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涂文明
出版社：四川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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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区域实现研究试读：
前言
工业化是任何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目标取向。从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工业化发展历经高度计划经济体制下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工业化、改革开放以来以外延型发展为主的传统工业化和21世纪初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三个阶段。我国工业化的三个阶段承前启后，辩证扬弃，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工业化发展的规律，反映了我国为探寻工业化发展真谛的动态过程。毋庸置疑，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是创造性探索的结果，是我国今后工业化发展的最新要求。但新型工业化仅仅指明了我国在新的发展时期工业化的新方向，并没有提供一个在实践中可以操作的模式，事实上我国发展特色新型工业化面临着众多考验。由于以外延为主的传统工业化造成资源消耗高、环境污染重、发展效率低的后果，使得我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面临资源约束与环境恶化的双重制约。更为严峻的是我国长期实施的非均衡发展战略导致区域经济差距越来越大，东部地区良好的经济条件产生了较强的发展效应，而中西部地区依然还处于依靠要素驱动工业化的发展阶段。尽管决策层已经采取措施以弥补工业化发展中的不足，但收效甚微。众所周知，工业化在特定区域中的实施依存其特殊的内在系统，由于不同地区工业化所处的阶段不同，区域要素禀赋、市场和政府作用力度各异，以及信息化的差异，对特色新型工业化在区域层面的展开要求就不一样。基于这样的事实，我们不可能笼统地采用一个模式推动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区域实现，当然这样得出的结论也是不现实和不科学的。本书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考展开论题的研究。为了论述这一主题，本书分为9个部分：
第1章导论部分系统分析了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区域实现的背景和意义，分析了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区域实现一方面是工业化阶段在时间维度的交替，另一方面又是经济活动在空间中的安排和发展，因此其理论支撑部分包括马克思的地域分工论、工业区位理论、区域开发和规划理论、主体功能区理论、产业转移理论和区域创新理论。最后分析了本书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和基本内容。
第2章分析了英国、美国、日本及其新兴工业化国家工业化道路的区域实现及其经验总结。
第3章分析了中国高度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的工业化和改革开放以来传统工业化阶段的工业化区域实践和经验，分析了中国传统工业化向特色新型工业化转型的逻辑，以及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区域实践初期阶段的成就和经验，阐释了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区域实现的必要性。
第4章梳理了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区域实现的内涵和内容、战略和目标、区域实现的思路和原则、区域实现模式的指标构成及其模式形成思路。分析认为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区域实现的主要指标是人力资源、科技资源和自然资源等要素禀赋（静态要素禀赋和动态要素禀赋），信息化程度、市场化程度、政府作用力度等。在不同的主体功能区划中，由于要素构成产业的类型不一样，市场化程度和信息化程度不一样，政府作用力度不一样，决定了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区域实现的模式差异明显。本书分析认为西部地区适宜发展政府主导型，信息化与资源工业和特色优势产业相融合的工业化；中部地区发展政府和市场替代型结合，信息化与现代产业体系相融合的工业化；东北地区发展市场和政府互补型结合，信息技术促进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产业体系发展的工业化；东部地区发展市场主导型，信息化与区域创新体系相融合的工业化。
第5章分析了西部主体功能区与特色新型工业化区域发展方向和任务，特色新型工业化发展目标与战略、发展模式和重点，资源新价值观下的资源工业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布局与发展和西部农村二元结构优化与农村工业化发展。
第6章分析了中部主体功能区与特色新型工业化区域发展，特色新型工业化发展目标与战略，工业化区域实现的模式与发展重点。论述了在发展方式上，强调承接产业转移促进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培育现代产业体系和发展区域主导产业，塑造中部特色城市群推动现代服务业发展，以及通过农业产业集群式发展推动农业产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发展，促进中部地区工业化的实现。
