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社会心态研究(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杨宜音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当代中国社会心态研究试读：

中国社会学正处于快速发展和更新换代的阶段。改革开放后第一批上大学的社会学人，已经陆续到了花甲之年。中国空前巨大的社会变迁所赋予社会学研究的使命，迫切需要推动社会学界新一代学人快速成长。“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百废待兴，各行各业都面临拨乱反正。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同志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以紧迫的语气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项复杂繁重的任务，思想理论工作者当然不能限于讨论它的一些基本原则。……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我们已经承认自然科学比外国落后了，现在也应该承认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就可比的方面说）比外国落后了”。所以必须急起直追，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力戒空谈，“四个现代化靠空谈是化不出来的”。此后，中国社会学进入了一个通过恢复、重建而走向蓬勃发展和逐步规范、成熟的全新时期。

社会学在其恢复和重建的初期，老一辈社会学家发挥了“传帮带”的作用，并继承了社会学擅长的社会调查的优良传统。费孝通先生是我所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第一任所长，他带领的课题组，对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的农村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发现小城镇的发展对乡村社区的繁荣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费孝通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发表的《小城镇·大问题》和提出的乡镇企业发展的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等议题，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并受到当时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发展小城镇和乡镇企业也随之成为中央的一个“战略性”的“大政策”。社会学研究所第三任所长陆学艺主持的“中国百县市经济社会调查”，形成了100多卷本调查著作，已建立了60多个县（市）的基础问卷调查资料数据库，现正在组织进行“百村调查”。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集体撰写了第一本《中国社会发展报告》，提出中国社会变迁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在从计划经济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转轨的同时，也处于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乡村社会向城市社会、从礼俗社会向法理社会的社会结构转型时期。在社会学研究所的主持下，从1992年开始出版的《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年度“社会蓝皮书”，至今已出版20本，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影响，并受到有关决策部门的关注和重视。我主持的从2006年开始的全国大规模社会综合状况调查，也已经进行了三次，建立起庞大的社会变迁数据库。

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理念，标志着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的开始，也意味着中国社会学发展的重大机遇。2005年2月21日，我和我的前任景天魁研究员为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做“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讲解后，胡锦涛总书记对我们说：“社会学过去我们重视不够，现在提出建设和谐社会，是社会学发展的一个很好的时机，也可以说是社会学的春天吧！你们应当更加深入地进行对社会结构和利益关系的调查研究，加强对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思想的研究。”2008年，一些专家学者给中央领导写信，建议加大对社会学建设发展的扶持力度，受到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胡锦涛总书记批示：“专家们来信提出的问题，须深入研究。要从人才培养入手，逐步扩大社会学研究队伍，推动社会学发展，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

目前，在恢复和重建30多年后，中国社会学已进入了蓬勃发展和日渐成熟的时期。中国社会学的一些重要研究成果，不仅受到国内其他学科的广泛重视，也引起国际学术界的关注。现在，对中国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大经济社会问题的跨学科研究，都有社会学家的参与。中国社会学已基本建立起有自身特色的研究体系。

回顾和反思20多年来走过的研究历程，社会学的研究中还存在不少不利于学术发展的问题。

一是缺乏创新意识，造成低水平重复。现在社会学的“研究成果”不可谓不多，但有一部分“成果”，研究之前缺乏基本的理论准备，不对已有的研究成果进行综述，不找准自己在学科知识系统中的位置，没有必要的问题意识，也不确定明确的研究假设，缺少必需的方法论证，自认为只要相关的问题缺乏研究就是“开创性的”、“填补空白的”，因此研究的成果既没有学术积累的意义，也没有社会实践和社会政策的意义。造成的结果是，低水平重复的现象比较普遍，这是学术研究的大忌，也是目前很多研究的通病。

二是缺乏长远眼光，研究工作急功近利。由于科研资金总体上短缺，很多人的研究被经费牵着鼻子走。为了评职称，急于求成，原来几年才能完成的研究计划，粗制滥造几个月就可以出“成果”。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有的人产生浮躁情绪，跟潮流、赶时髦，满足于个人上电视、见报纸、打社会知名度。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人不顾个人的知识背景和学科训练，不尊重他人的研究成果，不愿做艰苦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也不考虑基本的理论和方法要求，对于课题也是以“圈”到钱为主旨，偏好于短期的见效快的课题，缺乏对中长期重大问题的深入研究。

三是背离学术发展方向，缺乏研究的专家和大家。有些学者没有自己的专门研究方向和专业学术领域，却经常对所有的问题都发表“专家”意见，“研究”跟着媒体跑，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在这种情况下，发表的政策意见，往往离现实很远，不具有操作性或参考性；而发表的学术意见，往往连学术的边也没沾上，仅仅是用学术语言重复了一些常识而已。这些都背离了科学研究出成果、出人才的方向，没能产生出一大批专家，更遑论大家了。

这次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学术委员会组织的“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研究文库”，主要是由社会学研究所研究人员的成果构成，但其主旨是反映、揭示、解释我国快速而巨大的社会变迁，推动社会学研究的创新，特别是推进新一代社会学人的成长。李培林2011年10月20日于北京导言杨宜音

如果观察一个社会，观察社会中行动着的人们，从个人的价值偏好到与人交往的规则，从市场交易到群体性事件，都能感到其背后存在一种牵动、引导、左右人们的精神力量，这种力量如云似水，若隐若现，变动不居，却又基于一些相对稳定的因素。这就是一段时间内由弥散在整个社会或社会群体/社会类别中的社会共识、各类需求满足与否的感受和社会情绪，以及社会价值取向共同构成的一种社会的心境状态。当社会稳定演进时，这种心境状态表现为整个社会的一种精神气质或“时代精神”（Zeitgeist）；而当社会急剧变迁时，它却可能快速变化，呈现更加复杂的成分和形态，如同一种基调，衬托着无数个体和群体的内心状态，又被这些个体和群体的内心感受和意愿、行为预期和选择不断涂抹增减，从而汇聚成整个社会的一部精神“合声”。这种不易捕捉又无处不在的心境状态，在当下的语汇里，被称为“社会心态”。

