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伯礼、李振吉
出版社：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中国中医药重大理论传承创新典藏试读：
前言
Foreword中医药学历经数千年而不衰，其根源于人们与疾病斗争的实践活动，前仆后继，传承创新。在每一个历史时期，总有一些杰出的医家“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在传承前人成就的基础上，著书立说，创新发扬，在临床实践和升华理论中开拓进取，引领了一个又一个中医学发展的高峰，正所谓“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
近百年来，西学东渐，中医学经历了跌宕起伏、生死存亡的考验，在困难中抗争图存，曲折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党和政府大力扶持下，中医药学获得了新生，特别是近年来，更是迎来了“天时地利人和”发展的春天。中医药以其鲜明的特色和优势，乘世界范围内医学模式变革的风潮，在几代中医药人的共同努力下，得到了长足发展。历经60余年的研究，中医药人紧紧围绕国家战略和社会需求，以解决制约中医药发展的关键科学问题和提高临床疗效为核心，广泛开展中医药科学研究，科技支撑能力和创新水平不断提升，在重大疾病防治关键技术等方面取得了一批具有重大影响力的科技成果，并推动中医药基础理论研究传承发展。在我国医疗改革和健康中国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也令世界瞩目。而以青蒿素为代表的一批研究成果走出国门，施惠世界各国人民。
本书组织了参与诸多当代中医药、中药科研研究的科技工作者，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余年来的中医药重大成果进行系统梳理。全书共分上下两篇。上篇是应用现代科学技术开展的中医药研究重大成果汇编，依其研究的时间分列27章。这些成果的确定是通过问卷调查、专家咨询与论证等方式征集的，共识度较高。每章包括历史沿革、主要内容与标志性成果，学术影响与转化应用，结语和获奖、代表性论文及著作等内容，都是由成果的参与者亲笔撰写。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他们取得的成果，希冀总结相关领域的研究进展。下篇是3批90名国医大师的学术思想撷英，是组织专家在国医大师们公开发表文献的基础上，对他们的学术思想进行横向抽提梳理，共分为“‘生生医学’理论及其意义”“脾胃学说新论及其应用”等16章内容进行归纳提炼，其间再组织专家论证，修改审定，几易其稿而成。
全书得到了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王国强同志的关怀和指导，得到了诸多领导和院士、国医大师等著名专家的指导和支持，历经3年余，几易其稿，期望能从中医药重大理论传承创新的一个侧面，展示当代中医药人呕心沥血、奋发图强、勇于探索的历史画卷，管中窥豹，可见一斑。尽管我们试图认真编写，反复征求意见与修订，但终因水平有限，加之时间较紧，时间跨度大，涉及领域广泛，错漏仍是在所难免。虽浩浩100余万字，然与所取得的成果相比，仍是挂一漏万，沧海一粟。恳请同道多批评指正，以利改进。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部署“实施健康中国战略”，提出“坚持中西医并重，传承发展中医药事业”的伟大号召。中医药虽然历史悠久，但其理念并不落后，历久弥新，甚至是未来生命科学发展的方向。传承与创新，于中医药学的发展来说是永恒的话题，二者是推动中医药学发展的两个不可或缺的轮子。传承是基础，创新是驱动，而理论的传承创新则是中医药学术长青、历久弥新的内在源泉。本书的工作着眼于总结当代的中医药传承创新研究结果，填补当代中医药理论系统梳理的空白，更是献给新时代的中医药传承发展、再奏新乐章的序曲。“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相信新时代中医药人一定会有新的作为，为健康中国建设，造福人类健康事业做出贡献！张伯礼丁酉季秋（中国工程院院士 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 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中医药重大理论传承创新典藏/张伯礼，李振吉主编.—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8.8
ISBN 978-7-5132-5081-8
Ⅰ.①中… Ⅱ.①张… ②李… Ⅲ.①中国医药学 Ⅳ.①R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44519号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28号易亨大厦16层
邮政编码 100013
传真 010-64405750
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80×1230 1/16 印张38.25 字数1067千字
2018年8月第1版 2018年8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32-5081-8
定价 198.00元
网址 www.cptcm.com
社长热线 010-64405720
购书热线 010-89535836
维权打假 010-64405753
微信服务号 zgzyycbs
微商城网址 https://kdt.im/LIdUGr
官方微博 http://e.weibo.com/cptcm