第7章分析了东北主体功能区与特色新型工业化区域发展，阐述了东北地区特色新型工业化的本质，特色新型工业化区域实现的目标与战略、发展模式和重点，论述了东北地区特色新型工业化发展在于技术创新促进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产业体系的发展，在于采用循环经济与农业产业集群的发展方式推动东北地区现代农业的发展，以及推动东北地区的城市化与城乡互动发展。
第8章分析了东部主体功能区与特色新型工业化区域发展，东部地区发展特色新型工业化面临的严峻挑战，指出东部地区特色新型工业化区域实现在于区域创新体系的构建。阐释了东部地区特色新型工业化区域实现的目标与战略，东部地区区域创新体系建设促进特色新型工业化发展的思路和路径，论述了东部地区特色新型工业化的区域实现必须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推动东部地区外资驱动型产业集群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不断向高端攀升。
第9章分析了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区域实现的政策支持体系构建。提出了深化政府职能改革与市场体制创新，加强区域协调机制建设，促进人力资源质量提升的创新型教育体系发展，推动技术创新风险规避的支持体系建设，寻求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平衡机制建设等措施。
本书研究可能的创新点包括：①主体功能区理论是我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区域实现的新理论，本书将主体功能区纳入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区域实现的分析框架中，分析了主体功能区规划与特色新型工业化发展之间的关系，使得特色新型工业化区域实现的科学性更强；②构建了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区域实现的指标体系，探讨了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区域实现的模式形成思路，提出了我国西部地区、中部地区、东北地区和东部地区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区域实现的具体模式；③提出了西部地区特色新型工业化发展的重要出路之一是大力推动资源型工业的发展，而资源工业发展的关键是实现资源价值观念的转变，资源无价值到资源高价值观念的形成有利于西部地区新型工业化的实现；④提出了在工业化进程中我国中部地区通过农业产业集群发展促进现代农业发展，进而推动工业化区域实现之路；⑤提出了我国东北地区在工业化发展中要实现农业发展方式的转变，通过循环经济和产业集群的耦合式发展，促进现代农业发展，要实施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为目标的城市化发展之路；⑥提出了我国东部地区外资驱动型产业集群以加工制造方式切入价值链决定了其分工地位只能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只有实现“加工制造型经济”向“价值创造型经济”的转变才能提升我国东部地区外资驱动型产业集群的国际分工地位。1导论1.1问题的提出
发展中国家所要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发展问题。“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我们目睹了国际社会为促进贫穷国家的发展而付出了前所未有的努力。这种努力的基础，是关于经济发展思考的发展”。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存在众多成功的典范，“但也存在失败和未尝的夙愿”，中国经济发展的历程正印证着这一论断。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以改革开放为分水岭分析中国工业化发展的文献众多，普遍一致的观点认为，由于采取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发展路径，直接产生了两种不同的结果。高度计划经济体制与单一公有制相结合下的经济不是出现了“发展”，而是走向了衰退，渐进改革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多种所有制相结合，经济得到了高速的增长，人民生活水平、福利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工业化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形式，在两种截然不同的体制和所有制下其表现形式完全不一样。由于高度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重工业优先发展道路没有遵循经济发展的规律，单纯依靠①政府的力量而忽视了市场的作用，其注定是失败的。随着中国计划经济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市场经济转变，调整轻重工业的比例，优化产业布局和结构，重视市场对资源的配置作用，工业发展道路在越来越符合经济规律的基础上展开，中国工业化在经济发展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从工业结构指标看，1978年中国工业总产值中轻重工业的比重是42.6%和57.4%，这一比值在1990年调整为50.3%和49.7%,2000年轻重工业比重为39.6%和60.4%,2003年进一步调整为35.3%和64.7%。②中国的工业结构由改革开放前的畸形重工业占绝对优势地位到改革开放后轻重工业协调发展，再到21世纪初重工业占优势的格局。这个格局是产业结构优化基础上的必然结果，是需求拉动导致的结构调整，基本符合市场经济的规律。
