的气象部门工作。
另一个较早的训练班成立于1943年春，叫“助教工作人员训练班”。这个训练班是准备为各地的中美特种技术班的美国教官培养助手的，全部是由美国特务们自己负责。这个班由梅乐斯兼班主任，所以学生们自己便把它叫做“梅乐斯训练班”，借以显示出他们是完全由美国特务培训而有别于军统局的其他训练班。这个班只办了一期，学生五十余人，是从军统其他特训班的毕业学生中挑选出来的，毕业时由梅乐斯赠送了镌有“梅乐斯赠”的短剑一柄。学生大都是分在一些中美班去当助教。
中美所办得最多的是“中美特种技术训练班”。从1943年到1945年共举办10个特训班，这10个特训班分别是安徽雄才训练班、湖南南岳训练班、西安牛东训练班、绥远陕坝训练班、贵州息烽特训班、江西修水特训班、福建漳州特训班、浙江瑞安特训班(瑞安县玉壶)、福建建瓯特训班、安徽临泉特训班。这些特种技术训练班共培训人员5万多人，这些受训人员都成为中美所领导的忠义救国军、别动队等特别武装的骨干力量，成为敌占区抗战的中坚，在解放战争期间都改编成为交通警察总队。
这些班都是由戴笠兼主任，军统派副主任，美帝国主义方面只派总教官和教官。每个班的组织都相同，主任、副主任下设美国总教官室、教育长，以及教务、政训、总务三个组。学生均从军统所领导的武装特务部队里调来，受训完毕由美方负责按实际受训人数全部配发美国武器和装备。所发武器都是卡宾枪、汤姆生手提机枪，以及少数火箭炮与曲尺及左轮手枪。训练的内容主要是美式武器的使用，并传授爆破术、侦察术、游击战术以及配合美军登陆等战术。这些都是由美国教官负责，只有政治训练才由军统特务负责。受训期间大都是三个月左右一期，一般是一期接一期地训练下去，但在人多的地方是采用一期未完二期便又同时举办的办法。
除以上10个专门训练特务武装部队的中美特种技术训练班外，还在浙江淳安港口成立过中美爆破人员训练班，副主任毛森。这个班也是由美帝国主义派遣专门教官和供应训练器材，帮同训练。另外还在湖南东安办过两期中美医务人员训练班，副主任傅荣。这个班是美国特务专为这些武装特务部队训练军医人员的。
抗战胜利后，按照第一次合同的规定，中美所应即结束。但是戴笠为了要设法保留一批反共有经验的汉奸特务分子，便要求美方仍以中美所名义在上海和北平各成立一个中美特种警察人员训练班。这一要求立刻得到美方同意，除愿意留下一批美国教官负责主持训练外，并答应供应两个班所需要的各种器材，使这批南北两地的汉奸特务镀一镀金，摇身一变就成了美蒋特务。后来，这两个班因戴笠死去而匆匆结束。在郑介民接任军统局长后，怕受到各方面的攻击，顾虑很多，这两个训练汉奸特务的中美特警班才没有继续举办下去。
三、中美所在抗日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重要作用
中美所成立后继续发挥军统破译日军密电码的优势，特别是美军与日军的中途岛之战和美军击落山本五十六座机，都与密电码的侦讯破译有关。
1942年6月4日在太平洋中途岛海域，美军抓住了攻击日军主力舰队的极好机会，取得了极大的战果。日军南云中将率领了庞大的主力舰队向中途岛发起进攻。美军根据获取的情报迅速做好了战斗准备。根据日强美弱的情况，美军巧妙地隐藏了以大黄蜂号、企业号、约克敦号航空母舰等主力舰只和数百架战机，使日军产生了轻敌思想。当南云舰队进入美军攻击航线后，美军迅速发动攻击，156架战机及时升空，迅速轰炸日舰队，当日军发现美军已发起战斗时，已经完全陷入被动。日军4艘航母、1艘重巡洋舰、2艘驱逐舰，战机332架相继遭到毁灭性的打击，被炸沉击伤，美军取得了以少胜多的巨大战果。中途岛之战，使得日军再也没有发动大规模战役的能力了，彻底改变了战场态势，同盟军也逐步由防御转入进攻。
1943年4月18日，美军根据侦译的日军密电，从瓜达尔卡纳尔岛派出了美军第339中队的18架P-38战机突然攻击了山本五十六的编队。在布干尔半岛上空，美军除大部分战机对付山本编队的6架零式战斗机外，另外3架P-38专门攻击山本座机和联合舰队参谋长宇恒乘坐的轰炸机座机。山本座机被很快击中起火，随即坠毁在岛上的森林里炸成碎片，日联合舰队总司令山本五十六也即身亡。宇恒座机被击伤，迫降海上，宇恒等人则受重伤。
中美所成立后，心理作战的方式也常常被用于前线战场。中美双方特别挑选了一批适合心理战的人员组成心理作战大队，不断地对日军占领区进行广播宣传，还经常出动飞机空投各种宣传品。1944年又设立流动宣传大队，配属了几十辆宣传车，装备了大功率的播音设备，活动在东南一带的战场前线，专在日伪军驻地向士兵进行宣传播音。1945年美军开始进攻日本诸岛并向长崎、广岛投放原子弹的时候，心理战大队更是加紧宣传活动的密度，不断地宣传播出美军在日本本土作战的成果和核武器的威力，颓废日军的精神，极大地动摇了日军的军心。由于一些被封锁的消息被心理战宣传后，不断地在日军部队中互相暗中传播，使得日军士兵都产生了巨大的恐惧感。部队士气逐渐低落，纷纷预感到日本皇军在走向灭亡。
中国抗日战争后期，中美所还充分利用军统特工机构，加紧对汪伪政府的渗透策反工作，从而掌握了许多机密情况。如戴笠抓住高级汉奸周佛海这条线后，随时都能了解到汪伪南京政府和日军在华的许多重大行动部署，有些情报具有很高的政治、军事、经济价值，并通过中美所反馈到美方。
总之，中美合作所是继中苏、中英合作所成立后第三个中方与外方进行特种技术合作的项目，特别是在中国抗日战争最艰难的年代和第二次反法西斯战争最关键的历史时期，由于中美双方政府的全力支持，及美国军方和中方军统局的悉心努力，取得了十分巨大的成效，有力地帮助了中国的抗日战争和太平洋亚太地区的反法西斯战争，为夺取二战的全面胜利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为世界的和平和人类的安全作出了贡献。
四、任务未完，先行结束
根据合同的规定，抗日战争取得胜利时中美所便应结束。可是戴笠和梅乐斯却认为这次亲密合作的任务还没有完成，但一时也找不出充分的理由再继续下去，只好让中美所关闭。
在得到蒋介石准许之后，戴笠才于1945年冬天第一次把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几年的所谓成绩，在国民党的机关报上公布出来。梅乐斯曾一再向戴笠保证过，为了将来帮助国民党战胜和消灭另一个比日本更凶恶的敌人——中国共产党，他们随时会再度回来与军统进行更亲密的合作，而帮助国民党建立一支由戴笠来统率的镇压中国人民的海军，他们也是会尽最大的努力的。戴笠死后，梅乐斯专程从美国赶来吊唁时，还一再向毛人凤、郑介民表示过这种“慷慨的”愿望。至于中美所的结束工作，则完全由军统局代为办理，但是他们之间的合作并没有因此而中断。
第二章 军统在各地的活动片段
第一节 繁华上海的军统
一、上海区初期
1927年国共分裂之后，在国民党的残酷打击下，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转入地下，从表面看，似乎已经完全消失，但各地的起义和城市暴动却此起彼伏连续不断，这说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仍在有效地进行活动，并且还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机关在进行指挥。面对中国共产党严密的地下组织，国民党警察和宪兵不知从何着手对付。尤其是中国共产党首脑机关隐藏在上海租界之内，在这个洋人统治的租界内，公开的警宪机关也不便进行侦破和搜捕。外加还有一个强有力的政治保卫机构——中共特科加以保卫，就更难破坏了。因此，要对付中国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必须依靠秘密的特务机关。复兴社特务处成立时，蒋介石交给的两大任务，一是反共，一是排除异己，以巩固他的独裁统治。军统成立后，不但继承了这两大任务，还适当地加上了对付日本和伪政府的新任务。
早在1930年4月1日复兴社特务处成立之前，戴笠就派翁光辉、陈志强、王昌裕等人在上海从事活动，戴笠本人也经常去上海，不过当时还没有正式的组织名称。1932年以后，军统才在上海成立上海区，由翁光辉任区长。翁任区长时，区部组织也很简单，只有书记一人，司书、事务、交通各一人，下面也只有三个组：第一组组长陈志强，上海人，军校三期毕业，一向在上海搞流氓帮会；第二组组长王昌裕，广东琼州文昌人，军校五期毕业；第三组组长徐昭骏，四川人，军校三期毕业。当时在上海的内外勤特务总共不过三十多人，一般工作都只是做做情报。蒋介石希望这些特务能打入中共在上海的组织，结果连中共中央从上海迁往江西苏区这么重大的消息他们都没有得到一点风声，足见效率的低下。
当时情报组的主要成员都是基本特务，能力有限，情报来源也不仅仅限于他们那里得到，还从“直属通讯员”那里获得。这些“直属通讯员”大多是各方面向戴笠或区长推荐的，有的还在试用，有的则已经成为正式的通讯员。这种直属通讯员有三十多人，都是有固定的公开职业，与各方面关系较多。其中有律师、教授、银行职员、记者以及无业流氓、帮会头子等各色各样的人。最初他们搞特务活动是兼差，慢慢才变成专业。他们一般都是由区长、书记和交通去联系，其中绝大多数是靠交通联系。特别是一些在民主党派中工作或伪装进步的直属通讯员，他们最怕别人发觉与特务有往来，因此联络时也很隐秘。同时上面对他们也不放心，因此，对于见面，双方都比较神秘，有时一再变更地点和时间，甚至见面以后谈了几句又雇出租汽车再到另一个地方去长谈。当然有些通讯员也是提心吊胆，生怕一次见面后谈得不投机被带到南京去，所以彼此都不愿经常会见。有些通讯员往往半年才和区长见一次面。有些区部认为比较可靠的通讯员，则不像和有党派关系的人见面那么故弄玄虚，除经常由交通直接去找他们外，区长和区书记也往往直接去找他们联系，但始终不敢把区部所在地和电话告诉他们。对于南京总处认为有特别重要作用的人，先后任过总处书记长的梁于乔和唐纵、张师等都从南京赶到上海去约谈，遇到这种情况那就弄得更加神秘了。
1934年由吴乃宪任区长，他是黄埔一期学生，因出卖邓演达先生而得到蒋介石的信任。当时蒋介石和戴笠希望通过他过去在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另称为第三党)的关系，一方面进行搞垮这个党的活动，同时又企图通过这个党中的少数败类来接近中共组织，达到破坏中共地下组织的阴谋。他当时介绍到军统的第三党人员虽不多，但都很受南京总处的重视。尽管如此，还是无法打入中共组织与拉出中共的重要人员。上海区在每年年终总结工作时，总是受到南京总处和戴笠的批评。每年年初虽拟好一些对付中共组织的办法，却从来没有一次能够实现，直到抗战时仍然收效甚微。为此，上海区的区长、书记、组长等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被频繁撤换。
约在1935年秋冬间，吴乃宪被蒋介石任命为京沪杭雨铁路局警察总署长，由王新衡任上海区区长，秦承志任区书记，侦察大队长也交给了翁光辉。从此，军统掌握了这两条铁路警察的控制权。这样就给上海区的特务提供了很多的方便，不但南京总处交通科的交通员每人都领到了京沪杭雨铁路局的二等车的长期免费票，上海区的内勤与几个组长乘坐这条铁路的车也都能免费优待。从上海解送人犯去南京也能得到路警的协助。
由于王新衡本身是一个中共叛徒，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过。加上他是宁波人，与当时上海许多宁波商人一向有往来，还和杜月笙关系很密切。在任区长期间，王新衡拉了不少留学苏联的叛徒、上海帮会分子、上海邮务总工会以及工商业和文化界方面的人参加了军统。这样，内外勤人员增加了很多，在这段时期里，上海区的组织大肆扩充，除原来的几个情报组外，又增设虹口区、闸北区、沪南区潜伏组，同时还增添了十多个战地随军调查组，内外勤工作人员由原来一百多人增到五百多人，并添设了大量无线电台。
