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罗宗强著
出版社：中华书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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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罗宗强文集试读：
出版说明
罗宗强先生生于1931年，广东揭阳人。南开大学教授，曾任南开大学中文系主任、校务委员会委员，首都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兼任中国古代文论学会顾问、中国明代文学学会顾问、中国李白研究会顾问、《文学遗产》杂志编委等。
罗宗强先生数十年致力于中国文学思想史、中国古代士人心态研究，成就斐然。曾获首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第二届思勉原创奖。
他是中国文学思想史学科的开创者，为该学科的建设作出了卓著贡献。他的一系列著作，代表了他所在研究领域内丰厚的成果，其中严谨之治学态度、科学之研究方法、深刻之理论内涵，为后学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借鉴。
此次推出的《罗宗强文集》，收录了罗宗强先生的《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明代文学思想史》、《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明代后期士人心态》、《读文心雕龙手记》、《李杜论略》、《唐诗小史》等专著，并根据罗先生开列的目录，将其历年发表的重要学术论文、序跋、讲演稿等整理成《因缘居别集》出版。中华书局编辑部2019年6月
引言
本书的研究范围，是魏晋南北朝的文学思想，上起建安，下迄隋朝建立前夕，共三百八十余年。探讨这三百八十余年间文学思想的发展脉络，它各个发展段落的特点，它在发展过程中提出来的种种理论问题，了解它史的发展面貌，当然，也评论它在中国文学思想史上的地位和价值。一
在中国历史上，这是一个战乱不断、国家分裂的非常不幸的时期。它从那个产生了慷慨悲凉不朽诗歌的建安开始。这开始就弥漫在战火、饥荒和疫疠之中。公元280年晋武帝灭吴，统一了全国，但不久八王乱起，继之永嘉南渡，统一的局面只维持了不到三十年，又开始了不断的征战和割据。在北方先是前凉、后凉、南凉、西凉、北凉、前赵、后赵、前秦、后秦、西秦、前燕、后燕、南燕、北燕、夏、成汉的所谓五胡十六国时期；后来是后魏（公元534年又分裂为东西魏）、北齐、周。在南方，是东晋、宋、齐、梁、陈。政权如走马灯般更迭。这种更迭与割据，当然给文化的发展带来了十分深远的影响。
这也是一个思想异常活跃、精神生活空间开阔、文化环境较为宽松的时期。自从东汉末年儒学一尊的地位动摇，经学本身也经历了从繁琐注疏到义理化的改造之后，各种思想便也纷纷出现。玄风虽然消磨了一代士人的意志，使他们从他们前辈的军旅情怀摆脱出来，进入谈座，但玄学却创造了中国思想史上令人神往的辉煌。它把理论思维水平极大地推进了，深远地影响着思想史的发展进程。这是一个出思想家的时代。读这个时期的思想史料，你会惊叹像王弼这样一位只活了二十四年，从人世间匆匆走过的青年，何以会有那样不可思议的严密的高度抽象的理论思维能力，何以会有那样深奥的理论创造。佛学也在这时得到极大的发展，它是那样自然、那样从容地融入中国的思想发展之流中，参与了理论的创造。这时的一些佛学大师，如道安、慧远等人，在思想史上可以毫无愧色地占有他们的一席之地。
这也是一个艺术得到了高度繁荣的时期。以王羲之为代表的书法艺术成为我们国家的无价之宝，直至今天，也仍然是一座不易超越的高峰。在我国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时期有这样多的不朽的书法家。仅王氏一门，自王览以迄于王籍，著名书法家就有十二人。可以说，历史上也没有任何一个家族，留下了如此多的书法名家。绘画、特别是人物画这时也得到迅速发展，绘画理论的成就，可谓空前。谢赫的六法论影响着我国绘画的发展历一千五百年而不衰，例如，“气韵生动”，至今仍然是我们的画家们遵奉的一个重要的美学原则。
文学的成就同样的惊人。我国的纯粹的美文学骈体文，就是在这个时期发展起来的。代表着我国诗歌体式的基本特征的格律诗，就是在这时构拟了它的雏形，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个时期为我国诗歌发展设计了一个大致的模式。也是在这个时期，文学的各种表现手段、各种表现技巧纷纷出现，可谓斑驳缤纷。审视历史，我们会惊异地发现，许多大师级的人物对此一时期的一些作者推崇备至，景仰不已，李白之于谢朓，杜甫之于何逊、阴铿，苏轼之于陶渊明，王夫之之于鲍照都如此。他们必定有他们推崇与景仰的理由。当然，也还有另一种声音，那就是对此一时期的文学发展趋势持否定的态度。最早持此种否定态度的，似是隋人李谔。他给隋文帝上书，说：“魏之三祖，更尚文辞，忽人君之大道，好雕虫之小艺。下之从上，有同影响，竞聘文华，遂成风俗。江左齐梁，其弊弥甚，贵贱贤愚，唯务吟咏。遂复遗理存异，寻虚逐微，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以傲诞为清虚，以缘情为勋绩，指儒素为古拙，用辞赋为君子。故文笔日繁，其政日乱。”（《隋书·李谔传》引）他是从建安到齐梁一概否定了。这种观点，后来有了发展，论定齐梁为淫靡文风之渊薮。近数十年来，国内学术界曾经继承了这种观点，不过换了一种说法，称之为“形式主义”。
这就是魏晋南北朝三百八十余年文学思想发展的背景，一个丰富多样、处于巨大转变中、因之也就让人议论纷纷的背景。如何来认识这三百八十余年间文学思想的发展，它的真实的面貌究竟是什么？应该给以怎样的估价？既涉及考察问题的角度，也涉及价值标准。而最终又不可避免地涉及对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发展的总体判断。二
我想在考察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的发展时，努力遵循这样几条原则：