天猫旗舰店网址 https://zgzyycbs.tmall.com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出版部联系（010-64405510）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绪 论引 言
今年国庆期间，网上广泛传播由星球研究所编辑的，由卫星、无人机拍摄的一组高清晰照片。“以上帝的视角”掠过地球，俯瞰中国亿万年沧桑巨变。画面气吞山河，令人震撼，好评如潮。“五千年前我们和埃及人一样面对洪水；四千年前我们和古巴比伦人一样玩着青铜器；三千年前我们和希腊人一样思考哲学；两千年前我们和罗马人一样四处征战；一千年前我们和阿拉伯人一样无比富足；而现在我们和美国人一较长短！五千年来我们一直在世界的牌桌上，而坐对面的玩家已经换了好几轮！”“世界上本没有中国，是中国人创造了中国。”“维系族裔，繁衍昌盛，传承文明绵延不绝的是中华优秀文化的根基”等。
而在早几天的《环球时报》转载《南华早报》文章，以《西方须理解，借鉴中国文化价值观》为标题，刊登瑞士人迭戈·吉拉尔多尼所著文章：过去几十年间，只有一件事比中国令人震撼的经济变化更加令人难以置信，那就是西方政治和商界精英对中国的理解仍然普遍无知。我们生活在一个多极而复杂的世界，中国正日益成为不可或缺的角色。但是，很多人仍然透过根植于20世纪、以西方为核心的过于简单的思维框架看问题，因此应对不了当今的挑战。理解中国文化价值观，不仅对于理解中国行为的背后原因至关重要，而且西方还可以从中学到很多东西，在一定程度上，中国的思想体系要有助于解决我们这个“复杂年代”所面临的挑战。中西文化差异体现在：第一，短视思维在西方盛行，这是经济和政治弊病的根源，而中国文化面向长远。第二，西方思维关注事物本身，而中国思维关注事物之间的关联。第三，西方人认为两种（截然）相反概念是不可调和的，而中国人则认为两者是某种更大事物的一部分，因此可以将它们综合成一个新的概念。最后作者建议，西方领导人需要认识到吸取中国文化的营养有利无弊，可以开创新的领域和机遇，形成新的全球思维，有助于解决世界复杂问题。
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开放包容，具有无比强大的凝聚力，几千年来筚路蓝缕，开拓进取，至今仍生机勃勃，凝聚着炎黄子孙，众志成城，再创民族复兴伟业。
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博大精深，具有超越时空的智慧，几千年来传承发展，历久弥新，至今仍光辉灿烂，引领着中华儿女攻坚克难，实现两个百年梦想。一、中医药学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
中医药学是中华优秀文化的杰出代表。正如习总书记在澳大利亚墨尔本中医孔子学院所讲：“中医药学凝聚着深邃的哲学智慧和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健康养生理念及其实践经验，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深入研究和科学总结中医药学对丰富世界医学事业、推进生命科学研究具有积极意义。”
这是对中医药学中肯的评价和科学的定位，中医药学虽然是一门养生保健、防病治病的医学体系，但她包涵了中华文化的优秀基因和宝贵精髓，也是中医药学学术长青、历久弥新的根基。
纵观人类数千年文明史，各种文明都有自己的传统医学，包括古印度医学、阿拉伯医学、埃及医学、古希腊医学等，都为保障人类健康做出过重要贡献。但是，在工业文明冲击下，大多数传统医学都逐渐萎缩，甚至消亡。只有中医药学例外，虽然经历了种种压迫、冲击，甚至面临取缔的危机，但是中医药学以其确切的临床疗效、系统的理论体系、先进的健康理念、深厚的群众基础，在抗争中求得生存，在曲折中努力发展。当前，全球医学目的和医疗模式发生重大变革，维护健康成为医学发展方向，在党和政府大力扶持下，中医药学迎来了发展的春天，不仅造福于中国人民，亦为用中国式办法解决世界医改难题贡献智慧。并将引领世界传统医学的发展，为世界生命科学的进步和全人类健康做出中医药学的独特贡献。
中医药学虽然经历跌宕起伏、生死存亡的严峻考验，但能够抵挡住工业文明的冲击，并焕发勃勃生机，充满活力，有其固有的原因。英国科学技术史专家李约瑟博士曾说：中国人以他们的特殊天才发展起了中国的医学，这种发展所循的道路和欧洲迥然不同，其差别之大，可能超过了任何其他领域。迥然不同的根本是她根植于深厚的中华传统文化之中，具有系统而完备的理论和技术体系，理论指导实践，实践丰富理论，循环不已，不断发展，保证了临床疗效不断提高，学术经久不衰。
张伯礼有一位德国学生，叫昆特·内，他的博士论文是《中国和欧洲传统医学比较研究》。研究结论是欧洲传统医学没有系统的理论指导，更多的是简单的治疗经验：所用的植物药，没有药性理论，没有炮制，更没有配伍；临床使用单味药，简单加工，几乎没有制剂。这样原始粗糙的传统医学在工业文明冲击下，已经荡然无存了。他很感慨地讲，没有理论就没有根基，连经验也是低层次的，一遇现代文明的冲击就难以生存发展。
2015年屠呦呦研究员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她在2011年获得拉斯克临床医学奖，颁奖词是“屠呦呦研究员领导的团队将一种古老的中医疗法转化为最强有力的抗疟药物，在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挽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我陪屠先生去瑞典斯德哥尔摩领奖，有一个活动是与卡罗林斯卡学院教授们座谈。其中有位专家讲：屠老师得到诺贝尔奖，我们担心会不会造成中国科学家都去从每一味药中寻找有效单体成分，而忽略了你们最宝贵的复方，还有你们药性理论啊！
真是万里之外有知音。中医药学是一个伟大宝库，其最可贵之处就在于中医药学的理论基础。中医药学历经数千年而不衰，学术长青，自有其内在道理，在长期医学实践中所积累的临床经验与古代哲学有机融合，所形成的理论体系是中医药学经久不衰的根本原因。二、中医药学理论基础及特点（一）中医药学理论内涵
