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淼
出版社：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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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试读：
前言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世界对中国越来越感兴趣，尤其是中国在较短的时间内改变贫穷落后面貌，基本上完成了西方发达国家数百年才实现的现代化。对此，外国友人不仅感到惊讶，也觉得好奇。他们开始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答案，从而在全球引发了一轮又一轮的“中国热”，当然其中也夹杂着“中国威胁论”的声音。无论怎样，中国从未引起全世界如此大规模的关注，这一种可喜的现象进一步表明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其国际地位正在逐步提升；而中国创造的经济奇迹，也几乎是人类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现象。当然，从根本上说，中国经济发展的原因和动力，无疑与悠久的中国传统文化有直接的关系。中国在世界上发挥的作用越大，中国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的影响就越深远。无论是汉唐盛世还是改革开放后的今天，都可证明中国在世界政治和经济上的国际地位是不可动摇的。国内外学术界对中国文化产生的浓厚兴趣，再一次推动了世界范围内中国文化高潮的到来，这已经成为当今全世界新的社会文化思潮。
作为中国人，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时代所赋予的中国文化的担当者，对中国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的深入学习与研究，自然而然地成了国人不可推卸的历史使命。中国文化的历史意义与现代价值，并不能够完全以目前的经济增长这一点来加以说明，而应从中国的过去与未来的长期发展来证明中国文化的力量。从文化学的角度看，中国文化的形成与文化传承的结果，显然是凝聚在千百年来无数的中国人身上，中国文化由中国人自己创造和传承，中国人的思维与行为模式就是中国文化的集中体现。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正因为如此，中国传统文化才能较为完整地保存在中国社会群体之中。否认中国文化的存在，实际上也就否认了中国人的存在，而只要有中国人存在的地方，就必然有中国文化的传播，这个道理也是很清楚的。综观世界上其他古文明发展与消失的历史，可以发现迄今为止只有中国文化得以保留至今，并为亿万中国人所传承。这不仅是中国人特有的文化传统，更是全人类的文化遗产。流传至今的中华文明的意义与价值，同样是毋庸置疑的。当然，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流传过程中，中国文化也吸收外来文化，并最终融合为统一的中国文化，从这一点来说，悠久的中国文化也必将不断传承，并发扬光大。
中国的大学是中国传统文化学习与研究的重要场所，大学承担着文化传承的历史重任，大学教师则担负着发扬和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的义务与责任。对于现代的读书人而言，在大学阶段学习中国文化，对于个人的成长也有相当大的帮助。目前，大学通识教育课程的重点之一即充分利用课堂教育教学的主渠道开展中国文化学习与传播，同时学习跨文化学习与适应的理论与方法。这对培养学生运用文化学的理论与方法观察世界的能力，显然是有积极意义的。因为大学通识教育课程注重跨学科、跨领域、跨文化的有效学习，目的是通过课堂教育和教学，使学生学会多学科综合思考和有效判断的能力。在知识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通过中国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的学习，更能够激发国人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
本课程主要分为“文化学理论与方法”和“中国文化样式学习”两个部分。应该说在“传统文化”部分，主要侧重于对文化学意义上的学科认知，是文化传统形成过程中文化意识形成、文化差异、文化冲突、文化认同、文化融合、文化变迁的全过程。文化认同或文化共识的形成，需要通过文化整合来实现，逐渐缩小文化差异则是实现文化认同的前提条件。对于文化的学习、适应、理解与宽容，则是提升文化适应能力的必然途径。在文化差异存在的现实社会中，文化是平等的、多样的，文化差异性是文化生态平衡的基础，只有在文化的不断融合中，弱势文化逐渐被强势文化所融合。而在“文化传统”部分，重点介绍中国民俗与地方文化、语言文字与文化、中国地域文化、中国民间民族文化、中国法制文化等。此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还将重点介绍中国政治、经济制度及社会文化。在中国文化样式部分，重点介绍中国建筑文化、戏剧戏曲文化、玉石文化、陶瓷文化、青铜文化、铁器文化等。当然，由于篇幅所限，文化样式与中国文化关系等内容，则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书系”中的一部分另行出版。
我们坚信：文化是有价值的，文化产生的力量更强大、更持久。中国传统文化所形成的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必将成为中国人走向世界、永远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强大精神支柱。编者2010年5月20日第一章导言
一般而言，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受国家出现后逐步形成的国家社会经济结构的影响，其中包括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各个层面形成稳定维系的历史过程。在国家组织形态下，中国传统文化的所有生产技术在国家的组织和王权的管理下取得显著进步，精神文化艺术和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道德规范也不断成熟，并且成为统治者的思想体系，在整个国家意识形态中成为主流文化。随着王权或帝制的逐步强化，中央集权制度、等级制度、文官制度和国家管理体制也逐步得到完善。第一节 中华文化的形成与发展
