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林堃著,四川省艺术研究院编
出版社：四川文艺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蜀舞撷萃：我与四川民族民间舞蹈试读：
前言
四川省艺术研究院为该院研究员、离休干部林堃先生选编出版一部《蜀舞撷萃：我与四川民族民间舞蹈》专著，这可谓是功德圆满的一项盛举，实在可喜可贺。
林堃先生是我景仰的文化界德高望重的专家学者中的一位佼佼者。他早年投身革命，从舞蹈演员到优秀编导，从文化干部到资深文艺学者，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历练，在中国舞蹈艺术研究领域卓然成家。他走过的是一条活脱脱的，具有中国革命特色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和文化自强的道路，实在可敬可佩。
四川是名副其实的文化大省，巴蜀文化源远流长，积淀深厚。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前期开始，由文化部和国家民委组织全国力量实施的中国十大民族民间文化集成志书编撰工作，此项工作以保存各民族文化遗产，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为宗旨，耗时十余年，先后组织了民间舞蹈等艺术门类的专家和学者深入乡村部落，对散落于民间的无形文化财富，进行科学有效的普查和梳理，第一次全面反映了我省民族民间优秀文化艺术成果。其中林堃先生协助主持的《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四川卷》，以浩繁的篇帙展现的民间流传的多民族原生态舞蹈，在千百年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以其独有的口传心授的方式，经各民族民间老艺人的不断完善，逐步形成具有浓郁四川地方文化特色的民间舞蹈形式。它作为巴蜀历史文化的传承载体，其舞种多元，舞曲丰富，动作优美，有许多耳熟能详的经典舞曲，深受广大民众的喜爱和推崇。这项利在当代、功在千秋的文化积累伟业，在新的历史时代，为地方文化薪火相传，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发挥着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巨大作用。近年来，随着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深入开展，具有巴蜀地域文化特色的民族民间舞蹈“卡斯达温”“巴塘弦子”等，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
我1986年到四川省文化厅工作，继承老领导彭长登、杜天文同志分管此项业务，因此与林堃先生多有过从，联系较为紧密。他专注于四川民间舞蹈的研究工作，协助主编编纂《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四川卷》和主持编撰了全国艺术科学“九五”规划项目《中华舞蹈志·四川卷》等重要志书，参与《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云南卷、贵州卷、西藏卷、陕西卷、甘肃卷、青海卷和湖北卷的终审工作，先后作为中华社会科学基金研究课题申报人、课题研究组组长主持研究、编写并出版《巴蜀舞蹈史》（获文化部第二届艺术科学研究成果二等奖）、《四川巴蜀舞蹈图录集》等舞蹈专著。先生艺术实践丰富，治学严谨，曾带领项目编写组和录像队长期深入四川各地民族民间舞蹈流播的山寨、村镇开展田野考察工作，采访录制拍摄了大量民间艺人和舞蹈能手珍贵的音像资料，还深入各大图书馆就四川的历史、文化、舞蹈和民俗逐一查询考证，并走访著名历史学、民族学教授和学者，厘清巴蜀民族民间音乐舞蹈的状况，这些扎实的田野调查研究工作，体现了一个学者应有的学术精神和文化立场。
我觉得在我们文化艺术界，需要学习林堃先生对民族舞蹈艺术一往情深的执着精神：当舞蹈演员，刻苦练功；做舞蹈导演，悉心指导；从事舞蹈研究工作，认真钻研；投身田野调查，一丝不苟。编纂舞蹈史志，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著一字空。并且脚踏实地继承传统，老而弥坚创新思维。这种孜孜矻矻、殚精竭虑的学术钻研态度，乃是何等高尚的抱负与襟怀！这种学术品格和精神风范应当成为我们新时代的楷模，以他为榜样，提升包括我在内的从业者的学术气质和水平，从而促进我国的艺术文化繁荣兴盛。
本书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为林堃先生20世纪80年代田野调查编纂舞蹈志书的经历和见闻，纪实可读性强；第二部分为林堃先生从事舞蹈研究所撰论文辑录，学术研究性颇强。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需要像林堃先生一样数十年如一日的持之以恒的坚持与坚守，对待民族文化遗产，都应有敬畏的心态，使四川地方民族民间文化积累得以传承和发展，这便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我们选编此书的宗旨。
严福昌
2018年11月12日序
因为身在巴蜀，也就留心家乡文化；因为研究家乡文化，也就多关注巴蜀歌舞艺术；因为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也就屡屡考察民间歌舞类巴蜀艺术遗产；因为巴山蜀水有多民族共居，也就格外注重巴蜀区域内各民族（尤其是少数民族）艺术文化。凡此种种，对于关注文化遗产、研究民俗艺术并时常行走在田野中的我来说，是顺理成章、自然而然的。
