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道酬勤:泽厚儒商李达三(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宁波帮博物馆

出版社:宁波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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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道酬勤:泽厚儒商李达三

商道酬勤:泽厚儒商李达三试读:

序一

香港中文大学于1978年,首任校长李卓敏博士退休;同年我接任校长职位。李达三兄是香港旅港宁波同乡会会长,为我邀请了多位宁波老乡共叙晚宴,使我认识了旅港宁波知名人士。他们都非常慷慨,对大学赞助多多,如邵逸夫爵士,包玉刚爵士,达三博士等等。对于他们的协助铭感于心,难以言宣。达三兄是现代宁波帮的一分子,早年以一颗爱国心赴渝求学,学成即返沪艰苦创业,后离沪赴港、转战南洋,以真诚、勤劳、合理节约三原则写就宁波帮的辉煌。在勇闯大业的同时,他不忘家乡,回馈社会,为祖国的教育、文化和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倡议创办宁波旅港同乡会并担任会长,连任两届香港九龙无线电联合会会长,任香港电器商联合会永远名誉会长、香港浙江同乡联合会会长,在联络香港与内地乡情的同时,对于两地的发展也颇有贡献;在香港中文大学、复旦大学、宁波大学等多所高校捐建“李达三楼”,为莘莘学子提供更好的学习条件。1977年,李达三兄获授太平绅士;1984年,获香港中文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199年,获宁波市人大常委会授予的“宁波市荣誉市民”称号;2011年,获复旦大学荣誉博士学位。我深深认同达三兄对于教育事业的看法。他认为:“一个国家要富强,人才很重要,而人才的培养,教育是根本,教育是千秋万代的大业,振教兴邦,匹夫有责。”诚然,人才是致富之根,科技是强国之本,国家之根本在于教育。正是基于这种深刻领悟,达三兄才选择捐助教育事业,奉献赤子之情。他的慈善义举不但对于祖国教育事业颇多贡献,即对激发、动员更多的宁波帮人士回馈社会、回报祖国,也有相当贡献。这部书稿展现了达三兄极不平凡的一生,所使用的资料看似简单、平常,但通过生动、翔实的描述,真实地再现了宁波人艰辛创业、造福桑梓的情怀。我清楚地记得达三兄毅然赴渝求学,于沪、港乃至海外艰苦创业的一幕幕,这些场景不仅将我们带进了他个人的历史,也带进了宁波帮的历史。我仿佛又回到了曾经靠回忆和梦境才能回去的往昔岁月,理想与责任交织的青年时代。可以说,这本书是达三兄人生的一部回忆录,同时也可以视为宁波帮现当代发展史的见证,以高度的历史敏感将一部个人史与社会发展融合在了一起。(马临,香港中文大学原校长)

序二

李达三先生是宁波旅港同乡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20世纪60年代宁波旅港同乡会成立时,他曾连任两届会长,20世纪70年代又再度连任两届会长,至今仍是永远名誉会长,深受香港宁波同乡的拥戴,也享誉海内外商界,是一位闻名杰出的宁波帮人士。由宁波帮博物馆编撰的《商道酬勤——泽厚儒商李达三》一书,用大量生动具体的事实,全面详尽地介绍了李达三先生一生的业绩及其可贵的精神、品德。目前国内外报刊上发表介绍他业绩的片断文章不少,但全面评介其生平业绩的专著还很少见。我很高兴自己能成为本书的第一读者,也很荣幸应邀为本书撰写序言。我觉得,本书是我看到的有关介绍他生平业绩方面较为全面、完整,也较有价值的一本专著。书中既介绍了他在商界的突出业绩,也评析了他经商成功的经验,包括善抓商机、勇于开拓、多元经营、诚实守信、勤奋踏实、重用人才等;既介绍了他爱国爱乡的深厚情怀,也叙述了他关爱母校、关爱香港、关爱宁波、关爱上海、关爱他人的种种善举;既介绍了他的贤妻懿德,也介绍了他的子孙得力。读者可以从中感受到,本书不仅是他的一部创业史、发展史,也是他成功经营理念的诠释与总结。他不仅是一位商人,更像是一位文化人,称他为“泽厚儒商”,甚为妥切。我与李达三先生相识较早,接触较多,对他为人处世的高尚情操有不少直接感受。有几件事尤其令我印象深刻,难以忘怀。20世纪末,上海市宁波经济建设促进协会筹建新会所时因缺少资金,向香港宁波同乡劝募。李达三先生把它看作是家乡人自己的事,不仅积极支持,带头慷慨捐款100万元人民币,还亲自为大楼书写题名,而他亲自创建的宁波旅港同乡会却至今未新建会所。2007~2008年间,为筹建世界中华宁波总商会一事,我曾多次与他商议,希望他出任会长。他对建会之事一口答应大力支持,但对出任会长一事,考虑到个人年事已高,就荐周亦卿先生担任。对他这种以事业为重、举能让贤的高风亮节,我至为感动。2008年宁波诺丁汉大学授予李达三先生名誉法学博士,2011年上海复旦大学授予李达三先生名誉博士,这两次学位颁发仪式我都参加了。当时他在会上的发言,语言朴实真诚,充分体现了他的广阔胸怀及高尚情操,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李达三先生所取得的成功,为离乡在外拼搏的宁波人树立了生动的榜样。他是宁波人、宁波帮的楷模,也是宁波人、宁波帮的骄傲。他是一个热爱祖国、热爱家乡、热爱事业、热爱朋友、热爱家人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财力有多少,但只要有这种精神,就一定能对世界、对国家、对社会作出更多的贡献。我衷心希望,广大读者能从本书中更多地学习李达三先生的远见卓识和高尚神,并把这种精神进一步发扬光大,只要坚持这样做,相信,我们就一定能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庄晓天,上海市原副市长,现任上海宁波经济促进会会长、世界中华宁波总商会名誉会长)

序三

宁波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具有优良的地理环境、深厚的文化底蕴、悠久的道德传承和浓郁的工商灵气。这些得天独厚的先天优势,孕育和成就了彪炳青史、享誉天下的中国重要商帮——宁波帮。长期以来,一代又一代宁波人重工兴商、勇闯天下,涌现了一大批工商巨子、科技名人、社团首领和国际名流。据统计,当前已有海外和港澳的宁波籍人士30多万人,分布在67个国家和地区。宁波帮素以“忠心爱国爱乡、热心报效桑梓”著称于世,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广大宁波帮人士以拳拳赤子之心、殷殷报乡之情,通过各种形式支援家乡各项事业建设。宁波帮帮宁波,已成为宁波现代化国际港口城市建设中一道独特的风景线。本书的主人公李达三先生就是活跃于香港的宁波帮杰出代表人士。李先生1949年南下香港创立乐声公司,并取得日本声宝电器香港、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总代理权,之后又与“声宝”合资在马来西亚建立生产基地,出口彩电等电器。80年代后期开始,李先生在不到10年时间里,新建或收购了新加坡、澳大利亚、新西兰等的7家超大酒店,形成李达三卡尔登酒店家族的格局,作为酒店业巨子实现成功转型。从李达三先生艰苦奋斗、开拓创新的精神信念中,我们可以窥见宁波帮精神之普遍特质。李达三先生作为宁波旅港同乡会创会会长和永远名誉会长,是香港同乡组织的领军人物,也是香港宁波帮的领袖人物之一。李先生在任宁波旅港同乡会会长期间,“以英明手腕,奠定本会基础,厥功甚伟,出钱出力,有目共睹”。长期以来,李达三先生爱国爱乡、热心公益,倾心支援家乡教育文化和社会福利事业,以实际行动反哺家乡、造福桑梓、报效祖国,极大助推了甬、港两地的交流合作,为宁波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2012年4月,宁波市委市政府隆重召开了首届世界宁波帮大会,就是要团结凝聚宁波帮和帮宁波人士创业闯世界、合力兴家乡,共谋家乡建设、共助宁波发展。明年,将值邓小平同志发出“把全世界的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号召30周年,希望广大海内外宁波人大力传承宁波帮精神,使之成为薪火相传的宝贵财富,成为宁波发展生生不息的强大动力,为我市基本建成现代化国际港口城市,为同筑共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是为序。(王勇,中共宁波市委副书记)

卷一 实业篇

元曲四大家之一的白朴,曾写有“从来好事天生俭,自古瓜儿苦后甜”的词曲,最能贴切反映李达三的发达之路。他所从事的实业“蛋糕”越做越大,涉及行业越来越广泛,不能不令人惊诧与敬佩。从小门店到大集团,从代理商到企业家,从经营电器到进军服务业,变化的多样性让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浮想联翩。

综观其人生轨迹,吃苦、耐劳、勤力是起步的前提;坦诚、气度、诚信是创业的基础;胆魄、睿智、理想是成功的关键。他的身上流淌着宁波人的血液,折射出宁波帮的品质,写就了宁波帮的辉煌。这就是本书的主人公——李达三,一位儒雅而又不事张扬的商人。◇1955年乐声无线电器行开业◇1956年乐声无线电器行春茗◇新加坡公司电视部的印制电路板生产线◇1976年10月,声宝—乐声马来西亚公司开幕式◇日本声宝电器社长佐伯旭(中)在香港机场◇1976年10月,李达三与员工在新加坡迎迓日本声宝总裁MR.A.SAEKI到访◇乐声集团的管理团队◇2004年农历新年,李达三伉俪给卡尔登酒店员工发红包◇2011年3月11日,李达三在新加坡卡尔登酒店新翼落成典礼上致辞◇李达三在ROXY总部办公室

一、一方水土

在距宁波城区东南约15公里处,有一座浙江省内最大的天然淡水湖泊——东钱湖。环湖山峦起伏,七十二峰荟萃,七十二溪奔流,依山势蜿蜒汇聚成湖。千百年来,东钱湖不但泽被鄞、奉、镇三县七乡,而且钟灵毓秀,哺育了许许多多达官显宦、文人名士、富商巨贾。

离东钱湖东北3公里处,有一处并不起眼的村庄——沙家垫。东钱湖水通过莫枝堰流经这里后,开始经久不息地向甬城奔流,经五港、鹅颈汇、中埠漕、泗港、潘火桥直至横石桥。这就是构成江南水乡宁波诸多水系之一的著名的中塘河,全长9公里,河宽约20至30米,在横石桥与前塘河汇合,经道士堰、校场碶,然后流入奉化江、甬江,向东是大海。

旧时鄞东地区的农村,广袤的水田被纵横交错的地埂分割成无数方块,一览无余的田地间,散落着分布不匀、规模不一的村庄,沙家垫村就是这星罗棋布的村庄中的一个。不知何故,虽然村名叫作沙家垫,但其实姓沙的人家并没有多少,居民中以励姓为最多,还有一个聚族而居的李姓,也仅有300余人而已。这在宁波众多的李氏家族中,人丁确实不算太旺,但却历史悠久,而且颇为富庶。据《鄞县通志·舆地志》之族望表三记叙,始祖李千四,早在明代就落户于此,繁衍生息,不绝如缕。村头中塘河边,“李氏宗祠”屹立至今,雕梁画栋,相当气派,显示出沙家垫村李姓宗族不俗的实力。族内分松、竹、梅三房,每房各有房长,上承宗长,长幼有序,管理井然,并且设有“志方小学”,便于李姓子嗣接受良好教育。

孔子曰:“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沙家垫村李姓在东钱湖、中塘河特有风土的陶冶下,智者甚多。但是他们的聪明才智,并没有用在读书做官上,而是承袭了宁波商帮的传统,大都奔走四方,追求“什一之利”。所以,《鄞县通志》说这个李氏家族“商最多,农工次之”;同时强调“风俗朴厚”。

