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欧·亨利(O.Henry)
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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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亨利短篇小说集(一力文库)试读：
麦琪的礼物
一美元八十七美分，一共就这么多，其中还有六毛是一分一分的硬币。这些钱，都是德拉厚着脸皮，从杂货店老板、菜贩子还有肉店老板那儿软磨硬泡，一个子儿一个子儿硬抠下来的。她自己也知道，这样斤斤计较，人家嘴上不说，但免不了背地里笑话，以至于有时自己脸上也暗暗发烧。德拉反复数了三遍，数来数去还是一美元八十七美分，而明天，就是圣诞节了。
除了扑倒在家里那张破旧的小床上号啕大哭一场之外，还有什么办法呢？
德拉也只得如此，这不由得让人感慨万千：生活不过是哭泣、抽噎和微笑三者而已，其中抽噎的时刻占据了生活的一大部分。
这位家庭主妇的悲伤正从第一阶段缓缓步入第二阶段，还是让我们先来看看这个家吧。一套带家具出租的公寓，每周房租八美元。尽管没有破烂到难以用言语形容的地步，可和贫民窟真是毫无二致。
楼下的过道里有个信箱，可从来没有信件被投递进去；还有一个电铃按钮，也从没有谁能按响电铃。此外，旁边还有一张名片，上写着“詹姆斯·迪林厄姆·杨先生”。“迪林厄姆”这几个字是名片主人当年春风得意之际，一时心血来潮加上去的，那时他每周能挣三十美元。现在，他每周的收入缩减到二十美元，“迪林厄姆”这个名字的几个字母也显得模糊起来，似乎它们正在认真考虑，是否应该缩写成谦逊而又低调的字母D。不过，每当詹姆斯·迪林厄姆·杨先生回到家，走进自己楼上的房间时，詹姆斯·迪林厄姆·杨太太——刚刚提到的德拉，总是亲切地叫他“吉姆”，还送上一个热烈的拥抱。这一切，自然非常美好。
德拉痛哭之后，往脸上抹了点儿粉。她站在窗前，呆呆地望着灰蒙蒙的后院，一只毛色灰白的猫正在灰白色的篱笆上漫步。明天就是圣诞节了，而她，给吉姆买礼物的钱只有那一美元八十七美分。这几个月以来，她尽了最大的努力节省每一分钱，积攒下来，最终也只有这么多。一周二十美元的收入实在不经花，支出总是比她计划的多，周周如此。给吉姆买礼物的钱只有一美元八十七美分，她的吉姆啊！她曾花了多少幸福的时光，筹划着要送他一件像样的礼物，一件精致、珍奇、贵重的礼物，至少应该能差不多配得上吉姆才成啊。
房间的两扇窗子之间有一面镜子——也许你见过每周房租八美元的公寓里的那种镜子。一个非常瘦小灵巧的人，通过观察自己一连串的纵向影像，可能会对自己的容貌得到一个大致准确的概念。德拉身材苗条，早已精通了这门艺术。
突然，她旋风般地从窗口转过身，站到了镜子前面，双眸晶莹闪亮。但不到二十秒钟，她的脸上就黯然失色了。她飞快地拆开头发，让它完全披散开来。
现在，詹姆斯·迪林厄姆·杨夫妇俩各有一件引以为自豪的宝贝。一件是吉姆的金表，是他祖父传给父亲，父亲又传给他的；另一件就是德拉的一头秀发。即使天井对面的公寓里住着希巴女王，德拉只要哪天把头发披散下来，伸到窗外晾干，就足以使女王的珍宝贡品黯然失色；即使所罗门王在地下室里堆满了金银珠宝，国王又亲自充当守门人，只要吉姆从门前路过，掏出他的金表，就足以让所罗门王嫉妒得吹胡子瞪眼睛。
此时此刻，德拉那一头美丽的秀发披散在她的周围，微波起伏，光芒闪耀，恰似一道棕色的瀑布。她的长发垂及膝下，又仿佛是一件华衣加身。接着，她又神经质地飞快梳理好头发。有那么一会儿，她恍惚踌躇，一动不动地站着，任一两颗眼泪滴落在破旧的红地毯上。
她穿上那件破旧的棕色外衣，戴上破旧的棕色帽子，裙摆飘扬地走出房门，下楼来到街上，眼睛里晶莹的泪花还在闪烁。
她在一家店前停了下来，只见招牌上写着“索弗罗妮夫人——专营各式头发制品”。德拉一口气冲上楼梯，累得气喘吁吁，接着定了定神。那位夫人身材庞大，面色苍白，冷若冰霜，同“索弗罗妮”的雅号一点儿都不匹配。“你愿意买我的头发吗？”德拉问。“我买头发，”夫人说，“把帽子摘下来，让我看看你头发的成色。”
棕色的长发如瀑布般倾泻了下来。“二十美元。”夫人一边用手老练地抓起头发，一边说。“快点儿把钱给我。”德拉说。
啊！接下来的两个小时犹如插上了玫瑰色的翅膀，愉快地一掠而过。别管我这个词不达意的比喻了，反正德拉正在一家家店铺里四处搜寻，为吉姆挑选礼物。
终于找到了！毫无疑问，那就是为吉姆量身打造的。她找遍了每一家商铺，哪儿也没有这么合适的东西了。那是一条白金表链，款式简洁大方。它质地上乘，品质优良，单凭这点就足以彰显非凡价值，而无需庸俗花哨的装饰——一切好东西都是如此。而且它刚好配那只金表。她一看见这条表链，就知道它非吉姆莫属。这条表链就像吉姆本人，稳重沉静，而且身价非凡——这样的形容对两者都恰如其分。买表链花了她二十一美元，揣着仅剩的八十七美分，她匆匆忙忙地赶回家。配上这条链子，无论在任何场合，吉姆都可以大大方方地看时间了。原来，虽然这只表华丽珍贵，但因为用的是旧皮带凑合充当的表链，吉姆只敢偶尔偷偷瞥上一眼。
回家之后，德拉的狂喜渐渐消退下去，变得审慎而理智起来。她找出烫发铁钳，点燃煤气，开始动手修补因为爱情和慷慨所造成的损坏。亲爱的朋友们，这永远都是一件极其艰巨的任务，而且是相当了不起的任务啊。
不到四十分钟，她的头上密密麻麻地布满了细小的卷发，紧贴着头皮，使她看起来活像一个逃学的小男孩。她盯着镜子里的自己，左看右看，挑剔地照了又照。“吉姆要是看我一眼，不把我宰掉才怪呢，”她自言自语，“他肯定会说我像个科尼岛上歌剧合唱队里的卖唱姑娘。但我又有什么办法呢……唉，只有一美元八十七美分，能买什么呢？”
七点钟，她煮好了咖啡，煎锅也放在了炉子上加热，随时准备煎牛排。
吉姆一向准时回家。德拉手心里攥着对折好的白金表链，坐在离他必经之门最近的桌子角上。然后，她听见下面楼梯远远地传来了他上楼的脚步声，顿时紧张得面色苍白。她有个习惯，就是经常为了日常生活中最微不足道的琐事默默祈祷。此刻，她轻声祷告：“上帝保佑，让他觉得我还和往常一样漂亮吧。”
门开了，吉姆走进来，随手又把门关上。他显得瘦削，神情严肃。可怜的人儿，他才二十二岁，就肩负起了家庭的重担！他需要一件新大衣，而且连手套也没有呢。
