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陶一桃 鲁志国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经济特区与中国道路试读：
前言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经济特区与中国道路》一书，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的成果（10AJL001）。这一课题的完成，历经了四年半的时间。尽管我们期待我们的研究成果能是一块琢而成器的玉，但是，她肯定不会完美无瑕。甚至当我们自己再度捧起成稿之时，也觉得有很多地方还可以做得更好，更深入。我们深知，学术研究的过程是一个分享与思辨的过程，同时又是思想的启迪与碰撞的过程。我们期待获得同行的认可，同样也期待在争鸣与对话中实现自我的提升。因为无论是认可还是批评，对我们来说都是可贵的财富。
我们的研究是基于以下几方面考量的：
其一，尽管我们所研究的中国道路是特指1978年以来中国改革开放一系列的政策和路径选择，但改革开放的目的是使中国社会走向开放、繁荣、富强，从根本上讲是全面实现现代化的问题。所以，对中国道路的探索、实践的过程，就是中国社会实现现代化的路径选择过程，而经济特区正是在非均衡发展背景下，加速中国社会实现现代化进程的一条“捷径”。我们的研究从不同国家实现现代化道路的不同路径选择入手，旨在从世界历史发展的沿革中，从不同国家所选择的转型路径的比较中，更加明确深入地说明中国道路的独特性。
其二，尽管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是从创立经济特区开始的，经济特区不仅是中国道路的起点，其本身亦构成中国道路的内容。但是，从理论上说，阐述清楚经济特区与中国道路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无疑是我们研究的重点、难点，同时也是我们的研究最具有理论价值与份量的部分，更是全部研究的核心所在。我们首先在第二章中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背景出发，沿着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脉络，以发展经济学与比较制度经济学的相关理论为依据，以实证分析与计量分析为研究方法，展开了对经济特区与中国道路之间内在逻辑关系的理论构建与模型解释。第三章可以说是基于政治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和区域经济学视角的，对第二章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即对经济特区与中国道路进行经济学原理范畴内的抽象而思辨的阐述。
其三，从第四章到第七章，我们分别谈了经济特区对中国市场经济的理论贡献、对中国现代化的制度贡献、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经济贡献、对中国现代化的文化贡献。这样的一个结构安排是出于三方面的考虑：
第一，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意义上说，“中国道路”还是一个需要不断丰富、完善并逐步体系化的概念。“道路”已经存在，但探索还在继续；经验已经积累，但理论还需探寻。我们是对一个发展的过程和过程中所形成的某些成熟的政策、思想、理论进行梳理性研究，这一进程还在继续，而作为“中国道路”内涵的许多东西，有的积淀下来成为“中国特色”，有的还在实践检验之中，更有巨大的改革与探索的空间，在等待伟大的实践来填补理论的空白。所以我们不是对中国道路理论体系本身进行研究，而是对已构成中国道路内涵的某些政策、思想、理论甚至方式与路径进行归纳阐述，历史地表述中国道路的实践过程以及在这一实践过程中已经形成的理论思想。
第二，经济特区是中国道路的探索者、先行者与实践者。先行先试，形成经验，再在全国普遍推广，这是中国社会制度变迁的基本路径，也是中国社会实现现代化的路径选择。所以我们在归纳、梳理、研究中国道路的过程中，在论证经济特区与中国道路的内在逻辑时，经济特区就自然而然地成为鲜活的案例、改革的实验田、经验的提供者、理论的探索与创造者。同时，作为最典型而又最成功的深圳经济特区自然占居显著位置。
第三，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虽然是从经济改革入手的，但是，没有解放思想，没有观念更新与革命，就不可能有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也不可能有特区的诞生。文化与观念不能直接改变社会，但却可以改变人，而人则能够改变社会。所以，第七章经济特区对中国现代化的文化贡献，实质上正是阐述观念的改变对中国社会的影响。经济特区不仅为中国社会创造了无数的经济奇迹，而且还以观念的力量改变着中国社会，带来了足以影响十几亿中国人的观念革命。社会的现代化首先是人的现代化，而人的现代化首先是观念的现代化。只有人才是产生资源的资源，创造财富的财富，社会创新的主体与原动力。
其四，第八章关于中国梦与经济特区的新使命的结构安排，是想表达这样的思想：第一，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尽管是从经济领域入手的，但社会的全面发展才是实现现代化的根本保障，而深化改革则是通往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人的发展既是社会发展的目标，又是社会发展的内容。人不仅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也是自己有理由珍视的那种生活的享有者。如果我们仅仅把人当作“生产力”来看待，那么我们就是用其他主体替代了真正的主体。正确发展观的确立，是一个用观念战胜观念的过程，也是政府认知能力提升的过程。第二，在中国，经济特区已经不只是一种暂时的经济现象，也不是一个阶段性的产物，更不是一项政策上的权宜之计，而是中国实现全方位改革的实验田，完成社会转型与制度变迁的有效路径选择，实现现代化的一条“捷径”。以深圳为代表的早期经济特区的成功经验证明了这一点，以喀什、霍尔果兹、图门江为代表的新兴特区的产生说明了这一点，今天自贸区的形成更加印证了这一点。中国自贸区作为承担更加深刻改革使命的升级版经济特区，必将继续以其先行先试的品格和“敢为天下先”的实践，从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丰富中国道路的实质与内涵。
旦丁说：“转动太阳和地球的是爱。”我想说，让我们不能放弃思考与探索的是学者的良知、情怀与使命感。学术是理性的，学者则应该是理性而又富有激情的。因为没有心灵的折磨，就不会有创作的冲动。我们有幸生活在一个变革的时代，我们更有幸去贡献这一需要思想而又产生思想的时代。深圳大学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基地——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主任、教授陶一桃2016年12月于桑泰丹华府
总论
陶一桃对经济特区与中国道路的研究，实质上是对近40年来的中国改革开放史的研究，是对中国社会制度变迁的路径研究，是对中国实现现代化的道路的研究。因为，中国社会改革开放的历程就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就是由闭关自守走向政策开放与制度开放的过程，就是由普遍贫穷走向共同富裕的过程，更是由传统体制的计划、封闭、小农的落后，走向市场、开放、国际化与现代化的繁荣的历程。