在秦代,宁波被称为“ ”,意为商贸之邑,是我国极少数源自商贸的古地名之一。宁波位于东部海岸线的中段,南通闽粤,东接日本,北与朝鲜半岛相望,扼南北水路之要冲,拥天然深水之良港,遂有“恬风波而轻生死”的甬商,前往沿海各地乃至东北亚、东南亚各国经营航运和贸易,自唐至明,海外杂国,贾舶交至,“番货海错,俱聚于此”,号称“市廛所会,万商之渊”。这里是东方“海上丝绸之路”、“海上陶瓷之路”的始发港之一。明嘉靖二年(1523),因发生日本两商团为争夺贸易权在宁波互相残杀,继而杀戮宁波沿海军民的“争贡事件”,明政府下令海禁。于是自宋以来延续500余年的市舶贸易戛然而止,甬商只能“弃海登陆”,足迹遍及全国各地。清初,宁波帮即已跻身中国十大商帮之列;清末,在国内形成了“无宁不成市”的局面;尤其是在经济金融中心的大上海,宁波商帮独占鳌头。

在上海的众多宁波商帮中,就有一位来自沙家垫村的商人——李洪黻。他在百老汇路开设了一家“东华电料行”,因经营有方,重信然诺,故生意兴隆,财源广进。之后衣锦还乡,在老家鄞县沙家垫村修建了一座豪宅,冠名曰“李亨房”,借以供年老父母颐养天年。而自己则定居上海,先后养育了三个儿子。他的幼子,就是本书的主人公李达三。

二、起步卓异

在宁波商帮所从事的众多传统行业中,有一项是电器制造业。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从事电器制造业的宁波商人中,最出名的要数创办中国亚浦耳电器公司的胡西园,他主持研制成功的国产“亞”字牌电灯泡,不仅打破了西方国家对中国灯泡市场的垄断,而且成为近百年来家喻户晓的著名民族品牌。此外,创办大华科学仪器公司的丁佐成,是中国制造无线电收发报机、直流电表的第一人,“大华”牌电表问世后备受东南亚华侨的青睐。而宁波商帮中为电器制造业提供原材料的,也许当数李达三父亲洪黻先生经营的东华电料行了。

上海第一家华人电料行,创办于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行号名为“陈森泰”。由于电器材料行的货源当时全部依赖外国洋行提供,也就是说被外商所控制和垄断,导致华人电料商行发展缓慢。至抗日战争爆发前夕,上海市经营电器材料的商号仅126家。

李洪黻,又名瀛楚,他的东华电料行开设在百老汇路(今大名路)。这一带是外国洋行货栈的集中地——有三菱公司栈房、公和祥洋行栈房、顺泰洋行栈房、怡大洋行栈房、公平洋行南栈、好时洋行栈房、胜家公司栈房、捷成洋行栈房、美隆洋行北栈等。东华电料行凭借天时地利之便,加上经营有道,生意着实不错。足以证明他发了大财的,是李洪黻于1917年在故乡沙家垫修建的一幢中西合璧的大宅子,至今看来仍旧十分气派,可见当时造价必定不菲。

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开始,上海处在隆隆炮火之中,全市军民同仇敌忾奋勇反击。8月21日凌晨,日寇在被迫退出百老汇路的同时,一把大火烧了附近的区域。10月27日,日军占领闸北,又开始四处纵火,几千幢民宅随之毁于一旦。战火在不断蔓延,性命都难以保障,何谈开店营业。李洪黻十分明白,要继续在百老汇路做生意已然根本不可能了,只有搬迁到租界内还能暂时得到庇护,因为日本人一时半会儿还不会打进租界来。他租借了吉祥街(今广西南路)46弄6号,用弄堂里的一间民居,仍旧做他的电料生意。门市业务是做不成了,好在与宁波、杭州、南京、镇江、无锡等地老客户的关系尚未中断,便专营批发业务,以维持日常生计。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租界这个沦陷区内的小小“孤岛”瞬间被淹没。日寇铁蹄踏入租界,明目张胆地大肆掠夺战略物资,强制征用商行的裸铜丝、电线、电缆等电器材料,已经很不景气的电器市场更显萧条,东华电料行自然也在劫难逃。中华民族陷入深重的灾难之中,民族工商业遭遇沉重打击。1943年,已在东吴大学读大二的李达三,忍受不了当亡国奴的种种屈辱,决意前往战时陪都重庆,转入已西迁的复旦大学继续完成他的学业。明知前程多艰险,不畏艰险勇向前,不达目的誓不休。二十刚出头的李达三,此时已显露出他与常人不一般的思维及行为方式。

可是,从沦陷区上海到国统区重庆,要经过江苏、安徽、河南、陕西、四川等五省。此时社会不宁、局势动荡、兵匪横行,这一路风险叵测,随时都有性命之虞,一般人连想都不敢想,家里怎么会放心让他一人出行呢?说来也凑巧,李家有位世交,任中央信托局副局长,国民政府西迁时随机构撤往重庆,他的妻子和一对儿女仍留在上海。“孤岛”沦陷后他设法与妻儿取得联系,让留在上海租界的眷属赶紧去重庆相聚,同时还请了一位与李家有亲戚关系的旧识专程加以护送,并答应他到重庆后帮助给予安排工作。天赐良机,李达三正好与之结伴同行,相互间也好有个照应。

千里之行,始于铁轨。因相同目的而临时组合起来的团队约有四五十人,迈出的第一步是乘火车到徐州。当时长江南北尚无一桥飞架,他们要在南京下关搭乘轮渡过天堑,到江北的浦口车站再登火车,一路颠簸终于抵达徐州。徐州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北扼齐鲁,南屏江淮,东襟黄海,西通梁中,自古为中原门户、兵家必争之地,如今又是津浦线与陇海线交会之处,日军自然不敢掉以轻心。举目所及,到处都是荷枪实弹的军人,气氛压抑。

翌日清晨,一行人改乘东西走向的陇海线列车,开出徐州后不久便折向西行。下午抵达河南商丘,乘火车出行也到此告一段落,余下来的大部分行程就完全靠脚力了。商丘是豫东门户,地处苏鲁豫皖交界处,独特的区位优势,使商丘成为我国东西南北交通的枢纽。第二天,领队雇来架子车代步或载运行李,从商丘向安徽亳县进发。这一带是黄淮平原腹地,一路行来,饱览从未见过的原野风光,李达三离家以后一直紧绷的神经,此时暂时有所放松。傍晚时分到亳县。这里是日伪占领管辖的最前端,明天通过封锁线后,就是两军拉锯的空隙区域了。

当天夜里,他们已经在客栈里躺下休息。突然,一帮伪军闯进来查房,吆五喝六,凶神恶煞般,硬说李达三他们年纪轻轻的,一副书生相,肯定是去重庆投敌的。李达三稍加分说,一支黑洞洞的枪口就对准了他的胸口,只要一言不慎,难免一命呜呼。幸亏领队的见多识广,巧于应付,知道这帮人是为敲诈钱财而来,紧忙掏出一大把钞票,笑嘻嘻地塞了过去,这才把这拨伪军打发走,解了李达三的性命之虞。

这件事,对于李达三来说刻骨铭心,终生难忘。他在后来的创业道路上,处处防范、时时警戒,凡遇以权谋私、敲诈勒索的,不管给多大好处,都是敬而远之。

次日一早,要穿越日军把守的封锁线,又是一个虎狼关。李达三和另外两位年轻人都乔装改扮,换上中式裤褂,扮成了商人模样。南行不数里,至洋桥,便是封锁线的最后一道关卡。道路两端,各有一个日军士兵持枪据守在岗楼旁,相距不过十米,侧目睥睨,眼射凶光,使人不寒而栗。检查的伪军倒没多问什么,主要精力集中在翻箱倒奁上,没收了一些值钱的衣物后,就一挥手放行让他们通过了洋桥。

真没想到这么顺利就过了关卡,一行人不禁额手称庆,被没收的东西再值钱也都无所谓了,性命要紧啊!李达三他们默默地继续向南,行约五里,到一客栈,栈名“双盛”,打尖休息。下午过十字河后,这才算脱离沦陷区,开始进入国民政府实际控制的地界。

千里跋涉总算看到了一缕曙光,不必再整日担惊受怕。然而,国统区的治安并不比沦陷区好多少。车夫们为了安全,无不结伴而行,他们数十人的车队,倒也浩浩荡荡。载人装行李的是那种独轮的手推车,车夫都是当地老乡,他们也不远行,似乎各有经营路段,走了一程要再换另一拨人的手推车,如同接力赛跑一样。而给李达三留下深刻印象的,则是支付给车夫们的工钱实在少得可怜,足见当时他们的生活是何等贫困。时至今日,只要提起这件事,李达三仍然感叹不已。他显然不知道,诗人艾青曾经抒写过表达相同心情的诗句:在贫穷的小村与小村之间手推车以单独的轮子刻画在灰黄土层上的深深的辙迹穿过广阔与荒漠从这一条路到那一条路交织着北国人民的悲哀

走了三四天,抵达皖豫交接之界首。界首既是抗日战场的前哨,又是战时的交通要道,商贾云集,舟车辐辏,为中原地区的商业重镇,人称“小上海”。

由界首去洛阳有公路可通,然而旅客多汽车少,李家亲戚费尽心机才弄到车票。行至半途,老天爷忽然变脸,阴雨连绵,淅淅沥沥,整整下了一个星期。当地长期干旱,这雨水不啻甘霖;但急于赶路的人们,却只能呆坐在旅店里傻等着老天开眼。因为这里的所谓公路,仅是在碎石上覆盖一层黄土,刮风扬沙尘,有雨成沼泽,汽车根本无法动弹。

好不容易来到洛阳,接着西去宝鸡,交通工具是陇海线上的“闯关车”。所谓“闯关车”,是指火车要经过潼关。潼关位于秦晋豫三省交界的黄河三角地带,依山傍水,地势险要。与它一水之隔的风陵渡,当时已被日寇占领。日军常常隔岸炮击潼关的过往车辆,车毁人亡的事件时有发生。因为乘坐这列火车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就有了“闯关车”这种叫法。

李达三他们乘坐的是铁篷车,月色朦胧中抵达灵宝。次日换车,先过函谷关,中午时分抵潼关。其时车速极缓,行不数里,车中有人警告道:“万勿高声,闯关了!”大家的心登时悬了起来,连大气也不敢出,好像对岸的日本兵会听到呼吸声似的。万幸平安无事,顺利闯过关。此后仍是小心翼翼,夜间车内根本不敢有一丝亮光露出,一路倒也畅通,第二天一觉醒来已抵宝鸡。

宝鸡即韩信“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古代陈仓,抗战期间,是交通枢纽和战略后方。当时川陕公路上没有长途客车,远途旅客只能靠非法的“黄鱼车”赶路。所谓“黄鱼车”,就是沿途载货的卡车司机,瞅准机会运送私货、搭拉旅客,为自己赚取点外快、增加一些收入。因为是非法的,所以必须规避检查。搭乘的旅客每遇检查站前,必须先下车,步行通过检查站后再上原车。曾发生过少数无良司机未等旅客重新上车,就开车将他们携带的行李拐跑的事,被扔下的旅客只能自认倒霉,无助地滞留在陌生的地方。幸亏重庆方面早有安排,李达三他们得以免费搭乘大卡车入川。

一行数辆大卡车列队南行,穿越秦岭。那位阿姨带着孩子坐在驾驶室,李达三和年轻人一起坐在高高的行李堆上,过山洞时,必须低头趴下。公路蜿蜒曲折,刚够容下两车交会,汽车沿山路盘旋而上,马达呼呼吼响,似乎不胜其力。车行进时,忽而前临危崖,忽而下见深壑,吓得人魂飞魄散。公路旁不时可见画着两根交叉枯骨的警示牌,而在沟壑之中,确也能看见一些翻坠汽车的残骸。