吉姆进屋后就站在门口，一动不动，好像猎犬嗅到了鹌鹑的气味。他的双眼紧紧盯在德拉身上，流露出她琢磨不透的神情，让她感到恐惧。既不是愤怒，也不是惊讶，既不是反对，也不是厌恶，总之完全不是她所能预料的任何一种神情。他仅仅是目不转睛地死死盯住德拉，神情诡异。
德拉扭身从桌上跳了下来，向他走去。“吉姆！亲爱的，”她喊道，“别这样盯着我。我把头发剪掉卖了，因为不给你买件礼物，我根本没法过圣诞节。头发会再长起来的——你不会介意吧，是吗？我只能如此，没有别的办法。我的头发长得快极了。说‘圣诞快乐’吧！吉姆，让我们高高兴兴的。你肯定猜不到我给你买了一件多么好的——多么美丽精致的礼物！”“你已经把头发剪掉了？”吉姆吃力地问道，似乎绞尽脑汁也没弄明白这显而易见的事实。“剪掉卖了，”德拉说，“没了头发你还是会一样喜欢我，对吗？现在我还是我嘛，是不是？”
吉姆神情古怪地四下望望这个房间。“你是说你的头发已经没有了吗？”他傻乎乎地问。“你不用找啦，”德拉说，“我都告诉你了，头发已经卖了——卖掉了，没有啦。这是圣诞平安夜，亲爱的，你要好好对我，为了你，我才卖的。也许我的头发能数得清楚，”突然，她的语气变得格外温柔，“可是，我对你的恩爱没人能数得清。我把牛排煎上好吗，吉姆？”
吉姆好像一下从恍惚中清醒过来，一把就把德拉紧紧地抱在了怀里。现在，别着急，让我们先花十秒钟从另一角度谨慎地考虑一下某个与他俩并不相关的问题。每周八美元和一年一百万美元的房租，有什么差别呢？数学家和智者都会给你错误的答案。圣贤带来了宝贵的礼物，但这件东西却不在其中。这句晦涩难懂的话，看过下文自会明白。
吉姆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包，放在了桌上。“千万别误会，德尔，”他说道，“无论是剪发也好，修发也罢，都没有关系，都不会降低一丝我对你的感情。不过，只要你打开那包东西，你就会明白我刚才为什么有那样的表情。”
德拉的纤纤素手灵巧地解开了包装带，打开包装纸。顿时传来一声欣喜若狂的尖叫，紧接着，哎！又突然变成了女性神经质的泪水和哭泣。这间公寓的男主人只得使尽浑身解数，千方百计地劝慰他的妻子。
原来，摆在桌上的是梳子——一整套梳子，包括梳两鬓用的，梳后面用的，样样俱全。那正是德拉很久以前在百老汇一个橱窗里见过后，艳羡不已且渴望拥有的。美丽的发梳，纯玳瑁制成，边上镶嵌着珠宝——颜色正好同她失去的美发相匹配。她知道，这套梳子价格昂贵，所以对此，她仅仅是羡慕、渴望而已，从未想到能真正拥有。而现在，这一切居然属于她了。可惜，能与这梦寐以求的装饰品相得益彰的美丽长发已经无影无踪了。
不过，她依然把发梳紧紧贴在胸前，过了好一会儿，才抬起泪水迷蒙的双眼，微笑着说：“吉姆，我的头发很快就能长出来！”
随后，德拉像只被烫着的小猫一样跳了起来，叫道：“哦！对了！”
吉姆还没有瞧见他的美丽礼物呢。她迫不及待地摊开手掌，把礼物递到他面前，那没有知觉的贵重金属闪亮着，好像是她的欢快与热忱在闪动。“漂亮吗，吉姆？我搜遍了全城才找到了它。现在，你一天看一百次时间都可以了。把表给我，我要看看它配上表链有多漂亮。”
吉姆没有照德拉说的做，反而倒在了小床上，两手枕在脑后，微笑着。“德尔，”他说，“让我们把圣诞礼物暂且保存，收起来吧。它们实在太好了，目前还用不着。为了给你买梳子，我把金表卖了。现在，你去煎牛排吧。”
正如诸位所知，三圣贤都是智者，是聪明绝顶的人，他们带来礼物，送给出生在马槽里的耶稣。他们发明出互赠圣诞礼物的习俗。由于他们智慧过人，毫无疑问，他们的礼物也是聪明的礼物，如果碰上互赠的东西完全一样，可能还有调换的权利。而我在这里笨拙地给大家讲了住在公寓里的两个傻孩子平淡无奇的故事，他们极不明智地为了对方献出了自己最最宝贵的东西。不过，最后让我对当今的聪明人说一句话，在一切馈赠礼物的人当中，他们两个是最聪明的；在一切馈赠又接受礼物的人当中，像他们两个这样的人才是最聪明的。无论在任何地方，他们都是最聪明的。
他们就是圣贤。
人外有人
我和杰夫·彼得斯坐在普罗文萨诺餐厅的一个角落里。一边吃着意大利面，彼得斯一边向我讲解三种不同类型的骗局。
每年冬天，杰夫总要到纽约来吃意大利面，顺便裹着厚厚的灰狐皮大衣看伊斯特河装卸货物，把一批在芝加哥订做的衣服囤积在富尔顿大街的一家店里。其余三个季节里，他的活动范围都在纽约以西，在斯律坎和坦帕之间。他颇有些职业荣誉感，一本正经地用一套独特的伦理哲学为他从事的行业辩解。其实，他的行业并无新意可言，他本人就是一个分文没有的无限公司，专门收集他那些不安分守己又愚昧轻率的同胞们的钞票。
杰夫每年都到纽约这个高楼大厦林立的蛮荒之地来消磨他寂寞的假期；每到这时候，就像小男孩儿喜欢在日落时分到树林吹口哨一样，他也喜欢吹嘘他的种种业绩。因此，我在日历上标出他要来纽约的日子，并事先和普罗文萨诺餐厅打好招呼，让他们在漂亮的橡胶树盆景旁的角落里，给我们留一张还有酒迹的桌子，桌子旁的墙上有幅不知名的宫廷画。“世上有两种骗局，法律应予以取缔，一种是华尔街的投机，另一种是入室盗窃。”杰夫说。“取缔其中一项，几乎人人都会同意。”我笑着说。“嗯，盗窃也应当取缔。”杰夫说，听他这么说，我觉得刚才不该笑。“大约在三个月前，”杰夫说，“我有幸结识两个人，他们分别是刚才提到的两类非法活动的代表人物。一个是入室盗窃者联盟的会员，另一个是金融界的约翰·D．拿破仑。”“那倒真是巧了，”我打了个呵欠，说道，“我有没有告诉过你，上星期在拉马波斯河岸，我一枪打到了一只鸭子和一只地松鼠？”我非常清楚怎么让杰夫说得更来劲儿。“让我先和你说说这些害人的家伙是怎么用恶毒的心玷污了公正的泉水，妨碍了社会生活的正常运转。”杰夫说着，眼中闪烁着揭发别人罪恶的人的那种纯洁目光。“我刚才说过，三个月前我交友不慎。人生在世，只有在两种情况下才会发生这样的事：一种是一文不名的时候，另一种就是腰缠万贯的时候。“最合法的买卖也难免遇到倒霉的时候。我在阿肯色州的一个岔路口拐错了弯，闯进了彼文镇。去年春天前后，我好像到过彼文镇做生意，把当地人害得不浅。我在那儿推销了六百元的果树苗，其中有李子树、樱桃树、桃树和梨树。彼文镇的人眼巴巴地盯着大路上过往的行人，就等我再从那里经过。我驾着马车，沿着大路一直驶到水晶宫药房，才发现我和我的那匹白马‘比尔’已经落进了埋伏圈。