在我国，“社会心态”一词，自20世纪80年代至今频频出现在学术界的讨论和大众媒体中。身处信息化、全球化和国内快速的经济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人对这一表述早已耳熟能详。“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已被写入2011年中共中央十七届六中全会报告中。可见，无论平民百姓还是国家政要，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意识到社会心态对个人、社会、市场和国家的影响，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重视这种影响。

在每一个剧烈变动的社会中，作为社会变迁的表达和展示，社会心态是社会变迁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首先，透过社会心态的状态及其改变，可以看到社会发生的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可能产生的后果。例如，物质主义价值观的盛行，是从贫穷到富裕的社会发展过程中必经的阶段。它一方面构成了变化的个人行为的内部动力；另一方面也可能导致对财富的过度追求，而对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带来负面后果。其次，对社会心态的把握和调适，也是社会变革中一项无法忽视的社会心理资源与条件。无论是政府的宏观决策部门还是各类组织管理部门，都需要通过意识形态的构建、社会氛围的营造等手段来调整社会心态，来调用这一社会心理资源以达致社会整合和社会合作的目的。最后，社会心态作为个体和群体社会行为的外在氛围，与社会成员息息相关。它不仅感染着社会成员，而且为社会成员的社会心理定位提供着依据和归属。

在进入信息社会的今天，社会观念的传播途径发生了变化，社会心态的形成机制也更为复杂，并且具有新的特征。作为社会心态最深层的心理机制——社会价值观念，目前随着社会的快速变化和快速分化，有些部分变得比较混乱和碎片化，导致构建和谐社会缺乏强有力的、鲜明的、系统的、基本的社会核心价值观来整合、统领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社会信任缺失、公德问题较多、公共参与很少、社会合作不易、社会矛盾尖锐、社会动员困难，这些都需要从社会心理和社会心态的角度去寻找新的突破口。因此我们应该把构建和谐社会与社会心态的研究有机结合起来，研究构建和谐社会的社会心态机制，通过调控社会心态来统一社会目标、整合社会核心价值观，实现构建和谐社会、追求美好生活的目标。

社会心态及其研究对于快速发展变化的社会来说，其重要性毋庸置疑，但是，对它的了解和分析却困难重重。第一个困难在于社会心态是十分模糊的心理事实（psychological fact）和社会事实（social fact）。它不易捕捉，又无处不在；容易回望，却难以近观；可以意会，却不够明晰；既与个人心理状态有关，又不限于个人心理状态的简单加总；是社会成员共同构建的共享的现实（shared reality），又与个人的价值选择、态度感受、情绪情感、行为意向有着一定的距离。正是由于这样的特性，使社会心态这一概念很难进入研究领域。

长期以来，我国学术界缺乏对社会心态的系统研究。从目前国内的研究看，存在四个主要问题。第一，还没有形成清晰的理论框架。对社会心态的概念界定混乱且缺乏操作性；研究视角单一；研究内容零散，缺乏内在逻辑；对社会心态的形成机制研究非常薄弱，因而无法解释各种社会心态发生、保持、改变、消亡的原因与过程。第二，测量和分析的手段不够科学和系统。大多数研究停留在对民意的调查上，在分析上显得单薄和零碎；对社会生活中的焦点事件、流行时尚、群体行为、日常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却较少触及；缺乏在明确的理论分析框架基础上形成的有效而系统的测量和分析工具。第三，对社会心态的预测能力薄弱。理论框架和测量方法的欠缺，就像气象预报员没有气象理论和可靠的大气监测系统，大大影响了预测能力，而对重大的、影响广泛的社会心态难以觉察。第四，缺少对调控社会心态方法的尝试和总结。调控社会心态是社会干预的方式之一，如何以及通过哪些途径来控制和把握社会心态，各种途径的效果如何检验，都是重大的社会实践课题。这些课题目前尚未被纳入系统的研究框架中，特别是缺乏学术界与政府宏观管理部门、基层社会组织以及大众媒体的合作。尽管目前有许多以“社会心态”为名的调查分析报告，但是，可以说至今社会心理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传播学家在社会心态研究这一重要问题上还没有达成共识，他们与政府管理部门和基层社会组织之间没有形成良性互动，这就直接影响到对社会心态的测量、分析、预测与调控。

从社会心理学角度来看，民意、舆论等都是社会心态的表达和表现，并不是社会心态本身。我们可以透过民谚、牢骚、街谈巷议、流言、传闻、“段子”、网上的帖子和博客、手机短信、流行词语等来了解社会心态；我们也可以透过集会、暴动、骚乱、罢工、上访等来了解社会心态；我们还可以透过消费方式、时尚与流行、人际关系（上下级关系、代际关系、亲密关系等）、市场风险承受力、储蓄、抢购或投资、阅读偏好、社会信任等来了解社会心态。但是，这些都不能直接等同于社会心态。

社会心态是渗透到某些看法和意见中的，它表现的不仅是个体的社会心理，而且是某些群体甚至是整个社会的心境状态。它需要我们去分析和把握，大多数情况下需要有比较长的时间段来供研究者和社会成员“回望”和“反观”。例如，当我们“回望”改革开放初期的社会心态时，我们可以比较容易地看到思想解放给人们带来的舒展和畅快，其中也夹杂着犹豫和担忧，以及对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变化的强烈参与意识和效能感。可以说这也是一种以“解放”为主调的社会心态。不仅有人跃跃欲试，而且有更多的人身体力行。人们步履匆匆，头脑活跃，愿意论辩，对未来怀抱热望。人们接受风险，不怕失败，对新事物充满热情。人们相信未来，相信自己付出努力之后将会得到回报。随后，伴随着经济进步，人们对财富的追求、对社会权力地位的占有动机也更强了，物质主义、消费主义价值观对人的影响更加明显。对金钱和物质财富的占有，逐渐成为形成和判断社会地位与声望的主要指标，为谋取利益，不择手段与规范竞争同时出现。凡是经历过20世纪80年代和新世纪之初的人，恐怕都不难找出身边的例子来印证这30年的社会心态变迁。社会心态的这些性质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为什么有史家治“心态史”，但我们希望看到的对现实社会心态的深刻和科学的分析却不多。夏学銮（2011）曾撰文指出：当下的中国，有八种不良的社会心态值得关注、研究、引导、化解。它们分别是：①浮躁。这种浮躁心理使得转型期的社会充满了感情泡沫，以致娱乐化、“娱乐至死”成为时尚。②喧嚣。如果说浮躁心态使得转型期的社会变得干瘪、缺乏思想内涵的话，那么喧嚣倾向则使之更加疯狂。③忽悠。④炒作。⑤炫富。⑥装穷。⑦暴戾。⑧冷漠。张慧琴（2010）归纳出心态失衡、心态迷茫、不安全与不公平感、悲观情绪等社会心态特征。此类观察与思考很多，其中不乏对社会心态的洞察，但是，还不能将它们直接用于对社会心态的观察、记录和分析，因为对社会心态的系统观测还需要可操作的研究工具。