中国传统文化是在人类物质资料生产不断发展和精神生活不断丰富的基础上，社会分工和阶层分化发展成为不同阶级，并且出现了具有公共权力的国家及在国家管理下所创造出来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的总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中国传统文化传播空间的拓展，以中华文化为主要标志的中国传统文化在世界各地都能找到其文化符号，而其发源地则成为中华文化的核心区域。位于中华文化周边的国家和地区由于中华文化的辐射作用，受中华传统文化影响较大，并一直延续至今。一、中华文化的形成
在我国古代史籍中，把黄帝和炎帝时期作为中国历史的肇始，把夏代作为第一个王朝。中华文明被认为具有五千年的历史。但是，文献中对黄帝和炎帝乃至尧舜禹时期的记载均属古史传说的范畴，对夏代历史的记载也极其简略，且均为后代的文献，难以尽信。根据这些文献记载，很难全面地研究当时的历史，更无法判断当时的社会形态。正因如此，在国内外学术界，对中国有五千年文明史的说法持怀疑态度的大有人在，部分国外学者还怀疑夏朝是否真正存在过。要消除学术界存在的上述怀疑，仅仅依靠古代文献是难以做到的，需要相关学科的共同努力，考古学在这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近二十年来，中国考古学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大批重要的考古发现为我们梳理中华文明早期历史的发展脉络，论证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提供了重要依据。根据最新的研究成果，仰韶时代中晚期（约公元前4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龙山时代（约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2000年）和夏、商、西周王朝的时期（约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前770年）分别是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和早期发展的重要时期。以国家研究工程的形式，动员组织全国相关学科的学术力量，全面开展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的多学科综合研究，以确凿的考古发现和多学科结合的研究成果，消除上述各方面的怀疑，向全世界证明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对于进一步确立我国文明古国的地位，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也是中国学术界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论证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不可避免地要回答以下问题：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华文明是如何起源的？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历程？为什么会经历这样的发展历程？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发展有何特点？为什么会形成这些特点？促使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动力是什么？另外，作为中华文明主要物质内涵的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以及精神文化的发展的具体状况如何？这些关系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一系列重要问题迄今还缺乏较为系统的综合研究，更未达成较为一致的认识。
处于中国远古文明时代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则是我国夏、商、周时期古代王权和早期国家起源、形成、初步发展的时期，对春秋战国以后中国的政治体制、宗法制度、礼乐制度、宗教信仰、文化艺术和社会组织结构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这一时期是我国传统文化的萌芽时期，中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发展的程度，在一定意义上集中体现在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经济形态和生产技术、文化艺术、社会组织结构等各个方面，并为后世较为全面地整合远古三皇五帝时期的历史文化遗产、进一步确定以人治为基本体制的中华传统文化提供了前提条件。
之所以说中华传统文化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并延续至今的古老文明，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华文化的形成与中国独特的自然生态环境有直接关系，中国大陆上的山脉与河流是中国早期农耕文化的发祥地。无论是黄河流域、长江流域，还是珠江流域，自古以来就是中华先民世代繁衍生息、创造农业文明的地方。早在距今7000年前（即新石器晚期）的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就已经发现农业耕种及定居生活文化。在长期的农业文明进程中，中华先民在此基础上形成、发展起来的古老文明，对周围国家和地区文明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中华文明是中华先民的创造。从目前的考古资料看，早期中华文化的形成，还没有什么例证能够说明中华文化受其他国家和地区文明的影响。如果将传统文化作为国家形态出现前后的物质、精神和制度文化的话，那么，在历史同一时期的文化创建过程中，中国先民对于财产的私有制度、社会阶层的分化及最初的氏族制度演变成为国家形态，都应是中华先民从游牧文化进入农耕社会的标志。当然，随着中国王权帝制的发展，自秦汉以来的传统社会更为成熟。因此，在考察中国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这一重大问题时，以更为成熟的帝制时代为研究重点，则更容易对此问题有较全面、深刻的认识。二、中国的区域差异与地域文化
