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萧枫
出版社：辽海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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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苦朴素（下）试读：
前言
中国素以“文明古国、礼仪之邦”著称于世。中国劳动人民和各阶层的进步代表人物的立志勤学、爱国爱民、惩恶扬善、褒勤贬懒、精忠报国、孝亲尊师、诚实守信、谦虚礼貌、律己宽人等方面的伦理道德故事一代传一代，百世流传。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人生哲学；“发愤忘食”的持生规范；“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高风亮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立身情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精神；“天下为公”的大同思想，对中华民族的形成、繁衍、统一、稳定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起到了巨大作用。可以说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是世界上最有凝聚力和向心力的民族瑰宝。
中华民族传统道德文化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伦理道德学说为主干的伦理型文化。所谓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就是中华民族优秀道德品质、优良民族精神、崇高民族气节、高尚民族情感、良好民族礼仪的总和。她不仅是一个流动的不断批判继承、不断改造创新的动态的传统伦理道德体系，标志着中华民族的“形”与“魂”，同时，也是发展中的东方传统伦理道德的中心与主轴。所以，在青少年中广泛开展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教育，实际是进行“中华根”“中华魂”的教育，她不仅对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在传统与现实和未来之间的传承、创新、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及深远的历史意义，而且，对世界东方传统伦理道德的继承与弘扬也有着积极而深刻的影响。
为了继承、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创造人类当代精神文明，推进世界伦理道德的发展与建设，树立新的荣辱观，我们编选了本丛书，本书共分三大部分，即：理论卷，故事卷和名言警句卷，并参考有关书籍做了分类。
各分册编排结构有综述，着重阐述本德目内涵、特征及其形成发展的历史。然后，是所选取的内容集合。每个故事每条言论根据揭示德目的需要进行了再编写，力求以内容明伦理、明思想、明形象、明榜样，融思想性、知识性、教育性于一体。
本丛书筛选内容主要遵循以下原则要求：（1）坚持批判继承思想，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既不全盘肯定，也不全盘否定。坚持抽象继承、演绎发展、立足当代、为我所用。（2）坚持系统整体的原则。注意各历史时期分布；注意各民族的进步人物；注意各层面人物；注意人物各侧面。做到：竖看历史五千年，纵向成条线；横看美德重实践，横向不漏面。（3）坚持古为今用，为我所用原则。在发掘美德资源时，特别挖掘古代人物故事、言论，注重寻找挖掘各阶层、各民族的传统公德、通德、同德；注重人民性、民主性、进步性、发展性、普遍性、抽象性，不求全古代，不求全个体。
本书编纂出版，得到许多领导同志和前辈的关怀支持。同时，我们在再编写过程中还程度不同地参阅吸收了有关方面提供的研究资料、历史资料。在此，谨向所有关心和支持本书出版的领导、同志一并表示谢意。
本书在筛选编写、综述论证等方面，由于时间短、经验不足，可能有不足和错误，衷心希望各界及读者批评指正。编者2007年6月陈嘉庚勤俭报国
陈嘉庚是中国著名的爱国华侨，1874年生于福建省厦门同安县集美社（今属厦门市）。他一生热爱祖国，曾为国家的独立、民主、富强、进步而不断斗争。辛亥革命时，他加入了同盟会，募款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斗争；抗日战争中，他先后建立了“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和“新加坡华侨抗敌后援总会”，发动华侨参加抗日斗争；解放战争中，他领导“星州各界促进祖国和平民主联合会”，积极支持祖国的民主运动。新中国成立后，他曾任华东行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华归国华侨联合会主席，并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二届常委，全国政协第二、三届副主席。
陈嘉庚生于商人家庭，他17岁时跟随其父陈如松远渡重洋到新加坡经商。由于他经营有方，在华侨中比较早地兴办起橡胶种植业和工业，并大规模地经营房地产业和航运业，成为世界闻名的百万富翁：拥有橡胶园和黄梨（菠萝）园一万五千英亩，各类工厂三十余所，国内外分店百余家，其资产遍及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爪哇、印度等地。