2018年夏天，炎热又多雨的7月，一沓厚厚的书稿展开在我面前，这是四川省艺术研究院送来并约我撰序的，著者是林堃。以《蜀舞撷萃：我与四川民族民间舞蹈》为题的这部书稿，内容包括两大部分：一是可贵的口述资料，一是精选的研究文稿。前者是年逾八旬的著者田野考察的文字整理，后者是从事舞蹈研究多年的著者所撰论文的辑录。二者作为其心血结晶，见证着蜀艺历史，也对后学有参考价值。本着文化积累之心，省艺研院拟出版该书稿并邀请我写几句话。于是，我一方面就完善书稿编辑提了若干建议，一方面写下这样的文字：“林堃先生是令人敬重的舞蹈界前辈，在巴蜀地区，像林先生这样有艺术实践经历又有理论研究功夫的人士不多。他的这本《蜀舞撷萃：我与四川民族民间舞蹈》有价值，特别是他的口述，尤其对于后人了解当年十大文艺集成志编纂工作很有意义，是不可多得的史料。我与林先生相识多年，十多年前我们也曾一道行走在少数民族地区村寨，也常常听他讲起当年他们做田野调查，编纂文艺志书的经历和见闻。”又云，“从提供的书稿雏形看，林先生此书由‘往事追述’和‘论文辑录’两大部分构成，一重叙事，一重研究，二者恰好可以形成互补……总而言之，自述稿要尽量多充实关于当年人和事的记叙，因为林先生作为巴蜀舞蹈的亲历者和见证者，他对当年经历、见闻的回忆和讲述，都是舞蹈史论书籍之外不可多得的史料。希望省艺术研究院做好相关工作，与出版社联系早日推出此书。向林堃先生致敬！”
四川地处中国西部。北起甘南，经川西阿坝、甘孜、凉山三州，该地带属于人称“藏彝走廊”或“藏羌彝走廊”区域，也就是民族学和人类学所讲的“民族走廊”。这里是青藏高原东南边缘，地处中国地势第二阶梯，山川与河流大多呈南北走向，既是联系西北与西南的天然通道，也是中原出入西藏的交通要冲，更是民族迁徙与民族交融的活动长廊。综观跟“两河”（长江、黄河）关系密切的中华文化，该走廊又是连接黄河文明与长江文明的重要纽带。这里聚居着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的诸多民族，各族人民在此地带上休养生息，交流往来，形成了绚丽多彩又底蕴深厚的民族文化。在这些民族分布的山川河谷中，保存着许许多多堪称中华民族文化“活化石”的东西。多民族的四川有十多个世居少数民族，有中国唯一的羌族聚居区、最大的彝族聚居区和第二大藏区，而川南宜宾、泸州也是苗族聚居地。从新世纪之初，我便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保护、名录评审、工作指导和学术讲座，就我所见，非遗名录评审从省上到国家都相当重视少数民族地区。2006年5月20日，经国务院批准公布，中国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共计518项，其中少数民族项目为165项，约占全部项目的三分之一；2007年，国家公布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代表性传承人226名，其中有少数民族代表性传承人74名，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一。2007年，有关部委在部署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申报工作时，也强调要多多关注边疆省区少数民族以及跨境民族的项目。2008年，第二批国家级非遗名录公布，至此，中国55个少数民族均有项目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纵观历年来的国家级名录，有不少是来自少数民族的演艺类非遗项目。
以入选首批国家级非遗名录者为例，其中少数民族项目的具体情况如括号中所示：民间文学31项（占15项）、民间音乐72项（占23项）、民间舞蹈41项（占25项）、传统戏剧92项（占12项）、曲艺46项（占8项）、杂技与竞技17项（占6项）、民间美术51项（占10项）、传统手工技艺89项（占29项）、传统医药9项（占1项）、民俗70项（占41项）。就四川而言，“卡斯达温”是首批列入国家级非遗名录的项目，由岷江上游黑水地区申报。2002年9月，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及文化主管部门组织专家队伍赴岷江上游调研民族民间文化，我与林堃先生由此相识。2005年8月，为配合国家民族民间文化遗产抢救保护工程，省上组织团队赴黑水县村寨就“卡斯达温”进行调查、记录和拍摄，我们有了更多交往。目睹当时状况，作为编纂十大文艺集成志书的过来人，他深深感叹像“卡斯达温”这类民族民间舞蹈在当今的变迁及濒危。是啊，叹之深是因为爱之切，林老师（大家对他的尊称）身为舞蹈行中人和历史见证者，当然有比我等更深刻的感受。传统舞蹈方面，首批进入国家级名录的四川地区少数民族非遗项目，还有藏族的“巴塘弦子”，以及虽以民俗类申报但跟羌族民间歌舞有直接联系的“瓦尔俄足”、跟彝族民间歌舞多有关联的“火把节”。前不久，我在宜宾酒都剧场观看了歌舞剧《博巴森根·辫子魂》，此乃由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从非遗项目“博巴森根”取材的新创作品，该项目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遗名录。非遗保护工作在中国走过了十多个年头，历年入选国家级以及省级非遗名录的四川少数民族舞蹈项目有不少，如羌族“羊皮鼓舞”、藏族“马奈锅庄”、彝族“朵洛荷”（“都火”）、傈僳族“蹀脚舞”等。记得2005年非遗名录申报拉开帷幕时，给各地制作申报材料的提醒之一就是要注意那些曾被收入十大文艺集成志书之省卷的项目，而在传统舞蹈方面，林老师正是当年协助主持编纂《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四川卷》以及《中华舞蹈志·四川卷》等重要志书的前辈。
对巴蜀民族民间音乐舞蹈的调查和研究，向来是林先生所在的省艺术研究院的业务强项，成果不少。以行走田野“追寻”艺术者自称的林先生，足迹几乎遍及巴蜀地区，谈起巴蜀民族民间舞蹈时如数家珍，而且一往情深，说他每每有由衷的“震撼”。的确，民间有妙艺，民间有大美，这艺这美常常让你眼睛一亮，不能不打内心深处赞叹。多年来，关注非遗，研究民艺，背着行囊走四方，走访各地民间，走访不同民族，我与林先生有同感。“无论在任何时间、任何事件中，我们对民族文化遗产，都应有敬畏的心态，敬畏那无数前辈呕尽心血的创建，敬畏那遥远年代留存下来的珍藏，敬畏那一招一式包含的审美理念，敬畏那多彩的形象性格展示的内涵。有这种敬畏的心态，我们才能深入探究到民族民间舞蹈的美学宝藏。”（《蜀舞撷萃：我与四川民族民间舞蹈》）对此我亦有共鸣。有“追寻”，知“敬畏”，是民族民间文艺研究者的立足之本。敬重民间，敬重传统，以敬畏之心对待积淀深厚的民族民间文化遗产，这是我们必须有的学术姿态和文化立场。多年来，参与非遗保护，举办相关讲座，带民俗学及文学人类学研究生，给本科生讲授民俗文化、中华文化，我也常有这般提醒和告诫。