一是努力描述出文学思想发展的真实面貌。我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历史的还原上，所谓历史的还原，就是弄清一种文学思想从萌生到发展的种种表现形态，弄清它产生和发展的前因后果。在这样的时候，我特别注意文学思想在创作实践中的反映。魏晋南北朝是文学理论批评十分发达的时期，但是如果离开当时的创作实际，不惟无法了解其时文学思想发展的真实面貌，即使对于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也很难作出符合于历史真实的解释。如果我们站得远一些，俯视这三百八十余年间文学思想发展的全貌，那我们就会发现，它的主体，是由创作反映出来的，理论形态只不过是创作所反映的文学思想倾向、文学观念的升华而已，虽然它往往更明确也更深刻。在历史还原的过程中，我特别注意士人心态的变化对文学思想的影响。文学思想的产生和变化，当然和社会环境有种种之关系，如政局、社会思潮、学术思想、生活情趣、生活方式等等。但是，我以为，这些都不是直接的关系，直接的关系是士人心态。政局、社会思潮等等，是通过士人心态对文学思想发生作用的，士人心态是中间环节。考察士人心态的变化，可以对文学思想演变的种种现象作出更符合历史真实的解释。当然，在历史还原的过程中，认真对待史料的甄别和解释，是不言自明的事。
二是努力寻找文学思想发展的主要线索，各个段落的文学思想、文学观念，只有放到主要发展线索上，作总体的考察，才有可能了解它的真实含义，才有可能对它作出较为确切的判断。对于这一时期文学创作倾向的种种非议，究其原因，除了价值准则的因素之外，就在于对文学思想的发展主线缺乏了解。某一种文学思想倾向，如果孤立地看，它可能是不好的；但如果把它看作文学思想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它便可能是积极的、好的。对于这时期文学思想发展主线的把握，当然不仅仅局限在这个时期之内，不可避免地要考虑到它之前和它之后，考虑整个古代文学思想发展史。从古代文学思想发展史看，这三百八十余年，也不过是它的一个环节而已。离开了整个史的发展脉络，同样不易对这个环节作出恰如其分的判断。
三是在考察这三百八十余年文学思想的发展状况时，我更多的是从文学自身着眼。对于文学思想、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认识与评价，涉及许多复杂的问题，可以有许许多多的视角与标准。从不同的视角与标准出发，会得出非常不同的结论。我更重视文学的艺术特质，因之在描述文学思想发展的风貌时，也就更多地从这个方面着眼，尽量地不去涉及或少涉及非文学的东西，力图在清理文学思想的发展脉络时，区分文学与非文学的界线。
这样三个基本原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很难。是否已经做到，很难说；能说的是已经尽力了而已。三
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发展的总趋势，是沿着重文学的艺术特质展开的，重抒情，重形式的美的探讨，重表现手段、表现方法。似存在着一种把文学与非文学分离开来的发展趋势。
两汉文论主要倾向是重功利的，儒家思想起着决定的作用，大抵从政教之角度着眼，多主讽谏，崇实录，尚雅正；而较少从文学自身之特点着想。我以为，两汉论文，实兼及学术，司马迁、班固、扬雄以至王充、郑玄，莫不皆然。独立的文学思想潮流似未形成。我想把汉人的诗、文观念称为前文学思想。
这种情形，汉末有了明显的变化，强烈抒情的诗（如古诗十九首）、抒情小赋的出现，意味着文学的抒情特征、它的非功利的性质正在被逐渐发现，同时，当然也就意味着由前文学思想向着文学思想转变的缓慢的开始。
魏晋南北朝当然继承了两汉论文的功利说（不仅魏晋南北朝如此，整个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史莫不如此），但这主要的是在文学批评、文学理论里，而在创作实践上，功利说的影响却甚为微弱。在创作实践里，继承的主要是汉末开始出现的重抒发个人情怀的、非功利的倾向。自建安以迄陈朝的终结，其中虽侧重点各有不同，但大趋势是由功利走向非功利，是重文学的艺术特质。或者可以说，这是一个文学不断发现自身特征的过程。
随着经学束缚的解除，正统观念的淡化，思想出现了活跃的局面，僵化了的内心世界让位于一个感情丰富细腻的世界。重个性、重欲望、重感情，强烈的生命意识成了建安士人内心生活的中心。随之而来的是文学成了感情生活的组成部分。它自然而然地失去了政教目的，失去了经学附庸的地位。有如士人意识到了独立人格的存在一般，文学亦不知不觉地意识到了自己的独立存在。
正始玄学把哲理引入文学，它的最重要的成就是开始在文学中表现老、庄的人生境界。它其实是把一种独特的审美趣味带到文学中来了。刘勰所说的“老、庄告退而山水方滋”，是不确的，老、庄之人生境界进入文学，乃是山水进入文学的前奏。山水意识是建立在老、庄人生情趣之上的。正始哲思进入文学，从其特质说，是建安重感情、重个性、重欲望的思潮的理性发展，乃是文学思潮非功利方向发展的另一个阶段。
建安以情，正始以哲思，西晋文学思想发展的走向则在结藻清英、流韵绮靡。没有激情的一代士人，创造了缺乏激情的华美的文学。而由于对文学的特质的逐步认识，也由于玄学培养了高度思辨的思维方法，才使对于创作过程的思维活动和艺术技巧的研究成为可能。这就是陆机《文赋》之所以出现的最主要的原因。如果说，曹丕的气说的提出是重个性、重独立人格的思潮在文学思想上的反映，开了文学重其自身特质的先声的话，那么《文赋》就是文学重自身特质进一步发展的必然产物。
永嘉南渡之后，文学思想的发展分成了两个不同步的进程。南方继续沿着重文学的艺术特质的方向迅速发展，理论建树卓著；而北方却是缓慢的、多少带着复归的意味，而且几乎没有理论上的建树。南北文学思想发展的不同步进程，深刻地说明着不同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对文学思想的影响。当然，也提出了南北文风交融、渗透的诸多问题。
江左初期，玄学和佛学的交融促使诗歌创作中出现了一种哲理化的倾向。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偏安的生活环境、明瑟的江南山水，玄、佛信仰的人生境界等种种因素，形成了一种崇尚潇散明秀、高雅脱俗之美的审美情趣，这种审美情趣在以后的士文化传统里占有着重要的地位。