当时构成上海区的基层组织有四个：第一组组长陈志强；第二组组长徐昭骏，继任沈醉；第三组组长王昌裕；第四组组长张人佑。上海区所掌握运用的公开特务机关，最主要的是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这个大队交给军统后，第一任大队长吴乃宪是单枪匹马去接任的，直到第二任大队长翁光辉去了以后，戴笠才派沈醉和程慕颐、林之江、倪永潮四人去当督察。军统是采用逐步掌握，慢慢排斥和分别吸收的办法，尽可能利用原有的人员来为军统效劳。除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之外，还有另外几个能掌握到的公开机关，如京沪杭雨铁路警察总署、上海市警察局警士教练所、招商局警卫稽查室等，这些机关在工作上对上海区的帮助并不太大，铁路警察总署与招商局警稽室又都受总处领导，上海区只能运用一下，协助交通联络与解送人犯和必要时利用作掩护。
由于上海工作的复杂性，特务们的待遇比当时一般反动派军官略高一点，并有奖金和特别费。但是待遇要根据特务们的工作表现来核定，一些组员工作上无突出表现的，则只能拿到固定的生活费。除直属通讯员有一百元以上的生活费外，各组的组员大都是从三四十元到一百元，组长另有一百元特别费和房租费。因此一般组员常常感到入不敷出，总是想尽各种办法得奖金。但戴笠的理由是：如果生活费给多了，有些人便会贪图享受不努力工作，所以只给一点可以维持生活的钱，这样一来，便非好好努力设法得奖金来弥补不足，工作越好，奖金越多，最容易表现出成绩；不好便不给，可免去固定的庞大开支。他认为这是最好的提高工作效率的办法，然而却也造成了特务们利用“工作”之便去搞贪污活动的勾当。
二、罪恶活动种种
1.暗杀
在这段时期里，军统在上海的罪行最主要的是搞暗杀。特务暗杀的主要是那些在上海秘密逮捕的中共党员，他们用的方法比较残忍，在武侠小说中经常能看到的“化骨水”也在暗杀中频频使用。随着特务们的技术的发展，用“化骨水”毁灭尸体的事情逐渐减少，但特务们却改用了其他的方法，那便是抗战前上海租界内经常发生的“箱尸案”。这一残酷的方法不但用过多次，而且军统还在后来收集了相关资料编成教材，作为在特殊环境下杀人后的“移尸嫁祸”方法。这种方法就是将被害人击昏后进行尸体肢解，再装到箱子里。那么如何处理这种箱子呢？有时用汽车拉到荒僻无人的地方扔掉，有时则提到马路上，再雇上一辆人力车拉到火车站或什么旅馆。由人力车拉走这种箱子时，送的人先跟在后面走上一段便溜走。等到拉到指定地点，拉车的见没有物主跟来，有的便悄悄拉回家去，以为发了洋财，等到打开一看，原来是一具尸体，结果往往弄得吃官司脱不了手。
特务的这些做法，是在得到戴笠的支持和鼓励下进行的，以后特务们的暗杀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当然还使用了一些比较传统的方法。如将被害者击昏后或击毙后盛入麻袋再投入黄浦江。也有时故布疑阵，将人杀死后，本来是一次政治性暗杀，却故意把被害者的生殖器割下放入死者的口中，使人认为是情杀或奸杀。特务们除了用种种惨无人道的手段杀害共产党员外，还有更为卑劣连禽兽都不如的行为。他们对年轻的女共产党员，往往先行轮奸再行屠杀。胆小的特务经常被内部强迫吃人胆，就因为他们认为吃过人胆之后能够壮胆。当中最残忍的一个刽子手赵理君一直受到戴笠的特殊赏识。最后还是由于和中统发生了矛盾，被蒋介石下令枪决。
由于中国共产党和其他进步党不一样，军统特务采取的手段也不一样，对民主进步人士就相对要缓和很多。但是如暗杀杨杏佛则是比较的特殊的(另章 节介绍)，但结果并没有吓倒人权保障同盟的负责领导人宋庆龄先生。而杀史量才(另章 节介绍)以后，却被认为是政治性暗杀，不敢像宋庆龄先生一样起来反抗。这种杀法，对反动统治当局是有很多好处的，但对共产党却不起作用，不管杀多少，不但不会使其他党员吓倒，反而更加强了他们革命的决心。同时，军统经常到处杀人，也引起社会上的很大反感，所以采用秘密杀害的办法，使其他中共党员不了解情况，思想上容易放松警惕。个别党员被捕叛变后，在谈话中还打听某某是否被捕叛变等。这样便提供给军统特务们一种有利于欺骗诱惑的手段，所以对被捕后不肯变节的党员要采用这种野蛮残酷的办法是有其原因的。
2.绑票
绑票，当时美其名曰“秘密逮捕”，当然不用说也知道是政治绑架。绑票的对象不仅仅是中国共产党员，还有许多民主人士与反蒋集团分子。这个绑票的工作最初还是由赵理君率领的行动组来执行的。1935年沈醉兼任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的公职后，大部分绑架工作便由沈醉担任了。特务们开始时主要采用上海绑匪的一套硬绑的方法，结果被戴笠批评为“笨猪”。经过戴笠的批评之后，特务们研究出一套强拉上车的办法。这个办法很简单，就是当把绑到的人(肉票)拉到汽车旁边时，先有一人在车内将车门打开，挟持的特务一人用手枪抵住“肉票”的腰背，一人以拳猛击他的小腹，这时被击的人自然会将腰一弯，正好是一个上车的姿势。紧接着另一个特务用手压住他的上身使之很难昂头，车里的特务再一拉，这样就能够很快将“肉票”推入汽车。这往往是紧要关头千钧一发的时刻，分分秒秒都得争取，因此特务们一有空便加强练习。后来，这一套手法锻炼得很是熟练准确，即便被绑对象狂呼大叫，也只要几分钟就能将人绑上汽车。附近的巡捕发觉后，往往连警笛都还没来得及吹响，特务们便已一溜烟开车跑了。
就这样，在金钱和精神两方面的鼓励下，特务们形成了多种绑架的方法，也找到了很多绑架的小窍门。如，他们事先侦察好要绑架的对象经常经过的路线，便将汽车开去停在附近，当对象走到离汽车不远的地方，由一个特务从背后用两手蒙住他的眼睛，并用大拇指用力掐在两耳根下命门部位，使之无法挣脱，另一特务则紧握对象两手，两个特务同时狂笑说“这一下你猜不到是谁了！”过路的人都以为是熟悉的人在开玩笑，被绑的人往往在还没弄清是怎么一回事的时候，就已经被连拉带推绑进汽车，此时，纵然发觉想叫喊也来不及了。由于方法的改进，有时可以不用汽车，临时雇人力车也能把人绑了回来。随着女特务的加入，绑票工作开展起来就更加方便了。
当时除了经常在租界中进行绑架外，在反动政府统治地区也常进行这类的活动，不过一般都只限于对工厂中进步工人与大学校的进步学生。因为到工厂里公开逮捕人往往会遭到工人的阻拦，有时甚至发生殴斗，结果不但抓不到人，反而走漏了风声，一些关系马上就转移了，以后便不能再进行连续的逮捕。所以特务们总是用秘密的绑架方式进行逮捕后，马上执行刑讯。这种密捕(即绑架)，多半都需要先暗中与厂方领导人或黄色工会负责人取得联系，由他们提供照片和关系，了解对象常出入什么地方，有时甚至是在夜班时，厂方或工会故意借故指派被绑者外出，暗中协助特务，只要对象离开工厂或工人群集的地方特务便可下手。至于绑架(即密捕)大学中的进步学生，则不去和校方联系。因为学生失踪后，学生家长往往吵着向学校要人。特务们也不公开到学校逮捕，因为学生常常会一哄而来，不易将人带走。特务们一般采用的方法，往往是由学校中的职业学生先提供线索，或故意约其外出，让特务们得到便利后再出手。
3.搜捕
绑架的方式也不能够完成所有的任务，尤其是对居住在租界中的个别中共党员和民主人士等，这个方法就不奏效了。于是特务们又想到了一个方法，那就是搜捕。事实上这种方式运用得比较多，而且效果也比较好，不仅可以抓到人，还可以搜查到文件，可谓一举两得。其中规模相对大一点的搜捕约在1935年间，一个中共地下党员被捕叛变，出卖了几个同志后，他还想进一步去破坏上级领导机关，整天到处去活动。结果他被地下党组织的“打狗团”进行了纪律制裁，在法租界徐家汇孝友里附近的空地上被击中两枪，因未中要害而未死。结果这支“打狗团”，在戴笠的布置下反而被特务给歼灭了。当时戴笠正在上海，知道这一情况后，便在上海的一家小报上编了个故事，说秘密特工关押了一个共产党人，此人在法租界的一家医院从病危中开始复苏。戴笠的计划是让共产党暗杀队真的杀死这个受伤的人，然后他自己的特工们便可以跟踪杀手们而找到他们的秘密据点。
于是，二组的一队特务装成人力车夫或小贩在医院入口处埋伏起来。到了第五天，有两个人提着水果来“看望”这个受伤的人，他们进去不久就传出枪声。两个特工立刻冲了进去，发现病人躺在血泊中，已经死去。当他们在医院的楼层里搜寻这两个刺客时，其中一个从医院大门跑了出来。二组的其余特工们便在后面展开了追踪，有的骑自行车，有的奔跑。尽管骑车的速度比较快，但还是丢失了追踪目标：那个人神秘地消失在拥挤的胡同里。在附近徒劳地搜寻了半天以后，沮丧的特工们回到了机关里，一想到戴笠的怒火他们就胆战心惊。但正当他们打算硬着头皮告诉戴笠鸡飞蛋打时，两个步行的特工来了电话。他们由于跑得慢跟不上别人而决定坐电车回机关。但在经过福熙路时，其中一个特工偶然瞥向窗外，却正看见其中的一个刺客正非常镇静地在路上走着。于是他们从下一站跳下车，回到那里，在一家银楼找到了刺客，现在他们正在那儿监视他。
戴笠立刻命令对那家店铺进行了全面搜查。侦察大队长杨凤歧、组长徐鹏飞和沈醉几乎带了整个大队的特工去会同法租界的华人侦探。然后，他们包围了银楼，冲了进去。里面的人全被突然逮住：三男一女，还有六支枪和弹药。其中的一个就是去医院行刺的人。戴笠想亲自审讯这些共产党人，但法警坚持他们必须先审，因为这些人是在法租界的地盘上被捕的。戴笠同意后，法警审讯员得知，这些人是“打狗团”的主要人员，他们在整个上海地区惩治共产党的叛徒。既然他们的惩治对象是为国民党工作的特工，这些囚犯被交给了戴笠在警备司令部的人手里。后来他们又被押送到南京判了死刑，被处决了。
还有一件就是当时轰动中外的第三国际中国情报总支部的负责人约瑟夫·华尔敦(又有人认为是海莱尔·诺林，戴笠向蒋介石报功时一直称之为远东负责人)案，便是军统特务执行的。这一案的线索是由军统湖北站发现而最后在上海破案的。最初湖北站逮捕到一个共产党嫌疑犯关兆南，审讯多时没有得出结果。后来经南京总处派法官周养浩去武汉审讯，关兆南同意试写一信到上海请求组织上派人和他联系。不久，上海方面果然派了一个名叫陆独步的人去武汉，当即被捕。经数度刑讯之后，虽然他在拷打下很快招供，但陆独步所能告诉他们的关于共产党上海支部的内部情况非常少，因为他只负责党的外部联络通讯工作。戴笠决定利用他来引诱其他地下人员出笼，于是将这个倒霉的共产党人带回上海，让警备司令部的侦察大队看管。然后特务们让陆独步照常按照他的接头程序，在南京路的东亚旅馆登了记，并给他的哥哥陆海防写了一封信告知自己的近况。
与此同时，上海站的特工们住进了陆独步的房间和隔壁的房间里。次日，陆海防来到了旅馆，径直去了陆独步的房间，连门都没敲。一推门，陆海防就看见了在椅子里睡着了的特工员，他立刻悄悄退出，并没有惊醒那个打瞌睡的特工。但隔壁房里由沈醉率领的特务却发现了他，便朝着正在下楼梯的陆海防冲去。陆海防差一点逃过此劫。他混进了拥挤的先施百货公司，在人群里不见了。但狡猾的沈醉躲在边门旁，当这个共产党员企图从边门溜走时，沈醉扑了上去，他拼命挣扎，但沈醉终于还是给他戴上了手铐。
事实证明逮住陆海防意义重大。首先，他出乎意料地很快就招供了。被捕的当天，他先被带到上海市政警察局的老闸捕房，几个小时后又被引渡到警备司令部的侦察大队。戴笠亲自监督审理，还没有人碰过他一下，只是在他面前摆出了刑具，陆海防就自愿向军统出卖了他的上级。他是大家所知道的老共产党员中，投降最快的一个。其次，戴笠的人不久便发现，他在党内的职位非常特殊：他是共产国际在远东的最高领导人的英语翻译。利用他才逮捕了约瑟夫·华尔敦，也逮捕了他的共产党员妻子。在这期间，与他妻子的泼辣好斗相反，约瑟夫·华尔敦保持了一种寡言而不失尊严的态度。开始戴笠不得不向蒋介石坦白他不知道此人是谁，虽然他怀疑此人就是英国人正在寻找的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领导人。最后，约瑟夫·华尔敦和他的妻子被带到武汉受审，被南京的法院判处死刑。后来改成无期徒刑，但约瑟夫·华尔敦夫妇因间谍罪最终只服刑五年。日本人占领南京后，他们夫妇被释放出狱自找赎金。他们在上海短暂地再现之后又消失了，也许最后去了苏联。
4.酷刑种种
军统掌握了侦察大队这个公开特务机关后，什么都敢做。它所干的一切连当时的警备司令部也不能过问，即使杨虎当司令时和戴笠沆瀣一气，但杨虎同样不能干预这个单位的工作。侦察大队以前是秘密的，是在几个特务绑架刘芦隐先生没有成功以后，侦察大队的身份便从秘密转为公开。