于是，我们就很容易看到，社会心态研究的第二个困难在于测量工具的发展。对社会态度的描述和记录，目前比较常用的是态度量表，而要使用态度量表不仅需要前期做大量的编制工作（特别是编制适合中国人反应方式的问卷），而且单一内容的态度问卷（例如，有关安全感的问卷），还需要有相关测量来进行解释和深度分析，否则简单地描述安全感的现状，不能勾勒出社会心态中有关安全感的全貌。这就需要建构社会心态的内容结构与指标体系，从而将多个侧面整合起来。

第三个困难在于长期数据资料的积累。社会心态的变动性使对它的调查不能用社会通则或社会价值观的调查来替代，这就要求有良好的调查制度和系统作为支撑，包括使用较为成熟的测量工具以纵贯式的调查设计来系统地收集数据资料。目前，我们依托的多个数据资料调查系统，如果能坚持不懈地使用，将会提供追踪数据资料，供研究者进行社会心态变迁方面的分析与预测。

第四个困难在于深度分析社会心态的难度很大。面对大量的调查数据资料和事件个案，如果缺乏敏锐的视角和深刻的洞察力，那么这些数据资料再丰富也只能是废纸一堆，没有灵魂和生气。然而，深度的分析需要有深厚的学养，这不是靠堆砌和罗列资料就可以完成的。因此，这不是一个“快出”成果的领域。

在本书中，我们试图努力克服上述困难，从理论上回答：什么是“社会心态”？社会心态具有哪些特性？在哪些研究视角下，对社会心态的特性可以有更为深刻的认识？如何观测和记录社会心态？社会心态如何影响个体、群体、社会、市场和国家等社会运行的要素？社会心态又受到哪些文化、社会、经济、政治及心理因素的影响？是否可以操控、调节社会心态？是否可以对社会心态进行正确和错误的区分？是否存在相应的标准进行判断？要系统地回答这些问题，需要诸多学科的学者通力合作，对社会心态的概念和基本结构特性进行系统的分析概括，并且需要在不断的观察和分析中认识它的规律。本书的作者多来自社会心理学领域，沿袭了这一交叉学科特有的社会学的社会心理学和心理学的社会心理学两种学术传统，初步展示了社会心理学视角下社会心态研究的最新成果。

本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的第一章主要探讨社会心态的概念和理论框架；第二章分析社会心态的结构及其成分；第三章探讨社会心态的心理机制和影响因素。“下编”则用九章的篇幅，对社会心态主要领域的既有概念和研究进行梳理，评析测量工具。

面对社会心态这一庞大而复杂且学界积累甚少的研究对象，我们宁可从“盲人摸象”式的研究起步，期望通过我们逐渐调查、分析与思考，拼接和提升出更加接近真“象”的认识。参考文献

夏学銮，（2011），《当前我国的八种社会心态》，《人民论坛》，8，48～50。

张慧琴，（2010），《建构和谐社会进程中和谐心态培育》，《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9（1），71～75。上编第一章社会心态研究的理论框架杨宜音

社会心态研究的理论框架是对社会心态的基本概念和结构进行理论分析，是社会心态研究的前提和重要组成部分。一般来说，它至少包括对社会心态的概念界定及对相关概念的辨析和讨论，对社会心态研究视角的评析和选择，对社会心态内在结构的建构。第一节 社会心态概念的提出和使用

在我国社会科学的研究中，社会心态是一个被普遍接受却又意义含混的概念。目前，社会心理学家在“如何界定社会心态”“社会心态的心理结构是怎样的”“社会心态是如何形成的”等问题上还没有达成共识，这就直接影响到社会心态的测量、社会心态的影响因素和形成机制分析以及社会心态的调控等方面的研究进展。因此，我们有必要从界定社会心态概念出发，为形成社会心态研究的理论框架奠定基础。一 社会心态概念的一般使用和溯源

从字面意义上来看，“社会心态”一般可以理解为“社会的心理状态”“社会的心智状态”“普遍的社会心理”“民心”“民意”“人[1]心”等，是使用频率很高的一个词，但却没有被多数辞书收录。国内报章、学术论文中对“社会心态”一词的界定实际上并不严格，大多是个人根据不同的理论视角（如哲学、社会学、心理学、传播学、政治学等）对这一概念的内涵进行直接推定，因而缺乏足够的论证；更多的人则是在约定俗成的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径直讨论社会心态[2]与其他现象之间的关系，或讨论社会心态的预警及调控。在一些学科的研究中，社会心态被视为一种研究视角，史学中的心态史研究就[3]是一例。当进行文献检索时，我们可以发现这个词的使用频率很高，被广泛用于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领域，作为转型时期宏观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要素来看待。