陈嘉庚虽然富有，但他始终以奢侈浪费为耻，艰苦朴素为荣，不仅自己生活俭朴、自奉甚微，而且严格要求子女。每个孩子读书期间，只能得到父亲提供的起码生活费——每月8块银元，如不知节省，随意超支，就要遭到严厉批评。
陈嘉庚的儿子阿国在中学读书时，年纪小，花钱无计划，有一个月从父亲的集通银行多支了10块银元。这件事，刚好被回厦门清理帐目的陈嘉庚发现了，他立刻派人把阿国找来，进行了一次严肃的教育。他开门见山地问阿国：“你嫌我每月给你8块银元作生活费太少吗？”阿国点点头，以为爸爸要征求他的意见，为他增加一些生活费。谁知这时陈嘉庚十分气愤地说：“你一个中学生，每月8块银元还不够花，可是集美师范许多穷学生，一个月才拿4块银元的助学金，还要节省一半寄回家，你真会花钱呀！”
儿子阿国不解地说：“我和他们不一样！我……您是有几百万元的家财呀！”陈嘉庚火了，举起拐杖指着儿子说：“不错！我有几百万元家财，完全可以盖豪华的别墅，可以养得起大批奴婢。可是，我要把它用于社会，决不让子孙挥霍！”他命令儿子每月扣回两块银元，5个月内必须把多支的10块银元扣清。
陈嘉庚先生始终坚持不让孩子随意侵吞他的钱财，一旦发现哪个儿女向他公司借钱不还，他都要训斥一顿后，令其按期如数奉还。他还坚持只要儿女长大就业后，就不再资助他们钱财，让孩子自己去体会生活的艰辛，靠自己的力量去创造生活。
陈嘉庚对自己、对子女如此“吝啬”，对祖国却十分慷慨，他曾说，旧中国“门户洞开，强邻环伺，存亡绝续，迫于眉睫，吾人若袖手旁观，放弃责任，后患何堪设想”，“余久客南洋，心怀祖国，希图报效，已非一日”。从1913年起，他在集美、厦门、闽南、新加坡，先后创办和赞助了许多学校。
在集美，他创办的初级学校有：男女小学和幼儿园；中等学校有师范、中学、水产、航海、商业和农林学校；高等学校有国学专门和水产商船专科学校；另外还有图书馆、科学馆、体育馆、医院、农林试验场和教育推广部等。
在厦门，他于1921年创办了厦门大学；在闽南，他通过集美学校的教育推广部倡办和补助了两所中学和七十多所小学。
为振兴中华的事业，陈嘉庚是何其慷慨。他一生捐献的教育经费，相当于他企业全盛时期的全部不动产，折合人民币一亿五千多元！正如他所说的：“金钱如肥料，散布才有用。”解放后，国家给他月薪三百元，他除了每月十五元伙食费外，全部存入集美高校会计处，作为公用。他自己依然节俭如初，不嗜烟酒，衣服、鞋袜、蚊帐、布伞，都是补了又补。他不求个人的声誉，反对用自己的名字命名任何建筑物，他求的只是中华的崛起、腾飞……宋庆龄的朴素生活
宋庆龄是一个伟大而又平凡的人。尽管她地位那么高，声誉那样大，但她的生活是十分俭朴的。
宋庆龄的饮食很随便，从不挑食。除了举办宴席会见宾客，自己从不点菜。平时吃的菜很普通，一般是两菜一汤，一荤一素，就足了。有时菜做多了，一顿吃不了，她就嘱咐工作人员留着下顿再吃。宋庆龄最爱吃的是富有江南风味的雪里蕻咸菜。这种菜不太贵，每年上市时，她都要腌两大缸，可以吃很长时间。她还爱吃辣椒，许多菜都放上辣椒吃。她平时吃的是青菜，吃大锅菜。有时，工作人员单为她做的菜她不吃，却要吃工作人员用大锅做的粗菜粗饭。她不止一次地说：“我愿意吃青菜，青菜营养价值可高呢！鱼翅海参听听很了不起，其实吃吃也没有什么大不了。”
宋庆龄的房间陈设简朴而又整洁。她在上海的家中，卧室正面是个五斗橱，五斗橱上面挂着她和孙中山先生的合影。还有大立橱、梳妆台和一只沙发，再就是一张卧床了。卧室的对面是一只专门放置文房四宝的茶几，右边是一架古老的钢琴，还安置着一架英文打字机。她在北京的住房也很简单，宽敞的卧室里放着写字台、沙发等常用的几件家具，还有一架钢琴，看不到一点豪华排场的地方。
宋庆龄的服饰也是很简朴的。她头上常佩带的一种黑的发卡，不是乌金之类的贵东西，而是几分钱一个的钢发卡。她一直到逝世前还用的一套梳妆用具，都是出嫁时的陪嫁品。宋庆龄穿衣既讲究整洁，又爱惜服装。家里总是备有两套服装，在家时，穿普通衣服。遇到外事活动，或去会见客人，出门开会，才穿上质地好的衣服。宋庆龄穿的衣服大都是她和李燕娥等工作人员一起做的，样子自己设计，草图自己绘，几乎全是具有我国传统特点的女服式。随着年龄大了，身体胖了，就把原来的衣服从腋下开个缝，接个边，加加肥，照样穿着。有一年，宋庆龄身边的工作人员见她常常深夜工作，怕她受了凉，提出要给她做一件御风寒的宵衣，她高兴地同意了，但没有拿出现成的布料来做，而是翻找出一些零零碎碎的普通布料和绸缎边角，用26块布拼凑了一件风衣。工作人员看见这五颜六色的风衣，风趣地称它“八卦衣”。宋庆龄也高兴地说：“别小看这八卦衣，披上它还挺御风寒呢！”冯玉祥择偶传佳话
冯玉祥（1882—1948），安徽巢县人，字焕章。
冯玉祥不但是著名的爱国将领，而且是中华传统美德的模范。他择偶的故事，被传为佳话。
冯玉祥将军的夫人不幸去世了，许多朋友纷纷前来提亲。军阀曹锟得知此事后，也派副官来冯家，说：“曹大帅愿将女儿许配给将军，不知将军意下如何？”还没等冯玉祥开口，副官又说：“倘此事能成，真可谓美女配英雄啊！”
冯玉祥哈哈大笑，爽朗地说：“倘若曹大帅真有此意，令爱需应我三个条件：一是愿穿粗布衣吃淡饭，二是愿纺棉织布，三是愿抚养前妻子女。”
副官回去，如实说明了情况。曹锟大骂：“冯玉祥真他骂的不识抬举！我女儿岂是纺棉织布，吃粗茶淡饭的人。又怎他妈的刚一过门，就做起娘来呢！”接着摇摇头，说：“可恼呀，可恼！以后不许再提他！”曹锟的女儿也撇着嘴说：“呸，他冯玉祥是天生的穷命鬼，我可不愿意去倒霉！”
中学教师李德全女士知道了这件事。李老师平时就钦佩冯玉祥的为人，崇尚他的气节，忙写了一封信托人转交给冯将军。信上说：“……吃粗茶，食淡饭，乃节俭之美德；纺棉织布，乃勤劳之美德；抚养丧母之哀子，乃善良之美德。且将军之爱国热情，我早已非常钦佩……”冯将军看完信，点了点头。
在一个花红柳绿的季节里，李女士和冯将军见面了。李女士温和地说：“虽说是爱情是没有条件的，但我愿接受你的三个条件……”冯将军被他的圣洁感动了。