刘宋以后，高门世族逐渐退出权力中心。门第虽仍高华而权力已不再无可争议时，人生的种种感慨也就随之而来了。这或者是刘宋之初文学创作倾向又从玄思回归到抒情上来的动因。谢灵运首先表现了这一点，他是从山水题材开始的。后来这种山水情怀使中国士人对山水的美产生了如醉如痴的向往，不是以玄对山水，而是以情对山水了。抒情的倾向很快扩及整个文坛，至鲍照而完全消弭尽玄风的影响。
元嘉的主要成就是使文学复归于抒情，使它成为一种纯情的文学。永明以后，则从抒情进而发展到装饰与娱乐，文学成为宫廷的文化装饰与士人的娱乐需要。文学思想的核心于是转向艺术形式之探讨。至此，文学在它离开功利目的、发现和探讨自己的艺术特质的路上已经走得很远。它已经到了这样的一个阶段：积累了许多艺术经验，需要总结；提出了许多问题，需要反思。于是此时便出现了我国古代文论史上最光辉的创造，提出了一系列的理论命题。而它的代表人物，当然是刘勰与钟嵘。当然，也是在这个时期，出现了文学思想的多元发展。这种多元发展或者跟文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成熟程度与反思有关。
至于北朝的文学思想的倾向，则主要是重实用，尚真实，求朴野。它为以后南北的融合，为唐代文学思想的出现提供了又一个方面的借鉴。
这个时期也是志怪小说的繁荣期，但从文学思想的角度考察，诚如鲁迅之所言，“亦非有意为小说”，与诗文所反映之文学之自觉并不同步，视之为小说之萌芽则可，考其文学思想则暧而不明。是故不拟专章论述，拟放到唐代小说观中一并叙说。
自总趋势言，魏晋南北朝的文学思想的整个发展过程，就是文学的艺术特质逐步被发现和发挥的过程。对于这三百八十余年间文学思想的种种形态的是非功过的评价，都必须面对这样一个发展过程的历史事实。这个过程发展到文、笔问题的讨论，本来有可能出现一种纯文学的概念，但是后来夭折了。这夭折，有中国文化的极为深刻的原因。第一章 建安的文学思想
建安文学的断限向有不同意见。我想把上限断在建安元年（196），理由有二：一是建安元年，曹操将兵迎献帝于洛阳，迁都于许，从此挟天子以令诸侯，实际上政归曹氏。二是东汉后期的一批重要作家相继离开人世，如，赵壹死于建安前十八年，蔡邕和卢植死于建安前四年。而新的一代作家，有的这时刚刚步入文坛，如，建安元年，王粲二十岁，徐幹二十四岁，吴质二十岁，杨修二十二岁；有的要到建安中期才成长起来，如曹丕和曹植。可以说，这时的大多数作家，都与曹魏政权有关。他们开创的文学新风气，当然与东汉末年的文学风气有衔接关系，但究竟已经不同，把这一代人作为文学新时期的标志，似较合适。至于建安文学的下限，我想定在魏明帝太和六年（232）。这一年，继活动于建安年间的重要作家先后去世之后，曹植也离开了人世；而下一代作家，如阮籍，才二十三岁，何晏也方进入文坛。他们的主要活动，是在正始年间。正始文人出来，思辨的时代也就开始了，文学思想风貌又一变。
这样划分，建安文学共三十七年。这是中国文学思想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它不仅决定了中国文学思想发展的主要方向，而且对中国文学思想的特质也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第一节 士人心态的巨大变化
建安时期，在中国文学思想发展史上是一个大转变的时期，从重功利转到非功利。文学思想的这种转变，是从士人心态的转变开始的。
拿建安时期士人的心态与两汉全盛时士人的心态比，变化无疑是巨大的。不管这种变化对于中国士人以至对于中国文化来说是幸是不幸，只要稍为回顾一下历史，便可以清楚地意识到，变化实在是不可避免的。中国士人从习惯于战国时期百家争鸣那样一种活跃的思想环境，到习惯于定儒术于一尊、皓首穷经，毕生精力用于法古崇圣解经、严守成说，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同样，从儒家经典的禁锢束缚中解脱出来，重新活跃起来，也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发展过程。前一个过程，以建立正统观念为核心，建立起严格的等级制，天—→君—→臣—→民，一切不得越轨。如王褒所说：“《记》曰：共惟《春秋》(1)法五始之要，在乎审己正统而已。”后一个发展过程，摆脱经学的束缚，也从正统思想的动摇开始。
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是附着在大一统政权上建立起来的；它的动摇，与大一统政权的动摇关系亦至为密切。公元105年东汉和帝死，子刘隆即位，生才百日，邓后临朝，与其兄邓骘掌握朝政，开始了东汉后期外戚专权的政局。第二年刘隆死，刘祜即位，才十岁，是为安帝。安帝在位十九年，死后阎后临朝，与其兄阎显擅权，立刘懿为帝。但刘懿三月即位，十月即为宦官孙程等所杀。孙程等又立十一岁的刘保为帝，开始了东汉后期宦官专权的政局。此后，外戚宦官便交替专权，直至桓灵之世而达于极致。此后，便是董卓的废帝，群雄并起，东汉以亡。现实政治生活中君臣之义既已紊乱，正统思想当然便惶惶然无栖身之地。从邓后临朝以后，这种情形便史不绝书。《后汉书·儒林传序》说：及邓后称制，学者颇懈。时樊准、徐防并陈敦学之宜，又言
儒职多非其人。于是制诏公卿妙简其选，三署郎能通经术者，皆
得察举。自安帝览政，薄于艺文，博士倚席不讲，朋徒相视怠散，
学舍颓敝，鞠为园蔬，牧儿荛竖，至于薪刈其下。顺帝感翟之
言，乃更修黉宇。凡所构造，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试明
经下第补弟子，增甲乙之科员各十人，除郡国耆儒皆补郎、舍人。
本初元年，梁太后诏曰：“大将军下至六百石，悉遣子就学，每
岁辄于乡射月一飨会之，以此为常。”自是游学增盛，至三万余
生。然章句渐疏，而多以浮华相尚，儒者之风盖衰矣。主政者希望复兴儒学以维护大一统政权，但不管形式上采取何种措施，有何种变化，儒学的衰微却是无法挽回了。君臣之义既已紊乱，《春秋》大义便无法曲为之说。两汉儒学匡政的重要手段之一：以符命说灾异，至此亦慢慢失去效力。安帝时孔长彦长于章句之学，延光元年（122），河西雨大雹，安帝召问长彦，长彦对曰：“此皆阴乘阳之征也。今贵臣擅权，母后党盛，陛下宜修圣德，虑此二者。”安帝虽有所感悟，而长彦却受到了外戚的憎恶。儒家的正统思想，与现实政治的格局，已经不能相容。它之式微，也就理有固然了。