三天后,车进四川,首抵“川北门户”广元城。从广元七盘关到梓潼石牛铺,就是两千年来进出川陕的唯一通道——蜀道,蜿蜒数百里,山高谷深,峰峦叠嶂,峭壁摩云,雄奇险峻。李达三自小就读私塾,自然熟悉唐代大诗人李白的“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之句,对沿途的名胜古迹如剑门关、“张飞柏”等向往已久,虽然一路惊恐万分,倒也不乏开心之时。

过了梓潼石牛铺,就是成都平原,景色迥然不同:稻田、菜地,原野葱绿,锦绣一片。这样经绵阳,过成都,终于到达了目的地重庆。这一路长途跋涉,居然走了整整45天!好在复旦大学入学注册的日期尚未截止,政府对沦陷区过来的学生也特别照顾,李达三顺利转学,并插入会计系三年级学习。

毋庸置疑,对像李达三这样出身富庶家庭的大学生,能不畏险阻、克服重重困难,辗转万里,由上海来到重庆,必有一种精神支撑着他。这种精神,在李达三,正是热血青年的一颗爱国之心。“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而此番历练对李达三日后的事业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从此懂得了路要一步一步地去走,事情要一点一点地去做的道理;只要下定决心,总能排除万难,最终实现目标。

1945年7月,李达三从复旦大学会计系毕业,获得学士学位;更重要的是,通过刻苦学习,他掌握了当时最先进的会计知识和理财方法。

8月,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终于取得了百年来抗击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全面胜利。李达三兴奋之极,沉浸在欢乐的海洋里。

9月,他告别母校,告别同学,告别山城重庆,决定沿着来路返回上海。因为急于东去的人实在太多了,无论是坐长江轮船还是乘飞机,李达三都无法买到去上海的票,不得已只能复制来时的路径——曾经走过的45天难忘路。◇李达三(中)与复旦老同学吴强(左)、王有枚(右)

千百年来,中国人都把“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作为人生起步的最佳选择,以此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作充分准备。李达三在抗日战争这一特殊的环境中,行艰险的万里路,读经典的会计学,为自己的人生选择了一个十分独特的起步。可以说,在宁波商帮这一群体中,像他这样的起步绝不多见,可谓凤毛麟角。或许,这也意味着李达三今后所走的道路将是独一无二的。因此,将李达三的人生起步归结为“卓异”,应该说是恰如其分,毫不夸张。

三、第一桶金

李达三创业的第一桶金,是他回到上海之后不久掘到的。“小荷才露尖尖角”就为李氏家族的东华电料行挣得了10万美金的收益。

上海“孤岛”沦陷后,日军强行“征购”电器物资,又强制拆除收音机短波,封锁了海上交通,依赖进口的电器材料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多数电料行不得不收缩业务,解雇职工,致使电器市场商品愈益紧缺。这样一来,倒是为投机经营的“皮包”公司和“歇壁”字号,提供了滋生发展的环境。据统计,1945年全上海从事电料经营的公司和字号已有301户,比抗日战争前增加一倍有余。

千辛万苦回到上海的李达三,发现东华电料行也基本沦落到“皮包”公司和“歇壁”字号的地步。行号里已经没有什么存货可供买卖。好在附近的公馆马路(今金陵东路)一带旅馆林立,外地客帮活动频繁,要做些“一手来一手去”的快捷生意还是不乏机会的。父亲瀛楚先生年过花甲,已经很少管事,只占几成股份,公司里主政的是李达三的一位表哥,他愿意让李达三参与合作,并挂一个经理的名份。

李达三是个有思想、有主见的人。他学成归来,满腹经纶,一心创业,绝不愿安于现状。他决计要重振东华电料行的雄风。可是要重振雄风谈何容易,没有一定的资金作后盾,一切都是空中楼阁、虚幻空想。“一文钱难倒英雄汉”的例子,在商界俯拾皆是,当时的李家似乎也到了这种窘境。然而,机遇往往垂青于睿智者。李达三凭借其独有的敏锐嗅觉,从市井中捕捉信息,从信息中分析商机,从商机中寻求办法,重振雄风的资金问题很快得到解决。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抗日战争胜利后,各业百废待举,作为全国经济中心的大上海,自然是重中之重。国民政府制定了一些优惠政策,其中之一就是放宽用汇限制,积极鼓励电器材料商号向外商订购原料,可以按官方外汇牌价予以订货。与此同时,海运逐渐恢复,洋货随之源源而来。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国际经济秩序尚未恢复正常,进货渠道各显神通,输入的洋货价格相对便宜。因此,只要能向银行申请到外汇贷款,按官价向外商订货,然后再按国内行情抛售,注定能卖个好价钱,一来一去,高额的差价唾手可得。

当然,政府总是特别关照大资本家的。对于大型电料行,政府根据各行当时的进口实绩,按比例分配外汇额度,依巴德、鸿康、大昶、亚光、万国、华美、亚美等大户,进口盈利丰厚。而小小的东华电料行,自然是分不到这杯羹的,哪怕是一小滴。不过,政府对小型企业也有优惠政策,企业只要申请的外汇不超过2000美金,无需外汇主管部门批准,银行就可自行放贷。但是这项对小企业的优惠政策,政府并没有大事宣扬,只由中央银行和外资银行内部控制掌握,成千上万的小企业根本不知情,大家都被蒙在鼓里。

李达三是幸运的。他的大学同学中,有一位很要好的谢先生,在上海中国银行做事,知道李达三缺少流动资金,就透露了这个信息,其本意无非是想让他以东华电料行的名义去申请一笔外汇。不料,头脑活络的李达三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刻联想到:既然那些小企业都有机会申请外汇,而申请外汇需要门路,自己有熟人,何不帮助代为办理申请业务,再把这些外汇集中起来使用呢?这不是一件两全其美的大好事吗?

20世纪40年代经营电料行的华商,产品种类已经非常丰富,有导体、绝缘、照明、家用电器、电动用具、电化器具、电工仪器、电机及开关设备等八大类两千余个品种(规格),其中电料类的就有灯泡、皮线、花线、灯头、开关、插头座、元木、方木、槽板、保险丝、磁夹板、磁先令、绝缘电瓷等等。这些产品,上海已有许多企业能够生产,但其原料还是需要从国外进口。李达三的设想是:他代表厂家向银行申请外汇,再代为向洋行购买厂家需要的进口原料,厂家用产品来抵销这笔外汇,东华电料行通过销售这些产品,从中赚取差额利润。

显而易见,这的确是一件互利双赢的好事。那些小型企业不需要付出什么,既可获得必需的进口原料,又可保证产品销路,简直是天上掉下的馅饼,何乐而不为?而李达三则利用这项内控政策,凭借自己的社会关系和交际能力,加上一口流利的英语,帮助企业从银行申请到贷款,去洋行购买原料,除了花费些精力外,也无须再付出什么了。有了代销产品所获取的高额利润,重振东华电料行雄风的目标便指日可待。

李达三按照自己的思路,先去几家比较熟悉的厂家作试探,果然是一切尽在计划中,进展相当顺利。东华电料行在上海是老字号,与之有业务往来的厂家数以百计,都可作为争取的对象。李达三是学会计出身的,秉承细致、谨慎、一丝不苟的原则,一家一家地登门拜访,不厌其烦地解说事情的缘由,陈述申办此事有百利而无一害的道理。正所谓“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功夫不负有心人”,尝到甜头的企业口口相传,顿时东华电料行变得门庭若市、应接不暇。对于李达三来说,一家企业2000美金并不算多,但数十上百家企业的累积效应呢?想想就令人激动,夜不能寐。

那些厂家所以会同意委托李达三办理此事,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李达三的父亲在业界的口碑非常好——“重然诺”。同行都知道这样一件事:瀛楚先生曾经给别人做过一次口头担保,后来这个人出了事,担保人按规矩要赔付一大笔钱。瀛楚先生并没有因为当时“口说无凭”而推卸责任,而是很痛快地自掏腰包认赔。同行们还知道,自此以后李家多了一条规矩:不要随便应承人家,但是一旦应承了,就要负责到底。这也是宁波商帮“诚信为本”的传统。李达三创业之初,就恪守这条家规,并始终坚守不渝,赢得了这些厂家的信任,他们这才会放心地把贷款之事交由他去打理。◇年轻时的李达三

俗话说:时势造英雄。虽说李达三是初出茅庐,但毕竟把握住了机遇并取得成功,着实是难能可贵、后生可畏啊!

就从这一年起,李达三开始自主经营电料行,他的生意全部是以美元结算的。这美元,并不是他自己投入的资金,不必担心会贬值,需要考虑的只是涨幅多少而已。那几年,中国社会经济变化剧烈,物品匮乏致使产品价格不断上涨,美金汇率也在不断飙升。而这电器材料,向来是高利润商品,平时至少也可赚一至两倍,何况是在这百物腾贵的年头。所以,他所做的电料生意风险甚微,只赚不赔,红火之极,大约两年时间,居然净赚10万美元。东华电料行还从来没有发过这么大的财。而且,仓库里堆满了各厂家送来的产品,连办公室也成了临时堆栈,乐得表嫂嘴也笑得合不拢了,一迭声地夸赞表弟有能耐、本事大。

不过,李达三也有乐极生悲的时候。

由于经常要与企业联系业务,没有自备的交通工具确实有些不方便,现在手里有了钱,想拥有一辆小汽车的欲望便油然而生。李达三听人家说南京的汽车便宜,便专程前往,经人介绍看中了一辆福特轿车,听说主人是国民党的一位接收大员,因车子太多了准备出让。于是,签了合同付了款,以为钱货两讫,可以将汽车开回上海了。殊不料,有关部门突然通知他,说:这辆车子是敌伪财产,买卖是非法的,汽车予以没收。更巧的是,当初那个所谓的介绍人这时也找不到了。李达三年轻气盛,很不甘心,跑去跟车主交涉,要求退款。谁知堂堂的国民党将军翻脸不认人,说我卖给你就算数了,吃没不吃没是你的事情,还威胁道:“我不希望再见到你!”李达三为此花了一笔冤枉钱,同时也买来一个教训:这世界上除了“诚信”以外,还有一个孪生兄弟叫“欺诈”。这一亲身经历的活生生事实,也给初涉社会的李达三以警示:商场如战场,一着不慎,满盘皆输啊!