只要是被这个机关抓到的人，连看守的特务也常常说“只有好好走进去的，难得有好好走出来的”。想想这句话的含义也就很明白了，当然里面肯定不会有好的招待。牢房有三间，就像农家的牛栏一样。还设有刑讯房，针对的是被捕的共产党员和其他民主党派人士及嫌疑犯等。除像上面所说的陆海防等人之外，在进行初审时，几乎没有一个不受酷刑的。当然这里没有审讯员和法官，一般是由组长或督察来主持初审，重要一点的人物便由副大队长或大队长审讯，特别重要的人物则由区长，有时甚至是戴笠亲自主持。审讯时，只要话不对头，立刻就喊“吊起来”用刑。这个“吊起来”可不是简单的吊，而这个用刑必然是酷刑。在侦察大队的种种酷刑中，就数“炒排骨”最厉害了。
吊人时，最轻的是把两手反背捆起来，将两个大拇指拴上，一声喊“吊”，只要将绳子一拉就将受刑者吊离地面。最初让脚尖刚可着地，便将绳子向固定的钩子上一挂，又继续审讯。几分钟后，受刑者力气再大也得满头大汗。如仍不招供，再喊一声“扯”，这时受刑者便整个身体悬空，全部体重都落到两个大拇指上，一两分钟便全身汗透，痛苦难当。审讯的特务往往轻松地坐在旁边抽烟，看着受刑者在痛苦中挣扎。受刑者如再不讲，身体弱一点的往往痛昏过去。这时，特务们便将绳子放了下来，朝着受刑者头上冲一盆冷水，让他慢慢醒过来。这一盆冷水若是在夏天还不要紧，要是冬天，上身衣服全部淋湿之后，谁也不管冷不冷，既没有衣服可换，又没有火可烤，就得这样自己去干。过些时候再来一回，单就这个也就够难以忍受的了。
这就是第一套酷刑——“吊不灵”，第二套便是“炒排骨”。所谓“炒排骨”这种酷刑，是先将受刑者背靠墙壁，衣服解开，使之不能退让，行刑的特务戴上粗厚的皮手套，将受刑者的肋骨徐徐用力按下去，使内脏受到挤压，然后上下移动。按下肋骨已经够痛的了，再上下摩擦起来更是痛不可当。但受刑者往往不会马上昏过去，所以对审讯很有效果，可是胸部一经这样“炒”过之后，不仅当时痛苦难当，往往一两个月连碰都碰不得一下，有些摩擦得厉害的甚至几年都还会有疼痛感。
还有诸如鼻孔灌冷水和采用“老虎凳”、“踩杠子”一类的刑法。灌冷水是将自来水龙头打开，直射受刑者的鼻孔和嘴巴。这比淹在水里更难受，时间稍久，不是鼻孔肺部呛出血水来，便是晕了过去。老虎凳和踩杠子则往往弄得受刑的人终身残废。特务们为了强迫革命人士招供出新的线索，总是想尽方法来折磨革命人士的身体。经过这一套又一套的刑讯之后，不死也得重伤。有的虽供出了一些情况，甚至是已经再也提供不出新的线索，审讯的特务也会在一时不高兴的情况下随便来上一两套，这些酷刑在侦察大队早已习以为常。对一些女性革命人士的审讯，特务们的花样就更多了。除了上述几种酷刑之外，还加上用小针插入奶头，竹签刺入指甲，藤条抽打阴户，以及剥光衣裤进行羞辱，等等，在这种时候，特务们往往围观取乐。
5.解押人犯的办法
当时把政治犯从上海解送到南京去，除极个别是用汽车专送外，一般都是乘火车。特别是军统特务控制了铁路警察这个队伍之后，解送政治犯去南京就方便了很多。解送的时间多是乘夜特快车，在车快开时才进入卧车厢。解送的办法也比较特别，很少用手镣脚铐，大都是用简单的化装方法来掩盖犯人面部，使人一下子无法辨认为原则。例如，用纱布绷带包去半个面部或眼睛，或是戴上一付大的黑色眼镜等。而最无人道的做法，则是在被解送的犯人的鞋子内满布图钉，让犯人有一只脚不能落地，以免逃跑，只能装成跛子由特务挟持着上下火车。被解押的人穿着这种有图钉的鞋子，有时不留心触了一下地，固定在硬纸板上的图钉便刺入脚掌，下车后血流得满鞋都是，还不准喊痛。用这种办法时，解送的过程中便只要一两个人就够了。
在上海区工作的特务，当时也随时有被送到南京去坐牢的危险。有的因被认为工作不力或不忠于军统，有的因生活腐化在外乱来，情节重的均派专人解送，情节轻一点的就采用“妙法”。例如，明明是派甲去解送乙，却故意告诉乙暗中监视甲到南京。到达南京时，结果是甲拿出介绍信把乙交给到车站去接的特务带走，弄得乙莫名其妙。有时倘若要送两个去，便分别叫甲乙同时持介绍信暗中监视对方到南京。因为平日没有往来，彼此不认识，而自己犯了错误又不清楚，等一到站，两人同时被带走。这样弄得一些特务对这个集团也是常常提心吊胆，不知道哪天自己也要去坐牢。
6.监视工作
军统特务监视工作的主要对象是上海进步人士与反蒋分子，可以说每个外勤特务都担任过这个工作。可是每个被监视的对象究竟为什么受到监视，一般的特务就不一定清楚了。有时当组长的也只是简单地了解一些，而大部分是不让知道真实内幕的。即便透露一点情况，也是欺骗或故意说成是汉奸或者笼统地指为“反革命”，对社会上的知名人士，又不好加上汉奸的帽子，只好统称之为“反革命”、“反动派”。可是对真正的汉奸，他们却又从来不敢招惹，甚至彼此还相互勾结。
在当时，几年间一直没有间断过被监视的人就要数宋庆龄先生了。由于宋先生是反对蒋介石与同情共产党的民主进步人士，反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利用她的地位来与国民党政府斗争。所以便成了蒋介石命令一直要监视的人。又因宋庆龄是宋美龄的亲姐姐，所以特务们不便直接去对付她，所以只有采用长期监视的办法，主要是看哪些人与她有往来，可以对付的便由特务们去对付，不能对付的便报告上去。1933年夏天，暗杀杨杏佛先生就是从侧面威吓宋庆龄先生和与她来往的进步人士。然而尽管特务们使出了各种手段，但还是收效甚微。军统曾经派了一名女特务化装成附近住所的女佣人去和宋先生的女佣搭话，可是很快就被觉察。因为这个女特务办事不牢靠，在向宋家女佣人打听有关宋先生的情况时，被女佣察觉了，没有几天就不再理这个女特务了。不过还有一点机会可以利用，就是这个女特务与宋先生的女佣往来时，得知她刚与一个流氓丈夫离了婚，于是军统便另派一个男特务去勾引这个女佣。这个男特务当时只有二十多岁，与宋先生的女佣年龄差不多，而且长相不错。然而，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他们虽然往来了一个多月，这个男特务也从来没有打听过宋家的情形，最后还是被她拒绝，不愿再与他往来。于是，特务们还是只得采取一些盯梢的方法。
军统特务的监视工作不仅仅针对进步人士，还对原国民党内任职但辞职或有意见的人都统统进行监视。比如对薛笃弼先生监视的原因仅仅是他辞去国民党的中央委员和国民政府的委员，去上海当律师，这使得蒋介石大为忿恨。加上他在日寇进犯榆关时，提出过举国一致团结抗日的主张，又与蒋介石的意志相违背，更使蒋介石气愤。他去上海时受到上海实业界一些著名人士的欢迎，引起反动派的注意，认为他辞官不干一定别有企图，或将对反动派不利。特务们最初已经准备对他下毒手，后来又不知是什么原因改为监视侦察。当时薛笃弼先生的事务所设在爱多亚路一座大厦的楼上，家住在金神父路金谷村，这两个地方都在法租界，所以负责监视的特务们便必须经常报告监视和侦察他的情况。特务们有时装作有事去找他，尤其是当进步人士被逮捕时，特务便装成这类人士的亲友请他义务帮助。每当薛先生慷慨答应或表示同情时，都是特务们最好的情报材料，都成为他不满政府的有力证据。至于临时交下来要特务们监视的人，那就更多了。
因此，监视工作也就成为了各组最大的负担，特务们几乎每个人都要监视几个对象。那时每个组只有十多个基本特务，虽然每个特务可运用、利用的亲友都有不少，但同时要监视这么多的人，还是不够用，所以对一般不太重要的监视对象，便不经常去监视，而是隔些日子才去看看走了没有。蒋介石和戴笠虽很重视这一工作，并且常常威吓说“把他监视起来！”实际上这种监视所收到的效果甚微，作用也不大，只是造成一种恐怖和使人感到厌恶而已。所以军统特务对中共地下工作人员的监视也很不得力，加上共产党员不像一般被监视的人，警惕性很高。所以负责监视的特务们当然也就经常会遭到戴笠的责备。
抗战前，由于军统秉承蒋介石的意旨，把全部力量放在对付共产党和民主党派与反蒋分子方面，因而对日本这个主要的真正敌人却一直未予注意。直到“七七事变”以后，军统方面才开始手忙脚乱地来布置对日的工作，匆忙建立了虹口、闸北潜伏组、吴淞组、江湾组，开始展开对日本的情报活动。
第二节 陪都风云
抗战开始后不久，南京被日本攻陷，蒋介石便率领政府转移到重庆。重庆于是被称为战时陪都。当时的重庆不但是国民党政府的政治中心，也是军统特务机关的局本部所在地。由于在抗战前的一些准备和发展，军统在重庆的人数也大大增加，集中在重庆的特务人员最多时多达两万多。
由于“西安事变”，蒋介石被迫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更需要加强对共产党的情报工作，军统因此更受蒋介石关注，戴笠也理所当然地成了蒋介石的红人。军统和戴笠不仅忠实地执行蒋介石反共重于抗日的一贯政策，还是蒋介石搞“曲线救国”——勾结日伪、联合反共政策的忠实执行者。
戴笠企图把重庆布置得同天罗地网一样严密，当时每一个从外地进入重庆的人，不论是从天空、水上、陆路去的，首先便会碰到那些检查人员进行排查；其次，在陪都有很多如中医院、照相馆、饭馆、拍卖行等作为情报站；再次，对他们怀疑的对象和稍有影响力的人都会进行“盯梢”。
按理说，如此严密的防范监控，应当很少有汉奸能够混入，而且也应经常听到抓获汉奸的案件。事实上却是从上海、南京、武汉等沦陷区来到重庆的大小汉奸从来没有中断过，却没有一个汉奸真正落过网。在经常人满为患的军统监狱中，却囚禁了成千上万的坚持抗日的共产党员和爱国人士，这便是当年军统忠实地执行蒋介石枪口对内、更加反共反人民政策最具体的铁证。这样大而严密的防控需要庞大的组织机构来构建，在战时的陪都，有很多特务工作是由当时最大的重庆卫戍总司令部稽查处和特务总队这些部门机关来完成的。
一、重庆卫戍总司令部稽查处
重庆卫戍总司令部稽查处是抗日战争时期军统在重庆所控制的一个最庞大的公开特务机关。它的组织遍布卫戍区十三个县，编制上的人数虽只有五百多人，而每一外勤人员所运用的助手，多则上百人，少则也有二三十人。它的特权超过了卫戍总司令，军统在重庆的许多罪恶活动，大都是通过它去执行的。从重庆卫戍总司令部稽查处的组织、管理范围和规模上来看，军统的指导使它的运作更有效率。因为自1939年成立以来，卫戍总司令部稽查处的权力是掌握在戴笠手中的，而戴笠背后便是蒋委员长本人。这样一来，就是重庆卫戍司令部的两个后任司令刘峙或王瓒绪，也不敢过问稽查处的任何活动。
稽查处设有四个科：
第一科主管总务，下设事务、人事、文书三股。科长先后由季先训、王秋肪等担任，副科长为非军统分子王树声。
第二科是业务科，主管情报、行动、侦防、航检等工作，是重点单位。这个科先后由王希圣、宋廷均等任过科长；王一心、张尚钰、揭梦鱼任过副科长。
第三科是电讯监察科，先后由肖茂如、查绥之任科长。这个科由军统电讯处直接领导，全科的工作人员如黄勤、毛洪明、蓝天佑、杨宣武、赵中令等四十多人都是由电讯处人事考核股调派，与其他单位的人事主要由军统人事处调派有所不同。这个科的工作分内勤和外勤两个部门：内勤的一项工作是管理全卫戍区无线电通讯器材的运销，内勤的另一项工作是主管侦测。稽查处三楼便设有几部小型侦测电台，专门用来侦听重庆所有公私电台的通报情况。当时一切设在重庆的无线电台，都得先将电台类型、呼号、波长以及经常与哪些地方电台通报等等逐项登记。不仅如此，这个科还整天侦听这些电台通报时是否和登记的情况相符，稍有可疑之处，便认为有问题。一旦出现这种情况，除公开由外勤去查对外，还须进行空中监听。当然，这些还不是特务们的工作重点，他们的主要工作是抄收中共办事处、《新华日报》等单位的来往电报，送到军统电讯处技术研究室去研译，对外却宣称这样做的目的是防止日伪在重庆建电台。然而，在以后的几年里他们居然没有捕捉到一条日伪的电报，这实在是有点可笑，这样的工作效率很明显就是为了对付共产党。特务们还有一种侦测方式，那就是利用收音机。如果看过电视剧《潜伏》，相信就会对这种方式有更深的认识：电视剧中的余则成就是通过收音机接收大部分指示的。那时买收音机不像现在这样方便，也是需要进行登记的。
第四科是司法科，先后由徐钟奇、胡藻担任科长。这个科由军统局司法处直接领导，人事安排也是司法处与人事处商量派遣，有关案件的处理都得听命于司法处，即使是稽查处长也不能过问，所以很多时候都会弄得很尴尬。
由上可见稽查处组织系统的庞大，然而，稽查处除了以上四个大科，还设有三个大组，其中之一的党政侦察组是最重要的一个，先后由曹万道、易啸夫、萧志坚、雷和春任组长，有组员三十余人。它的任务是专做党政情报、监视进步人士，以及担任军统需要复查的情报。这个组与军统党政情报处也有直接联系，相当于军统党政情报处的外勤单位。当时蒋介石命令要予以监视的单位或个人有好几百，军统奉命后便分派给在重庆的单位执行。国共合作之后，对中共办事处、八路军办事处、《新华日报》等一切与中国共产党有关的都要进行监视。还有一些民主人士，特别像宋庆龄、史良、沈钧儒等这些人也是交给他们进行监视。由于组织人数的限制，不可能全部进行监视。唯一的办法是依靠眼线和收买内线，以及运用各人的亲友帮同进行。