几个月以后，他们举行了婚礼。只挂了喜灯，摆了喜糖。李德全女士穿了件浅蓝的棉布大褂，这使她更显得光彩照人；她那亭亭玉立的身姿，她那美丽深沉的大眼睛，显示了东方女性的特征：美丽而文静，温柔而大方。
冯玉祥以勤劳、俭朴、善良为标准择偶的事，一时被传为佳话。毛泽东一生勤俭
毛泽东是一位伟大，又是一位平凡的人。他的一生做出了惊天动地的伟大事业，又始终保持着勤劳俭朴的传统美德。
他六岁的时候就开始下田帮助大人干活了。八岁上学后，每天早晨和放学以后都要放牛、做零活。13岁到15岁时，他停学整天在田间劳动。
毛泽东干活不怕苦和累，总是踏踏实实的，从不偷懒取巧。
有一次，父亲叫他和弟弟去摘豆。毛泽东选豆子长的密的地方摘。他认真地摘着，用了好长时间才摘了一小块地。弟弟却选豆子稀的地方摘。豆稀，容易摘，所以弟弟比他摘的地块大。父亲看他比弟弟摘的地块小，就夸奖弟弟而责备他。可是当父亲看到他篮子里的豆比弟弟篮子里的豆多时，便拍拍他的肩膀满意地笑了。
别人种田锄两遍地，他锄三遍。他平时走到田里，见草就拔。他种的庄稼长得特别好。
他还喂牛、喂猪，把牛圈和猪圈打扫得很清洁。为了使牛不长虱子，一有空儿，他就给牛梳毛。他喂的牛和猪从来不生病。
他还在山坡上开了一块菜田，种上各种蔬菜，把菜园收拾得整整齐齐，像个小花园。
毛泽东从小参加劳动，学会了许多农活，养成了爱劳动的好习惯。
毛泽东还教育自己的儿子养成爱劳动的好习惯。
他的大儿子毛岸英从莫斯科大学毕业回到延安。一天，他对岸英说：“你在苏联的大学毕业了，但学的只是书本上的知识，你还需要上另一个大学。这个大学中国过去没有，外国也没有，这就是‘劳动大学’。在这个大学里可以学到许多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你愿意不愿意呀？”“很愿意！”岸英爽快地答应。上劳动大学的事就这样决定了。
周围的同志感到奇怪，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听说过还有一所“劳动大学”。
岸英解释说：“爸爸让我到农村去学习，自带行李、口粮和种子，从开荒一直到收割完才回来。”
不几天，岸英背起被子、小米和菜籽出发了。临走时，毛泽东把自己带补丁的一套灰布衣服给他穿上，还一再嘱咐他要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虚心向农民学习。
岸英到农村后，身穿灰布衣服，头扎白羊肚毛巾，脸晒得黑黑的，手上起了厚茧。在农民的关怀和帮助下，他很快就学会了刨地、点种、施肥、犁地等农活，还了解了农村的许多情况，同农民们建立起了深厚的感情。
一个勤劳的人，同时一定具备节俭的好品德。毛泽东同志就是这样的人。无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时期，他都是勤劳节俭的楷模。
在井冈山的岁月中，他和红军战士一个样，每天吃的是南瓜和红米，有时红米也吃不上，只能吃南瓜；每人每天只有五分大洋的油盐菜钱，有时连油盐都吃不上。冬天，他和战士一个样，穿着两层单衣，领导着革命军队，战胜了无数困难，扩大了革命根据地。
美国记者斯诺这样评价他：“做了十年红军领袖，千百次地没收了地主、官僚和税吏的财产，他所有的财物都依然是一卷铺盖、几件随身衣服。”
新中国成立后，身居领袖地位的毛泽东，在日理万机的日子里，始终保持着极俭朴的生活。他平时吃饭，多数是两菜一汤，一碗大米小米蒸在一起的二米饭，有时一碗面条，或者烤几块芋头。很多时候只是用搪瓷缸子在电炉上烧一缸面片粥，就着豆腐乳喝下去。
1959—1961年，我国发生了严重的自然灾害。毛泽东告诉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不吃猪肉和鸡了，猪肉和鸡要出口换机器。我看有米饭，有青菜，有盐有油，就可以了。”从那以后，他六七个月不肯吃一口肉，青黄不接的季节，20多天不吃一粒粮，常常是一盘子马齿苋（一种野菜）便充一餐饭，一盘子菠菜，便能支撑着一天的工作。时间一长，得了浮肿病。周恩来一次次劝他：“主席，吃口猪肉吧，为全党全国人民吃一口吧！”毛泽东摇摇头。工作人员看到他那粗简的伙食，却要没日没夜的日理万机，都非常心疼，便一起对毛泽东说：“我们每人省下一点，也要让您吃得好一点。”毛泽东却无限深情地对大家说：“这也不行啊，全国老百姓都是这样，我一个人吃了不舒服啊！”
毛泽东同志在穿着上十分俭朴。在中南海的毛泽东故居里，陈列着两样引人注目的东西：两件睡衣和一双拖鞋。
两件睡衣，毛泽东已经穿了好多年了。开线了，缝一缝再穿；破了，就用布补上。也不知缝补了多少次了。
一次，工作人员在毛泽东休息时，给他换了一件新睡衣。起床穿衣服时，他发现睡衣换了，就让身边的工作人员，快给他找回来那件旧睡衣。工作人员只好赶紧把换走的旧睡衣又拿了回来。
这两件睡衣，他一直穿到逝世。工作人员数了数上面的补丁：一件上有67块，一件上有59块。
毛泽东的拖鞋也已穿了好多年，鞋底磨了个洞，鞋面也开线了。工作人员几次要扔，毛泽东总是不让，说：“修一修还可以穿。”工作人员只好拿到外面去修。修鞋的师傅看了说：“都坏成这个样子了，还怎么修啊！”
尽管这样，毛泽东还是不叫扔。工作人员只好自己用针线缝一缝，再摆在毛泽东的床下。
他不仅自己注意节俭，还教育儿子毛岸英保持节俭的本色。在他的教育下，毛岸英和刘松林的婚事办得十分俭朴。
事前，岸英向毛泽东同志报告，准备简朴举行婚礼，不买任何东西。毛泽东听了十分高兴，说：“不花钱办喜事，是喜上加喜，浪费可耻，节约可喜，应该发扬这种精神。”毛泽东又说：“结婚是你们一辈子的大事，我再忙也不能无动于衷，我请你们吃顿饭吧。”那天，正好中央常委们要在毛泽东同志那里开会，于是就参加了他们的婚礼。这天来的客人中，有周总理和邓颖超同志，朱总司令和康克清同志等。康克清同志送给他们一对湘绣枕套，王光美同志送给松林一件睡衣。对这些东西，当时岸英都不让用，要松林珍藏起来，留作纪念。松林至今还保存着。吃饭时，毛泽东同志高兴地说，今天的饭菜是岸英张罗的，好就表扬，不好就批评他。毛泽东还亲切地向松林的母亲敬了酒。饭后，毛泽东拿出一件礼物送给他们。这是一件黑色的夹大衣，是1945年去重庆谈判时穿的。毛泽东充满感情地说：你们结婚我很高兴，但我没有东西送给你们，把这件大衣送给你们吧。朱德勤劳节俭的故事