四、离沪赴港

李达三吃了这个哑巴亏,总算懂得了“民不与官斗”的道理,也就是说“花钱买了个教训”。此后,他对于那些利用权势、无理敲诈的人与事,更加深恶痛绝、嗤之以鼻。

哑巴亏吃了,但生活还得继续。原本李达三想静下心来,踏踏实实地经营他的电器材料生意。但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国民党政府正在设计一个弥天大阴谋,不惜欺诈人民,巧取豪夺百姓手中的钱财,逼使百业凋零,民不聊生。

抗战结束后,上海重新恢复了领导全国物价的地位。与其他地区一样,战后上海的物价也经历了一个短暂回落又急剧上升的过程。1945年8月日本投降前,上海的物价正处于疯狂上涨的阶段。而胜利的消息传出后,群情振奋,人心思定,物价自然下跌。同时,人们顾虑债务会在币制改革中吃亏,一改过去借债囤货、重物轻币的风气,纷纷脱货求现,甚至贬价求售,物价更是急剧下泻。上海9月份的物价指数较8月下跌36.4%;黄金价格由中储券1400万元跌至230万元,跌幅达83.57%;许多股票价格也跌去三分之二。但是,这种下降趋势只是昙花一现,等到李达三回沪,上海的物价指数早已飙升,12月份为88544,比9月上涨5倍。这一波跌价潮,李达三没有赶上。步入1946年后,全国物价涨幅呈几何级数上升,以上海为例:12月份物价指数为681600,较上年涨6.7倍;黄金每10两市价从731374元涨到3164680元,上涨3.33倍;1美元兑换的国币从1390元涨至7600元,上涨4.47倍;大米每石从7625元涨至62333元,上涨7.17倍。电器材料的价格,尽管没有确切的数据可查,但上涨的速度也可想而知。

内战全面爆发后,国民政府滥印钞票,以支付庞大的军费、弥补不断出现的财政赤字。财政部在上海有五家大印钞厂,夜以继日地印刷,一分钟就能印出1600万元。到1948年8月,法币发行量已达1200万亿之巨,“印刷纸币的费用已经超过纸币的实际价值”。此时,法币在人们心目中早已“失去价值尺度的机能,失去流通手段的机能,失去支付手段的机能,失去贮藏手段的机能”。于是,设计用金圆券取代法币的币制改革应运而生,被国民党当作灵丹妙药来医治的方案,实际上已经无法改变通货膨胀的局面。

物价失控,民怨鼎沸。1948年8月19日,国民政府颁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其要旨是:第一,自即日起以金圆为本位币,十足准备发行金圆券,限期收兑已发行之法币及东北流通券;第二,限期收兑人民所有黄金、白银、银币及外国币券,逾期任何人不得持有;第三,限期登记管理本国人民存放在国外之外汇财产,违者予以制裁;第四,整理财政并加强管制经济,以稳定物价平衡国家总预算及国际收支。并且明确规定:各地物品及商务价格,一律冻结在1948年8月19日的水准上,不得加价。

这场关系国民党政权生死存亡的经济改革,率先在它的中心战场——上海拉开帷幕。

8月20日清晨,报童们举着报纸,到处奔跑吆喝:300万法币兑换一块金圆券!四块金圆券兑换一块美金!一两黄金兑换金圆券两百块!一只袁大头兑换两块金圆券!……很快,满街满市都是背着、扛着、手提大捆法币的市民,在银行门市部前排起了兑换的长队。他们都是含辛茹苦的市井小民和奉公守法的中产阶层,家中好不容易积攒下来的金银外钞,也都倾囊而出,兑换成印有孙中山头像的金圆券。他们别无所求,只有朴素的想法:盼望着从此物价平稳,得以温饱,能过上安定生活。

一个月后,李达三的宁波同乡、行政院院长翁文灏宣布:上海市民已提交黄金约70万两,白银约60万两,港币约600万元,美元将近2000万元,兑出金圆券超过2亿。而原先直飞云霄的物价,则像突然停摆的时钟,指针奇迹般地停在“八一九”那天的物价指数上。这在上海“有条(金条)有理,无法(法币)无天”的现实社会中,应该说是破天荒的。

这一切,似乎应归功于“太子”蒋经国的铁腕管制。

上海是中国的经济、金融、工业中心,也是这次改革的关键部位。手持“尚方宝剑”的小蒋,果然不负众望。他走马上任之时曾响亮地提出“只打老虎,不拍苍蝇”“打祸国的败类,救最苦的同胞”等口号,大刀阔斧、雷厉风行地整饬金融秩序,并于8月23日和27日,两次指挥全市大搜查,对触犯法令者没收货物,吊销执照,逮捕法办,甚至枪毙。

在他的铁腕打击下,64名巨商大贾蒙受牢狱之灾,最著名者要数所谓的“五虎将”,即申新纺织公司总经理、棉纱大王荣鸿元,纸业公司理事长、“纸老虎”詹沛霖,吴记棉布号老板、布匹大王吴锡麟,永泰和香烟公司总经理黄川聪和青帮头子杜月笙之子杜维屏。

犹如抗战前期上海租界曾是沦陷区中的“孤岛”一样,小蒋的铁腕管制使上海再次变成了“孤岛”——在全国通货膨胀泛滥成灾的汪洋大海中,唯一控制住飞涨物价的可怜“孤岛”。有道是“一枝独放不是春”,由于全国其他地方的物价有涨无降,唯利是图的奸商们,设法到上海收购各类低价商品,又通过各种渠道运往外地高价出售;反过来,谁都不愿从外地采购高价商品到上海来低价销售。这就造成了上海可供物资的严重短缺。每天早晨,市场的蔬菜和肉类总是一抢而光,大米早已供不应求。为能购买到生活必需的布料,人们在上海纺织品公司的门市部前通宵排队,从黑夜站到天明,至于是否有货、能否买到,那就靠菩萨保佑了。

10月2日,政府决定提高对烟、酒等七种货物的征税额度,同时允许商人调整这些商品的零售价。“一石激起千重浪”,吃够了涨价之苦的上海市民掀起了又一轮的抢购狂潮。最抢手的物品有毛纺品、丝织品、鞋子、现成的衣服、罐头食品和各种各样的日用品,最后甚至连草纸(手纸)也排队抢购,不得不规定每人限购10张。虽然天气转凉,电扇、电冰箱仍销售一空。而商店老板们则是千方百计地缩短营业时间:早上推迟开门,中午吃饭停业,晚上提前打烊。因为销售价格远远低于批发价,不卖不赔,多卖多赔,这种赔本的买卖谁愿意去做呢?这轮抢购前后持续了三周,直至货架上空空如洗、无物可购为止。此时的上海物资已空前匮乏,甚至连抗战后期的供应也不如。商业活动和工业生产已经陷入彻底瘫痪状态,社会的动荡和市民的不安情绪弥漫在申城上空。

这股抢购狂潮也迅速波及全国其他城市,政府所谓的“经济改革”美梦终告破灭。10月31日,行政院发布《改善经济管制补充办法》,决定从11月1日起取消8月19日的限价政策,同时主持这场“经济改革”的行政院院长翁文灏引咎辞职。

限价政策取消的闸门一旦打开,加之早已空前匮乏的物资供应,物价上涨之势犹如洪水般一泻千里。11月7日,上海米价暴涨至每担500金圆券;第二天,再涨到每担900元;第三天,又涨至每担1800元;与限价每担23元相比,已上涨77倍有余。两个月前把家底悉数献出的普通老百姓,做梦也想不到会是这样一个结局。他们欲哭无泪、欲买无钱,为了活命,只有铤而走险。《申报》报道云:数日来,上海米店被砸事件时有发生,为生计上街抢米者甚众,大小数百宗,约万余人。此种情形全国各地均有耳闻,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李达三的家庭,虽然还不至于落拓到要抢米为生的程度,但他从所学专业的角度看清了政府高层的腐败与虚伪,亲眼目睹这种结局的他,已经心灰意冷,对政府彻底失去了信心。试想,在这样的环境和氛围中何以谋生?看来要在上海打拼自己的事业已经毫无指望了,只有另寻他途,才能施展抱负。他毅然决定南下香港,开辟属于自己的另一片新天地。

五、“乐声”响起

1949年1月10日,淮海战役结束,长江中下游以北的广大地区的战事基本告一段落。当时的政治中心南京与经济中心上海,均已处于人民解放军的炮口之下。

上海自1937年“八一三”抗战以来,十余年没有大的战事。如今密布的战云,令市民人心惶惶,谣言四起。大批人流从北方不断涌来,一般人暂时滞留在了上海,有条件的则再度南下,直指香港,此时海、陆客运可谓一票难求。

蒋经国在上海“打老虎”时,东华电料行相比于同行业其他企业,仅是只可忽略不计的虾米,却也被折腾得几乎破产。李达三审时度势,及时前往尚未波及的香港寻求商机。他先期在香港租下了一个小小的写字间,专为上海的东华电料行做配套进口生意。各类高档的电器材料全得依靠进口供货,而香港的最大优势恰恰是转口贸易。在此采购所需物品,货源十分充足,价格相对低廉,直接运往上海,可以节省不少成本。于是李达三和表哥商量,决定在港开设一家“乐声贸易公司”,地点在中环德己立街8号。

做成了几笔生意,逐渐走上轨道之后,表哥故土难离,打算回上海去,李达三则留了下来独自经营公司业务。1949年6月,李达三综观局势,觉得去台湾有生意可做,于是就准备到台湾岛去跑一趟,看看能否揽些生意,拓展公司业务。

光复初期的台湾,经济与社会问题堆积如山。一方面,日本半个多世纪的殖民统治、经济掠夺和战时盟军的空袭,使台湾早已不再是人们印象中富庶的宝岛。1948年台湾的工业生产水平,仅为1941年的59%,物资异常匮乏,连蓝墨水、卫生纸、酱油、蜡烛、肥皂等生活必需品都时常断档。另一方面,蒋介石兵败大陆,退踞台湾,使岛上人口急剧增加。1946年台湾总人口(包含军队)624万,到1949年已增至735.8万。当时的旅台宁波人,流行一句口头禅:“充军到台湾,黄糖过夜饭。”意思就是百物奇缺,物价飞涨,老百姓穷得连蔬菜也吃不起,好在台湾蔗林遍地,盛产黄糖且价格低廉,将就着权当作小菜下饭吧。

对于海岛来说,这是难以承受之重;对于商人来说,却是千载难逢的赚钱机会。百废待兴,正是做生意的大好时光。李达三深明此理,便冒着战争的危险,随一伙同伴前往台北。那里有位老同学鲍尔一,也是复旦会计学系毕业的,光复不久就到了台湾,专门从事会计事业,后来成为台湾会计界一代宗师。李达三到台湾后就住在他家里,通过他的介绍,请客吃饭,推销从香港带来的电器材料,半年左右的时间,居然为公司签订了将近10万美元的业务。

正当春风得意时,忽然得到母亲患病的消息。他是个孝子,急忙扔下手头的一切,火速赶回上海探视。

母子连心,看到李达三平安归来,母亲的病情登时好转,反过来惦记起他的终身大事,催促小儿子赶紧完婚。

李达三的女友叶耀珍,原来在上海中国银行信托部工作。因李达三常去办理外汇贷款业务,两人经常见面,日久生情,李达三特地托银行里的老同学介绍认识,谈起了恋爱。此时瓜熟蒂落,有情人终成眷属,婚后同赴香港度蜜月,并准备了结香港业务,然后夫妻双双把家还,回上海专心经营他的东华电料行。

然而世事难料。台湾方面所做的近10万美元的生意款迟迟不能到位,使李达三夫妇一时无法返沪。之后,大陆相继发生了三件大事,更促使他俩不得不改变初衷,最终在香港落地生根。

第一件事是美国对华实行经济封锁。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战后重建,百业待兴,迫切需要各类进口物资。谁知突然之间,朝鲜半岛战火蔓延,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战火随时会延烧到中朝边境。中国政府不得不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这一正义之举却使美国政府火冒三丈,悍然宣布禁止各种物资输入中国,也禁止中国大陆的产品输入美国。日本、加拿大、菲律宾等国也紧随其后,采取了同样的禁运措施;法国、比利时、澳大利亚、荷兰、意大利和南美一些国家,也陆续宣布限制“战略物资”运往中国内地,这就是美国一手炮制的对华“禁运”制裁。结果,香港对内地转口贸易的优势丧失殆尽,贸易额一落千丈。1952年的外贸总额,只有上年的67%,到1954年锐减至24.3%。20世纪50年代的前5年,中国内地在香港出口市场上的地位,从原来的第一位直降至第五位,每年损失约7亿港元。当然,其中也包括了李达三的“乐声贸易公司”,再也不能为上海的东华电料行提供各种进口货源了。