儒家大一统思想既与政治格局相抵牾，五经与政权之间的关系，就开始了不知不觉的变化。它干预政权的力量，它的权威性慢慢下降了；以经学求致用的士人与政权的关系亦相应发生变化，从政权的维护者慢慢地转变为政权的批评者。《后汉书·党锢列传序》说：逮桓、灵之间，主荒政缪，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
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
裁量执政，婞直之风，于斯行矣。曹丕《典论》称：桓、灵之际，阉寺专命于上，布衣横议于下，干禄者殚货以
奉贵，要名者倾身以事势，位成乎私门，名定乎横巷，由是户异(2)
议，人殊论，论无常检，事无定价，长爱恶，兴朋党。匹夫抗愤、处士横议、品核公卿、裁量执政，非常生动地反映出士人与政权的一种间隔，一种距离。我们可以把这称为士人与政权的疏离。无疑，一种疏离的心理正渐渐地把士人和大一统政权、和正统思想分开来。而曹丕所说的人异议，论无定检，则进一步说明疏离意识必将导致儒学一尊地位的丧失，导致思想的重新活跃。
不过，这个过程并不是平和顺畅进行的，其中伴随着士人的怨愤与抗争，和点缀于这怨愤与抗争中的潇洒风流与凄凉血泪。集中体现这个过程的便是党禁之祸与人物品评。
两次党禁，对士人心理状态的转变关系至大。重要的党人开始都是以维护政权的大一统为目的的。他们忠于朝廷，忠于君主，以名节自高，为此而反对外戚和宦官，终于罹祸。党人的重要代表人物陈蕃就是一例。他曾上疏桓帝，引《春秋》以论灾变，言辞恳切，谓：(3)“愿察臣前言，不弃愚忠。”而终不见察。又以拒请托而触怒当时权倾朝野的大将军梁冀，因救李膺而得罪宦官，最后和窦武谋诛宦官未成而被杀。“树立风声，抗论惛俗，驱驰崄阸之中，与刑人腐夫同朝(4)争衡，终取灭亡之祸”，就是因为他一心忠于朝廷。谢承《后汉书·陈蕃传》提到：“陈蕃家贫，不好扫室，客怪之者，或曰：‘可一扫乎！’蕃曰：‘大丈夫当为国扫除天下，岂徒室中乎！’”另一重要党人李膺也是一例。他惩办奸倖，数被黜免，而无所屈折，原因也在于他的忠于朝廷。直到第二次党禁祸起，有人劝他逃走，他还矢忠之志不移，说：“事不辞难，罪不逃刑，臣之节也。”乃诣狱，而终被拷(5)死。他们虽满腔忠愤，被潇洒风流之举世荣名，而未能脱尽儒生之迂腐，难以成事，本在料中。明人于慎行论东汉末年诛宦官事，说：“陈蕃老儒无算……至乃率官属诸生八十余人，到尚书门攘臂大呼。欲(6)何为也？直迂儒耳！”因忠以成名，因迂而事败，因忠以见害而感(7)动人心。范滂也是一位有“澄清天下之志”的党人，袁山松《后汉书》说他下狱后，讯问党人时，他年少在后，却越位而前，慷慨陈词：“窃闻仲尼之言，见善如不及，见恶如探汤。欲使善善齐其情，恶恶同其行，谓王政之所思，不悟反以为党。”范滂之言，忠愤悲壮，实足以感动人心。当是时，诏下急捕，督邮抱诏书而泣，县令解印绶欲与俱亡。党人行为之震动于当时士林者竟至此！何止当时！后代士人亦每为之感奋不已。苏轼幼年读范滂传而誓作孟博，即是一例。然而范滂亦同样因忠以成名，因迂而事败，他之“不悟”，其实正是党人悲剧之所在。大一统政权已经处于无可挽回的分崩瓦解之中，而党人不察，强扶持之，以此罹祸，虽令人钦仰，然亦令人叹息！《后汉书·徐稚传》说徐稚屡被征辟而始终不就，郭林宗非常敬仰他，曾派门人茅容去见他。徐稚对茅容说：“为我谢郭林宗，大树将倾，非一绳所系，何为栖栖不遑宁处？”徐稚是“悟”了的，党人却以一腔忠愤，想维系大树于将倾。
主要党人事实上都是当时士林的精英，他们在社会上有甚高声望。他们被害，在士阶层中震动是很大的。桓帝延熹九年（166）第一次党禁，收捕李膺等二百余人下狱时，党人并不因此而为社会所非议。相反，他们的声望却因之而骤起。士人对于朝廷的疏离意识加深了。他们把对于大一统政权和大一统思想的向心力，转向了重视自我；崇拜圣人变为崇拜名士。士人之间，互相标榜，指天下名士，为之称号。名士崇拜说明，在社会心理上正统思想不知不觉地消退，而独立人格在士人心理上地位提高了。第一次党禁，李膺下狱之后，遇赦放归乡里，居阳城山中，“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而污秽朝廷”。第二次党禁，李膺、范滂等百余人皆死狱中；被指为党人，滥入党中、死徙废禁者又六七百人。这一次对党人的更大打击，又进一步提高了党人的社会声望，进一步加深了士人对大一统政权的疏离。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五对此有一段概括：其时党人之祸愈酷而名愈高，天下皆以名入党人中为荣。范
滂初出狱归汝南，南阳士大夫迎之者车千辆。景毅遣子为李膺门
徒，而录牒不及，毅乃慨然曰：“本谓膺贤，遣子师之，岂可因
漏名而幸免哉！”遂自表免归。皇甫规不入党籍，乃上表言，臣
曾荐张奂，是阿党也。臣昔坐罪，太学生张凤等上书救臣，是臣
为党人所附也，臣宜坐之。张俭亡命困迫，望门投止，莫不重其
名行，破家相容。此亦可见当时风气矣。每读书至此，未曾不怆然！名士的潇洒风流与慷慨赴义，在当时是怎样地震撼着士人的心。而影响之大，波及面之广，在前此的历史上亦(8)所仅见。有的学者认为，这标志着“士的群体自觉”。如果从波及面之广来考虑，这种认识是深刻的。冷静地想一想这种带着悲剧色彩的历史事件，它与其说是维护名教，倒不如说是对于经学束缚、对于正统思想的挣脱，是一种疏离心理的鲜明表现。正是这种对于正统思想的疏离心理，才为魏晋间思想领域的大的变动准备了条件。有这个准备，才走向“论无定检”。
不过，细究起来，此时士人对于政权的疏离，出发点与表现方式实有很大不同。《后汉书·周勰传》说：“召夔为郡将，卑身降礼，致敬于勰。勰耻复报之，因杜门自绝。后太守举孝廉，复以疾去。时梁冀贵盛，被其征命者，莫敢不应，唯勰前后三辟，竟不能屈。后举贤良方正，不应。又公车征，玄备礼，固辞废疾。常隐处窜身，慕老聃清静，杜绝人事，巷生荆棘，十有余岁。至延熹二年，乃开门延宾，游谈宴乐，及秋而梁冀诛，年终而勰卒。”这是一种隐居远祸害以自全的方式。姜肱、袁闳、韦著、李昙、魏桓、徐稚、茅容等人，亦属这一类。他们与党人不同的地方，就在于他们以一种冷眼旁观的态度对待政权，而党人则是忠怨慷慨。