中国工业化时间维度的结构优化并非意味着空间发展的均衡。1980年东部地区比全国平均数高32%,2004年高51%，同期，中部地区从相当于全国平均数水平的83%下降到75%，西部地区从72%下降到64%。③从1978年以来到2004年，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人均GDP差距在扩大，尽管中部地区差距与东部差距稍小一点，但是这一差距也在逐渐拉大。这一差距是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孕育，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地区工业化发展不平衡表现比较明显,2000年左右中国的工业化水平虽然整体上进入到中期阶段，但区域工业化发展更加不平衡。2003年中国的工业化水平三大直辖市已经进入工业化的后期阶段，东部沿海地区和东北三省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中部、西部仍然处于工业化的中前期。200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对中国的工业化发展水平再次测度，认为中国工业化总体进程处于工业化中期的前半阶段，但区域差异明显，上海、北京、天津、广东、浙江、江苏6个省市已经达到工业化后期阶段，辽宁、福建、陕西、吉林、黑龙江、河北进入工业化中期，广西、贵州处于工业化初期的前半阶段，西藏处于前工业化阶段，其他中西部地区还处于工业化初期的后半阶段。一个简单的解释是改革开放后在制度、体制基础都还不具备的情况下，中国工业化奉行了开放型外延式的工业化区域发展模式，这一模式具有强烈的行政色彩与市场的有限松动特征，前者表现为中央政府的非均衡发展战略，后者集中体现为市场化的渐进改革，是造成中国工业化发展水平区域差距巨大的根本原因。
①武力、温锐在分析中国1949-1978年的工业化时认为，虽然在这一阶段中国基本建立了独立的工业化体系，但是人民生活很少改善，短缺成为经济运行的常态。（武力、温锐：《1949年以来中国工业化的“轻、重”之辨》, 《经济研究》2006年第9期，第42页。）
②根据相关年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计算而得。
③根据相关年份统计年鉴计算而出。
事实上，像中国、印度等大国在经济发展中都面临着一个共同难题，即如何保证经济稳步增长的同时，又能够使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缩小。区域经济差距是客观存在的。由于国家政策导向，制度厚度、地区资源禀赋与资源的使用效率等存在差距，最终就表现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差距。尽管地区差距在一定程度上对经济的发展具有积极作用，但区域经济发展差距过大无疑会影响到社会的稳定，不利于公平的分配原则和落后地区享受改革的成果。
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本质上表现为地区工业化发展的差距。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表现为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而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是由于农业对劳动力需求的下降，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劳动的边际生产率较高，需求弹性较大的二、三产业转移的过程中形成的。在劳动力向第二、三产业转移过程中，资本、资源等也纷纷向边际收益率较高的产业转移，出现了产业结构、规模等的变化，这一过程就是区域工业化发展过程。同样，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对应的产业结构存在差异，工业化的水平也不一样。这是因为从需求的角度看，收入水平的差异产生需求的差异，进而出现需求结构的差异，影响到供给的差异，最终影响到工业化水平的差异。众所周知，由于资源禀赋、区位优劣、政策支持、历史积淀、区域要素集约积聚能力等约束，地区工业化发展模式的选择具有特殊性，这个特殊性就造就了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异性。因此，从区域工业化的发展出发寻求缩小区域经济发展的差距是一个必然的突破口。
事实已经证明，传统工业化发展方式不能改变工业化区域之间的差异。当高度计划经济体制下工业化的优先发展战略不能推动中国经济取得成功时，以改革开放外延式发展为特征的工业化道路取而代之就成为时代的必然，这一工业化道路的阶段性成功在于一是遵循了工业化发展的客观规律，走了一条先轻工业后重工业的道路；二是发挥了市场机制的作用，尽管是不成熟的市场机制，是带有强烈政府干预的市场经济；三是解决了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发展的“瓶颈”，通过开放吸引国外的技术、资金共同推动中国的工业化发展。尽管如此，传统工业化发展方式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挑战。由于传统工业化发展模式以外延式投入，“先污染、后治理”为主，因此“高投入、高污染、高消耗和低产出”就成为这一阶段中国工业化发展的典型特征。更为严峻的是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并没有真正成功，地方政府越权行事，替代市场，使得地方“诸侯经济”盛行，区域经济差距不是缩小，反而是扩大。
