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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读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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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海探秘（中）i试读：

简介

中国历史太长，讲历史多离不开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皇皇盛世，几乎一样长久的变乱年代则常被轻描淡写。但是，可以这样说，每一个大一统时代的光明，都在前一个变乱年代里孕育。新一段历史的起草往往不在盛世之初，而在乱世之末。

第一章　以史为鉴

从诸葛亮的战略思想、用人思想论蜀国灭亡

近来有些研究三国的学者认为，蜀国灭亡主要是因为诸葛亮悖弃了当年刘备三顾茅庐时，诸葛亮为他分析当时天下的形势而制订的一套战略方针：“先取荆州，再占巴、蜀、汉中，‘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等天下形势发生变化，再趁势‘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刘备‘亲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以成就霸业、兴复汉室”。在刘备死后，诸葛亮没有冷静分析当时形势（当时三国局势都还稳定，吴国民心所向，经济繁荣昌盛，魏国更是国富兵强，而蜀国在三国中是最弱小的，但它的地理位置利于防守，应趁此机会大力发展经济，养精蓄锐，聚草屯粮，等待局势的发展再伺机而动），一次次不听众人的劝阻而出兵北伐。而蜀国当时人口本来就少，又是刚经过战败的国家，兵粮还很少，蜀道又艰险，运送物资又须要大量人力物力，这对西蜀来说是一项沉重的负担，令西蜀的国力发展十分缓慢。使蜀国很快衰弱，最终走向灭亡。

笔者以为过矣！诚然蜀国灭亡，诸葛亮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原因却不是在这里，而是在于以下两点：1、当初诸葛亮为刘备隆中划策就犯了本末倒置的错误；2、在武将调配使用上也犯了用人不当的错误。为什么这样说呢？

了解历史的人可能都知道，蜀国走向衰败主要是在关羽失荆州之后，蜀国从此失去了进攻中原的据点。使曹魏得以达到以一国敌一域的目的，最终拖垮蜀国，使其最终走向灭亡。可以这样说，自关羽失荆州之后，蜀国也就开始了灭亡的进程，只不过是灭亡时间早与迟的问题。

一、荆州自汉末以来，在喜欢空谈而又清静无为的刘表治理下，很少经过战争，因此中原大部分为了逃避战祸的名士俱避居于此。而当地也因为少经战祸，经济发展很快，可说算得上是一个“渔米之乡”，人人对之都垂涎三尺。而诸葛亮仅以一上将守卫荆州，他低估了荆州作为战略要地在当时对刘备建立霸业的重要性。本身就是一个错误的举措。

二、“荆州北拒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四通八达，乃“用武之国”，易攻不易守。而诸葛亮却在刘备取西川之后，把一大批文武全带到成都，让关羽一人独守荆州，抵挡来自曹魏，孙吴两方面的压力，并幻想关羽能完成“东和孙权、北拒曹操”的任务，实在是看错了形势。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关羽是个个性很强的人，大家知道，关羽此人文武兼备，但却骄傲自负，心中总是对谁也不服。他在荆州之时和孙权关系搞得十分僵，使得孙权面临着来自东北面曹魏和西面关羽两方面的威胁，而吴国本身就没有什么得力大将（能称得上万人敌的大将），仅是靠着长江之险而守卫疆土。而且对孙权来说，东北面曹魏虽然势力宠大，但一者有长江天险做屏障，二者北方之人不习水战，所以他仅需派重兵固守合肥以西之濡须坞就可以高枕无忧了。但西面的关羽威胁却不容忽视。为什么？因为关羽手下亦为江南人氏，熟悉水战，而关羽又勇猛异常，若论单打独斗，孙权手下实在无人能敌。所以对他来说，关羽的威胁实在是如芒在背，不解除实在是不心安。怎么解除呢？当然是先礼后兵，能不动刀兵当然是首选方案，所以孙权初时想用“和亲”的政策，为其子聘关羽之女，谁知关羽根本不买账，而且还说什么“犬子岂能配虎女”，身为一方诸侯能受此奇耻大辱吗？所以说作为一方雄主的孙权，并非认不清形势，自愿败孙刘盟好，让曹魏有可乘之机，实在也是因为关羽逼人太甚，而采取了不智之举。

三、荆州战略地位相当重要，四通八达。我只需在此布置重兵敌人就需在其四周布置一倍甚至数倍于我的兵力来防守，才能不被我寻到薄弱环节而被我攻破。所以说诸葛亮在刘备取汉中之后应将主力移师荆州，当时蜀国处于全盛时期，兵强马壮，士气高涨。而其手下五虎大将在当时论单打独斗更是无人能敌。诸葛亮只需让赵云、邓芝守成都，董允、蒋琬等辅佐幼主阿斗处理政务、发展生产，则云南孟获必定不敢轻举妄动，自取灭亡。马超兄弟在西凉一带威名远扬，让其兄弟及李严率重兵镇守汉中、下弁。则西北亦无战事矣！如此，则蜀国可用于荆州前线的机动部队当不下于10万之众。刘备不善统兵，但却善于驭将；诸葛亮在统兵冲锋陷阵方面非其所长，但给刘备出谋划策方面却是一个好手；手下可用于领兵的大将有关羽、张飞、黄忠、魏延等尽是万人莫敌的猛将，而其他将领如关平、周仓、廖化、王平等名将更是数不胜数，而曹操手下此时可算得上猛将的仅有夏侯敦、许褚、张辽、张合、徐晃、庞德等数人而已。其他如于禁、乐进、曹仁、曹洪等只能算得上名将而已，与刘备手下的五虎大将相比，委实是不能相提并论，可以这样说，论武将资源，此时刘备方面应该是最强的。以此等虎将统率刚刚在汉中得胜归来、士气高涨的兵士进攻宛、洛，曹操岂能抵挡得住。宛、洛克，则洛阳以西的原本在曹操的武力征服下属于曹魏的如长安、弘农、天水、西凉、安定等州郡就会被切断和曹操的联络，此时刘备用重兵固守洛阳，让黄忠固守荆州，东和孙权，派一大将（如张飞）将兵向西进攻，马超、李严等率兵自汉中进发。我想在刘备的汉室宗亲身份的吸引下，又有马超、张飞、李严等名将兵临城下，我想不出两年，洛阳以西的土地尽将纳入蜀国的版图矣！

四、孙权在偷袭、硬取荆州无望的情况下，可不会闲着，错过一个再次瓜分曹操土地的大好机会。为什么？因为，如果刘备一旦将主力移师荆州，则凭孙权的实力是难以和刘备抗衡的。我想孙权是个聪明人，明知不可且于自己无一点好处的事他是不会干的。而反过来，如果和刘备再度结盟，孙权从东面濡须坞进攻，则曹操首尾难以相顾，孙权很可能攻占寿春、徐州，那曹操的东镇合肥、中守襄阳、西固祁山战略就将完全被打破，如此一来，曹操的战线将被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被拉长。而战线拉得越长，曹操方面的弱点就越容易暴露。那么孙权和刘备两家更有机可趁，在两家收拾曹操的领土、钱粮都来不及的情况下，哪里还会有什么内部矛盾呢？而且孙权和刘备在赤壁大战时就有过合作的基础。另外，刘备又娶了孙权之妹，两家有姻亲关系，合作也更容易。如此一个大好算盘，可惜，被诸葛亮算反了。

在易于防守的地方——祁山，他偏要选择从那里进攻，以致“兵轻又容易被人袭取，兵重却又劳而无功”。而荆州这么好的一块进取中原的跳板却未引起他足够的重视，以致攻亏一篑，有志之士扼腕叹息，呜呼！

五、在大将的使用和调配上，诸葛亮也犯了一个大错误。为什么？即陈寿史书载，关羽此人对下层官兵比较关心，但却瞧不起士大夫，而这样就带来两大恶果：1、他手下一些有影响、有地位的人都和他合不来，劲难以往一处使，以致他后来兵败时，手下将领除关平、周仓、廖化等寥寥几人外，一个个弃他而去，见死不救。我想关羽后来兵败麦城，父子被枭首异都，大概和这有极大的关系吧？2、荆州地处中原腹地，交通便利，一些不满于曹操篡权，希望能兴复汉室的有志之士要来投奔蜀汉时大多因蜀道艰险，难以去往成都。我想他们首选地点应该是荆州，可是碰到关羽这样一个自恃才高，骄傲自负的人简直就象遇到一只拦路虎，那将会吓跑多少想来投奔蜀汉的士子。而人才是一个国家、民族、集团兴亡的第一重要因素，蜀国后来人才寥落，实在是和这个错误调配有很大的关系的。

而张飞呢？毛病恰好和关羽相反，对士大夫比较敬重，但却对下层的官兵比较苛刻，动辄喝醉酒打骂士兵，后来他被手下的范疆、张达谋杀，身首异处，也就不难理解啦！

可见，关羽、张飞二人虽说是个熊虎之将，可是让他们各自独挡一面，委实是不明智的干部调配、使用。所以，诸葛亮若能让刘备在取汉中后将主力部队移至荆州，“关羽、张飞等为爪牙”那么，不仅能充分扬他们所长，而且以刘备的求贤若渴，能让许多心怀汉室的人有个投奔之所，报效之门。

那么，诸葛亮为什么要把祁山作为他进兵的地点呢？我想大概是想走当初汉朝的老祖宗——刘邦的老路，从陈仓故道杀奔长安，进取中原与曹魏共争天下。这个想法的确不错，可他却忽略了一个因素，那就是当时天下的形势已经和楚汉相争时形势不同了，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楚汉相争之前，刘邦和项羽并没有翻脸，项羽当初也没有过分防备刘邦，没有一心要消灭要刘邦而后快的想法。所以刘邦只要循规导炬，项羽也就一心要“富贵归故乡”，班师回老家彭城去享福。这样就给刘邦有了发展壮大自己的时间。2、在各路诸侯反秦的斗争，巴蜀几乎未遭受什么兵祸，经济得到了极大地发展，以致被人们称为“天府之国”。而在蜀汉时益州、汉中等地却多次遭受战争，象曹操、张鲁之战，曹操、刘备汉中之战，刘备、刘璋以及张鲁、刘璋的益州之战，可以说在短短的几年里兵连祸结，元气大伤，此时仅凭巴蜀、汉中之力是无法与中原抗衡。3、楚汉相争，各路诸侯互不隶属，所以刘邦在依靠偷袭成功，降服三秦后，各路诸侯大多对刘项之争持观望态度，谁赢了就跟谁，所以刘邦才能一路上势如破竹。而三国时期，曹操已经平定北方，北方的兵马几乎都听曹操号令，受曹操节制。所以即使曹操不在长安，刘备进兵秦川同样有人“围、追、堵、截”。另一方面，蜀国地势为盆地，就象一个葫芦，别人要攻打他就必须从葫芦口进攻，所以兵力多也发挥不了多大作用。但反过来，他要是想攻打别人，别人也只需用重兵把守葫芦口外，他也就难以施展。所以曹魏始终把祁山作为固守西方蜀国进攻的据点，布置重兵把守，而其他地方却能得到休养生息。以致后来虽然蜀国多次进攻祁山，虽然也经常在某些战争中取得胜利，但最终却总是无功而返。为什么？因为蜀国想以一域敌一国，在力量上是达不到的。诸葛亮为当时之人杰，难道还不能预见此乎？此种设想显然是不成立的。既能预见，那诸葛亮何以要数出祁山，举兵北伐。我想原因大致有下：1、蜀国自关羽失荆州后，东北面荆州地区已被孙权攻占，又痛失数员大将，诸葛亮从当时的形势看，不联合东吴，蜀国便会腑背受敌，亡国只在须臾，为了不和孙权交恶，他不可能从东北进军。若不从长安进军，已经无其他进攻的路线。2、诸葛亮深知以一国敌一域，胜算不大，但是如果不北伐，则灭亡的进程会更快。这一点从诸葛亮写给后主的《后出师表》中可以看出，“王业不得偏全于蜀都”。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大批刘备从中原各地纠合带来入川的文武已经伤亡大半。若再不趁着这批精锐尚未死伤殆尽，积极北伐。等到这一批精锐尽失，恐怕想北伐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矣！所以诸葛亮才会数次劳而无功，却还是要力主北伐。也是希望趁着蜀国力量尚强的时候能侥幸取胜，因为战争的事谁也不能稳操胜券。3、蜀汉本身就是打着“兴复汉室”的牌子才招来四方豪杰，以致建立蜀国，如果连北伐都放弃了，岂不要让一些希望兴复汉室的人士寒心，也将失去民心。4、其时吴国力量也不足以从曹魏抗衡。吴蜀两国也都能明白唇亡齿寒的道理，所以吴蜀此后几乎无战事。而诸葛亮数次祁山，也希望能以此削弱魏国的国力，让他以后想伐蜀时，因为顾忌吴国的进攻而不敢放开手脚来进行。可见诸葛亮伐魏的目的在于：能跳出曹魏对益州的包围圈，以图东山再起，实在不能则通过数次北伐来削弱魏国的国力，借以延长蜀国的命运。可见诸葛亮数次北伐并非头脑发热的不智之举。

因此，我们认为，到了蜀国后期，天下形势已经朝着统一的进程进行，蜀国灭亡只不过是迟与早的问题。而那些认为诸葛亮刚愎自用，徒耗国力导致蜀国灭亡的看法显然是不了解当时的形势，也不理解诸葛亮心中不得已的苦衷。

朱元璋对贪官“剥皮示众”真相

惩治官吏贪赃枉法，是中国历朝历代一个永恒的主题。

在古代帝王中，对官员贪赃采取最严厉手段进行惩治的，莫过于明太祖朱元璋。

朱元璋出身贫寒，体悟民间百姓疾苦，对贪官污吏深恶痛绝。《明实录类纂·司法监察卷》有载：洪武四年，朱元璋针对元末贿赂买官成风、官场腐败的弊端，下令凡官吏犯受贿罪，严惩不贷。

为此，朱元璋颁布了有史以来最严厉的法令：贪污60两以上银子者，杀！

明初的一两银子，按当年的米价折合计算，相当于现今人民币600元左右。由此推算，在明代官员贪赃相当于四万元左右人民币的财物，便会被处以极刑。

朱元璋感到对贪官污吏光砍头、充军不足以惩戒后来者，便施行比那“千刀万剐”的凌迟处死更残酷的“剥皮”刑法，把贪赃官吏活生生地剥下皮，再在人皮中填满乱草，用针线缝合成人形，悬挂在各级官衙内外“示众”，让每天上下班的官员见之心惊胆战，不敢再贪赃枉法。

那么，这“剥皮”酷刑是如何行刑的呢？

或许是本人眼拙，翻遍《明史》、《明实录类纂》均未果，却在《鲁迅全集》第六卷的《且介亭杂文·病后杂谈》中看到有具体描写，鲁迅则是引用屈大均《安龙逸史》所载，尽管说的是南明永历帝时的事，但其“剥皮”行刑之法应该是明朝历代所传承。其载如下：

永历帝御史李如月弹劾秦王孙可望未准奏，孙可望即命党羽李应科将李如月剥皮示众。

应科使人先将李如月绑缚至朝外，搬来石灰一筐、稻草一捆。

如月问：“如何用此？”

答曰：“是揎你的草！”

如月叱道：“瞎奴，此株株是文章，节节是忠肠也！”

应科等把如月脸孔朝下死按在地上，用利刀剖开脊梁及臀部，如月大呼：“死得快活，浑身清凉！”对孙可望骂不绝口。等剖断手脚转至前胸，如月还微声恨骂；一直剖至颈部，才气绝而死。

党羽就用石灰渍干剥下的皮，再用线缝合起来，塞上稻草，移至北城门通衢阁上高悬。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这“剥皮”酷刑是何等残忍！

在朱元璋手下做个贪官也有点可怜兮兮的。

朱元璋之后，剥皮之刑就不仅仅是针对贪官了。

朱棣夺取皇位后，便对建文帝的忠臣景清剥皮。景清行刺朱棣未能得手，被擒获后朱棣一怒之下命“剥其皮，草揎之，械系长安门，碎磔其骨肉。”

明武宗朱厚照则对被俘的义军首领处以剥皮之刑，把剥下的皮制成马鞍，供自己骑马用。“大明一朝，以剥皮始，以剥皮终，可谓始终不变。”

这话是鲁迅在《病后杂谈》中讲的，笔者觉得很精辟。

汉武帝刘彻的另类“姐弟恋”

同性恋现象自古有之，而汉朝皇帝则大都有“双性恋”倾向，既爱女色又喜男色，这似乎已是一个不争的史实。

在这方面独领风骚的当数汉武帝刘彻，他相继所宠幸的或系姐弟俩，或系兄妹俩，或系兄弟俩，可谓另类“姐弟恋”。

一、姐弟俩——卫子夫、卫青

卫青究竟是否刘彻宠男，一直是人们争议的焦点。窃以为，卫青曾是刘彻宠男之说大致成立。

其实，司马迁在《史记》中多处明确提到或暗示此事，只是世人实在不愿让这位战功显赫的名将，与这“同志”有所瓜葛罢了。《史记·佞幸列传第六十五》，可以说是一本“同性恋记事本”，详尽地记录自高祖刘邦直至武帝刘彻这五代西汉皇帝的同性恋轶事。司马迁生怕后人误解“佞幸”之意，故开篇就写道——

谚曰：“力田不如逢年，善事不如遇合”，固无虚言。非独女以色媚，而士宦亦有之。昔以色幸者多矣……

开宗明义说明“男人像女人一样以色侍候圣上谓佞幸”，而在汉朝宫闱“用色相佞幸的人还不少”。

由此看来，凡是《佞幸列传》中出现的受宠爱或贵幸男子，应该都是指跟皇帝有暧昧关系的宠男。很遗憾的是，《佞幸列传》中便有一句“卫青、霍去病亦以外戚贵幸，然颇用材能自进。”太史公的意思是，不仅卫青，连卫青的外甥霍去病也被刘彻“贵幸”，但二人凭自身的天赋成就一番功名。

历史上，尚是青年小帅哥的卫青便做过侍中，侍奉于刘彻身边。《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第五十一》中暗示说卫青“以和柔自媚于上，然天下未有称也。”这一个“媚”字似乎意味深长。《史记·汲郑列传第六十》再度暗示说“大将军青侍中，上踞厕而视之。丞相弘燕见，上或时不冠。至如黯见，上不冠不见也。”“踞厕”之意，一说是坐在厕屋里，另一说是坐于床侧。但无论作何解，皇帝“踞厕”且“不冠”而视之，都属于一件非常之事。