中国幅员辽阔，区域差异巨大，早已成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重要原因。直至今日，人们仍对中国区域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差异产生种种疑问。在不同的地方，为什么会因为区域差异而形成不同的地域文化，地域文化的形成是扩大还是缩小了区域差异呢？中华文化作为一个整体，为什么在各地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呢？区域差异原本是自然的、政治的、经济的历史变迁的结果。对于在不同区域生活的人，从基本行为方式上来说，如果仍按照经济效果削减和历史削减所说的是由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来决定人类的复合性活动的话，那么，无论怎样说都是不同地方的人对于贫乏的资源所展开的活动，并且会随着人们对问题的处理方式的不同而形成不同的结果。而这一点，对文化学者来说，不同地方的生产生活样式和基本方式就是我们要寻找的文化现象。反过来说，各地域文化差异，实际上也是造成区域社会经济不平衡的根本原因。
换句话说，在区域性经济社会状况下，经济性的因果关系并不是很紧密的。而外在的原因如外敌入侵、灾害、瘟疫、贸易、人口流动与社会心理、社会与政治、文化生态环境的关系则更为严重密切，这是不言而喻的。传统区域文化所要解决的问题是把区域文化人类学、文化社会学结合起来，并在此基础上得出合适的看法和具有标志性的理论，即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中国传统文化在不同区域内融合并形成了统一的中华传统文化呢？从结构主义的文化历史观来解释中国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其意义并不仅仅在于为文化学的学术研究提供理论与方法，而且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具有现代价值。
从上述立场出发，中国历史事件及其政治巨变与稳定的中国社会经济构造之间的变动关系，就对中国历史周期性循环具有制约作用。更进一步说，历史事件、社会变动同区域构造三个要素重新构成，就成为系统论与文化相对主义所产生的共同认识。前者主要是表明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在学科交叉方面进行对话，并从大量的历史资料中提取推论、比较和概括，直至形成在区域文化上认识，从而对于人类整体活动及文化行为进行论述的历史；而后者则是从民族的或以一国一个区域为中心的历史观察中提取多样复合的关于阶级、文化、宗教、社会组织等存在形态的研究，这当然不是通常所说的“西欧中心论”或“中华文化中心论”所说的历史。
但从另一方面来说，由于历史文化所关注的范围越来越广泛，研究理论与方法在总体上都不断地进行修正，这就要求在知识的水准目标上和历史事实的认识上进行更深入的发掘及填补研究技术方面的空白。20世纪50年代开始，国内外学者已开始从过去过多地关注以全国的社会文化制度研究为中心中走出来，转向地方社会文化的日常事件的发掘与研究上来。其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历史上存在汉、唐宋及明代所出现的社会巨变，而社会巨变所形成的新的社会形态，想必是以同时期的文化整合作为巨大的推动力的。在社会变革的重大历史时期中，人们都会发现文化对这一巨变所产生的历史影响。如同今天中国社会发生历史巨变一样，文化上的整合和新的文化模式的形成的历史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结果则是不断出现社会变革和社会巨变推动中国的历史发展。
如果对中国区域进行分析的话，那么，迄今为止，“区域”的概念实际上是以“江河流域盆地”来进行划分的。在现在的中国大陆，省及直辖市可以划分出若干个“大区域”即7或8个大区域，这些区域是以黄河、长江、珠江及许多水系作为区域的界限，以太行山系、南岭与武夷山系作为区域的分水岭。“北方地区”，则是以黄土平原（中原）作为中枢区域，包括河北、山东、河南三省及江苏、安徽省的北部与山西省东部地区；“西北地区”，则是指甘肃、陕西省的大部分，山西省的西半部分，以渭水和汾水盆地为中枢区域；“长江上游区域”，是指红土盆地为中枢区域的地区，应是四川省的大部分地区；“长江中游区域”，则是以江汉平原及以武汉三镇为中枢的区域；“岭南地区”，则是以珠江三角洲为中枢区域，包含两广的广大地区；“东南沿海地区”，是指以沿海一带的低地为中枢区域，包含福建全省、浙江省南部及广东省东部地区；“长江下游区域”，则是指江苏、安徽两省的南半部及浙江省的北半部。需要说明的是，所谓“北方中国”的大区域，从地理文化上来说，即黄河下游与淮河流域的广大区域，其人文、经济的中枢区域，开始以开封后以北京为中心城市的；“长江下游区域”的广大地区，是以长江、钱塘江、大运河南部的水系作为其地域文化的，而扬州、杭州、南京、苏州是以上海变迁为中枢首府后成为其腹地的；“东南沿海”的广大区域，与其说是以河流作为地理文化区域，倒不如说是以海上交通进行地域文化整合更为恰当。当然，如果以海洋文化作为该区域划分的标准的话，那么，就应把浙江省的南部也包括在内。更为重要的是，在中国区域划分还应考虑时间问题。随着各区域内城市与农村市场的日益扩大，人口的密度也逐渐增加，区域内的生产活动与经济交往随即展开。但问题是，以上不同区域的发展时间点是不同的。如果说北方地区是从开封到北京的中心城市的说法，是以近千年的历史时期为对象的，而在此之前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则是以西北地区的西安为大城市中枢，其区域的划分也有所不同。此外，中国区域的形成过程中，虽然有水系与山脉的地理因素，成为先民生产和生活的聚居地并逐渐形成地域文化，并在城市与乡村的市场基础上得到区域内社会经济整合，这一点，同世界上任何国家区域社会文化形成的原因都没有太大的差异。但问题是，中国由西向东的山脉走向，形成西部地区高东部地区低的地理特征，水由西向东流动，从而产生中国水利与农业灌溉的历史性难题。随着淡水大量通过水系流向大海，中国的人口也随着水的流向而逐渐从西部向东部地区流动。更进一步说，由于中国自然地理因素，中国历史上生产要素的基本流动态势是逐渐向东部地区的河口地带及出海口城市积聚。中国沿海城市特别是出海口形成的大城市，与历史上的人口流动所引发的农业生产技术、以中原文化为核心的中华文化海内外传播有极大的关系。而区域性文化传播的结果，则是使中国文化具有更为广阔的回旋余地和技术拓展的空间。