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而提出。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实现工业化仍然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艰巨的历史任务，信息化是我国加快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由此可见，新型工业化道路有着较高的科技含量和较高的经济效益，较低的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要求，因而如果切实实施这一条道路，能够从根本上破解“高投入、高污染、高消耗和低产出”问题，因此为我国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工业化发展指出了正确的方向。
毋庸置疑，我国的西部、中部、东北和东部地区都必须践行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但在各区域中，由于区位优势、要素禀赋、人力资源特征、市场化程度、政府作用力度、信息化程度等区域专有属性在区域存在明显差异，如何走出一条适合特定区域发展的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以缩小区域经济发展的差距呢？特别是十一五规划中首次提出主体功能区理论，这对区域新型工业化提出了新的要求，区域特色新型工业化实现道路注定是不同的。因此把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深刻分析主体功能区对区域新型工业化带来的影响，探寻区域工业化运行的内在机制，寻求区域新型工业化的特定模式，缩小区域发展差距，顺利实施区域层面的新型工业化是本书的宗旨和要求。1.2文献评述1.2.1马克思的地域分工理论
马克思虽然没有直接对工业化区域实现的问题进行论述，但是马克思的地域分工理论奠定了工业化区域实现的基础。马克思继承和发展了古典经济学对分工的研究，马克思把分工分为自然分工和社会分工，前者是由自然地理因素决定的地域分工，后者包括“一般的分工、特殊的分工和个别的分工三种形态”，马克思认为社会分工具有物质内容和社会形式两个范畴，“在产品普遍采取商品形式的社会里，也就是在商品生产者的社会里，作为独立生产者的私事而各自进行的各种有用劳动的这种质的区别，发展成一个多支的体系，发展成社会分工”。不仅如此，马克思从这两类分工中引申出对地域分工的基本内容，“一切发达的、以商品交换为媒介的分工的基础，都是城乡的分离。可以说，社会的全部经济史，都概括为这种对立的运动”。同时，马克思还认为，工业革命时代的地域分工实质是产业的地域分布。“把一定生产部门固定在国家一定地区的地区分工，由于利用各种特点的工厂手工业生产的出现，获得了新的推动力。”马克思的这一地域分工的思想为后来工业国家经济发展所印证，如发达国家出现的工业和农业集群发展，构成了地域分工的基础。
农村和城市本质上就是地域分工的两种形式，城市是工商业的中心，而农村是农业产业发展地，但是马克思认为“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促进城乡对立逐步消灭”。因此马克思的地域分工理论是一种地域分工平衡理论思想。1.2.2 西方经济学的工业区位理论
早在18世纪一些朴素的工业区位思想就产生了。如1775年法国的R·康替龙、1779年德国的J·G·比施都曾经论述过距离、原材料等对工业区位的影响。到了19世纪，当英法等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道路取得成功时，德国还是一个农奴制的国家。为了改变国家落后的状况，德国的政界、学界都在反思如何能够实现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掀起了对工业区位理论研究的高潮。德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冯·杜能在1862年撰写了《孤立国同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关系》，认为由于特定农场距离城市的远近导致级差地租存在差异，提出了农业区位的思想。虽然他的理论是针对农业发展而言，但是认为农业级差地租的产生是由于偏离市场的远近而产生的，这为后来工业区位论的市场中心论奠定了研究的基础。
真正开始对工业区位理论进行研究的是19世纪60年代德国的另外两位学者W·罗舍尔和W·劳恩哈德，前者在《决定工业诸部门适当区位的自然法则研究》中提出了“区位”就是生产上的利益，受劳动、资本、原料的影响；后者在1872年到1885年间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采用数学的方法证明工业区位，提出了运输公里最小点地址的区位决定公式。但真正对工业区位理论做出巨大贡献的是20世纪初著名的经济地理学家阿尔弗雷德·韦伯，其奠基之作是1909年出版的《工业区位论》。针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产业与人口大规模地向城市迁移这一集聚现象，韦伯从空间经济活动的视角，提出了运费指向、劳动力指向和集聚指向是影响资源空间资源配置和经济活动主体生产力布局的重要因素。韦伯的研究虽然是从微观的视角入手，但是对工业布局，进而对区域工业化的实现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解释视角，即从区域要素出发，结合集聚经济效应对工业活动进行分析，为区域层面完成工业化提供了可行的方向。以上这些学者对工业区位理论的研究是遵循了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范式，采用成本—收益的分析方法进行的。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受凯恩斯经济学分析范式的影响，工业区位理论的研究也出现了重大变化，研究视角主要从微观到宏观方向转化，研究重点主要是产业集聚、城市化加速形成和商业服务业活动的市场区位问题。