卫青能从一个私生子，平阳公主的骑奴，成为掌管全国军事的大司马，有其自身的天赋，也离不开刘彻的信任，客观上为他创造了功成名就的机会。所以，很难说是卫青沾了姐姐卫子夫的光，还是卫子夫有一个弟弟做后盾。

二、兄妹俩——李延年、李夫人

李延年曾因犯法受宫刑，成为宦人，原本长身玉立，长相俊美，能歌善舞，再加上那娇滴滴的“娘娘腔”，深得汉武帝宠爱。

李延年曾为汉武帝唱“北方有佳人”，便引出自己的妹子、“倾国倾城”的李夫人。刘彻对李夫子十分宠幸，并生有一男，后封昌邑王。

但刘彻并未冷落李延年，而是倍加受宠，佩二千石印，号协声律。《佞幸列传》说李延年“与上卧起，甚贵幸。”这刘彻是一边抱着姿色冠代的李夫人，一边不忘跟她的哥哥粘乎。

李夫人早逝后，刘彻对李延年的爱意渐渐变淡，最后竟将他诛杀。

三、兄弟俩——韩嫣、韩说

刘彻早在当胶东王时，就与时任伴读的韩嫣相亲相爱，几乎是形影相随。后来，当上太子，关系更加亲昵。

韩嫣很帅，是个典型的“小白脸”，善于骑射，还“善佞”。刘彻即皇位后，韩嫣更受宠爱，不仅与武帝同吃同睡，其仪仗俨然是皇帝驾，还准自由出入宫禁。

后来，韩嫣终因胆大妄为淫乱后宫被太后赐死。

韩嫣的弟弟韩说也很受汉武帝爱幸，并封为案道侯。后在“巫蛊之乱”中被戾太子刘据所杀。

第二章　历史真相

道光帝选储君反其道而行之

清朝自雍正以后的皇位继承制度，是所谓的“秘密建储制”，即在老皇帝还活着的时候，秘密定下储君人选，写好密诏，藏在乾清宫的“正大光明”匾背后，等到老皇帝翘了辫子，再由辅政大臣当众打开密诏宣读。此法一向为史家所称道，说它既让诸皇子有盼头，又弄不清到底是谁，及到宣布，想要造反也晚了，因此免除了困扰康熙多年的继承纠纷。不过，既然皇位的继承是靠老皇帝拍脑袋定下的，那么就免不了有人会打主意想要暗中影响老皇帝的脑袋。姑不论满打满算实行秘密建储的只有三代，即雍正传乾隆、嘉庆传道光、道光传咸丰——乾隆还活着的时候就把皇位传给了儿子，自己当掌握实权的太上皇，所以说不上是秘密建储，而咸丰只有一个独子，继承无秘密可言。自同治以后，余下的皇帝要谁当，统统由老佛爷西太后一个人说了算，全从她娘家妹子家里找，继承制度形同虚设——就是在实行秘密建储的当口，也不难窥见诸皇子暗中争夺的痕迹。

有一个传播甚广、而且被记录于《清史稿》的传说，说是在道光立意建储之前，在两个人选中犹豫不定，一个是皇六子奕，一个是皇四子奕。就在这个当口，一次皇帝带领众皇子到南苑打猎。大家各逞手段，只见弓马飞飞，鸟铳声声，飞禽一个接一个地栽到地上，走兽一个接一个地横陈马前。算下来，奕所获最多，而奕则一无所获。道光感到奇怪，就问为什么。奕回答说，现在是春天，是鸟兽繁衍的时候，因此不忍杀生以干天和。道光“闻而大悦”，说，这真是皇帝说的话！于是，皇四子奕就成了后来的咸丰皇帝。

看到这传说的记载时，总觉得它似曾相识，仿佛在哪里见过，仔细想了一下，原来《三国志·魏志》里有类似的故事。说的是魏文帝曹丕，还在他爹的魏王府里做世子的时候，跟抢来的袁绍的儿媳妇甄氏，生有一子曹睿。然而曹丕做了皇帝之后，很快就喜新厌旧，借故废了甄氏，并杀了她，结果，连带着原本该是太子的曹睿的地位也含糊起来。这时候，曹家父子有了一场围猎，很巧，有子母二鹿在前面奔跑，曹丕立马张弓，母鹿应弦而倒，而子鹿正好撞在曹睿马前。

曹丕大呼：“吾儿何不射之？”

曹睿掷弓于地涕泣道：“陛下已杀其母，臣不忍复杀其子。”

于是，曹丕感慨说：吾儿真仁慈之主也！最后，没有了亲娘的曹睿反而继承了皇位，是为魏明帝。

跟汉人皇帝走围打猎只是消遣不同，满人以骑射得天下，什么伤天和呀，什么仁慈呀，都是过去农业民族的汉人才讲究的玩意。作为游牧和游猎民族，打猎杀生本是他们生存的必须，也是他们的传统，或者说传统优势。换句话说，正是因为他们不讲究汉人讲究的东西，才夺了天下。当年明朝的军队就是因为在战场上的马上功夫弱，才一次次损兵折将，只能缩在红夷大炮和厚厚的城墙后面，任凭人家在关内驰骋；待到人家也有了大炮的时候，就只好城破人降（或死）了。入主中土之后，满人虽然也讲究文治，但对于武功一直在乎得紧。他们所谓的圣主康熙、乾隆，都特别担心八旗子弟尤其是皇族入关之后接受汉化，丢掉了自己尚武的民族传统，不仅经常三令五申，而且以身作则，纵马持弓，习武相尚。对他们来说，围猎既是展示自身勇武的机会，也是校验子弟骑射功夫的一种方式。虽然说皇帝围猎的战绩，多少只的豺狼虎豹和熊貔，里面不免有掺假的成分。我们今天看到据说是康熙一鸟铳打死的硕大的黑熊，其实是事先捉到陷阱里，饿得半死，及到皇帝来时才放出来的。但是这种对围猎战绩的炫耀，却是少数民族政权所特有的。如果汉人皇帝这么干的话，估计多半会引来一群谏臣苦苦劝谏，赶都赶不走，死后还会被别有用心的史家记上一笔，像明朝正德皇帝那样。满人虽然也是自己打下的天下，但比起元朝的蒙古人来，毕竟在武功上面没那么自信。在关外就已经进入大半个农耕状态的满人，对于汉文化有更大的亲和力，一不小心，就会掉进汉人的汪洋大海被吞掉还不自知。虽然坐江山要靠文治的推行，靠礼仪的讲求，但如果没有八旗兵的武力在后面撑着，皇帝的龙廷还真就坐不踏实。所以说，上面讲的南苑围猎，本应是对皇子们的一场考试，自然是应该以多获者为胜，而奕等于是交了白卷。然而，由于他的那番应对，交了白卷的反而成了最终的赢家。

如果这个传说是真的话，那么肯定是作为现任皇帝的道光，擅自修改了考试规则。也就是说，不像许多史学家所认为的那样，由于奕的那番表白，道光选择他作为储君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其实原本当然的选择应是皇六子奕，才合乎正理。

当然，道光改规则也有他的道理。入关以来，清政府的八旗政策，本意是保持其民族尚武的本色，发粮发饷，不务他业，一门子只管习武。然而结果却把昔日骁勇的八旗兵养成了除了玩什么都不行的废物，架鸟笼子满世界遛的有之，捏着嗓子装女声学唱戏的有之，大男人学汉人妇女裹脚者亦有之，总之是向尚武的反面走。还在乾嘉之际，八旗兵的武功已经呈一塌糊涂之状，拉不开弓的有，拉开了弓，射出的箭还没到靶子就落下来的更多，就是射中靶心的没有，甚至还有上不去马，甚至畏马如虎的。当年十几万人就横行天下的骁勇健儿，早已不知何处去了。川、鄂、豫几省的白莲教造反，在清初也相当于几个毛贼，但却剿了十来年也剿不干净。国家年年耗大笔的钱粮，养着人口日增的八旗子弟，不仅什么用都没有，还每每因不善计算陷入破产的境地，隔几年就得皇帝掏银子来为他们还债。几任皇帝为此愁煞了身子，不是没有想过办法挽回，旗务也整顿了若干次，越整越糟。事实明摆着，原来依靠的，现在已经变成正在融化的冰山，说什么也靠不住了。既然原来指望的指望不上了，治国的招数多少得变变了，汉人的规则也就越发凸显了，汉人的份额也悄然增加了。于是，什么围猎啦，什么木兰秋啦，统统变成了走过场。不仅安心要在父皇面前显示“仁慈”的皇四子奕赢得了储位之争的胜利，而且即位之后的咸丰皇帝，也要高扬儒家道义，大批起用汉臣。他的亲信肃顺甚至公开贬斥满人，说汉人行满人不行，动辄对犯过的满人高官痛下杀手。为史家所公认的同光以后的满轻汉重的政治格局，其实在道光年间已经露出了端倪。

据说，奕的这一招，是汉人师傅杜受田的主意。看来，杜师傅是看出了道光暗中改了规则的心思，才会出这种“交白卷”的险招。而貌似聪明的皇六子奕，既无高人指点，又没有悟到情势的转变，一味逞强好胜，结果反而成为争位的失败者。历史小说的高手高阳先生，曾经对奕的失败十分惋惜，因为在他看来，这个皇帝若换成奕这个“鬼子六”来做的话，后来的中国也许会好些。跟高阳有同感的史家相当多，某些抱有大男子主义情绪的人，还把叶赫那拉氏的当权也归咎于奕，甚至认为如果皇帝是奕而不是奕的话，中国的现代化可能会顺利得多。其实，就当时而言，真正高一筹的确实不是奕，而是憨厚的奕，他能够听杜师傅的话，而且付诸实践，确有过人之处。继位之后，大胆起用汉臣，鼓励实学，在既有框架之内，他已经做到了他所能做到的，因此方能在如此的烂摊子之上，应付来自内外两面的危机。固然焦头烂额，但毕竟没有砸锅，给清朝保持了一点元气。如果我们要求道光和咸丰就能够吸收西方文化，实行改革，显然是一种苛求。事实上，只有经过了这种转折性人物的悲剧性失败，后来的执政者才有实行西式改革的可能，没有人能够做在他的选择框架之外的事情，即使这个人是皇帝。

清朝是少数民族统治的王朝，在王朝里，始终存在着满汉双轨的政治和双轨的逻辑。皇帝靠向汉人的逻辑，实际上是缓慢的和一步步的，而且这个过程还可能出现反复。不了解这一点，就无法理解清朝的历史。

古代的“官二代”炫父有方

由于中国古代几千年来官僚层崇尚文教，文官的儿孙明目张胆地“炫父”，胡作非为并不多。读书人的孩子“拼爹”是很讲艺术的，他们会巧妙地利用父辈的关系，拜见年伯、世兄时，一定会态度谦恭。如明末侯方域写信劝说他父亲的门生、手握重兵的左良玉，那文辞是何等的优美。李鸿章因为其父亲李文安和曾国藩是进士同年，所以很早就拜在曾氏门下，因此才得以飞黄腾达。但必须承认，这和李鸿章的才华是分不开的。

有些公子利用父亲的权势，做一番利国利民的大事，这就成了后世传诵不断的佳话。如谭嗣同的父亲谭继洵是湖北巡抚，他利用父亲的名望结交各路英豪，致力于变法维新。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在其父陈宝箴担任湖南巡抚期间，辅佐其父大办新式教育和实业，使历来封闭守旧的湘省一跃成为变法风气最浓的省份。

有些人的子弟同样会公开“炫父”，其父亲的下级为了拍马屁，就会想方设法逢迎这类衙内，但是也有人不吃这一套。如明嘉靖年间的胡宗宪，进士出身，曾任兵部侍郎兼佥都御史，在东南一带抵御倭寇。他的儿子曾来到海瑞当县令的淳安县，嫌驿站招待太差，鞭打了驿差。海瑞将这位威风八面的衙内捆绑起来交给胡宗宪，说有人假冒大人的公子，下乡骚扰驿站。因为像大人这样的人物，不可能教出这样的公子。铁面海瑞是官场异类，但海瑞这番话让胡宗宪只能哑巴吃黄连，说明当时官场内谁家孩子仗着父亲的权势张扬招摇是很丢人的事情。

明朝覆亡真相

公元644年3月19日上午，北京城德胜门外，熙熙攘攘的百官民众簟食壶浆，夹道欢迎一支浩浩荡荡的义军进城。走在队伍前面的一位骑着高大的乌龙驹，身着蓝布箭衣，头戴白色毡笠。意气风发，英武绝伦。他，就是出身驿卒的农民起义军将领、推翻明朝、建立大顺政权的闯王李自成。这一天阳光晴和，鸟鸣莺啼。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紫禁城后的煤山一角阴郁的树林中，明朝末代皇帝、崇祯帝朱由检愁容惨淡，一会儿仰天长叹，泪流满面；一会儿拊膺顿足，以头触地。当第二天人们找到他时，看到的是一具僵硬而冰冷的尸体。他已经不知何时在一棵歪脖子树上自缢身亡了。至此，曾经辉煌一时的大明王朝，在享国270年之后，由于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积重难返，在如暴风骤雨般农民起义的沉重打击下，寿终正寝了。

明初盛世

明王朝的建立者是朱元璋，他是继汉高祖刘邦之后中国历史上第二位平民出身的皇帝。

朱元璋，1328年出生在淮北一个贫苦的农民家里，从小为地主放牛牧羊，生活困苦。17岁时，家乡发生旱灾、蝗灾和瘟疫，他的父亲、长兄、侄儿和母亲先后去世，他只好到附近的於皇寺里当小行童。不久，寺院因灾荒缺粮而关闭，朱元璋只好带上一个木鱼和一只瓦，外出游方化缘。后终因走投无路，到濠州投奔到农民义军郭子兴的队伍。由于他刻苦学习武艺，有勇有谋，显示出很高的军事才能，深得郭子兴的赞赏，遂把养女嫁给他为妻。郭子兴去世后，他逐步掌握了军队大权，并一步步成为最高统帅。在群雄逐鹿的元末，深谋远虑的朱元璋逐步削除群雄，于1368年建立大明王朝。

出身贫寒的太祖朱元璋非常珍惜来之不易的江山，他精心治理大明帝国，期盼朱家王朝能够万世长存。他改革军政制度，集行政、军事、司法、监察等大权于一身，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处理政务，接见大臣，批阅奏章，一直忙到深夜。他兢兢业业，一心想着如何巩固统治。

每日黄昏，他便令专人在道路上敲打木铎，高声叫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五更时，又派专人在城门谯楼上吹起画角，高声唱道：“创业难，守成又难，难也难！”朱元璋严厉整肃吏治，认为：“吏治之弊，莫过于贪墨”。为此，他下令：“凡是官吏贪污的，都要治罪，不容宽贷！”官吏贪赃枉法者，一概发配到边地充军。官吏贪污获赃60两以上者，处以枭首示众、剥皮实草之刑。各府州县衙门左首的土地庙，就是剥皮的刑场，叫皮场庙。贪官在此砍下头颅，挂到旗竿上示众。再剥下人皮，塞上稻草，摆到衙门公座旁边，以警告继任的官员。朱元璋还借胡惟庸案、蓝玉案、郭桓案和空印案等，大兴党狱，除掉一批结党营私、贪污受贿的官员们。由于采取了这些有力措施，吏治腐败的现象逐渐得到扭转，“一时守法畏法”，“吏治焕然丕变矣”。

朱元璋下决心推行“休养生息”的政策，大力恢复和发展生产。他说：“天下初定，百姓财力俱困，譬犹初飞的小鸟，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木，不可摇其根，要在安养生息之。”朱元璋下令，凡是战争中抛荒的田地，被他人耕垦成熟的就成为耕垦者的产业，如果原来的田主回来，由官府另外拨给同等数量的荒地作为补偿。他大力推行屯田，注意水利建设，全国垦田面积大幅度增加。开国仅仅24年（1392年），全国耕地面积达到850余万顷，比北宋耕地数字最高的1021年（开禧五年）的524余万顷增加了300余万顷；政府的税粮收入达32799800石，比元朝的税粮收入增加了近两倍；全国人口共有10652870 户，60545812人，比《元史》所载元世祖1291年（至元八年）全国最高的人口数字，增加了195万户，700万人。洪武中期，有一首流传于江西的民谣，描述当时经济发达、社会安定的景象：“山市晴，山鸟鸣，商旅行，农夫耕，老瓦盆中冽酒盈，呼嚣隳突不闻声”。

朱元璋之后，雄才伟略的明成祖朱棣发动“靖难之役”，从侄子建文帝朱允手里夺得帝位，成为明帝国最有开拓性的帝王。他上台以后，励精图治，开拓进取。他建立内阁，肃清吏治；他鼓励垦田养植，发展经济；他治理惠通河，迁都北京；他经营边疆，派郑和下西洋。郑和下西洋以后，仅永乐年间共有60多个国家的国王或使臣200余次访问中国。中国沿海居民前往南洋的人数也日益增多，不少人侨居海外，对南洋的开发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郑和下西洋，扩大了中国同亚非各国的和平交往，发展了与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明朝也成为当时世界上非常富庶文明的国家。

明成祖为建立长治久安的统治，积极开展对敌对的蒙古族政权的打击。他六扫虏庭，五次亲征，然终未能如愿，于1424年（永乐二十二年）病死在北征途中。太子朱高炽继位，是为仁宗，年号洪熙。十个月后，仁宗去世，太子朱瞻基继位，改元宣德。仁、宣二帝共在位12年，他们对明太祖奠定、明成祖加以拓展的基业采取守成之策，实行休养生息政策。

采取蠲免赋役、恤贫赈灾、垦荒屯田、兴修水利等措施，推动了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繁荣。明初70年，国势臻于全盛，在亚洲乃至世界上都具有重大的影响。这是继西汉文景、汉武之治和唐代贞观、开元之治之后的又一个盛世。史称“明有仁宣，犹周有成、康，汉有文、景，庶几三代之风焉”，堪称盛世。