应该承认，地域性文化的形成原本是土著居民的原生态文化，如果不与其他外来文化相融合，这种土著原生态文化就会长期保留下来，尽管其间也会有所变化，但发生巨变的可能性很小。随着中国境内人口的流动，早期各地土著居民的文化在更广阔的地域中得以保留，区域拓展的空间范围扩大。可以说，越是地理条件封闭性强的地方，传统文化的保留就多；开放程度越高的地方，其传统文化保留得越少。而伴随着传统文化核心价值观的文化样式，也随着传统文化的传承或多或少地流传下来。如果对中国历史上不同时期的区域开发史进行考察的话，那么，在中国不同地域内古老的文化样式是极其丰富多彩的。这一观点，已被无数的文化研究者的研究成果所证实。可以说，中国各大区域的内在发展并没有因为区域间经济文化关系的建立而中断，只不过区域发展使区域差异拉大而已。一般而言，区域关系是指随着技术的传播、移民拓殖繁衍、异地交易及市场设备的发达而使社会得以进化的结果，促成其余关系的发展，从而使国家内的社会经济得到平衡。这与中国社会能够长期得以持续的周期性循环具有直接的关系。换句话说，中国内部的若干个大经济区域，其本身具有支持区域社会经济生存及持续增长的动力，不同区域的自然资源得到开发，产品在区域内外进行交换，即便有突发事件，各区域间通过区域关系能够使自己得到平衡，而不至于危及国家整体运转。当然，如果区域社会内的社会经济结构出现大的变革并形成一种文化的话，也会通过传统文化传播管道扩散到其他区域社会，从而引发大的社会动荡，打破传统社会经济结构的平衡，最终导致改朝换代。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历朝历代都十分关注区域社会及地方社会问题，且对异文化持否定态度，原因即在于此。
从“地理文化区域”的地文学研究方面来说，城市化及其所依托的腹地，则是地域政治社会成长的环境条件。在中国，地域社会成为国家社会经济体系的一部分，同时本身也具有独立生存、独立发展的条件和功能。中国式的市镇和市场的成长，则是由一个发达的、复杂的社会文化、移民定居、城市化所形成的自然的、经济的机构体。一方面，地方的市镇和市场与社会的官僚化即大都市系列的文化和行政交织在一起，从而形成中国社会自下而上的一体化；另一方面，地方社会又具有独立生存发展的功能，并不需要大都市的行政和文化力量来决定地方的事务。中央政权给予地方自治的权力，在少数民族地区如云南、贵州及中国西部地区，其地文的、经济的地方自治权力的存在，意味着中国文化在这些地区的传播是极其有限的。在中国历史上，汉化的程度也与地方文化生态环境条件有关。如果要对中国文化在行政及文化上的影响力究竟有多大这样的问题作出回答的话，那么，中国社会所依靠的地理文化所“托盘”如何，则决定了对中国文化的接受程度。这当然绝不是仅仅依据地理决定论就能说明的。
中国文化的统一性，在于能够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在中国内地形成文化共识。自秦汉、隋唐、明清的重大历史统一朝代后，除五代时期、晚清后期至民国初期的割据分裂外，中国始终保持政治的高度统一。如果将这一现象同欧洲早期城邦国家及泰晤士河、莱茵河流域的国家作比较的话，可以说中国内地并没有形成单一城市体系的发展，以城邦的经济整合作为国家经济的情况，在中国是不可能出现的。中国是在广大的区域内形成区域性都市，而从国家即中央集权的权力中心城市所形成的政治、经济的控制力，则是通过对区域性的行政、文化控制实现的。因此说内地区域地理文化成为区域差异化成长的“托盘”，无论区域社会、经济、文化的差异有多大，各区域内的社会经济整合都是相当发达的。应该承认，根据研究者的研究成果，中国各区域都存在着强大的向区域内用力的社会经济活力，区域社会一旦形成，本区域内的各种要素则在这一巨大的“托盘”中成长，只有当社会经济力量足以向区域外发展的时候，其社会经济的活力才随着其要素的流动而传递到各地。所以说，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区域内的发展超过区域关系的发展。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下，国家则起着发挥区域关系协调的平衡点作用。但问题是，为什么政治上高度统一的国家政权却并没有形成高度统一的国内市场，而是各地域社会经济在其内部成长呢？各王朝大都经历了初期、中期、后期，即国家支配力上升、安定、下降的周期，国家政权对于区域地方社会的支配与控制，则在周而复始的周期中循环。而国家对于社会基础的控制与支配，如果说行政力量的话，那么，对县级社会的控制就是中国最大的特色。关于中国县级社会长期存在的事实，即可说明中央政权对地方的关系变动。如在汉初全国有1580个县，公元前143年有1180个县；初唐时有1550个县，至713年为1235个县；清初有1510个县，至1730年则减为1360个县。这说明在强盛的王朝之初，出现了膨胀的行政集约密度，而保持这一密度的水准，则是处理行政问题的重要方面。至于王朝鼎盛期紧缩县的数量的问题，假如全国的人口规模与一个县的行政区域没有大的变化的话，即可以保证一个人具有均等的行政效率。但问题是，清代1360个县的支配区域显然比唐代1235个县的规模要大。而人口方面，清代中期则是宋代的3倍，而在此时期内的经济发展，即经济的、行政的需求密度，清代更是高出数倍。假如汉代的一个县所支配的行政单位为5万人的话，那么，明末即应设4000个县，清末就应为8500个县，其府州行政单位大约需要1400个，其官僚的规模显然也要相应扩大。宋代以后，人口与领土渐增，而作为农业国家的中国就必须对以上行政机构进行调整，确定其支配的限度才能有利于社会的成长。而压缩基本行政单位的范围，默许向地方行政方面浸透，这应该是可以理解的做法。但无论怎样，对于广大的领土及人口进行统治，最终还是要回归到地方行政效率的水准上来。当然，对于天下子民的控制，国家行政包括经济控制力，应是世界上最为成熟的制度体系。此外，需要说明的是，在统一的中央集权体制下，对于文化的控制与传播，是中国能够使区域社会联系在一起的重要原因。
地理文化区域的形成与发展，即是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托盘”，并可以此作为区域划分单位的基准。所谓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其区域的、地方的、民间的、民族的多种文化样式组成的，没有多样性的文化样式，很难说清楚中国传统文化是什么。但对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的界定，可以说，自然生态、技术生态、文化生态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结构；根据中国区域社会形成的历史即不同区域定居样式、生产与交换样式、行政的及经济的城市化样式、人口动态、社会经济集约样式、社会变迁样式等各个方面构成文化传统。文化传统是表现在丰富多彩的中国式文化样式中的。三、地域文化与时空偏差