一个访问过朱德同志的外国记者写道：“他，举世闻名的朱总司令，就像一个中国的普通农民。”朱德同志出生在贫苦的农民家庭，从小养成了勤劳节俭的好习惯。当上总司令以后，劳动人民的本色没有变，从战争年代到革命胜利，他始终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同舟共济，在红军官兵和人民群众中传颂着许许多多他老人家艰苦奋斗的感人故事……大锅饭
在井冈山斗争的艰苦岁月里，朱德同志生活很俭朴。他穿的是布单衣，吃的是红米饭，每天的菜金只有两角钱，粮食困难的时候，他就和战士们一起上山挖野菜，不管怎样苦，他都和战士们同吃一锅饭，同喝一锅汤。
一次，朱德同志挑粮路过宁冈的砻市，要在那里吃饭。砻市是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会师的地方，已建立了苏维埃政府。群众听说朱军长要来，特别高兴，纷纷往政府食堂送白米，送鸡蛋。老炊事员也准备打破惯例给军长慰劳一下。这事不知怎的给朱德同志知道了，他顾不得挑粮的劳累，没来得及休息就来到伙房。一进门，果然锅台上放着鸡蛋，他开玩笑似地问：“老同志，今天做什么好吃的？”
老炊事员高兴地回答：“红米饭炒辣椒。”“好啊，那鸡蛋是为谁准备的呀？”
老炊事员迟疑了一下，说：“军长，您挑粮辛苦……”
朱德同志说：“挑粮谁不辛苦，大家一样辛苦嘛！”“军长，吃两个鸡蛋也不是什么出格的事。”
朱德同志听了笑了笑说，我吃惯了大锅饭，和大家吃红米饭炒辣椒不是很好吗。红米饭比白米饭营养价值高，吃了长劲。你看，国民党军队吃白米白面，还不是叫我们这些吃红米饭的打得屁滚尿流吗？
开饭的时间到了，朱军长和战士们围坐在一起，吃着红米饭炒辣椒，越吃越香甜。
那时候，红军战士最爱唱的一首歌就是：红米饭，南瓜汤，秋茄子，味好香，餐餐吃得精打光……
这首歌就是朱德同志与红军战士在井冈山艰苦生活的真实写照。旧棉衣
抗日战争中，在战士们中流传着“一套旧棉衣”的故事。那是1935年，在陕北时，朱总司令和战士们一样领了一套新棉衣。按规定，棉衣三年换一次，可他的那套一穿就是六年，直到1941年也没换过。警卫员见他的棉衣早已褪了色，还打了几处补丁，几次要给他换套新的，他总是说，艰苦朴素是劳动人民的本色，衣服破点没什么，补好就是了。
到了第七个年头，警卫员想了个办法，打算偷偷把总司令的棉衣拿去换新的，等他问起，就说拿去拆洗时，因为实在破得不能做了，只好换新的。不料，第二天，还没等衣服送走，总司令就把警卫员叫来，问道：“我的棉衣呢？”“棉衣拿去拆洗了，过两天就可以拿回来。”警卫员回答说。“拆洗？我的棉衣还干净，用不着拆洗嘛，破的地方补补就可以了。”
就这样，换新棉衣的计划落空了。直到1945年，人们看到，总司令还是穿着那套已经补了三层补丁的旧棉衣，这时，已是第十个年头了。挑粮
朱总司令从小就参加劳动，放牛、打柴、挑水、割草，样样会干。参加革命后，他仍以勤立身，井冈山、南泥湾、十三陵……到处都留下了总司令挑粮运土、担水种菜的足迹。
1928年，担任军长的朱德同志率领战士们到古城挑粮。他总是穿一身灰布军装，背着斗笠，扎着腰带，打着绑腿，蹬着草鞋，挑着粮担，大步走在队伍当中。战士们怕他吃不消，几次把他的扁担藏起来，不让他挑粮，可他说什么也不同意，后来干脆在扁担上刻上“朱德记”三个字，再也没有人拿他的扁担了。
一天早晨，朱军长和往常一样，拿着刻有“朱德记”的扁担，精神抖擞地向古城出发。到了古城，朱军长抢先装粮。他不但装满了两个箩筐，而且拿出了事先准备好的两个口袋，又装了两半口袋放在箩筐上面。这时，几个战士走上前去，想把那两只口袋拿下来，却被朱德同志拦住了。他不由分说，挑起担子就去过秤，一称整整一百二十四斤。
从古城到茨坪，往返二百多里，当天回不去，要在路上歇一宿。晚上，战士们酝酿着如何减轻军长的粮担，决定天一亮就找军长提“抗议”。第二天一早，几个战士来到军长跟前，还不等他们“抗议”，朱军长倒先向战士们提出要比赛。说着，依然挑起沉重的粮担，大步朝前走去。战士们个个感动不已，要是不认识的人，谁能想象到，这个挑一百多斤担子的人，就是红军的军长呢？！
中午时分，挑粮队开始爬山了。这时，两个战士跑到军长面前，冷不防，把他箩筐上的两只口袋提起来就跑，边跑边说：“军长，是您‘逼’得我们采取武力行动的。”周围的同志都哈哈大笑起来，朱德同志也笑了：“这小鬼……”
黄洋界地势险要，一面是高山，一面是万丈深渊，路窄坡陡，就是空手往上爬，也要累得喘不过气来。挑粮队一步一个石阶地往上爬，走几十米就得歇一会儿。经过四个多小时的艰苦路程，终于爬上了海拔一千五百米的黄洋界最高峰。前面到的同志刚放下担子，准备下山去接朱军长，只见朱军长迈着坚定的步子上来了。顿时，战士们又喊又跳，齐声高呼起来：“朱军长真是革命老英雄”。
战士们看着军长满脸的汗水，湿透的军装，压弯的粮担，不知说什么好。这时，一个战士带了头，大家齐声唱起来：同志哥，扁担闪闪亮，挑粮上山冈。毛委员带兵在井冈绘蓝图，朱军长带伋下山去挑粮；同志哥，井冈兵强马又壮，粮食充足装满仓……
这歌声，在山谷中回响，在战士们心中激荡……周恩来是勤俭的楷模
周恩来总理生活简朴，在长征时期，抗战期间是这样，解放后依然如此。
长征途中，在毛儿盖，警卫员把两件单衣中间放上羊毛，做成了一件毛夹袄。周恩来穿着它走过草地，完成了长征，一直走到陕北，坏了缝，破了补，就是不肯换一换。