万历衰败

然而，明成祖好大喜功，在位期间，不断兴师动众，大兴土木。他治理吴淞江、运河和黄河，营造长陵、北京城和武当山宫观，攻打蒙古和安南，并屡次派郑和下西洋，耗费惊人。仁、宣继位后，政策趋于内敛保守，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完全停止下西洋的活动，中断与西洋各地的联系，中国的帆船从此绝迹于印度洋和阿拉伯海，从而退出正在酝酿形成中的世界市场；在边疆，采取收缩政策，无原则地息事休兵，不仅罢兵安南，而且在北方对蒙古奉行单纯防御的策略，屡弃军事重镇；重用宦官，为明中后期的宦官专权埋下了隐患。此外，仁、宣慎用刑罚，客观上对外戚、权贵和官僚的贪残不法起到保护和纵容的作用。

宗室、勋戚、官僚恃势弄权、兼并土地，以致百姓破产流亡。到明宣宗去世、年仅九岁的明英宗继位时，明帝国的统治危机已潜滋暗长，时隐时现。1442年（正统七年），宦官王振专权，标志着明朝的历史开始由前期转入中期。各种社会矛盾便急剧恶化，相继爆发了叶宗留、邓茂七领导的农民起义和瓦剌入侵的“土木之变”，明前期的太平和繁荣出现了不和谐的因素。

自王振专权始到万历九年（1581年）张居正去世，通常被认为是明代的中期。明代这一百多年历史的基本特征是：大部分时间内帝王失去了勤政进取的作风，宦官擅权，高层官员争权夺利，普通官员追求浮华的生活，政治日趋腐败。在商品货币经济不断发展的刺激下，明前期所创制的许多社会制度已经无法适应新的社会形势，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也日益突出。为了缓和社会矛盾、巩固明王朝的统治，从嘉靖年间开始，许多官员先后提议多项经济和政治改革。到万历初年，张居正改革则把这场革新运动推向高潮。然而，由于统治阶层内部复杂的权力斗争，以及皇权运行的专制与独裁，改革触动了一大批当权者的既得利益，也损害了广大中小地主阶层和农民的现实利益。张居正死后不久，即受到抄家惩处，明帝国的改革气象随之荡然无存。神宗万历皇帝朱翊钧十岁登基，在首辅张居正和母亲慈圣皇太后的辅佐下，初期尚能勤于政事，爱惜民力，节制有度，是一位“好皇帝”。但亲政后却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他沉溺于酒色，以酗酒而闻名。有官员说他“每夕必饮，每饮必醉，每醉必怒”。据说有一次他喝得酩酊大醉，竟然荒唐地割下了宫女的头发，还差点将身边两名宦官打死。他本人并不以此为耻，还振振有辞地说，“谁人不饮酒？”活脱脱的酒鬼一个！朱翊钧又是个好色之徒。

他宠爱郑贵妃，与之朝夕相处，贪图春宵一刻的快乐。他在后宫多行淫乱，弄来十个小太监，玩起“十俊”的同性淫乱的勾当。为满足永无止境的淫欲，他迷恋饮鸩止渴的房中术。20多岁就搞得身心俱疲，常常动火热症、头晕目眩，这是他多年无法临朝的原因之一。他长期怠政，勤于搜刮，加剧了明末官场的腐败。官员奏疏多被“留中”，严重挫伤了官员参政、议政和行政的积极性。在职官员的考课升迁时停时行，不少官位长久空缺，助长了官场上的因循拖沓之风，为各级官员贪污纳贿、欺压百姓洞开方便之门。明朝的政治环境日趋恶劣，社会矛盾加剧，农民起义、市民暴动、军兵哗变、民族矛盾尖锐等问题日显突出。至末代皇帝崇祯上台时，明王朝的统治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所以，清朝人在修《明史》时，就发出了“明之亡，实亡于神宗”的感慨！

崇祯受命

明朝末代皇帝崇祯，名由检，又称思宗或庄烈帝。出生于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是熹宗朱由校的异母兄弟，他的祖父是明神宗万历皇帝。朱由检的童年不是很幸福，先是因为万历帝不喜欢他的父亲，即后来的光宗朱常洛，迟迟不愿意立储、出阁教育。待其皇父即位后，又因为内廷权力争斗，即位仅仅一个月时间，便莫名其妙地一命呜乎。光宗的儿子、也就是他的哥哥、16岁的由校仓促即位，即天启皇帝。天启年间，以太监魏忠贤为首的阉党集团控制了明朝中枢大部分的文臣武将。他们广结朋党，打击异己势力，迫害东林党人。为了广树淫威，他们强化特务机关，如锦衣卫和东厂等。举国上下，政治腐败、官员昏庸，贿赂公行，财政枯竭。各级官员不惜民力，以搜括为能事。加之这一时期天灾不断，农民起义的烽火已经燃遍黄河上下、大江南北，兵变接二连三，大明江山岌岌可危。天启七年（1627年）八月22日，朱由检的兄长熹宗朱由校因病死，因无子嗣可立，按兄终弟及的传位祖制，作为熹宗唯一幸存的弟弟，他幸运地成为明朝第16代皇帝。此时的大明王朝像许多享国日久的王朝一样，在腐败、贪污、贿赂公行以及流民起义的内忧和外部强大的压力下勉强支撑着。可以说，自始至终，巨大的压力没有片刻离开过他的肩头。

不可否认，崇祯是一位意欲有所为的皇帝。即位之初的崇祯皇帝也曾以中兴为己任，力挽将倾之大厦。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首先剪除长期把持朝政、气焰嚣张的魏忠贤集团。最初，朱由检表面上对魏忠贤及客氏优遇有加、一如前朝。魏忠贤也在试探新君，九月初，他请求辞去东厂职务、回家养病。朱由检把他褒扬一番，“温旨慰留”。但对地方官员请求为魏忠贤建生祠的奏疏，却不置可否，既不责怪，也不批准。魏忠贤只好主动上疏辞建生祠，朱由检又把他表扬了一通，既保留了原来的生祠，但不再增建新的生祠，先把魏忠贤集团稳住。

朱由检行动的第一步，是把先帝的奶娘、与魏忠贤沆瀣一气的客氏非常客气地“请”出皇宫，以剪除魏忠贤的权力后盾和政治帮手。接着，朱由检更换了内廷前朝的宦官，把自己作藩王时的亲信调入宫中，把内廷控制在自己手里。这一举措，向人们发出了魏忠贤即将失势的信号。原来依附于魏忠贤的一些官员开始倒戈。曾为魏忠贤卖命的御史杨维垣首先上疏弹劾魏忠贤的第一帮凶崔呈秀，措词虽不激烈，也没有涉及到魏忠贤，但却是明末破天荒的第一遭，不免引起朝野的瞩目，人们都在关注着年轻新君的态度。朱由检沉着应对，既不批评杨维垣，也不对崔呈秀过分指责，只是说“不得苛求”。这种态度显然是在鼓励官员们继续对其进行弹劾。三天以后，杨维垣再次上书弹劾，说崔呈秀“贪淫横肆”。崔呈秀一面上疏辩解，一面循例请求罢免。朱由检先是让他听候处置，过几天下令他回籍守制，以示惩罚。

几天之后，朱由检再以“罪状明悉”为由，罢免了他的一切职务。

看见崔呈秀失势，见风使舵的官员们便把矛头直接指向魏忠贤。抨击最为猛烈的是江苏海盐贡生钱嘉徵，他数列了魏忠贤的十大罪状：并帝、蔑后、弄兵、无君、无圣、克剥藩封、滥爵、民、掩边功、通关节等。魏忠贤得知消息后找到朱由检，他痛哭流涕，连呼冤枉。

朱由校让内侍官给他诵读钱嘉徵的奏章，魏忠贤听得魂飞魄散，请求辞职养病，以图保全自己的地位与财富。朱由检批准了他的请求，命他回家“调养身体”。此后，朱由检迅速调整宦官的职权，命令王体乾掌管东厂印、高时明掌管司礼监司，改调宁国公魏良卿为锦衣卫指挥使、安东侯魏良栋为指挥同知，控制了内廷局势。在一切准备妥当之后，朱由检发布告说，魏忠贤“逞私殖党，盗弄国柄，擅作威福，难以枚举”，将他贬谪到中都凤阳祖陵管事香火，客氏贬至浣衣局。天启七年11月6日，权倾朝野、不可一世的魏忠贤自缢在阜城的一家客店里。这一天，离熹宗去世不足三个月的时间。崇祯元年，朱由检下令磔忠贤尸于河间，斩崔呈秀于蓟州，又斩客氏尸。

接着，朱由检对依附魏忠贤集团的文武官员进行了大清洗，有的处死，有的下狱，有的罢官，有的削籍，有的降职等。魏忠贤阉党集团被彻底铲除，一时朝野整肃。

回天乏术

在铲除魏忠贤阉党势力之后，崇祯帝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力图重振朝纲，整饬边防，实现明朝的中兴。崇祯旰衣宵食，非常勤政。然而，由于明帝国积重难返，很多问题并非他本人所能左右，想有所为并不意味着就能有所为。再加上他本人面对惊涛骇浪、内外交攻的窘境，急火攻心，犯了致命性错误，在治国的策略上出现了重大的决策失误，导致最终败亡。

他试图严禁宦官干预朝政，却重蹈覆辙。天启7年11月，崇祯帝下令罢除了各边镇太监。次年正月，再次下令“内臣俱入直，非受命不许出禁门”，以防内臣与廷臣结党营私。

然而，瞬息万变的时局，很快让朱由检改变了对宦官的态度。崇祯二年（1629年）11月，朱由检派乾清宫太监王应朝监军，12月派司礼监太监沈良佐等提督九门和皇城门、李凤翔提督京营。崇祯六年四月，派司礼监太监张其鉴、郝纯仁、高养性、韩汝贵、魏伯绶等监管粮仓。崇祯九年6月，命司礼监太监曹化淳参与司法监察，十二年，命司礼监太监崔琳参与两浙地区的盐课及各项赋役事务。到崇祯十四年八月，他甚至亲临太学，令司礼监太监王德化“率群臣习仪于太学”。宦官势力除在崇祯即位之初短暂的受挫外，在崇祯朝一直受到重用，全面参与明王朝的军政事务。宦官行使监察之权干预政事，在明代产生了极大的消极影响，激化了宦官与文官武将的矛盾，影响了各级官员行政的积极性。《明史》对此评价说：监军的宦官们侵占军饷，握有精兵，不是用来打仗，而是为自己作威作福。宦官贪生怕死，往往临阵逃脱，诸位大臣耻与为伍。

他力图在官员队伍中树立正气、打击朋党，却事与愿违。崇祯二年，朱由检为一大批受到迫害的仁人志士平反昭雪，尤其是恢复东林党的政治和社会地位，把他们比喻为屈原、岳飞，鼓励他们以大无畏的气概与献身精神为朱明王朝效力。但是，随着宦官势力再度崛起，再加上明后期党争已经成为一种病垢陋习，复杂的派系党争以新的面目呈现出来。崇祯一朝，官员结党营私，党同伐异，日甚一日。朱由检曾慨然长叹道：“诸臣但知党同逐异，便己肥家。”他一边破格用人，一边滥杀将帅。明代选官取士，率重科举，逐渐形成了“非科举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的定制。但朱由检认为，那些自幼饱读科举学业的进士纵有满腹经纶，往往与现实需要脱离太远。他不拘于考课升迁的定例，注重实际才干。亲自从地方官中考取录用官吏，破格选拔一批治行卓著的知县、推官进入翰林院。如崇祯二年，后金兵临城下，翰林庶吉士刘之纶上疏直言御敌之策，被任命为兵部侍郎。崇祯三年，仅仅职任教谕的宋一鹤，因率军有方，先是被提升为兵部员外郎，再升为天津兵备佥事，又以平贼有功，升右佥都御史，至巡抚湖广。崇祯九年后，他更是打破用人制度，但凡有高谈阔论或御敌之材者，皆有可能被提升重用。如陈新甲，万历时举人，崇祯中因战功升右佥都御史，巡抚宣府，出入边关，后被提升至兵部右侍郎、宣大总督，直至兵部尚书。为了网罗更多的人才，朱由检还准许宗室子弟应试授官，重申“保举”之制。在军事征战戍守中普遍使用“札委”之制，即允许高级官员因战事或组织管理军兵的需要，发放一些临时的任命状，代行管理之责，然后根据札委官的表现，以决定是否提拔重用。但是，在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同时，朱由检对文臣武将的要求又极为苛刻。他实行“错一事则罢一官，丢一城则杀一将”的做法。不管文臣武将地位多么显赫，不论是否曾经立过多大的赫赫战功，只要出现差错就立即处死。崇祯一朝，共诛杀总督7位、巡抚11人，包括三边总督郑崇俭、蓟辽总督袁崇焕、南畿总督熊文灿和畏罪自杀的杨嗣昌等。

面对贪风炽盛的腐败现象，崇祯帝也曾痛下决心，整肃朝纲。崇祯元年7月，他要求六科给事中、十三道监察御史等监察官们切实负起责任，认真纠察官员的贪污腐败行为。实际上，他确实又拿不出惩治贪污的有效办法，百官仍然肆无忌惮地贪污纳贿。李自成进北京时，农民军实行追赃助饷的政策，动用严法酷刑，数以千万计的银两从皇亲国戚和贪官肥将的嘴里吐了出来，亦可见明末官员贪污数量之庞大。311an.com/

崇祯帝反对空谈，倡导经世济民之学。他对科学技术——特别是对西方传教士带来的西方自然科学知识——产生过浓厚的兴趣，认为西学可用以拯救时弊，强兵救国。因此，他不仅自己了解、学习，还鼓励大臣们学习传播。徐光启、王徵、方以智等都是学习西学的佼佼者。崇祯帝对西方天主教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曾吸收一些传教士为朝廷服务。这些举措，虽然未能挽救明朝的危亡，却也促进了明末科学技术与思想文化繁荣，算是办了一件好事。

尽管作了不少努力，然而，由于大明帝国经过200多年的运行，政治腐败、经济衰微、军事赢弱，已积重难返。加上崇祯帝急火攻心，性格缺陷，能力不足，无力回天。在农民义军和满清贵族的双重打击下，大明王朝就像汪洋中的一条船，行驶在黑风恶浪的航道上，只能渐渐沉沦下去。

铁骑入关（1）

长城，明人称之为“边墙”，主要是为防备蒙古族内侵而修筑的。但大明的皇帝几乎没有人会想到，屡次破墙入关，进入紫禁城、取代自己江山的虽然是少数民族，却不是重点防范的蒙古族，而是疏于防范的女真人，即稍后的满洲人。

英宗正统初年，明政府撤消了在东北的直接管辖机构——奴尔干都司，除在辽东地区直接派驻汉军镇守外，东北其它地区主要委派本地少数民族首领代为管理。到万历年间，在努尔哈赤的率领下，建州女真部逐步发展强大起来。1616年（万历四十四年），努尔哈赤建立大金政权，公开与明朝为敌，开始了统一东北、称雄天下的努力。次年，神宗抽调了大批精兵强将十余万，企图消灭后金军，却在萨尔浒一战大败而归。辽东战事日益凸显，成为朝野重点关注的问题。天启年间，努尔哈赤及其儿子皇太极基本上完成了对东北女真各部的控制，征服了朝鲜，迫使蒙古族各部归顺女真族。

明朝对后金的来犯采取御守为主的策略。天启六年（1626年），镇守宁远的辽东巡抚袁崇焕以少胜多，击退了来势汹汹的后金军队，努尔哈赤身负重伤，不久即病死于沈阳。袁崇焕乘机加固城防，并在随后的战争中打退了皇太极的进攻，使一向颓废的明王朝精神为之一振。朱由检即位后，便把复兴辽东的希望寄托在袁崇焕的身上，提升他为兵部尚书、右都督史总督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执掌辽东的军事大权。崇祯帝问袁崇焕：“辽东军兵受到侵扰已经十年有余，不知爱卿有何退兵复辽良策？”袁崇焕说：“我受陛下隆恩，在您的鼎力支持下，五年之内，整个辽东全境定可收复！”朱由检大喜道：“只要你能收复辽东，无论是物质、还是名誉奖励，我都毫不吝惜。”给事中许誉卿听了袁崇焕的海口，心存疑惑，问他：“五年收复辽东，您在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究竟是如何安排的？”袁崇焕竟然答道：“我看到皇帝对辽东战事如此心情急躁，我就姑且允诺五年复辽，其实就是为了安慰安慰他罢了。”许誉卿听后，大惊失色。袁崇焕的轻率与朱由检的急迫心理，给后来袁崇焕悲剧的发生埋下了祸根！

春风得意的袁崇焕回到辽东，自然也不敢掉以轻心，凡经略事皆雷厉风行。他加强兵备、整饬边防。为统一军权，他设计诛杀了拥兵自重的平辽总兵官毛文龙。此举遭到许多大臣的非议，也使朱由检对他产生了猜疑和不满。后金方面，皇太极汲取了此前惨败的教训，在“议和”的幌子下，加紧兵力的调整和部署。于崇祯二年11月一举攻下遵化，威逼京师。袁崇焕进行了有效的人员调动和果断的布置，率师回防京师，解除了险情。皇太极深感不除袁崇焕，就无法将反明大业推向深入，遂决定设计把他除掉。皇太极在率军围困京师的时候，曾俘虏了两个太监，一个叫杨春，一个叫王成德。设下拙劣的反间计，再将他们放跑。两个太监逃回宫里，向朱由检报告说：“皇太极的军队之所以能成功入关直逼京师，是袁宗焕放纵所致，后来皇太极主动撤回关内，也是与袁崇焕密谋的欲擒故纵之计，而此前袁崇焕诛杀毛文龙也是为了削弱明军在辽东的防御能力。袁崇焕已经向后金投降了！”崇祯帝竟信以为真，非常震惊，他思前想后，于十二月初下令逮捕袁崇焕，并处以磔刑，制造了明末亲者痛、仇者快的最大冤狱。崇祯帝自毁长城，无疑使士庶寒心，军心离散，离亡国也就不远了。

镇守辽东的一大批将领多心存疑虑，结命自保，无心死力御敌；或在后金的威逼利诱下，举城投降。后金铁骑继崇祯二年入关后，分别在七年、八年、九年又相继突破长城边塞，进入京畿甚至更远的山东地区，兵锋所向，如入无人之境，大肆烧杀抢掠。明军畏之如虎，只敢在后面远远地追击。崇祯九年（1636年），皇太极改后金国号为清，改女真为满洲，加紧了消灭明王朝的步伐。崇祯十二年（1639年）九月，清兵在关内滞留5个月，纵横两千余里，历经57战，攻陷城池70余座。