第二件事是内地开展的“三反”“五反”运动。1951年底,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声势像镇压反革命运动一样猛烈。紧接着,针对不法资本家的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毒”行为,又在全国大张旗鼓地开展“五反”斗争,至1952年10月方才暂时告一段落。运动期间,上海私营电器行业处于半停顿状态,营业额比上年下降36%。据历史学家声称,“三反”“五反”运动受极“左”思想的影响,也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李家历来是规矩生意人,奉行“诚信为本”的做人做事原则,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毒”行为想都不敢去想,更不要说去做了,不料也被罚得一塌糊涂,赚来的微薄利润十去八九。瀛楚先生经此一役,心中多有芥蒂,特地嘱咐李达三暂时就留在香港,不要回上海,看看以后情况再做打算。

第三件事是对私营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1950年11月,中国工业器材公司上海交通电器分公司成立,并参与行业管理。私营电器商成立同业公会筹备会。1953年4月,上海交电采购供应站成立,负责对上海地区交通电器商品的采购和全国调拨,对电器商品采取包销(如电灯泡、日光管)、加工(如电线)、订购(如胶木电料)、收购(面广分散的小商品)等限制,并统一办理进口业务。1954年8月,上海市交电公司成立,负责统一安排上海市场,并对私营电器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1955年1月,上海市交电公司成立国营上海电料商店,根据“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对私营零售商业批购商品扩大到6大类145个品种,核准批购1372户。次年,电器业全行业公私合营。按照工商分工原则,产品组装和加工生产商,全部划交工业部门;经营商767家全部归属商业部门,其中电料330家、电讯196家;另有340余家摊贩组成合作社和合作小组;同业公会撤销。这就意味着,李达三不必也不能再为上海的自家东华电料行提供货源,开设在香港的乐声贸易公司,失去了原定的主要功能。

今后的路怎么走呢?回上海当个安安稳稳的小老板,还是留在香港砥砺创业?李达三想起了第一次离开父母、奔赴大后方求学的经历。他紧紧记得,那段经历使他对宁波老话——“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有了新的理解:“在家靠父母”说的没错,有父母照应,不作为也不要紧;“出门靠朋友”却不怎么靠谱,应该是“出门靠自己”!他记得刚到重庆,样样事情都需要独立思考,自己去做。出门在外,朋友固然需要,他可以帮助你一点,但你不能完全依靠他。归根结底,必须通过自己的努力,凭借自己的实力去达到目标。李达三有一次曾经坦诚地说:“这对于我后来做人做事很有帮助。”◇乐声无线电器行开业

因此,在父母亲再一次关照不到的时候,李达三经过深思熟虑,决定关闭乐声贸易公司,另辟蹊径,从零开始,在这弹丸小岛上自立门户,再苦再累,也要闯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

1955年下半年,李达三终于讨回台湾方面的1.5万美元欠款。有了这笔资金,他将一小部分钱存了起来,以备不虞之需;拿出其中的1万美元注册开店,取店名“乐声无线电器行(ROXY)”,地点设在九龙旺角。同时雇佣了数名员工,自己虽为老板,但也同员工一样拿工资,以激励自己奋发向上,取得更好业绩。妻子叶耀珍也被动员起来,担任公司的会计,目的十分清楚,就是节约开支,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劳力。

从所冠店名可以看出,李达三对于新开张的乐声公司的定位,已经与父亲曾经经营的上海东华电料行大相径庭,不再以销售电器原材料和初级产品为主营业务,而是转行为一家小型的无线电和高保真音响兼营的零售门店。

20世纪50年代的香港,经济还没有起飞,大部分原住民还是以下海捕鱼为生,生活相对拮据。而无线电收音机则属于有钱人享受的奢侈品,价格高自然顾客就少,许多电器商怕销售乏力,大都不敢涉及。但是,李达三以他的睿智与眼光,从另一视角分析大势,他认为像他这样在大陆解放前后从上海及其他城市来港定居的移民正在增多,并逐渐改变着香港的人口结构。这其中有诸多受过良好教育者,以及不少名流精英和实业家,他们素质较高,接受新生事物快,深知收音机的功能、用途与作用。李达三凭借自己理性的判断作出决策,看好所经营的高科技产品的远期市场,人无我有方显经营者的前瞻性,只要坚持下去前景必定无限。他坚信能把“乐声”办成一个专营高端电器产品的企业。

1904年,第一只电子管在英国物理学家弗莱明的手下诞生,使收音机的电路和接收性能发生了革命性的进步和完善;特别是1930年前后,使用交流电源的收音机研制成功,电子管收音机在日常生活中,开始与识字不识字的人们密切接触。人们无需读报,通过收听电台广播,就可以获悉广泛而丰富的各类信息。据说当时美国任何一家电器商店前,都有一条长龙般购买收音机的队伍。1948年,第一只晶体管在美国贝尔实验室诞生。它被认为是现代历史上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可以与印刷术、汽车和电话等发明相提并论。1954年,世界上第一台晶体管收音机投入市场。晶体管收音机与电子管收音机相比较,具有耗电少、不需交流电源、体积小巧玲珑和携带方便等优点。此时,李达三虽然不敢说自己已经知道,从此人类开始步入飞速发展的电子时代,但他毫不怀疑自己的判断,无线电市场前景广阔,捷足先登肯定商机无限。

李达三还注意到,无线电收音机的销售量,与当地广播事业的发展关联密切。香港第一家广播电台诞生于1928年,一开始只有英语节目,每天只广播2小时,至1934年才有中文节目(粤语)播出。1938年,广播时间增至每日7小时。“二战”期间香港沦陷,日军利用其设备以“香岛放送周”名义进行广播,直至1945年投降时停播,重新由港英政府管制。当局于1951年解散了广播委员会,广播工作由港府新闻处接管。1953年,港英政府又决定香港电台脱离新闻处,划归新增设的广播处掌管,同时批准同意香港电台中文台每天播出17个小时,英文台播出9.5个小时。种种迹象表明,港英政府在逐渐放宽对电台播报时间的控制。这些利好消息,昭示着李达三当初的决策是正确的,继续经营收音机销售正当其时。

然而万事开头难。公司第一个月的营业额只有1.7万港元,扣除成本之后,还不够支付员工薪水、房租及其他必要支出,核算后亏本近三分之一。“乐声”不快乐啊!但李达三并不气馁,他咬牙挺住,同时想方设法拓宽销售渠道。

香港有个大名鼎鼎的英资集团——怡和洋行,是香港四大财团之一,人称“未有香港,先有怡和”。怡和洋行财大气粗,涉足诸多产业,但并不是每项产业都是无风险的。当时,洋行进口了一批德国产“德律风根”牌收音机,本想大赚一笔,不料却是购买者寥寥,积压在仓库里睡大觉。为使资金尽快流动起来,怡和洋行放出风声,愿意将该批收音机亏本大甩卖。李达三对信息有着独特的敏感,专程前往了解究竟:“德律风根”属世界级品牌,质量无可挑剔,是什么原因导致它卖不出去?这不应该呀!

德律风根(Telefunken)是德国西门子和通用电气公司合资的一家专门生产收音机的企业。1928年,德律风根为德国收音机设计的V-41高保真放大器,开创了世界录音历史的新篇章。1950年,V-72放大器诞生,很快和其他一些电台及录音设施一起流行开来,并最终为欧洲艺术家的声音录入做了完美的阐释。如此高保真的名牌收音机,为何竟会在香港滞销呢?在看到产品实物、经过仔细端详之后,李达三明白了问题出在哪里。“二战”以后,香港最突出的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之一,就是人满为患,房荒严重,居住条件非常恶劣。内地移民去香港的,大多只能入住木屋区做笼民,一家七口一张床的情况并不罕见。而这种德律风根收音机的设计款式,属座台式的音响组合,上面是电唱机,下面是收音机,整体相当占地方。在家居面积普遍紧张的香港,不要说一般民众,即便是有钱人家,买了以后放在何处还得动一番脑筋。这就是该款收音机乏人问津的症结所在:既非品质问题,亦非价格问题,其实就是体积过大、占地过多,纯粹是“不切实际”问题,即不符合大多数香港市民的房情。

办法总比困难多。明白了滞销原委所在,其他一切问题便迎刃而解。李达三回去后与公司里的师傅们一商量,决定重新设计改装符合香港民居实际的款式,并且说干就干。首先是改变德律风根收音唱片机的外部造型,使其由座台式变为座地式;其次是更换音质更佳的喇叭,位置调整至主机的两侧,使高低音响效果达到最佳。而那时的香港木工,劳务费用比较低廉,故改装成本并不是太高。这款新设计的座地式收音唱片机改装成功后,就摆放在乐声电器公司门口,滚动播放着欢快悠扬的音乐。其悦耳动听的音色,配以新颖独特的外形,每每让那些经过公司门前的路人驻足,吸引他们的眼球。

朝鲜战争从1950年打到1953年,参战双方终于在该年7月27日签署了《朝鲜半岛军事停战协定》。由于是停战协议而非和平协议,从理论上来讲,这场战争尚未真正结束。因此,美国军队分散驻扎在联合国军的参战各国营地。凑巧的是,有个常驻菲律宾的美军官员,一天偶尔来到香港九龙旺角,先是被那“乐声”传出来的天籁之音所吸引,循声而望,又被那精致的外观所吸引。山姆大叔财大气粗,当场拍板,掏钱购买了这款收音机带回菲律宾。当然,那里不存在住房狭小的问题,他看重的是这款收音机的设计与音色。此后他再度到港的时候,替那些美军官员及朋友代购,一个人定购了100台该款收音唱片机。

李达三大喜过望,紧急总动员,不分昼夜地加工改装,以确保按时交货。驻扎在菲律宾的美军使用该款收音机后感到十分满意,因为它解决了军中士兵生活单调乏味的问题;而怡和洋行更是喜出望外,没想到让人发愁的滞销商品能这么快就全部清仓,虽然亏本但却盘活了一大笔积压资金。也就是说,这是件三方得益,皆大欢喜的事情。可此时笑得最开心的,自然还是李达三,他以最少的投入获取了最大的效益。从经济学角度阐释,就是在风云变幻、变化莫测的市场博弈中,他以自己的智慧取得了百分之百的完胜,“乐声”从此响起!