瑞典经济学家佩兰德研究了同类企业（产业）经济活动对市场地域大小的影响。德国经济学家廖什在1945年出版的《经济空间秩序》中从市场需求出发，论述了工业区位选择的正确方法应该是最大利润的地方，并从企业与企业联系的关系出发，研究加工工业和商业布局，研究城市与城市、城市与区域之间的关系和作用。随着德国资本主义的高速发展，城市化加速推进，城市在工业化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在城市中不仅工业发展欣欣向荣，商业、服务业和贸易发展也方兴未艾，因此对城市的商业、服务业等问题也展开了研究。在这样的背景下，德国经济学家克里斯泰勒在《德国南部的中心地理原理》中提出著名的中心地理论。中心地理论对影响城市商业、服务业的区位分布、规模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认为经济活动的中心地是受市场、交通因素和行政影响的，消费市场状况、购物的空间距离、竞争程度直接影响零售业的区位分布，服务业受交通、信息的可获得性、专业人才的集聚等影响，在空间的集聚比工业生产活动的空间集聚更明显。以上这些学者研究工业区位论时，没有遵循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范式，没有受制于古典经济地理学研究问题的影响，即生产成本最低点是厂商最优区位的选择点的影响，而是将研究的视角扩大，从生产转移到市场，认为现代经济活动中市场对生产活动的影响越来越大，显然比较符合现实。但是他们的理论研究还是没有摆脱“经济人”假设的属性，分析仅仅停留于经济因素的影响，使得理论的适用性受到局限。随着对人的假设由单一的“经济人”目标向多元化目标推进，以及对经济因素以外其他因素的关注，工业区位理论研究出现新的变化，出现了工业区位的行为主义研究、增长极理论研究。
工业区位的行为主义研究是把人们的心理状态、决策者偏好等因素作为分析工业区位的重要变量，不是研究工业活动在区位决策中应该怎么样，而是事实是怎样的过程。D·M·史密斯提出了收益性空间界限分析理论，通过构造空间费用曲线和空间收益曲线，加入区位选择的行为影响因子，得出利润最大的区位是总收入超过总费用的地方。另一位工业区位行为主义者A·普瑞德认为“人”的决策是区域经济活动影响的重要因素，“人”掌握信息的多寡和运用信息的能力决定了区位决策的合理与否。工业区位行为主义理论有着重大的意义。由于决策者行为的影响，使得落后地区可以在市场发育不成熟，竞争力偏弱，要素集聚能力差的区域通过政府的区域补贴，税收财政支持获得区位的变化，推动区域经济的发展。但是，这一理论在决策时往往受到决策主体所选区位的限制，忽视被选区位与整个国民经济的联系，以及决策者掌握信息及其运用信息能力的限制，导致区域工业发展的不适。
工业区位的增长极理论认为工业经济活动在地理空间上并非均衡地发生，因此在区域经济活动中应该从一个或几个“极点”开始，然后向其他区域辐射，带动其他地区的经济发展。增长极理论最初是由法国经济学家索瓦·佩鲁提出，后来法国经济学家布代维尔、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瑞典经济学家缪尔达尔均对这一理论做出了贡献。索瓦·佩鲁在20世纪50年代发表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认为不同的经济空间是非均衡发展的，区域经济发展就缘于“推动型单位”（propulsive unit），所谓推动型单位就是超过平均水平增长强劲并和其他部门有紧密联系的部门。推动型单位本意是运用于经济增长，他在1955年发表的一篇论文《增长极概念》中，将其内涵移植到区域产业中，并冠名为“增长极”的概念。增长极主要通过内部效应和外部效应、通过创新及其能力的提高，获得产业发展的利润，实现区域极化效应。
缪尔达尔探讨了区域发展的极化机制。缪尔达尔的循环累计因果理论否定古典经济学所认为的发展过程偏离均衡后会重新回归均衡的运动过程，认为最初的均衡偏离由于外力的作用会进一步强化这个偏离趋势，很难再回到均衡状态，这种方式会以循环的方式运动而产生累积性效果，区域之间的差距最终形成“地理上的二元结构”。不过这种二元结构可以由“循环累积因果”的方式消除，因为循环累积的因果关系对地区发展产生了两种效应，一是“回波效应”，因为劳动力、资本、技术等要素收益差使得这些要素由落后地区向发达地区流动，导致地区差距扩大，但是这种差距不是无限制扩大，因为发达地区发展到一定程度会由于要素成本上升、创新能力下降，外部规模经济缩小使得生产要素向落后地区扩散，产生回流效应。区域发展差距是缩小或者是扩大取决于发展过程是趋向于均衡或者是非均衡，这又取决于是扩散效应占优或者是回流效应占优，而两种效应的对比力量与交通、通讯、水电等基础设施的状况、区域文化教育水平、企业的创新能力等因素相关。缪尔达尔的极化理论用动态的、非均衡的结构主义方法研究落后国家地区经济发展，它反对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能够有效地调节资源配置，从而提出使各地区经济能够均衡地发展的观点，它认为市场作用是增加而不是减少地区之间的不平衡。因此这一理论主张通过国家经济政策的干预以达到区域经济发展的平衡发展。
由于缪尔达尔极化理论的地理空间是建立在抽象基础之上的，法国经济学家布代维尔将其具体化为均质区域、极化区域和计划区域。极化区域是市场机制支配的区域，计划区域是政府的计划和政策实施区域。他认为距离对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有影响，随距离的拉长而衰减，因此对于领土面积大，发展又不平衡的区域，政府通过干预建立增长极是必需的。
中心-外围理论是由劳尔·普雷维什在20世纪40年代提出，主要是说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中心-外围”不平等的事实。20世纪60年代弗里德曼在其论文《极化发展的一般理论》中将中心—外围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