有感行文，笔不前驰。是为序。
李祥林
2018年冬于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作者小传
林堃，1936年农历八月二十四日出生于天津，1949年3月参军，1958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中国舞蹈家协会会员，四川省舞蹈家协会第一届（1964年3月）至第三届理事、常务理事。1987年评定为副研究员，2005年评定为研究员。四川省艺术研究院研究员，艺术委员会委员。
林堃在平津战役刚刚结束的1949年3月，即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一名小兵。随军转赴山西、陕西，于1949年底从陕西翻越秦岭进军西南到四川。
1952年5月调川西军区文工团，成为一名专业的舞蹈演员。1952年10月川西、川东两大文工团合并为四川军区文工团，后命名为战旗歌舞团、话剧团。林堃成为成都军区战旗歌舞团主要舞蹈演员、分队长，曾表演了大量的领舞独舞角色，在大型舞剧《蝶恋花》中扮演柳直荀，并担任过大量舞蹈节目的排练者和导演。
林堃在军队期间曾在1952年、1958年深入作战部队，经历过枪林弹雨的战斗生活，1965年为援越抗美在越南北方战斗、工作、生活了十多个月。“文化大革命”后，林堃被迫离开部队，到天津手表厂做了九年的工人。
1979年林堃回到成都，不久即回到文化战线，调进四川省群众文化馆任舞蹈工作室主任，随着《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以下简称《舞蹈集成》）的工作开展，调往四川省民族音乐舞蹈研究中心即以后的四川省音乐舞蹈研究所，任舞蹈研究室主任，《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四川卷》副主编兼编辑部主任。
在近十年《舞蹈集成·四川卷》的调查、搜集、研究、编写工作中，林堃走遍了全省各地、市、州的主要县、乡，几乎访遍了省内有关的专家学者，《舞蹈集成·四川卷》完成后获得总编辑部的好评。接着林堃被聘为《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总编辑部特约编辑，参加了对《舞蹈集成》湖北卷、陕西卷、云南卷、西藏卷、贵州卷、甘肃卷、青海卷的终审工作。
由于在《舞蹈集成》工作中的积累，《舞蹈集成》完成后，林堃即向文化部申报科研项目“巴蜀舞蹈史”，获批准后，即担任课题组长，几经周折，于2003年完成中华社会科学基金研究课题“巴蜀舞蹈史”的课题研究，并获文化部第二届艺术科学研究成果二等奖。该书于2004年8月出版。
材堃担任主编的《四川古代舞蹈图录集》于2002年完成，2003年8月出版，该书收入四川、重庆即巴蜀两地古代珍贵的舞蹈图片228幅，其中林堃拍摄的照片资料145幅。
林堃担任主编，于2007年完成全国艺术科学“九五”规划重点项目《中华舞蹈志·四川卷》的编写，于2007年12月出版。至此，在民族民间舞蹈研究领域，我省成为史、志、图齐全的省份。引子
1981年我在四川省群众艺术馆任舞蹈工作室主任，正逢文化部、国家民委和中国舞蹈家协会联合发出通知，发起编纂《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以下简称《舞蹈集成》），动员组织全国力量进行民族民间舞蹈的普查、收集、整理、编写工作。《舞蹈集成》是自1979年以来，文化部、国家民委和各艺术家协会先后发起编纂的，十部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中的一部，于1983年1月列为“六五”跨“七五”国家重点科研项目，于2000年全部完成出版。《中国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由各省各出10卷，共300卷，450册，约5亿字，于2006年全部出齐，堪称中华民族文化长城。
接到文化部、国家民委和中国舞蹈家协会联合发出编纂《舞蹈集成》省卷的通知和文化部关于编辑出版《舞蹈集成》的补充通知后，当时的文化局立即成立了《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四川卷》编辑领导小组和编辑办公室，领导小组组长由文化局副局长陈国志担任，民委副主任孙自强和省文化局副局长、四川省舞蹈家协会主席彭长登担任副组长，办公室主任由省艺术馆副馆长郭生担任，下设三个副主任，由省文化局（省艺术馆属文化局系统）的我、省民委的侯荣华和省舞协的胡德嘉担任。从此我便开始投身于《舞蹈集成》的发动、调查、搜集、研究和撰写工作中。
1985年3月为统管省文化系统负责编写的六部文艺集成志书，在省文化厅（这时文化局已改称文化厅）下成立了“四川省民族音乐舞蹈研究中心”（即以后的四川省音乐舞蹈研究所）。
经省文化厅批准《舞蹈集成·四川卷》正式组成了15人的编委会，成立了编辑部，聘定彭长登为主编，我和胡德嘉为副主编，同时我还兼任编辑部主任，调到“研究中心”任舞蹈研究室主任。在1985年全国文艺集成志书编纂工作成都会议上，我代表《舞蹈集成·四川卷》编辑部接受与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签订的议定书，这份《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四川卷》编纂议定书当时是由全国艺术规划领导小组特邀专家、文化部艺委会委员、北京舞蹈学院院长陈锦清，代表全国艺术规划领导小组签署的。
我在1985年全国文艺集成志书编纂工作成都会议上，接受《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四川卷》编纂议定书