1.中医药学理论的形成
中医药学理论的形成来源于长期的医学实践，不断总结、升华，并吸纳了各时期的文化、政治、天文、地理、农学、军事等学科知识，充实丰富着自己。同时又受到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等哲学思想的深刻影响，融入了“阴阳五行”的朴素哲学基础，强调“天人相应”，注重“形神一体”“脏腑相关”的整体思维；运用直接观察、“司外揣内”“取象比类”、推理演绎的意象思维；采用整体恒动、平衡求和、辨证论治的辩证思维等，在长期实践经验积累的基础上发展形成的一套完整的医学理论体系。
中医药学理论以整体观念为指导，追求人和自然的和谐共生。从整体上系统把握人体健康，重视患病的人，而不仅是人的病；在生理上以脏腑经络、气血津液为基础，主张阴阳平衡，气血流通；在预防上，主张养生保健治未病，提倡良好的生活方式，是健康的基础；在治疗上以辨证论治为特点的个体化治疗，重视个体差异和病证的演变；在方药上根据药物性味归经，运用七情和合的配伍法则，制定方剂以起到减毒增效的作用。这些理论包含了丰富的临床思维方法，并具有鲜明的学术特点，代表了未来医学发展的方向。
2.中医药学理论的哲学底蕴
中医药学认为气是人体的基础物质和运动主体，精气神则是物质的演化和分类，阴阳是机体变化的根源，五行归纳了人体的系统和属性，恒动的变易是达到机体中和平衡的主要运动形式。
具体来讲，中医药学充分吸收了古代哲学思想，建立了以直观的、综合的整体思维为主线，以象数思维推演类比为基础，以动而不息的恒动变易思维为把握，以追求中和平衡思维为目的的系统哲学思维和认知方法，并由此结合人体的生理、病理诊治、康复的具体状况，又发展了一系列具体而丰富的不同层次的临床理论思维方法。大量的实践加上哲学思维指导就可以升华为理论。有了理论的指导，就会有更自觉的实践，推动中医药学不断发展进步。当然这也丰富了古代哲学的思维方法。这也是通过中医药学来打开中华古代文明宝库的重要依据。
3.中医药学理论思维方法
中国古代哲学孕育了中医药学的思维，而中医药学将古代哲学思维具体实用化，衍生了中医临床常用的理论思维方法，主要包括五方面的内容。
第一是“天人合一”。强调在自然界中，天、地、人三者是相应的统一整体。推崇的是人与自然和谐、养生保健、疾病治疗康复都要主动地适应自然。季羡林曾说：“天人合一论，是中国文化对人类最大的贡献。是人与大自然要合一，要和平共处，不要讲征服与被征服。”改造自然总是第二位的。
第二是“整体观念”。人与自然和社会都是一体的，人的五脏六腑、气血津液也是统一的有机体，看待人的疾病、健康必须要有整体观念，辨治更要统筹思辨施治，在当前的复杂疾病的诊疗中越来越显示整体观念的积极意义。
第三是“顺势思维”。最突出的养生保健就贯彻了顺势思维理念，也是最积极的预防医学思想。而这种思想，比疫苗更主动，更有普适价值，因为它强调个体的、自我的预防，同时还更有超前性。中医治未病不仅是一种理念，更有其技术体系和方法，并有丰富的实践，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第四是“辩证思维”。体现在临床上就是辨证论治。根据每一位患者体质状态，所患病证不同的阶段、不同的状况，给予有针对性的治疗和调理。辨证论治的实质是个体化综合治疗。在具体临床实践中又有气血辨证、脏腑辨证、六经辨证、卫气营血辨证、三焦辨证等不同辨证方法。
第五是“动态求衡”。体现在临床中就是通过多种手段整合调节，达到阴平阳秘，恢复健康。中药、针灸、推拿、气功治疗都是求衡的常用手段。针对复杂性疾病、慢性疾病，采取复方治疗，综合干预和调理，强调整合调节，追求动态平衡，这是一个重要的治疗理念和手段。方剂配伍讲究七情和合，以期达到减毒增效目的。
这5种思维方法是中医药学基础理论体系中的原创思维和理念。现代医学发展前沿几乎都受到它的启迪。例如，天人合一理念强调的是人与自然要适应、要和谐的理念；系统科学、整合医学与整体观念的认识也是一脉相承；养生保健与现代医学的预防为主方针一致；辨证论治与个体化治疗，复方药物与化学组合药物学理念也是趋同的；现代药学家提出21世纪是复方的世纪，以固定比例的化学组合物来研究新药已经成为药学前沿方向。中医药学的理念虽然古老，但却不落后，与现代医学发展的思维趋势不谋而合，将孕育着未来的新医学。最近吴孟超院士提出将精准治疗与整体治疗相结合，将西医规范化治疗与中医个体性治疗相衔接，是肝癌治疗的新策略，可算是一个例证吧。（二）中医药学理论特点
1.来源于实践，在实践中接受检验并发展
中医药学理论不是凭空产生的，中华民族的祖先在长期生产、生活和医事活动中日积月累不断总结而逐渐形成的经验感知，为理论的形成提供了丰富的认知基础。“神农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就是有目的的医疗实践活动的总结。
先人通过剖杀动物和人体创伤观察到人体组织大体结构和功能。例如，看到胃肠是空腔器官，里面装有不同消化程度的食物，而总结胃肠的生理功能是：“传化物而不藏，实而不能满”的特点。而在日常生活中，饮食不节、过饱过饥都会引起脘腹胀满、嗳气吞酸、倦怠乏力的临床表现，总结出：胃主受纳，腐熟水谷，胃主通降，以降为顺的胃脘功能，反之则会出现相应病证。这些认识要在实践中不断去检验去修正，逐渐达到完善。这个过程是漫长的，也是真实的，同时也是可靠的。在检验的基础上，还会不断发展。仍举上例，长期医事实践，加之理性演绎、意象思维，更补充发展出胃喜润恶燥，居于中焦，为气机升降的枢纽，胃为后天之本等有关胃腑的理论。
这个集大成的总结，在《素问·六节藏象论》中已有详细记载，但对胃腑理论的检验、完善、发展的过程并没有停止，历代在病因病机治疗方药上都有发挥。金元时期，李东垣著《脾胃论》，在继承《内经》《难经》的基础上，创立脾胃学说，对脾胃与元气关系进行了重要论述，阐发内伤热中之证候，提出“内伤脾胃，百病由生”的论断，治疗主张益气升阳，并用苦寒泻火之药施治，并创制和总结补中益气等数十首有效方剂流传于世，影响甚远。近几十年来，本书所收脾虚证研究、通里攻下法治疗急腹症研究中又有创见和发展。