党政侦察组监视的方法和技巧比上海更胜一筹，但是效果还是不明显。比如监视曾家岩中共办事处，便是利用开设在附近的一家小茶馆的老板，在一般情况下，他们每天派人去找这个人了解一下当天情况；遇到延安方面有新的人来，或者是什么纪念日，以及国民参政会开会期间，就得逐日加派几个人去。他们有时则化装成为小贩之类守在附近，对进出的人予以特别注意。当时特务们最苦恼的就是弄不清进去的人究竟是些什么人。当时规定，凡是周恩来副主席亲自送出的客人可以不盯，周恩来副主席等的秘书送出的人可盯可不盯，而对自己推门进去，出来随手把门带关的人要盯，因为这可以说明此人是内部的人。由于进出的人都是匆匆忙忙，特务们也只能从他们进出的时间写写汇报，内容相当空洞。由此可见，这个组在情报工作方面的效率也是非常低的，这跟他们自身的素质和当时军统的上层情报工作也不需要他们来进行有关系。因此，他们基本上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活动，工作也限制在一定范围内，然而，对于反共和反苏这一点上，却是和军统一致的。
稽查处的外事侦察组名义上虽是稽查处的一个单位，而实际上是由军统局直接领导，稽查处对人事经费都不能过问，实际工作就更不用说了。外事侦察组先后由孔杰、吴润荪任组长，戴笠还加派重庆市警察局外事科科长刘辉兼任副组长。这个组还有化名，因为先后用过毕公仇、毕孔殷的化名，所以对外称毕公馆。外事侦察组的工作重点是监视苏联大使馆与塔斯社及苏联商务代表团等在重庆的活动，以及与这些单位有往来的中国人。平时是秘密进行，有时也公开活动。为军统所用的一些做外事工作的高级直属通讯员，如国际宣传处的魏景蒙等也是交由这个组联系，以便相互配合。当时在外交部工作的军统特务如护照科长曾广勋，以及与军统有工作关系的许多人，都与这个组有密切联系。外交部的许念曾去开罗当公使时，还特地请调这个组的组员顾宜华去当他的秘书，以便保持和军统的密切联络。
稽查处的第三个组是社会侦察组，组长戚玉麟，几年间一直没有变动。当时稽查处处长最能控制指挥的也就只有这个组。由于这个组专门负责社会治安方面的工作，以办盗匪偷窃案为主，看上去它和军统局没有直接关系，然而实际上却也是专门为稽查处搞搜捕工作的。稽查处逮捕政治犯、刑事犯，都是由这个组担任，审讯政治犯时用刑，也调这个组的组员协助。它与前两个组工作性质不同，整天都得有人在家轮值，随时准备出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专门负责社会治安工作的小组，组员大多数是流氓帮会分子。
当时在重庆检查旅馆客栈的单位，除稽查处外，还有警察局、侦缉队和宪兵。他们轮流在旅馆客店中穿梭往来，弄得旅客半夜都不得安静。直到抗战末期，才组成了统一的检查组，由各方派员会同进行，流弊才少了一些。
稽查处还有一个特务队，由季缕当队长，有三十多个队员。这批人本来只是担任警卫和看守人犯的工作，都是士兵待遇。但他们每人都有一套便衣，下班以后，便在市内胡作非为，有时跟在一些稽查员后面去充当打手，其作恶也不亚于稽查员。
稽查处的外勤单位有十多个稽查所和三十多个稽查哨。这些稽查所的权力特别大，它们可以任意检查旅客，搜查住宅，扣留车船，查封仓库。当时尽管有军委会水陆交通统一检查处，而且由戴笠兼处长，不准其他单位自行设置检查机构，连宪兵也统一起来，可是却准许这个处仍保留所有的检查机构。还有一些统一检查处不设哨所的地方，稽查处却也单独去设立，戴笠也不予取缔。
在国共合作的抗战期间，稽查处秉承蒋介石的意图，坚决执行反共政策。虽然当时在重庆不敢逮捕公开的共产党员，但对一些从事地下活动的党员，几年来一直尽全力搜捕。稽查处一遇到办共产党的案件时，总是特别紧张，全力以赴。在重庆市区内，稽查处先后在储奇门码头、江北寸滩等处逮捕、查办有关共产党员的案件五六起，都是立刻解送军统局。当然，民主人士被稽查处搜捕到的也不少。
除反共反人民外，稽查处的另一重要任务是保护四大家族和国民党的达官显贵。陶一珊当处长时，知道蒋介石经常从重庆乘汽艇去南岸，他除了经常派稽查员在蒋介石专用的轮渡码头暗中保护外，还常亲自前往执行这一任务。孔祥熙在南温泉虎啸口山顶上有座别墅，经常在那里举行宴会舞会，南岸稽查所便特地在那里设一个哨担任警卫。
稽查处一成立就以肃清重庆的汉奸作为幌子，每个处长上任也公开指明这是第一任务。但几年间，不但没有逮捕过一个真正汉奸，而且暗中却在保护汉奸，甚至由汉奸特务来当副处长和处长。陶一珊任处长时期的副处长，以后继任处长的廖公劭，以及廖公劭任处长时保荐的主任秘书叶燕苏，都是有名的汉奸。廖公劭是汪精卫政府政治保卫局华南局的局长，他的叔叔廖越万是汪伪政治保卫局杭州局嘉兴支局局长，父亲廖家驹、弟弟廖公助，也都在汪伪政府中做官。真是满门汉奸，却得到戴笠的信任，要他来负责战时陪都的治安工作。当时戴笠对廖公劭的信任远远超过了陶一珊，这就不能不使人感到异常奇怪了。由此可见，不是重庆没有汉奸，而是汉奸来到重庆却是治安当局的贵宾，自然没有人能去抓他，可是当时每天却也抓到一些所谓的汉奸嫌疑者。
1942年，戴笠感到稽查处在重庆方面的力量还不够雄厚，又在这个处下成立一个侦察大队，派王会云为大队长，刘耀为副大队长，强占民生路一家旅馆作为大队部，这个大队有二百多人，大都由军统调去，少数则由稽查处特务介绍。目的是镇压重庆方面发生暴动一类的事情。这个大队本来计划扩充到三百多人，因为选择人员的条件较严，也不敢随便找人，而军统训练班训练出的学生每年虽有几千，还是不够使用，所以一直没有足额。
军统在重庆的特务机构除了重庆卫戍总司令部稽查处最为重要外，还有特务总队、军委会特检处、兵工署警卫稽查处、水陆交通统一检查处等机关。这些机构性质一致，目的和宗旨是为蒋介石政府服务。
上一节中讲到了特务们在上海的罪恶手段。抗战期间，这些军统特务在重庆又干了些什么罪恶的事情呢？当时在重庆市内，暗杀是“消失”的普通形式，它几乎将战时陪都所有的持不同政见者扫荡殆尽，其中最著名的是费巩教授失踪案。
二、费巩教授失踪案
1944年春，抗战中迁移到贵州湄潭县的浙江大学的费巩教授应复旦大学的邀请来重庆讲学。他是一个在美国受过教育的历史学教授，曾对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份谴责独裁统治垄断国统区的声明表示赞同。此刻他置身于战时的首都，恰巧处于秘密警察的眼皮底下，他开始对自己的人身安全担忧起来，于是完全生活在与世隔绝的状态之中。然而，1945年3月5日早晨，费教授在复旦大学一名学生的陪同下，坐船到距离重庆不远的北碚温泉地赴会。当他们在千厮门码头等渡船的时候，这个学生上岸去买早点，等他回来时，费教授却不见了。
由于费巩没在会议上露面，复旦大学校方便将他的失踪报告到卫戍司令部，卫戍司令部所做的就是将那个倒霉的学生抓起来询问了一番，算是作出了反应。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关于费巩失踪的谣言四起。他到底仅仅是失足落水呢，还是被戴笠的特工人员绑架走了，并被投入了秘密看守所里？政府的发言人极力否认后一种可能性，但公众和美国使馆都不相信这些否认。
在教育界，费巩的失踪使许多知识分子的不安全感更加强烈了，他们为自己的命运担忧，害怕自己落入蒋介石的秘密警察手中。与费巩一起在美国学习的40多名教授联名给魏德迈将军(当时美国驻中国大使)写抗议信，结果魏德迈向委员长本人表示了美方的正式关切。
蒋介石那时已让戴笠查询此事，而戴将军便和中统头目叶秀峰及宪兵司令张镇开会研究此事。戴笠声称，这两人都没有逮捕过费巩。与此同时，魏德迈命令梅乐斯亲自调查此案。梅乐斯把这个任务向戴笠做了汇报，在梅乐斯向前纽约警察侦探克拉克(Clark)求助的同时，戴笠任命沈醉(他作为上海的大侦探被介绍给美国人)作为军统对此案的联络人。
调查组追踪了一系列线索，毫无结果。与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会面的结果是，建议他们查询政府的监狱和看守所。但当他们带着费巩的照片去查看了之后，被告知没有此人在此地待过。查询警察记录的结果也是如此。由于浙江大学的一个学生声称在巫山县见到费教授身着和尚服，这组侦探人员便在巫山地区的12个庙里查访，仍丝毫没有找到失踪教授的踪迹。克拉克和沈醉甚至到了下游地区，查看漂流到此地的尸体，也没有发现与费巩教授有丝毫相像的尸体。最后，谣传说费教授在重庆的中美合作所里被杀，尸体被扔进硝酸池里融解了。于是，这个案件最后不了了之，成了一个谜。
在此期间的暗杀事件中，还有刺杀汪精卫未遂事件，这个事件在后面另章 节介绍。像这种刺杀和暗杀活动，不仅仅是针对国民党内部，更主要的是针对共产党，只是在刺杀共产党的方式和手段上略有不同。
三、囚禁期间的叶挺
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军长叶挺被捕，因为当时的国际和国内环境，叶挺被解送到当时第三战区长官部所在地江西上饶囚禁了很长时期。由于战事的发展，在1943年春，蒋介石叫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将叶挺由桂林解到重庆。由沈默(任军统桂林办事处行动组组长兼民众情报处警卫组组长，也是沈醉的一个兄弟)担任看守叶挺的工作。沈醉曾回忆他第一次见到叶挺的时候的情形，叶挺当时头发胡子很长，手提一盏油灯(留长发和胡须是因为他一直拒绝理发、修面，坚决表示他是在前线抗日的军官，没有什么错处，为什么要逮捕和囚禁他？因此他不理发、不修面，表示自己不获自由决不妥协，什么人去劝都不行。叶挺每到黄昏，因规定不能出山洞，便只好在油灯下看书报、写日记)。当时杨清植专门为叶挺准备了一乘轿子，轿门和窗子都用布蒙好，因为由珊瑚坝飞机场到公路上，要爬几百级石阶梯，恐怕被人认出来。叶挺看了那乘轿子之后，非常不高兴，也不坐，但杨清植坚持请他坐进去，最后，叶挺才勉强答应了。叶挺后面还跟着二十多名便衣警卫以及军统掌握的重庆航空检查所的十多名担任航检的特务。即便如此，杨清植生怕出问题，担心会有人劫走叶挺，所以轿子一直抬到汽车旁边。下轿后，沈醉和沈默、杨清植三人陪叶挺乘一辆汽车，前后分别由一辆警卫汽车陪护，一直把叶挺送到林森路望龙门第22号军统特务团团长的住宅安置下来。这所房子离特务团在望龙门两湖会馆的团部很近，一向是团长的住宅，这次是临时腾出来给叶挺用的。
把叶挺解送到重庆不久，陈诚就要求和叶挺见面。由于当时叶挺的形象，见面成了一个难题，因为叶挺坚持自己的态度，不剪不换。戴笠特别叮嘱杨清植要多加注意，因为陈诚的态度傲慢，叶挺的个性倔强，怕出问题。杨清植便带着几个警卫埋伏在窗外。陈诚和叶挺两人过去认识，见面后，先谈了一些闲话，之后陈诚便提出请叶挺暂时屈就一下去担任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的想法，征求叶挺的同意。叶挺当即断然拒绝，并坚决表示，除了恢复新四军由他去继续担任军长，同时惩办围攻新四军的负责人外，其他任何工作他都不会去做。叶挺一再责问陈诚，为什么要袭击正在对日寇作战的新四军？他抗日有什么罪？为什么要把他逮捕囚禁起来？他还一再指出国民党这种做法只是对敌人有利，对国家和民族不利。陈诚被问得无话可说，最后只表示希望叶挺考虑一下，以后再谈。陈诚进去时趾高气扬，出去时垂头丧气，什么话也没说便匆匆地走了。
又隔了一个时期，陈诚再次去看叶挺，仍然没有结果。据说叶挺的态度更为强硬，又弄得陈诚狼狈不堪地匆匆走了。
自从叶挺断然拒绝陈诚提出的请他出任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的建议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戴笠便奉蒋介石的命令取消了对他的优待，把他从望龙门22号移送到中美所内的白公馆囚禁。叶挺便在这所坐落在重庆磁器口小歌乐山北麓、四川军阀白驹修建的香山别墅西边楼上的正房内被囚禁了一年多。后来，又因中美所的美蒋特务看中了白公馆的房子，戴笠便把囚禁在白公馆的其他犯人移禁到中美所最西端的渣滓洞看守所，将叶挺一个人移到中美所东南角洪炉厂附近半山坡上离囚禁廖承志先生不远的另一座小平房内囚禁。不久，陈诚把叶挺接到湖北恩施去，仍企图说服他出任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叶挺住了一段时期，还是不同意。陈诚看到没有办法能动摇叶挺坚强的意志，只好又把他送回戴笠处囚禁。直到1946年春天被释放为止，叶挺一直再没有换过地方。当时戴笠把这个地区划为中美所内的“禁地”，专为囚禁高级政治犯而用，警卫森严，一般军统特务分子都不能从这里经过，更不准接近这些一排三五小间的独立平房。