周恩来总理，在抗战期间是党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共两党合作时，兼任国民党政府中的副部长职务。按规定每月要给他几百元的薪水。可是，他在武汉和重庆，把这笔薪水全部交了党费，自己同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一样，只领5元钱的津贴费。在武汉、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工作时，周副主席的办公室，只有一张办公桌、一张木床、一个书架和一个脸盆架。他的衣着也是那样俭朴。从延安到西安，从太原到武汉，为党的事业转战南北，东奔西走，从来没有考虑过自己的衣食。他身上穿的一条旧呢子裤，在太原时就磨破了，可他一直舍不得换新的。到武汉时，同志们几次提出给他换条新的，他总是说：“补一补还可以穿嘛！”还有，周副主席从来都是和办事处的同志们一样吃大灶，没有一点儿特殊。就是这种普通饭菜也经常两餐合做一餐吃，工作一忙起来经常顾不上吃饭。同志们眼看周副主席身体消瘦了，眼睛熬红了，心里都很难过。可是，周副主席自己总是以苦为乐，以苦为荣。
解放后，周恩来依然那么节俭。他的唯一的一套睡衣，还是他于1950年出访苏联时买的。睡衣的颜色褪了，并补了补丁，还舍不得换掉，他一直穿着，直到他去世。
周恩来的日常生活更是节俭。洗脸毛巾彻底用坏后，就用来作洗脚毛巾。当磨得太光滑，不再适合作毛巾时，就用作擦鞋布。
周恩来身为总理，除绝对必要开支外，从不随便花国家一分钱。
一个星期天，他到一家照像馆去照出国用的照片，他要两张单独的发票，一张给机关，一张留给自己，因为有几张照片是自己私用。
有一次，到庐山参加一次正式会议，他发现他住的房间临走廊一面的窗户没有窗帘遮挡，他掏自己的腰包买了一幅窗帘挂上。
周恩来总理刚搬进中南海时，他的新居年久失修，墙壁变黑，柱子已破裂，地面潮湿，窗户有许多洞，他和邓颖超在寒冬就用报纸把洞堵起来。
建筑和装修工人建议他修缮一下，他总是拒绝，所以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不得不趁他出国的机会，对他的房屋作了改进。一次他回来时，冷眼注视到他不在时挂上的新窗帘，他当即命令把破旧的窗帘重新挂上。在邻近的车库里横梁坏了，周恩来不让换，他说：“在中国现实的贫穷状况下，应更好地把资源用在其他方面，如果好好支撑一下，这根梁一定还可以用几年。”
周恩来在外交部工作的一个小厅，通风不良。根据专家们建议决定更换屋顶。周恩来听到此事后问道：“谁叫干的？这间屋子比我们在延安住的窑洞好多了，只要我当总理，你们就不许改变这个小厅。”
周总理的办公室在中南海的西花厅，这里过去是清朝最后一年摄政王载沣的官邸的一部分。辛亥革命后，军阀袁世凯和段祺瑞都用过这个地方。1949年全国解放时，这座院落已很破旧，只是稍加修整便做了总理办公室。到1974年周恩来因病住院之前，他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这里度过的。
办公室中几乎没有什么装饰物，只有一尊毛泽东的半身塑像，靠墙摆满了书柜。他的写字台很宽大，但是看上去已经相当旧了。三张方桌接成一张会议桌，还有几把椅子。1972年毛主席送他一张沙发椅。因为当时周恩来已患病又拒绝进医院。毛主席想，这张沙发椅可以帮助周总理清除长时间工作的疲劳。除此之外，这个办公室二十几年几乎没有增加什么设备。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国家计划兴建“十大建筑”。当时送到周总理处审批时，他坚决从计划中划去一项工程——兴建国务院办公大楼。虽然当时确有必要建国务院的办公大楼，但是，总理态度坚决，他对习仲勋和各位副总理说，只要他当总理，就不允许建造这样的办公大楼。
周恩来对自己、对国家历来都是那么节约俭省，从不摆阔气、讲排场，给人们留下了朴素而伟大的革命领袖形象。刘少奇艰苦朴素
作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新中国党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在生活上，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解放以后，始终保持着艰苦朴素、勤劳节俭的作风。
刘少奇在新四军担任政委的时候，不仅十分注意做战士们的思想政治工作，而且特别关心他们的生活情况，经常到战士中间问寒问暖。他还十分注意军队同当地人民群众的关系，经常到老百姓家里访贫问苦。在前线，在军营，在大街小巷，在老百姓家里……处处都留下了刘少奇的脚印。每当人们看到他的鞋时，无不赞叹他的朴素。
刘少奇穿的那双布鞋，鞋面上几处打了补丁，鞋底前部已磨漏了，有时能看到脚趾头，但他却不肯领新鞋，依然毫不在意地穿着它。
有时同志们见了，不由地说：“政委，别先想着我们，也要关心自己哪，这狮子口鞋早该换换了。”刘少奇笑笑说：“这双鞋跟我从陕北到这里，可以说劳苦功高，有点舍不得丢，我补不了鞋，有机会让鞋匠补一补，还可以穿嘛！”
在一次会议上，刘少奇坐得久了，把一条腿翘在另一条腿上，结果被陈毅军长看见了露出来的脚趾头。陈毅军长暗笑了起来，嘴上没说什么，心里却拿定了主意。
这一天，陈毅军长拎着一双新鞋，指着刘少奇鞋上的狮子口，用他那标准的四川口音笑着说：“你这是啥子鞋，成了特制的了，该进博物馆了呀！”刘少奇低头看了看，不禁也笑了起来，说：“打了多年交道，老交情了！”陈毅把新鞋往刘少奇面前一放说：“来，换双新的。”刘少奇急忙推辞，陈毅佯装严肃地说：“我是军长，现在我就以军长的身份命令你，请你立即换上这双新鞋。”刘少奇还是微笑：“你当军长开口就是命令，做思想工作一点耐心都没有，我不服气。”说着，两人哈哈大笑起来。突然，陈毅指着刘少奇的鞋说：“你看，它也张大了嘴巴在笑哪！”两个人笑得更厉害了。
建国初期，国家经济非常困难。一年冬天，刘少奇同志离京开会去了。王光美给女儿刘爱琴织了件毛衣，可是还没有毛裤。于是，二十多岁的爱琴就悄悄地对刘少奇同志身边的工作人员说：“给我买一身绒衣绒裤吧。”工作人员很快就买回来了。少奇同志回来知道了，就把女儿叫去。
爸爸问：“你不是有毛衣吗？”
女儿心想：不就是买了一身绒衣吗？有什么了不起。可爸爸却很认真：“你花的钱，是人民的钱。你知道我并没有钱，我花的钱都是人民给的。自己已经有了的，尽量不去花人民的钱。现在人民还很穷。”