这里所说的中国道路，是指1978年以来中国所选择的社会转型、经济发展与全面实现现代化的方式与路径。具体地说，就是在一个已经拥有30年计划经济历史，同时传统意识形态又毋庸置疑地占据统治地位的计划经济的大国里，在区域及城乡发展严重不平衡的国度中，以创办经济特区的方式作为冲破传统体制为目标的制度变迁的突破口，旨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完成由传统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使中国社会在一段时期内全面走上市场经济的道路，逐渐真正成为一个经济繁荣、制度昌明的法制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
我以为，相对于“华盛顿共识”，中国道路具有某些由历史、文化和国别性的决定的特点：其一，创建特区，是制度变迁的首要并成功的路径选择；其二，优先发展经济及其首先开始经济体制改革，是制度变迁别无选择但却十分正确的切入口；其三，“摸着石头过河”，先行先试，创造经验，探寻道路，普遍推广，是制度变迁比较稳妥的整体思路与实践逻辑；其四，以开放促改革，是制度变迁进程能够减少意识形态阻力的充满智慧的基本理念；其五，“举国体制”，是制度变迁过程中具有效率与巨大动员力的政治资源与力量；其六，不断自我改革的政府，是制度变迁得以持续进行并渐进深入的内在原动力与根本保障。一 关于中国道路的几个理论问题
以往有关“中国道路”“现代化”“中国经济特区”及相关问题的研究，为我们今天深入拓展的研究提供了扎实而丰富的思想积淀和坚实而富有借鉴意义的学术基础。但同时，由于时代和意识形态等因素所带来的以往研究的局限性和尚未涉及到的理论领域的存在，又为我们今天的研究不仅留下了需要深入探索的问题，更提供了可能性及具有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的研究空间。
第一，关于“中国道路”的起点问题，我赞同中国道路特指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发展道路或发展经验的时间划分。正如剑桥大学高级研究员斯蒂芬·哈尔珀先生所说：当我们谈到中国道路的时候，主要是指中国在过去30多年里的发展和一系列改革。因为我们今天所说的“中国道路”是一个特定的，具有特殊历史意义和独特背景的概念，而不是一个简单或单纯的历史学或共运史、党史的概念。百年以来，中国人一直在寻求民族独立、文明富强的现代化道路，无论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还是1949年新中国诞生算起，中国革命和建设都在沿着一条道路艰苦卓绝地奋斗着、前进着，但中国历史曾经走过的道路与1980年改革开放后所形成的“中国道路”并不是一个含义的“道路”。因此，这里所说的“中国道路”不应该广义的理解为中国从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近120多年的近代史。另外，新中国成立前的30年，我们学习的是苏联模式，而不是走着自己的道路。改革开放是建筑上对以苏联模式为典型代表的传统计划经济的否定基础之上的，因此无论从逻辑上还是理论与现实意义上，都不可能把被“否定”的东西当作一种继承来延续或保留，并将改革创新看作是对“被改革”的“发展”。
第二，对中国道路的讨论一定要摒弃极左的意识形成和冷战的思维，尤其不能又回到“姓资姓社”的教条主义思维模式上。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从解放思想开始的，而解放思想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邓小平作出的历史性判断：“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来看，只有“不争论”才有中国的改革开放；只有“不争论”才有市场经济产生；只有“不争论”才有特区的发展；只有“不争论”才有“中国道路”的形成。从人类发展的最终目标来说（实现富裕、文明、自由），实现社会发展，从而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不应该被冠以“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的定语。诚然，由于历史、文化、价值观、民族性等因素，各个国家所选择的发展道路会表现出国别性的差异，但这是多元化的体现，而不是不同文化、价值观之间的相互否定。所以我并不赞同这样的判断：20世纪，世界上出现了多种现代化道路，但是概括起来说无非两种：一是以资本主义为核心的现代化；二是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现代化。这种判断归类过于简单，缺乏文化的多元化与价值观的包容性与尊重。同时，对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也大可不必咬牙切齿，更不要简单地把其理论视为西方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的胜利。福山的“历史终结论”的现实依据是前苏联的解体。所以我以为，把福山的“历史终结论”理解为传统的社会主义国家时代的结束更为客观。同时也要注意到福山的另一些观点。如福山曾指出：美国不能决定民主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地点产生。要明确的是，如果一个国家不需要的话，外人不能将民主强加其身。有关民主和改革的需求必须来自国内。因此，民主的提升是一个长期的、时机逐步成熟的过程，而这一过程又有赖于政治和经济的逐步完善。同理，“发展并非由富者赠与穷者，而只能由穷者自己达成”。2011年6月，福山接受了《国际先驱导报》的访谈，对“历史终结论”和中国发展模式等问题进行了这样的回应：美国有必需要向中国学习，但同时他认为中国模式在世界其他地区不可复制，因为它源自中国特定的官僚和权力的历史和文化传统。
然而我认为，中国不仅曾经是一个传统的计划经济大国，同时又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社会由计划向市场转型的过程，既是改革开放的过程，又是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营建过程。尤其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作为发展中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面临着许多共性的问题：如都既受益于经济全球化，又受制于经济全球化；都会面临未富先老的问题；都会遭遇公共教育和公共医疗卫生保障问题；都存在着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完善社会法制法规、完善社会规制、向国际惯例学习等诸多共同问题。我以为，中国在“举国体制”下对发展中国家及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所共同面临的发展问题和社会问题不同程度的成功解决，对发展中国家及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具有深刻的借鉴意义。正如亚洲四小龙的成功和台湾土地改革成功的普遍性意义一样。人类发展的共同规律和普遍问题的存在，往往使某一国家的民族性或国别性的成功具有了客观上的世界意义。当然，这种意义绝不是为世界树立样板，而是为人类提供可供分享的智慧和精神财富。“中国道路”作为一种成功的转型路径，为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发展及实现现代化的路径选择提供了鲜活的案例。