同是远祸害以自全，许劭和郭林宗他们，采取的是另一种方式。他们鉴识人伦，奖拔士类，以获致令誉。他们之所以不仕，实为自全。《后汉书·许劭传》说，有人劝他出仕，他回答说：“方今小人道长，王室将乱，吾欲避地淮海，以全老幼。”《抱朴子·外篇·正郭篇》引郭林宗不愿出仕的话：“天下所废，不可支也。……虽在原陆，犹恐沧海横流，吾其鱼也，况可冒冲风而乘奔波乎！未若岩岫颐神，娱心彭老，优哉游哉，聊以卒岁。”而他们不仕，却并不如徐稚辈之隐居埋名。他们以自己的风采和鉴识，耸动士林。符融用“海之明珠，未耀(9)其光；鸟之凤凰，羽仪来翔”来形容郭林宗。《后汉书·郭林宗传》说他“身长八尺，容貌魁伟，褒衣博带，周游郡国”。他游洛阳后返归故里，衣冠诸儒送至河上，车数千辆。他与李膺同舟渡河，望者以为神仙。他在乡里闭门教授，弟子以千数，生前在士林中声望之高，有类圣人。而他死后，四方士人来送葬者至千余人。许劭也是一位影响甚大之人物。虽然他心胸比郭林宗要褊狭得多，但他所获得的声名，并不比郭林宗小。鉴识人伦而能获得这样大的声名，是只有在求名风气极盛的士林背景中才可能出现的。这部分士人，与党人不同的地方，一样是没有党人的忠怨慷慨。他们潇洒风流而怡情自适。他们中的一些人，原非真名士，只不过借品评以扬名而已，于是而有结党分部、更相谤讪之弊，甚者以至于营己治私，求势逐利。徐幹《中论》“谴交篇”论东汉末年此风之弊，甚为真切：君不识是非，臣不辨黑白，取士不由于乡党，考行不在于阀
阅，多助者为贤才，寡助者为不肖……民见其如此者，知富贵可
以从众为也，知名誉可以虚哗获也，乃离其父兄，去其邑里，不
修道艺，不治德行，讲偶时之说，结比周之党，汲汲皇皇，无日
以处，更相叹扬，迭为表里，梼杌生华，憔悴布衣，以欺人主，
惑宰相，窃选举，盗荣宠者，不可胜数也。……桓、灵之世，其
甚者也。自公卿大夫，州郡牧守，王事不恤，宾客为务，冠盖填
门，儒服塞道，饥不暇餐，倦不获已，殷殷沄沄，俾夜作昼。下(10)
及小司，列城墨绶，莫不相高以得人，自矜以下士，星言夙驾，
送往迎来，亭传常满；吏卒传问，炬火夜行，阍寺不闭；把臂捩
腕，扣天矢誓，推托恩好，不较轻重。文书委于官曹，系囚积于
囹圄，而不遑省也。详察其为也，非欲忧国恤民，谋道讲德也，
徒营己治私，求势追利而已。显然，士人与政权之间、与儒家正统思想之间的间隔，已成一普遍趋势。疏离是共同的，而疏离以后的去向与行为方式却并不相同；高自标置以取名也是相同的，而目的与结果却各异；结党是相同的，而情操品格之高下，用心与手段之优劣，亦大相殊异。大一统政权与儒家正统思想、儒家经典作为士人的精神支柱、作为士人的凝聚力，正在日渐削弱。而疏离之后，士人并未作为一个有共同精神支柱的群体出现，他们正在走向动荡。从这个意义上说，“士之群体自觉”也就只剩下了“结党”这一点的意义，它似未能充分说明此时正处于动荡变化中的士人风貌的真实情状。
不过，经学的束缚到底是不知不觉的松开了，士人到底从皓首穷经的状态中苏醒过来了，沉闷的空气毕竟是打破了。
士人就是以这样的风貌进入了建安时期，进入了一个更加动荡不定的时期。人生价值、人生信仰、行为准则、人际关系、生活方式以至于思维方法，都在重新寻求，重新衡量，取无定向，人各异趣。实际上，士这一个阶层，从思想到生活，都正处在一个变动不居的时期。
军阀割据的政治格局，士人可供选择的道路大抵只有两条：一是各为其主，一是隐居以避世。此时的著名士人，大多选择的是第一条路。这也是前此对大一统政权、对儒家正统思想疏离之后顺理成章的发展。各事其主，也就各行其是。主各有所好，士之投奔也大抵各归其类。儒家的伦理道德准则已失去普遍的约束力，用人也没有统一标准。很有名的例子，当然是大家都提到的曹操的《选举令》、《求贤令》、《敕有司取士无废偏短令》、《举贤勿拘品行令》，取士不废偏短，唯才是问。用人的方法也不同，赵翼概括为“大概曹操以权术相(11)驭，刘备以性情相契，孙氏兄弟以意气相投”。他还举了大量例子加以证明。从用人者说，是重功利、轻道德；从士人说，其实也是如此。
此时之所宜，便是各行其是。群雄争夺，既胜负未分，自无以恃一统。无以恃一统，便为任情行事留下了广阔天地。这或者就是其时(12)“尚通脱”之一由来。“通脱者，简易也”。关于“尚通脱”，学界论之已甚详，无须再赘为例举。至于对此种风尚之认识，则似尚存歧异。不少学者认为这是“人的自觉”的产物，士人从经学束缚中解脱出来，发现了自我，发现了感情、欲望、个性。通脱，正是这种自我发现在行为上的反映。这样看，当然是可以的，许多行为确实可作这样的解释。裴松之引《曹瞒传》，说操：好音乐，倡优在侧，常以日达夕，被服轻绡，身自佩小鞶囊，
以盛手巾细物。时或冠帢帽以见宾客。每与人谈论，戏弄言诵，
尽无所隐；及欢悦大笑，至以头没杯案中，肴膳皆沾污巾帻。其
轻易如此！曹植之不治威仪，亦如是。《魏书·王粲传》裴注引鱼豢《魏略》：植初得邯郸淳，甚喜，延入座，不先与谈。时天暑热，植因
呼常从取水，自澡讫，傅粉。遂科头拍袒胡舞五椎锻，跳丸击剑，
诵俳优小说数千言讫，谓淳曰：“邯郸生何如邪？”于是乃更著
衣帻，整仪容，与淳评说混元造化之端，品物区别之意；然后论
羲皇以来贤圣名臣烈士优劣之差；次颂古今文章赋诔及当官政事
宜所先后；又论用武行兵倚伏之势。乃命厨宰，酒炙交至，坐席
默然，无与伉者。及暮，淳归，对其所知叹植之材，谓之“天
人”。这都是纯任性情的自然发作，不加任何掩饰，看不到礼的任何约束的痕迹。至于曹丕要部下在王粲墓前学一声驴鸣，为粲送行，祢衡的脱了衣服在庙堂之上击鼓，南荆的三雅之爵，河朔的避暑之饮，等等，都可以作这样的解释。任情率真，不受任何礼法的约束，情有雅俗，性有善恶，那么任性而行，纵情自适，当然也就美丑杂陈。求适情，重享受，在当时可以说是相当普遍的情形，看刘桢、阮瑀、王粲、陈琳、曹植等人的《公宴诗》，可知当时纵乐情形。曹丕后来回忆起当时的宴乐，都还十分动情：每念昔日南皮之游，诚不可忘。……弹綦闲设，终以博弈，
高谈娱心，哀筝动耳，驰骛北场，旅食南馆，浮甘瓜于清泉，沉
朱李于寒水，白日既匿，继以朗月，同乘并载，以游后园，舆轮
徐动，宾从无声，清风夜起，悲笳微吟，乐往哀来，怆然伤怀。(13)（《魏文帝集》卷一）他的《大墙上蒿行》也有类似描写：排金铺，坐玉堂，风尘不起，天气清凉；奏桓瑟，舞赵倡，
女娥长歌，声协宫商，感心动耳，荡气回肠。酌桂酒，鲙鲤鲂，
与佳人期为乐康。（同上，卷二）此皆可见其时求适情之情状。情冲破了礼的束缚，强调任自然之性。《水经注》卷十六谷水注引《文士传》记刘桢因平视甄后而罚输作部磨石，曹操观薄作，“诸徒咸敬，而桢匡坐磨石不动。太祖曰：‘此非刘桢耶？石如何性？’桢曰：‘石出荆山玄岩之下，外炳五色之章，内秉坚贞之志，雕之不增文，磨之不加莹，禀气贞正，禀性自然。’”桢因不敬被罚输作，当有是事，《文士传》所记，或加夸饰，然其重视情性之自然究属事实。这种重情性自然之风气，后来且得到进一步之发展。