如前所述，中国历史上形成区域差异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根本原因。而历史所描述的时间与空间的偏差，则又成为改变区域差异的重要手段。对于区域差异来说，如果从社会经济层面考察，其区域性产业发展的程度，显然已成为判断区域经济差异的重要指标。但从地域文化来进行分析，一方面，区域经济发展的高度与地域文化有直接的关系；另一方面，地域文化差异越大，其地域性文化的标志就越明显。对不同地域文化进行比较和综合观察，就很容易对其区域文化状况作出判断。
按照前面所说的区域社会经济结构发展情况，我们通常所说的“长江下游地区”大体上即是历史文献中经常出现的地理概念，如长江三角洲、江南、东南、淮浙、两浙即钱塘江东西城、苏浙、江浙、太湖周边区域、三江等。上述这些词汇所要表述的内容，实际上是以“区域”概念来界定成长的集约化区域经济形态的代名词。在唐朝以后江南地区生产的本地化、专业化、职业化及区域内异地交易与商业网的形成，表明与之有关的金融组织成长、道路交通、水利设施的进步与资本、劳动及技术投入使人口、城市的成长都达到相当高的水准。而中国区域生产技术、城市发展水平向更先进的体系迈进的动力和社会进步，则是因为已经获取了区域性集约经济的效率，这显然是通过区域内部对财产制度、土地所有制度等社会制度的改良才可以获取的，而社会改革也必须是在集权性的机构中对这些社会经济改革给予制度和政策上的保障才能实现。进一步说，在地域文化理论中，异地交易大多是在各个大区域内完成的，显然是交通效率低下所致，而从事跨区域商业活动所需交通费用的蓄积则是最大的困难。很显然，非效率的交通条件制约着跨区域商业活动的展开，这也是没有争议的问题。正因为如此，传统社会中追随国家漕运、盐法而进行的商业行为，相对来说对民间资本是最有利的。事实上，自唐宋以来国内市场的开发已出现大区域的交易活动，沿及明清时代，全国的市场交易中最多的商品是棉布、米谷、药材及日常商品，并且对海外市场的贸易活动，也并未因国家的限制而有太大的减少。相反，中国对外贸易最为发达的东南诸省，其从外贸经济上得到的利益对东南区域经济产生相当大的影响。从这一历史性转变，可见区域差异已从区域经济相对独立的周期性循环中解脱出来。区域间产品交换活动的长期延续，也会对区域人口流动产生影响，区域文化的相互传播也就成为十分自然的事。
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区域间的经济文化活动是需要农业耕作技术作为支持的。在水稻灌溉耕作增长并扩大的情况下，水利的性质及其定居的地形形成了不可分割的生态因素。在中国南方，水稻耕作的发展，乃是与从上游山区发源而来的水流入中下游并形成三角洲平原地带的历史相一致的。从人口的定居生态上看，乃是由于水患而居住在山地，但水稻的耕作生态环境需要水利灌溉的优良生态环境，水稻的生产与人口定居的方向发生变动。如果是小规模的人口定居，河流上游的山区应与人口密度相适应；但如果下游三角洲地区的农业水利基础已日渐完善的话，那么，河流下游地区则可以养活更多的人口，因为水稻种植的增长与人口的增长是一致的。农业耕种技术的改良所产生的结果必然是大量的人口集中，从而形成从上游三角洲向下游三角洲农业核心区域转移的历史过程，其农业基础的性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农业开垦技术也必然需要大规模的资本与劳力投入，才可对广大的湿地进行开发，从而一举解决粮食的供给及定居地的供给问题。而各种农业和居民生活保障设施如堤坝、水门、排水沟渠等农田水利工程也随即展开。而在中国农业开发史中，重要的农业和水利工程都是由国家及地方政府直接掌握控制施工、管理及土壤改良等技术，而对于大规模的沿海滩涂地及盐田、屯田、营田的开垦，也是在国家和地方政府主持下才有可能进行集约性开垦。如江南圩田的开垦，最初是在国家的积极主导下进行的，只是当重要的工程完成后，国家直接管理的功能就逐渐缩小，代之而起的是地方的乡绅阶层，这已成为中国传统社会一贯的制度和做法。但从中国区域内社会变革的角度来说，首先是技术进步推动了中国传统社会的演变，传统文化在社会变革中得到新的补充。如在11世纪，中国农业改革是以占城稻为中心进行的，这比西欧的“农业革命”早数个世纪。集约型灌溉水稻种植技术具有能够养活更多人的能力，因此扩大水稻耕地面积的直接后果就是有较多荒地的东南地区成为全国人口最为稠密的区域。人口增长的步伐在元代得以加快。而至明代初期，由于生产基础的恢复，南京、北京周边地区的移民数量迅速增长。至明代中后期，根据不完全统计，可以推断人口规模与耕地的供给仍处于增长趋势。而在长江下游地区、浙江北部、安徽南部及福建地区已经开始出现人口过剩现象，于是手工业与商业的比重随之加大。而就总体而言，人口增长显然是灌溉水稻农业进一步普及的结果，中国境内凡是有荒地的地区如湖南、湖北、淮河流域、华北的一部分及岭南、云南等地，都曾成为吸纳移民的地区。灌溉水稻农业技术的扩大与人口的增长，至1830年已达到饱和。至十七八世纪，引进的新大陆农作物如玉米、红薯等开始向汉水流域、四川、陕西、广西、云南的山区拓展，并造成水土流失，收获递减。但在人口饱和的情况下，新作物的引进促使耕地面积扩大，暂时缓解了人口的压力，这一点也是应该加以注意的。不过，中国农业革命的经验则是将人口与技术始终限定在对荒地的开垦上，这一过程延续数个世纪后才出现经济滞后，最终导致爆发十七八世纪的人口危机。“人满为患”，土地与人口压力，又成为粮食不足与人口过剩的社会经济问题。
中国传统社会的经济变动，是因为生产力的提高。在传统中国社会中，人口、土地、技术的变化是衡量区域经济先进、中进、落后的重要指标。在传统区域社会中，一般而言，先进区域主要是直隶、河南、山东、山西、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广东东部的人口稠密地区；中进区域为东北、陕西、甘肃、湖北、湖南、广西、四川、云南、贵州、台湾的中西部与边疆地区；而落后区域则是外蒙古、新疆、西藏、青海极西、极北的边疆地区。与之相关的另一指标则是粮食是否能够自给。能够自给的区域是云南和贵州；粮食不足的区域有直隶、山东、山西、陕西、甘肃、湖北、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粮食有剩余的区域则为安徽、河南、江西、湖南、广西、四川，由于粮食有剩余，这些地区也就成为粮食交易的重点地区，全国的大宗商品转运的集散地也集中在上述地区。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先进与落后区域的土地、人口的比重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带动了生产要素的流动。从先进区域来说，其资本、手工业制品、技术、金融向中进地区转移，后者向前者提供粮食及原材料。以区域间相互依存的关系来理解的话，那么，缺粮省区与粮食剩余地区的谷价就会发生变动，区域层次的差别越大，技术等生产要素及消费与需求的市场要素的变动或者说差价就越大。明清时期形成了新安商人、山陕商人的地方性大商帮，新安商人的行业分布在盐、典当、钱庄、陶瓷、谷物、茶、铁、纺织品及大部分日常生活必需品贸易，并占据国内及部分海外市场；而山陕商人则主要分布在盐、票号业方面，具有较强的支配作用。