另外，特区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在相对普遍贫困，及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国情下谋求本国经济发展、寻求实现现代化的一种路径选择。而中国经济特区成功的经验，将对上述国家以建立经济特区的方式带动本国经济的发展提供珍贵的经验和同样珍贵的教训。
第三，关于是否存在中国道路的争论，我更愿意理解为看问题的角度或方法不同。首先，“中国道路”的存在是一个不争的客观事实。中国社会由计划向市场转型，由普遍贫穷向共同富裕迈进，改革开放近40年所创造的“中国奇迹”都是中国道路的体现与折射。断定不存在中国道路的学者认为：如果把中国模式、中国道路的讨论置于现代化国家构建的理论框架中考察，由于当代中国大陆尚未完成现代化国家的构建，当下形成的独特制度组合缺乏足够稳定性和可扩展[1]性，因而不存在什么中国模式，当然也就无所谓中国道路。我以为上述观点用来说明不存在中国模式是可以说得通的，而且我本人也认为目前尚不存在一个所谓的“中国模式”。模式具有制度的固化性与范式性的含义，对于还处于探索、发展中的国家来说并不一定就是一个好的东西。但由不存在“中国模式”从而推导出当然也就无所谓“中国道路”的结论，就未免过于武断了。如果说“中国模式”是总结、归纳的结果，那么“中国道路”则是现实的存在与选择。“模式”尚未形成、存在，但道路已经开始并逐渐清晰形成。
第四，“中国道路”与现代化问题。绝大多数学者都把“中国道路”与中国现代化之路在逻辑上联系起来，甚至完全等同于一体。我以为，它们之间的确存在着某种内在的逻辑关系，但不是绝对的等同关系。“中国道路”是中国人民实现现代化路径选择的结果，但中国人民已经经历的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不仅只是今天所谈的“中国道路”，前苏联模式也是其一。我以为上面有关“中国道路”与现代化关系的论述，扩大了“中国道路”的内涵，把“中国道路”的一般，当作特定内涵的“中国道路”来使用。说“中国道路”是中国式的现
[2]代化可以，但说中国现代化就是“中国道路”则有失偏颇。中国人追求现代化的历史远远长于我们今天所说的“中国道路”形成的历史。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宣告了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屈辱的世纪”的结束。独立统一的新中国的成立为中国实现现代化奠定了基础。当“现代化”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主题后，“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应该怎样走”就成为一个要立即付诸实践的问题。中国最终选择了“追求现代化但拒绝西化”的道路，即通过社会主义来发展中[3]国经济、推动中国社会发展和中华民族复兴。从这个观点出发，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后，中国人民追求工业化、现代化，寻求富裕之路都是中国道路，但名相如，实不相如。
关于中国现代化道路问题，不仅为学者们所普遍关注，更是几代政治家和有志之士为之终身奋斗的理想所在。我们曾有过“师夷之长以制夷”的真诚与无奈，更有过“超英赶美”的狂热与尴尬，但目标与实现目标道路的南辕北辙，让穷怕了的中国人不得不反思已选择道路的正确性。有的学者比较了19世纪和20世纪主要国家现代化特点后指出，19世纪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是以私有产权和市场竞争相结合，经历数百年自然形成的。私有制、市场导向、逐渐变革是这一模式的基本特征。20世纪一些落后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通过激进的政治革命为先导的、自上而下的强制工业化进程，企图在纯粹公有制基础上通过国家计划和激进改革的苏联模式，快速实现现代化。这一[4]模式在短暂的成功后便遭遇危机。中国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找到一条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现代化道路。这就是邓小平所规划的以改革[5]开放为宗旨创办经济特区，走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我们今天所谈的中国道路，就是指这条以创办经济特区为起点，以改革开放为宗旨，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以社会全方位改革和全面发展为方向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实现现代化的中国道路。
第五，经济特区与中国道路的关系问题。对“经济特区”和“中国道路”的讨论比较多，但关于“经济特区”与“中国道路”之间内在逻辑关系的讨论并不充分，“中国道路”更多地与现代化联系在一起，而“经济特区”更多地作为改革开放初期的“试验田”而被人们说起。我认为，从中国改革开放和中国道路形成的逻辑起点上来说，给予经济特区怎样高的评价都不为过。因为，没有经济特区就没有中国的改革开放；没有经济特区就不可能有市场经济的确立与形成；没有经济特区就不可能有引发中国社会的观念更新与革命；没有经济特区就不可能形成中国社会源自于每个公民创造力的展示；没有经济特区就不可能有让世界震惊的“中国迹”的创造；没有经济特区就不可能有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内在驱动力；没有经济特区就不可能有科学发展观的现实依据和“中国梦”提出的社会物质与精神基础；没有经济特区更不可能有让亿万人富裕的“中国道路”的形成。经济特区是中国改革的突破口，同时也是中国社会以非均衡发展方式实现现代化的一条捷径。以深圳为代表的早期经济特区成功的经验证明了这一点，而以喀什、霍尔果兹、图们江为代表的新兴经济特区的产生证实了这一点。
中国经济特区的创立是“中国道路”的一个标志。它意味着：苏联模式不行，计划经济走不通；小农的平均主义不行，均衡发展走不通；大规模的改革不行，原有体制内走不通。于是寻找突破口——创办经济特区，在僵化的体制之外实行自上而下的强制性、渐进式制度变迁，从此中国现代化走上了一条既不同于传统体制下的苏联模式，又不同于资本主义时代的西方模式的独特发展道路——“中国道路”。
我们应该从中国改革开放的全过程来研究经济特区不可取代的历史地位，对中国改革开放的独特的推动作用，对中国社会实现现代化的使命意义。我认为经济特区绝不仅只是一种现象，更不是一个阶段性的产物，而是中国社会实现改革开放的切入口，深化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实现现代化的一条“捷径”。如果从中国改革开放的全过程来分析，如果从中国改革开放史的视角来考察，特区的使命还远没有完成。支撑这些观点研究的理论是非均衡发展理论与制度创新成本理论。建设特区是非均衡发展的实践，从制度创新的视角来看，特区作为中国改革开放体制转型的切入口，大大降低了传统体制与意识形态依旧占据主导地位背景下，中国社会制度变迁的有形成本和无形成本。二 经济特区与中国道路