重情性之自然表现，也就是重人事，轻鬼神。曹氏父子，此点最为明显。曹操的《让县自明本志令》、《度关山》诗，曹植的《诘咎小序》、《辨道论》、《毁甄城故殿令》等等，都是例子。重情性的自然表现，也就承认人欲。陈琳和阮瑀都有《止欲赋》，王粲有《闲邪赋》，应玚有《正情赋》，均写有美色动人情怀，欲见未能，于是求之梦境，“神惚怳而难遇，思交错以缤纷，遂终夜而靡见，东方旭以(14)继晨。知所思之不得，乃抑情以自信”。四篇的写法与意蕴相同，似为一时命题之作。从思想倾向中可清楚看出，时人并不讳言情欲，止欲之所以必要，盖在于思之而不可得，不在于情欲之有碍于伦理。承认人欲，刘廙《政论·备政》甚至以此论吏治：夫为政者，莫善于清其吏也。……日欲其清而薄其禄，禄薄
所以不得成其清。夫饥寒切于肌肤，固人情之所难也，其甚又将
使其父不父，子不子，兄不兄，弟不弟，夫不夫，妇不妇矣。贫
则仁义之事狭，而怨望之心笃。……人知守清之必困于终也，违
清而又惧卒罚之及其身也，故不为昭昭之行，而咸思暗昧之利，(15)
奸巧机于内，而虚名逸于外。仲长统也有类似观点，而更为鲜明：夫选用必取善士。善士富者少而贫者多，禄不足以供养，安
能不少营私门乎？从而罪之，是设机置阱，以待天下之君子也。
(16)衡之于儒家重义轻利的正统思想，这无疑属于异端。
要用简单的几句话来评论这种重感情、重个性、重欲望的风气是困难的，对经学对于人性的束缚、禁锢、歪曲来说，它是一种解放；而这种解放的实质和它的进一步发展，问题就要复杂得多。同一个曹操，他既是尚通脱的名家，却又是耍弄权术的老手。看他杀祢衡，何等刁钻！看他杀孔融，狡诈之外，且冷酷无情。孔融对曹操是十分深情的，他在两首六言诗中对此有真切表述：“郭、李纷争为非，迁都长安思归。瞻望关东可哀，梦想曹公归来。”“从洛到许巍巍，曹公忧国无私，减去厨膳甘肥，群僚率从祁祁，虽得俸禄常饥，念我苦寒(17)心悲。”他在《与王朗书》中劝王朗北来时，提到曹操，也是一片(18)真情：“曹公辅政，思贤并立，策书屡下，殷勤款至。”他之两难曹操酒禁，只是开开玩笑；为曹丕纳甄后而写信给曹操，也只是把话说得稍为刻薄一点而已，其实全都是好意。孔融这人，由于自负甚高，说话往往刻薄。而曹操就觉得他于事有碍，暗示路粹诬造罪名，把他杀了，而且连他的幼子也并不放过。路粹构造孔融罪状有三，其实都并不能成立。《曹瞒传》中所记曹操之种种酷虐变诈事例，或有夸饰，但他的善于权术，却是史家的一致评价。善权术与“人之觉醒”，极为相左，而这相左就集中于曹操一身。
曹操当然并非士人，只是用来说明风气所及的种种复杂情形而已。事实上，当时士人也并非都尚通脱，他们从思想到生活态度、生活方式都甚不相同。向被一体视之的建安七子，其实是很不一样的。例如阮瑀和徐幹，就与另外五人差别甚大。阮瑀在人生态度上更超脱些，受老庄的无为思想影响也更深。看他的《文质论》，从思想到气质都大异于陈琳、王粲、刘桢辈。徐幹则完全是和通脱相对立的，他讲修养自身的德性：人心莫不有理道，至乎用之则异矣，或用乎己，或用乎人。
用乎己者谓之务本，用乎人者谓之近末。君子之理也，务先其本。
(19)他主张内存仁义而外符规矩：夫容貌者，人之符表也。符表正故情性治，情性治故仁义存，
仁义存故盛德著，盛德著故可以为法象，斯谓之君子矣。……（君子）故立必磬折，坐必抱鼓，周旋中规，折旋中矩，视不离
乎结绘之间，言不越乎表著之位，声气可范，精神可爱，俯仰可
宗，揖让可贵，述作有方，动静有常，帅礼不荒，故为万夫之望(20)
也。虽重仪容，而此仪容，并非以潇洒风流为美，而以符合儒家的礼仪为美。所以他又说：“小人耻其面之不及子都也，君子耻其行之不如尧(21)舜也。”这和尚通脱，重仪容潇洒的美的风气是正相反对的。无名氏《中论序》说灵帝末年“国典隳废，冠族子弟，结党权门，交接求名，兢相尚爵号”，而幹“病俗昏迷，遂闭户自守，不与之群，以六籍娱心而已”。后来虽应曹操之征命，从戍征行，历五六载，而“不堪王事，潜身穷巷，颐志保真，淡泊无为，惟存正道。环堵之墙，以庇妻子；并日而食，不以为戚”。《序》之作者，或以为任嘏，史料阙如，未能论定，要为徐幹之同时人所作，所述当可信。其时与徐幹持同样人生态度的，不在少数，如王昶。他教子，杂用儒、道。他在《家诫》中教他的儿子如何做人：欲使汝曹立身行己，尊儒者之教，履道家之言。……颍川郭
伯益，好尚通达，敏而有知。其为人弘旷不足，轻贵有余，得其
人重之如山，不得其人忽之如草。吾以所知亲之昵之，不愿儿子
为之。北海徐伟长，不治名高，不求苟得，澹然自守，惟道是务。
其有所是非，则托古人以见其志，当时无所褒贬。吾敬之重之，
愿儿子师之。东平刘公幹，博学有高才，诚节有大意，然性行不
均，少所拘忌，得失足以相补。吾爱之重之，不愿儿子慕之。乐
安任昭先，淳粹履道，内敏外恕，推逊恭让，处不避洿，怯而义
勇，在朝忘身。吾友之善之，愿儿子遵之。若引而伸之，触类而
长之……其议论贵无贬，其进仕尚忠节，其取人务道实，其处世
戒骄淫，其贫贱慎无戚，其进退念合宜，其行事加九思，如此而(22)
已。蒋济的《万机论》，就其思想体系而言，也和徐幹一样，属儒家。主要活动跨于建安正始间的杜恕，他的《体论》虽杂有道家明自然的思想，但主要的也是儒家。他主张君臣犹父子，德治为上，礼治次之，法治为下。重感情、重欲望、重个性的所谓“人的觉醒”，在他们身上就没有明显表现。这些都说明，用“人的觉醒”概括此时的时代精神风貌，似有所欠缺。两汉经学奠定的儒学传统实在是太强大了，任何力量也无法彻底摆脱这传统。思想的发展和其他事物一样，也存在衔接现象，就在各种异端思想相继出现的时候，儒家思想仍然有它自身延续的线路。建安并不是一个社会性质变革的时代，而只是一个动乱的时代，所谓“人的自觉”，其实只是经学束缚的解除。这是一个从思想到生活都动荡不定的时期。经学的束缚解除了，作为士人精神支柱的儒家正统思想已经失去普遍的约束力，而新的一统思想又还没有出现，或者说，新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还没有出现，各家并存，由经学时代又回到了诸子时代。士人各事其主，各行其是，虽时相论难，而不屈己以从人，亦不强人以同己。思想是多元化的，人生信仰、价值观、道德准则、生活方式，也是多元化的。这种多元化，使整个文化形态处于最活跃、最不稳定的状况，一切都正在演变过程中，有旧的某种形式的延续，有新的出现，有新旧的交错渗透。有时在一个人身上，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多个“自我”，前面提到的曹操是一例。徐幹实亦一例。