“彼文镇的人出乎意料地抓住了我和比尔，开始跟我谈并非和果树完全无关的话题。领头的一伙人把马车上的挽绳穿在我马甲的袖孔里，拖着我去看他们的果园。“他们的果树并没有按照标签上写明的规格生长，大多都长成了柿子树和山茱萸，间或有一两丛黑皮橡树和白杨。唯一一株貌似结了果的是一棵茁壮的小白杨，上面挂着一个黄蜂窝和半件女人的破背心。“彼文镇的人就这样带着我们到处巡视，树不结果就归罪于我。他们抢走了我的手表和钞票，又扣下比尔和马车作为抵押。他们说，只要一株山茱萸六月结出一颗大桃子，我就可以领回我的物品。然后，他们抽出挽绳，指着落基山脉的方向叫我滚蛋。我便像刘易斯和克拉克)那样，直奔那片河流湍急、森林茂密的地区而去。“等我神志清醒过来之后，我发现自己已经沿着圣菲铁路走到了一个不知名的小镇。彼文镇的人把我的口袋洗劫一空，只留下了烟草，看来他们并不想置我于死地——烟草救了我的命。我咬了一口烟草，坐在铁路旁的一堆枕木上，努力恢复我的思考能力和聪明才智。“这时，一列货运快车从远方驶来，行近小镇时减慢了速度。车上掉下一团黑乎乎的东西，在掀起的尘埃中足足滚出了二十码。后来那个东西爬了起来，边吐着烟煤边咒骂。我定睛一看，原来是一个年轻人，宽脸盘，衣着很讲究，仿佛是坐卧铺的乘客，而不是偷搭货车的主儿。尽管浑身满是煤灰，他脸上仍然泛着笑意。“‘摔下来啦？’我问。“‘没有，’他说，‘自己跳下来的。我到站啦，这是什么镇？’“‘我还没有查过地图呢，’我说，‘我大概只比你早到了五分钟。你感觉怎么样？’“‘地太硬了，’他边说边转动着胳臂，‘我觉得这个肩膀——还行，没什么问题。’“他弯下腰，掸着身上的尘土，不料从口袋里掉出一根九英寸长，窃贼专用的精巧钢棍。他连忙捡起来，先是仔细打量我，接着忽然咧嘴笑了起来，并向我伸出了手。“‘兄弟，’他说，‘你好。去年夏天我不是在密苏里南部见过你吗？那时候你在推销一种染色沙子，五毛钱一茶匙，说是放在油灯里，可以防止灯油爆炸。’“‘灯油是不会爆炸的，’我说，‘爆炸的是灯油形成的气体。’无论如何，我还是和他握了手。“‘我叫比尔·巴西特，’他对我说，‘如果你把这当做职业自豪感，而不是当做狂妄自大的话，我不妨告诉你，你现在有幸相识的是密西西比河流域最高明的窃贼，从未失手。’“于是我和这个比尔·巴西特坐在枕木上互相吹捧起来，正如两位同行的大师。他也是身无分文，我们就聊得更为投机。他向我解释了为什么一个本领高强的窃贼有时也会穷得靠扒货车旅行。他告诉我，因为小石城的一个女佣出卖了他，害得他不得不仓皇出逃。“‘我要计划着盗窃得手，就得向娘儿们献殷勤，’比尔·巴西特说，‘这是我工作的一部分。她们坠入情网就会晕头转向；只要告诉我，哪幢房子里有值钱的东西和漂亮的女佣，保证那幢房子里的银器会被我熔化了卖光。我在饭店里足吃足喝，而警察局的人却说那是内贼干的，因为女主人有个侄子穷得叮当响。我先讨好女佣人，等她放我进了屋子以后，我再在锁上下工夫。但是小石城的那个娘们儿坑了我，’他说，‘她看见我和另一个姑娘乘电车。晚上我按约好的时间到她那儿去的时候，她把本来给我留的门上了锁。我本来都配好了楼上房门的钥匙，可是不行，先生，她把门反锁了。她真是个叛徒！’比尔·巴西特说。“比尔后来不顾一切想撬门进去，可那个女人却大喊大叫起来。比尔只好连滚带爬地逃到车站，因为他没带行李，人家不让他上车，他只得扒上了一列正要出站的货车。“‘哎，’我们交流完各自九死一生的经历之后，比尔·巴西特说，‘我饿了，这个小镇看起来没有上弹簧锁。我们不妨干一些无伤大雅的生意，弄几个零钱花花。我猜你身边也没带着生发水、镀金表链之类的假货，可以在广场卖给镇上那些想占小便宜的吝啬鬼吧？’“‘没有，’我说，‘我手提箱里本来有一些精致的巴塔戈尼亚的钻石耳坠，还有嵌着钻石的胸针，可都被扣在彼文镇了；一直要等到那些黑皮橡胶树长出黄桃和日本李子，我才能拿回来。我想咱们就别指望它们了，除非把卢瑟·伯班克拉来入伙。’“‘好吧，’巴西特说，‘那我尽量想些别的办法。也许天黑后，我能从哪位太太那儿借来一枚发卡之类的东西，打开农牧渔业银行。’“我们正谈着，一列客车驶入了附近的车站。一个戴大礼帽的人从站台下了火车，沿着铁轨快步向我们走来。他个子不高，身材肥硕，大鼻子，小眼睛，但衣着倒很讲究；他小心翼翼地拿着一个提包，看样子里面装的不是鸡蛋就是铁路股票。他径直从我们身边走过，沿着铁轨继续向前走，好像没有看见小镇似的。“‘来吧。’比尔·巴西特招呼我，边说边追了上去。“‘去哪儿啊？’我问道。“‘天哪！’比尔说，‘难道你忘了你已经一无所有了吗？馅饼刚从天上掉到你面前，你难道没有看到？财神爷来了你都不知道，你真笨得叫我吃惊。’“我们在树林旁边赶上了那个人，那时太阳已经西沉，那地点又很偏僻，没有人看见我们截住了他。比尔把那个人的丝绸礼帽摘下来，用衣袖掸去了尘土，又替他戴上。“‘这是什么意思，先生？’那人问道。“‘我自己戴礼帽感觉不自在的时候，经常这样做，’比尔说，‘目前我没有礼帽戴，只好借用您的。先生，我真不知该怎么开口和你做生意，不过我想我们还是从您的口袋开始吧。’“比尔·巴西特摸遍了他的所有口袋，露出一副鄙夷的神情。‘连一块手表都没有，’他说，‘你这个空心石膏像，难道就不觉得丢人？穿戴得倒挺光鲜，像个领班，可口袋里却空空如也。连车钱都没有，你是怎么混上火车的？’“那人开口声明身边没有任何财物。巴西特拿过他的手提包，打开一看，里面只有一些替换用的衣领、袜子，还有半张剪下来的报纸。比尔仔细看了看剪报，向那位被拦劫的家伙伸出手去。“‘兄弟，’他说，‘你好！请接受朋友们的道歉。我是窃贼比尔·巴西特。彼得斯先生，你得过来认识认识阿尔弗雷德·伊·里克斯先生，握握手吧。里克斯先生，在制造混乱和违法犯罪方面，彼得斯先生介乎你我之间。他拿人钱财，总是给人家一些实物。我很高兴见到你们，里克斯先生，见到你和彼得斯先生。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参加全美诈骗大师聚会——入室盗窃，坑蒙拐骗，投机倒把，全都聚齐了。彼得斯先生，请您先看看里克斯先生的证件。’“巴西特递给我的剪报上刊登着这位里克斯先生的大照，那是一份芝加哥出版的报纸，文章中的每一段都把里克斯骂得狗血淋头。看完报纸，我才对眼前这位里克斯先生略有了解，他坐在芝加哥装修豪华的办公室里，把佛罗里达州淹在水下的土地，划成一块块地卖给一些毫不知情的投资者，获利将近十万元。