我们知道舞蹈是以人们的肢体在流动中产生的动态的艺术，尽管舞蹈艺术产生在人类早期的原始社会，而且曾经是人们的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在不多的史籍记载中，我们看到的只是概貌的描述，或是人们观看后的感叹，或是形态瞬间的图像。我们无法知道那些古代感人至深的或是流传甚广的舞蹈是怎样的动作，那牵绕人们心灵、让人们忘情投入的是怎样的动态、韵味，无法感受那些舞蹈姿态的流动所产生的心灵的震动。尤其是那些在民间流传的民族民间舞蹈，它们在千百年的发展中，积淀着民族历史文化的丰富内涵，最真实、最直接地表达着亿万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在至今保存的文籍中，为我们留下对民族民间舞蹈的记载少之又少，那不仅因为民族民间舞蹈是大众活动中的产物，不在上层社会的眼中，还因为舞蹈在诸艺术品种中是最难以记载下来的，用图表符号的形式记录舞蹈的方法——舞谱，只是近代才创造出来。实际上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对自己民族民间绚丽的文艺宝藏做过全面系统的搜集整理工作，更何况一直以口传身教的方法流传下来的民族民间舞蹈。《中国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总编辑部的主编周巍峙和各文艺门类的前辈们，从全面保存中华民族文化，使之立于世界文化之林的高峰，提出编辑十部文艺集成志书，全面搜集整理我国各民族的文化宝藏，第一次将中华民族几千年散落在民间的无形的精神遗产变为有形的文化财富，第一次全面地反映中华民族几千年民族民间优秀文化艺术成果，堪称中华民族文化长城，这不仅在我国，在世界上都是第一次。《舞蹈集成》明确要求“准确、科学、全面地记录各民族、各地区的民间舞蹈，不仅要记录动作、音乐、场记、服饰、道具，还要记下每个舞蹈的流传地区，历史演变，有关的传说和历史记载，艺人情况，以及相应的风俗习惯和宗教意识活动”（《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前言》）。对其中的舞蹈动作，要求用文字结合绘图的方法，做到依书中的记载能做出原舞蹈动作的面貌来。这就要求我们参与编写的人员，要对所编写的项目进行全面的调查研究，不仅深入了解其发展历史、流传地域、传承体系，还要分析其动作韵律、节奏分配、组合规律，掌握这一舞蹈的全面风貌。
我国民族众多，历史悠久，民族民间舞蹈千姿百态。四川是处于我国西南的文化大省，不仅文化发展久远，共同生活在这里聚居的少数民族就有14个之多，其中人数最多的是彝族，有150多万聚居在大小凉山、大宁河流域；在古代史籍中记载的羌族，是我国唯一保持数千年前古老族称的民族，他们只聚居在我省的茂县、汶川、北川一带，虽然人数不多，却保留着珍贵、古老的羌文化；歌舞繁盛的藏族在四川的分支众多，有居住在金沙江、雅砻江畔和大渡河上游的康巴藏族，有居住在岷江上游、大小金川以及夹金山麓的嘉绒藏族，还有居住在九寨沟县、绵阳平武县夺布河的白马藏族，四川的藏区历来有歌舞海洋之称；另外还有在川南与贵州交界处居住的苗族；现属重庆与湖南、湖北交界处的土家族；与云南交界的泸沽湖旁，居住的摩梭人……四川的汉族舞蹈，由于地理环境和历史、文化发展的诸多因素，也具有独特的风格色彩。由此可见，四川的民族民间舞蹈文化是丰富多彩的。
在《舞蹈集成》的编写工作中，我们在彭长登主编的带领，各方专家、学者和有关单位的指导、支持、帮助，以及全省广大的舞蹈工作者、民间艺人的无私奉献和编写人员的努力下，历时10年，于1990年11月顺利地通过《舞蹈集成》总编辑部的终审，《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四川卷》分上下两册，于1993年12月以1595页、243万的字数出版，为四川的文化建设铺下了一块坚实的基石，为中华民族文化长城筑进了一块绚丽的彩砖。
在从事《舞蹈集成》编撰的全过程中，为了能做好这件具有历史价值的工作，呈现给人们一部具有较高质量的卷本，我们从重点舞种——全国唯一在我省聚居的羌族舞蹈入手，在完成全面舞蹈调查搜集工作和对羌族舞蹈的舞种、动律、组合结构、表现的内容，结合羌族的历史、文化、宗教信仰，以及不同方言区而显现出不同的舞蹈风貌，进行细致的分析后，编写出了《舞蹈集成》的“羌族舞蹈”试写本，作为我省《舞蹈集成》的第一个舞种编写范本，在文化厅召开的全省“集成志书编写工作会”上，发给参与会议的人员。这本试写本对发动全省各市、地、州建立工作班子，开展全面的普查、搜集和编写工作，并要求各县编写出县的普查本，各地、市、州出版《舞蹈集成》各地、市、州的资料卷，起了很大的作用。为了使全省参与这项工作的人员具有适应集成工作的能力，1985年11月，我们举办了各市、地、州参加《舞蹈集成》工作人员的培训班，请来总编辑部的孙景琛、陈冲、吴曼英和省内有关民族学、历史学和文化学方面的李绍明、周锡银、流沙河等专家，为各市、地、州参与这项工作的人员举行讲座，讲授了《民族学》《宗教与信仰》《中国舞蹈史》《四川文化史》《四川民族史》和《舞蹈动作绘图》等课程，培训他们具备完成《舞蹈集成》的普查和资料卷编写的能力。
我有幸与《舞蹈集成·四川卷》编辑部、项目编写组和录像队的同事们一起，深入边远山区，高原山寨，采访了无数的民间艺人、舞蹈能手，几乎走遍了四川的各地、市、州（在编写《舞蹈集成·四川卷》时，重庆还没有设为直辖市，文中提到的四川，是包括重庆市在内的四川省）。其间，为能搜集到我省民族民间舞蹈表演活动真实的面貌，经文化厅批准，购置了当时高质量的录像设备，自1983年至1988年在厅录像室的支持下，连续6年（包含6年的整个春节期间）在民族民间舞蹈流传的山寨、村镇，录制了高质量的录像资料，拍摄了大量的照片。这些真实的原生态资料，保存在四川省艺术研究院资料馆，计有录像原始资料399盘（20分钟资料盘），照片千余张，这些资料涵盖了20世纪80年代以前，在四川主要流传的民族民间舞蹈表演状况，其中有的是民间老艺人绝世的影像，它们将随着历史的发展，越来越显现出宝贵的价值。
为了撰写《舞蹈集成》中的项目——我和胡德嘉担任全卷“综述”的撰写，我担负“羌族舞蹈”和“四川土家族舞蹈”概况和一些舞种概述的撰写，为此我查阅了省图书馆、四川大学图书馆、省市各地博物馆、文管所馆藏有关的史志和文物资料，以及其他外省各地有关四川历史、文化、舞蹈、民俗等资料。这些资料不仅使我较好地完成在《舞蹈集成》中担任项目的撰写工作，还为以后的课题研究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所以在《舞蹈集成》终审通过后，我即向文化部申报了“巴蜀舞蹈史”的研究课题，由全国艺术规划领导小组以艺规字（92）第15号文，批准为“八五课题”“92年度中华社会科学研究课题”；1994年由吕波申报了与“巴蜀舞蹈史”相联系的“四川古代舞蹈图录集”的课题项目，亦批准为“中华社会科学研究课题”。在《巴蜀舞蹈史》的编写中，我担任课题组组长，就巴蜀的历史文化，访问了蒙默、童恩正、任乃强、王家佑等在川著名的历史学、民族学教授和学者。我担任主编的《巴蜀舞蹈史》于2004年8月出版，2004年9月课题项目获准结项，2006年获文化部第二届文化艺术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我担任主编的《四川古代舞蹈图录集》和《中华舞蹈志·四川卷》也分别于2003年8月和2007年12月出版。至此，我省在舞蹈史、论研究上成为全国唯一舞蹈史、志、图齐全的省份。