通过对已有社会心态概念的梳理，我们可以把它大致分为以下几类：①社会心态是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文化条件下，一定地域内的人们普遍具有的社会心理的总和。例如马广海（2008b）将其定义为“与特定的社会运行状况或重大的社会变迁过程相联系的，在一定时期内广泛地存在于各类社会群体内的情绪、情感、社会认知、行为意向和价值取向的总和。它属于社会心理的动态构成部分”。同时，对这个定义的理解他强调了三点：其一为引起或产生社会心态的社会条件的特殊性；其二为社会心态的内容不同于一般的社会心理内容，它主要是直接反映当前社会运行或社会变迁的动态的、具有较强烈的情感情绪色彩的心理活动内容；其三是社会心态具有的即时性、动态性、直接性等较表面性的特征，是较易被感知、被认识到的心理层面的内容（马广海，2008b）。丁水木（1996）的定义为：“社会心态是指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由经济关系、政治制度以及整个社会环境的发展变化而引起的直接的、在社会群体中较为普遍存在的、具有一定的共同性的社会心理反应或心理态势，具有社会性、大众性和概括性。”②社会心态是在一定的思想和心理支配下社会各种群体主观上的情绪、情感、态度等心理状态和社会心境状态，通过言论、行为、习俗、舆论表现出来，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变化的“晴雨表”（揭扬，1999），具有时代性和相对稳定性。③与个体心态不同，社会心态是指社会群体的心智状态，它是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形态以整体面貌呈现的主体状态，具有群众性、整体性、客观性、实践性和历史性。例如，张二芳（1996）认为，社会心态是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形态相互渗透、有机结合而成的状态结构，是以整体面貌存在和流行于社会成员之中、内化为社会主体的精神结构的心智状态，是理性与非理性的中介，具有整体性、转换性、动态性、倾向性、两极摇摆和自我调节性。

这些概念注重社会心态与社会存在、社会意识以及个体行为之间的关系，注重社会心态的社会整体特性和外显特征，对“社会心态”与相近概念（例如“社会意识”“大众心态”“群体心理”等）及“社会心态”与非学术概念（例如“人心民意”“社会良知”等）进行区别。但是，上述概念仅仅指出社会心态不同于个体心理，以及它的一些功能特性，缺乏操作化定义，因而无法解释社会心态到底来自哪里，即无法将联系个体的社会态度、价值偏好和行为取向与社会心态之间的社会心理机制清晰地刻画出来。

在西方，“心态”概念最初是在法国年鉴学派创立的“心态史学”中出现的。据法国年鉴学派历史学家J.勒戈夫考证，从词源学的观点来看，法语的形容词mental源自拉丁文mens，意为思想的、精神的、心理的。在古典拉丁文中没有的中世纪拉丁词mentalis属于经院哲学的语词。在法语中，作为名词的mentalitiet（心态）并非直接派生自形容词mental，而是在19世纪中叶从英语中借用来的。作为mental的派生词的英语名词mentality则早在17世纪就已存在。因此，心态一词是17世纪英国哲学的产物（汝信，1988）。它表示心理的集体特征，某个民族、某个人类群体等特殊的思想和感觉方式，不同于官方的意识形态。1929年，法国年鉴学派发动了对西方传统史学的革命，其主要目标是改变史学仅以上层人物的军事、政治活动为研究内容的状况。此后，新史学将社会文化、信仰、群体共有的意识和观念纳入自己的研究范围（罗凤礼，1998）。心态史学家认为，“心态主要是集体的，它似乎远离社会斗争的沉浮。但如果把它同社会结构和社会发展分割开，将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汝信，1988）。心态史学的视角从一个侧面提出了心态概念，但是，限于学科特性，关于什么才是社会心态的问题，还缺乏进一步的辨析。

我国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费孝通在晚年曾指出，“我回顾一生的学术思想，迂回曲折，而进入了现在的认识，这种认识是我最近强调社区研究必须提高一步，不仅需要看到社会结构还要看到人，也就是我指出的心态的研究”（费孝通，2004）。他提到自己的俄国老师史禄国使用的psycho-mental complex一词，系指“群体所表现的生理、心理、意识和精神境界的现象”，是“一种复杂而融合的整体”，“构成了人类学研究最上层的对象”。他把这一层次的社会文化现象简称为“心态”，但也仍然感到词不达意，是个“模糊的概括”（费孝通，1999）。二 社会心理学视角下的社会心态概念

如果从学科的角度看，社会心理学应该是最适合研究社会心态的学科之一。社会心理学研究的是和社会有关的心理学问题（潘菽，1983）。它试图解释个体的思想、情感和行为，如何受到他人实际的、想象的或潜在的存在的影响（Allport，1985）；同时，也探讨个体的思想、情感和行为如何透过个体对现实的认知、情感和意向这样的建构性心理过程影响他人和社会（Taylor，1998）。

从社会心理学的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到：①社会心理学研究的不但是个体如何受到他人行为的实际的影响，而且研究个体如何受到那些行为潜在的影响，甚至是个体自行想象而具有影响力的那些影响对个体发生作用的过程和机制。②个体在社会中生活，像受到其他影响因素（例如气候、物理环境）的影响一样，受到社会中他人的影响。③所谓他人，不但是指抽象的个体，而且是指由他人所构成的群体、社会、历史、文化等。④所谓影响，不是一个单向的过程，而是相互的过程，作为接受影响的主体，对影响具有建构的能力和解释的能力。由此，社会环境就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外在于人的环境，而是被主体建构过的环境。由此可见，从社会心理学角度研究社会心态，可以揭示出个体心理与群体社会心理、微观与宏观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与机制，应当是非常重要的学科角度，它为对社会心态概念做出恰当的操作性界定提供了保证。

然而，在社会心理学的百年学科史中，“社会心态”并不是一个积累了很多研究成果的领域。这是由于在社会心理学的两大学术传统中，心理学的社会心理学，特别是以北美社会心理学为代表的主流社会心理学主要从个体的角度来建构社会心理学研究的体系和领域。这一学术传统下的社会心理学着重研究个体如何受到他人及社会的影响，并以自身的方式解释和应对社会关系与社会环境。因此，作为超越个体的、以社会整体为分析单位的社会心态，便不被作为研究的对象。不过，作为社会心理学中最为宏观的研究对象，社会心态是基于个体心理的，因此，我们仍然可以从主流社会心理学已有的学科积累中发现研究的路径。同时，我们还可以从社会学的社会心理学传统，特别是社会心理学的早期研究中，寻找到与社会心态有关的问题意识。例如，法国大革命时期关于群众心理、革命心理、集群行为的研究（勒庞，1895/2000；1913/2004）。再如，欧洲格式塔心理学中，关于心理的整体性的研究。三 对社会心态相关概念的辨析（一）国民心态