以上仅举胃腑病为例，略见一斑，其他的中医药学理论莫不如此，都在千百年的实践中有序传承，不断发展，直至今日。若说20世纪70年代末开展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序幕，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奠定了思想基础。那么中医药学理论在千百年的临床实践中接受检验，在指导实践中不断发展，丰富完善着理论，也是中医药学学术长青、经久不衰的根本原因。
2.中医药学理论的守恒与发扬
中医药学理论博大精深，大致分为两个层次，一是认知哲学层次的思维，二是临床方法技术层次的思维。其认知体系内核中相对稳定的是哲学思维和理念。这些揭示生命奥秘，阐发健康规律的理念，是中医临床思维的核心内容和基本纲领，一直在相对稳定地守恒和传承。近些时候，有人讲要剥去中医药学哲学的外衣，这是错误的认识，没有哲学的内涵就不是中医药学。其实哲学并不神秘，现代医学也是有哲学基础的。哲学简单而言就是把握物质世界的世界观和认识事物的方法论，也是中医药学的基本思维方法。而学好中医必须掌握中医药学的思维方法并熟练应用之。
也有人讲中医药学理论千百年不变，这是不全面的。中医药学哲学层次的理论因为能够有效地指导实践，所以她是相对稳定的。而由其衍生的病证防治方法技术层次理论则与时俱进，一天也没有停止发展。例如，中风病病因从秦汉时期外风所中到宋元以后内因致病；胸痹的阳微阴弦病机从古代寒凝、气滞，到明清血瘀，再到现今气虚血瘀、痰瘀互结。病证变了，病机也一直在变化，认知就更加全面系统。对一首方剂、一味中药的认识，更是一直在传承发展中，认识也更加深入全面，这也是中医药学学术长青的内生动力。
同时，中医的临床认知思维在相对稳定的传承之中，又不断得到后世医家在内涵上的丰富。如秦汉时期总结的，伤寒六经辨证方法在主导着外感病的防治。金元以降，温热病日益增多，经过长时间的实践和总结，到了明清时代，先后诞生了温病学派，建立了卫气营血辨证、三焦辨证等辨证方法，丰富和发展了外感热病的理论和方法。时至今日，温病理论在SARS、甲流等急性传染病防治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从伤寒到温病，就是中医药学理论守恒与发扬的最好例证。
3.中医药学理论传承与发展
传承与创新是中医药发展的永恒主题，也是中医药发展的内生动力。传承与创新是中医药发展始终不能偏离的主线，传承是创新的基础，创新是传承的目的。历史经验表明，传承创新密不可分，如同一辆车的两个轮子，在实践中往往传承中有创新，创新又植根于传承，两者相辅相成，不可割裂。早在20年前，原卫生部陈敏章老部长就提出“继承不泥古，发扬不离宗”的指导思想。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王国强局长也指出，不能为创新而创新，必须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
中医药博大精深，几千年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是传统医学知识的自由王国，也是中医药事业发展的坚实基础。中医药对每一种病证的病因病机认识，辨证论治方法，处方用药的规律都在不断的实践中发展完善着。在临床各科疾病发展史的研究中，都可以清楚地看到传承发展的脉络。
中医药典籍浩如烟海，中医药理论百家争鸣，中医药经验更是不可胜数，从哪做好传承工作呢？成功的经验是基于临床需求，从问题入手，从临床难点切入，解决问题是传承工作的动力。带着问题，整理学习，挖掘典籍，潜心钻研，认真梳理相关知识，从而受到启迪，理清思路，或寻找到新的方向。正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带着问题研读经典，按历史发展进行梳理，不但可以看到学术演变的过程，还能找到破题的思路和方法。由于历史时代和专家经验不同，从中还可以萌出“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感悟。为创新研究开拓思路。
当前，传承更有紧迫性，甚至是抢救性的急迫需求。先留住传统的技法和经验不能丢，才能保障不竭的创新源泉。尤其是民间的一些验方、偏方，技术、手法等，亟需抢救性继承。20世纪50年代的“采风”运动，“文革”中的“中草药”运动都收集了大量民间的验方技法，各地也出版了一些整理性著作，虽然是二手资料，也殊为宝贵，值得珍惜。后文记述的张亭栋、陈竺发明的砷制剂治疗白血病的最初启端，就是源于当年采风中所收集到的民间验方，经过筛选评价研究所取得的重大创新成果。三、中医药理论传承创新的实践（一）伟大的实践必将产生创新的理论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医药事业得到长足发展，医疗机构从小到大，目前已有各级医疗机构4万余个，每年承担着近十亿人次的诊疗任务。中医药学校从无到有，现有各类中医药高等院校60余所，在校生达到30万名，并建立了包括学校教育、师承教育、毕业后规培教育及终身教育的完整教育体系。中医药科学研究从无到有，目前省级及以上专职中医药科研机构近百所，专兼职科研人员10余万名，具有承担国家级重大研究项目的能力，每年获得的各类资助十多亿元。近些年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6项，屠呦呦研究员更以青蒿素而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填补了本土科学家获得自然类诺贝尔奖的空白，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培育了中药大品种集群，过十亿元品种已达50余个，产品质量显著提升。中药生产在线质量监控，数字化制药正在逐渐普及推广，以中药为主的大健康产业方兴未艾，将成为供给侧改革的重要内容和新的经济增长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已于2017年7月1日正式实施，在法律保障下扶持规范中医药健康事业可持续发展。健康中国建设中坚持中西医并重，发挥中医药在养生保健的主导作用，在重大疾病治疗中的协同作用，在疾病康复中的核心作用。中医药要为健康中国建设，解决世界医改难题做出自己独特的贡献。