少奇同志平时很珍惜粮食，吃剩的饭菜从来不让倒掉，要留着热一热下顿再吃，所以他常常吃剩饭。还是年轻的时候，少奇同志就得了胃病，领导安源工人罢工的时候多次吐血。解放后，他胃病时常发作。工作人员为他的身体着想，不让他吃剩饭，他就恳切地说：农民种出点粮食不容易，须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啊！
他从来没有几件象样的衣服，在家常穿一件深黑色或深灰色外衣。他有一套礼服，穿了一、二十年，接见外宾或出席重要会议时穿一下，回来就脱了叠起来。一件毛哔叽大衣，也穿了十多年。工作人员考虑到他是国家的重要领导人，见他的衣服太旧了，准备给他添置一件新的，但是说破了嘴也得不到他的同意。一件衬衣他穿了好几年，袖口和领子都破了，同志们建议买件新的，他说：“换上个领子，补一下袖口，还可以穿嘛，丢掉可惜了！”同志们只好听从他的意见。
少奇同志常说，人在生活方面要知足，现在生活比大革命和战争年代不知好了多少倍。这倒是确实的。1922年9月安源工人大罢工时，他这个堂堂的工人运动领袖，每月只有十五元薪水，有时穷得连买烟的钱都没有，把烟屁股捡拢来，剥开卷起再抽。那时，他有一件蓝竹布长衫算是上等“礼服”，外出时穿上，回来马上换上平日穿的老农式大青布便服。冬天穿得更寒伧，一件长得拖地的老式旧大衣，袖子很宽，象唱戏的旧“龙袍”。戴的是一顶灰黄色的礼帽，旁边还有一个洞。冬天有一条黑围巾，平时舍不得用。皮鞋也很破旧，后跟底磨去了半边。穿的一双土布袜子，袜底没有了，光有袜筒。
比起那时候来，少奇同志的穿着当然有改善，可是艰苦朴素的传统在他身上却一直保留着。他有一条咖啡底夹有素花的毛围巾，自从进城以后，年年冬天都用它，直到文化大革命前夕，已经很破了，还在用着。他常戴的一顶草帽，用了多年，变成了黄色，还长了许多褐色的斑点，边上的线也断了。1958年秋天下乡时，工作人员想给他换顶新的，却被少奇同志拒绝了。当工人和农民看到自己的领袖戴着一顶旧草帽，穿着一身朴素的布衣服时，感动地说：“刘委员长是艰苦朴素的模范，真是我们人民的好领袖！”邓颖超一生艰苦朴素
1985年10月，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来到湖北省宜昌视察，住在桃花岭饭店。
邓颖超到宾馆刚坐下休息，宾馆服务员就同邓颖超的随行人员一起收拾物品。在收拾中，服务员发现一个木箱里装有4只白色透明的塑料袋，里面分别装着绿豆、玉米面、小米等杂粮。服务员惊奇地问随行人员：“邓奶奶随身带这些粗粮、杂粮，干什么用呢？”随行人员见服务员那副惊奇的神态，忙说：“邓奶奶特别喜欢这些五谷杂粮呀。”这时，服务员才恍然大悟。
不一会，服务员同志为邓颖超铺床。这时又惊奇地发现：邓颖超自备一套行李，陈旧得已看不出原来的颜色了。那床垫单有两处已经磨破后都打了补丁，枕巾是棉布的，漱口杯子上的搪瓷脱落了许多……所有这些，与铺着猩红色的地毯、海绵沙发式的床铺、崭新的缎子被面的高级宾馆相比，显得多么的不协调啊！“邓奶奶为什么不换换？”服务员闪着一双好奇的大眼睛问随行人员。工作人员沉默片刻之后回答道：“邓奶奶对这些用了多年的东西舍不得丢啊！”
是呀，艰苦朴素的传统怎么能舍得丢呢？邓颖超同周总理几十年来生活都非常俭朴。总理直到逝世前穿的一件内衣，还是1961年邓颖超给买的。20多年里，衣领、袖口洗得发了白，周总理还舍不得换掉，邓颖超就一针一线地缝了又缝补了又补。这针针线线凝聚着邓颖超的心血和深厚、真挚的情感。董必武勤劳节俭的故事
董必武是辛亥革命的参加者，也是创立中国共产党、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元勋。他曾经先后作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华人民共和国代理主席。作为一位革命的先驱者，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家庭生活中他也是一位勤俭洁身，以身作则，重视培养孩子勤劳节俭品质的好父亲。
董必武一直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作风。他喜爱书法，但练字从来舍不得用白纸，总是在旧报纸上练大楷，大楷中间写中楷，中楷缝中写小楷……一次他和女儿楚青在院子里散步，发现一棵桃树干上凝聚着一块块的树胶，他就立刻动手把它刮下来包好，要自己动手粘毛笔的笔头呢！就是一条毛巾，董必武也要用上一年半载，旧了擦手，破了从中间剪开两头接上再擦脚用。
董必武的生活是十分俭朴的，特别是对饮食，他从来不讲究。
早年，董必武在湖北住的时候，一到吃饭时就想吃家乡的泡酸江豆和臭豆腐。进城以后，仍然保持着这种嗜好，经常请他的夫人何连芝买这些东西吃。每当吃饭，看到有臭豆腐，他就会笑哈哈地说：“好呀，吃臭皮子，真开胃哟！”
董老吃饭时，有一个菜特别是一个豆腐或者豆腐汤就很满意了。一天，女儿楚青奇怪地问：“爸爸，豆腐有什么好吃的？我就不喜欢吃。”董老淡淡地一笑，说：“你不喜欢？豆腐的味道你尝不出来，实际上豆腐不但好吃，它的营养价值还很高呢！不信去问问你妈妈。”他的夫人知道董老的心意，当然同意董老的看法了。
董老夫妇不但自己生活朴素，而且对子女的生活要求也是很严格的。女儿楚青上学时，董老的夫人就对大师傅说：“楚青早上上学，只把剩菜剩饭热热就行了。”可大师傅却总是打个鸡蛋，把剩饭炒一炒给楚青吃。刚开始时，楚青吃得很香。但是，天天早上都是吃这样的饭，就吃腻了。她又见同学们早上吃的有火烧、油饼、红薯，真羡慕极了。她就向妈妈提出来：给我几角钱，让我和别的学生一样，吃个火烧、油饼或烤红薯。妈妈最初不同意，一则怕不卫生，二则认为是浪费，因为家里有剩饭嘛。可是，楚青左缠右磨，妈妈只好给了她两角钱，当董老知道这件事时，就严肃地批评楚青：“吃炒鸡蛋饭都腻了！你知道不知道，我年轻时候，家里对我的特殊优待，就是吃一餐炒鸡蛋饭呢！”这天晚饭后，董老又和楚青一块散步。董老和气地、充满慈爱地对楚青说：“楚青，我像你这么大时，家里很穷，又是一大家人，每天只能吃两顿稀饭。只有过节时，才可以吃一顿干饭。分稀饭，是我的奶奶掌勺，每人一勺。我的爸爸和我呢，在外边教书，挣的钱交给这个大家庭，所以只有我们两人能受到优待，可以吃一餐干饭，别人却喝着粥。这餐干饭，有的时候，最好的就是鸡蛋炒饭咧。很好吃哟！你到怎么吃腻了？”楚青听着爸爸的话，默不作声，以后吃饭时再也不挑挑捡捡了。