抗战胜利后，国共和谈期间，毛主席向蒋介石提出释放廖承志、叶挺等人的问题。以后，蒋介石被迫同意了毛主席的要求，用叶挺交换马法五。戴笠于1946年3月4日派军统第二处副处长叶翔之送叶挺到林森路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同时派沈醉送廖承志先生到国民参政会交邵力子先生。叶挺听到这个消息后，马上把那盏从桂林带到重庆的小油灯从墙上取下来，提在手上准备出狱。这时，叶挺的头发已长得披到了肩上，胡子也已垂到了胸前。然而，出狱的叶挺不久后却因为飞机失事不幸牺牲了。叶挺说是幸运，也可以说是不幸，因为军统局是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共产党的。在战时的陪都重庆，当然还有很多类似的暗杀和囚禁事件，这里就不一一呈现了。
第三节 军统天津站
谍战大戏《潜伏》的持续热播，这部反映上世纪40年代军统天津站地下斗争的电视剧，场面扣人心弦，情节曲折离奇。观片之余，观众可能会萌生好奇：真的有过这样一个军统天津站吗？实际上，军统天津站在1932年就已经设立。日据时期的天津站身处沦陷区，曾为抗日战争做出过杰出的贡献。
一、天津站建立之初
作为天津站第一任站长的是戴笠的好朋友和特务处的骨干分子王天木，他是东北讲武堂毕业，初在黑龙江督办吴俊升部任职。然而，王天木并不是第一任站长的第一个名字，王天木起初叫郑士松，真名叫王仁锵。
在军统中，不仅仅只有一个天津站，还有很多比如闽南站、兰州站、上海区等。这些站的任务大都是一致的，即搜集有关革命和进步人士的情报，迫害革命人士、反蒋分子以及监视北洋政府下台的失意军政人员。天津站下设情报组和行动组(专门搞绑架暗杀等)，并配属秘密电台。建立之初，作为首任站长的王天木为了表现，先后策划了两次较大的暗杀活动，在当时的社会上曾引起了很大的震动。一是暗杀北洋军阀张敬尧(另章 节介绍)。除掉张敬尧在军统中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为了庆祝这一暗杀事件的成功，王天木与天津行动队员胡大虎等人去北平逛八大胡同，不想却与人在青楼发生冲突，胡大虎把对方打死了。他们把尸首放到一个装衣服的大箱子里，从妓院后门运走。可没想到“箱尸案”竟然轰动了北平城。大报小报纷纷刊登，最后传到了蒋介石的耳朵中。结果，胡大虎被捕正法，王天木被处无期徒刑，在南京老虎桥陆军监狱服刑。因此，王天木被撤销了天津站站长一职，改派王子襄继任，直到“西安事变”后才释放出来。
另一件是暗杀著名抗日爱国将领吉鸿昌。
1934年，天津站侦知国民党胡汉民、李济深派的反蒋人士任应岐在天津活动，在追踪任的行迹过程中，又得知任与抗日爱国将领吉鸿昌以及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有联系，遂一并监视。1934年11月9日，当任应岐、吉鸿昌在法租界国民饭店内借与友人打麻将而秘密开会之机，由吕一民带领女特务杨玉珊(真名陈玉珊)及行动员前往狙击，仓促间误击其友王化南，吉鸿昌亦被跳弹所伤。任应岐、吉鸿昌二人虽然未被特务击中，却被法租界工部局扣押。国民党北平军分会特务处郑介民立即来津，向法租界当局秘密协商引渡任应歧和吉鸿昌，解往北平军分会。同年11月24日，任应岐与吉鸿昌一并被害。
原本以为第二任站长会有一个好的开始，结果第二任站长王子襄是一个短命站长，而且死得也非常离奇。第二任站长王子襄毕业于北平协和医大。他身材高大，眉清目秀，挺拔俊逸，家境富裕，个人行医的收入亦颇可观。王子襄任职天津站新站长时，还是单身。戴笠为什么会让王子襄出任天津站站长，可能是因为他忠诚可靠，又具有相当的学识能力。王子襄的死，究竟是他自行配制和试验毒药时，不慎出了差错？还是遭人杀害？这又是一桩湮灭在历史中的悬案。
王子襄死后，天津站没有人组织工作。这样只好让北平站的站长陈恭澍兼任站长，正当陈恭澍意气风发，准备大干一场时，因为“石友三案”失败，致使他在老虎桥陆军监狱被关了半年。到1936年，陈恭澍才出狱复职，担任天津站站长。等到吴赓恕任职天津站站长时，已经是1935年到1936年的事情了。也就是说，陈恭澍既是吴赓恕的后任，也是他的前任。
在这段时间里，可以说，天津站的“成果”还是比较大的。当然在抗战期间期，有些工作也是针对日本侵略者的。在抗战初期，特务处华北区天津站的活动，主要有两项：
一是组织华北忠义救国军
1937年8月13日淞沪抗日战争爆发后，戴笠与上海帮会头目杜月笙等合谋组织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武装特务组织。1938年春改编为苏浙行动委员会忠义救国军。与此同时，戴笠指使王天木就近在天津组织华北忠义救国军。其目的是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和各地人民抗日武装相抗衡。王天木受命后，即在河北、山东北部着手拉拢一些失业军人、土匪头目、地主恶霸，委任官衔，招兵买马，自立山头，先后在冀东、冀中、鲁北各地组成二十一路军。其中除少数几路有武装数百人外，其余大多仅有番号和光杆司令。这支杂牌部队，抗日无力，欺压百姓则绰绰有余。天津站行动组组长王文曾在宝坻、宁河一带组成第六路军，自任指挥官，齐庆斌任参谋长；赵光远在冀东一带组成第四路军；还有霸县地主黄某组成第九路军。王天木为加强对各部队的控制，从军统华北区外围特务组织抗日锄奸团中抽调些骨干人员到各路指挥部任政治指导员。
忠义救国军成立以后，曾经喧嚣一时。不久，就分别被日军击溃，有的投降日伪当了汉奸部队，如新城县的王凤岗、霸县的刘凤泉、武清县的柳世平、鲁北地区的刘佩臣等，都曾是华北忠义救国军的成员。他们投靠日本人以后，都先后充当了日伪的警备大队队长和皇协军。
二是组织外围特务团体“抗日锄奸团”
天津沦陷后，军统华北区利用人们不甘心当亡国奴的反抗精神，特别是青年学生们敢于斗争的爱国热情，秘密组织了抗日锄奸团(简称抗团)，由曾澈负责领导。该团从天津市各大中学校里发展成员，从事侦查、刺杀汉奸们的活动。由军统派员教授爆破、暗杀技术和搜集情报的知识。所用器材、枪支弹药、活动经费等，均由军统华北区供应。在团以下分若干小组。抗日锄奸团进行的主要活动有：
(1)暗杀汉奸王竹林。王竹林是天津盐商，又是商会会长，在日本侵占天津以后出任伪职。1938年12月27日，抗团将王刺杀于法租界丰泽园门前。
(2)暗杀汉奸程锡庚。程锡庚是伪华北联合准备银行天津分行经理兼伪津海关监督，积极推行日本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政策。1939年4月9日在大光明电影院(现海河影院)观看电影时，被抗团刺杀，当场毙命。日方多次与英租界当局交涉，要求引渡凶手，为英方拒绝，为此造成日军封锁英法租界。
(3)爆破烧毁中原公司。中原公司坐落在日租界(现百货大楼旧址)，天津沦陷后，该公司生意兴盛，上演各种游艺节目歌舞升平，是日本控制下的一个公司。抗团决定纵火焚烧大楼，在社会上扩大影响。1940年某夜，该楼突然爆炸起火，火势顿时蔓延开来，全部商品、货柜以及门窗设备等均化为灰烬。
二、不断重建天津站
1937年“七七”事变后，国民党及军政组织撤离平津的同时，曾布置下一些潜伏的特务组织。在天津设立特务处华北区，下辖北平、天津、保定三个站，总揽华北地区的特务工作，王天木为最高负责人。天津站仍由陈恭澍任站长。除在市区布置几个情报组、行动组外，另在唐山、沧县两地各设一情报组。区、站及外地各组均配备有秘密电台。驻华北区的电讯负责人程浚，称电讯督察，督导各台通讯业务和调整人事工作。1938年当特务处改称军统局时，华北区的组织人事未变。只是组织了华北忠义救国军和抗日锄奸队。但是因为组织涣散，自然工作效率低下，最后被日军击溃，组织上遭到了巨大的破坏，但这不是唯一的一次破坏，在后面连续的破坏下，军统局华北区的工作一直没有开展开来。
对军统局华北区致命的破坏是在1939年春，王天木和毛人凤弟弟毛万里之间矛盾爆发，引起王天木和天津站组员裴级三向日伪投降。这样华北区平、津、保三站和唐山、沧县两个组的人事组织等泄漏给了日本人，只剩下区长陈恭澍逃往重庆，区书记曾澈以下若干人员被捕。这些有的投敌叛变，有的坐牢，有的被杀害，有的逃回重庆。从此机构瘫痪，活动陷于停顿状态。虽然不断地派遣特务来天津站工作，但是效果还是不理想。此后不断进行天津站的部署，都在不同程度上遭到日本特务的破坏。1940年，军统局派倪中立任天津站站长，结果是倪中立立足未稳，即遭日本特务破坏，倪被杀害。1941年夏秋间，由张家铨负责的天津站又遭日本特务破坏，除张家铨逃回重庆外，站中多人被捕，仅电台得免。1941年春季，军统局又派陈仙洲来天津建立军统局天津特别站，陈仙洲任站长。同样地，天津站还没有完成基本的建制就又被破坏了，以后不断地进行电台组的建制和情报组的建制，也都没有实现。在这种情况下，军统局决定建立天津独立潜伏电台，工作的艰难程度就可想而知了。
三、秘密电台潜伏
自1939年以来，潜伏在华北、华中各地的特务组织，一再遭受破坏，几乎全部陷于瓦解。军统局想了很多的办法，在综合各方面的优劣后，决定在建立潜伏站、组的同时，试将重点放在以电台为独立活动的单位，采取情报与通讯兼做的策略。自1941年至1945年4年间，军统局所布置的这种独立潜伏台达几十个之多，然而真正起到作用的只有两个台：一个是天津的舒季衡台；另一个是新加坡的汪孝明台。由于篇幅有限，这里只介绍一下舒季衡台。
舒季衡原先在国民党海军及商轮任报务员，1937年冬才在武汉参加复兴社特务处，先后在汉口湖北站电台、长沙军统局电讯总台、浙江站电讯股工作。1941年初，军统局派他来天津建立独立潜伏电台。为了安全，一般一个潜伏台编制两人，即舒季衡和他老婆徐爱莲，分工比较明确。同时考虑到情报工作的紧急性，他们夫妻俩于1941年4月2日由浙江金华出发。由于当时主要的陆上和海上通道被日军控制，只能通过走私船，先期到达上海，办理去天津的一切手续。由于潜伏电台工作的复杂性，舒季衡必须先和浙江站上海潜伏组组长郑文献取得联系，议妥由郑文献为舒季衡以后与军统局通讯的中转站。在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后，舒季衡才进入到了天津。
潜伏电台工作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工作，只能带一些关键部位的电台设备，一般设备还需要自己在潜伏地解决。当时舒季衡抵达天津时，通过同学维栋(法租界四号路利生贸易公司职员)的帮助，在法租界中国旅馆暂住。又由维栋介绍结识其表叔孙家震(孙传芳之长子)，维栋的表哥王龙及其同学薄奉尧(开滦矿务局职员)等人，建立了自己的朋友网。在这样的环境里，不论是工作的需要还是生活的需要，没有钱是行不通的。在天津沦陷区进行潜伏工作，如果没有正式的职业，很容易被别人发现，所以舒季衡刚到天津报户口时佯称利生公司职员。在以上那些朋友的帮助下，舒季衡终于在英租界17号路(今新华北路)宝华里20号楼上租妥楼房两大间一小间，作为电台台址。安置就绪后，舒季衡即着手搜购自制电台所需电讯器材零件。当时日伪对电讯器材统制尚松，除发射器材需持有日宪兵队许可证外，购买一般收报机零件不受限制。即使有部分买不到的零件，也可在英租界白俄经营的电料行中买到。维栋原来就是一个无线电业余爱好者，家中有些小型工具，并存有英文无线电书籍，舒季衡把这些工具和书买过来利用。至1941年9月末，终于陆续把电机零件购齐，即着手安装，最后总算把电台建成，安装完毕的电台看起来是一台收音机。在当时的环境下，无论是日本还是国民党，都会对收音机进行登记，在天津沦陷区更是如此。为了避免检查，舒季衡想了一些办法，也算是他的运气好吧，这个棘手的问题在9月时，终于由他的朋友帮他解决了。