在这个集子里，将把我在《舞蹈集成》工作中的调查所见和采访专家、艺人的心得体会，以及我们在编写中对四川民族民间舞蹈的认识和我们采取的态度、观点和做法写出来，希望为对四川民族民间舞蹈和四川民族文化有兴趣的仁人志士们，提供有价值的参考。第一篇 羌族舞蹈的追寻
一、茂县的第一次调查
——羌族舞蹈给我的震撼
我省《舞蹈集成》的编纂工作，实际是从1981年9月省群众艺术馆舞蹈工作室调查、搜集羌族舞蹈开始的。
我们选择羌族作为最先的调查项目，是因为羌族是唯一沿用着数千年前古老民族称谓的民族，是56个民族中只在我省聚居的民族。当时在我国的少数民族舞蹈中，许多民族舞蹈已经在舞台上或文化生活中显露出华丽的篇章，而羌族舞蹈却很少为人们知晓，作为四川的舞蹈工作者有责任首先将这一古老民族的舞蹈文化展现出来。
为了这一目的，我们在1981年9月21日首先进入当时称为茂汶羌族自治县的渭门、沙坝、三龙、赤不苏，历时40多天，对羌族民间舞蹈进行深入的搜集调查。1982年成立《舞蹈集成》编辑办公室后，我担任组长，由当时省艺术馆舞蹈组的杨宽敏、韩树先、黄玉如，原西南和省舞蹈学校的杨代华、胡其征参加，正式组成了“羌舞编写小组”，又反复多次进入羌族地区，几乎走遍了茂县、汶川、理县的所有羌族山寨。
其实1981年已经是我第三次进茂县了。第一次是在1952年，我在川西军区文工团下部队参加黑水战役，经打古沟到黑水，战事结束后，从芦花官寨（即现在的黑水县所在地）沿黑水河、岷江，经茂县回成都；第二次是1953年，我们沿成阿公路并在鹧鸪山山顶的垭口，为修筑成阿公路的筑路部队作慰问演出，后到刷金寺慰问军分区和地方机关演出，那时茂县军分区和茂州（即现在的阿坝州）的党政机关设在那里。演出结束后，翻越亚克夏山至芦花寨，由当时的女头人芦花太太带我们前往麻窝，参加那里正在举办的庙会活动，仍经茂县回成都。那时在芦花，我曾经向当时的茂县文工队（现阿坝州歌舞团前身）学过他们搜集的当地少数民族的舞蹈《羊毛锅庄》《来苏锅庄》和《喀呀容比》，但是当时我对羌族还没有任何的了解。这一次我们进茂县，则是专为调查和搜集羌族舞蹈而行的。
1981年9月21日早晨8点，我们从成都老西门车站乘长途汽车，过灌县（即现在的都江堰市）沿岷江左岸溯江而上，在出灌县20多公里的地方，被前方发生的撞车事故堵了三个半小时，到汶川（原来叫威州）已是下午4点多了。第二天沿途又遇多处塌方，在××关渡乘钢索牵引的摆渡船到右岸，直到下午3点半才从茂县的南新乡进入茂县县城。
进入羌族地区后，我们看到远方很高的半山腰上，在山间的云雾半遮半掩中，层层的农田围绕着一簇簇的羌寨，四方形的寨房墙壁用一块块灰白色的石块垒起，上面开着不大的窗户，在寨房四角的尖顶处，有点点的白色点缀，墙顶四周码着一圈金黄色的东西，因为距离很远，我们看不清是什么，但是那富有生气的恬静使人向往。
第二天我们到县委、县文教局、县文化馆联系，希望他们给予我们工作上的帮助，主管文教的县委副书记陈大昌热情地接待了我们。25日，县里召集了县委办主任张德林、文教局陈局长、主管文化的副局长兼文化馆馆长李弟友和文化馆的李昭伟、董方全、潘志远，因为茂县当时是羌族自治县，专门设立了县歌舞团，还专门请来了歌舞团团长于光远、朱大禄等人，为我们介绍羌族的历史、文化和羌族民间舞蹈的情况。
陈局长为我们介绍说：茂县下辖凤仪、土门、赤不苏、沙坝、较场五个区和县政府所在地的凤仪镇。茂县的人口有7万多，全国的羌族有8万多，居住在茂县、汶川、理县、北川和松潘等地，其中居住在茂县的就有5万多，占羌族总人口的三分之二，茂县是羌族的主要聚居区，羌族文化的主要保留区，其余的羌族居住在汶川、理县、北川和黑水、松潘县境内。在茂县，羌族文化保留较好、富有特点的地区，是渭门、三龙、黑虎和赤不苏，这些地区的服饰和风俗习惯又各有其特点。
在谈到羌族的历史时，他说：现在从考古发现和流传在民间的历史传说，都证明这支羌族是古代从西北迁徙而来。在茂县城的东北坡地上的云盘山发现了战国时期大片的石棺葬群，墓中出土有双耳陶罐、铜柄铁剑等战国、西汉时代的文物，墓中多随葬着具有信仰特征的白云石，在这一带岷江上游的墓葬中还发现有马家窑文化的彩陶器碎片。马家窑文化是我国黄河上游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其分布以甘肃陇西平原为中心，向南抵达四川的北部。羌的本义是牧羊人，自称“尔玛”，引申自羊的叫声，一般认为羊是羌族信仰的图腾，墓中出土的双耳罐的两只把手是羊的两只羊角的形象，在墓中还发现有羊头造型的陶罐，在所有的墓中普遍都有随葬的白云石，这些都是羌族信仰羊和白石神的象征物，有力地证明了居住在这块土地上的羌族人民，是古代从西北迁徙来的羌民的后裔。
接着县文化馆的同志给我们拿出了几本他们在长期的工作中，为搜集流传在羌族民间宝贵的历史传说资料，在大量材料中，他们精心地整理编辑出的民间流传的史诗故事小册子——《斗安珠与木解珠》和《羌戈大战》，送给了我们。《斗安珠与木解珠》共有72段，故事的大意是说：在上古洪荒时期，大洪水淹没了大地，淹死了所有的人类，只有斗安珠和木解珠俩兄妹活了下来，他们祈求上天，许愿：将上下两片石磨盘从山上分开滚下山，如能合在一起，就是上天允许他们兄妹可以成亲繁衍后代。结果磨盘从山上滚下后果然合在了一起，他们便成了亲，繁衍了羌族的后代。《羌戈大战》是讲羌人迁徙到这里的时候，这里原是戈基人居住的地方。戈基人个子不高，剽悍善战，羌人屡战屡败。后来羌族的神托梦，要羌人用白鸡、白狗的血淋在白石上，用白石与戈基人作战，就能打败他们。于是羌人以此法，果然将戈基人打败，赶走了他们，在这里居住了下来，成了这里的主人。所以羌人尚白，在他们房顶的角塔、门楣和窗沿上都要摆上白云石，以白石为保护他们的神。我们在路上远望着的羌族寨房上的点点白色，原来就是他们供奉的白云石啊！
羌族的信仰仍处在自然崇拜的阶段，民间的祭司称为“释比”，[1]巫师称为“xu”。祭司崇拜猴祖师，董方全告诉我们，这里有一段很有意思的传说：“释比”从天神（羌语读音：mu zu ri zu）那里取了经书回来，在路上走累了，倒在路边休息睡了觉，醒来后，发现宝贵的经书被白羊吃掉了，急得没有办法，很伤心地哭了起来。这时来了一只猴子，问释比为什么哭。释比告诉猴子，宝贵的经书被羊吃了，没有了经书我怎么念经和天神说话啊！这只猴子安慰他说，不要着急，我有办法可以让你把经书回忆起来。于是猴子带路将释比引回了家，要释比把羊杀了，把羊的肉吃掉，把羊的皮做成皮鼓，敲一下就可以回忆起一句经书。释比就这样敲打着皮鼓，逐渐能念那些从天上取回来的经书了（这就是羌族羊皮鼓舞的起源）。后来这猴子死了，释比就将金丝猴皮做成帽子，配上各种野兽的爪牙戴在头上，猴皮帽成了释比不可缺少的法器。释比很受人们尊重，除了念经、做法事，他们懂得很多知识，羌族没有文字，很多知识靠释比传播。