在以往的相关研究中，有人使用“国民心态”概念来指代社会心态。国民心态强调的是心态的适用国度，或者是强调整个国家中国民的心态，而未能显现其作为社会心理的性质。国民心态实际上与“国民性”及“民族性格”概念具有很重要的相关性。国民性是将国民视为一个较为稳定的整体，从其与其他国家国民的区别性角度进行概括，因此比较注重文化、历史和社会制度的因素，而不是重点从社会心理状态的形成、表达以及其与个体的心理关系的角度进行概括。鲁迅对中国人劣根性的批判及其提出的“改造国民性”思想，也是建立在对中国文化心理的深刻洞悉基础上的。因此，如果使用国民心态这一概念，会与我们探讨的社会心态（即在转型的时代背景下，个人的价值观与生活方式如何凝聚为社会价值观，社会价值观如何影响个人的价值选择，以及这一双向过程的社会心理机制、社会心理结构）的目的之间形成较大的差距，而且也与社会心理学的理论视角不够吻合。（二）民意、民心、公众意见、舆情、舆论

应该说，民意、民心、公众意见、舆情、舆论等概念与社会心态概念是相当接近的。特别是从表现形态上看，它们构成了社会心态的一部分。在许多学术论文中，人们经常把民意、民心、公众意见以及舆情、舆论与社会心态概念混用。但是，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民意、舆论等都是社会心态的表达和表现，但并不是社会心态本身。很多研究者借助社会调查方式了解公众对热点问题的看法，借以描述和刻画社会心态，这无疑是社会心态研究的一部分，但不应该仅限于此。

社会心态不同于民意等概念之处还在于：民意是对某些具体的事件、政策、事实的看法和意见；而社会心态是比较难以触摸的，是渗透到某些看法和意见中的。例如，人们对住房制度改革、选择职业、职业培训、消费方式、闲暇生活、婚姻择偶以及子女教育等持有各种态度和意见，其中可能反映了不同的行为选择方式和价值观。这种行为选择方式和价值观或许并不为某些人所赞同，但是却影响他们对别人的信任，对机构和社会组织或社会规则的信任，从而他们自己也被迫选择了某种行为方式作为应对策略。因此，社会心态表现的不仅是个体的社会心理，而且是某些群体甚至是整个社会的社会心理状态。而后者并不一定代表前者，它有可能与个体的社会心理相悖。社会心态的研究不同于民意调查之处在于，它要发现的并不是一个个个体的意见，而是通过了解一个个个体的意见，研究这些个体的意见在整合起来以后对社会以及个体会产生哪些影响、怎样产生影响、为何产生影响、如何使其变化，从而说明社会心态的机制和作用。而且，通过这一研究，发展出对社会心态进行测量、预测和干预等的方法。严格说来，社会心态研究至少应该由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大众传播学家、舆论研究者和社会心理学家合作进行，并将社会心态纳入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框架。（三）社会心理

人们还常常把社会心态概念与社会心理（整个社会的心理）概念混用。这种混用的基础在于社会心理的宏观意味。作为社会心理学中最为宏观的概念，社会心理或社会心态无法采用属加种差的方法来直接界定。因而，社会心理、社会心态、时代精神、社会心智等概念指涉的都是同一个内涵。由于宏观的社会心理概念常常与微观或中观的社会心理概念混淆（例如，个体的社会心理、群体的社会心理、人际的社会心理、群际的社会心理），因而，如果特指社会心态，就不容易做出区分和定位。再者，社会心理还包括不同分析水平的社会心理过程和社会心理机制，如果与社会心态混用，就会掩盖其应有的内容。正确的区分应该是，社会心态是社会心理中最为宏观的分析单位或分析水平，也就是费孝通所讲的最上层的对象。社会心态有其形成的社会心理机制，其发生、发展要经历相应的社会心理过程。因而使用社会心态（而不是社会心理）的概念，将可以突出它作为特定概念的性质。第二节 社会心态研究的理论视角一 从“群体中的个体”视角看社会心态的心理结构

在世界社会心理学中，居主流地位的是北美心理学的社会心理学，其个体主义、理性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特征使得社会心理学各个研究领域大都从理性、独立、自主等个体的角度，从个体出发来涉及心理与社会的关系。例如，自我，人际知觉，归因，判断的准确性，印象的控制与管理，喜欢和吸引，在社会影响下的从众、服从和依从，与他人的沟通，领导者的个人魅力，权威人格，侵犯，利他，等等，无不是以个体为中心的，而群体只是充当个体心理与行为的背景。

经过近百年的发展，社会心理学对个体社会心理过程的机制已经有了较为成型的理论和一些公认的结论。例如，从个人的内部社会心理现象的角度探讨态度的结构与功能、态度的转变、社会心理表征与社会记忆、社会生活中的控制与自主性、行为的决策与判断、社会动机、社会情感等；从个人特性的社会心理现象的角度探讨自我、个体发展、社会性别等；从人际社会心理现象的角度探讨沟通、语言与社会行为，包括社会规范、从众与服从在内的社会影响机制，吸引与亲近关系，利他与亲社会行为，侵犯与反社会行为，刻板印象，偏见与歧视，等等；从群体社会心理现象的角度探讨组织行为、社会冲突等；从群际社会心理现象的角度探讨群体认同、社会运动等（Deniel et al.，1998）。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对个体社会心理的研究路径循着从外显到内隐、从部分到系统、从表层到深层、从稳定到变动、从个人到人际、从群体到群际的结构。这一路径是从个体出发的，并且着眼于群体中的个体（individual in the group）或个体在群体中，群体只是个体心理活动的背景或对象，其重心在个体。而且，这里面蕴含的一个预设是，个体被他人影响是不妥的、不光彩的，是失去独立性的，因而是要避免的。显然，这样的视角不能被直接用于社会心态研究。但尽管如此，它还是可以提供一个心理结构的重要参照。在此，我们以一个示意图来简要说明（见图1-1）。图1-1 个体社会心理结构及对社会心态结构的推定