经济特区作为特殊政策的产物，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个承载着理性与狂热、思考与盲目的划时代的标志。它标志着中国社会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开始，标志着禁锢了30年的国门的真正开放，标志着思想解放与观念更新的到来，标志着一个经济已经走到濒临崩溃边缘的大国，真正开始走上科学发展的道路。因此，从改革开放之初的社会政治背景来看，经济特区无疑是中国社会实现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从而全方位启动社会转型的必由之路；从现代化道路的探索来看，经济特区无疑是彻底摆脱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从而迈上旨在实现共同富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由之路；从中国制度变迁的道路选择来看，经济特区无疑是在传统的意识形态曾占据主导地位的传统的社会主义国家里，打破传统体制的僵化与意识形态的教条，从而自上而下的完成转型社会制度变迁的必由之路；从发展的战略上来看，经济特区已无疑是在一个极“左”思想曾牢牢占据支配地位的国度里，真正摒弃“人定胜天”、“为发展而发展”的盲目发展观，从而走上科学发展的必由之路。（一）经济特区的产生与中国道路的形成
以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为主线的中国社会的制度变迁，构成了经济特区成长、发展的艰辛而灿烂的历程。以深圳为典型代表的中国经济特区曲折然而成绩卓越的改革开放的实践，不仅揭示出了一条实现现代化的有特色的中国道路产生的独特路径、主要特征以及未来发展态势，同时也以其路径选择的正确和发展的辉煌，掷地有声地推动、促进了中国社会转型与发展。
我所说的“中国道路”，就是指在中国选择创办经济特区这条道路来完成体制转型，实现经济发展。更确切地说，就是在一个已有30年计划经济的历史，同时传统意识形态又毋庸置疑地占据经济地位的计划经济的大国里，以创办经济特区作为冲破传统体制为目标的制度变迁的突破口，旨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完成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使中国社会在一段时间里全面走上市场经济的道路，真正成为一个经济繁、制度昌明的法制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国家。
关于中国现代化道路问题，不仅为学者们所普遍关注，更是几代政治家和有志之士为之终身奋斗的理想所在。我们曾有过“师夷之长以制夷”的真诚与无奈，更有过“超英赶美”的狂热与尴尬，但目标与实现目标道路的南辕北辙，让穷怕了的中国人不得不反思已选择道路的正确性。学者们普遍认为，中国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找到一条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现代化道路。这就是邓小平所规划的以改革开[6]放为宗旨创办经济特区，走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
回顾历史，38年前开始的改革开放，是从在中国这样一个计划经济的汪洋大海中创立市场经济的绿洲开始的。深圳作为计划经济最为薄弱的地方，凭借着地位优势（毗邻港澳、远离计划经济中心）首先成了这块绿洲。近半个世纪的盲目而狂热的社会主义实践和当时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现状都已经清楚地证明，计划经济不行，盲目的赶超发展战略也不行，小农经济的平均主义更加不行。在一个落后的由计划经济的平均主义维系着的普遍贫困的大国里，摆脱贫困的唯一出路就是打破体制内部造成普遍贫困的制度机制，走一条非均衡的发展道路，这条非均衡的发展道路就是邓小平所说的：“只能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
创办经济特区作为强制性制度安排，打破了传统体制下导致普遍贫穷的一般均衡状态，使非均衡发展的社会变革成为中国社会最佳的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从而也使中国这个历经了近半个世纪计划经济的大国，能在一个较短的时间里开始由普遍贫困的“计划”，走向“部分人先富”的“市场”。创办经济特区作为一种自上而下的正式制度安排，不仅大大减少了制度变迁的阻力，降低了制度创新的成本，而且还成功地规避了改革有可能带来的更大的风险，从而使制度变迁的绩效在短时间内就能迅速显现出来，并卓有成效地示范全国。“中国道路”应该是一条体现中国特色的实现现代化之路。“中国特色”所表明的是国别性、民族性、历史性与国际性，而不是对现代化本质内涵与固有价值判断的否定。所以“中国特色”只能特在实现目标的道路上，特在达到目标的路径选择上，而不是目标本身。“中国特色”是对人类普世价值认同的过程，而绝不是对国际惯例的否定。（二）经济特区的成长与发展观念的特征
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尤其是针对计划经济时期传统体制和发展方式来讲，创办经济特区是走向科学发展的关键抉择，它开启了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道路。深圳经济特区的成长与发展，正是在教训与挫折中不断调整发展战略，优化产业结构，转变发展方式，探索由经济增长型社会逐步走向全面发展的福利型社会的过程。科学发展的理念已经把“发展观”从增长方式的转变拓展到了社会发展，从经济领域扩展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深圳以其自身发展的历程，诠释着中国道路的路径与内涵。
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正是中国社会由超赶战略向非均衡发展战略的转型。相对于计划经济时期的“盲目发展观”而言，创办经济特区无疑开启了中国社会通往科学发展的正确道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是发展，它强调的是社会发展方式、方法、模式、路径选择的科学性与正确性，而绝不是要不发展的争论。可以坚定地说，只有确立了科学发展的理念，才有中国经济特区的产生，才有亿万人民对普遍富裕的追求，才有中国经济38年的辉煌。
深圳经济特区发展的历程也是在教训和挫折中不断调整发展战略、优化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探索由经济增长型社会逐步走向全面发展的福利型社会的转变过程。深圳经济特区的起步是从“三来一补”开始的。选择这样的发展方式是由当时的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改革开放初期的深圳，只是一个计划经济比较薄弱的名不见经传的小渔村。那个时期的深圳所拥有的相对优势的生产要素就是低廉的劳动力和土地，而缺乏的则是资金、技术和管理。时逢香港经济的产业更新换代与结构调整，以加工业为主体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开放政策的引导下，及时而又恰如其分地落户于亟需制造业的深圳，并在转移产业的同时把资金、技术、管理和现代企业制度一并渐进转移到了成长中的深圳。承继市场经济发达地区和国家的产业更新链条，深圳不仅降低了经济发展的起步成本，同时也大大降低了向市场经济学习的成本，确定了外向型经济的特征。同时，“输入”的加工制造业，还以其派生需求催生了第三产业的兴起于发展。到了1993年，深圳对外贸易的87%来自三资企业的净出口和“三来一补”的征费收入；第三产业占深圳GDP的46%，吸收劳动力占深圳从业人员的[7]32.2%。