崇祯十二年10月，朱由检任命洪承畴为兵部尚书兼副都御史总督蓟辽军务，期望凭籍洪承畴之力能加强对辽东的防御、“灭寇雪耻”。崇祯十四年（1641 年）4月，清兵围困锦州城，洪承畴分析了当时敌我力量对比情况的优劣，主张“守而兼战”、“且战且守”，以稳扎稳打的方式去援救锦州守将祖大寿及其部属。但兵部尚书陈新甲却唆使崇祯帝下密诏，催促洪承畴急速出兵、速战速决。双方展开了殊死搏斗，伤亡惨重。明军一度在乳峰山争夺战中屡败清军，争取到战争的主动权，致使皇太极“忧愤呕血”。但是明军的短暂胜利，未能从根本上改变朝廷的错误决策所带来的被动局面。清军采取围点打援的战术，将主力推进到塔山、杏山之间，将明军团团围困在松山，切断了明军与后方的联系，使之陷入孤立无援的困境。明军坚守长达八个月之久，仍然见不到援军。1642年初，弹尽粮绝的明军人心大散，松山副将决定投降，引清军入城，洪承畴被俘降清。至此，明朝在关外的八处镇守据点被清兵夺走大半，宁锦防线已经失去了它应有的作用。

无计可施、无兵可用的崇祯帝只好暗地派兵部尚书陈新甲与清军议和，但清军提出的苛刻条件彻底打碎了他的美梦。更让他无法容忍的是，碍于体统与脸面进行的秘密和谈，竟然被泄露出去。恼羞成怒的崇祯帝杀掉陈新甲以挽回颜面。谈判既已无果而终，清军又屡屡内侵，肆意深入内地劫掠财物，历时长达7个月，俘获人口近37万，牲畜32万头，金银珠宝无算。崇祯帝与廷臣相顾无语，他所能做的就是继续追究战败者的“责任”，包括总督赵光卞、范志完，还有巡抚、总兵、副将等多人都被斩首。

崇祯十六年（1643年）8月，皇太极暴病而亡，清最高统治者内部因争夺皇位，暂时停止了对明朝的进攻。而此时，农民起义军的烽火已经燃遍了大明江山的腹地，并一步步进逼北京。清朝当国的多尔衮在一批汉族降官的建议下采取了静观其变、伺机而动的策略，为入主中原作最后的准备。

晚明悲歌（1）

明末，大半个中国都爆发了非常严重的自然灾害。

万历末年至天启年间的五六年间，陕西地区几乎无年不灾，灾害类型包括旱、蝗、风、雹、水、霜、地震、山崩和瘟疫等。崇祯初年，陕西延安地区连续多年滴水未降，草木枯焦，百姓最初采食山间蓬草，稍后剥食树皮，最后只能吃山间一种名叫“青叶”的石头，不数日便腹胀而死。每天都有儿童饿死，每天都有儿童被偷走吃掉。延安城外有数个大坑，每坑可埋死人数百，许多大坑都被塞得满满的。此情此景，官府不仅不予以赈灾蠲免，反而束于功令，赋税之外又加“辽饷”，地方官趁机勒逼，严加催科。百姓“转相逃则转相为盗”、“安得不相率而为盗者乎”？万历末年，山东诸城举人陈其猷进京会试，绘《饥民图》伏阙上疏，其序略云：“见道旁刮人肉食者如屠猪狗，不少避人，人视之亦不为怪。”崇祯三年（1630年）至六年的四年间，河南连年大旱，“秋既无收，麦又难种。野无青草，十室九空”，骨肉相残，易子而食者，比比皆是。自崇祯九年以后，山西保德州几乎无岁不荒，“至十三年，斗米八钱，人相食，盗贼遍野，村舍丘墟”。

大旱导致更多的自然灾害，如蝗灾和鼠疫的爆发。蝗灾最初出现在陕西的渭河两岸，然后陆续向关中、河南、淮河、长江一带发展。到崇祯十三年（1640 年），除江汉平原一带灾害较轻外，黄河、长江两大流域的中下游及整个华北平原成为蝗灾的重灾区。鼠疫也流行开来。崇祯七、八年，鼠疫首先在山西太原府的兴县出现，“天行瘟疫，朝发夕死。至一夜之内，一家尽死无孑遗。百姓惊逃，城为之空”。此后，鼠疫迅速从北向南漫延。北直隶大名府，“人死十之五六，岁大凶”。河南阳武县“死者十九，灭绝者无数”。荥阳县甚至出现了“民死不隔户，三月路无人行”的悲剧情形。

由于旱、蝗、鼠疫等自然灾害的交相出现，百姓死亡甚众。据估计，万历八年（1580年）至十六年，北方地区因旱、蝗和鼠疫而死亡的人口达700万人之多。而崇祯年间北直隶的疫区内更有40%以上人口死亡，人口由崇祯初年的1095万人下降至730万人；山西人口由崇祯三年的1024万降至620万人；河南人口可能下降了50%左右，只剩下820余万人。

陕西、山东等地的死亡人口也都在数百万以上。幸存下来的灾民为求生存，初则三五成群，后则数十百千人聚结一起，组成了一股股“盗贼”、“土寇”、“流民”或“流贼”等。他们如涓涓细流，逐渐汇成汹涌澎湃的惊涛骇浪，组合成为一支又一支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军，成为灭亡明王朝的巨大力量。天灾既已发生，人祸也接踵而来。地方官员们担心本地出现民变会影响到自己的政绩和升迁，不如实上报，尽可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他们不顾百姓死活，不去设法救济安置，反而继续催逼税赋钱粮，追索历年积欠，引发百姓更大规模的逃亡。由于明政府规定：一户逃税，同里甲的农户要受到连累、代纳逃户的赋役，如此只会引起百姓更大规模的反抗浪潮。

陕西“流贼”作乱的奏报越来越多，言辞越来越激烈，原陕西三边总督服毒自杀。崇祯帝任命左副都御史杨鹤为陕西三边总督，负责陕西等西北地区的“剿匪”事务。然而，朱由检在“剿”和“抚”的态度问题上却举棋不定，他的基本态度是“息事宁人”，只要能把叛乱平息下去，就万事大吉。杨鹤说，招抚赈济和解决农民复业最为紧要。他认为：只有解决农民的生产生活问题，才有可能彻底平息动乱；如果一味镇压，虽可以弹压一时，却无法恢复社会生产，参加起义的农民只会更多，后患更加严重。听了杨鹤头头是道的招抚言论，崇祯帝同意了招抚计划，并派御史吴带帑银十万两到陕西放赈，“招抚流盗”。招抚工作最终失败。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明政府在当时条件下无法解决农民生存的根本问题，发放的少许赈恤银很快就花光了，官府一时又拿不出更多的钱粮解救饥民。为了生存，饥民只好再次拿起武器。

崇祯四年的招抚既已失败，崇祯帝转而使用剿杀的手段。他提升原延绥巡抚洪承畴任陕西三边总督，全力镇压在山西和陕西的农民军。洪承畴有谋有勇，对陕西军民情况颇为熟悉，他率领陕西、甘肃、宁夏等地兵马，四面出击。到崇祯四年底，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陕西境内的几支比较强大的义军均被镇压下去。剩余的农民军采用了更为灵活的游击战术，千里跃进，声东击西，取得一系列重大胜利。崇祯八年正月十五日，一支农民军突入防守空虚的明中都凤阳城，纵火焚毁了朱元璋的“龙兴之地”，皇陵享殿、龙兴寺等都尽数被焚，义军还打出了“古元真龙皇帝”的大旗来欢庆胜利。

农民军的胜利引起了明廷朝野上下的极度震惊，崇祯帝身着素色布袍，亲自到太庙告祭祖宗之灵，下罪己之诏。同时，展开了对农民军更大规模的镇压，崇祯帝筹措白银百万两充作军费，调洪承畴的陕西兵出关，与中原各省的军兵会合，限期六个月消灭农民军。为配合行动，崇祯帝又任命杨嗣昌为兵部尚书，统筹全国军务。杨嗣昌认为，“安内方可攘外”，主张先全力剿灭农民军，再全力对付关外的满清贵族。为此，他提出了镇压农民军的“四正六隅十张网”的军事部署。具体而言，就是以陕西、河南、陕西和凤阳等四个农民军活动主要区域为“四正”，责成地方巡抚专责防守，以剿为主，以防为辅；延绥、山西、山东、应天、江西、四川等六个地区为“六隅”，设六个巡抚，以防止起义军进入各自的管辖地区，必要时参加联合协剿。“四正”和“六隅”结成“十张网”，犹如布下的天罗地网，企图一举全歼农民军。为配合这一宏大计划，他提出增兵增饷建议，加派“剿饷”，计280余万两。

此举无异于饮鸩止渴，虽然杨嗣昌的剿杀计划在短时间内确实发挥了“强心剂”的作用，农民军严重受挫，一部分军队在高压之下主动投降明军。李自成军队的人数锐减，生存极其困难，而张献忠、罗汝才等也只得接受明廷的“招抚”。然而，复杂的社会矛盾不仅没有解决，而且越来越尖锐，大批灾民补充到农民军队伍里去。他们英勇无畏，抱着赴死的决心，掩埋好同伴的尸体，又继续战斗了。崇祯十四年新年刚过，李自成义军就攻克了洛阳、杀死福王。将没收的福王府大量的粮食与钱物分给贫困的百姓，并提出了“不当差，不纳粮”的口号，受到饥民的热烈欢迎。此后的一段时间，李自成农民军又多次攻打河南省城开封，转战于河南各地，基本消灭了明王朝在河南的抵抗力量。与此同时，张献忠也在湖广谷城重举义旗，转战豫皖，进军湖广、江西等地，在崇祯十六年五月占领武昌后，正式建立了大西政权。

面对风起云涌的农民革命浪潮，明廷上下束手无策，崇祯帝内心早已方寸大乱，众大臣也深知现在的农民军已经难以消灭，没有人愿意担当统帅三军的重任。大家犹如热锅上的蚂蚁，难度时艰。兵部尚书杨嗣昌畏罪自杀，明朝再无“中兴大将”可用。崇祯帝哀叹说，“嗣昌死后，再也没有堪任的督师了”。崇祯十六年，崇祯帝钦点吴督师，前去镇压农民军，吴却提出种种苛刻的条件。崇祯帝大怒，下令将吴充军，改由孙传庭督师。孙传庭率领明王朝仅有的兵军进入陕西，旋即被李自成消灭。此后，崇祯手里基本上没有可以调动的军队了。

随着李自成农民军队伍的日益壮大，其革命目标也日渐明确。崇祯十五年冬，他们开始向各地派遣地方官，为建立对全国的统治做准备。崇祯十六年初，起义军在攻下襄阳后，改名为襄京，建立中央机构，并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上制定了一系列的措施。次年新年第一天，李自成在西安建国，号大顺，改元永昌。接着，李自成开始部署进攻北京的计划。

崇祯十七年初，李自成的大军所向披靡，几乎兵不血刃，就攻打到北京城下。3月15日，大顺军抵达居庸关。17日，东路军抵达京郊高碑店，西路军抵达西直门外。北京城里只剩下五、六万赢弱不堪的军兵和数千太监“净军”，他们也无心恋战，或向城外空中放炮，或四散逃逸。中午时分，农民军发起了攻打彰义门、西直门的总攻。18日，农民军提出如果崇祯帝“逊位”，可以保他一条活命。崇祯帝企图通过谈判拖延时间，以等待各地勤王兵的到来，农民将领看穿了他的意图，于当天深夜发动总攻。崇祯帝慌乱中安排三个儿子乔装打扮成普遍百姓的样子，希望他们混出京城，去联络南方明朝官军，卷土重来。绝望中的他回到后宫，把袁妃和周皇后招集过来，让宦官给他倒酒，一口气喝了几十杯，猛地挥剑砍向袁妃，将她刺死。周皇后转身回到宫内，自缢身亡。然后，他提剑四顾，歇斯底里地在后宫四处奔走，看到了长平公主在一旁哭哭啼啼，他悲愤地说：“你为什么要生在我的家里？”挥剑就刺。长平公平下意识挥臂遮挡，右臂被刺中，昏倒在地，血流不止。接着，他又刺伤或刺杀了几个小宫女和嫔妃。最后，他发疯似地亲自到前殿敲钟，企图召集百官上朝商量对策，百官早已做好了投降的准备，无人前来。19日凌晨，太监王相尧在宣德门投降，刘宗敏率领农民军浩浩荡荡由此开进北京城。在正阳门的兵部尚书张缙彦、在朝阳门的朱纯臣相继打开城门投降，农民军旋即控制了北京城。彻底绝望的朱由检，与宦官王承恩登上煤山万寿皇亭，赤足轻衣，自缢而死。在他的衣襟上写着：“逆贼直逼京师，皆诸臣误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无伤百姓。”真是可悲可叹！一天后，人们在煤山一角发现了这位明朝末代皇帝的尸体，早已变得又冷又僵。农民军把他和周皇后的棺材移出宫廷，停在东华门外示众。4月初，又派人将他的尸体草草掩埋于昌平县的田贵妃墓中，这也就是明十三陵中的思陵。

明朝的灭亡，对于明朝的末代皇帝崇祯帝而言，是一场悲剧。崇祯皇帝在位的17年，是他本人度日如年的17年，也是大明帝国多灾多难的17年。此时的明朝内忧外患严重，如风中之烛，随时都有覆灭的危险，而又不得不开辟了两个战场，同时与农民军和清军作战。

依据明朝当时的实际情况，几无成功的可能。与后金争锋，兵饷不足，只能加紧勒逼民众，民众愈加不满，反抗愈烈。事实上，明王朝的崩溃就是国内矛盾完全激化的结果。试想，一个巨人，当他的内部只剩下空架子时，外部即使轻轻地吹来一阵微风，也会让他轰然倒地。

而崇祯又非雄才大略的皇帝，他目光短浅、刚愎自用、心胸狭窄、贪财如命。他功利性过强、驭臣无术，最后只落个无将无兵的困地，加速了大明王朝的全面崩溃。崇祯帝在历史上，是一个存在颇多争议的帝王。他诛杀阉党、整理朝纲，气象为之一新，却又惟内臣是信、肆意杀戮文武将官，最后直落个孤家寡人的悲惨结局；面对烽烟四起的破碎河山，他殚精竭虑，调兵遣将，用尽浑身解数，仍无法扶正将倾之大厦；面对空馈的国库，他肆意加派，搜括粮钱，仍然无法支付官军俸禄。他又是一个生活节俭的“守财奴”，宁丧江山，不愿舍弃内帑赀财。作为丧国之君，他自知无颜面对列祖列宗，以巾掩面，自绝于世，其死亡之悲壮，令人扼腕。因此，在此后的200年间，他一直倍受人们的怜悯。

明朝的灭亡、清朝的建立，留给人们无限的遐想。明清易代，本是中国王朝数次更替中之一环。但它的特殊之处在于此时已处于传统社会的末世，中国在世界上由先进转为落后大致发生在明中期至清中期这300年间。清军入关时的口号是“为崇祯帝复仇”和“吊民伐罪”，入关之初也采取了安抚社会的积极政策。然而初定天下的清统治者却推行“圈地”、“投充”和“逃人法”等所谓“以夷变华”的五大恶政，并制造“扬州十日”和“嘉定三屠”等惨绝人寰的暴行。清朝的专制与歧视政策带来社会经济的极大混乱，也引起了全国性的“反清复明”的巨大浪潮。同时，清朝继承了明朝初年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对晚明出现的“近代化”思想实行严酷地控制，其保守性、封闭性、反动性更加突出。到乾隆朝所谓的“文治达到了极盛”时，思想禁锢也发展到了最高峰。清代建国六、七十年后，才迎来了所谓的“康乾盛世”。然而，“正是当中国处于这种‘盛世’的100多年里，同西方社会发展水平的距离拉得越来越大。‘盛世’过后不到50年，爆发了中英鸦片战争，随之而来的是一幕幕丧权辱国的悲剧，使大清帝国的腐朽落后暴露无遗。”不能不令人扼腕三叹！

纪晓岚随机应变方圆之道

纪晓岚生于清雍正二年（1724）六月，卒于嘉庆十年（1805）二月，历雍正、乾隆、嘉庆三朝，享年八十二岁。因其“敏而好学可为文，授之以政无不达”（嘉庆帝御赐碑文），故卒后谥号文达，乡里世称文达公。

有据可考，自纪晓岚上推七世，都是读书人。遗训有“贫莫断书香”一语。纪晓岚才清四溢，出口成章，古今词赋皆信手拈来，又异趣天成，更嗜色如命，为大清第一文圣，他集机敏、圆滑、诙谐、幽默于一身，侍奉皇帝近四十年终磨练出一套——随机应变方圆之道，成为乾隆皇帝身边须臾大人不可离的物，甚至连皇帝玩笑都敢开的特殊侍从。

一个人如果过分方方正正，有棱有角，必将碰得头破血流；但是一个人如果八面玲珑，圆滑透顶，总是想让别人吃亏，自己占便宜，必将众叛亲离。因此，做人必须方外有圆，圆中有方，外园内方。成功要诀就是精通何时何事可“方”，何时何事可“圆”，“方”“圆”如何相济。以下为纪晓岚随机应变的侍君、交友、取媚、进取、避祸、斗争、生活、立身之道：

1、侍君之道：做一个有用处的人

在封建社会，作为士人，皇帝认为你有用，你就有用，皇帝认为你没有用，你就是一个废物。所以，服侍君主，最关键的，是要让他认为你有用。纪晓岚深知这个道理，他没有显赫的家族，不是皇亲国戚，完全靠自己亦正亦奇的侍君之术，来博得皇帝的恩宠。纪晓岚自乾隆十九年成为天子近臣后，40余年不离左右，期间只有两次离开京师，一次是发配新疆，另一次是督学福建，加起来时间不足五年。这两次一损一荣离开皇帝之外，纪晓岚并非没有其他外任的机会，但是皇上离不开他。