大约在1941年9月，由王龙介绍舒季衡认识了一个西医叫李子涛，他在法租界今滨江道开设诊疗所，一天舒季衡到了李子涛家，李妻说李被人以看病出诊为名绑架而去，已经有3天没有回家了。谈话间，门铃声响起来，李子涛的妻子不敢开门，舒季衡便代为接见，只见一个身材矮小、30余岁、身着灰色西装操北京话的人，自称姓杜，是海光寺日本宪兵队派来的，找李子涛家属谈话，说李子涛有私通八路的嫌疑，现在被关押在日本宪兵队。又说有一姓张的是八路军采买，与李子涛有联系。舒季衡问李子涛的妻子，她说朋友中只与一个牙科医生张星辰有来往，张星辰在北寰饭店旁开设镶牙馆，除此之外，别无姓张的朋友。姓杜的人又追问李子涛的儿子李新华，然而李新华当时不在家。当时正好是中午，舒季衡便邀请杜外出吃饭，杜不去，当即用电话以流利的日语向宪兵队报告，才知道杜是日本人。下午杜又来了，见到李新华，李新华说同学中只有一个15岁的张姓同学。当晚李子涛被释放回家。这个事情直到天津解放后的1950年，日本宪兵队翻译张福来在交代罪行时才说明是一个汉奸特务为诈财而凭空捏造的一个案子。可是在这偶然的机会中，舒季衡结识了姓杜的日本人。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接管英租界，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姓杜的日本人曾先后三次带领日本宪兵队前来清查户口和登记收音机，舒季衡一家均受到杜的照顾，并在门口贴上“检查济”的字条，竟免于检查。
一切准备妥当后，舒季衡在1941年10月间即与军统局的电台开始联系，因为电台是自制的，因此不怎么精确，信息也无法正常连接。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接管英、法租界，舒季衡不得不暂时把电台掩藏起来，前往上海。直到1942年5月，特派电讯视察李仲英为舒季衡的电台校准了波长，之后与重庆军统总局试通成功。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舒季衡的电台在天津比较稳定，于是在1943年初，开始进行搜集日伪情报工作。但是困难的事情也陆续出现了，情报怎么来，不可能是舒季衡和妻子两个人出去找情报，加上资金来源不畅，只好从日伪报刊上搜集一些信息报往重庆。资料包括天津地区物价及商业行情，有黄金、白银、几种有价证券、大五福布、米面、五金等。舒季衡的个人关系在这个时候起到了比较大的作用，通过薄奉尧等人了解到一些日本茂川特务机关和开滦矿务局内的特务活动情况以及开滦煤产量、出口的数字。还通过帮会关系，与流亡天津的东北旧官僚相识，得到一些情报，比如一些比较重要的边防驻军情况。舒季衡电台工作的开展，为抗战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四、抗战胜利后的军统天津站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集团为了吞食胜利果实，进行了大量吸收日伪军的工作，当然天津站也加入了这样的工作。形形色色的地下组织及接收人员也从天津钻了出来，特别是国民党的地下组织，其中主要的是“抗团”的人，这些“抗团”的人很大一部分被逮捕之后变节投降，在日本投降之后，就又都放出来活动，这样就造成了天津站的混乱。特别是原军统局华北区外围特务团体抗日锄奸团成员张树森(又名张允孪，河北丰润人)最具有代表性。张树森是在1941年由重庆“抗团”派来天津活动，不久即被天津日本宪兵队逮捕，当了汉奸特务。在日本投降次日，在日本特务怂恿下，又以“军事委员会抗战建国工作团天津总站”站长名义，并自称是戴笠的学生，公开出面活动，纠合了一批伪政府特务和不明情况的“抗团”分子参加。他们不是为了接收天津站的工作，而是乘天津混乱之际，掠夺日军的财产、物资、汽车等。不但如此，他们居然还组织国民党所有在津各系统的地下组织成员进行联席会议，当时确实有大部分和重庆失去联系的人参加。
这件事也是舒季衡向军统局报告的，舒季衡还建议整饬张的劣迹。军统复电说“不知张树森为何许人”，令舒季衡速与门致中联系，将张树森逮捕审讯具报。没过多久，徐宗尧带领所属及宪兵分队10余人，到张树森站站部，出其不意，将其逮捕。当场被捕的有孙少亭等二三十人，跳楼逃跑的也不少。共抄获手枪10余支，全部花名册、臂章 、物资、小汽车数辆。人犯寄押于东马路原日本宪兵分队，大部分是“抗团”分子，都释放了。剩下的也不过十几人。经过审讯后，把人移交给了天津市警察局。本来戴笠要亲自审讯的，但是1946年3月，戴笠坠机摔死后，张树森、蓝振德等犯均经华北特务头目马汉三、司法处长毛惕园、看守所长侯子川等受巨贿后，无罪开释。
天津站在日本投降后，原在保定潜伏的刘亚符成立了军统局天津特别站，公开活动。刘亚符自任站长，并任用汉奸刘沛然为书记，不久又由军统叛徒郑晓帆为书记。他们接收了日本电台一部，由杨杰荣夫妇负责。内勤章 国栋，下设两个组，天津组组长陈树田，塘沽组组长张韬。但是由于刘亚符个人的贪婪，不久就被军统局撤消了职务。
1945年12月初，戴笠来到天津，在撤销原有各潜伏组织的基础上，建立了军统局(1946年6月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天津站，作为天津最高特务指挥机构。最初由陈仙洲任站长，他的公职是天津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利用公职掩护秘密，而以秘密指挥公开活动。之后在他的指导下进行活动，主要的活动有：
(1)招纳中共叛徒邢仁甫(抗日战争时任渤海军分区副司令员，后杀害政委黄晔而投降日军)。1945年12月受陈仙洲接纳后，任天津站情报组组长，利用其以前旧部，潜入解放区进行破坏和搜集党政军各种情报。
(2)组织天津站外事组，搜集反苏情报。顾爱民原为日伪汉奸特务，日本投降后在稽查处任情报科科长，陈仙洲接任处长后，委为外事组长，利用李淑贞、日本特务谷古久一搜集有关苏联的情报。不久，因在外招摇撞骗，被陈仙洲解职。
(3)扶植帮会组织。1945年12月初戴笠来津时，带来专搞帮会工作的金玉波(江苏人，杜月笙之徒)。金抵津后即与天津帮会头目勾结，组成天津站第一个外围帮会组织天津青年共济社，由汉奸帮会头子张逊之任书记长，陈仙洲以顾问名义加以控制。把当时天津的一些日伪时期安清道义总会的帮会头目集结于该社，充任理事、监事。1948年张逊之与天津警备司令部勾结，镇压工人罢工运动。
1946年3月间，帮会中另一些人是日伪特务机关控制下的安清道义总会转化而来的，为帮会分子所鄙视。在陈仙洲的支持下，另组天津站第二个外围帮会组织天津忠义普济社。该社组织庞大，分子复杂。为扩大声势，同年7月，在中国大戏院召开成立大会，邀请国民党在津党政军团首脑、在野旧官僚及各界知名人士出席大会。到会的有天津警备副司令卢济清，第九十四军副军长陈章 ，国民党市党部政委时子周，天津市副市长杜建时，社会局局长胡梦华，警察局局长李汉元，旧官僚士绅靳云鹏、陈之驻、卢香亭、杨文恺、徐世章 、周荫人以及金融、银行、新闻界知名人士数百人。成立中国新社会事业建设协会天津分会，这是一个全国性帮会组织，总会设在上海。先是在重庆组织过人民动员委员会，把全国的帮会组织起来，为军统特务所利用。1946年天津分会成立，把天津市所有帮会组织、各界知名人士、军阀官僚、买办豪绅、恶霸地痞等都组织起来，以共济社、普济社为核心。保密局派戚南谱(黄埔第六期毕业，任过某部师长)来津主持会务。旧官僚如靳云鹏、李廷玉、卢香亭等以及大企业主、银行经理、新闻界负责人等等，共一百数十人，均被聘为名誉理事或理事。成立大会是在中正路皇宫饭店(今解放北路第二饭店)举行的，到会者有数百人，极尽一时之盛。同年冬，由于国民党内部派系之争，据说CC系骨干、社会部部长谷正纲反对，被下令解散。
(4)成立天津站经济情报组。1946年春组成天津站经济情报组，陈仙洲委任张恕为经济情报组组长。张恕自称是张勋的孙子，时在经济部天津办事处任专员，与天津稽查处特务多人熟识，吹嘘对天津经济部门接收和贪污情况知之甚多，但当了组长后，借势勒索，不数月为陈仙洲所知，予以扣押解职。
(5)组织学运组。以张源清为首组成学运组，在各院校吸收特务学生，专做对革命学生活动方面的情报，制造黑名单，以便进行迫害。在哈密道附近常磐大楼辟出了几间房，组织天津青年联谊会，由高枫负责，以搞文娱活动为名，拉拢学生，发展特务。此外还办了一个天津青联广播电台，进行反动宣传。不久，因经费短缺而停播。
(6)策反高树勋回归国民党。国民党新八军军长兼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高树勋，会同第四十军军长马法五于1945年10月间，联合北上，抢占平津保地区，行经河北省邯郸以南地区，高树勋宣布起义，改编为民主建国军，马法五被俘虏。同年底戴笠来津时，曾召集在津特务们开会说：“共产党能把高树勋弄过去，我们就有能力把高拉回来。”并对陈仙洲说：“这事交你去办，不惜花费多大代价，把高拉回来。”因陈仙洲曾在高树勋部任过调查室主任，所以派陈仙洲去拉拢。陈仙洲曾派张抚疆(又名张汉泉，曾在高部任师长)前去策反高树勋，结果张抚疆一去便无音讯。原估计张抚疆可能被杀害，天津解放后，才知道张抚疆早已转变立场为人民工作了，后来担任河北省劳动局局长。
1946年军统局改为保密局之后，经过一些改革和改进，军统局天津站的规模和组织结构已经非常的完备，天津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和天津警备司令部电信监察科，进一步加强了反共的力度。
五、天津站所控制的机关
1.天津警备司令部稽查处
天津警备司令部稽查处是军统局公开的特务机构，它是双重领导又侧重于军统局。除经费由警备司令部负担外，一切人事任免和重大案件的处理，悉听命于军统。抗战胜利初期，1945年9月国民党第九十四军抵津，10月初即成立天津警备司令部，由该军军长牟廷芳兼任司令。除第九十四军所属各处外，增设稽查处，该处必须由军统特务或以军统特务为主来组成。但由于当时在津特务很少，无适当人选，牟廷芳便派其参谋处谍报队队长曹强和参谋处第二科(情报科)科长葛养元二人先行初组稽查处，曹任处长。稽查处充实组织，增设东西南北四个稽查所，下设稽查哨(组)，在各自管区内进行反革命活动。东区是由原东车站检查所扩大组成；南区所址在今解放南路东光大楼，该所还设有码头组，检查海河码头停靠客货轮，特务们借检查之名，公开包庇走私贩毒，从中受贿；西区所址在南市；北区所址设于河东狮子林桥附近。1948年于剑萍任所长时，逮捕了一名解放区采买，株连到一家面粉袋工厂的经理王风仪，于剑萍诬指王风仪私通八路，声言要查封该厂，结果敲诈巨款了事。
增设护航大队。天津至大沽口的河运杭段，常遭“黑旗队”盗匪抢劫，稽查处设一护航大队，发给枪支，经费由招商局等几家航运单位分担。此后，黑旗队的抢劫行为稍有敛迹，但这批官匪比盗匪有过之而无不及，使运输单位有苦难言。
增设中纺公司警卫大队。1947年为镇压中纺天津分公司所属各棉纺厂的工人运动和对工人们实行搜腰检查，由公司伙同稽查处设立中纺公司警卫稽查大队，在中纺所属各厂分设警稽队，经费由中纺公司负担。
1947年4月陈仙洲调往沈阳，保密局派白世维任稽查处长，吕一民任督察长。这些特务们如狼似虎，特别是白世维残忍至极。1947年，在今和平路承德街道转角处的一家委托商行内逮捕一名革命人士周某，据说此人是周恩来之弟，白世维和警察局副局长齐庆斌二人将周押解北平，后果不明。1947年夏，天津学生举行反饥饿、反迫害示威游行时，白世维亲率军警宪特联合组织人员，以维持游行队伍秩序为名，跟随游行队伍，相机镇压，强行殴打驱散。1947年春，中共冀中区在天津的地下组织侯太和部的刘文藻，由于叛徒出卖而被捕关押，至1949年天津解放后才出狱。
白世维的内弟曹郁文(恒源纱厂经理)因欲霸占某著名评剧艺人不得下手，即与白世维勾结，诬陷该女艺人的丈夫佟海山是“黑旗队”的首领，由稽查处特务将佟海山逮捕，串通警备司令部军法处，以盗匪罪名将佟杀害。事后律师曹雷怂恿佟海山的母亲及其妻子出头为佟海山鸣冤，在《民国日报》刊登启事，向社会控诉白世维等的罪行。白世维得知是曹雷在背后指使，遂派特务将曹雷绑架勒毙，投尸海河灭迹。