六、代理“SHARP”

1957年,李达三做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选择——争取获得日本“SHARP”(夏普)电器在香港地区的独家代理权——这决定性地影响了他今后事业的发展。“SHARP”电器的制造商是日本早川电机工业株式会社。商社创始人早川德次(1893—1980),出身清贫,只上过两年小学,但是绝顶聪明,且有追求首创的执着理念,堪称工商奇才。早在1915年,他就发明了自动铅笔,产品定名为“Ever Sharp Pencil”(永远尖锐的铅笔),风靡全球,夏普电器的名称“SHARP”也正是源自这一产品。可1923年发生的关东大地震,毁灭了早川德次的家庭、亲人,以及他的工厂和大批熟练工人。瞬息之间,他变得一无所有,还欠下数万元订货款。但他毫不气馁,转战大阪,一切从零开始,致力于收音机的研究与生产。在当时的日本,这几乎还是无人问津的领域。早川以其过人的胆略,不惜孤注一掷投资生产。1925年,日本国产第一台收音机经他之手诞生了。同年,日本的广播电台也诞生开播,“SHARP”收音机自然成为赶时髦消费者的首选。

1937年,侵华战争促使收音机的需求量大幅度增加。太平洋战争期间,早川电机工业株式会社变成了日本陆军航空本部监督下的工厂,开始生产供军事使用的通信设备。而当日本天皇宣布投降之后,工厂也随之陷入空前的危机,负债高达465万日元。尽管如此,倔强的早川德次仍然是毫不气馁,迈步从头越,再度从事收音机的研发与制造,并且使企业完成了从金属制造业到电器制造业的转型。

战后的日本,经济衰退到了崩溃边缘,许多人急于在乱象中寻找生存出路。由于收音机的生产相对来说设备比较简单、要求不是太高,全国一下子冒出了各类大小不等的收音机生产企业,战前仅有两三家,此时竟多达80余家,致使产品供过于求,产品积压不可避免。而一些工厂为追逐利润最大化,不惜投机钻营,大量制造质量低劣的收音机零部件,出售给一些小厂商。这些小厂商用这些零部件组装成品,以低廉的价格促销。这样,各地市场包括香港,到处充斥着假冒伪劣的日本产收音机,由此也连累了以质取胜的“SHARP”收音机。

李达三是经营收音机买卖的,当然很清楚上述情况,因而一开始并不看好“SHARP”。他是听了一位台湾朋友的建议,再经过调查研究后才决定去申请总代理权的。

这位朋友在台湾东正堂无线电器行工作,该行已相继代理日本的“SONY”(索尼)、“SHARP”、“TOSHIBA”(东芝)等电器产品。在经营过程中,他认为“SHARP”锐意创新、质量过硬,为之代理必有盈利,便郑重地推荐给李达三作参考。

李达三做生意凡事谨慎处之,谋定而后动,从不“拍脑袋”行事。做代理,虽然利润较少,但是只赚不赔,颇合李达三心意。不过,此前他曾打算准备代理“SANYO”(三洋)无线电,因为不认同对方做生意的方式方法,说话不大客气,结果告吹了。这次,他全面检验“SHARP”收音机后,发现质量果然上乘;再通过各种渠道了解早川德次的为人,更对他的经营理念大感兴趣。

早川德次办企业历经磨难,屡仆屡起,并从中总结出企业“经营四原则”:

第一,诚信为本。这是早川经营事业赖以发达的基础。他的整个工厂以及设备、产品、原料等,在关东大地震中几乎荡然无存;银行里的存款也不到1万元,而欠下一家大阪文具公司的订货款却有好几万元。按理说,大地震属于不可抗力的自然灾害,可以设法延期偿还。但是早川恪守信用第一,答应了文具公司要求偿还的苛刻条件:交出全部银行存款;转让48项专利权,仅作价9000日元;自己到该公司担任技术主任并以此作为技术投资,指导他们生产自动铅笔。而在战后市场萧条、鱼龙混杂的20世纪50年代,早川依然坚持诚信为本,一丝不苟地按照标准生产收音机,以确保“SHARP”品牌的声誉。此种品德难能可贵。

第二,顾客至上。早川认为,顾客能使企业成功,也能使企业失败,所以抱定“顾客至上”的宗旨永远不会吃亏。为此,早川坚持制造最新最好的产品,以合适的价格满足顾客的需要。

第三,服务完善。早川非常重视为顾客提供完善的服务。他曾反复强调:“没有完善的服务,即使产品再精良,都不会有广大的消费者。这是企业成功的信条。”

第四,重用人才。这是早川及其“SHARP”电器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他一贯重视人才的培养,潜移默化,使人才很愿意为他所用。第二次创业时,大地震后硕果仅存的14名职工,甘愿少拿薪水,也始终追随前后。这是他人格魅力之所在。

李达三非常钦佩早川的“经营四原则”,感到这和“SANYO”(三洋)公司的做法完全不一样,却与自己的经营理念不谋而合。其中第三条“服务完善”的原则,应该是针对代理商而言的,自己完全有信心可以做得很好。于是他提笔给早川德次写信,正式提出申请,要求独家代理“SHARP”电器在香港地区的销售经营权。

李达三去日本面见早川德次的过程很有意思。

他从香港搭乘飞机到日本东京,再从东京坐火车到大阪。事先约好,让早川派人来接站,可是等到旅客全都走光了,也没见有人来同他接洽。这时只看见有一位老先生,在站前探头探脑地徘徊着。人生地不熟,万般无奈中他过去询问,不料正是早川派来接站的人。因为李达三太年轻了,与接站人想象中的老板应该是老气横秋的样子相去甚远,故迟疑不前,才出现上述的一幕,这也算是为李达三此行增加个前奏曲吧!

李达三与早川德次相见之时,又遇到了语言不通、交流不便的问题。李达三虽然不懂日语,但精通英语,以为早川德次是个大企业家,应该会熟谙英语。没想到早川是个地地道道、没迈出过国门的日本人,虽然用“Ever Sharp Pencil”来命名自己发明的自动铅笔,却是个既不懂英文,也不会说汉语的人。追溯历史,19世纪80年代,有位宁波人王治本,就是运用“笔谈”的方式在日本民间开展文化交流的。有记录的笔谈多达141次,后结集为《桼园笔话》17卷,在日本影响深远。此时两人的谈判,身边一时找不到翻译,只能面对现实,仿效古人,用一支笔、几张纸,开始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夏普经营代理权的谈判。幸亏日文片假名中仍然保留了不少汉字,你写一句我写一句,连猜带蒙也能大概了解对方的意思。靠这样“手谈”,居然把经营代理权这么重大的事项谈了下来,也算是创造奇迹了。

尽管双方的交流是艰难的,但谈判却在十分友好的气氛中顺利结束。当场敲定,由乐声无线电器行专责处理“SHARP”产品在香港的销售及售后服务。而且,早川德次表示将给李达三以百分之十的利润作回报。这对李达三来说是个意外的惊喜,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期。

而另外一份收获,就是这次会面让李达三对早川德次此君又有了新认识。早川德次在谈判中反复声明:“……只要自己认为有希望做成的事,便要坚定意志,勇往直前,即使撞得头破血流也不畏缩。眼光要放远,干劲要足,大胆投资,小心经营,这就是我一直秉持的原则。”李达三不但完全赞同他的观念,而且感到应该效仿,并予以付诸实践。

取得了“SHARP”在香港地区的总代理权,李达三就着手考虑如何推销产品、吸引顾客的问题。

首先要做的是正名,名不正则言不顺。他认为“SHARP”用来称呼自动铅笔很形象,但用作收音机的称呼,似乎有点不伦不类,更缺乏吸引顾客眼球的魅力。而“夏普”这个专用名词,要等到1970年才出现。那一年,早川德次宣布退休。他遵循“重用人才”的原则,没让独女和爱婿接掌事业,而是指定学徒出身的佐伯旭作为接班人,因为佐伯旭能吃苦耐劳,从不苟且马虎,又擅长经营。而佐伯旭就任社长当年,将早川电机工业株式会社改名为“夏普株式会社”,“夏普”的称谓自此才传遍全球。在1957年,那时的李达三自然不可能有这个先见之明。

正当李达三苦苦思索如何取个好名称的当口,他的一位同行朋友、中原电器行老板来访。当他将自己的烦恼诉诸友人时,朋友对李达三说:当初你把自己的无线电器行起名为“乐声”时,应该是取收音机能发出“欢乐的声音”之意。而这“欢乐的声音”是从收音机里发出来的,那么这收音机就是声音的宝贝了。你何不把“SHARP”收音机命名为“声宝”呢?李达三听后茅塞顿开,这确实是个好主意啊!“声宝”既点明了收音机的功能特征,又符合中国人的审美情趣。他当即连声道谢表示采纳,就用“声宝”定名了,并立即通报日本方面。早川德次对收音机取“声宝”之名大为赞赏,欣然同意;而为李达三牵线搭桥的台湾东正堂无线电器行友人,闻讯后也认为“声宝”这个名字取得很贴切。于是,以“声宝”为品牌,乐声无线电器行开始实质性启动运作“SHARP”收音机的推销。

自此,“SHARP”电器在香港一律称为“声宝”电器,“乐声”也成为香港的主要电器进口商之一。在李达三的精心营销下,第一批到港的半导体收音机很快就销售一空。“声宝”之名迅速走红,在香港的无线电市场占据越来越多的份额。

可惜,乐声无线电器行僻处九龙旺角,地段的劣势限制了李达三事业的发展。此时,在港岛中心地段的中环德辅道上,恰好有一幢“万宜大厦”拔地而起,大厦安装了香港商业圈内第一条自动扶手电梯,观光的人流蜂拥而至,租赁该楼商铺的商家生意大为走红。李达三也随着人流多次前往考察环境,结论是:花高价租万宜大厦的商铺,值得!只有大投入才能高产出,李达三所学的专业知识,在这里再一次得到了应用,事实证明他的决策是正确的。不多久,万宜大厦里的乐声无线电器行分号闪亮登场,随着欢快的“乐声”越来越响亮,“声宝”的名气也越来越远扬。

七、“声宝之夜”

进入20世纪60年代,李达三的经商之路喜逢三大利好消息!

自从香港有了第一家广播电台,港英政府就规定:凡个人置办的收音机一律要办理“无线电收音执照”(Broadcast Receiving License)。至1928年开播半年后,约发出124份执照。换句话说,香港那时民间大概就只有124台收音机。10年后,香港的广播电台开通了第二个发射频道,可以同时广播中文和英文节目。年份的递增和频道的增加,必然使收音机的保有量大幅递增,官方统计办理执照的数量达8000多份。与此同时,执照工本费也水涨船高,由4港元增至12港元。这个规定一直延续着,执照工本费也一直收取着,至1952年增加到20港元。为体现规定的严肃性,负责牌照颁发的邮政署还专门配备了电信追踪车执法,车顶上装有一个转动的圆环,在大街小巷里来回巡逻。车上的邮政督察每天的日常工作,就是去捉拿那些“无照”的广播爱好者,查获后押解回去归案检控。

购买收音机还要办理执照,毫无疑问会影响收音机的销售。即便如此,还是无法阻挡无线电发烧友的热情。据说,1965年当局共发出收音机执照13.5余万份,而实际香港收音机用户拥有量保守估计要超过60万。鉴于大多数香港居民都是守法公民,且私自拥有收音机者呈逐年增长势头,管不胜管、防不胜防,从避害趋利计,港英政府干脆在那一年取消了购置收音机须领取执照的规定。这等于给无线电经营销售商们解除了套在他们头上的紧箍咒。政策就是金钱,下面就看经营销售商们如何各显神通、拓展市场去赚钱了。对李达三来说,这绝对是个利好消息。

第二大利好消息,是世界电子科技革命日新月异,硕果累累。新科技成果晶体管,被广泛应用于半导体收音机的制造,使收音机的款式越来越小巧,价格也越来越低廉,其灵活性和可靠性也更加明显。因此,原先根本买不起电子管收音机的普通工薪阶层,现在也有条件购买价廉物美的半导体收音机,这就彻底改变了以前只能到凉茶铺,买一杯凉茶听有线电台(丽的呼声)广播的局面。收音机的价格便宜了,可以随身携带了,也不需要上牌照了;与此同时,收音机在紧急时期的资讯功能也得到充分发挥——1962年,超级台风“温黛”挟无比破坏力袭港,香港电台每隔15分钟报道一次最新风向动态,使市民们及时了解掌握台风变化信息,以将生命财产的损失降至最低程度。此外,香港电台新开播了立体声广播频道,更让年轻人欣喜与疯狂。那个年代,身穿喇叭裤、手提收录机,成为最时髦、最显摆的行头。可以想象,电台广播听众的激增,肯定也会促使收音机的需求量激增,李达三的乐声公司所代理的“声宝”电器产品,尽管价格大降,可利润仍然惊人,不尽财源滚滚而来。