侍君之道一：培养君主的依赖心理

侍君之道二：满足皇上的心理需要

侍君之道三：率性而为服从谨小慎

2、交友之道：做一个有帮手的人

无根不立，无倚不稳。权位是人生纵向的根基，朋友是人生横向的依靠。人生的快乐，有一大半是建筑在人与人的关系上，朋友关系是一切关系的基础。懂得与朋友相处，就是懂得与人相处；能够与人相处，就是懂得做人，才能超越寂寞，展开幸福的人生。当你和朋友们在一起时，一切都会最终变得顺遂。

赢得朋友的最好方式就是像一个朋友那样待人处事。我们所拥有的一切中绝大部分及最好的部分都离不开他人。你或者和朋友相处，或者与敌人为伴，此外别无选择；每天都赢得一个朋友，如果他不能成为你倾吐衷肠的密友，至少也可以成为你的支持者。认真选择朋友，他们中的有些人将是你终生都可以信赖的人。

纪晓岚在清代官场上驰骋近50年，上下级同僚，交际本来就很广，加之又是当时著名的学者和文学家，多次主持乡会试考试，有许多门生故吏，加之十几年间主持编纂《四库全书》等大型文化工程，成为乾嘉时代的文坛领袖。所以与当时著名的学者、作家、诗人、书画家，诸如戴震、王昶、卢文招、王鸣盛、钱大昕、余萧客、翁方纲、陆锡熊、余集、邵晋涵、汪辉祖、桂馥、孙星衍、王念孙、段玉裁，朱珪、朱筠、姚鼐、阮元、蒋士铨、洪亮吉、黄仲则、罗聘、伊秉绶、刘墉等，绝大多数都和他有极密切的交往，可谓是四海之内皆兄弟。如果没有朋友的帮助，纪晓岚是编不出《四库全书》的。

交友之道一：要刻意打造交往圈子

交友之道二：人无癖，不可交

交友之道三：休与小人仇冤，休向君子谄媚

3、取媚之道：做一个有影响的人

一个人越融于周围的环境，就越能影响环境。与周遭格格不入的人，肯定是一个没有影响力的人。取媚于世，是获得影响力的重要方法。一个人就怕自命清高，就怕遇有不合则调头而去。如果这样，就失去了一切影响力，只能孤苦无依地独自欣赏自己。一个人既不能一味地迎合环境，取悦每一个人，也不能孤僻怪异，看不上任一个人。让人人喜欢你看起来很难，事实上很容易，只要保持童心和真诚，你就能得到大多数人的喜爱，也就能影响大多数人。

处世不宜与俗同，亦不宜与俗异，做事不宜令人厌，亦不宜令人喜。不对别人感兴趣的人，他一生中的困难最多，对别人的伤害也最大。所有人类的失败，都出诸于这种人。

取媚之道一：完美者不求完美，要表现自己的“瑕疵”

取媚之道二：性情悖谬乖张，必然使人不敢接近

取媚之道

4、进取之道：做一个有功名的人

学者经常不屑于做官，认为官场险恶，避之唯恐不及，其实大错特错了。纪晓岚崇尚儒学古老的务实传统，强调“天道远，人事迩”，认为“六经”乃是实实在在的经世致用的典籍。纪晓岚认为做官与做学问并不矛盾，做学问要方，做官要圆，方圆相济，相得益彰。

进取之道一：以“投机的智慧”行“智慧的投机”

进取之道二：前半生求方，后半生求圆

进取之道三：盛极必

5、避祸之道：做一个有头脑的人

为官之道，避祸远重于求福。苏东坡诗云：“但愿吾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无灾无难”便是人间至福。五代史中的冯道，是一位相当离奇的人物。他历事四朝，三入中书。不管主子是沙陀人、西夷人或汉人，也不管他们是创业或守成之主，他都能够怡然作首相，左右如意。他也能出使契丹，与“戎王”论道而使之心折。他被封公爵五次。既为鲁国公，也为梁国公、燕国公、秦国公和齐国公。人都承认冯道并非因谀见宠，而是因为他有高超的避祸手段，是历史上少有的有头脑之人。纪晓岚熟读史书，对冯道的避祸之道甚为推崇。

避祸之道一：忧先于事，可以无忧；事至而忧，无益于事

避祸之道二：无故而致非常之福，贪冒者所喜，明哲者所惧也

避祸之道三：河里淹死的都是会游泳的

6、斗争之道：做一个有手段的人

尘世人生本是一场除邪斗恶的战争。斗，就要玩弄心计。或声东击西，假装瞄准一个目标，心底里却在暗自瞅准别人不留心的靶子，然后伺机施以致命打击；或似乎不经意间流露出自己的心思，骗取他人的注意和信赖，在适当时机突然一反常态、出奇制胜等等。聪明人常常放过对方第一意图，以便引出其第二乃至第三意图。善斗者总是先知他人别有所图的心思，再伺机行事。

玩弄诡计者一旦看到自己的阴谋败露，便伪装得更精巧，往往以吐露真言引人上钩。他们改变战术，故作憨厚无欺而实售其奸。有时推心置腹的坦诚态度达于极端，骨子里藏着的却仍是狡诈。然而明察之人看穿这一切，总能瞥见光明外表下的阴影，他解破对方的真情，知道那表面最最单纯音其实正包藏着深深的祸心。

斗争之道一：巧妙地躲藏在明处

斗争之道二：斗权臣，需要一生的智慧和积累

7、生活之道：做一个有情调的人

对于人来讲，生活和事业就象是车之两轮，缺一不可。尤其是文人，更加注重生活的情调。纪晓岚的好友戴震认为人生的理想是“遂欲达情”，可以这样讲，健全的生活，成功的事业，共同构成幸福的人生。纪晓岚讲求的幸福是“身心之福”，既讲济世情怀，又讲生活情调。

生活之道一：食、色性也

生活之道二：太闲则杂念横生，太忙则真性不现

生活之道三：生前身后要协调

8、立身之道：做一个有特色的人

纪晓岚才华横溢，但历史上很多才华横溢的人并没有青史留名。一个人要想立身成名，首先要有才气。但这只是必要条件，仅靠这个是不够的。

性格与聪明是发挥人的天赋资源的两个依托。凡欲使其天赋得到自然发挥者，须使其才华依托其性格与聪明二者。若只依靠其中一个，则只能获得一半的成功，甚至不能成功。光靠聪明成不了大事，还得有一个适合你的聪明的性格才成。

纪晓岚一生并无显赫事功，也没有提出什么切实解决国计民生的经世方案。但他何以立身于世、步步高升？这就是他把过人的才气、智慧与其诙谐、滑稽、风趣的性格较好地结合了起来。

立身之道一：要表现自己的才气，要隐藏自己的智慧

立身之道二：要张扬天真的个性，要形成自己的风格

立身之道三：人情世态，倏忽万端，不宜认得太真

立身之道四：调适心性、外圆内方。

第三章　古史风云

国人被清朝误导300年

近代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是我们失去了儒道精神，而不是宣扬儒道造成的。这种失去，是满清造成的。为了维护统治，满清费尽心思地破坏中华固有的文化、思想和科技。并且将愚昧和麻木植入我们的民族。手段高明得难以想象。以至于，几百年后的今天，我们仍固执的认为落后来自于文化，而不是满清。孔子也成了满清的替罪羊。悲哉。

我们需要恢复中华文化的本来面貌。找回能够让我们智慧、远见和自豪的正宗的中华文化。不是那些早已面目全非的东西。

下面是具体的分析：先回顾一下明末和清末的情况。

万历三十六年（1608），澳门陷入混乱。香山知县蔡善继获知此事，单车驶澳，平息了骚乱。事后制定了《制澳十则》，对违法葡萄牙人严厉惩处。葡萄牙人犯罪，可由葡萄牙人自行处置。牵涉华人的，需交中国官员审判。后来，常有葡萄牙人，被送去广州审判打屁股。

1662年，郑成功击败荷兰收复台湾，不多说了。

有人很不屑：葡萄牙荷兰只是小国。怎么不说说英法呢？因为，十六七世纪葡萄牙荷兰才是西方海洋世界的超级强国。英国的工业革命，是18世纪的事了。

上面2件事，也许不全面，但也能反应出明朝对待西方强国的态度和能力。

清朝就不说了，温习一下清朝签定的不平等条约。

……

几场战争，把中国几千年发展的经济成果，全贡献给了别人。能不穷？

明朝的一个知县和一个地方势力，就能将西方列强收拾得顺顺的。清朝举国之力却是一败再败。相同的民族，基本相同的疆域，不同的go-vern-ment，造就的完全不同的结局。不由得想问一句：满清和明go-vern-ment的差距咋就这么大呢？

先看看鸦片战争前。

一，国力：道光时清朝人口4万万，GDP约占世界30%，明明白白一个东方大国。英国当时还没成为“日不落”，GDP约占世界的5%。

二，军事：英国兵少，而清军兵多；英国后方太远，清朝在本土作战。

三，兵力：1840年6月，英国的懿律带领的侵略军也就4000人，乘舰船40余艘。

四，武器：当时英军使用的武器，海军虽用蒸汽机装备，但很多还是帆船；陆军虽使用后膛装弹的火枪和火炮，比清军先进一些，并不像后来差距拉得那么大。

历史上以弱胜强的例子多得很。清朝的客观条件还不错，是可能胜的，却败了。根源在哪儿呢？不要说教科书。

中国引领潮流几千年，突然就落后了，还落后的一塌糊涂。难道不让人费解？有兴趣的和我一起探索吧。历史的问题当然要在历史中寻找答案。

了解一下康乾盛世的真相。康熙前面的，实在没什么可说。除了杀还是杀。咱们就从康熙开始。

康熙是个了不起的人：智擒鳌拜，平定三藩，收复台湾，征战雅克萨，打败葛尔丹，治理黄河淮河，学习近代科技。咋一看，战功赫赫，成绩斐然，俨然一位伟大的君主了。真的是这样吗？

君主伟大与否谁说了算呢？衡量君主的标准是什么呢？这个标准选不好，结果就会出问题。我认为君主伟大与否要看：君主对国家民族的贡献，而不是君主的个人能力。

咱们来逐一分析康熙做的大事，了解了解真相。

智擒鳌拜，说明康熙很能干。不过，这和伟大没有一点关系。不过是清go-vern-ment内部的皇权争夺战，变更的仅仅是国家实际领导人。这是康熙为自己而战，没有涉及到国家民族的贡献，和百姓也无多大关系。

平定三藩，更是为了维护皇权。康熙和吴三桂争着当老大，结果大打出手。战争还是康熙挑起的战争。（战争贩子？）这不过是一场地方go-vern-ment与中央go-vern-ment的夺权战争，和贡献沾不上边。战争中，不知道多少老百姓遭了殃丧命了。康熙最终胜了，也只因为他的手段比吴三桂高明，说明他确实能干。没有涉及到贡献，自然也和伟大没有关系。也许会有人会说：至少康熙维护了领土的完整，难道不算贡献？好问题，赞一个。我还是要说：这和伟大不沾边。不是我固执或偏见。你想想：吴三桂如果胜了，他会允许分裂吗？肯定不会的。也就是说，这场战争，不管谁胜，国土都是完整的，不存在分裂的可能。因此，你的观点不成立。这和沙俄分裂新疆有着本质的不同。

满清收复台湾，我实在是不愿说。当时的情况和现在根本不一样。

接着是雅克萨之战。此战发生在康熙年间，清go-vern-ment战力最强的时期。沙俄投入的兵力也就800多人，还是远征。弹药和粮食都有限。远没有大家想象中的规模巨大和惨烈。清军数倍于沙俄军，还享受着不错的装备，水陆两军同时进攻，打了大半年才了事。这种战斗（根本算不上战争）和结果有什么自豪的？哼！康熙28年（公元1689年），中俄签订《尼布楚条约》，把西伯利亚的一百五十万平方公里土地送给俄国，才换来百年的安定。这就是大家引以为荣的康熙和雅克萨之战。不知道历史学家出于什么原因，大肆宣传，真是误导人呢。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足狗文人写的？请不要自欺欺人了。

康乾对漠北蒙古的准葛尔部进行了种族灭绝，残忍得罕见，不说了。

黄河淮河，隔若干年就会出点事。哪个朝代没治理过呢？赶上了，顺便就治理了嘛。此等分内之事，哪能和伟大扯上关系呢？明朝那个，30年不上朝的万历帝在位时，还治理过黄淮河的水患，而且治理得不错。不知道了吧？所以说，有些事根本不是大家想的那样。脑袋长在自己脖子上，不要被别人摆布了。

接着是康熙的勤奋好学。

康熙和同时代的彼得大帝，几乎一样的好学。不过，彼得将自己对科技的兴趣推广到全国，使俄国迅速走向强盛。康熙对科技仅仅是个人兴趣，而这种兴趣还有政治动机。

满族这个落后部落，在中国还没有坐稳江山之时，他要让汉族大臣看到：他是一位多么能干和智慧的皇帝，满人并非蛮裔。这就是康熙学习科技的动机。

康熙年间，戴梓发明的28连发的，当时最先进的火器，康熙弃之不用。还说：以满洲夙重骑射，不可专习鸟枪而废弓矢，有马上枪箭熟习者，勉以优等。后来，天才级人物戴梓被充军关外。这就是康熙打压科技的手段。

清朝后期，左宗棠在西北平叛，从一处明代炮台遗址挖掘出开花弹百余枚，不禁仰天长叹：“三百年前中华已有此物，到如今竟然失传，以至被列强所欺凌。”看到没？这就是康熙造的孽。不仅不发展科技，反而打压科技；不仅不进步，反而退步。这就是很多人心目中的英雄的本质。

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顺便比较一下康熙和同时代的路易十四。

先看看个人情况。

路易十四奢靡无度；热衷芭蕾；没有兴趣参与任何科学活动；期望成为亚历山大那样的欧洲霸主。咋一看，有点荒唐，不学无术之人还爱做梦。

康熙一生节俭勤政；对西学颇有研究；以大禹为自己的治国偶像。很不错的样子。

接着是两人的作为。

路易十四大力支持国家普及科学。他接受大臣的建议，成立了法兰西科学院，法兰西建筑学院和法兰西喜剧院，其成员享受国王的津贴，研究活动受到资助。同时代的康熙，则忙着进行文字狱，以维护满族统治的合法性。

路易十四发动了大量的对外战争，打造了一个鼎盛一时的法国。康熙热忠打内仗建功立业。对外只和俄国发生过冲突，面对俄罗斯一股小小的远东军，康熙煞费苦心。

路易十四为了发展海外贸易，拓展海外殖民地，将国门大开。加强法国与欧洲及世界的联系；而康熙在开海禁海问题上，长期犹豫不决，最后以禁海告终。禁海不仅使中国造船技术一路滑坡，也导致离奇事情的发生：明末对世界地理已有相当程度的认识，清末竟没人知道欧洲在哪（还有其他原因：销毁相关地理和科技书籍等）。有人会说：明朝也禁海，为什么只说清朝的不是？好问题，后面会谈。

康熙和路易十四比较之后，我们发现一个惊人的事实：皇帝的个人能力和成就并不成正比。皇帝的个人能力，似乎也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眼光和优秀的辅佐人才。

康熙晚年，禁止公开讨论天文预兆和历法研究。因为这些内容，涉及到清朝的合法性。1715年，康熙在科举考试中也禁止了相关内容。此前两年，乡试和会试的策问，都已禁止涉及天文、乐律和计算方法。就这样，文字狱成了清朝的一项基本国策。以一人之力，成功改变考官及书生的兴趣几百年，真是能干至极。清朝后期无知无能的种子，就是康熙一粒粒播下的。这也是近代中国落后的原因之一。

突然明白：皇帝能干未必就是好事。有时，甚至会成为某些民族的灾难。

顺便看一下，一直被大家骂的，所谓黑暗的大明朝。

大明朝最懒的皇帝应该是万历帝了。30年不上朝，真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风景。如果你知道这件事是在：皇权与文官制度发生了剧烈冲突，皇权受到压制的情况下发生的，不上朝是万历帝的消极对抗。你会有何感想呢？皇权受到压制，怎么可能？不是说明朝很黑很专制的吗？是啊，已经专制到皇权都受到了压制了！不可思议吗？确实。开始的时候，我都不敢相信。这和我脑子里的印象完全不同耶。后来才知道：以前被洗脑了。

言归正传。皇权受压制时，万历帝没有因为大臣与他作对而杀过一人。不上朝也并不是不办公，万历年间的很多大事小情，都是万历帝处理的。大的如万历三大征（全胜），特别是明朝的援朝逐倭战争，一直是在万历关心和支持下进行的。小的如利玛窦进京传教，建立教堂等，都是在万历过问下，得以顺利进行的。东西方文明得以交流，万历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不可思议？）顺便说一句：林则徐是“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其实是个笑话。除清朝外，中国历朝都是开放的，真正的第一人哪能跑到清朝去呢？林则徐不过是清朝看世界的第一人罢了。

事实上，明朝的皇权是有限的，内阁是很成熟的。很多国家大事都是内阁处理了。内阁的老大称为首辅，类似与现在的总理或者首相。这些内阁成员大都是学时渊博，德高望重，聪明绝顶之人（有时也会有些混蛋）。这些人的努力，成了大明皇帝懒散的资本。这就是明朝的部分皇帝不勤政，机构却能一直正常运行的原因。

以往的各个朝代，包括明朝，皇帝的“治统”之外，还存在着一个“道统”。明朝的官员很骄傲地认为自己掌握着道统，因而经常和皇帝争执。官员常常不以皇帝的标准看问题，动辄在朝堂与皇帝发生争执而据理力争。有时皇帝气得没招了，就打大臣的屁股。即便这样，这些官员依然义无反顾。因为，被皇帝处罚的同时，获得了另一种荣誉——整个国家，整个文化界，都认为大臣是对的，而皇帝错了。这就是：吾更爱真理。为什么那么多人去赞扬亚里士多德，却没人愿意了解一下自己的祖先呢？自卑来源于无知。

清朝吸取了这个教训，通过种种努力，把道统收到皇帝手中。实现道统和治统统一的王朝，历史上，只有满清一个。

清朝是如何实现的呢？

首先：皇帝大力提倡程朱理学。这个不新鲜，只是程度加重了很多和太多。读书人熟读八股，只为科考得中，两耳不闻窗外事。富国强兵的技术和思想却鲜有涉及，极大地禁锢了读书人的思想。读书人的智慧和良心都没了，国家怎么能好？清朝后期无能愚昧的种子，又播种了一些。（明朝虽然也提倡程朱理学，但影响有限。）