当深圳经济踏上高速增长的轨道时，自身自然资源先天不足的约束很快显现出来，并引起决策者们的切实关注。自然资源的先天不足，意味着任何以自然资源要素消耗、使用为增长方式的选择，都会在稀缺规律的作用下，使人们不得不为财富的创造和发展支付较高的价格，从而经济增长的代价也会由于财富创造成本的高昂而一同提高。同时，深圳作为率先赶上市场经济的新兴城市，既不能重复传统工业的发展模式与道路，更有责任去探索、尝试一种崭新的经济增长方式与财富创造途径，并以此示范全国。
从以“三来一补”为主体到以高新技术产业为支柱，深圳不仅适时选择了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同时以制度变迁中的政府决策的主导力量（专项资金设立和政策优惠等），解决了初期高投入的资金缺口问题，减轻了高新技术企业独担风险的压力；以改革者的特有的宽阔的胸怀营造了高新技术产业落户、成长，发展、创新的制度环境，吸引了一大批国内外著名高新企业落户深圳；以变革者的远见卓识为高新技术产业的后续发展提供了扎实的智力保证，一些著名大学和各类科研机构在深圳生根筑巢。
可以说，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模仿一直是高新技术产值增长的主要途径。然而对于一个国家来说，真正的国际竞争力不可能长期来自模仿所带来的快捷与急功近利。产业自身的创造力，即原始创新能力、集成创新能力、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才是企业永久生命力和国家持久竞争力的根本源泉。于是，自主创新作为一种充分体现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战略思考，被现实地提了出来。
从理论上讲，自主创新是高于模仿的一种创新活动，它是一种新的生产函数的建立，或者说是将一种从来没有过的生产要素和生产体系的“新组合”引入生产过程中。它强调的是发明在经济活动中的应用，并给生产的当事人带来利润。因此，自主创新强调的是对核心技术的自我研发与拥有，强调的是在价值创造过程中的技术附加值和专利附加值。从这个意义上说，自主创新即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必然要求，又是这一转变得重要途径。因为无论自主创新采取“中性技术进步”（要素投入比例不变）、“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还是“资本节约型技术进步”的方式，都是在不增加或减少要素使用的前提下增加产出，从而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这意味着我们不能仅满足于对国外先进技术的简单“模仿”，更不能只停留在改革开放初期的以设备进口为主的粗放、低级的技术引进的模式上，而要重新来思考、确定经济增长模式，实现“软技术”出口，提高自主创新（核心技术创造）对GDP的贡献率。
如果说从以劳动密集型为特征的“三来一补”加工制造业的形成，到以资本、技术密集型为特征的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和自主创新理念的形成，还是在经济领域中，以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来实现社会经济的发展的话，那么科学发展理念的提出则把“发展观”从增长方式的转变拓展到了社会发展，从经济领域扩展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可以说，经历了成功的辉煌与财富的积累，以科学发展的认知和和谐发展的理念来解决、矫正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已经成为深圳这座城市为了前进的思考与反思。
深圳是沿着一条高速增长的轨道，把财富和富裕带给奋斗着的人们。我们知道，GDP是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但绝不可能是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没有伴随着社会福祉提升的GDP和人均GDP的增长，只能是一个缺乏灵魂和人文关怀的单纯物质的增长。
如果说，劳动密集型经济让深圳收获了由低成本带来的抢占市场的价格优势的竞争力，那么全球金融危机则不仅将劳动密集型经济所固有的产品资本、技术附加值低，缺乏核心竞争力这一源于经济增长方式本身的问题进一步突显了出来，同时也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为走向科学发展的必然的战略选择，郑重地提了出来。“比较优势”是不同国家和地区谋得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则。所谓的“比较优势”是由要素相对稀缺程度所决定的要素价格的比较优势。当一个国家或地区劳动力资源比较富裕，从而劳动力的成本或价格比较低廉时，在没有资本和技术要素禀赋优势的情况下，首先使用自身所特有的低廉劳动力，就成为经济起步时期最佳的，同时也是最低发展成本的自然选择。可以说，后者的比较优势状况，正是深圳乃至全国改革开放初期经济起步和最初发展的主要选择。
稀缺性，是经济学的基本前提和一般原理。经济学研究的就是一个社会如何利用稀缺资源以生产有价值的物品、劳务，并将它们在不同的人中间分配。但是，大多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并不是自然禀赋意义上的资源缺乏问题，而是要素结构意义上的资源约束问题。所谓要素结构意义上的资源约束，是指“要素禀赋结构低下”，即在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中，缺少如资本、技术、教育、管理、法制等较高级的要素，而没有受过教育或受教育程度不高的一般劳动力则较为丰富。所以经济结构低下的根本原因不在结构本身，而在于“要素禀赋结构”的低下。结构低下不是结构低下的原因，而是“要素禀赋结构”低下的结果或现实表现。如果一国的要素存量中只有简单的劳动力，那么劳动密集型经济就是自然的选择。任何经济都不能只凭愿望人为地改变经济结构，因为“改变要素的质量和结构，才是提升产业结构的现实的、逻辑的前提”。尼采说：“在哲学家中，没有比理智的诚实更为稀罕的了”。人类社会的前进不仅需求勤奋与热情，更需要思考与理性。（三）经济特区的发展与中国的现代化
当人的经济价值提升时，我们的社会就会处于一些新的、更好的机会领域。政府不能一厢情愿地主导社会经济，而应该在尊重市场的同时创造制度环境，完成公共物品的供给，营建社会福利机制。发展是改革的结果，又是深化改革的物质前提，但发展不能取代改革。没有与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政治体制的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就不可能真正成功。在实现现代的特殊的“中国道路”上，在法制的公民社会的营建的历程中，深圳作为一个率先发展的城市还应该担负起明天的希望。
舒尔茨认为：“任何经济的长期变动对制度改变所产生的影响会[8]比工资相对于租金变动的影响都更为深远”。人的经济价值的提高产生了对制度的新的需求，一些政治和法律制度就是用来满足这些需求的。由于人力资本在寻求自身的参与权时要求表明社会制度的状况，所以许多制度作为经济增长的激励结果而被创造出来。