在家庭餐桌上，董老有个传统节目，就是背诵李绅那首著名的《悯农》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目的是让孩子们从诗中懂得粮食的来之不易。一次，楚青吃完饭刚要走，董老叫住她，说道：“你看，你看！碗里、桌子上有多少饭粒？‘粒粒皆辛苦’，粒粒不能丢！”女儿茫然地看着掉落在桌子上的饭粒，又看看爸爸。“拣起来吃了。”董老又一脸笑容，但声音威严地说。慑于爸爸的威严，女儿把掉在桌子上的饭粒一粒粒捡起来吃了，把碗里剩的饭粒也扒拉干净才走了出去。
1954年，董必武率代表团出国访问，出发前，大儿子悄悄对随行工作人员说他想要一架照相机。回国后，大儿子如愿以偿，得到了相机。这事被董必武发现了，他狠批了儿子一通，并令他把相机送还外交部，做深刻检讨。
董必武的小儿子良翮从小学到大学，董必武一直对他采取“实物供应”，肥皂用完了给肥皂，毛巾用破了给毛巾……从来不给钱买零食和消耗品，每月只给他往返用的车费。良翮曾为了买一双自己喜欢的布鞋，竟从车费中3分5分地攒了两年！
董必武在生活上艰苦朴素，在政治上廉洁奉公，自己不搞特殊化，要求亲友也不搞特殊化。
解放初期，董老任政务院副总理。当董老那些家居农村的亲友得知他当了“大官”，便纷纷写信向他提出安排工作，调动工作等等请求。每当碰到这些情况，董老一律回信婉言拒绝，并予以耐心的说服教育。他在给外甥的一封信中说道：“你如果是青年团员，想调动工作，应向团组织请求，不应向我个人请求……想凭借私人的力量，以介绍方式去找工作，那是直接违反中央的政策……去年信中，批评你和哥哥的错误想法，那时他就是想凭借我的力量去找较好的事情。你这次信中的提法和你哥哥去年以前的想法差不多，是错误的。革命是为了人民谋利益，决不应该把革命作为谋个人利益的手段……”
后来，为了对所有亲友事先进行教育，使亲友不要以他自己的力量和关系谋取个人私利，于是亲自起草了一封通函，油印若干份，分别寄给亲友。在董老的教导下，他的侄儿、外甥、侄孙等亲友都一直安心农村，安心于自己的工作岗位。林伯渠与人民同甘共苦
林伯渠（1885—1960）湖南临澧人，无产阶级革命家。
1942年，国民党反动派对边区实行经济封锁。边区军民面临着一场严峻的考验。为了挫败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党中央000000000毛主席号召解放区军民“一面打仗，一面生产”，“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当时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职务的林伯渠同志，除日日夜夜为边区的重大事情操劳费心外，还亲自带领边区政府工作人员开展生产活动。
清明节后的一天下午，林伯渠召集勤杂人员开了一次会，要求每人种三窝南瓜。工作人员小边当时就想不通，认为搞生产自救是下面的事情，政府工作人员发发指示，部署部署就已经够累的了，还种什么南瓜。
第二天清晨，小边到操场去，忽然发现操场边上有个人影在移动。渐渐地看清楚了，他不是别人，正是林伯渠主席。在凉飕飕的晨风里，他老人家不知用拐杖比划着什么。为了不打搅他，小边正准备离开，可林主席叫住了他，“小边过来。”小边来到林老身边，林老用拐杖指着操场边上的一块空地说：“把它开了，满可以种瓜嘛。我们几个就在这儿种吧。”天亮后，林主席立即唤来了秘书、炊事员，还有勤务员小马，向大家说了自己的打算。接着，又兴冲冲地甩掉拐杖，拿起铁锨干起来了。小边跑过去接过林老手中的铁锨说：“林老，您还是别干了。您的任务我们几个包了！”林老笑着问：“为什么？”勤务员小马抢着说：“你是主席呀！”林老听了这话，又一次笑了，他摸着小马的头语重心长地说：“你以为我是主席就可以特殊吗？不行啊，主席更应该以身作则！”听了林主席的话，大家心里都很不平静。是啊，主席应该以身作则，政府的每一个工作人员不都应该以身作则吗？从此以后，每逢工作之余，他们常常看到林老在瓜丛里侍弄。有好多次，他们想赶在林老之前，给瓜除草、浇水、施肥、松土，可是都落在了林主席的后面。秋天，一共收了四十多个瓜，六百多斤重哩！特别是林主席种的那几窝瓜，最重的一个竟达二十五斤。
林老对党对人民事业无限忠诚的高贵品质，与人民同甘共苦、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永远值得学习。陈老总的家风
解放后，陈毅同志担任了上海市市长，在他戎马倥偬的战斗生涯中，很难与妻儿团聚，此时，他似乎应该好好照顾一下他们，让他们过上优裕的生活。然而，陈毅同志想的是上海百万人民，他没有营建自己的安乐窝，相反，他要求子女更加严格，立下了生活节俭，不搞特殊的家风。
陈毅同志的四个孩子个个穿的是布衣裤，总是大的穿完小的穿，一件衣服像接力棒一样，一个一个往下传，旧了拆拆，破了补补，短了接接。有一年冬天，大儿子昊苏穿过的衣服轮到老三小鲁，早就打上几块补丁了。临近过年，有位负责同志找到陈毅同志的秘书小陈说，陈市长的孩子总是穿的这么破旧，该换换了。小陈知道陈毅市长脾气，便去找张茜。张茜更了解陈毅，她笑了笑，说：“你还是去跟‘501’（陈毅战争时期的代号），说吧。”后来，生活管理员老唐自作主张，给小鲁买了一件带拉链的灯芯绒夹克衫。陈毅同志知道后，批评说：“我们不该买这么好的衣服，国家还不富裕，我们家的生活要和群众一样。”
他这样要求孩子，也这样对待自己。他有一件黄色线呢中山装，从抗日战争穿到解放战争，从山东战场穿到繁华的大上海，天长日久，已磨出了小洞。老唐几次要给他换件新的，他坚持不换，让老唐拿去织补一下，接着还穿。