文化生态、经济发展生态、移民向低地区定居的志向、人口增长动态、长期持续发展的规律，以及各个地区所形成的体系及其构造诸多问题，则需要从环境因素中的技术与社会制度的研究中去解决。一方面是对社会变迁的研究，对社会构成中所见到的阶级、文化进行复合，而这一复合与其时代、区域的复合不尽相同。阶级与文化存在于被埋没了的社会组织中，只有对其组织的偏差进行考察，才能将其特质显现出来。另一方面，以农业为中心的经济增长或者说发展，相对于不同地域来说，也具有各自独立的发展步调。如果这样说不错的话，那么，技术要素及其人口增长、资源利用的集约体系、移民、城市化、交通路线、商业、市场设施等要因，则随其地域集权志向或者是地方主义志向的不同而得到不同的发展结果。因此，有必要对此进行具体考察。
如果以长江中游地区为例，并以长江水系作为中轴的话，那么，赣江、汉水、湘水、沅江诸水系就成为不同的亚水系区域，长江流域的城市就成为中枢区域的核心。在中枢区域所形成的城市组织，是其他区域的城市进行异地商业交易活动的中心，而其他区域也就成为中枢区域的腹地。正像汉口一样，它作为中枢区域城市的成长，是以汉口周边广大区域为依托的，并与其他区域结合在一起形成具有经济关系的大区域。这样，其“区域”的人文地理，则可区分为均质地域及功能地域两种类型。这一理论，是将中国式的定居样式、农业生产、交换环境进行重构，并重视其潜在条件与经济地理的地理文化，从而进一步考虑在这个体系的整合中城市与商业的结合作用问题。当然，应该加以说明的是，这一理论绝不是地理决定论。
综上所述，以水稻作为主线的开发史，对自然生态、技术生态的构造及其变化进行说明的理论，以潜在的农业核心区域理论对长江下游经济的形成进行说明，显然是有意义的。施坚雅教授关于地文区域的理论，其区域发展的内在发展理论中关于“托盘”的观点，是值得参照的。当然，区域的集约过程，并不仅仅是核心区域的潜在条件，区域社会经济的集约过程所经过的中枢点即交通、城市、市场的联结作用，也必须给予说明。要对其原因进行充分的说明，中枢点及中枢性即在低阶段时，边境区域的人口与资源如何作为推进因素而起作用的问题，就必须给予充分的解说。泰国开发史的事例说明，关于适应定居与生产的生态系统的变化所需要的权衡关系，就像是就业与物价变动关系一样。扩而大之，人口与土地利用体系的集约、市场与国家的关系等问题，都在必须进行充分观察后才能探求其向心作用及其运动。第二节 文化学透视
如果从文化学的角度来观察中国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的话，可以说由于中国经历了漫长的帝制时代，中国传统社会因地域广阔，各区域文化、民族文化、民间文化形成的地域文化样式极为丰富。对中国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形成、传承、发展进行合理的解释，有必要借助文化学的基本理论与方法对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进行考察，这对于我们进一步了解和把握文化、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概念的异同及中国传统文化形态的形成与发展是有帮助的。一、文化学批判
由于人所居住的地方和生存的环境、社会制度不同，种族不同，或者说是分属于不同的民族，说不同的语言，有不同的生活习惯和风俗，这种情况称为“文化差异”。而文化差异的典型表现在于对同一件事情，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看法完全不同。
人们发现不同国家、地区、民族的文化存在相当大的差异，这就增加了国际相互了解或者说开展经济文化活动的难度。于是，文化学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人们进行跨文化活动时用来了解和观察异文化的重要工具。在开始介绍传统文化之前，有必要对我们所要学习的文化学的定义与含义进行初步的了解。
目前，国际学术界统计的文化学的定义有1600多种。所谓“文化”，通俗地说是某个社会的人群对同一事件所作出的反应，并且是形成一个社会群体共识的共同基础。至于对“传统文化”的概念界定，一般来说是在历史上所形成的国家形态所产生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的总和。传统文化具有超时代的稳定性，并能够持续发生社会整合作用的文化形态。传统文化思想力量的强弱，决定了该文化延续时间的长短和传播空间范围的大小。此外，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主流观念和社会文化思潮，从根本上说并没有改变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而是对传统文化的补充和发展。这种社会思潮发生的频率越高，传统文化的凝聚力就越强，并随着在其社会、民族中的传播与延续逐渐成为具有坚定意志力的民族精神、宗教精神或国家精神。正因为如此，在某种意义上说，传统文化具有传承性，促使该文化圈中的社会群体有共同的意志和情感，其他外来文化是很难改变强势的传统文化的，而弱势的文化对强势文化的渗透、冲击或影响，只能在某一特定时期或某一方面起作用，但弱势文化也会受到强势文化的融合。
总之，传统文化的世代传承不息，对一个民族或国家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建设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传统文化的强势作用下，社会群体的整体观念和生产生活方式的形成都受其影响和制约，违反传统文化的思维与行为也会受到社会群体的强烈排斥。“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文化属性对于社会组织及其成员具有强大的规范作用。在这样的情况下，该文化圈内的文化样式同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是一致的，这就是形成“文化传统”的原因所在。文化传统所要表现的是该民族或国家的文化样式，对于历史悠久的民族和国家而言，文化样式是极为丰富多彩的，反之亦然。国家精神、民族精神或宗教精神所形成的文化表象和文化样式同样具有文化传承性。如语言与文字、宗教、艺术与风俗习惯、工艺制作的技术与方法等。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文化传统，实际上是其民族文化样式世代相传的结果，包括民族心理等属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神生活。如果没有这些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该民族的民族性也就不存在了。二、文化行为与文化差异