他的思想主要是儒家的，他的行为准则是颜回式的；但是这个变动的、五彩缤纷的文化环境，又不可避免地给他打上印记。从《中论》看，他是冷静的、理智型的人物，曹丕所谓“时有齐气”者就是；但是从他的诗看，他却又是一个感情丰富浓烈的人。虽然论无定检，思想处于多元化之中，而被经学僵化了的内心世界，到底已经让位于一个感情丰富细腻的内心世界了。刘桢也一样，从他答曹丕借廓落带的信和平视甄后的举动，他带着游戏人生的处世态度，就是王昶所说的“少所拘忌”，且性格褊急；但是看他写卧病漳滨的诗，感情却是何等深沉。仲长统更是这种交错渗透的很典型的代表。《昌言》，《隋志》入杂家，《新唐书·艺文志》改入儒家。《隋志》是对的。《昌言》杂儒、道、刑名各家思想。前面提到，他说过禄薄必导致营私，但是他又主张不能让欲望不受限制的发展：“情无所止，礼为之俭；欲无所齐，法为之防；越礼宜贬，逾法宜刑，先王之所以纲纪人物也。若不制此二者，人情之纵横驰骋，谁能度其所极者哉？”(23)以礼节情，以法规范情。他在《理乱篇》中论自然之势，而在《损益篇》中又反对淡泊无为。他重人事、轻天道，而却又谈论道教的炼气。《昌言》作于建安后期，从中可以看到此时社会思潮变动不居的明显迹象。
变动不居，非常活跃，极不稳定，互相渗透，多元并存，这就是建安思潮的特点。第二节 非功利、主缘情、重个性、求华美的文学思想的出现一
这样一个思想环境，使文学失去了它统一的思想依归，失去了它的政教的目的，失去了它经学附庸的地位，走向了表现个人情思的广阔天地，开始了文学思想的巨大转变：从重功利转向非功利。
两汉文学思想潮流的最基本的特点，便是重功利，当时的诗学，实际上是政治学和神学。建安时期，除邯郸淳和徐幹在特定范围内论及与文学有关的问题时颇有功利观点之外，未见任何明确论及文学之功利目的者。邯郸淳在《上受命述表》中说：“臣闻雅颂作于盛德，典谟兴于茂功，德盛功茂，传序弗忘，是故竹帛以载之，金石以声之，垂诸来世，万载弥光。……臣抱疾伏蓐，作书一篇，欲谓之颂，则不能雍容盛懿，列伸玄妙；欲谓之赋，又不能敷演洪烈，光扬缉熙。故(24)思竭愚，称《受命述》。”这里提到了颂和赋歌颂功德的作用。但是，邯郸淳是上书歌颂曹丕功德的，着眼点在颂美曹丕之受天命，并非论文学。徐幹《中论·艺纪篇》提到：“艺者，德之枝叶。”但那是论六艺的。明确论及文学者，并未着眼于政教之用。曹植《与杨德祖书》甚至以为辞赋之道，不屑为之，志之所向，乃在建立功业，“岂徒以翰墨为勋绩，辞赋为君子哉”！虽然他在《薤露行》中说到“孔氏删诗书，王业粲已分，骋我径寸翰，流藻垂华芬”。但那是指著述，借著述成一家之言，以垂名不朽。曹植诗赋，可谓建安文学之冠，但他在理论表述上，似乎不大重视文学的价值。
十分看重文学的，是曹丕。他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这句话，常被当作用文章于治国来理解。这样理解，曹丕的文学观，当然就是功利主义的文学观了。其实，这样理解是不确的。一种重要文学理论命题的提出，必有其创作背景上的原因。用文章于治国，衡之于建安时期的整个创作倾向，实找不出任何足资佐证的根据。它不惟在理论表述上是一种孤立现象，而且与创作上反映出来的文学思想倾向，正相背违。曹丕这话的意思，是把文章提到和经国大业一样重要的地位，以之为不朽之盛事。所以他又说：“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25)名自传于后。”他只是把文学看作和立德立功同样可以垂名不朽的事业。他在《与王朗书》中也说：“生有七尺之形、死惟一棺之土，惟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所谓立德扬名，当然与经国之大业有关，可注意的是他把立德扬名与著篇籍放在并列的地位上，并没有说著篇籍是用来立德扬名。立德扬名可以不朽，著篇籍也可以不朽，当以立德扬名为上；如未能立德扬名，则退而求其次，其次便是著篇籍，当亦可不朽。很明显，他并没有把文章看作治理国家的手段，没有强调文章的政教之用，而只是把文章当作可以垂名后代(26)的事业而已。曹氏兄弟没有强调文学的政教之用，他们周围的文人也没有强调这种作用，他们没有留下这方面的言论。他们对于文学的看法，大抵是与经国之大业分开的。《三国志·曹植传》注引《典略》，谓植与杨修书云：“辞赋小道，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也。昔扬子云，先朝执戟之臣耳，犹称：‘壮夫不为也。’吾虽德薄，位为藩侯，犹庶几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岂徒以翰墨为勋绩，辞赋为君子哉？若吾志不果，吾道不行，亦将采史官之实录，辩时俗之得失，定仁义之衷，成一家之言，虽未能藏之名山，将以传之同好，此要之白首，岂可以今日论乎！”他显然是看不起文学，且连述作也颇为轻视的。他也把文章与经国之大业分开来了。杨修答书，谓：“修家子云，老不晓事，强著一书，悔其少作。若此，仲山、周旦之徒，则皆有愆乎！君侯忘圣贤之显迹，述鄙宗之过言，窃以为未之思也。若乃不忘经国之大美，流千载之英声，铭功景钟，书名竹帛，此自雅量，素所蓄也，岂与文章相妨害哉？”他不同意曹植轻视文章的观点，但是他也一样是把文章与经国之大业分开来的，并不是把文章当作经国之大业。这种思想，其实后代也每有表述，如唐人李翱谓：“凡古贤圣得位于时，道行天下，皆不著书，以其事业存于制度，足以自见故也。其著书者，盖以道德充积，厄摧于时，身卑处下，泽不能润物，耻灰尽而泯，又无圣人为之发明，故假空言是非一代，以传无穷，而自光耀于后，故或往往有著书者。”（《答皇甫湜书》，《李文公集》卷六）而皇甫湜竟亦以同样之意思答复他人：“圣人不得势，方以文词行于后。”（《答李生第一书》，《皇甫持正文集》卷四）注意文章与经国大业分开来的这种思想，对我们理解建安文学思想的实质，是非常重要的。
当然，更为重要的证明，还是创作的实际倾向。建安文学创作的总倾向，便是非功利、重抒情。这在此时的差不多所有文学式样的创作实际中都可以得到说明。
赋作为两汉文学的主要代表，虽铺采摛文，而义归讽谏。赋家论赋，亦大抵强调讽谏之义。虽往往劝百讽一，而立意于讽谏，却是两汉大赋的主要倾向。东汉末年，蔡邕、张衡、赵壹诸人有抒情小赋出，去藻饰铺张而一写情怀。这种抒情小赋，到建安趋于普遍，而且写得感情更为浓烈，更善于表达内心的细腻感受，有类于其时的诗歌。曹丕的抒情小赋就写得感情真挚动人。《悼夭赋》是伤悼他的早逝的族弟的：气纡结以填胸，不知涕之纵横。时徘徊于旧处，睹灵衣之在