为了防止孩子们沾染特权思想和纨绔子弟的坏作风，陈毅同志不允许他的孩子受特殊照顾，当时，在少数高级干部中，开始滋长用小汽车接送孩子上学的风气。陈毅同志坚决反对，即使三九严寒，雨雪交加，也不许用小汽车接送。在他的家里，不仅孩子不能使用汽车，就是参加过抗日战争的“三八式”老干部张茜同志也自觉遵守制度，乘公共汽车上下班。
上海解放初期，市内有普通公立中小学，也有私立学校，后来又建立了干部子弟学校。陈毅同志把几个孩子都送进了私立学校，目的是不让学校知道他们是“陈市长的孩子”，不给特殊照顾。每个孩子入学时，都由工作人员代替陈毅同志出面，以“家长”的身份办理手续。就这样，他的几个孩子都和工农子弟一样，学习刻苦、遵守纪律、生活朴素，老师和同学真的不知道他们是市长的孩子。
陈毅的儿子上大学的时候，他写了一首《示儿诗》，诗中写道：“汝是党之子，革命是吾风，汝是无产者，勤俭是吾宗。汝要学马列，政治多用功。汝要学技术，专业应精通。勿学纨绔儿，变成白痴聋……试看大风雪，独立有青松。又看耐严寒，篱边长忍冬。千锤百炼后，方见思想红。”
陈老总的家风就是这样——物质生活俭朴，精神生活丰富，思想境界高尚，永远是后来人的一面镜子。彭德怀勤劳节俭
革命战争年代，担任红军三军团总指挥的彭德怀同志，从穿戴上看，跟普通战士一个样，头戴一顶灰布篾帽檐的旧红军帽，身穿一套灰布衣服，裤子上还打了两个补丁，脚上是一双麻草鞋。
有一次，管理科长刘浩同志看到他的衣服已经破旧不堪，便送来一套新的。彭德怀同志忙问：“送这个来作什么？”刘浩同志说：“你的衣服破了，该换一套新的了。”他一听，立刻严肃地说：“我们是革命红军，处处都应当首先想到老百姓，现在革命还没有成功，老百姓的生活很苦，我的衣服还可以穿，快把这套拿回去！”刘浩同志红着脸，二话没说就退了出来。
他穿的是这样朴素，吃的也是和战士一样，每月三、四元伙食费。那时，革命根据地被国民党军队包围、封锁，缺少盐吃，彭德怀同志和大家一样，有盐同咸，无盐同淡。供给部本来有个规定，每月另外津贴他三、四元的伙食费。可是他坚决不要。因此，他身边的公务员只好自己凑钱给他办点好菜，而他吃的时候总要先问问：“哪儿来的钱？”如果说是公务员凑钱办的，他还吃一点，如果知道是公家津贴的，他就要批评你。
有时，公务员看彭德怀同志整天这样劳神，总想应该让他吃点好东西补养补养身体。一天，公务员拿他的零用钱买了一只鸡，炒好端到他面前，他又问：“哪儿来的钱？”告诉他是上面发给他的零用钱，他笑了，说：“如果是公家特别开支可不行。”说着又让公务员去请邓参谋长（邓小平同志）等同志一块来吃。吃的时候，他挟了一块肉往嘴里一送，极口赞赏，但又很遗憾地说：“鸡子炒得是好！要是多放点水，煮些汤就更好，这样全参谋处的同志都可以来喝点鲜鸡汤！”
建国后，彭德怀担任国防部部长，他仍然保持节俭朴素的作风。
有一年他出国访问，每到一个国家，大使馆都按国家规定给代表团每一个成员发一些钱，供他们在商店里买一些东西。发给彭总的钱更多些，因为他是代表团团长，他却看都不看一眼，说：“退给人家，我们不买什么。”
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当他的警卫参谋景希珍把发给彭总的一叠崭新的马克送回大使馆以前，提出给他的一个已经参加工作的侄女买块表。他想了想，说：“好吧，弄个最便宜的，能看个时辰就行了。”景希珍想，反正这些钱要交，还是买块好看些的，贵点也罢。买回表来给他看，他还满意，但一看发票，眉头皱起来了，连说：“太贵了，太贵了！这合人民币多少？小孩子戴这个，用不着。”他非叫景希珍去换不可。景希珍咬定这是最便宜的。因为很快要离开，他也没法，但是嘟哝了好几次：“这肯定不是最便宜的！你捣了鬼！”其实，这块表钱还不到他送还的那一摞钱的百分之一。
这类事情的例子还很多。每顿饭剩下的菜，他规定不能倒掉，下顿再热来给他吃。说来谁也难相信，我们这样大一个国家的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穿在里头的衬衣好多是打了补丁的。有些衣服，袜子实在不能再补了，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也不敢扔掉，因为他说不定到什么时候记起了就要查问：我那一件什么什么样的衣服，怎么不见了？因此，每当处理破烂，只得拿去给他过目，然后决定去留。
到西南来之前，他的警卫人员未经他的同意，把他穿了十几年的一双烂皮鞋扔掉了，他念叨了好久：“那双皮鞋很可惜，我穿着最合脚的……”
他对自己就是这样“小气”，这样节俭，可是，他对服务员、来修房子的工人，探家归来的战士，乃至路上，车上随便遇到什么人，他都很关心，很大方，爱问人家生活上有什么困难，经常送钱给人家。经他的警卫参谋的手送出的，连回数都记不清了。
从朝鲜战场回来，他就是用的一部旧式的汽车。后来，有关部门叫去换一辆最新式的，他拒绝了：“这辆还能用，换什么？”警卫人员跟他讲了从别人那听来的新车的优点，他说：“世界上好东西多呵，总不能见到什么好就搞过来嘛。”他屋里的家具，只要他认为“挺好”，就别想给他换新的。有一次，警卫人员提出：窗帘布旧了，换一下吧！他说：“旧了？老百姓用这样的布做衣服，还不知穿多少年哩！”
有一段时间，彭老总住在北京郊区的吴家花园。秋末，彭总自己拿出旧棉衣，坐在廊檐下，一边晒着太阳，一边一针一针地缝补这件旧棉衣。警卫员景希珍看到了，忙说：“彭总，你眼花手笨的，还是我来吧。”彭总却说：“你呀，未必有我这两下子。”
景希珍接过棉衣一看，针脚整齐均匀，横是横，竖是竖的，补的真是不错。彭总有些得意地说：“多多评头论足吧。”警卫员说：“没想到，总司令针线活也是做得这么好。”于是，彭总给警卫员讲了自己的身世。他童年丧母，家里很穷，他不但要给人家当苦工，还要照管两个弟弟。他说：“那时候，什么活没干过，什么苦没吃过？”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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