中医药事业各个领域都取得了突出进步和标志性成果，在这样伟大的实践中，也涌现出了一批中医药理论传承创新的成功案例和标志性成果。伟大的实践必然会催生创新的理论。本书通过梳理这些理论成果产生的历程，总结共性的成功经验，有利于对中医药理论学科的发展定位、特色优势、实践意义及发展前景进行思考。以史为鉴，总结提升，更加自觉地开展传承创新研究，推动中医药理论深入发展。（二）中医药理论传承创新案例
中医药理论传承创新具有共性经验，但在具体实践模式上不尽相同。在传承创新实践的规模，学术影响等方面也不尽相同，但他们都是在各领域中医药理论研究中取得了重要成果，并在长期实践中被检验、应用，取得了实际效益，推动了中医药学术进步。
1.立足临床需求，在解决问题中产生新的方法和理论
血瘀是很多疾病共同病理现象，影响着疾病的发生发展、预后转归。血瘀证与活血化瘀研究，在传承的基础上制定了血瘀证辨证诊断标准，阐释了血瘀证和活血化瘀治则的科学内涵，拓展了活血化瘀法的临床应用范围。统一了血瘀证命名、分类，建立了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血瘀证诊断标准，率先提出冠心病“心血瘀阻、血脉不通”病机，提出以活血化瘀法治疗冠心病，研制了精制冠脉颗粒，并为冠心病介入术后再狭窄开拓了新的治疗途径。这项研究应该是中医药理论传承创新的典范，从标准到诊断，从病机到治疗，从实验研究到新药研发，在传承血瘀证的基础上，拓展了血瘀证临床治疗领域，并开展临床评价，取得确切疗效，创新发展了血瘀证理论，揭示其科学内涵，为现代医学难治性疾病开拓了思路和方法，产生重大学术影响。
本书其他成果如重大传染病、骨退行性病、骨折、肿瘤、糖尿病的中医药治疗等研究也属于基于临床问题的传承创新研究，在临床和理论上取得了广泛共识的标志性成果。
2.以法突破，抓法求理，逐渐深入，取得突破
通里攻下法治疗急腹症研究历经30多年，以治则治法为突破口，分为四个阶段，从探索到深入、从一法到多法、从一病到多病、从轻症到重症，采用通里攻下法从治疗单纯性阑尾炎，发展到对重症急性胰腺炎、复杂性肠梗阻、重症急腹症多脏衰竭的临床治疗，显著降低了死亡率；并揭示了通里攻下法作用机制，从抑制内毒素血症到控制菌群移位，从改善免疫失衡到肠屏障保护，从通里攻下法与活血化瘀、清热解毒、理气开郁合用来抓法求理，揭示了“肺与大肠相表里”在生理、病理上的联系机制，除血液系统外，腹腔淋巴系统是重要联系通路，而胃肠功能紊乱是共同病理机制。这一重要成果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学术影响，也提升了我国腹部外科整体救治水平。
本书其他成果如砷剂治疗白血病、脏器纤维化、中医肾虚证、脾虚证等成果也属于同类研究模式，不但传承创新了中医药理论，也推动了我国现代医学的进步。
3.丰富发展中医药理论
中医药学理论博大精深，针对一种理论，理论联系实践，深耕细作，开拓进取，不但取得了确切疗效，还丰富发展了中医药学传统理论，且形成新的理论学派，产生了重大效益。络病理论和中医体质学说，即是这种模式的成功代表。
络病理论研究，通过梳理历代典籍文献，厘清络病概念，提出气络、血络分类，开展脉络理论深入研究，建立“营卫承制调平”学说，结合临床防治冠心病、心律紊乱，心力衰竭等开展系统研究，建立了“脉络-血管系统病”理论体系，研制了系列新药，并开展了临床评价、作用机制等深入研究，是络病学发展的第三个里程碑。
中医体质学说传承《内经》体质论述，结合国外体质理论，运用文献学、信息学、临床流行病调查、分子生物学、心理学等先进技术，提出体质可分为体病相关、体质可调等学术假说，采用大规模临床流行病调查，总结了中国人9种体质类型，并建立了评价标准和干预方案，并在国内外推广应用，为中医治未病提供了依据，为人人享有健康提供了可行的干预方法，取得了重大社会效益。
4.面向生命科学前沿，传承创新中医药理论
当代生命科学研究非常活跃，跨学科研究，大系统综合研究已蔚然成风。中医药学的理论方法受到关注，在这个领域，针麻镇痛、穴位效应特征，醒脑开窍针法等研究已取得突出的成绩。针刺麻醉半个世纪的实践表明，针刺具有镇痛作用，针刺辅助麻醉或针药复合麻醉已经成为一些特定手术的首选麻醉技术，精心选穴，精准确定刺激参数可保障疗效。研究发现分布于穴位下的神经纤维是发挥镇痛作用不可或缺的载体，部分揭示了针麻原理。
醒脑开窍理论在传承中医脑腑理论基础上，强调“脑神”的认知，提出中风病病机“肝风夹痰浊瘀血，上蒙清窍，致窍闭神匿，神不导气”，确立醒神、调神为核心的诊治思想，建立醒脑开窍针法，并明确了手法量化标准，在中风病治疗中取得确切疗效，成为向全国推广的适宜技术，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学术影响。
5.采用新方法、新技术传承发展中医药理论
新方法和新技术可以开拓新的研究领域，推动中医药实践和理论的传承创新。这种模式将会推进学科整体发展的深度和广度。
青蒿素的研究，屠呦呦研究员受到《肘后备急方》的启迪，创建了青蒿素提取方法，并获得抗疟活性化学部位进而发现青蒿素，并经临床证明，疗效确切。后全国科技界联合攻关，破解化学结构，取得新的化合物，制成不同制剂，扩大临床应用再评价等，使青蒿素制剂走向全世界，挽救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数百万疟疾患者的生命，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青蒿素研究是中医药学和现代科学结合的结晶，是多学科合作的系统性创新性工作，是中医药对人类健康做出的巨大贡献。
组分中药研究是在传承方剂配伍理论基础上，突破仅凭经验组方的局限，创建了标准组分、组效关系、组分配伍、优化设计的技术流程，提出了强化主效应，兼顾次效应，控制副效应的效应配伍理论，建立了系列关键技术，实现了从饮片配伍到组分配伍的转变，并在创新中药研发，大品种改造和中药制药技术升级换代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是中药现代化研究的一项标志性成果。