因为民族民间舞蹈与民族的婚丧礼仪有紧密的关联，李馆长和文化馆的干部专给我们介绍了羌族婚礼和葬礼的仪式，他们说：前一年在三龙乡的一户人家搞了一次羌族传统的婚礼，可以看出，羌族的婚礼分为三个阶段：第一天是“女花夜”——即在婚礼前一天的晚上，女方家邀请宾客们到新娘家庆贺，大家围坐在寨房的火塘屋内喝咂酒。咂酒是羌民自己用青稞装在土陶坛中使其发酵，酿造的一种酒，启用时将酒坛搬出放在火塘屋的中间，启封后将数支麦管插在酒坛中，一般要有年长有威望的老人主持开坛仪式，边说祝贺词边用插在酒坛中的麦管将酒抛向天、地和神灵的方向，然后宣布庆贺活动开始，人们依次轮流到酒坛旁用麦管咂吸吃酒。酒坛的边上有人在酒坛里的酒减少时往酒坛里加水，使酒坛一直保持着酒满的状态。在“女花夜”中人们要跳“萨朗”（那时还称跳“锅庄”），唱喜庆歌一直要到半夜以后，这时新娘在自己的房屋中不出来。第二天是在男方家举办正式的婚礼，称为“正客”。那一天男家要雇好接亲的马匹，去到女家，由新娘的兄弟将新娘背出来。这时的新娘披着租借来的全寨唯一的一件专为婚嫁时装扮新娘的红披衫，由她的两位尚未出嫁的好姐妹陪同，骑马向新郎家走去。
在唢呐的吹奏声中，全寨的人都出来欢送。沿途路上经过的村寨，有亲戚关系的房门前，都要在门口摆一桌糖果茶点，但不能摆酒，让新娘稍事休息。到新郎家，新郎要给两位伴娘下马钱，如不给，新娘就不下马。这时新郎出来在门口撒一把米，过去要由“释比”杀一只鸡，将鸡血洒在家门口的四周，是避邪的意思。这时新娘、新郎才能进门，进门后两人都要抢先占坐神龛下面的上席位，称为“争上席”，谁争得上席，谁就占了上风。接着是拜堂、喝交杯酒，亲戚们给新郎“挂红”，即往新郎身上披红布，多的竟有挂了二十多块红布的。接着是“争新房”，新郎新娘看谁抢先进入新房，但是一般多是新娘让新郎先进。这些程序做过后，才开席吃饭，在每上一道菜的时候吹一道唢呐，喜庆欢乐的气氛可想而知。吃完席，开始吃咂酒、跳“萨朗”、唱喜庆歌，在喜庆歌中往往有许多歌颂新郎和新娘的内容，从头唱到脚，唱他们的穿戴服饰的美好，这样的歌舞活动一直到第二天的凌晨。婚礼的第二天要“谢客”，即新郎家要办酒席，招待前来参加婚礼的宾客，宾客们吃完酒席，各自回家，婚礼结束。婚礼中有专门的“支客”，负责接待安排客人；“司礼”则是婚礼仪式的指挥。一般男女青年的婚事，之前都要有介绍人，称为“红爷”，由男方请受人们尊敬的人担任，给两边说好后，由男家出钱出物，只请双方的直系亲属在女家喝“小定酒”，初步订婚；以后要在男方办“大定酒”，请的人范围要大一些，要请双方的舅家，这是羌族有母舅为大的习俗。
接着他们又为我们讲述了羌族的丧葬礼仪，羌族为战死的部族英雄，要举行隆重的大葬礼，由释比带领七个“xu”跳“大葬舞”，他们手持长刀，背着火枪，枪上装饰着红花布，一直跳到坟场，在坟场绕转三圈，再跳回来，接着吃酒唱丧歌，释比唱死者一生的事迹。办大葬礼，要花费较大的资金，要是资金不够，还可待凑足资金后择时再办。
县委办的张德林又热情地为我们介绍了不少情况，并为我们接下来的日程提出了很好的建议。他特别为我们提到一个羌族中有文化的人，名字叫于成章，是三龙乡列依大队人，他毕业于黄埔军校，抗战后回来，办过学校，搞过禁烟活动。他曾经写过40多万字的羌族史，对羌族的历史、文化有一些研究，对羌文化的保存和发展有着强烈的愿望，要我们一定要去访问他。
业余写作者李义祖也来参加了座谈会，为我们谈羌族的风俗习惯。
他们的这些介绍使我们对羌族的历史文化有了初步的了解，为我们下去调查、搜集羌族民间舞蹈提出了很好的意见。
9月26日，县里派文化馆的董方全等人，带我们到了距县城最近的渭门核桃沟腊普大队，随即我们专门访问了这里很有名的老释比龙国志。他给我们讲：他的师父是杨正才，他和王清海、白从中在祭祀活动中主要搞敬酒还愿。他说羌族很信仰山神，一年要有几次祭山的活动，到祭祀的神山上对着大树的神位点香烛、杀鸡宰羊、打羊皮鼓（即跳皮鼓舞），求山神保佑祛灾免祸。在祭祀中，分上坛与下坛，上坛是祭山还愿，开头要请诸神到位，还愿时，用羊还是用鸡是有规定的：正月初八开年要杀三只鸡；二月十五是老君会要杀一只羊；四月初八杀两只鸡、五月初八杀一只羊是治山风雪雹；七月初八是老君会杀三只鸡；八月初八封山杀七八只鸡。驱鬼打“太平保福”是下坛，最简单也要九个人，有四五个人念经，最少要念三天三夜，烧纸钱送鬼，要有一只羊几只鸡作祭品。
驱鬼做法事只念经，不跳皮鼓，只有丧礼上要跳皮鼓，羌族的羊皮鼓有约4寸宽的木边，直径约1尺；执皮鼓的人同时手拿响盘，响盘是铜制的，约1—2分厚，直径约4—5寸；法师执神棍，似地藏王拿的那种；师父摇动长把鼓，穿豹皮褂子和袖口有1尺宽的法衣，戴一顶船式的黑绒法帽，帽子的中间有一圈红须，头顶北方真武祖师，戴一串五颜六色的珠子。蛮端公（他们对法师的称谓）和县官一样大，是有官印的，印泥用油，用油是正式官位才有的规格。
跳皮鼓用在死人的事上，跳时要走“万字格”“开四门”“闭四门”“线子挽疙瘩”“蛇蜕皮”“黄河阵加太极图”“半边月”“狮子头”等队形，这些是外排场。
他的讲述使我们对羌族的祭祀活动有了一个粗略的了解。
下午我们到永和大队（永和大队的名字意欲周围的寨子结束打冤家，要永远和谐共处的意思），晚上在这里的小学操场上，组织乡民来跳“萨朗”。
参加活动的人们都穿着盛装，妇女们穿着羌族的长衫，围着绣满了花朵的围裙，颜色鲜亮，绣法细腻，这就是著名的羌绣呀！我们凭直觉看到他们的绣法有许多种，用色十分鲜艳，绿、蓝、黄色枝叶衬托着大红、粉红、桃红色的大团花朵，以及边角处用白线或彩线绣出的图案，铺满了整件围裙，啊！我们都惊呆了，这些羌绣显现出羌文化的深厚。
羌绣的围腰（以上四幅为董阳供稿，拍摄于20世纪90年代）
他们脚上穿的绣花的云云鞋，羌语称“kou yun zu ha”或“zu ha la ba”，上面也绣满了色彩艳丽的羊角花——杜鹃花，羌语称“wo si la ba”。男子穿的鞋头是尖的，女子穿的是圆头的。
绣花的云云鞋（林堃1981年9月26日拍摄于茂县渭门永和乡）
绣花的云云鞋（董阳供稿，拍摄于20世纪90年代）
参加跳“萨朗”的女青年（林堃1981年9月26日拍摄于茂县渭门永和乡）