从图1-1中，我们大致可以看出，在个体主义取向的社会心理学的视角下，价值观及信仰既是个体的选择倾向，又是个体的态度、观念的深层结构，它主宰了个体对外在世界感知和反应的倾向，因此是重要的个体社会心理过程和特征；与此同时，价值观及信仰还是群体认同的重要依据——共享的符号系统，因此又是重要的群体社会心理现象。

从分析层面上看，价值观可以分为个体价值观、社会价值观和文化价值观。个体价值观是指个体的“价值体系”，包括：①对人及其与宇宙、自然、超自然等关系的构想，对社会及其与其成员关系的构想（简称世界观）；②在文化所属的具体社会中，为了维系具体社会的存在而必须具有的价值理念（简称社会观）；③成员个人所必须具有的价值理念（简称个人观）。这套价值体系给文化社会的成员一个有意义的生活目标，以确保社会制度稳定及正常运作，并给予其成员一套行为准则（杨中芳，1994）。个体价值体系中关于个体与个体之间关系或个体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架构，通常也被称作“社会价值观”，但它的这一层含义主要是指价值体系中有关“社会性”的部分，如个体在小群体中与他人的合作、竞争等策略，而不是指社会层面的价值观（Beggan & Allison，1994）。社会价值观的另一层含义是指“隐含在一套社会结构及制度之内的一套价值，这套价值的持有使现有的社会架构得以保持。社会制度在这里包括社会化、社会控制、社会规范及社会奖惩等。它通过规范、价值、惩罚等，给个人带来外在压力，也通过社会价值的内化，给个人带来就范的压力”（杨中芳，1994）。为了清楚起见，我们把个体价值体系中的社会价值观称为“社会性价值观”（social values），而把隐含于社会制度中的价值观称为“社会的价值观”（societal values）。这是价值观研究从只关注个体价值观层面走向同时关注个体价值观和社会价值观层面所必须进行区分的（杨宜音，1998）。

在价值观的分析层面上将个体的社会性价值观与社会的价值观区分开来，为我们研究社会心态提供了理论基础。个体的“社会性价值观”对应于“社会的价值观”；“个性”（personality，又译人格）对应于理论上的“社会性格”，在民族国家概念形成的近代被表述为“国民性”（national character，又译国民性格）；个体的社会心理状态（包括态度、情绪、价值观、预期、应对策略等）对应于“社会的心理状态”，即“社会心态”。所以，个体价值观和社会价值观以及二者的相互映射关系，应该成为社会心态这一研究领域的核心概念。

从北美个体主义取向的社会心理学已有的成果中，我们得以了解从个体的意见观点到信仰的心理层次结构，并且以此结构推定社会心态概念的心理层次结构也将是由表及里构成的。但是，个体心理与社会心态之间究竟如何勾连呢？这种相互映射的关系怎样成为现实呢？让我们从社会心理学的另一大思想传统中汲取资源。二 从“个体中的群体”视角看社会心态的形成机制

社会心理学的另一大学术传统（即社会学的社会心理学）与心理学的社会心理学相比，较多涉及群体方面，对正式群体（formal group）与非正式群体（informal group）、群集（integration）与集群（category）行为（比如群体的极化现象、群体的沟通网络、竞争与合作、流言的传播、时尚的形成、骚乱和暴动等特殊情境下形成的大众行为）有着独特的贡献。特别是欧洲社会心理学家秉承了涂尔干、塔尔德、勒庞、列维-布留尔、冯特等学者形成的传统，让社会心理学始终具有“社会”的性质。

在社会学的社会心理学看来，群体或大众（mass）虽然来源于每一个社会个体，但却以一种整体的形态存在和影响着每一个社会成员，使人以为这就是自己的观念、态度和意志，或者自己无法摆脱这种观念、态度和意志的控制。早在一百多年前，法国的社会心理学家勒庞（Le Bon，又译黎朋、勒邦、勒朋）便开创了群体心理学研究的先河。他对大革命时期法国人社会心态的研究，特别是他在《乌合之众》（The Crowd：A Study of the Popular Mind）一书中对群众心理（popular mind）的研究已经成为社会心理学研究中的经典（莫斯科维奇，1981/2003）。与勒庞同时代的社会学家、社会心理学家塔尔德（G.Tarde，又译塔德）的《模仿律》、涂尔干（Émile Durkheim）的“集体表象”（又译集体表征）概念和以后的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S.Freud）的《群众心理学与自我分析》、荣格（C.G.Jung）的“集体无意识”概念、麦独孤（W.McDougall）的“群体心智”（group mind）概念都是在这一时期提出的重要的群体心理学概念和群体心理机制。尽管这些学者使用的词不同、表述各异，但都强调群体心理是一种完全不同于个体心理的东西。

经历了心理学行为主义和认知思潮的冲刷和影响，经过几十年沉寂之后的社会心理学，仍然首先是在欧洲，出现了泰费尔（H.Tajfel）的社会认同理论（Tajfel，1978），特纳等人（Turner et al.，1987）在泰费尔社会认同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的“自我归类”（self categorization）概念以及里切尔（Reicher，2001）在阐述群众行为的社会认同模式时对“自我刻板化”等概念的讨论，这一切都让人感到一种回归勒庞的研究取向，一种对社会心理学之社会性质的重新强调。这种回归，大概是源于进入了莫斯科维奇（S.Moscovici）在《群氓的时代》（1981/2003）中所断言的处境：“我们生活在一个大众社会（mass society）和大众人（mass men）的时代里。”

社会学的社会心理学以及欧陆的社会心理学从群体结构、类别，群体规范与压力，群体中的社会角色，集群行为（临时性群众行为、暴乱、骚乱、恐慌），大众行为（时尚、流行、谣言、流言）和社会运动等角度对群体心理学做出的贡献，特别是政治心理学和大众传播心理学对民意和舆论的研究，已经比较接近社会心态这一概念所处的研究层面或领域。