其次：侮辱和痛贬名儒的人格，使他们颜面扫地，根本没资格以名儒自居。更别指望他们像明朝官员那样和皇帝争高下了。康熙三十三年，康熙帝召集翰林官员作文。题目：理学真伪论。自己做考官，翰林官员当考生。羞辱这帮以才学自居的文人，包括自己的老师熊赐履和一些已经过世的名儒。骂这些人是假道学，同时以皇帝的威严痛斥当世名儒。告诉人们：真正懂道学的是皇帝，真理在皇帝手中！

大臣失去道统，就失去了制衡皇权的王牌。治统与道统的统一，使得清王朝成为历史上最为专制的王朝（很多人以为：其他朝代也是这样的，因而大骂自己的祖先。把清朝的做为扩大到5000年的历史，是不对的哦）。清朝的文武百官，自称奴才，口称主子，开口闭口皇上圣明，就这样出来了。没人敢和皇上争高下了，皇上能不圣明？奴才也顺便出来了。奴才需要的是听话，不是才干。

最后，当然就是杀头了。明朝能容一个骂皇帝的海瑞，清朝不能容一个哭庙的金圣叹。专制与否，在这里表现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康熙初年，庄廷龙修《明史》，庄家被灭族。这样的事多得很，有兴趣的自己找相关资料吧。有思想的人几乎被杀尽，事情做到这份儿，能不愚昧不落后？难怪小日本会笑话我们。此外，满清律规定：凡汉人三十人以上集会者，以谋反罪论处。这可是古往今来第一次，满清真是有开拓精神呢！

一句话：康熙是一个能干的人，但他不是一个好皇帝。甚至可以说：康熙是个很糟糕的皇帝！那么，谁才算是伟大的皇帝呢？古代中国，伟大的皇帝不少呢。有兴趣的，了解一下隋文帝杨坚，一个被遗忘的人。

看了康熙，再来看看乾隆。

乾隆时，文字狱达到顶峰，发生了160多起。少则牵涉百人，多则牵涉万人。思想被禁锢得连文化科技都无法正常发展。望文生义，牵强附会，捕风捉影，甚至一些疯子的言语也被定为逆案而处死，荒唐至极。

刘三元，本疯癫。某日对人说：我是汉室后裔，要众官扶持。结果被杀。一个疯子，一句疯话，就掉了脑袋。

王锡侯，因不满《康熙字典》为一家之言。用了十七年时间，编成一部新颖的字典：字贯。因字典中有康熙、雍正的庙讳及乾隆的名字，乾隆大怒：下令把王锡侯处斩，子孙六人处死，全家二十一人连坐，妻媳及未成年之子为奴。

尹嘉铨，自称古稀老人。乾隆说：我称古稀老人，早已布告天下，他怎么也敢自称古稀老人？绞死。（没一点点涵养和胸襟，还称十全老人。）徐骏，已过世。遗著《一柱楼诗》中有：举杯忽见明天子，且把壶儿抛半边。乾隆认为壶儿就是胡儿，诽谤朝廷，嘲讽满清没文化。结果，徐骏被剖棺戮尸，儿孙和地方官员全部斩首。

这些是发生在咱们祖先身上的，真实的事。不是故事，而是事故，是悲剧。

这样的事还多得很，有兴趣的自己查资料吧。接着咱们来看看，乾隆朝修订的四库全书。

乾隆三十八年开《四库全书》馆，全国图书都要进献检查。乾隆三十九年命各省查缴“诋毁本朝”之书，尽行销毁。乾隆四十年令四库馆臣对所收书籍“务须详慎决择，使群言悉归雅正”。不仅不利于满清的文献被禁毁，连前人涉及契丹、女真、蒙古、辽金元的文字都要进行篡改。查缴禁书竟达三千多种，十五万部还多，焚毁的图书超过七十万部。（乾隆心想：秦始皇算什么，敢跟我比？）禁毁书籍与四库所收书籍一样多。明清之际，黄道周、张煌言、袁继咸、钱肃乐、顾炎武、黄宗羲、孙奇逢等人的著作，都成为禁书。

历史学家吴晗说：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矣！（中华的历史和智慧都在古书里）文字狱之彻底可见一斑。唯一幸免于难的就是汉字。满清较之前代的外族统治者，更加阴险卑劣恶毒。鲁迅说：对我最初的提醒了满汉的界限的不是书，而是辫子，是砍了我们古人的许多的头，这才种定了的，到我们有知识的时候大家早忘了血史。《天工开物》《物理小识》《武备志》《明将军传》等非常有用的，记录中国明朝科学成就的书籍也被清朝列为禁书。吴三桂的《反满檄文》，《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略》，在中华本土消失了二百多年。二百多年后，才从日本找出来。

满清就是这样阉割了中华的光辉科技和灿烂文化，使中国回到了欧洲中世纪黑暗蒙昧的境地。思想没了，文化没了，科技没了，后来钱也没了。发展了几千年，又被打到原始社会，怎能不愚昧不落后？难怪小日本嘲笑：中国发展5000年不如日本发展50年。中华文明被毁灭的同时，清王朝也失去了强盛和进步的基石。清朝的皇帝据说个个勤政，却落了个丧权辱国的结局，也就不难理解了。这恐怕是满清前期的统治者始料未及的。没过多少年，整个清王朝就成了，鸦片战争中，人们看到的，愚昧、麻木、扭曲和奴性叠加起来的德性了。直到现在，也没好到哪里去。《四库全书》名义上是为了综合古今典籍，实际上是对中华文化的一次彻底的清洗。乾隆统治的六十多年，是中国文化最KB最黑暗的年代。现在清朝宫廷戏颇多，都是赞美和称颂之词。每每看到这里，心里就泛起悲凉。多少人因此对历史造成错觉，其影响和后果，唉……

欲灭其国，先去其史。满清对中华文化进行的彻底而细致的清洗与篡改，为的就是不让明朝的真实记录留传下来。一些可以丑化明朝的东西却被全面渲染，以妖魔化明朝。这就是大家误解明朝的原因。假作真时真亦假。几百年后的今天，人们仍然相信，这个朝代是前朝不可企及的盛世，皇帝也是不可多得的圣君。满清篡改捏造历史的本领，实在是前无古人。汗一个……抗战期间，日本在我国东北推行奴化教育和满清如出一辙。日本人说过：征服中国不必在乎手段残酷。因为征服中国后，东条英机就不再是屠杀者，而是中国的成吉思汗和努尔哈赤。看来日本人确实深入的研究过中国的历史，再汗一个……

满清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女真族民不过百万还是野蛮民族（没自己的文明）。面对泱泱中华时，心理弱势是不言而喻的。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他们就从汉人的文化和民族自信下手，打掉汉人自信和能干的基石。汉人变得愚昧和奴性，才便于他们统治。这就是满清极力丑化扭曲汉人政权及历史的目的，也是文字狱的目的。汉人习惯了当奴才，他们才能放心做主子。国人的愚昧和奴性，就是这样被满清种植的。而满清后期的屡战屡败，除了落后之外，很大程度上就是满清不愿胜。鸦片战争中，满清go-vern-ment重用琦善，诬陷林则徐，以及后来的中法之战“法国不胜而胜，中国不败而败”，已经把满清的意图显示的清清楚楚了。三元里抗英，更是说明了英国根本没有想象中的强大。

满清贵族说过“汉人一强，满人必亡。”即使国难当前，满清首先提防的还是汉人，而不是友邦。于是，“宁与友邦，不与家奴”的事，也就不难理解了。

声明：说这些可能影响民族团结，我不是一个民族主义者，我也希望各民族和睦共处，更没有要伤害谁的意思。但这是事实，影响重大，不能不说的。

至于康乾盛世，清朝国力居世界第一，则要归功于中国雄厚的基础。以往各朝代，中国的国力都是世界第一，不是到了满清才第一的。明朝经济总量占世界45%，清朝约占30%。这说的还只是量，如果，涉及到质（科技、文化、思想等），那满清和明朝更是不可同日而语了。

明末崇祯年间，中国耕地总数783万顷。而顺治16年，中国耕地总数是549万顷。乾隆31年，达到741万顷，才接近明末。

明末，传教士利玛窦的《中国札记》这样记载中国：这里物质生产极大丰富，无所不有，糖比欧洲白，布比欧洲精美……人们衣饰华美，风度翩翩，百姓精神愉快，彬彬有礼，谈吐文雅。而乾隆时来访的英国使者马戛尔尼则说：遍地都是惊人的贫困……很多人没有衣服穿……军队象叫花子一样破破烂烂。

这就是康乾盛世的本质。

清朝这个专制残暴和扭曲都达到顶峰的朝代，骨气和思想，早已失去了生存的土壤。中国传统的为官直言敢谏，为史秉笔直书的观念彻底被摧毁。后来又被东西方列强欺负和蹂躏，国人的自卑和媚外也顺便产生了。被征服和奴役的太久，都进了潜意识，形成了习惯。直至现在，还有那么多贱骨头，自己不行，却认为祖先和文化有问题。漠视那灿烂的文化和辉煌的文明。

看看现在：

那么多人以拿外国绿卡为荣；那么多女明星以嫁外国人为荣；那么多人心甘情愿的做西方资本家的奴才；那么多……已经把国人自卑和媚外表现的淋漓尽致了。这是不对的。

飞船上天和北京奥运，那么多人关注，为什么？借此获得一点点的自豪罢了。这是不够的。（小子够狂，口气大得没边了。）那么，怎样才够呢？寻找。只有找到我们民族的智慧和自豪感的源泉，才能从根本上改变现状，才能获得属于我们民族的骄傲。

撒切尔夫人说过：“中国成不了超级强国。因为中国没有能够推进自己，削弱西方国家的，具有国际传染性的学说（思想）。”真是入木三分，不愧一代豪杰。她也提醒国人：超级强国是需要领袖气质的，漠视民族智慧的民族难当大任。

满清已经成为历史，就让它过去吧。但是，反省，发现，重整旗鼓，是不能不做的。可惜，这么久了，还没人做。大家都不做，就让我这个不自量力的小人物来吧。佛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下面是明朝和清朝的一些情况。

中华文化在唐宋达到鼎盛。明朝的文化成就，大家看看“影响中国的100本书”的明朝部分就知道了。满清完全是文化荒漠。260多年只产生了一部伟大的著作：红楼梦。内容还是揭露清朝的腐朽的。曹雪芹为了躲避文字狱，才以小说的形式表现。

思想上相对唐宋较为严苛的明朝，思想家也是层出不穷：王守仁，李贽，王廷相，顾宪成，吕坤，顾炎武，黄宗羲等。伟大人物的诞生，必然伴随着伟大的智慧。而两百六十年的满清，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竟没有一个思想家。满清本没有思想，却压制汉人。使中国，在近三百年的时间里，思想上处于一片空白。（难怪会被嘲笑）直到现在，国人还没有醒悟，悲哀莫大于此。

从胸怀上看，汉唐明的中国和类似于现在的美国。对外表现为自信、开放、开明和吸收。真正闭关锁国的只有满清一朝。

七下西洋的太监英雄——郑和；足智多谋的和尚军师——姚广孝；百科全书式的王爷——朱载堉；史上唯一封侯的女将——秦良玉；文武兼备的一代宗师——王守仁；为研究西学加入天主教的宰相——徐光启……明朝的开放与精彩哪是清朝可以想象的。明朝虽然也禁海，却不是彻底的禁，而是时禁时开。即便后期官方从海洋退出，海洋世界也不是权力真空。海商和海盗成为海上的统治者。郑成功之父郑芝龙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出现在中国海域的荷兰船只，常被郑芝龙部截获。天启七年，郑军与驻台荷兰军还发生了一场战争。结果，被称为海上马车夫的，西方海洋强国，荷兰战败。此外，明朝非常重视与西方的交流，积极吸收西方先进的技术。那个木匠皇帝朱由校，还为中西交流做了很大的贡献呢。（误解历史，愧对祖先。）

人格和气节方面，中国的文化从来都是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从来都是教育人们威武不屈贫贱不移；从来都是要人以礼义仁智信廉耻来自律；从来不乏铁骨铮铮之人。且不说：蒙恬-教尔等尝尝帝国铁骑的滋味儿；霍去病-匈奴未灭，何以家为；苏武-牧羊；陈汤-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班超-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冉闵-力挽狂澜，拯救华夏于危亡之际；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杨坚-重建中华文明和秩序；李白-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岳飞-还我河山，满江红；虞允文-国难当头，挺身而出；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就是明朝也不乏：于谦-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海瑞-不畏强权，刚直不阿；戚继光-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郑成功-驱逐荷虏，收复台湾等高节之士。而满清却盛产奴才。奴才从来都是卑躬屈膝的，哪来的人格和气节？士大夫无耻是为国耻。两百六十年啊，中国竟无一个真正的人，奴性被破天荒得发扬光大深入骨髓。祖国，我为你痛哭！

明朝的太监也是个不能不说的话题。由于刘瑾和魏忠贤的关系，明朝的太监名气好像特别大。这两个人做了不少坏事，出了名，连累了其他人。不过，他们就是他们，不能代表全部太监。实际上，明朝有贡献的太监远多于祸国者：七下西洋的英雄郑和；助徐阶清除大奸臣严嵩的黄锦；助张居正改革的冯保；危险之中保护小皇子的怀恩等，都是太监。太监是一个群体，有好有坏，不是一些人认为的：只要是太监都是坏蛋。

有人可能会问：“冯保还贪污呢，你怎么把他也算到好人里了？明显的偏见。”又一个好问题，赞一个。冯保是贪污，不过，他也是张居正的变法的有力支持者。没有他，变法恐怕也不会那么顺利的。变法限制了王公大臣的胡来，让百姓减轻负担，国库充盈。他的贡献远远超过他的贪污。又不是圣人，有点问题是难免的，看人要看大局。而且，冯保后来也被处置了。而清朝的贪污更厉害：“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甚至皇帝也捞，还捞得更厉害：“和珅跌倒，嘉庆吃饱”就很能说明问题。据说，和珅的财产是清王朝10多年的国库收入，那才叫强悍呢（贪官里的极品）。结果，全装进了嘉庆的私人腰包，又一个混蛋皇帝。说到乱政，慈禧时间之长，范围之广，灾难之深重，恐怕不是明朝那几个能比的。慈禧最经典的名言更是响彻云霄了：宁与友邦，不与家奴。明朝亡国的崇祯帝的最后遗诏则说：勿伤我百姓一人。瞧瞧，这就是差距，这就是本质。

由于明朝的文官权力甚大，皇帝会让太监去牵制大臣。皇帝，文官集团，太监，三者是相互制约相互利用的。（三权分立？）这就是文官集团和太监集团频繁斗争的原因之一。适当的矛盾，其实是有利于进步的。权力有了制横，才会透明和民主。忠奸并存，斗争激烈，胸怀广阔，开明吸收，群星璀璨，波澜壮阔——这才是真正的大明朝。

说了这么多，有人会认为我是故意挑起民族争端。唉，我只是一个小老百姓，自然也是希望国泰民安的。只是想让大家了解一些历史的真相。历史，我们可以宽恕，可以原谅，绝对不能忘记，尤其是被故意篡改的历史。这不仅是历史和现实的需要，也是我们民族自信自尊自强的表现。

只有正确认识我们的历史，才能正确认识我们的文化；正确认识我们的文化，才有可能发扬我们的文化；发扬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民族才能摆脱自卑重拾民族智慧和自豪感；拥有民族智慧和自豪感的民族，才是一个有灵魂的民族。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国人要想读懂自己的祖先和文明，必须读懂明朝。国人要想承前启后，全面复兴中华，也必须读懂明朝。要真正读懂明朝，需要先正确解读满清王朝。这就是此文的目的。

何谓“信仰”，信仰不是肤浅的有神还是无神。信仰是一整套赖以观察世界、指导个体生命的价值观，是精神支柱，对于中国人，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就是信仰。没有信仰支撑的文明，就如建筑在沙滩上的大厦，崩塌是必然的。而中国人要想重建信仰，第一步就是正确读懂自己的历史和文化。

因为民族问题，满清大搞愚民统治，实际上他们也非常成功，弄的整个社会愚昧不堪加麻木不仁。

暴虐的统治下，完全摧毁了士大夫阶层的精气神，剩下的都是诚惶诚恐的奴才而已。

大明的残余势力能打败地球村以来的第一代霸主葡萄牙，第二代霸主荷兰，到了满清年代，西方列强之一的一个小国军官竟然能夸口说：他带领一个团，千余士兵，能从中国横穿东西，满清没有能力阻挡的了。

这句话是在70年代，一个小学生在马克思的一本书里发现的，虽然是导师的书，当时也让我震惊的不敢相信。

现在知道，这全是真的，满清一个烂到骨子了的民族和国家，什么对什么国家他败不了？

中国历史上最好的四个皇帝

汉光武帝刘秀，为人十分仁慈、厚道，这在历代开国之君中是极为罕见的。开国者多重杀伐，似乎不杀不足以建立新朝国威，所以先是杀敌人，后是杀功臣。刘秀破了这一恶律。他以武功建国，却又极重文治，体恤民艰，崇尚节俭，奖励士节，被史家称作“最有人情味”的皇帝。他的缺失是中常侍一律改用宦官，埋下东汉末年宦官弄权的隐患。

唐太宗李世民，以其明鉴流传于世。古代君王系社稷天下与军政大权于一身，说一不二，最难得的就是“兼听”，包括听取反对自己并且被实践证明是反对对了的意见，包括当众顶撞叫你下不了台的意见。贞观之治为一定范围内的“言论自由”作了最好的注脚。他的污点是玄武门之变，以突然袭击谋杀无辜兄弟这样卑鄙的手段夺取帝位。

宋是没有宦官弄权、外戚乱政的朝代，是对知识份子最为尊重的朝代，是皇宫最节俭的朝代，是最少杀大臣的朝代，是科技发展最迅速的朝代。这一切，与宋太祖赵匡胤开国时定下的方策关系极大。赵匡胤的个人品德也值得称许，“千里送京娘”的故事曾家喻户晓。他的失误还是方策上的，造成有宋一代弱兵少将、为政拘谨的特点。