第三大利好消息,是1967年11月17日香港电视广播有限公司(简称“无线”、TVB)正式开台启播,由此开启了香港“免费娱乐”的新时代。其实,香港的电视业务始于1957年5月29日,原广播电台“丽的呼声”捷足先登,转行改为“丽的”电视(RTV)并启播。这个英资持有的香港第一家电视台,每天播映6小时,节目单调,收费昂贵,只有具备相当经济实力的上流社会人士才有可能收看,且其节目水平远远低于西方电视同行。而电视机在当时更是一种高档奢侈品,只有在咖啡店、高级餐厅和大型商场等场所才能有幸看到它的身影。推介电视、调整节目、提高收视率成为港英政府的重要工作之一。有鉴于此,当局引入竞争机制,于1967年公开招标竞投无线电视广播经营权,从而“无线”(TVB)台应运而生。收看“无线”电视不仅免费,而且还是彩色的,播映时段长,又有邵氏影城的设施和众多艺员做后盾,节目办得丰富多彩,很快吸引了大批观众,从而把独家经营10年之久的“丽的”打得一败涂地。此局面正如人们后来所戏称的:“丽的不丽,无线无限。”自此,一个创造香港模式的大众电视文化呈现在社会面前,且方兴未艾。电视媒体开始渗入每个家庭,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当广大民众认为“不可一日无电视”的时候,电视机的热销也就不言而喻了。

李达三所代理的夏普公司“声宝”电器,最核心的产品,其实不是收音机而是电视机。日本战败后,早川德次目光如炬,在公司债台高筑、几乎破产的景况下,以卓越的超前意识和强烈的开拓精神,断定电视机生产有着巨大潜力,立即向政府申请电视机制造的项目。当时日本其他从事家电生产的企业,都对电视这一新生事物毫无兴趣,认为“电视在日本根本无前途可言”!有一位老板甚至讥笑早川的举措是“要往海里跳”,拒绝与其合作。早川则不管别人怎么说,坚毅地走自己看准的路,由此开始了“首创”的神话。1951年,日本国产第一台电视机样机经他之手面世。1953年,日本的NHK电视台首次播映电视节目,每天4小时。而早川的工厂里亦已经开始批量生产电视接收机,标有“SHARP”商标的电视机摆上了各大商店的柜台。1960年,早川又实现了彩色电视机的量产化,而日本NHK电视台也在同年开始放送彩色电视节目。早川德次的远见卓识,保证了“声宝”电视机始终能领先一步。以后他又经过缜密的市场需求分析,决定致力于适合家庭使用的14英寸电视机的生产。当李达三把它投放到香港市场时,果真是独领风骚,热销不止、供不应求。

而所有的这一切,在一定程度上正是拜“无线”电视逐渐普及所赐。后来,李达三的宁波同乡邵逸夫主宰了“无线”台,并出任董事局主席,他也投入了一些股份,并作为独立非执行董事,列名薪酬委员会成员。

除了生产电视机之外,早川德次又率领夏普公司开展电脑、半导体、超短波、微波炉等产品的研究,成就令世人惊叹。1962年,开始批量生产微波炉;1963年,批量生产太阳能电池及硅光电转换元件;1964年,在世界上首次研制成功并批量生产采用全晶体管、二极管的台式电子计算机“Compet”;1966年,研制成功采用集成电路(IC)的台式电子计算机,还推出日本第一台转盘式微波炉;1969年,研制成功了多相大规模集成电路(ELSI),并推出全多相大规模集成电路化电子算盘“Micro Compet”。◇“乐声”销售的电器产品

20世纪60年代,电子革命正处于突飞猛进时期。尽管夏普新推出的各类产品都属“首创”,但其他许多企业也同样各有所长,有的甚至还有超越。借助香港本土经济的腾飞,世界上不同类型、性能各异的家电品牌,在香港这个国际经贸中心缤纷亮相,一场商战不期而至。精明的商人面对弥漫着“硝烟的战场”,深知退则全线崩溃,只有激流勇进者才有资格在竞争中取得应有份额。

李达三深谙商场运作之道,及时制定应对之策。首要的是摸清家底,做到胸中有数。他要求部门绘制一份营销情况明细表,如各类代理产品的名称、数量、价格及销售情况,市场价格运行底线及可控区间范围,让利市场前后的利润空间比较等等,明了家底方能做出有理有利有节的决策。打商品价格战是一方面,与日本供应商谈进货价格又是一方面,所有举措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确保在市场竞争中“乐声”的大旗不倒。

做广告,是商品竞争中比较常见、普遍使用的一种促销手段。李达三构思的广告方式与众不同,他不按常理出牌,而是借助“无线”电视,在电视台推出专题娱乐节目《声宝之夜》。这一招,简直是广告至尊,无与争锋。“声宝”的大名因这个节目而家喻户晓,时至今日,港人想忘都忘不了。《声宝之夜》是香港电视荧屏上第一个开办的音乐选秀节目,始于1969年,每周5个晚上安排在黄金时段播放。节目由香港资深配音演员兼歌手谭炳文主持,台上装有“声”“宝”“之”“夜”四个大字组成的四盏水银灯,用来给参赛者打分,每灯一分,四分为满分。选手唱完歌之后,主持人与观众情绪激昂地一起大喊“一盏灯”、“两盏灯”、“三盏灯”,四灯齐亮便高喊“爆哂灯”。只有爆灯选手才可以当选该期台柱,并有资格接受下期选手的挑战。最后,通过年度比赛选出年度“声宝小姐”,其过程大体类似于现今中央电视台的选秀节目《星光大道》。《声宝之夜》是个任何家庭有兴趣就可以报名,通过初选即能上电视参加比赛的节目。在那个年代,能在荧屏上露个脸,被成千上万的人所记住,偶尔相逢会流露出艳羡的眼神,这种感觉实在是太让人陶醉了。尤其是那些参赛选手,眼见着因自己的良好表现,使一盏一盏水银灯亮起来,那种期盼的紧张的心情,非语言所能表达与形容。也因为此,“爆灯”一词,成了当时港岛最时髦的流行语。◇声宝之夜入场券

10余年节目做下来,有多少普通民众被邀请参与其中,而被邀请参与者又联系着多少亲朋好友?不难想象这是一拨不可小觑的消费群体,如果他们有计划准备购买收音机或电视机,怎能不把“声宝”作为首选?这个风靡全港的节目创意,出自于某个广告公司之手。李达三从善如流,不但采纳其主体构思,还一起参与具体策划,其终极目标是:这套节目不鸣则已,一鸣叫人过目难忘,从而达到节目所需营造的预期广告效应。事实胜于雄辩,《声宝之夜》开办后,“声宝”电器的经济效益令人惊叹不已!

1969年第一次评选《声宝之夜》的大奖,李达三特意邀请早川德次莅临香港,亲自颁奖。这位商界巨擘一口答应、欣然来港。据李达三回忆,早川德次是搭乘出租车来到会场的,因为头天报纸上就大肆宣扬此事,并刊登了他的头像,所以全港瞩目。结果出租车司机认出了他,大献殷勤。颁奖仪式上,场面更是激动人心,给他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早川德次与李达三非常友好,他的继承人佐伯旭担任社长后,也把这份友谊继承了下来,与李达三甚至有了通家之好。佐伯旭社长喜爱打高尔夫球,每年都来香港,经常与李达三一起打球。20世纪70年代李达三的长子李立峰结婚时,佐伯旭偕夫人亲临祝贺,给了李家极大的面子。须知,那时佐伯旭已是闻名全球的企业家,有多少商界名流想见他一面都难上加难。《声宝之夜》这个舞台,圆了不少年轻人的歌星梦,使他(她)们一炮走红。反过来,他(她)们也在无形中,自觉不自觉地为“声宝”做了免费广告。◇李达三与佐伯旭(中)在一起

1969年的大奖得主叶丽仪,迅即被聘为唱片公司及电视台的歌手。1974年前往伦敦签约EMI,成为该公司国际性合约的首位亚洲歌星,从此开启了她的演艺生涯。1980年,凭借电视剧《上海滩》的主题曲在香港再鸣惊人,其雄浑圆润的歌喉,红透半边天,被誉为“亚洲女歌王”及“亚洲巴巴拉史翠珊”。她天生一副令人羡慕的好歌喉,让世界各地数以万计的歌迷为之倾倒。“华丽天后”方伊琪,11岁参加《声宝之夜》歌唱比赛,四盏灯亮了三盏,从此受到娱乐界的关注。17岁的她灌录首张唱片《时光消逝》,并成为无线电视的签约歌星。她的歌声与邓丽君的温柔婉若相仿,代表作有《沙鸥》《绿水伴青山》《归航》等,均曾入选流行歌曲榜。同时她也活跃在银幕荧屏上,是一位出色的三栖明星。

蔡丽贞是比方伊琪更年幼的天才童星。1972年参加《声宝之夜》歌唱比赛,成为年龄最小的冠军得主。同年,她主唱TVB电视剧主题曲《春晖》,此后曾灌录唱片《春晖》《万事如意》《大乡里出城》以及儿歌大碟《青蛙仔学跳水》,亦曾担任TVB儿童节目《齐齐玩》主持人,并参与多部电视剧的演出。

有一个名叫方俊的帅小伙,1971年在《声宝之夜》唱歌,竟然两次获得最高荣誉——爆灯。一首是《好久没到这方来》,另一首是《明日天涯》。名声由此大噪,奠定了日后成为职业歌手与名主持人的基础。

媒体在介绍这些万众瞩目的明星时,无一不提是《声宝之夜》使他(她)们脱颖而出。而谈到张国荣与陈百强时,也必定会说,他们曾参加过《声宝之夜》却无功而返。这些明星的粉丝们因此而多买了不少“声宝”电器。

乐声公司除了创办《声宝之夜》节目外,还长期赞助其他多套电视栏目或电影制作。李达三对做广告的考量很务实:平面媒体的广告辐射力无与比拟,它对社会的影响无所不在,你要想独善其身、置之局外、不被波及都难。与其如此,不如充分运用好这个平台,花些钱而能提高公司的知名度,何乐而不为呢!

八、转战南洋

“天道酬勤”这四个字,用在李达三身上是再合适不过了。他在港岛力促“声宝”电器产品销售的同时,又放眼长远谋划到星岛等地区开拓市场,这不仅仅是为了赚钱,更重要的是想通过“声宝”电器的漂洋过海,让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千家万户熟悉他所创办的“乐声”公司,为日后向新领域拓展奠定基础。

李达三是个商人,在商言商不足为怪。但他通常给人们留下的印象,不是欺骗、狡诈与唯利是图,而是谨慎、认真和儒雅稳健,有时甚至还略带保守。也许,这是因为他平时爱读《三国演义》,喜欢诸葛亮这个人物,受了“诸葛一生唯谨慎”的影响。但是,正如诸葛亮偶尔也会使用“空城计”一样,李达三的某些决策,在旁人看来似乎有些难以理解,而一切尽在他的掌控之中。

当时,新加坡的两大政党——人民行动党与共产党合作,领导人民争取主权自治,抵抗英国的殖民主义统治。1959年,通过斗争最后终于取得了独立。当年5月举行第一次大选,人民行动党获得立法会51席中的43席,李光耀成为首任总理。由于缺乏对新政府和新任领导人的了解和信任,不少外国资本准备撤出,而一些有钱人纷纷抽资离开新加坡,这给依靠转口贸易的新加坡经济以毁灭性的打击,一时失业率高达15%以上。欧美舆论普遍认为,新加坡经济复苏尚需时日,国家前景一片暗淡。

然而,就在新加坡钱财和人才蜂拥外流的时候,李达三却逆流而动,决定到这座狮城去做“声宝”电器代理生意。

对于这个决定,李达三后来颇为自豪。他曾说:“我有两件事情,看起来是不可能做到的,最后都被我做好了。一件是1955年用1万美元本钱投资开店;另一件是1959年飞到新加坡做‘声宝’代理。”