其中，有关社会情绪的研究，例如，乔治（George，1990）的“群体情感基调”（group affective tone）概念，麦金托什等（McIntosh et al.，1994）的“社会诱发性感情”（socially induced affect）概念，凯利（Kelly，2001）对“群体情感”（group affective）、“群体情绪”（group emotion）、“群体心境”（group mood）和“群体特定情感”（group dispositional affect）的区分，为大众心态的情绪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基础。

而欧洲社会心理学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所形成的社会认同理论（social identity theory），作为有关个体与群体心理关系的理论体系，对推进我们在这里所探讨的社会心态的形成机制而言更是极富价值。这一理论从社会认同的角度，通过知觉过程的“类化”（categorization）机制，抓住“心理群体的形成”（psychological group formation）这一关键过程，主要探讨个体归属于群体、凝聚为群体，个体与群体、群体与群体之间关系的社会心理机制，解释了各种集群现象而不是群体（group）和群集现象，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社会心理学家对世界社会心理学做出的最有意义的理论贡献。社会认同理论还解释了大规模群集状态中的去个性化现象和从众现象，以及合作与竞争、语言的认同作用、社会流动等方面的社会心理现象，并根据大量的研究发展出了精细模式，以之与主流社会心理学进行对比。

社会认同理论改北美主流社会心理学“个体在群体中”或“群体中的个体”的视角为“群体在个体中”或“个体中的群体”（group in the individual）的视角，在个体心理与群体心理之间搭建了一座桥梁，但却仍然站在个体的角度，讨论个体如何将群体纳入个体，最为典型的是特纳的“自我类别化”理论以及霍格（M.Hogg）等人所提出的群体动机理论。通过这样一些视角，我们可以揭示个体融入社会的机制。

在“群体在个体中”这一过程里，个体决定群体是否会影响自己，因为是否认同群体的主动权把握在个体手中。而情绪的感染就有一些无意识成分，是个体容易失控的方面。个体一旦认同了群体，受到了感染，就会丧失原有的个别性或责任感，就会消失在群体之中。三 从“群体与个体”视角看个体与社会心态的相互建构

社会心态被理解为“万众一心”“众心之心”，是个体经过社会交往、社会卷入这些社会行为，在心理上经过社会认同、去个性化（de-individualization）、情绪感染、模仿等过程之后，融于群体而形成的 “群体之心”（group mind）。当我们的分析单位从“群体”扩大到“社会”时，“群体之心”就会扩展为“社会之心”（social mind）、“社会共识”（social consensus）和“社会常识”（commonsense knowledge）。

这里所说的社会之心，已经不同于一些正式群体、小群体的心理，而是大群体的、非正式群体的、统计群体的、社会类别的心理，甚至是整个社会的心理；它不再等于个体心理的简单集合或汇总，而是形成一种全新的，与个体心理有可能相同，也可能不同的，不容易把握、不容易辨识，却的确存在，有着巨大影响力的社会心理力量，就像我们在“万众一心”“同仇敌忾”“举世瞩目”“众志成城”“群情激昂”“民心向背”等情境中体验到的那样。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心理氛围中，在由万千个体自身织就并栖息于其中的意义和情绪之网中，发生着个体自身的心理活动。

如果我们有可能整合个体的社会态度及个体的社会性价值观与群体的社会态度及社会的价值观，从而发现社会心态的个体心理结构及群体心理结构、个体与社会的心理互动过程中社会心态构成的心理机制，但这样还是不足以完整地界定社会心态的概念。因为在这两种视角下，个体仍然是一个核心和出发点。事实上，群体影响着个体以及个体决定自己是否要融入群体，还没有涉及个体与群体相互建构的必然与必要性。因此，还需要从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的角度提出一个“群体与个体”（group and individual）相互建构的分析模型。

当大众传媒的影响、消费的大众化、人员的社会流动越来越广泛时，个人与个人的面对面交往关系已经不再是个人的全部关系，个人与群体、个人与类别、个人与整个社会都变得密不可分。社会心态连接着个人与群体、个人与社会阶层、个人与市场、个人与国家，它是这些社会构成要素相互作用的反映窗口，在这个意义上，社会心态不仅是一个名词，而且是一个描述活动状态的动词。个人对群体以至整个社会之心态的感受、想象、猜度、判断、推测，经过一番转换，或直接或间接，或在意识层面或在无意识层面，会反过来对个人的内心和行为产生某种影响。尽管在现代社会，个人之间不再像熟人社会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般的唇齿相依，但是人们却因社会心态而彼此不可能分离。因此，社会心态是个体社会建构的一种方式。个体并非仅仅受到社会心态的影响；相反，他还是这一生存背景的营造者（Reicher，2001）。在社会心态无可避免地镶嵌进个人生活中的同时，个人也通过大众化（massification）过程成为所谓的“大众人”（mass men）。这样的个人与社会的联系，并不一定是通过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建立的，而是一种心理联系，更确切地说，是心态联系。在这样的联系中，个人被社会心态化，社会心态也被个人化。

这样的个体与群体的视角，还应当被放在中国特有的文化心理背景下来理解。这是由于传统中国社会中的“我”与“我们”之间有着相互通融的关系，“我”既不是独立于“我们”之外，也不是消失在“我们”之中，而是借助“我们”来表达“我”，通过“我”（小我）的修养来扩大形成“我们”（大我）。这就与寻找“我”与“我们”差异的“自我认同”不同，也与寻找“我们”与“他们”差异的“社会认同”不同（杨宜音，2001）。这也可能是中国特别需要社会心态概念的文化心理原因。

从个体与群体的视角出发，我们就会发现，社会心态还可以被看成一种社会资源，确切地说，是一种社会心理资源。正像其他自然资源一样，对这些社会心理资源也可以从生成、发现/表达、养护、激发、调集、使用、消减、再生等方面来认识它。社会心态就是政府、社会组织、民间社会的社会心理支持系统。在突发事件来临之际，这一系统能否有效地提供支持，将影响到政府处理突发事件的成效，即所谓“民可载舟，亦可覆舟”。另一方面，个人应对突发事件的行为本身，也是在激发、调用、培育、养护个人社会支持系统中的社会心理资源，并以这一资源的供养人和获益者的双重身份参与到更大的社会系统中去。因而，社会心态是一个复杂系统，它反映了个人与群体、个人与政府之间的多重互动关系与资源共生共享关系，也就是相互建构的关系。第三节 社会心态的分析框架