1946年夏，天津稽查处在大沽口河面上抓获了由大连驶来的一只帆船，该船是中共胶东某机构来往于烟台、大连间的运送船，负责人姜盛三叛变，当了军统特务，先在稽查处监督下建立“航运组”，进行反共活动。1947年该航运组扩大为保密局天津航运站。在今和平区沈阳道附近开设大中船行，以经商为掩护，专搜集大连、烟台及胶东方面中共的有关情报，由姜盛三任站长。1948年又将该站部迁往烟台。
1948年秋，保密局把派在天津的各公开机关的特务分子，按各机关分别编成若干情况组，归天津站统一领导。1948年秋，保密局预感天津易手为期不远，即做潜伏特务布置，挑选在天津有家属、有社会关系，并具有活动能力，而未暴露身份，有掩护职业的特务分子潜伏下来。至同年12月布置4个情报组和4个电台。
2.天津警备司令部电信监察科
天津警备司令部电信监察科直属于南京国防部第二厅。地址在新华北路34号。对天津电讯器材进行管制，严防进入解放区；利用无线电收报机、侦测机，侦查城内及郊区有无共产党地下电台讯号，设法进行破坏。
3.天津区汉奸财产清查委员会
天津区汉奸财产清查委员会成立之初，戴笠原本想独自包揽该组织，又怕手大难遮天，于是便由党政军特联合主办，实际上仍以军统为主。经与天津驻军第九十四军军长牟廷、天津市市长张廷、市党部主委时子周、中统局天津区区长甘舍棠、宪兵第十九团驻津第一营营长梁士杰等协商后，在睦南道61号召开成立大会。张廷任主委，戴笠兼副主委(戴笠不在津时由天津站站长陈仙洲代行)，时子周等兼任委员。不定编制，不作预算，经费来源由中国银行借支，以查封汉奸珠宝文物财产作抵押，结束时由军统局报行政院核销。
委员会下设一室五组：一室即为秘书室。五组为①行动组，负责逮捕行动，由军警宪联合组成。②保管组。③审讯组。同年3月看守所改隶于审讯组。凡稽查处秘密逮捕的革命分子单独寄押于此，审讯组不得过问。该看守所曾关押重要汉奸徐良(汪伪政府驻日大使)、关维庆(伪广州市市长)、朱崇信(伪天津市社会局局长)及日伪特务徐树强等二三百人。另在外边设特别看守所三处：第一特别看守所在和平区岳阳道83号王荷舫家，关押的有王荷肪(伪河北省银行总经理)、温世珍(伪天津市市长)、屈士和(伪保定河北省省会警察局局长)等五六人；第二特别看守所在新华北路南胜利路转角处齐文元家，关押的有齐文元(伪华北治安总署督办兼华北治安军总司令)、方若(伪天津法院院长)、张同亮(伪天津市财政局局长)、李鹏图(伪天津市海关监督)等七八人；第三特别看守所设于烟台道汉奸邸玉堂家，关押的有邸玉堂(伪天津商会会长)、刘静山(伪天津商会会长)、姚一新(伪天津市政府秘书长)等数人。这些看守所除宪兵驻守外，均由“抗团”分子负责。④调查组，主管调查汉奸罪行、财产状况，配合保管组清点被封的财产。⑤监察组，配合保管、调查两组工作。
截至1946年4月底该会结束时，天津区汉奸财产清查委员会共逮捕日伪大小汉奸300多人。除少数几个人开释外，其余均交天津法院高检处侦审。至6月间，军统派经济研究室主任邓葆光来津检查，动产(包括衣物、家具、文物、古玩、黄金、有价证券等)、不动产(包括房屋、土地、企业单位等)，按当时物价概略估价为法币140亿—200亿元之间。1946年3月间，设立行政院河北平津区敌伪财产清查委员会天津分会，主旨是清查民间隐匿的敌伪产业。张子奇(天津市副市长，军统局设计委员)为天津分会主委，会址设于现赤峰道陕西路口(现人民出版社)大楼内。委员有张廷愕、牟廷芳、时子周等，设一室三处。其组织形式与汉奸财产清查委员会相同。当时清查出几个重大隐匿案：白俄李维金隐匿的属于汉奸特务徐树强、徐树浦兄弟二人的物资；利华大楼经理李亚溥(犹太人)隐藏的日本军用物资；白俄陶德林隐藏的毒品及汉奸陈坤元的财产；贩卖劳工致富的崔某(人称崔家大柜)隐匿的许多财产等。其余小案件不计其数。同年8月，因第一处特务们借调查之名，任意在外敲诈勒索，臭名四溢，不断遭到社会舆论的抨击，随即结束。
1946年10月间，国民党政府为加强反动宣传，掩盖其发动内战的罪行，以由保密局特务控制的民营方式，创办天津华声广播电台，招收股东20余人，股金法币8000万元。该台自1946年12月开幕，直至1949年天津解放结束。自此，天津站所有的机构和组织消亡在解放战争中，成为了历史的陈迹，永远被人民所唾骂。
第三章 与中国共产党的较量
第一节 对红色政权的罪恶活动
军统局的工作重心不仅仅在于抗日和镇压异己分子，它的另一个工作重心还在对付中国共产党方面。对陕甘宁边区的特务活动，戴笠本人非常重视，并经常亲自主持这面的工作，进行了一系列的特务活动。军统的特务都明白，不是简单的特务就能够进入陕甘宁边区进行活动的，因此，所有进入陕甘宁边区的特务，在此之前都要进行一系列的准备。
一、初期的较量
抗日战争以前，复兴社特务处对边区的特务活动，是由特务处陕西省站主管。西安事变以前，陕西省站站长马志超就经常派遣特务去边区活动。在该站下设有陕北组，负责搜集有关边区的情报。约在1936年间，马志超兼任陕西省会警察局局长时，戴笠指示他专门培训一批特务，以便打入边区，建立特务组织。马志超奉令后，即在西安警察局内成立了一个“特警训练班”，自兼班主任，由陕西、甘肃两省省站挑选保送了五六十人，进行了半年多的特务训练。戴笠从南京派了娄剑如去担任队长，以在陕西的复兴社特务处的特务舒翔、张业、许开、陈国强、李友三等为教官。这批特务在完成训练之后就被派到延安进行间谍活动。不过因为特务们在延安无法立足，所以复兴社打入边区的阴谋也没有实现。“西安事变”期间，特务处在西安的省站被破获，其他各处的特务也纷纷逃走。事变后，特务处又恢复建立省站，重新布置，计划中虽仍准备物色适当人选打入边区去延安建组，但未能办到。抗战开始，军统局正式成立，才大规模进行这方面的活动。1939年9月，军统在陕西汉中开办特务培训班，简称“汉训班”。培训的特务有一批打入中共领导的陕甘宁边区、晋察冀边区等地，其中还有四十多个特务潜入了一些重要岗位，这是“抗战”时期国民党特务成功潜入的最大批量。当然，陕甘宁边区也一直加强自身的保护工作，在1937年的9月，陕甘宁边区设立了保安处，负责陕甘宁边区的安全保卫工作，这个处简称为“边保处”，和混进来的特务进行了一场场秘密的战争。由于各个方面的因素，初期的较量没有显现出来，其中影响重大的是周恩来遇刺案，也称“劳山事件”。
1937年4月，周恩来计划去西安谈判，为他预备的卡车在延安城南门外停了几天。敌人在延安布置了一些耳目，南门附近的坐探冯长斗发现卡车将出动，就报告了活动在南线的政治土匪。从延安去西安，必经陕甘宁边区控制的延安县地面和国民党控制的宜川、甘泉地面。在敌我交界的一带地区，活跃着一股政治土匪，他们对边区安全破坏极大。这里的土匪有明暗两路：明的，由哥老会大爷李青伍等率领；暗的，则是由当地土豪绅姬延寿率领的80多人的民团，实际上也是一股土匪力量。国民党甘泉县党部直接操纵明暗两股武装，这些土匪熟悉地形，消息灵通，武器装备也好，专门破坏边区安全。25日早晨，周恩来与张云逸率副官陈友才等由保卫局特工队的一个班护送，共25人乘敞篷卡车从延安出发。本来，当时的边保处处长周兴对这次出行的保卫作了周密的布置，派特工队一个排，乘三辆卡车护卫。由于出发时周恩来临时有事，就派两个班乘两辆卡车先行了。这样，周恩来单车出行，护卫人员只剩三分之一。在延安与甘泉的交界处有座山叫劳山，这里森林茂盛，比较隐蔽。当周恩来乘坐的卡车刚刚驶到这里，就遭到土匪的突然袭击。我方牺牲很大，陈友才和警卫排长陈国桥率领战士拼命掩护周恩来等顺西面山沟转移。最后，仅周恩来、张云逸等4人徒步回到延安城外的三十里铺，在政治保卫局检查站将情况报告了党中央。毛泽东心急如焚，他给中央警卫团长黄霖下了一道死命令：“什么也不要顾虑，无论如何要把周副主席救回来！”周兴也立即命令延安市公安局派出特工队骑兵排出发营救。
这件事情发生之后，陕甘宁边区加强了情报、保卫工作，在“边保处”的基础上成立了保安司令部。党中央成立了“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统管全党的情报、保卫工作，周恩来任主任、张浩任副主任。不久，周恩来去国统区谈判，又由康生接任主任，潘汉年任副主任。1938年春，根据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下设三个部：战区部，部长杜理卿(又名许建国)；城市部，部长潘汉年、副部长汪金祥；干部部，部长陈刚。后又成立“中央保卫部”，由杜理卿任部长。1939年2月18日，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被撤销，中共中央新组建了中央社会部(又称中央情报部)，负责领导全党各根据地和边区的保卫、情报工作，康生任部长，王稼祥、叶剑英、李克农任副部长，后来孔原、潘汉年也担任副部长。中央社会部的机构十分精干，下设两部一室一处：第一部为侦察部，部长杜理卿；第二部为情报部，部长潘汉年、孔原、曾希圣；一室一处分别为办公室和秘书处。中央社会部及地方各级社会部的成立，结束了以往情报、保卫工作分散、缺乏完整统一的系统的局面，提高了工作效率。这样，陕甘宁边区保安处便成了一个机构两块牌子，既是中共中央西北局的社会部，又是边区政府的一个部门，同时还接受西北局与陕甘宁边区政府的领导。
对于军统来说，中央社会部及地方各级社会部的成立不是一件好事，事实也证明的确如此！军统在1941年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成功破译延安与中共驻重庆代表团的往来密电，戴笠也几乎可逐日向蒋介石汇报延安与重庆之间往来电报的内容，然而直到1942年1月下旬，破译密电之事被苏联情报人员发现并通报中共，而此时中共在国民党区域内的一些重要组织已被连续破获。1942年1月，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处长袁晓轩自首叛变。1941年7月，军统破获中共江西省委，并通过自首人员于1942年5月全面破获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使中共在大后方的省一级秘密机关几遭毁灭，被迫正式决定放弃在大后方开展武装斗争的方针，解散省一级党的机构，并取消南方工作委员会。这一系列事件给中共造成了重大的损失。与此有关联的还有张国焘叛逃革命，以后军统利用这条线索，开展了很多的活动。但是军统特务在陕甘宁边区的工作开展得并不顺利，情报的数量和质量不能满足军统局和蒋介石集团的需要，时常受到批评。为了加紧特务活动，潜伏下来的特务进行了很多的破坏活动，但是阴谋并没有得逞。特别经历了延安第一特务案之后，“汉训班”特务的身份被暴露出来，工作几乎陷入了停顿。
二、延安第一特务案
1941年开始到1942年底的这起特务案，使戴笠洋洋得意的“汉训班”浮出了水面。这个案件的关键地点是甘肃的陇东，这个地方当时被国共两党一分为二。东部原是陕甘边苏区，西部有国民党的两个行政区。在这个地方，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同时在庆阳执政，双方的情报、保卫机构就在这里明里暗里相互争斗。在这起特务案中，关键人物是“汉训班”的特务吴南山。
吴南山是庆阳人，他本人倾向于中国共产党。当时在樊家庙短期义务小学当校长，庆阳县教育局局长缪至德以吴南山和八路军接触较多为借口，不给吴南山工作。为了生活，吴南山误打误撞进入了“汉训班”，课程都是特务专业，管理极其严格，而且十分重视讲授关于中国共产党的课程，宣扬的是反共反苏思想。吴南山在学习完课程毕业之后就离开了，回到了庆阳。也正是他在“汉训班”的这段经历，为以后进行鉴别工作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在他去“汉训班”的那段日子里，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庆阳设立陇东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陇东地区过去没有中学，中国共产党执政后就抓教育，决定创建陇东中学，由陇东地委书记马文瑞任校长。吴南山刚回庆阳就被安排参加筹建工作，7月到陇东中学任教师，兼任学生生活大队副大队长。中国共产党在边区搞民主选举，吴南山的老朋友陆为公当选为庆阳县首任民主选举的县长。10月初的一个晚上，吴南山到陆为公家里谈心。两人边饮边谈，陆为公向吴南山介绍边区民主建设的情况，吴南山说出了“汉中特训班”的问题。事关重大，陆为公向马文瑞作了汇报。马文瑞得知此事的时候，边保处刚刚提出要“积极争取一切可能利用的力量去削弱敌人的破坏力量”。虽然陇东这里尚未进行这种复杂的工作，但是，陇东地委书记马文瑞还是心中有数。马文瑞让陆为公再找保安科长李甫山反映。就在当晚，马文瑞、李甫山、陆为公三人一起与吴南山谈话。由于吴南山本人坦率地交代自己误入“汉中特训班”的详细情况，诚恳地讲出国民党特务机关中存在的坏现象。马文瑞明确提出：“第一，敌人骗你、陷害你，我们中国共产党挽救你、保护你。第二，敌人要用这种方法破坏我们边区，我们就要利用敌人的办法，采取继续与敌人保持联系的方式和敌人作斗争。第三，这件事情要保密，你只同李甫山联系，直接受李甫山领导，不和别人发生关系”。在这样的情况下，抓捕“汉训班”特务们的计划就开始进行了。吴南山就在这个时候成为陇东保安科的秘密外勤人员，公开身份还是中学教师，不久又提拔为庆阳县教育科科长。对吴南山的工作布置，主要是三个手段：一是“钓”，通过与西安的正常联系引敌上钩；二是“诱”，利用公开的科长身份诱敌投靠；三是“查”，利用曾在汉中培训的条件发现潜伏的特务。