李达三准备拓展新加坡市场,决非一时冲动、心血来潮,之前是精心做过比较分析的:香港和新加坡,两城历史相似,都是英属殖民地;语言相同,都使用英语;地域相近,都在东南亚。更重要的是,两城同为岛城,只是新加坡比香港面积更小一点,人口也将近少一半,但其地理位置却比香港更胜一筹,更具战略意义;香港和新加坡都属华人社会,华人在香港约占95%,在新加坡约占76.9%,民风民俗基本类同;两地的自然资源都极度贫乏,依赖于港口和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香港人有更强的闯世界能力,新加坡人则能吃苦和承受压力。

应该说,这是在仔细比对研究香港与新加坡这两座城市之后得出的结论。因为有如此众多的相似之处,在情感的沟通上更加有利和便捷,更何况正值新加坡经济发展的非常时期,此时进军南洋必定“钱途”无限。

李达三相信,自己在香港做得好的事,在新加坡也一定能做好!传统上香港的市场主要面向中国内地,但现在内地遭到经济封锁,新加坡的市场更要争夺。李达三还相信,新加坡处在国际航道上的优越地理条件不可能改变,作为自由商港和东南亚地区贸易中心的位置也不可能改变。新加坡独立自治后的困难在所难免,但这只是建国初期的暂时阵痛,外国舆论的危言耸听不足为凭——日后的历史证明了李达三的判断是正确的。

按行规,要做“声宝”电器在新加坡的代理人,李达三必须取得授权,所以还得去趟日本大阪与“SHARP”洽谈。接待他的又是那位老先生。一回生,二回熟,老先生问清楚了李达三的来意,很客气地请他稍等片刻,自己即去汇报请示。十来分钟后他转告李达三,同意申请,也不必谈判了,条件一切照旧。

可是说实话,李达三对于新加坡的认识,还只停留在理论上。他从未到过新加坡,熟人一个没有,两眼一抹黑,怎么去创业?多亏了一个朋友,他人在港岛,家在星岛,自告奋勇拍电报过去,叫家人拿着李达三的照片去接机,并替他安排好住宿及介绍商情等相关事宜。

行前,李达三是做了功课的,对当地的电器市场已有大概的了解。飞抵新加坡后,入住旅馆放下行李,他就立马按准备好的资料登门拜访相关商店的老板。他毛遂自荐,亮出“声宝”代理人的身份,以极其内行的口吻介绍产品的性能、价格、利润等等。一切正如预料的那样,商机并不会因为有钱人的外流而丧失,三五天下来,李达三就拿到了一沓订单。

旗开得胜,李达三返回香港,马上发货。随即派遣内弟作为常驻新加坡代表,并在一幢二层楼房内开了一间office,前间办公,后间住宿,门口挂上招牌,同时招聘推销员。“乐声新加坡有限公司”就此开张了,时间在1959年的岁末。第二年,公司即初具规模。到鼎盛期,员工多达200多名,其中包括售后服务人员,工作要求和香港总公司一样:只要有顾客打来电话,立即前往排查处理问题,目标是当天事情当天解决。晚上也安排人值班,随时准备为客户服务。

1962年9月,新加坡举行全民公投,决定是否与马来西亚、沙劳越、北婆罗州和文莱合并。结果,三分之二的人投票支持合并。密切关注着局势发展的李达三,闻讯马上飞到新加坡,着手把销售网络扩大到马来西亚。◇乐声新加坡有限公司顾客服务信息记录中心

新加坡的面积有618平方公里,人口近400万,市场比较成熟;马来西亚的面积为33万平方公里,人口约1500多万,但市场很不成熟。为了拿下这块从未涉足过的巨大市场,李达三不敢掉以轻心,亲自奔波于马来西亚各地,以其一贯的认真态度做调查研究,诸如有多少个商店、都卖什么东西、物色多少家代理商合适、怎样布局最合理、销售定位及目标是什么等,一件件一桩桩都亲力亲为,希望在最短的时间内以最佳配置模式,尽快打开并占领马来西亚市场。

不久,乐声公司吉隆坡办事处成立。稍后,位于槟榔屿、怡保市、柔佛巴鲁、关丹县、马六甲的分公司也相继开设。李达三曾说到过当时的心情:“我感觉我这人运气蛮好的。公司开出来,带着一批人就去做了,没有碰壁。人家相信我,不怀疑我。日本方面也非常支持。”

然而,新马地区的合并十分短暂。马来西亚所以与新加坡合而又分,关键在于种族问题。马来人在马来西亚占大多数,所以享有特权,主宰了马来西亚的政治生态,而处于人口少数的华人则主宰着经济命脉。新加坡刚好相反,是华人占多数,主宰了政治生态。两国合并后,华人势力大涨,马来人就担心华人会在经济之外再来主宰马来西亚的政治,猜忌过多终于导致合而又分。

1965年8月,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联邦,宣布独立,并于9月和10月分别成为联合国及英联邦的会员国。独立后,新加坡为摆脱单一转口贸易的困境,努力实现工业化,政府颁布了《新兴工业法》《工业扩充法》《经济扩充奖励法》等法令,鼓励商业资本转向工业部门,大力吸引外资和引进先进技术,并出台了鼓励投资的优惠政策。主要有:

一、对先进企业实行免税;对原有企业进行扩展规模时可以免税;对用于购置设备的借款可以免税;对技术使用费、手续费、开发分担金实行免税;对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引进自动化、计算机设备等,其折旧费可以增加。

二、对进口的原材料不征收进口税;征收进口税的原材料,经加工后再出口,可退还进口税。

三、准许并欢迎全部外资股权;外资与本国企业一视同仁。

四、允许外资企业将所获利润自由汇出国外;但鼓励在国内再投资;货币完全自由兑换。

这些政策法令,为李达三创造了调整经营战略的机遇。

众所周知,做代理的利润,仅只有产品利润的百分之十几,甚至于更低。现在,新加坡政府一方面不欢迎产品进口,通过加税予以调节;另一方面,欢迎外资到新加坡办企业,制造的产品既可内销,又能出口,还可以享受免税等各种优惠政策。一来一回,两者之间的利润空间不言自明。

在充分论证、权衡利弊之后,深思熟虑的李达三迈出了“乐声”发展史上至关重要的一步,决定创办“乐声电器(星)有限公司”(Roxy Electric Industries Pte. Ltd),利用日本夏普公司提供的零部件,组装生产当时非常畅销的“声宝”牌黑白电视机。

这个时机李达三选择得再好不过了。新加坡急于工业化,不但给予上述的优惠政策,而且无偿地提供建设厂房的地皮。而精明透顶的日本人,也觉得这样做最划算。因为,如果仍然提供整机给李达三销售,就必须缴纳提高了的进口税;如果是提供原材料的零部件,几乎无需缴纳进口税,即使交了税,制造成产品出口后仍可退税返还,何况新加坡的人工成本远远低于日本。所以日本方面大方地表示,愿意帮助工厂培训技术人员,还可以特价供应零部件。李达三是个厚道人,觉得已经享受了新加坡政府的优惠政策,就不好意思再让日本方面损失利润,供应的零部件按原价计算好了。这让早川德次很惊讶,做生意还有不要便宜的?这样的生意人好像没有碰到过。李达三后来说,这样一来,大家感觉到双方合作特别愉快,大家就成了好朋友。

1966年某日的下午,新加坡裕廊工业区锣鼓喧天,鞭炮齐鸣。李达三喜笑颜开,陪着政府官员和商界贵宾,为他的第一家工厂——“乐声新加坡电器厂”落成开工共同剪彩。

事实是,就在这天上午,李达三同时也拿到了马来西亚政府颁发的同意生产黑白电视机的执照。

马来西亚的经济,原先以农业为主,依赖初级产品出口;到了20世纪60年代,与新加坡一样,马来西亚政府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利用外国投资,大力推行出口导向型经济。为了吸引外资,政府注意用法律形式保护外资合法权益;并规定了减免税收的年限和税率等,鼓励外资流入。李达三在马来西亚代理“声宝”电器,生意做得风生水起,当然被政府列入优先争取的外资对象。而李达三也有心参照“乐声新加坡电器厂”的模式,在马来西亚再建一个工厂。双方你情我愿,很快达成投资意向。

尽管马来西亚政府千方百计引进外资,但对于华人的戒心却丝毫未减,明文规定:华人来投资,必须有当地马来人参股。李达三既然一心一意去办厂,当然一切按照政府的规定去运作,找到了一位本地合伙人,谈判也比较顺利,政府很快就批准了。但是说来凑巧,马来西亚颁发营业执照的时间,恰好是新加坡工厂落成剪彩的同一天上午,并且按照规定,法人李达三必须到场。这道两难题如何解?李达三权衡再三,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花高价包租一架私人飞机,一早飞往马来西亚,按照政府的要求办好相关手续后,当即原机飞回新加坡,及时赶上主持工厂落成仪式。在那时,不要说包租飞机,就是乘坐民航客机,也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李达三为了恪守诺言,不惜花巨资包机来往于新、马两国之间,一时成为两地佳话。马来西亚政府很欣赏他的魄力,后来到香港去招商引资时,就以李氏为样板向港人展示。李达三的为人处世风格,从中即可窥见一斑。◇李达三(左三)陪同佐伯旭等人视察装配车间◇李达三(右一)在马来西亚销售门店前

1968年,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的卫星镇八打灵再也,李达三在东南亚的第二家企业——“乐声马来西亚有限公司”落成。工厂在日本夏普公司的技术支持下,生产“声宝”牌电视机和冰箱。产品除了供出口外,也依托槟榔屿、怡保市、柔佛巴鲁、关丹、马六甲的各分公司在当地进行推销。分公司作为独立的销售单位,负责保障快捷的售后服务。

后来,在香港做得颇有声色的“声宝之夜”节目也来助威,搬上了新加坡的电视荧屏。不过,这里的人们对唱歌比赛不如香港人有兴趣,从迎合民众口味和吸引观众眼球出发,“声宝之夜”入乡随俗改为综艺类节目,同样达到不错的收视和广告效应。这套节目前后连续播出整整3年,使“乐声”两字在东南亚国家的知名度与日俱增,从而牢固树立起在消费者群体中的品牌形象。

九、多元经营

在李达三转战南洋、事业如日中天期间,中国内地及香港发生了许多大事。

1966年8月,中国内地开始了一场先自意识形态、后造成社会动乱的“文化大革命”。香港当时虽由港英政府管治,但亦不可能不有所波及。1967年5月,位于九龙的新浦岗塑料花厂发生劳资纠纷,随即工潮陡起。防暴警察到场戒备,发生冲突,多名工人受伤或被捕。随后,港九各界同胞反对港英迫害斗争委员会宣告成立。“反英抗暴”的斗争持续数月,直至年末,后由周恩来亲自出面做工作才告平息。这就是所谓的“六七暴动”。

据统计,其间至少有51人死亡,800多人受伤,经济损失也非常严重。因为谣传解放军要越过深圳河驱逐英国势力解放香港,一时人心惶惶,掀起战后第一波移民潮。大批外籍人士、富裕人家设法抛售股票及物业准备离开香港,造成大规模财富转移,引发了股灾暴市,香港证券交易所曾两次宣布停市,累计共10天;恒生指数也创出了历史最低纪录的58.61点,那天的跌幅达43.39%。香港的地价也因此而急剧下泻,一落千丈。许多楼盘、物业有价无市、乏人问津。新落成的住宅楼宇单位,从1966年的30472个直线下降,到1969年跌至7618个,仅及高峰时期的四分之一。

这时,李达三刚好忙完新马地区两家工厂的建成投产,回过头来发现香港地价在持续下跌,便断定现在香港的局势,与1959年的新加坡极其相似,危机中蕴藏着天赐良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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