社会心态研究的理论框架是对社会心态的基本特性和基本结构的系统概括，包括概念界定以及对基本结构的勾画。通过辨析和选择理论视角，我们对社会心态进行了重新界定，并在此基础上针对社会心态的内容结构提出基本构念，从而为社会心态的内容结构、表征体系、因果过程和社会心理效应等理论研究提供依据。一 社会心态的概念界定

在“群体与个体”的分析框架下，我们对社会心态的定义如下。

社会心态是一段时间内弥散在整个社会或社会群体/类别中的宏观社会心境状态，是整个社会的情绪基调、社会共识和社会价值观的总和。社会心态透过整个社会的流行、时尚、舆论及社会成员的社会生活感受、对未来的信心、社会动机、社会情绪等而得以表现；它与主流意识形态相互作用，通过社会认同、情绪感染等机制，对社会行动者产生模糊的、潜在的和情绪性的影响。它来自社会个体心态的同质性，却不是个体心态的简单加总，而是新生成的、具有本身特质和功能的心理现象，反映了个人与社会之间通过相互建构而形成的最为宏观的心理关系。

第一，这一定义试图借鉴个体分析水平（individual level of analysis）和群体分析水平（group level of analysis）对个体社会态度和群体社会态度进行研究的框架，提出社会分析水平（social level of analysis）的框架；第二，这一定义将社会心态的心理层次由表及里地界定为社会情绪基调、社会共识及社会价值取向；第三，这一定义从社会认同、情绪感染、相互建构的角度解释个体与群体之间的联系机制；第四，将社会心态放入“影响变量—过程变量—结果变量”的模式（input-process-outcome model）中进行功能界定。总之，这一定义揭示，社会心态的实质是个人与社会相互建构的最为宏观的心理关系。定义是揭示事物的特有属性的逻辑方法。从逻辑学的角度看，本章采用了发生、互为因果和关系作为种差给出了界定社会心态本质属性的表述。二 社会心态的形成机制和内容结构

社会心态的基本结构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个体从深层到表层以及从表层到深层的体系，即从信念、价值观、态度、观点意见到情绪感受或反过来从情绪感受到观点意见、态度、价值观、信念；其二是从个体到人际、从人际到群体、从群体到群际、从群际到整个社会这种从微观到宏观的多层级体系。两者之间以特定的社会心态形成机制相互勾连、相互影响，从而形成社会心态特有的效应和动态过程。对此，我们将会在本书的第二章和第三章进行较为详细的分析探讨。三 个体、社会心态与现实社会的关系

社会心理学家发现，社会成员的社会行为逻辑是与社会环境息息相关的。

首先，通过社会态度、意见、看法的表达与交流以及社会行为、生活方式的选择，社会成员的个别的社会心理，借助传媒形成社会意愿和社会力量。这种交流和表达在当今有了很多新的技术（例如，互联网、手机等）支撑，让“围观”也显示出了力量。

其次，社会心态，尽管常常是变动不居的，也可以被看成一种社会心理群体的形式。它丰富了有形的、以社会成员身份为基础的社会群体的类型，丰富了个人的社会生活。

最后，社会成员透过自我的表达建构了社会心态，同时也从对社会心态的了解中，不断了解自己的欲求和观念，保持对某些心理群体的归属和认同，从而超越一些其他划分类别的条件，满足个人认同和社会认同的平衡的需求，也是个人社会性的一种实现。因而，了解社会心态就是了解社会成员自己，理解和分析社会心态就是理解和分析社会成员自己，培养和护卫社会心态就是培养和护卫社会成员自己。

总之，社会心态作为一个社会心理事实，不仅是一个重大的理论研究课题，而且与处于转型时期中国社会的社会实践紧密相关。在从“群体与个体”的视角对其进行概念界定的基础上，还需要发展出可行的测量指标，并将社会心态作为影响变量、过程变量和结果变量来研究，从而达致描述、解释、预测和调控社会心态的目的。参考文献

程利、王晓丹，（2002），《略论心态史与中国近代社会研究》，《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86～89。

丁水木，（1996），《社会心态研究的理论意义及其启示》，《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107～114。

费孝通，（1999），《费孝通文集》（第13卷），北京：群言出版社。

费孝通，（2004），《论人类学与文化自觉》，北京：华夏出版社。

冯伯麟，（1995），《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心态研究》，《社会学研究》，2，79～90。

高云峰，（2002），《社会转型时期社会心态的嬗变过程》，《辽宁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2，540～556。

胡红生，（2001），《试论社会心态调控的基本目标及其实现途径》，《甘肃理论学刊》，1，36～40。

揭扬，（1999），《转型期的社会心态问题及其有效疏导》，《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5，53～57。

荆其诚主编，（1991），《简明心理学百科全书》，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勒庞，（1895/2000），《乌合之众》，冯克利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勒庞，（1913/2004），《革命心理学》，佟德志、刘训练译，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

李颍伯、王燕美，（2001），《北京人的社会心态与首都经济》，《北京联合大学学报》，1，108～111。

罗凤礼，（1998），《历史与心灵——西方心理史学的理论与实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马广海，（2008a），《贫富差距背景下的社会心态简析》，《东岳论坛》，29（5），111～117。

马广海，（2008b），《论社会心态：概念辨析及其操作化》，《社会科学》，10，66～73。

莫斯科维奇，（1981/2003），《群氓的时代》，许列民、薛丹云、李继红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潘菽，（1983），《试论社会心理学》，《百科知识》，1，转引自《潘菽心理学文选》，江苏：江苏教育出版社，1987，231～241。

Pawlik & Rosenzweig主编，（2000/2002），《国际心理学手册》，张厚粲主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汝信主编，（1988），《社会科学新辞典》，重庆：重庆出版社。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下载完整电子书