对不同文化的认识和了解，其唯一的途径就是学习不同国家、民族、种族的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为了能够更准确地把握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人类学家把文化当做一门科学来进行精确的分析与观察。目前已经形成较为完备的文化学研究体系，运用文化学、人类学、历史学、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对于进一步认识和了解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有较大的帮助。
众所周知，文化是深层次的问题，文化所产生的力量，也是该文化圈的社会群体所形成的一致的行为。文化与思维的最大不同在于文化是埋藏在每个社会成员中具有共同性的意识与情感，并不是完全靠思维来解决的。社会群体的行为由文化自觉来引导，一旦爆发就会形成社会整体的力量。其间并不都是理性的分析的结果，非理性的社会群体行为的产生与深层的文化背景有直接的关系。
正因如此，对于文化行为的认识，其基本原理有：①文化的行为是群体的、社会性的。②文化没有对与错、好与坏的区别，文化只有差异。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也不存在先进与落后的问题。因为我们不可能以某些人所提倡的所谓先进文化来取代和代替其他国家和地区、人种、民族、宗教的文化。③文化是可以互相学习的、有传播性的，文化的改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且具有延续性、排他性、包容性。④可以成为文化的东西是整体性的，具有文化体系的含义，而不仅仅是文化现象或某一文化样式。尤其是在现代跨国经营中，涉外及跨文化管理都必须了解文化差异与文化行为的关系。社会学与文化学的关系
社会学的主要任务：重点研究社会组织行为，不是研究个体行为。关于社会组织的理论框架：社会组织机构与效益、社会组织功能与结构变迁、社会组织运作的制度与机制、社会组织形成、整合与社会变迁、社会保障体系与公共管理、社会组织行为取向、社会价值观念、社会思潮等。社会组织及社会组织结构的变化与社会文化关系：文化与社会组织及社会组织行为、社会思潮、社会时尚、价值取向变动、社会精神追求的关系密切，从社会学层面上看，文化本身就是社会组织的一部分，具体可划分为社会思潮、社会价值取向（社会判断与选择）、社会行为。社会组织结构的变化直接引发社会文化的变迁。
人类的文化行为由文化构成决定。文化构成中的每个方面都存在文化差异，文化差异的程度高低对于文化行为有直接影响。按照目前国内外文化学者的研究，文化构成决定主要有以下因素：
1.物质文化
人类物质文明的结果通过人与自然、社会的关系而生产出供人类消费的物质财富。其中最为重要的因素是：（1）技术：包括物质产品生产过程中所使用的技能，一般为某一社会群体所掌握。问题在于公众对于技术的理解与掌握程度，如度量、机械维修的技术水准等。在技术水平低的国家，其对技术及工作原理的理解和大众技术水平决定了国家技术发展的方向和水准，使之更容易适应和学习新技术。（2）经济：劳动产品与服务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经济发展水平影响产品与服务的质量、种类、功能。国民对经济的理解和认知高度决定某一国际的经济发展水平。（3）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制度规定。
2.社会制度
社会制度包括社会组织、教育、政治结构和媒体；人们在怎样的社会组织内生活和与社会相处，直接影响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准则，并代代相传；社会阶层、社会角色、群体行为、年龄组、社会如何定义礼仪和体面、荣誉、羞辱、生与死的价值、尊敬与歧视等。其内容有：（1）家庭。不同文化体系有不同的婚姻、家庭制度及男女社会地位确认的制度。（2）教育。对人的思想与行为影响最大的社会机构，如教育及其制度，以及学校、教会、家庭教育体系。（3）政治结构。选举、权力系统及信息系统。（4）媒体。即社会公共教育与信息传播系统。
3.人与宇宙，即信仰体系
主要是指宗教、迷信、民间信仰的文化体系及相关的组织结构。通常所说的“信仰体系”即宗教、迷信、民间信仰、风俗、生活态度、风水、民间禁忌、神话与传说等影响人类行为方式社会结构，其对人的心理、意识也产生影响。
4.美学：审美观念
美学即书画及造型艺术，如色彩的影响、造型艺术与设计的特点与风格、文化符号；民间故事：传说与传播；音乐、戏剧、舞蹈等。
5.语言与文字
不同国家、民族语言差异较大，同一词汇的含义完全不同，以致造成误会的事情是很常见的。语言文字是民族文化的载体，没有文字的民族，其民族文化是很难传承的。
对文化构成的认识与了解，实际上也成为传统文化的基本结构。从以上文化构成中可以对文化现象进行系统性观察，并对文化特质进行文化分析。从这个意义上说，从文化构成理论可以得出以下看法：（1）人类的不同文化构成存在文化差异，不同文化之间的理解与文化认同的实现，必须经历文化冲突、文化整合、文化变迁、文化创新、文化融合不同的发展阶段。其原因就在于文化构成的差异。缩小文化构成的差异就意味着实现了文化融合。（2）对于文化而言，实际上都是人类不同的文化样式的结果，文化的多样性就在于目前仍保留相当多的文化样式。正因为如此，不同文化样式是平等的，没有对与错、好与坏、先进与落后的差别。“文化只存在差异”，这是我们今天讨论文化问题的基本出发点和基本原则。如热带雨林人文化、北极人文化、非洲人文化等，就其文化体系而言，这些文化样式与工业化国家的文明具有平等的社会地位，不可再将“欧洲文化中心论”或“东方文化中心论”作为对外殖民与侵略扩张的工具。当然，企图以一种文化来替代另一种文化的做法，至今也没人能够成功。文化与军事征服、经济渗透不同，文化只能是文化认同和文化融合，而军事征服、经济渗透的结果，往往是文化的强烈碰撞和冲突。