本书介绍的中药道地药材、中药安全性、中医四诊客观化研究等均可属于此种传承创新的研究成果模式。
6.中医药理论概念及标准体系建立
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医学科学，其具有独特而系统的理论体系。但独特的中医理论术语体系也给创新发展带来障碍。例如理论概念模糊欠规范，定义多为自然语言描述，而缺少严密逻辑性，论述多为思辨推理，界限宽泛而重叠等。因此，中医药名词术语标准化研究，对中医药理论的概念范畴进行源流考证，规范名词术语表述，明确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是中医药理论传承和发展的基础性工作，对整个学科发展起到规范、引领作用，具有独特的意义。（三）国医大师学术思想
在中医药传承发展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不断涌现出一批批坚守在临床一线，注重在实践中传承发展中医药学的临床大家，他们几乎无一例外都是中医理论创新大家，如张仲景、孙思邈、金元四大家、温病学家等。毫无疑问，国医大师也是这样一批坚守临床并做出突出贡献的、当代中医药领域的卓越代表。从2009年、2013年到2017年，由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原卫生部（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会）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在全国范围内组织评选了90名“国医大师”，他们无一不是扎根临床，传承发展了中医药理论。他们所取得的学术成就代表了当代中医药传承发展的另一个高峰。对国医大师们所取得成就的梳理也是总结当代中医药重大理论创新工作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此，我们反复研习他们的学术思想，从中抽提出“生生医学理论及其意义“脾胃学说新论及其应用”等16个专题，以同类经验为主线，归纳了他们的实践经验、学术思想特色和理论传承创新内容。
在这16个专题中，既有侧重对中医学本质属性再认识的“生生医学”理论，对当代乃至未来健康医学的构建都具有指导价值。也有围绕“脾胃学说”及“湿邪”等中医学理论体系中某一具体学说的新阐发。较多的则是介绍了国医大师们针对重大疑难疾病如冠心病、脑病、肺病、肾病、妇科病、痹病、杂病及五官科、皮外科等疾病的临床诊治传承创新研究所取得的示范成果。对于方剂、针灸、民族医药等专题的创新发展，也集缀在列。尽管限于篇幅，我们无法罗列国医大师们的诊疗大全（其各有专著），只能从他们五彩斑斓的学术阐微中拾掇部分创新点以示范。更可贵的是从中折射出来的国医大师们的敬业态度和探索精神。首先是他们面对临床诊疗难题传承创新、勇于探索的科学精神。他们基于经典、认真实践、不懈追求，取得了确切疗效，逐渐形成了自己诊疗经验和学术思想，从不同的角度丰富发展了中医药学。其次是他们勇于接受新知识在传承基础上的创新精神。他们虽已是中医药学术的大家，然而绝不故步自封，他们十分注重学习包括西医学在内的现代科学知识，融会贯通，综合集成而创新。三是他们对中医传承发展历史重任所展现的大家风范和责任担当。他们长期扎根在临床诊疗第一线，“勤求古训，博采众方”，传承创新，所取得的成就值得倍加珍视和学习应用。四、文化自信与标准自立
中华传统文化，纵观五千年，历史悠久，潜移默化，润物无声，融入血液，决定认知，与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密不可分，已经成为我们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传统文化从宏观上讲包括政治、思想、经济、军事、文化等。《汉书·艺文志》所讲六艺，礼、乐、射、御、数、术既是传统文化的内容，也是分类方法。更具体地讲，包括文字、语言、书法、医药、诗词、曲艺、戏曲、武术、民俗等都是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而中医药学是中华优秀文化的代表。（一）中医药学是中华优秀文化的代表，当自信
中医药学凝聚着深邃的哲学智慧，包含着丰厚的文化内涵，容纳了几千年的健康养生理念和丰富实践经验，是我国古代科学的瑰宝。尤为可贵的是，虽然历史悠久，但中医药学理念却不落后，在当代医疗实践中仍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为解决现代医药领域很多难题启迪了方向、提供了方法。
温家宝总理曾谈到中华传统文化的4种精神，一是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的进取精神；二是以和为贵，和而不同的和谐精神；三是民为邦本，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四是天人合一，人与自然统一的思想。而中医药学博大精深，恰恰包含了这4种精神的精髓，并且把它融入了维护健康、防治疾病的理法方药、诊疗策略之中。浑然一体，成为养生保健、病证诊疗的日常认知行为。从中医药学中可以领悟到兴邦治国的理念，也可以顿悟到行为处事的方法，当然更具体的是健身养生、防治疾病的知识。中医药学深刻体现了中华文化的认知方式和价值取向，蕴含了中华优秀文化的精髓。因此，中医药学是中华优秀文化的代表，我们应当充满文化自信，勇于担当优秀文化的使者，有所作为，并使之发扬光大。（二）将文化自信转化为自觉、自立，以国际标准引领世界