但总有一些顾客没事找事，喜欢大惊小怪。我自己以前也遇到过，有人买了金表居然要放到酸里检验成色。他有个顾客，精打细算，去佛罗里达旅游了一趟，想看看自己买的地皮，检查检查周围的篱笆需不需要再打一两根木桩加固，顺便买了一些柠檬，准备趁圣诞节销售。他雇了一个测量员替他找这块地，他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发现广告上所说的所谓乐园谷根本不是繁华的小镇，而是位于奥基乔比湖中心四十杆十六竿以南，二十七度以东。那人买的地皮在三十六英尺深的水底下，并且早已被短吻鳄和雀鳝常年占领，这使它的主权颇有争议。“那人回到芝加哥，自然闹得阿尔弗雷德·伊·里克斯如热锅上的蚂蚁，那股热劲儿就像气象台预报下雪后的第二天早晨的天气那样。里克斯拒不认账，但却无法否认鳄鱼的存在。有一天，报上用整版的篇幅揭露此事，里克斯走投无路，只得从防火梯逃出来。当局查到了他存钱的保管箱，里克斯只好往手提箱里随便塞了几双袜子和十来条十五英寸半的领口，逃往西部。好在皮夹里的钱还能凑张火车票，他勉强来到我和比尔·巴西特所在的偏僻小镇，就被赶下了车。他遇见了我们两个劫匪，却身无分文。“接着，这位阿尔弗雷德·伊·里克斯也嚷嚷起饿来，并且声明说自己弄不到钱，什么价钱的饭菜都付不起。我们三个人凑在一起——如果还有雅兴作些演绎推理和图示证明——不妨说我们三个分别代表劳力、贸易和资本。现在没有资本，贸易根本无从谈起。而资本没有了金钱，洋葱肉排的销路就不会景气。现在只能指望那个随身带着钢钎的劳力了。“‘两位好汉，’比尔·巴西特说，‘到目前为止，我从没有在患难之中抛弃过朋友。我好像看见那边树林里有一些简陋的住房。我们不妨先到那儿去，等到天黑再说。’“小树林子里果然有一所没人住的旧房子，于是，我们三人便走了进去。天黑之后，比尔·巴西特嘱咐我们等着，他自己去了半小时。回来时，他果然捧着一大堆面包、排骨和馅饼。“‘从瓦西塔路的一个农家那里搞来的，’他说，‘让咱们尽情地吃吧。’“皎洁的满月升上了夜空，我们在小屋里席地而坐，借着月光享用起晚餐。这位比尔·巴西特又开始吹嘘夸耀起来了。“‘有时候，’他嘴里塞满了从农家弄来的东西，说道，‘你们这些人自以为所干的行业高我一等，真让我不爽。瞧瞧，遇到眼下这种紧急情况，你们两位谁能想出办法，不让我们挨饿？里克斯，你办得到吗？’“‘我承认，巴西特先生，’里克斯咬着一块馅饼，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我也许不可能创办一家企业来度过难关。我做的是大买卖，自然要事先周密安排。我……’“‘里克斯，’比尔·巴西特打断了他的话，‘你不用往下说我就知道，你得先花几百块，雇用一位金发美女做打字员，定制四套讲究的橡木家具，然后再花五百块刊登广告。你还要等上两个星期，才有鱼儿上钩。你的办法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好比遇到有人被低劣的煤气熏死了，你却主张把煤气事业收归公有一样。彼得斯老兄，你的把戏也救不了急。’他最后说道。“‘哦，’我说，‘神仙先生，我也没见你挥动魔杖就能点石成金啊。搞一点儿残羹冷炙，这几乎人人都能做到。’“‘弄这些吃的不过是先准备好南瓜罢了，’巴西特越说越来劲儿，‘六匹马拉的马车待会儿就在不知不觉之间停到你门口了；灰姑娘，大概你也有什么锦囊妙计，让我开开眼界。’“‘老弟，’我说，‘我比你大十五岁，可还不至于到要领人寿保险的年纪。以前我也有过身无分文的时候，我们现在可以望见不到半英里内小镇上的灯光。我的师父是蒙塔古·西尔弗，当代最伟大的街头推销员。就在此时，街上有成百上千个衣服上沾有油迹的行人。只要给我一盏汽油灯、一只木箱和两块钱的白橄榄香皂，把它切成小……’“‘你到哪儿去弄那两块钱呢？’比尔·巴西特嬉皮笑脸地打断了我的话。跟这个窃贼多说上几句，真让人郁闷。“‘不，’他接着说，‘你们两个都束手无策了吧？金融大王已经关门大吉，贸易也宣告歇业。你们两个现在只能靠我这个劳力来生活了。好吧，你们该认输了吧。今晚就给你们看看我比尔·巴西特的本领。’“巴西特叫我和里克斯待在小屋子里等他回来，在他回来之前，即使天亮了，我们也不能离开屋子。然后，他自己快活地吹着口哨，向小镇走去。“阿尔弗吉德·伊·里克斯脱掉鞋子和衣服，在帽子上铺了一块绸手帕当枕头，躺在了地上。“‘我想睡一会儿，今天太累了，晚安，亲爱的彼得斯先生。’他说道。“‘替我向睡神问好，我想坐一会儿。’我说。“根据我那只被扣留在彼文镇的表来猜测，大约两点钟左右，我们那位劳力回来了。他踢醒了里克斯，把我们叫到小屋门口月光明亮的地方。然后，把五个各装着一千美元的袋子放在地上，像刚下了蛋的母鸡一样，‘咯咯咯’地叫了起来。“‘我给你们讲讲小镇的情况吧。’他说，‘这个小镇叫石泉镇，镇上的人正在盖一座共济会教堂；看样子民主党的镇长候选人恐怕要被民众党打垮了；塔克法官的太太本得了胸膜炎，最近病情有所好转。为了获得所需的情报，我不得不向人们打听这些无聊的琐事。镇上有家银行，叫“林业工人和农民合作储蓄所”。昨天关门的时候还有两万三千元存款，今天上午开门就还剩一万八千元了，都是银币，这就是我没有多拿的原因。怎么样，贸易和资本，你们现在该认输了吧？’“‘年轻的朋友，’阿尔弗雷德·伊·里克斯抱着手说，‘你居然抢了那家银行？哎呀，天啊！’“‘你别那么说啊，’巴西特说，‘说“抢劫”未免太难听了。我只不过是找到了这家银行在哪条街上。那个小镇太寂静了，我站在街角都能听到保险箱上号码盘的转动声：往右拧到四十五，往左拧两圈到八十，往右拧一圈到六十，再往左拧到十五——就像听耶鲁大学足球队长发出的暗号一样一清二楚。好了，弟兄们，’巴西特又说，‘这个镇上的居民起得很早。据说，他们天没亮就都起来活动了。我问他们为什么不多睡一会儿，他们说因为那时候早饭就已经做好了。咱们几个快活的罗宾汉该怎么办呢？只好拿着这些叮叮当当的钱赶快开路。我给你们赌本。你们要多少？快说，资本。’“‘小兄弟，’里克斯说，他的样子活像一只用后腿蹲着，前爪摆弄坚果的松鼠，‘我在丹佛有几个朋友，他们可以帮我。如果能有一百块钱，我就可以……’“巴西特打开一包钞票，抽出五张二十美元的，扔给里克斯。“‘贸易，你要多少？’