阿玛蒂亚·森在其《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中以学者的良知、道德和智慧，回答了人类社会发展的目标问题：以人为中心，社会发展的最高目标和价值标准就是自由。财富、收入、技术进步、社会现代化等固然是人们追求的目标，但它最终只属于工具性的范畴，是为人的发展、人的福利服务的。
中国社会改革是在较低的人均收入水平上展开的，一方面尚未形成庞大的中产阶级，另一方面贫富差距日益显著并分化。因此，经济增长中的贫困现象和经济繁荣中的低福利问题，“过早”地成为政府必须用制度安排来解决的社会问题。应该肯定地说，政府必须把社会福利制度的营建作为实现普遍富裕的保障，而不是作为普遍富裕的结果来看待。对任何社会来说，创造财富的同时制造着贫穷，实现繁荣的同时降低着部分人的幸福感，比普遍贫穷更为可怕。福利制度不是经济发展的奢侈品，她本身就构成了发展的重要内容和实质自由的组成部分。
市场与人的基本自由具有内在的相联性，人们仅仅从效率出发赞美市场机制是不全面的。或许市场失灵又成为人们否定市场的重要依据，但市场失灵并不是对市场机制的否定，而是对市场机制的坚守——市场只能去做市场能做的事，政府则应该去做市场无法做到、做好的事。在以自上而下的授权为特征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中，政府的权力的作用是不可缺少的。但是，面对市场规律的政府权力的任何强势，就不再是对市场失灵的矫正，而是对市场规律的破坏。政府不能一厢情愿地主导社会经济，而应该在尊重市场的同时创造制度环境，完成公共物品的供给，营建社会福利机制。
中国社会的改革是从经济改革入手的，这无疑是一条最佳路径，但同时也使社会大环境不配套、缺乏有效的制度环境支撑等“先天不足”的问题很快突显出来，并构成了深化改革的制度与体制“瓶颈”。制度总是镶嵌在制度环境之中的，没有制度环境支援的制度变迁是无法真正完成的。同理，没有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的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就不可能真正成功。现今许多社会问题和矛盾的存在从根本上说是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结果。
对于转型社会而言，崭新的社会运行机制的营建过程，既是政府官员的权力和既得利益被削弱、剥夺、甚至丧失的过程，又是服务型政府的形成、培育、成长的过程。在政府的权力还必须用政府的权力来剥夺的体制中，政府的文明程度和远见卓识对社会的制度绩效而言是至关重要的。
我们的社会不会因为缺少奇迹而枯萎，但却会因为缺少创造奇迹的思想而失去持续生命力。经济特区作为奇迹和创造奇迹思想的特殊标志，不仅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无限生命力，而且还给这个民族带来了创造奇迹的无限期望，她是中国社会通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三 深圳经济特区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性贡献及经验分享
作为中国典型的经济特区，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史上恐怕还没有哪一座城市能像深圳那样，以其自身的产生预示着一个时代的开始和另一个时代的结束；也没有哪座城市能像深圳那样，以其自身的发展体现、引领着整个国家的制度变迁的方向，并创造着一种崭新的富有绩效的社会发展模式；更没有哪座城市能像深圳那样，以其自身的不断变革书写着社会转型的奇迹，并在创造财富的同时创造着新的观念、精神和理念。
因此，深圳成长的历史，不仅只是一座城市的发展岁月，而是一个转型国家制度变迁与发展道路的探索轨迹，以及一个民族寻求富裕的奋斗历程。她以年轻的历史记载着中国38年的改革开放的实践，而这38年的历程不仅是对以往近半个世纪传统体制的反思与批判，更是对未来中国发展目标与方向的确定；她以38个岁月为转型的中国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思想，然而那些富有冲击力和挑战精神的思想与观念，摧毁的不仅仅是桎梏改革的精神枷锁，更是在传统体制下一直被视为绝对真理的那些“神圣”的东西。
今年，深圳经济特区已经走过辉煌的35年的历程了。我们记住、回顾历史不仅仅因为那是我们曾经走过的岁月，更在于这段历史给了我们许多财富。这些财富有成功的奇迹，也有难以忘怀的失败和教训。我们回顾过去，不仅仅是因为过去给我们留下了深刻而激荡人心的记忆和回忆，更在于那些我们曾经拥有过的精神、情怀和意志是今天无论如何都不能丧失的东西。我们尊重历史，不仅仅因为历史是厚重而无法复制的，更在于一座城市由开拓者所锻造出来的品格是应该被珍视并传承下来的。我们记住历史，不仅仅是要记住曾经的岁月，更在于要永远记住在那曾经不平凡的岁月里创造、书写历史的人们。因为对任何国家而言，人永远都是历史的主角，最强大的力量是一颗无所畏惧的心！我们歌颂曾经的岁月，绝不是要陶醉在曾经的辉煌与奇迹之中，而更在于我们应如何理性并同样充满激情地面向未来。深圳不可能永远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批发商”，但深圳永远都不应该，也不能失去伴随她一同产生、成长的敢闯精神和创新品格。因为这既是这座城市立足之本，又是这座城市的开拓者们所留下的最宝贵的东西。（一）深圳经济特区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性贡献
深圳作为最典型而又成功的经济特区，对中国改革开放作出了四大历史性贡献。
1.率先探索、示范、实践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中国社会的经济发展贡献了一个“崭新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而为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及制度变迁提供了制度——意识形态方面的基础性保障。
在中国社会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中，深圳很好地完成了它成立初衷所赋予的历史使命——改革的“排头兵”、对外开放的“窗口”、市场经济的试验田。看一组历史对比数据，会深刻感受到深圳这座当年的小渔村发生的巨大变化。深圳的GDP在改革开放初的1979年为1.96亿元，2014年超过1.5万亿元，36年增长了7653倍；人均GDP则由1979年的624元，增长到2014年的约为2.4万美元（约15万元），36年增长了240倍；2014年深圳GDP总量增长约10%，高于全国全省平均增速，提前一年完成1.5万亿元的“十二五”规划目标，人均GDP居内地副省级以上城市首位；2014年，深圳全市进出口总[9]额为4877.4亿美元，扣除融资性贸易因素后实际增长9.7%。
中国经济特区具有双重的使命：从“改革”的意义上说，它的功能是加快完成向市场经济的转型，继续当好中国改革开放的“先锋队”、“排头兵”；从“发展”的意义上讲，它的功能是加快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型，构建中国区域经济新版图，从而为实现现代化提供一条捷径。