习近平总书记讲：文化自信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和一个政党对自身禀赋和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和积极践行，并对其文化生命力保持坚定的信心。从本质上讲，文化自信是一种价值观导向。继承发展中医药学理论，传承中医药人文精神，弘扬中华优秀文化，增强民族凝聚力，特别是普及健康生活方式和养生知识，实现中医药养生保健文化创新性发展，创造性转化，保障人民健康素质，对于健康中国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中医药学也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体现。世界需要中医药，中医药已在180多个国家和地区得到应用，几十个中医药临床中心受到各国人民的欢迎，作为友谊使者，为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加强同世界各国人民之间文化交流和友好往来，做出了重要贡献。
我们幸运地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瑰宝的传承人和守护神。要以高度的文化自觉，怀着敬畏虔诚的态度，以科学严谨的精神做好传承发扬工作。文化自觉的基础是自信，只有怀着对中医药优势和特色的自信，才能自觉地去传承和弘扬，在自觉基础上自立。立什么？立标准。认真借鉴掌握国际标准建立的规范和流程，通过认真总结，深入研究，建立标准。一方面可以提高中医药研究质量和学术水平；另一方面通过中医药标准引领世界传统医药学的健康发展，使中医药为世界接受和掌握，造福全人类。
在诸项研究当中，标准的研究既是学科的基础，也是重要的成果。从广义上讲，方法和标准研究也属于理论研究范畴，而且是高水平研究，因为它是发展的规范和研究的指南，起到引领作用。我国在这个方面通过国际标准化组织中医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ISO/TC 249）和国际疾病分类（ICD）两个国际组织，已经取得了良好开端，针灸经穴标准成为国际标准，数十种中药材的标准也被《美国药典》和欧盟本草专论采纳。总结经验可以达到3条共识：一是要认真学习，切实理解和掌握国际标准制定的一般规范和具体流程，切忌望文生义。通过合作交流，请教专家，参考成功的案例来理解规范和流程，都是行之有效的方法；二是将现有的我国行业标准和国家标准经补充完善后升格为国际标准；三是“深入研究、浅出标准”（果德安语），即重视深入研究，系统积累，有针对性地开展研究，回答科技界的关注焦点，提出明确具体而严谨的标准文本，颇有大道至简的意味。
千百年来，中医药历代沿袭，薪火相传，在解决临床问题中又不断发展，保持了旺盛的生机和活力；在维护中华民族繁衍昌盛中稳步前进，从不同时代发展成果中汲取营养，不断丰富和完善着中医药的理论体系。总体上讲，中医药学理论与时俱进、一直在传承创新发展中。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余年来，中医药学迎来了“天时、地利、人和”的大好机遇，进入快速发展的轨道，中医药学不仅是独特的医疗资源，更是优秀的文化资源、重要的生态资源、具有原创优势的科技资源和潜力巨大的经济资源，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中处于重要战略地位。
中医药事业发展取得了傲人成绩，但中医药传承发展仍面临着诸多挑战，我们应该保持一份冷静和淡定。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认真做好传承创新工作，机遇大于挑战，成功高于风险。重视传承就抓住了根本，着眼创新就抓住了未来。对中医药理论要不断在实践中总结归纳、提炼升华，使之传承创新，学术长青。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传承发展中医药事业”的伟大号召，组织多学科的研究团队，以高度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坚持传承与创新，在健康中国建设征程中再铸、续构中医药学理论的辉煌。（张伯礼、胡镜清、张俊华）上篇 重大理论传承创新成果第一章 青蒿素研究
[摘要] 疟疾是经蚊虫叮咬或输入带疟原虫者的血液而感染疟原虫所引起的虫媒传染病，是全球性，特别是热带、亚热带地区的主要寄生虫病。20世纪末，每年有近百个国家受累、近3亿人感染、近百万人因此死亡。
20世纪60年代，由于耐喹啉类恶性疟疾肆虐，氯喹等特效药失灵，研制新型抗疟药成为当时包括我国在内的国际社会迫切需求。1964年和1967年我国先后组建全军和全国的疟疾防治药物研究工作领导小组（简称“523”）组织协调军民研发新药任务。1969年1月卫生部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简称“中研院中药所”，现为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加入“523”任务，该所屠呦呦及其团队在对中药进行大量研究基础上，受到中医典籍《肘后备急方》的启迪创建了青蒿提取方法，1971年10月首次获得青蒿抗疟活性化学部位，1972年11月首先从中发现青蒿素。在中国中医研究院（现称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下文简称中研院中药所）工作的影响下，山东、云南分别相继获得相应活性化学部位和青蒿素。到1975年底，中国中医科学院、山东、云南和广州中医学院（现称广州中医药大学）等研究团队，用青蒿素治疗间日疟、恶性疟、脑型疟、抗氯喹的恶性疟900多例，临床疗效几可达100%，具有速效、高效和低毒等特点。
1973年初开始，中研院中药所以及后来和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生物物理研究所共同协作，逐步确认青蒿素是一个仅由碳、氢、氧3种元素组成、具有过氧基团特殊结构的新型倍半萜内酯，是与已知抗疟药在化学结构、作用机制完全不同的新化合物。1975年底确定了青蒿素的绝对构型。