他问我。“‘把你的钱收起来吧，劳力，’我说，‘我向来不赚老实干活的人来之不易的辛苦钱。我挣的都是在傻瓜笨蛋的口袋里烧得装不下的闲钱。我站在街头，把一枚镶着钻石的金戒指卖给一个没有良心的家伙，只收三块钱，我不过只赚了两块六。我非常清楚，他转手就会把这只戒指送给一位姑娘，得到的效果相当于一枚一百二十五元的戒指，他的利润是一百二十二元。你说，我们俩人中间哪个是更大的骗子呢？’“‘可是，你把一撮沙子以五毛钱的价格卖给穷苦的妇人，说是可以防止油灯爆炸的时候，’巴西特说，‘一吨沙子才值四毛钱，你算算，她的净利是多少呢？’“‘听我说，我教她要把油灯擦干净，教她把油加足。她照我说的做了，油灯就不会爆炸。她以为在油灯里加了我的沙子油灯就不会炸，也就不再担心。这可以说是基督教科学派的方法。她花了五毛钱，就享受了洛克菲勒和艾迪夫人两个人的服务。不是每个人都能劳得起这对富翁的金身大驾的。’“阿尔弗雷德·伊·里克斯对比尔·巴西特感激涕零，就差没去把他鞋上的尘土舔干净了。“‘小兄弟，’他说，‘我永远忘不了你的恩情。上帝会保佑你的。不过我还是恳请你，以后还是远离暴力和犯罪吧。’“‘胆小如鼠的家伙，你还是躲到壁板里的耗子洞去吧。’比尔说，‘你的信条和教诲在我听来什么也不是。你那种道貌岸然、高明无比的掠夺方式给你带来了什么好处？还不是贫困和穷苦。就拿彼得斯老哥来说，他固执地坚持要用商业和贸易的理论来玷污抢劫的艺术，如今不也黔驴技穷了吗？你们两个的做法是行不通的，彼得斯老兄，’比尔说，‘你最好还是从这笔经过防腐处理的钱里拿一些吧，不用客气。’“我再次让比尔·巴西特把钱收起来。我不像某些人那样，对盗贼还充满敬意。我取人钱财，一定是要给人家回报的，即使是一些提醒人家谨防再次上当的小小的纪念品。“接着，阿尔弗雷德·伊·里克斯又卑躬屈膝地谢过了比尔，便和我们分手道别了。他说他要向农家借辆马车，坐到下一个车站，然后乘火车到丹佛。那个叫人看了可怜的废物走了以后，空气都为之一新。他丢了全国所有从事不劳而获行业的人的脸。尽管他有过许多庞大的计划，还有过华丽的办公室，到头来却混不上一顿像样的饭，只能仰仗素昧生平、还有些狂妄无耻的窃贼。他离开后，我很高兴，但一想到他就此一蹶不振，不免有点儿为他惋惜。没有足够的资本，这个人又能干点儿什么？哎，阿尔弗雷德·伊·里克斯和我们分别的时候简直成了一只四脚朝天的乌龟，还能有什么前途？让他去骗小姑娘手里的石笔他都想不出办法。“只剩下我和比尔·巴西特两个人了。我又开动了一下脑筋，终于想出了一个包含商业机密的妙计。我想，我得让这位窃贼先生看看，做贸易的人和卖劳力的人之间究竟有什么区别。他把商业和贸易说得一钱不值，严重伤害了我的职业自尊心。“‘我不会接受你送给我的钱的，巴西特先生。’我对他说，‘但你今天晚上用不道德的方法害得这个小镇上出现了财政赤字，我们得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如果你能替我支付路上的花费，我就很领情了。’“比尔·巴西特对此表示同意，于是我们向西进发，及时赶到安全地点，搭上了火车。“火车开到亚利桑那州一个叫洛斯佩罗斯的小镇上，我提议我们不妨再在小地方碰碰运气。那里是我师父蒙塔古·西尔弗的故乡。如今他已退休了。我知道，只要我把附近嗡嗡乱飞的苍蝇指给他看，他就有办法教我利用这只苍蝇赚到钱。比尔·巴西特说他主要工作都是在夜间进行的，所以任何城镇对他来说都没有区别。于是我们在洛斯佩罗斯小镇下了火车。“我有一个又巧妙又稳妥的打算，相当于做买卖的人的独门暗器，我准备用它给巴西特致命一击。我并不想趁他睡熟的时候卷走他的钱，而是想留给他一张代表四千七百五十五元的彩票；据我估计，我们下火车时，他总共就剩下这么多钱了。我先是旁敲侧击地谈起某种投资，他立刻提出反对，说了下面一番话。“‘彼得斯老兄，’他说，‘你提议加入某个企业的主意并不坏。我想我也会这么做。但是，要我参加的话，非得罗伯特·E．皮尔里和查理·菲尔班克斯之类的人当董事才行。’“‘我还以为你会拿这笔钱来做生意呢。’我说。“‘不错，’他说，‘我不能天天抱着钱睡，整夜不翻翻身子吧。我告诉你，彼得斯老兄，’他说，‘我打算开一家赌场。我不喜欢那些无聊的骗局，像推销打蛋器，或者在巴纳姆和贝利的马戏场里推销只能当铺地锯末用的麦片之类早餐吃的东西。但要是开赌场就不一样了，从利润上看，赌场生意介乎偷银器和在沃尔多夫—阿斯托里亚义卖场卖抹笔布之间，是个不错的折中办法。’“‘那么说，巴西特先生，’我说，‘你是不愿意考虑我的小计划了？’“‘哎，你要明白，’他说，‘在我落脚地点方圆五十英里以内，你休想开办任何什么巴西特研究院之类的企业。我是不会上钩的。’“巴西特在一家酒店的二楼租了房间，置办了一些家具和五彩石印画。当天晚上，我去蒙塔古·西尔弗家拜访，向他借了二百元做本钱。然后，我来到洛斯佩罗斯唯一一家经营纸牌的商店，把他们的纸牌全部买了下来。第二天一早，那家商店开门的时候，我又把纸牌全都送了回去。我说本来要和我合作的搭档改变了主意，我想把纸牌退给店里。老板以半价收了回去。“不错，那时，我反而亏了七十五元。但就在纸牌在我手里的那天晚上，我把每一张牌背后都做了标记。这也是我付出的劳力。接着，贸易和商业启动了。我扔在水里当鱼饵的面包开始源源不断地加倍返回来了。“第一批去比尔·巴西特赌场买筹码的人中自然少不了我。比尔在镇上唯一一家纸牌商店里买了纸牌；而我呢，每张纸牌背后的秘密都一清二楚，比理发师用两面镜子照着，让我看自己的后脑勺还清楚呢。“赌局结束时，那五千元和一些零头都进了我的口袋，比尔·巴西特只剩下他的流浪癖和他买来的吉祥物黑猫。我走时，比尔同我握了握手。“‘彼得斯老兄，’他说，‘我没有做生意的天赋，注定是卖劳力的命。当一个第一流的窃贼想把钢撬换成弹簧秤时，他就闹了大笑话。你玩牌的技巧娴熟，高明老练，’他说，‘祝你鸿运高照。’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过比尔·巴西特。”“嗯，杰夫，”当这个奥托里克斯式的冒险家准备宣讲故事的要旨时，我说道，“我希望你好好保管这笔钱。有朝一日安顿下来，想做些正经生意的时候，这可是一笔正——相当可观的资本。”“我吗？你放心，那五千块钱保管得万无一失。”杰夫把握十足地说。