2.以其自身的发展与成功，为中国实现现代化验证了一条“新道路”——中国道路，从而使中国社会通过非均衡发展战略比较迅速地实现了从普遍贫穷走向共同富裕的最终目标。“中国道路”应该是一条体现中国特色的实现现代化之路。“中国特色”是对市场经济通行的规则的认同，而绝不是对国际惯例的否定。可以说，随着喀什、霍尔果斯、图们江等新兴经济特区的成立，从沿海开放到沿边开放已经成为在中国大地上确立、完善市场经济体系的战略大思路，经济特区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在区域发展不平衡的背景下，实现现代化的一条捷径。
3.以“先行”的实践与“敢为天下先”的勇气，为推进中国社会改革开放的进程提供了一种“新精神”——敢闯、创新，从而推动了足以影响亿万人的观念更新的革命，促进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观念及改革创新文化的形成。
深圳作为一座移民城市，具有鼓励创新、宽容失败、脚踏实地、追求卓越的显著移民文化特质，其最突出的就是“敢闯”、“敢冒险”的特区创新精神。
据不完全统计，改革开放35年来，深圳创造了近500多个“中国第一”和120多项世界首创。每一项改革在全国都引起了阵阵回响，每一次突破都给计划经济撕开了一道道裂口，都把市场经济的活力注入到正在转型的体制机制之中。
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是从解放思想开始的。如果说改革开放是中国制度变迁的路径，那么解放思想则是实现这一制度变迁的前提。没有解放思想就不可能有改革开放，而改革开放又把解放思想从口号变成实践。
我以为，进一步解放思想，摆脱传统意识形态的束缚，对今天的中国社会来说，并不是一件已经完成了的事情，而是一件尚未根本解决的问题。当年，由于不解放思想，不打破计划经济体制，任何人都无法收获制度创新的好处，所以官员们很容易成为传统意识形态的批判者和社会改革的推动者，然而，38年后的今天，当进一步改革的个人收益小于社会收益时，僵化、保守便有可能成为了既得利益者们必然的选择。所以说约束经济发展的不仅仅是资源，还有比资源更重要的人的思想和观念。
4.以率先发展的富裕和引领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证明了一个大道理——人的自由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内容与目标；每一个公民的创造力，既是社会发展的源动力，又是实现中国梦的源动力；深化改革既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也是实现中国梦的必由之路。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解放生产力开始的。生产力的解放就是人性的解放，就是人的创造力的释放与解放。近40年来，在由普遍贫穷走向共同富裕的历程中，从传统的计划经济的牢笼里解放出来的中国人，一旦得到了追求财富的自由与自立，就表现出了令世人惊叹的伟大的创造力，给了农民以自由发展的权利，就有了乡镇企业和农民工，有了“中国奇迹”的创造；给了企业以自由发展的权利，就有了企业家，有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给了知识分子以自由的权利，就有了思想家，有了开放而包容的思想碰撞；给了公众以自由的话语权利，就有了公民意识，有了监督、责任、担当和义务等法治社会的品格。可以说，人的创造力的释放与解放在创造经济奇迹的同时，必然把人的发展写在了社会发展的旗帜上。
人自身解放的标志不仅仅是富裕（当然，没有富裕就谈不上解放），还必然包括与富裕同时拥有的权利与尊严；生产力解放的标志不仅仅是获得自由流动的权力，还要有在市场规律与政府的远见卓识下的交换的公平实现，对合法权益的有效保护、机会的事实平等和选择权利的平等给予。没有选择的公平与自由，就没有发展的幸福与尊严。（二）深圳经济特区成功经验分享
中国不仅曾经是一个传统的计划经济大国，同时又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社会由计划向市场转型的过程，既是改革开放的过程，又是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营建过程。尤其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作为发展中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面临着许多共性的问题。中国在“举国体制”下对发展中国家及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所共同面临的发展问题和社会问题不同程度的成功解决，对发展中国家及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具有深刻的借鉴意义。当然，这种意义绝不是为世界树立样板，而是为人类提供可供分享的智慧和精神财富。“中国道路”作为一种成功的转型路径，为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发展及实现现代化的路径选择提供了鲜活的案例。1.选择、引进并坚持了改革的市场经济方向
早在1980年经济特区条例公布之后，广东省就明确提出：特区要以引进外资为主，以实行市场经济为主。而当时的中国还把搞市场经济视为洪水猛兽，等同于搞资本主义复辟。因此，1982年，特区仅仅建立两年的时间里，就面临传统意识形态的猛烈批判，“反和平演变”成为主旋律。尽管1978年就已开启的中国改革开放的大业从基本面上来说，已经踏上了不可逆转的道路，但同时又笼罩着巨大的阴影。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讲话”用政治智慧与伟人的胆略，力排众议，扭转乾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最终确定了市场经济的方向。那就是关于市场经济不等同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的定论。
对中国来说，市场经济成就了中国经济特区，市场经济挽救了中国。2.坚持以开放促改革
中国的对外开放始于经济特区的设立。改革开放加快了当代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整体转型，经济体制也由此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对外开放在最初仅仅意味着扩大对外贸易、引进技术设备等意思。而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开放的含义也进一步明确并得到扩展，全面开放的实质是制度创新和体制借鉴。
深圳经济特区的改革开放起源于毗邻香港的地缘优势，深港合作自然成为深圳改革开放的重要内容。从相当意义上说，把“香港请进来”，既符合中国社会改革开放的根本方向，又能寻找到构建现代化城市的简捷路径。香港因素，是深圳经济特区成功的得天独厚的区域因素。
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从逻辑和现实中经历了由外向型经济向开放型经济的转型和由政策性开放向制度性开放的过渡。两者既体现为逻辑上的演进，又表现出发展进程的统一性。它们既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又是某一过程发展的必然结果。