这一场“萨朗”一直跳到将近午夜，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羌族乡民跳的“萨朗”，男队在前女队随后，人们牵手围圈行进，男女队轮流领唱，动作的幅度较大，常有全身整体来回转动180度的动作，舞队依逆时针方向较快地流动，情绪十分欢快，给人以轻快活泼的感觉。
次日我们到了距茂县县城60多里地的卡尔生产队，当晚我们看到有七位老人（五女两男）表演的羌戏，有嫁女、修房、打麦子等内容。
第三天在卡尔我们请了当年66岁的释比何昌德为我们讲羌族的历史。他的讲述从盘古王开天地，扁古王定乾坤说起，大意是汉族和羌族是兄弟，共同度过了滔天的洪水灾难生存了下来。下午组织了当地的巫师为我们表演了葬礼中“跳盔甲”的过程，他们手执用剪成穗状的白纸缠绕的棍棒（类似汉族的丧棒），边唱边沿场地走动，随着很突出的膝部颤动的步伐，身体做左右180度缓慢的转身动作，让人们产生神秘的感觉。
29日因为国庆节的来临，我们步行60多里回到茂汶县城。
国庆节后，县文化馆的董方全和一位歌舞能手陈海原（他若干年后成为茂县歌舞团的团长）带领我们前往赤不苏区的曲谷公社。
赤不苏是茂汶县的一个区，位于茂汶县的西端，从茂汶县城溯岷江西行，在沙坝进入黑水河沿河而上，在与藏区黑水县交界处，我们见到赤不苏河流出的狭窄的谷口。进入峡谷，两边陡峭的山势夹持着赤不苏河和弯曲的小道，我们走了不远即豁然开朗，现出了寨房和农田。据他们介绍，赤不苏由于相对封闭的地理条件，远离汉区和交通要道，较少受其他文化的影响，使其羌族文化有较好的保留，尤其是这里的歌舞文化保有较好的本民族的原生状态，他们称这里是羌族的歌舞之乡，曲谷乡是具有代表性的一个地方。我们翻越前进方向左边的一个小山梁，即进入曲谷乡，当天住在公社的所在地西河寨。
第二天经过和公社的接洽商议，下午我们前往附近的娃娃寨，由当地的歌舞能手殷宝元带我们前往扎花寨。当晚为欢迎我们的到来，附近几个寨子的青年男女陆续来到这里，举行萨朗晚会。在一幢寨房的大屋中间，摆出了一坛咂酒，村寨中的领导和有威望的老人坐在酒坛的后边，请我们坐在对面，前来跳舞的年轻人围在周围，举行正式的“萨朗”开场仪式。先由一位老人主持开坛，他将酒秆拿起，敬天地神灵，然后致辞，大意是：今天是个大好的日子，从省里来了这么多尊贵的客人，为我们的偏僻的山寨增添了无尽的光辉，在这里我们热烈地欢迎你们，跳起喜庆的歌舞，愿我们一起永远快乐、幸福！他铿锵有力的声音，起伏婉转的语调，热情诚恳的情态，深深地感动着我们。接着我们轮流上前用酒秆吸吮咂酒，随后坐在酒坛后面的老人、村寨的领导和前来跳舞的年轻人依序来到中间吸吮咂酒。接着年轻人们牵手围成一圈，由殷宝元带领跳起了“萨朗”。这场“萨朗”舞会，从晚上10点钟开始，人们情绪十分热烈，歌声、脚踏在寨房楼板上的咚咚声响，回荡在静寂的山谷中。
我们看到这里的“萨朗”，是这样的：人们在场中围成圆圈，男女舞者分别组成舞队，男舞队在前，女舞队随后，互相牵手，一般由一位公认的歌舞能手，在舞队的最前面带领舞蹈，由他选定舞段，先带领排在前面的男舞队唱这一舞歌的第一句，女舞队接着复唱第一句，所有人随即开始舞蹈，男队领唱一句，女队复唱一句，舞队沿逆时针方向顺畅地流动。“萨朗”以每一首舞歌为一支舞段，大多以舞歌歌词的第一句作为舞段的名称，如：“莫斯罗多”“亚拉呃津”“萨朗梅梅萨”“约两弯弯”“任姆任”“搜拉拉用托”……每一支舞段配以固定的舞蹈动作组合，舞段基本组合有：“一步一翻”“两步一翻”“三步一翻”“四步一翻”“五步一翻”等，动作中又有“绕腿点地”“前后插腿点地”“往复转身”等，在高潮时的变化发展。每一舞段开始时较慢，随着慢慢加快，随意反复，尽兴为止。舞段结束时，领舞者在舞歌的曲尾，高喊一声“ya-wei”，大家齐应一声“xuo-wei”，即停了下来，稍停即接着进行下一个舞段。……
我们看到这里羌族的“萨朗”，情绪欢快，动作轻跃，男子挺拔健壮，女子妩媚多姿，身体的轴向转动和侧身顶胯给我们极深的感动。我国各地的民间舞蹈，胯部的动作很少见到，我以为其原因是在历史上封建社会长期的礼教束缚下，胯部的动作被视为舞蹈中的禁区，汉族的舞蹈在这点上是十分明显的，当然也波及兄弟民族，所以我们看到羌族“萨朗”的这一动律，十分兴奋。它不仅展现出女子优美的身体线条，还显现着她们纯洁无瑕的情怀。其中女孩子中跳得最好、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是殷福英。
就在这场“萨朗”舞会的间隙，我在这间大屋旁的过道旁，看到有一位老人睡在一张床上，她看见我时，异常兴奋地告诉我说：“我们年轻时跳的舞和他们不一样。”于是我就问她：“那是什么样的？”她马上在床上站了起来，做起了连续的往复转胯的动作，我们立即惊呆了，这是我们在我国的民族民间舞蹈中从未见过的舞蹈动作！她双臂稍屈肘，抬于身体左侧，双脚先右后左地在原地切分式地踏地，同时胯向左转，迅速向右前转动后返回，在一拍中完成转胯的动作，这一连续不断的转胯动作，给人以异常的美感。我马上意识到，这是一个那时还不为外人知道的古老的舞种，是我们这次调查中发现的一个新舞种，将会首次在《舞蹈集成》中奉献给人们，我们都欣喜若狂。这位老人名叫乌木姐，住在曲谷河东大队，当时已74岁，是这家主人的亲戚，因为这时正是收获的季节，请她来在这里帮忙收玉米。
接着她说：“我们这里每年农历五月初五是‘歌仙节’，叫‘哇尔哦觉（音：wa er wo juo）’。”（现在有人称“瓦尔俄足”，这几个字用四川话说还可以，如果用普通话标准读音就不对了，这种随意为少数民族称谓的定名是不负责任的。）这一天，附近关联的村寨中的全体妇女，由一位受尊敬并能歌善舞的女子带领，到神山上向歌仙姐姐“日格米珠（音：ri ge mi zhu）”请歌，她们认为羌族人的歌舞都是歌仙姐姐教的。她们相互牵着手走到神山上，向象征歌仙的神位举行祭拜仪式后，即得到歌仙姐姐传授的歌了，然后她们就唱着歌下山，来到村寨的场坝，开始跳舞，这一天的活动完全由女子参加，男人们只能在场外观看，或做一些服务性的事情。她说：“这场活动最后的高潮就要跳我刚才跳的舞蹈。”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个舞蹈是礼仪性很强的舞蹈，名字叫“巴绒”。后来我们在维城乡每晚的“萨朗”晚会的开始和结束时，他们都要举行隆重的仪式，即开始时的咂酒开坛、村寨中头面人物的致欢迎辞、村寨中受尊敬的老人围圈跳“巴绒”作为晚会的开始；最后也要由老人跳“巴绒”向宾客致祝福，作为晚会的结束。
这一晚的“萨朗”舞会一直跳到凌晨3点。
第二天一早我们出曲谷到雅都乡，晚上雅都公社为我们组织了“萨朗”晚会。这里的“萨朗”由于没有殷宝元那样的领舞者，缺少了突出的特色，可见一名优秀的民间舞蹈能手，对民间舞蹈文化的发展和影响，是多么重要。