康熙是这四个人当中最好的皇帝，也就是所谓“千古一帝”。不光中国，就是整个世界有史以来的最高统治者，从皇帝到总统，我不知道还有谁干得比康熙更好。他军事上取得的胜利，超过除成吉思汗以外历代皇帝的武功，而在从容用兵、巩固胜利方面，成吉思汗亦不是他的对手；他开创的盛世，无论是盛况还是长久，远非历代任何治世可比。他几乎集合了中国所有好皇帝的全部优点，而绝少犯和他们同样的错误。他多次南巡，曾顶着凛冽的寒风，在崎岖小道上步行十余里亲临治河工程第一线阅视，泥泞没膝，随行地方官望而却步。他甚至是最有才学的皇帝，和在位最久的皇帝。

永远留在明朝的四位外国国王

几年前，笔者读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学者商传所著《永乐大帝》一书，发现在明朝永乐年间国力强盛、四海缤服、万国来朝。明成祖永乐皇帝谴郑和七下西洋，不仅开通了中国的海上丝绸之路，同时实行“朝贡外交”政策，加强了与外国的联系往来。仅明永乐一朝，就先后有60余个国家的国王及使节泛海而来，而其中竟然有4位国王不幸病殁于中国，埋葬在中华的大地上。苏禄国东王便是其中之一，但他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

第一个殁于明朝的是浡泥国（今文莱国）的国王麻那惹加那乃。他于大明永乐六年（即公元1408年）率王妃和弟妹、子女、臣节等庞大使团泛海而来朝贡，从福建登陆，八月到达京师。这是明朝初年第一位来朝的外国国王，他的到来，对于追求盛世之治的永乐皇帝，可谓是一种荣耀。于是在永乐皇帝亲自接见他们后，又在皇城奉天门设宴，行迎宾礼，赐予甚丰。遗憾的是这位浡泥国王到达明朝后一个月，忽然病倒。永乐皇帝命御医诊治，开始稍有好转，但不久病情加重。十月，浡泥国王病故于会同馆，年仅二十八岁。永乐皇帝甚表哀悼，辍朝三日，遣官致祭。按照浡泥国王“托葬中华”的遗嘱，依王礼将其埋葬在京师安德门外石子冈，逢春秋祭祀。麻那惹加那乃四岁的儿子遐旺当即袭封王位。四年后，遐旺再度偕母同来，受到同样礼貌的接待和丰厚的赏赐。

第二个殁于明朝的就是苏禄国（今菲律宾国西南部苏禄群岛）东王巴都葛叭哈刺。大明永乐十五年（即公元1417年）东王和西王、峒王妻共率王室随从340多人浮海来朝。这时明成祖永乐皇帝已到北京（尚未正式迁都北京），苏禄国王一行也于同年八月初来到北京。永乐皇帝按此前接待浡泥国王和满剌加（今马来西亚国）国王的礼节接待了他们。他们是八月二十七日辞归的，临行前得到很多赏赐。不幸的是，十五天后，苏禄国王在行近至德州时突然病故，被以王礼葬于德州城北。

第三个殁于明朝的是麻剌国王哇来顿本，他不幸病殁于福州，永乐皇帝特为谥“康靖”。

明初的中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其国势尤如今天的美国，永乐皇帝作为大明皇帝，在对待来朝的各国国王及使臣时，是以“宗主国”的身份自居。因此这种外交往来，在政治上似乎并不平等，这在今天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但是在十五世纪初期的大明朝，确是事实，正常得很。南洋各国国王乘船泛海而来朝贡，确实要冒很大的风险，如船坏舟覆、海盗劫掠、水土不服、时疫疾病等，所以会有3个国王因病而殁于中国。当然，他们之所以冒险前来朝贡，也有很大的内在需求驱使，一是寻求强国做靠山，二是寻求册封和赏赐，三是进行国际贸易，四是游览和学习。而雄才伟略的永乐大帝，本着“天下同福，厚往薄来”的怀柔治国之道，往往赏赐远多于进贡。前面提到的满剌加国，明永乐年间先后有三代国王前来朝贡，他们福大命大造化大，都平安返回了。

另外，据《明史》载，大明天顺三年（即公元1459年），锡兰国王（今斯里兰卡）派王子世利巴交喇惹，奉使大明朝，随郑和朝见大明皇帝，住在泉州。大明成化二年（即公元1466年）国王去世，王位被外人篡夺，锡兰王子世利巴交喇惹无法回国，于是定居泉州，娶妻生子繁衍生息。后人取王子名字第一个字“世”为姓。明清时期，锡兰王子后裔成为泉州的名门望族。

明永乐时期向明朝称臣纳贡的附属国有：

朝鲜、日本、安南（今越南）、硫球以及占城国、暹罗国、爪哇国、浡泥国。郑和下西洋时期的有吕宋、苏禄、合猫裹（猫裹务）、美洛居、婆罗（文莱）、古麻剌朗、冯嘉施兰、真腊、碟里、日罗夏治、旧港、满剌加、苏门答剌、须文达那、三佛齐、柔佛、文朗马神、地闷、西洋琐里、琐里、览邦淡巴、百花、彭亨、那孤儿、黎伐、南渤利、阿鲁、古里、柯枝、小葛兰、大葛兰、锡兰山、榜葛剌、沼纳朴儿、祖法儿、木骨都束、不剌哇、竹步、阿丹、剌撒、麻林、忽鲁谟斯、溜山比剌、孙剌南巫里、加异勒、甘巴里、急兰丹、沙里湾泥、底里、千里达、失剌比、古里班卒、剌泥夏剌比、奇剌泥、窟察泥、舍剌齐、彭加那、八可意、乌沙剌踢、坎巴、阿哇、白葛达、黑葛达等国分别朝贡。

第四章　后宫秘闻

亡国太子必须死：反清复明的旗帜朱三太子

1644年3月，大明王朝在紫禁城的熊熊烈火中覆灭了。

崇祯皇帝自杀前安排三个儿子逃亡。这三个皇子，分别是：皇长子、太子朱慈烺；三子、永王朱慈炯；四子、定王朱慈炤。三个皇子之中，最重要的就是太子朱慈烺，因为他是皇位的第一继承人。崇祯皇帝死了，明朝在法律意义上也灭亡了，这侥幸逃出紫禁城的三个孩子从此也没有再踏进紫禁城半步，但是只要朱由检的儿子还在，明朝就还有复兴的可能，在理论上就可以延续王朝的血脉。

李自成农民军进北京后，三个皇子作为前朝余孽，是重点提防对象，很快就被搜出逮捕了起来。李自成率领大军东征吴三桂，朱慈烺兄弟三人也被带着，作为招抚、压制吴三桂的砝码。可吴三桂一点都不给朱慈烺三兄弟面子，对李自成的农民军照打不误，还引进清军，大败农民军。李自成在吴三桂和清兵的双重打击下，节节败退，放弃了北京城。西撤时，农民军还裹挟着太子朱慈烺及两个皇子。途中，农民军在追兵和各地明朝残余的打击下，分崩瓦解，自顾不暇，对朱慈烺等三人自然也管不了了。此后，朱慈烺三人下落不明，从一切正史中消失了。

朱慈烺三人虽然不知去向了，但他们身上蕴含的巨大政治价值不会因此减弱。尤其是继续坐了江山的清王朝装模作样地埋葬崇祯帝和皇后，宣称入关是“为明复仇”，依然奉明朝为正统王朝，不以明朝为敌，表示清朝是从农民军手中夺取的天下神器。在这样的逻辑下，定王依然是定王，永王依然是永王，朱慈烺依然是明朝太子，如果他向清朝要回明朝的江山，清朝在理论上是不能拒绝的。清朝早期出现的众多“朱三太子案”都是围绕这个政治优势展开的。

当年年底的一个深夜，北京城里崇祯的国丈周奎家门口，下人连夜将一个“不知道哪里来的野孩子”赶出门去。那个孩子站在周府大门口破口大骂，周家的人则隔着大门和他对骂。结果，双方把巡夜的满清官兵给招来了。孩子自称是明朝太子朱慈烺，官兵一听，赶紧押送刑部。负责审讯的刑部主事钱凤览认定抓到的就是真太子，如实上报。周奎向满清摄政王多尔衮上书，信誓旦旦地说被捕的不是真太子。多尔衮找来一批前明朝37的太监，去刑部辨认。所有太监都回报说是真太子；多尔衮又把朱慈烺接入宫中辨认宫中事物，结果确认无误；多尔衮还让十个侍卫太子的前明朝锦衣卫辨认来人，结果十个人都一起对朱慈烺跪下，担保这是真太子。这太子出现得真不是时候啊。清朝刚刚进入北京，屁股还没有坐热，原来主人家的继承人就回来了。让这清王朝怎么办？如果让天下的明朝残余、地方文武官吏和百姓们知道崇祯的太子就在北京城里，他们要求拥立太子登基也是天经地义的事。清朝在关内立足未稳，崇祯太子的出现说不定能让清朝重新退回关外去。对于清朝来说，这个孩子必须是个假太子才行。但是多尔衮又不能自己说抓到的朱慈烺是假冒的，需要通过其他人的嘴说出来。因此，他导演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太子真伪辨认”的闹剧来。首先让亲属、宫人来辨认。皇家的长辈周奎一口咬定朱慈烺是假的；长平公主先说是真的，挨了周奎的一记耳光后不敢吱声了；明朝宗室晋王在辨认太子的时候，说自己没见过太子，不能确定真假；第一批辨认太子、说朱慈烺是真太子的太监全部被处死，第二批派来辨认太子的太监异口同声地“认定”朱慈烺是假太子。第二年（1645年）四月，狱中的“太子”已被处死。轰动一时的太子案就此结束了。

有意思的是，满清朝廷为此专门传谕天下：“如果有人报告真太子的行迹，朝廷必加恩养。报告之人必给重赏。”可当满清镇压了各地的明朝残余，坐稳江山后，将原先“恩养”在北京的十几个明朝藩王全部残杀。清朝对明朝皇室进行了“大清洗”，也就没有人相信朝廷所谓“恩养太子”的承诺了。

就是北京冒出一个太子的同时，南方明朝残余势力拥戴福王朱由淞建立的南明王朝也出了一个“太子案”。有一个年轻人在东南一带自称是南逃的太子朱慈烺。接到消息后，南明政权面临的第一个问题也是“辨认真伪”。朱由淞接到报告，派曾在紫禁城当过差的太监李继周去迎接朱慈烺。李继周觉得朱慈烺很眼熟，气度不凡，就跪下叩头：“奴才给小爷叩头。”朱慈烺问他：“我虽认得你，但忘了姓名。”李继周忙报上姓名和来意，要迎接朱慈烺去南京。朱慈烺再问：“迎我进京，让皇帝与我做否？”李继周实话实说：“此事哪是我等奴才所能知晓的！”1645年3月2日，朱由淞面谕群臣说：“有一稚子自称是先帝太子。如果真的是先帝之子，那么也是朕之子，定当抚养优恤，不能让他受委屈了。”注意，朱由淞一开始就给整个“太子案”定了基调。首先，这个朱慈烺“自称”是太子，真假莫辨；其次，即使这个朱慈烺是真太子，那也不能当皇帝。南明朝廷会好好养着他。朱由淞接着派了南下的两个太监先去辨别真伪。两个太监一见朱慈烺，立即上去抱住痛哭。他们看到朱慈烺衣服单薄，还脱下自己的衣服给他披上。朱由淞知道后，下令将这两个太监打死，同时赐李继周“自尽”。可南京老百姓普遍认为这是真太子，纷纷要求太子登基称帝。

朱由淞当然不愿意让出皇位了，采取了“拖延”战术，开始了冗长的真伪辨认过程。南明官员们纷纷前往探视朱慈烺，或递送名帖。但对于太子的真伪，大家莫衷一是。朱由淞怕夜长梦多，下令将朱慈烺移到宫中严加看管。他再召集元勋显贵和大学士马士英等人商量如何了结此事。马士英迎合朱由淞的意思，当即认为朱慈烺是假太子，还提出了三个疑点：一，太子逃离北京后为什么不来陪都南京，反而在杭州苏州一带游荡；二，听闻太子严肃凝重，不善言语，但此人善于机辩；三，北京的满清朝廷也正在审理“太子案”，还不知道真伪。马士英极力主张南京的朱慈烺是假的，进一步建议弘光帝询问朱慈烺永、定二王的生辰及宫中制度，同时找出曾教过太子的方拱乾、李景濂、刘正宗等人前去“会审”。最后的审问开始后，这个朱慈烺对着紫禁城地图，一一指出了各宫由何人居住。一个官员突然问：“公主现在在哪里？”朱慈烺回答：“不知道，想必死了吧。”方拱乾、李景濂、刘正宗出现后，朱慈烺只认识方拱乾。方拱乾就问他当年讲课的场所，授课的内容。结果朱慈烺都答错了。又有官员问朱慈烺嘉定伯（周奎）的姓名，朱慈烺拒绝回答。最后，大学士王铎认为眼前的朱慈烺是假冒的，得到了众人的附和。在场的通政司杨维垣出面指认眼前的朱慈烺是已故驸马都尉王昺的侄孙王之明。于是众人以奸人假冒太子结案。朝廷随即布告天下，“以正视听”。

南明太子案的审理同样疑点重重，结案后引起各地官员和百姓一片哗然。南明王朝本来根基就不稳，地方藩镇将领手握重兵，对朝廷虎视眈眈。现在太子被判定为假太子，早对马士英不满的武汉藩镇左良玉称奉太子密诏率部救难，进攻南京，要杀马士英。南明朝廷乱成了一团。清军大举南下，五月十日弘光帝出逃。十一日，南京百姓数百人砸开监狱，救出朱慈烺，给他披上演戏用的龙袍，拥他做皇帝。这个朱慈烺还真的进入皇宫做起了皇帝，接受臣民的朝贺，还向南京内外发号施令，很有那么回事。可惜他只在乱哄哄中做了五天皇帝，就被攻入南京的清军抓住了。不久，逃亡的朱由淞也被抓住，押回南京与朱慈烺“团聚”，两人一起在北京被处死。

这一南一北、最初的两个“太子案”都以认定当事人为“假太子”结案。但是两个案子都没有严密的审理过程和让局外人信得过的证据，留下了许多疑问。民间纷纷传说朱慈烺藏在民间，衍生出了在粤东嘉应州（今广东梅县）阴那山出家为僧、归隐四川的传说。随着时间的推移，清朝的统治越来越巩固。太子朱慈烺、永王朱慈炯、定王朱慈炤三人的年纪越来越大，对清朝的威胁也在减弱。尽管如此，在反清势力心目中，明朝皇子始终具有强大的政治号召力。“朱三太子”名号就在此时出现。顺治八年（公元1651年），有人冒称是崇祯第三子造反；康熙十二年（公元1673年），北京人杨起隆自称是朱三太子在皇城根下造反；三藩叛乱时，福建人蔡寅自称朱三太子，勾结台湾郑经造反；康熙四十年以后，江苏太仓、浙江大岚山等处的反清力量都以拥立朱三太子为旗号造反。在所有以“朱三太子”名义发动的起义中，对清朝造成最大威胁的是杨起隆起义。杨起隆长在皇城根下，深谙政治，明白“朱三太子”四个字的政治价值。于是他自称是崇祯第三子，在北京的胡同里做起了皇帝，封官许愿，还勾结紫禁城的太监定在1673年12月23日晚上放火杀进皇宫，复辟明朝。可惜叛徒告密，杨起隆在混战中冲出重围，不知所终。康熙十九年（公元1680年），清朝曾在汉中抓到一名自称“朱三太子”的杨起隆。经审问，此杨起隆非彼杨起隆。

可见，只要有反清情绪的存在，明朝皇子的存在就对清朝具有杀伤力。“朱三太子”就会出现。

有趣的是，这些自称“朱三太子”的造反者都说自己名叫朱慈焕。而崇祯皇帝真正的第三个儿子是永王朱慈炯。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朱慈焕确有其人。他是崇祯帝的第五个儿子，五岁的时候病死了。朱慈焕临死前，突然对前来探望的崇祯说：“九莲菩萨说：‘皇上待外戚太薄，所以要让他的儿子们都死掉。’”所谓的“九莲菩萨”是万历的生母李太后，是崇祯的太奶奶。崇祯帝听后很害怕，认为朱慈焕不是凡人，就封他为“玄机慈应真君”。清朝的造反者们频以朱慈焕相号召，而不是以真的第三子朱慈炯自称，显然是看中了“玄机慈应真君”在民间的蛊惑力。历代农民起义者多多少少都要借重民间宗教的力量，这些“朱三太子”也不例外。至于这些“朱三太子”是否真的是崇祯的皇子，想必不用多说也很明白了。

康熙皇帝亲政后，很在意隐匿在民间的前朝皇子们。为了抚慰人心，康熙皇帝对有关官员说要派人察访明朝皇室后裔，授以职衔，让他们世代守卫南京孝陵，四时祭祀。几个月后，有关部门奏报说，明朝“亡故已久”，子孙埋没无闻，虽然经过多方查访，也没有找到确实可考的嫡裔，建议委派一名地方官吏专门负责孝陵的祀典，以表清廷关怀明朝之心。在公开的表演之下，康熙皇帝一直没有放松对前明皇室，尤其是对朱三太子朱慈炯的搜捕。清朝在各地暗暗布下天罗地网，展开大海捞针的搜捕，就是没有找到朱慈炯的影子。

康熙四十五年（公元1716年）腊月，山东省汶上县解任在家的前饶阳41县令李方远家里来了一位张先生。

张先生自称是李方远的“故人”。李方远花费了很长时间，才想起这位张先生的来龙去脉来。早在康熙二十二年，李方远在一家路姓大户家中见到一位丰标秀整、侃侃能言的先生，就和他攀谈起来。先生自称姓张，号潜斋，在浙中大户张家为家庭教师。李方远和张先生相谈甚欢，交往密切，通过诗词唱和很快就成为密友。后来，张先生漂泊他乡，李方远则宦海沉浮，双方拜别后已经二十多年没有联系了。现在，李方远和张先生都已经是白发老人，故人相逢，分外亲热。两人立刻欢饮畅谈起来。这么多年来，张先生的生活并不如意。他这次是来投靠李方远，乞求李方远能够帮他谋求一教职，养家糊口。李方远见张先生已经年逾古稀，心中老大不忍，最后熬不过对方苦苦相求，就安顿张先生在自己家和邻近几户官宦人家里教子弟读书。