他得意扬扬地拍了拍上衣的胸口。“每一分钱都投资在金矿股票上了，”他解释说，“每股一块钱。一年之内至少升值百分之五百，而且是免税的。蓝地鼠金矿，一个月前刚发现的。要是你手头还有多余的钱，最好也买点儿。”“有时候，”我说，“这些金矿是靠不……”“这个矿非常保险，”杰夫说，“已经发现了价值五万元的矿砂，保证每月有百分之十的盈利。”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长信封，扔到了桌子上。“我一直随身携带，”他说，“这样小偷也偷不走，资本家也没法掺假了。”
我看了看那张印刷精美的股票。“哦，是在科罗拉多州。”我说，“杰夫，顺便问你一句，你和比尔在车站上遇到的、后来去丹佛的那个矮个子叫什么名字来着？”“阿尔弗雷德·伊·里克斯。”杰夫说。“哦，”我说，“这家矿业公司的经理署名是阿·尔·弗雷德里克斯。我有点怀疑……”“让我看看股票。”杰夫忙说，几乎是从我手上把股票夺了过去。
为了多少缓和一下尴尬的气氛，我招呼服务员，又要了一瓶巴贝拉酒。我想我也只能如此了。
幽默家的自白
一种毫无痛苦的疾病在我身上潜伏了二十五年之后，突然发作了，人们都说我得的就是这种病。
但是，大家不把它叫做麻疹，而是称它为幽默。
为了庆祝经理的五十大寿，公司里的职员们凑钱买了一个银质墨水台。我们拥到他的私人办公室里把这礼物送给他。
我被推选为发言人，发表了一段简短的贺词，这让我足足准备了一星期之久。
演说大获成功，其中充满了警句、双关语以及让人捧腹的笑料，笑声几乎震倒公司，而在整个五金批发行业中，这家公司的根基得算是最为牢固的。老马洛本人居然也咧着嘴笑，职员们马上跟着哄堂大笑。
我作为一位幽默家的名声，就是从那天上午九点半开始传播开来的。
接下来的好几个星期，同事们一直煽风点火，我自满的火焰渐渐熊熊燃起。他们一个接一个跑到我跟前，对我说，老兄，那篇演说实在是太精彩了。他们还对我讲的笑话中每一处细节加以分析，再讲给我听。
我逐渐发觉，大家都指望我再接再厉，保持这样的业绩。别人可以从容地谈论生意上的事情和当日的话题，可是却期望我讲出轻松有趣的话语。
人们都指望我拿陶器开开玩笑，还要把搪瓷器皿轻巧地挖苦一番。我在公司做记账员，如果我拿出一份资产负债表而没有对总额发表一通滑稽的评论，或者开出一张犁具的发票，却找不出什么笑料，其他职员便会感到失望。
我的名声渐渐传开了，我成了当地的一位“名人”。我们这个镇子很小，所以“成名”并不稀奇。当地的日报经常引用我发表过的言论，我也成了各种社交集会上不可或缺的人物。
我相信自己确实也有点儿小聪明和随机应变的本领。我有意培养这种天赋，并通过实践精心培养。我的幽默本性和善而亲切，绝不会流于挖苦讽刺，得罪他人。人们老远见到我走来，就露出笑容，等到走近时，我多半已经想好了使他的微笑变为开怀大笑的妙语。
我结婚较早，已经有了一个可爱的三岁男孩和一个五岁的女儿。不用说，我们住在一幢藤蔓掩映的小房子里，过着幸福的生活。我在五金公司担任记账员的薪水不很丰厚，但恰好使我们远离了多余的财富所带来的恶果。
我偶尔会写上几则笑话和我认为特别有趣的随感，寄给几家登载这类文字的刊物。每一篇都被马上采用了，有几位编辑还来信要求我继续投稿。
一天，一家著名周刊的编辑给我发来一封信。他要我写一篇幽默小品，填补一个专栏的篇幅；还暗示说，假如效果令他们满意，他准备开辟一个专栏，每期都刊登我的作品。我遵令而行。两星期后，他主动提出与我签订一份为期一年的合同，报酬远比五金公司付给我的薪水高得多。
我欢欣鼓舞。我妻子已经在她的心目中为我加上了一顶文学大师的不朽桂冠。那天晚餐，我们享用了炸虾丸和一瓶黑莓酒。这是我摆脱单调乏味的工作的大好时机。我非常认真地同路易莎商谈了这件事情，最后，我们一致认为，我应当辞去公司的职位，全身心投入到制造幽默当中去。
我辞职了。同事们为我举行了一个告别宴会。我在宴会上的讲话才华横溢，当地报纸将其全文发表。第二天早晨，我一觉醒来，看了看闹钟。“天呀，迟到啦！”我大叫着去抓自己的衣服。路易莎提醒我，我已经不再是五金器具和建筑材料的奴隶了，现在我是专业的幽默家了。
早餐后，她得意扬扬地把我带到厨房旁边的一个小房间里。我可爱的姑娘！房间里摆好了桌子、椅子、稿纸、墨水、烟灰缸，还有作家需要的全套配备——插满新鲜玫瑰和金银花的花瓶，墙上挂着去年的日历，还有字典和一小包巧克力，好让我嚼着等待下一个灵感。真是可爱的女人！
我坐下来开始工作。墙纸的图案是阿拉伯花式，或是苏丹宫女，或是——也许是四边形。我的眼睛紧盯住其中一个图形，思考着我的幽默。
一个声音惊醒了我——那是路易莎的声音。“要是你现在不太忙的话，亲爱的，”她说，“过来吃饭吧。”
我看了看表。哎，不留情面的时间老人已经收回去了五个小时，于是，我吃饭去了。“你一开始不要写得那么辛苦，”路易莎说道，“歌德……还是拿破仑？反正有人曾经说过，脑力劳动每天五小时就足够了。今天下午你能不能带我和孩子们去树林子里走走呢？”“我确实有点累了。”我承认道。于是，我们去了小树林。
没过多久，我就摸到了门道，写得很顺利。不出一个月的时间，我的作品就像转船出货的五金器皿一样源源不断了。
我成功了。我在周刊上的专栏引起了小小的轰动，评论界也低声议论着我的名字，说我是幽默家队伍中的新秀。我又向其他刊物投稿，收入大为增加。
我找到了这一行的诀窍。我可以抓住一个有趣的想法，写成一则两行文字的笑话，挣一块钱。然后稍加改动，改头换面，凑把假胡子，就能把它拉成四行，我就可以把它当做冷盘上桌，从而使产值翻了一倍。在此基础上，再经过乔装打扮，用韵脚镶上花边，配上一幅漂亮的插图，它便成了一首诙谐的讽刺诗，保证你根本认不出它的本来面目。
我开始有了些积蓄，我们添置了新地毯，买了风琴。镇上的居民也开始对我刮目相看，把我当做有头有脸的人物，而不再是从前五金公司只会寻开心的滑稽家伙。
五六个月之后，那种信手拈来的幽默感仿佛远离了我，双关妙语和隽永言辞不再脱口而出。有时我才思枯竭，找不到创作的素材。我开始注意倾听朋友们的交谈，希望从中汲取一些可以利用的东西。有时，我咬着铅笔，一连好几个小时瞪着墙纸，想编造出一些不那么矫揉造作又愉快诙谐的泡沫。
对我的朋友们而言，我已经变身成为一个无情且贪婪的人，一个摩罗神、约拿和吸血鬼。我心力交瘁，贪得无厌地站在朋友们中间，委实大煞风景。只要他们嘴里漏出一句睿智的妙语、一个风趣的比喻，或者是一些俏皮的言词，我都会像猎犬猛然扑向骨头一样冲上去。我不敢信任自己的记忆，只得偷偷转过身，怀着罪恶感和对自己的不齿，在随身带着的记录本上记下来，或者写在衬衣的袖口，以备来日之需。