但是，由于陇东方面缺乏同军统特务机关直接斗争的经验，一时不知如何将这个“汉训班”案件深入查处。就在此时，军统西北特侦站站长程慕颐为使“汉训班”继续发展，派吴南山在“汉训班”时的同学祁希贤进入陕甘宁边区。通过祁希贤透露给吴南山还有很多的潜伏军统特务在延安，他的工作是去延安联络，化名祁三益。陇东保安科立即上报边区保卫处。边保指示正在关中巡视的保卫部长布鲁赶往陇东，会同陇东分处破案。布鲁等人研究认为，再拖下去，军统也许会对祁希贤产生怀疑，必须立即掐断这条线。于是决定对祁希贤实行突击。第二天，祁希贤被拘捕，并于当晚交代，他在“汉训班”第四期结业之后，因为爆破技术好，被留下当了教员，又培训了第五、六、七、八期学员。现在，军统西北特侦站要把分散在延安各单位的潜伏人员联络起来搞行动，因为祁三益当过教员，熟悉各期学员，所以派他来当联络员。同时，还派赵秀到延安任总联络员。
当这些情报被送到布鲁那里，他首先敏感地想到，赵秀在“汉训班”号称爆破大王，去延安有可能搞破坏行动！于是急电延安请示。布鲁的担心是有道理的，以行动能力著称的军统，一直企图在延安暗杀中共领袖。祁希贤在鹅池洞写了两天材料，写得很细，表现出诚实的态度，于是被吸收加入陇东的外勤工作。经历了国共双方的情报机关的情况，实际的对比使得祁希贤的思想逐渐转向中国共产党。当年12月，边保回电，调祁希贤到延安。于是，陇东保安科派了一个班护送，布鲁把祁希贤等人带回延安，进行调整部署，下一步实行认人工作。布鲁把祁希贤安排在新市场附近的一所小学工作，要祁希贤继续完成他的联络任务，在延安城里查找“汉训班”特务。祁希贤在延安城里到处转悠认人，临近春节，祁希贤在新市场天生衡锅贴店发现了一个账房先生，正是西北特侦站延安组的联络员杨朋！原来，杨朋改名杨超，潜入延安，在这个锅贴店建立一个秘密联络点。两个联络员共同研究部署整个延安的潜伏工作，杨超手中的特务，也就报到祁希贤这里。通过杨超，祁希贤发现了打入行政学院的范金钟、陶启华，打入贸易局的杨志常，打入银行金库的刘嘉陵。边保策划决定，设法取得国民党搞特务活动的物证。祁希贤于是利用延安组副组长的身份，向各潜伏特务要文字报告，说是要向西安汇报工作。
各地的侦察表明，“汉训班”的特务已经大批打入边区，其中多人受过暗杀、放毒、爆破等破坏训练，随时可能发起行动;这个国民党特务组织，已经对边区安全形成巨大威胁！到1942年5月，边保已经基本掌握“汉训班”特务在边区的潜伏情况，中社部与保安处遂决定彻底铲除这一危害极大的特务组织。至1942年底，“汉中特训班”案件全案告破，共发现军统潜伏特务32名，其中主动交代1名，经过侦察发现20名，被捕人员供出11名，物证7件。为此延安第一特务案结束，沉重地打击了军统的特务们。
在这件特务案中，布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他被毛泽东称为“延安的福尔摩斯”。布鲁是何许人也？布鲁原名卢茂焕，又名陈泊。他长期负责侦察情报工作，破获诸多疑难案件，工作思路开阔。他曾大胆提出，搞情报工作要“化敌为我，化我为敌”。中央社会部接受了他的建议，制定了“化敌为我服务”的方针，决定大胆使用国民党特务反正分子和可用的嫌疑分子，强调重视建立内线、重视上层，大胆在敌特机关内部建立特情力量。
三、军统对边区的活动片段
延安第一特务案的破获，加上张国焘工作开展不利，使军统的特务工作受到了一定的挫折，但他们不会放弃反共的初衷，还是伺机要用其他的方法来进行阴谋活动。
军统从事这方面的活动，主要是依靠设在榆林的陕北站，站长为黄逸公。戴笠企图通过陕北站去建立“延安组”，但一直没有成功。陕北站派往延安进行特务活动的一批特务，很快就被边区政府发觉逮捕，不久便释放回来，并正式通知该站。后来戴笠在工作会报中，都曾提出过这件事，骂黄逸公没有能力，做得太丢人。另一个是设在汉中的西北特侦站，站长为程慕颐，这个人对中共的工作一向非常卖力，抗战前曾打入过江苏省设在上海的一个地委组织，后来将这个组织破坏了。戴笠对他也很信任，抗战时便派他去汉中主持西北特侦站工作。程慕颐除了多次派特务打入延安“建组”没有成功外，还办过小型训练班。当时从公路去延安的爱国进步青年被军统的检查所扣捕后，曾交给程慕颐一些训练。通过一段时期的毒化教育后，才又派这些人混进延安。结果是大部分的人都向边区政府自首，只有极个别的替他搜集过一点情报。
戴笠对西北方面的交通检查工作极为重视，曾在西安设立过交通运输统制局监视处西安分处，派叛徒王邦联为分处长，主持西北地区的检查工作。以后王邦联等因贪污被扣捕，戴笠以鞭长莫及为由又将分处撤销。当时各检查所扣捕去延安的爱国进步分子，几年间多达数千人。军统派遣特务去延安，通常是采用伪装进步的办法跟着混进去的。
戴笠为了摸清延安边区的情况，可谓煞费苦心，任何机会都不放过。有一次，戴笠设宴招待派在八路军总部的联络参谋徐佛观、郭仲容，沈醉和军统其他几个处长都出席作陪。徐佛观夸夸其谈他所知道的延安情况，戴笠非常重视，叫人记录了他所说的话，而且还几次约他去家里做客，结果还是一样，什么有用的情报都没有得到。从这些细节也可以看出戴笠急于建立延安组的居心，然而事与愿违，戴笠一直没有实现在延安建组的计划。
军统特务梁干乔在耀县当专员时，那里成为军统特务对边区活动的中心。但梁干乔后来却脱离了军统为胡宗南搞中共情报。军统每年总有几十名特务经由他的地区潜往延安，有的是他设法找到的关系，主要是通过当时一些去边区做生意的商人，用特务伪装成商人混进边区了解一点情况。他自己也专门有一个向边区搜集情报的单位。但是长期的特务工作组非常难建立，所以所得到的信息都不算太重要。虽然军统兰州特训班也培养了一批特务潜入延安，能相对容易地搞一些情报活动，但至于要到延安边区建立电台、破坏和发展组织就非常困难了。
可以说军统为了得到延安的情报，派往边区去搜集情报的手法是无孔不入的。然而，这些情报活动只是一个序幕，军统更重要的工作是希望能对中共的领导人采取暗杀活动。
四、军统企图暗杀中共领导人的阴谋
正因为基本的情报工作难以开展，军统特务就只能寄希望于一些无谓的暗杀中共领导人的活动来进行弥补。约在1942年春夏间，戴笠亲自派出了三个一向为军统搞暗杀的特务，然而大约过了几个月，这几个特务都被陆续逮捕。这一派遣特务进行暗杀活动的事件，不可能是第一次，也不可能是最后一次。在此之后，戴笠也采取了一些相应的改变措施，不是一组组地派出去，而是以个别派出的形式去进行。当时的行动处处长徐业道在军统一向主管司法工作，对行动是外行，无计可施之下也只能是采取了同样的一种策略，他要求龚仙舫在军统特务总队的便衣队中挑选了一人，还从兰州特训班毕业后派到重庆卫戍总部稽查处工作的学生中挑选了一个，戴笠没有亲自接见他们，只是由龚仙舫、徐业道分别和他们作了单独的谈话，交代了任务。据龚仙舫说，派人去延安还有很多手续，不一定马上能混进去，要经过很多关系才能设法辗转进入边区。至于等待机会完成任务，说不定要一两年。军统以后又陆续挑选两三个特务派了出去，都没有听到一点消息。其中有一个特务非常狡猾，和当时陕甘宁边区的主要负责人有过接触，有暗杀中共领导人的机会，这个特务就是沈之岳，然而他却逃跑了。
1938年4月，一个来自国统区(国民党统治区)的教授访问团来到了延安。访问团中有一位叫萧致平的教授，带了一个名叫沈辉的私人助手。教授访问团一行参观了陕北公学、鲁艺、抗日军政大学等学校，观看了延安留守部队的训练情况。他们还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的接见，并合影留念。访问结束后，沈辉要求留在延安参加革命，得到批准，被安排在边区政府教育处普教科工作。边区保安处对他进行了严格的审查，保安处副处长王范发现自称是河南人的沈辉却是浙江口音，但是并未发现其明显的破绽。其实，这个沈辉的真名叫沈之岳，是军统陕西工作站的特务。他是浙江仙居县人，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自学过俄语，精通英语，枪法也很准，很受戴笠器重。抗战初期，沈之岳在上海、杭州两地曾诱杀过七八名中国共产党员。戴笠曾希望派军统陕西工作站站长毛人凤潜入延安刺杀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但毛人凤认为希望不大，没有答应。沈之岳向毛人凤主动请缨潜入延安，力争刺杀行动成功，这让毛人凤喜出望外。为了能够进入延安，沈之岳特地“认真”学习了几本马列著作，能够讲一通“革命理论”，装扮成“进步青年”模样。沈之岳为了保护自己，到延安后迟迟不敢与同伙接头。为了不引起怀疑，他没有敢走近毛泽东居住的枣园和中央机关驻地杨家岭。
一天，沈之岳在窑洞前一棵老榆树下发现了同伙送的暗号。随后，他又发现了一张烟盒纸，上面用暗语告诉他，翌日中午到甘泉县杜甫祠堂见面。看完，他立即烧掉纸条。沈之岳颇为狡猾，经过深思熟虑，他决定不去贸然接头，并中断了与同伙的联络，之后就逃跑了。
其他的特务在“边保处”的侦察下也陆续现身。“边保处”发现延安城外的麻家铺有个已还俗的僧人行踪可疑，常不定期地与一名叫谢仁义的小杂货店老板接头。谢仁义则不定期去七里铺乡镇小学，与一个姓张的小学校长接头。为了不打草惊蛇，周兴与王范派出保卫人员对其暗中监视布控。同时，李克农也转告边区保安处，中央军委的电台曾两次截获发自延安城外的可疑电波信号。而绥德县的一个天主教堂附近已测出有敌特的秘密电台在活动。随后，“边保处”逮捕了谢仁义及小学校长等七人。经过后面的调查发现，特务们与延安城外的一股地主武装联合起来，准备策划破坏延安通往绥德的公路，并阴谋伏击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萧劲光一行。他们还计划潜往枣园、杨家岭等地，向毛泽东与中共中央驻地的几口水井投毒，以暗杀中央领导人。已被捕的国民党延长县县长周景龙还供认，军统已派了一名杀手潜入延安，计划杀害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
除此之外，军统企图暗杀中共领导人的类似活动还有在1943年6月上旬发生的暗杀毛泽东的阴谋活动。
在陕北吴旗县长官庙及富县，相继发生两起武装特务偷越哨口的事件，这引起了陈泊的高度警觉。随后，中央军委保卫部牵头召开了留守兵团、延安边区政府保安处、延安公安局等单位的联席会议，作出了加强延安的防特反特工作，特别是加强保卫中央领导人安全的决定，在边区搜索武装特务。
一天，陈泊在查阅中央领导人日常活动的安排时，一个信息引起了他的注意。6月22日上午10时，毛泽东要接见新四军第三师第八旅旅长田守光。陈泊立即来到中央军委保卫部，向时任部长的钱益民询问有关情况。原来，田守光是当年3月上旬从华中出发，经渤海、冀东、平西进入晋西北，从那儿进入边区的。田守光抵达晋西北时有电报发给中央军委，称所持的中共华中局的介绍信在渡海战斗中丢失。尽管一切似乎毫无破绽，但陈泊还是不放心，他向晋西北的两个兵站去电，查证田守光的踪迹。当天下午，晋西北八路军兵站回电，称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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