两年后（康熙四十七年）阴历四月初三，李方远正与家中与张先生下棋。突然，本地官吏调发大军，如临大敌，将李方远团团围住。兵丁破门而入，将李方远和张先生二人捆绑起来。

李方远勃然大怒，呵斥说：“我是致仕家居的官宦，你们怎么能这么无礼？”

地方官理都不理李方远，逼问张先生：“说，你是何人？”

张先生淡淡地说：“我乃前朝皇子、定王朱慈炯。”

朱慈炯一生的经历满纸辛酸，充满传奇色彩。

根据朱慈炯当日的口供，当年李自成农民军战败西撤的时候，朱慈炯被一个姓毛的农民军将领带往河南。这个毛将军把战马卖掉，买了耕牛，种田过活，带着朱慈炯隐居起来。清朝建立后，对李自成的部下将领追查得很紧。毛将军最后抛弃朱慈炯，不知道逃到什么地方去了。当时朱慈炯只有十三岁，盲目地往南流浪。冥冥之间，朱慈炯逃到了祖先朱元璋的老家——安徽凤阳。在凤阳，朱慈炯遇见一个王姓老乡绅。王先生知道朱慈炯是明朝皇子后，冒险收留他在家。朱慈炯因此改姓王，躲过了清朝最初的搜捕。几年后，王先生病死了，朱慈炯就找了一座寺庙出家。长大后，和尚朱慈炯四处云游。一次云游到浙江，在古刹中遇见一位姓胡的余姚人。胡先生很赞赏朱慈炯的才学，就把朱慈炯邀请回家，让他还俗，还把女儿嫁给了朱慈炯。于是朱慈炯就改姓张，入赘胡家，长期隐居下来。

朱慈炯经过了这么多的坎坷，早已经把父皇崇祯皇帝分别时报仇复国的嘱托抛到爪哇岛去了。他只想做个普通人，安安静静地过完一生。朱慈炯在余姚安家后，生下了六个儿子。时间长了，家里人知道了朱慈炯的真实身份。一家人都生活在阴云之下，不敢声张。朱慈炯也不敢在家里常住了，化名王士元、何言咸等，经常往返于山东、两江、浙江一带，以教书糊口。李方远就是朱慈炯在一次游荡途中认识的。

朱慈炯是无欲无求了，可各地的造反者和野心家还是经常盗用他的名号。浙东的宁波、绍兴二府交界处的四明山一带有一股反清力量，首领是张廿、张廿二。他们就以拥戴朱三太子为号召，又亮出大明天德的年号，在四明山一带和清军展开游击战争。江苏太仓的一念和尚也拥戴朱三太子发动起义，与四明山的友军遥相呼应。造反者在长江三角洲一带的影响很大。朱慈炯怕引火烧身，在康熙四十五年七月举家迁到了湖州府长兴县。当年十一月，江浙一带官府加紧缉查朱三太子，已经成了惊弓之鸟的朱慈炯选择了抛弃家眷，只身出逃。

四明山和太仓的造反者很快就被清朝官府镇压下去。朱慈炯的真实身份也被告发，官府赶往湖州长兴县逮捕朱慈炯的儿子和孙子，朱慈炯的妻女六人在家上吊自杀。抛家弃子的朱慈炯成为官府的通缉犯。而朱慈炯自出逃后，用“张用观”的名字在山东汶上李方远家隐匿躲藏起来，直到两年后被抓。

朱慈炯被捕后，押回浙江审讯。康熙皇帝非常重视“朱三太子案”，派侍郎穆丹作为钦差大臣前往杭州负责审讯。钦差穆丹和两江总督等高官亲自出面审讯朱慈炯。

问：“现在江南有两处叛逆谋反案，都说要扶立你为帝，恢复明朝。你知罪吗？”

朱慈炯答：“我今年已经七十五岁，血气已衰，须发皆白，哪还有力气造反啊？再说，我不在三藩作乱时造反，却在如今太平盛世造反，于情理不通。我平日对占据城池、积蓄屯粮、招买军马、打造盔甲等事情一无所知，从无参与。还有，我曾在山东教书度日，那里距京师很近，如果我有反心，怎敢待在那里？”

清朝官员又押解生俘的大岚山造反首领，让他来“拜见”朱三太子。这位造反首领看了半天朱慈炯，说：“我不认得此人，他是谁啊？”

官员大怒：“他不就是你拥戴的明朝三太子、定王朱慈炯！”

造反首领说：“嗨，我们只是假借朱氏皇子名义鼓动百姓而已，并不知三太子真假。”

最后穆旦等人也不能确定这个朱慈炯是否就是真的朱慈炯，只好将朱慈炯押解到北京，由康熙皇帝定夺。康熙亲自翻阅卷宗，钦定这次抓住的就是朱慈炯。康熙皇帝御批说：“朱三者乃明代宗室，今已七十六岁。伊父子游行教书，寄食人家。”可见康熙皇帝相信了朱慈炯的供状，但是康熙皇帝置朱慈炯年逾古稀、苦苦求饶的现实情况于不顾，判定朱慈炯有罪。刑部因此做出结论：“朱某虽无谋反之事，未尝无谋反之心。”（朱慈炯虽然没有参加造反，也有想造反的心思。）最后清朝以“通贼罪”仍将朱慈炯父子全家处死。朱慈炯三代同堂，共赴黄泉。

包括康熙皇帝在内的多数人认为这个“朱三太子”是真的朱慈炯。他生于崇祯四年，死于康熙四十七年，终年七十八岁。但也有人认为此次抓住的朱慈炯也是假冒的。康熙皇帝为了早日将“朱三太子案”结案，匆匆找了个情况接近，稍微可信的人当替罪羊。在民间，百姓们依然相信朱三太子还活着，躲在某个乡间角落。康熙末年，台湾朱一贵发动大起义，一度控制全岛。朱一贵起义仍然尊奉朱三太子的名号。康熙皇帝的如意算盘落空了。

雍正二年，清朝找出一个名叫朱文元的镶白旗汉人，宣称朱文元就是明太祖第十三子、代简王的后裔。出于“政治团结”的需要，清朝封这个朱文元继承明朝皇室血脉，享受优厚的待遇，四时祭祀明朝皇陵。朱文元这一系，世代成了清朝的“政治花瓶”。雍正搬出一个朱文正后，仍然没有杜绝“朱三太子”的出现。雍正七年，有个叫李梅的人声称朱三太子没有死，而是流落到了海外。清朝广东总督亲自带兵抓捕李梅，李梅不知所终。此后国内的浙江、广西，国外的越南、吕宋等地都出现了朱三太子的踪迹，让清朝头痛不已。一直到乾隆年间，清朝入关超过百年，百姓对明朝的记忆已经淡忘，“反清复明”的号召起不了什么作用了，“朱三太子”才慢慢销声匿迹。

清朝早期有关“朱三太子”的风风雨雨，反复告诉后人：亡国太子必须死。不论是投奔哪一方，不论身处何时何地，没有人愿意他们出来分享政治权力，也没有人愿意他们隐居在民间成为政治隐患。

清洗后宫：明成祖朱棣为何屠杀3000宫女

明成祖朱棣起兵夺取其侄儿朱允炆江山之事实，早已获得了上至史学专家下至平明百姓的一致认同，没有丝毫疑义，也难以再激起普通群众的兴趣。然而，明成祖屠杀宫女之事，却鲜有人知，屠杀宫女的原因，知之者更是少之又少。据不完全统计，明成祖朱棣前前后后一共屠杀了三四千名宫女。那么，他究竟为何要对这么多无辜的宫女痛下杀手呢？

尽管是通过起兵反叛而登上权力的最高峰，但是无可否认，明成祖朱棣确实是中国历史上少数几个精明能干的帝王之一。他很有能力、精力旺盛，这是他作为帝王的优点，但是他的缺点也不容忽视，性格固执、刚愎自用、猜忌多疑、杀人如麻，尤其是在暴怒之时，更是杀人不眨眼。因此，与其说3000多名佳丽是死在明成祖朱棣的刀下，倒不如说是死在他猜忌多疑而又极易暴怒的个性上。

据史料记载，明成祖朱棣一共对宫女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屠杀行动。第一次是在永乐初年，这次屠杀宫女、宦官的数量较少，只有100多名；第二次发生在永乐末年，这次屠杀的宫女、宦官的数量加起来大概将近3000人，这样大规模屠杀宫女的事件，在中国历史上实属罕见。也许，平常人都无法理解：作为一个高高在上的帝王，为何要对一些地位卑贱的宫女痛下杀手呢？用意何在？

要弄清明成祖屠杀宫女背后的故事，还得从永乐初年说起。永乐初年，在明成祖朱棣的治理下，原本逐渐衰落的大明王朝又重新焕发出了新的活力，国力蒸蒸日上。在这种大好的形势下，明成祖朱棣也开始像历代和平中的君王一样，将自己沉迷于温柔乡之中，于是在全国各地广为选美，后宫美女日益增多。在所选的佳丽之中，选自朝鲜的美女权氏凭借着绝佳的容貌和过人的才华，迅速从众多貌美如花的宫女之中脱颖而出，赢得了朱棣的怜爱，成为朱棣最宠幸的妃子之一。公元1410年，生性喜好战争的明成祖朱棣又按捺不住征服的欲望，亲自率军出征漠北。出征之前，他特地带上权贤妃作为随侍嫔妃宫女，随军出塞。但是令朱棣没有料到的是，这位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嫔妃竟然在大军凯旋回宫的路上得病身亡，死于临城，葬在峄县，权贤妃的死给朱棣带来了沉重的打击。

在明成祖伤心欲绝之时，恰好宫中有人报告给了他一重要消息，明成主朱棣听后勃然大怒，没有细查便诛杀了100多名宫女宦官。事情还得从一朝鲜商贾的女儿贾吕说起，她被选入宫后，并没有得到明成祖朱棣的宠幸，内心苦闷不堪。后来，她遇到了本国先期入宫的宫人吕氏，由于两人同时朝鲜人，贾吕便想与吕氏交往。可是，吕氏鄙视贾吕的为人，不愿意和她交往，于是贾吕一直怀恨在心，等待着报复的机会。成祖贤妃权氏死于北征凯旋回师途中的消息无疑给贾吕带来了报复吕氏的机会，因为吕氏当时随军侍候过贤妃，很容易诬陷。于是她便在伤心欲绝的明成祖面前诬告贤妃是被吕氏毒死的，这便发生了永乐初年的第一次宫女、宦官大屠杀。

贤妃权氏的去世尽管使明成祖伤心欲绝，但是经历过一段时间之后，他逐渐从悲痛之中解脱出来，王贵妃逐渐取代贤妃权氏，成为当时明成祖最为宠幸的妃子。但可能是王贵妃无福消受这种莫大的荣幸，正在明成祖准备册立她为皇后之时，她便得病去世，走完了极其短暂的一生。王贵妃的去世使成祖再一次经历丧失宠妃的伤痛。事有凑巧，正在明成祖朱棣伤心欲绝之时，贾吕与宫人鱼氏私下与小宦结好之事又传入了他的耳中。听到这一消息之后，明成祖朱棣甚为恼火，雷霆大发，贾吕和鱼氏惧祸，便上吊自杀。为了查出宫廷究竟还有多少类似的丑闻，明成祖决定亲自审讯贾吕侍婢，刑讯的结果让他直冒冷汗，竟然查出这班宫女要谋杀皇帝的口供！这个消息无异于一个晴天霹雳，朱棣极为震惊和恼怒，便决定清洗后宫，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受株连被诛杀的宫女将近有2800名，再加上永乐初年他所屠杀的100多名宫女，将近有3000名宫女死于明成祖朱棣的屠刀之下。据《李朝实录》记载，当宫中人被惨杀之时，适有宫殿被雷电击中，宫中的人都很高兴，以为朱棣会因害怕报应而停止杀人，可是朱棣依旧如故，丝毫“不以为戒，恣行诛戮，无异平日”。

据史料记载，“明成祖晚年患疾病，容易狂怒，发作难以控制，甚至歇斯底里，他本人残忍好杀，又添上晚年患有疾病，所以就更加狂暴异常”。这大概是冥冥之中上天对他杀人过多的惩戒吧。

粉碎“四人帮”时任中央领导即时谈

华国锋：七四年二月十五日，毛主席指示：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夹走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下面主席还有话：迟群、小谢有错误，三箭齐放不好，从前面进来的有坏的，从后面进来的也有好的。

七四年七月十八日毛主席说：“反所谓经验主义，江青不懂。”

华国锋：发现“按既定方针办”的错误以后，张春桥提出这件事不要下达，免得引起纠纷。当时我考虑可以，我提要让外交部机关核心小组都知道，并电话黄华同志。但后来知道，外交部有七个核心小组成员不知道，而“四人帮”以外交部核心组名义把王海容换下来，不给看文件。

政治局十四日讨论十八日追悼会上的悼词时，我提出要增加“三要三不要”和“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叶帅表示同意，陈锡联提出非常重要，一定要加上。姚文元负责起草悼词，姚没说话只是笑了笑，没记下。到十六日定稿时，没有加上，汪东兴同志提出为什么不加上，张春桥当时很不满意的摆了摆手说：“加吧！加吧！”

主席逝世后，中央作三条决定：“坚定沉着，坚守岗位，化悲痛为力量。”同时决定由陈锡联带一个秘书和我带一个秘书，设联合办公室。有一次办公室送来文件给我，王洪文已批过，给我我才知道还有另外一个办公室。

汪东兴插话：这个办公室是米士其（王的秘书）搞的，与各省市直接联系。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热烈拥护中共中央两项决定，陈锡联给各兵种的负责同志打招呼，对“四人帮”采取的措施，很多同志听后兴奋的当场晕了过去。

对“四人帮”必须现在解决，再拖半年受不了，国民经济受不了。

李先念：党员给中央、毛主席写信是党章规定的。而朱穆之等三人给毛主席写信，他们就打击，把治丧委员会上朱穆之的名字划掉了。

七六年四月，在上海出现八位副总理的讲话材料，要在上海批判。这是开国以来从没有的，是开国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反革命事件。今年钢铁、铁路文件，是王洪文送给毛主席批的，我们都作了自我批评，王洪文不作自我批评。

丰庆轮的问题，江青斥责周其才（八三四一部队政委，现机要局长）要打按语发给全国，把前一次的按语印发下去，周犹豫不决，江说：“你要小心后路。”周汇报给华国锋，华送主席阅，主席签了不发。

江青点名批王海蓉、唐闻生是邓的谣言公司分公司的老板，要乔冠华以党性担保，整王海蓉、唐闻生。在一次接见外宾向主席告别时谈了这个情况，主席说：“这是借刀杀人，不听他的。”

今年在国家计划座谈会上，江等“四人帮”煽动到会的同志整叶、李、余、谷的材料，结果会议没法开下去，华问张春桥，张当场指桌子说：“让人家讲话，不然欠人家的债。”华说：“我不同意，如果要印就把会议引向了邪路。”

汪东兴插话：“天安门事件主席在湖南，在决定华任副主席的文件上加上”第一“两个字，我向主席说：你选了个好的”主席说：你赞成吗？我说我举双手赞成。主席讲了三条：第一、他有一个省的全面工作经验，有工业、农业、财贸等等，到中央工作了几年，第二、这个人忠厚老实，第三，这个人不蠢。

华接着讲：七二年，江青把主席气得发了虚脱，当时江大哭大闹，要进主席屋，汪东兴不让进，江说：“你是特务头子，”江到总理面前说，在主席身边的人都是特务，总理听完气得哭了。主席病好了，汪东兴把情况告诉主席，主席讲：还是你有办法，能档住她。在批林时，主席说：“汪是好人，认人不认线，”。

陈永贵：讲法权，江是最大的法权者，她坐一个专列火车厢，吃的都是以广西桂林调来的，连喝的水都是以广西桂林调来的。那天主席病重，给我们去电报，我在回来的路上心里焦急，沉重。但她们从山西上车到石家庄打了七个小时朴克，谈笑风生。在大寨，郭风莲扶她上车，她说：“你给我滚开，你是听邓的。”

10月8日晚上接着讲

汪东兴：姚文元之父姚蓬子是反动作家，是叛徒、特务，现在青海劳改。

华讲：陈永贵提出搬出钓鱼台，实行三三制，三分之一在中央，三分之一在大寨，三分之一在全国各地调查了解。毛主席转天以后就批示：“报告很好，钓鱼台没有鱼可钓，有的都是乌龟王八蛋。”转天，王洪文看到这个批示就大骂，“我们在钓鱼台就钓了大鱼，谁说没有鱼。”

中共中央（76）4号文件，毛主席十八条指示，他们也修改。如毛主席对文化大革命的估价问题这部分，原来主席写的是：“着重解决有所不足方面……”他们改为“现在研究在有所不足方面……”主席看了以后很气愤，要求立即改，毛远新不改，这次逮捕毛远新时才查出来。

叶帅请病假，张在病假条上打个“号，王在上面打个大”号，他们居心何在？

李先念插话：前一段“四人帮”搞追谣，其实有的谣言，不是谣言而是真的，在外交部“四人帮”就不敢听追谣，许多谣言一追到外交部都是真的。王、唐都知道。以江为首的到海南岛去。要指挥炮兵打几十发炮弹，并在那里照像，请示苏振华，苏不同意，江青说：你不要得意忘形，你可不要忘了黄克诚。结果还是打了炮，这样一来，一、把炮兵陈地暴露，情报送到敌人手里。二、是把炮弹打到了海里引起国际争端。他们是资产阶级太上皇。

叶：七四年七月十七日，毛主席批评江青：不要搞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家戴帽子。当时江青表示：钢铁厂送给小平同志，帽子工厂留给我，我有错误就认。毛主席说：“你大声说，江又说了一遍。毛主席对参加会议的政治局成员说：大家都听到了。你说话要算数，言必行，行必果。”毛主席又指着江青向全体政治局成员说：他并不代表我，她只代表她自己，对她要一分为二，当然有好的方面，但是错误也不好改，你改也难，又指江青说：她算上海帮，你们应注意（指四人帮）。

华：批邓怎么看，小平有错误，但毛远新倾向性很大，毛主席关于批邓的很多指示，叫他一改走了样，他加了一些他的私货。当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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