我的朋友们都以怜悯而且惊讶的目光看待我。我和从前的我已经判若两人。以前，我向他们提供消遣和欢乐，现在我却在掠夺、剥削他们。我再也说不出能博取他们欢笑和赞叹的话语了。因为笑话太珍贵了，我可不能免费奉送我赖以谋生的工具。
我成了寓言中那条郁郁寡欢的狐狸，我的朋友们就是乌鸦，我总是声嘶力竭地赞美它们的歌唱，指望着从他们嘴里掉下我觊觎已久的幽默的碎屑。
几乎所有人都开始回避我。我甚至忘了该怎样微笑，即使听到了那些我即将窃为己有的话语，也不会报以一笑。
我随处搜集素材，不论什么人，不论在什么地方，也不论什么时间，不论什么样的主题都难以幸免。甚至是在教堂里，我那堕落的想象也在庄严的过道和廊柱之间穿梭，搜寻猎物。
牧师一开始念诵长韵赞美诗时，我也开始胡思乱想：“赞美诗——吃零食——吃零食的人，韵律——相遇——与她相遇。”
布道通过我思想的筛子，只要能发现诙谐妙语的蛛丝马迹，就全然不顾牧师其余的教义任意流失。唱诗班庄严无比的唱诗不过是我思绪的伴奏，因为我念念不忘的是怎么把女高音、男高音和男低音相互妒忌的古老笑话加以新的演绎，为我所用。
我自己的家庭也成了狩猎场。我妻子非常温柔、率真、富有同情心，而且任性。曾几何时，她的话语是我的乐趣，她的思想是永不涸竭的快乐源泉。现在，我却利用了她，把她当做一座金矿，挖掘她所蕴含的女人特有的可笑而又可爱的矛盾思想。
这些浑朴和幽默的珍宝，本来该用于丰富神圣的家庭生活，我却把它们公然拿到市场出售了。我像魔鬼一样狡猾地怂恿她说话，她则毫无防备地向我敞开心扉。我把它们摆放在冰冷无情、庸俗拙劣、一览无遗的印刷品中公诸大众，任人品评。
我成了以文字为生的犹大，一边吻她，一边又出卖她。为了几枚银元，我把她可爱坦率的私房话套上了无聊愚蠢的裙裤，让它们在市场上装腔作势地跳舞。
亲爱的路易莎！每到夜深人静，我俯身靠在她身旁，就像残忍的狼窥视着柔嫩的羔羊，窃听着她的喃喃梦呓，希望为第二天的苦工捕获些许灵感。可是，更糟的事情还在后面。
上帝拯救我！接下来，我又将我的利齿咬进了我那双幼小儿女稚气语言的颈项里。
盖伊和维奥拉是两个喷涌的泉眼，涌出孩子天真可爱的思想和语言。我发现这类幽默很受欢迎，便在一家杂志开辟了“童趣妙想”专栏，定期供稿。我像印第安人偷袭羚羊似的偷偷地接近他们。我躲在沙发后面，藏在门背后，或者匍匐在院子里的树丛中间，窃听他们玩耍中的谈话。我有一个掠夺成性者的所有特征，除了自责。
有一次，我已经山穷水尽，而稿子必须在下一班邮件中寄出，我就躲在园子里的一堆落叶下面，我知道他们会到那里玩儿。我不相信盖伊会知道我藏身的地方，即使他发觉了，我也不愿意责怪他在那堆枯叶上放了把火，毁了我一套新衣服，并且几乎火化了他的老爸。
很快，我的孩子开始像躲瘟神一样躲着我。当我像个阴郁的食尸鬼，偷偷向他们靠近时，我总是听到他们说：“爸爸来啦。”然后马上收起玩具，躲到比较安全的地方去。我真成了个悲苦的可怜虫！
但我的收入颇丰。不到一年，我就攒下了一千美元，生活得很舒适。
可我为此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啊！我不清楚印度的贱民是怎么生活的，但我觉得自己和贱民毫无区别。我没有朋友，没有娱乐，也失去了生活的乐趣，我也牺牲了家庭的幸福。我就像一只蜜蜂，从生命最美好的花朵中贪婪地吮吸花蜜，而生命之花却因畏惧我的刺，避之而唯恐不及。
一天，有个人面带愉快而友好的微笑，向我打招呼。这是我几个月以来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形。当时，我正从彼得·赫弗尔鲍尔殡仪馆门前走过，彼得站在门里，向我打招呼。我感到一阵莫名的难过，停住了脚步。他请我进去。
那天天气阴冷，还下着雨，我们走进他后面的房间，那儿的一个小炉子生着火。有位顾客来了，彼得让我独自待了一会儿。我立刻产生了一种崭新的感觉——一种美妙的宁谧与满足感。我环顾四周，房间里是一排排闪闪发亮的黑黄檀木棺材、黑色的棺衣、棺材架、装饰灵车的羽毛、灵幡以及从事这一庄重行业的一切配备。这里的气氛安详、宁静、沉寂，是庄严肃穆的沉思场所。这里处于生命的边缘，是永恒的安静所笼罩的安息之所。
我步入屋子的瞬间，尘世间一切愚昧便与我分道扬镳了。身处这个阴沉庄严的环境中，我再也没有兴趣去思索什么幽默的东西。我的心灵仿佛舒服地躺在卧榻之上，四周还悬挂着温柔的思绪。
一刻钟之前，我还是一位众叛亲离的幽默家。而此刻，我却成了一名怡然自得的哲学家。我找到了一个庇护所，在这里，可以逃避幽默，不必绞尽脑汁去搜寻一句嘲弄的笑话，也不必为追寻一句令人发笑的噱头而斯文扫地，更不必费尽周折，永不停止地去找佳句妙语。
以前我对赫弗尔鲍尔不太熟悉，所以他回来时，我就让他先说话。我唯恐他一开口就破坏了气氛，成为这里甜蜜挽歌般美妙的和谐气氛中刺耳的音符。
可是，他没有。他的谈吐与这里的气氛非常和谐。我宽慰地长长舒了一口气。我生平从未遇到有谁能像他一样，言谈之间平淡、质朴至极。同他相比，死海都可以算是喷泉了。没有一丝风趣的火花或闪光冒出来破坏他的语言，他嘴里吐出的字句皆为陈词滥调，像黑莓那般随处可见，像股票行情自动收录器送出来的一星期之前的股票行情一般，丝毫不能引起别人的注意。我激动得微微颤抖，拿我最得意的笑话试探他。不料，它被无声无息地弹了回来，锋芒尽失。从那一刻起，我就喜欢上了这个人。
每星期总有两三个晚上，我要溜到赫弗尔鲍尔那里去，沉湎在他后面的房间里。那里成了我唯一的乐趣。我开始早早起床，匆匆忙忙做完工作，以便留出更多的时间让我在我的庇护所里消磨。在别的任何地方，我都没法抛弃从周围环境榨取幽默素材的习惯，只有和彼得的谈话除外，任凭我如何围攻纠缠，他都滴水不漏。
在这种影响之下，我的精神状态开始好转。每个人都需要一点儿娱乐来减轻工作的压力。我在街上遇见以前的朋友时，竟然也能对他们微笑，或者说上一句愉快的话，着实让他们大为惊诧。有那么几回，我竟然心情舒畅地同家人开起了玩笑，使他们目瞪口呆。
我被幽默的梦魇折磨得太久了，以致现在，我竟像小学生那样热衷于抓紧度假的时光。