第一，外向型经济走向开放型经济发展。外向型经济是“两头在外”的一种经济运行方式，特指原料进口、产品经过加工后再出口的经营方式。在中国由封闭经济逐步走向开放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同时也演绎着由经济内向发展向经济外向发展转变的独特发展过程。改革开放初期，通过设立经济特区、开发、开放沿海城市，主要是学习外商市场经营经验，重在利用外资、发展外贸、增加供给解决短缺经济问题，从而带动经济增长。此后浦东新区的开发开放也是中国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步骤。
但外向型经济的对外开放战略也日渐呈现出一些内在的缺陷：以沿海地区为主的高度倾斜的对外开放，使经济的整体开放度不高，开放的目标过度集中；国内区际间差异扩大；联动开放效应低下；开放循环链条中断等等。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被开放度更高的、内外融合的开放型经济所取代成为客观的必然。
开放型经济是指有成熟的运行机制和法律制度支撑的开放度较高的经济体系。开放型经济体现为政府基本按照市场经济的机制和规则进行管理活动，具有成熟的经济制度的性质，比外向型经济具有更宽广的内涵和开放度。发展开放型经济的核心，就是要参与国际竞争和国际经济合作，最大限度地吸收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有利于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文明成果。
第二，政策性开放走向制度性开放。在走向开放型经济的历程中，对外开放的经济体制也经历了从政策性开放迈向制度性开放的渐进性过程。最初启动开放进程所采用的特殊政策体系虽然不具有严格的“制度性”意义，而是针对特定地区和对象的差别待遇和优惠措施，但它也是广义上的开放经济体制在初期的一种必要的表现形式。不过在快速推动对外开放发展以及通过内生的力量推动与此相应的一系列体制改革之后，中国逐渐向构建契合现代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完善的开放经济体制的方向迈进，开放经济体制由此也逐渐开始具有了真正的“制度性”内涵。这一严格意义上的“制度性”开放经济体制的最终建成和完善，正是中国今后的主要任务和目标。
早期通过特殊政策启动对外开放和相应的体制改革，经济特区的创办和发展便是这一方式的典型。在特区经验成功之后，中央延续这一“给予特殊政策启动开放”的思路与模式，将对外开放拓展到更多的地区和领域，如沿海开放城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沿海经济开放区以及由沿海开放到沿边开放的战略转移。在实行特殊政策启动开放的同时，国内体制也进行了一些相应的改革和变化，从而逐步建立起了较为完善的吸收利用外资、发展外贸的经营管理体制。
2001年中国加入WTO，标志着对外开放开始从政策性开放逐渐转变为制度性开放，真正开始构建具有“制度性”深刻内涵的开放经济体制。
从政策性开放向制度性开放的转变，关键在于进行积极而有效的制度环境建设。从提供优惠政策转向环境及制度建设，从利用优惠政策促进开放转变为通过建立良好的社会软环境，如基础设施、交通通讯、教育水平、人力资本、行政效率、法制规范等来促进外向型经济的发展。现阶段的全球化竞争主要在于良好的制度和法制环境，因此要形成国际竞争与合作的新优势，就必须建立一个公平、透明而良好的法制和制度环境。3.尊重与拓展对人的解放。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解放生产力开始的，而对生产力的解放的实质就是对人和人性的解放。
第一，改革开放调动了市场经济的主体——个人的积极性。社会最终的主体不是国家，城市和单位，而是市场经济中的作为“经济人”的人。如深圳95%以上的外来移民构成了生产力这一最基本的要素——人的自由流动，大力引进香港以及海外资金构成了生产力最强大的要素——资本的自由流动。从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农民工进城，成为中国经济特区的建设大军、服务大军的主体，也是“中国奇迹”的创造者。
第二，改革开放调动了中国市场经济的另一主体——地方政府的积极性。这也是中国特色所生产的“魅力”的重要原因所在。地方政府由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被安排”、“去执行”转变为市场经济环境中的因竞争而主动创新。区域竞争（包括省际、市际、县际）构成了中国经济特殊的强大内在动力，中国的奇迹在这里可以得到相当的解释。被赋予了庄严的使命感再加上转变个人命运的强烈欲望，使特区政府更加充满了活力。
然而，创新的主体并不是政府，而是企业。在良好的特区创业环境下，终于孕育出腾迅、华为、中兴、比亚迪、巨人、格力等创新型企业及其背后的企业家。创新型企业已经形成为特区的中流砥柱，90%的产值属IT产业的高新技术产业使特区又成为国内高科技重镇，可以说，企业家是市场经济的灵魂，企业家阶层形成是特区自由发展的坚强基石。
对人的解放不仅在于政治，更在于经济，其根本内容就是对个人的产权的确认。清楚的资产权利界定是市场交易的关键条件。中国的改革开放把以等级界定权利转移到以资产界定权利的制度，中国才发生奇迹。重新界定产权，中国大幅度降低了全盘公有计划模式的制度运行成本，从而解放了庞大人力资源的生产力与创造力，得以在全球市场上形成了综合成本竞争优势。正是改革开放大幅度降低了中国经济的制度成本，才使中国成为增长最快的经济体，并以自己的增长改变了全球经济格局。4.充分发挥“举国体制”的优势
中国经济特区的成功，反映出鲜明的“中国特色”所特有的“魅力”，其中的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举国体制”所具有的空前的动员力与集中力。如高交会，文博会，一声令下，千军万马齐奔腾，效率之高、规模之大、动员之广是其他体制所无法比拟的。当然，我并不认为转型中的过渡状态和超常规特殊项目的获得是一种常态和应有的特色。中国经济特区35年的辉煌成就说明了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的正确性，这条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道路之所以正确，是因为它在本质上所体现的仍然是符合国际社会的普遍价值，符合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而这一切又是对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的发现与揭示。
从根本上说，中国进行的是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是这场制度变迁的发轫者、领导者或者说最直接的倡导者，同时又是这场制度变迁中首当其冲的“被改革者”。一方面没有中央政府的决策和授意，就不可能有改革开放的实践，如特区的产生就是中央赋予地方政府特殊政策的结果与产物；另一方面，政府又处于政府的权力还要由政府的权力来剥夺的自我改革之中。中国近40年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对于转型国家而言，政府在强制性制度变迁中的作用无疑是巨大的，甚至可以说，没有政府自上而下的强大政治力量的推动，既无法完成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更不可能有今天市场经济的普遍确立和社会经济的繁荣。尤其中央政府和强大的“举国体制”，会在资源稀缺或有限的情况下，高效地集中资源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