离开雅都我们即前往维城乡（公社），维城乡位于赤不苏山谷最深处的半山上，我们步行到进沟口处即开始爬山。这天天气晴朗，尽管已是10月，高原上的太阳仍然很炙热，我们都携带着必需的工作和生活用品，我们中最年轻的小原还背着一台七八斤重的大型录音机。爬到半山的时候，大家都感到体力消耗殆尽了。我们躺在山坡上，喝着山沟里小溪流淌着的凉水，吞吃着前不久中秋节时购买的月饼，给身体补充能量。约半个小时过去了，我招呼大家该继续爬山了，却没有人理睬我。嗨！连续几天的熬夜，徒步行军爬山，大家付出的体力、精力，可想而知。直到太阳落山我们才到维城中村住下。
这个地方为什么叫维城，我们后来才知道，很可能因为在古代这里是一处军事要地，至今还有一座古代遗留下来的土坯夯制的城围，我们在这里的工作完成后，专门去参观考证了一番。在维城中村到维城前村中间的半山坡地上，我们看到一座残留的长约100米、宽约80米的长方形的城围状的遗址。我们走到城围的边上，可以明显地看到这长方形的围墙，是一层层用土夯起来的。城围中间已是凹凸不平的土地，散落着数块村民们播种的庄稼。这个遗址估计应该是古代的一个驻军的城堡，联系史籍对这一带地方的记载，这里在唐朝吐蕃崛起时，正是吐蕃和唐王朝交战的前线，以后“唐蕃会盟”划定了唐王朝和吐蕃统治管理的界线，这里的山脊正是羌族和嘉绒藏族居住地的分界点，所以我以为这个城围很可能就是那时建起来作为中央王朝戍边驻军的地方，是古代遗留下来的遗迹。
远处的长方形围墙即是维城遗址（四川省艺术研究院资料）
10月17日晚上，在维城前村组织了一些老人，其中有时年58岁的王拐拐和71岁的陈佳佳等人，为我们表演婚礼过程中的歌舞过程。在婚礼进行中，首先由男子包括老人和青年唱祝贺歌，继而由年轻的妇女，跳“巴绒”，已出嫁和未出嫁的分为两组，相互扣着腰带边唱边舞。她们扣腰带的形式十分奇特，是以两手的小指相互扣在左右两旁人的腰带上。（《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四川卷》线描图）（四川省艺术研究院录像资料截图）（《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四川卷》线描图）“巴绒”转臀的动作变化较多，忽而放手身体转向左，忽而转向右，节奏逐渐变化由慢到快。在这一舞段结束时变为一拍一下的双脚踏地，身体随着脚步前俯后仰，后变为左右脚一拍两次的向前走动的踏地，再接切分的踏地转臀，动作越做越快，在欢快的节奏中变为连续踏地七步一撩腿结束，再接唱下一舞段。婚礼中的“巴绒”显现着羌族婚礼的庄严和人们对婚姻的美好企盼。
他们十分热情地为我们介绍，婚礼中妇女要穿着华丽的服装——上身是鲜艳的绣着花纹的大襟短衫，下身着白色长到脚胫的百褶裙，腰系红色牛皮腰带，腰带上镶17枚白色的圆形骨片或石片，前面镶11枚，后面镶6枚，外罩黑色绣花的大襟背心，脚穿绣花云云鞋。
10月18日，我们在维城中村请来了当地的几位老人，王尔甲（男，时年74岁）、高大列斯木（男，时年70岁）、陈金山（男，时年63岁）、陈列斯特（女，时年60岁）、高天龙（男，时年59岁）和王兰夸司瞒（女，时年58岁）为我们讲述羌族的“哈日”。“哈日”是羌族部族（有血亲关系的数个寨子）遇有重大事件在议事坪上聚会，显示部族意志和决心时的舞蹈。羌族在过去的历史上，常常发生因部族间的利益冲突而“打冤家”的事件，所以部族的聚会往往是为了部族间的械斗而在临战前举行的誓师大会，“哈日”的舞蹈带有显示同仇敌忾誓死保卫家乡不受侵犯的决心，威武雄壮，不可欺凌的气势。舞时，先由部落首领手执插着特有金属杆头饰物的长杆，带领众人齐唱“哈日”的歌曲——《yue he yue ji he》，唱完后首领带领健壮的男子们起舞。参与者左手握枪，扛在肩上；右手持刀，随节奏做在头顶举刀，或在身旁随着“霍！霍！”的喊声，一拍一次做晃刀的动作；跟随首领成单行行进，步伐是以右脚为重拍的用力踏地前行，踏地时膝部随之稍屈，中间不时加入向左弯腰转圈的动作。由部族首领带领呼喊“嗬嗬——”，众人应声“哈哈——”，一呼一应沿场地反时针方向行进，并按固有的队形行进，这些队形图案有：（以上四幅为《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四川卷》线描图）
这些队形图被认为是具有保佑人们取得胜利的法力。（这一情况后来我在白马藏族的祭山活动中也见到，他们由祭师带领前往神山，在雪地上走出类似的图案。）
每一个队形走完，首领发出“呵哈——哈哈哈哈——”的叫声，全体参与人员晃动着手中的武器，应声高叫“呵哈哈哈哈——”“————”跑向场中，呈密集的圆形围在首领的周围，在首领发出一声尖叫后全体人员面对圆心，或单腿下蹲，或站立举刀，或举枪向天鸣放。这一遍结束后，首领又唱一首舞歌，众人随之起舞，走另一队形图案。他们为我们演示了这一舞蹈的情景。
接着，我们请几位老人为我们讲述了羌族的葬礼和在大葬礼中的舞蹈。
从史书的记载中，我们得知在历史上羌族曾经是生活在我国西部的一个相当大的族系，其中的党项羌在宋代（1038—1237），曾经在宁夏、陕北、甘肃的西北部、青海的东北部和内蒙的一部分地区，建立了与宋朝对峙的大夏王朝——西夏，达190年之久。居住在西北的羌系民族自春秋战国前，就有许多支系，沿金沙江和岷江向西南一带多次大规模的迁徙活动，王朝的建立和民族的迁徙都伴随着战争，可知在历史上羌族是一个尚武的民族。他们对为民族的存亡而战死的英雄怀着无上的崇拜和尊敬。在沙坝区的黑虎寨就一直流传着黑虎将军的传说，为纪念数百年前战死的黑虎将军，至今仍保持着头戴白帕为黑虎将军穿孝的习俗。所以羌族自古就有为保卫民族战死的勇士举行大葬仪式的做法，在举行这种大葬礼仪的时候，全体战士身穿铠甲手执兵器跳“铠甲舞”，羌语称“ke xi ge la”，是大葬礼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后来我们在唐诗中，找到这样的诗句：“野幕敞琼筵，羌戎贺劳旋。醉和金甲舞，雷鼓动山川。”证明在古代羌族人就有身穿铠甲而舞的做法。
维城老人们为我们演示羌族古老的舞种（四川省艺术研究院1984年9月24日录像资料截图）
这里的老人给我们讲，到近代已经很少有打仗的事情了，但是当部族中德高望重深受人们尊敬的高龄老人死去时，仍然要举行大葬礼。在大葬礼中由族中的母舅主持追悼仪式（这是羌族母系社会时重母党的遗存），人们要唱祭歌《ha na ruo he》，由健壮的男子手执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