我的工作开始受到影响。对我来说，写作已不像从前那样是痛苦和负担，我常常在工作期间吹起口哨，而且思绪也比以前酣畅了许多。我总是迫不及待地想结束工作，像酒鬼急于奔赴酒店一样，急于到对我大有益处的庇护所去。
我的妻子则忧心忡忡，猜不透我下午去哪儿消磨时光。我认为那些事最好还是不要告诉她，女人是不会理解的。可怜的女人！——她有一次就为此受到了惊吓。
一天，我把一个银质的棺材把手带回来做镇纸，还把一片蓬松的装饰灵车的羽毛拿回来，用来掸去纸上的灰尘。
我很喜欢把它们放在我的书桌上，因为看到这两样能使我联想到赫弗尔鲍尔铺子后面的房间。但是路易莎看到了它们，吓得尖叫起来。我不得不胡乱找些蹩脚的借口安慰她。但从她的眼神里，我还是看出她的疑虑并没有消除。我只得赶紧把这两件东西拿走。
有一天，彼得·赫弗尔鲍尔向我提出了一个诱人的建议，使我喜出望外。他以贯有的理智平实的态度把他的账册拿给我看，向我解释说，他的收益和事业正在蒸蒸日上，他打算找一个愿意投资的股东。在他认识的人中间，他觉得我最为理想。那天下午我离开他的殡仪馆的时候，彼得已经拿到了我原本存在银行的一千美元支票，我也成了他殡葬生意的合伙人。
我欣喜若狂地回到家里，欣喜中还掺杂着些许顾虑：我不敢把这件事告诉妻子，可是心里总有说不出的高兴。因为我可以放弃幽默创作，再度享受生活的果实，而不必把它们榨得稀烂，从中挤出几滴博人一笑的果汁——那将是何等地畅快！
吃晚饭时，路易莎把我不在家时收到的几封信交给我，其中有好几封是退稿信。自从我经常去赫弗尔鲍尔那里以后，我的退稿信就多得吓人了。最近，我写作幽默和随笔的速度倒是非常快，文思也非常敏捷。以前我就像个泥瓦匠，迟钝而痛苦地堆砌作品。
其中一封来自那家与我订有长期合同的周刊编辑——周刊的稿酬仍是我们家庭主要的生活来源。我飞快地拆开，信的内容如下：尊敬的先生：
如您所知，我社与您签订的一年期合同已于本月到期。我们不得不通知您，明年将不再与您续约，我们对此深感遗憾。您的幽默风格曾深受广大读者喜爱，我们也曾非常满意。但近两个月以来，我们注意到，稿件的质量明显下降。
您早期作品呈现出了酣畅淋漓、驰骋自如的诙谐与机智，近来的作品却显得构思枯涩、矫揉造作，有明显刻意雕琢的痕迹，显得力不从心。
我社将不再采用您的来稿，为此，我再一次表示遗憾。
我把这封信递给我的妻子。她看了之后，脸一下子拉得很长，眼里含满泪水。“这些卑鄙的家伙！”她气愤地嚷道，“我相信你写的东西还和以前一样好，并且你花的时间连过去的一半都不到。”我猜路易莎这时想到了以后不再寄来的支票，“哦，约翰，”她带着哭音说，“以后你打算怎么办呢？”
我没有回答，站了起来，绕着饭桌跳起波尔卡舞步。我敢肯定，路易莎认为这个不幸的消息把我逼疯了；我觉得孩子们却希望如此，因为他们跟在我身后，模仿着我的步子，高兴地大喊。此刻，我又像是他们昔日的玩伴了。“今晚我们去看戏！”我嚷道，“去看戏，看完大家再到皇家饭店美美地大吃一顿。伦普蒂——迪德尔——迪——迪——迪——登！”
接着，我解释了我高兴的原因，宣布我已经是一家生意兴隆的殡仪馆的合伙股东，让我写的那些笑话、幽默都化为灰烬吧。
妻子手里拿着的那封编辑写给我的信，足以证明我选择得正确。她也提不出反对意见，只是说了些无关紧要的话，那是因为从女人的角度，没有能力欣赏彼得·赫弗——不，现在是赫弗尔鲍尔股份公司啦——后面那间小房间是多么美妙的地方。
在故事的结尾，我还要补充一点。今天在我们的镇子里，你再也找不到比我更受欢迎、更快活、更会说笑话的人了。我的笑话，又一次广为传播，被人引用；我再度津津有味地听着我妻子推心置腹的絮絮细语，而不存任何功利之心；盖伊和维奥拉也回到我的膝前玩耍，随意散播着天真稚气、贵如珍宝的幽默，再也不用担心我手里拿着小册子，像魔鬼一样盯在他们身后了。
我们的生意非常兴隆。我管理账目，照看店铺，彼得负责外勤。他说我的轻松活泼足以使任何葬礼变成一个爱尔兰式的守灵宴席。
最后一片藤叶
在华盛顿广场西边的一个小小的街区里，街道纵横交错、纷繁复杂，把自己分割成许多狭长窄小的小条，成为“胡同”。这些“胡同”扭曲出稀奇古怪的角度和弧线。有时一条街自己本身就要交叉一次或者两次。有一回一位画家发现了这种胡同的潜在价值：要是有个收账的跑到这条街上，带着颜料、纸张和画布的账单，在这条街上来回穿梭，没准会忽然在原地撞见分文未得、两手空空的自己！
因此，不久之后，不少搞艺术的人们就都悄悄摸索到这个古色古香的老格林尼治村来，他们到处搜寻租住房子，要有朝北的窗户，有十八世纪的尖顶山墙，还要有荷兰式的阁楼，而且房租低廉。然后，他们从第六大街买来一些大口酒杯和一两只火锅，就在这里组建了“艺术区”。
在一所又宽又矮的三层楼砖房的顶楼上，苏和琼曦组建起了自己的画室。“琼曦”是乔安娜的昵称。她俩一个来自缅因州，一个来自加利福尼亚州。她们是在第八大街一家名叫“戴尔蒙尼克之家”的餐厅吃饭时相识的，很快就发现彼此无论是在艺术品位，还是在饮食口味以及服饰打扮上的爱好都非常一致，于是一起租下了这间画室。
那是五月份的事情。到了十一月，一个冷酷无比又难觅踪影的不速之客，即医生们称之为“肺炎”的家伙，开始悄悄在艺术区里游荡；他用冰冷的手指，时而碰碰这个，时而摸摸那个。在广场的东部地区，这位恣意妄为的破坏者明目张胆，不可一世，一下子就击倒几十个受害者；而在这个迷宫一样狭窄的布满青苔的胡同里，他的步伐放慢了下来。“肺炎”先生可并非诸位心目中那种行侠仗义的老绅士。一个身子单薄、被加利福尼亚州的西风刮得没有血色的弱女子，本来不应该是这个拳头如铁、气喘吁吁的老家伙的上等猎物。然而，他竟然袭击了琼曦。她躺在一张油漆过的小铁床上，一动不动，透过小小的荷兰式玻璃窗，凝望着对面砖房光秃秃的墙壁。
一天早晨，那个忙碌的医生扬了扬又粗又浓的灰白眉毛，把苏叫到外边的走廊上。“依我看，她康复的希望，只有十分之一。”他一边说，一边把体温计里的水银柱甩下去，“而这一成的希望就指着她想要活下去的欲望。有些人好像不愿意活下去，早早就做好了在殡仪馆排队等候的打算，那样的话，所有医药都无能为力。你的朋友好像已经坚信自己不会痊愈了，她心里有什么特别挂念的事情呢？”“她——她希望有朝一日能去那不勒斯的海湾写生。”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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