青蒿素绝对结构的确定，促进了我国科学家对其衍生物的合成工作。除了中研院中药所在探讨青蒿素构效关系研究中发现的双氢青蒿素外，1976年下半年，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用双氢青蒿素合成蒿甲醚；一年后，广西桂林制药厂在上海药物研究所工作的启示下，合成了双氢青蒿素的琥珀酸半酯（青蒿琥酯）。青蒿素衍生物的疗效比青蒿素的疗效更强。青蒿素和青蒿琥酯、蒿甲醚、双氢青蒿素等先后在1986年、1987年和1992年获得我国新药证书，以后均被收载于世界卫生组织（WHO）《国际药典》第三版。
1984年以来，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等学者为促长效、抑复燃、防耐药，提出研制以青蒿素为主联合另一类抗疟药的复方治疗（即后被称为ACT疗法）。复方蒿甲醚片、含青蒿素的复方磷酸萘酚喹片、双氢青蒿素磷酸哌喹片、青蒿素哌喹片等先后问世。
20世纪80年代初，青蒿素及其衍生物走向国际，我国与WHO、相关政府和国外企业开展学术和产品的交流、合作和开拓。到2015年底，各国学者在全球（包括我国）各种专业学术杂志上发表青蒿素类研究评述论文超过9800篇。目前，青蒿素及其衍生物是世界上治疗疟疾最有效的药物，ACT疗法已被用于疟区几乎所有国家和地区，每年治疗病例一亿以上，降低了全球疟疾的发生率和死亡率，已挽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
在青蒿资源利用和保护，青蒿素生物合成和人工合成，青蒿素的作用机制、新功效的发现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青蒿素来自中医药、发现启迪于中医药。它是中国传统医学和现代科技紧密结合，融合多学科和行业的系统创新工程，凝聚着一群中国科学家的艰辛和智慧，是中医药对人类健康事业做出的一项巨大贡献。我国政府先后11次给参加这一工程的相关单位授予国家发明奖、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等各类大奖，屠呦呦也因此摘得了2015年度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和2016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一、历史沿革（一）疟疾——自古以来的全球重大寄生虫病
疟疾是经蚊虫叮咬或输入带疟原虫者的血液而感染疟原虫所引起的虫媒传染病。寄生于人体的疟原虫有5种，即间日疟原虫、三日疟原虫、恶性疟原虫、卵形疟原虫和诺氏疟原虫，分别引起间日疟、三日疟、恶性疟、卵形疟等。在我国主要是间日疟和恶性疟。临床表现为周期性规律发作，全身发冷、发热、多汗，长期多次发作后，可引起贫血和脾肿大。
疟疾曾是我国主要的寄生虫病之一，流行历史久远，对健康危害甚大。疟疾最早可以追溯到3000万年以前，科学家在一块古近纪的琥珀化石里发现了携带疟原虫的蚊子。我国在3000多年前就已有疟疾流行的记载，是先秦两汉时期最主要的流行病之一。殷商时期，甲骨文中所用“疟”字，形似老虎张口扑向人。《礼记·月令第六》称：“民多虐疾。”北魏《水经注第三十六》称：泸江（今金沙江部分流域）两岸“时有瘴气，三月、四月径之必死”。“瘴气”是疟疾的另一古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疟疾在我国猖獗肆虐，乡村和城镇都曾严重流行。据不完全统计，20世纪40年代，每年至少有3000万以上患者，病死率约为1%。20世纪50年代初期，全国有疟疾流行的县（市）计1829个，占当时县市总数的70%～80%。50年代中期之后，疫情逐步得到控制，但在1960年、1970年曾出现局部暴发，全国发病人数分别为1023万和2411万人，然而病死率已控制在0.006%和0.003%。20世纪80年代以来，党和政府采取更有力的措施，疫情大幅度缓解，2011年全国疟疾发病人数已降至4479例。
疟疾也是全球性、特别是热带、亚热带地区的主要寄生虫病，世界卫生组织（WHO）将其与艾滋病、结核一起列为世界三大公共卫生问题。公元前2～3世纪，古罗马学者已有关于疟疾的描述，当时认为疟疾是沼泽地散发的浊气所引发，英语中疟疾被称为“malaria”，即意大利语“坏空气”之义。从公元4世纪开始，疟疾成了古希腊的地方病，一直广泛流传。19世纪初期，印度每年逾100万人死于疟疾。
据WHO估测，2000年全球仍有32亿人口受到疟疾威胁（约占世界总人口的40%以上），106个国家或地区受累。当年疟疾发病2.62亿（2.05亿～3.16亿）例，其中，非洲占发病总数的88%、东南亚占10%、东地中海地区占2%；致死83.9万（65.3万～110万）人，其中，72.3万（56.3万～94.8万）人是5岁以下的儿童。（二）中外对疟疾的防治
疟疾是我国古代医籍中记载的最早最详细的传染病病种。《素问·疟论》《素问·刺疟论》等专篇对疟疾的病因、病机、症状、治法等有系统而详细的论述。之后，汉代《金匮要略·疟病脉证并治》、隋代《诸病源候论》、南宋《三因极一病证方论》、元代《脉因证治》、明代《证治准绳》《景岳全书》《症因脉治》、清代《疟疾论》等对病机、证候、治则治法、方药均有阐发；《神农本草经》《肘后备急方》《备急千金要方》等记载了常山及其嫩枝叶（蜀漆）、青蒿和马鞭草等中药的截疟功效，为中医药治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资料。
在1888年法国军医夏尔·路易斯·阿方索·拉韦朗（Charles Louis Alphonse Laveran）在非洲疟疾患者血液的红细胞中发现疟原虫，1897年英国医生罗纳德·罗斯（Ronald Ross）证实按蚊是疟原虫传播媒介（他们分别获1907年和1902年诺贝尔奖）以前，南美洲秘鲁的土著人已用安第斯山区中的一类树皮抗病退热。据说在1630年用之治好了驻秘鲁的西班牙总督夫人辛芎（Chinchon）的疟疾，从而传入欧洲。植物学家林奈将该树定名为“金鸡纳（Chinchona）”。1820年两位法国化学家皮尔·J·帕勒蒂尔（Pierre J.Pelletier）和约瑟夫·B·卡文图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