（3）由于不同自然环境及不同种族、民族、宗教信仰的存在，因此有不同的种族、民族、不同宗教信仰的文化构成的存在。而这些文化构成也是经过其文化体系自身形成、发展、变迁、融合的结果，也就说具有自身完善、增强、减弱、消亡的机制。如果是在强势文化传播的外力作用下，传统文化构成也会发生改变，文化的发展是在相互学习、借鉴、适应的基础上逐渐融合的。应该说，在开放社会的条件下，传统文化的封闭性的社会土壤已发生重大改变，文化的适应性就会随着文化学习而逐渐普遍化，不同文化构成的人可能会形成新的文化认同。对于人类文化发展采取求同存异的做法，有利于共识的形成。如目前我国提出的“和平发展”及“和谐世界”的主张，就得到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和社会的认同。当然，如果强势文化在传播过程中，其文化本身没有思想力、生命力，其文化传播也是没有活力的，最终会被更强势的文化所融合。此外，应该说具有优秀文化传统的民族文化，一般不可能被外来文化所替代，本民族、种族、宗教文化的演变，通常需要经过漫长的历史时期。任何一种文化企图消灭另一种文化都是相当困难的，除非整个民族消失。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民族文化、宗教文化都能够转化成相当强大的社会力量。（4）文化的变迁是相当复杂而漫长的历史过程，原因是文化是学习的。文化具有整合、融合、聚合民族精神的社会功能。历史上同一民族所形成的社会共同信仰和认识，能够成为该民族的传统文化，并在该民族的文化传统中表现出来。这就是历史传承与文化积淀。（5）文化是符号，文化是模式。不同文化符号、文化模式的存在，产生不同文化所体现的特有的文化产品。宗教建筑、艺术、诗歌与戏曲、音乐与舞蹈、体育、教育等存在大量的人类文化遗产，现在以物质、非物质及自然保护为特征的文化遗产实际上成为文化学及文化产业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于文化差异与文化层次的不同，消除文化交流与传播的障碍，只能是通过相互学习，在文化适应性不断增强的过程中不断缩小文化差异。随着文化传播和文化的学习，会呈现出文化多元化的格局。文化多元化意味着文化社会整合过程中不同文化的融合和聚合，同时实现文化冲突、融合、变迁。多元文化需要沟通、理解、包容、适应，而不是冲突、对抗。文化不存在竞争关系，但有文化冲突。
文化的差异性，可将文化分为四个层次：①最核心的是文化价值观；②最外围的是符号，包括语言及姿势、图表与物体；③文化行为指向是英雄，即为某一文化群对已死的或活着的真实的或虚构的英雄人物的高度评价和模仿，并成为该文化群体中的文化行为指向；④集体的行为模式是礼仪，礼仪属于集体活动或集体的行为模式，如中国民间信仰与禁忌。一般而言，亚洲国家都相信亡灵、算命、手相、面相、血型、月圆月缺、恶魔鬼神、山川河流、日月星辰、占卜、生肖、八字、神汉巫术、风水等迷信活动。西方人永远也不理解的东西，在东方却成为民间文化信仰不可缺失的一部分。迷信与文化差异
美国第一金融集团的企业表彰符号是三角形，在美国人看来很正常，但中国人和韩国人认为不吉利；丹麦人喜欢红色，但非洲许多国家认为红色代表巫术和死亡；在日本、中国，千万别把筷子直插在碗中，人们认为不吉利，这是供奉死者的可怕姿势，会带来不幸；在俄罗斯，送花只能是单数，因为在葬礼上才送双数；在俄罗斯千万别一脚在外一脚在里同主人握手或亲吻，因为会冒犯门神，给人带来不幸；在日本，与血型相配的人结婚非常重要；在印度，许多人相信巫术，如奶牛突然不产奶、妇女突然发火，都被认为是鬼在作祟。
更进一步说，文化学是研究人类群体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的学科体系，而不是以个体行为和个人想法为研究对象。既然如此，人类文化所产生的群体行为，其核心在于人类自身的组织行为。人的生产和生活活动是有组织的，组织的形成必须有制度作为保证。没有制度体系，组织就没有效率，人类的生存与延续就必然受到影响。在这样的认知基础上，文化学基本理论的形成，是为了适应外部世界及人类自身组织的发展需要，需要对其文化不断进行整合，所以就需要运用文化结构主义的理论与方法去研究和把握不同文化体系的文化结构的形成与变化。换句话说，也就是进一步了解其他文化体系究竟是以怎样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来完成组织行为目标的，其他文化体系的组织行为和组织变革的方向是什么，怎样处理不同文化体系宗教信仰、艺术、生产生活组织和制度、风俗、语言、婚姻制度调整与社会经济结构调整的关系等问题。语言差异的麻烦
文化差异比语言差异要复杂、深刻得多。对生活的态度、价值观及可否接受的行为概念或许有共同的起源，表面相似，但实际上有深刻的差异。如日本三菱公司曾在欧洲销售帕杰罗（PAJERO）吉普车，这个车名很像西班牙语中的“鸟”字，经历数月的麻烦之后，日本三菱公司才弄清这个词在马德里是个下流的词，只好将车名改为蒙特罗（MONTERO）。
文化差异的表现，有如下特点：①不断变化是人类文化的特征，变化总是随着人们的习惯、爱好、时尚、行为及价值观的变化而变化。②文化的演变则是文化差异的演变，文化多元化对于缩小文化差异、提高文化适应性有帮助。③不适应文化差异变化则会被主流文化所淘汰。文化差异会强烈地渗透到社会及社会组织文化中，因此社会与组织就会产生文化排他性，具体表现就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文化形成与制度安排是一致的，只有在制度不断创新的情况下，固有的文化才随其改变。文化变革的可能性
文化变革的阻力因文化差异的大小而有所不同，新文化最终总是被全面接受。决定何种文化创新及一种创新在多大程度上被接受的重要因素是该特定文化对创新程度及创新对旧事物的革新程度，以及人们感兴趣的程度。研究表明，最容易被人们接受的创新，一般是那些最令人感兴趣且对社会破坏性影响不大的东西，如女性参加工作问题。
绝大多数的文化存在民族优越感。区域性文化也以滋生的区位优势产生优越感。如基因改良食物，欧洲人强烈反对。这场生物革命发源于美国，亚洲人毫无疑问是接受的，将其称为转基因食物。三、文化适应与借鉴
文化构成与文化差异决定文化的变革只能是在长期不断的文化学习过程中才可以实现。而对于文化适应程度的检验，其基本原则是适应而不是放弃自己的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也不是完全接受当地的习俗，而是要求经营者对当地的习俗有所了解，减少可能因无知而产生的误会，并且最好能有效地利用文化差异开展有成效的跨文化管理和跨文化商业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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