床，感遗物之如故，痛尔身之独亡；愁端坐而无聊，心戚戚而不
宁，步广厦而踟蹰，览萱草于中庭；悲风萧其夜起，秋气憯以厉
情，仰瞻天而太息，闻别鸟之哀鸣。把一种见物伤情、彷徨不宁的心绪，和萧索哀伤的环境氛围全写出来了。他还有一篇《寡妇赋》，《序》说，每见阮瑀之遗孤，未尝不怆然伤心，故作斯赋以叙其妻子悲苦之情：惟生民兮艰危，于孤寡兮常悲，人皆处兮欢乐，我独怨兮无(27)
依，抚遗孤兮太息，挽哀伤兮告谁！代叙他人悲苦之情而写得有同身受，其中交错着对于战乱的感喟和对友人遗孤的深切同情。徐幹《哀别赋》虽只存残篇，而亦可见其抒情之强烈：“秣余马以俟济兮，心儃恨而不尽，仰深沉之掩蔼兮，重增(28)悲以伤情。”当然，最有名的还要数王粲的《登楼赋》，把抒情小赋的容量扩大了，景物描写全为感情抒发之需要，物色、情思、氛围融为一体，“风萧瑟而并兴兮，天渗渗而无色。兽狂顾以求群兮，鸟(29)相鸣而举翼。原野阒其无人兮，征夫行而未息”。景物叙写的方法已明显地不同于汉大赋，不再夸饰以状物，而是摹神以写心。建安抒情小赋实在是赋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虽失两汉大赋恢宏之气象，而归之于一往情深。
此时赋被用来状物抒情，而不用来美刺，只是作为感情发泄的工具，而完全忘掉汉赋的规讽之义，似是一种自觉的创作追求。这从不少赋的创作意图中可以得到证明。曹丕《感离赋》，为思念亲人而作，《序》称：“建安十六年，上西征，余居守；老母诸弟皆从，不胜思慕，乃作赋。”纯系写一片思念的真切之情：“秋风动兮天气凉，居常不快兮中心伤。出北园兮彷徨，望众墓兮成行；柯条憯兮无色，绿草变兮萎黄，感微露兮零落，随风雨兮飞扬，日薄暮兮无悰，思不衰兮愈多，招延伫兮良久，忽踟蹰兮忘家。”（卷一）既无矫饰，亦无更深之用意，聊申一时思慕之情而已。上引《悼夭赋》，《序》称写是赋之目的，乃因“母氏伤其夭逝，追悼无已。予以宗族之爱，乃作斯赋”。《感物赋序》谓：“丧乱以来，天下城郭丘墟，惟从太仆君宅尚在。南征荆州，还过乡里，舍焉。乃种诸蔗于中庭，涉夏历秋，先盛后衰，悟兴废之无常，慨然永叹，乃作斯赋。”（卷一）《柳赋序》谓：“昔建安五年，上与袁绍战于官渡，时余始植斯柳。自彼迄今，十有五载矣，感物伤怀，乃作斯赋。”（卷一）这是见物思人，抒发物是人非之感喟。他的有些小赋，则明言只是对于事物的叹赏，更无他意，《玛瑙勒赋》、《车渠椀赋》、《迷迭赋》、《槐赋》皆属此类。曹植的不少赋，同样在《序》中说明作意在于抒情。与曹丕《感离赋》作于同时，同记一事的《离思赋》，《序》称：“意有怀恋，遂作离思之赋。”《释思赋》、《愍志赋》、《叙愁赋》也有类似意思的《序》。曹植的有些赋，因物以感怀，有所发挥，然亦仅感怀而已，非作赋以规讽，如《离缴雁赋》、《鹞雀赋》等等。赋之此种发展，适足以证明文学思想由功利而走向非功利的巨大变化。
文学思想之此种变化，不仅表现在赋上，更大量的反映在诗歌创作上。我国诗歌的发展，到古诗十九首而一变。十九首作年难定，大抵成于桓、灵之世。这或者与其时士人对于政权、对于正统思想的疏离心理有关，回归自我，故于内心有细微之体味；回归自我，故着眼于羁旅愁怀、闺阁怨旷。建安诗歌，就其抒情之倾向而言，与十九首实一脉相承；而就其题材之宽广而言，则又非十九首所可比。
建安诗歌的最为突出的特点，便是完全摆脱了汉代诗歌那种“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功利主义诗歌思想的影响，完全归之于抒一己情怀。如彦和所谓“并怜风月，狎池苑，述恩(30)荣，叙酣宴”，“傲雅觞豆之前，雍容衽席之上，洒笔以成酣歌，(31)和墨以藉谈笑”。抒情之特色，则是但写此心，而不虑及其余。盖一种人性无掩饰地流露的风尚，自然而然地反映在诗歌里，连当时政坛中的风云人物，也未能例外。曹操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他是一位有雄才大略的人，有抱负、讲实用，有手腕，但也很重感情。他是很喜欢音乐的，《宋书·乐志》说：“但歌四曲，出自汉世。无弦节，作伎，最先一人倡，三人和。魏武帝尤好之。时有宋华容者，清澈好声，善倡此曲，当时特妙。”曹操喜爱的这种徒歌伴舞，可能是一种日常生活中更为随便的经常的娱乐方式，但他这类歌辞未见留下来。相和歌却留下来了不少，可以看出来他借助乐歌抒怀的情形。在相和歌里，他毫不掩饰地抒发他的理想、抱负、愿望与有时是难以抑制的浓烈情思。像他这样一位风云人物，内心蕴含主要的当然不会是儿女缠绵情思，他的抒情常常是言志。他很好色，而且也并非没有儿女之情。他遗令中对于伎妾与儿女的那些琐细嘱托，后来连陆机都感到不好理解。其实也简单，他的儿女之情，是很世俗化的。把历史人物看得过于复杂，常常是圣人崇拜心理的作祟。曹操是一位很有壮志的人，又是一位很重感情的人，但是他的重感情，主要地并不表现在儿女之情上。他的儿女之情，更多的是一种生活需要，而不是一种精神寄托。有人认为他既然好色，而他的诗里，却没有写儿女的情态，乃是因为他是用伦理观念克服了感情的结果。这其实是不确的。他没有写儿女情态，乃是由于在他的生活里，这些只是一种娱乐，并没有占据他感情世界的主要位置。他的感情世界，主要的是风云驰逐，是人世悲苦、人生变幻。这些，在他的诗里，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贼臣执国柄，杀主灭宇京。荡覆帝基业，宗庙以燔丧。播越
西迁移，号泣而且行。瞻彼洛城郭，微子为哀伤。（《薤露》，《宋书·乐志》）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
百遗一，念之绝人肠。（《蒿里行》，《宋书·乐志》）与其说他是在遵循着诗歌的教化原则写了上面这些，不如说他是内心里感到了这些，需要发抒。《薤露》、《蒿里》，都是丧歌，属相和旧曲，丝竹相和，声调悲凉，曹操虽更以新辞，仍然是在抒发一种悲凉之感，不过他的悲凉情怀，是宗庙倾覆、生民悲苦罢了。这是因为他到底是一位风云人物的缘故。设若他写上面这些的时候，是出于伦理教化的目的，试想那蕴含教化目的理念配以悲凉的相和旧曲演奏起来，那实在是很滑稽的。绝不是的。他虽然是政治家，但其时文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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